非遗影像中的文化内涵

摘要:近年来，随着媒介融合趋势的深化发展，非遗题材的记录影像生产已成为媒介内容竞争的热点。一方面，多元化生产模式和全媒体传播带来的社会影响，极大地促进了非遗文化的宣传、保护与发展；另一方面，在媒介竞争思维与消费逻辑主导下，缺少价值引导的商业表征与过度消费带来的粗制滥造与同质化，导致非遗记录影像生产与传播中文化失真、内涵模糊、文化灵韵与审美意蕴缺失等现象突出，值得重视。本文试图通过回溯非遗记录影像的历史渊源，从其核心功能、文化内涵表达与审美意蕴呈现等角度，对融合媒介背景下非遗记录影像的表达策略展开探讨。

关键词：媒介融合；非遗记录影像；文化内涵；审美意蕴

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影像（以下简称非遗记录影像），指通过影像方来式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产生渊源、传承体系、实物场所、文化记忆与底蕴，其形式包括非遗纪录片、非遗影像志、网生非遗记录视频等。２０１１年２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２０２２年１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出台了《关于推动新时代纪录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推动落实“中华传统文化纪录工程”，这为新时期非遗记录影像的创作生产繁荣、行业主体发展和传播能力提升，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原则和工作目标。

一、融合媒介视域下非遗记录影像的积极实践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介传播方式已呈现出多元与融合态势，传统电视、网络平台、移动视频的竞争与融合构成了当下视频传播的全景视域，极大地拓展了非遗文化传承发展的媒介空间。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我国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１０２７亿人。①数字技术的普及带来的技术赋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近几年来，大量的非物题材记录影像，以纪录片、专题片、网络短视频等形式，通过传统电视媒介与网络平台的传播，带动了更多的观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喜爱。如《我在故宫修文物》《传承》《手作中国》等非遗题材纪录片的传播，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受到了包括年轻一代人在内的广泛关注，开创了国内非遗题材记录影像传播的新局面。当前，非遗题材记录影像从内容生产到传播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数字技术与网络新媒介加持下，与以往单一的专业生产模式相比，已拓展成为网络用户生产（ＵＧＧ）、专业生产（ＰＧＣ）与行业生产（ＯＧＣ）并行的多元生产模式。②网络平台在通过助力用户制作原创非遗题材影像，借助于互联网及移动终端社交媒体平台上，取得了非凡的传播效果。据《２０２２抖音非遗数据报告》显示，在抖音“非遗合伙人计划”“看见手艺计划”等助力下，抖音上部级非遗项目相关视频播放总数达３７２６亿次，获赞总数为９４亿，抖音视频覆盖的部级非遗项目达９９７４％。③非遗学者、专家和纪录片专业人士是我国非遗记录影像创作的中坚力量，专业领域生产模式主导下的作品具有深度的非遗知识体系和专业的影视制作流程，如陶艺专家李见深的《小塔则》，纪录片导演鬼叔中的《玉扣纸》《罗盘经》，以及“国家非物质文化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所制作的纪录片等，呈现了完整的非遗传统技艺与文化精神，对非遗项目的保存与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以电视台、行业部门为生产主体的非遗纪录片，在传统媒介上对非遗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随着中央电视台《传承》《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片子的热播，在全社会范围内有力地推动了非遗文化的宣传与普及。在政策扶持、技术赋能与社会资本的合力下，不断迭代更新的信息技术带来的传播格局变革，促使国内非遗记录影像生产模式和传播方式发生巨大转变，在全媒介领域内带动了非遗文化全社会影响的扩张，对推动我国非遗文化的传承发展、强化民族文化自信，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融合媒介场域中消费逻辑的文化反噬

效应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不断融合与竞争，构成了我国媒介生态的新格局。依据尔迪厄媒介场域理论，当媒介场域发生变化，场域内出现了新的行动者（新的媒介传播方式介入），惯习（文化实践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媒介资本对文化资源争夺和转化方式也出现了新转向。反映在当下的媒介场域，则是依赖于传统媒介（电视、电影）传播的非遗记录影像，进入互联网时代后，随着媒介变迁，已“处于不同位置的媒介机构及个人，在惯习的指引下，依靠各自拥有的资本进行斗争的场所”，④换言之，融合媒体时代，非遗题材影像已成为传统媒介、互联网平台、自媒体平台相互争夺的内容资源。而非遗记录影像本身承载的文化保护与传承功能———通过记录来保存、呈现非物遗产文化本身内涵与独特意蕴以确保其文化传承性，在融媒体时代媒介商业策略———通过迎合受众、制造热点、追逐点击率的不断表征和形塑下，已沦为“被观看”的大众文化消费品，由此产生的文化反噬效应，值得引起重视。

（一）文化失真与内涵模糊

非遗记录影像中的失真是指在对文化遗产进行影像记录的过程中丧失了其真实性。融和媒体背景下，以“点击经济”“眼球经济”为价值诉求的传播伦理，过于追求市场热点和速度，影像制作者对非遗项目的历史文化渊源调查不足，对其传承过程、传播机制、开发利用等各环节没能体现出持有非遗的社区、群体和有关个人的文化身份，导致其独特的文化特质没能被客观反映出来，弱化了非遗文化的传承价值。如某网络平台播放的关于四川道明竹编的非遗纪录片中，由于缺少严格的历史文脉梳理和田野调查，未能联系地域、历史、风俗等地理与人文背景，对道明竹编自秦朝以来民间生活中所扮演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物与文化消费品的演变逻辑缺乏系统性的描述，对其历史文脉挖掘不够，将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间非遗文化简单地物质外化，过度强调其现代商业价值，强调竹编技艺与现代工艺结合带来的开发利用效应，模糊了道明竹编作为巴蜀民间地域文化产物的历史内涵，弱化了其文化传承价值。此类案例在当下的非遗记录影像表达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文化灵韵与审美意蕴缺失

非遗文化遗产作为人类自然和社会活动的历史遗存，蕴含着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积淀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文化基因和审美意识，具有工具、产品、技能与艺术的多重属性，能够在历史长河中被保留、传承和发展，不可否认具有文化与审美的灵韵。如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蜀绣，凭借其严谨细腻的工艺，光亮平整、淡雅庄重的审美风格，传承两千年之久，被视为巴蜀地域文化的重要文化表征之一。但当前媒介环境中的很大部分非遗记录影像，尤其是以网生非遗记录影像为主，由于制作者对非遗项目本身所蕴含的审美意蕴感受与认知不足，抑或一味模仿、文本盗猎、制作手法简单粗暴，导致非遗项目本身文化灵韵与审美意蕴表达不足，文化吸引力与繁殖力丧失。

三、融媒背景下非遗记录影像文化内涵表达与审美意蕴呈现策略

（一）方法论的回归———影视人类学的溯源

最早的非遗记录影像，源自早期人类学研究中的影像纪录。从早期视觉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包括电影、摄影在内的影像方式，普遍被认为是具备一种对现实进行“客观真实”记录的功能，这种客观真实的影像，可以弥补文字记录的不完善。人类学家早期研究活动中的纪录影像早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先行者，在早期人类学家基于影视人类学研究拍摄的影像中，不管是民族志摄影、民族志电影、纪录片、手绘图画或者是多媒体资料系统中，照片、录像带与电影胶片记录的人类文化活动中，涵盖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内容和题材，如生产技艺、宗教仪式、民间艺术、口头文学、传统礼仪、民俗节庆等，这些人类学影像记录和保存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貌，为正在消失的非物质文化留下了可视的客观证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实践方式、表现形式、历史传承与知识体系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而与之共生的实物形式、工艺技能、表演仪式、文化场所与历史环境，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符号表征系统，而影视人类学采用的田野调查、观察式及参与式等研究方法，遵循人类学理论与原则，能够深度描绘出非遗文化及其生成空间的特性与全貌，在解码非遗文化内涵的过程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可见，影视人类学的影像描述方法，可以为非物影像记录深层次的反映非物质文化内涵与价值提供学科引导。从影视人类学的溯源中，可以看出：一方面，立足于经验实证的影像记录拓展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同时，人类学家留下来的包含非物质文化在内的大量影像成果，在更早的时间内已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发展做出了实践贡献；另一方面，借助于影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如田野考察、观察式、参与式记录等方式，从人类学的角度来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书写方式，并通过拉近专业学术成果和非遗项目的距离来挖掘表述潜力，更有利于全面立体地呈现非遗项目的文化形象与深层底蕴。

（二）再现与表现———文化审美的影像建构

在审美感受中，意蕴是文化艺术产品内在精神理念，具有普遍性、自由性和实体性，是远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心灵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意蕴呈现，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一方面，是指非遗文化在历史沉淀的过程中，本身所蕴含的独特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文化基因和审美意识；另一方面，是非物记录影像通过影像元素的运用、视听语言的组织，来表现非遗文化所采用的视听呈现形式。前者是内在灵魂，后者是其外化形式，审美体验则是在两者和谐统一的愉悦体验中来实现的。当然，非遗记录影像的核心功能是通过影像方式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与内涵，来实现对非物质文化的的保护、记录传承、发展，因此，其外化形式的边界在于，既要呈现出非遗文化本身的审美意蕴，又要真实反映出非遗文化的历史演变、文化空间以及形态功能等客观特征。首先，非遗记录影像必须确保非遗项目的本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是指其构成的基本性质、基本结构、基本功能、基本形态和作为主体的个人、社群、族群对该事象的价值评估。⑤本真性是非遗文化保护传承的核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丧失本真性意味着该文化的消亡。对于非物记录影像制作者来说，非遗文化本真性在影像制作的前期可以借鉴影视人类学的“深描”方法，通过田野调查、文献与史料研究、实物考察、文化空间考察等方式开展深度研究，确定素材范围并基于客观真实性来加以甄选。但需要注意的是，非遗文化的本真性不是一个绝对或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历时性范畴，包含了非遗文化在保持其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所呈现的活态传承与创新传承。与影视人类学注重的工具性观察记录与学理性阐释分析不同，非遗记录影像在呈现非遗文化的本真性时，需要重点关注非遗文化传承群体在坚持非遗基本要素的基础之上对于非遗项目的活态传承、创新性传承。其次，要善于围绕人的故事化叙事来挖掘非遗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的代际传递为传承方式，人是文化的实践、延续与发展的主体，因此，对于其文化内涵的挖掘与呈现，要“以人为本”，以传承人、生产者及非遗族群为主体构建非遗的叙事表达，通过挖掘人在非遗文化传承与生产过程中的行动、经历、状态、心理等，来呈现隐含在文化历史生产中沉淀的精神、观念、审美与情感价值。通常而言，影像创作中的影像叙事采用的是故事化的叙事策略，包括对故事的发掘、组织、讲述方式的整体设计考量等。与传统影视故事化叙事中的虚构策略不同，非遗记录影像的故事化叙事，需要建立在对真实的传承人、素材、史料与事件的利用之上，并尽可能秉持客观的讲述态度，采取过程化叙事和不干涉的方式来实现，因为一但脱离真实性原则，非遗记录影像的价值标准就不复存在。遵循真实性原则，并非简单的复制或罗列客观事实，而是需要建立冷静客观的观察方式，通过对人物与事件的选择、叙事视角设定、冲突与悬念强化、叙事时间组织、时空并行与转换等技巧，来达到一种客观的、再现的、情节化的叙事处理。纵观近几年来非遗记录影像的成功作品，无一不是以人的塑造和表达为核心叙事，来呈现非遗文化的内涵价值的。再次，非遗记录影像的视听语言设计需要把握好“再现”与“表现”的关系。纪录片的客观真实由素材决定，纪录片的艺术审美则受创作者的主观意识左右。非遗记录影像本质上是属于一种再现性的艺术表达，一方面，影视听语言的运用须确保对非遗文化准确与深度的表达，防止失真和失质；另一方面，巧妙而恰当的视听修辞手法运用，可以提升记录影像的艺术表现力，增强非遗文化的审美感受，扩大其传播影响。因此，在客观记录性与视听语言的主观审美性之间做出精准的掌控，把握好“再现”与“表现”的分寸，是非遗记录影像视听语言处理的关键。非遗记录影像中的“再现”，是指对非遗文化进行客真实观记录并得到镜头素材，包括非遗文化的历史信息、实物形态、工艺流程、传承人身份、生成与展示空间、传承形式等，在这些素材的获取过程中，拍摄者要尽量避免过于主观的人为干预和设计，以确保镜头中的画面信息真实客观。非遗记录影像中主观性即记录影像的“表现”性，是指创作者基于某种影像审美风格对素材的主观创造性利用，包括运用象征、暗示、隐非遗保护１０９喻、强化、对比等手段，对画面符号、元素、节奏、空间、景别组接、声画关系等视听要素的控制和设计，以便获得一种有意味的影像形式和特定的情感传递。非遗记录影像中的再现性与表现性，是一种主客观性的辩证统一，如果忽略“再现”，就会丧失非遗文化的本真性，但是仅强调“再现”而忽略“表现”，则会导致一种乏味的表达，在丧失掉影片风格的同时，也会失去对非遗文化“灵韵”的表达。要注意的是，非遗记录影像不是简单的遵循一种自然主义的方法来“对现实进行描摹”，而是纪实性与审美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本真性与艺术性的巧妙融合。以美国“防波堤”工作室出品的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彩色玻璃非遗纪录片《玻璃匠人》为例，在短短十分钟的影片中，创作者利用音乐、声音与画面剪辑，把文化与历史背景、传承人心得、工艺过程、彩色玻璃制品的视觉效果有节律的融合在一起，在呈现传承人者对玻璃艺术执著追求的同时，构成了一部节奏明快、韵律十足的纪录片，把普莱森特维尔彩色玻璃工艺的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引人入胜。这种作品值得我们借鉴。

结语

网络时代快速、碎片化、非理性视觉体验的传播特点及浮躁的传播生态，导致当前非遗记录影像生产中存在大量同质化、表浅化，艺术手法僵化等问题，如何避免记录影像因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蕴的表达缺失而丧失其文化属性，防止非遗记录影像偏离保护和弘扬非遗文化的核心功能，是在实践中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非遗记录影像呈现非遗项目所特有的文化内涵与意蕴，需要在倚仗对非遗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和视听美学的适度构建基础上，来达到一种文化精神层面上的审美呈现。一方面，不同于虚构影像的叙事美学，非遗记录影像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影像方式去阐释文化现象及其背后的历史流变渊源与文化心理，客观真实性是其不可违背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影像语言具有强大的虚构现实功能，如何利用视听美学来呈现非遗文化的灵韵与意蕴，在客观真实与审美呈现之间找到恰如其分的表达定位，是衡量非遗记录影像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注释：

①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５０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可见

②毛国樨：《“看见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记忆与意义生产》，华中科技大学２０２０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抖音２０２２非遗数据报告：濒危非遗视频播放量同比增长６０％》，可见

④丁莉：《媒介场域：从概念到理论的建构》，《社科纵横》，２００９年第８期。⑤刘魁立：《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性本真性与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王晓峰，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骆韬颖，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本文为２０２０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民族地区非物遗产影像记录中的审美意蕴呈现与文化传承价值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２０ＳＹＢ３２）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王晓峰 骆韬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