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7 11:32:16
［摘要］
香料种类繁多，在人们生活中应用广泛。以《太平广记》为线索研究当时人民的生活用香，可以看出在社会生活中，香料不仅应用到家居、香身、饮食、医疗领域，还可以作为建筑的原材料，同时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宗教世界里，香更是不可替代的物品，香料已然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关键词］
《太平广记》；香料；社会生活
香料是能够散发出芳香气味的香物质，分为天然香料和人工香料两大类。天然香料包括植物类香料和动物类香料。植物类香料来源，明人周嘉胄《香乘》说：“然香一也，或生于草，或生于木，或花或实，或节或叶，或皮或液，或又假人力煎和而成。”①动物类香料则多取自动物体内的分泌物。我国的用香习俗起源很早，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先民就开始使用天然草本植物。香料可食可浴，可裛可焚，不仅能去除环境中的浊气，带来舒适的芳香，还能达到医疗保健的功效。香料在古人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香身
（一）佩戴
因香料可以净化身体、除臭辟秽，自先秦始，人们就有随身佩香的习俗，所佩之香皆为兰、艾、蕙、芷类的天然香料，如《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②正因佩香能给人带来感官上的愉悦和精神上的满足，并且其容器轻便易携，所以它除了自己佩戴还可以当作礼物赠与他人，如《太平广记》卷295出《幽明录》“河伯”条记载：河伯女以金瓯、麝香囊与婿别。此处的麝香囊是河伯女表达自己思念之情的载体，希望自己的夫君能睹物思人。除此之外，香囊更是男女之间的定情信物，《太平广记》卷129出《冥报志》“王范妾”条有一个小故事：王范妾桃英与史华期通奸，孙元弼捉奸时发现史华期身上佩有桃英麝香。可见当时妇女所佩之香囊是个人比较私密的物品，赠与男性便有了定情之意。香囊除了可以贴身佩带外，还可以佩于步辇中。《太平广记》卷237出《杜阳编》“同昌公主”条载：“公主乘七宝步辇，四角缀五色锦香囊。囊中贮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此皆异国献者。仍杂以龙脑金屑，镂水晶玛瑙辟尘犀为龙凤花木状。其上悉络真珠玳瑁，更以金丝为流苏，雕轻玉为浮动。每一出游，则芬香街巷，晶光耀日，观者眩其目。”把香囊放置在步辇中可以起到净化空气、除尘等作用。但以异国所献各种名贵香料以及龙脑、金屑制成的香囊挂于步辇四角，则不仅仅为了净气，更是同昌公主显示其地位的一种手段。
（二）制浴汤
沐浴，从古至今都是清洁身体皮肤的主要方式，沐浴过程中，在浴桶中加入香料煮过的水，其中的有效成分更易被皮肤吸收。因此香汤沐浴不仅能够洁净身体、提神醒脑，还可以改善皮肤的血液循环，从而起到医疗保健、愉悦身心的作用。《太平广记》卷114出《河东记》“韦浦”条：“有稚儿食寝不寐，似中恶之状，用兰汤浴之即愈。”“兰汤”即以佩兰煎水煮的浴汤，有发汗、调气、疗风的功效。除了佩兰煮汤，还有用茵墀香煮的浴汤，《太平广记》卷236出《王子年拾遗记》“后汉灵帝”条：后汉灵帝裸游馆用西域所献茵樨香煮为浴汤，让宫人在里面沐浴。这不仅反映了皇帝个人的癖好，还能看出香水沐浴在上层阶级的流行。由于香汤沐浴的治病驱邪功能，它便逐渐演化成一种可以净化自己身体与灵魂的仪式，尤其是在特殊的日子，如婚娶、生子、死亡。《太平广记》卷344出《宣室志》“郑德懋”条载：郑德懋在娶崔夫人女儿之日，用百味香汤沐浴。卷418出《王子年拾遗记》“苍龙条”：孔子之母生完孔子后，便有神女擎香露沐浴其母。卷270“魏知古妻”条说：魏知古死后用香水沐浴。在这些人生大事中用香水沐浴，则有以崭新、洁净的肉体与灵魂迎接人生新阶段的意味。
二、家居
（一）焚香
从古至今，我国都有焚香的习俗，利用芳香植物焚烧所散发的香气达到净化空气、美化环境的作用。由于焚香的好处逐渐被人们认识，加上各朝统治者对焚香的重视，焚香便慢慢变得更加神圣了。这多是由于古人认为焚香的香气可以联系神明，起到信息传递作用，进而在宗教活动中广泛应用，最后逐渐演化成一种表示对神明尊敬的礼节。《太平广记》卷79出《玉堂闲话》“权师”条说：权师可以焚香呼请神；卷306出《奇事记》“冉遂”条说：游察使者子冉遂与其托身之母告别时曰“若有急，但焚香遥告，我当立至”。可能正是由于它的这种作用，在各种宗教活动中，香便得到了广泛使用，日常居家的宗教活动更是如此。读经时要焚香，《太平广记》卷60出《女仙传》载：湘潭有一媪收了一位名叫逍遥的女弟子，逍遥父母不愿，其亲党劝媪，媪“但帚尘易水，焚香读道经而已”。《太平广记》卷66出《集仙录》“谢自然”条中刺史李坚云：“凡人能清净一室，焚香讽《黄庭》、《道德经》，或一遍，或七遍，全胜布施修斋。”对古人而言，读经是一种神圣的行为，读经时焚香更有灵魂与神灵交流的意味。除了读经，供养经书也焚香，《太平广记》卷104出《报应记》“姚待”条说：有屠儿李回奴者请一卷姚待所写《金刚经》，焚香供养。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焚香除了宗教目的，还可净气、放松。《太平广记》卷300出《广异记》“河东县尉妻”条载：县尉妻王氏，“妆梳向毕，焚香闲坐”。又有卷57出《续仙传》“金可记”条说：金可记“常焚香静坐，若有思念”。这时的焚香已经超越其意义，变成人们的生活习惯。
（二）熏衣被
用香熏衣被，可以干燥衣物、驱虫，并间接地使自己身体沾染香气。《太平广记》中有许多衣香场景的描写，可以看出人们对衣物香气的追求。卷319出《法苑珠林》“张子长”条说：张子长白天见到所梦之女，其衣服薰香殊绝。卷31出《仙传拾遗》“徐老翁”条描写一华服：“须臾衣至，异香满室。”不管是描写风华绝代的佳人还是出类拔萃的衣服，都离不开衣服的香味，可见衣之香已经成为当时审美的重要标准之一。熏衣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火焚香料，从而使香气散出，沾染衣服。如刘禹锡《魏宫词二首》有云：“添炉欲爇熏衣麝，忆得分时不忍烧。”③这是用火焚麝香熏衣。另一种是把香料捣好，放在衣箱中或佩戴在身上，让香味自然地沾上衣服，此法为裛衣。《太平广记》卷238出《玉堂闲话》“大安寺”条记载：唐懿宗年间，有奸猾者想偷大安国寺中的绫，便选一人冒充唐懿宗“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龙脑诸香薰裛，引二三小仆，潜入寄绫之院”。此处的熏衣之法，应该就是将龙脑与其他香料按比例混合制成干香后裛衣。熏衣之香除了气味要受人喜爱，还要香味持久，这是优质香料的重要标准。如《太平广记》卷414出《独异志》“茶芜香”条所记载的茶芜香，“若焚着衣，弥月不绝”。由于所有的香料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以透过皮肤进入人体，所以熏衣也可以当作一种医疗手段。《太平广记》卷477出《酉阳杂俎》“虱建草”条：“人有病虱者，虽香衣沐浴不能已，惟水银可去之。”侧面反映了香衣也曾被人们当成一种治病方法。不仅如此，许多熏衣方都记载于中医专著里，如东晋葛洪《肘后急备方》载“六味熏衣香方”，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载五种“熏衣香方”，王焘《外台秘要》记载了五种“薰衣湿香方”。这些香方都是以多种香料按一定比例复合而成，并且用料、配方不尽相同，可见当时熏衣之流行。如《备急千金要方》记载：“熏衣方：鸡骨煎香、零陵香、丁香、青桂皮、青木香、枫香、郁金香各三两，薰陆香、甲香、苏合香、甘松香各二两，沉水香五两，雀头香、藿香、白檀香、安息香、艾纳香各一两，麝香半两。右十八味末之，蜜二升半煮肥枣四十枚，令烂熟，以手痛搦，令烂如粥，以生布绞去滓，用和香乾湿如撩麨，捣五百杵，成丸。密封七日乃用之。以微火烧之，以盆水内笼下，以杀火气。不尔，必有焦气也。又方：沉香、煎香各五两，雀头香，藿香，丁子香各一两。右五味治下筛。内麝香末半两。以粗罗之。临熏衣时。蜜和用。”④熏被，也是古代一种生活习惯，尤其是在冬日，熏被不仅可以使被子更暖和一点，还可以杀菌。至于其工具，香笼是其中一种。白居易《秋雨夜眠》载:“灰宿温瓶火,香添暖被笼。”⑤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专门的香炉可以熏被。《太平广记》卷236出《酉阳杂俎》“丁媛”条载：丁媛“又作卧褥香炉，又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媛始更为之。设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褥以为名”。对于“被中香炉”，清人曹庭栋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且在其所著的《养生随笔》中将其与香笼对比。《养生随笔》说：熏笼只能熏香，不适合暖被，因为火气太大，而“被中香炉”则是熏被的最佳工具，并且在当时并有仿制“被中香炉”者，谓之“香球”。⑥
（三）制床枕
床是供人坐卧的主要用具。春秋以来，除了睡觉，人们读书、写字、饮食都可以在床上进行，唐代出现桌椅后，人们的生活饮食转移到桌椅上进行，床成了专供睡卧的家具。由于床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自古以来，人们对其舒适度要求比较高，将香料用于床中，就是提升其舒适度的一种方法。《太平广记》卷226出《大业拾遗记》“观文殿”条曾载：隋文帝观文殿中有五香重床，“春夏铺九曲象簟，秋设凤绫花褥，冬则加绵装须弥毡”。五香重床即以五香木为材制成的床，据《隋书》载，真腊、赤土皆有五香木，真腊国的五香木可以用来烧尸收灰，⑦但其医药价值未有记载。除五香木外，沉香木也是制床的不错选择，《太平广记》卷119出《还冤记》“支法存”条记载：支法存有“沉香八尺板床，居常芬馥”。沉香作为名贵药材，不仅有助眠的功效，而且防潮、杀菌，在夏天卧于沉香床上还可以防蚊虫，从而保证睡眠质量。枕也是人睡觉的必需品，香枕的功效与香床类似，都是在睡眠中保健人体，但这种享受也只是上层阶级才可以拥有，如《太平广记》卷336出《广异记》“常夷”条载：林邑所献沉香镂枕为梁武帝秘惜。作为皇帝都对这沉香镂枕珍爱至极，可见当时其珍贵。
（四）入墨
制墨是中国古代传统工艺，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制作工艺在不断进步，原料也变得更加复杂。关于墨的原料，秦汉多用松烟、桐煤制墨。汉朝开始出现以中药作为墨的辅料，香料作为中药的一部分，也在墨中得到应用。《齐民要术》卷9记载了三国时期韦诞的合墨法：“……亦以真朱砂一两，麝香一两，别治，细筛，都合调。下铁臼中，宁刚不宜泽，捣三万杵，杵多益善……”⑧《太平广记》中也有麝香入墨的记载，卷208出《朝野佥载》“欧阳通”：“欧阳通以松烟为墨，末以麝香。”麝香入墨的主要功效就是碎胶煤气，使墨的气味更加馥郁芬芳。用这种墨进行书画，又为文房生活添一笔雅致。除了麝香，丁香、零陵香、龙脑、藿香、白檀等香也可以入墨，作用与麝香类似。
三、建筑
（一）作涂料
把香料涂在墙壁上，是用于建筑的一种方法。古代将香料涂于建筑内早有汉朝皇后所居的椒房殿。其涂壁所用之椒为花椒树的花朵，将其制成粉末和泥涂壁，使室内空气芬芳而温暖，居住之人便心情愉悦，再加上花椒本身的医用价值，对人体的好处不言而喻。除了花椒，沉香也可泥壁，《太平广记》卷236出《朝野佥载》“宗楚客”条：宗楚客所造新宅，“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
（二）作建材
将檀香、沉香木之类的木材直接用于建筑中是香料应用于建筑中的另一种方法。这样不仅可以杀虫，维护木质建筑，还可以杀菌、净化空气，保持人体健康。如《太平广记》卷16出《玄怪录》“张老”条载：有一“其堂沉香为梁，玳瑁帖门”，《太平广记》卷237出《杜阳编》“李璋”条载：“杨收造白檀香亭子初成，会亲宾观之。先是璋潜遣人度其广袤，织成地毯，其日献之。”此处的白檀香亭子就是用檀香木所造的亭子。其实，不管是将香料涂在墙上，还是将香木用于房屋中都是非常奢侈的行为，只能上层阶级享受，而在《太平广记》还记载了一种用香更奢侈的建筑，即建筑用香结合两种方法，如《太平广记》中的“芸辉堂”条所记载的芸辉堂。卷237出《杜阳编》“芸辉堂”条载：“元载造芸辉堂于私第。芸辉香，草名也，出于阗国，其香洁白如玉，入土不朽烂，舂之为屑，以涂其壁，故号芸辉，而更以沉香为梁栋……”关于芸辉，其外形洁白如玉，入土而不朽，足以见其质量上乘，沉香则自古以来都是名贵的木料。芸辉堂用与椒房殿类似的方法把芸辉舂为屑涂在墙壁上，又以名贵的沉香为梁栋，其作用已不仅仅为保健、杀菌，更是元载财富、地位的体现。
四、饮食
（一）含咀
把香料含在嘴中是净化口气的一种方法，《太平广记》卷469出《幽明录》“钟道”条说：钟道爱含咀鸡舌香。其实鸡舌香是含香的常用香料，早在汉朝时就有口含鸡舌香的记载，《通典•职官》：东汉“尚书郎口含鸡舌香，以其奏事答对，欲使气息芬芳也”。⑨至于其产地，《文献通考》中说“杜薄国，隋时闻焉……出鸡舌香，可以含……”⑩到了唐朝，口含鸡舌更加成为一种节俗，唐李商隐《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攻讨》诗：“暂逐虎牙临故绛，远含鸡舌过新年。”輥輯訛除鸡舌香之外，《太平广记》中还出现含荷花、含异香的场景。卷23出《拾遗录》“淋池”条载：汉昭帝淋池中植低光荷，“花叶杂萎，芬芳之气彻十余里，食之令人口气常香，益人肌理，宫人贵之。每游宴出入，皆含咀……”低光荷能香彻十余里，并且令人口气常香，可见其珍贵，可能正是由于它的珍贵，其含咀之法才没能像含咀鸡舌香一样流传下来。异香是气味特殊的香料，由于普通常见香料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感官需求，异香就成了人们对香味的另一种追求，如《太平广记》卷272出《王子年拾遗记》“石崇婢翾风”条载：“使数十人各含异香，使行而笑语，则口气从风而扬。”
（二）调味
天然香料由于其气味芬芳，有医疗功能，人们经常将其作为调味品应用于饮食中，既可以进食欲、去腥解毒，还对人体有一定保健功效。在我国，常用的香料有葱、姜、花椒、桂皮、梅等，由于这些香料生长范围广，在古人的饮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太平广记》卷219出《续玄怪录》“梁革”条载：一个叫莲子的丫鬟尸蹶，将她放在床上，床下有微火，“曰：‘此火衰，莲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伺焉。其气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缚，以葱粥灌之，遂活矣。正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这是由于葱粥有发汗、复元气的药效。又有《太平广记》卷132出《法苑珠林》“店妇”条载：唐有店家新妇生一小儿，亲族杀羊庆祝，煮羊时“余人贪料理葱蒜饼食，令产妇抱儿看煮肉”。将葱蒜放入饼中经过烹调后，葱蒜的辛辣味减轻，增加整个食物香味，从而增进食欲。所以当时人们十分喜爱用葱蒜调味的食物。葱蒜之类的香料除了加入米、麦食中增香，还可以放入肉食中去腥，早有《礼记•内则第十二》云:“肉腥，细者为脍，大者为轩。或曰:糜、鹿、鱼为菹，麋为辟鸡，野豕为轩，兔为宛脾，切葱若薤，实诸醯以柔之。”輥輰訛又有《太平广记》卷465出《领表录异》“水母”条记载了云母的烹法“先煮椒桂或豆蔻，生姜缕切而煠之，或以五辣肉醋，或以虾醋，如鲙食之”。椒、桂、豆蔻都是去腥的常用香料，今天的肉食烹饪依旧离不开它们。放入食物中与食物一起烹调，是香料调味的一种方法。除此之外，香料可以单独调制，佐主食一起吃。《太平广记》卷20出《续神仙传》“王可交”条载：王可交煮鱼时“捣蒜韭以食，常谓乐无以及”。此处蒜韭就是将其捣为泥，与鱼一起吃，依旧起到了去腥、调味的作用。由于香料本身的功效，以其作为主料，制作食物，可当药膳。《太平广记》卷149出《逸史》“术士”条：唐李栖筠吃两盘糕糜后“腹疾大作，诸物绝口，唯吃桔皮汤”。桔皮健胃除湿，治脾胃不调，是治消化不良的好食材。
（三）入酒
香料应用于烹饪中可使食物增香，将其应用于酿酒中更是美味。《太平广记》记载了许多用香花酿的酒，《太平广记》卷321出《冥祥记》“庾绍之”条有“茱萸酒”，卷18出《杜阳编》“元藏几”有“菖蒲花桃花酒”，卷195出《甘泽谣》“红线”条有“芫花酒”。香花酿酒的酿造之法有很多种，同一种香花都会有不同的酿造方法，比较常用的方法是在已经酿好的酒中放入香花，由于香花放香，酒便可以吸收香花的香味，从而使酒味中透着花的芬芳。此外，还有一种方法是将香料入酒曲再酿香酒。卷233出《王子年拾遗记》“消肠酒”条记载：张华制消肠酒“煮三薇以渍曲蘖”，此法是先将薇的香气浸染到酒曲中再酿酒，从而使酒味更厚。除了酿酒，用香料调酒也出现于《太平广记》中。卷153出《逸史》“李宗回”条：李宗回“及到华阴县，县令传语，遣鞍马驮乘，店中安下，请二人就县。相见喜曰：‘二贤冲寒，且速暖两大盏酒来，着椒葱。’”卷220出《玉堂闲话》“申光逊”条：“即命醇酒升余，以辛辣物洎胡椒干姜等屑仅半杯，以温酒调。”把新鲜的椒、葱、姜放入热好的酒中既降低其营养的损耗，又助酒力，有驱寒之用。
五、医疗
（一）入药
香料基本上都有药用功能。人们的日常用香除了净气辟邪，还可以防病祛秽。因此香料在医疗领域应用广泛。《太平广记》中解毒之药常用甘草。卷24出《酉阳杂俎》“权同休”条载：秀才权同休得病，有一本村人照顾他，权同休“疾中思甘豆汤，令其市甘草。”甘豆汤的主料为大豆与甘草。《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四》云：“甘草解百药毒，此实如汤沃雪，有同神妙。有人中乌头巴豆毒，甘草入腹即定；中藜芦毒，葱汤下咽便愈；中野葛毒，土浆饮讫即止。如此之事，其验如反掌，要使人皆知之，然人皆不肯学，诚可叹息。方称大豆汁解百药毒，余每试之，大悬绝不及甘草，又能加之为甘豆汤，其验尤奇。”輥輱訛又有卷171出《朝野佥载》“郭正一”条：郭正一婢玉素以浆水粥毒之，于是郭正一“索土浆甘草服之，良久乃解。”卷408《投荒杂录》“治蛊草”条：有解毒及蛊神用无比的药吉财，遇到中毒的人，“夜中潜取二三寸，或剉或磨，少加甘草，诘旦煎饮之，得吐即愈”。治脾泄，卷278出《稽神录》“崔万安”条：“可取青木香肉豆蔻等分，枣肉为丸，米饮下二十丸。”脾虚即脾虚泄泻，肉豆蔻与青木香对其都有一定的作用，《本草纲目•草部》卷14载：“肉豆蔻可以暖脾胃、固大肠。”輥輲訛青木香可以“健脾消食、散滞气、调诸气”。輥輳訛除了这些草部香料，许多木类香料也可以入药。如龙脑香，《广记》卷414“龙脑树”条载：“龙脑香树……香在木心，中断其树，劈取之，膏于树端流出，斫树作坎而承之。入药用，别有法。”龙脑的药用功能，《本草纲目•木部》卷34载：“妇人难产时，则研龙脑为末，少许，新汲水服，立下。”此外，还可以治“心腹邪气、风湿积聚、耳聋”，“去目赤肤翳、内外障眼，镇心秘精，治三虫五痔”。
（二）灸
用艾叶等制成艾卷或艾柱，烧灼或熏烤人身的穴位可以起到一定的医疗作用。《太平广记》中艾灸可以引毒，卷220出《玉堂闲话》“蛇毒”条：“赵延禧说：‘被毒蛇咬后，应在伤口处灸以艾柱，引去毒气。’”除此之外还可以治疣，卷34出《传奇》“崔炜”条载：崔炜用艾成功地帮一老僧和一蛇治赘疣。艾灸的这两种功能，《本草纲目》也有记载。《本草纲目•草部》卷15：艾叶“灸百病，可作煎，止吐血下痢，下部匿疮，妇人漏血，利阴气，生肌肉，辟风寒，使人有子”。輥輴訛治诸虫蛇伤“艾灸数壮甚良”。治身面疣目，则“艾火灸三壮即除”。輥輵訛
六、结语
香料的使用体现在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在人们家居生活、建筑、饮食、医疗等物质生活方面都有广泛应用，正是基于这些不同用途，它对于人们精神世界才有各种独特的意义：恋人之间用香囊来定情、寄托思念，沐浴香汤可以净化身心，熏衣则成为一种审美标准，香料的品种后来又慢慢演化成身份、地位的象征。宗教生活中，香则是通神、表达对神明尊重的物质，这些都表明香料对人们而言已不仅仅是物质材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
作者：方草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在传统的初中化学教学中，教师往往将化学当作一门课程来教，而未引导学生将化学当作一种科学来对待。学生不能从科学的角度理解化学知识，就不能从宏观的意义上理解化学。本次研究提出从社会生活实际走进化学课堂走向社会科学的教学方法，就是为了说明化学教师从科学的角度引导学生学习化学知识。
一、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中的化学现象
在传统的化学教学中，教师不太注重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中的化学现象，部分化学教师甚至认为课本中记载着生活中的化学知识，而且书本中记载的知识更详细、更系统。这些教师并没有意识到引导学生了解生活中化学知识与课本中化学知识的区别。以《爱护水资源》这一节课为例，很多教师会告诉学生：虽然地球上水的覆盖率为70%，但是只有不到1%的水资源可被人们利用，中国是严重的缺水国家之一，我国人均水资源仅仅只有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这些教师并未思考过这些抽象的理论知识不能让学生产生太大的触动。如果教师能够应用开展化学活动的方法让学生关注水资源，学生的感受就会不同。比如有一名化学教师就曾给学生布置调查身边水资源污染的情况，学生通过实地调查才发现，他们周围的水资源不多，并且70%的水资源已被污染，国家目前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净化水资源。在调查的过程中，学生的全身感官被调动，他们能亲身体验化学情境，感受化学现象，化学活动给学生带来极大的冲击力。从此，学生愿意以优化生活为目的学好化学知识。如果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化学的角度学习化学知识，就要应用各类化学活动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化学现象，让学生了解学习化学科学的意义。
二、引导学生探索课本中的化学知识
当学生愿意从化学科学的角度学习化学知识之后，教师可引导学生学习化学基础，让学生了解到掌握化学基础知识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化学知识。例如，当教师以《爱护水资源》为主题，引导学生调查水资源，让学生对周围水资源的污染情况有所了解以后，教师可引导学生进行净化水资源的实验，让学生掌握净化水资源的基础。在开展化学实验以前，教师可引导学生观察被污染过后的水资源与澄静的水资源之间区别，学生通过比较发现被污染过后的水资源颜色混浊，含有各类杂质，闻之有异味；澄清的水资源则是颜色澄澈，没有肉眼可见的杂质，没有异味。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已受污染的水资源和未受污染的水资源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开展化学实验的目的。学生对观察的结果进行分析，认为净化水资源的关键问题就是去除水中的杂质。为了去除污水中的杂质，学生自制了污水过滤包，这个过滤包中有细砂、活性炭等。当污水通过过滤包，物理杂质就能被过滤掉。为了去除水中的化学杂质，学生在物理过滤后的水中投入明矾，然后再次过滤污水，这时被化学处理后的污水从肉眼看上去已经变得澄清了。化学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化学知识时，首先要引导学生学会观察，即让学生学会有目的地了解生活中的事物；其次，要引导学生学会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的方法了解化学问题，让学生学会比较、提炼、总结化学问题。教师应用这种教学方法能够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让学生能够以科学思维的工具理解化学课本中的问题，彻底理解化学课本中记载的知识。
三、引导学生了解社会中的化学应用
在传统化学教学中，教师不太注重引导学生从实践应用的角度学习化学知识，或者仅仅只是让学生从化学课本中简单理解化学应用问题。这种教学方法不能让学生从宏观的角度理解化学知识。为了让学生学好化学，教师要应用引导学生了解化学应用的方法开展化学教学。以学习《爱护水资源》一课为例，教师可引导学生实地参观啤酒厂或煤矿厂污水处理的情况。只有经过实地观察，才会了解到生活中的污水并非课堂上取得的污水一样简单。化工厂中处理的污水含有大量胶状物质，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物理过滤法与化学过滤法都不能有效处理这类胶状物质。为了改变这种污水的性状，化工厂通常应用生物处理法。即将胶状污水送进生物处理池中，加入化学反应剂。污水中的胶状物质被微生物处理以后，胶状性能改变，处理后的物质变成絮状沉淀物。然后，工厂将经过微生物处理后的污水送入其他处理池，进行后续的物理过滤与化学过滤。学生在参观污水处理生产的流程中，能发现生物、物理、化学等科学知识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它们在实践应用的过程中，往往相辅相成，起到各自的作用。以后学生在学习化学知识时，能以宏观的科学视角看待化学问题。教师可在教学中通过引导学生了解化学应用方法，使学生了解到化学理论与化学实践的区别，让学生能从实践的角度思考化学理论知识，然后把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整合，形成一个更为完善的化学知识系统。教师在开展化学教学时，要应用从社会生活实际走进化学课堂走向社会科学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化学科学的角度学习化学知识，应用这种教学方法能让学生深刻的理解化学知识本质。
作者：陈孝根 单位：江苏盐城市大丰区刘庄镇三圩初级中学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考古发掘(1950年)是在新乡辉县市进行的，在该考古工作完成之后发表了第一本考古报告《辉县发掘报告》，由此可知新乡在新中国的考古历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及新乡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新乡这片文明富饶的土地上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考古工作，出土了诸多珍贵文物，填补了新乡文物史上的诸多空白，也为认识新乡历史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如新乡辉县市孟庄遗址的发掘，把新乡历史从6000年的仰韶文化推至8000年的裴李岗文化。整体观之，在新乡考古发掘及所出土的文物中，汉代墓葬占有一定比重。这些汉代墓葬具有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汉代新乡地区的社会风貌。
一、新乡汉代考古概况
自1950年发掘辉县固围村战国、汉墓以来，河南省及新乡市考古工作者在新乡地区相继发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包含多个汉代墓葬及遗址，如20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火电厂改扩建发掘汉代墓地、配合京珠高速公路安阳至新乡段建设所发掘的卫辉倪湾汉代聚落遗址、凤凰山汉代墓地、王门汉代墓地、原阳西汉墓地等。
(一)辉县至凤凰山至卫辉一线考古从2006年3月至2014年元月，在南水北调干渠及支线工程项目中，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对辉县市百泉墓群、固村墓群、庞村墓群、张雷墓群、赵雷墓群、金河小屯墓群、凤泉区前郭柳墓群、王门墓群、卫辉市山彪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战国两汉至唐宋明清时期的墓葬420余座。在此次考古与所出土的文物中，与两汉时期有关的墓葬占有很大比重。需要指出的是，自辉县至凤凰山南麓东西一线，是战国两汉墓葬聚集区域，在此处埋藏着大量该时期的竖穴土坑墓、土洞墓、砖室墓。
(二)新乡县金堤的发掘2013年4月，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乡县焦田庄发掘了黄河故堤遗址，《平原晚报》就此事件相关报道［1］。在该遗址中有两处古代的黄河大堤，其中一号大堤呈东北－西南走向，共计14层。根据所出土的遗物推断，此黄河大堤的修建年代为南宋时期，这就与《新乡县志》所记“庆元元年(1195)，奉召，开凿新河，于新乡县南修石岸14里”相吻合［2］。二号大堤叠压于一号大堤之下，共计9层。根据叠压关系、堆积分布特点，以及出土文物残片，可推断该号大堤为东汉遗迹，《后汉书•王景传》对此有所记，“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3］，由此可知该号大堤修建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
(三)全顺线材厂东汉大墓的发掘2010年3月，为配合全顺线材有限公司西厂区建设，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市区西环路发掘了一座大型砖石结构墓葬。该墓葬有高高的夯土封土堆，最高处残高3米，长宽各有20米，由此可以想象到该墓葬在古代时的高大醒目。然而该墓葬也遭受多次的盗挖与破坏，因为在封土发掘时发现了多个晚期的盗洞。墓葬由墓道、甬道、封门、前室、后室、2个侧室等部分组成，俨然一座墓主人生前豪宅的缩影。尤为可贵的是，该墓葬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四角攒尖顶。同时，该汉墓出土了大量随葬品:陶罐、壶、豆、盘、耳杯、案、井、猪圈、猪、狗、鸡等。在此次所出土的文物中，有明器车马饰件、半两钱、剪轮五铢钱。文物工作者认为“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的特征分析，该墓的时代应为东汉晚期”［4］。
(四)原阳西汉早期空心砖墓的发掘2015年2月，新乡市原阳县文物钻探队在对原阳县文化艺术中心人防工程项目建设区域进行文物钻探时，在探区中部发现了一处古墓群，初步统计有28座墓葬。为配合基建工程，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对此墓葬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次所发掘的28座墓葬，整齐排列，规划有序，多两两并列分布，考研工作者怀疑为祔葬(合葬)，即死后葬于先茔之旁。此28座墓葬均为空心砖墓，随葬品多为仿铜陶器。在此次的文物挖掘过程中，还发现了铁剑、铜镜和半两钱，以及彩绘陶壶、陶罐。新乡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初步判断，该墓葬“为西汉时期古黄河南岸的家族式墓葬群，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5］。此次考古发掘的完成具有双重意义，不仅有效地保护了该建筑区域的地下文物，提取了大量的考古研究信息，而且也为建设方排除了地下隐患。
二、新乡汉代时期的社会生活
由上述可知，新乡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地下埋藏着大量的历史文物。在新乡所发掘的众多文物中，墓葬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尤以汉代墓葬最为丰富。整体观之，这些文物，尤其是汉代墓葬，基本上折射出当时新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们为认识汉代新乡的社会风貌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
(一)汉代新乡的社会文化心理在新乡所出土的汉墓中，常随葬一种很特别的陶制飞禽———陶枭(又称鸮)。陶枭随葬的现象，仅限新乡及其周边地区，如鹤壁、焦作。陶枭随葬现象具有双层意味，一方面枭是商代商族的图腾，崇拜的风俗，由此表明新乡汉墓的墓主人有一部分是商人的遗民，保留了商人的遗风。这是因为殷商迁都今之安阳，而新乡与该地相距不远，由此在所难免地保留了浓厚的殷商文化因子。另一方面枭在汉代又是战神的象征，由此不难理解在新乡所发掘的汉墓中，成年男性多随葬铁剑、配刀等武器，该现象表明了当时新乡人的尚武精神。由上述可知，在新乡所出土的汉墓不只是一件件普通的物品，而是蕴藏着当时该地区浓厚的社会文化心理。
(二)汉代新乡的庄园经济形态1994年为配合京珠高速公路安阳至新乡段的建设，河南省及新乡市文物考古所在该路段沿线进行了文物调查和挖掘，在卫辉的倪湾发现了大量历史遗址。在卫辉倪湾遗址中，含有大量与两汉文化相关的文物，如夯土围墙、五铢陶钱范。同时在该遗址的聚落区发掘大量的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而在该遗址的聚落区发掘了制陶作坊，同时在此区域发现大量的大型缸、瓮、罐等残片，此乃汉代典型的庄园经济形态。
(三)汉代新乡的冶铁业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在辉县市进行的，在该市固围村所发掘的战国大墓中，首次发现了大量的铁质生产工具。在新乡所出土的汉墓文物中，包含着大量的陶灶，其中部分灶上陶釜模印有官营。在这些陶釜上有模印的“内三”“内二”铭文，此乃汉代官铁营作坊的名称。其中王门墓地M71出土了一件二孔灶(编号M71:1)，而在该灶的两个釜上，分别模印有“五斗二石，内三”和“内三，三石”字样，同时在此二釜上均有范线，这显然是国家铁官作坊所生产的釜。“五斗”“二石”“三石”是指釜的容量，“内三”是指釜的生产厂家，也即河内郡第三铁官作坊。新乡地区所出土的陶釜铁官铭文，多为“内三”铭文。结合辉县市所发现的战国古共城铸铁遗址可知，“内三”铭文的铁官作坊就在辉县设置。由上可知，在汉代，新乡的铁器生产和铸铁技术非常发达，不仅能够生产各种铁制工具，而且所生产出的铁制工具非常精美。
(四)汉代新乡的饮酒习俗汉代新乡的社会生活，盛行饮酒，这在该地区考古中所出土的文物中得以证实。在新乡所挖掘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饮酒器皿，如成套的酒器耳杯以及三足樽，其中在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发现了辉县市汉墓所出土的一件三足樽，该樽上有用白色颜料所书写的“酒樽”二字。饮酒器皿为饮酒提供了工具，也是饮酒得以进行的重要保障。再者，在新乡所挖掘的墓葬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随葬谷物，这些谷物被装在陶罐之中，由此为酿酒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在新乡所挖掘的墓葬中包含大量的饮酒器皿及酿酒的原料———谷物，该现象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它在某种程度上映射出汉代新乡人的生活习俗，从中揭示了饮酒在汉代新乡社会生活中的盛行。
(五)汉代新乡的养猪业汉代新乡的养猪业极为发达。在西汉中晚期的墓葬中开始随葬陶猪圈明器，降至东汉时期，此现象更为明显。在新乡所发掘的汉墓中发现了大量的陶制明器猪圈，这些陶制明器猪圈大多经过精心的设计与科学的规划，在猪舍的设计和建造方面都非常考究，追求合理实用的最大化，它们均有圈墙，且上有厕所(多数为二层设计，显然是储存猪饲料的仓房)。上述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彰显出汉代新乡人在养猪方面非常规范，并且已经达到规模化的程度，奠定了汉以后中国的养猪模式。同时这些陶制明器猪圈内多模制母猪及猪仔，有的猪仔多达8只。猪在汉代是财富的代表，也是汉代人生活品的重要构成部分，由此成为时人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再者，王门墓地M27出土了一件猪圈(编号M27:46)，它的厕顶二面坡悬山内脊上刻有“大将军李一”的字样。李一是该墓的主人，猪圈内所放置的模印印有一头奔跑状的猪。此猪獠牙明显，具有野性，应该是一头公种猪。由于该公种猪在李一生前为他带来了财富，故李一死后把该公种猪封号随葬，由此足见当时新乡人非常重视对猪品种的选择培育。总而言之，在新乡所发掘的汉墓中发现大量与猪相关的文物，其中以陶制明器猪圈最具代表性，此现象具有双重的历史文化价值，一方面它在某种程度上映射出当时新乡的养猪业非常规范，另一方面也从侧面暗示了当时新乡人对养猪业的重视，而在这其中蕴藏着他们对能够给他们带来财富的相关物品的珍重，也从中体现出他们对财富价值追求的心理。
(六)汉代新乡的城邑经济新乡县金堤的发掘，证实了黄河在汉代新乡的走向，是从新乡延津折向北经滑县东流。黄河在新乡的流经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它为新乡提供了重要的农业灌溉用水，由此促使时之新乡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又为当时新乡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其次，它为当地居民以及牲畜提供了重要的用水。在上述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汉代新乡的人口繁衍迅速并且沿黄河两岸集聚，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城邑。在汉代，新乡的城邑经济发达，城邑密集度高，如宁(获嘉)、南阳(获嘉)、凡(辉县)、共(辉县)、新中(新乡县)、汲(卫辉)、扈(原阳)、圈(原阳)、践土(原阳)、市丘(延津)、清丘(封丘)、黄池(封丘)。上述城邑在新乡所出土的文物之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详情可参看相关文物。再者，在新乡所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大量与经济活动相关的物件，如原阳西汉早期空心砖墓中的铁剑、铜镜、半两钱、彩绘陶壶、陶罐，卫辉倪湾遗址中的制陶作坊，在辉县市固围村所发掘的铁质生产工具。上述文物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汉代新乡经济之发达，其中在手工业方面尤为突出。
三、结语
新乡历史文物丰富，历史遗迹遍布各处，其中以汉墓葬最具代表性。迄今在新乡发掘出多个汉代墓葬，而这些汉代墓葬不再仅仅是一件件普通的物件，而是承载着丰富的信息，从多个角度映射出汉代新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还原了新乡的社会历史面貌，且对于认识新乡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考古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发现、抢救、保护古代文明，而且重在阐释古代文明的价值，因此对于新乡所出土的珍贵历史文物及挖掘的宝贵历史遗迹，不仅要更好地予以保护，更应该阐释它们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以此配合新乡市委、市政府的文化强市战略，努力推动新乡由文物资源大市向文物资源强市、由文化资源大市向文化资源强市的转变，更好地服务于新乡的社会经济发展，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勾鲜瑞 李慧萍 单位：辉县市博物馆 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寻找生活化的教学素材
高中政治教学如果离开富有时代气息的生活实例就会如“无本之木”毫无生机。因此，高中政治教学需要与社会生活进行有机融合。这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寻找生活化的教学素材，把具体的理论知识和生活素材相结合，调动高中生学习政治的兴趣。信息时代的到来促使科技产品被逐渐应用到政治教学中，政治教师可以在此基础上利用互联网搜寻生活化的教学素材，跟随时展的脚步，利用互联网浏览新闻，关注国内和国际的重大新闻事件，为自己的教学搜寻素材。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在讲课时就可以就教材的具体内容进行拓展，穿插一些国内外的新闻，这样可以做到讲课新颖，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政治教师需要巧用社会热点，利用社会热点创设生活化的教学环境，让具体的生活化环境激发高中生探究的热情和动力。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把具体的社会热点和学习情况相结合，提高政治课堂的教学效率。
例如：在讲解“中国的外交活动”时，政治教师可以结合近年来的外交活动进行具体讲解，这样就可以把抽象的知识化为形象的知识，加深高中生对政治知识的理解。高一、高二处在接受新知识的阶段，Kechengyujiaoxue课程与教学因此，政治教师需要注重把政治知识与社会生活相结合，在学生较容易接受新知识的阶段，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帮助学生对政治知识有一定深层次的理解。又如：在讲解公民责任和权利时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具体的生活材料，借助材料帮助学生记忆公民的具体权利以及让学生了解到公民需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权利。“2015年3月16日《检察日报》有这样一则新闻，标题是《落马贪官刘铁男》：‘我怎么会堕落成这样呢？’”教师在讲解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义务时可以借用中国现阶段反腐新闻，来告知学生公民行使权利需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而政府权力的行使会受到监督。教师通过在教学活动中插入社会新闻可以拓宽高中生的视野，还可以引导高中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开展生活化的教学活动
虽然课堂是政治教学的主要阵地，但是如果学生长时间处在封闭的空间内学习，那么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因此，政治教师需要把课堂延伸到室外，通过开展生活化的实践活动，启发高中生的思维，锻炼高中生的政治实践能力。教师可以多开展一些例如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真正让学生把知识落实到实践活动中，不断提高高中生的社会实践能力。高中是学习的重要阶段，在传统政治教学模式下，政治教师片面强调学生的成绩，用成绩作为衡量学生学习能力的标准，在政治教学中忽略学生的感受，只是一味地强迫学生接受知识，并不在乎学生是否真正地理解知识。在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下，学生的自主性无法发挥，长此下去会降低学生对政治的学习兴趣。因此，教师需要寻找合适的教学方法，多用实践活动带动高中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摆脱课堂沉闷的氛围，在社会实践或者具体活动中感受政治知识的魅力。政治教师可以在学生寒暑假时期，为学生布置实际任务而不是书面作业，这样会创新预留作业的形式，让学生在缓解学习压力的同时升华知识。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去西柏坡，看看革命起源的地方，感受一下国家领导人的居住环境，让学生在此基础上结合建党90周年，从政治生活的角度说说如何为中国共产党献上自己的祝福。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可以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学生可以在新颖的作业模式下找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还可以在实践中夯实自己的理论知识，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三、创新生活化的教学方法
与社会生活的有机融合还需要教师创新生活化的教学方法。传统的政治教学方法已经不适合时展的潮流，终将被社会淘汰。因此，政治教师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结合时展的进程和教育变革的需要制定生活化的教学方法，使教学方法更适合高中生的发展，更符合当代政治教学的要求。为了使政治教学贴近高中生的生活，教师需要在课堂上穿插一些生活化的提问环节，让学生根据教师的提问回答问题。教师需要搜寻具体的问题进行提问，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的问题，而不是“假、大、空”不切实际的问题。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在课堂上增加一些与学生互动的环节，在与学生互动中与学生形成良好的关系，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在提高教学效率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总之，政治教师应该在教育变革的大背景下创新自己的教学模式，选择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使政治教学与社会生活进行有机融合，让高中生把高中政治课当作一种愉快的课程，感受政治课程的魅力，然后提高自己对政治课的兴趣，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
作者：陈晔红 单位：江苏省苏州市第五中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传统发展模式到现代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成效。相对来说，上层建筑方面，道德建设由单一格局发展到多样化，使得道德观念发展过程中总会和传统道德规范、行为习惯产生矛盾和冲突。由此来看，社会道德状况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范。如何正确看待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危机，进行道德重建工作，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道德危机的实质和标准
（一）道德危机的实质道德危机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原有道德失范、道德评价标准多样化，在人们的内心表现为不安和困惑。据20世纪90年代的一项权威调查显示，调查对象中“没有信仰”的人占36.09％，如果把“曾有过信仰”的人视为“当前已经没有信仰”，那么这个数字会达到58.33％。[2]所以，道德危机在当今社会已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并非杞人忧天，而有充足的证据。
（二）衡量社会是否存在道德危机的标准评价社会是否存在道德危机的主要标准包括：（1）道德体系自身标准受到冲击。（2）道德语言和行为不相符。诚信缺失作为社会道德的一种显性体现，一系列的商品造假，使人们无法相信事物的真实性。例如，老年人不小心摔倒，如果无人帮助，会认为这是没有道德的表现，因为助人为乐是一种美德；若有人帮助，又害怕其家人诬告或讹诈，这种“是否帮助他人”的内心挣扎就是道德语言与道德行为不相符的体现。（3）道德信念不坚定。一些人的价值观只趋向于金钱、权力、奢侈、腐朽，使得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到处蔓延滋生。因此，道德无用论使得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发生扭曲。
二、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危机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种转型带来的一个主要变化是个人主体性不断增强和个人利益最大化，每个人不再只以社会人或家庭人而存在，而主要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而存在。因此，个人品德所反映的就是一定社会关系所规定的道德原则在个体思想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特征。
（一）社会公德的缺失社会公德，即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公德包括人在社会交往、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表现，具有普遍性的特征，是人类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最低层次的道德要求，但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公德缺失现象却如此普遍，插队、乱穿马路、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比比皆是。
（二）家庭伦理道德的演变家庭道德渗透于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国外思想涌入中国，受多种文化的影响，中国的传统家庭道德也出现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三）职业道德的迷失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下，由于人们过分追求商品经济利益最大化，导致整个社会的职业道德出现严重偏差，一些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良知，违反职业道德规范，导致我国职业道德出现众多问题。
三、我国社会出现道德危机的原因
本文主要从社会宏观背景，以道德表现的三大领域为指向，展开对道德危机出现原因的探析。
（一）经济原因现在，拜金主义、钱权主义等价值观支配和占据着众多民众的内心。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完善，在这一转型期内，诚信道德缺失问题比较严重。长期以来，人们受到市场经济“效率至上”的影响，无法明晰自身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能对广大消费者负责；受“私德”的影响，注重个人利益和个性张扬，不会考虑公共道德的约束规范；受强权的影响，无法肩负起个人责任，不能履行应尽的义务。上述情况最终导致个人利益和权力凌驾在他人、集体和社会利益之上，为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将会不择手段。
（二）政治原因在现代社会，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建立相对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使社会的各种资源在全社会的各个阶层尽量得到合理分配。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那么公众的趋利能量就不能有一个正当的宣泄渠道，就会出现分配不公、社会心理失衡和社会落差巨大的情况。
（三）文化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逐渐失去约束力，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分化使以前统一的规范解体。旧的社会道德和价值体系解体后，并没有出现新的被人们共同认可的规范，这就会导致人们精神空虚，让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不断涌入我国，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民主观念、科学技术，这对我国改革推进具有一定的激发性，但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也会给我国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如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当腐朽观念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落后内容一并被认同后，便会诱发道德滑坡。
（四）社会原因道德境界中最崇高的境界是只讲奉献，不求回报。我们也会常常通过媒体报道看到一些助人为乐者并未获得社会肯定，反而受到社会打击。在这一社会中，赏善罚恶被人们当作评价社会道德优劣的标准，但当社会出现赏罚错位现象时，就会体现出社会不公的一面，极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导致个人道德信仰动摇。
（五）教育原因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就在于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而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道德教育。良好的道德表现不仅是社会对个人的要求和愿望，也是每个人在学习、工作、生活中的需求。然而，长期以来，我国道德教育存在诸多问题。例如，重视整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和利益；重视教育者的主导地位，忽视受教育者的主导地位；重视道德教育，忽视社会实践；重视科技教育，忽视人文教育。这种道德教育也是造成道德危机的重要原因。
四、道德重建的对策研究
道德重建不是对现有道德现状进行简单的完善和再建，而是构建形成一种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具有现实性的道德内容。道德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仅靠单方面的措施无法完成这个系统工程，因此，应全方位、多层次地进行道德重建。
（一）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重道德重建，在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方面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市场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平等，这就意味着市场活动的参与者是平等自由的个体。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沿着健康、合理的轨道发展和道德重建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市场经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理性和非理性逐利，因此，在发展经济过程中要注意引导经济的理性发展。因为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市场，而是为了人民之所需，为了科学的发展。最后，市场经济发展的变动性和道德信仰的相对性之间的矛盾应注意给予调节，因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对经济环境具有人为操作性，所以要控制人们的趋利心理。
（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在民主社会中，首先要做到政治民主，开拓人的视野，激发灵感。而专治会带来人们思想的僵固，使人愚昧无知，打消人们的积极性，堵塞道德功能的发挥。法律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它可以消除人们有法不依的主观随意性，给人类社会提出具体的规范准则，运用强制手段消除危害社会的行为，增强社会信誉度，维护社会秩序，特别是对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个人的不道德行为，应运用法律规范。只有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道德重建的实现才会成为可能。
（三）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建立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在道德重建工作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坚持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开展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等行为规范。其次，坚持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指导，形成多样化的文化氛围，达成社会共识。应对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地批判和吸收，对世界各民族的优良伦理道德科学地借鉴，这些文明成果能够形成道德重建的价值根基，建立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新型道德秩序，形成和谐、稳定和健康的社会环境。
（四）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公民自律以思想道德教育为依托，弘扬自我道德行为。首先，从思想道德教育对象来看，接受道德教育者包括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成年人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主认识社会，而未成年人还须在心理和身体上不断被塑造。其次，道德教育强调言传身教。当前一些道德在社会实践中只被当作一种形式来执行。造成这种结果，主要是因为道德教育实施方式上的局限性，应让道德教育可以反映在人们的实践中，自觉自愿地接受道德规范，采取自下而上、由内到外的道德灌输方式，在无形中自发实施规范的道德行为。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面临的危机不只是经济、政治危机，道德危机也在影响着中国发展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对国家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的不断增强，我们应高度重视道德重建工作，提高全民的综合素质，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型道德要求，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作者：宋阿娟 单位：西安理工大学 思政部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女性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她们担负着种族繁衍的任务，并和男性一起创造着历史，共同推动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然而，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男性掌握着各种权力和社会资源，女性成了男性的附属品，从政治活动到经济生活；从文化观念到法律制度；从社会体制到家庭关系，无不浸透着“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而在此过程中，也有中国女性抗争男权文化的典型代表，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独立结合起来。鸦片战争以后，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逐渐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他们忧国忧民，并积极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与此同时，鸦片战争也使中国的大门洞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男女平等思想也逐渐传入我国，并启发了知识分子重新考虑女性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呼吁政治变革的同时，对束缚女性的封建礼教进行批判，他们主张通过参加反帝斗争、兴办女学、废除妇女缠足等形式逐步实现男女平等，并把妇女解放和救亡图存、强国保种联系在一起，由此揭开了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近代以来，辽宁地区的妇女运动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一、参加反帝斗争
早在18世纪，英、美、俄等国就向辽宁的锦州、营口、盖平（今盖州市）、岫岩等地倾销鸦片，以获取暴利。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舰队曾在复县长兴岛以南和金州一带海面出没，骚扰掠夺渤海沿岸和辽东半岛。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占大连湾后，拆毁民房，抢夺百姓的粮食、牲畜等。甲午中日战争时期，日军入侵了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凤城、宽甸等地，后来又在庄河市花园口登陆，偷袭金州，侵占大连、旅顺，日军所到之处，强奸妇女，洗劫财物，并在旅顺屠杀居民2万人。面对日军的暴行，手无寸铁的当地妇女为保全名节，以结束生命的形式表达了对日军的反抗，如“金州城内西南城根曲氏一家10名妇女（成年妇女7人，女孩3人）为避日军凌辱，一起投井自尽。”
她们的后人为铭记先人，不忘国耻，将其投身的井命名为曲氏井。清末民初，辽宁地区在近代化进程的大趋势下，民众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尽管，这10名妇女投井的行为验证了千百年来男权文化对女性贞洁意识作用的结果，但其行为本身客观上也说明了女性用实际行动反抗侵略的坚强决心和意志。19世纪中叶，俄国侵占了我国北方的大片领土。1896年，俄国攫取了东省铁路（又称中东铁路、东清铁路）的修筑、经营、运送军队等特权。1900年，俄国以保护正在修筑的东省铁路为由，出兵6路，大举入侵我国东北地区。其中有两路军直犯辽宁，一路进攻旅顺、盖平（今盖州市）、营口、辽阳、盛京（今沈阳）；一路由参加八国联军的部分俄军组成，从天津经山海关进攻锦州。入侵的俄军，对辽宁民众进行烧杀抢掠，据相关文献记载，“仅在海城牛庄一带，侵略军一次就用马刀砍杀了逃难的中国民众几千人。”
面对俄国的侵略行为，辽宁妇女和其他民众一起，纷纷奋起抗击。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延伸到辽宁，到五六月份时，盛京（今沈阳）、辽阳、铁岭、营口、锦州、朝阳、安东（今丹东）等地的广大妇女纷纷参加了义和团的“红灯照”。她们和其他义和团成员一起，烧教堂、扒铁路、捣毁俄国设立的铁路公司，并到处贴揭帖，号召民众行动起来，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领土。其中“，铁岭‘红灯照’李孀氏率一千多名团员，攻打并焚毁了龙首山脚下的天主教堂和东关的耶稣教堂。”后来，随着义和团运动被国内外势力的联合绞杀，在辽宁兴起半年多的义和团运动也随之失败了。尽管，辽宁妇女参加的义和团反帝斗争如烧教堂、扒铁路等行为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其抗击行为客观上也反映出当地普通妇女最朴素的爱国情怀。
二、女学运动的兴起
近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变革的时代，在萌发于中国内部的先进力量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巨大推动下，中国逐渐走上了近代化的历程，并由此带来了女性近代化的发展。妇女解放也和强国保种、民族独立联系在一起。近代女学的兴起，使女性接受教育成为可能，而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女性近代化的发展。中国近代女学的发端，是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的，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积极倡导下，1897年，以谭嗣同之妻李闰、康广仁之妻黄谨娱为倡导理事，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个以女子为主体的学会组织———中国女学会。1898年，梁启超协助国人在上海创办了第一所女学堂———中国女学堂。同年，中国近代第一份女子报刊———《女学报》创刊，由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和梁启超的妻子李惠仙等人担任主编。维新派关于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想观点以及身体力行的行为，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为清末民初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1905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教育逐渐被官方倡导，1907年，清政府颁布《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此后，女学逐渐兴办起来。但当时的女学，男女比例差距是很大的，“据1907年统计，当时有女子初等学校391所，有女学生11936人，男女学生人数相差很大，其比例为49：1。”
辽宁地区的女学以教会创办的女子私塾为起点，1907年，英国教会将在1901年小津桥开办的女子私塾改名为坤光女学堂。而随着官方教育体制的改革和维新派人士的倡导，辽宁地区的女学也逐渐有所发展，“在盛京，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官立女子一小（南关）、二小（北关）和私立淑慎女学创立；大北关官立模范小学招收女生1个班；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官立女子师范学堂成立。”清宣统三年（1911），营口、安东（今丹东）、辽阳、岫岩等地相继建立女子小学堂。同年，奉天女校、辽阳女子师范学堂、铁岭清真女学堂相继开学。当时，女学的课程设置仍然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注重缝纫、刺绣等。女子小学设家事一课，女子中学设园艺一课。1918年，旅顺师范学堂成立，并率先男女同校。而直到1928年，东北大学才开始招收女生，至此，女性才有机会进入高等院校。此外“，20世纪初，奉天省每年有十多名女学生留洋，去日本女子实践学校学习。”辽宁地区女校的兴起，使女子教育成为可能，对于培养知识女性，推动辽宁地区妇女运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废缠足运动的发展
关于缠足的起源，众说纷纭，一般以南唐后主李煜让其妃子娘缠足始，大致到了南宋时期，缠足习俗在民间逐渐流行起来。近代废缠足运动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这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需要。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维新派把其和民族独立结合起来，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民权平等为思想武器，揭露和控诉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初步提出男女平等的思想主张。康有为在其代表作《大同书》里对压迫女性的封建伦理纲常进行了批判，主张男女平等，并提出女子应同男子平等享受教育权。他认为妇女应该自立，并得到自由，如压制女子，则“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于义不顺，于事不宜。”他把妇女缠足和民族发展结合起来，“今中国两万万女子，世世永永，婴此刖刑，中国四万万人民，世世永永，传此弱种，于保民非荣，于仁政大伤。”康有为不但在理论上积极创作，在实践上也大胆尝试，他与其弟在广州创立不缠足会，号召乡间妇女不缠足，其女儿康同薇、康同璧成为直接的受益者。中华民国成立后，官方发出了禁止缠足的法令，并得到社会各界和地方政府的支持。而辽宁的废缠足运动也在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逐渐开展起来，如1911年，奉天女校设立了天足会。官方也积极倡导放足，如1912年，安东县政府贴出布告，要求“缠足者速行舒放，未缠者任其自由。”
同年，安东女学成立女子天足会，营口的淑慎女学堂校长姚幽兰也在这一年组织女子天足会，并劝导女子入会。但由于缠足陋俗积习较深，加之辽宁地区相对偏远，宣传力度不够，放足运动发展迟缓，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辽宁地区仍然有缠足的陋俗存在，如1931年“盖平县政府仍将禁止妇女缠足纳入县政计划，规定分劝导、解放、检查、处罚四期进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辽宁地区才最终根除了这一陋习。
四、结语
总之，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是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思想之一，它所提倡的“天赋人权”、男女平等思想引领了一批近代中国女性投身到革命的历史洪流中。可以说，在中国女性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清末民初的女性是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承前启后位置上的。一方面，清末民初的女性仍然生活在“男尊女卑”传统文化的束缚中；另一方面，由于近代社会结构的变迁又使清末民初的妇女运动始终和民族独立、阶级解放联系在一起。但对于地域相对偏远的辽宁来说，由于交通的不便，信息的不发达，文明之风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影响到这些地区。特别是对于辽宁地区的普通女性来说，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匮乏，其所进行的反帝斗争，参加女学运动和废缠足运动也都是在一种被动的状态下进行的，还没有形成自觉的女性群体意识，尽管如此，其行为本身对于推动辽宁地区近代妇女运动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深远意义。
作者：黄巍 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
一、泰国人对色彩的认知来源及特点
1.地理环境对泰国人认知色彩的影响泰国是一个接近赤道的国家，其动物、植物等物种具有多样性，这给泰国的自然风光和社会生活带来了丰富的色彩。泰国素有“水果王国”的美誉。这里不仅水果品种繁多，其颜色更是五彩斑斓，如黄色的有榴莲、罗沙果、水仙芒、龙宫果、泰国枇杷芒、菠萝、皇帝蕉等，红色的有火龙果、红毛丹、莲雾、荔枝、百香果、酸溜果、蛇皮果，绿色的有白蜜柚、释迦果，棕褐色的有甜角、罗沙果，米白色的有人参果，紫色的有山竹、牛油果等。
2.人文历史对泰国人认知色彩的影响古代印度有“九曜”之说，即指太阳、月亮、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罗与计都9个天体。泰国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发展出自己的“七彩文化”：每周7天，各对应一颗星，并由一位神守护，颜色也就不一样。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是以曼谷王朝第五世国王名字命名的。五世王生于星期二，所以朱拉隆功大学象征色就选定粉红色。曼谷的轻轨线是以颜色命名的，分别称为红色、紫色、蓝色、绿色捷运线等。普密蓬•阿杜德国王生日在星期一，代表色是黄色，所以与国王相关的活动庆典会场布置、相关纪念物品等都是明黄色调。王后生于星期六，代表色是紫红，与王后相关的活动则挂满紫红色的旗帜。
3．泰国色彩的特点泰国色彩具有纯度较高、明度对比强烈、色相运用丰富、冷暖色调对比和谐统一的特点。其色彩的表现还具有象征性、浪漫性、装饰性的特点。这些色彩特点在泰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有所体现。色彩是反映情感的一个重要元素，由此反衬出泰国的民族具有坚韧、热情、活泼、乐观、理想、纯洁等性格特征。
二、泰国色彩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
1．泰国服饰色彩绚丽多彩的泰国服饰在泰国社会生活中也是随处可见。由于受到“七彩文化”的影响，自星期日开始，红、黄、粉红、绿、橙、淡蓝和紫红色每周7天按序排列而来。对于套装服饰，女性服饰下装的腰部和脚踝处会出现对比色、邻近色以及精美的纹样图案。当上衣为纯色，下装为深色，则腰部或者肩部的纱丽会用纯度较高的亮色图案进行点缀装饰。
2.泰国手工艺品色彩泰国的手工艺品名闻遐迩，深受海内外游客的喜爱。这不仅因为它精湛的技艺，还有它本身色彩搭配而带来的美感。夺目的黑色和金黄色图案使漆器极具魅力并且光彩照人，柚木色或者胡桃木色再配上金黄色的佛头和深红色的底纹图案，这种色相及明暗对比使人从视觉上对色彩获得直观性与意象性的美感。泰丝以手工织制驰名世界，质地轻柔，色彩艳丽，图案设计也富于变化。这种极具东方特色的织物，更是运用多种方法来表现颜色：有同类色的和谐与统一，有邻近色的韵律与变化，有对比色的鲜艳与饱和，在视觉效果上形成丰富多彩的装饰情调，从情感上增强了观赏者的视觉感知。
3.泰国交通工具色彩在首都曼谷的大街小巷，你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出租车，充满了乐趣，像是各种律动的音符。就连车顶的内部都用多彩的颜色装饰，有嫩嫩的粉色、耀眼的大红色、娇滴滴的玫红色、金灿灿的黄色、海阔天空的天蓝色，还有运用双色混搭，把明快、热烈的色调渲染到每一个角落，就像是一道绚丽的彩虹，让这座城市如此美丽多彩。
4.泰国宫殿建筑色彩泰国人民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宫殿建筑风格，即多层的屋顶、高耸的塔尖，用瓷片、彩色玻璃、木雕、陶瓷马赛克、珍珠等镶嵌装饰。以泰国大皇宫为例，大皇宫的屋顶以分段遁落式建造，屋顶色彩采用对比色进行装饰；运用红色系中的橘红色进行大面积铺装，象征着希望、生命等；运用绿色系中的墨绿色来装饰周围的边框，或倒反过来的绿面红框装饰屋顶，象征着和平、青春、宁静等。还有，或简单高洁白色的墙面，绚丽多彩的宫殿墙面；在大片黄色的玻璃墙面上装点着小片湖蓝色的玻璃，并拼装成莲花等装饰性图案，再运用点、线、面等元素相结合构成菱形线条的造型，使得大面积的墙体充满着时尚感与设计感；鱼鳞状的彩色玻璃在阳光照射下，光晶璀璨。窗户部分运用金黄色的窗套，金色的陶瓷马赛克、少面积黑色的镶框、金色佛像，加上青莲色点缀装饰，构成金色谱的色彩图样组合。还有用天蓝色瓷片、紫红色釉面陶瓷墙砖，与蓝绿色和紫罗兰色的陶瓷马赛克等材料结合，运用“线”元素构成菱形线条造型，以线的灵活表现突出其装饰情调；运用“点”元素，依靠“点”面积的大小、疏密、形状的对比来制造不同的装饰格调。立柱的四个面运用金黄色玻璃装饰且金色中点缀着蓝、绿、白色，中间位置则采用红、白、翠绿、中绿等颜色玻璃，以及陶瓷马赛克等材质，以同样的设计方法和同样的造型与墙面相呼应，形成丰富与统一、对比与协调的视觉效果。宫殿台基部分则用艺术砖、彩色釉面陶瓷墙砖，以及蓝、红、黄色玻璃和瓷片等材质，绘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动物植物图案，给宫殿建筑增添灵气。
三、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色彩这个日益重要的视觉元素不仅具有更多的情感意义，还为社会带来更佳的经济效益。泰国色彩的丰富性使泰国在手工艺品、服饰、建筑、美食等领域扩大其经济效应并为旅游行业增加其附加值。泰国色彩遵循“丰富与统一、对比与协调”的原则，是整个东南亚色彩的缩影。泰国色彩的饱和度高、色相丰富、明度高、冷暖对比强烈，加之在建筑中运用瓷片、彩色玻璃、彩色釉面陶瓷砖、陶瓷马赛克等装饰建筑新型材料，对于我国建筑装饰设计及其他艺术设计领域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了解其色彩特点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成功运用，对我国乃至整个亚洲的色彩创新会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作者：张淑维 单位：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丝绸之路杂志》2015年第九期
一、兴旺的畜牧景象
在表现畜牧业的题材中，牧牛与牧羊也是重要内容。牛不仅广泛用于农耕和运输，也是重要的肉食来源。河西魏晋墓壁画中大约有十余幅牧牛的场面，每幅画面上绘有牛3~7头。从外形看，有大牛、小牛，有低头吃草的牛、昂首行进的牛和奔驰的牛。从颜色看，有黄牛、黑牛和花牛。如新城5号墓前室东壁的牧牛图中绘有一牧牛人，右手持弓，左手握箭，注视着前面的7头牛，似乎在吆喝着牛群。此外，壁画中还有很多牛车图像，其中的露车一般多用来载物负重，贫民也有乘坐露车的现象。在有牧人的情况下，牛与羊往往共同出现在一个画面中，以新城1号墓和西沟墓出土的放牧图画像砖为例，在这两组画面中。牧人仅占画面的最边缘，却以大量的篇幅来表现牲畜的数量，这种情况其实就突出表现放牧这样一个主题。在新城1、5、6、7号墓室中都有描绘放养大量牲畜和大型牧场的壁画。典型代表为1号墓编号为32的放牧图：2头牛、12只羊，牧官手持皮鞭，还有朱红色“牧畜”字样，生动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牛羊成群的情景。通过此图可以看出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经济的发达以及水草的茂盛。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养鸡业已形成一定规模。新城6号墓壁画中绘有10只鸡，不仅有母鸡，而且还有几只羽毛丰满的公鸡。3号墓编号为38的养鸡图中，画1只公鸡、4只母鸡。公鸡挺胸阔步，母鸡们小步跟随，俨然人间一夫多妻的景象。
公鸡显现出它出身于富贵人家、洋洋得意的样子。4只母鸡则随着与公鸡的位置不同，姿态也不尽相同（图8）。除了马、牛、羊、猪外，画像砖中还出现有狗、骆驼等经人驯养的动物。在河西魏晋墓画像砖中，骆驼一般都是双峰驼。高闸沟魏晋墓出土的一块画像砖画的是在一棵大树下，一只双峰驼和一头驴在树下乘凉。表明当时河西地区已经蓄养了一定数量的骆驼，并用它进行长途运输或作为其他用途。新城5号墓一画像砖活灵活现地展现了一条狂吠不已、几欲挣脱锁链的看家犬；另一砖画则表现的是在一座房前，一条龇牙的恶犬，在主人的吆喝及鞭子的威慑下，乖乖地蹲于地上，但仍然目视前方作跃跃欲试状。狗的描绘反映出六畜之一的犬在主人家的重要角色：既可以看家护院，又可以消遣娱乐，是人不可缺少的动物朋友和生活伙伴。狩猎的场面在画像砖中出现的比例很高，既有表现豪强地主围猎的壮观场景，也有表现猎手单人单骑百步穿杨本领的画面，还有只画出猎物惊恐逃窜并无猎人的情景。新城1号墓前室北壁就有两幅相关的画面表现围猎的情景，前面一幅三猎人张弓搭箭，返身施射逃兽，而后面一幅是三猎人围堵的场面。新城4号墓一幅射鹿图，策马疾驰的猎人作张弓状，而箭已射中正在逃窜的鹿身，活灵活现地表现了猎手高超的本领。新城7号墓两画像砖则分别描绘了放鹰扑兔和猎犬逐兽的场景。在这些表现狩猎的画像砖中，凡是单人单骑射猎的画面，几乎被逐的动物都已中矢，反映了当时对狩猎技艺的重视（图9）。
二、兴盛的蚕桑、酿造图景
河西魏晋墓中，有大量关于蚕桑业的壁画，形象地反映了魏晋时期河西地区桑养业兴盛的历史。墓画中桑园、采桑、护桑、蚕茧、丝束、绢帛等图幅应有尽有，而且还有蚕桑丝织工具图。画中有采桑女在树下采桑，有童子在桑园门外扬杆轰赶飞落桑林的乌鸦；采桑的妇女既有服饰较好、长衣曳地的贵妇，又有短衣赤足的婢女；画中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画面上桑树枝叶茂密，桑椹累累，且排列有序，为人工精心培育的桑园。观其树形以及树高和采桑人身高比例（妇女站立采桑，童子站立采桑，树上挂筐采桑，甚至跪坐采桑）可知，这些桑树多是质地好且低矮易采的地桑。采桑护桑图中一位婀娜贤淑的女子提篮采桑，一位英俊年少的男子拉弓射箭保护桑林，生动地描绘了魏晋时期男耕女织的安定生活（图10）。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种桑养蚕和缫丝纺织技术的国家。春秋时期，亦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产区扩至西北。《晋书•张轨传》载，西晋凉州刺史张轨“课农桑”，明确提及蚕桑业。西凉蚕丝生产仍受重视，西凉时期主簿氾称曾上疏谏曰“：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劝蚕绩，以清俭素德为荣，息兹奢靡之费，百姓租税，专拟军国。”由上疏内容可知当时妇女授田应多为桑田“，蚕绩”为其主要劳作。北魏时期，河西地区蚕丝业依然兴盛。丝织品中“，凉州绯色，天下之最”。
新城1号墓后室南壁上绘有8幅绢帛图，每幅中间均绘蚕茧，左右各画绢帛数卷，其中两幅各绘两条丝束，一幅所画数卷绢帛上方饰有日月状饰物，一幅将绢帛数卷与挂有衣服的衣架画在一起。3号墓中室东壁和后室北壁的三幅画中两侧亦绘数卷绢帛。4号墓后室南壁上几幅显示墓主人财富及其家庭日常用具的画中，6幅画面的两侧绘数卷绢帛，4幅画中绘有丝束，1幅画中还绘有满置蚕茧的高足盘，说明丝帛的多少已成为当时衡量财富的重要标志。5号墓前室西壁3幅画中绘蚕茧和丝束，1幅画中绘布帛二卷，还有1幅画绘蚕笼与蚕茧。6号墓前室东壁、北壁和中室南壁各画布帛一捆，后室南壁画布帛4幅，中室东壁、南壁、西壁和后室南壁共画丝束12幅。7号墓后室南壁14幅画中均绘布帛二卷，12幅画绘有丝束。12号墓后室后壁画有7幅布帛、5幅丝束。13号墓后室后壁有5幅布帛、10幅丝束。画面所见养蚕、缫丝的工器具有高足盘、扁笼、方盒、锅、鐎斗、奁、笊篱等。整个墓画中专绘采桑、蚕茧、丝帛以及蚕丝工器具的画面计有140幅。说明当时蚕丝业生产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河西魏晋墓壁画均出自当地民间画工之手，桑蚕丝帛画面，绝非外来情景的搬置，而是魏晋时期河西蚕桑业兴旺发达的真实写照。魏晋墓中还先后出土20多件丝绸残片，为衣服衬里、衣面、领口、垫肩、裙带、云耳以及招幡等的残件。质地有绢、绮、锦等，颜色有浅红、浅灰和淡黄色，花纹多为“八”字形和菱形，图案多系套色印染，其织造、印染技术堪称上乘，可与中原地区的丝织品媲美。河西魏晋墓壁画中，有不少大中型的缸瓮之类陶器，出现了酿醋、酿酒图。大量的滤醋、温酒情节和宴饮场面，反映了魏晋时期酒泉发达的酿造业。新城3号墓前室东壁砖墙上有一幅滤醋图，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酿造器具、原料和工艺过程。画面上有一长条案子，案上放三陶罐，案下有两盆，陶罐上有流孔，有液体（醋）从罐中流出，注于案下的盆中。案上另外一陶罐可能是用来盛水的。新城魏晋壁画墓出土的随葬品中，还有一种灰陶滤罐，罐的下部有一滤孔，与图中所绘陶罐相似。高闸沟晋墓、西沟5号、7号墓也绘有8幅滤醋图，真实地再现了古代酿醋的场景
三、丰富的社会生活画面
河西酒泉魏墓画有大量反应社会生活的画面，如表现百姓日常生活的宰杀、切肉、揉面、烧火、烤羊肉串、井饮、宴饮、蒸馍、烤饼、炊具等。这些画面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示了当时酒泉百姓安居乐业和舒适恬静的生活。在西沟、崔家南湾、丁家闸、高闸沟、新城出土的墓葬彩绘砖画中，均有许多庖厨宴饮的图画，其中宰杀猪、牛、羊、鸡等动物的画面有数十幅。这些屠宰图间接地反映了畜牧业的兴旺以及人们食物结构的变化。牛、猪、羊、鸡是当时主要的肉食来源。墓砖画中，猪、羊、牛、鸡等动物的屠宰方式各有不同。屠牛图均用锤击方法击杀牛，而牛都像是已知将死，极力向后挣脱。新城3号墓前室东壁、5号墓前室西壁、6号墓前室东壁、13号墓前室东壁，均绘有庖丁手持铁锤右手牵牛准备屠宰的场景，4号墓前室西壁绘有一庖丁持刀宰牛的图像。果园西沟7号墓前室东壁，西沟4号墓、西沟5号墓北壁均绘有一庖丁右手牵牛，左手举锤，向牛头砸去的图像。羊一般是倒悬，前后各一条腿被缚于两根立柱上，往往还处在挣扎状态，屠夫即已开膛活剥。如高闸沟出土的一块画像砖描绘的是一手持尖刀的屠夫，解剖被屠之羊，血顺着羊头淌落一地，旁边的架上挂满了割下的羊肉，场面十分血腥。新城1号墓前室南壁和前室北壁均绘有一幅庖丁宰羊图。羊四足倒悬，下置一盆盛皿，一庖丁正牵羊准备宰杀。3号墓的中室西壁、4号墓前室西壁、5号墓前室北壁西侧、6号墓前室东壁，均有绘有宰羊图，画面绘有庖丁持刀准备屠宰一只四足倒悬的羊。高闸沟和西沟4号、5号晋墓砖画中，各绘有一只羊挂在木架上，一屠夫持刀剥皮的图像（图12）。猪的杀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从头部亦即从颈部开膛剖肚，一种是从尾部刺杀。如新城7号墓一画像砖中将一只黑毛猪倒置于案上，屠夫手持尖刀刺向猪的颈部；而新城1号墓的宰猪图则描绘的是一幅十分有趣的画面：一头龇牙咧嘴的大肥猪四肢伸展，卧伏在倒了一条腿的案上，屠夫手持尖刀欲刺向猪的肛门，正应了民间的俗语“，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招”。
还有一种常见的画面是杀鸡，其表现形式是妇女手拎鸡脖，在盆中作拔除鸡毛和清洗状。新城6号墓前室东壁的一块砖描绘的就是这样一幅烫鸡图:两名妇女相向而跪，面前各置一盆，画面右侧的手脚利索，鸡毛已经褪尽，左侧的仍在全神贯注工作之中。西沟魏晋墓一画像砖，表现两妇人烫鸡做饭的情景。两妇人均高绾发髻，上穿红色圆领上衣，下着浅灰色长裙。左边妇人双手拿着已被杀死的鸡往地上陶盆中按下，准备烫鸡拔毛清洗。右边妇人亦双手撑在一陶盆中，似乎在用力揉面，看来一顿美餐即将做成。新城5号墓前室西壁、7号墓中室东壁和中室西壁，均绘有二庖女相对跪坐，各在盆内烫鸡拔毛。西沟7号墓绘有一女庖在清洗一只刚被杀的鸡。西沟4号墓绘有一男庖，左手提一只鸡，正欲烫洗拔毛（图13）。
以上对牛、羊、猪、鸡等的宰杀和剥剖洗濯的种种场面，生活气息十分浓厚。宰杀好像都在室外进行，而室内大都以灶为主体，种种饮食活动非常丰富。同时，还可以见到壁上成行排列、用挂钩悬挂的肉条，这也许是腌制的肉，就是今天火腿的滥觞，说明魏晋时期河西一带肉类腌制已很普遍。从砖画上杀猪宰羊等情景看，人们日常生活中肉食的种类丰富，吃牛、羊、猪、鸡等是平常之事。画像砖中详尽描绘了人们各种炊事活动及进食场景。新城八座彩绘砖画墓中出土庖厨的画面达百余幅。如3、4、5、6、7、13号的墓葬彩绘砖画的画面，均表现有一座炉灶，体积较大，呈方体，并筑有隔烟的火墙和排烟通道。这种形式的灶，当时在河西地区很流行，甚至今天，还有不少农家使用这种古老样式的灶。画面一般在灶前也绘有一庖女，双腿跪地而坐，灶上放一钵正在煮食。庖女身着交领红衣，头梳双环发鬓，左手持烧火棍，灶膛的红色火焰正往灶门外喷。果园西沟7号墓绘有一庖女头梳高鬓，身着圆领红色衣衫，下穿长裙子正在灶前煮食，她左手持棍拨火，形象十分生动。新城6号墓前室东壁，绘有一幅烤羊肉串的图像，画面中一女子手持带柄的三股叉，叉上串有肉块；另一女子双腿跪坐在火盆前，正在烤肉。在北壁西侧和西壁右侧绘有多幅进食图，画面均表现仆人手持长柄三股铁叉的羊肉串，递给主人。最具河西特点的是烤肉，除了像城6号墓的烤肉图直接表现的饮食场景外，画像砖中大量出现的烤肉叉也从另一个方面强调了这种饮食方式的普遍存在。1号墓中也绘有一仆人在烤肉；另一幅绘有一男主人坐于榻上，手持一把扇子，前面有一男仆正在把羊肉串递给主人。7号墓中绘有两女子席地跪坐，中间一张小桌，右侧一女子右手持一长柄三股铁叉，她们正在宴饮。5号墓中室绘有孩童手持羊肉串的图像。酒泉高闸沟晋墓画像砖中，也有一幅绘有一女仆手持羊肉串的画面。和面做饭的画面（图14）在魏晋墓壁画中很普遍。新城1号墓前室东壁、3号墓前室西壁西侧、7号墓中室北壁，均绘有一庖女用缸揉面的图像。西沟7号墓绘有一头梳鬓、着长裙的庖女，高挽衣袖，双手在陶盆中揉面的图像。酒泉墓葬彩绘砖画所表现的庖女盆中揉面，其揉面的姿态已与今天没什么区别，可见面食当时已成为河西地区民间的主要食物。面粉制作食物主要的方法是微火烧烤与大火煮食。新城6号墓中室北壁西侧，有一幅厨师蒸饼图像。画面是一厨师持擀杖在案上制饼，右侧一庖女正包馅，左边放置五层蒸笼，笼上放有正待蒸之饼。据文献记载，魏晋时期制作的蒸饼形状是圆的，饼上嵌有枣子，饼内包有肉馅。新城3号墓前室西壁、5号墓前室东壁、4号墓前室西壁，均绘有庖女右手托盘，盘上有圆形食品，形似馒头。嘉峪关新城1号墓前室东壁，还绘有一幅两庖女制作胡饼的图像。西沟7号墓也绘有一幅制饼图，画面是一庖女头梳鬓、着裙，在灶前用左手在平底锅上烤饼，右手在案上取已做好的胡饼（图15）。除了和面、烙饼、烤肉及灶前烧火做饭这些题材外，还有只表现灶间器具及储备食物的画面。新城5号墓一画像砖描绘的是两名厨工手持快刀，在案上切肉，切碎的肉块置于案下的盘中，厨工宽袖舞动，一副忙得不亦乐乎的样子。3号墓一画像砖描绘的是一女庖在盆里揉面，灶间墙壁上分别挂着圆案、耳盘、烤肉叉、巾等。这样的一幅画，人物及和面已不重要，其存在不过是为了衬托厨房这样一个特定场合及其丰富的厨具。3号墓一画像砖的画面为一个三层橱柜，最上层放置长条形和圆形食案；中层中间置摞起的长条案，两侧置似笼屉盖状物；下层空缺。酒泉城区东关外出土的一块炊厨画像砖，一炊妇双膝跪于灶前，手执火棍，专注拨火，其身前灶眼上置一大釜，灶间墙壁上挂满了刀、叉、钩等炊具。
表现进食的题材也很普遍，有些是与宰杀、庖厨等画面相连接如连环画般出现。在这些画面中，凡主仆共存于一个画面的，主人必然高大伟岸、身板挺直、凛然不可侵犯，而仆从则往往显得瘦小谦恭。新城6号墓画像砖中，主人即使跽坐于地，也和仆从站立等高，其身形宽大更是两倍于仆从。显然，画像砖墓的主人在当时都是富足或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或者说，普通民众是修不起画像砖墓的。表现进食场景的题材如宴饮，一般都安排在墓葬的前室，表现的是墓主人的社交场景。在出土的画像砖中，主客往往分置于画面的两端，身形也不相上下。也有墓主夫妇二人对饮的场面。新城1号墓一画像砖宴饮图，宾主四人坐于榻上，榻下俩乐师，一人吹箫，一人弹琵琶，无论听众还是乐师都神情专注、栩栩如生。新城7号墓一画像砖描绘的是宾主二人对坐而饮，二人中间置案，案上置勺、斛、镟等食具，旁边另置一案，案上置耳杯。对坐的二人服饰完全一致，人物在画面中的比例也相同，可见，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宾主之间宴饮与仆从侍奉主人进食是有严格区别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等级划分的森严。
河西魏晋墓画中还有许多炊庖工具，如铁叉、缸、储缸、滤罐、食案、长几、托盘、耳杯、木匣、斛、碹、箸、勺、鼎、盆、庋、铁刀、蒸笼、耳锅等。彩绘庖厨题材砖画的大量出现，反映了魏晋以来河西地区农牧技术与经济的发展为绘画艺术的描写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反映了王公贵族、官吏与地方豪强在生活享受上的日趋奢华（图16）。除庖厨内容外，还有其他生活场面的壁画。如新城1号墓前室东壁二庖女用木架抬一罐，准备取水，井架有辘轱，以绳结铁钩取水。酒泉西沟7号墓也有一幅庖女在井台取水图。她头梳鬓，着长衫短裙，双手持井绳用辘轱打水。身体稍后倾，显然在用力，身后置一盛水的大陶罐。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已普遍凿井，主要用于人畜饮用。由于河西地区气候干旱，缺少雨水，地下水位较低，而这种辘轱式的井架似安了滑轮。这种以滑轮为基础，利用轮轴与杠杆原理相结合，是一种进步的深井提水技术，即使现今农村中仍有使用。新城1号墓一幅彩绘砖画，图中有一人牵井绳从井中汲水，水井的左右为两个大水槽，两头牛在左槽、两匹马在右槽饮水。还有几只鸡正向水槽方向走去，井口周围筑有高台。这张图揭示出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牲畜会交叉传染，并且提高了防疫意识。而井口周围筑台则是一种保持井水清洁卫生的有效措施，体现了古代人民的环保意识。河西魏晋墓画像砖的另一主要题材就是通过连环画的形式，表现传说故事和神禽灵兽。在敦煌佛爷庙湾墓群出土的画像砖中，有如李广射虎、伯牙抚琴、子期听琴之类的故事画面，羽人、神马、奔羊、河图、仁鹿、神雀、洛书、麒麟、辟邪、受福、白象等神兽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的图案也大量出现。总之，河西墓画是一种因时因地而产生的特殊艺术表现形式，是魏晋时期河西地区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物产富足、社会安定的真实写照。
作者：孙占鳌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酒泉分院
一、命题素材的来源
1.命题素材来源于时事、热点话题。社会对教育的影响深远而重大，传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习方式已不能适应多元化的社会发展需求。因此，我们可以探索如何把当下的热点问题、人们关心的问题作为命题的素材。如：南通启东2010小升初考试的第5题。“世上罕物皆尽有，博古精品必全收。”(1)请你把这副对联写到图上相应位置。(2)仔细读读对联，你从中了解了世博会有什么特点？(3)图片中的建筑物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国家馆"东方之冠”请你用一两句话作一下介绍。此题目的是考查考生的知识面、观察力、理解力和表达能力等，但试题选取素材复杂，考生的阅历、认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达不到命题者的要求。
2.命题素材来源于媒体中的图表、数据等。媒体报道、图表等都是编制试题的好材料，小学高年级可尝试以此作为命题素材。这种阅读形式来自国际“PISA”阅读素养测试项目，旨在考查学生阅读文本、图表的“再加工”能力。考生的阅读能力倾向不同，测量结果不同，本题显然对图表处理能力较强的考生有利。另外，此类题型有时会出现材料的信息量过大，超出考生信息处理能力的情况。
二、命题素材选择的基本原则
基于对上述案例中命题素材来源与选择的讨论，笔者认为对命题素材的选择应考虑下列几个因素。
1.命题素材的来源应该多样化。命题素材的来源多样化主要包括内容多样化和形式多样化。内容多样化的好处是兼顾不同考生知识倾向，如有的考生对时事热点了解比较多，有的对生活常识了解的较多。形式多样化的好处是兼顾不同考生能力倾向，如某些考生文字阅读能力比较强，某些考生图表信息处理能力比较强。因此，命题素材多样化保证了命题的效度和公平性。
2.命题素材应与考生的学习和生活经历相适应。从学习心理学的角度看，可以将考试看作是考生学习结果的迁移。对命题素材了解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考生能否在考试环境中顺利进行学习的迁移。因此，选择的命题素材要考虑考生现有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考生能否将材料中新知识与已有知识体系建立联系。
3.命题素材的信息量应适量。背景材料的信息量对考生完成指定的考试任务影响较大，命题者给考生的信息有时冗余或不足,需要考生对信息进行选择、剔除或推理等处理，这样就会降低考试的效度。因此，如果试题不是专门考查考生信息处理能力的话，最好不要给考生冗余信息或不足信息。
综上所述，从命题素材的来源上,我们可以从社会、生活、报刊、杂志等多方面进行取材。从命题素材的选择与处理方面思考，应注意素材来源多样化，素材与考生的学习、生活经历相适应，素材的信息量要适量等原则。真正发挥试题的评价与测量功能、导向与育人功能，给学生带来学习语文的信心。
作者：舒东娜单位：江苏教师
一、因避讳而更改地名
地名是专指地域的语言符号，是历史的产物，地理的反映。因此，地名是一个地区的文化符号，承载了浓厚的地域人文底蕴和悠久的地域历史文化。但在历史上，地名曾因国讳、官讳而几多改易。这种地名改易割裂了历史，影响历史、文化、民俗的传承：许多发生在该地的历史事实、人物、典故、民俗、民间传说，随着地名的改易而变得不为人所知。陈垣先生《史讳举例》也指出：“避讳改地名，系一朝掌故；避讳改前代地名，则失史实矣，因当时并无此地名也。”孔子名丘，因孔子是圣人，也要避其名讳，即所谓圣讳。北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为避孔圣人名讳，改龚丘县为龚县。清雍正三年（1731年），也为避孔子名讳，创造了一个“邱”字，“丘”成了孔子的专用名，民间只能用“邱”，所以清代很多地名中都带有“邱”字，如章邱、安邱、封邱、霍邱、商邱、任邱、内邱、沈邱、邱北等等，甚至连韩国历史上的“大丘”也变成“大邱”。这些“邱”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陆续被回改为“丘”字，但安徽的“霍邱县”、河北的“邱县”至今仍然沿用。唐代大诗人李白有《登半月台诗》：水色流且静，令人思镜湖。终当过江去，爱此暂踟蹰。李白所称的“镜湖”，到宋代却成为“鉴湖”，诚如宋人吴曾所说：“会稽鉴湖，今避庙讳，本谓镜湖耳。”（《能改斋漫录》）这是因为宋太祖的祖父叫赵敬，为避“敬”之嫌名“镜”罢了。因避讳而改地名大约从秦始皇时肇始其端，汉代渐趋兴盛，六朝蔚然成风，唐宋登峰造极，至元而疏，明清又趋严苛，民国以后式微。其中隋朝因避讳改地名45例，唐代57例，五代36例，宋代50例，共188例，约占历代避讳改地名总数的90％。可见，从隋至宋的700多年间，是历史上避讳改易地名的高峰期。
二、因避讳而改变书名
因避讳改易书名，导致一书多名，引起淆乱，加重了人们查检的负担。《广雅》改为《博雅》。三国魏张揖为增广《尔雅》而著《广雅》，隋秘书学士曹宪为避隋炀帝杨广的名讳，改《广雅》为《博雅》。《龙龛手镜》改为《龙龛手鉴》。辽代和尚行均编字书《龙龛手鉴》四卷。该书本名《龙龛手镜》，宋人刻书，因避宋太祖的祖父赵敬嫌名“镜”，遂改《龙龛手镜》为《龙龛手鉴》。《白虎通义》改为《白武通义》。汉代的班固著《白虎通义》，到唐代因避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的名讳，讳“虎”为“武”，改《白虎通义》为《白武通义》。《旧唐书•艺文志》引作《白虎通》，书名无“义”字，则是宋人为避宋太宗赵光义名讳而改省。《齐民要术》改为《齐人要术》。后魏贾思勰编著农书《齐民要术》，到唐代时因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讳“民”为“人”，改《齐民要术》为《齐人要术》。《殷芸小说》改为《商芸小说》。南朝时梁人殷芸著有《殷芸小说》，宋人为避太祖之父赵弘殷名讳，讳“殷”为“商”，改《殷芸小说》为《商芸小说》。今两名并存。《丛书集成初编》有《殷芸小说》一卷，《说郛》《古今说部丛书》则作《商芸小说》一卷。
三、因避讳而改称名物
秦始皇叫“嬴政”，一称“赵政”。秦人为避嫌名“正”字，把“正月”称为“端月”；后人又将“正月”读作“征月”。汉景帝叫刘启，汉人讳“启”为“开”，把“启明星”称为“开明”，把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启蛰”改为“惊蛰”，至今沿用。三国时，魏武帝曹操的父亲名曹嵩，魏人因避嫌名“菘”字，把一种可腌制咸菜的植物“菘”称为“蔓菁”。隋朝著名学者刘臻，特别爱吃蚬子，但他父亲叫刘显，为避“显”之嫌名“蚬”，就把“蚬子”改称为“扁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有“江州司马青衫湿”一句，其中“司马”原是由“治中”（州刺史的副职）这一官号改来的。唐高宗李治为避其名讳，于贞观二十三年七月下令“改诸州治中为司马”。唐高祖名讳“渊”，唐人遂把“龙渊剑”改称“龙泉剑”。唐太宗叫李世民，朝廷就把中央六部之一的“民部”改为“户部”。唐武后名曌，避“曌”之嫌名“诏”，改“诏书”称“制书”。唐代宗叫李豫，为避“豫”之嫌名“蓣”，把“薯蓣”改称“薯药”；到宋代时，宋英宗叫赵曙，为避“曙”之嫌名“薯”，又把“薯药”改称“山药”。五代时，吴国建立者、太祖武皇帝杨行密占据扬州，其名讳“密”之谐音为“蜜”，扬州一带人即改称“蜂蜜”为“蜂糖”；又避“行”之嫌名“杏”，把“杏子”称为“甜梅”。吴越太祖武肃王叫钱镠，吴越人即避“镠”之嫌名“榴”，把“石榴”改称“金樱”。南唐后主叫李煜，为避“煜”之嫌名“鹆”，把“鸲鹆”称为“八哥”。宋仁宗叫赵祯，时人不得不将蒸包子、蒸馒头的“蒸”字改为“炊”字，“蒸饼”改称“炊饼”。宋光宗赵惇的妻子名李凤，为避李皇后的名讳，宫中称“凤仙花”为“好女儿花”。唐高宗时有一个年号叫显庆，但到唐中宗时却有“明庆中，皇后亲蚕”的说法，这里的“明庆”其实就是“显庆”，是为了避唐中宗李显的名讳而讳“显”为“明”。唐太宗年号叫贞观，到宋代时，为避宋仁宗赵祯名讳的嫌名“贞”，把唐代年号“贞观”称为“真观”或“正观”。
四、因避讳而擅改词语
秦始皇叫嬴政或赵政，时人为避嫌名“正”字，把“不敢正言其过”称为“不敢端言其过”，把“正平法度”改为“端平法度”，把“正直敦忠”改为“端直敦忠”。改后的词语令人费解。唐高祖李渊祖父名虎，为避讳，唐人将成语“管中窥虎”改成“管中窥豹”，“画虎不成反类狗”改成“画龙不成反为狗”。唐人李延寿作《北史》，把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写成“不入兽穴，不得兽子”。还有讳“虎”为“武”，出现诸如“熊武之姿”“握蛇骑武”“龙行武步”“武视江湖”等词语，怪诞离奇，义理不通。“皮里春秋”是一成语，指藏在心里不说出来的言论。东晋时期，谢安经常在众人面前夸奖褚裒风度不凡，尚书吏部郎桓彝见他后也夸他名不虚传，有皮里春秋。意思是口头上不说什么，心里是非分明很有主见。但《晋书•褚裒传》却载：“季野有皮里阳秋。”这里皮里阳秋很是怪诞，其实这是晋人为避简文帝（司马昱）母亲阿春的名讳，讳“春”为“阳”，把“皮里春秋”说成“皮里阳秋”。唐太宗叫李世民，唐人为避其名之偏讳“世”，把词语“厌世”改为“厌代”。唐高祖李渊的父亲叫李昞，为避“昞”之嫌名“丙”，唐人将干支纪年的词语“丙寅”“丙申”改为“景寅”“景申”。若不明避讳，真不知是何意思。
五、因避讳而影响职官科举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担任太子詹事一官职，但其父亲名叫“范泰”，官职名中“太”字与父名“泰”谐音，犯了家讳，范晔不得不因之而辞官。南朝齐文惠太子萧长懋，被任命为“秘书丞”（掌文籍等事之官），但其曾祖父名“承之”，犯了家讳之嫌名，于是辞不赴任，改任中书郎。北宋人吕希纯担任“著作郎”一职，因父名“公著”，官职名犯了家讳而辞官。北宋司马光被遣出使辽国，但因辽主名耶律德光，司马光只好以同名难避而辞掉了这一差使。南宋人马骘，绍兴八年任衡州知府。因为州内有一个安仁县，恰与父同名，马骘不得不辞官。先秦时虽有“诗书不讳，临文不讳”的规则，但汉唐以来，写成的文字均须避讳。尤其是科举考试，所避文字最多，包括国讳（庙讳）、圣讳、家讳、宰相名讳、主考官之讳等等。比如，宋代是避讳最严的一个朝代，庙讳就达到50个字。宋孝宗时，应避讳的文字达到278个。科举考试中，文人士子遣词造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举子“举场试卷，小涉疑似，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进而失去中榜机会。科举考试中，如遇试题之名犯家讳，应试者必须中途退出考试，还要递上纸状，说“即患心痛，请出试院将息”。甚至科举考试的级别之名如果犯了家讳，也不得应试。宋代举子刘熙古的祖父名“实进”，为避家讳之偏讳“进”字，刘熙古终生不考进士。还有因为考生姓氏犯家讳而使主考官被迫辞职的。如唐代的崔殷梦父亲叫崔龟从，崔殷梦主掌贡举考试，得知有一个叫归仁泽的考生。因这位考生的姓“归”和父名偏讳“龟”谐音，崔殷梦遂辞去主考官之职。宋钦宗名赵桓，为避“桓”之嫌名“丸”字，凡在科举考试中所作八股文以“丸”字作韵脚的，一律不予录取。明英宗叫朱祁镇。天顺三年（1459年），科举考试殿试评卷完毕，有一个叫祁顺的考生本来名列第一，但因这位考生的“祁”姓犯了英宗“祁镇”的偏讳，评卷的阁老在司礼监太监的提醒下，把祁顺降为第二，原本第二的王一夔升至状元。晚清慈禧太后的小名叫“翠妞儿”，人们在诗赋中、科举考试中都会回避“翠”字。光绪朝有一年会试，题目是“麦天晨气润”，一个外地来京城参加考试的士子不知慈禧太后的小名避讳，在诗中竟用了“翠浪”一词，因“翠”字犯讳，“浪”字则意味女人风骚，本来这份试卷非常优秀，阅卷考官也只能忍痛割爱了。
六、因避讳而影响饮食生活
唐朝的国姓是李，因“鲤”与“李”同音，唐朝就禁止捕、食鲤鱼，甚至于开元三年（715年）下诏：“禁断天下采捕鲤鱼。”一旦捕食，要打六十杖。宋徽宗赵佶生于壬戌之年，属狗，因此忌讳“狗”，便降旨禁止天下杀狗。元仁宗因为属鸡，便讳“鸡”，降旨禁止在大都市内捕捉鸡。从此买鸡卖鸡，都得抱鸡而行，以示对“鸡”字的尊崇。明武宗既姓朱，又属猪，便讳“猪”，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下了一道圣旨，禁止民间养猪，认为养猪、杀猪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圣旨一下，几年后，几乎全国都断了猪种，以至于节日用来祭祀天地祖庙的猪都无法找到。后来，由于大臣们的劝谏，他才不得不取消这些禁令。清代慈禧太后属羊，于是朝中下令，不许人们说“养羊、杀羊、吃羊肉”之类的话；但是又不能不吃羊肉，于是慈禧太后又下令，把“羊肉”叫“福肉”或“寿肉”。晋朝有个叫王忱的人，一天去看望名将桓玄，桓玄用酒招待他。王忱忌喝冷酒，便吩咐仆人去“温酒”，谁知桓玄听后突然大哭起来，原来他的父亲叫桓温，一听“温”字就痛哭流涕。王忱自知犯了桓玄的家讳，讨了个没趣，只好匆匆告辞。五代后唐天成（926—930年）年间，卢文纪担任工部尚书，其父叫嗣业。卢文纪的下属有一个叫于邺的人，多次想拜见他，卢文纪均以其名“邺”和父名“业”谐音，犯其家讳为由而拒绝。北宋有一人叫刘温叟，其父名“岳”，所以他不游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又因“岳”与“乐”同音，为避嫌名，又终身不听音乐。北宋还有一人叫徐绩，父名石，所以徐绩平生不用石头做的器皿，遇到石头从不践踏，遇到石桥则让人背他过去。
作者：卞仁海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对外汉语系教授
作者：李现红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丙汉初尚右，武帝以后尚左代表者如晁中辰先生④，主要根据是，第一，《史记•陈丞相世家》载吕后时，王陵为右相，陈平为左相，后为右相。后来在迎立汉文帝刘恒后，陈平为讨好文帝，将右相之位让与周勃。“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第二，引用了上文“右贤左戚”的例子。第三，史书中多有关于“左迁”表示位降的记载，汉高祖以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称其为“左迁”。(《史记•张丞相列传》，笔者加)第四，史籍有“在其右”之说，“上(汉高祖，笔者加)尽召见(田叔等十余人)，与语，汉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说，尽拜为郡守、诸侯相。”《史记•田叔列传》，笔者加)武帝以后尚左的事例有:《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书•史丹传》、《后汉书•冯奉世传》等记载某军事官由“右××”升迁为“左××”。丙观点可以作为乙观点的补充。
⑤丁行政职官尚右，军事职官尚左张焯⑥先生主要利用西汉百官朝位⑦进行分析，并举以其他文献记载。图示:据图可见，皇帝左侧的文官队伍以右为上(首)，而右侧军官队伍则以左为上(首)。张氏又举例说明军事上尚左的事例有:汉景二年至武帝太初元年设左右内史，以右为尊;东汉建武二年间羽林左监军高于羽林右监军。张说可从。戊等级尊右，礼俗尊左康苏先生指出，在古代中国，诸如进门、升阶、就坐、安席、拱揖、停柩、下葬、入庙、定位、站班等方面，是尊左(但古代“丧事”和“用兵”则是尊者在右);某些抽象事物区分则是“尚右”的，“左”与“右”只表示高下，不表示尊卑;而历代官序，或“尊左”或“尚右”，变化无常，毫无规律。
①康氏的主要依据是《红楼梦》、《史记》、《辞源》、《礼记》等，且这些材料反映的多是记载于书面的社会上层的情况，与现实生活还有一定差距。己将左右的尊卑含义二分张霭堂先生指出，左右二字的第一个尊卑含义是:用左右手做比时，“右”尊于“左”。右尊除表示权力较为尊、重之外，还可以用于凶事方面。左右的第二个尊卑义主要表现在职官名称上，我国古代的左职大多是尊于右职，不仅春秋时楚国尚左，汉时匈奴尚左，三国时魏、吴尚左，而且魏晋以后除元朝外，直至明清都是以左为尊。以左为尊的现象还表现在特定的事件如吉事、奉献、军将和乘车等方面。②以上讨论，注意了尊左与尊右存在的范围之别，其中戊和己将左尊与右尊含义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所依托的材料并不全面，且未对形成原因做具体、深入的分析。其实，在社会礼俗方面，自唐代就有不同看法。司马贞“左骖”注说:“又斩其马之左骖，以御者在左故也，”③言外之意，在车位上，尊者位于右。而颜师古却明确指出“乘车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处车之右，以备倾侧。”
④李贤则言:“乘舆，尊者居中，执辔在左。”⑤尊者在车上的位置有右、左、中三种，可见从唐代开始，乘车中的左、右尊卑，就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二社会生活中，“左”、“右”并不具有绝对的尊卑概念考古材料给了我们更为丰富、直观的信息。古语云“席则有上下，车则有左右，行则有随，立则有序，古之义也。”⑥车马出行图是汉画像石、画像砖中很普遍的画面，信立祥先生称车马出行图“不仅数量大，而且刻画生动，气魄恢弘，是汉代画像中最典型、最精彩的部分”，⑦这些画面反映的多是他们的生前现实和死后想象，⑧且车马出行图是“表现运动的过程”，⑨所以他们在车上的左、右位置是汉代“尊左”、“尊右”观念的有力反映。以下是笔者对目前已公布的画像石、画像砖中车马出行图的全面统计:有的车马出行图，有文字表明主人是“二千石”官字样，“多数祠堂或墓葬的画像石，只有一幅出行图，而一般讲，这是表现主人生前最高身份的”。
③有的则不是，“有些车马图，由于主人是没有官秩的当地豪强，只有主人夫妇的二、三辆车，没有导、从之车，也就算不上是什么出行图了。这在陕北画像石中，由于墓门或后室之间的门框上，常用题刻把墓主的姓名和身份标记出来，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这样一种情况，正从另一侧面表示出这种图中的车马行列，的确是按照身份高低而按当时的制度来安排的”。
④两表显示:汉代尤其是东汉，尊者的位置似乎与车的行驶方向有关:向左行驶时尊者多位于车左，向右行驶时尊者多位于车右，这完全是很随意的事情，并不代表固定的尊卑观念。车马出行图的行驶方向既有向左又有向右，数量上并没有十分悬殊的差别。即使在同一画像石中，表现两个不同方向的行驶也有好几例。这种现象同样出现于迎归场面中。以下是拜谒、宴饮场面中尊者位置情况统计:拜谒、宴饮是汉画像石、画像砖中的另一重要内容，从上表可见，两汉时期尊左多一些，但尊右也有相当数量，没有固定做法。又，按照礼书记载和前代考古发掘结果，墓葬中男尊女卑是有规定的，笔者对夫妻墓葬中男女位置进行了大致思考(限挑选已确定男女身份者)。高智群先生据《仪礼•士婚礼》指出:“(周代贵族)以东(左)为阳，西(右)为阴，因此室中夫妇卧位是妇席在西而夫席在东，表示男尊女卑”，他通过对晋侯墓地的葬制研究指出:“从晋侯墓地第二组晋侯墓(M6、M7)起，夫妇异穴并葬的位置开始固定为‘男左(东)女右(西)’……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应是周人‘尚左’习俗在墓葬制度上的反映……晋侯墓地的朝向当为坐北朝南，夫妇穴位置和整个墓位安排都体现出‘尚左’的特点，这正是出自礼制的需要。”①但从汉代的墓葬习俗看，这种习惯并不是定制，仅从夫妇合葬墓中看，男性位置与女性位置并没有明显区别。如甘肃酒泉东汉合葬墓中就既有男左女右又有男右女左的现象，②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一、二号墓各据东西，采取分穴合葬的方式，薨于吕后二年的驮侯利苍葬在西边，其妻葬在东边。
③是为男左女右。在甘肃武威、贵州地区、山东地区也有类似情况，
④这些体现了无论中原还是边远地区，在汉代人的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十分严格的“尚左”、“尚右”观念区分。分析文本，我们不可忽视“左”、“右”提出的初衷。彭美玲先生指出:“很早开始，人们便习惯以‘左、右’来分判某种‘人数非一而职责近同’的职称。”
⑤我们来看甲骨文中的记载:王作三师:右、中、左。(《殷契粹编》五九七)戎马，左、中、右人三百。(《殷墟书契前编》(三•三一•二)可见，左与右的书写顺序并不固定。笔者还注意到，左官与右官的待遇有时并无区别:如《汉书•百官公卿表》“廷尉”条:“宣帝地节三年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
⑥《后汉书•百官志》:(南主客曹与北主客曹，笔者加)“尚书六人，六百石……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左丞主吏民章报及驺伯史。右丞假署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
⑦该志还有许多类似记载:如左、右中郎均是秩比二千石，左、右仆射均是秩比六百石，左右都侯均是六百石。追溯“左”与“右”的本义。从字书看，《说文》右作“”，许慎释为“手也，象形”;
①左作“”，释为:“手也，相左也。”
②目前所见最早提到“男左女右”的见于《礼记•内则》:“三月之末，择日翦发为鬌，男角女羁，否则男左女右。”郑玄注曰:“鬌，所遗发也”。
③无论从文字学还是《礼记》原文以及郑注中，我们都读不出男左女右含有尊卑之意，当时用“左”、“右”，只是习惯而已。从“左”“右”二字发展历史看，清人王筠曰:“古之‘’、‘又’，今用‘左’、‘右’;古之‘左’、‘右’，今作‘佐’、‘佑’”
④，可见许氏、王氏均未明确指出左与右的尊卑之别。至于在官制上的不同，只是表示高低不同而已，但左官与右官之“秩”大多是相同的，而且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尚左”与“尚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古代中国，始终说法不一，赵翼在“尚左尚右”条开端就说“尚左尚右，诸家之说纷纷。”
⑤王子今先生也说:“历代尚左尚右的风习曾发生反复演变，而战国秦汉时代尤其纷杂混乱。”
⑥三被忽视的一项———方位词其实，在区别尊卑方面，我们忽视了另一因素:方位词。古代常见“左东右西”、“左南右北”的说法。殷商卜辞中就有方位词的记录，据彭美玲先生的研究，“殷商卜辞关于方位的指示词，已包括上下、内外、左右、东西南北中等。”
⑦《仪礼•士冠》中冠礼规定:“摈者告，主人迎出门左，西面再拜，宾答拜……宾西序东面。”
⑧古代匈奴人的习尚是“其坐，长左而北向。”
⑨正义云:“其座北向，长者在左，以左为尊也。”可见，东西南北和左右在表示尊卑方面，是同时应用的。那么，座次有尊卑之别吗?汉代是有的，《汉书?高帝纪》曰:“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瑏瑠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史记•项羽本纪》中的记载鸿门之宴的座次:“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张良西向侍。”瑏瑡项王自尊，亚父次之，置沛公于卑坐。“信乃令军毋斩广武君，有生得之者，购千金。顷之，有缚而至戏下者，信解其缚，东乡坐，西乡对，而师事之。”师古曰:“乡，皆读曰向。以东向坐为尊。又如:“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责之。”
①可见，东、西、南、北这些方位词是有尊卑含义的，一般以东向为尊。四结论与思考综上，在汉代政治生活中存在尚右、尚左的情况，主要表现在行政职官以尚右为主，军事职官以尚左为主。而在社会生活中，尚左、尚右并不十分明显，对此我们应立体化、多维度地看待。对于古代中国的尚左尚右问题，首先要明确左与右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有尊卑之别，其次要看是在什么领域，还要看是在什么历史时期。进一步思考，制度层面上的改变是显性的，而文化、价值或心态层面上的改变则是相对隐性的，二者的改变幅度往往不相适应。在讨论某一具体问题时，我们往往会忽视它产生的原本面貌。“礼”究竟为何而产生?文献典籍告诉我们:“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
②这是礼形成的原由。《史记》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
③首次执行于汉七年十月的礼仪乃“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④美国人类学家之父鲍亚士(Fransboas，1858－1942)说过，文化现象“越复杂，它们的规律就越具特殊性，想建立一个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任何事例，并能解释它的过去与预测未来的概括性的结论是徒劳的”。
⑤尚左与尚右广泛分布于吉、凶、军、宾、嘉诸礼，在日常生活中诸如衣、食、住、行方面表现多样，体现了多视角的古代中国文化。
⑥本文即是在此基础上对某一特定时间所做的考察，也是对前人研究的一点补充。分析问题，要做到因人、因时、因事、因地置宜，不可笼而统之。
作者：叶鹏蔡永洁单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公共生活
公共生活系指社会生活中那些具有“公共性”的部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是国家诞生后才出现的，公共性反映了人们利益之间的“不可分割性”。换言之，公共生活就是客观(有时也可以是主观自觉的)上以“通过大家”(手段)并“为了大家”(目的)的一种生活样态和生活领域。
1980年代城市广场上的社会生活
1980年代，政府执政中心转向经济建设，过分集中的中央权力开始下放到地方；经济体制调整，使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松动，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活力。主流文化在否定“两个凡是”和展开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实现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并带动了1980年代精英文化的崛起。
1)社会日常生活的概况
精英文化积极倡导人的主体性，个体价值的确认是这个时代的主线，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从禁欲主义转变到现实主义，大胆追求现实的幸福与感性的快乐。当人的价值受到理性启蒙之后被唤醒时，人们开始自觉地探索幸福生活的标准，中国人第一次有了近百年来真正属于自己的、可以选择、可以追求的日常生活。在日益宽松的政治环境和逐渐丰裕的物质生活中，大多数市民开始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生命的多姿多彩。
2)城市广场上的日常生活
1980年代，随着社会阶层分异现象趋于深化，人们活动和交往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超越了家庭、亲属、街坊邻居和同事的范围而扩展到整个社会。城市广场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日常活动和交往的场所(图1)。1980年代，中国的城市广场上的日常生活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日常休闲活动和日常消费活动。
相对于改革开放前，1980年代的人们开始注重生活的质量，日常生活中的休闲方式有了较大的增加，城市广场开阔的空间也为一些新的休闲方式提供了合适的场所。除了传统的散步、闲逛、纳凉等之外，健身、娱乐等新型休闲方式也开始出现在城市广场上。刚刚冲破了思想禁锢的人们对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他们急不可待尝试各种新生活的滋味，追求时尚是1980年代普遍的社会心理。随着计划经济的松动，城市广场对经济活动吸引力的不断增强。1980年代中期，城市广场的商业和市场价值开始得到重视。为了进一步搞活经济，方便人民群众。1980年代，五一广场逐渐成为长沙当时的商业中心；1985年6月20日，南昌市东湖区开设广场夜市，随行就市、当面议价。到了1980年代末期，城市广场的经济活动更加活跃，开始出现了展销活动，广告活动等。对于1980年代的人们来说，他们终于可以在工作之余，放下思想上的负担，来到广场这个城市的开放空间，感受空气中弥漫的自由气息。即使3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的那种朴实无华的生活，奇装异服的时尚青年、孩子们在草坪上的追逐打闹、集体练功的众生、以及此起彼伏的叫卖声等，相对于今天浮华的社会环境，那时的城市广场显得更真实、自然。
1990年代城市广场上的社会生活
1990年代，我国的意识形态彻底摆脱了“左倾”思想的干扰，政治改革措施始终围绕着经济建设；市场经济框架基本建立，经济快速增长，1980年代生活物资短缺现象基本缓解，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大众文化的兴起成为当时中国文化领域的一大景观，它打破了精英文化唯我独尊的格局，文化成为人人都可以参与和分享的运动。
1城市广场上日常生活的变革
1990年代，新的住宅小区改善了人们的居住环境，然而，陌生的邻居取代了以往熟悉的街坊，封闭的单元式居住模式阻断了人们之间的交往。与此同时，城市广场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良好的广场环境开始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随着人们闲暇时间增加，人们在广场上停留的时间大大增加。物质环境的改善让人们愿意停留下来，引发进一步的活动，日渐完善的设施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了支撑，从而使得广场日常生活内容更加丰富：健身、交往、娱乐、休息活动等。人们在轻松的活动中，调节日趋紧张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景观环境良好的城市广场在1990逐渐成为城市形象的标志，政府部门也开始加强了对城市广场的维护和管理，1980年代城市广场上的商贩、地摊和夜市被纷纷禁止，日常消费活动逐渐退出了城市广场。
2文化生活的兴起
1)社会文化生活的概况改革开放后，国民教育受到重视，我国开始强调并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社会的平均文化素质普遍提高。经过了1980年代的文化启蒙，当大众文化打破了精英文化独霸天下的格局之后，文化突破过去特定的“文化圈层”进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1990年代，文化生活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消费的支出逐年增长。
2)城市广场上的文化生活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的城市广场自然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图2)。1990年代初期，人们根据不同的爱好和需求，自发开展文化活动，他们从各自的兴趣、爱好、需求出发，组成松散群体，表现出大众文化的特点。随着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广场文化活动内容开始从简单的娱乐跃进到涉猎科、教、文、卫、体等范围。上海徐家汇五点一线的文化广场，由戏曲、艺术、健康、体育、科技5个特色的广场与一条“行街”组成，以多种文化艺术的形式，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引导着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
从上海的外滩音乐会，到北京的夏日文化广场活动、重庆的“坝坝”故事会等，城市广场的文化生活内容日渐丰富，广场已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马尔库塞(Marcuse)认为：“人的解放的根本标志和现实途径，便是以艺术—文化为手段，对心理—本能压抑的消除。”1990年代的广场文化生活为公众提供了平等共享文化资源的机会，市民由此获得一种心灵的慰藉和精神上的享受，消解了社会转型期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失衡，以及几近封闭式生存环境给人们带来的陌生感和孤寂。同时，广场上的文化生活折射出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展现了一个城市社会进步的时代特征。
21世纪初城市广场上的社会生活
进入21世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形成了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的格局，反映了中国当前社会政治发展的状态和水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纪之初的10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进入了科学发展的阶段，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了社会进步的最高目标。大众媒介先进的传播技术和形式，突破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壁垒，促进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融合，凸显了文化的公共性，构建了中国当代和谐共生的公共文化。
1城市广场日常生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里，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在享受科技带来便利的同时却发现人与人之间温情正在消失，城市生活中的生存压力导致了绝大多数人的亚健康状态，人类的自然本性，正遭受着技术进步带来的压抑。21世纪初，人与人之间交往依然是城市广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体育健身活动成为城市广场上日常生活的主流形式，他们在广场的时间和空间上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
新时期广场日常生活的另一个变化就是日常经济活动的回归。曾经在1990年代被“驱逐”的个体商贩又悄然出现在广场的周边，他们大多经营与广场上行为活动相关的内容，很好地支持着广场的各种活动。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许多城市的地下空间进入了有序开发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城市广场的地下空间被重新综合开发利用，或作为城市地下轨道交通的枢纽，或作为重要的消费场所。如成都的天府广场、武汉鲁巷广场、合肥胜利广场等采用了专业的开发模式、专业的商业运行方式，尽管是地下空间，但整个商业的规模、服务的内容都远远超过1980年代的广场夜市。
2城市广场文化生活的转变
当代大众传媒的开放性、实时性和广泛性，消解了文化传播中的等级和差异，文化广泛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当艺术和文化脱去了自身的神秘面纱，大众便能够去直接发现、感受现实生活的美，并通过审美的方式来满足自己，提升自己的生活品味。“让文化走进社区，贴近百姓，融入生活”，“社区文化应该是为过日子服务的那样一种文化，或者说就是过日子的文化。”
这种指向日常生活的文化建设理念，也是我国当前基层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一个令人瞩目的动向。文化重心的下移，大众作为文化主体的提升，将在新的层次上实现整个社会的文化与生活的一体化，创造出普通大众新的审美生活和文化人生。文化活动由节庆化、仪式化向日常化、生活化转换，是21世纪初城市广场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转变。
3公共生活蓬勃兴起
1)社会公共生活的概况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形成了一个以血缘伦理与宗法为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3)造就了“臣民”而非“公民”。在新中国成立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强大的国家行政力量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居于支配地位，形成国家与社会、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同构状态。因此，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近代社会，中国民众都不曾实际经历过“公共生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众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文化与价值观转型，同时也是生存方式或生存模式的重塑，其优秀是“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也就是希尔斯(Shils)所论及的“公民性”或林毓生先生所主张的“公共性格”或“公共精神”。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社会逐渐与政治国家分离而产生公民社会，并培育了契约精神，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开始分化。经过30年的建设，中国的市场经济日臻完善，公民社会孕育了公共生活所需的公共精神，契约精神为公共生活提供运行机制，公共领域为公共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内容。21世纪，中国民众面前出现了一个宽广的“公共生活空间”。
2)城市广场上的公共生活卢梭(Rousseau)曾经这样理解公共生活，“正如宗教中的天国生活与尘世生活要协调起来，需要教堂生活这一介体一样，基于私人利益而形成的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要与基于普遍利益而形成的国家领域中的政治生活协调起来，也需要一个介体，这个介体生活形态就是公共生活。”
教堂是天国和尘世之间沟通的桥梁，城市公共空间自然成为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联系的场所，它为公共生活创造了物质条件。
1990年代，中国城市广场的大规模建设，为公共生活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图3)。2001年7月13日晚，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和天安门广场，各界群众共庆申奥成功；2004年6月27日，为支持建设绿色家园，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合肥人民广场举行万人签名活动；2008年5月21日晚8点，呼和浩特市民在新华广场为汶川地震中受难的同胞献上祝福和祈祷。2011年7月25日晚8点，温州市民在世纪广场，为7.23高铁事故中遇难和受伤的乘客默哀。公共生活已经成为21世纪城市广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当代城市广场为这种社会生活背后的公共精神提供了彰显的环境与栖身之所。
结语
环境具有意义，物质要素和行为活动共同构成了环境的意义，行为活动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1]。同样的空间，由于不同的行为活动，所展现出的环境意义可能迥然不同，世界各地的游客以及他们的行为活动，使得中世纪建成的圣马可广场成为当代大众旅游的象征。行为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认为，人类的需求是分等级的，首先是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然后向更高的层次发展，高层次需求的满足不会影响低层次需求的存在。社会整体需求层次的结构，同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相关。如果说日常生活、文化生活是关系到个体生命的二重指向，那么公共生活就是关系到社会群体的另一个向度，它属于人类社会生活中高层次的需求。因此，它只有当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得到满足，在社会环境成熟后，才会出现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当然，它的出现也不会抹杀或者压抑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国当代社会的转型带动了城市广场的演变，伴随着物质环境的变化，城市广场的社会活动不断催生着新的内容(图4)。万人集会的政治生活已逐渐从广场退去，在过去的30年，中国城市广场正从时期政治性空间向当代的人性场所转变。进入21世纪，中国当代城市广场形成了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公共生活多元共存的局面。这个来自欧洲城市文明的元素，在中国的土壤上尽管它与西方的传统还有着明显的差别，但它促进公共生活繁荣、促进社会融合的价值正逐渐得以体现，在它的环境意义中，人性的光辉正在闪耀。
作者：宋珺单位：晋州市桃园镇纪庄学校
李四光、华罗庚、陈景润、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等科学家是教育培育出的杰出精英，他们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教育的对象是大众，我们不能把人人教育成精英，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教育提高每个人的生活质量。也就是说，教育不能脱离生活，脱离生活的教育毫无意义。看看我们的现实教育，我们的九年义务教育，似乎离我们的生活有点远，在现在的农村，能够读到高中毕业的不足一半，能够读大学那就更少了，读书无用论在社会上悄然兴起。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读大学可能一辈子贫穷，读大学立刻就贫穷！”这说明什么？当人们通过教育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质量时，教育将逐渐失去她的魅力。
美国思想家杜威认为“，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没有教育即不能生活！”教育就是为生活服务的。一个小学生毕业了，马路也过不了，连一件生活用品也不会买；一个中学生毕业了，连一个电灯都不会安装，连最基本的逃生技巧、安全常识也不懂；我们的大学生毕业了，找不到工作，融入不了社会……等等现象说明什么，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她不能为社会生活服务了。
培养尖端人才固然重要，但教会孩子们生活更重要。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目标该进行调整了，做难题，学高深知识，培育高科技人才，那应该是高等教育的职责，我们的基础教育职责应该是教会孩子们生活，教会孩子们做人。考试是指挥棒，上面怎样考，教师怎样教，因为成绩是衡量教师教学水平的唯一。我们的教师不得已把工作的重点放到纯粹的知识讲授上，强迫学生做大量的难题，厌学之气已在孩子们心中悄然形成，师生对立悄然形成。
好成绩才能得到老师和家长好评，孩子们从小就变得自私自利，没有合作意识。这严重偏离了教育根本意义存在，错过了引导学生优良品质形成以及社交能力发展的良好时机。
我们的孩子踏入大学，本应该为了获取好的工作而努力学习的时候，由于在中学时代早已产生厌学心理，再加上大学教师不再强迫学习，况且好多学子认为考上了好大学好专业就等于找到了好工作的错误认识，导致大学里学子混天的诸多不该有的现象。近段时间大学生找工作难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教育脱离社会生活的不争事实导致了部分人对教育失望，这是读书无用论悄然兴起的主要原因。
社会生活是教育的源头，教育就应该回归社会生活。教育只有扎根生活，为提高生活质量服务，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生活与教育是对孪生姐妹：生活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有人类便有了教育，教育归根结底是为了发明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对于生命的意义在于创新，她有可能使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使我们的社会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作者：陈美玲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缠足问题
中国妇女缠足之俗，起源于五代十国的南唐，有上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精神到肉体对妇女的禁锢。缠足给广大妇女带来了沉重的苦难，造成女子终身痛楚。由于身体的局限，中国妇女不能像男子一样正常劳动，这其实就变相地侵害了妇女的劳动权、自由权等人生权益，因此劝禁缠足对妇女解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早在辛亥革命前，维新派人士就已在社会上历陈缠足之毒，提倡“不缠足”运动，并成立了“不缠足会”等专事废除缠足恶习的机构。清末新政时期，更由政府出面，劝止民间缠足。于是，社会上缠足的风气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但是，当时的缠足之风也仅限于部分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之中。真正以法令形式对缠足予以废弃，取得立竿见影效果的，还是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积极倡导废除缠足恶习。孙中山在致内务部关于劝禁缠足的指令中，历陈缠足恶习给社会及妇女带来的危害，并“为此令仰该部速行通饬全省一体劝禁，其有故为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据该命令，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通令各省，要求严禁缠足，“已缠者令其必放，未缠者毋许再缠，倘乡僻愚民，仍执迷不悟，或编为另户，以激其羞耻之心，或削其公权，以生其向隅之感。”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实施废除缠足恶习。民国成立后，中国妇女逐渐摆脱缠足恶习，由于“不缠足”更多地与人们的社会道德及现代生活观念的变迁有关，故民国后官方在劝禁妇女缠足等恶习的过程中，没有因为民初民众政治心理的滞后，而发生巨大冲突，其过程基本上是由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由城市推广到农村，由观念较新者带动愚昧无知者，由政府有关部门因势利导，逐步在全国推广开来的。于是，“女子裹脚从此解放了。已裹的放掉，已经裹小的也放大。”
尽管“民国社会的妇女生活依然有许多旧时的遗留物，妇女解放的道路仍很艰难，但，这是通向妇女解放的决定性一步，由此，妇女才有可能获得生活的自主、自立，寻找全新的生活环境，或求学或做事，甚或参加革命斗争，争取其应有的社会地位”，放足成为了民初女子争取自身权利和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婚姻家庭的问题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和“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的统治下，中国妇女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她们没有表达自身欲求的权利，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她们所能做的仅是屈从于家长的权威和守好相夫教子的本分。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妇女的命运是悲惨的，她们别无选择，无法追求和实现自身的真正价值，而只能沦为封建时代的牺牲品。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西化的婚姻家庭观念的逐渐传入，封建式的婚姻家庭制度越来越难以维持，不断遭到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抨击和批判。与此同时，那些饱受封建世俗礼教摧残的女性也不再安于现状，她们渴望获得自由，渴望平等。于是，废除封建落后的婚姻家庭制度，实现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自主与独立，成为一种向高层文明演进的趋势，锐不可当。伴随着改良运动的发展，晚清一场声势浩大的婚姻家庭变革终于拉开了序幕。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欧风美雨的震荡下，面对风云际会的时局，以挽救国家危亡为出发点，把婚姻家庭作为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提出了许多婚姻家庭新观念。这些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与妇女解放运动、实现婚姻自由相联系，显示出相应的进步性。但是，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这些新观念只是限于城市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士绅阶层，并没有得到众多女性的积极响应，因此未能取得过多实效。直到辛亥革命后，关于婚姻自由、家庭变革的思想观念开始由知识分子和士绅阶层向广大人民群众、由城镇向乡村逐渐渗透，不断冲击落后的封建婚姻制度。广大妇女也逐渐觉醒，她们发动“女权运动”，争取教育权、参政权及其他权力，改变自己在家庭中从父、从夫、从子的地位，争取做自尊、自强、自立的新人。
与此同时，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有了极大改善，得以与男子平权。她们可以拥有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利而不再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封建礼教的困扰，如民国政府规定“亲不为其子谋婚嫁”，“欲改良家庭，于子女结婚宜重视本人之意见”。中华民国家庭改良会主张“男女同有继承权，成年者有财产独立权”，破天荒地实现了女子可以同男子一样享有财产继承权。此外，民国政府还废除了买卖婚姻，规定“男子不纳妾，女子不置婢”，极大地保障了女性的自主与平等的权利，使妇女不再遭受封建性礼教的压迫和凌辱。随着妇女地位的提升，寡妇这一特殊群体也引起了人们的同情和关注，于是，不少地区开始逐步认可了寡妇再嫁的事实，寡妇不再为封建礼教的“重操守，灭人欲”所累。这与封建伦理道德强迫妇女守寡的贞洁观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至此，现代式的婚姻家庭关系在辛亥革命时期逐步形成，女权运动初显成效，妇女地位开始稳步提升。
妇女自由问题
妇女自由，即妇女思想自由、行动自由。换句话说，妇女拥有自主权利，她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在生产劳动、参与政治、恋爱婚姻、社会交往、人际关系等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自由精神。
（一）妇女参政自由
从一定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可以称其为一次全民革命。在革命期间，除了男子，不少妇女也“以纤弱女子之身”，抱着“慷慨兴师之志”投入到了这场革命中，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辛亥革命胜利前后，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妇女参政自由问题也日益提上了日程。
1912年1月10日，中华民国女子同盟会在上海成立，它本着“扶助民国、促进共和、发达女权、参与政事”的宗旨，主张女性参与国家政事并可对国家事务提出意见和建议。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把妇女解放和民主权利的实行联系在一起，特别强调“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提出“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所必至”。临时参议院随后通过了承认女子参政权的议案，正式宣布赋予妇女与男士一样的政治参与权利。这对千百年来备受歧视的广大妇女来说，盼得此种彻底之解放，诚属亘古未有。此后，女子参政自由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女子参政，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女性的政治地位逐步上升，越来越多女性开始关注国家政事，她们活跃在国家政坛上，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交往自由
随着身份等级的否定和“男女授受不亲”、男尊女卑的传统格局的打破，男女平等的观念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种较为普遍的意识，自然使“男女交际不公开”的传统交往方式成为“中国有许多不良的风俗和习惯，你觉得哪一种应当首先改良”中普遍视为应当摒弃或改进的一个方面。妇女由此开始步入社会，成为人际交往的重要成员。男女平等，男女同校，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男女的正常交往由完全紧闭到公开自由，妇女社会生活的开放性和平等参与程度得以提高。
禁婢问题
奴婢制度不仅是丑恶奴隶制的一种遗留，也是中国封建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判断妇女是否得到解放、地位是否得到提高的一个重要依据。辛亥革命前，奴婢制度是合法的，奴婢没有独立的户籍，他们或依附于官府，或依附于私家，连命名权都属于主人。奴婢等同于主人的资财，没有人格与自由，奴婢本人和子孙累世都和主人家有依附关系。婢女若遭受主人的性侵害，法律上也难给予有效的保护。在该制度下，无论男奴或是女婢，都过着非人的生活。其中，女婢的数量要远远多于男奴的数量。到了民国时期，女婢制度终于失去了其法律依据，然而蓄婢作为一种习俗却依然存在，“大概城市中百个女人中，怕至少也有三十或四十个，大城市如北京，怕还不止此数。”显然，这是与知识分子所倡导并要建立的新的国民形象相违背的。因此，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政府就颁布法令禁止蓄婢，要求“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与解除，视为雇主雇人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
。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颁布并施行了《修正解放奴婢办法条例》《禁止市民蓄婢办法》。这些法规规定，婢主供给婢女的衣食须和自己的子女同等，不能虐待婢女，并且要将婢女送入学校就读。婢女到达一定年龄后还有婚配的自由。1932年，国民政府又将禁婢的措施具体化，颁布了《禁止蓄奴养婢办法》，禁止非雇佣关系的奴婢的存在。
从解决蓄婢问题的结果来看，由于政府执行不力，总体成效并不是很理想。比如在桂林，就曾有人做过这样的估计，“假定桂林人口为五万户，每四十户有一养女，也有养女一千人”，“约占全女性人口百分之一”，“桂林的婢女数量达到二千五百人以上，占女性人数的百分之二”。虽然这只是人们的一种估计，没有很高的精确度，但是它却足以反映出当时存在的婢女人数之多。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时期婢女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与社会的足够重视。禁止蓄婢、禁止买卖妇女，这对中国妇女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婢女问题在辛亥革命后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但是它毕竟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从此以后，婢女的生活质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人格尊严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维护。中国妇女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
妇女服饰问题
服饰是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透过服饰，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出这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清朝的服饰是封建专制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阻碍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因素之一。辛亥革命后，中国传统服饰出现了巨大变化，即不再以等级定服饰，而是让服饰充分体现“自由”、“平等”、“民主”等精神。孙中山曾说：“但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须改良进步，始能与世界各国竞争。”在他看来，风俗（其中以服饰尤为重要）的改良进步是中国实现与各国竞争并成为佼佼者的必要条件之一。
20世纪初，与社会大变革相适应，中国的服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妇女服饰发生的巨大变化尤为引人瞩目。它以中西交融、满汉交融为特色，充分展示了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大跨度的历史变革，突显了人性化、个性化和近代化的时代特征。一方面，中国大地上兴起了一股崇洋风，“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这个时期时兴的旗袍款式也在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取西服的特点，使之成为一种中西合璧式的服装，且不断创新，不断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妇女可以自由着装，自由讨论服制问题了。她们不再饰以厚重的冠失物（其中有很多是象征封建等级与民族压迫的）。
以往服饰上的那种单调、古板、等级森严的局面，开始被生动活泼、千变万化的景象所取代。据相关资料记载，20年代以后中国妇女有了“曲线美”的意识，她们一改传统习惯，开始将衣服裁制得称身适体，服装上不仅装有垫肩、硬领，而且打有胸裥，故在贮藏时适宜以大橱悬挂，很少折叠存箱。当时的妇女不时兴戴手镯、戒指、耳环，此种服饰由于紧身得体尽显妇女婀娜体态，风格清雅、简朴。妇女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生活，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作者：周开颜单位：解放军第266医院骨二科河北承德
提高排尿反射阈值
截瘫患者因膀胱肌无张力，排尿功能紊乱或丧失，除实施预防泌尿系感染的措施外，常规组每2小时开放尿管引流尿液，直至能自行排尿;干预组患者视膀胱充盈情况行膀胱区热敷、按摩、按压，并嘱患者在夹闭尿管时有意识自行排尿，几分钟后开放，如此反复进行建立排尿反射，以减少受损机会，逐渐刺激膀胱功能重建。
疗效评定:优秀:能自行排尿，恢复正常的随意性膀胱。
良好:膀胱胀满时可自行排尿，但有尿不尽感或需加压，相当于反射性膀胱或自律性膀胱。差:无效，患者出院时仍需留置导尿管。优秀、良好均视为有效，计算干预措施对患者排尿功能恢复的有效率。
建立排便反射意识:指导患者合理饮食搭配，避免牛奶、甜食等产气食物的摄入，食物宜清淡，多蔬菜、水果，少脂肪、油腻，由流食、半流食、软食逐渐过渡到普食。每日早晚定时按结肠走向自上而下按摩患者腹部及肛周，并嘱患者做提肛动作练习，以刺激肛门括约肌的功能，反射性促进肠蠕动，恢复排便功能。
建立回归社会的能力
肌力训练:主、被动相结合，早期进行，为从床上移动到轮椅、扶双拐、双杠站立行走及穿衣、洗漱等日常生活的自理奠定基础。上肢训练:用哑铃、拉杆完成上举、扩胸动作及肩、肘关节的外展和内收，双手抓捏健身球以训练手的灵活性。肌力正常者指导主动完成，肌力低者督导被动完成。下肢被动行股四头肌等长性收缩及刚柔适度的肌肉挤捏、向心性环形按摩，同时辅以功能性电刺激，3次/日，每次30分钟，一周后可渐调整为1次/4小时。
肌力分级:0级:肌肉完全麻痹，触诊肌肉完全收缩无力。I级:肌肉有主动收缩力，不能带动关节活动，可见肌肉轻微收缩。Ⅱ级:可带动关节水平活动，但不能对抗地心引力，肢体能在床上平行移动。Ⅲ级:能对抗地心引力做主动关节活动，但不能对抗阻力，肢体能抬离床面。Ⅳ级:能对抗较大阻力，但比正常者弱，肢体能做对抗外界阻力的运动。Ⅴ级:肌力正常，运动自如。以肌力≥Ⅱ级为有效，计算干预措施对患者肌力恢复的有效率。
关节训练:截瘫患者关节反馈功能丧失，由足趾开始，依次为踝关节伸屈，膝、髋关节的外展、内收及直腿抬高，3次/日，每次30分钟。部分功能恢复患者可督导或嘱主动训练，也可借助CPM、脚踏车完成，训练的时间、频次可根据患者的病情逐渐增加。
离位训练:在功能锻炼后期，随着肌力的提升，安排患者住摇床，逐渐增加坐起的高度。指导患者正确的卧、坐、站姿势，讲解戴支具的目的，演示戴支具的方法，在护士或家属的协助下，由扶坐、自坐、床边坐过渡到扶床站立、扶双拐站立、扶双杠站立避免屈膝跪倒，再借助助行器行走。经过系统干预，对患者下肢功能的恢复显效和有效均视为有效，计算有效率。
结果与讨论
通过采取相关护理干预措施结果经统计，两组间具有显著性差异。详见表1、2、3:干预组患者无一例发生护理并发症，均能在医护的指导下积极配合治疗和康复，两组间有效率比较有统计学意义，功能恢复满意。出院后随访:除5例高位截瘫患者在3.5个月左右训练成自律性膀胱外，其余患者在3个月内均脱离尿管自行排尿。3例高位截瘫患者4个月后佩戴截瘫支具行走，其余患者2个月后能应用助行器完成上厕所、整理室内卫生、洗菜、做饭、外出活动等，脱离了亲属照顾，达到了心理、生理、社会的康复，维持了良好的适应性，提高了生活自理能力。以上统计结果表明，护理干预可控制危险因素,可帮助患者建立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从而达到满意的康复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