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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反思 摘 要:通过回顾两个世纪以来世界比较文学经历的三次危机,“窄化”、“泛化”、“浅化”三种对“比较文学”的错误理解是导致该学科命运重大转折的根本原因。“窄化”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可比性的过紧限制和狭义理解上;“泛化”体现在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的进攻以及对“比较”方法论的妥协性放弃上;“浅化”体现在“X+Y”式浅层比附、话语独白,以及缺乏对“世界文学”在新语境下作为学科理想和研究方法论的双重认识上。 关键词:比较文学危机;“窄化”;“泛化”;“浅化” 作者简介:卢 婕,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225) 引 言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学界承认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从第一阶段法国学派基于实证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到第二阶段美国学派对跨国与跨学科文学的平行研究,再到目前第三阶段中国学派对跨文明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变异研究和总体研究,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几经沉浮。然而,每当这门学科被各种危机逼入死角,它就积极地自我诊断,为自己开出治病药方。总的说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遇到过三次大的危机,包括由克鲁齐(Croce)对该学科的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的指责而引发的第一次危机、由对比较范围过度限制和过分强调“国际文学关系史”而引发的第二次危机以及由目前的文化转向和泛文化研究引发的第三次危机。为了应对第一次危机,法国学派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加以严格限制,但却因此使其陷入“一潭死水”的第二次危机中。然后,为了解决以法国学派压抑和狭隘的学科格局为特征的第二次危机,美国学派提出对没有实际关系的文学进行平行研究,打破了原来法国学派画地为牢的人为设限。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世间没有什么处方可以永保安康,也无包治百病的灵药。虽然美国的解药成功地缓解了该学科的一时之疾,但是,它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引发了新的隐疾。虽然,必须承认,在韦勒克(René Wellek)诊断出该学科“旷日持久的危机症状” [1 ]之后,他在1958年《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所开出的解药――“文学性”――的确将这门学科从第二次危机中拯救出来,使比较文学研究不久恢复健康并砸断“关系”这个脚镣手铐而发现一片更自由且生机盎然的处女地。然而,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肆意发展之后,这个曾一度恢复健康的学科变得臃肿不堪,甚至因超出其学科框架而导致了第三次危机:一次由学科范围过大和规范过于松弛而引发的危机。事实上,目前的第三次危机来势汹汹,其威胁丝毫不亚于之前的两次危机。该学科的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这次危机:1984年,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提出比较文学身处“永恒的危机” [2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提出比较文学“气数已尽” [3 ]。1995年,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在《多元文学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中的序言标题名为《比较的焦虑》(The Anxieties of Comparison) [4 ]。2003年,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出版《一门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 [5 ]。同年,苏源熙(Haun Saussy)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提交第四个“十年报告”,报告名为《噩梦醒来缝精尸:论文化基因、蜂巢和自私的因子》(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Of Memes,Hives,and Selfish Genes) [6 ]。从顶级比较文学学者的口中和笔尖涌出的“危机”、“焦虑”、“死亡”、“尸体”等词语听上去如此令人震骇以至于不久就引发了全球范围关于比较文学命运的又一次大讨论。在最近二十年里,国际比较文学学者就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作为危机与批评的加拿大比较文学:朝向比较文化研究》(Comparative Canadian Literature as Crisis and Critique:Towards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Cavell,Richard A,1994)、《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危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Moser,W,1996)、《比较文学身处危机中吗?》(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 Crisis?,Miroslav Beker,1998)、《比较文学准备好迎接21世纪吗?》(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ad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Kushner,Eva,2000)、《失败的预言过时的药方》(Failed Prediction and Outdated Prescription,Cao Shunqing Wang Lei,2009)、《永恒的危机,比较文学能否或应该在历史、理论以及区域研究中继续存在?》(The Permanent Crisis,Or Can,Could or Shoul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Survive? Between History,Theory and Area Studies,Pospisil,I,2009)、《对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Liu Xiangyu,2010)、《危机或未来?德国比较文学》(Crisis or Future? The Germanic Compared Literature,Roloff,HG Pabisch,P,2010)、《比较主义与文学研究的危机》(Comparatism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Pokriv■ák,Anton,2013)等文章。W界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命运的讨论不仅广泛而且经久不衰。 从以上例子来看,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明显地分成了两大阵营。部分学者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命运持悲观态度,另一部分则相反。有趣的是,还有些学者在这两大阵营中改变立场或游移不定。比如,在其异见者的启发或压力之下,2006年,危机论首倡者之一的巴斯奈特写了一篇名为《21世纪比较文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论文。她在文中承认其先前断言比较文学将被翻译研究取代是不妥的 [7 ]。最近,她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她观点变化的原因:“变化总是令人不解,有时还令人痛苦。但是没有变化就没有成长和进步。” [8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是否正濒临死亡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时代而异,也因个人而异。就比较文学学科而言,“警钟为谁而鸣”这个问题无疑值得学界三省其身。回顾比较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发展和总结不同学者对该学科前途命运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而通过鉴古知今和贯通中西我们可以看到警钟正为三种错误理解比较文学学科含义的研究者长鸣:那些将比较文学研究“窄化”、“泛化”与“浅化”的人。 一、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窄化” 众所周知,尽管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被公认为是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事实上这门学科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当由英国学者波斯奈特(Posnett,H.M)撰写的第一部比较文学专著《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于1886年出版时,他详细地从氏族文学、城市文学、世界文学以及国家文学等角度阐释了他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他以宽广的胸怀和自由的心态容纳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种范式,外部和内部文学特质两种研究对象。可见,这门学科的理论在史前史阶段是相当自由开放的。 不幸的是好景不长。在意大利学者克鲁齐对该学科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发起猛攻之后,法国学派中的一些著名学者,比如巴尔登斯伯格(Baldensperger)、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基亚(Guyard)率先扔掉比较文学实践中倍受诟病的“任意性”而试图获得当时在所有学术领域都倍受推崇的“确定性”与“科学性”。这门学科因此开始从原先广阔的研究领域撤回而退缩到一个狭窄的封闭小圈子里。法国学派放弃了开放自由研究的良好开端和研究对象多样化的优秀传统,把自己投身于“国际文学关系”的研究中。研究对象的窄化成功地使该学科避开了克鲁齐的攻击,却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对研究对象的过紧控制极大地限制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尽管作为老牌文学强国的法国在影响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这种研究模式对于其他在文学方面而言相对不那么强大的国家来说得益不多。尤其是对于当时在政治经济领域已经崛起但却并无傲人文学传统的美国而言,这种研究模式更无任何可取之处。把研究对象窄化到仅仅包括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实际影响与关系,令该学科很难在法国以外的地方繁荣,这引起了美国学者的极大不满。除此之外,对比较方法论的抛弃又使该学科与名称不合,导致圈外人的误解。还有,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获得了“科学性”,但却剥离了这门学科的文学性与审美性,而这正是文学相关学科的本质以及韦勒克“内部研究”中的优秀元素。当韦勒克在《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批评史》(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中所提出的文学性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文学艺术的本质” [9 ]这一说法被广为接受时,法国学派仅以实证的外部关系建立学科理论和对研究对象的人为设限就日益让人难以忍受。除此之外,巴斯奈特的观点也颇具代表性。她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曾研究过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对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的影响。在最近谈到影响研究时她直言:“作者的话并不可靠,他们都是一些观点的表达,有时还存在刻意的欺骗。影响是可以被加工改良的。” [8 ]在从对“文学性”的重要性的提升与对“实证性”的可能性的质疑两个方向发起的猛追猛打之下,法国学派基于实证范式的影响研究最终被从比较文学研究的王位推翻而结束了它的专制。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命运为那些试图对该学科研究对象不当设限的人提供了教训:对研究对象的过度窄化无疑会导致学科的发育不良。 事实上,窄化不仅只存在于法国学派,尽管美国学派的研究对象比起其前辈更为宽泛,它同样也犯过窄化的错误。就研究范围而言,法国学派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不可避免地导致其有意或无意地把法国文学对他国文学的无处不在并持续长远的影响研究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类似的情况在美国也有发生,尽管表面上看来美国学派的研究脱离了民族主义偏见,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所提倡的平行研究虽看上去是把被比较的双方毫无倾斜地放于天平的两端,但被称量的对象却仅限于西方文明圈中的文学。换句话说,它只关注欧洲和美国的文学,西方文明圈之外的文学并不在其视野之内。甚至连韦斯坦因这样有洞见的学者都曾质疑过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的可比性。他说:“我对于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 [10 ]我们需要认识的是,把研究范围仅仅局限于西方文明圈同邮且恢直J刂饕遄龇ā6美国学派的做法实际上只不过是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之窄化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变体而已。将比较文学研究局限于西方文明圈背离了1827年歌德(Goethe)所设立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学科目标。事实上,1993年,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就呼吁在“超国家”领域(“supernational” realm)内进行文学研究。他所言的超国家文学概念是超出国家甚至国际文学以推翻欧洲中心主义所体现的沙文主义 [11 ]。在21世纪之始,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也借着重新定义“世界文学”而倡导比较文学突破原有的局限:“这个从文学视角和新的文化意识凝结而成的术语是一种由歌德所预言而我们正身处其间的年代所正在形成的全球现代性意识。” [12 ]他的评价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21世纪的比较文学的目标不仅仅包括研究西方文明中的文学或以西方视角研究文学,还包括研究非西方文学和以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视角研究文学,以及以宽容之心接纳全世界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为研究对象。换言之,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全球化新纪元中,被窄化的学科视野是与当前现实格格不入的。只有从“世界文学”这样的宏大视野中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才能使这门学科跟上时代,得到国际学者的尊崇。 除了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窄化之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窄化”还体现在对该学科基石之一的“可比性”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建立在“同源性”这一可比性上。如果没有不同国家文学所共有的相同文学渊源这一假设,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就如无本之木无法存在。因此,法国学派的主要成就都是通过对同一起源的母题、主题、情节、人物等探索而取得。没有了“同”这一前提,影响研究将不复存在。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是建立在跨国、跨语言、跨学科的文学作品或理论的“类同性”之上的。“平行”这个词本身就蕴含了“类比”――相似对象之间的比照或对比――的意蕴。然而,在目前这个全球化时代,尽管文学作品和理论展现出不少共同之处,但更常见的是它们呈现出引人注目的差异性。根据美国学派所建立的学科体系,既然世间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完全相同,因此差异性是不可比的。他们认为可比性应依附于同质性而不是异质性,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学派对于将研究范围从西方文明圈扩大到东方文明圈感到迟疑不决的原因。但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中的一些比较文学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证明:那些顽固地将自己局限于“同质性”研究的人很少能在自己所在的文明圈之外产生影响。而那些将目光投向与自身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异域文学的研究者则越来越获得国际性声誉。从这一方面来看,一些欧洲和美国的汉学家为他们的追随者树立了楷模并铺平了道路。在其所付出的努力的鼓舞下,在其所取得的成就的启发下,中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论创建者探索出一条放弃过时的“简单求同”模式而创建基于异质性为可比性的比较研究之路。2013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所著《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引发了国内外对该学科新动向的广泛讨论。在书中,曹顺庆教授充满信心地宣称:“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基于实证的影响研究新视角。它客观地研究文学的动态发展,以变异来贯穿文学发展,把法国学派的实证研究与变异相结合,这可以校正法国学派的缺点,可以使影响研究的模式得到丰富和补充,也可以极大地推动比较文学的发展。” [13 ]佛克玛(Douwe Fokkema)在为此书作序时坦言:“变异学是对之前存在于法国学派单方面强调影响研究和受新批评启发的美国学派关注美学阐释的研究范式中的问题的解决之法,此二者都很遗憾地忽略了非欧洲语言文学。” [13 ]2015年,斯文德・艾瑞克・拉森(Svend Erik Larsen)在《世界文学》(Orbis Litterarum)发表书评:“这本书是对业已确立的西方比较研究方法发出对话的邀请。” [14 ]他还在书评结尾处补充到“由于世界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文类研究、政治研究、后人类研究、数字媒体和文学研究等部分研究的兴趣交叉重叠,对话的时机已然成熟。变异学可谓正逢其时” [14 ]。独特而新颖的变异学理论是基于全球范围内的比较文学学者对异质性文学研究的实践之上而建立的,它正吸引着许多比较文学学者的关注。同时,反过来,它的建立又可以为全球这一研究的实践指引方向。另外,除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发现之外,一些西方学者也已经关注到异质性这一可比性。比如,韦因斯坦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1973)中就提到:“文学模仿的例子可能比起创造性嬗变或多或少更为少见。” [9 ]曹顺庆认为这里所说的“创造性嬗变”其实“接近于变异这一概念” [15 ]。2006年,托马斯・多彻蒂(Thomas Docherty)在评论佛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用“树”和“波浪”来隐喻性地阐释比较文学其实是过分强调了“同一性”之后,他质问道:“然而,如果比较文学的任务本身就是生产差异性那会怎样呢?如果如其所是地接纳现实的多样性可能那会怎样呢?如果有一种多样性无法被规范在某种统一的标记之下那会怎样呢?” [16 ]显而易见,中西学者都日益认识到了由跨文明文学交流带来的“异质性”可比性问题。建立一个既基于同质性又基于异质性可比性的完备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东方和西方比较文学学者共同的最终目标。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泛化” “比较文学”这个名词词组是由中心词“文学”和修饰语“比较”构成。但是随着“文化转向”的出现,20世纪晚期的人文研究学术潮流中出现了一种“泛文化研究”的现象。当比较文学学科被裹上“文化”这件大衣之后,文学曾经拥有的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开始江河日下。由于“文化”的含义如此广泛,几乎所有被一个社会所共享的知识与价值都可以被囊括其中,这导致“文学”这个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备受青睐的研究对象在与性别、政治、后殖民和意识形态等别的研究对象并列时显得相形见绌。伯恩海默(Bernheimer)就倡导在多元文化主义时代要把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从文学转换到文化上去 [17 ]。用安东・伯克利瓦萨克(Anton Pokriv■ák)的话来说,伯恩海默是提出一种与韦勒克完全不同的解决危机的方案――放弃文学的内部世界,让比较进入传媒、经济和政治等领域 [18 ]。不过,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还仍有一些对此保持警惕的学者。比如,2006年,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比较文学何去何从?》(Whither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文中指出:“比较文学把自己从渊源与影响研究中解放出来而加入到互文性研究这个更广阔的天地――广阔但却界限不明。” [19 ]卡勒对于把比较文学研究扩张到全球文化研究将招致新一轮危机的警告并非夸大其词。2009年,捷克学者伊沃・波斯皮西尔(Ivo PosPí■Il)在其论文中总结到:“比较文学研究,可能会比以前更加被其他学科所消解,或者在更广泛的文化和区域研究框架中作为一个被紧缩的学科而发挥作用” [20 ]。抛却其论证的过程不提,仅就他的结论而言还是有些道理的。正如以上分析,如果比较文学用更宽泛的“文化”取代“文学”作为其研究对象,这门学科可能被其他学科消解的预言听上去是站得住脚的。2010年,张隆溪也表达了和卡勒同样的焦虑。他说如果没有文学,“比较文学”将失去其特性而遭遇“身份危机”。在《世界文学的来临》一文中,他断言在经历了文化研究的喧嚣与骚动之后,“回到文学去”是文学研究往后发展必须踏出的一步 [21 ]。同年,王宁也注意到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侵略性,他说:“许多原来属于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领域现在要么被文化研究学者要么被文化批u家所占领。” [22 ]2013年,安东・伯克利瓦萨克否定了用意识形态作为文学研究的手段,他认为“文学性”才是找寻在“仍然意识到文学的制度化定义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术语的文学情境化”中的平衡的可能途径。他建议如果研究文学的学者不想“自寻死路”,不想把对人类生存中的艺术手段从严格的批评中剥夺的话,“文学性”这个僵化的术语最好还是保留下来。而且他还建议如果比较文学要保留其比较的精神,并且不愿在对普世性的研究中放弃特殊性研究的话,有必要把“文学性”发展为“文学间性” [18 ]。从克劳迪奥・纪廉、乔纳森・卡勒、伊沃・波斯皮西尔、张隆溪、安东・伯克利瓦萨克等学者的观察与反思来看,被泛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打乱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平衡,由于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日益威胁和粗俗化具有特殊性的“文学”,后者在前者的阴影笼罩之下有消失不见的可能。因此,比较文学学者应该意识到文学与文化之间微妙而脆弱的平衡关系,避免由泛文化研究所带来的新危机。另外,尽管像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等学者通过将文学研究融入更广泛的文化研究这一范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比较文学研究既不可能在完全抽离文化、社会或意识形态的真空环境中进行,也不可能在被剥离了文学的状态下进行,文化与文学研究这种相生相克的“共生”现象的复杂性导致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否属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仍然被不少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悬而未决。所谓的“界限不明”或“被消解”的新危机其实就是泛文化研究过度渗透到比较文学研究的后遗症,而这一危机绝非危言耸听。 以中国的接受研究为例,由于一些明显的历史原因,从18世纪初以来中国长期在文学“交流”的过程中自愿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甚至在倾听和模仿日本、前苏联、美国的“独白”的过程中患上“失语症”。中国学者王宁最近的发言表达了对独白式影响研究的不满。他说:“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始终笼罩在西方理论的阴影之下,西方的理论可以通过翻译的中介长驱直入进入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中。虽然理论的旅行会发生某种变异,但这种旅行和变异长期以来却一直是单向的,也即从西方到东方。” [29 ]显然,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这种独白式研究模式在大多数中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那里都不受待见,尤其是当一国的文学随着其在国际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而崛起之际。 另一种“浅化”是把“比较文学研究”等同于它的方法论“经由比较进行文学研究”。事实上,任何特有学科的研究把自己降级到其方法论都毫无意外地会导致“浅化”的恶果。就算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无论它多么强调科学性,都还仍然会保有其学科的一些浪漫主义理想。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比较文学当然不能被剥夺其理想――“世界文学”。如果比较文学者只沉浸于琐碎繁杂的比较研究而无一个实现“世界文学”的远大理想的话,他就会像书斋里的浮士德一样为自己书虫的可怜命运哀叹,就会难以坚持自己的学术生涯,就会丧失探索和在其研究领域创新的热情。“世界文学”,在歌德时代还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而现在随着文化垄断的解体,第三世界在政治上的崛起,经济的全球化,交通的便捷与信息的轻松获取,这一理想正变得越来越可以触及。如果没有“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理想,比较文学学者将沦落为迂腐的书呆子而鲜能为人类的精神做出贡献。那些对比较文学学科命运感到悲观的人就部分地是由于缺失了“世界文学”这一盏指路明灯。 在20世纪中叶,中国比较文学先驱,钱钟书的《谈艺录》序言有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30 ]。他的话表达了对于发现指导人类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共同的“诗心”的坚定信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也宣称:“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31 ]。21世纪初,佛朗哥・莫瑞提在他的著作《世界文学的猜想》(2000)中认为世界文学不能看成是文学,而是更大:“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世界文学不是对象,而是问题,需要有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因为还没有人通过大量阅读文本而找到一种方法。这不是理论形成的途径。理论需要超越,需要假设――从假想开始。” [32 ]显然,莫瑞提已经把“世界文学”从一种简单抽象的理想塑造为解决目前全球后工业时代文学研究乱象的具体范式了。捷克学者埃娃・库什纳(Eva Kushner)观察到“在整个历史中,比较文学已经内化为它自身目标的一部分,这给我们指出一个挑战:有必要重新认识它错综复杂的问题和更新课程设置来应对文化中与生俱来的文学多样性问题。” [33 ]她开始注意到学界有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比较文学研究的潜在材料的趋势。最近,2003年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2007年杜威・佛克玛(Douwe Fokkma)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2009年戴维・戴姆拉什的《如何读世界文学》(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2010年王宁的《比较文学危机与世界文学的崛起》(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Rise of World Literature),以及2012年西奥・旦(Theo D’haen)与凯萨・多明戈斯(César Domínguez)的《世界文学:读者》(World Literature:A Reader)都思考了由歌德所造的这个古老词语所具备的解开作为比较文学学科死结的可能性。现在,“世界文学”被比较文学学者作为握在手中用以加速分解“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利器。这种对“世界文学”的全新理解将使比较文学研究拥有强大的武器以击退狭隘的地方主义和虚无的普世主义的进攻。 结 论 尽管早在三十年前,季羡林就认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34 ],十几年前,苏源熙也宣称它在西方具有了不争的合法性并扮演着“为乐队的其他乐器定调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 [6 ],但是我们仍有必要居安思危。回顾比较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发展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它的过去与现状,预测它的未来与发展。警钟长鸣,正鸣响给误解了“比较文学”含义的人和不能在新时期跟上这门学科发展的人听:他们是从研究对象、范围与可比性三方面“窄化”该学科的人,以泛文化研究取代比较文学研究或抛弃比较方法论而“泛化”该学科的人,以及把这门学科等同于“X+Y”的简单比附、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文学的“独白”,或者丧失“世界文学”作为学科理想,不能把“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使这门学科长存的人。在这些错误认识与不当尝试的警醒之下,国际比较文学学者需要从以下几点来避免陷入危机:首先,打破旧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把研究对象从过紧限制中解放出来,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全世界的文学以使这门学科具备真正的世界性眼光和国际性胸怀。第二,承认异质性的可比性,采用变异研究展现跨文明文学传播的巨大研究价值。所谓“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阳而异品”,通过挖掘中西文明在文化模式、民族品格、思维方式、审美心理、政治、经济以及地理条件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同性而异品”以增进双方的理解和共识。第三,用跨文化研究取代泛文化研究,避免比较文学被更广泛的文化研究所吞没而陷入身份危机。第四,回到“比较”中去并丰富它的内涵。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定义关键词的“比较”不应被轻易放弃。我们应该遵循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建设的“涟漪式”发展的良好传统,在其原来包含的“类比”和“对比”的含义的基础上丰富它的内涵。第五,在影响研究或接受研究中以对话取代独白以彰显被比较双方的平等地位,改变以西释中、以中就西、以西彰中等单向阐释的研究范式,真正做到中西文学交流的互释互证和互补互动。最后,用“世界文学”作为学科理想和研究方法论高屋建瓴地解决学科中的争议。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导致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确定性”和“中心”被消解,而“世界文学”恰好能以其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化解目前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引发的危机。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作者简介: 赵真华,女,1985年4月17日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吉林农业科技学院韩语系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优秀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优秀,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优秀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19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20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优秀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优秀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著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著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著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著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著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著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著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著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著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著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著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著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著者在新小说的优秀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著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著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 鬼之声 序》(1907年),《 行乐图 后记》(1912年),《 碧芙蓉 后记》(1912年),《 明月亭 后记》(1912年),《 江上月 后记》(1913年),《 云外运 后记》(1914年),《 金刚门 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著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著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著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著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著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著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著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著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著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著“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著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著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著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著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著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著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著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著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著”(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著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著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著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著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著,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著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著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论文 一、隐匿与发现:缘自民间的书写姿态 1.母语体验与民族精神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十分重要可以肯定的是,网络的兴起与快速普及,不仅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而且几乎一夜之间将古老的族群观念和传统习俗晾晒在现代数字化信息桌面之上,逼使偏远山地文化与发达都市文化近距离对视、交流与磨合,促成汉民多元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处于紧张啮合状态,进而唤起少数民族作家“以新载体说老故事”的言说冲动和新奇感受。所以说,“网络出现之后,各地文学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在整体上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为造就文学新人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地区反而成为这次传播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一根网线缩短了他们与文化发达地区的时空距离,改变了民族创作的生存空间,巨大而无形的网络为新生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心灵还乡创造了条件。具体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创作本身,作家主体的姓名符码、题材选择、母语认同、民族精神等无疑是必要而可靠的辨识维度。限于篇幅,这里只讨论关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民族身份的两大优秀指标:一是外在的母语运作,二是内在的精神期盼。少数民族网络作家的语言认同表现为三个基本层面:单一民族母语认同、汉语共同语认同和汉民双语互译认同。对于包括部分网络作家在内的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而言,一般都有较高学历,出于民族自觉或母语崇拜,常常或不时用母语创作。有些民族作家坚持用母语方式走网络和纸质双边写作的道路,但多数作家更愿意采取将网络母语文学翻译成汉语纸质文学正式发表或出版的方式。以藏族作家为例,毛尔盖•桑木旦、土登尼玛、昔扎、益西泽仁、列美平措、扎西班典、次仁顿珠、章戈•尼玛、根丘多吉、白玛娜珍、才旺瑙乳、旺秀才丹、牧丹、端智嘉、格德嘉、克珠、司徒、央珍、唯色、奔嘉、俄邛、班果等老中青作家中,大多都有双语创作体验,其中的部分青年作家在传统纸质文学和现代网络文学创作中均有实绩,有力推进了当代藏语文学的发展。这表明,网络文学只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学创作方式的时代延伸,而并非部分学者所想象的那样———是对原有文学传统的彻底颠覆。隐含在民族语言背后的则是更为深沉的民族精神。按照通行的理解,狭义的民族精神是指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价值观念等精神现象的综合体。对当代少数民族网络作家而言,首先要有最基本的民族感情,唯其如此,方能以全部身心拥抱民族生活,传扬民族精魂。“傈僳人民信息港”网站上的《我们是谁?》这样描述自己的民族记忆:“我们是一群傈僳族青年,来自无论是听来还是看来还是走来都非常遥远的地方。那是一个抬头一线天,低头一线江,脚下一线路的地方,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父辈和我们的儿时伙伴们生生不息的地方。虽然我们身在城市,但我们的心依旧在我们的山寨,在我们的家乡,在我们的民族。”①其民族情怀溢于言表,读来自然、真切、温暖。当然,在尊重少数民族网络作家民族感情的同时,也应戒备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不当表达,以免过于沉重乃至变形的民族心理扭曲了本来健全的民族体魄。 2.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是个业已开端但尚不尽如人意的文化之旅无论如何,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是个业已开端但尚不尽如人意的民族文化之旅。换言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但也存在一些无可回避的问题。在克服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拓进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事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总体上说,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中国网络文学一样充满希望。除网络文学本身的自律性发展外,相关他律性推进措施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新闻出版总署将网络文学纳入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范围;鲁迅文学奖已经向网络文学敞开大门;国内相关单位已举办多次网络文学研讨会;网络文学正式成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目前,中国网络文学联盟、中国青年网络文学联合会、中国网络诗歌学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等已经相继成立并开展工作,中国民族文学网建网十余年来成效显著。二一三年十月三十日,中国首家培养网络文学原创作者的公益性大学“网络文学大学”宣告成立,中文在线董事长童之磊任校长,莫言应邀担任名誉校长。这标志着网络文学作者得以由纯粹“自发式”创作阶段,步入“职业化”运作旅程。同时,继浙江网络作家学会、上海网络作家协会成立之后,中国作家协会拟于年内组建中国网络作家协会。大陆如此,台湾在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后也陆续成立了山抹微云文艺专业站、尤里西斯文社、椰林风情、自己的房间、全方位艺术家联盟、台湾网路诗实验室、触电新诗网等文学网站,蔡智恒及其《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更是将诸如响葫芦、涩柿子、向阳、代橘、大蒙、白灵、海瑟、苏绍连、李顺兴、须文蔚、林群盛、衣剑舞等带入多媒体、超文本网络文学的殿堂。然而,网络文学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可以预期的前景并不能漂白其当下存在的问题,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自然不能例外。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网上写作模式和网站现行运行机制的共同制约,网络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倾向的自我化、审美趣味的娱乐化、写作题材的类型化、表达技巧的粗鄙化、市场运作的商业化、民族身份的模糊化等,已经成为阻碍网络文学深度掘进的现实瓶颈。我们不妨将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整体性网络文学症候概括为“五化”:虚幻化、浅薄化、粗糙化、趋利化、去民族化。网络文学崇尚玄幻,想象奇诡,偏好穿越,趋近世俗,但远离当下生活实际,存在明显的逃离、梦幻、虚脱色彩,总体上缺乏现实关怀、问题意识和救赎设计。网络让人个性绽放,书写自由,但门槛偏低,把关不严,时有暴力色情。与此相关,各大网站追名逐利,比学赶超,改编成风,盗版泛滥,致使各自为阵,无序竞争,整合乏力,精品不多。不仅如此,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而言,还出现了民族性不断弱化的“去民族化”倾向,主要体现为观照视野从区域性到国家化、书写语言从民族性到汉语化、习得机制从自在性到体制化、精神向度从本土性到时尚化。藏族作家“心有些乱”(藏名扎西茨仁,汉名洛兵)是个名副其实的多面手———音乐、小说、绘画、电视剧,都很出彩。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熟悉他的歌曲《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梦里水乡》、《丢手绢》、《选择坚强》、《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陪你》等,对其网络作品《护士小雯》、《青色片段》、《今天可能有爱情》、《天才及疯狂的冷漠:致罗琦》、《长发盈空的日子:致潘劲东》、《伤逝•悼高枫》、《那一夜的烟花:张国荣》、《雪村:游戏人生的快乐》等则相对陌生。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去民族化症状,一方面彰显了民族文化交互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某些不利于民族文学区域化、民族化、多样化生态传承的现实隐忧。 二、特色性与经典化:对于文学史的三重建构 “网络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回答是肯定的。作为一种体量巨大、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存在,网络文学客观上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容;作为一种价值性存在,网络文学拓展了文学史的逻辑原点;作为一种功能性存在,网络文学则赋予文学史以更为开阔的意义空间和思维视阈……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一翼,网络文学有足够的资质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场域,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还应该构建‘网络文学史’。”①网络文学可以入史,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当然也能入史。从特色化与准经典性的应然立场出发,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具有三重建构功能。 1.回到民族文学现场:强化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当代意识新中国成立后,陆续组编了相关族别文学史,出版了若干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论著作。但在中国总体文学史亦即全民族文学史的浩繁书写中,以下“三大缺席”长期存在:一是少数民族文学缺席;二是港澳台文学缺席;三是网络文学缺席。直到一九九七年,张炯等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全十册)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后修订为十二卷本《中国文学通史》,江苏文艺出版社二一一年版)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两大缺憾。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出场,不仅进一步填补了中国文学通史的缺憾,而且直接强化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当代意识乃至民族特色。“六后”藏族网络作家“阿里狼客”(藏名旺秀才丹)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家班进修,现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副编审。早期在纸媒发表文学作品,二四年创办藏人文化网并任总监,先后担任天涯社区、天涯诗会等多家文学论坛版主,建有多个个人文学博客,发表诗作《大树》、《鲜花与酒徒》、《梦幻五章》、《平原的黄昏》及随笔《一代人的人文生活写意》等大量网络作品。一九九九年策划成立西藏妙音工作室,以“朝觐心灵的圣地”为理念,策划、拍摄、编辑、出版《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书系》、《圣地梵音》等藏族文化书籍和音像制品。二七年与藏人文化网总编辑才旺瑙乳做客新浪,接受关于藏人文化网及藏族文化的访谈,并与万玛才旦联合出版莲花生大师传记《大师在西藏》。这是一位有着清醒民族意识和强烈民族现场感的作家,其纸质作品、网络文学和一系列藏族文化实践活动彼此联动,互为印证,为藏文化的阐扬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相对而言,这种自觉回到民族现场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还有:藏族作家刚杰•索木东、嘎代才让(“西部藏人”)、白玛娜珍、梅卓,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沙•布和、萨娜,苗族作家杨昌祥,瑶族作家唐玉文,满族作家金子,土家族作家米米七月等。这些少数民族作家通过网络文学方式在主流文学的边缘地带虔诚坚守着自己的民族记忆,他们的作品因此具有了某种“抵抗遗忘”的悲壮气质。但是,毋庸讳言,目前这类作家数量偏少,大多年轻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除少数民族出身外,创作题材、主题、语言都严重汉化或去民族化。但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有趣的现象,汉族作家的网络文学作品反倒蕴含着浓郁乃至深沉的少数民族文化意识。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藏地密码》的问世。汉族作家何马出生在藏区,前后深入西藏十年之久,二八年在网络上集纳式发表关于西藏自然、文化、社会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藏地密码》,以至于很多人都误以为他是藏族作家。这说明,走进少数民族生活现场绝非少数民族作家的专利,汉民作家已经形成合力开创民族文学新局面的共识。同样令人欣慰的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网络化空间日渐拓展,原有网站不断改进,新建网站快速成长,就连《民族文学》也推出了网络版,甚至用汉、蒙、藏、维、哈、朝六种文字同时发行。凡此种种,预示着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 2.重建多元文学秩序:优化当代文学史的结构布局网络文学毫无疑义地隶属于当代文学的界域。从逻辑层面排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其次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学,再次才应该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结构布局的优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补足原有文学板块,修正传统写作体制,确立新型文学秩序。首先是补足原有文学板块。如前所述,中国当代文学史原有体例中,少数民族文学和网络文学严重缺席,造成当代文学史结构布局的不完整性。在“重写文学史”的倡导中,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应被纳入“重写”轨道。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不仅客观上具有民族板块和网络构型上的文学史补足功能,而且它的自主性、区域性、民族性和多元性,相当程度上承担着步入后现代“去中心化”的文化意味。正视并重视这一事实,势必改变我们习焉不察、习以为常的文学观念,进而引发重构当代文学史的冲动。我们同时注意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之所以具备进入当代文学史框架的资质,并不一定是因为率先考虑了它的民族属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必须顾及到数字化时代文学形态的异质新构特征以及“文学性”的网络流动本质。其次是修正传统写作体制。传统文学体制将文学视为社会意识形态,而在更为激进的革命年代,文学则“被齿轮和螺丝钉”化,要求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为政治乃至阶级服务。与此相应,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被约束在一定的机制之中,如作协、文联、学会或其他相关院所。历史地看,传统作家体制和创作机制或许是必要的,但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的今天,传统管理框架的惰性也逐渐显现出来,并日渐成为当今文学创新发展的桎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等新型文学样态的诞生,不仅突破了传统的写作体制机制,而且也丰富了当代文学形态的审美内涵和文学史的构成方式,其对传统格式的解构和对当代文学“移动盘”的刷新功能有目共睹。因此,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整个网络文学行业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以及随之而来的宏大叙事就构成一种无形而巨大的修正力量,总体上优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结构布局。再次是确立新型文学秩序。网络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接收方式,虽然适应了“去经典”的泛阅读、浅阅读需求,但文学史建构中的“汰滤机制”客观上又阻滞了网络文学快餐化、粗鄙化的倾向,或者说“文学史”书写的固有责任迫使网络文学尽可能走向精致和经典,亦即经典化。所谓网络文学经典化,主要包含四层含义:一是网络文学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客观上受到了传统纸质文学经典潜移默化的影响;二是网络文学经由十余年的历练已经初步形成自身的写作传统和文体规范;三是正规出版或影视改编等再度创作对于原生性网络文学作品的思想渗透与艺术施加;四是文学史在吸纳网络文学入史时优胜劣汰机制的功能性发挥。这四种行为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客观上促成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准经典性发生和相对意义上的经典效果。这从《夜上海》、《梦回大清》、《一霎移魂变古今》、《护士小雯》、《今天可能有爱情》、《一品闺秀》、《零度青春》、《砖头王老五相亲记》、《失落的村庄》、《神曲马头琴》、《一座城市的故事》、《瑶乡传奇》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准经典作品雏形中可见一斑。从文学史的“准入”机制来看,准经典网络文学通过正式刊物、正规出版社或影视动漫公司的刊发、出版或改编,有可能进入经典网络文学行列。 3.激活世界对话能量:提升中华文学史的国际形象网络传播具有速度快、立体化、多维度、无边界、交互性等特点,不仅加速了全球交流的频率和进程,而且改变了既定民族经济、国家主权、文化安全、世界和平的定义方式。正因为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互联网作为谋取优势国际地位的战略制高点,导致不对称信息暴力层出不穷,没有硝烟的“网络战争”一触即发,英语传播已然成为网络话语霸权的显要标志,网络文化入侵随之构成后殖民主义策略的基本组成部分。广大网民越来越确信,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早年的预言正在变成严峻现实———“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网络文学作为网络文化战略最为柔软的“人学”路径延伸开来。承前所论,网络文学不仅是我国民族文学新潮、当代文学气象,而且也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中国网络文学虽然源自民间,但终归要凝聚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力量,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表征。随着网络写作的不断深化和网络技术的日臻完善,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必将也必须以自身的独特风采汇入中国当代网络文学的江河,从而使中国网络文学以更加丰厚的实力、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充沛的能量参与世界对话和全球竞争,进而提升中华文学史的国际形象。辩证地看,不同网络文学集群之间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交融互补的一面。否则,个人文学的民族化、民族文学的国家化、国家文学的世界化便不可想象。在此基点上,重温歌德、马克思、韦勒克等人关于世界文学的判断与向往或许是必要的。歌德谈及世界文学时曾说:“问题不在于各民族都应按照一个方式去思想,而在他们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假如他们不肯互相喜爱至少也应学会互相宽容。”①歌德尊重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同时赞成不同民族文学间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喜爱、互相宽容。这四个“互相”,可视为处理当今世界网络文学关系的“外交指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沟通与国家交往打破了各自为阵的封闭状态,文学的世界性对话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执笔写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显然,马克思主义原典作家十分看重各民族间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其结果形成维系人类未来的共同的精神财产———“世界文学”。而在韦勒克眼中,“世界文学”至少有三种含义,但主要是指在各民族文学基础上文学构成方式的世界性,更多地估量到日趋密切的世界关系对于文学交流的重要意义,自然包括电子媒介对于文学传播的托举作用。因此,在网络时代,无论是少数民族原生性网络文学还是中华民族文学的网络化传播,都必然处在网状联系之中,都必须接受他者文化的熏染,都注定要在广义的文学间性语境中多元共生。这同时表明,在网络世界中,所谓文学的民族性其实是有限度的。 三、大数据时代与多民族文学史观:持续前行的潜力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历史发生、文化性状、现实处境以及对于当代文学史建构的多重功能,表明它正处在成长的路上。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支撑、多元一体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鼓励、持续拓展的现实机遇,合力规定了网络文学事业的开放性与未来性。 1.大数据时代助力网络文学的原生品格网络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与数字技术与媒体环境紧密相关。不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并非传统纸质文学的网络化“寄存”,而是借助数字网络技术创作、传播、接受并可在线生成互动性、多媒体、超文本效果的原生性(或称原创性)文学生产行为。也就是说,在技术因素成为文艺生产广义修辞方式的时代,网络媒介技术的生产力意味分外浓厚。作为技术化、信息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网络文学的原生品格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证。大数据(bigdata)又称巨量数据,指在一定时间内无法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具有数据体量巨大、数据类型多样、处理速度极快、价值密度较低等特点。大数据作为技术方式,也指从各种类型的海量数据中快速获取相关信息的技能,它适用于互联网、大规模数据库并行处理(MPP)、分布式数据库、分布式文件系统、云计算平台以及其他可扩展的存储系统。大数据的强大功能在于,它不仅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结点和信息产业不断高速增长的动力,而且促使科研观念和手段发生重大转变,并开始发挥提高社会优秀竞争力的作用。对于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战略而言,大数据的直接效能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拓宽创作路径;二是强化立体呈现;三是加快传播速率;四是扩充接受界面;五是增殖辐射效应。大数据的超强功效,与网络文学巨大而快速的增殖需求一拍即合,网络文学可望借此提高表达个人感情、民族意识、国家意志乃至人类愿景的效率与活力。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CNNIC第三十四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二一四年六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5.27亿,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过传统PC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①这表明,微博文学和手机在线阅读成为网络文学新趋向,我国作为第一网民大国“正以白蚁的生殖速度向文学的纵深前进”,移动互联网越来越显示出最大限度地释放网络文学价值空间的优势,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前景未可限量。大数据时代网络技术的强力支撑,一方面刺激了我国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原生性网络文学事业的转型欲求,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理论知识谱系的开创性尝试,诸多新思维、新概念、新范畴得到初步梳理和阐释,甚至出现了《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本体论》一类的理论专著。中国作家网副主编马季长期关注少数民族网络创作,先后撰写了《网络时代的民族文学生态》、《民族作家队伍中的网络星辰》、《在虚实之间穿越与流浪———回族网络作家夜有轻寒、兰喜喜创作简论》等多篇论文。姚新勇也发表了《网络、文学、少数民族及知识—情感共同体》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成果。从创作实践的拓展到理论批评的晋级,说明中国网络文学事业正向纵深迈进。 2.多民族文学史观激发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力量固然重要,但技术至上主义并不可取,网络文学之为文学的人文情怀更为重要。这就涉及到文学史观问题。借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妨将中国文学史或中华文学史看作大写的单数的文学史,多民族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则是小写的复数的文学史,而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史可视为小写的单数文学史。小写的单数或复数文学史,终归要汇入大写的总体化单数文学史。费孝通用“多元一体”来涵括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同样体现了“多元一体”的总体特征。倡导“多元一体”的包容性、整体性多民族文学史观,不仅符合中国多民族当代文学的多元需求和生动现实,而且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有利于在世界文学视野中培育繁花似锦的中国文学总体形象。满族学者关纪新对此有过透彻分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从‘多元’和‘一体’两个侧面及其相互关联上,诠释了我国民族历史发展和现实存在的本质。其中强调‘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各有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其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而区别于另外的民族;‘一体’则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这一学说认为,中国文化不是单质板块,而是一个由多元多层次组成的网络体系……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①在他看来,只有普遍具备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才能真正开辟有效协调多民族文学关系的健康局面,从而走上亲近与尊重各兄弟民族文学的康庄道路。壮族学者梁庭望则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华文化是由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江南稻作文化圈构成的,以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的汉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其他三个分布少数民族的文化圈呈‘匚’形围绕在中原文化圈周围。由于相邻文化区之间都有重合部分,遂使十一个文化区呈链形勾连,在时空上环环相扣。各文化圈、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互相辐射,并由经济纽带、政治纽带、文化纽带和血缘纽带连在一起,从而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正是这一格局,构成了中华文学的历史背景,使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中华文学是由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构成的,中华文学史应当是以汉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史。”②上述两位少数民族学者分别从方法论和构成论的层面阐述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持续发展和深层掘进提供了学理依据。多民族文学史观对于当代文学史最大的学理与伦理支持,便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高度尊重。多民族文学史观虽然不等于多民族文学史,但这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可以帮助文学研究者进行方法论层面的具体操作,可以激励包括网络文学创作在内的少数民族作家醒脑提神、奋发有为,毅然肩负起振兴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历史使命。“多元一体”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包容性理论敞开,无疑有益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等新型文学的空间配置和地位提升。 3.全球化、改革深化、西部大开发共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平台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当展,除前述技术支撑和理论鼓励外,还有赖于民族地区交往与对话的三重现实契机,即国际上的全球化语境以及国内的深化改革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随着工业化、技术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已经全面步入全球化时代,这已是无可争辩的现实境遇。问题在于,全球化语境为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什么?或者说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会不会丧失其独特性?钱中文的观点颇具启发性。在论述全球化趋势中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时,他深刻辨析了“两种全球化”的异同。他认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几乎同时发生,但这两种全球化具有不同的发生机制和表现形态。在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中,文化全球化同时具有现实性和不可能性。“现实性在于物质性文化与表层的精神文化全球化、一体化是可能的、现实的;不可能性在于各个民族深层文化的原本的多元性特征和国家、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精神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文化素质所形成的文化价值、精神使然……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而不是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也不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①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大趋势的簇拥下,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民族国家的文化集成,一方面具有趋同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趋异性,从而构成守正与创新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状态恰恰是区域性民族文学持续高扬的增长点。全球化语境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而言,更大的意义在于为其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进而走向世界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和展示的平台。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要素也经历了由经济附庸到软实力再到优秀竞争力的跃升过程。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的总体要求。文化部随之面向边疆民族地区实施“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建设项目,构建广覆盖、高效能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为民族地区网络文学更快发展增添了羽翼。与此同时,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凸显出多方面的“文学意义”:一是加速民族交往,推动观念更新;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刺激创作灵感;三是畅通信息渠道,解放网络创作生产力。西部大开发命题中的“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在现有一百五十五个民族自治单元中,有五个自治区、二十七个自治州、八十四个自治县(旗)在西部,占西部地区总面积的86.4%。湖南湘西、湖北恩施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吉林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虽然不在西部,但也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由此可见,西部大开发实际上就是民族地区大开发。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鼓点,中国作协明确提出推进民族文学大发展的“八条思路”。通过数年实践,这些思路已经并将继续取得实效,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以及网络作家、编辑培训活动更是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深度推进做出了显著贡献。 总之,对于良莠不齐、方兴未艾、曙光初现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既不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也不必顶礼膜拜、夸大其词。本文的出发点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落脚点却是整个中国网络文学,价值旨归则趋向网络文学形态对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功能。从当代文学的具体构成和宏观形象来衡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既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当展,也是网络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严格地说是“多元一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在网媒时代的必然衍生形态。它的出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色彩,完善了当代文学的格局。当然,我们虽然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本体功效和发展前景总体上做出乐观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汉民族传统文学就不重要了,更不等于网络文学自此雄霸天下。事实上,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边缘性、区域性、民间性乃至艺术表达上的粗鄙化还将长期存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正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文化建构作用,呼吁作家承担应有的社会和人生使命,使网络文学健康运行在“人学”的本质轨道上,让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维护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国家发展、保障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文化职能。 作者:龚举善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论文 一、母性的天赋道德:作为审美愉悦之源的存在 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不乏自然主义的生命观照,但总是与生态环境保护紧密相连,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意识流露则如实地显示了在“少数民族与自然真实交往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可信的自然”,丹麦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将其区分为“自然教化思想”与“自然母亲的隐喻”两类本质差异,即中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归属于大众文化的自然主义崇拜,人们渴望从自然生态中去寻找认同,其自然抒写蕴含着对现代社会失意人的安慰,“通过唤醒人们对自然亲和印象的感知,达到社会教化功能”,汇入了“生态批评”、“生态责任”的现代概念,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生态自然内涵却截然相反。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古至今都蕴含着自然主义的神秘特质,并通过歌颂自然传递非同一般的隐喻色彩。例如蒙古族草原题材文学常常将未开垦的草地比喻为“处女”,隐喻女性与自然的关系,那些蕴藏着珍贵矿物的土地形象都是友善的,仁慈的,大自然在蒙古族文学中以哺育生命的母亲象征出现,认为它们“集温柔与坚定、激情与秩序、幼稚与成熟为一身”,神秘莫测、不可捉摸,需要善加保护。此类身体化的体认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比比皆是,回族文学《疙瘩山》中的自然抒写以母亲的道德使命指代自然延续物种的母体责任,描写了回民黄土地膨胀、受孕、分娩、隐退、死亡的全过程,表达自然支配人类的“第二性征”,歌颂自然被动的、服从的、被使用的天赋道德,成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文学的代表,其母性隐喻范式的益处在于通过自然的无私服务,化解男权社会的极端控制,号召人类承担起对母性自然的责任义务。古语有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过原始自然意象的人格类比来完成人类自身行为的抑制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惯例,而90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对生态自然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态度与精神,不如说是一种审美风格”。 我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将自然生态内涵视为反对工业主义的存在,当自然成为现代人心灵的庇所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天然具备自然主义的启蒙性,九十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看不到丝毫对自然主义的消费,而是作为一种审美的愉悦之源而存在。例如土家族文学讲究返璞归真的情性自然,视“无执着”为自然的本质状态,代表名著《梯玛神歌》展现了土家族人面对死亡的豁达;纳西族民间歌谣的审美对象覆盖了宇宙星空与山川风物,专注于平凡小事,力求呈现人与物的自然性灵,传递物我合一的思想;苗族古歌充满了对客观自然的模拟,将真实之美视为自然之美,早期的《中麻歌》、《枫木歌》是自然物象的真实;中期的《铸日造月》、《栽枫香树》是自然境遇的真实;后期的《迁徙歌》、《神子神孙》则是自然情感的真实。虽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的审美体验各不相同,但均取法于天地,立象以尽意。正如荣格所说,自然不能成为人们面对世界工业化的安慰剂,更不能化身文学炫耀的产物,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精神,即“它是一种不以自然为自然的创作精神”,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并没有将自然创作对象与其自身鲜明区分,少数民族文学的自然主义精神物我不分,不是建立在对自然的虚拟想象与征服之中,相反是人化的、神性的、对生命自然的确证。 二、诗意言说方式:作家最高体的性灵之光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最擅长的是对自然的诗意言说,原因在于真切可感的大自然不仅存在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劳作中,还存在于少数民族的民族命运之中,是民族命运中的一切自然之物给予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殊驱动,使之相较大众文学的自然言说多了一分犹如小儿蒙昧未开又天真无邪的诗意。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天然具备自由野性的特质,云南佤族的《西岗里》意为从山洞走出来的人,描写了“猎头祭谷”、“生食动物”的部落生活,但对自然的倾心塑形却达到了中国文学的极致,佤族的河流、山岗、阳光在文中自由穿梭,即使是最可怕的“人头祭祀”也因为“山神的节日”隐去了血腥与荒诞,取而代之的是山里人的歌、大峡谷的惊天涛声,以及作者在秋天的转弯处看见的一座座哀伤的石头。汉族作家迟子建形容他为“最生动的身姿、最沉着的气度、最辽远的包容”。此类自然的抒写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眼里“既是基于生存厉害关系的表达,又是对人类自然存在的诉说与感情依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源自作家的原始冲动,他们没有对自然强大的控制欲,依靠自身与自然命运的深刻联系来反映人与自然的依存。其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思绪是无目的性的自发抒情,倾向于表达人的内在和谐性以及对土地、生命的真实感知。无目的性是自然主义文学的精髓,即意识到自然外物对身体的作用都是为了让心灵获得生而为人的各种影像,布依族文学《洪水潮天》中的砍柴翁在饿死的时候庄严地致谢天地让他看到了神的力量;维吾尔族的《中国土地上的圣战》虽然是描写伊犁少数民族反抗封建压迫的作品,但却对战争做出了超越性的解释,指出是自然的意志教导我们主宰民族的生命,依靠感觉、快乐以及思想来活着才不会被混乱不堪的心神困扰,对人的自身自然做出了经典的诠释,丝毫看不到人处于残酷战争中的心理失衡以及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关系,自然早已进入了创作者的意识,成为文学思维的高级形式促使作家内化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心灵的造景者,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使命仿佛就是对自然无止境的观想涌现,始终保持着最适当的姿态,其恬然闲适的距离化、人文情怀以及审美空间弥漫着浪漫与古典的诗意,“那并不是对生活的短暂溢出或调味,是面对自然真正的谦卑与敬畏”。 从二十世纪开始,我国文学创作接受了西方的心身学说,体现为对哲学的二元论检阅,在主张物质与思维的同时,大量地参入了对文学功能性的贯彻,对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游离于外,闪耀着最高本体的性灵之光。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当代自然主义作品都是“科学化的自然主义”,以探索自然资料与感官证据来反映世界的合理性,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是体悟性的自然主义,例如拉祜族《扎努扎别》对作家童年田园生活细致入微的描绘,抒发“哪里有自然哪里就有黄金”的呐喊,表现作家经由自然净化后对生命价值的沉思,质问读者人死后会再生吗?除了穿衣吃饭你还操心些什么呢?土家族《母船》、《百合》写游子在千里之外怀想故乡宁静古朴的生活,展示了土家族人恬淡、和谐的生存样态,是作家立足于乡土自在生命的精神回归。可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处处蕴含着作家主体在场的心灵表白与叩问,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诗意的表达,是诗意的自然对少数民族作家心灵塑造的结果。根据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灵魂学说对文学创作进行的补充,文学既是服从现实物质实体的形态表征,又是“对作家心身探索中无广延的、不朽的精神力量的感性解构”,少数民族作家正是受到了自然有形体与无形体的知觉影响,从而塑造了自身的自然观念、思维以及欲望。 三、结束语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最初源自少数民族对自然恐惧的体验,这是大多数文学研究承认的基本事实,但却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衍生发展同样也是对自然恐惧的承继。本文引入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学概念对少数民族与自然对话的文本语境做出了全新的阐述,旨在揭示隐藏在现代心灵之中的古代特征,说明了这种自然恐惧的精神复现蕴含着非同一般的隐喻色彩,它并不是主流文学所提倡的生态环境保护,而是通过更为深沉有利的天赋道德,吸引人们享受自然抒写的古典诗意,并对作家创作的心灵影像有所发现,认识到人类无广延的、不朽的精神寓所是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统一。 作者:王晓翌单位:西安文理学院幼儿师范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言文学教学研究 前言 汉语作为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之一,因此,应提高对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言的教学方式,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在教学的过程中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同时,教师要依据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行教学,以防止学生出现厌学的学习状态,从而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言的水平。同时,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从而提高汉语言的教学质量。 一、汉语言文学在少数民族的大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的少数民族的汉语言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性较大,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使学生产生了厌学的学习心理,不利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也制约了民族之间的融合。 (一)广泛的语言文字阻碍了学生的汉语言文学的发展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同时,汉字是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的基础教学,因为汉字具有复杂多变性,因此,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增加了学生的学习难度。然而,汉字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学好汉字,才能提高学生的汉语言的文学水平。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同时,汉字是一个庞大的语言系统,在汉语字典中随意拿出两个字都可以组成一个词语,因此,学生在学习汉语词语的过程中由于只看到了汉语词语的固定意思,没有看到汉语中延伸出来的意思,因此,阻碍了大学生的汉语言文学水平的发展。例如:对汉语言中的“吃”的理解,“吃”代表的是吃东西的意思。然而在不同的情景下所表达的是不同的含义,如我吃完饭了表示的是吃的结果;在吃饭表示的是吃的过程;吃吃表示的是口吃的意思;形容说话不利索、结巴;这种纸不吃磨,这句话里的吃表示的是吸收的意思;吃力表示的是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感觉到力不从心。因此,汉字包含着许多的意思,同样,将汉字与其他字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汉字也就多了另一层的含义。 (二)文化习俗的不同 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习俗,因此,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着不同的民族信仰。由于文化习俗的不同使学生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过程中,制约了学生的发展。然而,在汉语言文学的教材中有着许多关于汉族文化的文学作品,由于学生不了解汉族的文化习俗,导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了瓶颈,不利于我国和谐统一的发展。例如:“你吃饭了吗?”从字面上的理解是询问对方吃没吃饭,而延伸出来的意思,只是见面双方出于友好打一个招呼。“什么时候请我们喝酒啊?”从字面上理解是询问对方什么时候请客吃饭,但是延伸出来的意思是询问对方什么时候结婚,因为在参加婚宴的时候会喝喜酒,所以汉族人民普遍用“喝酒”代替结婚。(三)教师的专业素质限制了学生的汉语言文学的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决定着学生的学习情况,据了解,在当前的少数民族的汉语言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师的专业素质过低,因此,在学生遇到难理解的词语或句子的时候,得不到教师的回应,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同时,在汉语言文学的课堂教学中,由于教师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意识的培养,导致学生没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在学习生活中的重要性。据了解,许多高等院校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师普遍是来自援藏家庭,因此,限制了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 二、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言教学的教学策略 (一)增强学生的主体性,发挥教师的指导性作用 学生是教学中的主体,因此,在少数民族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要提高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同时,教师要不断地进行指导,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性作用。在教学时,不仅要重视课堂教学,还应增强对课余时间的指导,利用课余时间丰富学生的文学水平的发展。因此,教师可以通过阅读的形式提高学生的文学水平,学生在阅读中遇到不理解的词组时,教师要引导学生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 (二)创建良好的教学情境 为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应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创建情境教学的教学模式,以便于增强学生的学习欲望。在当前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学生普遍采取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这样的学习方式即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又限制了学生的文学水平的提高。因此,教师要积极创建故事情景的教学模式,利用故事将文学作品的内涵表达出来。同时,教师要改进教学手段,在教学的过程中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从而增强教学的趣味性,从而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例如:在阅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文学作品时,教师要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还原作品当时的年代,创建生活情境的教学方式,依据作品内容设定人物关系,在表演的过程中加深学生对《平凡的世界》的认识,从而体会平凡中的不平凡。 (三)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汉语言文学的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一是要引导学生敢于提问的好习惯,同时,对于不懂得教学内容要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便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印象。二是在进行文学作品欣赏的时候,要从作品的背景进行分析,从而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三是教师要不断增强学生的信心,体验成功所带来的乐趣,从而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环境对于学生的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不断地与学生进行沟通,在沟通中增进师生之间的友谊,促进师生之间的发展。同时,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实现相互尊重的教学目标,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五)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为提高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效率,首先要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让学生身心的融入在学生生活中,以便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师要充分的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依据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行教学,实现因材施教。基于此,教师应不断地提高教学的手段,实现趣味性的教学方式,从而促进少数民族的文学发展。在少数民族教学中增设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有助于拉近民族之间的距离,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发展,增进民族之间的友谊,从而拉动少数民族的经济增长。 三、结语 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言的教学过程中,要尊重民族之间的差异,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从而实现教学的最佳效果。汉语是一门较为复杂的语言,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由浅至深、由易到难进行教学,以便于激发学生的成就感。 作者:王洁琼 章国豪 单位:西藏大学农牧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学生英文学习状况及改善建议 一、研究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中国英语教育学科的研究是建立在以汉语言文化为背景的基础上的,其研究对象也是以汉语言文化为背景的英语教学。然而,作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的英语教育学科如果没有对少数民族英语教学的研究,是不完善的。对少数民族英语教学的研究,将从根本上改变民族地区英语教学研究不足、教学完全套用汉语言文化背景下的英语教学理论和方法的模式,使民族地区的英语教学和研究走上正规化、科学化的轨道,并为民族语言政策的制定及民族语言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借鉴。此研究的实际意义是:填补云南省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教育方面的研究空白,找出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英语的困难因素,分析这些困难因素的成因,探究解决这些因素的对策,以便改进学生的学习策略和教师的教学风格,从而为云南省民族地区培养高质量的外语人才,以满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笔者从1996年开始分别在少数民族较多的贵州和云南两省高校担任英语教学工作,十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外语水平较汉族学生的外语水平要低得多。在课堂教学中,少数民族学生表现得沉默,逃课频率也较汉族学生高。不言而喻,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肯定有他们自身的困难,而此课题就是要通过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弄清楚他们学习英语的困难因素,并基于科学的理论来分析这些困难因素的成因,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研究综述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有来自本民族语言的语言迁移和汉语的语言迁移,其困难程度自然大于汉族学生。在大学阶段,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水平与汉族学生有很大的差距。英语教育工作者越来越认识到,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在文化背景、学习习惯、学习基础等方面有很大不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们英语学习的效果。要进行有效的英语教学,不能生搬硬套以汉族学生为主体的研究成果,必须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行之有效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一部分学者着重于困难因素分析,如向红笳的《民族院校学生英语学习的困难因素分析》,刘炬红等的《藏族学生的社会、语言、文化背景及学习英语的困难和干扰》。另一部分学者则在分析困难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对策,如侯建军在《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英语听说障碍及其解决途径》中提出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英语听说水平的主要因素有语音因素、心理因素、中学时期英语听说训练少、英语国家背景知识缺乏等,其解决途径为开设语音学选修课,听力分级授课,加强精听和泛听训练,利用暑假开设面向中学英语教师的听说培训班,加强提高本地区中学英语教师的听说水平。《青海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的障碍和对策》一文则在分析时更注重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情况。指出,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外语与学习动机密切相关。值得一提的是,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吕万英进行的9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西壮族学生英语学习障碍及其对策”研究。该课题对壮族学生的英语学习障碍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并从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理论的角度加以分析,指出了具体对策。虽然目前的此类研究都能注意到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不同情况和不同特点,并对之进行描述和分析,但多数流于一般化,其研究成果针对性不强,缺乏实践性的依据,无法指导教学实践,也不能在教学实践中得到充实和检验。 三、研究的目的、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是: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方式、方法、状况,以及他们在英语学习中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困难因素。研究首先随机抽样访谈了云南财经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的30名少数民族大学生,听取他们学习英语过程中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困难和问题,编制调查问卷,对云南财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理工大学和云南冶金专科学院2010级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调查。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以175名少数民族学生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175份,回收175份,回收率100%。研究工具由Adamson和Feng2(2009)设计的3个问卷组成,大部分含有一个“强烈反对”和一个“完全同意”的5级LikertScale量表;问卷同时也包含一些开放式和封闭式问题。问卷内容主要与受试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困难因素有关。本研究的所有数据都用SPSS统计数据分析系统处理。其中,频率用于测量开放式和封闭式指标的百分比,描述统计用于检测LikertScale量表项目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四、结果和分析 (一)学生的背景信息总共有175名学生参加了此次调研,其中82名为男生,93名为女生,涉及学生组别20种。就样本而言,被调查人数最多的五个少数民族依次为彝族(59)、白族(36)壮族(15)、土家族(13)、回族(10),这五个民族占被调查对象总人数的75.99%,其次为哈尼族(6)、蒙古族(5)、苗族(5)、独龙族(4)、满族(3)、佤族(3)、纳西族(3)、傈僳族(3)、傣族(3)、布依族(2)、藏族(1)、阿昌族(1)、基诺族(1)、拉祜族(1)和布朗族(1)。 (二)学生学习英语的方式和方法从表问卷结果看,几乎没有学生是直接从民族语的基础上来学习英语,只有12%的学生在学习英语时,要经过民族语-汉语-英语的三语转换,而88%的学生都是从汉语的基础上直接学习英语。这一结果和学生的访谈的结果一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汉语言文化已经深入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所以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经过小学及初高中的学习,都能像汉族学生一样地使用汉语,自然也就直接从汉语的基础上学习英语。从和学生的访谈中,大多数学生都说他们没有自己的学习方法,表3的问卷结果显示,只有0.26%的学生认为自己形成了有效的学习方法,而99%以上的学生都不认为自己有一套有效的英语学习方法。 (三)学生在说、听、写、读四个方面的困难因素 1.口语方面在以前很多专家和学者的研究中,少数民族学生口语能力难以提高的因素之一,是因为他们由于心理上有自卑感,在别人面前和课堂上不敢开口说英语,也不敢问问题,因为害怕他们的民族语口音影响他们的英语发音,怕被同学和老师笑话、看不起。但是在笔者和学生的访谈中,他们大多认为没有这方面的原因,问卷结果显示:只有5%的学生非常同意这一说法,13%的学生表示同意,而有30%的学生表示非常反对,39%的表示反对,另外13%表示不知道。总的来说,70%左右的学生不认为口语能力难以提高的原因是心理因素。那么,影响学生口语能力的客观因素是什么呢?表1的6个选项中,学生对1,2,6项的给分都很高,分别是4.20、4.52和4.01,说明学生认为影响他们口头表达的主要因素是发音不准、词汇量不足以及缺乏口语表达的环境和机会。其中,学生给2项的分数最高,说明学生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词汇量不足。其他3、4、5项也有相当的分值,分别为3.22、2.53和2.54,说明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认为他们不了解英语的表达习惯和表达方法,他们的民族语思维模式阻碍了英语的表达方式,以及他们的民族语口音影响了他们英语的发音。 2.听力方面从学生的考试分析及与学生的访谈中发现,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听力方面都存在困难。表2的选项中,学生给1和3的分数最高,为4.50和4.35,说明学生在听力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词汇量不足,及缺乏练习听力的机会。另外,学生对英语的结构句式理解、语音障碍及民族语的干扰方面的困难也给了相当的分值,分别为3.47、3.22和3.54。文化背景知识欠缺这一项,有2.28的分值,说明学生也有这方面的困难。 3.写作方面从教学实践看,不论是汉族学生还是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写作方面都存在着很多问题。表3的问卷结果显示,妨碍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是词汇量不足和结构句式与习惯表达欠缺,分值分别为4.47和4.10。其次,写作练习少也有3.22的分值,而民族语思维干扰和汉语思维干扰这2项不是主要因素,分值分别为1.85和2.54。4.阅读方面表4的问卷结果与教学实践及学生访谈结果一致,学生在阅读方面的困难主要是词汇量不足及语法知识薄弱,分值分别为4.62和4.10,民族语思维习惯干扰和汉语思维习惯干扰这2项也有相当的分值,分别为3.22和3.35,说明学生在阅读中的确受汉语思维习惯和民族语思维习惯的干扰。五、结论和对策本研究通过访谈和问卷的形式对云南省四所高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展开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方式、方法、状况,以及他们在英语学习中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困难因素等方面。在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后,我们得到的结论如下:在学生的英语学习方式、方法方面,几乎没有学生是直接从民族语的基础上来学习英语,只有很少的学生在学习英语时,要经过民族语-汉语-英语的三语转换,大多数学生都是从汉语的基础上直接学习英语并且大多数学生都认为自己没有形成有效的学习方法。从对学生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调查来看,在口语方面,心理因素不是影响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主要原因,影响他们口头表达的主要客观因素是发音不准、词汇量不足以及缺乏口语表达的环境和机会;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在听力方面存在困难,学生在听力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词汇不足,及缺乏练习听力的机会;英语写作方面,妨碍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是词汇量不足和结构句式与习惯表达欠缺;在阅读方面的困难因素主要是词汇量不足及语法知识薄弱。另外,学生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都受到一定的民族语思维习惯、汉语思维习惯的干扰,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词汇量不足是学生在所有英语学习中的共同困难因素。 针对学生的以上困难,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以下对策: (一)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急于提高英语成绩,但是却较少考虑到合适的学习策略,只是被动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缺乏计划性和灵活性。相关试验数据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较之于汉族学生,在英语学习上有以下特点:强调客观因素,忽略主观能动性;被动跟着老师的教学计划走,没有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所以,必须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自主学习指学习者能够管理自己的学习行为,根据自己的情况确立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习方式,监控学习计划的实施以及学习技能的运用,并且能自我检查评估,逐步发展。研究发现,成功的语言学习者自我管理能力一般都比较强。因此,外语教师还有一个新角色,就是帮助学生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即帮助学生培养学习责任感,然后在学习中采取主动。这样,学生就能在学习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学习方法。 (二)加强词汇教学在平时的课文学习中同学们大都比较注重课文的篇章结构、句子结构、语法等方面的理解,在课堂的讲解中,教师通常也都是侧重这方面的分析,但是,词汇是学生打开英语学习之门的钥匙,也应该是英语教学的重点。许多学生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记忆单词,但效果不佳,究其原因,主要是记忆方法单一、死记硬背,阅读量少,缺乏词汇习得策略。针对这一现象,教师应当改进教学手段,优化教学模式,积极探索词汇讲授的方法,加强学生的词汇记忆。 (三)给学生创造使用英语的环境和机会由于学生使用英语的机会有限,这不仅影响他们的学习动机、兴趣及对英语的态度,也影响了他们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现在高校普遍使用了多媒体语言教室,实际上是创设了让学生使用英语的虚拟环境。教师要指导学生有效利用多媒体进行练习,教师也可以在课堂创设使用英语的模拟空间,鼓励学生使用英语。此外,鼓励学生去参加英语角、英语沙龙,或主动和母语是英语的外国人对话,也能增加学生使用英语的环境和机会。 (四)加强文化背景知识方面的教学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掌握在学生的英语学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关系到学生对英语知识的真正运用和实际交际能力的提高,关系到学生最终英语学习的成功。对少数民族学生来说,他们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既有民族语思维习惯的干扰,又有汉语思维习惯的干扰,还要有英语思维习惯的差异,所以更要加强文化背景方面的教学。除了在平时的英语学习中,学生要有意识地掌握英语文化背景知识外,作为英语教师要不断地引导学生了解英美文化背景知识。教师可以用课堂交流、角色表演、课外活动、结合课本介绍词汇的文化内涵、引导学生多阅读英美国家的作品等方法,激发学生学习英美文化的兴趣,提高他们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使他们能自觉地吸收并融入到新的文化即英美文化环境中。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分析 摘要:把当代少数民文学创作界定在特定地域内进行研究,有其必要性。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多样性,意味着少数民族创作多样化的审美意蕴,多元化的风格彰显,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得到审美的体现。文本试以乌江流域当代少数民族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为佐证,从学理上论析其审美意蕴,以期对当代少数民族地域文化规约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更好的解读。 关键词:青年作家;地域文化;审美意蕴;风格多元化;民族文学 由于地域性的限制,不同的民族都有独自的历史和文化,有他独自的生存语境、族群记忆、宗教信仰和民风民俗,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会不自觉的凸显其创作的民族独特性。本论文试以当少民族区域规约下的民族文学为出发点,并以乌江流域部分当代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为例,探询其创作的审美意蕴。 从事乌江流域文学创作的主要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大都散见于国内一些大型期刊上,有些作家还是该期刊的主编或副主编。他们在最通透的认识里,在现代性和地域文化双重审美烛照下,让世人将富有灵性的目光投射到具有原始风光的神奇乌江流域,让它在宁静的沉睡里由“困豹”穿越到“后现代的香蕉”,由清新空灵的“雨季”游弋到老庄自然哲学的“漂泊心情”。由“高原梵歌”吟唱到“激情的岁月”,由“行吟乌江”牵引到“天上种玉米”,由神奇的土地里冒出的“红枫林”絮语“花灯”的历史沉浮等全方位的审美探寻和开拓,企图给予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生灵的生命一个实惠的继续。今天,在全球化业已到来,在“物质”与“心灵”逐步形成强烈反差的前提下,人们在“夹缝”中“奔命”似的“跑着生活”。一种欲望感、焦虑感、迷茫感越来越沉浸在我们心底时,让我们抛弃烦躁的都市感,利益感,来到静谧秀丽的乌江边上,追思作家饱蘸情感的心迹,去解读一个个古老民族的生存状态,品尝其风景、风俗、风情画,领略自然、悲情、神性色彩,捕捉古老而又现代的民俗文化中美的信息,“在这些充满神奇效力的形式面前,会感受力的宣泄与幸福,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1】在宁静田园里解脱近乎地狱般的沉重和心酸时,更为重要的是传承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有力媒介,让少数民族文学在本民族地区审阅交流发展的同时也突破乌江流域地域的限制,进而推想全国,走向世界。几乎同时,它还具有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生态学的开拓意义。 一、探寻与抒写: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审美体现 基于建构在汉语抒写平台上的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当代乌江流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中得到文学性的审美体现。认真阅读这块领域的少数民族创作,我们就会捕捉到土家族、苗族、侗、仡佬、彝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区域的古老歌谣、民间故事、谚语、神话传说乃至一些方言土语,窥见其文学发展的源头和古老的生活习俗。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离不开生育养育他的这块净土,从水质的滋润浸染到成长过程民风民俗的浸透,都一直伴随着作家的成长发展。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也肩负着传承本民族文化的重任,记录着祖祖辈辈人民的生存命运的轨迹和心灵情感的变迁,他们是民风民俗、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民族风情忠实记录者和传播者,也是这块土地上热情的讴歌者和抒情者,同时,他们在汉语抒写的平台上,在执著坚守民族身份特征的基础上,也坚守作家的艺术生命和良知。他们或许没有运用自己民族文字进行创作,而是借助汉语言来抒发自己生命意识的感悟和对风土人情文化底蕴的独到阐释,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热爱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恰恰相反,这是对民族语言文字另一种赓续和继承,更有利于自己民族文学的传播和审阅,从而扩大了本民族文学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影响,也有利于对本民族创作存在的不足给予修正,从而鼓励和鞭策自己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如果说科学凭借时空、力、物质、运动、质量、惯性等概念清晰地解释世界的话,那么作家的想象是藉以心灵来感悟、审视、体验世界。综观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创作,他们在进行汉语抒写的同时,也没有扔掉本民族语言的思维模式。相反,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谚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汉语抒写中得到文学的审美体现,给整个民族文学的创作多元化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不仅赋予了生存本身以极其浓郁的艺术化品性,而且在为更深刻的层面上激活了艺术本身所潜存的人性能量——生命的自由表达与艺术的自由表现在此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对接”【2】这主要体现在仡老族作家赵剑平、王华,苗族作家赵朝龙,土家族作家吴加敏、蜀虎、赵朝龙小说创作上。赵剑平的《困豹》以乌江流域为创作背景,以疙疤老山与木家寨人的恩怨、令狐荣和木青青与当地政府的不和谐为线索,展现人文生态与自然环境失衡现状,揭示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发展重重困境,试图指示现阶段人类走出困境、走向和谐的理想之路。小说在文字的不厌其烦的叙事中,渗透着一股浓浓的宗教和哲学的思辨气息。在目前乌江流域内,算是一部老道、情真意切柔和似乌江水地域文化生态小说,由于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方言土语和歌谣情诗等少数民族知识性话语不自觉地进入小说写作的视域。《困豹》小说的审美特色在笔者看来主要体现在于民族民间语言的炉火纯青的运用上,作为在乌江乡间成长起来的赵剑平,本身的语言就具有一种质朴的野性,行文中缓缓流淌的方言土语,突破了常有的习惯性语言审美愉悦,以一种民间姿态使小说流溢着强烈的乡土气息和民族地域色彩。如“扯拐”、“呻唤”、“阴悄悄”、“挞斗”、“裹跑”、“衩衩裤”、“牢实”、“松活”、“活路”、“滚水”、“跑不脱”、“果子泡”、“黑不溜秋”、“喔嗬连天”、“活摇活甩”、“挨邻则近”、“忙天火地”、“吸吸呼呼”、“打酒只问提壶人”、“烟搭桥,酒开路”、“倒大不细,两头受气”等等诸多俗语、俚语、口语土语、谚语,这种民族语言只有在渝黔交汇的地方出现,如果用本民族语言表述出来是很难达到交流效果的,在具体文学作品中,更能传达人民的生活习俗和民俗风情。这些方言词汇,经过地方文化长期浸蚀逐步形成的可口的语句,是黔渝边地人们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生产语言的特殊表达,是乌江地域文化积淀与本土文化代码体系的自在流溢,是在人们长期劳动过程中生存体验的凝练和简索,是其他民族无法替代的生存法码。 在王华的《傩赐》中一些充满巫性和民间文学色彩的儿歌民谣和山歌,机智幽默,和谐铿锵。在傩赐这个地方,哭丧有哭歌的,各人家的丧情不一样,哭出来的调虽然没有变化,但是词差不多变化了,例如四仔爸爸死后,四妈这样伤心哭到:“叫声哥哟我的君,我说你才没良心。哟——没良心/跟着你来已十年,你好生站着没十天。哟——没十天/吃好睡好还不算,还抛下我们上了天。哟——上了天嘞!……”。道士雾冬在四仔爸发丧出门时,高喊一声“起”,管材被壮年抬起来,紧接着唱道:“走吧!大鸡带你走到冷水谷,大鸡带你走到冷水冲,那里有黒竹一对,你去摘根做杖柱,拄着它去过奈何桥……”这种悲壮氛围更加浓烈起来,周边的人也收到强烈感染,都流着伤痛的泪水。 在《困豹》中,也写了木青青娘的去世,端公在开坛时,唱念到:“端公是神又是人,人不人来神不神,法事开坛不敢停,要停必定有原因。待吾神转回仙山,屙一泡屎哟!/此水为非凡之水,乃天宫闪电之水,左边洗过招财路,右边洗过招财来,天瘟扫出天朝去,地瘟扫出地府门,人来有路,鬼来无门,主人清洁,四季平安。……”这在幽默中渗透着喜剧因素,把主人的悲伤情调通过端公的诉唱转化为感激。 还有在《傩赐》中,对爱情的表达,也是通过山歌表露出来的,秋秋在拒绝岩影的爱意时,岩影一转身就唱起山歌来:“自从那天见妹面,哥哥魂儿就被美妹牵。朵儿妹呀朵儿妹,哥哥的魂儿你要好好管。……”在岩影被“我”妈拖出后门进入睡房后,他坐在床上给秋秋唱起来山歌:“小妹好像花一朵,开在哥哥心房处。哥想妹唉,想得心尖尖痛!那是花朵朵处生了刺。/妹朵朵生的娇,哥哥的手生得糙。有心想把妹妹搂在怀,刺就扎进了哥哥的手。妹朵朵啊花朵朵,妹朵朵啊花朵朵……”山歌情意绵绵,歌声寥寥,忧伤回荡,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秋秋的心。傩赐庄,在叙述者看来,“桐花节”是傩赐人民重要的节日,当然也是几个男人娶一个女的发端,秋秋的到来,无疑成为“桶花姑姑”,而“桶花姑姑”就得为傩赐人民过一个晴朗的桐花节。过“桐花节”就得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对歌,藉以表达一种纯真的爱情,歌唱美好的生活,“表现了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对纯真爱情的执著向往”【3】 赵剑平《困豹》口语土语的娴熟运用:“老表老表,下河洗澡,毛巾捂到,帕子耷到。”“想你想你想死你,找个画家画个你,把你画在杯子上,每天喝水亲死你。”,在吴加敏长篇小说《花灯》中,作者从生活的武陵山区土家族山寨白粉墙村的真实故事出发,以四代花灯艺人的艺术人生为线索,饱蘸着近百年土家族人事的沧桑,着重对土家族原始的民间民俗文化的展示和重振,文本中渗透着大量的土家族民间花灯口语民间调子,涉及到爱情、农事等,仅仅关联着土家人的生存命运和历史沉浮。 田永红小说《沉重的航道》,月光下谷底躁动喧哗的江涛,那一泓悠长坎坷的航道实际上承载的就是船工的人的生命历程的奋斗史、苦难史。那一声声山歌“半夜三更(哪个)睡不着,打开窗予(什也)望月落。打开窗子(哪个)月落了。月下无妻(什也)怎奈何?”叹出对生命的无奈,仿佛又只有认命。 这些口语化的汉语抒写,是少数民族作家不自觉的从民间提炼出来的出面语言文字,增强了文学性和表达力,美的质感也正出现在这里,通过汉语抒写的传达,尽情展示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原生态的本质和民俗风情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和触摸特定的人文语境,领略和享受排斥在都市外的“活”的民间艺术。正如有的学者认为“母语的写作意味着创作者自觉地确立了他与活生生的民族生活的精神联系。母语的言说能唤醒我们最亲切的情感,在母语的神思过程中,人的整个心灵都充溢着活生生的意象、活的人、活的声音构成了最亲切的母语写作情境”【4】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不仅把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信息承传下来,而且也方便了与汉民族进行传播和交流,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得以继续的缘由。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思维逻辑在于真实地描述本民族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挖掘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化,热爱尊重自己的民族,企图把本民族纳入一个多民国家体系的构架中,以期完成民族和谐的审美动态叙述话语,从而使自己的表达情愫和思绪能够被汉语读者理解、认同甚至得到扶持。 二、凝视与反思:挖掘底层求生者的苦难历程及生存命运 凝视底层,纵览宏宇,响应当代底层求生者的心声与道德良知,叩问底层人魂灵与生存命运。底层写作者注重发掘底层求生者的生存状况,对其心灵的苦痛和肉体的折磨作出独到的挖掘和审视,遂成为新世纪底层文学创作的一幅独特剪影。进入新世纪九年多来,底层文学创作的大量涌现,是当代文学发展必然的收获,也是新世纪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到今日,底层文学虽然遭到了一些学人的批评和责难,但不可否认的是,底层文学给近十年寂寞而不景气的文坛带来了一丝灵气和生机,这几年最能撞击人的心灵震动的小说还是出自底层文学。在少数民族写作者中,也并不是不关注现实,反思现实,整天沉浸在津津自乐的民风民俗文化的挖掘中,相反,他们也更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境况,对其道德良知进行拷问。 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家园》,中篇小说《回家》《在天上种玉米》,冉正万长篇小说《纸房》《洗骨记》,赵剑平的长篇小说《困豹》,田永红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燃烧的乌江》,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林照文小说集《过不去的河流》,罗漠小说集《乡村与城市边缘》等等。这些作品都渗透着底层写作者更多地将目光由细碎的人性内部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延伸,打通历史与现实、民族与地域之间的重重阻隔,探索我们这个时空领域里底层求生者种种触目惊心的苦难历程和生存现实,深入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底层求生者的欢乐与梦想,焦虑与孤独,愤怒与抗争,欲望与追寻内在的复杂性、斗争性、荒谬性和尖锐性。 在王华《桥溪庄》中,开篇就定下了底层人生存苦难的情感基调,“黎明无风。茫茫雪野在朦胧中沉睡,但桥溪庄无雪”,这预演着人事的悲哀与无奈,临近的厂房,打破了宁静的山庄,染黑了清新透明的空气,桥溪庄人寄托于厂房的梦想恰恰是他们人生命运低谷的开始。雪豆、雪果等雪字辈的孩子们是生长在这片神秘土地上的受害者,雪豆的到来也注定村庄人们恶果的到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仡佬族作家,王华对农民生存的欢悦与哀痛,追寻与失落是深有感触的,心理凝固着一团火热的“农民情结”。尽管她笔下的李作民、陈大懂、陈小路、兰香和雪字辈们对生活执着追求,对爱情的热烈渴望,他们表现出的刚毅、本真、勇敢、善良,在时代的洪流中,所有的希冀都沉默地狱。《村小》、《天上没有云朵》、《一只叫耷耳的狗》《逃走的萝卜》《家园》和《傩赐》都是用汉语抒写底层的作品。《傩赐》作为描述一个傩神赏赐的村庄,带着底层写作者浓重仡佬族符号的记忆和追思,描绘一个村庄外乡女秋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懵懂嫁给了兄弟三人,他们拼命挣扎求生存甚至几乎付出生命为代价,仅仅是追求一种一妻一夫的正常生活的理想,作品在“白太阳的美丽和忧伤”中开始,在“白太阳显得很单薄,单薄得若有如无”中结束,像一首挽歌,奏响沉重低沉的哀乐。《回家》和《在天上种玉米》是作者09年分别发表在《当代》《人民文学》上的两个中篇小说,同样是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如果说以前的小说主要关注的是静态的“家园”“村庄”苦难叙述的话,那么这两篇主要倾诉的是底层求生者流动的生存本相。前者阐释的是一批“向城市求生者”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去了土地,在金融危机中失去了工作,在“回家”的艰难路途中的一副痛苦相,由于在工厂上班,一夜之间倒闭,身无分文,他们唯一的期望就是“回家”,然而“回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艰难。后者仍然抒写一群熟悉的乡村“进城求生者”在“天上”种玉米遭受阻碍的滑稽相。 冉正万中短篇小说《高教女人及其他》《奔命》《跑着生活》等在充满一种乡村气味生活气息的境况下更多关注的是一些小人物的生存的命运,作家付出的同情感时更多体现的是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长篇小说《纸房》试图在建构和谐家园意识时对现代金矿开采和冶炼工业的引进进而扰乱纸房村民生活造成生态破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的一幅人生悲哀图,土地原生态的彰显与现代商业的的浸淫产生强有力的张力,一种乡村“Gemeinschaft”正在遭受解构。【5】 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忠诚于生养他的故土乌江作为他的创作源头,因而他的小说创作的资源来源于乌江,写乌江人,写乌江两岸的风物山川,写那些绞滩人、信号工、走江汉子、农夫农妇……写他们生活中的欢乐与痛苦,焦虑与孤独,忧伤与喜悦,追求与无奈,力尽描摹一幅低层劳苦人民悲欢离合的画面。龙潜《铁荆棘》以一个少年的记忆和回味,抒写记忆中的苦难。田永红《走出狭谷的乌江》中的人物,大多为乌江边的人,关注的都是底层人的命运。潮砥滩的石柱,洋荷滩的山妹子,宋江灵,葫芦滩的秋嫂,市场上的牛贵,月门洞河的地主子女,苦竹寨的杏花和桃花、于家岩的于二毛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村民,它们生活的本真,实在,给人一种忧郁、阔达的调子。罗漠中篇小说《大雨瓢泼》,给人一种内心的涌动和震撼,小说写的是底层文人生存状态,为我们勾勒了一群当下社会底层文人的众生相,体现了他对当下的文化关怀。 展示艺术的多姿多彩,承传古代文人底蕴、文风、诗学价值,在生存境界中领悟人的生命真谛,述说真诚话语,阐释生命哲思,坚持艺术风格的多元化,文体的多样化,在创作中逐步摸索适合于自己的艺术开拓模式,这是乌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地域本色,也是他们的自觉追求。乌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是有目共睹的,体裁不仅局限于小说、诗歌、散文,而且这些作家在从事这一创作的同时,也把笔墨伸向了戏剧领域。各种体裁的作品不仅处处流露出少数民族作家厚重而又令人景仰的生命体验,而且也鲜明打上了各个时代、乌江流域各个角落思想文化层层嬗变、层层演进的深深烙印。老庄佛禅文化、土家舞曲、民歌,苗族舞曲、红色文化、傩文化、“萨母”文化、独特的生态资源多种在发生学上界限严格的文化形态,都可以在乌江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找到相应的佐证。由于个性化的生命体验和纷纭错杂的地域文化特征,加之个体独特的审美爱好和审美倾向,想象意识浮现,按照审美符号和语言的图式,共同造就了乌江流域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风格多元化的综合表象。现就诗歌和散文作简要的艺术剖析,主要体现在民族性,古典性,乡土性和风俗风景风情交媾磨砺出的神性,通过再现和表现有规律地表征在其创作中。 就诗歌而言,冉冉诗集《空隙之地》、冉仲景《从朗诵到吹奏》《众神的情妇》,周建军《穿越隧道的歌吟》,向笔群《武陵山,我的保姆》,喻子涵《孤独的太阳》,宁坤强《情满乌江》,王新华《高原梵歌》,何小竹诗集《写到1000首诗之后》,马仲星《漂泊心情》,何炬学《走过界面》,杨见《五种声音》,王晓旭《后现代的香蕉》,蔡劲松《人在边缘》、白沙《玫瑰园》,林亚军《爱在雨季》,赵朝龙《梵天净土》。散文集主要安元奎《行吟乌江》,魏荣钊《独走乌江》、刘照进《陶或易碎的片断》、王鹏翔《村庄的背影》,马仲星《黑白乐府》、龙志敏《松桃舞步》等,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在原始文化和现代性二重背逆下,诗文家们自在自乐的构筑地域文化世界,他们带着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血液,美丽的山水,独特的民风民俗,原始生态资源,从梵净山脚下到乌江之滨,从故乡的江到中国的雪,从土家山寨到苗家、彝族风情,由对人生的诗心感悟到高原梵歌行吟到激情的岁月,寻找古老的民族精魂,在绮丽瑰异的坦荡胸襟中寻找元气充溢的诗情的艺术旨趣,必然在其诗歌中交织和穿插着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历史考察。“真实的东西——包括大自然或者说自然风景——就其自身来说绝不是美的‘美是一种价值,它仅仅适用于想象,就其本质结构来说,包含着对世界的否定’但是,如果说美的东西必定是想象的,那就一定要求观察者通过他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6】这一群体上的作家正是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的。我们认为,少数民族作家的生命之根,存在着血脉与归宿形式,关照民族身份,和作家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所建构的审美对象——地域文化民族风情铸造了我们的少数民族诗人。 在刘照进散文集《陶或易碎的片断》中,作者祈求在土家族的乡俗生活中追寻一种历史沉淀的感伤情调和记忆童年的刻度和亮度,“留在村庄上的”是苦难、亲情、温情,一种怀恋,一份感恩,一片沃土;城市速度、包容力、现代、虚浮给予作者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灼痛,同时,也充斥一种现代性的张力。魏荣钊《独走乌江》,体验更多的是孤独,作者的思绪紧随乌江跳动的脉搏,用写实的笔法记录了两岸的历史、自然、风俗和人情,丰富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蕴。在喻子涵的散文诗中,我们不难想象出作者深受佛学的影响,这在他的散文诗中可以找到证据,《野火》一诗意象“野火”,“石头”,从石头中产生又轮回到石头中,这正是佛教因果轮回思想的表露。王新华《梵歌》组诗,《梵净山》组诗直接把佛写进诗歌中,成为一种景致,让人流连忘返。彝族作家王鹏翔的散文集《村庄的背影》更多的借助往事、花事、农具、人畜、节气、庄家、风俗风物将村庄的背影诗化,尽力挖掘对模糊村庄的记忆,在心灵的村庄寻求栖居之地和灵魂的归属。少数民族诗人以其身份的独特性构筑诗性的乐章,他们在以汉文化为优秀的多民族社会交结中也身受汉文化的影响,他们是用汉语来抒写土家族、苗族、仡佬、彝族、侗族的民族,其宗教、谣曲、舞蹈、法事、安葬、哭嫁、乌江风景等凝聚着诗歌、散文的梦想,在地域风情和文化记忆中熔铸于土家族、苗族、仡佬、彝、侗族与汉族并共同赋予其生命意象。“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7】在周建军的诗中,对民族地方色彩的挖掘较深,他的诗《采石艺人》、《摆渡江湖》、《打铜老人》彰显着对本民族化传统的忧患与礼赞,其主人也就自然成为民族文化传承人的代表,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贡献。“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8】冉冉《一只母羊和三只小羊》,碧绿、杏黄、白色涂成的背景,在夕阳的映照下,一只母羊与三只小羊在缓行,在这种诗情画意中,最伟大的母性在她心中全部唤起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心中所有的甜蜜柔情,其心灵与大自然的邂逅,执拗地向生命情感的深度大踏步的推进,企图达到现代批判精神和向古典乡情韵味、难以压抑的乡情和异常纯净的山涧景色、永恒的爱的价值和世俗生活主题之间达到一种内在的和谐。在何小竹诗集《六个动词,或苹果》中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巫术质素,《梦见苹果和的安》体现了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对“乌江文化精神敏锐的观察和表现”【9】 冉仲景的组诗《土家舞曲》“灵魂里安家/舍巴!舍巴!舍巴舍巴舍巴毕兹卡!//霞光走来一群收割燕麦的女人/她们腰肢丰腴:乳房硕大/被鼓点激烈的脚步/刚好踩在了恋爱、婚姻、生育的节奏上/朴素和清白,不仅是他们的服饰/更是她们的肉体和节操”。传达了土家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最为原始的情愫或语言的“密码”,更深层次的体现了生存意志和蕴藏于社会的生命潜力的内在张力。从词义里表达出的地域风情、文化和内在精神,散发出诗意的民族地域色彩,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民族个性,正如茅盾早期在强调小说的地方特色时指出“一处的风俗习惯不相同,就一处有一处底特色,一处有一处底性格,即个性。”【10】这一个性也正好体现了乌江流域诗歌创作独特的审美意蕴 情来自于对物的感触,诗文“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11】诗文的创作来源于生活,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农家、山歌、唢呐、芭茅、对牛哥、梵净山、乌江等等都是来自于自然之象,是诗文家切身的体悟进到人生哲理的升华到达的一种生存境界。林亚军的《乌江呀乌江》,宁坤强的《情满乌江》,马仲星的《乌江月》,赵朝龙《乌江吊脚楼》等诗作更是对“自然之象”的真情表达,而安元奎《行吟乌江》更是将乌江浓郁的地域色彩、神秘的灵魂作为自己追索的家园意识的精神烛照。 思乡是中国古代文人常常产生的一种孤独情绪的发,在少数民族诗歌中我们感受着“民谣淹没月夜的苍凉/不再孤独”(《异乡望月》林亚军)在“在高高的天穹下面/一朵花,鲜艳的绽放/孤独地/它使我深深地牵念”(《故乡印象》马仲星)“还有许多的语言之外的东西/关怀和鼓舞着我们”(《想念家乡》王新华)的家乡,然而,面对家乡,特别是亲人,“我”似乎有种内疚,因为“这些年,流浪在外/背着的,一直是/空空的行囊”(《我把故乡的风丢了》末未)。 四、困境与突围:捕捉多领域题材,凸显现代性 在以宽阔的胸怀挖掘民族民风民情,静心描摹生态图景,透视民族生存历程时,以更加切身的感受,开阔的眼光审视世界,将创作主题延伸多领域,凸显现代性,这是我们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里所警觉到的,因为“一味地沉湎于对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顶礼膜拜和诗意化的浪漫描写,而忘却了将现代文明,乃至带着恶的特征的新文明形态作为参照系,这就难免造成作品的形式的单一和内容的静止”【12】。然而,我们审视一些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创作,会隐隐觉察到他们在陷入民族创作困境的危机感时,猛然意识到不能全面的复制民族地域风情,沉默在古典主义的美学追求中,题材不能单一化,在技艺上应该有所突破和创新。从目前出现的作品看,作家在创作题材上出现了新的迹象,而迹象也表明,这种创作趋势、创作手法的运用,题材的选取也在一些作品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在谈到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困豹》的创作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蒙古族乌尔沁认为“身为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是从整个现世人类的高度,审读和透视我们国土上面变革中的旷野乡原,作者的笔力重重地击破了地域的限制,民族局限乃至文化局限”【13】从现代性的立场重构人类生存永恒的家园。他笔下的木家寨不仅仅是乌江边上的民族生存的乡村,它是中国整个乡村的缩影。一只“疙疤老山”的豹子企图寻求“又纯洁又宁静”的一片栖居之地,如今遭受人的破坏和霸占,于是寻找曾经的家园,可遭受到的正是现代性观念和行为侵略处境。令狐荣作为民办教师,抱着良知去寻找救助三个被拐卖的无辜少女,闯入城市,屏气凝思,一方面展示了国际化大都市所代表的现代社会的高度文明和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以木家寨为代表的穷乡僻壤的与世隔绝和孤陋寡闻,这在他纯净的心灵里投下了一丝阴影。这部小说尽管作了大量的方言土语、谚语、歌谣的表述,但丝毫没有影响它的大气和质地,相反,透视出一种浓烈的当代意识,“困豹”不仅困的是豹子,它还困着民办教师令狐荣、木青青,也困着这个贫穷的山村。这是一部充满内在张力的小说,穿透着诗性的力量,具有浓烈地域色彩与现代气息的奇异偶合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文本风格。 从上世纪末,何小竹逐渐把笔力由诗歌转向小说创作,企图投向大都市的怀抱,创作了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弥》及中、短篇小说《圈》、《天堂旅馆》等,诗人注意力的转移,我们不妨猜测到视为都市的欲望和市场的诱惑使然。在冉正万、王华和蔡劲松的创作上,他们不再固执地将笔力集中在展示民族风情、古老地域文化上,而着重关注当下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困境的二重思考,由地域生态资源描摹转移到生态平衡与人的和谐建构上来。冉正万的长篇小说《纸房》,由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农村田园的美梦,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我九岁的时候,纸房的山是青的,水是绿的,雨滴是干净的,下雪时,每一粒雪米都晶莹剔透,晶体里仿佛有一根细小的秒针在滴答作响。现在呢,山变样了,水干涸了,雨水浑浊。雪很少下,即使下一点也敷衍了事”,表露出作者道德良知的呈现和灵魂拷问,充溢着焦虑感,给即将破坏的生态家园一种人道关怀和警示。作家蔡劲松是目前侗族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创作风格多元化。其小说题材完全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在小说中主要围绕大学校园、研究所、遥远的武陵边城、古都西安等不同地域,人物主要落笔在大学生、教授、土匪、石匠、屠夫、卖鸡蛋的盲人、下岗职工各种人上。他笔下的“历史”已有了新的内涵,更多的是人的欲望的体现。把目光转向了自己更为熟悉的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写出了《屋檐记》、《大桥上的新闻》等。王华的小说创作,驱魔了传统的技艺手法,在取材上她逐渐转移了视角,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当前大家所关注的底层求生者的生存轨迹上来,特别警觉到“民工”在“家园”追寻上的拷问。土家族作家蜀虎的长篇小说《武陵的红》以两支红军曾经在武陵土家山寨留下的足迹和民间传说为原型,以侠的形式构思文本,企图对历史的重构,而长篇新作《酒脸》在涉及历史的叙述上更宏大,对土家山寨民风民俗民情,土家人的生存境遇的惦念,表达出土家人的文化意蕴和生命诗学,因此“这部小说还有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价值”(陈晓明语)。 总之“优秀作家首要的品质是真诚,真诚面对和继承自己民族的一切优秀传统,也要勇敢地正视自己民族的糟粕和劣势,更敢于面对现实变动对自己民族的冲击”,【14】乌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应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开拓自己的艺术境界,始终把握民族脉搏的跳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借鉴西方现写作作技巧,逐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至于今后创作文本质量、影响广度和深度怎样?诸位读者将以博大的彼岸之神对之试目以待。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构建思路 [摘要]自比较文学这门课程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开设以来,由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自身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特点,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建构主义理念下,立足于教学对象的实际特点,以蒙古文学为基点,不断增强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努力培养比较研究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营造开放的课堂,是今后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建构主义;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对象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着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宏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1]14。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 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置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创建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1]12,“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1]12。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宏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创建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络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频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系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 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找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置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 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作者:齐风华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外国文学教学与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培养 摘要: 现如今,大学生的成绩已经不是衡量他们自身能力的主要标准了,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人文素养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那些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文素养高低直接关系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进而影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然而现实中我国只有少数大学开设了这门课程,这远远达不到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我们应该着重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充分发挥外国文学的教育优势。 关键词:英美文学;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培养;教学 通常情况下,以人为中心的理性思考能够启蒙人类的人文素养,以人为中心的理性思考源于外国的文学作品,以英美的文学作品为主。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课程中有外国文学教学课程,当然就少不了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下面文章中主要阐述了人文素养及其与英美文学教学的联系,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1概念论述 1.1何谓“人文素养” 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都称为“人文”,所谓“人文素养”,是指在社会的文化大背景下,人自身由知识、能力、情感、观念和意志等因素共同组成的个人内在品质。提高一个人的人文素质需要提高其人生境界、塑造崇高理想以及实现个人价值。一个人的人文素质可以表现其性格、气质和修养,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价值观、思考方式、处事行为。在人文素养的教学活动中,人文学科主要研究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尤其注重研究人本身价值体系的形成。所以在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的教育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人文素质的教育实质上是对人性的教育,人文精神是素质教育的优秀和本质。 1.2英美文学教学与人文素养的关联 培育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是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人文素养是通过人文文化表现出来的,而英美文学作品是人文文化知识的重要载体。学生从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中学习历史知识,学会将人类的文明进行延续并将人类历史推向更高的文明;在文学作品中学到的哲学知识可以引导学生正确地处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优秀文学作品中的宗教知识以及道德观念都是积极向上的,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学生诚信做人,生活得更加高雅有情趣。优秀的英美文学所弘扬的价值优秀都是真善美,可以引导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学生通过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可以学习作品中伟大人物的优秀品质,如责任感、奋斗精神、勇敢坚强的品质等;另一方面,也可以学会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必要的掌控或者揣摩别人的情绪,学会承受困难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这都体现了英美文学作品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的重要作用。此外,文学作品中蕴含着智慧、情感、经验、原创力、想象力、生命思想以及生命意识、对于学生思辨能力、审美能力和科学素质的培养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2少数民族大学生英美文学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2.1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的需求 在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自身的功利性越来越严重,这使得教育的育人本性被逐渐边缘化甚至被淡忘,学生的人文素质普遍较低。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而言,人文素质缺乏同样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对文史知识很少涉及。根据相关调查,有不少学生甚至不知道建国前的抗日战争。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也很缺乏,甚至有学生不知道聂耳的著名作品有什么,也不知道柴可夫斯基是哪国人,这样的现状是十分令人担忧的。此外,因历史上的民族遗留问题,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问题的看法还比较偏激。有调查显示,许多少数民族大学生都抱有“本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这一看法。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圈子里也经常出现诸如“我们民族怎么样,汉族怎么样?”之类的讨论,这固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自豪感的一种体现,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其民族认知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在地区发展及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失衡,甚至由此引发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 2.2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需要 英美文学课程是对西方语言学习的高级阶段,主要目的是在学生的外国语言基础上提高人文素养,学习西方优秀文学。但是在现实中,英美文学课程在教学中却面临了很大的困难。在本就被压缩的极为有限的课程时间内,学生在上课时兴趣了了,“上课前不预习,上课时没兴趣,下课后不复习”成了学习的常态。英美国家在文学教学中注重对近期研究成果的吸收和运用,并且在教学方式上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这样有利于提高学生对文学课程的兴趣,从而提高其本身的文学素养。 2.3对人文素养的讨论已经引起了教学工作者的深刻思考 针对我国大学生人文素养普遍低下的现象,教育工作者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一问题是一个长久积累的问题,我国的学生从中学阶段就开始接受应试教育,这种教学模式禁锢了学生的阅读范围,把学生的精力高度集中在课业任务上,不能开拓其他领域的认知。到了高中阶段,由于我国文理分科政策的影响,使得学习理科的高中生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很少接触到文史类知识,使得他们的大脑中出现一个大范围的文史空白。到了大学阶段,专业划分十分细致,专业口径窄导致学生人文知识薄弱,学生的知识结构不科学,出现失衡问题。很多学校多年来一直注重教学质量硬性指标的完成,忽视了对大学文化发展态势的研究,在实际的学校建设过程中也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文化建设措施,没有针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举办相关的知识讲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工作没有落到实处。目前我国大学生中,很多学生因为心理疾病问题而与其他同学难以相处甚至出现自虐自杀的现象,这说明加强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工作已经迫在眉睫。由于该问题的长久积累性以及我国教育体系的确存在问题,所以要抓紧时间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在教育改革中,要综合考虑学生和老师、培养目标、教学规范、课程体系等多方面的因素,追求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2.4提升自己的审美眼光,陶冶情操 通过对世界文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得知,世界文学历史上的经典作品大都源自英美文学,比方说,一些大文学家莎士比亚、米尔顿、马克•吐温等都属于英美文学的研究者。现在我国参与到文学阅读中的人也越来越多,通过认真阅读文学作品不仅能够提升人们的审美观念,还能积累一些审美经验,学习英美文学还可以让人们感受到文学的强大力量,在了解基本的文学知识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阅读理解能力,陶冶自己的情操,让人们用心来感悟生活的美好,乐于生活,乐于学习。另外,一些好的文学作品存在较强的教育意义,人们在学习英美文学知识的过程中,不仅能够积累丰富的阅读经验,还能够让自己更加睿智,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洗涤,自然就能够陶冶高尚的情操了。首先,英美文学作品中大都提到了一些具体的人物,并给予这些人物鲜明的形象,阅读者就能够从中学到坚强的人物性格以及鲜明的形象,为以后的人生带来了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比方说,富兰克林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就有给年青一代的劝诫,我们可以从海明威的小说中学会冒险,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总能给人以启迪,不论是在个人修养还是人格塑造以及意志力的锻炼方面都能得到你想要的,其次,学习英美文学的人还能够培养自己的同情心,让自己的心胸更加宽广,陶冶高尚的情操。 2.5培养少数民族的跨文化意识 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迅速发展的社会,懂得一门国家语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甚至懂得英语的人已经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了,目前,社会对掌握英语的人才要求越来越多元化,英美文学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学习目标。由于英美文学中包含了很多西方文学知识,因此少数民族在学习英美文学知识的过程中,就能够变相的了解外国西方文化,在此基础上熟悉掌握外国文学知识,并做到学以致用,培养自身的跨文化意识。少数民族通过学习外国英美文学,可以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理解外国文化,分析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区别。现在,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对跨文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当然如果是跨文化的英语人才就更好了。 3英美文学教学中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策略 3.1英美文学课程设置的完善 现在,英美文学在高校芙语专业教学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但它在公共英语教学中长期被忽视。各高校正在开展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加强学生听、说、读、写、译等应用能力的培养,但是却忽略了对学生文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培养。文学作为人文学科中重要的一个分支,在高等教育中应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文学素质作为人才的重要素质之一,也应该在高等教育中体现出来。高等教育中除了开设公共选修课,如《英美文学赏析》,英美文学教学也应纳人大学英语教学的体系中来。目前,我国高校内大学英语课时普遍较少,而且随着课改的进行,大学英语的教学时数会相应减少。针对这一情况,笔者认为目前有两种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一是采用专题讲座的形式,挑选一些学生耳熟能详的有着深远影响的英美作家,如莎士比亚、狄更斯、雪莱、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进行讲解、分析和讨论,如开设《西方名著赏析》课程;也可专讲某一文学专题,如《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圣经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二是利用西方文化教学促进英美文学教学,开设一些文化类课程,如《西方文化导论》、《文艺复兴史》等。 3.2英美文学教学方法的改进 具体改进方法如下,我们建议在阅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研讨式的教学,在课堂上尽可能的进行专题探讨。还可以让学生在完成大量阅读理解任务后,针对某一个作家进行调查和研究工作,尽量拓展视野,学会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尽量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学习英美文学,了解西方文化,实际上不仅仅要了解西方的文学艺术、文化习俗,更要了解西方的心灵史和思想史。我们知道,要深入理解并鉴赏英美文学作品,就必须了解一些西方哲学理论和心理学观点。如达尔文的进化论,黑格尔辩证法,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意识分层,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等。古人云“: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通过借鉴不同的文艺批评理论,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某个作家作品进行个案分析与研究的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新的阅读视角,培养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这也是文学教学的目的所在。 3.3对外国英美文学知识的本质目的的准确了解 现在的外国英美文化教学似乎变得更加商业化,没有了当初的纯粹性,现在的教学大多比较关注英语教学效率,忽视了英美文学教育的重要性,忽略了人文素质的培养。我们要向不断提升少数民族的人文素养,就要从学习外国英美文学做起。详细来讲,学习外国英美文学的本质就是让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广大民众了解英美文学,学习英美文化知识,进一步培养自身的审美意识,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此外,学习英美文学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在提升人们阅读能力、理解能力的基础上,更好地体会人文精神的本真。因此,在少数民族学习英美文学之前,一定要充分了解学习英美文学的本质和目的,尽量接受较为专业系统的学习,领悟外国文学的真谛,走进英美文学作品的世界,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 4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英美文学课程建设,有利于实现高等教育中人文素质培育的目标,也是对学生进行文化启迪的重要形式。本文在介绍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欠缺现状的同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需要高校主动采取措施加强引导,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形成高度的人文素养。 作者:宁春慧 单位:包头医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外国文学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美学教育研究 摘要: 美学教育是人文精神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文学之于人类的唯一性在于她能够提供心灵的表达,能够提供深刻的美。美育在于以美启真,以美导善,以美怡情。启真,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崇尚追求理性和智慧;求善,外国文学通过对人性善的褒扬和人性恶的鞭挞而塑造人格,提升人文精神;怡情,外国文学使以艺术投入人生,使人有情趣地生活。外国文学赋予少数民族大学生美感关怀,以宽容的态度,尊重和接纳不同的文化,以达到与自身,社会,宇宙的和谐共处。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以美启真;以美导善;以美怡情 美育一词由蔡元培译自德文,并为其终生所倡导。美育即美感教育或审美教育,超脱生死,全无利害关系,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美育的内容就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文学之于人类的唯一性在于她能够提供心灵的表达,能够提供深刻的美。沉浸于某一首诗,某一部文学作品,在心领神会之际,必然呈现一幅画境或一幕戏景,使人神魂为之钩摄,若惊若喜,无暇旁顾。内心充斥着一种天国的而非人间的快乐,霎时间,一切爱恨悲喜都烟消云散了。此刻所流露的情绪皆来自生命深处,这种美的体验无法言说,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快乐,以美启真,以美导善,以美怡情,让人感到生命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1以美启真 黑格尔说:“理性要求统一,要求种族共同性;自然要求杂多,要求个性,人需同时服从这两种法律权威。在这些对立面的冲突中,美感教育所要做的正是要实现调停与和解的要求。因为按照席勒的看法,美感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欲念、感觉、冲动、情绪修养成本身就是理性的,因此理性、自由和心灵也就解除了它们的抽象性,和它的对立面,即本身经过理性化的自然,统一起来,获得了血和肉。这就是说,美就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就是真正的真实。”(黑格尔,1979:78)求真是智育的目的,宣扬理性。以美启真就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而言,注重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感性是理性的基础,理性是感性的升华。一方面文学提供了具体可感的形象,通过形象进入审美的世界,在审美的世界,人的感官和人的心灵得到慰藉与滋养,增强自己的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另一方面,不局限于这种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而是上升到理性——求真,求得各学科门类的知识,求得人生的智慧。培根的《论学习》诠释了“知识”、“能力”“、智慧”的关系。知识是基础需要转化为能力,知识的获得,能力的培养都是为了寻求智慧。《白鲸》中对于捕鲸和提炼鲸油的生动描述,梅尔维尔查阅了大量的捕鲸文献。如何寻找鲸油,如何识别,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捕捉白鲸并最大限度地提炼鲸油,梅尔维尔都做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堪称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捕鲸著作。《变形记》、《城堡》是作家本人哲学思想的直接体现。萨特在《恶心》中,通过主人公洛根丁对这个世界的一切感到“恶心”,展现了自己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文学批评是文学审美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精神分析等文学批评理论是文学审美活动的理性标准,并为其提供理性引导。审美实践活动不能缺少理性因素,因为理性因素对于审美能力的定向发展和提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美育不是纯粹的感性教育,而是感性与理性融为一体的教育。各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民族文化,而中华民族强调“心的文化”得到了认同,如“明心见性”。“心的文化”强调心的作用,提倡将情感提升为理性精神。外国文学中的理性精神可以追溯至柏拉图,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由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构成,正义的人必须让理性统治激情,让激情抑制欲望,国家的统治者需要智慧,理性地管理国家。外国文学提供了不可胜数的追求智慧,寻求理性的文本。少数民族大学生阅读外国经典文学作品过程中,通过理性思维活动,阅读,分析,感悟,总结人类文化深层规律。阅读学习外国文学,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对文学、审美的知识、理论、方法、技巧的掌握,提高认识能力、理解能力,这是理性教育;有了这些理性教育,加之审美实践的感性教育,少数民族大学生可以更好地融合多种文化元素,深化自身的艺术创造意识和审美活动意识,从而加深对外国文学作品和审美经验的认识与理解,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 2以美导善 蔡元培认为美感有两种:一为优雅之美、一为崇高之美(1997:522)。美育的目的在于美化心灵和塑造人格,不断地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文学天然与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性中的理想和崇高是美的终极体现。外国文学从多个角度进行描述,根本指向对人的普遍关怀,也就是保持对理想和崇高的向往和追求。文学大师坚守人文精神要观照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的生存现实,对时代、社会以及人进行深刻宏大的哲学思考,对社会深度介入。经典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人生命价值和生存现实的观照、思考与终极关怀。这些作品无论对人性善的赞美与褒扬,还是对人性恶的揭露与鞭挞,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展现着人性美。雨果的《悲惨的世界》宣扬了人性善。人与生俱来的悲悯、同情、宽容,仁慈在冉阿让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冉阿让的以德报怨使沙威良知复苏,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赞扬了安东尼奥所体现的慷慨、无私、真诚、仁爱等人性光辉的一面,同时也批判了夏洛克所体现的人性中贪婪、嫉妒、残忍等卑劣的另一面。戈尔丁的《蝇王》批判了人性恶,对恶的严厉批判就是对善的强力褒扬。“蝇王”是人内心邪恶的象征,每个人有邪恶的存在。这就导致了象征理性的皮吉被砸死,导致了明了真相的西蒙被杀害。霍桑的《红字》中,白兰勇敢面对自己的罪责,承担相应的惩罚,以自己的坚忍、勤劳、施予使象征通奸(Adultery)的红字转化为“才干”(Able)和“天使”(Angel)。勇于担当,知错能改体现了人性的自我完善,自我提升。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虽然揭示了美国梦破灭的主题,但同时肯定了对理想的追求。盖茨比的了不起就在于他对理想的执著。他的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理想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所以当他的理想幻灭后,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长期的碰撞、交流、融合,认同了善即美的文化心理,如孔子的“尽善”方为“尽美”,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彝族长诗《一条彩虹》、布依族传说《极老多采青石盖天》都蕴含同一主题,善是一种心灵美,是人生的至美境界。外国文学作品提供了跨民族的证据,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阅读经典的外国文学作品过程中,以阅读的审美活动激情导欲,不断完善人格,提升精神境界。善是德育的目标,而德育重抽象的说教,思想政治教育更是如此。所以,在高校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枯燥的德育说教,其效果甚微,也就难以达到陶铸情操、涵养性情、健全人格之目的,不易造就出符合社会群体利益的合格个体。阅读的审美活动,以活的形象展现的生命活动过程和生活图景,人们融于这种生活图景和生命活动过程之中而得到陶冶与历练。在感同身受中,“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人文关怀,培养同情心、正义感、博爱精神,提高对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判断能力和急公好义精神,使民族之间、群体之间具有凝聚力,使社会文明有序与亲敬和谐。”(聂振斌,2011) 3以美怡情 蔡元培认为:“我们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了的情感。我们每每在听了一支歌,看了一张画、一件雕刻,或是读了一首诗、一篇文章以后,常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四周的空气会变得更温柔,眼前的对象会变得更甜蜜,似乎觉得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使命。这种使命不仅仅是使人人要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他同时还要使人人能在保持生存以外,还能去享受人生。知道了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更加知道了人生的可爱,人与人的感情便不期然而然地更加浓厚起来。”(1997:614)以美怡情就是能过有品位,有生机,有情趣的人生,就是将艺术纳入人生,成为生活的艺术。在无为而为中,找到生命的宁静、淡泊、豁达、恬淡,达到生命自身和生命与生命之外的和谐。性情在怡养的状态中,必定是健旺的,生发的,快乐的。喧嚣的尘世驱使着人们为追求功名利禄而奔波劳碌,再也没有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而文学可以让我们逃离现世,进入久违的审美世界,获得审美的自由。《贝奥武甫》体现了七、八世纪不列颠的生活风貌,兼有氏族时期的英雄主义和封建时期的理想。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展现了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交替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狄更斯的著名小说《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双城记》生动再现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生活画卷;《死魂灵》、《装在套子里的人》深刻表现了沙皇时期俄国人民反抗沙皇农奴制的斗争情景;果戈理创作的喜剧《钦差大臣》,揭露出了俄国官僚阶层中的真实的黑暗场景。史诗和小说带给读者活的生活图景,读者融入这种生活图景,以情感为中介把自身和对象沟通起来,使主客界限泯灭、物我为一、情景交融,从而得到浸染和和熏陶。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对大自然所做的唯美赞颂。美国诗人惠蒂埃《大雪封门》描摹了新英格兰的田园风情。弗罗斯特《西去的溪流》、《又一片牧场》、《修墙》、《摘苹果之后》等描写新英格兰地区乡间人民的日常生活,诗歌朴素中寓有深意。连同所有优秀的诗人,迪金森有关死亡、爱情、自然、永恒等含义隽永的小诗,庞德的意象派诗歌都使读者刹那间见终古,微尘中见大千。在那一刻的心领神会中物我两忘,怡然自得。少数民族浸润在天地之美的闲适、浪漫、充实的生活中,较少功利的追求,几乎每个人都是诗人、歌手、艺术家。每一件生活琐事都富于诗情画意,在歌、舞、织、绣中颐养性情,体验着艺术人生。但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现代多元文化思潮的冲击下,失去了本民族原有的审美性情,陷入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奔波忙碌,精神一片荒原。少数民族大学生通过阅读审美活动的陶冶,唤醒自身的民族审美潜能,沟通古今中外,获得自由快乐的本领,即审美能力。能够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将美融入生活。审美的生活化,让少数民族大学生顺利走完每一次的经验历程,获得完整的日常经验同时,感性与理性相结合,升华为审美经验,实现生命的丰盈、和谐和庄严,可以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 4结语 外国文学是对经过时间淘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泛称。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最大差异在于提供一种跨文化视阈。在跨文化视阈下,实现各民族文学,文化的互识、互证、互补。无论种族、国家、文化、文学较少功利色彩,都关注人类的命运、生死、自然、感情等共同之处,外国文学以人类所关注的共同形象浸润各民族大学生的心智和情感。人文精神中渗透的生命根本性和审美多元性,对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更宽容的对待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尊重和接纳各种的文化的差异,形成一种美感关怀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这种关怀表现为不同国家、民族、种族的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表现为人们对个人、社会、宇宙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期待。而这种关怀恰恰是人性中所共通的,它能够在心灵的最深处打动每一个人,从而实现彼此间的沟通和理解。”(易晓明,2010) 作者:王学功 宁春慧 单位:包头医学院外语系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思考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对象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着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宏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置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创建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宏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创建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络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频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系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找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置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作者:齐风华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与汉语言文学的融合 摘要: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展开需要强调多元文化的交融发展,肯定文学的历史融合,重建文学评价体系,以汉语进行多民族文学实践,追求多元一体文学格局目标,无论哪个方向或环节都需要对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进行跨越和整合,因此,多民族文学教育必将有效推进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多民族文学;民族文学;汉语文学;融合 前言 多民族共存的社会格局决定了多民族文学共存的现实,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但是长期以来,在政治形态和意识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文学格局一向以汉语文学为主导民族文学为补充,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性被忽略。随着中国文学的深入发展,如何在中华文学体系中体现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事实格局,多民族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文学关系如何梳理等有关中国文学如何发展的问题逐渐凸显。与此同时,随着世界民族族群意识的觉醒,世界文学格局中多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逐渐得到重视,成为世界文学话语的重要构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多民族文学教育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研讨的热点问题。多民族文学教育的本质是肯定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主体性,把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化放置于平等位置,跨越差异,进行文化资源整合,共同构筑中国文学的格局,因此,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展开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肯定和促进。 一、多民族文学概念强调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发展 多民族文学教育展开首先要做的是明确多民族文学概念。虽然近年来多民族文学理念渗透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讨论中,但是对于什么是多民族文学并无统一的说辞。根据各方面的探讨,笔者理解多民族文学是在基于多元一体政治格局的基础上,使民族文学由原来汉语文学的补充或点缀,获得文化上的主体性,使其摆脱当前在中国文学中的边缘状态。这个概念的成立意味着之前所定义的以汉语文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学向更为宽广的方向扩容,中国文学概念被重新诠释,之前以汉语文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学转变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共同构建。在多民族教育实践过程中,就要通过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形态的共建来体现以上对中国文学的诠释,而这种诠释和体现的过程自然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多民族教育以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建中国文学概念需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民族文学的主体性;第二,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求同存异。多民族文学教育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解答过程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首先,从前者来说,多民族文学认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一起构成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因此,民族文学自然需要和汉语文学获得同等地位,能够平等对话,而不是处于中国文学史的边缘地带。多民族文学把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相提并论,强调其主体性,意味着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是平等但又有差异的两种文学形态,两者具有异质性,并不能完全糅合在一起,共同作为中国文学的内驱要素,两者需要融合创新才能形成凝聚力,共同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1]由此可见,在多民族文学教育中对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明确,在中国文学体系内,其必然需要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其次,从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求同存异来说,在教育实践中,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同成为中国文学教育的内容,但是两者又存在着差异,要使两者有机结合,成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需要对两者寻求共性,求同存异,如汉语文学拥有发达的书面文学传统,而藏族、蒙古族则有口头文学传统,也有部分民族口头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存,这些文学形态都是中国文学形态的一部分,只是文学载体不同,认知和明确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的差异,并从中寻找共性,使其共生共存,在这个明确特殊性并保持一致的实践中,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相结合发展的过程,自然也是两者融合发展的过程。 二、多民族文学教育肯定了文学的历史交融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和现实情境相一致,知识界开始颠覆单一国家或民族主流民族历史叙事的潮流或模式,开始提倡性别或族群话语,以族群嬗变和互动视角来讲述文学现象称为世界文学研究的跨国转向,族群文学成为超越国别文学叙述的支撑点,多民族文学教育由此而起。族群文学的研究自然需要从族群文学的历史源流来把握,因此,沿循历史脉络解读多民族文学便成为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必然内容。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发展一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生共创的发展状态,中国文学的发展一直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互动互融的过程。[2]历史已成过去,但是历史并未完全抹平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交融发展的历史,以南北朝的诗歌为例,虽然当时的《乐府诗集》中很多民族诗歌的内容已经遗失,但是胡琴、琵琶、羌笛等民族特色乐器却在遗存诗歌中多有出现,以此便可以想象当时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荣共生的和谐情境。每个民族的文化或文学都不是单一发展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学发展都相互影响,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由于战争或政治因素造成了多次民族迁徙,每一次民族迁徙都意味着迁徙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而民族融合环境下,表现在文学上便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如辽金时期,汉语诗词中包含了民族文化的成分,特别是汉语戏曲等民间文学的民族成分更加明显。中国历史中的多民族融合使得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也相互交融,中国文学史中包含了大量少数民族的文学成分。[3]虽然历史发展中民族文学一直和汉语文学共生互融,共同构建了中国文学的框架体系,但是由于汉族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和汉语语言的官方通用下,当下教育体制对于中国文学的表述理所当然地指向了汉语文学,无论是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还是教育体制中的文学教育,以及大众视野中的中国文学概念,都从事实上佐证了这一点。在汉语文学被作为中国文学的全部或主导时,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中汉语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共生互融的事实被遗忘或忽略。而这种情况在大众的视野由汉语文学转向多民族文学时,民族文学的历史发展和嬗变成为关注的焦点,多民族文学共存共荣的历史融合自然而然便会重新提起或发掘,在多民族文学教育展开时,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发展的历史真实面目最终会突破教育体制、意识观念和语言等因素的阻隔重新回归到民众视野中,而这种回归也将成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开端。 三、多元文学评价体系需要整合民族文学评价资源 文化是人类在不同生存发展环境中自我保护、自我表达的机制,虽然表述方式不同,但是所有文化表达的都是共同的人性。文学是文化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表达各有特点,对不同文学表述差异的学习和了解,可以扩展人类对人性认知的宽度,同时也能让人类在多种文学表述中探寻人类共性的边界,因此,对于各种文学形态都需要端正认识。不同文学作品由不同文学创作者创作,由于创作者本身的文字水平和思想认知的限制,文学作品有高低之分。同时,由于表达需要,文学作品有多种体裁,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才能使文学作品得到合理评价。特别是在文学教育中,更需要借助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从而通过文学评价使学生对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判断。文学评价体系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思想性、作品形态、作品表达、语言文字、文学价值等都是文学评价的标准,越全面的文学评价体系得到的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多民族文学理念下,汉语文学和民族文学共同作为民族文学的构成部分,更需要多元文学评价体系才能使评价结果接近客观事实,而多民族文学教育也需要通过这个评价体系来对学生进行引导。由于社会环境及文化发展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学形成了各种神话、史诗、歌谣等文学作品,同时由于文字及书写习惯所限,部分民族文学并未成为书面文学,而只是用口头方式传承下来,成为口头文学,这些形式各异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同的文学价值,如少数民族歌谣是民族民众人际交往、调适身心、沟通神灵的媒介,而民族史诗则传达了民族特定的宇宙观,对民族历史进行了记忆。和书面文学一致,各种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人类用身体、仪式进行的文化展演,在人类影响上和书面文学有同样的价值。但是在当前的文学评价体系中,书面文学是文学的唯一形态,汉语语言是主要评价语言,这样的文学评价体系自然把民族语言创作的民族文学和口头民族文学排除在外。在多民族文学教育中,随着民族文学的主体性加强,以及主体地位的回归,必然要形成新的文学评价体系,扩大文学层面,调整评判标准。新的文学评价体系对民族文学形态特征的兼顾,以及对民族文学评价资源的整合,也是变相的民族文化和汉语文化的融合发展。 四、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以汉语语言为主导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中蕴含着特定的文化信息,对某种语言的文学使用,自然会使作品具有以上语言所对应的文化意味,而这种由于不同语言使用而进行的文学创作也是文化之间的交融。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因此,在文化教育中,用什么语言来书写往往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点问题。由于汉语的官方使用和大范围内应用,当前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主要分为本民族语言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和用汉语创作的民族文学作品,以本民族语言创作的民族文学作品自然不存在语言文化的差异问题,但是对于以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目前还有不同的认知。有人认为汉语和特定民族文化不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无论是汉语的文化表达,还是汉语对民族韵味的反映,都存在欠缺,因此,对于汉语创作民族文学作品还存在一些争议。另外,也有观点认为,民族文学的特质在于民族思想文化,关键是文学中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使用汉语创作对于民族文学有影响但影响并不大,而且汉语创作还有利于汉语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有利于民族文学作品的影响扩大。[4]争议归争议,事实上,由于民族学生的汉语学习,相当一部分的民族学生并未掌握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而在现实教育中,高等院校的文学教育也往往是以汉语来教学,20个拥有一级语言学科学位授予权的“985”院校几乎都有汉语言文学,但是仅有中央民族大学等四所大学设置了民族语言学科。现实的客观情况决定了即便是民族文化和汉语文化并列于院校的课程内容中,但是由于民族语言普及限制,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仍然主要是以汉语为主导,民族语言的离席意味着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只能以汉语为主,在民族学生对汉语的输入学习中,以及汉字的输出创作中,汉语的文化意义已经和民族学生原有的母语文化进行了对接或融合。 五、多民族文学以多元一体文学共同体为目标 费孝通先生曾经对多民族共存状态及趋势提出了美美与共的总结和构想,这个观点是在多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的差异基础上为各民族寻求和谐发展的模式,对多民族文学同样有借鉴意义。形成于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每个民族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的差异决定了民族文学的差异和分歧,在文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民族文学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中国文学的发展创造中,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学体系内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学生态。多民族文学的提出虽然强调了民族文学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并对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提出了要求,但是最终的目的是强调民族文学的价值意义,并对其在文学史中进行明确地位,意图通过民族文学地位的合理确定和文学资源的合理利用推动中国文学发展,而并非对民族文学厚此薄彼。无论是汉语文学还是民族文学都要置于中国文学的语境下,多元文化政治共同体决定了多民族文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形成多元一体文学共同体。[5]在这个构想下,各民族文学都共同参与到中国文学历史的发展中,共同创造中国文学史,而这种参与并非是无序杂拌,而是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相互融合创新来实现。多民族文学教育对以上构想的实践,首先,便是树立多民族文学史观;其次,通过各种方式促进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多民族文学史观自然会对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关系给予肯定,在此文学观引导下,多民族文学教育要明确各民族文学的差异和特征,使各种文学都能从其他文学中寻求到可以融合的要素或方式,并以各种方式来促进其融合交流,而中国文学统一体开放和包容的组织结构也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提供了更多可能。 结语 虽然长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在历史发展中互融共生,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但是由于族群力量、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少数民族文学在历史中的影响和作用并未在中国文学史中真实呈现,中国文学体系形成了汉语文学一支独大的格局,这种格局不仅使少数民族文学既有的贡献和价值难以得到正确评估,同时也局限了中国文学的多样化发展。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文学的价值发掘,多民族文学必将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多民族文学理念是中国文学内部的反思和重构,其对中国文学概念扩容和新文学格局的重建,都意味着多民族文学教育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对多民族文学教育的系统梳理和认知,将有助于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更好地融合发展,民族文学和和汉语文学的同创共生也将最终促进中国文学的大繁荣。 作者:郭常顺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中主体可能倾向 主体行为是决定文学基本状态和发展问题最为重要的因素。在当代文化背景下,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其主体世界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日渐增强的民族文学意识基础上,形成了交往与对话的强烈诉求。2004 年,聂勒出版了诗集《心灵牧歌》。这个其实早已进入城市的佤族青年,用他充满盼望和寻找的眼睛,用他始终依恋佤族的心灵,发现和感受着这个世界的律动与变化,并形成了诗意的表达。林立的高楼和宽广的马路,熙攘的人群和浩荡的车流,这一切对于佤族的灵魂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一辆辆漂亮的车流 / 从身边匆促而过 /像一群发狂的野马群 / 孤独便从心底淌溢 / 我泪水盈盈 / 可以告诉你 / 我是一个农牧民族的儿子 / 打从森林来到这个城市 / 我就注定属于一种孤独的边缘 /…… 这种弥漫在《心灵牧歌》中的孤独、悲情的感触与表达,我在另一个少数民族青年诗人哥布(哈尼族)的诗作中也明显感到—— 汽车领我到高楼的墙角 / 高楼的地板映出我的身影 / 五颜六色的灯闪亮着 / 我的心已经空空荡荡 / 乘着电梯上楼去 / 拉开天窗帘眺望城市 / 高楼像竹笋一样生长 / 世界是这样大 /人是这样多 / 我像夏天的雨中 / 掺杂的一粒雪雹 / 一下子就消失了 这是一种隔膜,一种置身其中的不融入,它明显不同于老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对主流生活状态的认同与亲和 ;这种充满自我色彩的文化感受,带着出自灵魂而不是肉体的孤独,其实是少数民族作家身份意识觉醒之后的必然产物。在这里,我们不禁要思考,是什么打开了这道窗户,唤起了这种民族的身份意识与文化认同的困惑?是什么促使聂勒、哥布这类新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对现代化社会的骄人成就保持了一种心灵的游离和对抗姿态?答案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的社会文化背景发生了变化,人们对既有文化的基本态度因而随之发生了变化。当代文化思维的种种方式正在改变着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感觉与表达方式,甚至它的内质,促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景致。 一 边缘化文学主体意识的嬗变 马克思曾说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同样,主体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抽象范畴。正如一个人并不总是一个实践者一样,即使是一个写作者,有时在他业已完成的写作中也并非体现出主体意义。文学主体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作品实现了思想和艺术的建构,从而提供了某种理解生活和艺术的方式。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时代环境构成的整个关系网络中思考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问题,才能触及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内部隐含着的诸多意义。 现代以来,相对于精英文学和主流文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是一种边缘化存在。严格地讲,这并不完全是汉族主体文化观念排斥的结果,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初期阶段的情形就是这样。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实际上并没有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一起诞生,在那个文学的新生时代,尚未有少数民族文学观念,人们的少数民族文学意识相当淡薄。为数不多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在五四新文化和左翼文学运动中的开始学习汉语写作,逐步形成影响,那是启蒙思潮的结果而不是少数民族意识觉醒的结果。从他们的创作见解和作品中可以看出,早期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总体上服从于时代要求而非本民族内在的心灵渴望。在云南,20、30 年代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如白族的马子华、张子斋、马曜、罗铁英,彝族的李乔,纳西族的李寒谷、赵银棠等,几乎都是被新文化熏陶,或接收了新式教育成为具有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之后才开始文学创作的。其中一些人在创作活动中不仅受到新文化和左翼文学思想的影响,还曾得到茅盾、蒋光慈、叶紫等名家的教诲,属于现代精英范畴中的文化人。他们领悟了革命叙事的真谛与基本方法,在写作中往往将阶级斗争的宏大矛盾作为文学叙事框架来结构自己的作品,几乎每一部作品中都充满了压迫与反抗、黑暗与光明、奴役与翻身的主题,读他们的作品,比如马子华的中篇小说《他们的子民》等作品,往往感觉与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叶紫的《丰收》,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以及王统照的《山雨》等作品的思想取向有明显的一致性,所以“云南现代少数民族文学虽然异军突起,终归汇入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翼’” 。这里所说“云南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异军突起”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汇入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翼”则确实是事实。这个开创性的起步影响深远。稍后出现的一些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则更为进步,他们已经走到了阶级斗争前缘,如广西的陆地(壮族),贵州的陈靖(苗族),等等,皆有着更为直接的革命经历。作为热血青年,他们首先投身革命,参与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战争,有的在延安“鲁艺”和“抗大”接受了进步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培训(如陆地等)。可以说他们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作家。在浴血奋战中有感而发提笔写作,革命斗争主题自然几乎占满了他们创作世界的全部,可想而知,他们的作品是革命者的文学主体展示,民族身份民族意识并未得到注意。 上述两种写作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状况。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虽然有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的身影出现,但严格地说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少数民族文学。今天反思其中的原因,只能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由旧时代的蒙昧向现代生活迈进过程中,中国特有的翻身解放、抗击外侮的时代社会要求(这是中国现代性的独特内涵),以强大之力迅猛地将少数民族生存问题及文化追求推进到了与汉族文化相一致的最前沿,觉醒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还来不及展开民族意识的自我审视和价值探究就被时代共性所笼罩,它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初始阶段,甚至整个现代文学阶段都没有形成具有自觉意义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 曾经有人认为,新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意志从一开始就排斥或者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活动。在考察了建国初期中国文学的基本情形之后我发现,事实与此相反,恰好是新生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催生了少数民族文学意识,使少数民族文学成为建国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领域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话题。 少数民族文学观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就是一个证明。据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家李鸿然先生研究,1949 年茅盾在《人民文学》创刊时所写的《发刊词》(创刊号出版于 1949 年 10 月 25 日,即新中国成立当月)中首次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使“少数民族文学”“终于获得了自己的正式名称”。茅盾提出了概念却避开了概念界定可能造成的困扰。但是他心目中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有明确标准的。他的基本标准至少有两条 :第一,作者是少数民族 ;第二,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少数民族的特点。其后,1956 年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老舍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这篇长达一万四千余言的报告,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上,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制定了正确、科学而又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这些材料证明新中国已经有了“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并开展了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相关工作。少数民族文学的意识开始形成并逐步加强。 提出“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茅盾与老舍,当时都担任着中国文化界的重要职务 ,他们在发刊词和工作报告中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国家意识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到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可以解读为 :新中国实现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在民族文化上的策略一方面是将多民族文化纳入到中华文化的整体之中,一方是要展现各民族文化的特色以体现民族团结的巨大成就与空前盛况。这里不妨引述老舍报告中的两段文字以作说明 : 我国早已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相处与交往中,创造了我们整个的祖国历史与文化。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各少数民族文学是祖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过去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少数民族文学是没有地位的。解放以后,这情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民族平等的实现,少数民族文学受到应得的重视,并飞跃发展。 我们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在汉族人民和汉族文学工作者的帮助下,意气风发,全力以赴!争取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少数民族文学能够达到汉族文学的发展水平。——《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 作为这种思想的形象化表达,老舍还在他的报告结尾引用了纳?赛音朝克图的诗句 :“他们虽然用不同的语言歌唱 / 但他们的歌声 / 却融合得多么动听 / 他们虽然属于不同的民族 / 但是他们的心,却都这样地热爱着 / 我们的领袖! ”什么是 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做什么,老舍所作的表达是多么清楚!可以说,这就是国家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工作的基本策略,它对中国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作用。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国家关于民族文学的策略及其诸多鼓励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在西南边疆,许多极富分量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开始出现。比如,小说方面有李乔的长篇巨著《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陆地的《美丽的南方》、杨苏(白族)的《没有织完的筒裙》,伍略(苗族)的《泉水之歌》、普飞(彝族)的《门》等等 ;诗歌方面出现了许多长诗,如,广西韦其麟(壮族)的《百鸟衣》,苗延秀(侗族)的《大苗山交响曲》、包玉堂(仫佬族)的《虹》,贵州吴琪达(彝族)的《阿支岭扎》、云南饶阶巴桑(藏族)的《牧人的幻想》、康朗英(傣族)的《流沙河之歌》、康朗甩(傣族)的《傣家人之歌》、晓雪(白族)的《祖国》、《祖国的春天》等等 ;电影和戏剧有黄勇刹(壮族)等的《刘三姐》、周民震(壮族)的《苗家儿女》等等;华山(壮族)、那家伦(白族)等的散文也写得很有水平。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放异彩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为新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的丰满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虽然继续保持着中国现代性阶级斗争叙事的基本思路,其二元对立的思想特点还得到进一步突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它的主体意识中大大加强了民族的自我意识,所写的题材往往来自本民族的现实生活和历史之中,所塑造的形象则是本民族(或者民族作家所了解的其他少数民族)的人物形象,用以负载对新生活美好向往之情的自然风光、民俗民风无不充满了特殊的民族韵味,民族的与时代的因素被较多结合在一起。中国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就这样翻开了它亮丽的第一页。很明显,在这种文学状态中体现出来的主体世界一方面是民族意识的萌动,另一方面是主导意识的加强,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极为自然地统一在一起,它反映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对新时代的认同,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而且这种认同是发自内心的,其质朴而温和的民族情感在许多作品中极为自然地流露出来—— 茶歌从天上飘下来了——带着露珠、带着红霞艳艳,飘进了山下的茶坊里,揉茶机的歌儿更动人心弦。它比茶姑的歌唱得还美,它比茶姑的歌唱得还甜。不!揉茶机和茶姑在合唱哩,歌唱着边寨茶山绿色的春天! ——广西,莎红(壮族)《茶歌》 我和女画家怀着激情走出这间平平常常的草屋。原来,天空已泛露曙光了。早现的红红霞光,把这条祖国边地上的江流映成红红的一匹彩缎。画家已经激动地打开她的草本。我在兴奋地想 :在这匹宽宽的红缎上,我们的一对僾尼青年,一对人民的终身摆渡工,将要写下多么美、多么美的诗句呵 ! ——云南,那家伦(白族)《然米渡口》 “姐妹们,别多话了,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社,社办不好,队也上不去。别说吧,我们明天就开始修新水沟和在田里追五道肥。明天,再研究具体工作,来,陪客吧,客人不是光听人家扯工作的。”我听得入迷了,心想,听听这样的谈论,多么能够认识人和生活啊!想不到,如今的姊妹场中,同样讨论着一切重大的事情。——贵州,苏晓星(彝族)《山上红花》 随手翻开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 50、60 年代的作品集,这种充满兴奋与赞美的吟唱比比皆是。这里我们各举三省一个作家的作品作代表。边地美丽的自然风光,富有情调的民族青年,新生活带来的激动,浪漫的抒情格调……它们汇集在一起,形成了 50、60 年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风格,即使那些表现阶级斗争、翻身解放的大部头长篇小说也不例外。一切似乎都在证明,一个真诚的高唱赞歌的民族文学主体正在形成,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启蒙意识与革命理性精神在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身上获得了延续,宏大叙事穿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外衣,焕发出了新的巨大魅力与光彩。这既是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辉煌成就,又是它的民族特色的彰显。当然在这一切的背后隐含着的则是民族意识逐步空泛化和创作走向新的单调单一的伏笔。这个建构与变化的过程十分明显地说明了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力量主导作用在新中国文艺活动中的强化。 意识到这种巨大变化及其负面价值是在新时期。反思来自创作领域和理论领域,导因当然是新时期的政治与文化转型。长期以来,在极左思潮的干预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和整个中国文学一样,创作主体的能动性被逐步抽空,甚至取消,作家的创造能力丧失殆尽。民族作家要么作为政治的传声筒出现,要么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即使在思想解冻的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由于僵化的思维惯性,少数民族写作仍然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格式化地书写着自己的“民族特色”——“米酒飘香,腊肉滴油,笑声似浪,歌声如潮,竹笛清脆,月琴琮 ……跌脚开始了,山寨在喜浪中晃荡了……”“她读过省城的民族学院,上过北京观礼,懂得整洁和卫生。”“粮食多得吃不完,卖粮还要看脸色。”“当我看到盛开的鲜花,我觉得她那一笑,使天地生辉的眼睛比千万种同时盛开的鲜花还好看 ;当我看到早晨天空中的玫瑰色云朵,我感到玫瑰色的云朵怎比得上她那荡漾着青春活力的光泽的脸庞 ;当我听到金那丽的歌唱,它怎么比得上她那夺人心魄的朗朗笑声。”读着这样的句子,你会感到少数民族作家离自己的民族生活已经多么遥远!这种现象带来了观念上的反思,有评论家认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没有努力地去把边疆的生活,或者说少数民族的生活真实表现出来,“而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弹着早已过时的老调。那种对于丰收的祈望和喜悦,对于使用电器和机械的新奇,对于节日的欢乐的描写,反复出现在我们的许多作品中,‘老师经常讲,再过几年,阿佤山要修公路建电站,点电灯,安装碾米机、打谷机……',又如,大马路两边的田坝上,大片大片的谷田,在太阳下闪着刺眼的亮光,黄窝窝的谷穗,毛粗粗地把穗头坠得弯弯的。搬下部落里所有的谷箩,也装不完这些谷子……’,这些东西,50 年代在写,60 年代在写,80 年代还在写,且不说写作观念上的陈旧,只看还有很多人在写,就说明生活的变化实在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大” 。显然,新中国建立初期萌生的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意识,在经历了极左思潮和“”的磨难之后,不是更加强大而是更加式微,甚至几乎消逝殆尽。 重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世界成为新时期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使命。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彝族青年诗人吉狄马加的一声呼喊 :“我是彝人” ,凝聚了民族心灵的力量,可以说这是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用吉狄马加的话说,少数民族文学就是要“用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笔触,写我们民族的欢乐和痛苦,让作品带着自己的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吉狄马加所代表的民族意识并不完全是中国现当代那种趋近主导观念的少数民族意识的延续(虽然保留了其中的某些成分),而是西方现性精神映衬下的民族心灵世界的发现,它出自新时期年轻知识分子开阔的世界文化视野,是在对世界各民族的生存状态进行精神能关照之后的自我审思,充满了叩问与寻找的力量,带着新的精英文化视点的敏锐与深刻。这种民族文化自立意识对 80 年代后期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精神的激励作用非常巨大,它给少数民族写作带来了真正的多样化景观。可以说,正是在这种主体意识的作用下,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充满了自信和自主色彩。在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写作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无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还是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新时期(特别是思想解放、活力激荡的 80 年代)都是值得珍视的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逐渐形成了多样化景观。我们首先看到老作家复活了创作热情,他们成熟的写作把 50、60 年代的民族书写方式提升到新的时代高度,释放出它本来具有的活力,这种写作方式还吸引了部分青年作家的参与,因此在新时期开始的几年,这种方式成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方式,产生了大量有分量的作品,如李乔的《破晓的山野》、陆地的《瀑布》、杨苏的《路啊,漫长的路》、张长的《空谷兰》、伍略的《麻栗沟》、普飞的《对象》、韦一凡的《劫波》、蓝怀昌的《波努河》、黄佩华的《瘦马》等等小说,以及晓雪、包玉堂、莎红、农冠品、黄堃、河清、罗汛河、龙国义、王泽洲、潘俊龄等人的诗歌,都是体现出民族国家主导意识又洋溢着少数民族情韵的优秀作品。 在部分年轻作家(他们大都在新时期走上文坛)中则出现了新的创作思考,开始了民族自我价值的主动探索。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淡化翻身解放主题和政治斗争背景,或将之隐藏到文化现象深处,而将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世界、民族习俗和文化积淀作为直接面对的对象,以新颖方式尝试着多样化写作,展现出多样化的少数民族作家主体。如,苗族作家李必雨带有浓郁传奇色彩的云南边地书写(《野玫瑰与黑郡主》、《猎取人头的姑娘》等);佤族作家董秀英具有原始主义趣旨的书写(《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摄魂之地》等);哈尼族作家存文学的具有存在之思的哈尼族文化书写(《那年头的牛头谷》、《兽灵》等);景颇族作家岳丁的景颇民俗风情书写(《一片绿叶上的槟榔汁》、《爱的渴望》等);藏族作家查拉独几的藏地本土文化写作(《高原大江》、《天珠》等);哈尼族作家朗确的哈尼乡村社会和私人叙事书写(《歌手的妻子》、《最后的鹿园》等);哈尼族作家艾扎的魔幻写实主义书写(《马伴》、《血岸》等),哈尼族作家哥布的“来自大地根部的”诗歌写作(《母语》等);彝族作家吉霍旺甲的具有生命色彩彝族文化书写(《荒原的古树》《、陌生人》等)…… 这类写作是具有开创意味的,从一亮相就体现出丰富与深厚。多种迹象显示,这种写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所追求的是不仅成为民族生活境况的文学代言人,还要成为“人类灵魂”的承担者和叙述者。在这种写作中矛盾心态出现,即在对民族国家话语的皈依中表现出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依恋,对民间个人话语和个人主义立场有限度的坚持。当它正在形成更为深入的开掘之时,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到来,这种锐意进取的文学主体面对巨大冲击与挑战。后现代毕竟是一个解构主体的时代,无论这个主体是统一的国家意识主体还是民族自我意识主体。在新的文化转变中,我们看到了又一种文化不均衡现象,即一直占有主流位置的中国当代精英文学主体迅速转换了方向,而刚刚建立起民族主体意识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则感到了转换的困难,甚至出现了茫然。历来,由于地缘因素,边疆文化的发展相对于内地总是会“慢半拍”。当放弃 80 年代以来的宏大叙事主导,以浮浅的日常叙事切近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中国 90 年代以来主流文学的主体常识(尽管这种转换也伴随着阵痛)之时,可以肯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正在经受文化震荡的考验,因为他们刚刚觉醒的主体意识带来的是民族自信,现在,这一切受到了质疑,这是来自文化层面更为宽泛的质疑,你甚至找不到主词,找不到变化的施动者,变化的价值指向也飘摇不定,这种情形对相对单纯的少数民族主体来说,意味着更为艰难的选择,困惑与痛苦是必然的。这种困惑与痛苦远远超过了主流文学世界所感受到的程度。 在广西少数民族写作中,这种状态是十分明显的。随着人失去了本质,破灭感、对于生命的失望和“恶心”使得现代人的精神忍受着极度痛苦,一切的精神追求仿佛都失去了意义。对这种困惑表现得最为成功的是壮族作家凡一平、黄佩华、黄夏斯榕等关于城市题材的小说,如凡一平的《随风咏叹》、《请你来爱我》、《浑身是伐》、《同名俱乐部》、《真实的谎言》,黄佩华的《满脸是痘》、《你看人家》、《文学杂志主编王晓》、《擦肩而过》,黄夏斯榕的《虚热》等。小说中的人物或者干脆“不想事”,及时行乐,或者放弃精神追求,显出庸俗化、市侩化的倾向 。在这些小说中,恰如詹姆逊所说,“主体的疏离和异化已经由主体的分裂和瓦解所取代” 。在意识到这种状态的少数民族作家那里,深沉的忧郁油然而生—— 我们亲爱的寨子在大山母亲的腿上熟睡了我的眼前一片黑暗内心也空寂 这是云南哈尼族诗人哥布的吟唱,我觉得,它仿佛也是文化转型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整体感受。外在的纷纭繁复难掩百年孤独,它使我突然意识到,在后现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困惑具有天然的文化批判意义。或者说,只有他们的困惑才具有一种对抗后现代负面价值的朴素而本真的文化意义。二 两种可能的主体倾向后现代文化思潮使具有一统倾向和共同特性的宏大叙事主体遭遇解构压力。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虽然这种主体的彻底消解并未成为全部现实,但压力逐步增强,转变正在发生。当代西南边疆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确实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如果说写作是无法终止的事情,并不会像美国文学理论家西利斯?米勒等人所宣称的“文学已死”,那么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要面临的问题也许首先就是如何寻找和重建新的主体世界。 在具体作品中我们看到,像吴恩泽(苗族)《伤寒》,聂勒(佤族)《心灵牧歌》、黄佩华(壮族)《生生长流》、鬼子(仫佬族)《一根水做的绳子》、冯艺(壮族)《红土黑衣》等实际上凸现出更加个性化的主体色彩,这种主体色彩不局限于思想开掘,还渗透在个性化话语的具体方式中,更多地依赖了艺术形式,这种现象使我意识到当前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正在致力的是重构一种非中心化主体。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背景中所形成的种种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的主要倾向。当然,在后现代背景下,文学的意义构成并不仅仅取决于创作主体的单一作为,也不仅仅取决于创作主体与生活客体的关系,还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主体间性。雅克 拉康对主体间性的阐述否定了现代性的主体性,他认为,主体是由其自身存在结构中的“他性”界定的,主体中的他性就是主体间性 。在主体间性哲学中存在被认为是主体间的存在,孤立的个体性主体变为交互主体。由此看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正在致力于重构的非中心化主体,正是体现主体间性的主体,它实际上侧重于从“他性”视域带来的关系结构与比较思路中寻求一种新的主体路径。 在西方当代少数族裔文学写作中这是普遍现象,它追求并肯定了个人的、少数族裔的文化权利,但在当代中国西南边疆,这种行为能否带来民族文化的新的多样性景观呢?更进一步,它能否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中形成新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增长点?这些问题后面包含丰富的研究空间,在这里我们着重探讨两种可能的主体倾向。 1. 草莽主义主体倾向 草莽主义主体倾向是固守边缘生存的极端化的主体倾向。它以回到民族“原在”为借口,故意背离主流意识形态规约以显示其民族个性。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史中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倾向,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一开始(现代文学阶段)就体现出与进步的主流文化的亲和与相容,积极参与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为血与火的呐喊与抗争增添了力量。这个良好的开端已经形成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传统。新中国建立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参与了塑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形象,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各少数民族为翻身解放而奋斗,因和睦相处而欣喜,积极的价值追求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充满了温情与浪漫格调,整个文学状态体现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坚定认同。新时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对民族生存状态和历史文化的反思与表现,更多地与民族置身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生态问题相联系,对现代化带来的发展要求给予了积极回应。总之,历史情形已经说明,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温和的民族性格为底色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确保了该地区的文学始终保持了讴歌民族团结、促进了共同发展的总体价值取向。 这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策略是分不开的。“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通过族际政治整合把多个民族整合在国家政治共同体当中,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并且是必须长期面对的最为复杂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同少数民族被纳入到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中,国家意识形态也对少数民族艺术进行了主动整合改造,其结果,“一方面表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民间艺人被纳入日益健全的体制中成为‘体制人’,成为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另一方面表现为少数民族艺术原有的内涵被解构,大量形式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征用” 。这种做法已成惯例,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包括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民族文学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笼罩下的文化成分,它的所有活动,包括作品写作到发表,再到评奖与评论,都体现出明显的主导倾向。 在这个背景下,即使后现挥了巨大影响,我们仍然可以肯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将继续在主导意识的规范中发展,并不会产生草莽主义主体倾向的泛滥,即使文化相对主义可能导致的极端民族主义,也无法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写作中找到生长土壤。 当然,不排除在文化“作秀”场景中我们会看到草莽主义主体倾向的某些端倪或变形方式。后现代毕竟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为满足“他者”的愿望,谋取经济利益或增加文化资本价值,草莽主义艺术倾向往往浮出水面,它以故意姿态(而不是源自思想深处)嘲弄政治或主流价值观念,以不亲近不合作的距离感造成与文化“他者”的共鸣,以夸大了的民族习俗(包括少数民族独特的宗教信仰、泛神意识和怪异的行为等等)营造文化卖点。不可否认,这种文化作秀的手法是后现代的惯用伎俩,也是它的有效方式,它为后现代艺术增加了泡沫般的大量花絮,形成有吸引力的看点和卖点。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后现代场景中,这也可能成为一种主体选择途径,但可以肯定,这绝不会是一种主要的有价值的主体选择方式。 2. 犬儒主义主体倾向 当草莽主义进入文化“作秀”现场并开始表演它的“文化坚守”角色时,实际上它已经沦入自己的对立面犬儒主义的泥淖。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曾说,犬儒主义的精髓在于 :此地无银三百两,在压根儿就没有丑行的地方宣称有丑行 ;而且厚颜无耻地在根本就没有胆量的时刻夸耀胆量。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正是犬儒主义的温床,犬儒主义隐含在资本吆喝贩卖的“实在论幻象”中,哗众取宠,色情迷离,其最耀眼的形式,就是“一切都行”的“后现代”折中论调,即金钱实在论。几位理论家一语道破了在后现代大行其道的犬儒主义实质,这种流行的主体正在使文学丧失执著与鲜明的价值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犬儒主义有着广泛的后现代土壤。在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因素是这片土壤中最肥沃的部分。在《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一书中,提摩太?贝维斯写道 :“我所说的‘犬儒主义’,是指对政治现实(以‘宏大叙述’和‘整体意识形态’的形式)分崩离析状态的一种忧郁深广和顾影自怜的反应。因此,‘犬儒主义’是我所描述的后现代‘物化’过程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之中,一系列本质上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睿见被转化为当代政治现实本质真理的宣言。” 在被物质基础决定,同时也被政治深刻影响着的文化之中后现代犬儒主义的盛行似成必然趋势,因为后现代以释放自由主体空间的形式挤走了现代性宏大叙事主体,把这个空间毫无保留地留给了犬儒主义。犬儒主义文学主体往往十分聪明,具有超常的想象力与创造性,又玩世不恭,它认定世界没有不可以亵渎和怀疑的权威与偶像,同时也不相信世界上具有值得为之献身的真理与崇高价值。它把物质与精神,现实利益和终极关怀分得很清。它敢于嘲弄一切精神权威,却未必愿意触及现实敏感问题,它以个人化的智慧小心避开强权与压迫,从而获得一个绝对个人化的自由的小空间。中国文学 90 年代以来“人文精神”失落与作家主体犬儒化倾向密不可分。人文知识分子整体表现出的“政治无意识”,使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逐步转化为对消费社会的享乐原则的认同与欣赏。 因此,我愿意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可能形成的这种选择。如果说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主体已经出现了犬儒主义的矮化症状,那么,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也不会例外,种种利益谋划确实已使部分作品出现玩世不恭、愤世嫉俗倾向,它们遁入封闭的自我和孤独的内心之中,以回归本真为理由而放弃个性化政见或社会批判力度。久之,这样的文学必然进入一种自我窒息的处境。 当然,我还应该以理解的态度来看待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可能形成的这种选择。严格地说这种选择充满了被动性。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少数民族几乎都是被拖进现代化巨大洪流中的,为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他们必须加入到不对等的现代化竞争之中,他们的弱势正在于那些现代化的竞争规则的制定与之无缘,他们必须按别人预设的规则行事,因此他们天生受制于强势民族、主导群体和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的意志,结果,在按别人的规则竞争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可以“选择”的只能是被动适应。在文学创作上,依循这种被动适应出现的写作主体,虽然根本上处于一种幻灭的处境,但却如提摩太?贝维斯所说那样带着唯美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某种灵动气质。实际上,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说到这里我们知道,后现代通过对强大的单一的主体进行消解和强制性的“自由”重建,充满诱惑地(同时也是难以抗拒地)离散或者消弭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和文化多样性构成并使其泛起表浅化泡沫,它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主体身份追寻充满了多重意识形态意义。当我们从种种消解了民族特性与个体化意志,甚至自身旨趣的写作中感受到惋惜与失望,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把怀疑与批判的锋芒指向后现代思潮中的负面影响。 三 走向中心 :永远“在路上” 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在思考少数民族生存和文化状态的时候,一些基本范畴正在左右我们的思路,比如“边缘”与“中心”。这些产生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的概念,几乎快要违背它们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的反叛而形成新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势 ;与此相应,“从边缘到中心”也成为我们理解少数民族作家主体对文学价值追求的主要参照,甚至视之为他们的主要前进方向。梅洛—庞蒂曾说 :“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是不可分离的,它们通过我过去的体验在我现在的体验中的再现,他人的体验在我的体验中的再现形成它们的统一性。”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只能在与主流文化中心的交往中才可能获得它的价值诉求。 问题是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当我们已经分清了边缘与中心的含义,并确信中心正在变化,甚至被解构,“从边缘到中心”仍然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价值指向吗? 事实上,从边缘到中心的文学之旅确实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始终保持的发展方向,“中心”永远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心灵深处的目的地。为着这个目的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似乎永远行走“在路上”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心”在这里有特殊的意义,这正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价值观念不同的地方。 在现代文学领域,刚刚出现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本身就是与精英文学和左翼进步文学连在一起的,少数民族写作不愿意也并没有被区分出来 ;新中国成立至“”17 年间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通过书写翻身解放斗争中的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等社会矛盾,成功地建构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模式,在从地缘与文化的边缘走向主流文化中心的旅程中迈进了可喜的一大步 ;新时期民族意识觉醒之后的多样性开拓,又将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提升到更为引人注目的程度。现在,创作领域的这一切变化开始促成了理论世界中的新诉求 :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观念之中是否应该包括多区域多民族的写作?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是否应有更大的包容性,从而将民族大家庭的更多成员的文学精华囊括其中?这些理论问题的出现(当然尚未得到解决),似乎正在显明,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所要走向的“中心”,实际上就是民族文学的平等共存、相互尊重、交融互补的文学胜景。 我们从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思考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白族诗人晓雪坦言 :“数千年来,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团结奋斗,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共同创造了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在文学艺术上,少数民族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丰富多彩、瑰丽多姿的中国文学,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少数民族不但有无比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而且在历史上也产生过许多有影响的诗人、作家。例如,代表中国古典小说最高成就的杰作《红楼梦》,就是满族作家曹雪芹的作品。过去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只是汉族文学史,不提少数民族文学,对入史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也往往抹去了他们的民族成分和民族特点,这是不公正、不妥当的。”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也写道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极其丰富的,它不断丰富着我国文学的宝库,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不容忽视的贡献。诚然,在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汉民族,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最大,而且对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学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取、融会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营养。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各民族人民共同谱写的生动史诗,是一座各民族人民用自己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和团结精神共同建造的文学殿堂。” 从这些表达中我们看到,在边缘与中心问题上,少数民族作家主体心灵深处的共同理想并不是远离主流文化,形成自己的文学“中心”,而是要在主流文化中心获得自己应有的平等位置。至今,他们尚未达到这个目标,可以说他们依然艰难地行进在路上,即使是“消解中心”的后现代,也无法阻挡这种脚步。 那么后现代“去中心化”对此形成了怎样的影响?当我们否定了后现代可能导致的草莽主义和犬儒主义主体倾向之后,后现代还存不存在有利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追求“从边缘到中心”的积极因素?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首先,去中心化强调文化焦点从主流群体移开,更多关注少数群体,有利于发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价值。乔治?瑞泽尔认为,“多元主义者更激进的地方在于他们支持‘去中心化’的观念。确实,人类社会和对社会的分析工作都把关注焦点集中在主流群体。多元主义者希望将社会和社会分析都‘去中心化’。在他们看来,少数群体应该在社会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并且在社会分析研究中应该对这些少数群体给予同样的注意。” 主流群体一般来说掌握着话语权,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而少数群体却常常处于边缘,受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摆布。可见这种观点肯定了少数群体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作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就其现实状态看,当然尚未进入中心位置,但是它们独特的文化价值确实是不可忽视的,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第二,“去中心化”强调文化焦点从占据学科优秀地位的理论移开,更多关注不同理论的产生、形成,有利于在思维层面对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现自身价值形成影响。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探讨过总体性、本质主义、真理以及科学的真实性,米歇尔?福柯就在对真理进行阐释中发现真相,他将真理与权力、话语联系在一起思考,认为真理是权力的产物,所有真理都是偶然的、暂时的,都是以形形色色的话语机体为根基的。只有权力才能派生真理,也只有权力才能决定哪一种话语是真理 。这就对知识生成中固定不变的东西进行了颠覆。尼采也认为真理是伴随着语言规则的产生而形成的。利奥塔德区分了两种宏大叙事,一种是思辨的、认知的、理论的、科学的,另一种是解放的、实践的,人文主义的,他认为,在后现代世界里,这两种宏大叙事都失去了可信性。具体到社会学理论上,乔治?瑞泽尔认为“社会学理论需要采取这样一种观点,即没有什么东西在本质上内在地处于社会学理论的优秀位置。要寻求这样一个优秀,尤其是寻求一个被永远祀奉在那儿的优秀,必然会使其他许多东西注定被置于边缘地带。那些被搁置边缘的东西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同时还注定要受到处于中心位置的那些东西的控制。” 现在,不可否认,这种危害已经明显改变了人们对“中心”的习惯认识。 第三,“去中心化”强调文化焦点从“人”身上移开,更多关注物的存在,有利于发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环境的独特意义。当以人为主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大厦被晃动,人被降到了与其它生物一样的地位,只是偌大宇宙的一个微小分子 ;当人定胜天,人是万物之灵的信条不再被奉为圭臬,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在其具有地域特色的写作中不断开掘边地独特的自然主题与生态意识也就获得价值增长点,它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凸显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从而在作品中蕴藉了“诗意居栖”的哲学意味。 由此看来,在中国,后现代解构“中心”的思潮所解构的其实并不可能是主流意识形态中心,而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心观念。因此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心目中的中心,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阻挡他们走向中心的脚步。与此相反,后现代在文化意义上的“去中心化”带来的有利于民族文化发展的成分,则可以加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自信心,从而使他们更为有力地去追寻那个自己所理解的中心。德国存在主义神学哲学家马丁?布伯说过“,人通过‘你’而成为‘我’”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也将通过与“中心”的交往而成为具有独特意义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 换言之,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所要表达的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而不仅仅是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化。惟其如此,某种少数民族文学才会具有时代意义。当它们构成了大传统之下的小传统,就像河流中的暗涌,是边缘的、力量微小的,它要随同主流一起奔腾才会永不止息 。毕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生存论层次上的边缘化,绝不意味着它们在意义论层次上也一定会边缘化” 。因此,为着走向那个有魅力的“中心”,形成生生长流的文学生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将永远行进“在路上”。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关系 摘要: 众所周知的是,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这些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并且,它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都有着特别的影响。在世界上,中华民族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它所包含的灿烂文化更是受到了其他国家人们的关注和喜爱,到目前为止,我国许多优秀的文化都已经被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另外,我国地狱宽广,黄河、长江等都蕴藏着非常丰富的传统文化。我国各个区域的传统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各具特色,同时,不同文化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以及相互学习,这些文化在不断地交流和学习过程中渐渐地形成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本文就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关系做了简要的分析和探讨,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国的优秀文化。 关键词: 传统手艺;泥瓦;地方社会 在古代,由于人们所生活的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我国各个地区都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优秀文化。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进步,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人举世瞩目的成就,各种传播工具渐渐地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增加了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和学习,进而使得我国的传统文化越来越趋向于丰富化。另外,我们知道,在中国这片宽广的土地上,我们将人们分为了少数民族和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它们之中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丰富都离不开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所具有的特色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更是具有其他文化所无法替代的紧密关系。 一、辽金时期汉文学的特点 (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就有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特点。众所周知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一直以来,这些文化广受人们的喜爱,并且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被人们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了,到目前为止,这些文化已经成为了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辽金时期的汉文学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成分,在辽金时期,由于经济发展迅猛,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而经济贸易更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各个民族的人们渐渐地将他们的文化以及各种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然后,中原地区的文学家渐渐地将这些文化融入到了汉文学的创造中,其他优秀文学的引用,使得辽金汉文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也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从而使得辽金汉文学可以源远流长。 (二)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在我国古代时期,由于受当时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观念的影响,我国许多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尤其是辽金时期,这种封建伦理观念表现的更加突出。而这种封建伦理观念对我国古代人们的生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并且这种封建伦理观念的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例如,在辽金时期,人们都非常注重礼,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们都会将礼作为评价人们的指标之一,同时,它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另外,随着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不断变化,礼的性质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较,中原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例如,中原地区的人们始终强调男女有别,以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必须由父母做主等,并且,它们始终坚持着这一原则。许多年轻人在面对婚姻大事时都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必须由父母来指定,而他们的父母也始终坚持着门当户对的原则,这也是我国辽金时期汉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 (一)封建伦理观念较为淡薄在我国古代时期,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于中原地区比较落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下,从而使得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封建伦理观念较为淡薄,这也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从古至今,我国都非常注重“礼”,它是我国古代封建伦理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它来源于各种宗教祭祀等,随着我国社会性质的不断改变,它渐渐地被人们用来表明身份的等级,最后,渐渐地转变成了维护制度的行为准则。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所居住环境的不同,它们并不能正确地了解并且认识封建伦理文化等。与中原地区相比较,少数民族的生活比较自由,它们不愿意受各种封建伦理的约束。例如,在中原地区,男女之别以及婚姻问题被人们视为是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原地区,人们始终持有男女有别,以及婚姻大事由父母做主等观念,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男女之间并没有太严格的约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自己的伴侣等。同时,在少数民族前期,少数民族所用来表达爱意的诗歌受封建伦理影响较小。 (二)口传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另一个主要特质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还有一个较为突出的文化特征就是口传文化,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口传文化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且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众所周知的是,在古代时期,除了傣族以及彝族等几个少数民族有着历史比较悠久且应用比较广泛的民族文字以外,其他的少数民族并没有自己所特定的文字,因此,口传文化成为了他们进行日常交流的主要工具之一。口传文化就是指人们利用各种声音以及形体特征来向其他人传输他们的思想。在古代少数民族,大部分民族都会选择利用口传文化来传达各种信息、交流彼此之间的情感以及自己继承其他优秀文化等。例如,当人们在举办一些婚礼、葬礼以及采访亲戚时,人们会举行各种唱歌以及对歌活动,然后,参加活动的歌手可以在任何一个场地进行唱歌,通过唱歌来展示自己的才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甚至争取各种荣誉等。另外,口传文化也给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及传播带来了许多特点,我们知道,口头文学的讲述者必须要时刻面对所有的观众,并且在他们讲述的过程中,经常会有音乐或者舞蹈来伴随,然后,根据现场观众的反应,对这一作品进行评价。另外,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化也促进了许多神话、诗歌以及歌谣的产生,并且,这些文学受到了后人的广泛关注和喜爱。 三、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 (一)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众所周知的是,在我国古代,由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科学技术水平较低,各个民族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必须要靠长途跋涉或者马车,甚至通过书信等,但是,这种方式不仅仅会浪费大量的时间,甚至有时会造成一系列的错误等。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进步,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经济贸易越来越频繁,尤其是辽金时期,中原大地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越来越频繁。由于两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气候,甚至是人们的生活习俗等的不同,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是,这两种文化又各具特色。人们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人们渐渐地将少数民族的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然后,人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有了一定的了解,进而,将许多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引用到了汉文学中,与此同时,少数名族也大量地学习并且借鉴中原文学。最后,使得两种文学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学。 (二)少数民族文学是辽金时期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辽金时期,中原大地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和贸易远远比其他时期更加的频繁,正是由于这样才使得少数民族的文学大量地涌入到中原地区,然后,中原地区的文学人士渐渐地开始学习并且借鉴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进而,使得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很好地融合。例如辽金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于是,大量的少数民族开始涌入中原,到中原地区进行贸易,从而更好地进行谋生。在他们进行经济贸易的过程中,他们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并且随着他们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它们的文学渐渐地被传播到各个地区。于是,许多中原文学人士开始关注并且学习这一文学,它们渐渐地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创造方法应用到了他们的创造过程中,这就是许多汉文学具有少数民族文学特点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于我们民族后来的经济以及文学方面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众所周知的是我国各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使得中华民族文化所包含的文化种类极其丰富多彩,而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时期的文学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各种组成部分,并且它们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更深层次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辽金时期的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从而不断的丰富了彼此的文学内容,同时,这两种文学对于其他类型文学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其他文学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辽金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身影。 四、小结 总而言之,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这些文化不仅仅对我国现有文化的形成以及丰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许多优秀的文化已经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学习我国的优秀文化,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借鉴我国的优秀文化来不断丰富他们国家的文化。另外,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更是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两种文化相辅相成,通过不断地学习并且引进彼此文化的精华来丰富自己的文化,从而使得我国的文化可以更加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不断便利,我国许多地区开始渐渐地与少数民族进行交流和贸易,在将我们的文化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同时,我们也将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带到了中原地区,尤其是辽金时期,这种现象更加的频繁。 作者:王海萍 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对比 人类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绝非是随心所欲的,他们不仅无法选择自己创造本民族历史的时代境遇,也无法超越特定的条件限制,只能是延续着前人所创造既有成果,去努力创造真正属于本民族文化的新气象。通常意义上,不同民族创造的民间文学作品是文人文学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的资源或推动力量,像汉族的民间歌谣之于《国风》,楚地巫歌之于《九歌》,《蔡中郎》的故事之于《琵琶记》,唐僧的传说之于《西游记》。[1]因此,我们研究“文人文学”(或曰“雅文学”)绝不能忽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它是孕育、灌溉和滋养文人文学的精神之源。 一、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详细地记录了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它是在历史的发展、演进中最终被塑造为文学经典的。因此,我们理解《诗经》必须回到孕育它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诗》是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功能、特殊时代的历史记忆和某一地区风土人情的集体记忆。其中最为当代学者所重视的十五《国风》的地域特征尤为突出,它展现了特定时空架构中人们理解社会的方式,即某种形式的“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的形成方式和思维模式不同于现代科学创造知识,它是某一特定地域或某一特定空间内,人们根据日常生活所积累的经验总结的不具备体系结构的知识。一方面,它有别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创造的结构性强、逻辑严密的知识。另一方面,“地方性知识”更多针对农业生产、生理健康、食品安全和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活动的物质性基础。学术界围绕这一概念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由于它是从人类学研究中拓展、延伸出来的,我们仍需要将其置放于人类学研究视域中进行讨论。在文化的诸多构成元素中,我们不应将人的行为、人的情感或者物质性空间的事物作为重点,而是要将人们认识事物的概念以及构建这一切的原则作为关注的焦点。任何形式的理论在其诞生之后被译介到其他文化体系中,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就“地方性知识”的内涵而言,我国学者指出这一学术概念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于:其一,它与西方社会建筑在理性思考和逻辑推演基础上的知识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其二,它的基本构成是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知识,而不是传统文化模式下的传统知识;其三,“地方性知识”往往为特定地域、特定空间的掌握者所享有,是无法与特定对象、特定地域和特定文化语境脱离关系的存在。人类学家在试图了解某一族群的历史记忆,乃至于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时,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与这一文化所孕育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的持有者之间进行有效对话。由于早期形态的文学作品并不具备完整的体系、鲜明的形象和突出的主题,他们属于笼罩在历史迷雾中“口耳相传”的精神遗存,通常将其称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他们应该被纳入到“地方性知识”的范畴中进行考量,又由于不同族群、不同民族所处的文化形态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以广泛分布在贵州的苗族为例,他们曾经拥有本民族的文字,却由于逃避战争和民族迁徙的需要,将原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抹去、焚烧。最终,当仅存的掌握苗族文字的族人逝去后,苗族就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了。因此,属于苗族的历史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得到传承和延续的:其一是在苗族群众中传唱的民间歌谣和民间谚语,既涵盖了苗族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也涉及到他们从社会经验中所总结的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知识体系”。但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是建立在现代西方实验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基础上,更多地表现为“前经验主义”的历史累加。但我们可以在苗族古歌中寻找历史的痕迹,这是苗族的“地方性知识”的历史渊薮。我们不仅可以在民间文学中发现民族历史迁徙的痕迹,更能直接感受苗民族在历史发展早期的生命体验。如果说《苗族史诗》中记载的“溯河西迁”仅仅是某一地区、某一支系苗族的历史记录,我们还能在苗族古歌中看到更具代表性、更具广泛意义的历史记忆。以《洪水滔天歌》为例,它分为“洪水滔天”和“兄妹结婚”两部分,围绕着姜央和雷公展开叙述,当二人的争执最终引发滔天洪水之际使得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天上哗哗下,地下无路淌,洪水满地流,水小浪滚浪,日日往上升,夜夜朝天涨。姜央老公公,相两和相芒同坐葫芦里,随水起,水淹过屋顶……淹没千条岭,沉没万条冲、淹没万年杉,沉没万年松,淹没千支奶,沉没万支公,寨边朋友绝,楼门伴侣空,只有姜央公坐在葫芦里……拉着大棕索,向着天上划,心想到天上,捉住老雷公,同他把账算。 古歌的内容是苗族先民的日常生活为蓝本,却又充满着卓越的想象力———人可以坐在葫芦中。如此的描写使得我们对于苗族先民所经历的一切不再陌生、不再遥远,瞬间拉近了读者和苗族先民的心灵距离。但古歌的价值还不仅在于此,它所描述的生活场景、劳动方式、文化形态以及思维观念都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是苗族先民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劳动生活的某种形式的折射。人们可以通过苗族古歌的描写与现代生活进行对比,进而使今人洞悉出古人和今人的差异。同时,苗族先民在《洪水滔天歌》中展现的生存智慧、以及他们应对艰难生存环境所采取的策略,已经随着苗族的集体记忆不断沉淀,成为凝聚起民族认同感的文化资源。同样的故事在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历史传说都有反映,苗族在历史上极有可能也经历了类似的历史事件,从侧面说明了苗族古歌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历史发展的痕迹。上述两则古歌分别记录了特定苗族支系的发展历史、以及苗族先民的关于上古洪水的集体记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苗族先民是将本民族早期的生活经验、历史遗存和情感表达都内化在一首首的古歌中,使得苗族古歌不仅仅是单纯意义层面的情感宣泄,而是具有广泛意义层面的诗性言说。 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碰撞的契机 作为“地方性知识”构成要素之一的民间文学必须要面对“现代化”的考验,它不仅要成为记录、反映和描写某一民族历史发展的精神载体,也应该成为支撑古老民族面对现实的拯救。同样以苗族民间文学作品为例,它是维系苗族社会繁衍、发展的精神动力,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原始的经验积累阶段,只能是被现代文明所制造的鸿沟所阻隔,无法参与到当下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中。我们认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能否参与到当下的文学建设中来,往往需要一定的历史性机遇。我们无意于辨析两种形态的知识究竟哪一种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更有现实意义,或者说对于我们解决诸多的现实问题是否能够提供参考性意义。事实上,西方学者很早就针对非地方性知识的逻辑构成方式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西方文明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精细化,能够将研究对象拆分为若干构成元素。但却很容易陷入到以拆分为拆分的思维模式中,最终遗忘了将某些构成元素重新拼装起来。他们的反思开始于20世纪中叶,根本目的在于弥合传统文明形态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差距,试图实现二者之间“无缝隙”的对接。正是受到这一价值诉求的启发,现代人开始重新审视长久以来被我们所忽视的“地方性知识”———其中就包括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创造、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至今的民间文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社会剧变对于形成我们今日的多民族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中原帝国到民国缔造,除了许多内部体制的改变与国民概念之建立外,最大的变化便在传统中原帝国的边缘。这变化是,旧帝国的边藩、属部、部落与土司之民,以及由于汉化及土著化所造成的广大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人群,在经由一方学术调查研究、分类与政治安排后,被识别而成为一个个少数民族。” 根据上文的论述,我们意识到当我们不是从纯粹的理性思考,而是观察者的角度审视“华夏民族”和周边民族的生存边界时,就会发现我们对于民族的理解往往是模糊的,甚至是将近百年以来所形成的认识视为千年不变的历史事实。因此,当我们试图分析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化遗产时,必须要建立适当的取舍标准。不仅要考量我们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否真正拥有漫长的发展历史,符合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同时,我们也要以审慎、客观的态度去处理文人文学在吸收、借鉴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时所采取的策略。在传统意义层面上,民间文学并不受到重视,这主要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明清两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的“土司分治”制度,以及当地“溪峒文化”的制约,民间文学中的古歌、歌谣、民族史诗长期被忽视,成为游离于主流文化圈之外的边缘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成果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事实上,身处主流文化圈的文人在某些特殊境遇下会与诞生于人民群众中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发生直接的联系。这当中有两个例子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其一是屈原所开创的“楚辞”,第二是刘禹锡创造的“竹枝词”。 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在本国巫风盛行的文化语境中,根据楚地方言中多“兮”的语言表达习惯,将楚国民间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形象、历史遗迹,乃至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事件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由于楚国长期与中原地区隔绝,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传统,代表当地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民间歌谣也沾染了厚重的巫术色彩。他们是楚地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生活积累所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屈原被贬之后获得了亲近民众、了解民生疾苦的机会,也为他更多地了解楚地的民间文学作品创造了碰撞的契机,屈原正是在充分吸收和借鉴楚国民间文学养分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文学两大源头之一的“离骚”。类似的故事在千年后再次上演,晚唐诗人刘禹锡被贬夔州之际,获得了亲近民众、更多地了解民生疾苦和民间文化的机遇,创造性地将流行于巴蜀地区的竹枝词吸收为文人文学的创作范式。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突出特点是“志土风而详习尚”,重点以表现当地民众的风土人情。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并非鸿沟深隔的两种艺术范式,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的空间。[7]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发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能够建立起联系,关键在于三点:其一,二者都是人民群众历史文化的凝聚,展现了特定历史语境中人类最真实、最美好的情感,形成了具有本民族文化特性的文化形态;其二,二者在情感表达和价值诉求层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是特定民族在本民族历史发展中所塑造的民族审美范式的具体表现;其三,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民群众都能够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和文人文学中感受到相对稳定的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它提供了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可能发生碰撞的契机。 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互动性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是特定民族历史文化的凝聚,作为这一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文本,它所承载的绝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和历史的痕迹,更多的则是属于某个民族文化延续和发展的证明。二者的互动关系从19世纪中叶逐渐增多,这也从客观上说明了中国社会在这一阶段发生的深刻变革。 进入到20世纪,随着“纯文学”观的建立,人们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理解也有了新的变化,集中表现为以突显民族意识的目的去认识文学作品。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族群意识通常是在‘他者’的文化环境去回窥和审视‘我者’的。”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互动关系开始出现新的模式———民间文学流向文人文学的“单行道”正在被取代,具有少数民族身份和强烈民族意识的民族作家主动地承担起文学创作的使命。他们采取20世纪所流行的小说、戏剧、散文等体裁,将自己对家乡的认识、对民族记忆的拒绝转化为新时代的民族之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从湖南的湘西走出了一位伟大的苗族作家沈从文,他可以被认为是具有鲜明民族色彩和现代文人意识的第一人。在沈从文的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湘西的原始,也能够体察到湘西水乡的纯美。无论是翠翠的美貌,或是天保、傩送的竞争,作者力图表现的都是人性深处最美好的一面。我们从沈从文小说中看到的正是文人文学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所获得灵感的新趋势,它展现了苗族群众千年来传承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这个民族最重要的共同心理。这是因为,为了增强本民族的凝聚力,或者说组建民族共同体,他们总是要努力彰显某一民族的独特性、特殊性,包括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的。他们在其上赋予丰富、强烈的情感,最终使其成为某一民族的情感标志。在某些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中,他们会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构建自己所认可的文化风格,我们在构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的联系时,不仅要考虑到二者的互动效应,也要考虑到现代社会对其可能产生的冲击。首先,传统意义层面的文人文学或主要抒发作者本人的内心情感、或以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为表现对象,甚少涉及到周围的环境因素。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文本大量诞生于原始社会,带有浓厚的原始思维特征,先民们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更多地是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考量。仅从这一点而言,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对于当下文人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它首先在于为我们理解周围环境提供了新的价值选择。其次,现代意义的少数民族作家们究竟应以何种面貌出现在当代文坛,才可以被认定为彰显了本民族的文化色彩。这仍旧是一个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但我们始终坚信,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并非壁垒分明的文学范式,他们同样是特定历史阶段中民族记忆的显现。所不同的仅仅是表现方式和主题选择略有不同,二者的互补性正好填补了对方存在的缺陷。 作者:张明智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文学史中少数民族文学思考 一、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族文学的影响 少数民族作家不仅用汉语进行创作,更重要的是在其作品中渗透了浓厚的民族色彩,并以此对汉族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古代文学中,元杂剧堪称“一代之文学”,在元代罗宗信的《中原音韵•序》里就已经把“大元乐府”和唐诗、宋词相提并论。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形成的,较之以滑稽取笑为主的汉族参军戏或宋杂剧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元杂剧的北曲,是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音乐与中原民间谣曲和唐宋燕乐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兴俗乐。明代张琦在《衡曲麈谭》中指出:“自金、元入中国,所用胡乐,嘈乐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元杂剧还吸收了许多北方少数民族的俚曲,如陶宗仪《辍耕录》收录元曲中的少数民族曲调有哈叭儿图、哈儿火失哈赤、伉里、马黑某当当、清泉当当等,《太和正音谱》《朝野新声太平乐府》《词林摘艳》等书也都收录了元曲中的少数民族曲调,如胡十八、阿纳忽、唐古歹、古都白、阿忽金、乔木查等。有学者曾据《中原音韵》等对元曲335支曲牌做过统计,出于唐宋词、诸宫调及大曲的仅占五分之二,其余大部分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和北方汉族民间歌曲。元杂剧使用的乐器也多出自漠北、西域等少数民族地区。王骥德的《曲律》认为:“元时北虏达达所用乐器,如筝、蓁、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其所弹之曲,亦与汉人不同。”因此,北曲形成了“以遒劲为主”的独特的音乐风格,这种音乐风格显然与舒缓的传统雅乐不同,具有鲜明的异域民族色彩。徐渭的《南词叙录》认为:“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其声噍杀以立怨’是已;南曲则纡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已。”可见,北杂剧刚健、质朴的艺术风格迥异于南戏的温柔、委婉。在现当代文学中,满族作家老舍的作品在“题材、风格、手法、韵味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有别于汉族与其他民族作品的文化气象”,尤其是《茶馆》和《正红旗下》体现了明显的满族文化特色,不但成为中国现代文坛的杰作,而且也得到世界文坛的认可。《茶馆》被西方权威评论家称为“东方舞台的奇迹”,日本戏剧界著名人士说它“堪称世界第一流而无愧”。苗族作家沈从文曾说自己“苗里苗气”,并明确表示:“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们说话,且为他们长久以来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深深不平”。凌宇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少数民族意识的作家……沈从文作品浸透伤感的倾诉背后,正是湘西土著民族不为人理解的千年孤独……一种湘西土著民族不为外部世界理解,强烈渴求被接纳、认同的悲怆之音。”朱光潜认为,沈从文“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且已成为一个文化概念。 二、少数民族文学是汉族文学的必要补充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学较之西方文学在神话、史诗和长篇叙事诗等文学形式方面相形见绌,这种观念显然是由于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缺乏了解。英雄叙事诗,又称英雄史诗,一般均为宏篇巨制,堪称民族的百科全书或形象化的历史。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英雄史诗非常发达。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后出版的各民族英雄史诗有: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格斯尔町汗》《红色勇士岩诺干》《智勇王子希热周》《乌赫勒贵灭魔记》《阿拉担嘎鲁》、哈萨克族的《黑萨》《阿勒帕米斯》《胡布兰德》《哈木巴尔》《英雄塔尔根》、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考交加什》《英雄托什吐克》《库尔曼列克》《艾尔塔比勒迪》、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黑白之战》《哈斯战争》、傣族的《厘俸》《相勐》《兰嘎西贸》《粘响》、赫哲族的《伊玛堪》,鄂伦春族的《摩苏昆》等。其余在民间流传,尚未整理的英雄史诗更是不计其数。在这些英雄史诗中,收藏于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的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传》,最早抄本约出现于15世纪,是现存最古老的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3部史诗被列入世界英雄史诗之列。尤其是《格萨尔王传》,有100多万行之多,世界闻名的史诗如《伊利亚特》(15693行)、《奥德赛》(12000行)、《罗摩衍那》(48000行)、《摩诃婆罗多》(214000行),都无法望其项背。因此,《格萨尔王传》不仅是我国最长的一部史诗,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极为丰富。谷德明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是迄今收集少数民族散文体神话作品最完备的集子,共收入满族、朝鲜族、蒙古族等46个民族的神话166篇。有影响的神话作品有彝族的《阿细的先基》《查姆》《勒俄特依》、纳西族的《创世纪》、白族的《创世纪》、瑶族的《密洛陀》、侗族的《侗族祖先哪里来》、苗族的《苗族史诗》《苗族古歌》、哈尼族的《奥色蜜色》、佤族的《西冈里》等。其中大部分神话作品,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叙述了原始人类对人类起源、自然万物生成、民族起源等的认识和解释。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少数民族族神话的丰富性,所以袁珂认为:“中国神话虽然是以汉族的神话为主,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自然也应包括在中国神话的领域以内。”民说叙事长诗,又称“故事诗”或“诗体故事”,是故事性的韵文作品。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可谓数量众多,源远流长。仅建国以来收集、整理出版的著名作品就有:彝族的《阿诗玛》,傣族的《召树屯与蝻木蜡娜》《俄并与桑洛》《线秀》、傈僳族的《重逢调》、蒙古族的《达那巴拉》《陶克陶之歌》《嘎达梅林》、壮族的《达稳之歌》《达备之歌》《特华之歌》《马骨胡之歌》、苗族的《仰阿莎》《张秀眉之歌》、白族的《青姑娘》、土家族的《锦鸡》、裕固族的《黄黛琛》、土族的《拉仁布与且门索》、回族的《马五哥与尕豆妹》、东乡族的《米拉尕黑》、维吾尔族的《艾里甫与赛乃姆》、哈萨克族的《萨里哈与萨蔓》等。不仅如此,建国以后,少数民族诗人还继续进行叙事长诗的创作,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就有30多部,如晓雪(白族)的《大黑天神》、汪玉良(东乡族)的《米拉尕黑》、戈阿干(纳西族)的《格拉茨姆》、金哲(朝鲜族)的《晨星传》、其木德道尔吉(蒙古族)的《英雄格斯尔可汗》(续集)等。这些长诗不但保持了各自的民族特色,而且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此外,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甚至对世界文学也产生了影响。 宋代洪迈认为,唐人小说“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明代桃源居士也说:“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奇。”可见,在古人的心目中,已将唐代小说与诗歌并称为一代文学的代表。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是一部上承六朝、下启明清的志怪小说,鲁迅认为这部书可与唐代的传奇小说“并驱争先”,纪昀甚至认为该书“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酉阳杂俎》成书于公元9世纪,其中《叶限》一篇描述了孤女受后母虐待的故事,周作人认为它“在世界童话中属灰娘(即灰姑娘)式……此篇应推首唱也”。到了19世纪,德国格林兄弟的《格林童话集》一书中亦有同类故事,后人将此类故事统称为“灰姑娘的故事”。1982年,爱林•路易重新英译改写段氏引文,恢复灰姑娘名称为“叶限”,并将书名定为《叶限》。其中的插图引用美国《学校图书馆杂志》的广告评语:“中国叶限故事是欧洲著名的灰姑娘故事的基础,西方人知道这个故事,至少比中国人晚了一千年。”《叶限》是段成式贬官岭南时所作,直接取材于壮族民间传说“达架和达仑的故事”,所以有的专家认为“‘灰姑娘’本是中华壮家女”,并且指出:“达架和达仑的故事这份民族特色浓郁的资料弥足珍贵,她为‘灰姑娘’故事的世界性研究投进了一道强光”。可见,《叶限》无疑是世界范围内“灰姑娘”童话的发端之作。 三、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展望 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1958年,“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成长起来,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学史也得以出版。粉碎“”以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78年我国召开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及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1979年6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1980年,我国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接着创办了全国性刊物《民族文学》,并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出版研究季刊《民族文学研究》。 1981年我国设立了“骏马奖”,它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儿童文学奖并列中国四大部级文学奖,参选者均为少数民族作家,并鼓励作家用本民族语言创作。为奖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而设立的部级奖项在国际上并不多见。著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认为:“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考虑到了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这种母语创作作品的客观实际,尤其是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语言,非常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设立少数民族‘骏马奖’,在很大程度上也弥补了对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作品进行直接评奖的空白。”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民族古籍的请示报告,大力推动了民族文学遗产的收集、整理和翻译工作。到1994年底,全国19个省、自治区抢救收集的少数民族古籍书目大约12万余种(件),已整理11万余种(部、件),大部分为文学资料。人们往往习惯根据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情况来判断世界文学的发展状况。从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获奖者绝大多数是欧美作家。从1901年至1980年80年间,只有6位非欧美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即:印度的泰戈尔(1913年)、智利的阿加列夫•米斯特拉尔(1945年)、危地马拉的米格尔•阿斯图里亚斯(1967年)、日本的川端康成(1968年)、智利的巴勃鲁•聂鲁达(1971年)、澳大利亚的帕特里克•怀特(1973年),而非洲没有一位获奖者。从1981年至1999年19年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竞有7位非欧美作家,即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尼日利亚的沃莱•索因卡(1986年)、埃及的纳吉布•马夫兹(1988年)、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1990年)、南非的内丁•戈迪默(1991年)、圣卢西亚的德里克•沃尔科(1992年)、日本的大江健三郎(1994年)。从2000年至2012年12年间,已经出现了6位非欧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即:法籍华人高行健(2000年)、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2001年)、南非的库切(2003年)、土耳其的奥尔罕•帕穆克(2006年)、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中国的莫言(2012年),这一变化趋势似乎越来越印证了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进入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面临走向世界的最好机遇和挑战。正如蒙古族诗人包明德所说:“开掘文学的本土资源,整合中国各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科学地总结从古到今各个民族文学互相影响、互相吸纳、互相回馈、互相整合这样一个问题,是我们当前一个重大的课题,也有很广的社会意义、时代意义、政治意义。 作者:蒋娜单位:西南大学民族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误读缘由 选择《尘埃落定》作为个案,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传播中的误读现象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尘埃落定》作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最高成就,也取得了同类其他作品无法比拟的传播效果;二是比之其他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品,《尘埃落定》在传播中,读者所持争议最多,出现的误读现象也较为典型。因此,解读和分析《尘埃落定》传播与接受中的误读现象就成为一个有探讨意义的学术话题。 一、《尘埃落定》的传播与误读 阿来《尘埃落定》自从1998年出版以来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国内发行量上百万册,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且先后被改编为话剧、电影和电视剧等,相关评论文章400多篇,硕士学位论文27篇,可见其传播学影响。但阿来的汉语文学实质上属于跨文化创作,因此他的作品在汉语读者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尽管没有语言文字的障碍,但因其作品所内蕴的异质文化内涵,往往被误读,特别是关于小说中的性描写,民族特色和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三个方面争议最大。例如,关于小说的性描写,有学者认为,“阿来满足于从纯粹生物学意义上来叙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叙述“缺乏节制,缺乏深刻的心理内涵和道德价值”[1];对于小说的民族性,有学者认为《尘埃落定》“虚拟生存状况,消解母语精神,追求异族认同,确立自身位置”[2],关于作家的民族身份,有人将其视为“跨族别写作”[3],有人则将其归之于“双族别文学”[4]。上述学者的接受视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笔者以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误读。诚然《尘埃落定》中有大量性描写片段,但两性关系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作家借助性描写揭示人性本无可厚非,而且其叙述比之同期汉族作家作品也并非全无节制,论者忽视了表层叙述之下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即:“在这些‘庸俗’的字眼和描写的背后其实包含着一种古老原始的情感———生殖崇拜。”[5]同样,阿来因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他眼中的藏区生活虽不同于其本来面目但也绝不同于汉人的视野。断言这部小说“虚拟生存状况”既是论者对作家的苛刻也是论者对小说的误读。再者,阿来尽管在汉藏两种文化之间进行汉语写作,但其写作行为并非因为藏语文学的失语,而是全球化语境之下作家对文学传播效益最大化的自主选择。认为阿来作品彰显了“藏语文学失语的尴尬”[6]则是误读了阿来。 二、《尘埃落定》被误读的深层原因分析 根据英国著名的传播学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概念和符号构成的表征系统形成了一部作品意义存在的条件,而意义的产生则要靠我们积极将事物编入符码(编码)以及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7]。但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受编码者(作家)和解码者(阅读者)各自的主观因素和两者之间文化差异的影响,作家和读者各自形成了一个先在的不同的“意义结构”,这种不对等性决定了编码———解码过程中符码之间对称的程度,也即文学研究层面的“正读”与“误读”的程度。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对作家(编码者)而言,因为民族生活的汉语书写方式存在着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也因为进行汉语书写的藏族作家大多具有体验者和审视者的双重文化身份,普遍致使他们成为文化边缘人,这种文化身份某些时候会导致既不被本族认同也被异民族误解的尴尬处境,加之,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尚处于探索阶段,这些作家所使用的某些文学符码并不具有多语际、跨文化的效力,这也是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被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第一,使用汉语书写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存在着文化翻译问题。作家需要将他用母语思维感知到的世界呈现在多文化语境之下。这种文化翻译形式,既需要考虑审美形态上的相宜性,也需要考虑意识形态上的方向性,不但涉及到作家能否在母语和非母语两种语言思维形式之间自由转换,而且要求作家能够在本民族、他民族两种文化样式之间找到“对接”点和置换符码,这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设置了障碍,也给汉语交流平台上的阅读者解读带来了难度。当代使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彝族的吉狄马加,裕固族的铁穆尔,藏族的阿来等人大多从小生活在本民族文化圈中,他们在民族文化浸淫中,其性格、习惯早已养成,而且也于潜移默化中多少受到当地民族民间智慧的影响。这些作为地域的、民族的“大传统”和“大语言”,是少数民族作家基因中隐藏并潜在起作用的“文化规约”。尽管阿来使用汉语写作,但就像他所说的,“因为藏语它跟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然后语言它同时也是一种思维的方法跟习惯,所以它跟当地的生活结合得很紧密。而且它(语言)表达它(生活),只有这种东西它是最贴切的,也是最生动的。”[8]尽管有论者认为阿来“进行小说《尘埃落定》创作之前就已经有了人类意识、民族文化与汉语叙事之间的深层熔铸的能力。”认为他用汉语“透露出了藏族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审美特点”[9]。诚然,阿来因为受教育背景和从教经历使得他拥有了较高的汉语言能力。即便如此,他的汉语创作中也避免不了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他说:“如果说在汉语表达起来有困难,或者是它那种味道表达不出来的时候,我会回到藏语当中,用藏语思考局部的,然后翻译成汉语的。”[8]既然阿来承认自己的汉语创作存在着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之间的翻译,提到翻译也就涉及到译文能否忠实于原文化的问题。如若这样,因作家对自身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程度不同而产生误译就在所难免了。此类少数民族作家充当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但自身却沦为尴尬的文化边缘人,他所叙述的故事和呈现出来的生活既不同于原生态的少数民族世界也不同于汉族所熟悉的生活。因此他既不被其他的少数族裔作家所认同,也被汉族的阅读者所误读,尤其在性描写方面受到一些汉族读者的指责。第二,进行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作家,其特殊的民族身份所造就的双重视角,决定了他们既是自身民族文化变迁的体验者也是审视者。少数民族文学写作是该民族的文化精英在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的运作,因而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往往是分裂和多重的。他们既以自己受到的主流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文化身份与原民族的本土文化和文学进行对话,也以这种超越了自我民族视野的文化身份来反观和审视本土文化。在这种知识分子的启蒙和省察视角之下,原生态的本土文化经由作家的眼睛“过滤”,便以一种不同于其本来面目的形态进入了文学审美经验。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阿来不同于居•噶桑和扎西班典等藏语文学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很难找到信仰的神圣与庄严。正如大家所见,在小说中的这片土地上,虽然也有活佛和僧人喇嘛,但他们并非智慧和法力的拥有者,则更像是乞食于土司的附庸,如济嘎活佛和门巴喇嘛。相反,世俗的统治者土司一家却成了他们生命与尊严的主宰。这种僧俗关系充分说明了《尘埃落定》中虔诚的藏族宗教信仰传统的被消解。阿来作品中这种颠覆宗教权威的解构式文化呈现,与其说是文化翻译,还不如说是阿来借助于文学表达了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阿来说过“藏传佛教形成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这是肯定的,但是对话语权的垄断太厉害了,对此我有些不平。老百姓从来就没有文化知识。”[10]姑且不论阿来是否太过极端,比之其他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人,阿来明显对本民族文化多了一重批判,但这样是不是某些学者所断言的阿来在刻意追求异族认同呢?读者只要仔细品味《尘埃落定》中土司太太和黄师爷的形象,我们便可看出阿来借助傻子的视角表达了他对本民族中的“他者”(汉人)并没有什么好感。这种对本民族文化既眷顾又疏离,对他民族文化也保持距离的态度也导致了阿来的文化边缘人角色。第三,汉语中几乎没有对少数民族生活经验表达的语义系统以供借鉴。有着悠久书面文学传统的民族,其文学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树立了一部部文学经典和丰富的人物谱系,这些意象、形象和符号构成了完整而丰富的语义系统,这为后来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和阐释意义的土壤。但纯粹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相比而言较为薄弱,而且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情风物乃至深层民族情感和文化心理的抒写也在汉语文学中找不到相关的可供参考的范式,阿来在谈到自己写作的问题时曾说:“我的困境就是用汉语来写汉语尚未获得经验表达的青藏高原的藏人的生活”[11]。这无疑给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表达造成了很大困难。例如《尘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爷脱胎于一个藏族民间机智人物阿古顿巴形象,阿来借助这样一个大智若愚的傻子的视角冷眼看待人世的爱欲情仇权利纷争,叙述方法似有创新之处,但却遭到读者对这一不可靠叙述者的艺术真实产生了怀疑[1]。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阿古顿巴这一人物形象在跨文化语境中承载内涵和传递意义的效力发生了变化。因此说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表达形式还处在探索阶段,作家所使用的某些语词、意象等符码因跨文化、跨语际的原因出现了能指与所指的不对等性甚至错位和游离,这也是引起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对于解码者(阅读者)而言,不同的阅读“前理解结构”和“期待视界”导致对作品的不同解读,甚至误读。这种阅读“期待视界”既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同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为艺术接受的主体性,源于接受者不同的“期待视界”。人自身的生理素质、教育背景、传统积淀以及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等,形成了每个艺术接受者在接触艺术之前的主体境况。它包括自身的敏感度、想象能力、文化基础、艺术修养、审美趣味等因素。这造就了接受者的接受眼光和特定审美文化心理结构,即姚斯所谓的“审美期待视界”。接受者的阅读过程是主体不断对艺术品提供的总体框架进行填补空白、揭示意义、参与创作的动态过程,这也同霍尔的解码过程是同一个道理。普通阅读者因其文学欣赏能力也许对该小说的理解停留在叙述表层所展现的藏族风情、傻子、性等元素,但绝大多数专业阅读者都触及到了小说的内涵。纵观《尘埃落定》相关评论文章,尽管论者因自身的“审美期待视界”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通过上文所引用的几组针锋相对的论点可以看出,论者受民族身份和社会历史环境因素影响最大。比如,持“追求异族认同说”观点的学者因为自身的民族身份,他站在少数族裔立场驳斥阿来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主题先行是为了博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这种观点不能说完全错误,但一定程度上误读了阿来,关于这点下文会进一步论述。尽管也有着同样的对阿来的民族认同和作品民族性的考量,《尘埃落定》的“性描写的生物说”观点则是受到了当时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观念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景观化,这是那个时代文学理念转型和市场合谋的结果。同一时期的汉族作家作品如《白鹿原》、《废都》中大量的性描写也是那时景观化写作的典型。也确实如此类学者所言,《尘埃落定》中的历史资料和传奇色彩浓郁的场景构成的藏族风俗画,成了非常“好看”的风景。到底阿来作品中的景观化描写倾向是出于迎合市场的考虑,还是如一些学者所言是借助民间生殖崇拜原型的现代置换,实现生命过程中的“成长仪式”的反讽化[5],还是两者都有?尽管上述学者都是出于维护文学崇高性的美好目的,但如果没有确凿的论据,没有对藏族文化的深入了解,笔者认为冒然定论便有些武断了。这种误读皆因论者惯用自身的文化思维去理解异质文化。汉文化传统中的性禁忌和性不洁观念与某些少数民族的性观念完全不同,汉族读者以自身文化价值观来进行道德判断,未免有失偏颇。我们如若不克服这种自身文化的“限制”,就很难理解一些少数民族作品如沈从文《柏子》、《箫箫》等小说中人物对待性的态度,误读也就产生了。 三、结语 解读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笔者认为应该紧抓两个关键词:文学性和民族性。文学性作为一般文学的共性,同样适用少数民族的汉语文学,此处不再赘述。民族性既包括了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也指和汉族文学的区别程度。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历来存在争议最多的地方。论者对《尘埃落定》的贬抑实际上基于对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认同的单向度理解和对民族文学的民族性这一特征的简单认识。有些论者认为因为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模糊,消弭了其作品中的民族性。实际上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倾向性与少数民族作家各自的价值取向有关,如果单以此作为衡量民族文学作品的民族性,未免片面。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对本民族文化衰微的焦虑和守卫民族文化的强烈责任感使他们自觉为本民族书写;还有一类少数民族作家如阿来和鬼子认为文学更具普适性,他们在创作中尽力去超越自己的民族情感,力图彰显少数民族人民身上更普遍、更深刻的东西;第三类少数民族作家只有“身份”,题材和语言都是汉化的,如满族的王朔。在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性未完成的文化语境之下,少数民族主体性的现代建构也是一种未完成状态。因此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笔者认为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差异性不应该表现在对于主流民族的离心和隔膜上,而应该表现在“跨语言跨文化写作”所造就的包容性空间和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在作家笔下熔铸所呈现出的新的文学样式。
文学艺术论文:中西文学艺术论文 一、《西游记》的艺术色彩 《西游记》中展现出来的艺术形式直接展现着作品的艺术魅力,直接使用趣和幻两个词就能概括该作品的特色。这里讲述的幻,指的是奇幻而不是单纯的幻想;而趣指的是奇趣,不是普通的趣味。小说应用了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故事情节,给读者展现出一个个奇幻精彩的世界。《西游记》融合了大胆、丰富、绚丽、奇特的特点,是古今中外小说中少有的经典作品。其中塑造的角色不仅有共性,也有异性,人气、魔气、仙气兼备。最鲜明的角色就是孙悟空,他出自一个仙石,长时间吸收日月精华使得石内出现仙胎,后来迎风而出现石猴,因此一出世就仙气围绕,生来就能跑能跳,两眼闪出金光,连天庭都惊动了,这都展现出他的仙气。但是在孙悟空的身上还包含魔气,整日扎耳挠腮、连蹦带跳,具有魔的特点和形象。除了这些,孙猴子还通晓与人交往,因此还具有人气,这就将三种融合在一体。《西游记》可以说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具奇趣的作品,集合了娱乐和趣味。在护送师父取经的路途中充满险恶,妖精也法力多变,处处打斗,孙悟空每场战斗的胜利都经历一番磨炼,但是读者能轻松愉快的阅读,没有一丝紧张和沉重。这部作品就是使用讽刺和幽默的手法揭露现实,提高了读者对故事的兴趣。在该部作品中随处可见讽刺、幽默的手法,因此胡适曾评论它是“游戏笔墨”。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充满幽默,可以说是一个英雄,跟任何人都能开玩笑,即使见到天庭的玉帝,也是说完就走,没有什么礼貌,求人办事也是如此,一旦自己的要求没有实现就开始大闹天宫,玉帝见他都害怕。由此可以看出,该作品中另一个艺术特点———使用生动形象的对话和故事情节构造角色风格。在每个故事中都巧妙地展现出尖锐的矛盾,这些都映射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在这个小说世界中,作者努力刻画每个角色风格,使其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人物内心的展现程度也随着斗争的加剧而加大,作者使用丰富的语言将读者带入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世界,进到神仙生活的洞府。在《西游记》中使用贴近现实的语言,以此展现人物特色。作者塑造的孙悟空是一个脾气急躁的角色,时而急功近利,喜欢被别人吹捧。在小说中描述了几次猪八戒用话刺激他,有次师父将孙悟空撵走,猪八戒使用激将法,孙悟空就回去解救师父于水火之中。作品中浪漫主义的手法主要是表现在人物和故事的创作上,在一个幻想的世界内将人类和自然界中虚幻的景象以魔幻的方式展现出来。作者塑造的人物有些是脱离现实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物体现的还是真实的、具有代表性的,并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基于一定社会现实来塑造的。可以说,现实生活是《西游记》中全部角色和虚幻世界的来源,此外作者和民众的某些美好愿望也都蕴涵在神奇的形象下。故事中构造的72变、取经的81难以及各神魔法力都充满神奇,他们各自的法器都拥有无法想象的力量,如孙悟空的金箍棒净重高达6750公斤,能够自由伸缩,小的时候能放在耳朵内,大的时候能捅破天空;铁扇公主的“芭蕉扇”通常缩小放在口中,它能将火焰山的火扇灭。作品中描写的这些奇光异彩的兵器已经明显超越了自然界。在这些神奇的背后或多或少地体现着现实的目的,作品中为了使这些兵器更加真实,还创作了使用的角色和环境。比如孙悟空生活在花果山、水帘洞,喷火的红孩儿生活在枯松涧火云洞,老鼠精生活在暗无天日的无底洞,这些都是《西游记》浪漫主义色彩的基本组成部分。 二、《格列佛游记》的艺术色彩 (一)夸张的影射众多讽刺作家最常用的创作手法之一便是夸张。正是准确地使用了夸张的手法,斯威夫特才创作了不朽的作品《格列佛游记》。该小说是一部讽刺作品,作品的主线主要是外科医生格列佛在海上的经历,途中经历了小人国、大人国、飞岛等不为人知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发生的故事都将英国18世纪上层社会中存在的勾心斗角、自私自利、趋炎附势等展现得活灵活现。在小人国中,人人的身高都矮,国王也就比他的臣子高一个指甲,但却高傲地认为自己是宇宙之王。这里的人要想当官,选拔项目就是跳绳,跳的高度与获得的职位直接挂钩。如果只想做部长,只要你够灵巧就足以,而无需其他技能,这些都夸张地反映出当时英国政府人员的无能。在小人国中也存在政党,但他们有自己的标志,拥护甲党的人穿高跟鞋,拥护乙党的人穿低跟鞋,这些都反映出英国社会辉格党和托利党。作者重点想要表达这两党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同,但在现实中却要加以区分,着实可笑。 (二)突出的对比斯威夫特使用的讽刺手法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使用对比。在其创作的《格列佛游记》中,描写在大人国中,自己的何等的渺小;而在小人国,自己又如同巨人。在这些故事情节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夸张手法,且融入了突出对比的讽刺手法。在作品的开头,格列佛进入小人国,在这里他感到无比的优越,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身高上,就连理解力也远远高于他们。出生在英国资产阶级家庭中的格列佛处处感觉到自己的优越。他眼中的小人国在生活和社会制度中都是那么的落后。然而在作品的下一部分中,他进入了大人国,此时再将自己与这个国家的人们的行为和智慧相比,感到自己犹如小人国人们一般是那么的渺小。倘若在小人国中,格列佛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处处都比小人国好,而来到大人国,自己变成了一名小学生,用好奇的眼光去了解这个大人国。两种完全相对的社会形态也映射出当时英国社会具有的种种纰漏,此时的英国好比故事中的小人国,不再是完美的集合体。经过诸多国家的格列佛已不再是作品开头时的他了,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制度也由开始无条件的接受转变到完全否定,这种对比的讽刺手法展现出作品的精深之处。 (三)强劲的反讽应用斯威夫特最常用的讽刺方式之一便是反讽,让读者自己理会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它的绝妙之处,作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对读者的信任,希望自己能和广大读者共同讽刺社会中所有的荒谬之处。斯威夫特的作品中大量使用反语,也给大家展现出自己幽默风趣下的讽刺手法,反语的应用使作品中的讽刺意味达到顶峰,此外作品的灵魂也通过强劲的讽刺展现出来。对于斯威夫特的创作手法,评论家司各特给出这样的评价:他的幽默丰富了作品的品德,他的反讽再现了社会的荒诞不稽,并将无法相信的事情通过故事结构和人物风格转变为真实,在描述的多层面上和刻薄上,即使《鲁滨孙漂流记》也无法比拟。当时的英国社会存在着政治问题和反动的宗教统治,这些都被作家进行了无情的、直接的、尖锐的讽刺和批判,时有直接指出,时有借助他人之口,更甚时恶语相讥,这些描述都展现出作者的幽默风趣和讽刺意味。不仅如此,作品中独特的艺术手法也充分展现在虚实结合的故事情节上。该部作品给读者展现的是一个虚构的神奇世界,但是创作的源泉来自于当时英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作者细致、真实、准确的描写让读者感觉这样的世界不是虚构的,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 三、比较研究及启示 《西游记》和《格列佛游记》两部作品具有相同的评判标准,都对当时社会存在的残暴统治和不公进行了抨击。对于严肃而高尚主题的表现,作者们都使用幽默而讽刺的手法,恰当好处地衔接起真实与虚拟、现实与幻想,实现真正的严肃与幽默的结合。这两本小说都坚持讽刺来源于真实的原则,将讽刺看成小说的主题艺术,因此作品中的生活是那么的真实和充满活力,也在讽刺的创作中展现现实社会的目的。尖锐的讽刺和幽默的嘲笑一直贯穿《西游记》的始终,也寄托了作者对小说中的世界的爱恋。不仅如此,众多的游戏和调侃的语句充斥在作品中,使得作品处处散发着诙谐和喜剧的气息。小说偶尔出现的戏言可能是作者信手拈来,主要是为了中和小说的氛围,提升作品自身的趣味。这些随意的戏言对于人物的刻画有时起到点睛之笔的功效,有时也变成反讽社会的兵刃,还有些戏文加速神魔的人性化。但是在《格列佛游记》中展现的更多的是理性的抨击和讽刺。对当时的英国社会出现的残暴统治和宗教势力,作家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对于当时的司法制度、殖民侵略等不人道的行为,作品也使用寓言故事映射出来,对当时的丑陋现象进行严重的抨击,以此实现讽刺作用的最大化。 作者:杨昕单位:宁夏医科大学讲师 文学艺术论文: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论文 一、音乐形象与文学艺术的内在关系 首先,我们可以从艺术的起源上来分析两种艺术之的内存关系,在原始社会时期或更早时期的人类生活中,进行劳动作业或日常人类相互交流时,都会发出或长或短、高低不同的声音,在发出声音的同时或有节奏或无节奏,这些都可以表明音乐已经初步存在,并在人类的生活中较为普遍的使用了。而文学是在人类真正有了语言和简单的文字之后才开始慢慢形成,从这点上看,音乐艺术要先于文学艺术而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 其次,从两种艺术的历史发展中,两种艺术却又是相伴发展互相影响的关系,甚至有一种文学艺术的发展影响或先于音乐艺术的发展的推断,不少著名的音乐作品就是受到文学作品的起发继而创作出来的。例如国外的莫扎特的歌剧《唐•璜》,就是受到了19世纪英国杰出的诗人、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拜伦的长诗《唐•璜》而创作出来的,歌剧的序曲以奏鸣曲的形式表现了唐•璜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性格,凸显出唐•璜的热情似火的生命力和乐观机智的人物形象。俄国的著名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就把威廉•莎士比亚著名的悲剧《罗米欧与朱丽叶》作为自己音乐创作的灵感而想谱写成一部歌剧,虽然最终是以一部幻想序曲告终,但总是磨灭不了这部作品的伟大。另外柴科夫斯基还将法国夏尔•贝洛童话中的《林中睡美人》作为音乐素材,把童话故事改编成舞剧音乐,用戏剧性的标题交响乐的手法成功塑造了舞剧中的人物形象,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同样将文学作品作为音乐素材的在中国也是有很多,如家喻户晓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就是根据中国四大民间爱情故事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依据而创作出来的,全曲用小提琴贯穿整个的音乐作品,用小提琴那委婉的单色诠译着这个千古的爱情悲剧,音乐中大提琴与小提琴的相互对答,更加形象地表现了剧中男女主人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现实世界的无奈。最后,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我们还发现文学艺术与音乐艺术都属于人类的精神文明创造的产物,它们都是一种形象思维表达后的艺术品。只不过,文学艺术是运用其语言符号的特点进行表述,它具有较为明确性,而音乐艺术则是通过音乐作品作用于人的听觉感官,不能准确地表达其概念,具有模糊性的特点。 二、音乐形象与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 众所周知,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的最大的表现形式的不同就在于信息传达的准确性。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曾提到过:“音乐是情感生活的摹写,情感、95学的知识,掌握通过音乐教育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方法。了解学生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有针对性的针对不同的问题,利用不同的音乐题材的作品进行心理疏导。其次,建立独特的教学体系。正如前文所述,传统的音乐教育是把知识灌输给学生,学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为了使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音乐的内涵,增加创造力就要改革教学体系。首先,学生要提高“听”能力,不同的音乐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情绪,比如说慷慨激昂的音乐可以鼓舞人的斗志;欢快的音乐可以使人轻松愉快,在教学中要动地如何利用音乐素材。其次,要注重“看”的能力。有好多的音乐剧的作品,它们不仅仅给人以听觉的享受,更给人以视觉的感官刺激,多利用这样的作品,提高学生的审美,以更好的领悟音乐的内涵。再次,培养“想”的能力。音乐教育最终极的目的是要启发人的思维,对一个音乐作品展开丰富的联想,以加深对音乐作品背景的理解,形成自己的感受,开拓学生的视野。最后,要开展更多地音乐表演形式。学生所学的知识要运用到实践当中,更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大学要建设良好的音乐氛围,一曲优美的歌曲可以缓解学生的压力。通过开展更多地文化演出活动使学生能够积极地参与其中,比如,才艺表演、合唱、合奏等等,培养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增加集体荣誉感增强自信心,通过大型的演出活动,学生可以学会如何的分工、协作、与人交流,这些都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作者:韩蕊单位: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数字化时代与文学艺术论文 【内容提要】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数字化时代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艺术的审美思维、文学创作、语言形象、文学批评等一系列文学课题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都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组笔谈从不同侧面为数字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和理解,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摘要题】数字化时代与文学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文学/审美思维/仿真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花朵。每个时代都会培育出自己时代所独有的绚丽多姿的奇葩。文学艺术又是时代的镜像。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就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嬗变发展的模型。”[1](p68)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映显出时代,以其独特的神韵和风采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1](p58)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 高科技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多媒体网络的逐渐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一个拥有60亿人口的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化、数字化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都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信息化、数字化使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倘若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要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2](p81)“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2](p90)信息数码图像进入我们的储存、检索、阅读、欣赏、传送的工作平台并显示在电脑的屏幕上,它的快速、清晰、变化多样,给接受者带来了无穷的愉悦和享受。 数与美有着历史久远的关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就把数与美联系起来,将数看作是美的本源,认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甚至整个天空都是一个音乐的音阶和一个数[3](p113-114)。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字化是建立在0-1的二进制的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和审美教育,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古人无法想像的有利条件。它使歌德、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论述的“世界文学”的预言变成了生活的现实。人类在几千年创造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这给作家、艺术家、美学家相互学习、相互对话交流、相互吸取融合,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信息数码图像的创造、掌握与普及,大大有益于读者大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的提高,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又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艺术美以强大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数字化一方面使世界图像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文学艺术这面时代的镜子,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 1.各种艺术的交融性和审美的共通感。这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当今时代,我们经常可以欣赏到由卫星传送,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世界各民族的艺术精品。卢浮宫的绘画、西安的兵马俑、歌剧《茶花女》、悲剧《哈姆莱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电视剧《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等等,通过多种媒体,使艺术的各种成分,如声、光、色、画、语言文字交融成一体,从而给人一种审美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我们单纯在书面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无法获得的。 2.作家和读者互为主体,相互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 作家是创造的主体,读者既是接受的主体,又是参予创造的主体,他可以直接参加到文本的创造过程之中。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关系。多媒体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独语局面,它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真正称得起是复调的、多声部的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的局面。互动性是数字化时代在网上创作、批评、交流、对话的根本特性。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说,“网上的文本使我们有能力进行迅疾的互动。”[4](p166)互动既有同一时间的互动交流,又有不同时间、地点的互动。“非同步的互动在网上的节奏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而不是几天几个月”,这种非同步性的互动,可以在网络上强化混合媒介的冲击力[4](p167)。 3.文学镜像呈现出多维性与立体化的特点。 在电视或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的文学艺术图像本身就是多维的、立体化的。美国学者埃瑞克·戴维斯指出:“电脑、媒体和远程通讯技术正在不断收集、控制、储存和传播着一个日渐庞大的数据流,这无疑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信息空间。这个繁殖力极强的多维空间是虚拟的、网络密集并十分复杂的,是一个广阔而又至高的王国,它是由我们的想象力和技术的表述来调节的。”[5](p114)传统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阅读鉴赏的方式是线性的由点到线到面,而数码图像艺术则是格式塔式的,具有直观性、整体性。由数码图像建立起来的信息空间,不是一维、二维、三维,而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包括时间维度的“四维空间”。图像显示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以四维空间存在着并给接受者以审美感受。20世纪最后两年中,《泰坦尼克号》通过影响、电视、因特网,创造出了艺术领域的神话般的奇迹。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复地叙说着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因撞上冰山而沉入大西洋海底的故事,但都没有产生通过数码图像显示出的泰坦尼克号那样的艺术魅力。 4.超越时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数字化时代,是一个真正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它彻底冲破一切封闭的牢笼。人们能够以超越时空的方式,向地球的各个角落,向宇宙的星空去搜寻知识和传送信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经不是笑语,而是生活的现实。马歇尔·麦克卢汉明确地宣称:“在瞬时信息的时代,时间(按视觉和切分计量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形象的和有周边密封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结束了分割性专门化工作的职责,承担了搜集信息的角色。”[6](p180)现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联合绘制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着手建立“数字图书馆”。这样以来,不仅关于人类自身的基因构成及其谱系,可以为世界各国科学家所共享,推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艺术珍品和全世界的“文化基因库”,同样成了人类共同享用的财富。这对文学创造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福音。 5.数码图像的复制性与仿真性。 数字图像高速、清晰、直接、仿真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复制功能与印刷术、照相术相比,也进入了一个全息、多维、具有创造性的新阶段。在发达国家正在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中,我们看到,它不仅能复制、储存古今中外海量的文化珍品,而且可以制成光盘、VCD、轻便地携带,长久地保存。在复制过程中,适应受众的需要,还可以配上音、光、色、电、图画、语言,生动地表达出艺术作品的高远深邃的意境。如经数码图像复制显示出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的交响乐章等世界文学艺术珍品,比我们仅仅从诗集、散文集和听音乐会得到的审美感觉,丰富得多。数码图像的复制者的具有创新性的制作,自然会在情感上引起受众对作品的共鸣。 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是丰富多样而又迷人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数字化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福音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负面效应,那就会陷入一种新的陷阱。为此,《技术帝国》一书的作者特意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将越来越受制于世界的数字化。”[7](p103)就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讲,有几个问题应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1.复制性、标准化与独创性的矛盾。 文学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独创性。艺术最忌雷同化、标准化、模式化、理性化。爱德华·杨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指出:“独创性作品是最最美丽的花朵。模仿之作成长迅速而花色暗淡。……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添上一个新省区。”[8](p82)杨格认为,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永远无法超越蓝本,因为原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们个个“都是独特无二的:没有两张面孔、两个头脑是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带有自然的区分的鲜明标记。”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泛滥的结果,使文学界不再是独立特行之士的结合,而是一大杂烩,乱七八糟一大群,出了一百部书,骨子里只不过是一部书[8](p95-96)。复制性和标准化是通过数码图像制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9](p84)他还说,“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在数字化虚拟世界中显示出的一幅幅法国卢浮宫保存的艺术珍品,的确非常逼真,然而人们总是还想去卢浮宫亲自欣赏一下大师的原作。因为再好的复制品,也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本雅明称之为“光韵”),无法表达出原作的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具有独一无二的深邃的意蕴。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世界。“技术世界是能相容的标准化的世界,如果没有标准,那么既不能发射也不能传送。”[9](p85)对于网络世界来说,技术的标准化是必需的,对于文艺创作来讲,标准化则是与艺术家追求的独创性相左的。 2.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艺术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矛盾。 数字化世界,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使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因特网之中。从而,“将地球变成了一个互连或者内连的整体,并不断提高其相互依存性的必要过程。”[10](p207)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使民族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同时,又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个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的矛盾问题。数字化的进程,运用的是一种二进制的0-1的世界性的语言。仅从使用的工具来说,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本土化就产生了矛盾。关于这一点,《技术帝国》的作者已经感触到了,他说:“技术标准的复杂化和提高必然意味着:更好,更多!这是技术与文化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文化总是保卫本土的:它总与界限、区域、归属相关联。只有带地方色彩的文化,与地域相关的特性,用自然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根据定义,任何自然语言都不是宇宙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比如二进制语言,0和1的语言。不过自然语言不是由什么人发明的,因此不是技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没有必要一定是可译的:它应该保留某种只能被翻译但并不等同于翻译的东西,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让我们感到难过和痛苦。”[10](p206-207)在数字化世界上,各民族文学的自然语言所保留的诗意的无穷的韵味显然是世界性的技术语言中难以表达的。 3.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 数字化本身是技术理性的结晶。它与被称之为“美育之父”的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教育培养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完美的人是相悖的。在技术理性指导下的技术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中培养的人,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当着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结果,“异化的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有一面,它无所不在,形式多样。”[11](p212)理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而感性和情感的因素则黯然失色。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是没有什么强烈感觉的,只满足于自己干净、简化、经济,也就是吝啬到极点的形象,它会切断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联系。”[12](p119)就现实中青少年喜欢看的卡通片,如《猫和老鼠》、《米老鼠与唐老鸭》等,都是经过数字化处理而创造出来的。它们虽然有其趣味性,但对陶冶青少年的审美情感,则是意义不大的。至于那些含有不健康因素的、格调低下的卡通片,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 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技术帝国》中有一段讲得很好,说:“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第三世界中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都被图像技术逮住了,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很像是环游世界的人的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属于同一个世界,都说着洋泾浜英语。随后,你会发现,在暗处,有一群被遗弃的人,他们想退回到从前的信仰中去……这一意愿中有某种可敬的东西。“[12](p119)在当今世界,真正掌握信息技术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美国。美国不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是掌握信息技术的超级大国。他们利用因特网等信息数码图像技术,极力地在各个领域推行其价值观和新殖民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数字图像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殖民主义文化与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尖锐的冲突,它与美育建设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都是根本不相容的。18世界末席勒发表《审美教育书简》的重要目的,是要消除社会的严重异化现象,培养全面发展的审美的人,技术帝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文化,不是要消除异化现象,而是要进一步制造更加严重的社会异化现象和人性异化现象。 文学艺术论文:文化多元化与文学艺术论文 【内容提要】当前文化呈现四种元素或层面:体现特定时代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主导文化,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高雅文化,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大众文化,以及传达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民间文化。这四种文化元素往往呈现多元互渗景观,即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不同文化层面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级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尺度组合成相互化合和相互生成的互动结构,包含多元共存、各行其道、优化组合、个性彰显等具体步骤,目的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 【摘要题】问题与思考 【关键词】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多元化生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持续思考的热点之一,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公众等许多方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争论。这些探讨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文化的层面。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梳理这些文化层面,考察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这种文化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这尤其会有助于建构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那么,就当前我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层面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文化层面,而是着重从文学文本的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文学的文化层面而为揭示普遍文化层面提供具体的想象性模型和个案。因为,文学是文化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形态,完全可以承担透视普遍文化层面的任务。 一、文化及其层面 文化(culture)的定义历来很多,这里仅仅采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er,1874-1945)的界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symbol)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注: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288页。)。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往往有4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将审美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见《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后来认识到不能忽略民间文化的存在。):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4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上面的4个文化层面往往会渗透或显示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本中,这就有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具体说来,这4个文化层面有可能同时并存于同一个文本中,这要求我们细心分辨各种文化层面在文本中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中的某一种会在文本中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划分出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 1.主导文化 主导文化文本是指体现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文本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化性,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每个时代的统治群体都会有意识地书写或制作这种文本,并大力鼓励原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文人作家来参与这种旨在巩固统治性规范的书写工作,再借助行政手段加以传输和推广,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去达到教化公众的目的。自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群体对文学的控制或支配作用就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从而推演出文学承受主导文化引导的历史。需要注意,主导文化文本并不一定只要直接的或者甚至赤裸裸的教化性,而可以把教化性掩映在富有感染力的审美表现中。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正是古典主导文化的典型范本。《前出师表》首先陈述了蜀国的“危急”情势,表达了一下自己“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忠心,提出“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整合以及国家安定的方针政策。接下来,他又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对君王的耿耿忠心,发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铮铮誓言,从而近乎完美地表达了一个臣子为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而全力以赴的忠诚之心和献身精神。最后他在《后出师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在这里,主导文化所追求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目标,以及个人的尽忠报恩之心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就当代来讲,影片《生死抉择》(2001)也可以说是当代主导文化的代表性文本。它讲述了当今中国公众普遍关心的“反腐倡廉”故事。主人公海州市长李高成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回来,立即被卷入自己工作过的中阳纺织厂工人的集体请愿风波中,由此引发出自己也被牵连进去的重大腐败案件。李高成面临一个“生死抉择”:是把自己交给廉政还是留给腐败?作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自我抉择确实成了事件进展的关键:只有他作出正确的抉择,才能确保廉政一方的成功。他在市委副书记杨诚的协助和省委万书记的支持下,经过短暂而艰难的思索,战胜了自我,作出正确的抉择,起来斗倒了以郭中姚为首的“腐败集体”,并由此挖出了其后台省委副书记严阵等,从而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这部影片鲜明地反映了当今主导文化关于社会群体整合和秩序安定的要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主导文化历来扮演着群体整合等重要角色,至今仍然如此。不过,主导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发展,体现民主性,并且让自身的权威不是强制而成为令人倾心服膺的感动。 2.高雅文化 高雅文化,有的称“精英文化”,是指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文化文本。这种文本往往从知识分子或文人的个体立场和视角出发,去从事独特的形式变革,以便在这种新形式中传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察。这种文化文本的主要特征有三点:形式创新、社会批判和个性化追求。 第一,形式创新。高雅文化文本总是善于总结前人的形式惯例,并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中吸到资源,创造出新的原创性形式。因而在高雅文化文本里,形式上创新的特征往往格外突出。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说“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而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1928)里则打乱了这一日常语言顺序,转而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把状语“轻轻”前置,先说“走”,而后说“来”,并破例出现三次重复。这种形式创新有什么意义?下面不妨完整地感受全诗,尤其注意体会志摩式“轻悄”: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后面几节注意选用与“轻轻”合拍的表述轻柔妩媚事物的词语,如“金柳”、“新娘”、“波光里的艳影”、“软泥”、“柔波”、“水草”等,而且结尾还有“悄悄”的三次重复,造成首尾呼应的效果。这就使得全诗都呼应着“轻轻”和“悄悄”,带来了语言形式上的整体创新,使本来司空见惯的日常表述语句竟突然间获得了新奇而别致的意义。我把这种语言形式称为志摩式“轻悄体”。读者因为志摩式轻悄体而可以获得一种新奇的意义体验。文学史和文化史容易忽略“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这类平常的陈述,但却可能永远地记住独特的志摩式轻悄体。其实,这里的“康桥”对诗人本人来说可能是确定的,但对读者来说却可能无限丰富而不确定。每一个读者都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永远留恋的“康桥”。他们用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去填充形式独特的“轻悄体”,从而形成了内心深处的深切共鸣。这可能正是这首诗得以长久流传的一个原因吧? 第二,社会批判。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地关心社会问题,大胆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的痼疾。当然,知识分子作家创造的高雅文化文本,不仅体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和忧思,同时还可能展示出他们的社会乌托邦构想。他们有时可能不合时宜,甚至不见容于当世,但历史却会永远记住他们独特的文化贡献。杜甫的许多诗正是这样的杰作。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其中隐伏的复杂矛盾,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批判效果。现代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1949)这样说: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它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它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诗的语言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但字字铿锵有力,如匕首或利剑令“有的人”胆寒,如春风化雨令“有的人”获得慰藉。既是一支崇高人格赞歌,更是一篇声讨一切“人民公敌”的战斗宣言,产生出明显的社会批判效果。 第三,个性化追求。与主导文化文本突出教化性不同,高雅文化文本着力书写知识分子的个性化追求。个性或个性化是高雅文化文本的显著特征之一。知识分子当然要关注社会问题,但这种关心往往是从他们自己的个性角度出发的。他们以独特的个性化心灵去体验生活,解释他们所“发现”的生活真相,展示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幻想。他们有时当然可能有个人偏见,但这正是高雅文化文本的一个必然伴随物。有时,这种偏见或者“刻薄”正可能具有独特的历史深度。而如果没有这种鲜明而又独特的个人伴随物,高雅文化就失去其独特魅力了。例如,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坚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的这些“疯话”,初看起来极不“真实”。因为,似乎任何一位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说,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特点就只是“吃人”。人们会质问说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丑化”或“全盘否定”。但如果联系当时的文化语境看,就可能不得不承认:这些表面看来充满偏颇甚至“别有用心”的疯言疯语,其实正是鲁迅以其个性化视角对“五四”时期中国历史症候的冷峻地“诊治”。中国文化传统当然有值得肯定的“灿烂”之处,但对当时的鲁迅来说,要紧的却不是去歌颂而是去剥露。可以说,“狂人”形象及其“吃人”表述,充分地体现出鲁迅的形式创造和社会批判的个性化特征。高雅文化可以集中代表特定时代文化中的理性元素和创造性力量,体现真善美的运行方向。但它也容易流于僵化或神秘化。 3.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文本是指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文化文本。 大众文化文本具有自身的与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不同的特征。 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和电视)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大量”是其优势,但贪多图大往往对公众造成传媒的“暴力”。 第二,文体的流行性和模式化。一种大众文化文本在开初总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等的某些特点,创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开来,从而变得模式化了,并引来众多摹仿之作,如《一封家书》之后有《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一批仿作。流行是大众文化文本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就是模式化,而模式化则又距“老化”或“僵化”不远了。 第三,故事的类型化。在一部电影剧本或电视剧剧本中,好人与坏人、情人与情敌、由顺境转逆境或相反等故事,都是按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从而有武打、言情、警匪、伦理、体育等众多类型片、类型剧。这与高雅文化文本注重“典型”或“个性”是不同的。不仅影视甚至流行音乐,往往都是按明星的类型化特点“定做”的。 第四,趣味的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文本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文本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满足公众的日常生活俗趣。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第五,效果的愉悦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或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影响《红衣女郎》通过一个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中年男性与一个红衣女郎的恋爱经历,带给公众一场日常趣味的满足。冯小刚近年拍摄的贺岁系列影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和《大腕》,就是当前大众文化的一个典范实例。它们都围绕葛优这位戛纳影帝而编造故事,打造出由他扮演的类型化系统形象,满足公众的时尚趣味。 我们不妨来看看近年广泛流行的通俗歌曲《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是在1998年创作出来的,在1999年的联欢晚会上进行表演,从此风靡大江南北: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着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歌词很是普通,用高雅文化的经典看法来讲,真可以说是一点“诗意”或“审美”意味都没有。大家不妨把这其中表述的“回家”的含义与朦胧诗中的“回家”比较一下。 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心灵,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翠绿的三叶草。//而且,/我还想打开书橱,/取出一本《海涅歌谣》,/我要去约会,/我向她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爱情的信号。//这一切,/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天,又开始下雨,/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我想风雨腐蚀了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不,我不那样认为,/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在这里,“家”代表着高雅文化诉求的精神家园。那里有“儿童时代的画片”、“翠绿的三叶草”,还有德国浪漫诗人海涅的歌谣。这种精神富足是他征服爱情的制胜法宝。实际上,在高雅文化系统里,“家”常常就是那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至高精神境界的象征,相应地,“回家”成为寻找或追求那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精神境界的行为的象征。 但在《常回家看看》里,“家”却早已“丢失”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含义,而转变成一种日常家族亲情的象征。“回家”,是日常家族亲情的实现的象征。这首歌完全没有了高雅文化那种内在精神性,那种经典“诗意”;甚至也没有《涛声依旧》那种对于经典诗意的怀旧式宣泄,而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诉说的是日常家族亲情。但是,为什么它会流行开来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常回家看看”,一声充满亲情而又温和的规劝或鼓动,胜过千言万语、千呼万唤,煽动起、催动着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无定焦虑和思家情怀,使得他们不远千里万里排除千难万难也要奔回父母的身边实现短暂的团圆。“回家”是来自过去的生活地点及其固定生活记忆的无意识召唤,表面看来构成对当下无地生存与流动性格的一种否定和一种回归,但实际上却是对流动性生存形成一种肯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无地生存、流动生活的否定,恰恰是通过地点流动本身来完成的,从而就形成以流动否定流动的奇特悖论,结果是使地点流动无尽地再生产下去。同时,“回家”而不是“在家”,“回家看看”而不是“在家呆着”,表明无地焦虑以及流动生存注定了会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从而不停顿地再生产出人们的“常回家看看”这一日常生活欲望。道理很简单:愈是流动在外的游子,对“家”的记忆才会愈益珍视,他们的“常回家看看”的无意识渴望才会因被压抑而变得愈益强烈,从而推演出“常离家生活”又“常回家看看”的互动型生存轨迹,形成流动——回家——再流动的循环圈。诚然,这首歌并没有在字面上特别强调地点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整首歌在其字里行间都在述说着人们的一个日常现实——流动、流动、再流动,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生存体验。无论如何,在《常回家看看》的旋律中,这种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已经推演成为当前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命运和自主选择。这首歌曲让公众在轻松的愉悦中体验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现实,其作为大众文化作品的效果已显露无遗。 流动人口是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居住地发生跨越一定地域界限变动的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了每个人的常住地及其户口登记地,从而统计出全国流动人口已达到1.2107亿,这个统计数字显示了流动人口在中国社会的强大比重,从而为我们理解《常回家看看》得以深入人心的原因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学证明。《常回家看看》的歌词很是普通,它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温情对于流动人口的召唤。它使得很多打算回家看看的人的回家行为变得合理化和合法化,使得本来没有计划或无法回家的人产生出回家看看的强烈冲动,也使得实在没有办法回家的人选择在电话或者在想象中满足自己回家的愿望,同时,它也可能使正在回家路上的人们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中变得充满家庭的温馨。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娱乐趣味。 上面的特征,规定了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使大量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这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大众文化在当代可以集中代表文化的日常性、感性和稳定性,是文化趋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容易自我复制,以至于丧失创造力。 大众文化是否只是具有消极作用?持这种看法的人常常依据如下论点:普通公众完全受到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或暴力强制,无法进行任何反抗。下面一种不同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与法兰克福学派全盘否定大众文化不同,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公众对电视节目可以有三种解码立场。一是统治性-霸权性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意图控制;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可以投射进自己的独立态度;三是反抗性符码(oppositionalcode),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注:斯图尔特·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据西蒙·杜林(SimonDuring)编《文化研究读本》(TheCulturalStudiesReader),伦敦1993年版,第100-103页。)。这表明大众文化决不是铁板一块,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 一个合适的例子是,2001年春夏之交,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这引来全国电视观众的各种各种反应,批评、指责、讽刺、谩骂充斥着网上和其他媒体,这是制作者们始料未及的,也是媒体事前所无法预料的。观众的如此激烈的反对声浪,在中国电视剧的播映史上应是空前的,而各种媒体的重点报道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突出地证明了观众对于大众文化文本解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此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状况。所以说电视剧《笑傲江湖》好,好就好在对制作者意图的抑制和观众能动性的揭示上。这典范地说明,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和反响是复杂多样的,应具体分析,不能单凭制作者意图而断定它的优劣好坏。这同时也可以提醒那些轻视或否定大众文化的人们:公众中有可能蕴藏着对于大众文化进行反抗的能量,而这种反抗并不简单地来自大众文化之外,而就存在于它之中。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本身就可能是自反性的,即它可以自己反对自己、自己解构自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大众文化总想投观众所好,让观众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显得比故事中的人物高明,从而使观众有时可以轻易地看穿制作者的意图或把戏,并站出来毫无顾忌地以常识为武器加以揭露。相比而言,高雅文化文本在语言、形象及其意义等方面要复杂一些,接受起来要艰难一些。 4.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文本是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艺文本。民间文化虽然与大众文化在通俗性和娱乐性方面颇为相似,但却不是像大众文化那样采用大众媒介、按市场行情和流行趣味成批生产的,而是往往与前辈具有传承关系,从日常生活中自发地生长出来,带有自娱特点。普通民众没有多高的文化教养,关注的主要不是知识分子标举的那种个体意识、自我实现欲望,而是日常生活过程及其自娱效果。 南朝民歌《三峡谣》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注:见《水经注·江水注》,引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3页。)说的是早上开船看见黄牛,晚上停船也看见黄牛,走了三天三夜,还是看见黄牛。“黄牛”在这里直接代指“黄牛滩”,是长江三峡西陵峡西边的险滩,滩边峭崖上有石纹如人背刀手牵黄牛,所以得名。《三峡谣》正鲜明地体现了民间文化文本的特点:所用语词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讲究上口易记,注重日常生活氛围的渲染。长达三天三夜的行船生活,本来是可以丰富多样的,但这里却只能在同一时空区域里重复进行,这可以说清晰地显示了船夫日常生活的单调性和重复性。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得出另一层理解:三天三夜的艰难的逆水行船生活,竟然不过是围绕着同一个“黄牛”峭崖进行,终究无法走出“黄牛”的眼界,这难道不是对日常生活及人的命运的一种有趣的发现?这一发现难道不可以给原来单调乏味的行船生活增添一点自娱效果?而吟唱《三峡谣》本身,正可以说是积压在心底的情感体验的激情宣泄。在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宣泄中,吟唱者本人体验到一种轻松和愉快。 民间文化有怎样的功能?恩格斯说得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注: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01页。)民间文化在平时可以在普通民众中起到安定、自娱等作用,而当着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或大众文化分别面临各自的僵化和衰微困境而亟待脱因时,民间文化往往可能成为一种出奇制胜的激活的力量,甚至是革命性力量。 二、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 上述分类只是相对的,而实际上,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总是渗透到这4种文化的具体文本形态之中,而每一种具体文化文本都可能包含其他多元文化因素的互渗,从而形成更复杂多样的文化状况。多元互渗,在这里是指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得不同文化层面之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重视这种多元互渗是重要的。如果只看到文化层面的分别而看不到这种多元互渗,就会把问题简单化,从而无法真正认识文化状况。 例如,主导文化影视作品往往注意吸收大众文化的一些东西。电视剧《导弹旅长》以很大的篇幅去讲述江昊、石志雄等几个主要人物的情感纠葛,以满足普通公众的娱乐需要。高雅文化文本中常常渗透进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元素。王蒙的小说如《季节》系列就充满了主导文化的政治话语。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开篇第一句就写“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话在语言上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的摹仿,而在效果上则试图仿效大众文化去迎合普通公众的阅读趣味。莫言的近作《檀香刑》显然从民间说唱艺术中吸取资源。大众文化中的互渗就更为鲜明。《北京人在纽约》和《不见不散》在结尾都不约而同地让漂泊纽约的主人公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体现了主导文化的制约作用。电视剧《桔子红了》在人物语言、行为举止、服装、布景和音乐等方面都体现出高雅或“唯美”趣味,显示高雅文化已成为大众文化争取公众的制胜法宝。还有一种互渗情况:大众文化常常在调侃的意义上戏拟高雅文化以便取悦于普通公众。 《射雕英雄传》第30回《一灯大师》写郭靖护送黄蓉去寻找一灯大师治伤,一路闯过“渔樵耕读”四大高手中的前三个。面对最后的高手书生,小说这样写道: 黄蓉……见那书生全不理睬,不由得暗暗发愁,再听他所读的原来是一部最平常不过的“论语”,只听他读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读得兴高采烈,一诵三叹,确似在春风中载歌载舞,喜乐无已。黄蓉心道:“要他开口,只有出言相激。”当下冷笑一声,说道:“‘论语’纵然读了千遍,不明夫子微言大义,也是枉然。”那书生愕然止读,抬起头来,说道:“甚么微言大义,倒要请教。”黄蓉打量那书生,见他四十来岁年纪,头戴逍遥巾,手挥折叠扇,颏下一丛漆黑的长须,确是个饱学宿儒模样,于是冷笑道:“阁下可知孔门弟子,共有几人?”那书生笑道:“这有何难,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黄蓉问道:“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你可知其中冠者几人,少年几人?”那书生愕然道:“‘论语’中未曾说起,经传中亦无记载。”黄蓉道:“我说你不明经书上的微言大义,岂难道说错了?刚才我明明听你读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两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瞧你这般学而不思,嘿,殆哉,殆哉!”那书生听她这般牵强附会的胡解经书,不禁哑然失笑,可是心中也暗服她的聪明机智…… 这种“胡解经书”的方式,显然属于当今大众文化惯用的经典戏拟,就是用戏谑的方式拆解经典,造成化雅为俗和以俗戏雅的效果。解读儒家经典以及对对联、猜谜语等,原是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高雅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却以戏拟这一特殊形式移置到现代大众文化文本中,并且与黄蓉和书生等人物的具体生活境遇密切结合起来,既有助于刻划黄蓉和书生的性格或特点,又可以向现代读者显示高雅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这样做,意味着使武侠小说这种大众文化形态趋于“高雅化”,从而可以跨越通常大众文化的水平而进入优秀的高雅文化的行列。事实上,金庸武侠小说具有多面性,既可俗读也可雅读,既可视为大众文化也可视为高雅文化。原因并不复杂:某些优秀的大众文化文本是可以超越通常分类的限制而兼具其他文本特征的。 三、从多元互渗到多元化生 上面只是介绍了一些文化的多元化生的例子。然而,我认为,仅仅有当前的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是不够的。多元互渗当然比“”时那种一元独尊好,因为它尊重不同的文化因子,呈现出开放、进取和活跃的态势。然而,多元互渗毕竟没有进一步梳理出明确的文化价值系统,这就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结构中,哪些文化因子在文化价值系统分别承担着各自的使命? 我以为,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的和合理的尺度组合成一个相互化合和生成的互动结构。我在这里提出有关具体步骤的几点初步考虑: 第一,多元共存。应当承认这种多元共存格局的合理性。这4种文化因子都需要存在,不能简单武断地以此代彼甚至以此灭彼。谁灭谁呀? 第二,各行其道。这4种文化因子各自按照各自的规律和类型特征去发展,各自承担自身的文化功能。 第三,优化组合。在这里,主导文化中的伦理和睦、高雅文化中的个性品质、大众文化中的感性愉悦、民间文化中的群体娱乐等因子,可以着力组合起来并且加以突出,使得我们的文化既注重伦理和睦又不忘群体娱乐,既突出个性性格又注意感性愉悦。当这些多元文化因子在文化中凝聚为一体时,我们的文化是否会逐渐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个性彰显。在如上过程顺利进展基础上,也许可以进一步展望一个目标——这就是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在保证内部多元化生的基础上寻求新型个性特征的彰显。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如何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这种凸显是否可能在21世纪实现? 问题提出来了。我想,有关多元化生的这些考虑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这种探讨对于21世纪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应有益处。我在这里主要是提出这个问题,希望更多的朋友都来关心它。 文学艺术论文:当代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培养 当代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培养 一、前言 随着社会竞争的越来越激烈,社会对大学生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其有较高的专业素质,而且要求其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各高校仅专注对大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缺失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特别是对当代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培养严重不足,影响着大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对此,我国各高校应亟待解决对当代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教育的培养。 二、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教育意义 1、文学艺术修养可能提高大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语言运用能力包括:听、说、读、写四项基本能力,人们通过语言来实现情感交流与传递思想见解,在现实生活中语言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如何提高大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可以通过文学艺术修养来实现,教授学生从文艺作品中获得启发。如文学作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语言素材,作品中具有丰富的词汇、句式及表现方法,学习和欣赏文学作品,学生可以从中获得使用语言文字的技巧,语感得到提高,从而更好的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法与情感。此外,通过分析文学作品,能够让学生掌握立意论证、文章布局等技巧,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学与艺术修养,有助于学生更好的利用文学与艺术传情达意,从而实现更好、更有效的沟通与交流。 2、文学艺术修养可以提高大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丰富的哲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对学生进行文学艺术的熏陶,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激发学生的发散思维,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爱因斯坦曾表示,艺术比知识更有想象空间,利于拓宽人的思维,无限的想象力推动着知识的进化。在实际教学中,将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与科学的逻辑思维相结合,进而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的探究能力与创造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文学艺术修养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 大学生的审美能力是伴随他们文学艺术修养的提高而提高,文学艺术使大学生的审美意识与审美范围逐渐扩大,涉及到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居里夫人曾认为对科学研究与探讨的过程是对美的探寻,而实际上的确如此,理论的研究与技术的创造本身就极具审美情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创造了更多美的奇迹。而对大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实际是指对他们进行职业岗位的审美培养,使大学生热爱自己今后从事的岗位,通过文学艺术修养在岗位中发现美、创造美。 三、当代大学生加强文学艺术修养的策略 1、开设文学艺术课程 文学艺术课程,实质是指鉴赏文学经典作品的课程。在课堂教学中,挑选优秀、经典的中外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与鉴赏,尤其是要将作品中的精神、思想传递给学生,让学生从中获得启发,感受到文学作品的艺术美。同时,在课堂上应让学生积极发言,表达自己对文字作品的理解与感受,从而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对于文学艺术课程的教学模式可以依据学生与学校的具体情况来设置,以自由形式为主,最终提高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 2、编写科学适用的教材 提高大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主要是指拓展大学生的知识视野,使大学生的思想、情感、鉴赏能力得到提高。在编写教材时应注重文理学科的渗透,根据当代大学生现有实际水平编写科学适用的教材,完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注重对人文素质类教材的编写,进而提高大学生对人文知识的兴趣,加强对大学生文学艺术修养的培养。 3、充分发挥校园文化艺术活动的作用 各高校应开展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化艺术活动,营造积极有 趣的文学氛围,开展人文艺术节、沙龙活动(如书法、绘画、舞蹈、歌唱等),社团文化艺术节,举办各种人文、艺术讲座(文学、音乐、美术、电影等)等,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使其主动参与到校园文化艺术活动中,从中收获快乐与知识。同时,在校园环境中也可以营造一种文学气息,如在校刊、黑板报上可以开设文艺专栏,让有才能的学生在上面任意施展才华;在校园建筑中可以增添文学艺术形式,小桥、亭子等都能营造出文学氛围,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 4、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提高文学艺术修养 在教学中提倡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课堂教学中教师已经对学生进行了文学艺术的理论知识的熏陶,所以要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文学艺术等人文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掌握实际应用能力,从实践中使自身的文学艺术修养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使文学艺术修养通过学生的言行举止中表现出来,以展现大学生的整体人文素质与人文魅力。 四、结语 据调查,世界百强企业对当代大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大学生在掌握过硬的专业素质之外,同时还应掌握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因此,我国各高校在人才培养策略上应与时俱进,加强对大学生文学艺术的培养,开设文学艺术课程,开展校园文化艺术活动,让学生得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培养,提高大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使大学生成为技能与素质型的通识人才,进而符合社会的发展需求。 文学艺术论文:数字化时代与文学艺术笔谈--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 【内容提要】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数字化时代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艺术的审美思维、文学创作、语言形象、文学批评等一系列文学课题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都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组笔谈从不同侧面为数字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和理解,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摘 要 题】数字化时代与文学 【关 键 词】数字化时代/文学/审美思维/仿真 【 正 文】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花朵。每个时代都会培育出自己时代所独有的绚丽多姿的奇葩。文学艺术又是时代的镜像。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就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嬗变发展的模型。”[1](p68)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映显出时代,以其独特的神韵和风采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1](p58)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 高科技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多媒体网络的逐渐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一个拥有60亿人口的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化、数字化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都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信息化、数字化使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倘若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要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2](p81)“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2](p90)信息数码图像进入我们的储存、检索、阅读、欣赏、传送的工作平台并显示在电脑的屏幕上,它的快速、清晰、变化多样,给接受者带来了无穷的愉悦和享受。 数与美有着历史久远的关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就把数与美联系起来,将数看作是美的本源,认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甚至整个天空都是一个音乐的音阶和一个数[3](p113-114)。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字化是建立在0-1的二进制的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和审美教育,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古人无法想像的有利条件。它使歌德、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论述的“世界文学”的预言变成了生活的现实。人类在几千年创造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这给作家、艺术家、美学家相互学习、相互对话交流、相互吸取融合,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信息数码图像的创造、掌握与普及,大大有益于读者大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的提高,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又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艺术美以强大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数字化一方面使世界图像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文学艺术这面时代的镜子,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 1.各种艺术的交融性和审美的共通感。这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当今时代,我们经常可以欣赏到由卫星传送,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世界各民族的艺术精品。卢浮宫的绘画、西安的兵马俑、歌剧《茶花女》、悲剧《哈姆莱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电视剧《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等等,通过多种媒体,使艺术的各种成分,如声、光、色、画、语言文字交融成一体,从而给人一种审美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我们单纯在书面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无法获得的。 2.作家和读者互为主体,相互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 作家是创造的主体,读者既是接受的主体,又是参予创造的主体,他可以直接参加到文本的创造过程之中。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关系。多媒体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独语局面,它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真正称得起是复调的、多声部的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的局面。互动性是数字化时代在网上创作、批评、交流、对话的根本特性。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说,“网上的文本使我们有能力进行迅疾的互动。”[4](p166)互动既有同一时间的互动交流,又有不同时间、地点的互动。“非同步的互动在网上的节奏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而不是几天几个月”,这种非同步性的互动,可以在网络上强化混合媒介的冲击力[4](p167)。 3.文学镜像呈现出多维性与立体化的特点。 在电视或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的文学艺术图像本身就是多维的、立体化的。美国学者埃瑞克·戴维斯指出:“电脑、媒体和远程通讯技术正在不断收集、控制、储存和传播着一个日渐庞大的数据流,这无疑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信息空间。这个繁殖力极强的多维空间是虚拟的、网络密集并十分复杂的,是一个广阔而又至高的王国,它是由我们的想象力和技术的表述来调节的。”[5](p114)传统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阅读鉴赏的方式是线性的由点到线到面,而数码图像艺术则是格式塔式的,具有直观性、整体性。由数码图像建立起来的信息空间,不是一维、二维、三维,而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包括时间维度的“四维空间”。图像显示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以四维空间存在着并给接受者以审美感受。20世纪最后两年中,《泰坦尼克号》通过影响、电视、因特网,创造出了艺术领域的神话般的奇迹。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复地叙说着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因撞上冰山而沉入大西洋海底的故事,但都没有产生通过数码图像显示出的泰坦尼克号那样的艺术魅力。 4.超越时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数字化时代,是一个真正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它彻底冲破一切封闭的牢笼。人们能够以超越时空的方式,向地球的各个角落,向宇宙的星空去搜寻知识和传送信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经不是笑语,而是生活的现实。马歇尔·麦克卢汉明确地宣称:“在瞬时信息的时代,时间(按视觉和切分计量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形象的和有周边密封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结束了分割性专门化工作的职责,承担了搜集信息的角色。”[6](p180)现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联合绘制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着手建立“数字图书馆”。这样以来,不仅关于人类自身的基因构成及其谱系,可以为世界各国科学家所共享,推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艺术珍品和全世界的“文化基因库”,同样成了人类共同享用的财富。这对文学创造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福音。 5.数码图像的复制性与仿真性。 数字图像高速、清晰、直接、仿真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复制功能与印刷术、照相术相比,也进入了一个全息、多维、具有创造性的新阶段。在发达国家正在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中,我们看到,它不仅能复制、储存古今中外海量的文化珍品,而且可以制成光盘、vcd、轻便地携带,长久地保存。在复制过程中,适应受众的需要,还可以配上音、光、色、电、图画、语言,生动地表达出艺术作品的高远深邃的意境。如经数码图像复制显示出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的交响乐章等世界文学艺术珍品,比我们仅仅从诗集、散文集和听音乐会得到的审美感觉,丰富得多。数码图像的复制者的具有创新性的制作,自然会在情感上引起受众对作品的共鸣。 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是丰富多样而又迷人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数字化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福音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负面效应,那就会陷入一种新的陷阱。为此,《技术帝国》一书的作者特意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将越来越受制于世界的数字化。”[7](p103)就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讲,有几个问题应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1.复制性、标准化与独创性的矛盾。 文学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独创性。艺术最忌雷同化、标准化、模式化、理性化。爱德华·杨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指出:“独创性作品是最最美丽的花朵。模仿之作成长迅速而花色暗淡。……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添上一个新省区。”[8](p82)杨格认为,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永远无法超越蓝本,因为原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们个个“都是独特无二的:没有两张面孔、两个头脑是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带有自然的区分的鲜明标记。”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泛滥的结果,使文学界不再是独立特行之士的结合,而是一大杂烩,乱七八糟一大群,出了一百部书,骨子里只不过是一部书[8](p95-96)。复制性和标准化是通过数码图像制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9](p84)他还说,“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在数字化虚拟世界中显示出的一幅幅法国卢浮宫保存的艺术珍品,的确非常逼真,然而人们总是还想去卢浮宫亲自欣赏一下大师的原作。因为再好的复制品,也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本雅明称之为“光韵”),无法表达出原作的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具有独一无二的深邃的意蕴。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世界。“技术世界是能相容的标准化的世界,如果没有标准,那么既不能发射也不能传送。”[9](p85)对于网络世界来说,技术的标准化是必需的,对于文艺创作来讲,标准化则是与艺术家追求的独创性相左的。 2.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艺术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矛盾。 数字化世界,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使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因特网之中。从而,“将地球变成了一个互连或者内连的整体,并不断提高其相互依存性的必要过程。”[10](p207)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使民族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同时,又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个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的矛盾问题。数字化的进程,运用的是一种二进制的0-1的世界性的语言。仅从使用的工具来说,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本土化就产生了矛盾。关于这一点,《技术帝国》的作者已经感触到了,他说:“技术标准的复杂化和提高必然意味着:更好,更多!这是技术与文化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文化总是保卫本土的:它总与界限、区域、归属相关联。只有带地方色彩的文化,与地域相关的特性,用自然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根据定义,任何自然语言都不是宇宙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比如二进制语言,0和1的语言。不过自然语言不是由什么人发明的,因此不是技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没有必要一定是可译的:它应该保留某种只能被翻译但并不等同于翻译的东西,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让我们感到难过和痛苦。”[10](p206-207)在数字化世界上,各民族文学的自然语言所保留的诗意的无穷的韵味显然是世界性的技术语言中难以表达的。 3.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 数字化本身是技术理性的结晶。它与被称之为“美育之父”的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教育培养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完美的人是相悖的。在技术理性指导下的技术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中培养的人,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当着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结果,“异化的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有一面,它无所不在,形式多样。”[11](p212)理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而感性和情感的因素则黯然失色。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是没有什么强烈感觉的,只满足于自己干净、简化、经济,也就是吝啬到极点的形象,它会切断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联系。”[12](p119)就现实中青少年喜欢看的卡通片,如《猫和老鼠》、《米老鼠与唐老鸭》等,都是经过数字化处理而创造出来的。它们虽然有其趣味性,但对陶冶青少年的审美情感,则是意义不大的。至于那些含有不健康因素的、格调低下的卡通片,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 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技术帝国》中有一段讲得很好,说:“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第三世界中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都被图像技术逮住了,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很像是环游世界的人的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属于同一个世界,都说着洋泾浜英语。随后,你会发现,在暗处,有一群被遗弃的人,他们想退回到从前的信仰中去……这一意愿中有某种可敬的东西。“[12](p119)在当今世界,真正掌握信息技术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美国。美国不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是掌握信息技术的超级大国。他们利用因特网等信息数码图像技术,极力地在各个领域推行其价值观和新殖民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数字图像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殖民主义文化与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尖锐的冲突,它与美育建设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都是根本不相容的。18世界末席勒发表《审美教育书简》的重要目的,是要消除社会的严重异化现象,培养全面发展的审美的人,技术帝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文化,不是要消除异化现象,而是要进一步制造更加严重的社会异化现象和人性异化现象。 文学艺术论文:浅谈“虚静”思想与文学艺术创作 论文关键词:虚静 无己 游心 大明 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庄首倡“虚静”。这一学说对中国文学艺术有着重要意义。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哲学思想与审美意识结合的理论学说一一虚静说,其形成之后便浓缩并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后经历代文人稚士的生发、阐释、改造、与完善,形成了对中国哲学思想、艺术创作、美学意识具有深远现实意义的理论观念。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当中,“虚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心里概念和人们所追求的思考潜想的至境。我们应该认真梳理老庄有关“虚静”的观点及论述,剥离其中的虚无、迷离的消极意识,进而去研究虚思想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探索艺术创中构思阶段的独特规律。 “虚静”思想是老庄学说的优秀概念,庄子和老子都有相当多的论述。首先是老子对“虚静”和达到这种境界途径的解说。老子为排除外物与杂念的干扰,提出了“致虚极,守静笃”的思想。“致虚极”,强调了惟虚方能容纳万物,使万物自由运行其中。惟虚怀若谷,方能宽宏大度,容人之过,不责于人。“守静笃”,讲的是应专心致志、坚持不懈地守住“静”字不放,这是得道的不二法门。老子认为只有做到这六个字,才能体认到宇宙本原的“道”,才能保持人的心境永远处于虚静状态老子是虚静说之首倡者。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在《人间世》中说:“唯道集虚,虚者,心离也。《天道》中说:“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虚静,就是要达到一种纯洁无杂、忘物忘我的空彻心境,没有这种心境,意会认知深人不下去,甚至会偏离正确方向,走到斜路上去。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虚静状态呢?在《庚桑楚》篇里,庄子写道:“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需则无为而无不为也。mf ai rs 63、这可以说是达到静虚心境的具体条件。如何才能其备这个条件,庄子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无己”,即忘记自己,从精神卜超越个体有限的存在,摆脱一切“物役”达到独立无待。在他看来,“无己”而后才能“无待”。“有己”就会使人意识到自己与外界的对立差异,就会有物我之分,是非之知,形成种种苦闷纷争。所以只有忘记自己,才能保持内心宁静不受外物是非好恶所限制,完全达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忘己之人,是谓人于天”。可见,“无己”实际上就是自我与道的结合。庄子认为这要有个循序渐进的修养过程,为此他又提出了“心斋”“坐忘”的修养方法,以完成这个过程。所谓“心斋”即是一种摒弃情欲,保持虚静的精神状态。庄子认为道是不能靠耳目感官及心智把握的。只有精神保持静态,才能为道归集,悟得妙道,即靠直觉才能认识道。所以他又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免。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人世间)))懂得“心斋”这个道理,心志保持专一虚静,就能达到“坐忘”的境界。“坐忘”,也即彻底忘怀一切,包括自己的肉体、生命,身心完全与道合一。它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修养过程中的最高境界。《大宗师》里庄子通过颜回向孔子讲述自己进步的故事,说明了这一境界。颜回首先忘了仁义,后来又忘了礼乐,最后达到“坐忘”。在庄子看来,要与无限的“道”本体合而为一,人的心灵必需经历儿个阶段的精神修养。首先,要消解人作为生物性存在而与生俱来的生理欲望,使人不做本能欲望的奴隶。其次,要消解知性对于精神的束缚,不让由知识活动带来的是非、得失、荣辱等等烦扰心灵。最后阶段则是能在心灵绝对自由解放中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首先从“虚静”的现实层面来看,文学创作需要高度的投人和忘我的专心专心致志。大家知道,在《庄子》一书中有不少关于技艺的寓言故事。《达生篇》里有四则寓言,分别是“拘楼承绸”“操舟若神”“踏水如履平地”“梓庆削木为糠”。庄子利用这些寓言故事说明“达生”之“道”在于“斋以静心”。尽管这些寓言故事的宗旨是阐明体悟大道的途径,不是讲述艺术创作的方法,但却对人们认识艺术创作的规律有很大的启迪作用。许多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者都把它引申为庄子对于文艺创作问题的见解。这就是说艺术家在创作之初,就应排除庆、禄、爵、赏等一切杂念.甚至“忘吾有四枝(通肢)形体”,以绝对的献身精神投人艺术创作。以高度的审美态度对待所描绘的事物。纯一不杂,恬淡虚无,使自己达到“心斋”“坐忘”的精神境界。这正是艺术创作的最佳状态,这种亢奋的创作态度是收获艺术仕作的基本前提。庄子还强调精神专一,在“询楼承惆”的故事中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因为只有这样,艺术家才能够全身心地进人创作状态,像厄r解牛那样“官知止而神欲行”。在文学创作中,有很多文学家全身心地和自己的故事和人物融为一体,他们和自己笔下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呕心沥血地写出了动人心扉的、独特的典人物,如汤显祖写杜丽娘是如此,写到赏春香还是旧时裳,竟悲痛至极,不能自己,躲在柴草里长哭不止。老巴尔扎克也曾有过山于对自己所描写的人物过于憎恨,一直怠慢了自己的来访朋友,闹出了笑话。 其次,“虚静”中的聚精思索是创作灵感显现的最佳契机。我们知道,老子“涤除玄鉴”的含义,在庄子那里得以继承和发展,提出了“游心于物之初”,即游心于“道”的命题,并予以较为完整的理论阐述。所谓“游心”,是人的心灵在自己内心比界、精神世界中的遨游。“游心”是一种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如果我们再联系到刘腮的“神与物游”,这正是文学构思中的灵感思维。实际上灵感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它是在一种高度亢奋的心理状态下倏然所出现的奇思妙想,是对所久久思索的艺术形象的明晰化的意象产生,在艺术创作中在灵感的支配下会创造出非常新颖独特的艺术形象。如果说灵感现象的到来需依靠什么烟酒之类的刺激,这的确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但是在进人创作时,能够全身心地投人,保持一种专一的、抛却俗务的“虚静”的状态则对于创作灵感的触发有着重要作用。 再次、“虚静”思想是孕育了田园诗的自然美。老庄的“虚静说”直接促使了魏晋六朝美学理想由“错采镂金”向“初发芙蓉”之美的转变,对于魏晋人那种“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的审美观点的形成,产生了不一言而喻的影响。现在,就让我们来观赏陶渊明诗中那清朋的山水画面,恬淡的田园风光: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 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 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 前。暖暖暖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 巅。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 然·(《归园田居五首》之一)。 诗中所描绘的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平淡自然,和融淳朴,充满生机,富有情趣。正是在这种远离了秽浊握凝的官场.摆脱了仕途“尘网”羁累的[eli园生活中,“觉今是而昨非”的诗人庄周化蝶,物我两忘。感受到“复得返自然”的愉悦欣快,悟了“此中有真意”的宇宙人生之理。对道家人生哲学及其艺术精神的深刻解悟,不仅使诗中流溢出超然物外,悠闲适性的生活情趣,而且内涵了自然朴真的艺术精神。 唐代诗人王维颇得道家学说的精髓,在山水诗中描绘了许多带有几分禅意玄思的清逸雅致的画面。如: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斗,山、翠竹、溪水、明月、花鸟……这里是一个多么清静幽美,纯洁无暇的天地,又是一个多么独立而封闭的世界。这种静谧、空灵的无人之境,正是诗化了的物我两忘、与物想冥的庄禅境地!庄子提出“心斋”,“坐忘”;主张主体抛舍自我;禅宗要求破除“法执”,“我执”,这些思想都为王维所接受,并将这种境界融进于自己的诗歌,于是使其《辆川集》及晚年的那些山水作品都闪耀出一种似有若无的禅意玄思.呈现出一种物我冥一,思与境偕的画面。诚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画家、诗人宁采取‘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目既往返,心亦吐纳’的看法,以达到‘澄怀味象’。 此外,“虚静”作为一种艺术欣赏范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庄子认为文学鉴赏与审美的最好心态也是“虚静”。他认为有虚静之心才能看到艺术的细微处;而且只有虚静之心,才能达到鉴赏中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他称之为“大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 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 静,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 将守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我为汝 遂于大明之上矣。” 这种“大明”境界的获得是文学审美鉴赏中的飞跃。人的精神修养通过“忘”的方法达到这样的阶段和境界时,就能够“照彻”,即心境达到一种清明洞彻。经由这种清明洞彻、如日朗照的空明心境,我们才可以见道。“大明”的境界,也是一种“物化”的境界。审美感受中物我合一是普遍存在的。庄子在这里是以莆美的态度体悟人生。当我们进人“大明”,境界时,审美主体便神情贯注地与客体合而为一,欢快白得,不分物我,从而人们在这种欣赏主体与对象的融汇中得到了极高的艺术审美享受。 文学艺术论文:历史教学文学艺术教育探索 摘要: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教育对学科的综合性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而历史本身就蕴含有极丰富的美学元素,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具有浑然天成的优势,提高学生的美学素养和人文素质也成为中专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中专历史教学;文学艺术教育;渗透策略 中专历史教学作为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增长历史见闻的重要途径,不仅能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更能让学生从历史中体会美好品德和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再加上历史作为一门人文性学科,其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气息和古典艺术内涵,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好文学艺术教育,能够增强学生对艺术文化的鉴赏能力,增强学生的全面素质。但在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难点,要想历史教学达到素质教育与文化教育的同步发展,就要解决这些问题。 一、中专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难点 1.历史教学中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 历史教学中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是中专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重要难点。在传统的中专历史教学中,课程要求及安排均以学生掌握历史事件和发展过程、重要意义为主,不曾要求过掌握其中蕴藏的文化知识,因此中专历史教学养成了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的习惯,这些习惯的长期使然致使中专院校和学生也忽视了历史课程中文学艺术的教育重要程度,因此在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过程中,必将遭到学生的心理抵触。 2.传统历史教学中的资源、教师素质难以满足文学艺术 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的难点还包括传统历史教学中的资源、教师素质难以满足文学艺术。由于长期对历史课程中文学艺术教育的忽视,现有的中专历史教学资源均以普通教育为主,甚少配置对于文学艺术的解析和欣赏书籍及其他资源,再加上教师对于历史课程的学习也以普通课程要求为主,其自身的文学艺术素养也满足“为学生讲授历史文化及古典艺术”的要求,这对文学艺术在历史教学中的渗透也造成了阻碍。 3.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所致的渗透问题 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也对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带来了问题。文学艺术本身具有知识丰富、头绪繁多、难以理解和认识的特点,这些特点导致了文学艺术的学习必定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而在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的课时和教学详细程度难以达到文学艺术的学习要求,这也给文学艺术在历史教学中的渗透带来了难度。 二、中专历史教学渗透文学艺术的策略探索 1.加强情感价值教育,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 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是用生命铸成的,其中蕴含的精神和文化艺术气息能够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丰富学生的情感,让学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课程中蕴含的文学知识,有利于学生的情感价值培养和对文学艺术的深入了解。例如,在学习《民国时期的新疆》时,老师可以利用《义勇军进行曲》《命运交响曲》等文学艺术作品辅助教学,激发学生对于生命的渴望情怀和对于民族统一和谐的仰慕之情,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价值。 2.培养正确审美价值,树立学生的高尚审美观 艺术对于学生成长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让学生能够在历史教学中体会文学艺术的价值,提高学生懂美、认识美的素质,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价值、树立学生的高尚审美观,让学生能够更准确地认识到历史课程中的文学艺术之美。例如,在学习《清代新疆》时,教师可以利用《虎门销烟》《圆明园》等纪录片让学生体会林则徐的爱国情怀以及中国古典艺术的魅力,加强历史教学中对文学艺术教育的渗透。 3.注重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 注重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也是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的策略。艺术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利用文学内涵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和健康人格。例如,在学习《隋唐时期的西域》时,可以通过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的“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等情怀可以让学生体会我国古代文人正直的情怀,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品质。 综上所述,在中专历史教学中渗透文学艺术教育,能够提高中专生的文学艺术教育时长和效果,有利于提高中专生文学艺术素养,但在渗透教育过程中还存在历史教学中淡漠和忽视文学艺术、传统历史教学中的资源和教师素质难以满足文学艺术、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所致的渗透问题等难点,教师可以从“加强情感价值教育”“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培养正确审美价值”“树立学生的高尚审美”“注重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等方面下手,逐渐在历史教育中达到文学艺术渗透教育的目的。 作者:方兴海 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性质思索 本文作者:陈萍 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轻工职业学院基础部高级讲师 优秀、健康、向上、有意义的音乐作品可以唤起人们的美感,具有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激励奋进、完善人格的作用。音乐是人的感情的形象。不同的乐曲表达不同的感情;不同的人欣赏同一乐曲,可以产生不同的情感形象。《吕氏春秋•本味》:“(俞)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1]453一曲《高山流水》,讲述了一个善于创造感情形象的俞伯牙和善于感受感情形象的钟子期的故事。后人依此而作,演绎出知音难觅:“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2]9这是明朝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开卷《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所写的几句诗,音乐之文学性与文学美凸显。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发生在东晋时期,有文字资料记载是在唐朝。一千多年以来,这个美丽、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基本上是在民间,以语言讲述的方式,口口相传;后来虽然以戏曲的形式搬上了舞台,但也仅仅为中国人所熟知。直到1958年,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陈钢与何占豪,依据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共同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用音乐的形式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也有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依据文学故事而产生的音乐名曲,其中的文学性与文学美,不言自明。一曲《二泉映月》既饱含了民间艺人阿炳辛酸苦难的生活经历和在黑暗中盼望光明的热切愿望,也抒写了阿炳对艺术的执着和热爱。只要听到《二泉映月》,就仿佛可以看到流落街头的阿炳那踽踽独行的身影,就仿佛可以听到阿炳对光明生活渴望的如泣如诉。听到耳中的是音乐,浮现眼前的是动乱的社会、凄苦的生活、人情的冷暖、世间的沧桑以及艺人的聪颖和学习的刻苦。无论岁月怎样变迁,社会如何发展,能够让中国乃至世界人民记住阿炳的,是这首经久不衰的音乐绝唱。这正是音乐艺术体现出来的文学性和文学美。“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是一首题为《送别》的歌词。日本人曾经依据该曲填词作为电影《啊,野麦岭》的插曲,这也是中国大陆电影《早春二月》和台湾电影《城南旧事》的插曲或主题曲。《送别》带有中国古代旧体诗词的痕迹,遣词造句功底深厚,语言精练,感情真挚,意境优美典雅,淡淡的哀伤蕴含着中国文化的传统审美意识和对人生的感怀,韵味含蓄隽永。其实这是中国音乐家李叔同依照美国人约翰•P.奥德威所作歌曲《梦见家和母亲》之曲而填的词,虽不是原创作品,但文学性很强,诗意深远,且刻画得细致入微。由此可知,从音乐歌词的作者到歌词内容无不具有着强烈的文学色彩。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欧洲盛行的一种被称作“艺术歌曲”的抒情歌曲,其歌词大多采用著名诗歌,内容丰富,结构精致,侧重表现人的内心世界,音乐与原诗的抑扬顿挫紧密结合,曲调表现力很强。 如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给席勒的诗歌《欢乐颂》所谱之曲,成为他第九交响曲的主要部分;舒伯特的作品大多采用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诗为歌词,如《野玫瑰》《春天的信念》等。中国作曲家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原词作者是刘半农,歌词共分四段,通过对各种自然景色的描绘和比拟,形象地揭示了歌中主人公丰富、真挚而又复杂的内心感情,洋溢着热爱祖国、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高尚情操,表现了“五四”时期新青年向往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情感。作曲家赵元任在深刻领会歌词含义的基础上,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想象力和娴熟的作曲技能,更为歌词增添了光彩。近一个世纪以来,这首歌曲一直传唱不衰。贺绿汀依据端木蕻良的诗词创作出的《嘉陵江上》,叙事抒情相结合,旋律流畅、激愤、深情,文学意味深长。除此之外,国内外还有不少借用他人诗歌谱曲而成的歌曲,这些歌曲大都已经成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或者定为声乐教材,其审美品格追求更高的境界和独特的神韵,崇尚个性和感情的自由抒发,表现人物内心世界更加细致入微。因此,直抒胸臆也好,寄情山水也罢,其生命力更加旺盛,艺术性更加强烈,文学性与文学美也更加突出。 音乐艺术中有一种歌叫顶真歌,它的起承转合与中国诗歌中的顶真诗一样。中国顶真诗前一句的末尾字词与下一句的起始字词相同。而在顶真歌曲中,前一句的末尾音调与后一句的起始音调相同。例如《沂蒙山小调》,为了把声音传远,有个长腔,后常用的一种方法,叫作“鱼咬尾”,其实与文学创作中的“顶真格”非常类似。如李白的《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罗衣,白云堪卧君早归。”[3]267采用歌体形式来表现隐者似白云般的高洁和高尚的隐逸行动,以及作者倾泻奔放的感情。使用顶真格,“具有民歌复沓歌咏的风味,增加了音节的流美和情意的缠绵,使内容和艺术形式达到和谐的统一”[3]268。顶真诗具有回环跌宕的旋律美,朗朗上口,便于记忆;顶真音乐亦具有顶真诗的特点,既可以使音乐旋律回旋悠长,表现深邃的意境和韵味,又便于演唱。由上可知,无论是循曲填词,还是依词谱曲,抑或词曲同作,都和文学密不可分;音乐艺术从形式到内容,都和文学有不解之缘。词曲作者与表演者较高的文学素养,使得音乐艺术体现出鲜明的文学性和突出的文学美特色。 舞蹈艺术的文学性与文学美 舞蹈是肢体语言写就的文学作品,是有音乐伴奏的,以经过提炼、组织、美化了的有节奏的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反映生活审美的艺术。舞蹈通过创造出可被人感知的生动的可观形象,表现人们深刻的思想、细腻的情感、鲜明的性格,表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和冲突,表达舞蹈者与舞编者的审美情感和理想。在舞蹈这个广阔的艺术天地里,无论种类、样式、风格有多么不同,无外乎生活舞蹈和艺术舞蹈两大类,其作用和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和心理需求,表现社会生活,反映人们的思想感情。从受众角度来看,舞蹈是一种综合了听觉、视觉的表演艺术。舞必有乐,凡乐可舞,舞乐皆诗。《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4]157这说明古代舞蹈产生时便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学艺术是人类对自然、社会的感受和表现,因此它是形象的、具体的、可感的,其特征是以形象来思维,而舞蹈艺术是以形象来表现的。但舞蹈作品同样需要舞编者不断地从文学思维中汲取丰富的“营养”,适时合理地吸收转化,运用文学思维空间中的“叙事性”“倒叙性”“插叙性”等思维方式,以及想象、对比、夸张、虚实结合等表现手法,研究探索并编导出具有独特思维方式和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p#分页标题#e# 而舞蹈表演者也只有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才能正确领会舞蹈作品中的深刻内涵,从而准确完美地加以表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舞蹈、舞剧作品的优劣,是由其自身的“文学性”所决定的。生产、生活、祭祀、娱乐以及与之相关的包罗万象的大自然等都是文学表现的内容,而舞蹈主要表现的也是生产、生活、民俗、祭祀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因此,常见的中外舞蹈,诸如习俗舞蹈、祭祀舞蹈、社交舞蹈、自娱舞蹈、教育舞蹈等,不管是探戈、仑巴,还是爵士、恰恰;也不管是独舞,还是群舞,只是舞蹈的划分方法不同,归类不同,种类有别而已。虽然它们的名称不同,但内容都是相近或相同的。有些文学源于舞蹈,有些舞蹈起自文学。伟大诗人屈原的华章《九歌》便是诗人对楚国祭神歌舞的再创作,芭蕾舞剧《白毛女》则是先有文学故事,后拍成电影,然后才编导成芭蕾舞的。 舞蹈欣赏,就是观众通过舞蹈作品中所塑造出的舞蹈形象,具体地认识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人物的思想感情,以及舞蹈作者对这种生活现象的审美评价,是人们观赏舞蹈演出时所产生的一种与作品内容共鸣的精神活动,并且是一种审美的精神活动。这种审美活动取决于舞蹈所体现的文学性与文学美。自然科学追求真,社会科学追求善,文学艺术追求美。孔雀的开屏,猿猴的攀爬,鲜花的绽放,草木的摇摆,无一不是它们诱人美丽的舞蹈表演,都是美的表现。艺术在展现美,展现一种文学性的美。舞蹈是在用肢体语言尽情完美地展现文学性与文学美,以起到赏心悦目的教育影响作用和娱乐效果。 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被人们公认为最好节目的《千手观音》,是那些身残志坚的姑娘用生命的感悟创造出的完美艺术。她们用婀娜优美的身姿和天使般的微笑,表现了真善美的民俗特色和厚重的文化内涵,荡涤了深藏在人们心中的浅薄、浮躁、纷乱、烦杂的欲念,体现的正是许多文学作品所倡导的广施爱心、弃恶从善、人际和谐、社会安定的精神内涵。大型组舞《黄河》表现了具有历史典型性与深刻性的中华民族的魂魄;群舞《黄土黄》以夸张变形的体姿、鲜明强烈的节奏,体现了西北人的雄浑和粗犷;《一把酸枣》舞出了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封建制度对年轻生命和美丽爱情的无情扼杀,以死亡鞭挞了旧社会的腐朽与罪恶。这些舞蹈,无论是反映过去,还是反映现在,抑或是表现对未来的渴望,都深深地蕴含着感人肺腑、撼人心魄的文学性,都有助于人类认识自己,完善自我。因为“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在帮助人们认识生活的同时,也教育人们对生活采取正确的态度和看法,培养人们美好的道德情操,促进人们奋发向上”[5]361。 综上所述,各种艺术永恒的生命魅力,应该得益于它高远的意境美、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独到的个性特色,而这些恰恰都包含有毋庸置疑的文学性和文学美。无论是艺术创作者,还是表现者,抑或是艺术作品,都与文学相连,与美相依。因此,文学与音乐、舞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联系密切的艺术形式,是竞放在艺苑的瑰宝。 文学艺术论文:传统文学艺术发展思路 本文作者:杨保健 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一、“风”、“骚”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 在中国文学史上,人们往往将“风”、“骚”并称。“风”指《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诗经》与“楚辞”各以其卓越的思想、艺术成就和鲜明的特色,成为我国传统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典范,影响深远。虽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概念源于西方,歌德和席勒在欧洲文艺思想史上首次明确提出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原则区别,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大主要倾向在世界各国的文艺实践中可谓源远流长。我国文学史上,相传作于皇帝时代的《弹歌》,写原始人的狩猎活动,已显示了用诗歌描写现实的意向,可以说就是现实主义的萌芽。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座光耀千古的里程碑。《诗经•国风》中的民歌和《大雅》、《小雅》中的文人讽喻诗,以其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批判现实的创作态度和语言简洁、比兴巧妙、描写生动、文风朴素的艺术表现特征,为后代文学(尤其是诗歌)所师法。两汉乐府民歌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P1576)与《诗经》民歌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2](P5)一脉相承。汉末建安及曹魏时代的创作,被誉为“汉魏风骨”或“建安风骨”,是我国文人诗歌出现的第一次现实主义高潮。北朝民歌发扬了《诗经》“风”诗传统。到了唐代,陈子昂明确反对齐梁诗风,倡导“汉魏风骨”,随后产生了杜甫、白居易两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宋代以后,历代都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诗人和诗作,如宋初的王禹、金元之际的元好问等。元、明、清三代,代表我国文学主流的是戏剧和小说,关汉卿的杂剧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的现实生活,曹雪芹的《红楼梦》则是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又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 如果说现实主义侧重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加以描写,客观性较强,那么,浪漫主义则对现实不作精确的描绘,而往往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表现生活的理想,主观性较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可上溯到上古神话,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所创作的“楚辞”体作品,则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高峰。屈原的代表作《离骚》融会神话素材,创构奇特情境,以高昂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表现对进步理想的执著追求。鲁迅称其“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3](P370)汉代,首先继承屈“骚”传统的是贾谊。汉末建安时代曹植的创作浪漫主义倾向突出。曹魏正始时代阮籍的《咏怀诗》、西晋左思的《咏史》、六朝鲍照的《拟行路难》、北朝民歌《木兰诗》、南朝民歌《神弦曲》都是有名的浪漫主义作品。唐代许多诗人都能自觉地继承屈原的传统,盛唐大诗人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4](P282)是屈原之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突出代表。中唐的李贺,杜牧《李贺集序》称之为“‘骚’之苗裔”。[5](P186)宋代的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或高旷清雄,或雄奇悲壮,对浪漫主义各有发展。元、明、清时期,浪漫主义主要体现于戏剧、小说,尤其是吴承恩《西游记》神魔世界的幻想和蒲松龄《聊斋志异》花妖狐魅的奇思,代表了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二、“诗言志”、“诗缘情”与重表现、重抒情的传统 与西方文学重“再现”相比,中国传统文学具有明显地重“表现”的特征。“诗言志”说最早见于《尚书•尧典》,朱自清《诗言志辨•序》认为这是中国文论的“开山的纲领”。[6](P3)先秦时期,“志”的内涵一般指政治上的理想抱负,但战国中期以后,“志”的含义已经有所泛化,思想、意愿与感情等,均可用“志”来包括。儒家诗论中,特别注重“言志”,并与政治教化相结合,如《荀子•儒效》说:“《诗》言是,其志也。”[7](P52)汉儒《毛诗序》讲:“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7](P63)汉儒也看到“情”的作用,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出于政治教化的需要又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到西晋陆机的《文赋》,则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7](P171)《文赋》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作品”,[7](P185)其“缘情说”在文学史上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多处将“志”(理)与“情”并举:“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8](P19)(《征圣》)“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8](P256)“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8](P288)(《情采》)等等。刘勰还进一步将“情”与“志”或“情”与“理”合起来用,如:“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8](P294)“必以情志为神明”。[8](P378)“言志”、“缘情”之说,既反映了中国诗歌创作的实际,又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学重“表现”、重“抒情”的总体特征的形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国传统诗歌又以抒情诗占主导地位,表达诗人的心志,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深切感受,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描摹客观现实上,这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突出特征。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经》民歌,到“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从“慷慨悲凉”的建安文学,到我国古典诗歌黄金时代的唐代的诗歌,莫不如此。这些作品都既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又体现了作者的个性。如有“诗圣”之称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其诗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由盛而衰的转变过程,号称“诗史”,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不止诗歌,以叙事为主的元杂剧和明清小说也具有表现性的特征,有着极强的主观性和抒情性。如《红楼梦》作者自题:“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9](P5)这“泪”和“痴”正是作者情感的凝结。 三、文学形象创造的“形神兼备”传统 “形神兼备”,即精确描绘外在的形貌和充分展现内在的精神,这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形象创造的独特原则。历史上较早谈论形神问题的是庄子,他所说的形、神是指事物的精神实质和表现形式。在庄子看来,一个人其形体是存是灭、是美是丑,都无所谓,关键是其精神能否与道合一,达到自然无为,所以人应当做到“外其形骸”,[10](P103)而不拘泥于物。庄子还在《养生主》、《德充符》等篇以公文轩见右师、卫人哀骀它、支离无等一系列故事,说明形残而神全,并不影响其真美,真正的美在神不在形。可见,庄子的形神观有片面强调神而否定形的作用的倾向。汉代《淮南子》论及形神问题时对庄子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强调以传神为主而不否定形的作用,并把这种观点用来衡量艺术创作。《淮南子•说山训》讲:“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11](P1139)这里的“君形者”指的就是神。在此基础上,东晋画家顾恺之提出绘画理论上的“传神写照”说,并指出人物画的“点睛”非常重要,“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12](P721)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还记载了一个“画龙点睛”的故事:南朝画家张僧繇在金陵安乐寺画了四条龙,但一直不画眼睛,说画了眼睛龙就会飞走,人们不信,一定要他画,结果他刚点了两条龙的眼睛,就雷电交加,两龙破壁而飞,没点睛的两龙仍留在壁上。形神问题在诗论、文论中也引起重视。唐代大诗人杜甫多次以神论诗:“草书何太古,诗兴不无神”;[4](P279)“挥翰绮绣扬,篇什若有神”;[4](P682)“义方兼有训,词翰两如神”。[4](P850)晚唐司空图从诗歌创作角度,明确强调重神似不重形似。北宋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13](P351)认为重在传神上,诗画一致。他还在《传神记》中发挥了顾恺之的“传神写照”说,指出必须写出“得其意思所在”[13](P909)的形,才能传神。总之,神比形要高一层,但没有形就不能传神。要达到神似,就必须把握对象的主要特点,找到其最能体现精神实质的形态特征,并加以充分描绘,才能传对象之神。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对意境的追求,体现了形象创造上形神兼备的要求。中国传统戏曲、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刻画,如《水浒传》中的林冲、武松,《红楼梦》中的宝、黛和王熙凤以及《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等,更体现了形神兼备、以神为主的美学原则。#p#分页标题#e# 四、文学形式的多样性传统 现代文学理论将文学体裁分为四类,即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中国传统文学体裁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四类体裁俱全,并都蔚为壮观,而且表现在各种体裁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征。诗歌是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从原始人的以二言为主的歌谣,到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的出现,是中国诗歌的一大飞跃。《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回环复沓的结构形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和谐的诗歌韵律等,都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战国时代,以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的出现,可谓“郁文突起”。楚辞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其篇幅的扩大、诗句的长短错落以及鲜明的楚国地方特色,都使它具有独特的风貌,特别是屈原《离骚》的出现,使我国文学史上有了堪称宏伟壮丽的诗篇。两汉乐府诗不仅标志着叙事诗的成熟,而且出现了完整的五言诗。汉末的《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此后,五、七言诗一直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主流。到了唐代,古体诗(包括五言、七言、乐府歌行)、近体诗(包括五、七言律诗、绝句)竞相辉映,各种诗体蔚为大观。唐代还产生了以长短句为特征的新的诗歌样式———词,经晚唐五代的发展,到宋代终于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词之后,金元时代又出现了曲。人们常说的元曲,包含两种文学体裁,一是杂剧,一是散曲,后者是又一种新的诗歌样式。 散文的萌芽可追溯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我国最早的成篇散文保存在《尚书》(即《书经》)中,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散文的形成。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百家争鸣,散文创作出现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的散文可分两类;一是以说理、议论为主的诸子散文,一是以描写历史人物、记述历史事件为主的历史散文。后代的散文虽体式繁多,但论说与记叙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汉代以后散文逐渐骈化,出现了骈文。魏晋南北朝骈文占据文坛主导地位。骈文中虽也有佳作,但总体说来过于讲究形式。到了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北宋欧阳修、苏轼等继承韩、柳传统,唐宋古文八大家把散文创作推向新的高潮。其后,传统散文一直沿着古文与骈文两条线发展,此起彼伏,互为消长。清代,桐城派古文贯穿始终,影响颇大。汉代出现的赋,是一种特殊的文体。从汉初的骚体赋,到汉大赋,再到东汉后期的小赋,乃至魏晋南北朝的骈赋,唐朝的律赋,宋朝的文赋等,赋这种文体形成了独特的演进过程。小说虽可溯源于上古神话,而文学史家多以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作为中国小说的开端。这时的小说正如鲁迅所说大多“粗陈梗概”,[3](P70)简单记述。唐代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成熟阶段。唐传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3](P70)在人物描写、结构布局、情节安排等方面都有很高成就。宋元话本的出现是小说史上的又一大变迁,从此有了白话小说。话本中的讲史话本,也叫“平话”,是章回体长篇小说的滥觞;小说话本,常常被称为小说,也称“短书”。从此,我国小说沿着文言、白话两条道路发展。元末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出现标志着章回小说的诞生。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的高峰;曹雪芹的《红楼梦》代表了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中国古代戏剧因素出现很早,而元杂剧则标志着古典戏曲的成熟。元杂剧的基本结构是四折一楔子,主要由曲词、宾白组成,形成了韵、散结合,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奠定了中国戏曲的基本模式。元末杂剧衰微而南戏逐渐定型,高明的《琵琶记》标志着南戏的成熟。明代南戏演化为传奇,成为明清时代的主要戏曲形式。 五、文学风格的丰富性传统 风格,是古今中外许多文学理论家都曾探讨过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大致说来,风格与民族、阶级、时代、流派以及作品的体裁、题材有关,更与作家的个性有关,体现在作家的作品中。中国古代文学形成了丰富多彩、令人眩目的风格。从时代而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8](P408)不同的时代,形成不同的文风。《诗经》民歌的朴素自然,楚辞作品的弘博丽雅,汉赋的铺张扬厉,建安文学的慷慨激昂,齐梁诗风的绮靡浮艳,以及王国维所说“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14](P1)等,都是不同时代不同文学风格特征的突出表现。从流派而言,不同的文学流派,有着不同的追求。盛唐边塞诗人大多描写塞外奇异风光,抒发将士乐观豪情,诗境壮阔,诗风浪漫豪放;山水田园诗人则描写山光水色,表现农家生活,以隐逸为怀,诗风淡远优美。中唐新乐府运动主张为时为事,反映民生疾苦,以通俗易懂为尚;韩孟诗派则往往通过抒写个人遭遇反映现实,追求奇崛险怪。宋代婉约词人多以男女恋情、羁旅行役为题材,讲究音律,本色当行,词风委婉含蓄;豪放词人“以诗为词”,扩大词的题材,突破音律束缚,风格豪迈奔放。其他如建安时代的“三曹”、“七子”,魏末的“竹林七贤”,初唐的“四杰”,宋代的“江西诗派”、“江湖诗派”、“辛派词人”、“格律词派”,唐宋“古文八大家”,明代的“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文采派”、“格律派”,清代的“性灵派”、“神韵派”、“桐城派”等,也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 以作家而论,“才性异区,文辞繁诡”,[8](P261)作家的不同创作个性,形成了作品风格的差异:《孟子》善譬好辩,气势充沛,《庄子》想象丰富,奇幻浪漫;屈原《离骚》驰神逞想,宏伟壮丽,宋玉《九辩》深情绵邈,哀愁凄怨;曹操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陶渊明诗风平淡而醇美,王维作品清新而淡远;李白自然、豪放、飘逸,杜甫凝炼、顿挫、沉郁;白居易通俗易懂,李商隐朦胧难解;韩(愈)如潮,柳(宗元)如泉,欧(阳修)如澜,苏(轼)如海;苏轼与辛弃疾词风同为豪放,而一高旷清雄,一悲壮沉郁;关汉卿“自铸伟词”,[14](P103)本色生动,王实甫才情富丽,文辞华美;蒲松龄《聊斋志异》搜奇掘异,以神鬼狐妖映射社会现实;曹雪芹《红楼梦》如实描写,以如椽之笔刻画人情世态……中国传统文学历史悠久,成就辉煌,且有其独特的文化性格和思想艺术传统,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一大宗弥足珍贵的遗产。认真研究和梳理传统文学的思想传统和艺术传统,并加以扬弃,无疑有益于当今的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p#分页标题#e# 文学艺术论文:谈历史文学艺术想象 一再造隆想象与创造性想象 本文所说的历史文学想象,按心理学的观点“就是我们的大脑两半球在条件刺激物的影响之下,以我们从知觉所得来而且在记忆中所保存的回忆的表象为材料,通过分析与综合的加工作用,创造出未曾知觉过的甚或是未曾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过程。”〔‘〕由于想象致力于“未曾知觉过的甚或是未曾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所以它比之于联想更具创造性,在整个历史文学创作过程中也显得尤为重要,向来作为作家进行思维活动的主要形式和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至今我们见到的历史文学作品,包括自诩为“无一字无来历”的冯梦龙和蔡东藩的《东周列国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在内,可以说没有一部是没有想象参与的。据说有人统计过,郭沫若的十八部史默包括取材于历史的诗剧)共创造了120多个艺术形象,其中28个便是作家通过表象为材料,想象创造出来的。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以“致辞者”的名义说过一番传诵千古的精彩言词:“在座的诸君,请原谅吧!象咱们这样低微的小人物,居然在这几块破板搭成的戏台上,也搬演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难道说,这么一个‘斗鸡场’容得下法兰西的万里江山?还是我们这个木头的圆框里塞得进那么多将士?……让我们就凭这渺小的作用,来激发你们庞夭的想象力吧。……把我们的帝王装扮着象个样儿,这也全靠你们的想象帮忙了;凭着那想象力,把他们搬东移西,在时间里飞跃,叫多少年代的事迹都塞在一个时辰里。”以一个“斗鸡场”之大的舞台,容纳法兰西的万里江山,把帝王“搬东移西”,让其“在时间里飞跃”,这就是想象的特点,也是想象的功能所在。历史文学的想象按其内容的新颖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不同,可以分为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两类:“再造想象是根据词的表述或条件的描绛图样、图解、说明书等),在头脑中形成这一事物的形象。创造想象不依据现成的描述而独立地创造出新的形象。”仁“〕在历史文学创作及欣赏中,这两类想象各有侧重,同时又互相联系,彼此渗透。 再造想象可以以《三国演义》为例。这是因为这部作品七实三虚,虽有不少人事对史实作了超越式处理,但总体来看,其故事情节的基本框架和人物形象的基本貌态多来自历史,是在历史原型基础上加工创造的。题材对象对作家的想象活动具有客观的制约性,并且规定着他想象的范围和内容。当罗贯中对现成历史素材之在头脑形成的种种表象进行分解、综合处理时,他虽然也动用了作家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知识积累、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去加以领会、体验和补充,不只是对对象本身进行简单接受和原封不动的复制;但是,作家在综合转化时,着眼点却放在一个固定的历史对象身上,他通过对表象的综合在脑中再造出来的形象,与已有历史对象是基本相近或一致的。小说中六次重大战役:十七镇诸候讨伐董卓、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诸葛亮征南夷的所谓七擒七纵和六出祁山即北伐曹魏,除六出祁山历史上是二出祁山、五出汉中以外,大都符合历史记载。且以作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来说,历史原型到文学典型,经过了历代艺人和作家的再创造,两者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形象的主要经历和思想性格的基本方面,包括政治思想军事观点、用人路线、治学态度、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等等,也都符合和接近历史原貌。即或是改动最大、被不少人视为“歪曲”了历史真实的曹操,他的“奸诈”一面的塑写,在历史上也有很多史料可凭,作家只是作了强化突出而已,并非纯粹无中生有。冯骥才在谈《三国演义》等作品的人物塑造时说,把历史人物作为主要人物放在前台表现,这“有如填词,只能在规定的字句和韵脚里创造。”闭用“填词”一词来形容和概括再造想象并不妥当,但确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再造想象的性质和特点,这就是它必须根据历史原型的规定来展开想象,契住题材对象的基本属性进行再现组构。为此,再造想象的成功与否,与作家选取的题材对象是否鲜明生动、丰富多彩常常关系极大。 创造想象虽然也来源于客观历史,要以历史中获得的表象作为基础,但由于它的表象运动方式不是对已有某一固定客体对象再现式的重造,而是出自对不同对象或多个对象此一部分、彼一部分抽取复合的表现性的改造,所以往往具有极大的自由性、能动性、创造性,是历史文学创作构思活动中最重要的心理因素之一。创造性想象是多个客体的一种创造性的综合,它的“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鲁迅语)这是根据典型化原则的一种新的合成创造。例如姚雪垠《李自成》中的红娘子,就是作者创造想象的产物,明末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人物。作者写她,实在不是有什么历史依据,他只不过按照可然律、必然律对多个历史对象的表象单位加以集中典型罢了:“虽然红娘子是一个莫须有的人物,但是自新莽时代直到清代,妇女参加农民起义的史不绝书,而有些妇女竟是起义的发难人和领袖,这就给我提供了塑造红娘子的历史基础。”〔峨”历史文学中的虚构性人物的塑造,其思维活动的形式,都可归属于创造性想象的范畴。不仅如此,创造性想象在进行表象分解、综合的实践过程中,还常常对原有客体对象作富有意味的夸张和形变,以期造成奇特、独创的审美效果。此一特点之作,罗丹的雕象“乌谷利诺父子挨饿”可谓一绝。这是这样一种景观:暴君乌谷利诺父子被起义者囚禁在高塔里活活饿死,他的一个小儿子刚断气,另一个还在凄惨地挣扎;乌谷利诺对儿子的哀号充耳不闻,却伏在已死儿子的身上,准备用尸肉充饥,但是又下不了口,瘦削的脸孔在抽搐,内心深处兽性和人性正在进行剧烈的格斗。罗丹这座雕象,是在看了法国加尔波同题材的雕象后才创作的。加尔波的雕象,刻画的是另一种景观:乌谷利诺的两个儿子已经饿死在他身旁,他肝肠寸断,呼天号地。罗丹叹息加尔波糟蹋了这个惊心动魄的题材。他用自己成功的实践将加尔波的创作大大提高了一步。而罗丹这所以如斯,他的秘诀正是因为充分发挥了创造性想象强调甚至夸张客体特征的缘故。 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对于历史文学创作及欣赏,都同样重要。它们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时候不仅在具体一部作品,就是在具体一个情节、具体一个人物的描写上也往往兼而并用,互相胶合在一起,纯而又纯的再造想象或创造想象是很少的。这一点,我们只要举一个极简单的例子:中国历代绘画中的不知有多少人画过的“屈子行吟”、“昭君出塞”、“竹林七贤”、“渊明采菊”、“太白醉酒”、“东坡泛舟”等等,但除了仿制,从来不会有两幅画完全一样。这些画,从根本类型上说应属于再造想象,然而它们却又或多或少地参用了创造想象,得到了创造想象的有益补充。自然,无论何种想象,它们只是思维形式差异的标志,彼此与作品的价值没有必然的联系。近来有的同志根据史实含量多少来对新时期历史文学归类时,有意无意地贬再造性想象而扬创造性想象,似乎历史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务虚含实、只虚不实。虚的含量愈多,作品价值愈高;反之,价值就愈低。且不说这样的概括不符合历史文学实际,就是从想象的本体角度看也解释不通。这实质上是将思维形式和艺术价值混为一谈,简单划上等号。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注视,当作家在进行这两种想象活动时,他们面前确也有着一个容易失足的陷井值得警惕。#p#分页标题#e# 对于再造想象来说,审美化的问题是可以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鉴于再造想象是以现成的历史素村为依据,表象运动方式是对某一固定对象的复归为趋向,故也常常使一些庸常和好走捷径的作家无意滋生了“吃现成饭”的惰性思想。中国明清以降的历史小说在这方面是有深刻的教训的。经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不是把再造想象纳入“审美化”的机制而是纳入“史学化”的轨道,结果再造想象就蜕变成了简单的“补史”而失去了形象思维的特性,出现了鲁迅所批评的,’大抵效《三国志演义》而不及,虽其上者,亦复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故既拙于措辞,又颇惮于叙事”的通病。〔5〕西方也有类似的问题。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就曾引证当时悲剧诗人即广义上的历史文学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观点:“悲剧中,诗人们却坚持采用历史人名,理由是:可能的事是可信的;未曾发生的事,我们还难以相信是可能的,但已发生的事,我们却相信显然是可能的;因为不可能的事不会发生。”这些悲剧诗人完全是用历史头脑考虑再造想象问题,他们的思想还仅仅仃留在依赖史实、吃现成饭的级次上。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有些论者在引用为亚氏引证过的这句话时竟还把它当作亚氏的精辟之见而大加击赏。这岂止是误解,恐泊还有个思想共鸣的问题。有人说,文学中的史实不是“记”进去而是“融化”进去。“融化”就是作家对史实“审美化”的一种处理。再造想象之于史实的处理,就作如是观。 至于创造想象,主要还是谨防主体意识任意驰聘的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创造想象“不依据现成的描述而独立地创造出新的形象”,它的表象的分解、组合是不受任何一个具体历史对象的制约。惟其如此,它就使作家在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的过程中,为过重和过强的目的、情感的驱策,创作主体容易变得肆无忌惮,目空一切,从而取消了题材对象应有的实在性、严峻性。大仲马有一句名言:“什么是历史?那不过是挂小说的一根钉子”。他们绝大多数的历史小说,实践的就是这样一种被黑格尔称为“任性”的自由想象的主张。这些作品,想象力的确很大胆也够丰富,它们成批成批地从他开办的历史小说“加工厂”生产了来。故事情节紧张离奇,颇可读但价值度却不高,遂为后人所垢。个中原委就在于,展开想象思维时,主体心灵过于姿肆放达。大仲马的主张及其实践在西方很有代表性。此后乃至今天西方历史文学中主观随意、消遣消闲之作一直盛行不衰、很有市场都不能说与此无关。就是拉萨尔的《济金根》,撇开他的政治意图不说,又何偿不是如此。他在反驳恩格斯对他们批评时说:“你的大多数反对意见仅仅适合于历史上的济金根,而不适合于我的济金根”。〔“〕联系他的整个创作思想,和大仲马“挂钉子”之说实在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从思维角度探究,问题的症结就出在创造想象时主体意识恶性膨胀,无所节制。 可能有人因此向我们提出具体创作和想象方式的关系,这里也顺便稍作陈述。作家在具体创作时选择何种想象方式,这无一定之规。就主体内在的主观条件看,这牵涉到作家自我的创作个性、气质、旨趣、修养等。作家总要采用最适合于主体、能与之同化的思维模式。就处在的客观条件讲,那还要视描写对象史料以及史料搜集的具体情况。这也有一个从实际出发的问题。比如可以凭用的史料很少,那采用再造想象就勉为其难。冯骥才向人介绍《神灯前传》时自述,他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所以把虚构人物作为主要人物放在前台,而将如红灯照首领林黑儿等真实历史人物放在次要位置,原因有三。其中第一条就是因为“红灯照的史料极少”。第二条是史料本身的“传奇色彩”所致。他认为:“如果将这些传奇性用在历史人物身上,难免给人不真实之感;用在虚构人物身上,则较便当,因为虚构的人物不受史实限制。对于材料不足的历史人物,作为背景处理,则更好写。”〔7“这是作家的睿智和睿智作家的表现。他还具体地谈到,历史文学对实有其人、虚实相杂、纯粹虚构的这三种人物的塑写,要求是不一样的。不妨说,对于实有其人的主角描写时,作家就不能不更多地借助于再造想象;而对纯粹虚构一类的人物,他则必须靠创造想象予以组构。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它惟有在与内容谐调一致的情况下才能显映其奇妙的功能。这是一条基本的创作规律。自然,不管何种想象,目前都是为了求真,步入更高的典型度,以使创造出来的题材对象更加审美化、本质化。这也是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作为一种有意想象的合目的的必然归趋:“在有意想象时,人给自己提出想象的目的,按一定的任务进行想象活动。川幻阿尼克斯特在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时指出:“莎士比亚一般是严格尊重历史真实的。偏离历史真实是为了迫求两个目的:一是增强剧情的事变性,而此类事变的发生是人们自觉追求的结果;二是把个别历史事件提到对社会生活规律加以艺术概括的高度。”〔9,他说的“偏离历史真实”,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不为历史事实所囿的艺术虚构,主要似乎是针对创造想象而言。再造想象迫求的艺术目标也同样如此。正因此,我们认为当一个作家碰到一个本已相当典型的原型对象,或者本已相当典型的情节场面,他应当毫不迟疑地将它“拿来”为我所用。大可不必象席勒写《贞德》那样,历史事实提供的结局明明比剧本本身“不但更自然,而且更雄伟壮美”,可他却偏偏“在事实的神话色彩之外,又加上了人为的神话色彩”,结果使这个题材的严肃性真实性遭到“削弱”,〔’。〕从而成为剧本的一大败笔。因为这不是自然式地简单照搬历史,而是题材对象的原生美、自然美正好暗合了作家崇高艺术目的的需要。 二、审美形式规范的一般要求 以上,我们分别从再想性想象和创造性想象两个层面论述了历史文学创作活动中作家主体思维机制的特点,它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我们也可指出,作家在进行“未曾知觉过的甚或是未曾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的想象活动是受一定审美形式规范的,并非象一般题材的艺术想象那样可以完全不顾生活原型对象的貌态,俱指艺术和主观的驱使进行自由式的创造。因为历史文学毕竟是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一种文学,它虽然不可以也不应该是史实的简单复制和再现,但它作为主客相融的艺术结晶,特别是作为文学大家族中的一个独特的艺术种类,又毕竟与一定历史事实具有难以切割的营养脐带的关系,受一定历史事实的制约。历史文学想象之所以为历史文学的想象,重要的就在于此。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在讲历史文学的艺术想象之后,再进而就它审美形式规范问题展开探讨,就显得自然而合乎情理。说到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规范,我认为最突出、最集中就体现在框架真实或骨架真实上,它要求作家在“基本事实,基本是非”方面应与历史原貌保持异质同构的联系。#p#分页标题#e# 所谓框架,当然是指大关节目的、轮廓性方面的东西,不是全部的一切。这是历史文学真实性的基点,它最能充分显现历史文学的独特风彩。历史文学离开了框架真实,这座文学大厦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情状,其真实也将变成了非我,无以体现独特的个性特征。正是这个缘故,框架真实不仅向来为历史文学作家所看重、所迫求,而且也不期而期地成为历史文学批评家品评作品真实的一个重要标尺。高乃依就认为,与历史靠得较紧的作品,一般不应在主要行动和历史结局上去虚构。〔’1〕黑格尔也持此观点,认为历史文学虽然迥异于历史,但也应该同史实保持“大体上的正确”。L’2〕郭沫若等我国学者对此更是十分强调,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认为:历史文学既以历史为题材,就“不能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大抵在大关节目上,非有正确的研究,不能把既成的史案推翻。’八‘3〕那么,什么是历史文学的框架之真呢?具体细论,我认为主要包括人物、事件、地点三方面内容。人物:主要人物思想性格、功过是非的基本貌态要尊重历史,一般不宜随意改变。写南宋遗恨,无论艺术虚构多以需要,总不能把秦桧写成中华民族的功臣,把岳飞写成不耻于人类的汗分之辈。叙隋唐轶事,无论有多少理由,总不能将隋场帝描绘为雄才大略的英主,将李世民处理成荒淫小堪的昏君。如果连人物性格的基调都不顾,那历史文学之真所特具的个性和优势就将丧失殆尽。从具体的作品来看,它的固有的历史感、质定性也就变得浮泛飘忽,并由此及彼,造成作品整体真实的严重倾斜。郭老《孔雀胆》对段功的处理,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可资的教训。历史上的段功,原本因镇压红巾农民起义军,保护管辖云南的梁王有功,才被梁王收为附马的,作者却将他作为正面形象来歌烦,歌颂他是“云南人的重生父母”,歌颂他“光辉普照”使“云南蛮子不敢再造反”,这就不仅在“基本事实”而且在“基本是非”上违反了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规范。所以,出来后当即受到了同志的批评,当然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成功,以至在他的《剧作选》中从不收入此作。 事件:主要事件的关系经过、基本脉胳一般应史有其实,不宜任意地加减乘除,作可塑性太大的虚构。史事的发生,多有它的独特性。尤其是关系重大、影响深远史事的发生,它是彼时彼地特定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更有它严密的逻辑性,是不可重复的,因而我们没有理由不予以足够的尊重。从创作角度来看,文学是追求“这一个”的形象的艺术,它不同于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致力于表现历史的生动性、具体性而不是将其抽象化概念化,这也决定了它不能对史事轻加改变或随意怠慢。我们很难相信,一部描写太平天国革命的作品,如果将先在金田起义,以后定都天京发生内江,再以后石达开出走等重大历史事件,虚构为天国领导人自始至终精诚团结,亲如兄弟,最后率兵直捣北京,把咸丰皇帝赶下龙庭,它能映显历史的独特性和具体性而为人们所认同接受—不,即使写得最热闹,人们也不会领它的情。斯大林时期,苏联影片《攻克柏林》所以为人所垢,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叫从未到过德国的斯大林出现在柏林的机场上,对重大历史事件过分随意,类似例子,象我国明清时的一批所谓“雪恨传奇”、“补恨传奇”,如叶宪祖的《易水寒》写荆柯入秦刺死秦皇,张大复的《如是观》写岳飞还朝及秦桧受戮,夏纶的《南阳乐》写诸葛亮辅佐刘禅完成统一大业等。这些作品之所以不能在文学史扎根立脚,除了“互相骗骗”的“国民性”外,还因为它们描写的重大事件超越了人们熟知的史实形式的规范,为图逞快,随意翻变,不受节制。所以,“虽能大快人心,究难取信于世”。〔‘们地点:与上述彰明昭著的人事相关的地点,最好也有所规范,不宜随便虚构。例如万里长城建造在中国西北部,总不能将其移置西南方域;赤壁大战发生在长江,总不能将它改写在珠江上打;辛亥革命发难于武昌、建都在南京,总不能改写成在长沙起事,在上海建立新政府。文艺复兴时期的卡斯特尔维特洛早就对历史文学创作提出了这样的告诫:“不要替一个实有其人的大人物、特别是君王乱编故事,也不要凭空捏造国家、城市、山河、习俗、法律,更不要更改自然事物的程序。”L‘5〕他所说的“不要”显然也具有地理学方面的含义。阿•托尔斯泰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认为历史上“有些日期是受历史事件的逻辑和历史辩证法制约的。这些日期就如同是打在历史上的纽结。’,〔‘6〕时呵日期)是如此,空凤地点)也是如此,原因就在于它受历史事件的逻辑和历史辩证法制约,如同打在历史上的纽结。如果我们随心所欲地处理,那么就同纽结被解散一样,作品固有的真实就会倾刻分崩滑脱,无所拴系;许多史事亦将变得莫名其妙,不可思议。当然,毋容多说,一如上面所讲的人物和事件是对历史具有重大直接影响、并且已有定评的人物和事件一样,这里所讲的地点是对历史事件发展具有直接意义、并且影响深广的地点,至于其他一般性的地点,诚如阿•托尔斯泰在论“偶然性”日期时所说的,“艺术家怎样方便,就可以怎样处理”,〔‘7〕则又应该区别开来。 历史文学形式规范主要是框架的规范。除此之外,细节规范也值得重视。细节是作家致真的重要手段和构成作品真实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说,框架是骨骼,细节是血肉,这是很有道理的。没有框架真实,细节真实再多,也失去附丽而导致个性的抹灭。反之,没有细节真实,框架真实勾画再好,那也流于概念、平板和空泛,干巴巴的不可能感动人。从生活本身来看,有些细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包含着特定深刻的历史成分,是历史真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将其抽去,那就等于把历史内容也抽掉了,致使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恩格斯甚至认为,如果私事一类的细节涉及重大,也应当写进历史。他说:“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原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的这虽然是针对史学研究而言,但它包含的道理对历史文学也同样适应。事实的确也是这样。拿电影《少林寺》结尾觉远头顶焚点戒疤来说吧,编导者拍摄这个细节,意在表示觉远为忠于少林寺决心舍弃爱情,遁入佛门,用心是好的。和尚事佛,头上点戒疤,仿佛也是人所皆知的常识,无可非议。可是上海玉佛寺方丈观看此片后却认为这个细节描写“不符合历史真实”,他说:“僧侣头上有戒疤始于元代,当时民族压迫十分沉重,元代统治者继续把他们认为有反抗思想行为的汉人强制遣入寺庙,削发为僧。为对这些人进行严密控制,就在头顶上焚上戒疤,以留印痕,便于监视,利于追捕。”〔‘的若把戒疤的出现推前到唐朝就已存在,这在客观上岂不是为元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抹去一项罪证!象这样一些涉及是非、功罪的历史细节,便不能轻易虚构。#p#分页标题#e# 当然,以上例子毕竟是少见的。就实践意义上说,历史文学的所谓细节规范,注要、大量的表现,还是历史可能性的规范:它是可以虚构的,但却应自觉地j妾受特定历史时代的制约,并成为映现特定历史时代的重要途径。如《李自成》有关北京布告颁贴及红娘子婚仪描写,《金欧缺》有关东京灯节、龙舟比赛和市井俗语描写等等。看似漫不经心、非常轻松自由,实则一丝不拘,与当时人情风俗完全吻合,经得起历史的推敲。作者在为此进行描写时,也惨淡经营,付出了很艰苦的艺术劳动。然而,惟其如此,这些作品才有较强的历史时代感,而且显得灵动鲜活,颇富生活的韵味。有的历史文学作者不懂这个道理,加上文史功底浅薄而又不愿深入历史,结果致使写出来的作品漏洞百出.从而由小及大,严重损失作品整体真实。也有的作者“聪明”一点,自知对历史钻研不够,把握不准,就对应该描写的时代风貌和生活环境一概通璧,结果创作而成的作品时代难分,环境不明。这种消极的办法同样是不可取的,它从反面说明了细节规范之对历史文学创作的重要和必要。上面所述的两点是历史文学审美形式规范的独特之处。毫无疑问,它只是历史文学创作低层次的一个基准点,而不是包涵真实的所有方面。情况既然是如此,那么我们就不应产生这样的误解:以为历史文学创作只要做到了这两条就可以大功告成。不能这么看。历史文学创作同样要反映本质真实而不是现象真实,整体真实而不是局部真实;在这些问题上,它与其它任何题材文学创作没有什么两样。马恩对《济金根》批评,主要就指意于违反了历史本质真实,卢卡契称道莎士比亚作品虽有细节失实却仍具有高度的真,主要也就指出它写出了本质之真。 还有一点也需要说明:以上所说的两条规范不仅是历史文学创作的基准点,而且规范本身诚如标题所示也只是形式规范的“一般要求”。正如世上万物不一可能是纯然绝对一样,每一个历史文学作家用来规范创作的要求也不可能纯然绝对,例外的情况总是少的。以主要人事描写为例,我们前面说过,一般都要求有历史原型为基础,不宜随意生造。然而象普希金的《上尉的儿女》、李劫人白0((大波》、鲍昌的《庚子风云》等,它们的主人公如格林略夫、蔡大嫂、李大海等,就是想象虚构出来的。这个题怎么看呢?我认为首先要立足于作品整体、主要方面的评价,将他与其他主要人事的描写联系起来考察。如果其他主要人事描写能循守规范,那也就可矣,应该基本得到认肯。其次,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这样的处理是随意而为还是别有深意。如果是后者,亦要给予合理的评价。基于这样的原则,再来看《上尉的女儿》、((大波》、《庚子风云》,我们就不会因此对它轻率地加以否定。因为它们这样非规范的描写只是局部个别而不是整体全影除了格林略夫、蔡大嫂、李大海外,其他主要人事大多信守规范),是别有深意而不是随意而为(普希金没以历史人物普加乔夫为主角而以虚构的贵族青年军官格林略夫为主人公,是迫了当时沙皇政府的高压政策;李劫人和鲍昌写蔡大嫂、李大海、从艺术看,至少可以藉此将本来散乱不经的历史人事串演起来,使其结构乃茧有序)。我们要看到艺术规范的约定性和原则性,同时又可看到它的随机性和相对性,不能把它当作不二法宝,以为只要凭持几条形而上学的条条框框就可以包打天下,对历史文学创作作出确当的评定。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而且我们所说的规范还常有浓重的类型学的意义,它对同样取材于历史生活但却全然不受史实规范的虚构性作品如《红楼梦》、《儒林外史》一一这类作品鲁迅将它称为“历史的文岸义小说)”在价值上是一视同仁的。大体则有,定体则无,恐怕只能这么看。一切精神性的东西,它的劳动是没有也不应该用纯然绝对的标尺去衡量的,这可以说是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之间潜在悖论在作怪了。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对上述有关规范的否定。规范还是可以的,并且不可少。有了规范虽然并不一定就等于创作成功,但毫无规范制约而听凭自我主观倏兴驱使的创作却总是令人幻灭的创作。我们只是说不要将规范简单化、绝对化,给子形而上学的理解,要看到问题的复杂性,这是一个很复的美学范畴。所谓规范,完整意义上看,我认为应作如是观。这也就是本节标题为什么用“一般要求”而不用“绝对原则”一类字眼的用意所在。 文学艺术论文:长城体现出的文学艺术 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长城开启了工程,这个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十分繁杂,在秦朝统一中国之后,才连成了万里长城。长城位于中国北部,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全长约有6700公里。逶迤于群山峻岭之中的长城,不仅可以领略到中华民族的雄伟气势,世界奇迹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失芳华,却变得更有韵味,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能真正的亘古不变,永恒如一。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摇篮,长城地带是文学艺术生长的一片肥沃的土地,它曾被许多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称颂,其中包括诗词赞颂、欢歌高唱、书法绘画等,也曾被嵌入了许多中国民间传统故事中当背景,例如孟姜女哭长城、戚继光坐镇蓟州等,长城所体现的文学艺术形象早已经深得民心,不仅受千万中华儿女的爱戴,世界各国人民也是慕名而来,一睹其雄伟的光景。 一、长城的历史文学艺术 早在几百年前,万里长城就被列入了中古世界八大奇迹的行列。长城由于修筑的时间和工程量都是十分艰巨的,在这样的奇观背后,其深藏在内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是相当丰富的。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长城就已经成为一座历史的丰碑,封建社会的政治历史、战争和文化事件都给予了这座丰碑不断的风雨洗礼,使其蕴藏了艺术的光辉。长城建筑的城墙城门、关城和烽火台等都给古代文学家带来灵感,从而促成了许多诗词歌赋和民间文学的诞生。 (一)长城与边塞诗词文学艺术 边塞诗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极其重要的流派,有不少的骚人墨客,诗人词家在长城的雄伟风韵的熏陶下,将长城和离别融合,将悲痛之情、斗志之情洒于长城,写下遗留万世的诗词名句和不朽的篇章。受百姓千载传诵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出自王维笔下的边塞诗词;还有将长城关城和战争结合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是王昌龄的古往今来的不朽诗句。更有伟大领袖借长城的雄壮河山景色来抒发自己的革命胸怀:“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时滔滔。”这些历代的文学艺术家们踏遍长城,而长城本身就是建筑中的艺术奇迹,为它所留下的文学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二)长城与民间传说故事 长城铸就出来的民间传说故事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并且都还是家喻户晓的。这些以长城为背景的民间故事也给文学艺术带了一丝光芒,有的将传说编制成文章,有的为了让传说故事变得更充满传奇色彩,加以创新改编,形成一个丰富的故事。 在许多的传说里,最著名的当然非“孟姜女哭长城”莫属了。这是一个发生在秦朝的故事,当时有一个叫孟姜女的善良女子,有一天她在家里的院子干活时,发现了一个为了逃难而躲在她们家院子里的一个男人,他就是范喜良。由于当时秦始皇为了建造长城而到处抓人去做劳工,但长城的建造历时相当长,而且施工量也是非常巨大的,耗去的人力物资也是难以计数的。此后,俩人日久生情,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结为夫妇。但在结婚当天,范喜良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劫难,被官兵发现后抓去做建造长城的苦工。 孟姜女为了能和丈夫相聚,就踏上了寻夫的道路,经历了风霜雨雪,跋山涉水,到达了长城建筑的工地后,她向工人们询问,有没有范喜良这个人时,工人告诉她一个噩耗,丈夫已经去世了,尸首被填埋在了长城的城脚下。晴天霹雳的噩耗劈头而来,孟姜女伤心欲绝,在长城的城脚下止不住哭泣,一直大哭了三天三夜,似乎连老天都被感动了,下起了倾盆大雨来,风也吹得越来越猛烈,天气变得十分不寻常,这时突然一声巨响,只见一段长城发生了坍塌,而露出来得正好就是范喜良的尸首,孟姜女终于见到了逝去的心爱的丈夫。那天之后,孟姜女因为对丈夫的深爱而哭倒了长城的故事也就传开了。 二、文学艺术对长城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的旅游事业由于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注,因此正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中。而政府发展旅游事业的重点之一就在于宣传国内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作为旅游胜地的长城,可以说是中华的另一个威武象征,如同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和克服困难的坚韧毅力。 而恰恰是的“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点燃了长城作为中国特色旅游点的导火线,使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因为这样的一段文字而来长城挑战自己,希望能一睹万里长城雄奇壮丽的身影,通过这独特的雄伟奇观,向全世界的人们展现出深藏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鲁迅先生说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独具特色的长城因为有了奔腾起伏的文学艺术的点缀,而将内藏的文化气息展现出来,给中华大地画龙点睛,在文学艺术里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映入眼帘的长城雄风,为历代的文学艺术家勾起灵感,文辞的风格各异,有抒发悲壮之情的,有描写兵民生活疾苦的,还有形容戍边征战的,这些生活的诗篇都为长城穿金戴银,披上光辉的衣裳。 三、千年帝国和万里长城 提到万里长城,大家自然而然会联系到中华帝国,就如同提到金字塔就会想到古埃及一般。在神秘辽阔的中原,一直屹立的万里长城是中华的形象代言人,更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象征,这要和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联系起来。 (一)卡夫卡与万里长城 弗兰兹•卡夫卡是一位享誉盛世的奥地利小说家,一生中有许多优秀作品。而卡夫卡与中国也颇有渊源,他生前就偏爱研究道家思想,还读过《论语》《道德经》等中国古代著作。而他所创作的《万里长城建造时》通过表面描述中国的长城建筑和历史,深刻的透露出在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传统与长城。 虽然这一部小说读起来并不是通俗易懂的,但在篇章与篇章中,起承转合,能够从中读到一种西方的中国长城文化,长城的成功建造已不仅仅是一座雄伟的建筑,而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被赋予了特殊的奇迹意义。#p#分页标题#e# 而卡夫卡笔下的长城与当初封闭保守的中华帝国的联系也是相当复杂繁多的。这一部天书般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奇幻神秘的故事,从中国人修建万里长城的目的开始进入一个巧妙的中华时代,不断地剖析了修建长城的方式和修建时所引起的矛盾与战争。小说的整体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就是讲解修建长城其深刻的意义并不在于长城建筑的本身,而是揭示了修建长城与民族之间密切相关。第二部分,是通过描写修建长城的总过程透露出中华帝国是个权利和阶级都分明的国家,使用隐喻的手法,将中华帝国的本质和百姓生活在历史漫长的时间里是怎么表现的完完整整地质朴地叙写出来。长城的筑成在卡夫卡的文学世界里就像是一个梦幻,从无端处开始,又止于无端处,帝国领导者、普通老百姓、无休止的修建工程,这些苍老的剧情在广阔的文学世界里无限延伸,一个万里长城成就了许多的文学艺术,承载了数代人的悲伤离别,也揭开了一个古老帝国的序幕。 (二)西方文学里的长城时代 在卡夫卡的小说里曾这样写道:“不过那些终于作为工程领导者———尽管属于最低等级———来从事这项工程的人,事实上是堪当此任的。他们是对这项工程进行过许多思考而且还在继续思考的泥瓦匠人,自打第一块基石埋入土中,他们就感到已与这项工程融为一体。当然,除了渴望能够从事基础的工作,驱使这些泥瓦匠人的还有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工程终于完美无瑕地竣工的心情。民夫可没有这种心情,驱使他们的只有工钱。至于高层领导者,甚至中层领导者,为了保持精神方面的强大,他们讨厌工程多方展开。”这就是西方文学中的长城时代,卡夫卡笔下的长城时代。他们透过修建长城来看彼时的中国发展,长城在当时具有的军事意义是最为突出的,从为了抵御边塞部落的侵袭,一直到今日的华夏标志,长城时代在西方的文学里不少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在长城时代里,百姓的生活就是围绕着修筑长城而活,上空盘旋着战争的硝烟,耳边传来的是阵阵的军队声音,再多汗水伴随着城砖的堆砌,都化成了工人们归心似箭,融合成了诗人和文人的滴滴墨水字迹的灵魂。 四、结语 文学艺术的传播在长城的历史长河中,仍在不断地被持续传播给世界各地的人们,长城已经成为我们中华的一个稳定的形象,通过文学作品中的长城,向世人宣颂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象征民族坚强的体魄,以其巍巍雄姿展现出坚强不屈的毅力。 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播还需要与世界文明接轨,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在文学世界里点缀了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通过长城建筑所体现的文学艺术,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唤醒世人对民族的文化的谨记,文学艺术承载了中华民族信息推向全世界,使长城悠久的文明历史价值走入世人的视野。因此具有的独特景观和气势,与中国富有壮丽河山的盛名相呼应。而关于东方中华民族的专制主义为这个古中国带来多少警示和多少统治的意义,已成为历史,帝国中生活的臣民的心态是否平衡也已然逝去,失去意义。 给我们留下深深思考的是将来应该如何利用文学艺术将传统的民族精神从历史延伸到现代。千年的帝国苍穹和万里长城遥远地述说着地域广阔的东方帝国的传说,无论是权力至上的秦始皇,还是贪婪腐败的无能官吏,或是懦弱愚昧的百姓,都一样的精彩,这就是历史,无法改变的历史,这就是本质,令人无法不佩服的长城文学艺术。 文学艺术论文:文学艺术题材在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作用 一、利用文学艺术开展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必要性 思想品德教育对于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促使大学生的思想健康积极向上,文学艺术具有饱满的感情与美感,能够陶冶大学生的情操,文学艺术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向大学生传达一些积极向上的情怀,净化大学生的心灵与思想,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整个过程,能够有效地激发大学生对思想品德教育学习的兴趣与动机。 (一)文学艺术是促进大学生全面综合发展的需要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培养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型人才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大学生德、智、体、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需要借助于文学艺术使其能够达到理想的境界。在培养大学生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过程中,要将大学生德智体美教育与文学艺术教育的做法、理念以及内容在运用上相互借鉴与相互渗透,使思想品德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不仅包含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素质教育、心理教育以及法制教育等,还包括了心理、人文等各方面全方位的综合教育。文学艺术与思想品德教育的有效结合,能够使大学生充分地领会与感受思想、道德、品格等方面的美,使大学生的思想感情更加丰富饱满,最终使大学生形成高尚的情操以及较高的素养,成为现代社会需要的综合型的高素质人才。 (二)文学艺术能够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在大学生的教育阶段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要提高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必须要不断地创新与丰富思想教育的途径与方式,将文学艺术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是非常有必要的。思想品德教育与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思想品德教育的过程就是要把文学艺术融入其中,运用艺术的魅力与美好意境使思想品德教育更加的丰富与生动,这样才能使大学生更易于吸收并接受。运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使大学生感受到真善美的切实存在,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并体会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内涵。将文学艺术充分地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可以避免思想品德教育的抽象与生硬,更加有利于思想品德教育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效果。 (三)文学艺术满足了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 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有效地运用文学艺术题材是非常有必要的,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能够满足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现实需要。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学艺术是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发展趋势的需要。所谓的思想品德教育社会化就是指思想品德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地靠近现实与生活,并与社会教育相互渗透。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能够体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它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以及行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1世纪的今天,高校大学生的生活逐渐社会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优秀的文学艺术作用能够渗透到大学生的思想中,给大学生带来巨大的作用。第二,文学艺术是大学生精神文化需求多样性的需求,大学生处于心理发育并逐渐成熟的阶段,但尚未完全形成完整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他们逐渐走向社会与社会接触,生理上与心理上都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和可塑性,随着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大学生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不同形式的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大学生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一些优秀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能够满足大学生多元化的精神需求,还可以帮助大学生逐步形成一个正确的思维观念和价值观念,能够不断地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思想。 二、文学艺术在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作用 (一)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激励与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给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典的文学作品中不仅能够折射出人性的美丑,体现人类的生存价值,还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与精神,感染与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影响与激励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传统的思想品德教育形式单一枯燥,没有充分地体现出精神的感染与人文的关怀,而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人性、知识、道德、艺术、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将这些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使大学生从中吸取正面积极的东西,从而促进自身健康人格的形成。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讲述的经典故事,能够感染人与教育人,使人们在陶冶自身情操、净化心灵的同时,也能够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道德境界。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经典的文学作品讲述了一个艰苦奋斗、坎坷的人生经历,作品中主人公的故事以及精神感染影响了许多人,鼓舞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有助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音乐作品能够为大学生营造积极向上的思想教育氛围 音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人们可以通过音乐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音乐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对于大学生来说,音乐可以丰富他们的大学生活,表达他们内心的情感,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会使大学生更乐于接受思想教育。音乐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可以消除大学生产生的各种不良的负面情绪。当大学生遇到困难挫折时,一些积极向上的励志音乐作品能够激励大学生积极地面对困难,当大学生处于低落郁闷的情绪中时,一些优美的旋律可以消除大学生低沉的情绪,净化他们的心灵。音乐能够使人们的思维更加的活跃,让人们处于丰富的想象中,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优秀的音乐作品可以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与心态,减轻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能够健康地发展。慷慨激昂的音乐作品不仅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还能够鼓舞激励人们勇敢前进,将音乐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使大学生们在欣赏音乐艺术陶冶情操的同时,也感悟人生的真谛,对人生有更深的了解与体会。丰富多样的音乐作品可以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三)影视艺术作品能够增强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感染力 文学艺术包括散文诗歌、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无论是哪种题材与形式的文学作品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其中,电影电视能够给人们最直接的视听感受,它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能够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要充分地利用那些积极向上且优秀经典的影视作品,使其辅助于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影视艺术是将音乐、美术、文学、舞蹈、雕塑等各种艺术整合在一起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多样性与丰富性能够丰富以及感染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能够生动形象地向大学生灌输人生的哲理与价值观,其作用与效果要远远大于长篇大论的说教,大学生可以在欣赏影视艺术,放松身心的同时,从中吸取一些人生的哲理,感悟人生的意义,可以使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影视艺术作品进行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时,要坚决抵制那些含有不良内容以及传播不健康信息的影视作品,要将更多含有积极正面内容的影视作品引入校园,一方面丰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净化大学生的心灵,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为大学生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健康的文化氛围。 (四)绘画作品能够为大学生创造思想品德教育的育人环境 绘画作品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大型历史题材的经典绘画作品是我国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它记录了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历程,其中一些关于战争题材的绘画作品,表现了中华民族在战争年代所经历的苦难,展现出了战士以及人民在战争时期勇往直前、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伟大精神,这些绘画作品给人心灵上的震撼以及视觉上的强烈的冲击。将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中,能够使大学生们深入地了解并体会历史,拉近与历史以及战争英雄的距离,使大学生们主动地了解历史,并向英雄人物学习他们坚强不屈的精神,这将会对大学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过程中,应注重绘画作品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作用及影响,尤其是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以此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民族自豪感,将大学生发展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全面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班人。 三、结语 文学艺术是提高人们素质、丰富人们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艺术对于现代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能够使大学生逐步形成完善的人格以及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要确保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实施的效果,必须将文学艺术有效地融入其中,力求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综合发展的全面型高素质人才。 作者:张爱萍 单位:赣南医学院 文学艺术论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浅谈 引言 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广泛的内涵,在现实社会中,那些在生产、生活、组织制度、精神信仰等各个领域以具体形态体现的民俗,因着某种程度的审美性而具有文化和商业价值,均有可能被认为是民间文学艺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如口头文学、传统工艺、风俗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学艺术,这些都是我们的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是集体族群的独特标志,是需要给予特殊保护的财,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具有重要的经济和人文价值。正是民间的存在,才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才为热爱、创新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的个体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然而,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很多民间文学艺术受到了现代信息电子的冲击,有的甚至没能继续传承下来。所以,必须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力度,切实维护好民间文学艺术生存发展的环境,使得民间文学艺术得以长期传承。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存在着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人文学等多种观点,之所以确定它的权利归属,是为了使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得到更好的保障,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民间文学艺术创作者更好地创造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从而实现其应有的艺术价值。 一、该如何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 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民间这一特殊土壤,很多流传多年的民间文化艺术都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时,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要保障利益的均衡。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大多涉及多个个体,他们在其中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承担着创造、表演、传承、记录等职责,都为民间文学艺术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这就需要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过程中采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依据规定确定到个人头上。但是在确认权利归属过程中,一些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难以确定到个人,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给予保护,但是要把握好保护程度,因此,必须确保公平,确保利益均衡。二是保障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成果保护的意识日益提高,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以此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三是保障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为多年以来流传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和财富,确认其权利归属必须以保障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为前提,促进它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继续发扬光大。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分析 理论界始终未停止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争论,一直以来存在国家主体论、集体主体论和个体主体论三种观点。个体主体说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早期理论,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也处于启蒙状态。个体主体论认为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对其保存和促进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将主体难以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归传承人所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着一定的狭隘认识,这是因为所有的民间文学艺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是集体协作而产生的,其在传承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传承人的变化,也就是传承人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甚至存在多个传承人,且每一个传承人也都是在固定的范围内经过认真挑选产生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些学者在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争论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国家主体论。他们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和广泛的拥有性特点,而且一直以来,民间文学艺术都是在共有领域使用,因此认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应为国家。这样既可以使存在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的争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又可以使民间艺术真正实现让每位国民共同享有。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确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方式实质上并未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属于公权还是私权的问题。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近年来,集体主体论逐渐兴起。这一理论提出的观点是,对于主体难于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应由它的集体族群作为它的所有者。这一观点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较为封闭的环境,由整个集体族群掌握。集体族群中众多成员都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和发展做出贡献。基于此,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而非某个个体传承人,也非国家,这种观点更加科学,也更加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性,有助于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有效保存和传承发展。那么集体群族作为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具有什么可行性呢?它可以成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专门管理组织-社团组织,承担本群族内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传承和发展职责,促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长足发展和进步。社团组织作为诸多民间文学艺术群体的代表,便于组成社团组织联合体,共同发挥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作用;社团组织对于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在法律体系中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它可以作为主体进行诉讼维权,确保其被合法利用。 三、结语 总之,民间文学艺术作为集体创造的财富,其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所有,这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艺术特点,也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弘扬和传承发展,更好地实现民间文学艺术的经济和人文价值。 作者:刘也畅 王昊 郑学来 单位: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唐山市机场路小学 文学艺术论文:三毛文学艺术魅力初探 一、题材新颖、情节曲奇 三毛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修养,让她的文字在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她用色彩缤纷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她看到的异族文化,那些奇特神秘的异国风情总能让人们神经振奋,一个接着一个故事,强烈的新鲜感吸引着读者往下看。题材新颖,情节曲奇成为她作品最突出的艺术特色。《荒山之夜》中三毛为我们展示了~幅沙漠战斗图。那晚,沙漠被风吹成一个个弧形沙丘,好似一群半圆的月亮,是那么的柔美。可是最心爱的荷西却陷入了死亡的黑洞之中,险些丧命,这与前面的没月形成强烈的反差,奇妙的情节吸引着读者往下看。三毛为救生命中的唯一,情急之中,向吉普车上的男人求救,但是没想到车上的男人不但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反而起了歹念。几经波折中,将读者的心悬在半空,情节跌宕起伏,增添了作品题材上的艺术魅力,然后荷西在三毛的艰辛的救助中脱离了魔爪,情节曲折离奇,环环相扣。在字里行间,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三毛为了拯救自己的爱情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在困难面前早已忘了自己的生死,世问这么有真性情的女子我已不多见,那份清心净目的感觉让人深深感动。 二、人物形象多样、情感内容率性真实 三毛善于在描绘景物中着重写人,人物形象多姿多彩,形神各异。娃娃新娘》里面那个无知愚蠢的姑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文展现出的是沙漠上沙哈拉威人古朴野蛮的结婚风俗,通过只有10岁的主人公姑卡的惶恐不安、痛苦不堪以及无奈的内心世界,突出了这种荒诞的风俗对未成年女性的伤害。还有在这样的人生》中,三毛通过对瑞典老人义务为地区打扫街道,银行退休的老人主动帮助作者种菜,七旬老人热情主动无偿地给邻居们做零工等真实的描写,把世间的真善美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这样的人物描写使得作品主题显得更加深刻动人。再如《哑奴》中那个贫困而善良的哑奴,作者用中国人的爱心写了撒哈拉沙漠中的一个具有悲惨遭遇的人物,表达了作者在为正义与自由而呼吁的善良的心声,也表达了她对下层人民的施舍与怜悯,对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穷困人民的爱。再如《卖花女》中的卖花女;巨人》中的达尼埃,一个陌生人的死》中的加里等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三毛说过:“我重视生活,远甚写作。”生活给了她生命的全部过程,但是写作只是“蛋糕上面的樱桃”。正因为三毛如此坦率,让人在阅读她的文字时,会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进去浏览她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三毛作品的成功,正在与在巧妙地运用了写实,直面人生,“我笔写我口”,率真地写出了真实的自我,执著地去探索人生的真谛,而不是背对现实。无论是Ⅸ撒哈拉沙漠))还是梦里花落知多少》,这一切故事都是以贯穿始终的真人真事、真景真情强烈地吸引读者,让人感到心灵的震颤。 三、语言幽默诙谐、叙事生动率真 “三毛是一个终其一生坚持心神活泼的人”,“她的聪明活泼会透过语言发散出来”。也就是文如其人,三毛散文语言时常显得幽默诙谐。Ⅸ白手成家》有这么些个文字:“拜金的两个人跪在地上对着钞票膜拜。”这里写的是荷西拿到薪水后,三毛与其丈夫荷西两个跪在草席子上一边数着钱,一边筹划着去购物,以装修他们沙漠中那个简单而又幸福的家。夫妇两人并不是钱奴,但此时看到钱时的心情与钱奴无异,所以这种反差使得语言非常俏皮。再有三毛向荷西介绍一些中国菜色的时候,往往会用些比喻,这些俏皮幽默的语言让人印象深刻。在沙漠中的饭店》中,三毛促狭地将粉丝叫做“雨”,还顺1:3对荷西吹牛说:“这个啊,是春天下的第一场雨,下在高山上,被一根根冻住了,山胞扎好了,背到山下来一束束卖了换米酒喝,不容易买到的哦!”然后有写道:“荷西还是呆呆的,研究性地看看我,又去看看盆内的“雨”,然后说:“你当我是白痴?”这一连串准确而幽默的文字将夫妇两人幸福的笑生活展现地淋漓尽致。再有三毛夫妇去卖鱼,不是很顺利,就连唯一到手的一张收据,也误人了洗衣机被搅成了泥,这些小灾难让人忍不住又笑又怜。。三毛却幽默地说:“荷西,最后的鱼也溜掉啊!我们又要吃马铃薯了。老舍先生说过:“幽默是一种心态”,三毛用一些不常见的幽默诙谐与潇洒,生动地描绘了她生命旅途中的见闻和感受,也用这种诙谐的语调把她的爱情诠释的十分真切。三毛是一个真性情的女作家,她笔下的文字靠着讲实话、写真情、描绘实景来深深地吸引读者,她的文字有着日记式的随意性,但却以情动人,充分展现了率真美,从中读者可以感受的到作者的一些纯情与真诚。三毛愿意将生活中的困难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把真情披露出来,抹掉隐私的一面。Ⅸ素人渔夫》中,作者描述了她和荷西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去海边捉鱼,靠着把鱼拿到市场上卖掉为生。在车经过旅馆时,她叫荷西停下来,然后伸头向门内张望着,再向柜台的安东尼奥小声打招呼,但是恰好碰到了经理走过,三毛只好溜回车上去,最后还是靠着朋友的帮助,终于把鱼给卖掉了。如果文章单纯写卖鱼,就没那么有意思了,但作者通过描述自己畏畏缩缩地卖鱼的过程,展现了自己那种内心深处的清高,这使得文章更具有吸引力。II三毛的语言不仅具有率真美,而且还非常的鲜活生动。三毛是这样形容沙漠的:黑色的沙漠是:一片黑色低矮平滑的火山沙砾造成的乐园。白色的沙漠是:烈日下细致的雪景。fI早晨的沙漠是:像被水洗过了似的干净。"I黄昏的沙漠:落日将沙漠染成鲜血的红色。 四、结语 纵观三毛,她用自己充满灵动的字眼构筑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化的生命世界。一页页走过三毛的世界,放佛可以看见她穿着棉质的长裙,穿梭在沙哈拉沙漠上,带着对荷西永远的记忆,依旧在阳光下翩翩起舞。 文学艺术论文:文联文学艺术创新总结 *年以来,我县的文学艺术工作确定了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文艺工作方针,坚持三贴近原则,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促进项目立县和全民创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贡献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并围绕这一目标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以纪念《讲话》发表68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明确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今年5月23日是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纪念日。为了提高广大文艺工作者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的积极性,县文联精心部署、准备,召开了学习纪念《讲话》发表65周年即文艺为三个文明建设服务座谈会,共组织10篇文章,各协会都有代表发言,总体质量很高。这次座谈的特色是把两个《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即把同志的《讲话》同去年同志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一起学习,一起领会,重点学习掌握了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四个一切”的要求,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开展了文艺轻骑下基层巡回演出活动。今年初,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朝阳县委宣传部、县文联承办了全市弘扬创业文化文艺轻骑下基层巡回演出活动,我县不仅安排演出场次多,(其中包括:闭幕式等重头戏,)而且自编宣传创业政策的文艺节目多,参加的演员多,演出效果好,深受群众欢迎。这项活动历时一个月,我县受到了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的表彰。 三、文艺作品创作、出版工作取得新成果。今年在组织各协会及文艺工作者深入现实生活、创作文艺精品上有新突破。李国文的长篇快板书《神虎将星赵尚志》出版后,在第七届中国世界大采风活动中获“着作金奖”。郑海涛、周连山、雷艳华、王化东、马占云、李广智等都创作了新的小说、诗歌、楹联等文艺作品,瓦房子小凌河文学社的文艺专刊越办越好,初步统计有五十多篇作品在各级各类报刊上发表。姚旭东创作、柳城镇郭家小学演出的弘扬道德建设的校园短剧《昨天、今天、明天》获得省级优秀创作奖和感动观众奖。同时,出版了一批文艺作品,其中,戏剧家协会出版了《朝阳戏剧曲艺作品选》,摄影家协会出版了《我的家园朝阳——王文武摄影作品集》,市、县文联和市摄协为其举办了高规格的首发式;楹联家协会出版了马庆文的《行草诗联》。还有一些作品已经完成出版前期准备工作。 四加强了同各地文艺界的艺术交流。除了车淑珍、夏柏森等艺术家参加全国性艺术交流、进修深造外,专业演员姚旭东、王甲华等经常参加省、市组织的演出活动,已成为朝阳县的品牌,其中姚旭东的小品上了今年辽宁电视台的春节晚会。由市、县文联联合举办了庆“七.一”邓集文个人书画展。邓集文的书画作品长期在双塔区红山艺术馆展出并开展创作、交流活动,先后到喀左县文化艺术节、河北省秦皇岛市象山书画文物交流中心展出。在艺术交流活动中,县文联为这些艺术家搭建平台、创作条件、提供服务。11月省文联副主席尹忱到朝阳县调研,对我县工作给予赞赏。 五协调指导各协会开展活动,为三个文明建设服务。除了上述主要活动外,各协会都发挥优势,积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楹联家协会在国庆节前成立了尚志分会,还获得“全国楹联文化县”称号。古山子乡二道小学“琼林楹联社”、瓦房子中学“小凌河楹联社”被评为全省先进楹联组织。楹联、书法协会在春节前共同组织人员下乡为农民送春联3000余幅。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编排、执导了纪念建军8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和波罗赤镇南洼村第三届文化节、北四家子乡李春军新春歌会。民间文艺家协会推出了“辽西刺绣”、手撕画、根雕等艺术作品,有的已作为商品进入文化市场。此外,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正在筹备庆祝纪念朝阳解放*周年书画作品展。 六完成了县委、县政府下达的招商引资任务。 文学艺术论文:人物画文学艺术 摘要:文学艺术都是人类社会实践反映的产物,因此随着时代的变幻与前进而不断发展,中国画紧随时代的步伐,在不断地出新。20世纪中国画人物画的变革最大,成就最突出。它以鲜明的有区别于任何时代的当代性谱写了新的篇章。 由于长期封建主义贫穷、愚昧使之文化保守主义统治,再加上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大炮,又使中国沦入百年的屈辱与丧权,那一段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可悲景况,使得中国的文化艺术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但是这样的动乱之世,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有为之人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诸如蔡元培、康有为、陈独秀等人于民族危亡之时亦不忘其拯救中国的文化,他们都大声疾呼,近代的中国画陈陈相因,可谓颓败极矣,对中国画提出过革新的主张。“力主学习西方、写实造型”、“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然而他们只是说道者。实际的革新者还必须依靠实践家,拿出作品说话,才能算数。于是涌现出陈树人、高剑父、高奇峰、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等人。特别是徐悲鸿,他为开辟20世纪新时代的人物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旧的中国画人物画其落后的表征是什么呢?我以为从内容上自元明清以来封建专治,绘画创作回避现实、脱离时代。中国画其原有的意象美学是高于摹写客观的绘画原则,“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是十分精辟的理论,然而多年来背离造化,仅仅转移摹写复古恋旧。因而徐悲鸿等人对300年来画坛完全脱离时代的抄袭之风给予了抨击,对于人物画衰败已极的状况十分深刻十分具体地作了点评。徐悲鸿指出:“夫写人不准以法度,指少一节,臂腿如直简,身不能转使,头不能仰面侧视,首不能向画面而伸。无论童子,一笑就老;无论少艾、攒眉即丑。半面可见眼角,跳舞强藏美人足。”就连陈老莲,他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作美人也,均广颔”,“其作老人则侏儒”…… 我们掩卷深思,徐悲鸿这一切中时弊的描述难道不是事实吗?再想一想,这样的具体认识也只能出自实践家之口,只能出自具备了精深人物造型能力,具有西方写实主义美学涵养的画家之口。这使我们纵览近代画史,除过任伯年有几幅描绘民众生活的人物画外,(如:《疏雨牧读图》、《何以诚肖像》、《横云山民行乞图》、《吴昌硕肖像》〈两幅〉)整个画坛贴近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的人物画实可谓凤毛麟角。换句话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的中国画人物画,基本上呈现于远离现实的复旧状态。 徐悲鸿等人发出了震聋发聩的改革主张,并从办教育入手,他们引进了西方艺术强调真实之美,主张对各种客观对象的描绘,其方法、手段,从合法的自然为依据的绘画科学教授学生。把西方传统绘画中主张客观世界是真和美作标准,科学透视,明暗立体,解剖关系的准确精到的描绘,以此成为判断和评价艺术作品品位高下的标准,这种认知从艺术上看显然有其局限性。但是针对衰弱的中国画人物画还是起到了振奋的作用而注入了新的生命。中国画人物画百年来基本上是在这样的框架里发展。同时徐悲鸿身体力行地从油画、素描、国画诸方面开辟新人物画的创作天地。他的《陈散原像》、《愚公移山》、《泰戈尔肖像》以及主题性国画《九方》,鸿篇巨构《愚公移山》等作品,紧扣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塑造一系列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表达他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振兴的坚强信心。一反俗套,从造型结构的精确到神貌个性化的刻画,体面与线描的有机结合,都为20世纪中国人物画开辟了新面貌。 继徐悲鸿的艺术思想,至毕生精力使中国人物画发展达到高峰,贡献卓著者当推蒋兆和。他的西画人物造型功底深厚,面对真人又多用毛笔直取,线面光影明暗结合,写山石皴法,中西融合,使人物画的写真技法达到极高之水平,而且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把握时代特征,都是可以与西方大师攀比,在世界画坛留芳千古。苏联人赞誉蒋兆和是“东方伦勃朗”,“中国的列宾”即是佐证。 蒋兆和30年代创作近百幅人物画,和40年代的巨作《流民图》,完全是旧中国灾难深重的悲凉人世的真实写照。这是一幅为时为事而作,浩荡庄严之作。这是一幅极富爱国、爱民之心的艺术家对黑暗时代凄楚沉痛怨诉呼号之稀世珍宝。蒋兆和自序说“知我者不多,爱我之画者尤少,惟我所同情者仍街旁之饥殍”。他笔下数百个处于苦难境遇的男女老少,各个动人心魄。长卷式又大如壁画的形式,其规模之大,刻画之深,笔墨之精妙,挥写之豪放,墨色之丰富,都堪称中国画百年史之最好的作品,当代世界画史之经典并不为之过分。 进入50年代之后,蒋兆和针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变故都有人物画创作,虽然有配合时事与政策之感,然而也反映了他始终用画笔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创作道路的一贯性,时代变迁的脉搏在他的艺术创作中始终成为一条主线。 50年代之后,在中国的文艺路线、文艺政策指引下,杰出的人物画家层出不穷,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画家,为歌颂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历程,饱满的革命热情,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创作切入所处的时代,直接、间接或曲折地表现了各种人物为实现中华腾飞的宏伟理想而奋斗不息的壮丽画卷。老一辈的人物画家叶浅予的《和平解放北京》、《民族大团结》,年轻一辈的石鲁、李斛、黄胄、方增先、周昌谷、杨之光、王盛烈等都有突出的优秀作品问世,更年轻一辈的刘文西、周思聪、姚有多等等,数不清的人物画家大量的风格流派和作品涌现,组成了中国画人物画奇伟瑰丽浩浩荡荡的洪流,其成绩之辉煌,与当年徐悲鸿所批评的那种中国画人物画的状况相对照,更可以看出百年来人物画确实进展不凡。 我认为20世纪中国画人物画,可以在世界艺坛占据一席之地。因为这个时期的人物画一改过去脱离社会、重复古人的积习而紧随时代的风云变幻,又表现当时的现状与民众生活,他以可视的当代性,反映了中国社会各个时期与层面的变化和真实写照,借鉴了外国的写实画风和技巧,以强有力的造型能力和笔墨形式显示了独有的民族艺术特色,大大提高了中国画的生命力。须知,当徐悲鸿等人引进西方写实主义来到中国时,西方正在盛行各种现代流派,中国人没有追逐时尚,吸收的是写实画风,因此,近80年来中国人的写实技巧与能力在迅猛的提高,在20世纪终了之时,回顾一下中国画人物画百年来的状貌,面对事实,和西方相比较看一看谁强谁弱,这一明显的差异,中国画的写实性和民族特色摆在世界画坛的行列,却是别有天地而毫不逊色,这一点我们应该自信。
现代文学阅读教学策略:现代文学阅读教学路径浅析 一、抓住大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兴趣阅读法” 1.大学生阅读兴趣缺失之原因。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神秘性和反复性。中国文学从洪荒远古的神话时代流来,又向着不可预测的未来流去。中国现代文学只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短短三十余年的流段,却在中国文学的整体流变中占据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大弯,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转型性、过渡性,便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基本属性的简略表述。对于现代文学的学习,把握住转型性和过渡性的特点,需要学生在名家经典作品中去感受和体会。而面对现代文学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即现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交错繁复,许多学生对阅读现代文学作品产生了畏惧心理,少了阅读的环节,就缺乏了整体的历史感知,“正是由于历史感的欠缺,使许多大学生在现代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出现了误解和误区”,从而进一步丧失了阅读兴趣。 2.以旧见新找角度,重新唤起学生阅读兴奋点。针对学生的这种困惑,作为教师,我们需要积极想办法去重新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抓住学生对于文学的好奇心。既然现代文学包含着如此丰富的内涵,我们便需要运用这内涵,挖掘阅读新鲜点。比如对于作家鲁迅的讲述,一般情况下,教师会把其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分析,从而凸显“鲁迅”这个名词在整个文学潮流中的思想价值。然而鲁迅作品中丰富的思想内涵,课上讲授的时间远远不够,对于他的研究可以打开若干个专题,所以“鲁迅”这一题目的学习,便需要实施阅读教学策略,让学生自主阅读。激发学生的阅读新鲜点的并不是课上讲述的鲁迅有多么伟大,而是他具体的各种“第一”。比如《祝福》,让学生再去阅读这篇作品,已经失去了新鲜感,都知道小说中一位有着悲惨命运的“祥林嫂”,脑中也能浮现出这个人物形象。然而,学生们不曾关注,这篇作品可以看做第一部真正把女性作为重点描述对象的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可以成为“女性文学”的“第一”。祥林嫂在小说中是一个受压迫的旧中国典型妇女形象,她身上有着劳动妇女一切闪光的特质:勤劳、淳朴、善良,但这种特质恰恰成为了封建社会对她进行迫害的筹码。她对不幸的命运进行过抗争,也对未来进行过憧憬,但人们冷漠的眼光、不屑的话语摧毁了她的希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她的抗争本身就是一出悲剧的上演,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女性在文学和生活中是一本无字书,没有权利去抗争,甚至不能有希望。现代文学中研究“女性文学”的作品对象很多,但很少有人把《祝福》作为“女性文学”的研究文本,这便在一定意义上激发了学生的阅读新鲜点。再者,提到现代文学中的“儿童文学”,大家很容易就想到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叶圣陶的《稻草人》、《小白船》,其实鲁迅的《朝花夕拾》、《社戏》都可以看做现代文学中“儿童文学”的开端,这也在一定意义上从新的角度定义了这两部作品。“兴趣阅读法”是一种可行性很强的阅读教学方法,针对学生对阅读本身产生厌倦的心理,教师从新的角度进行切入导读,激发学生的阅读新鲜点,从而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了解大学生思维的丰富性,培养“多层次阅读法” 兴趣是始发,要持续让学生自主阅读还需要研究他们的思维特点,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大学生的思维有着多样性与丰富性的特征,作为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化阅读体验,让学生在阅读活动中获得愉悦和成就感。强调学生在阅读时,不要仅仅按照教师对于作品的分析形成一致的认识,对其透露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按教科书生硬地背下来,要让学生形成自己独立的阅读印象。还可以为学生推荐一些课外阅读的文学经典,让学生按照课上的分析思路,结合自己的生活感悟,形成阅读笔记,让阅读与生活结合在一起,形成立体的阅读思维体系。 1.重视阅读思维的初级感知层次,多方面给予意象建构。学生思维的阅读感知层次是一种化抽象为具体的过程,需要学生在阅读中把一些抽象的、概念化的文字转化为可听、可视、可感的意象。教师要根据阅读文本题材的不同,设计相应的阅读教学方案。在学习现代诗歌时,需要学生反复诵读,体会诗句在字里行间流淌出的情感。此外,教师还可以适当利用多媒体,用一些歌曲、视频与精彩的画面,调动学生的多重感官,让诗歌文字更生动、更形象得活画在学生面前,让学生身临其境,身感其情。例如阅读徐志摩的诗作,可以把他与林徽因的爱情故事添加在其中,结合一些电视剧情节和爱情诗句的朗读,体会他们当年的爱恋与情愫,体会当年的“人间四月天”是多么浪漫与纯美。 2.挖掘阅读思维的精神体悟层次,重建现代文学人文精神内涵。高校教育一方面要教书育人,传播知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素养的传播。“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是使学生具有深厚的人文知识、深刻的人文思想、敏锐的审美感悟能力、丰富的想像能力和较强的写作能力。”现代文学经典中的人文精神无疑是丰富而厚重的,周作人散文的哲学思维,许地山超脱的宗教观和小说中描绘的各种民俗风情韵味,都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通过在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中进行精神体悟,让学生感知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多重人文精神内涵的建构,承袭这种精神感悟,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从“五四”时期鲁迅、胡适先生等对新文学“人的文学”思想的树立,冰心歌颂的“爱与自然”的哲学,徐志摩对于传统士大夫精神的解读,到张爱玲对于生活与人性复杂内涵的的剖析,梁实秋把文学与生活“艺术化”的实践、承接严谨的“乡土小说”中,都蕴含着丰厚的人文精神宝藏。面对着这众多滋润民族精神的甘泉,我们需要学生去体悟和感受,从而建构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所以在当下,对于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来说,研究阅读教学策略迫在眉睫。高校教师应该多方面分析大学生的阅读认知能力与水平,多方面开掘他们的阅读兴趣,让文学经典的人文精神继续吹拂人类的心田,照亮人们的心灵,从而在更深层次上提升大学生精神境界的坐标。 本文作者:刘丹、王国洪 单位:衡水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现代文学阅读教学策略:现代文学阅读教学策略探析 大学生的学习认知阶段处于由教师督促强制性学习转为自主学习的重要阶段,自主学习强调学生主动去接触知识、接触世界的能力。而阅读是个体了解外部世界的必要手段,对于获取知识来说至关重要。把“阅读教学策略”作为研究对象,在一定意义上必须充分了解阅读策略的实施对象,即大学生的阅读认知水平,结合他们的认知与阅读能力,才能做到让他们更充分地阅读,提高阅读效率。教师需要在实践中多方面地去调整阅读教学的方法,形成立体的教学策略应对机制。 一、抓住大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兴趣阅读法” 在现代文学课程听课与上课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学习捷径”,即很多学生在脱离文学原著的情况下,把文学史课程上学习的理论观点,放在平时文学鉴赏的作业中,进行重新排列组合,形成了课程论文,造成了学生对于阅读文学原著的漠视。这种没有原著阅读经验的学习,慢慢会造成对于文学理论理解的不透彻,加以运用时会产生滥用或误用。从而使理论空洞得成了“摆设”,更加失去了辅助学习现当代文学的作用。文学理论和阅读文学原著应形成彼此呼应的关系,通过原著阅读的滋养,形成深刻的文学印象,加之理论的系统化印证,让学生了解现当代文学思潮的各个部分内在逻辑关系。强调阅读原著的重要性,运用适当的方法引导学生阅读,重新唤起学生阅读的兴趣,是高校教师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1.大学生阅读兴趣缺失之原因。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神秘性和反复性。中国文学从洪荒远古的神话时代流来,又向着不可预测的未来流去。中国现代文学只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短短三十余年的流段,却在中国文学的整体流变中占据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大弯,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转型性、过渡性,便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基本属性的简略表述。[1]对于现代文学的学习,把握住转型性和过渡性的特点,需要学生在名家经典作品中去感受和体会。而面对现代文学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即现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交错繁复,许多学生对阅读现代文学作品产生了畏惧心理,少了阅读的环节,就缺乏了整体的历史感知,“正是由于历史感的欠缺,使许多大学生在现代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出现了误解和误区”,[2]从而进一步丧失了阅读兴趣。 2.以旧见新找角度,重新唤起学生阅读兴奋点。针对学生的这种困惑,作为教师,我们需要积极想办法去重新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抓住学生对于文学的好奇心。既然现代文学包含着如此丰富的内涵,我们便需要运用这内涵,挖掘阅读新鲜点。比如对于作家鲁迅的讲述,一般情况下,教师会把其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分析,从而凸显“鲁迅”这个名词在整个文学潮流中的思想价值。然而鲁迅作品中丰富的思想内涵,课上讲授的时间远远不够,对于他的研究可以打开若干个专题,所以“鲁迅”这一题目的学习,便需要实施阅读教学策略,让学生自主阅读。激发学生的阅读新鲜点的并不是课上讲述的鲁迅有多么伟大,而是他具体的各种“第一”。比如《祝福》,让学生再去阅读这篇作品,已经失去了新鲜感,都知道小说中一位有着悲惨命运的“祥林嫂”,脑中也能浮现出这个人物形象。然而,学生们不曾关注,这篇作品可以看做第一部真正把女性作为重点描述对象的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可以成为“女性文学”的“第一”。祥林嫂在小说中是一个受压迫的旧中国典型妇女形象,她身上有着劳动妇女一切闪光的特质:勤劳、淳朴、善良,但这种特质恰恰成为了封建社会对她进行迫害的筹码。她对不幸的命运进行过抗争,也对未来进行过憧憬,但人们冷漠的眼光、不屑的话语摧毁了她的希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她的抗争本身就是一出悲剧的上演,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女性在文学和生活中是一本无字书,没有权利去抗争,甚至不能有希望。现代文学中研究“女性文学”的作品对象很多,但很少有人把《祝福》作为“女性文学”的研究文本,这便在一定意义上激发了学生的阅读新鲜点。再者,提到现代文学中的“儿童文学”,大家很容易就想到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叶圣陶的《稻草人》、《小白船》,其实鲁迅的《朝花夕拾》、《社戏》都可以看做现代文学中“儿童文学”的开端,这也在一定意义上从新的角度定义了这两部作品。 “兴趣阅读法”是一种可行性很强的阅读教学方法,针对学生对阅读本身产生厌倦的心理,教师从新的角度进行切入导读,激发学生的阅读新鲜点,从而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了解大学生思维的丰富性,培养“多层次阅读法” 兴趣是始发,要持续让学生自主阅读还需要研究他们的思维特点,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大学生的思维有着多样性与丰富性的特征,作为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化阅读体验,让学生在阅读活动中获得愉悦和成就感。强调学生在阅读时,不要仅仅按照教师对于作品的分析形成一致的认识,对其透露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按教科书生硬地背下来,要让学生形成自己独立的阅读印象。还可以为学生推荐一些课外阅读的文学经典,让学生按照课上的分析思路,结合自己的生活感悟,形成阅读笔记,让阅读与生活结合在一起,形成立体的阅读思维体系。 1.重视阅读思维的初级感知层次,多方面给予意象建构。学生思维的阅读感知层次是一种化抽象为具体的过程,需要学生在阅读中把一些抽象的、概念化的文字转化为可听、可视、可感的意象。教师要根据阅读文本题材的不同,设计相应的阅读教学方案。在学习现代诗歌时,需要学生反复诵读,体会诗句在字里行间流淌出的情感。此外,教师还可以适当利用多媒体,用一些歌曲、视频与精彩的画面,调动学生的多重感官,让诗歌文字更生动、更形象得活画在学生面前,让学生身临其境,身感其情。例如阅读徐志摩的诗作,可以把他与林徽因的爱情故事添加在其中,结合一些电视剧情节和爱情诗句的朗读,体会他们当年的爱恋与情愫,体会当年的“人间四月天”是多么浪漫与纯美。 2.挖掘阅读思维的精神体悟层次,重建现代文学人文精神内涵。高校教育一方面要教书育人,传播知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素养的传播。“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是使学生具有深厚的人文知识、深刻的人文思想、敏锐的审美感悟能力、丰富的想像能力和较强的写作能力。”[3]现代文学经典中的人文精神无疑是丰富而厚重的,周作人散文的哲学思维,许地山超脱的宗教观和小说中描绘的各种民俗风情韵味,都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通过在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中进行精神体悟,让学生感知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多重人文精神内涵的建构,承袭这种精神感悟,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从“五四”时期鲁迅、胡适先生等对新文学“人的文学”思想的树立,冰心歌颂的“爱与自然”的哲学,徐志摩对于传统士大夫精神的解读,到张爱玲对于生活与人性复杂内涵的的剖析,梁实秋把文学与生活“艺术化”的实践、承接严谨的“乡土小说”中,都蕴含着丰厚的人文精神宝藏。面对着这众多滋润民族精神的甘泉,我们需要学生去体悟和感受,从而建构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所以在当下,对于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来说,研究阅读教学策略迫在眉睫。高校教师应该多方面分析大学生的阅读认知能力与水平,多方面开掘他们的阅读兴趣,让文学经典的人文精神继续吹拂人类的心田,照亮人们的心灵,从而在更深层次上提升大学生精神境界的坐标。 现代文学阅读教学策略:现代文学阅读教学策略探微 现代文学阅读教学策略探微 当今,大学的应用性、实践性被提到了教学重点方略上来,其优点在于增强学生所学知识的实效性。随之而来的就是学生对人文类学科的轻视甚至忽略。一种急功近利的大学办学思想从长期来看必将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启蒙仍是当代知识分子不可忽略的历史重担, 因此,无论处在哪一个时代,阅读文学作品都是不可或缺的精神建设工程。“阅读教学仍然步履维艰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但如果从执教者直接因素考虑,教师本身素养和能力的欠缺,是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的根本原因”。我们作为当代大学教师,有责任给予学生正确的阅读导向,使其在大学时代真正熏陶到除书本课堂以外更多的文化信息,文学作品的阅读就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 一、当前大学生常见的阅读病象 文学作品以文学语言为媒介,用文学的形式传达现代人的情感、思想。人在识字以后,就有了阅读的体验。字都有它独立的声音和意义,个性十足又千变万化地存在于阅读文本之中。文学作品以其特有的语言魅力吸引着人们。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书刊杂志、电子文本层出不穷,当今的阅读对象已经不仅仅限于知识阶层,而是扩大到了广大的普通群体。大学生作为主要的阅读群体,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阅读群,教师如果不能在课堂教学中给学生以正确的阅读方法,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大学生现在自主学习的能力有待提高,自主阅读的能力也不容乐观。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文学初创之时相比,人们的阅读取向和趣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具体到现当代文学教学,教师的阅读引导作用更应该得到重视。 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我们总结了学生在阅读方面的几种典型症状。 1.消极阅读症。根本厌倦阅读,不想看文字,尤其是纸质的文字。懒于思考、懒于生活、懒于用脑用眼;即使阅读,也是读些不良书刊,无益身心,有害健康,耽于臆想。 2.阅读恐惧症。阅读恐惧,是上一症状的深层次,更进一步。不读书,怕读书,拒绝阅读,只对视频音频感兴趣。 3.阅读盲目症。走进图书馆的书架旁,不知道读什么,茫然不知所措,空耗时光,最后随便拿本什么看,或者面临选择干脆放弃,转向了实际性较强的英语学习和各类考试的试题。 4.阅读失语症。这类学生爱读书,也读了不少的书,但属于读死书的,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见解。人云亦云,人读亦读,不加拣择,不加思考,读过就忘。以至于读书失语,满口都是别人的话,失去自我。谓之“阅读失语症”。 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名篇,多数距今已有数十年了。相比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当然只能属于新生儿,比起最新潮的文学却又显得较为古董。它的学科性质使得当今的文科大学生对它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图书的出版包装越来越精致,配以大量图片、装帧精美的书籍杂志纷纷登场,充斥着大大小小的书坊。阅读很多时候只是成为了一种彰显身份的装潢,就像人们社交穿西装打领带一样,书是拥有精神贵族头衔的标志性物品。而年轻的大学生是在动画和游戏中长大的一代,他们也读书,但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轻浅的、搞笑的、玄幻的、穿越的、魔法的题材吸引了他们的眼球,真正的读书品味严重缺失甚至并未养成。大学生多数是为了应付考试随便翻翻教师指定的必读篇目,然后就弃之一旁了。心浮气躁进而导致根本读不进去,这样的现象使得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严肃文学面临着失去读者的重重危机。 二、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教学对策 面对以上所说的种种症状,我们并不愿意做无能为力的旁观者,我们也不愿意做毫无意义的指责者。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其本质就是对话:打破时空界限,与作者进行精神对话,心灵的交流与撞击。我们能做的只是立足于教学本身,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教学时给予他们一定的阅读指导,起到授业解惑外加监督引导的作用,为他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学习帮助。 1.加强和学生的联系沟通。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了解他们的阅读兴趣所在,及时加以引导;从尊重学生个性,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出发,注重教学过程的开放性。 2.加强教师自身修养。教师渊博的知识和风趣的谈吐都会增加个人的人格魅力,而个人魅力的培养离不开优秀文学作品的滋养。学生亲其师信其道,进而就会模仿教师,追随教师,自然会接触教师所读的书籍。具体到当今高校文学教学,大学教师要增加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量,提升自身素质。 3.教学方法的不断创新。要使现代文学教学实现创新发展,就必须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诸多方面下工夫。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设置悬念,用丰富的文学语言提高他们对文学作品的关注度;注重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的参与性和实践性,尊重和激活学生的主动性,珍惜和培养受教育者的独特性。 4.加强对学生的阅读监控。教师要经常组织学生开展阅读交流活动,帮助学生制作读书计划,定期举行读书报告会,在一起讨论交流,促进彼此间的信息互通,也有益于改进各自的读书方法。 另外,进行适当的课外阅读指导。课外阅读指导是为了提升学生阅读欣赏的层次和深度,因此要求学生把泛读和精读结合起来,对于长篇的作品可以泛读,对于短小经典的作品和长篇作品中精彩的部分要注意精读,反复玩味这些语言,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力求深刻地理解这些作品。 三、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教学对策 现当代文学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名著为主要研究对象,因而涉及的文学现象比较多。“阅读不是言语符号的简单传递,而是一种独特的体验过程。”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需要掌握足够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基本知识,并对当前文学研究现状有所了解。 1.整体式阅读教学策略。对于某个作家的专题阅读,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例如学习研究鲁迅作品,先采取整体式阅读:提倡学生直接读原文,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 要特别重视与珍惜自己阅读的第一印象,把着重点放在对作品的总体感悟与把握上。在反复的独立阅读中,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以后,再去读必要的参考资料,以启发自己的思考,开拓阅读视野。 2.审美式阅读教学策略。在整体阅读基础上,进行文本(或部分文本)的细读,细心揣摩作者的语言与写法,鼓励学生进行模仿性以至创造性写作。文学创作或某个文学问题的讨论也是激发学生进行深入阅读的手段。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在多读的基础上“多写”,勤写“读书笔记”,养成“每读书必动笔”的习惯,读书笔记可以写读后感想,可以进行作品片断的分析,也可以提出与前人研究的不同看法,最简单的读书笔记是随时抄录选文中的精彩段落,持之以恒,会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文风。 3.研究性阅读教学策略。针对某个文学现象或问题,进行相关的阅读指导,给学生一定的参考书目,鼓励他们进行深入系统的阅读学习,形成自己的看法,以小论文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问题的发现要靠积极的思考。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在阅读中的独特体验,鼓励他们由点及面,通过更进一步的讨论,再阅读,整理思路,形成有效的文字形式。论文可以采用比较活泼的语言,格式不必要求过严,只要能够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即可。 我们的阅读教学策略研究不仅仅是为大学生的文学学习做简单的辅导,更是为文学学科的日益式微振臂一呼。“改革现代文学教学, 培养大学生的阅读兴趣, 提高学生的审美分析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这是大家的共识。”我们必须努力摒弃陈旧落后的阅读教学观念,树立新的现代化的教学理念,为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而努力。 作者简介: 王国洪,男,衡水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李艳敏,女,衡水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责编 张敬亚) 现代文学阅读教学策略: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教学论文 一、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教学应遵循的原则 (一)阅读过程与结果并重的原则 现代文学作品阅读教学更看重的是对结果的追求,即通过阅读现代文学作品提高当代青年群体的整体性思维意识,陶冶情操,锻炼品质。现代文学作品的赏析一般是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自主地去学习、去领悟。文学作品的意境和意象不是单纯让教师讲就能够让学生真正领悟到的,需要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阅读过程是最终要达到的结果的一个必经阶段,因此,对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教学既要重视阅读的过程,也要重视阅读的结果。在现代文学作品教学过程中需要坚持阅读过程与结果并重的原则,这一原则在以往的现代文学作品教学过程中,常常是被忽视的。在以往的现代文学作品阅读教学过程中一般只是以教师单纯的教学作为整个课堂教学活动的中心,仅仅把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提供给学生,并没有真正地让学生自己去体会、去领悟文学作品的意境、意象和思想内涵。阅读现代文学作品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当代青年群体的整体性思维意识,陶冶情操,锻炼品质,学生的情感态度、认知和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是学生社会化的一个过程,在学生社会化的过程中需要学生的真正参与。阅读文学作品需要经历文学作品的接受、反应和价值内化等一系列的阶段,这一系列的阶段就是对文学作品进行阅读的一个过程。只有经历这一过程,才能够最终达到现代文学作品阅读的目的。因此,现代文学作品阅读教学需要坚持阅读过程与结果并重的原则。 (二)认知与情感相统一的原则 文学作品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因此,文学作品就汇集了特定历史背景下创作人的认知与情感。基于此,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与赏析不能仅仅停留在表象,要遵循认知与情感相统一的原则,站在创作者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赏析。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教师要立足于新课标要求,引导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站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领悟,感悟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从中获取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有价值的启迪,让学生真正领悟到文学作品的思想感情,领悟到文学作品所描述的意境和意象。 二、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教学的新方法 (一)提供文学作品相关的背景知识,增强学生们的领悟能力 为让学生更好地对现代文学作品进行阅读,教师应该为学生提供一些与此文学作品相关的背景知识,让学生在了解特定作者背景和历史的情况下对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学习。教师需要引导学生从文学作品的作家着手,让学生了解作家的生平以及作家所处的时代以及创作风格,体会到作者创作文学作品时的思想感情以及写作意图,从整体上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刻的领悟。在提供相关背景知识的基础上,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深刻领悟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让学生学会对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形象、流露的作者情感进行剖析。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结合现代文学作品的特点,采用提问的教学方法来引导学生去思考。这种提问的教学方法可以在现代文学作品阅读前先设置问题的方式,也可以在阅读过程中进行边阅读边提问的方式,同时也可以在阅读结束后进行提问的方式。通过这种问题教学法来培养学生对现代文学作品的领悟能力。 (二)研读文学作品,为深刻领悟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打下基础 所谓研读文学作品,就是教师引导学生通读文学作品,理清文学作品的思路,体味和推敲字、词、句在文学作品中的特定含义。在阅读阶段,教师应该让学生学会尊重文学作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多层次性的引导。研读阶段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要让学生弄清文学作品中字、词、句以及段落的使用情况,学会品味词汇,琢磨语句;二是要对文学作品的作者出身、经历进行了解,并且需要弄清楚文学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三是要让学生弄明白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作者的思想感情。只有精心地去研读文学作品,才能够为深刻领悟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打好基础。 (三)深刻领悟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 深刻领悟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是文学作品阅读的最终结果,也是陶冶学生情操、净化学生心灵的最重要环节。教师要引导学生去探索、发现文学作品中所蕴藏的人文精华,启发学生对其进行思考。对文学作品能够进行客观的评价,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情景能够说出自己的感悟。针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教师应该提前设计好课堂讨论的主题,让学生展开小组讨论,并对讨论的结果及时地加以总结、概括、评价。在小组讨论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观点,这就需要教师做好引导工作,提高学生对现代文学作品的领悟,让学生自主地去感悟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价值。 三、结论 众所周知,文学作品的创作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的创作汇集了特定历史背景下创作人的认知与情感。因此,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教学不仅仅是教师单纯地讲,需要真正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参与性。在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教学活动中,教师应该在给学生提供相关背景知识的基础上,让学生研读文学作品,领悟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和人文底蕴。 作者:王洪生 单位: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文学阅读教学策略:现代文学阅读教学路径浅析 一、抓住大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兴趣阅读法” 1.大学生阅读兴趣缺失之原因。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神秘性和反复性。中国文学从洪荒远古的神话时代流来,又向着不可预测的未来流去。中国现代文学只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短短三十余年的流段,却在中国文学的整体流变中占据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大弯,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转型性、过渡性,便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基本属性的简略表述。对于现代文学的学习,把握住转型性和过渡性的特点,需要学生在名家经典作品中去感受和体会。而面对现代文学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即现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交错繁复,许多学生对阅读现代文学作品产生了畏惧心理,少了阅读的环节,就缺乏了整体的历史感知,“正是由于历史感的欠缺,使许多大学生在现代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出现了误解和误区”,从而进一步丧失了阅读兴趣。 2.以旧见新找角度,重新唤起学生阅读兴奋点。针对学生的这种困惑,作为教师,我们需要积极想办法去重新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抓住学生对于文学的好奇心。既然现代文学包含着如此丰富的内涵,我们便需要运用这内涵,挖掘阅读新鲜点。比如对于作家鲁迅的讲述,一般情况下,教师会把其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分析,从而凸显“鲁迅”这个名词在整个文学潮流中的思想价值。然而鲁迅作品中丰富的思想内涵,课上讲授的时间远远不够,对于他的研究可以打开若干个专题,所以“鲁迅”这一题目的学习,便需要实施阅读教学策略,让学生自主阅读。激发学生的阅读新鲜点的并不是课上讲述的鲁迅有多么伟大,而是他具体的各种“第一”。比如《祝福》,让学生再去阅读这篇作品,已经失去了新鲜感,都知道小说中一位有着悲惨命运的“祥林嫂”,脑中也能浮现出这个人物形象。然而,学生们不曾关注,这篇作品可以看做第一部真正把女性作为重点描述对象的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可以成为“女性文学”的“第一”。祥林嫂在小说中是一个受压迫的旧中国典型妇女形象,她身上有着劳动妇女一切闪光的特质:勤劳、淳朴、善良,但这种特质恰恰成为了封建社会对她进行迫害的筹码。她对不幸的命运进行过抗争,也对未来进行过憧憬,但人们冷漠的眼光、不屑的话语摧毁了她的希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她的抗争本身就是一出悲剧的上演,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女性在文学和生活中是一本无字书,没有权利去抗争,甚至不能有希望。现代文学中研究“女性文学”的作品对象很多,但很少有人把《祝福》作为“女性文学”的研究文本,这便在一定意义上激发了学生的阅读新鲜点。再者,提到现代文学中的“儿童文学”,大家很容易就想到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叶圣陶的《稻草人》、《小白船》,其实鲁迅的《朝花夕拾》、《社戏》都可以看做现代文学中“儿童文学”的开端,这也在一定意义上从新的角度定义了这两部作品。“兴趣阅读法”是一种可行性很强的阅读教学方法,针对学生对阅读本身产生厌倦的心理,教师从新的角度进行切入导读,激发学生的阅读新鲜点,从而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了解大学生思维的丰富性,培养“多层次阅读法” 兴趣是始发,要持续让学生自主阅读还需要研究他们的思维特点,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大学生的思维有着多样性与丰富性的特征,作为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化阅读体验,让学生在阅读活动中获得愉悦和成就感。强调学生在阅读时,不要仅仅按照教师对于作品的分析形成一致的认识,对其透露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按教科书生硬地背下来,要让学生形成自己独立的阅读印象。还可以为学生推荐一些课外阅读的文学经典,让学生按照课上的分析思路,结合自己的生活感悟,形成阅读笔记,让阅读与生活结合在一起,形成立体的阅读思维体系。 1.重视阅读思维的初级感知层次,多方面给予意象建构。学生思维的阅读感知层次是一种化抽象为具体的过程,需要学生在阅读中把一些抽象的、概念化的文字转化为可听、可视、可感的意象。教师要根据阅读文本题材的不同,设计相应的阅读教学方案。在学习现代诗歌时,需要学生反复诵读,体会诗句在字里行间流淌出的情感。此外,教师还可以适当利用多媒体,用一些歌曲、视频与精彩的画面,调动学生的多重感官,让诗歌文字更生动、更形象得活画在学生面前,让学生身临其境,身感其情。例如阅读徐志摩的诗作,可以把他与林徽因的爱情故事添加在其中,结合一些电视剧情节和爱情诗句的朗读,体会他们当年的爱恋与情愫,体会当年的“人间四月天”是多么浪漫与纯美。 2.挖掘阅读思维的精神体悟层次,重建现代文学人文精神内涵。高校教育一方面要教书育人,传播知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素养的传播。“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是使学生具有深厚的人文知识、深刻的人文思想、敏锐的审美感悟能力、丰富的想像能力和较强的写作能力。”现代文学经典中的人文精神无疑是丰富而厚重的,周作人散文的哲学思维,许地山超脱的宗教观和小说中描绘的各种民俗风情韵味,都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通过在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中进行精神体悟,让学生感知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多重人文精神内涵的建构,承袭这种精神感悟,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从“五四”时期鲁迅、胡适先生等对新文学“人的文学”思想的树立,冰心歌颂的“爱与自然”的哲学,徐志摩对于传统士大夫精神的解读,到张爱玲对于生活与人性复杂内涵的的剖析,梁实秋把文学与生活“艺术化”的实践、承接严谨的“乡土小说”中,都蕴含着丰厚的人文精神宝藏。面对着这众多滋润民族精神的甘泉,我们需要学生去体悟和感受,从而建构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所以在当下,对于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来说,研究阅读教学策略迫在眉睫。高校教师应该多方面分析大学生的阅读认知能力与水平,多方面开掘他们的阅读兴趣,让文学经典的人文精神继续吹拂人类的心田,照亮人们的心灵,从而在更深层次上提升大学生精神境界的坐标。 本文作者:刘丹、王国洪 单位:衡水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文学与文化论文:分析体育文化与文学结合 本文作者:尹林单位: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射击方面的描写《诗经》中有许多关于射击的描写,比如,在《召南•驺虞》中这样写道:“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彼茁者蓬,壹发五豵,于嗟乎驺虞!”全诗共两章,每章分三句,第一章首句“彼茁者葭”,交代了畋猎的背景,当风和日丽时,花木秀出,风煦润物,母猪藏匿极为隐密,猎人却能够“壹发五豝”,所获不菲。第二章首句“彼茁者蓬”,指出行猎是在蓬蒿遍生的原野,天高云淡,草浅兽肥,猎人都有丰厚的收获,足见其射技之高超。人们可以非常真实地感受到古代射技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古代人不但重外表,更重技艺,这也是人们综合审美情趣的体现。(三)游泳方面的描写游泳这一体育活动也在《诗经》中有所描写,比如《邶风•谷风》第四章中对游泳这样描写道:“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诗中对于游泳这一体育活动有着丰富的描写,“泳之游之”将游泳比作喻体,可见游泳在古代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体育活动。在《邶风•匏有苦叶》中“: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有弥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雝雝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昂否。人涉昂否,昂须我友”。诗中通过对女子的游泳活动的细致描写,从而达到其丰富的文学效果。《诗经》涉及内容众多,其中描写了许多关于体育方面的活动,比如驭马、摔跤等体育活动,都有精彩的体现与细腻的描写,体育文化在《诗经》中有很好的体现。 唐代诗歌中关于体育文化的描写 唐代诗歌是历史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中不乏与体育文化相关的作品。唐代也是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体育文化对唐代诗歌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一)娱乐表演方面的体育活动描写在唐代诗歌中,有大量关于娱乐表演方面的内容,其中体育活动也有着很生动的描写,比如,“日暮江南闻竹枝,南人行乐北人悲。自从雪里唱新曲,直到三春花尽时”。“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窗映树鹧鸪鸣”。“桃蹊柳陌好经过,镫下妆成月下歌。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新词宛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踏歌词》,四首诗都对古代聚会时的欢快场面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虽然语言含蓄平述,但舞者们尽情跳舞,舞姿优美婀娜,情绪热烈奔放的场景却被作者描绘得生动形象。诗中不仅展现出民间对舞蹈这一艺术形式的热爱与赞美,更将整场表演渲染得热闹非凡,使人们有身临其境之感。再如,白居易的《胡旋女》:“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篷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顾况的《王郎中妓席五咏舞》:“汗浥新装画不成,丝催急节舞衣轻。落花绕树疑无影,回雪从风暗有情”。两首诗都对舞蹈这一表演活动的技艺、动作等方面进行了生动的描写,从而提升了整首诗的意境与审美度。诸如此类的作品非常之多,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体育文化在唐代的娱乐表演方面有着很广泛的基础。(二)骑射游猎活动方面的描写骑射游猎等方面的活动在唐代诗歌当中也有不少的作品进行描写,比如:“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这是诗人王维的《观猎》,诗中将将军飞驰猎骑的情节描写得形象而生动,不仅对体育活动有深入的刻画,也使整首诗意味深长,令人回味无穷。(三)节令风俗方面的体育活动描写中国传统节令风俗节日非常多,而体育活动也在这些传统节日里有非常形象的体现,比如重阳登高、端午赛龙舟等活动,既是传统风俗节日的象征,又使体育活动与之相融合,充分繁荣了体育文化。唐代诗人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正是一首描写重阳登高的诗:“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作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登高活动在唐代是极其重大的体育活动,所以对于重阳登高的描写非常多,不仅充分地展示了唐代人们对于体育活动的热爱,也将唐代繁荣昌盛的社会文化现状充分地展现出来。(四)球类活动的描写球类也是唐代很受欢迎的体育活动之一,许多唐代诗词都对球类有形象的描写。比如“,亲扫球场如砥平,龙骧骤马晓光晴。入门百拜瞻雄势,动地三军唱好声。玉勒回时沾赤汗,花騣分处拂红缨。欲令四海氛烟静,杖底纤尘不敢生。”这是唐代诗人杨巨源的一首描写打球观后感的诗,作者将打球过程中的激烈场面进行了真实而生动的描写,从中也体现出唐代人们对于球类这一体育活动的积极参与和热爱。(五)女子体育活动方面的题材唐代女子与男子都可以进行体育活动,女子的体育活动种类也很多,与之相对的诗词也很多。比如,唐代诗人张籍的《美人宫棋》:“红烛台前出翠娥,海沙铺局巧相和。趁行移手巡收尽,数数看谁得最多”。诗中巧妙地描绘了女子下围棋的场景,“趁行移手巡收尽,数数看谁得最多”。简单的几句却将下棋的情节刻画得惟妙惟肖。 体育文化在其他古典文化中的描写 除《诗经》和唐代诗词对体育活动有着深入的描写外,在其他朝代的古典文化中,也对体育文化有着精彩的描写,可见体育文化在古典文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蹴鞠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极盛行的体育活动,所以在很多朝代都有详细的描写,与之相对应的文学作品也不在少数。汉代刘歆在《七略》一书中说:“蹴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戏以讲练士,今军士羽林无事,使得蹴鞠。”文中不仅将蹴鞠这一古代传统体育活动很好地展示出来,而且更强调了体育活动强身健体的功能,是一种培养士兵勇敢与吃苦耐劳精神的好手段。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意义第一,体育文化的发展拓宽了文学的研究范围。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悠久,古典文学的内容丰富而广泛。体育文化作为一种民族传统文化,在古典文学的发展中有着积极而重要的影响,传统体育文化不仅拓宽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使古典文学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风貌,提高了古典文学的审美情趣与影响力,从而使大众通过体育文化的了解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与生活方式,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第二,体育文化的发展丰富了历史文化资源,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传统的体育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文学创作的宝贵资料。这些宝贵的体育资料丰富了体育文学作品的内容,不仅将体育活动真实地展现在文学作品中,成为永久流传的珍贵历史资料,而且体育文学也极大地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容与种类,大量优秀的体育文学作品不仅使人们更清晰地了解了不同的体育活动与形式,同时也提高了大众的审美情趣,对我国文学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三,体育文化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与文学的相互融合,使二者也得到了共同的发展与进步。传统的体育活动在文学中精彩的呈现,成为了文学创作中不可缺少的素材,而古典文学中体育文化的融合,也将古代传统体育活动展现出特有的历史景象,古典文学也因此散发出浓浓的民族魅力。体育与文学的相互结合,不仅推动了二者的共同发展,也使体育文学这一文学门类得到了更深入的研究与发展,对中国古曲文学的探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文学与文化论文:学生文学与文化素养论文 一、乐读 根据学习的内容和自己的爱好,由语文课代表每周到学校图书室借阅图书,利用阅读课进行阅读。再次建立班级图书角,每一名学生将自己的图书带到学校,登记后,由专人负责。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借阅,按时归还,实现资源共享。每天利用晨会时间进行背诵经典书籍,同学之间、班级之间互相交流展示,了解传统文化,陶冶性情,不断提高自己的记忆力,增长自己的文学才华。语文学习讲究厚积薄发,关键是帮助学生完成积累,并学会学以致用。积累分文本和电子形式,在课堂和校内以文本积累为主,设立课堂名家、名句名段、个人风采、名著阅读等栏目,以写为主,辅之剪贴,将内容分门别类地记录下来。在校外以电子形式积累为主,加强对课外书籍的阅读,在电脑上设立自己的文件夹,设立他山之石、真我风采等项目,努力充盈自己的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 二、巧写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写作水平的提高不仅仅和读书密不可分,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写作技能。日常生活中,认真观察,积极动脑,勤于练笔,坚持写日记或周记。不论长短,只要写出自己的感受就行,一个片段,一个见解,一个创意,都是收获。在平常的写作指导与批改中,我不断变换作文和批改的方式,不断提高要求,让学生步步提高,看到自己的进步,在成就感中不断培养学生的信心。初次作文,我以规范为首,从立意、构思、语言、内容、书写、段落层次、标点符号等方面做出具体的要求,将作文誊写在作文本或稿纸上。作文批改以教师的面批为主,了解学生的真实水平,找出其优点,同时说出自己的建议,有利于以后的作文指导和学生水平的提高。中段作文以标新立异展示个性为主,用作文纸进行训练。具体方法是:用一张八开附有格子的纸,第一面让学生列提纲,从第二面开始作文,第三面的后面和第四面是教师的指导和学生的修改。此次形式的作文以师生课堂共评和优秀例文引导为主,在看到自己长处的同时,主要是学习别人的优点,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鲁迅先生说,作文是改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对于学生作文的修改,一方面可以借鉴别人的优点,例如好的作文题目,巧妙的构思,充实的内容,精彩的段落等;另一方面可以修改自己的不足,或是局部修改,改正错别字,注意语句的精练与生动,也可以是整段,甚至是整篇文章,直到满意为止。修改好的作文,教师给予指导,等双方都满意后,再进行打印,变成铅体字,编辑成册,收入个人文集或班级文集,让学生有成就感。对于特别优秀的作品,教师或学生自己积极地往杂志或报纸推荐投稿,争当文学小明星,在自己发表作品的同时,又增强了自己的信心。 三、勤展 以活动为载体,根据教材的内容和具体的节日,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语文活动。演课本小品剧、优秀诗文及经典吟诵、演讲比赛、书画展、手抄报、艺术节、读书报告会、笔记展评等活动,发挥学生的特长,展示自己的能力。同时合理地利用校园、教室等条件,创设多彩的校园文化,促进学生语文实践能力的发展。语文实践活动要引领学生走出校门,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人文景观,如风景名胜、博物馆、纪念馆,引导学生在自然、社会的大课堂中观察、调查、获取信息,学习语文;让学生走进社会,利用各种渠道,调查了解当地的景观物产、风土人情等情况。一激,二读,三写,四展系列文化活动,培养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增强了热爱汉语的责任感。学生学会了阅读,广泛地阅读,文学积累更加深厚。在写作方面,学生有的写,写得好,积极参加各项活动,自己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展示,充分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养。 作者:杨华 单位:山东省寿光市羊口中心小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化创意论文 一、中国经典文学可以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养料 文化创意产业是精神生产的凝聚形态。其最大特点就是将文化、科技、经济、教育等因素融为一体,生产出既具有物质意义又具有精神内涵的产品或服务。文学作为艺术的母体具有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丰富的精神和智力资源的能力,理解和挖掘文学资源,尤其是经典文学资源,有助于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营养。立足长远来看,按照文化产业化的路子再造文学经典作品,会形成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可持续再造的产业链或产业群。从商品营销的角度来看,今天是一个讲究“品牌至尊”的时代,人们在购买产品时,品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甚而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文化产品也不例外。因此,就文化产品的开发而言,由于经典作品有着很高的知名度,是一种“品牌产品”,而且很多经典是头顶着“神圣光环”的“名牌”,因而比非经典作品会显现出更大的优势,更具有商业开发价值。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品牌效应”,也即商业开发价值,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首先,文学经典具有“明星效应”,能够有力争夺公众的注意力。在经济资本控制下的传播形态,日益演化为一种商业化传播,传播的目的就是为了攫取利润。而今天的经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注意力经济”,一个产品如果要在市场中获得成功,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能够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文学经典显然具有这种功能,它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被不同年代的人所推崇和重视,在大众心中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对它们的关注几乎成为了一种自然状态,以至于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经典作品是一种带有“神圣光环”的存在,只要它进入人们的视野,就自然而然地会聚焦社会大众的目光。人们对经典的推崇,使经典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人类文化活动的中心,占据着人类话语秩序和表征系统中的特殊位置,甚而在相当程度上对话语权构成控制,对意义的表达形成规范。在很多的社会历史语境当中,我们发现是否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和文学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对话语权的获得。有很多时候,文学素养和文学能力甚而会成为一个人身份的表征。而这种素养和能力的形成,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文学经典的滋养。文学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特殊的话语垄断,使经典相较于其他的话语形式,更容易争夺公众的注意力,形成引人注目的“明星效应”。 从这一意义上讲,“不是说消费者主观上需要拆借经典,而是因为经典在客观上堪值利用。哪怕是拆借嵌入经典的只言片语或地名人名,它立刻就可以获得一种招引力,一种情调感,一种‘差异性区别’的标示,一种身份和品位的象征。”①其次,受“明星效应”影响,文学经典还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文学经典由于具有很高的经济开发价值和很强的商业扩张性,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形成了文化创意产业链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文化的产业化,使得文化生产对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链的建设越来越重视,进而让文化产品市场形成了广泛的延伸性和关联性。一种文化产品的成功,往往可能带动相关产业链上很多其他产品的发展与兴盛,从而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带来滚滚财源。文学经典由于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进入市场后,更容易引发文化创意产业的连锁反应。实践表明,通过“经典再造”、“故事新编”等方式,文学经典可以被转化为异质文本,演化为戏曲、话剧、舞蹈、评书等艺术形态,通过电视、电影、手机、互联网等传播媒介进行传播,可以有效改变因传播方式的单一化和传播对象的精英化而造成的局限,增强人们消费经典的便利性,从而使经典的影响力得以迅速扩大。对经典作品的再生产,可以使经典以更快的速度向网络产品、音像产品、视听产品等文化消费领域延伸,并且这种影响力将很容易被扩散至诸如玩具、服装、旅游、休闲、礼品、文具、饮食等其他相关产品市场,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将文学经典融入文化创意产业,对于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层次具有重要作用 文学本身具有很强的审美性,经典文学更是如此。文化创意产业致力于生产富有审美属性的文化产品,借助经典文学充实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文化创意产业审美水准的提升,让文化产品更具魅力。此外,文化产品需要个性,需要富有经典意味的底蕴,将文学经典融入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民族个性,充实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内涵。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国际潮流,文化创意产业自然也被裹挟其中。以文化创意产业中的电影为例,中国电影面对好菜坞的全球化扩张,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其具体表现为资金短缺、人才匮乏、技术落后,但这其中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电影产业机制的严重不成熟。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与好莱坞电影相抗衡,最为突出的优势就是中国拥有丰厚的经典文学艺术资源,这种资源早已被国外的电影产业开发和利用——迪斯尼的《花木兰》便是显例。中国文学艺术传统完全不同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有着非常独到的特色,这种传统,不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对于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家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对西方世界而言,中国经典的文学艺术也有着独特的东方魅力。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可贵的文学艺术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完全有望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从而占据广阔的市场。中国有着逾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从楚辞汉赋到明清小说,从礼、乐、诗、书等精英文化到坊间说书、戏曲故事、民间传说、通俗小说等通俗文化,都彰显出中华文学艺术的博大精深,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可资利用的资源。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唯有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沃土,从中汲取强大的能量,才能真正地与世界文化产业相抗衡。我们应该走出效仿跟风的窠臼,有意识地整合属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学艺术资源,将经典作品与产业形式进行有效的组合嫁接,进而形成文化创造力。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践也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阐释经典文学艺术,完全可能赢得世界观众的喜爱。《花木兰》的全球发行便是一个成功的典范,通过融合中国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经典故事与现代科技,使《花木兰》获得了世界观众的认可。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对《花木兰》有着原始版权的中国,却至今缺乏对这类经典故事的有效开发与运作。中国文学艺术资源的丰富性有目共睹,它完全有望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一种潜能:一方面,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应该植根于本土的文学艺术,因为越具有民族性才越具有国际性;另一方面,又必须重视现代意识对本土文学艺术的观照与超越,在全球化的舞台上,积极地与“他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使之更加具有世界性和现代化的色彩,这样才更容易被现代观众所接受,更容易获得国际化的认同。我们应该认识到,面对全球化的竞争,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便是通过充分开发、利用本土文化资源,来有效提升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中国有那么多精彩的神话故事、传说、典故,那么多优秀的文学名著、艺术作品,这些都是让我们这个国家具有东方魅力的重要元素,如不加利用或不善利用,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我们应该看到,在全球化的文化环境中,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本土经典文学资源将是我们的优势,把文学经典有效融入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将有力提升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层次和国际竞争力。 三、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嫁接,有助于丰富既有的文化体系 从前瞻性的眼光来看,产业化了的文学作品会对以后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积淀,它们也会表现出长久的历史性的文化功能,会使既有的文化体系更加饱满。实践表明,在文化创意产业中,融入文学元素,让经典文学在文化创意产业工作者富有激情的头脑中生根发芽,完全有望催生新形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从文化创意产业崭露头角开始,文坛便依托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掀起了一股文化创意产业批判与文学精神保卫之风。批判者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汲取理论来源,抨击文化创意产业对于传统文学的破坏,进而倡导维护传统文学精神。他们认为,就生产手段来看,文学致力于探索人类心灵世界的秘密,是人的心智的形象化体现,而文化创意产业则更像是工厂里的流水作业,侧重于借助技术手段进行模式化生产。由此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精神无缘。这种观点单方面看非常有道理,它敏锐地看到了机械式的生产和商业化的运作对于文学的灵动和追求真善美的破坏,但如果从更多元的角度来探讨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这种观点却未必经得起推敲。笔者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生成与发展确实对文学造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文学的存在形态,但是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精神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与冲突,我们应该正视这一产业形态所带来的改变。事实上,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文学都难免会受到社会发展、产业变更的影响,因为文学毕竟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创意产业的出现与各个时代的产业发展带来的变革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其差异主要在于影响力的大小,其造成的结果也不是毁灭性的。毕竟,文学精神的保持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文学对自身认同的努力,对文学追求的信守,这才是文学精神能否持续的内因,而不宜单方面地归责于文化创意产业。在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创意活动的文学,难免会与文化创意产业产生诸多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出现磨合也是非常正常的情态,我们不妨以更加理性全面的态度对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的磨合期予以观照。辩证地来看,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碰撞与融合,确实会对原有的文学形态造成冲击,但是在这种冲击动荡之中,新的文学形式也会应运而生,而它们的出现则可以有力地丰富文学的既有形式,有效地充实现代社会的文化体系。比如图文文学书籍“绘本”,便是文化产业运作的典型个案,它作为一种“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以现代都市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①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它不再囿于传统的文字叙事,而是借助现代化的构图手段,着力展现文与图的内在联系,将文字与图画有机融为一体。在绘本作品中,创作者以现代技术手段为依托,让文字与图画共同承担起讲故事的任务,通过形象生动、韵味十足的图像符号来引发读者的关注,表达自己的观点,用更加可感的方式与读者展开思想的交流与互动。这种创作方式瓦解了“想以纯粹的语言形式来界定文学的传统观念”,重新界定了文学创作中的图文关系,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类似绘本这种结合了现代传媒手段的作品形式很可能会越来越多,它们本身将成为新的文学样式,会对文学和文化体系的发展和丰富产生重要的作用。 四、将文学经典与文化产业相结合,有益于文学作品的保存与弘扬 文学经典经过文化创意产业的运作,能够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得到有效的保存与弘扬,甚至一些濒临灭绝的文学艺术形态或作品,也可能通过文化创意产业被激活。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一个由数字媒介主导的信息化文学社会正在形成。人们往往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电视、网络这样的媒介上,而开始摒弃传统的阅读方式。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倘若文学要作为少数人的一门学科而保留下来,它就一定要将自己的感知和判断技巧迁移到这些新媒介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的生存境况势必会受到文化格局变动的影响。文学经典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形态继续下去,很有可能导致消费体验缺乏新意,继而传播范围越来越窄,传承性将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站在文化学的维度,大胆地将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将有助于文学经典找到另一种生存状态,从而促成经典的延续与弘扬。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是,除了印刷传播的方式之外,随着手机、网络、电子阅读器的普及,原典传播发展出了数字传播的新形式。阅读现状已经表明,随着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数字传播将越来越成为经典传播的重要手段。此外,影像传播也构成了当代非常受欢迎的经典传播方式。它是一种在视觉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文学经典改编现象,主要形式是经典作品的影视传播,比如电视剧版的“四大名著”,也包括各种flash动画、影像视频、图文书以及漫画书的传播。自2O世纪以来,电影一直占据着影像传播的主导地位,许多艺术形式,包括文学在内,都需要依照与电影的关系来审视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文学经典是否被改编成电影也成了衡量其价值和影响力的一个方面。①中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极为丰厚的文学艺术财富。 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得大量留存的中华典籍及人物事迹得以弘扬。史书《三国志》,小说《三国演义》,衍生了精彩纷呈的“三国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影视界掀起了一股改编三国经典的热潮:从8O年代初的《诸葛亮》、《曹操与华佗》,到长篇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卧龙小诸葛》、《武圣关公》等,以及电影《见龙卸甲》、《吕布与貂蝉》的上映,在相当程度上引领了三国影视改编的潮流,之后对三国的关注被扩展到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网络作品《大话三国》、图书《水煮三国》、动漫《Q版三国》,都是以三国故事为蓝本进行的经典资源开发。在国际市场上,很多国家从中国引进了电视剧《三国演义》,同时自己也拍摄了一些以三国为题材的电视作品。如日本横三光辉以三国时期“桃园结义”、“草船借箭”等著名典故为依托,拍摄了动画作品《三国志》。与此同时,日韩等国家以三国为背景的网络文化开发更是随处可见。由此可见,文化创意产业对三国文化的现代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很多作品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比如《西游记》、《搜神记》、《红楼梦》等。我们应该充分考虑运用产业化的方式,把这些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经典作品传播出去,形成充满生机的文化输出格局,运用经典的力量有效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无论是传统的文本阅读,还是新兴的视觉影像传播,文学经典都以其丰厚的文学底蕴和丰富的历史内涵而彰显出动人的魅力。正如汉朝人王符在《潜夫论》中所说的“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是故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心也,故修经之贤,德近于圣矣。”②美国辛普森也认为“视觉文化语境下的文学不仅没有全面失守,相反的,文学在这个时代完成了它的统治,并且渗透到各个学科发挥着潜在的支配作用。”⑧特别是在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代,文学经典与新兴媒介的结合让经典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经典文学作品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 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并不是绝对的对立与不可调和的关系,文化创意产业的出现与发展必然会改变文学的存在形态,必然会对文学的创作、传承、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应该客观正视这一产业形态所带来的变化,这与各个时代的产业变更所带来的变革有着共通性。文化创意产业的功利性与文学经典的无功利性在结合中难免会有排异反应,两者的结合会带来磨合期的阵痛,甚至会出现两者互相损害,即过分关注经典美感而导致文化创意产业缺少经济效益,或过度追求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效益导致文学经典丧失美感的极端情况。但是应看到文学经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联姻能够有效推动双方的发展,应该给二者的结合予以充分的自我完善的时间,以建设性的态度促成其形成良性循环发展机制。应该看到,一方面,只有科学认识古典文学的精髓,创新传播方式和模式,古典文学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将中国经典文学作为资源,着力打造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品牌,有助于增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集聚力、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 作者: 孙玮志 单位:广东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发展与中西文化差异论文 随着文化的全球性融合时代的到来,中西方文化的融合越来越频繁,使中国文化也注入许多活力,不仅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同时也使中国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形势。通过探析中西文化差异在文学发展中的特点与规律,对于中西文化未来的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就是那些经典文学,其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文学既能够展现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化形态,也能够反映出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当然,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再现形式。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巨大,这种差异在文学发展中也体现较深入和广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也是中西方文学的融合与发展。所以对于中西方文学的研究与解析,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解析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许多的思想内容都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无论是文学的表现形式,还是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内容,都是双方所需要的,但是就中国文学发展来看,并非完全借鉴西方文学的特点,而是在此基础之上更突出中国文化的思想及价值观,这也形成中国文学的特点。比如在价值观念方面,对于国家及社会的关注度是中国作家的社会担当,这也是他们必须关注和聚焦的范畴,所以,只有通过文学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强烈的感受,这种内心感受及价值体现与西方文学的价值观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价值体现。中国作家在借鉴西方文学观念的同时,也恰当地融入了中国所特有的民族价值观念,从而使中国文学体现出一种中西相融的独特魅力。再比如在审美价值方面,中西方文化所倡导的精神不同,因此也就形成了鸽子的审美的标准与需求,一些作家为了能够使自己的作品更贴近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要求,对于审美价值融入更多的民族特性,这样的文学不仅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需求,同时更与本民族的特性相贴近,更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这也是中国文学所展现出的独特之处。 在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与手法,其中寓言就是一种,通过对中西方寓言故事的分析与解析,让我们的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中,感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内涵与价值,从中找到中西文学的相似与差异所在,为二者共同发展提供依据。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古至今,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也是中国文学的最早来源。中国先奏时期的文学书籍《山海经》,汇集了我国古代大量的神话故事,其中涉及宗教、民俗的也数不胜数,对现代人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比如《夸父逐日》这则神话故事,描述的上古时期神人夸父追赶太阳的故事,在追赶太阳的过程中,他被灼热的太阳烤死在路上。这则神话故事是通过一种拟人的描法来表达人类一种坚持不懈、努力争取的精神,既然是神话故事,就融入了故事创作者丰富的想象,故事当然也会揭示人们关注的问题。虽然人们这个故事存在这样那样的认识和理解,但它所揭示的意义和目的是让人们认识世界,这个出发点是无可厚非的,淡然最值得让人称道的是,故事的创作者就是在表达个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期望。再比如《精卫填海》,炎帝最疼爱的小女儿女娃在东海游泳时淹死了,但是他的灵魂却化成了一只精卫鸟,离开了家人的女娃当然对大海是痛恨无比,他发誓一定要填平可恶的大海,于是,这只小鸟开始了她艰难的复仇行动,她每天都从西山上叼来小石头和小树枝,并且将它们扔进东海,虽然故事中并未实现她最初的愿望,但却表达了一种坚持不懈、不怕困难的精神。这两则神话故事描写的都是人类与自然相抗争的故事。除此之外,《山海经》这部书籍当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值得我们去阅读,尤其是神话中人类积极争取,对美好生活充满期望的思想。随着文学的发展与进步,《诗经》的出现使人类的伦理道德有了更多的体现,人类对于伦理道德的关注与思考也越来越多起来。在《诗经》中有许多的文学内容都强调了让人明晰的成分,或揭示或批评,这也使文学作品中对于人类社会所经历的苦难之处真实地揭示出来,使文学发展带上了深刻的责任与思考,成为一个时展的展现与思考。 我国的大量神话故事中,多数体现出了以物言志的方式,通过这种内隐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情绪,释放自己的情感,这种情绪在许多的神话故事中都有广泛应用。比如《山海经》中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等,也表达了人们内心的苦闷。虽然这些神话故事所体现的是一种坚持不懈、勇于抗争,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思想认识上的偏激,其表达出来的结果往往失败,所以当这种努力经历一系列变化之后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自然会引起人们内心的苦闷,这也是中国人对于审美价值的一种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念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人类对自然间的关系不再有太多的关心,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社会的需要而发生着改变,交流和沟通成为工具,将人们之间变的紧密,在长期的贾汪和沟通中,人们彼此得到了信任,于是这种关系也开始和谐,人们之间的情感也变得更加丰富而深刻起来,这种人伦道德观念也变得清晰而深厚起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往多以后,自然也会出现不和谐的一面,尤其是在中国史官文化的出现,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相互迫害的情况时有发生,早先形成的和谐深厚的人伦情感开始变得更加现实起来,由于人们对于物质的占有与欲望越来越强烈,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开始变得令人苦闷,人与自然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变化,都使一种苦闷的情绪开始漫延起来。中国文学正是将这种苦闷的情绪以最真实的笔触展现出来,也使中国文学呈现出别样的审美价值观念,散发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西方文学的最早来源是古希腊神话。这些神话故事通常以诗的形式展现人类起源及发展历程。使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及矛盾冲突形象地展现出来。《神谱》是最具代表性的古希腊诗集,不仅保存最为完整,同时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诗集中有关于宙斯神族的介绍、有宇宙与世界如何形成。古希腊的宗教信仰有其独特的艺术特点,它们对于个体的神极为崇拜,对于自然界的事物并不崇拜,这也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所在。在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中,包括了各种爱情亲情友情,它们之间也有冲突矛盾。在神谱中曾经记载道,在世界之初,乌拉诺斯与该亚女神由于相爱有了爱的结晶,这个孩子确实一个巨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矛盾不断,导致小儿子对父亲的不满,于是,乘着父亲不注意,便用镰刀割掉了他的阳物,并且把父亲的男根丢进了大海,在男根落入到海中的那一刻,激起的泡沫化成了维纳斯。从这些神话故事中我们就看到了西方最原始的历史文化,他们的民族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在西方国家的原始的民族形成中,她们往往是年轻的一代会不断屠杀那些老年人,这种杀戮往往是一个家族之间的杀戮,家族之间的氛围就显得血腥和残暴。从这些神话就看出了西方国家最原始的社会形态。没有正义就是当时社会的人与人之间体现,掠夺与杀戮就是人类存在的形式。由此可见,西方文学是通过揭示人类发展的奥秘来不断释放他们所认同的价值思想,这也正是西方价值观所在。西方历史文化之所以与东方文化有特别大的差异,其根源正是人类为了继续生存下去,而不得不与困难相较量,向自然界掠夺,在这种掠夺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化,尤其在面临自然与人伦的矛盾时,为了生存,人伦也遭到践踏,人们之间的情感备受伤害。尽管现实残酷,但这种现状却仍没有改变,人们对于现实的渴望与目标只会一味地向前,尽管情感受到伤害,也会为此而痛苦,但却不得不如此,这种坚持不懈的决心为历史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 西方文学尽管在价值观方面有其独特的地方,但是,西方文学也在某种程度上不断觉醒,很多创作作品是会带有对历史的及人伦的批判。比如在美狄亚取得金羊毛的故事中,作者描写了善良的美狄亚被贪婪的丈夫抛弃,作品用很多描写对美狄亚的丈夫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对她的父亲及兄弟进行了道德批判。可见,在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中,仍然可以看到对于人伦批判的影子。这也是西方文学所特有的一种价值观体现。他们认为任何邪恶情的发生与出现都带有历史合理性,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都仅仅只是一个偶然,所以二者并无历史的必然关系。这也是西方文学的一种独特的创作形式。 中国文学在创作中,也借鉴了西方文学的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融合。中国文学在这样的融合之下所呈现出的是只有独特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形式。中国文学通过相对的思想借鉴下,不仅使自己的文学表现出一种创新特点,同时也与西方文学有着较大差异,这也使中西文化在价值观及审美观等方面都产生了差异。西方文学认为文学是一种人类所共有的文化形式,是一种代表不同民族与历史的产物。西方文学带有极深刻的哲学思想,是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探索。而中国文学所代表的是一种本民族的文化展现,具有特定的历史特性和对于社会的批判。无论中国文学有着怎样的思想内涵与价值体现,但是作家对于文学都带有一种美好的期望,他们所表达的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揭示与批判,是一种对于文学的思想情感的抒发。 中西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完全源于中西方的历史背景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还体现在不同的价值观与审美观方面。通过对中西文学作品的分析与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中西文化差异所在。随着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中西文化也会更加具有影响力,对于中西文化未来的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张晓晖单位:辽宁科技大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与大众文化论文 基于真实性之上的文学虚构与想象,给予了人生以必要的启示。我们的肉身之躯总是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内,但是作家却能够将过去、现在、未来统摄笔端,增加了我们生命的厚度与深度。同时,也拓展了我们的生活疆域,使我们不再浮于日常需求,转而关注丰富的内心世界,探测存在之本质。具体而言,这种启示首先表现在精神性时间的再定义上。存在主义作家博尔赫斯在小说《小径交叉的花园》中通过主人公俞琛的奇遇力图阐释人生活的时空其实是多维无限的。在观念而非事实意义上,时间并非是单行的、不可逆的线性序列,而是存在许多的时间,而且这些时间的序列———这些时间序列的成员之间自然是有的在先,有的同时,有的在后———并不分先后,也不同时存在,它们是各种不同的序列。时间线索的多元并置无疑是对单调的生活秩序的对抗,我们因此可以在另一重维度中想象自己命运的新的可能性。时间的这种无限性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更多的时候和“情”结合在一起,至真唯美。流传甚广的元代词人元好问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突破了生之局限,将情感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更经典的是元曲汤显祖《牡丹亭》,题词有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正是在生与死的时间穿越中,杜丽娘对爱情的执着得以淋漓尽致的凸显。《红楼梦》中,贾宝玉初见林黛玉,脱口而出的是“这个妹妹,我好像在哪里见过”。照常理,这是一句痴话。然而从美学上讲,这句话无疑是将前世连及今生的命运寓言,宝黛的爱情悲剧也因此有着更为绵厚的哲学意义,无论前世今生如何情意绵绵,到头来往生成空,万事皆灰。如果说古典时间观是一种圆形而封闭的思维形态,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则表现为线性的、一往直前的不可重复,20世纪文学中启蒙、革命、改革的书写主题无不是这一时间观的具体展开,正是这种向未来无限敞开的思维培育了人们的乐观心态。 除此,文学的启示还在于心理空间的拓展。前面讲到的《树上的男爵》如此,我们所熟知的鲁迅的作品也是如此。《故乡》中,作为早年出走接受新知的知识分子,“我”在一个萧瑟的冬天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少年好友闰土已苍老麻木,一句“老爷”让“我”顿然失语,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被完全粉碎,绝望之感充溢内心。但在离开故乡时,“我”却自觉否定了这种绝望,即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伤逝》是鲁迅惟一的一部表现五四青年男女的爱情小说,在追求自由恋爱的过程中,涓生引导子君走上惟爱是求的反抗之路,不惜与家庭决裂。然而,后来子君因无法承受涓生不再相爱的表白,抑郁而死。作品整篇弥漫着涓生无处忏悔的虚空与悲哀,然作品末尾却说“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作为隐喻,“路”显然是指“心路”,而“走”与“跨”则意味着对旧有生活的告别与拒绝,同时也是新生活的开创。在实现梦想的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沟沟坎坎,难免困顿、疲倦、丧气甚至抱怨,然而只要抱定“反抗绝望”的意志与决心,心底就会敞亮很多。 如果说鲁迅作品中的空间突破是激进战斗、毫不妥协式的,那么还有一种空间超越是内敛、收纳式的。当代作家史铁生高位截瘫,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在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在一次次面对荒芜古园的追问、沉思中,认识到人生种种缺憾可能是出自上帝安排,是无可逃脱的宿命。在看穿这一鬼把戏之后,活着是不言自证的事情,然而如何选择救赎之路却是每个人的自由,生命的意义也由此凸显。无论是鲁迅那种开放性的、向未来无限敞开的叙事还是史铁生终日枯坐古园的封闭式沉思,其实都是对此在意义的叩问与寻求,他们均以扩张心灵的疆域为本,是对血肉之身这一有限形体的超越。说到底,文学是一种不同于宗教布道的生命启示。若将文学与当今流行的大众文化尤其是影视剧作相比,这种启示价值将会表现得更突出。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少名著改编为影视作品,很多作家的人生经历拍摄成戏。如果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文学作品的改编侧重其政治表达、宣扬某种政治意识形态,那么90年代以来以文学、作家为蓝本的影视剧目,则带有明显的消费符号,思想性减弱。2014年依据萧红命运及其作品拍摄而成的《黄金时代》,就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度偏移。萧红出生于偏远的东北,不满于父亲的专制、蛮横,追求恋爱的自由以及现代性的幸福,而离家出走寻找新生。深受五四启蒙影响的萧红,一方面关注愚昧而坚韧的故土乡民,一方面注重个体生命体验的表现,悲惨而荒凉的命运、执着而伟大的自由追求是萧红命运及其作品的底色。但是,电影却弱化了这一原旨,与其说是对萧红的重塑,不如说是对萧红的消费,而且消费得表面、潦草,完全轻忽了作为女性的萧红坚贞、执着、痛苦的内心,轻忽了作为作家的萧红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这一消费首先表现在对萧红曲折而不幸的婚恋生活再演绎上。为表达这一复杂性,电影设置了多种声音,让其朋友白朗、罗烽、聂绀弩、胡风、梅志、骆宾基等一一出场,绍介、评价萧红的情感选择乃至冲突。从头至尾,影片津津乐道于萧红的情爱经历,几近八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女神汤唯饰演的萧红不断变换衣着,尽情展现民国质地优良、印染精致的旗袍。殊不知,这只是上流阶层年轻女性的潮流打扮,并不适于来自黑土地的萧红。萧红一生流落,病痛缠身,尤其是早年还饱受饥饿折磨,服装不过是影片的卖点而已。影片最强烈也最直观的消费性体现在宣传上。电影宣传册上,连连使用同一句式,堆砌民国时代的“黄金”感。“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萧红),“想爱谁,就爱谁!”(萧军),“想结婚,就结婚!”(端木蕻良),“想骂谁,就骂谁!”(鲁迅),这种更在意烘托气势而缺乏任何逻辑合理性的表达,显然不是在暗喻影片的主题,而是意在吸引消费者眼球。“黄金时代”语出萧红寓居日本时期写给萧军的信件。异国他乡,她举步维艰,又为疾病困扰。但是,也正是在日本,她才感叹道:“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中国/日本的语境措置,自由/束缚的相提并论,无疑使得这一“黄金时代”着上了浓厚的反讽色彩。显示了萧红的反叛与超越意识。但是,影片因过于迎合大众心理,奉票房为信仰,最终瓦解了这一深刻的人生理念,造成了意义的脱节。 因此,与流行的大众文化尤其是影视文化相比,文学更能凸显出思想的先锋性与深邃性。那些文学经典以沛然若水的情感抒写、丰赡多彩的形象构造以及韵味无穷的思想哲理,力图超越现世时间与空间的有限性,展现生命的永恒价值。时光飞逝,斗转星移,作为渺若草木的个体,我们终将老去。但是,正是因为有了李白、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卡夫卡、泰戈尔等灿若群星的文学家们,人类的精神世界才得到无限丰富的展现与再塑造。在这个轻阅读、浅阅读时代,也让我们静下心来,少阅读一些快餐式的文化产品,多细细品读文学经典,自由穿梭于虚构的艺术世界,在时间之经与空间之纬的重置中,再建我们的存在坐标。相信,生活会因此变得醇厚如酒,轻盈成诗。 作者:赵双花耿涛 文学与文化论文:古代文学教学与民俗文化论文 笔者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以民俗视角切入古代文学的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恰当渗透和运用民俗文化因素,在增强课堂趣味性,调动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也促进了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更为重要的是学生知识面的拓展,文化素养的提升,古代文学教学效果的提高和改善也随之取得成效。笔者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对民俗视角的切入与运用贯穿于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两大途径: 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3]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4]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2.进行科研活动训练一定程度的科研训练,不仅有益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所以大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活动,进行科研训练已成为高校实践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要途径。鉴于此,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中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科研活动训练,可以说是上一阶段活动的自然延伸和拓展。在经历了一系列“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兴趣小组活动之后,学生在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必然会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时笔者就会围绕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之商讨选题,提炼角度,开展研究,并进行论文写作。经过这些科研活动的训练之后,学生已先后写出《唐诗中的冬至节民俗描写》《唐代婚恋民俗诗代表作品举隅》《古代节令民俗诗词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等选题较小而不乏新颖、且适合本科生写作的小论文。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学生真实参与体验的科研活动训练,再没有其他活动形式能比这种真刀实枪的训练过程带给学生的获益大。 三、结语 总之,民俗文化与古代文学的交叉研究不应仅仅作为学术领域的研究视角和学术生长点而存在,更应该成为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新思路和有效途径。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对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和应用也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王卫波单位:河南科技学院文法学院 文学与文化论文:我国文学与世界性文化矛盾研究论文 一、“西方化”及其历史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2],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较而言,胡适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态度比周作人彻底、激进,“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 “西化论”者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呢?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他对上述古典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其立意点依然是在鼓励中国现代作家向西方人学习,做路德、但丁上,并非真的要人们向中国传统白话文学靠拢。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上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在《人的文学》[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庀省#?]”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取,却几乎把那些古代白话小说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思想”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而加以挞伐,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启蒙化)。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西化派作家强调文学白话化,却大多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特别不感兴趣。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案头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由知识分子案头创作,纸面媒体印刷出版发行的西方“书面/案头小说”的观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势,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虽然是通俗化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优秀动机是在“西方化”上。 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经过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人爱诗的人在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之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5]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当?庇形焕献骷揖退担骸敖昀从行昵嶙髡叩拇醋魍牙肷睿晃蹲非笏健隆⑵妗⒐帧疵磕7挛鞣较执难У哪承挤ǎ呱狭诵奥贰!痹谡庵智榭鱿碌笔钡奈骰壅呙媪俚难沽艽螅辽俨槐任逅氖逼诤省⒅茏魅说忍岢骰庇龅降男J且裕?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作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该书《序》中叶君建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代的作品。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定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对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典型的思维。 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青年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过:不仅仅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6] 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7]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该文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8]读了这段引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对它进行’大的变革’呢?‘说书人的腔调’作为一种小说技巧为什么就不是现代性的呢?”显然,陈平原先生的现代小说的标准是来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国“小说观念和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产生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不是现代小说,话本小说必须接受“现代化转型”的看法。事?瞪希?0世纪中国文论界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叙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述模式中的“现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简单地从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模式出发对它产生了“非现代性”的定性。 西化思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居主导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有今天这样的格局不能不说多和它有关,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一些致命欠缺,这个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论家所说:“(1)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2)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借贷’的范畴概念系统;(3)缺乏自己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9]。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在其生长、发展的近一个世纪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题(启蒙主义的“人的文学”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在叙述模式上的现代叙述学转换,也是向着西方而去的。 二、“民族化”及其历史 周作人在写于1919年9月1日的《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中借用英国文论家FrankKidsond的说法,对“民歌”如是界说:“生于民间,并且通行民间,用以表现情绪或抒写事实的歌谣”。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周作人在这个时候已经注意到了“民族文学”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他反对“用鉴赏眼光批评民歌的态度”,认为民歌是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它只赞成把民歌当作“一点供国人自己省察的资料”的民俗学材料。此后他在一系列文章如《民众的诗歌》[10]中,极力批评“民歌”的内容、形式。到1922年12月17日,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依然对“民众的文学(民歌)”持批评态度,但是这个时候,他的观点有了比较大的改变,他说:“本会收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些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周作人心中隐约有了在民歌基础上建立“民族文学”的想法。但是,他的这个观点是不明确的。前述《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实际上是在1923年1月21日的《歌谣》周刊第6号发表的,虽然写于1919年却在1923年首发,且与此前刚刚发表的《〈歌谣〉周刊发刊词》观点有出入,首发的时候却又不修改,可见周作人在这方面其意识还是模糊的。但是,他在为《希腊小岛集》写的序言(后收入《永日集》)中这样说:“中国现在的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但种在这古国里,接受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来,实在是很可注意的事。希腊的民俗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希腊古今的文学。若中国想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的民俗研究也是必要,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于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周作人已经意识到了西方化的艺术要在中国扎根,开出国民文学的花朵来,必须要和民俗学研究结合,和中国土壤结合。上述周作人的看法可以作为五四时代西化论者对文学西化观的补充、反思,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对文学民族化问题的粗浅思考。从文学创作实践角度看,五四西化派对文学民族化的探索有两条路。一是从民间歌谣中借鉴形式,这方面刘大白、刘半农有极好的尝试,这派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向民间歌谣学习语言形式以形成中国现代白话诗歌的新体式上,他们的诗“大多有强烈的?胤饺丁保秃罄吹墓敉耆煌舻氖璐醋魍耆俏骰摹6蔷穹迪纾佣韵缤辽畹姆此贾谢竦镁窨占洌夥矫嫘纬闪艘月逞肝淼南缤廖难桑鞘怯梦鞣交男∷的J叫闯渎胖泄缤疗⒌纳睿还笔闭馀傻闹饕Ψ旁诹硕灾泄裥缘呐校皇墙杓窦渚裰锌梢晕泄执幕裥怂盏闹仕厣稀U馀啥灾泄窦涞目窕毒瘛⑸嬉庵玖臼敲拥模缍园精神的认识,阿Q作为一个下等的,生计都成问题的人,他坚韧地活着,还有点儿撒欢的味道,这是不是一种精神呢?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大多觉得像阿Q这样的人身上只有劣根性,他们还没有占得人的位置,根本就不配做一个人。他们没有想过阿Q虽然是个下人,或者极端点儿说,完全不像个人,但是他也有权活着,从生存的角度讲,活着是重要的,然后才是尽量争取活得好一点儿。由此,阿Q对生活的态度不见得比启蒙主义者对生活的态度差到那里去。阿Q身上有一种中国民间特有的笑谑、撒欢的精神,他活着不是为了验证历史功过是非,也不是为了建功立业,而是争取活下去,在可能的时候把每一个黯淡的日子过得像节日一样,有的时候浪一点儿,比如找吴妈讨点儿没趣,有的时候狂一点,比如找赵太爷攀个亲什么的,有的时候酸一点儿,比如革命,有的时候烈一点儿,比如绑缚刑场的路上,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这个时候他当然是害怕的,但是他立即就掩饰了那害怕,唱起了大戏,这就近乎烈了。我们暂且不管他为什么死,死得是否值得,就冲他这种面对死亡的勇气(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也是可以钦佩一番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来自中国民间的笑谑精神,吃喝、唱戏、行刑以及性等正是在笑谑和狂欢的意义上被放在了生活的首位。将生活当成一场狂欢节表演,不管它是否合理,是否有意义,都要将这出戏演好,这是中国民众在数千年历史中学会的生存技术和生存精神,它在笑谑和撒欢的外表下突现着“人”这个要素的主导力量。这种精神一直在中国民间滋长着,它在中国民间人物的身上一代一代地保留着,它和儒家、道家、佛家三教合一的中国正统完全不是一回事,因而在正统的语言中一直是被压抑、抹煞的。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虽然在精神气质、品位上反对三教传统,他们提倡小说、收集童谣,试图深入民间文化中汲取养料,但是他们没有发现这种民间笑谑和撒欢主义的力量,鲁迅也是其中之一,鲁讯也没有看到这种笑谑和撒欢的生存形态中渗透出来的反抗、追求、渴望的力量。所以我们说,这一派,在小说内容上是本土化的,具有民族性,但是?诰衿噬鲜俏骰ㄆ裘苫┑模挥辛炻灾谢褡逭庵置窦渚褡试础?BR 总的说来,五四时期中国文坛的主流观念是由西化派占据着的,但是,西化派也不是说对文学民族化问题完全没有思考,西化派占据主流时也不是没有民族化派在活动。如学衡派,学衡派主张在“昌明国粹”的基础上“融化新知”,1922年在一篇文章中梅光迪认为“国人倡言改革。已数十年。始则以西欧之越我。仅在工商制造也。继则慕其政治法制。今日兼及其教育哲理文学美术矣。其输进欧化之速。似有足惊人者。然细考实际。则功效与速度适成反比例。[11]”梅光迪并不是完全排斥向西欧学习,他所排斥的是他自称的一种“伪欧化”的病态现象,他认为,这种伪欧化(此一提法和上文提到的20世纪末理论界关于“伪现代派”的提法似有偶合,但立场、诉求刚好相反),一是重模仿而轻创造,“实则模仿西人与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为奴隶则一也。况彼等模仿西人,仅得糟粕,国人之模仿古人者,时多得其神髓乎。”二是提倡欧化者对欧洲文化实并不了解,而是样样拿来,最终失掉了创造的根本――中国文化,拿来的又是人家的残渣。这是民粹主义的一派,认为外国的不如中国的好,建设中国的文学就要走中国古已有之的道路。文学创作方面持类似民粹观点的作家较少,但是走从古诗文转化的路子的作家不少,如沈尹默,他的成功甚至是周作人也不能不承认的,当然周作人在本质上对沈尹默作的还是“西化论的解释”:“尹默觉得新兴的口语与散文格调不很能亲密地与他的情调相合,于是转了方向去运用文言,但他是驾御得住文言的,所以他的文言还是听他的话,他的诗词还是现代新诗,它的外表之所以与普通的新诗稍有不同者,我想实在只是由于内含的气氛略有差异的缘故。[12]”胡适在《谈新诗》[13]中论述的一些新诗人,多也是走古诗文转化的路子:“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胡适和周作人一样肯定了沈尹默等的这种尝试,认为沈尹默在作品在语言和音节上都获得了中国旧体诗词的功效,作出了新诗中“最完全的诗”[14]。所以大致可以说,中国新诗的道路,初期是走在“一半词一半曲”的路子上,只有在日本的郭沫若新出,以及从欧洲游学回来的徐志摩崭露头角[15],这种局面才改观了,直至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人崛起,以徐志摩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崛起后,中国诗歌的西化才算有了自己的代表人和代表团体。 我们知道胡适和周作人在本质上是西化派,他们认为中国新诗整体上必须西方化,但是在西方化的总主张下,他们在策略上又非常明智,他们都认可了新诗诞生之初以民族根基为基础的探索道路。周作人在给刘大白的《旧梦》写的序中说:“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能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也就是这个意思。 直接在文学上提出民族主义口号的是1930年之后聚集在《前锋》杂志周围的一批作家,1930年他们发表了《民族主义运动宣言》[16],认为中国文艺正面临危机,一是“残余的封建思想”还在无形地支配一切,二是左翼文艺把艺术当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将艺术呈献给了“‘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他们认为上述危机是由于新文艺发展“进程中缺乏中心意识”的缘故,为了构建“中心意识”,就要从民族意识出发,建立民族艺术,“文学底最高的使命,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换句话说,艺术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族文艺的充分发展必须有待于政治上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文学底发展必伴随以民族国家底产生”,反过来“文艺上的民族运动,直接影响及于政治上民族主义底确立”,因此“民族主义的文艺,不仅在表现那已经形成的民族意识;同时,并创造那民族底新生命。”这派的民族化思路有它的合理性。一、五四之后中国文坛弥漫着西化风,小说、诗歌、戏剧这些文学样式都直接取自西方,甚至语言也欧化了,出现了另一种欧化体的语言,虽是白话,但却脱离是时的口语,造成新文学发展的障碍,二、国民革命之后,中国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民族意识开始形成,又列强环伺,特别是东邻日本的崛起更是让中国人感到威胁,在文化上形成了民族主义的要求,进而反映到文学上来。这一派的观点非常极端,只认为文艺是民族的,而不认为文艺是世界的,而且把左翼文艺同封建文艺并列加以反对,错估了左翼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学理上又没有区分文学民族化和文化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的界限。 如果说“民族主义运动派”之前的西方化与民族化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方向问题上,那么此后的争论则是依附在“文学如何为更广大的大众接受,从而为抗战、解放战争、为解放以后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命题里面的。这个问题的发生先是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论争开始的。抗日战争爆发,文学要面向大众宣传抗日,这就产生了“文学形式如何面向大众、鼓动大众”的问题。最早提出“民族形式”口号的是,提出这一问题可能是受到苏联文艺的影响[17]。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要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报告中最早出现了“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等提法。1940年,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的口号。接着,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展开。但是,解放区的讨论多限于正面阐述学习理论的体会,没有真正的观念交锋,国统区的讨论范围大一些,也有一定深度。例如,1940年向林冰在《大公报》撰文认为,“以抗战建国为内容的文艺通俗化”――大众化运动,其表现形式是否“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乃是问题的优秀所在”[18],“在民族形式的前头,有两种文艺形式存在着:其一,五四以来的新兴文艺形式,其二,大众所习见常闻的民间文艺形式。”那么,民族形式的创造,究应以何者为中心源泉呢?作者提出“现存的民间形式,自然还不是民族形式,但它是民族形式的源泉”的观点。就此,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之“民族化”路径派有了自己的理论表达――它赋予民族形式以“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明确界说,又确定了向民间形式学习的“民族化路线”。 很明显向林冰的这个理论表述是相当极端的,它基本上否定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成就,对新文学的形式做了几乎全盘的否定,而把“民族形式”的源泉简单地定位在“民间形式”中,这实际上是一种新国粹主义(和《学衡》派的旧国粹主义观点比较而言)的思路[19]。在这场“民族形式”讨论中,即使是赞成“民族形式”提法的人,绝大多数也不赞成向林冰的“新国粹主义”主张,例如,郭沫若就认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现实生活”[20],“’民族形式’的这个新要求,并不是要求本民族在过去时代已造出的任何既成形式的复活,它是要求适合于民族今日的新形式的创造。”胡风认为形式和内容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族形式‘应该是反映民族现实的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所要求的、所包含的形式”,而且这“民族形式”应当是“国际的东西和民族的东西的矛盾和统一、现实主义的合理的艺术表现。[21]”胡风实际上是把“民族形式”问题放在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中进行了鸟瞰,得出了“民族形式”的创造决定于“时代的内容”,并且要在世界文学经验[22]和民族文学经验的结合中才能产生的结论。 以“民族形式”为理论口号的民族化派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设,在创作实践中也获得了自己的代表作,例如《马凡陀的山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解放日报》1947年连续发表了几篇讨论文章,这些文章对马凡陀诗歌路线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例如,默涵认为:马凡陀用民间语汇、民间形式来写诗,代表了中国诗歌的正确发展方向[23]。 说20世纪40至60年代中国文坛较多地受了新民粹派的影响,似乎是不过分的。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出现了以山药蛋派等为代表的小说创作潮流,解放区作家在解放以后十七年期间一直是中国文坛的主流,解放以后大陆文坛还出现了以民间通俗文艺为基础的民间文艺浪潮,《刘三姐》一类作品一时间竟成了中国文坛正宗。但是,70年代期间,这种状况又翻转了过来,经受过解放前大上海新兴文艺的熏陶、当过电影明星的不喜欢民歌,认为它低级、土气,主张“洋为中用”,用西洋管弦乐改造京剧,西洋芭蕾舞改造民间素材,推出不中不洋的样板戏――一种对京剧进行“革命”进而消灭京剧传统的一种戏剧形式。总的看来,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民族化浪潮受政治局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它的发展是扭曲的,这种扭曲我们可以从“样板戏”等极端中明显见出。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化多元化与文学艺术论文 【内容提要】当前文化呈现四种元素或层面:体现特定时代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主导文化,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高雅文化,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大众文化,以及传达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民间文化。这四种文化元素往往呈现多元互渗景观,即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不同文化层面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级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尺度组合成相互化合和相互生成的互动结构,包含多元共存、各行其道、优化组合、个性彰显等具体步骤,目的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 【摘要题】问题与思考 【关键词】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多元化生 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持续思考的热点之一,牵涉到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古典与现代、全球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公众等许多方面,因而不无道理地一再引发种种讨论或争论。这些探讨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不过,其中留下了一个有待我们去填补的空白:当前中国文化的层面。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总会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组合成为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共生的整体。梳理这些文化层面,考察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这种文化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这尤其会有助于建构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那么,就当前我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我们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层面呢?它们之间结成何种关系?问题就提出来了。我在这里不打算普遍地纵论文化层面,而是着重从文学文本的文化层面角度来加以分析,即透过文学的文化层面而为揭示普遍文化层面提供具体的想象性模型和个案。因为,文学是文化中最富于表现力的想象性形态,完全可以承担透视普遍文化层面的任务。 一、文化及其层面 文化(culture)的定义历来很多,这里仅仅采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er,1874-1945)的界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symbol)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注:参见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288页。)。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往往有4个层面或形态(注:我自己在过去一度将审美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见《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后来认识到不能忽略民间文化的存在。):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从文化价值看,这4个层面之间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上面的4个文化层面往往会渗透或显示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本中,这就有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具体说来,这4个文化层面有可能同时并存于同一个文本中,这要求我们细心分辨各种文化层面在文本中的存在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中的某一种会在文本中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划分出文艺文本的文化层面: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 1.主导文化 主导文化文本是指体现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文本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化性,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每个时代的统治群体都会有意识地书写或制作这种文本,并大力鼓励原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文人作家来参与这种旨在巩固统治性规范的书写工作,再借助行政手段加以传输和推广,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去达到教化公众的目的。自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统治群体对文学的控制或支配作用就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从而推演出文学承受主导文化引导的历史。需要注意,主导文化文本并不一定只要直接的或者甚至赤裸裸的教化性,而可以把教化性掩映在富有感染力的审美表现中。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正是古典主导文化的典型范本。《前出师表》首先陈述了蜀国的“危急”情势,表达了一下自己“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忠心,提出“开张圣听”、“亲贤臣,远小人”等等一系列的社会整合以及国家安定的方针政策。接下来,他又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对君王的耿耿忠心,发出“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铮铮誓言,从而近乎完美地表达了一个臣子为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而全力以赴的忠诚之心和献身精神。最后他在《后出师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在这里,主导文化所追求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目标,以及个人的尽忠报恩之心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就当代来讲,影片《生死抉择》(2001)也可以说是当代主导文化的代表性文本。它讲述了当今中国公众普遍关心的“反腐倡廉”故事。主人公海州市长李高成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回来,立即被卷入自己工作过的中阳纺织厂工人的集体请愿风波中,由此引发出自己也被牵连进去的重大腐败案件。李高成面临一个“生死抉择”:是把自己交给廉政还是留给腐败?作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自我抉择确实成了事件进展的关键:只有他作出正确的抉择,才能确保廉政一方的成功。他在市委副书记杨诚的协助和省委万书记的支持下,经过短暂而艰难的思索,战胜了自我,作出正确的抉择,起来斗倒了以郭中姚为首的“腐败集体”,并由此挖出了其后台省委副书记严阵等,从而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这部影片鲜明地反映了当今主导文化关于社会群体整合和秩序安定的要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主导文化历来扮演着群体整合等重要角色,至今仍然如此。不过,主导文化也需要不断更新、发展,体现民主性,并且让自身的权威不是强制而成为令人倾心服膺的感动。 2.高雅文化 高雅文化,有的称“精英文化”,是指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文化文本。这种文本往往从知识分子或文人的个体立场和视角出发,去从事独特的形式变革,以便在这种新形式中传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察。这种文化文本的主要特征有三点:形式创新、社会批判和个性化追求。 第一,形式创新。高雅文化文本总是善于总结前人的形式惯例,并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中吸到资源,创造出新的原创性形式。因而在高雅文化文本里,形式上创新的特征往往格外突出。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说“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而诗人徐志摩在《再别康桥》(1928)里则打乱了这一日常语言顺序,转而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把状语“轻轻”前置,先说“走”,而后说“来”,并破例出现三次重复。这种形式创新有什么意义?下面不妨完整地感受全诗,尤其注意体会志摩式“轻悄”: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后面几节注意选用与“轻轻”合拍的表述轻柔妩媚事物的词语,如“金柳”、“新娘”、“波光里的艳影”、“软泥”、“柔波”、“水草”等,而且结尾还有“悄悄”的三次重复,造成首尾呼应的效果。这就使得全诗都呼应着“轻轻”和“悄悄”,带来了语言形式上的整体创新,使本来司空见惯的日常表述语句竟突然间获得了新奇而别致的意义。我把这种语言形式称为志摩式“轻悄体”。读者因为志摩式轻悄体而可以获得一种新奇的意义体验。文学史和文化史容易忽略“我轻轻地来了又走”这类平常的陈述,但却可能永远地记住独特的志摩式轻悄体。其实,这里的“康桥”对诗人本人来说可能是确定的,但对读者来说却可能无限丰富而不确定。每一个读者都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永远留恋的“康桥”。他们用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去填充形式独特的“轻悄体”,从而形成了内心深处的深切共鸣。这可能正是这首诗得以长久流传的一个原因吧? 第二,社会批判。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地关心社会问题,大胆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的痼疾。当然,知识分子作家创造的高雅文化文本,不仅体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和忧思,同时还可能展示出他们的社会乌托邦构想。他们有时可能不合时宜,甚至不见容于当世,但历史却会永远记住他们独特的文化贡献。杜甫的许多诗正是这样的杰作。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其中隐伏的复杂矛盾,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批判效果。现代诗人臧克家的诗《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1949)这样说: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它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它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诗的语言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但字字铿锵有力,如匕首或利剑令“有的人”胆寒,如春风化雨令“有的人”获得慰藉。既是一支崇高人格赞歌,更是一篇声讨一切“人民公敌”的战斗宣言,产生出明显的社会批判效果。 第三,个性化追求。与主导文化文本突出教化性不同,高雅文化文本着力书写知识分子的个性化追求。个性或个性化是高雅文化文本的显著特征之一。知识分子当然要关注社会问题,但这种关心往往是从他们自己的个性角度出发的。他们以独特的个性化心灵去体验生活,解释他们所“发现”的生活真相,展示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幻想。他们有时当然可能有个人偏见,但这正是高雅文化文本的一个必然伴随物。有时,这种偏见或者“刻薄”正可能具有独特的历史深度。而如果没有这种鲜明而又独特的个人伴随物,高雅文化就失去其独特魅力了。例如,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坚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借“狂人”之口喊出的这些“疯话”,初看起来极不“真实”。因为,似乎任何一位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说,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特点就只是“吃人”。人们会质问说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丑化”或“全盘否定”。但如果联系当时的文化语境看,就可能不得不承认:这些表面看来充满偏颇甚至“别有用心”的疯言疯语,其实正是鲁迅以其个性化视角对“五四”时期中国历史症候的冷峻地“诊治”。中国文化传统当然有值得肯定的“灿烂”之处,但对当时的鲁迅来说,要紧的却不是去歌颂而是去剥露。可以说,“狂人”形象及其“吃人”表述,充分地体现出鲁迅的形式创造和社会批判的个性化特征。高雅文化可以集中代表特定时代文化中的理性元素和创造性力量,体现真善美的运行方向。但它也容易流于僵化或神秘化。 3.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文本是指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文化文本。 大众文化文本具有自身的与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不同的特征。 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和电视)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文本的一个基本特征。“大量”是其优势,但贪多图大往往对公众造成传媒的“暴力”。 第二,文体的流行性和模式化。一种大众文化文本在开初总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等的某些特点,创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开来,从而变得模式化了,并引来众多摹仿之作,如《一封家书》之后有《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一批仿作。流行是大众文化文本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就是模式化,而模式化则又距“老化”或“僵化”不远了。 第三,故事的类型化。在一部电影剧本或电视剧剧本中,好人与坏人、情人与情敌、由顺境转逆境或相反等故事,都是按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从而有武打、言情、警匪、伦理、体育等众多类型片、类型剧。这与高雅文化文本注重“典型”或“个性”是不同的。不仅影视甚至流行音乐,往往都是按明星的类型化特点“定做”的。 第四,趣味的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文本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文本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满足公众的日常生活俗趣。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第五,效果的愉悦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或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影响《红衣女郎》通过一个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中年男性与一个红衣女郎的恋爱经历,带给公众一场日常趣味的满足。冯小刚近年拍摄的贺岁系列影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和《大腕》,就是当前大众文化的一个典范实例。它们都围绕葛优这位戛纳影帝而编造故事,打造出由他扮演的类型化系统形象,满足公众的时尚趣味。 我们不妨来看看近年广泛流行的通俗歌曲《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是在1998年创作出来的,在1999年的联欢晚会上进行表演,从此风靡大江南北: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着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歌词很是普通,用高雅文化的经典看法来讲,真可以说是一点“诗意”或“审美”意味都没有。大家不妨把这其中表述的“回家”的含义与朦胧诗中的“回家”比较一下。 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心灵,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翠绿的三叶草。//而且,/我还想打开书橱,/取出一本《海涅歌谣》,/我要去约会,/我向她举起这本书,/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爱情的信号。//这一切,/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天,又开始下雨,/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我想风雨腐蚀了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不,我不那样认为,/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在这里,“家”代表着高雅文化诉求的精神家园。那里有“儿童时代的画片”、“翠绿的三叶草”,还有德国浪漫诗人海涅的歌谣。这种精神富足是他征服爱情的制胜法宝。实际上,在高雅文化系统里,“家”常常就是那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至高精神境界的象征,相应地,“回家”成为寻找或追求那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又弥足珍贵的精神境界的行为的象征。 但在《常回家看看》里,“家”却早已“丢失”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含义,而转变成一种日常家族亲情的象征。“回家”,是日常家族亲情的实现的象征。这首歌完全没有了高雅文化那种内在精神性,那种经典“诗意”;甚至也没有《涛声依旧》那种对于经典诗意的怀旧式宣泄,而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诉说的是日常家族亲情。但是,为什么它会流行开来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常回家看看”,一声充满亲情而又温和的规劝或鼓动,胜过千言万语、千呼万唤,煽动起、催动着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无定焦虑和思家情怀,使得他们不远千里万里排除千难万难也要奔回父母的身边实现短暂的团圆。“回家”是来自过去的生活地点及其固定生活记忆的无意识召唤,表面看来构成对当下无地生存与流动性格的一种否定和一种回归,但实际上却是对流动性生存形成一种肯定。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无地生存、流动生活的否定,恰恰是通过地点流动本身来完成的,从而就形成以流动否定流动的奇特悖论,结果是使地点流动无尽地再生产下去。同时,“回家”而不是“在家”,“回家看看”而不是“在家呆着”,表明无地焦虑以及流动生存注定了会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从而不停顿地再生产出人们的“常回家看看”这一日常生活欲望。道理很简单:愈是流动在外的游子,对“家”的记忆才会愈益珍视,他们的“常回家看看”的无意识渴望才会因被压抑而变得愈益强烈,从而推演出“常离家生活”又“常回家看看”的互动型生存轨迹,形成流动——回家——再流动的循环圈。诚然,这首歌并没有在字面上特别强调地点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整首歌在其字里行间都在述说着人们的一个日常现实——流动、流动、再流动,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生存体验。无论如何,在《常回家看看》的旋律中,这种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已经推演成为当前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命运和自主选择。这首歌曲让公众在轻松的愉悦中体验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无地焦虑和流动生存现实,其作为大众文化作品的效果已显露无遗。 流动人口是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居住地发生跨越一定地域界限变动的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了每个人的常住地及其户口登记地,从而统计出全国流动人口已达到1.2107亿,这个统计数字显示了流动人口在中国社会的强大比重,从而为我们理解《常回家看看》得以深入人心的原因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学证明。《常回家看看》的歌词很是普通,它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温情对于流动人口的召唤。它使得很多打算回家看看的人的回家行为变得合理化和合法化,使得本来没有计划或无法回家的人产生出回家看看的强烈冲动,也使得实在没有办法回家的人选择在电话或者在想象中满足自己回家的愿望,同时,它也可能使正在回家路上的人们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中变得充满家庭的温馨。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娱乐趣味。 上面的特征,规定了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使大量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这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大众文化在当代可以集中代表文化的日常性、感性和稳定性,是文化趋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容易自我复制,以至于丧失创造力。 大众文化是否只是具有消极作用?持这种看法的人常常依据如下论点:普通公众完全受到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或暴力强制,无法进行任何反抗。下面一种不同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与法兰克福学派全盘否定大众文化不同,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公众对电视节目可以有三种解码立场。一是统治性-霸权性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意图控制;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negotiatedcodeorposition),可以投射进自己的独立态度;三是反抗性符码(oppositionalcode),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注:斯图尔特·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据西蒙·杜林(SimonDuring)编《文化研究读本》(TheCulturalStudiesReader),伦敦1993年版,第100-103页。)。这表明大众文化决不是铁板一块,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 一个合适的例子是,2001年春夏之交,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这引来全国电视观众的各种各种反应,批评、指责、讽刺、谩骂充斥着网上和其他媒体,这是制作者们始料未及的,也是媒体事前所无法预料的。观众的如此激烈的反对声浪,在中国电视剧的播映史上应是空前的,而各种媒体的重点报道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突出地证明了观众对于大众文化文本解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此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状况。所以说电视剧《笑傲江湖》好,好就好在对制作者意图的抑制和观众能动性的揭示上。这典范地说明,大众文化文本的社会功能和反响是复杂多样的,应具体分析,不能单凭制作者意图而断定它的优劣好坏。这同时也可以提醒那些轻视或否定大众文化的人们:公众中有可能蕴藏着对于大众文化进行反抗的能量,而这种反抗并不简单地来自大众文化之外,而就存在于它之中。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本身就可能是自反性的,即它可以自己反对自己、自己解构自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大众文化总想投观众所好,让观众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显得比故事中的人物高明,从而使观众有时可以轻易地看穿制作者的意图或把戏,并站出来毫无顾忌地以常识为武器加以揭露。相比而言,高雅文化文本在语言、形象及其意义等方面要复杂一些,接受起来要艰难一些。 4.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文本是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艺文本。民间文化虽然与大众文化在通俗性和娱乐性方面颇为相似,但却不是像大众文化那样采用大众媒介、按市场行情和流行趣味成批生产的,而是往往与前辈具有传承关系,从日常生活中自发地生长出来,带有自娱特点。普通民众没有多高的文化教养,关注的主要不是知识分子标举的那种个体意识、自我实现欲望,而是日常生活过程及其自娱效果。 南朝民歌《三峡谣》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注:见《水经注·江水注》,引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3页。)说的是早上开船看见黄牛,晚上停船也看见黄牛,走了三天三夜,还是看见黄牛。“黄牛”在这里直接代指“黄牛滩”,是长江三峡西陵峡西边的险滩,滩边峭崖上有石纹如人背刀手牵黄牛,所以得名。《三峡谣》正鲜明地体现了民间文化文本的特点:所用语词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讲究上口易记,注重日常生活氛围的渲染。长达三天三夜的行船生活,本来是可以丰富多样的,但这里却只能在同一时空区域里重复进行,这可以说清晰地显示了船夫日常生活的单调性和重复性。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得出另一层理解:三天三夜的艰难的逆水行船生活,竟然不过是围绕着同一个“黄牛”峭崖进行,终究无法走出“黄牛”的眼界,这难道不是对日常生活及人的命运的一种有趣的发现?这一发现难道不可以给原来单调乏味的行船生活增添一点自娱效果?而吟唱《三峡谣》本身,正可以说是积压在心底的情感体验的激情宣泄。在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宣泄中,吟唱者本人体验到一种轻松和愉快。 民间文化有怎样的功能?恩格斯说得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注: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01页。)民间文化在平时可以在普通民众中起到安定、自娱等作用,而当着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或大众文化分别面临各自的僵化和衰微困境而亟待脱因时,民间文化往往可能成为一种出奇制胜的激活的力量,甚至是革命性力量。 二、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 上述分类只是相对的,而实际上,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总是渗透到这4种文化的具体文本形态之中,而每一种具体文化文本都可能包含其他多元文化因素的互渗,从而形成更复杂多样的文化状况。多元互渗,在这里是指多种文化元素交叉渗透于具体文本中、使得不同文化层面之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清晰地分辨的情形。重视这种多元互渗是重要的。如果只看到文化层面的分别而看不到这种多元互渗,就会把问题简单化,从而无法真正认识文化状况。 例如,主导文化影视作品往往注意吸收大众文化的一些东西。电视剧《导弹旅长》以很大的篇幅去讲述江昊、石志雄等几个主要人物的情感纠葛,以满足普通公众的娱乐需要。高雅文化文本中常常渗透进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元素。王蒙的小说如《季节》系列就充满了主导文化的政治话语。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开篇第一句就写“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话在语言上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的摹仿,而在效果上则试图仿效大众文化去迎合普通公众的阅读趣味。莫言的近作《檀香刑》显然从民间说唱艺术中吸取资源。大众文化中的互渗就更为鲜明。《北京人在纽约》和《不见不散》在结尾都不约而同地让漂泊纽约的主人公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体现了主导文化的制约作用。电视剧《桔子红了》在人物语言、行为举止、服装、布景和音乐等方面都体现出高雅或“唯美”趣味,显示高雅文化已成为大众文化争取公众的制胜法宝。还有一种互渗情况:大众文化常常在调侃的意义上戏拟高雅文化以便取悦于普通公众。 《射雕英雄传》第30回《一灯大师》写郭靖护送黄蓉去寻找一灯大师治伤,一路闯过“渔樵耕读”四大高手中的前三个。面对最后的高手书生,小说这样写道: 黄蓉……见那书生全不理睬,不由得暗暗发愁,再听他所读的原来是一部最平常不过的“论语”,只听他读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读得兴高采烈,一诵三叹,确似在春风中载歌载舞,喜乐无已。黄蓉心道:“要他开口,只有出言相激。”当下冷笑一声,说道:“‘论语’纵然读了千遍,不明夫子微言大义,也是枉然。”那书生愕然止读,抬起头来,说道:“甚么微言大义,倒要请教。”黄蓉打量那书生,见他四十来岁年纪,头戴逍遥巾,手挥折叠扇,颏下一丛漆黑的长须,确是个饱学宿儒模样,于是冷笑道:“阁下可知孔门弟子,共有几人?”那书生笑道:“这有何难,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黄蓉问道:“七十二人中有老有少,你可知其中冠者几人,少年几人?”那书生愕然道:“‘论语’中未曾说起,经传中亦无记载。”黄蓉道:“我说你不明经书上的微言大义,岂难道说错了?刚才我明明听你读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两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瞧你这般学而不思,嘿,殆哉,殆哉!”那书生听她这般牵强附会的胡解经书,不禁哑然失笑,可是心中也暗服她的聪明机智…… 这种“胡解经书”的方式,显然属于当今大众文化惯用的经典戏拟,就是用戏谑的方式拆解经典,造成化雅为俗和以俗戏雅的效果。解读儒家经典以及对对联、猜谜语等,原是中国古代文人阶层的高雅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却以戏拟这一特殊形式移置到现代大众文化文本中,并且与黄蓉和书生等人物的具体生活境遇密切结合起来,既有助于刻划黄蓉和书生的性格或特点,又可以向现代读者显示高雅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这样做,意味着使武侠小说这种大众文化形态趋于“高雅化”,从而可以跨越通常大众文化的水平而进入优秀的高雅文化的行列。事实上,金庸武侠小说具有多面性,既可俗读也可雅读,既可视为大众文化也可视为高雅文化。原因并不复杂:某些优秀的大众文化文本是可以超越通常分类的限制而兼具其他文本特征的。 三、从多元互渗到多元化生 上面只是介绍了一些文化的多元化生的例子。然而,我认为,仅仅有当前的文化层面的多元互渗是不够的。多元互渗当然比“”时那种一元独尊好,因为它尊重不同的文化因子,呈现出开放、进取和活跃的态势。然而,多元互渗毕竟没有进一步梳理出明确的文化价值系统,这就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结构中,哪些文化因子在文化价值系统分别承担着各自的使命? 我以为,需要从初级的多元互渗走向更高的多元化生境界。多元化生,意味着多元文化因子按照理想的和合理的尺度组合成一个相互化合和生成的互动结构。我在这里提出有关具体步骤的几点初步考虑: 第一,多元共存。应当承认这种多元共存格局的合理性。这4种文化因子都需要存在,不能简单武断地以此代彼甚至以此灭彼。谁灭谁呀? 第二,各行其道。这4种文化因子各自按照各自的规律和类型特征去发展,各自承担自身的文化功能。 第三,优化组合。在这里,主导文化中的伦理和睦、高雅文化中的个性品质、大众文化中的感性愉悦、民间文化中的群体娱乐等因子,可以着力组合起来并且加以突出,使得我们的文化既注重伦理和睦又不忘群体娱乐,既突出个性性格又注意感性愉悦。当这些多元文化因子在文化中凝聚为一体时,我们的文化是否会逐渐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个性彰显。在如上过程顺利进展基础上,也许可以进一步展望一个目标——这就是使得中国现代文化在保证内部多元化生的基础上寻求新型个性特征的彰显。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如何重新凸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这种凸显是否可能在21世纪实现? 问题提出来了。我想,有关多元化生的这些考虑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这种探讨对于21世纪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应有益处。我在这里主要是提出这个问题,希望更多的朋友都来关心它。 文学与文化论文: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论文 一、大话文学的语体特征与快感类型 无论在汉语还是其他语言中,“经典”都有规范、法则的意思,它不但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以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所或明或隐地体现的制约、规范人类思维、情感和行为的文化2道德与政治力量,由此决定了单纯的审美本质主义视角恰恰不能解释经典的本质。我们固然不能认为文学艺术经典不完全是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等“外部”力量肆意打造的权力产品,特别是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能够经得起时间淘洗的经典作品常常体现出某种程度的“超历史”的稳定性,但是,我们却也无法逻辑地列举和分析这种稳定性的固定要素(比如,对象应该为何,技巧应该怎样等等)。何况在历史尚未终结的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说经典的“超”历史性呢。我更倾向于综合的视角,即把经典看做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因素介入其中的复杂建构,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经典一直在被建构、解构与重构。 正因为这样,经典的命运、对经典的态度,常常能够折射出特定时代、特定民族与群体的特定文化态度与政治立场。比如,历史上所谓文化守成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就常常集中表现为对于经典的不同态度。守成主义者总是维护统治阶级所确立的文化经典,他们深知要保守传统就不能不维护经典,经典是储存传统、维护规范的仓库。在以维护传统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士大夫阶层对于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主导态度就是尊奉。从接受的角度看,这种尊奉常常体现为一种绝对忠实于原文的接受方式——背诵;而这种接受方式反过来又成为作家创作的基础(由此中国古代的创作论历来强调背诵先贤经典的重要性)。背诵实际上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乃至整个人文教育的基本途径,当然也是文化规训的重要方式(它与下文要说的“戏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到了充满激进革命色彩的中国近现代,对于经典的这种敬畏态度与原样接受方式受到极大冲击。革命常常从思想领域开始,从“洗脑”开始,而“洗脑”首先是把脑子里原先的经典刻印抹去,然后植入新的刻印(建构并灌输新的经典)。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反传统常常就从“离经叛道”开始。康有为重新考证经典,把许多重要的儒家经典指斥为“伪书”;顾颉刚辨古史的目的也是为了通过颠覆经典来反传统。陈独秀要打倒“贵族的”、“山林的”、“古典的”文学,实际上是要把古代的绝大多数经典的文体与文本统统置于死地。像鲁迅、钱玄同这样的文化革命闯将,还曾有过“不读中国古书”的极端主张,鲁迅《狂人日记》中那个“狂人”(他身上有启蒙主义者的影子)的觉醒,居然始于对《二十四史》等中国经典的重新解读:他在这些经典中读出了两个字:“吃人”! 如果说,我们必须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文化价值建构,以及相应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语境中,理解人们的离经叛道、解构与重构经典的行为,那么,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早熟的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五四”时期启蒙知识界对于经典的态度虽然偏激,其动力却来自启蒙知识分子真诚的变革愿望与启蒙救亡的社会文化使命感。他们真诚地相信,要想拯救中国的文化进而拯救中国,首先必须彻底背叛儒家经典。这种对于经典的态度丝毫不带有商业动机与物欲色彩,其对经典的解构也是以现代启蒙主义价值理想的建构为正面的肯定性内容,从而使之免于滑向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而所谓20世纪90年代肇始的经典消费化思潮,指的是在一个中国式的后现代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文化工业在商业利润法则的驱使与控制下,迎合大众消费与叛逆欲望,利用现代的声像技术,对历史上的文化经典进行戏拟、拼贴、改写、漫画化,以富有感官刺激与商业气息的空洞能指(如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艺术灵韵以及权威光环,使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笑料。君不见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被用作音响产品广告的开头曲;各种宗教偶像的人像被制成商品在各个旅游景点廉价出售(甚至印制在文化衫上);巨幅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被用作瓷砖广告挂在北京街头。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剧在肆意地戏说历史、改写经典。 这些对于经典的戏说、改写形成了洋洋可观的所谓“大话”文艺思潮,它们在文化类型上则属于所谓“大话文化”。大话文艺的重要特点就是对经典的改写和戏说,从其创始人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到最近出版的林长治的《沙僧日记》《Q版语文》,大话文化的风潮几乎遍及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与文学经典。其中既包括中国与西方古代的文学经典(如《大话西游》《悟空传》《沙僧日记》等,还有新近出版的漫画版四大名著),也包括解放后创作的革命文艺经典(如《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等所谓“红色经典”)。还有人从实用主义角度把经典改写为经济类、管理类和励志类的畅销书(如《水煮三国》、《麻辣水浒》、《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前段时间热闹一时的《Q版语文》更是用模拟语文课本的方式,把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那些所谓“范文”(如《孔乙己》、《荷塘月色》、《卖火柴的小女孩》、《愚公移山》等)大大地戏弄了一番。当我们带着思想史研究的兴趣来讨论大话文艺.文化的时候,我们关注的首先是它与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的关系,大话文艺很典型地表征了文化经典和文化权威在我们这个消费主义时代的命运。 大话文艺的基本文体特征,是用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对传统或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大话一代根本不认为对于经典必须毕恭毕敬,在他们看来,“文本不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生产者——艺术家所创造的高高在上的东西(比如中产阶级的文本),而是一种可以被偷袭或被盗取的文化资源。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可以被使用,在于它可以提供的相关性,而非它的本质或美学价值。大众文本所提供的不仅是一种意义的多元性,更在于阅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的多元性”①,这正是大话文学对于传统经典的态度。 当大话文艺的作者通过改写经典而进行创作的时候,他们就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作者同时又是消费者——消费经典。林长治创作《Q版语文》的过程同时就是一个(通过特殊的方式)消费与颠覆经典的过程,经典在这里成为他创作的“原型”和素材。如果说在文本的经典化过程中,官方化的阐释符码逐渐固定了文本的意义,那么,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则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这可以说是一种生产性的快感,也是一种冒犯和颠覆的快感②。这是一场文化的斗争:一方是对大话文艺持激进批判态度的文化守成主义者(教师、家长与教育部门官员),他们试图维护经典的规训权力(不管是它的美学权力、意识形态权力还是其他权力),限制经典的文化用途;而另外一方则是林长治等“大话一代”通过大胆地篡改、戏说经典而冒犯权威、亵渎神圣。这种篡改和冒犯几乎指向文本的所有方面:人物、情节、时空关系、话语方式。司马光砸缸后可以流出来七个小矮人、圣诞老人、兔巴哥、机器猫、刘老根、西瓜太郎、流氓兔以及李亚鹏。《背影》中的老爸会唱“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荷塘月 色》里的“我”居然希望在荷塘看见MM在洗澡。在话语方式上,大话文学继承了狂欢文化的精神,打破了时间、地点、文化等级的限制,把古语和今语、雅语和俗语、宏大话语和琐碎话语随心所欲地并置在一起,组成话语大拼盘。“七个小矮人”、“圣诞老人”、“兔巴哥”、“机器猫”、“刘老根”、“西瓜太郎”、“流氓兔”、“李亚鹏”,这些人物符号分别来自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但它们统统被抽离出原来的语境,跨时空、跨等级地拼贴在一起。如白雪公主“爱穿着高叉泳衣去打猎”;卖火柴的小女孩成了时髦的促销女郎;少年闰土变为“古惑仔”;贾宝玉竟然对贾政的丫环说“你别跟着我,我要去上网”。媒体中播放的广告词也在漫画中频频出现,“我给您备了金嗓子喉宝、三九胃泰、速效救心丸”。“爽”、“酷”、“MM”、“东东”、“886”、“GG”、“bingo”、“faint”、“酱紫”“视频”“晕菜”“切”之类的“新新人类”专用词语比比皆是。这典型地体现了大话文化的语体与快感的又一个特征:在传统的文本中夹杂大量的流行词汇,以便建立传统文学经典与当下日常生活、日常语言的相关性③。尤其是当我们注意到被改写、戏拟的作品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典,而且是直接控制他们的思想,在课堂上根本不能进行自由阐释的课文时,冒犯的快感可能就更加强烈了。 二、大话文学的流行与政治文化功能 关于大话文学的流行原因,它的文化、道德、政治功能,无论是评论家、学生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是见仁见智。有人认为它完全是糟粕,是对传统文化与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的亵渎,应该加以禁止(这种观点无法也不想深入解释大话文学流行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除了表达论者的道德义愤似乎没有更大的意义);有人充分肯定大话文学给大众带来的快感,并认为它具有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的作用(这种观点似乎过分夸大了大话文化的进步政治意义,而且对于不同的颠覆方式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当然也有人试图对大话文学的流行原因与政治文化功能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解释: 1.中学语文教学过失说。周士君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中小学语文课本中那些有资格入选的课文,不是让孩子瞻仰和膜拜岳飞、孙中山等历史伟人的丰功伟绩,就是让学生感受和吟颂祖国大好河山的美好壮丽,使孩子们不得不接受语言学习和“思想改造”的双重压力。尤其是在“完人情结”主导下选进教材的那些正面人物(如雷锋、李时珍、詹天佑、宋庆龄等),与《Q版语文》中那些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相比,距离如今孩子的生活现实和视野过于遥远,难免让他们心生高不可攀之感。结果,“传统语文教材,不知让多少孩子因其过于古板而感受不到学习语言文字的乐趣”。文章认为,《Q版语文》击中的是传统教材的软肋,它让孩子体会到了学习语言文字过程中轻松而快乐的一面,而其新鲜活泼的传授方式,更令孩子摆脱了一种近似“思想改造”的痛苦和熬煎。儿童有着与成年人完全不同的心理特点,尤其当他们置身于当今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时,一成不变的传统教材根本适应不了其需要。最后,作者认为,既然是编给儿童看的教材,首先就应该突出幽默性和趣味性,兼顾“思想性”,毕竟语文课的主要功能是向孩子传授语言文化知识,而不是上政治课或搞“思想改造”④。 这种观点当然不乏深刻性,特别适合于解释那些政治性强的作品。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尽管今日中国的语文教科书仍然存在政治化倾向,近年来总的趋势却是政治性逐渐淡化,而且,《Q版语文》所戏拟的恰恰是那些政治性不强而突出人类普遍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它们是比较标准的文学经典而不是“革命经典”。点明这一点很重要,这表明我们不能用“反感政治”来充分解释《Q版语文》的流行。《三只小猪》、《狼来了》、《小蝌蚪找妈妈》、《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些世界童话经典真的那么没有趣味、那么政治化么?回答恐怕是否定的。再说,即使我们承认中学生喜欢大话文学具有反感和挑战教科书的意味,也不能把目光单纯地集中在中学语文教育,须知中学语文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有来自社会体制、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支持。 2.满足青少年心理说。有人把《Q版语文》的流行归因于青少年心理,比如娱乐需要、叛逆冲动等。殷建光认为,中小学生热读《Q版语文》,首先是因为这种读物读起来轻松、活泼。追求快乐是人的天性,中小学生当然也不例外。陷于沉重的学习、作业与考试重荷中的学生当然很想有一种轻松的读物,以排遣心中的疲劳、获得片刻的轻松与欢乐。《Q版语文》把经典改成了爆笑故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学生轻松一下的心理需求。其次,这种读物满足了学生内心深处的潜在叛逆心理。“叛逆心理是中小学生的一种正常的心态,也是青少年成长中的正常现象,《Q版语文》对经典的篡改,实际上是对所谓经典的一种嘲弄,这恰好满足了学生的潜在心理的叛逆需求,传统的经典和现代生活杂交,产生一种别样的境界,学生当然会对这种文章喜爱有加”⑤。这种诉诸青少年普遍心理的解释不可否认有一定的道理,但依然不能抓住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的特殊性而流于抽象。如果说“叛逆”是青少年的普遍心理,为什么这种心理在今天才冒出来?特别是,它为什么采取后现代式的消费经典、调侃经典的形式,而不是“五四”时期或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的形式? 3.缓解成人心理压力说。有专家指出,从某种角度来说,“戏说”、“大话”、“胡写”是一种成人的故意“童稚化”。“大话”就是吹牛说瞎话,而说瞎话常常是儿童天真烂漫、想像力丰富的表现。当今社会紧张的节奏和激烈的竞争环境,给一些成年人和正在走向成年的人造成了过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可以通过创作、阅读这种“戏说”、“大话”、“胡写”来缓解生活中的压力,重温自己幼时无忧无虑的时光,获得愉快轻松的心态。作者林长治自己也持这种观点:“无厘头文化是一种让人轻松并爆笑的文化,它在压力如此大的社会很有发展前景”,“《Q版语文》本来就是写给那些压力大的人看的,想让他们在紧张工作、学习之余身心能得到放松”⑥。这种解释同样是一种抽象的心理学解释,它所突出的社会环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的紧张——没有能够切中当代中国的特殊性。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反问: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同样非常紧张,为什么没有生产出中国特色的大话文学呢?或者即使有类似大话文学的东西,也不能像在中国这样风行呢? 我认为,大话文艺与大话文化表现了一种极度的颠覆权威和偶像的态度,它的流行可以看做是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心态:世界上没有神圣,也没有权威与偶像;一切都可以戏说、颠覆、亵玩,不但文学的权威、政治的权威、意识形态的权威是这样,就是宗教的权威也是如此。这种对神圣、权威的态度本身虽然不指向某种特定的官方主流话语,却使得任何对于主流话语的盲目迷信成为不可能。所以,大话文学及其所代表的大话式精神姿态一旦流行起来,无论是对目前的主流文化,还是对今后的权威话语建构,无疑都是釜底抽薪之举。当一个人说“我们不应该相信一切”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具体说我们应该怀疑什么,但是任何具体的真理、价值却都已经逻辑地包含在怀疑与颠覆之列。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精神对于防止盲从和迷信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对“”权威话语与偶像崇拜仍然心有余悸的知识分子来说,大话精神当然具有积极或进步意义,它未尝不能说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之一。三、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 但是应该看到,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是思想解放的一枚畸形的果实。一味的游戏、戏说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之类的现代迷信、现代愚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或怀疑精神由于采取了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向批判与颠覆的反面,一种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式的人生态度。 根据旅美学者徐贲的研究: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⑦。徐贲认为,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信任危机,其程度到了一个人自己的左、右手之间也没有信任的地步。 依据徐贲的分析,历史上的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而就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言,还可以划分出“在下者”和“在上者”的犬儒主义。下层人面对世道的不平和权势的强制,没有公开对抗的力量和手段,冷嘲热讽和玩世不恭便成为他们以谑泄怒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对于“在上者”即“权势精英”来说,犬儒主义则是一种对付普通老百姓的手段。现代社会各场域的分化和各自建立的场域规范,使得权势政治和大众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经常处于冲突状态。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和令人失望的政治表现之间的差距,使得普通人对政治敬而远之,甚至视之为不道德的事业。现代大众犬儒主义的重要特点表现为政治冷漠,它表现了大众对政治的不满、抗议和无可奈何。在徐贲看来,“不管多么无奈,大众犬儒主义毕竟表现了大众某种独立的自我意识”⑧。 徐贲的分析对我们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的大话文化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大众的政治态度、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借此我们可以深入理解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以及它的双重特性。由王朔小说为开端、以周星驰和林长治等的“无厘头”文艺为代表的大话文化,具有明显的犬儒主义特征。一方面,大话一代聪明绝顶,具有超常的想像力和创造性,具有强烈的叛逆心理,认定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怀疑和亵渎的权威和偶像;但另一方面,大话一代又玩世不恭,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值得献身的崇高价值、值得相信的真理⑨。一切皆不能信任,同时意味着一切都不值得执著、献身,他们的否定、调侃、戏说因此而显得很潇洒也很轻飘,激进无比却不具备建设性。这使得犬儒主义者的怀疑、批判与否定,由于价值底线的支撑可能滑向享乐主义,滑向与现实的妥协——敢于在心里否定,与嘲弄一切精神界的权威,却未必会触及现实中的敏感问题,小心地避免与权力的冲突。历史与现实都证明:由于没有“非如此不可”的信念,犬儒主义者很容易成为以另外一种方式接受与肯定现实的“顺民”。犬儒主义的这种双重特征,在王蒙分析王朔的痞子文学的时候就已经敏感地把握到了。一方面,王蒙认为,王朔笔下的那些“玩主”的玩文学、玩崇高、玩人生撕毁了“”时期政治化、非人性化的伪崇高、假崇高,“多几个王朔也许少几个高喊着‘捍卫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⑩。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他(指王朔和他笔下的‘玩主’)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们惟一的和平而又锐利的武器便是起哄,说一些尖酸刻薄或者边应付边耍笑的话,略有刺激,嘴头满足,维持大面,皆大欢喜”,“他们的一些话相当尖刻又浅尝辄止,刚挨边即闪过滑过,不搞聚焦,更不搞钻牛角。有刺刀之锋利却决不见红”11。这种非常讲究策略的捣蛋式的批判,既体现了对于现实的批判与不满,一种特殊环境下的特殊的斗争智慧,但又潜藏着向得过且过的犬儒主义式的生活方式发展的可能性12。 这种犬儒主义式的大话文化或无厘头文化的流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依据徐贲转述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在控制严厉有效的现代全权社会,或者在多元开放的民主自由社会,犬儒主义都很难广为流行。在现代全权社会中,因为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强制相信”状态下,有效的一体化意识形态封杀了异端思想的可能生存空间。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有人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空话、假话心存怀疑或不满,也不敢公然表示冷漠和抵制,更不要说对它冷嘲热讽。当然,在全权社会制度下,也可能存在对全权意识形态的怀疑,但它属于“双重思想”,而不是犬儒思想。“双重思想”者对自己思想的罪孽深信不疑,对自己所犯的思想罪行一面恐惧万分,一面却欲罢不能。经历过“”的人都不难理解双重思想的恐惧和罪孽感。与“双重思想”相比,犬儒思想并不带有自我罪疚感,这是因为人们根本就不信,罪疚感无从说起(所以在戏说和亵渎的时候显得轻松而痛快)。在犬儒主义的文化氛围中,无论从认知还是从道义来说,不相信是常态,相信才是病态;相信是因为头脑简单,特容易上当。“犬儒思想者也不再受恐惧感的折磨,因为他知道人人都和他一样不相信,只是大家在公开场合不表明自己的不相信罢了。”如果说“双重思想”是全权社会的文化表征,那么,流行犬儒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往往具有“后全权”的特征。 我以为,后全权社会正是大话文化与犬儒主义产生的最重要的社会根源。后全权社会和全权社会之间既存在延续性也存在差异性。一方面,后全权社会的生存与言论空间比全权社会虽然多一些,但其限制也是明显的。即使在事实上没有干涉或不太可能干涉的情况下,受制者对此仍然心知肚明,受制者不受干涉的限度是由别人设置的。所以,即使在不相信的情况下,也必须按别人制定的“规则”继续玩假装相信的游戏,或者至少不正面与之冲突。这样,后全权社会的重要病症就是表演性,人人都在正而八经地表演,都在假装相信并重复自己根本不相信的大话、假话、空话。随着全权社会的各种条件(比如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封闭的生存方式,等等)逐渐消失,后全权统治的思想一体化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效力,但它仍具有表面的效力。在后全权社会,意识形态话语的特点是:一方面是人们出于生计与实用的考虑不能不经常重复它们;但另一方面,说者与听者都根本不相信,它与说.听话者的真实生活严重脱节。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出现意识形态话语的表演化现象。它既是一种不认同的接受,也是一种无奈的权宜之计。 但是,后全权社会又的确有较全权社会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和较大的思想言论空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娱乐产业的发展、日常生活的非政治化,除了官员和意识形态工作者之外,大多数人不必经常重复那套意识形态话语,他们只是埋头过自己的日常生活;而那些具有较强叛逆精神和游戏冲动的青年一代,则选择一种大话式的表达方式,对一些无风险、至少无大风险的对象进行冷嘲热讽式的调侃与戏说,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名著正是他们选择的对象之一。这导致了与正经八百的表演同时并行的、在被允许的范围流行的大话文化——各种各样以戏说、“胡说”(没有贬义)为特征的无厘头文艺。还有相当多的对于权力的调侃则采取了地下流行的方式,政治笑话和所谓“黄段子”是这方面的代表13。在这里,对什么是“被允许的范围”的心照不宣的把握,体现了后全权时代大话一代极高的政治和文化智慧,或者说打“擦边球”的艺术(用王蒙的话说是“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 这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大话文化抵抗与妥协、冒犯与合作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受制性以及对于受制性的敏锐把握,使得大众犬儒主义和大话文化与现实存在妥协的一面,它不把矛头直接指向禁区,它的冷嘲热讽的方式也不同于批评理性,而是一种非理性的否定和怀疑,与民主政治文化环境中的理性批评有很大的差距。大话一代不相信可以改变世界,因此与理性主义的批评是不同的,其对于建立理性、诚实的民主公众话语的正面贡献也是极为有限的。另一方面,结合今天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自由度以及大话文化的现实制度环境,我们又必须对之有同情的理解。由于非大话式的质疑和批评不可能自由进入公共话语领域,以非建设性的彻底怀疑和颠覆权威为特征的犬儒主义与大话文化的流行具有相当大的必然性与无奈性,正是这一点凸现了它相对于官方话语的受制性。而且,即使是最老到熟练的冒犯者也不可能完全准确地把握自己的受制性程度,更何况大话文艺所调侃的对象常常是介乎禁区和非禁区之间。比如,对于《西游记》的大话式戏说安然无事,而对于中学语文课本中的经典名著的戏仿和改写则惊险不断,因为,许多课文尽管不是政治文本,却与政治话语的关系相当紧密。正是这种受制性决定了大话式文本与语体的隐晦和曲折,正如斯各特在《统治与反抗的艺术》中指出的:“民间文化的暧昧和多义,只要它不直接与统治者的公开语本对抗,就能营造出相对独立的自由话语领域来”14。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大话文化还是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中国式文化亚文化形式15。从年龄上说,“大话一代”多为8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他们生长于“”后的政治冷漠、犬儒主义生活态度流行、消费主义盛行的环境中,对“民族国家”、“人文关怀”之类的“大词”有先天的隔阂,他们热衷于生活方式的消费,历史记忆与社会责任感缺失。就其非建设性的怀疑精神而言,他们比那些经过了“”的一代更为激进(无选择、非理性),但是同时也更为现实。他们是反叛的,但是为了现实利益,批判、怀疑与反叛都可以搁置一边。在无奈中趋于现实和妥协,是“大话”一代典型的生活策略和文化姿态。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与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优秀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优秀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扞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请记住我站域名/]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着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着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传达与读者 在开放发展的全球化国际氛围下,社会科学研究正发生这一系列历史性的变化。在从文学批评到翻译理论,从哲学思考到人类学探索,研究的重心和视角都发生了转移。这种变化在当代文艺理论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具体体现在文学批评领域为:文学批评正在走向两个分化的方向:以人文为关怀的非理性转向和以文本为基础的语言论转向;体现在素有语言关怀传统的翻译理论领域则表现为“文化热”在翻译界的兴起。在《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一书中,郭建中教授提到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的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交际理论在翻译理论上的体现,二是对文化转换的重视深刻动摇了重视语言转换的传统。换言之,因为交际与文化都具有以人为本人的特质,人文关怀在翻译界已经赢得高度的重视,翻译理论界正在加强宏观把握,拓展翻译视野,加强翻译工作的文化融合功能。 对于文化这个及其宽泛的概念,很多学者试图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现代文化学之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定义文化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即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罗伯特·拉多和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儿也都指出文化行为的模式化特性。[1]英国学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种经典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2]虽然定义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无疑文化具有极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几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3]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先生就充分认可了“文化传递”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或是说,终极的目标。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4]这说明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双关的翻译就很难用译语完整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在以下句子 “If we do not hang together, we would be hanged together.”中,hang 一词在英语里既有“挂”又有“吊死”之意。而汉语中,没有等效得多义词。文学作品中这类双关现象尤为常见。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第二幕新王问哈姆雷特说:“我的儿子(son),你为什么躲在阴影里(shadow)。哈姆雷特用了一个双关来回答“too much sun”。这里的sun与son同音,是一种含沙射影的讽刺,讽刺哈姆雷特的叔父篡夺王权,又假意亲热。在翻译时,这一棘手的问题,最多只能用注释来告诉读者原文的巧妙又完整的含义表达, 原语的睿智用心则在直接译文中出现空缺。再如《苔丝》中,克莱尔抱苔丝、莱蒂、玛丽安、伊兹过河一节中克莱尔说:“Three Leahs to get one Rachel”一句中,没有文化背景的读者就无法理解该句的含义。所以,译者不得不在此采用加注的手法。不胜枚举的此类例子说明这种语言与语言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翻译时完全的等值等效是难以做到的。本文将主要从接受理论的角度分析翻译中的文化传达。要解决该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分析和归纳一下这种文化隔阂的产生原因。 这显然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所以,造成中西文化差异的两个主要的因素也分别来自精神方面的思维的差异,与迥然的物质因素影响。 西方思维自苏格拉底开创思辩的方式起,惯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中国则偏重形象思维(此点在中西方文字形式的差别上可见一斑),加之迥然的历史及宗教传统、哲学思想、语言文化,使得对于原文的理解难度加大。当然这种挑战更加针对译者,对读者来说,只能体会其洋味了,让读者充分的体味这种文化差异也正是翻译欣赏的目标之一。针对与较抽象的思维影响来说,物质因素对翻译欣赏的影响更加琐碎,更加具体。诸如地理环境,传统习俗的物质化反映等几乎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翻译界有名的东西风之争就是一例。东风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和煦温暖的,代表着春天和美好事物。李商隐《无题》诗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东风是该是催开百花的使者,所以才有百花残而怨东风之感慨。 最后一句被译为“荞麦的荞,自治的自,清洁的清,克服的克,孙子的孙——怎么样,”他说。这种翻译在当今自然不太可取,但也提供了归化翻译的例型。以色列的特拉维拉派的Evan-Zohar的多元系统假说认为强势文化的多元系统内,译者往往采用归化,弱势多元系统内者多用异化或阻抗式翻译策略。[6]在英美这种强势文化系统内,归化翻译是一种强劲的流派,而在当今中国大规模的归化却并不可取,容易造成读者的心理误解。有着悠久的自闭传统的中国是一种弱势文化,边缘文化,翻译大都以西方为中心,着力于向读者介绍西方文化,传达翻译的洋味。异化的实例不胜枚举,如外国的人名地名等,文化内涵词语(cultural items:即含有特定的文化典故、来源的词语)包括一些西方实物的象征性内涵(如:玫瑰一词原在西方文化下具有特定含义,后被中国读者普遍接受)等。 具体的翻译实践走过的是这样一条道路:从文本(含有原文化内涵)——译者——译者构造的文本(含被译者理解的文化内涵)——译者传达的文本(包括译者能够传达的文化内涵)——读者的接受(包括读者所能理解的内涵),也就是说翻译的终点是停泊在读者身上的,而文化翻译更是针对读者的。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指出“译文实际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译文+译文文化背景+原作者的气质和风格+译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7] 而翻译得成败只能有读者来校验。也就是说读者是所有以上的因素的综合衡量者。安德列·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的首要任务是要是译文读者看得懂。理想的翻译还要表达原文的言外意义,其中就包括文化效应。所以,文化效应的终点也是读者。由此可见,读者在翻译中的地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文化传达更应该是以读者为第一优先考虑。 事实上,重视读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西赛罗,在他的修辞三要素中就包括了听众,即:翻译工作中的读者。然而不同的读者会对同一原文的翻译做出不同的要求。精英读者(即:对原作的语言与文化背景了解较多,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内涵的较专业读者)对文化阐释的要求很低,不经处理的文化知识也不会造成理解的障碍,而普通读者则会对译者的文化传达的处理提出较高的要求。王宁老师在97年翻译与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上提倡翻译要走出知识分子的局限,走进人民大众,实现后启蒙,使中西方文化实现平等对话。这无疑是倡议翻译的读者群要以普通人为中心,走出精英圈的内部交流的误区。这个倡议对翻译实践的文化传达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奈达将翻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分析、转换、重组、与检验。[8]在检验的阶段无疑读者才具有最大的发言和评判的权力。校验的标准就是奈达的著名的“动态对等”或后来的“功能对等”。翻译是力争朝着“最高层次的对等”的靠近,而“最低层次的对等”则是基本要求。这些对等都受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限制。当代读者反映论,和接受理论都强调读者对译文的参与作用。在功能对等翻译中,译文受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是交际活动的参与者(在翻译道路的最后一环,也是决定性的一环)。当读者理解一篇译文时,他们因受姚斯的 “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的制约会不可避免的对应他们母语的用法或他们的本民族文化习惯的知识。所以,与其说译文的读者能否正确理解译者所要传达的意思关键不在于语言而在于文化。所以,对文化差异的处理,即是归化还是异化就成了理解译文的文化内涵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认为归化和异化都各有道理,各有各的用武之地,不能绝对的摈弃任何一方。总的说来,归化大都表现在语言的层面上,为了跨越语言理解的障碍,在文化传达上,为了让读者充分理解西方文化,译者大都采用异化策略。但是,说到底在文化传达问题上的异化是为了最终使得读者在文学作品的欣赏中做到真正的归化,也就是说使读者把原语经译者所传达的异域视野经自身的文化视野过滤、对比、沉淀而后引起视野的从新定位,在对比中做到对自身文化和原语文化的再认识,即在文化意义上的完成真正的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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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专业文学教学研究: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教学与人文素养探讨 摘要:英美文学课程对于英语专业学生知识储备量的增加和人文素养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通过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实践,尝试从英美文学课程与英语专业学生人文素养培育之间的双向互动、内在联系方面入手,探讨如何在英美文学课程中渗透对英语专业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 关键词:文学课程;人文素养;途径 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都有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则是英语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讲,这不仅是一门提高专业知识水平的课程,也是修身养性、提高自身文学和人文素养的重要课程[1]。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的目标:“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等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文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了解,促进学生的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2]英美文学课程的教授分为文学知识的学习和文学作品的赏析两大方面,通过这两大方面的教育,学生可以开阔视野,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增进对各国文化的了解,逐渐从欣赏作品中提高个人的文学修养、人文精神。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实践,发现目前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英语专业人文素养欠缺的现状;尝试从英美文学课程与英语专业学生人文素养培育之间的双向互动、内在联系方面入手,探讨如何在英美文学课程中渗透对英语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培育。 1英美文学课程与人文素养之间的双向互动 “文学是永不枯竭的人文精神资源”,在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长河中,文学扮演着促进人类思想文明进步的重要角色。文学能够培养个人的人文素养已成为文学教育工作者和文学研究者的共识。通过文学阅读、鉴赏,可以帮助读者领略民族个性、风土民情,挖掘人类思想的本质。同时,具备了一定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情趣,更有利于读者理解文学文本中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意志、情感和人格等,更能全方位地剖析文本、理解人生,这反过来又促进了自身良好修养的形成[3]。笔者在自身十余年英美文学教学的基础上,提出英美文学课程与学生人文素养培养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首先,文学课程能积极推动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素养需要人在个体心灵深处进行自我认知、自我解剖、自我教育和自我提高,对外表现为个体在社会中的自身素质。日本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说过“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面相”,中国也有句古话叫“面由心生”,把这两句话联系在一起,我们不难想到阅读、鉴赏与素养之间的关系。文学课程教授的过程即是学生接受文化、文明熏陶的过程,教师将它们穿插在课程中,自然会对学生的人文素养培育起到积极的作用,避免学生向着消极的方向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助于塑造学生积极的人格特征。美国文学家福克纳著名的短篇小说“ARoseforEmily”的教学过程就可以作为文学教学促进人文素养提升的一个典型的例证。这部小说晦涩难懂,但描法又独特新颖、别具匠心。小说中的女主人公MissEmily代表着南方的旧传统,她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她的悲剧体现在她一生对爱情的追求上,同时,福克纳也恰是通过这样一个悲剧的形象来探讨南方旧制度的没落。然而,大部分学生都无法理解MissEmily对于倾慕对象的残忍做法,即在小说结尾,她在自己布置一新的婚房里将爱人杀死,以便让他永远留在自己身边的做法。很多学生曾经一度认为Emily是个“变态”、“精神病患者”,不能理解她这种残忍的做法。实际上,通过对时代背景、人物性格的细腻分析,会发现MissEmily的做法完全符合她个人的形象和性格特征,酿成这种悲剧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学习这部作品的目的不是让学生们效仿Emily对于爱情的做法,恰恰相反,我们希望现代的年轻人从Emily的悲剧中吸取教训,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时,能够冷静沉着地面对,而不是一味地压抑自己,最终酿成这样的后果。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教师的积极引导就是必要的,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也慢慢树立起了正确的爱情观、生活观,个体的人文素养也逐步得到提高。其次,人文素养的提高反过来促进文学课程的优化。高校文学课程的课堂大部分以教师介绍相关作家、作品及作品选段的欣赏为主。考虑到课程教学的实际,实现通过学生逐一阅读相关文学作品来了解相关作家的可能性比较小,因此,大部分的文学课堂都是满堂灌。不然的话,可能完不成教学任务。长期的满堂灌教学方式就会给大部分学生提供少阅读或者不阅读相关文学作品的借口和理由,只有极少数对文学有极大热情和兴趣的学生才会主动阅读相关文学作品,这就给课堂上的文学作品欣赏带来一定的困难。那么,如果学生都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文学功底,在课堂上教师就会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带领学生在了解作家和时代背景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讨论,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文本的表层,这样更有利于全面深入地在文学课堂上渗透人文素养教育。 2在英美文学课程中渗透人文素养教育 英美文学课程对英语专业学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英美文学课程与学生人文素养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双向互动也给笔者些许启示。因此,笔者认为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渗透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势在必行,这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期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必然途径。基于此,笔者提出从文学教师自身不断充电;优化文学课堂结构,改进教学模式及方法;课堂教学与课堂外学习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文学课程与跨文化课程相结合,拓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等四个方面渗透人文素养教育。第一,文学教师自身需不断充电。人们常说“教师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引路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为高等院校的文学教师,如果自身没有浓厚的文学兴趣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如何去带领学生走上文学道路?如何用自身的文学气息感染课堂上的学生?如何通过文学课程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曾经有一个学生跟我讲她特别喜欢英国文学老师,我问她为什么。她如是答到:“每每英国文学老师在课堂上读莎士比亚的诗,我们全班同学都能被他优美动情的声音所打动;我们看到他读诗时那如痴如醉的神情,就觉得这首诗好美,刹那间就燃起了我们亲自读诗、了解这首诗内容的欲望;上完一个学期的英国文学课,至少我自己觉得有了读诗的激情、身上有了诗的气息、生活有了诗般的浪漫和情调,偶尔也会有写诗和创作的欲望。”听了这个学生的话,笔者特别感动,也深受启发。一个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这么深远。教师无形中的举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于文学课堂有益无害。如果教师自身的专业知识不够扎实,不仅不能够给学生树立榜样,不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打消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作为文学课程的教师,应该博览群书,具备扎实的文学基本功,通过自身的言行去影响身边的每一个人,把个人的文学修养、在文学作品中汲取的人文素养传递给求知的学生们、渗透于每一节课中[4]。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泉根教授在谈到文学教授应该具备何种资质时指出的那样:“文学教授要爱文学、文学教授要会文学、文学教授要搞文学、文学教授要有人文气质。”因此,作为高校的文学课教师,应该不断地充实自己,给自己充电,要爱文学、会文学、搞文学,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人文气质,这是提高学生人文素养教育的第一步。第二,优化文学课堂结构,改进教学模式及方法。在教学模式方面,文学教师可采取以学生为主体的方式,鼓励学生参与到文学课堂中来。实际上,在文学课上,教师可以让学生参与到文本的具体分析中来,也可以提出讨论的话题供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教师可有目的地选取接近生活的文学文本在课堂上进行微观分析,从中探讨生活的真谛。文学欣赏的弹性较大,教师可从文本出发,诠释文学作品中的生活哲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个体意识和主观意志;可从文本中学生比较关注的话题出发,引出相关话题的讨论。如在分析GonewiththeWind的小说主题时,可以从小说中女主人公的爱情出发,与现实生活中女性选择配偶时的标准相联系,做对比,进行分组讨论,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参与到讨论中来,有话可说。关于这个话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小组讨论之后鼓励学生进行单独发言,讲出自己的看法,之后教师再一一做点评。教师点评环节至关重要,因为个别学生的思想还是挺极端的,所以教师的点评能够对其不正确的爱情观及时进行纠正,不致于以后在感情道路上走歪路。在这样的小组讨论课堂上,每个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到课堂中来,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同时将人文素养教育渗透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在无形中提高人文素养,促进学生个人素质的全面提高。第三,课堂教学与课堂外学习紧密结合、相互促进。课堂内的教学时间毕竟是有限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只能选取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学选段与学生一起欣赏,这就容易将学生带入一个误区:教师课堂上不讲的作家作品不是重点,因此没有必要去了解和记忆。笔者在文学课堂的教学中,一贯坚持课堂教学和课堂外学习结合、相互促进的方式。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讲授重点不应是简单文学史实的介绍,这些知识学生可通过自学了解掌握。文学教师课堂教学的重点应放在不同文学时期的文学创作背景知识,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思潮,每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和不同作家、不同文学形式所采用的文学术语等方面,特别是经典文学作品中通过不同形式所折射出的反映人类整体意识、人类永恒追求的能够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及审美情趣的形而上的东西,如:莎翁、雪莱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唯美的爱情观;鲍西亚、斯卡利特、简•爱身上折射出的完美女性的风采等。在课外学习方面笔者有一位学生让人印象深刻。她从小受父亲的影响,经常阅读中外名著,热爱英美文学,后来选择了英语专业。她告诉笔者:“文学如同我的生命,没有了文学,我将枯竭。”英美文学选读课本上的作品,她都读过,经常在笔者的课堂上能够给出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观点。因此,笔者一直鼓励学生课外阅读文学作品,权当修身养性。课堂外的阅读和学习能够弥补课堂内知识学习的不足,大部分学生能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类型和风格的作品,这样既不约束学生阅读的作品类型,又开阔学生的视野、增进学生的见识,让学生将自身人文素养的提高溶于习惯之中。因此,只有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紧密结合,互相促进,才能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5]。第四,文学课程与跨文化课程相结合,拓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如文学课程与跨文化课程之间就存在紧密的关系。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学习外国文化的过程,在长期的阅读中,读者会深刻地受到文学作品中人物生活、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同时,学习跨文化课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学生理解文学作品的内容。所以,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促进关系。比如在给学生分享谭恩美的成名作TheJoyLuckClub时,笔者会先让学生了解中美不同的家庭观,在不同的家庭观文化影响下自然就有小说中母女激烈的冲突,再来分析小说中冲突的原因时,就很简单了。当然,小说中关于母女沟通的话题、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话题都是可供学生讨论的。此后,笔者还会引导学生就这些话题谈谈自己与母亲之间的沟通是否顺利。大部分学生在课堂上积极踊跃发言,有学生谈到自己与母亲之间的相处就像朋友之间一样,无话不谈。有学生谈到自己小时候与母亲之间有冲突,尤其是在自己的叛逆期,总是跟母亲对着干,就像小说中的Jingmei一样叛逆。还有学生谈到自己现在还无法与母亲沟通,因为小时候的一些事情,而无法打开心结。笔者特别重视最后一类学生,会对他们进行相关的心理疏导,鼓励其积极与母亲沟通,解决问题。不管哪一类学生,他们在谈及自身与母亲的沟通时,都会谈到未来自己与孩子的沟通,期待能够顺利与自己的子女沟通。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不仅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在话题讨论时能够将作品中的问题影射在自己身上进行讨论,开拓了创造性思维;同时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学生自身的人文素养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作者:余永锋 单位:信阳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文学教学研究:英美文学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摘 要: 英美文学教学在各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课。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与积累英美文学知识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增强学生的语言基本功和文学素养。该课程的学习不仅使学生获得必要的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认知生活的能力和文学鉴赏力。 关键词: 英美文学 英语专业 重要地位 继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及现行西安世园会的火热举行,社会对外语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高素质外语人才已成为各高校英语教学的一项迫切任务。从国家教育部2000年3月批准颁布并实施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1]明确地得知英语专业课程可以设置为三大模块。 1.职业技能(听、说、读、写、译); 2.职业知识(包括语言学、文学、英美概况等课程); 3.相关职业知识(包括涉外文秘、外交学概论、东西方政治经济学、商务和金融财会管理等课程)。这三大模块应该是一个有机整体,绝不是将其中的一块用另一块来替代。新教学大纲的颁布确立了英美文学教学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地位,并为英美文学教学在各高校中有秩序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虽然英美文学课程在新教学大纲中得到充分的肯定,但并不意味着目前英美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就都得到了解决。因此重新审视英美文学教学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作用及地位是非常必要的。 一、英美文学教学的不可或缺性 1.文学是文化的载体。文学是一个民族优秀思想文化的结晶,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习俗等许多文化。要掌握一门外语一方面是它的可用性,另一方面是它的陶冶性,即学习者对文化和文学的敏感性及修养。外语专业学生首先应掌握好所授各门课程,全面提高听、说、读、写、译的综合能力,但在涉外活动日益频繁的今天,仅仅依靠正确的语法、句型、词汇、语音语调是不够的。只有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各种思想文化才能减少对文学的误解和冲突,促使交际的顺利进行。所以说英语人才的打造不尽是语言基本功的培养,也是跨社会交际文化能力的培养,而后者恰恰是英语专业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中的瓶颈,学习英语最理想的方法是亲身至于英语语言环境,感受文化氛围的渲染及熏陶,从而不断地运用文学背景知识与欧洲人轻松自在地交流。 但是,此情况对我国大部分外语院校、系的学生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使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我们只能给学生提供些有限的文字资料、双语原版影视资料和录音等资料,或者是聘请一些外教参与我们的教学,但这也仅仅是杯水车薪,只能解决学生的听力和口语的问题。鉴于此,要改变学生的这种学习氛围匮乏的情况,英美文学当之无愧成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材料,做到了有效弥补其不足和满足跨文化交流的需要。文学作品覆盖了文学知识及各民族社会文化的案例,英美文学教学为学生提供了了解英美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和经济制度等背景知识的机会。通过学习英美文学知识,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修养和文学素质,塑造完美人格,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文学鉴赏能力,使之成为具备较高素质的英语人才。 2.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是语言大师经过加工提炼的语言。它具有形象生动、凝练精美、美妙的特点,是学生学习与模仿的最好语言材料;文学也具有生活语言的特征,它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具有朴实自然,通俗易懂,极有利于学生阅读和吸收的特点。而英美文学作品恰恰是学习英语的极佳材料,英语语言的发展与延续离不开乔叟的故事、莎士比亚的戏剧、拜伦的诗歌、狄更斯的小说和许许多多的英语文学作品。英语专业学生,若不阅读大量的英美文学作品就称不上高素质的英语人才,即使英语说得再流利、语法再正确、语音语调再标准也是淡而无味,缺乏文学修养和幽默智慧的火花。在英美文学的作品里,有许许多多各式各样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富有乡土气息的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作家的语言风格的材料。学生广泛地阅读英美文学作品有助于提高学生对英语的兴趣和英语语言的运用能力。学生在大量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同时,不会再是乏而无味地背诵单词和句型,而是沉浸在文学语言环境,以不同场合不同语言给之的感触来进一步提高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和对作品的鉴赏能力,体验原汁原味、经典精邃的文学语言的魅力。 3.文学对学生的品德修养、心理素质、文化素质和交际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英美文学教学对于提高学生文化修养、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塑造人格、培养文化鉴赏和跨文化能力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英美文学学习中,学生可以不受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尽情翱翔于历史的海洋中,亲身感受英美人民文明的进程。例如,在乔叟的作品里,可以感受到中古英国的英雄气概、神权的至高无上;在莎士比亚的剧本和诗歌里,可以感受人文精神的萌芽、人权意识的觉醒、人对科学知识对艺术的追求与渴望;在斯威夫特和勃朗特的小说里,可以体验18至19世纪资产阶级文明的启蒙、发展和腐朽;在哈代的作品里,可以感知工业化进程中虚伪的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压抑、人类的无奈;在爱默生和梭罗的作品里,可以体会超验主义的唯美与理想;在海明威的作品里,可以看到美国民主的实质、人民的反战情绪……总之,学生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可以体察到人类对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为之而奋斗的艰苦历程,也会领略到历代战争和经济危机给英美人民带来的灾难,可以感受到世界人民对和平的企盼,对帝国主义的嫉恶,对人类命运的迷惘和关切。在这万花筒般的天地里,学生的价值观和思想将会得到纯净升华,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思辨将找到正确的航向,他们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将得到验证、巩固和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 二、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 英美文学教学在我国各高校的开展经历了许多坎坷的道路。1960年之前,英美文化在英语教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普遍认为要接触西方文化,就要学习英语,而学习英语大可通过阅读大量英美文学材料及作品来提高。对当时大多数学府高校来说,教学任务的优秀也随之放在了英美文学的课程上,特别是外语院校,对其英美文学的教学计划和课程都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同时也安排教师抽大量时间对学生进行课外辅导。到了1980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整个社会,乃至国际上的各种外语权威机构的外语理念进入我国外语教学界,人们开始认为英语只是用于交流的工具,能听会说就可以了,因此在此思想的指导下,英美文学首先受到了史无先例的冷落。这一点可以从1990年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中得到清晰的了解,英美文学课程被官方列为选修课,英美文学从此一直处于低谷境界。 那么,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是什么呢? 1.许多爱好者被迫放弃了文学的研究。 2.各种国内外教学与研究杂志登载的英美文学类的文章少之又少。 3.对各高校学生来说,四年的英语专业学习,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口语,但往往在涉外信息方面显得内容很匮乏、思维肤浅、底蕴很浅薄。 文学素质的下降必然导致外语素质的下降,这一思想对社会的影响终于在新版《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得到了新的答案,该新大纲重新把英美文学课程推到了必修课的位置,这就使得各高校从新把文学对社会、对人类不可或缺的影响有了彻底清晰的认识,英美文学重新有了生机、有了生命。 鉴于英美文学教学的历史和在当前外语课程设置中的地位,我们应当重新认识文学课,激活文学课,使文学课具有真正的实际作用。随着世贸的加入,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外语权威机构对英语教学在各高校的开展将给予更多的支持,坚信英美文学教学将在英语教学中体现其举足轻重的作用。 英语专业文学教学研究: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 摘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现状出发,针对英美文学课的学习意义、课堂教学内容和文学教师的素质三方面进行阐述,并提出课堂教学中应采用互动教学原理,从而提高英美文学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 关键词:英美文学 文学教师素质 互动原则 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教学大纲还分别在四级、六级和八级的考试中对文学的阅读提出了明确要求。文学课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但现阶段高校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教学的现状却不容乐观。 一、英美文学教学的现状 1.教学内容分配不合理 目前使用的教材基本按照编年史的体例编排,从14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虽脉络清楚,有利于学生认识文学的源流关系,却存在时间跨度过长、厚古薄今的弊病。教师在安排教学内容时,大多侧重传统的经典作家,对当代作家很少问津。由于英语诗歌语言和现代英语语言有很大的区别,加上教师和学生的畏难心理,诗歌教学并未与小说、戏剧教学并重。此外,文学史与文选教学脱节,并没有将文选融入到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而是孤立地学习文学史或选读作品。 2.教学方法单一 绝大多数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注重教师的讲解, 对学生参与度要求不高。教师一味地单方面灌输,甚至照本宣读, 而学生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状态,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不能及时吸收、消化教学内容,从而不能将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真、善、美等价值观运用到实际生活中。这样就影响了教学目标的实现。 3.教师知识结构存在相对的不合理 目前,担任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师存在着专业局限性,比如专功文学专业的教师,对于语言学、翻译、哲学与历史等相关人文类学科的知识储备不足,没有将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发挥出来。文学是社会的镜子,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学作品中反映的所有问题,都与人文类学科相关。因此,英美文学课教师在相关人文知识领域的欠缺,导致英美文学课教学在深度、准确度与广度方面存在不足。 二、英美文学教学的几点建议 1.文学史应与文学作品选读并重 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学习英美文学存在着语言障碍。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写作风格迥异,语言特色更是千差万别。为了使学生准确地理解原著的内容,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将文学史和文学作品有机结合起来。 其一,联系历史背景来深刻理解作品。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是作家对社会境况的一种深沉反思。文学史教材一般按照时间顺序编写,不仅具有文学学科的特点,还具有历史学科的特点。只有把作品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才能理解作品的内涵和社会意义。以英国文学为例,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即文艺复兴时期、新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维多利亚时期和现代主义时期。其文学流派分别为人本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艺复兴时期,shakespeare塑造了portia、bassanio、 antonio、 hamlet等一系列人本主义代表;新古典主义时期,fielding刻画了tom jones等道德说教的典型形象;浪漫主义时期,byron塑造了don juan等byron式的英雄人物;维多利亚时期,dickens笔下的david copperfield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受害者,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罪恶;现代主义时期,lawrence塑造了paul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分裂的、扭曲了的人物性格。文学教师应该搜集相关的文学背景和历史背景资料,力求把最能说明问题的贴切而又生动的材料介绍给学生,并使学生在学习文学史的过程中了解一定的英美两国历史。 其二,导入文化语境,辅助文学史与作品教学。文化语境“三源泉”,即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圣经》故事和亚瑟王传奇故事,是贯穿整个英美文学的脉络。因此,阐明文化语境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纵观英美文学历史,像shakespeare、milton、melville、faulkner等作家的作品,大部分都有直接引用或间接借用这些文化语境源泉。文学教师本身应该熟悉并研读这些文化语境源泉故事,并向学生讲述这些故事,否则学生阅读文学作品时不能吃透原文的内涵,特别是作品中包含的文化内涵。例如,milton在《paradise lost》中直接引用了《圣经》故事:撒旦造反、伊甸园、偷食禁果等。如果没有文化语境知识,学生在阅读时很难跨越文化鸿沟。 其三,结合作家生平,把握作品的思想精神。分析文学作品,把握它的思想精神必须联系、考察作家的生平,尤其是他一生当中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事件和人物,以及他的创作思想。例如在学习d.h.lawrence的《sons and lovers》时,学生需要了解他的生平,父亲是一位粗俗的煤矿工人,母亲是一位有教养的教师,对婚姻不满,把自己的全部情感倾注到她的两个儿子身上——d.h.lawrence和他的哥哥。哥哥不幸夭折,母亲的爱全部给了d.h.lawrence。母亲的爱超过了母亲对儿子正常的爱,以至于d.h.lawrence不能与异性发展正常的关系。他后来与一位已婚女子结了婚,但他的一生都生活在母亲的阴影之中,可以说《sons and lovers》是他的生平写照。 2.采取互动教学法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所谓的“百科全书”,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权威。学生往往具有较高程度的焦虑感和被动感。在教学中,师生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是表现在教师与学生共同解决语言认知方面的问题,而且也表现在包括师生情感、人格在内的精神整体互动的过程中。教师应相信学生具有主观能动性,具有学习的潜力和能力。这对于学生增强自信心、消除焦虑感、解决被动学习尤为重要。英美文学对学生来说是陌生的,学习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学生不免会产生畏惧感和枯燥感。教师应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查找相关资料,要求他们根据自己所查找的资料和信息进行陈述和发表意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思维的创造性。教师可为学生提供思路,或对学生的陈述进行评论,使学生认识到自己思维的独特之处和欠缺之处。另外,研究表明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可显著提升学习效果。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学生之间相互合作的教学模式,即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负责查询某一作家或某一文学时期的相关资料。学生在课堂上,将所掌握信息讲述出来,并加以自己的评价。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之间相互合作可解决语言问题并进行思想沟通。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友好合作精神。在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不同的学生之间具有信息差。不同的学生会对某一作家或作品从不同的视角来认识和评价。教师要认识到这种差异,做到“有教无类、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虽然一个人的视野是有限的,但学生通过相互交流,可以丰富和拓宽自己的视野。 3.教师完善知识结构 作为一名高校英美文学教师,首先不仅要熟悉英美两国文学,还要了解和精通中国文学及熟悉其他国别的文学,以便在教学中做到游刃有余,满足学生学习文学专业知识的需求;其次,除文学专业知识外,教师应具有渊博的人文学科知识,要做到精通一门、熟悉几门、涉猎多门。对人文学科中的历史、哲学、心理学等与文学紧密相关的学科具有广博的知识;再次,教师须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方法,具有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能力,并且熟悉现代多媒体等各种先进的教学手段。在教学过程中,教授学生如何查阅文献,并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独立学习的能力;最后,英美文学教师须掌握丰富的本国文化知识,使学生了解英美文学史和作品的同时,提高对本国文化的热爱。努力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并能进行中西对比,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认识中西文化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 三、结论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兴趣,提升学生的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英美文学教学需要改革,其中教学过程的改革尤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实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文学史与文选的互动,才能使整个教学系统顺利地运行,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 英语专业文学教学研究: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一、英美文学教学的重要性 (一)丰富学生的跨文化知识 文学本身属于文化的范畴,它包含了文化的各种特征和因素。西方文学深深的扎根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之中,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学课堂作为一种教学手段,通过对作品内容的分析,在学生获得文学知识、提高文学鉴赏力的同时,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历史发展和哲学思想等。一个学生如果意识不到所学语言国家文化因素在前其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的话,那么该生对该国语言的学习将无论如何大达不到精通的地步。因此,英语教学过程中强调语言学习与文化学习并用,并将文学作品作为综合而集中地体现和传递文化的最好媒介,使学生在欣赏文学作品,获得跨文化知识的同时又反过来深化语言的学习。 (二)英美文学的学习有助于学生了解西方习俗,加强文化交流 语言的根本目的在于交流。英美作品中包含着西方文化礼仪和思维方式,这为学生了解西方提供了大量鲜活的实例,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便可渐渐学习到西方的风俗和交际习惯,学会如何与西方人士相处,如何理解英美人士的幽默,甚至如何与他们很好地交流沟通。 (三)文学对学生的品德修养、心理素质、文化素质和交际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英美文学教学对于提高学生文化修养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塑造人格、培养文化鉴赏和跨文化能力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英美文学学习中,学生可以不受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尽情翱翔于历史的海洋中,亲身感受英美人民文明的进程。学生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可以体察到人类对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为之而奋斗的艰苦历程,也会领略到历代战争和经济危机给英美人民带来的灾难,可以感受到世界人民对和平的企盼,对帝国主义的嫉恶,对人类命运的迷惘和关切。在这万花筒般的天地里,学生的价值观和思想将会得到纯净升华,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思辨将找到正确的航向,他们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将得到验证、巩固和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 二、英美文学课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一)内容多与课时少的矛盾 英美文学课涉及范围广, 时间跨度长, 包括英美两国的众多作家和作品, 可课时却有限。英美文学课教学内容比较多, 既包括文学史, 又包括作品欣赏, 因而与课时少的矛盾比较突出。许多教师在处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时, 往往是面面俱到, 对教学内容详略主次不能作到科学的把握合理的取舍。 (二)教学内容与方法的陈旧 教学方法陈旧、单一,大多数的教师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即那种注人式、满堂灌的四段论教学方法或视文学课为泛读课教学方法; 不用或很少采用现代教学手段。学生主体地位被忽略,教师主体性危机也在不断的加剧,英美文学课堂改革的步伐极其的缓慢。崇高的社会理想让位给个人理想, 而个人理想又表现为趋于实利的内涵这一现实使大多数学生对文学课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更无法意识到文学课在其语言学习、语言沟通能力的培养和文化素养的提高等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此外,学习方法不当,自主能力不强,依赖心理严重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 (三)国内教育考核制度的限制 “根据调查,目前超过50%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闭卷考试的形式。”一方面倡导开放性、对话性这一互动的教学模式,另一方面却紧扣课本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来考察学生的文学鉴赏力。在高分的“威逼利诱”下,学生在课堂上一味地一字不差地记笔记,参与课堂活动的意识会被渐渐瓦解,他们也由积极地吸收知识变为消极地接受知识,更谈不上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和文学鉴赏力。因此,考核制度不改革,英美文学课堂教学的改革就会毫无前途。 三、英美文学教学中的相应解决措施 可以创建多元化的评价体系,用来促进教学作为主要的目标,由老师运用多种手段参与其中,对学生的各种能力、血虚过程以及结果惊醒多样化的评价活动,称之为多元化评价,在进行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4+1的评价体系,学生的考勤情况、课外作业、在课堂上的表现以及论文跟考试结果,各自按照一定的比例算到学生的总成绩中。让学生打好文学基础,培养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因此就要让学生明确美国文学跟英国的文学有着必然的联系,让学生掌握一定程度的英国文学知识是学习美国文学的必要前提条件,学习英美文学要求学生要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能力,特别是高阶的英语阅读方面的理解能力。通过对英美文学的学习,不仅能够进一步的促进学生的英语语感,还能够提高语言方面的基本功跟人文素质的提高。在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下,主要是以学生作为主体,老师作为主导者,教学任务为中心,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以及要求跟目的,对学生采用讲解跟启发探讨的等多种方式进行课堂教学,并引导学生在课外充分的利用图书馆以及互联网、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探究的习惯能力。根据教学内容跟任务,合理的运用计算机等信息教学设备,向学生播放英文诗歌录音、播放幻灯片以及文字等,进行灵活有效以及多样化形式的课堂教学,同时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不断的扩充学生文学自主学生的资源。 英语专业文学教学研究: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探析 莆田学院外国语学院 摘要: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强调的是对作品的解读,包括字词和意境的揣摩,情感思想的剖析,以及写作意图和写作手法的理解把握等等。英美文学课程教学需要在掌握基本词汇和语法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很多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含义,需要读者结合语境和情景进行揣摩分析和理解,准确把握作者所要传递的思想情感。因此,本文根据英美文学课程教学的本质出发,分析如何有效强化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提高大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内在思想素养。 关键词: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方法 英美文学课程是英语专业教学的重要内容,加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能有效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英美文学课程教学需要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的解读,要求学生必须掌握扎实的语言基础,中西方文化差异,修辞手法的应用,不断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去体会和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情感思想。所以,加强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不断强化课程教学效果,引导学生进行深层次的作品解读,让学生在文学作品的熏陶下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素养。 一、加强文学作品中文字的解读,提高教学效果 在文学作品中,需要反复斟酌和揣摩其中的优秀词汇的用意,只有准确掌握了这些词汇的意思,才能准确掌握整个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和作者的写作意图。文学作品中的词语并非单一存在的,其含义也并非简单的字面意思,需要联系上下文的语境和情景进行字面意思的深化和拓展,作者在使用时也有其既定的使用意图和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所以在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加强对学生作品文字内涵的解读,反复分析和揣摩,准确掌握作者的使用意图。加强对文学作品中文字的解读,有利于大学生准确理解作者的思想情感,深刻体会到作者用词的精妙之处,同时也喜欢上这个作者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手法,并进行相关文学作品的延伸和拓展。因此,教师在高校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需要充分加强学生关于文字的解读,让学生掌握科学的解读技巧,真正体会到用词的准确含义,不断提升学生的思想内涵。 二、把握文学作品中西方文化差异,提高教学效果 中西方文化差异是影响大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准确解读的重要因素。在通常的文学作品赏析中,大学生往往会用固有的中国式思维方式去理解和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思想情感,文化差异决定了写作方向,英美文学作品中,作者对于人物的素质和故事情节的构造带有西方的典型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在不同社会背景和不同情语境下,人物的思维方式、语言表达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各有不同,所以,教师在进行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实践时,需要加强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讲解,让学生充分利用西方思维方式去理解和解读文学作品,这样也有利于学生的对作品内涵和作者思想情感的把握。很多的经典英美文学作品,之所以受到世人的喜欢,是在于它敢于冲破世俗思想的禁锢,展现出常人不敢想以及不敢做的行为方式,是一种思想的突破,这是东方思想行为所不允许的,但是却带动了世界文学的发展,比如以女性形象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极大地转变了女性的思想价值观念。因此,教师在高校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加强对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解读,分析当时文化大背景下的文化差异,有利于学生更加准确地分析和理解文学作品,不断深化自身的思想素养。 三、掌握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写作风格,提高教学效果 在赏析文学作品之前,教师要引导学生对作者的社会背景、成长环境、生活遭遇以及创造背景等等进行分析,有利于了解和体会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写作风格。掌握不同作者的写作风格,有利于读者把握整个文学作品的写作性质,可以有效加强作者的理解分析。因此,教师在高校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加强对作者写作风格的分析,从而深化文学作品的写作内涵。 综上所述,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繁多,程度深入,需要教师不断健全和完善教学方法,实现以学生思想素养发展为目的的教学目的,让大学生在英美文学作品的陶冶和熏陶下,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内涵和文化素养。
文学研究论文:乡土民俗文学研究论文 一、“风”与“俗”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强大塑造力 风俗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汉书》中记载:“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也就是说,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气叫“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叫“俗”。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其巨大和令人无法逃脱。民俗文化在人的俗常生活中,以其集体性、传承性、制度化、仪式化潜移默化地规约、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民俗文化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如此大的塑造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在创作中都无法忽视它,而且会着力表现它。透过它展示人类生存的模式化、多样化,展示人适应社会中的妥协与抗争。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大师的创作堪称“风俗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史”,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尚时俗”;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地理等等风俗事象,为后人认识和了解这一时代风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风俗宝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真正记录了风俗史的常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 二、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结缘 审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民俗文化的结缘是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屈辱的民族历史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西风东渐也逐渐唤醒了民族的自觉意识。当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体精神的“五四”时代思潮风起云涌般席卷中国大地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者在关注乡土社会和人生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上。乡土作家们将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展现了“古老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变迁。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们走出了两条路径,一是由鲁迅开拓的“启蒙主义”路径:站在启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现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人”和人的精神面貌,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以期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另一路径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化认同”路径:站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既肯定原始文化的价值,又对本民族不无缺憾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所偏爱,希图在“固有之血脉”和并存的“历史惰性”之间找到一条重建民族文化之路。两条路径虽然使作品的审美风格迥异,但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均指向国民性的改造与重构。 三、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密切关系 1.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共通的审美品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俗事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构成。民俗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本身就极富审美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与“俗”往往成为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唯其文学对民俗的描写最为传神。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中的风土人情正体现“民”与“俗”的辩证关系,并将“民”嵌入“俗”中,成为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通的审美性,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基于现代乡土小说作家自觉的民俗审美意识和共通的审美品性,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呈现了鲜明的“文学化”倾向。 2.现代民俗学研究者的作家身份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民俗学共同起步的阶段,很多作家一开始就成为民俗学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民俗学家钟敬文在《民俗周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数年来民俗工作的小结帐》中谈道:“……赵景深、郑振铎、傅彦长、张若尔诸君,对民俗学,都颇有相当的注意,虽然只限于民间文学和艺术方面。”一些现代作家以浓厚的兴趣开展了对民俗广泛、深入的研究,像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民间故事研究》、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郑振铎的《孟姜女》、《敦煌的俗文学》、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等。对民俗学的深入研究,又有力促进了现代作家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及文学表现内容的拓展。鲁迅前期的一些著名小说,如《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涉及众多民俗事象,是现代作家对民俗的清理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最佳体现。 3.文学期刊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文学期刊参与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与传播,也为现代作家民俗文化视野的形成、创作视界的拓展提供了积极帮助。例如,《青年杂志》曾与《民俗》杂志合作开展风俗调查,并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小说林》、《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等都辟出一定的版面介绍民俗学;《野草》杂志推出了叶德均的“风俗专号”;《语丝》刊发了大量的民俗学文章。《现代评论》也十分关注民俗学发展的动向,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就发表在他主持的《现代评论》上。 四、结语 现代民俗学与现代乡土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良性互动,为从民俗文化视角研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从创作主体来讲,作为民俗个体,作家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民俗文化环境中。民俗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制约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能够激发主体的创作灵感和审美激情。其次,对民俗文化的观照,也折射出现代作家多元的审美取向。从创作客体来讲,现代乡土小说的民俗描写大都与作家本人的民俗生活有关,民俗又成为制约和影响作家艺术构思及审美活动的重要因素。再看文本,现代乡土小说中描写的民俗事象会引导读者对文本进行深入的文化解读,例如展开叙事模式、叙事形态、叙述视角、叙事语言、原型意象等多层面的解读。民俗在参与提炼情节、塑造形象、刻画性格、营造氛围中成为独特审美创造的重要因素。 作者:刘晓华单位:贵阳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民俗文学研究回望与前瞻 本文作者:吴新锋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中文系 新疆世居各族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凝固了各个时代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记忆,体现着新疆“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是中华文化和新疆世居民族交流融合的最好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能从这“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中,发现和谐一体的“中国性”认同。在此语境下,“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尤其在田野作业问题上更值得研究者反思,特别是对新疆本地学者而言,更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方面,研究者应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新疆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地带,同时又是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与中原文明交流碰撞融合之地;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更能揭示其本质特征。以“阿凡提故事”为例,我们应从历史地理学派的角度考辨其源流和流布范围,在此基础上考察某类故事类型、母题的功能是如何在多样化文化交流视野中变化和形成的,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变异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这一视角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新疆移民民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移民民间文学,从那些老军垦人的传说、故事文本中,文化和精神的内在张力更能体现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的特征。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我们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来理解、阐释这些文本。以《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为例,乌古斯是维吾尔族的神话英雄,我们能从这一神话文本中局部复原维吾尔族先民某些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历史,为我们理解当代维吾尔族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也有乌古斯神话传说的流传,厘清乌古斯神话传说在几个民族中流传、演变、融合的情况,对我们重新认识多民族历史融合的情状具有重要意义。此类文本在新疆地区比较普遍。因此,我们从多样化文化生态背景中、在多民族交流融合视野下考察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应是新疆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要学术课题。 (二)研究方法方面,应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深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并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诸方面问题。以新疆天池西王母传说故事研究为例,应该充分利用新近的历史考古学的报告,结合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在多样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从宗教文化交流与移民信仰变迁等多学科的方法和角度来进行综合的考量,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联系青海湟源、甘肃泾川等地西王母传说故事的流传情况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三)新疆本地学者更应该以全球的理论视野关注新疆多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问题,吸收学界在散居族裔理论、伦理批评、生态批评、创伤批评等方面的最新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入阐释。我们可以在散居族裔理论的视阈下研究兵团民间文学,用伦理批评的方式研究各民族民间文学文本中的伦理问题,以生态批评的视角关注各民族神话、史诗中的生态意识,在创伤批评的背景下讨论锡伯族西迁之歌等文本。 (四)运用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基本方法,对新疆世居各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新的、科学的田野作业调查,实现历史文献文本与田野资料的结合。过去,新疆民间文学在田野作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培养了一批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工作者和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者。在当前形势下,学界应当对过去的田野作业方法进行理论反思与总结,如忠实记录问题、文本与文化生态的综合记录问题、异文的取舍与比较问题等,开展客观的、有效的、深入的田野作业,等等。 综上所述,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置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视野下进行考察,通过基础研究和跨学科的综合考量,能够进一步厘清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多问题和历史情势,能够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视角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观照新疆世居民族社会历史变迁,能够为新疆世居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支持,能够通过深入的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呈现客观、丰富的人文社会现实情状,能够为传承弘扬各民族优良文化传统、构建和谐新疆提供更多支持,最重要的是,这对当下和谐新疆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能够为认清新疆作为一个各族人民共同开拓、和谐共处的繁荣家园提供最直接的文本证明。 文学研究论文: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文 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研究的整体观 (一)接续传统以“现代性”为线索 首先,《史论》中文学研究的整体意识体现在其编撰以现代性为线索,对晚清文学的接续、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叙述、对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文学的重新阐释以及对地下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文学的挖掘,它非但没有否定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学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割裂,反而以现代性为线索,重新发掘其内质使其回到五四文学传统的文学叙述历程上,这向全面的整体观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对黄、陈、钱三人的整体观是一种回应、补充和批评实践。林基成的《天演=进化?=进步?重读〈天演论〉》和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两篇文章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萌发定于晚清这个“移动时间坐标”上,若以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起点,那么五四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制高点。之所以说它是制高点,其一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它基本上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致,文学史叙述有了一层保护色彩;其二它是现代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发展或者变异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脉络和影子,五四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的资源自不必说,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传统》中通过对《新青年》杂志和文学研究会的分析,我们认识到了左翼文学等现代性的变异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也要反思下这个“整体”真的全面吗?陈、黄、钱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通过选择、筛选,重视五四文学传统和新时期文学,力求达到的一种“整体”;《史论》也是通过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重新解读而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整体”,两者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整体意识的合理性而努力着,但那些被论者有意无意排斥在外的,例如“反共文学”“禁忌文学”的位置,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意识是否全面呢? (二)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求新互促 《史论》是在文学理论的更新的前提下、以新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来与“重写文学史”相呼应,意在使“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支撑,从而达成一种整体意识。在文学理论方面,论者不是全盘以西方的理论为背景,更不是具有浓厚说教意味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把眼光向内发掘中国传统理论资源、向外吸收西方适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来进行阐发的。一个文学意象、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便可引发论者的议论,譬如刘呐的《望星空———一个文学意象的历史考察》,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中生多”“以小见大”“以微知著”;通过对作者的个人经历的介绍引发叙述。建构在这些文学理论之上的文学批评自然是论者充分发挥批评主体性,以新的视角和评判标准来重写而不是重复,“换剧本”而不是只换“演员和布景”,对传统文学的重新挖掘、对左翼文学的重新审视、对经典的确立和解构等都是在以新的思想呈现在我们面前,譬如王德威的《荒谬的喜剧?———〈骆驼祥子〉的颠覆性》叙述。作者认为,“老舍在描写祥子的堕落时,运用了一种很传统的喜剧模式,即经由某种机械力量的作弄,使得原本有活力的人或事物变成僵化的‘东西’”,王德威的这种见解是不是让我们大跌眼镜,是不是冲击着我们的传统思维,是不是启发我们转换视角产生新的想法呢?恐怕文学史中老掉牙的文字都被惊醒了……主编王晓明正是以修订版的《史论》对80年代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做出回应,使得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相互连接,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思想的发展。 (三)研究视域中世界视角的缺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充满了理想主义、精英主义、乐观主义,文学现代性在20世纪80年代话语被打破的情况下成为知识分子急于阐释和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精神讨论中愈演愈烈。于是,用全新的眼光对传统文学加以重构,努力发掘其现代性因素成为文学界的自觉任务,从而来解构意识形态范式下的文学史研究,这适应了新的学术氛围、表现出追求现代性的努力,但在某种程度上步入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追求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之中,那么这怎么能算上是一种“纯审美”的研究呢,这里或多或少都带点功利主义的意味,以至于编者在一副求新求异的眼光下而未能很好地用世界眼光去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史论》的“整体观”还不能算全面的“整体观”,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应当以全面全新的眼光深入研究,在中国传统/世界两大背景下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外延 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正式以文字形式出现,1985年正值“文化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整体观的研究范式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要与文化联姻,不仅要进行文学的内部研究,而且还要从更广泛的外部———文化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仅仅研究文学文本,还要更大范围地研究社会这个大文本。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的一种外部研究是与文学的内部研究相互补充的,这也是一种“整体意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内涵的外延。文化研究作为外部研究不是简单的政治比附,它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是跨学科活动,从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都可以找到研究对象的切入点,大大拓宽了文学的研究视野。 (一)文化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首先,文化研究成为学者的一种共识,“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发起者、中国文化研究的中坚———王晓明在2008年的一个访谈中说道:“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但是这个研究范式今天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可以说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展开的。如果说有什么新的研究范式可以冲破这种研究范式,我个人觉得就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范式”。钱理群也曾说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的好些问题,从‘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可能比单纯从文学角度看更清楚些”。除此之外,王德威在接受访问时也说过这样一句话:“除了文学,跟文学相关的一些艺术媒介,我也希望都带到,比如中国书法的问题”[5]73,他的想法被采访他的李凤亮概括为“文化书写”。看来,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鸣,成为寻求新的批评视角的一个窗口。其次,从学科角度来看也有必要引入文化研究,曾经的文学尚未从“文化”这个混沌的状态中剥离出来,随着各学科的分工以及人们对文学“审美”“文学独立性”的自觉要求,文学渐渐从文化中独立出来了,人们愈来愈重视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如今科学应用技术的发展又带动了各学科的沟通使得研究视域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文化研究又顺理成章地引入到文学研究领域之中,历史在这里又会心地一笑。再者,社交网络的发展、公共空间领域的扩大使得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愈来愈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承担批判功能的主体地位受到动摇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也与日俱减,这就需要从更广泛意义的文化领域来探讨文学与愈发复杂的时代关系。最后,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视角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式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论者适应时代语境形成新的批评领域,是论者“主体性”介入的完美呼应,与“五四”文学开创性精神一脉相承。 (二)文化研究在《史论》中的初探及其发展 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运动晚于港台10年,开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正是从文本以外的文学机制角度来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李今的《新感觉派和二三十年代好莱坞电影》是从电影角度来分析新感觉派的描写对象、主题内容及写作技巧;郑先的《未完成的篇章———为纪念〈今天〉创刊十五周年而作》也是围绕着《今天》这个刊物的发展过程来探讨我国新时期诗歌的发展历程。由此,王晓明通过《史论》来向读者和批评者展示了文化研究的批评视角,给予我们一定启发。《史论》毕竟不是一部文化研究的专集,不可能对文化研究做那么细致地描述,但却昭示出新的研究范式出现的可能,它仅仅是个“引子”,以学院文化研究为例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1999年上海部分学校开设了文化研究选修课,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文化研究热扩展到了全国许多大学,这股热一直延续至今,文化研究———这个从西方引入的理论术语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热潮,在这股热潮之后我们也要冷静地反思一下:如何衡量文化研究与文本细读之间的关系;怎样把握文化研究这个跨界研究活动的边界所在;怎样合理地利用文化研究这个“舶来品”,如何使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确认自己合理性存在等。 作者:邓菁菁 单位:安徽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唐声诗音乐文学研究论文 一、《唐声诗》研究理念 (一)“歌辞”总体观念 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用“歌辞”这一总体概念,作为历史上音乐文学的统称,因此,就包括《诗经》、《九歌》、乐府、声诗、词、曲等音乐文学形态。“歌辞”总体观念的提出,意在梳理历史,探寻“歌辞”间的共性与联系。主要针对历史上“歌辞”各体研究不均衡的现象,造成千百年来,“唐声诗”概念无人问津,相关的认识更是误解诸多,甚至影响到后人对“词的起源”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如学术界曾流行着“诗体多病”、“词为诗馀”、“填实泛声”等观点,该认识在文学史界至今仍占据着支配地位,其影响之深远,可想而知。基于此,任半塘在《唐声诗•弁言》中,特别强调了建立“歌辞”总体观念的重要性,并将“依调填词”视为“歌辞”概念的总体特征,因此,在理解上就排除了较多的误会和矛盾。进而,对“唐声诗”体的确立,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 基于“歌辞”总体观念,任半塘对唐代“声诗”概念,亦有独到的认识,即以配合着燕乐的齐言歌辞为研究对象,具体特点为,联系着辞、乐、歌、舞四事。[3]强调音乐对唐声诗构成的优秀作用,是任半塘《唐声诗》研究的重要特征。《唐声诗》著作的编撰,正是围绕着燕乐曲调名,对各方面材料展开的排比沟通。该认识将“唐声诗”概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关联着辞、乐、歌、舞四事,打破了唐诗研究,重文不重声的现状。任半塘对音乐文学的理解,无疑扩大了唐诗研究的范围,无论是对唐“声诗”概念的理解,还是对史料的搜集考证,都较以往的纯文学观察更为丰富、科学,也更接近历史原貌。 (三)对音乐文学的总体构想 《唐声诗》是任半塘唐代“音乐文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在《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中,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艺”定义为,“结合音乐之词章与伎艺”,因此,相关的研究就包括,对声诗、长短句、大曲、变文、著词、戏弄之歌辞、舞蹈、表演等的分别研究和综合观察;该定义说明,“音乐文艺”这一大概念,包含着“音乐文学”这一分概念;唐代“音乐文学”的研究对象,乃是唐、五代结合着燕乐的歌辞,根据歌辞体式上的差别,任半塘将唐代“音乐文学”分为齐、杂言两大类,齐言指声诗,杂言指曲子,且二者同时并存发展,无所先后。因此,在《唐声诗》之外,任半塘还计划对唐代结合燕乐的杂言歌辞进行研究,即后来由其学生王小盾撰笔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齐言歌辞与杂言歌辞,是任半塘对唐代“音乐文学”的基本划分,因此,对《唐声诗》进行研究,应结合着《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这样将齐、杂言联系起来,互相关照,便能很好地理解唐代“音乐文学”整体。 二、《唐声诗》研究方法 (一)“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 《唐声诗》著作最大的特点,乃是对唐代歌辞及相关史料的广泛占有和运用。据统计,《唐声诗》中引用的国内古今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诗、词、文、曲集;二是历代诗话、词话、文论类;三是各种笔记;四是各种类书;五是各种史书;六是小学类。另外,还广泛引用了近人有关音乐文艺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除了对国内古今文献资料的广泛涉猎,任半塘还特别关注和引用到国外的一些文献。《唐声诗》是基于问题意识下的专题研究,它要回答,唐声诗是什么、唐声诗的构成特点、唐声诗与同时期存在着的杂言歌辞及大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他在史料的搜选上,能够避开传统的“雅正”观,进而能够从一个开放的学术视野,关注到与唐声诗问题相关的一切可得史料,即“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方法。该方法的运用,使《唐声诗》在史料数量上,较以往零星可见、不成体系的现状,有了很大的提升,扩增数倍;在史料类别上,也较以往更为丰富多样。 (二)“以唐证唐”的史料考据法 《唐声诗》考据工作的最大特点,是以唐代的原始资料来研究唐代的歌辞面貌,即“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这里是取其狭义解释,实际上,“以唐证唐”应理解为,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唐代诗乐的具体情况如何?唐诗歌唱时声、辞曾如何结合?词体的成因何在?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断“唐人歌诗一字一声,因字少声多,余声难遣,惟有填字,变成杂言,以守一字一声不替”之说,该说有何充分依据?针对传统上习惯从成说中注目立说,从简册推实演的研究法,任半塘提出质疑,认为他们是典型的“唐头宋帽”逻辑,即引用宋及宋以来的资料,并用宋代的现象来逆推唐代的现象。该方法显然不科学,任半塘从正反两面证明了“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说是站不住脚的,进而,任半塘根据自己搜集所见的唐代乐谱的实际情况,来排解宋以来文人“以宋喻唐”,臆造出的“唐代声辞结合一字一声”之说。任半塘曾制作一表,将声诗《格调》后附见的各类声谱信息排比罗列,各谱分别指出其谱字数,及原举唐辞的字数,然后相互比较,得出结论,一字一声,实不可能。以此为基础,任半塘又进一步质疑建立在唐代歌诗声辞配合一字一声基础上,因字少音多,余声难遣,故而变齐言为杂言,即诗余词变的理论,拆穿宋人所谓,长短句皆由诗体填字而来的谬说,破和声、泛声、虚声之臆想及明清以来亲字、亲句之说,实在是一举多得,为唐声诗、宋词研究扫除了关键性障碍!任半塘“以唐证唐”的考据方法,为学术界提供了,以当代原始资料治当代史的研究模式的杰出范例,也为唐声诗、宋词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 (三)统计学方法的应用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唐代的歌谱,我们今日已经很难求解,这无疑是对唐代音乐史研究、音乐文学史研究最大的限制和挑战。基于这一现实认识,任半塘决定决定暂时撇开传谱,转从传辞形式,对唐代歌辞声、辞结合关系进行试探性研究。具体为,借用统计学的方法,比较同调名声诗与词,句法变化的痕迹,即增字增句的规律,来探求诗调与词调之间的关系,欲探明,词调是由诗调转变而来,还是自发而生,独立循乐创新而来?进而杂言词是由齐言声诗填实虚声而来,还是有其自身产生的一条路径?任半塘统计了目前可见的,唐五代所有的长短句调,确定有传辞的,共131调;同时见于《教坊记》的,共75调;其中同调名或有关的调名原为声诗的,共21调;加上《教坊记》曲名之外的其他同调名的6调,共计唐人同调名声诗与长短句27调;任半塘用表格将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相互对照,可以看出同调名的声诗与长短句词,字句上的变化规律,主要为,增字、增句、因亲字成定型、于和声上加亲字;但这类于声诗与长短句间确有关系的曲调,毕竟只占长短句词总数(131调)的十分之一,数量相较于通过其他途径而来的长短句词来说,只是小部分,不能算作长短句词产生的主流,因此,一举推翻长短句调多由唐人诗句变来的说法。进而确认,“齐言与杂言两种歌辞,实为兄弟关系。除小部分外,都难言父子关系。”因此,凡主张“词由诗生”者,必不能通。这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应用到词源研究领域的一个极精彩的示范,它使得词的起源问题,从此寻得一个有客观、严谨的证据可凭的认知模式,摆脱了宋以来文人,对唐代歌辞实际不加考辨,凭空臆断捏造事实的认知模式,可以说是研究方法上一次质的飞跃。此外,《唐声诗》研究中还特别强调了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的重要价值,以及唐代乐谱、舞谱对唐代“声”、“辞”结合规律解译的重要性,遗憾的是,终因专业所限,任半塘未能深入该领域,因此先生在书中,诚邀相关领域专家前来共同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并在书后附有自己搜集所得的唐代乐谱、舞谱资料,实为珍贵!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任半塘也还尝试“多重证据法”,多学科相结合等诸多方法的灵活运用,使得《唐声诗》著作,一方面,拥有较为丰富、全面的史料基础;一方面,在对唐声诗的理解认识上,也较为科学、客观,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三、结语 对唐代“歌辞”概念的科学认识,使得任半塘开创了一个别具风格的唐代“音乐文学”研究领域,即对唐代结合着音乐的歌辞的全面考察和综合分析。对唐代歌辞新的观察思考,使得任半塘构建出一套基于新问题体系下的,有别于传统研究模式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且在任半塘学术研究的中晚年阶段,得以向世人呈现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进而还吸引了一批研究者参与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如王小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杨晓霭的《宋代声诗研究》等,他们自觉学习并发展着任半塘先生开创的唐代“音乐文艺”研究体系,为中国音乐文学史理论体系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力量。根据“科学学”的标准,即强调某一学科是否能够成立,要看它是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是否产生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否产生了建筑在有特性的研究方法体系上的一整套“科学范式”;是否形成了运用这一“范式”,且遵守共同学术规则的由研究者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我们可以认为,任半塘建立了一套唐代“音乐文学”研究的“科学范式”,《唐声诗》中所集中体现的科学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值得音乐文学史、文学史、音乐史学界,不断地学习和借鉴。 作者:吕晓燕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文学研究论文:帝王文学研究论文 一、视角独特,视野开阔 以康熙为中心,并由此放眼清初文坛,就仿佛置身于宝塔尖,占领制高点,去俯视一切。就像康熙帝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一般,他在文坛上也有雄视一切之气势。这就是本书给读者的第一感觉。全书起点高,气势足,视角独特,视野开阔。研究清初文学发展,无论是以多么崇高的文坛泰斗为中心,或者是以某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为中心来研究,与之相比都会显得相形见绌。因为在清代任何个人的、集团的、流派的、地域的文学,相对于康熙帝来讲都是支派的。康熙帝站在制高点俯视着文坛,通过微妙的无形的方式影响着文人的心态,推动着文坛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作者在文中即如此感叹:“帝王的观念、政策直接影响到他们所统治时代的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这几乎是几千年封建文化发展和文学嬗变的一个规律:周天子为‘观风俗,知得失’,而有十五国风;汉高祖创建帝业,故有《大风》之歌;汉武为润色鸿业、黼黻廊庙,而汉代辞赋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建安文学因之勃兴;‘梁武尚文,简文、元帝为之羽翼,四声抑扬,新体是启’;唐宗好诗,故唐诗繁荣……”康熙如历代重视文治的帝王一样,以自己的权力话语左右着当时的文坛生态。可见,作者选择以康熙为中心来研究清初文学并辐射整个清代文学,确是高屋建瓴,匠心独运。 二、由源导流,纲举目张 作者研究康熙,不仅全方位地研究了康熙本人的诗、词、文、赋、曲等的文学特征,同时,特别注重康熙与当时文坛的内在联系。因为作者意识到:“这种系统性的探讨,有利于寻绎康熙与清初文学发展的有机联系,进而尝试归纳康熙与整个清代文学生态之关系。”笔者以为,这种内在联系的深入研究正是文中最有价值的地方。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康熙帝绝对不是当时一流的文人,但是,他的特殊身份对文坛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任何一个文学泰斗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康熙帝是至尊,处于制高点,所以,作者在分析研究的时候,方式也显得与众不同,他是自上而下的,是俯视的。康熙本人勤于学习汉文化,在吸收汉文化精华的同时,融会贯通,然后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观点转而影响身边的文学重臣,文学重臣进而引导周边的文人并且由此而影响整个文坛。作者在研究康熙时,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方向。具体地讲,康熙通过各种文艺政策及文学活动左右文人心态,规范文学生态,使文学朝着统治者设定的轨迹运行。这样,康熙通过自己的诗文交往以垂范士人,真正实现了其心中的“文治”,规划了清初文坛的纲领。比如王士禛,之所以位列六部九卿,主持风雅近五十年,这与康熙的幕后支持是分不开的。康熙通过与王士禛的交往,用自己的文学思想观念无形中影响着王士禛,而王士禛“与康熙的诗文交往不仅影响了王士禛本人的诗歌宗尚,更主要的是因为二人的特殊身份而决定了当时文坛的走向”。王士禛很好地诠释了康熙的文学观念,进而影响文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无不这样。这种研究高屋建瓴,既直指源头,又由源导流,使整个清初文坛的发展脉络,让读者一目了然,从而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力。 三、考论结合,史实精当 康熙对文坛的影响,是通过与文人的交往来实现的,所以,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考证康熙与其身边文人交往的情形,这些文人主要有王士禛、朱彝尊、査慎行、陈廷敬等清初大家。众所周知,考证是一项很实在的研究,必须拥有大量的史料,没有足够的史料,就有如“无米之炊”。康熙的相关史料,不是不足,恰恰相反,而是浩如烟海,无怪乎作者感慨地说:“《南书房记注》、《康熙起居注》、《庭训格言》、《清实录》、《圣祖皇帝御制文集》等史乘、文集中,康熙有关文艺的谈话录比比皆是,但大多散布各处,金掩沙中。”由于学界对康熙的文学研究相对较少,书中相当一部分此类资料都是作者第一次挖掘整合的。要在茫茫史海中寻找相关的资料,爬罗剔抉,谈何容易,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细致而繁琐的考证,却为康熙与文人之间的文学互动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自然也为康熙影响清初文坛走向提供了最原始也是最有力的佐证。总之,《康熙与清初文坛》一书,不仅对康熙文学的特征有了全面的研究,同时,也基本上理清了康熙对清初文坛乃至整个清代文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对康熙文学的研究,更是当代学者对古代帝王文学的一次最为深入的研究,揭开了帝王文学研究的新篇章,同时对历代文学发展的研究,也是一种有益的启迪。 作者:黄彦弘 单位:邵阳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作品文学研究论文 一、文学研究之审美观 陈先生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最为集中探讨来自于其《论再生缘》一文,他认为“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陈先生主要从思想、结构、文词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证。首先就文章的思想层面而言,陈先生断言:“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陈先生在这里所言及的“自由之思想”,大致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站在新时代立场上反对旧礼教、旧伦理等五四以来的基本理念。陈先生在详细考证了陈端生家世、社会背景、创作历程之后,便被这位女作者自由之思想深深折服,认为陈端生是“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此种思想最超越的表现在陈先生看来即是对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纲常伦理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是陈先生一再激赏、折节喟叹陈端生个人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促使陈先生效韩退之“发潜德之幽光”、使再生缘再生的最主要动机。“自由之思想”的第二个层面的内涵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运用一系列的手法把自己诚挚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来,给人以最大的艺术感染力。以陈先生最为称道的庾信的《哀江南赋》与汪藻的《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这两篇文章为例,他认为这两篇文章“词藻固甚优美”,但其最优秀之处便在于“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由此不难看出,在陈先生的文学观之中,优美文学的表现首先须是感情真挚,如《哀江南赋》一文,“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陈端生本人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及本人的际遇所发出的的呼号,更是给作品增添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如陈先生提到《再生缘》一书,“哀怨缠绵,令人感动,殊足表现女性阴柔之美”。此外,陈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中,“岂是早为今日谶”一语,陈先生在行文之中,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更是屡屡提及,对陈端生所言可谓是感同身受。此外,陈先生在论及元稹诗作中的“悼亡诗”之所以能够哀感动人的原因时,认为“直以韦氏不好虚荣,微之之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因能措意遣词,悉为真实之故”。正是因为是真感情、真性情的流露,“遂造诣独绝”。 此外,在陈先生看来除了感情真挚以外,还须把此种真挚的情感“融化贯通”灵活应用方能称之为大家手笔。从陈先生的相关著述中不难看出他所言及的“融化贯通”,大致就是“古典”与“今典”灵活运用。陈先生通过考察古人诗文中有关古典、今典的运用情况,不但使我们对古诗文进行深层次的了解,同时在他看来也是创作者创作能力的一种体现。在《柳如是别传》一书中,陈先生对著作者能够娴熟运用古典、今典更是屡表赞赏,如对时人宋徵舆所作《秋塘曲并序》中的“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日重教看。乘槎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锦段”解读时,他认为,“则让木亦取卧子所梦之意入诗。此梦必为卧子平日或当日舟中与宋氏并其他友朋谈及者。古典今事融会为一,甚为精妙。”在论及柳如是在过访钱谦益半野堂有赠钱诗“江左风流物论雄”及“东山葱岭莫辞从”之语,陈先生认为这两句诗“以牧斋似谢安石,而自比于东山伎。盖牧斋此时以枚卜失意家居,正是候补宰相之资格,与谢太傅居东山时之身份切合也。由此言之,河东君不仅能混合古典今事,融洽无间,且拟人必于其伦,胸中忖度毫厘不爽,上官婉儿玉尺之誉可以当之无愧”。就诗文的结构而言,陈先生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持两种态度。“综观吾国之文学作品,一篇之文,一首之诗,其间结构组织,出于名家之手者,则甚精密,且有系统。然若为集合多篇之文多首之诗而成之巨制,即使出自名家之手,亦不过取多数无系统或各自独立之单篇诗文,汇为一书耳。”由此可见,他对出自名家之手之短篇精制作品的结构非常满意,而对于长篇巨制的结构则不无非议,因其无系统、较枝蔓、无中心之缘故,如陈先生对我国古代小说的结构评价不高,认为其结构与西方小说想相比不如后者周密。当然在我国长篇巨制之中在结构上亦不乏优秀之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等。我们以陈先生论述白居易的“新乐府”为例对其结构进行扼要探析。陈先生在其文学研究巨著《元白诗笺证稿》中对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称新乐府为“文学巨制”,陈先生评价的着眼点就在于新乐府组诗的结构。“五十首之中,以七德舞以下四篇为一组冠其首者,此四篇皆所以陈述祖宗垂戒子孙之意……。其以鵶九剑采诗官二篇居末者,鵶九剑乃总括前四十八篇之作。……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 二、文学之文体观 陈先生对文学文体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新文体产生的社会原因及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尤重视不同文体之间内在影响。对此他有具体阐释:“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变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对于唐代小说与古文运动之关系陈先生有着精辟论述:“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实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之中坚人物是也”。如韩愈创作的《毛颖传》、元稹创作的《莺莺传》,“毛颖传者,昌黎摹拟史记之文,盖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未能甚成功者也。微之莺莺传,则似摹拟左传,亦以古文试作小说,而真能成功者也”。两篇文章皆是当时文章大家模拟古文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的尝试,此类新文体的的优点在于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文备众体。陈先生在其治学早期曾对佛典深有研究,对佛典与中国文学文体演变之间的关系多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佛教典籍的文体与后世的小说文学的演变有着直接的联系。明清时期盛行的章回体小说,其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以散文为主要形式,杂以诗歌,而弹词则纯然是诗歌与散文相结合。陈先生由于精通佛典,通过详加考察,他认为上述两种文体是由佛经的“长行”与“偈颂”相间的体例演变而来。“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陈先生的论述对我们研究传统小说、弹词等通俗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对佛经传播时所用句式前后变化的分析后,他认为,“其偈颂在六朝时,大抵用五言之体,唐以后则多改用七言。盖吾国语言文字逐渐由短简而趋于长烦,宗教宣传,自以符合当时情状为便,此不待详论者也。”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在句式上亦明显受到佛经句式的影响。除此之外,为便于普及,白居易创作新乐府力求能够适应民众的阅读兴趣及取向,所以与佛曲的句式在传播中之所以由简及繁的演变是由受众的需要一样,白居易新乐府在句式上的变化亦是深受当时民歌之影响自不待言。四、文学研究之比较观比较研究历来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和方法。近代以降,一流的学者纷纷借此方法对文学领域的诸问题进行探讨。中西比较在陈先生的文学研究中也不乏其例,但是在中西比较的对象上,陈先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敎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陈先生进一步指出,所有涉及到中西文化比较文体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概念。我们以陈先生用力较多的佛教故事及文学体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及演变为例,来探讨他在中外比较文学中获得的认识。 维摩诘经本及其故事在印度及中土广为流传,陈先生详细阐释了维摩诘经本在印度及中国传播之情况后认为,“原无眷属之维摩诘,为之造作其祖父及父母妻子女之名字,而与今日通行小说如杨家将之于杨氏,征东征西之于薛氏,所纪内容虽有武事哲理之不同,而其原始流别及变迁孳乳之程序颇复相似。……尝谓吾国小说,大抵为佛教化。六朝维摩经故事之佛典,实皆哲理小说之变相。”陈先生还根据诸佛典及相关作品的记载为我们详细勾勒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猪八戒高老庄娶妻、流沙河沙和尚等故事演变历程。这为我们了解西游记人物、故事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此外在中外文学对比中,陈先生突出重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对于在盲目的对比中丧失了自己的特色并由此产生的本末倒置、“认贼作父”的怪诞现象他更是痛斥不已。在陈先生看来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相较,前者最大特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因为这是中国语文的特性所决定,故他一再强调中国语文及文学的独特性及魅力。1932年陈先生受刘文典所托,为清华大学国文科目入学考试出题。借此机会他将自己对中国语文及文学的认知,以一种形式相对简单且又能体现汉民族语言文学特点的“对对子”这一独特的方式来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因为在陈先生看来,我国语言学未能充分建立之前,“对对子”最能体现中国语言的独特性。此举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因为在当时中国的语言学界,以《马氏文通》所展现出的运用西方语言学规律来研究中国语文是主流趋势。陈先生对被时人奉为圭臬的西方语言学中所谓普遍之规律的适应性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在他看来,根据一国语言所总结的规律,并不能完全体现另外一种文字的特征。故陈先生对当日中国语文界以印欧语系之文法来解读汉语之文法这一取向深恶痛绝,认为这是“认贼作父、自乱宗统”,属于盲目对比的“格义”之作。而对偶恰是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由此我们就不难领会陈先生通过“对对子”的形式考察学生的国文程度之良苦用心了。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其文学史研究亦有着鲜明的史学特色,从对文学作品内容的解读到对作者生平思想的介绍,从对文学作品的品读到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比较,贯穿于其中一点便是深具历史的观念,正是在此观念的指引之下,陈先生为我们廓清了文学研究领域的诸多迷雾和障碍。不但对古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陈先生深邃而又丰富的人文世界的认知。 作者:郭士礼 单位:四川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范式话语文学研究论文 一、“范式”话语充斥文学研究的原因 由“范式”所形成的各种理论表述或理论语词,使得“范式”成为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话语资源。在当今文学研究多元化的时代里,原来所坚守的宏大叙事、本质论等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定势思维及理论表述的局限,找寻新的但又不会造成束缚的文学研究视野和方法成为学者标举“范式”而较少使用“模式”的原因所在。程光炜在《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一文中认为,传统的现代文学已没有空白,唯有文化研究、媒介等是文本意义新的增长点。欧阳友权也认为,新的电子媒介是文学研究新的增生点。两位学者都认为文学研究的方法或模式必须进行转换,强调从新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文学。虽然在具体的应用中,范式与模式两个词在意义使用上的差异并不大,但我们还是预设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模式更在于模式的已然生成性,使用者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而范式则强调自觉性,或者说使用者具有自觉的“范式意识”,且还具有革命性的内涵———托马斯•库恩在谈及范式转换时说:“当每次科学革命改变了经历革命的共同体的历史视角,那么,视角的改变将影响革命之后的教科书和研究著作的结构。”受思维习惯等因素所致,某种具有革命性的“模式”或方法我们会称其为“范式”。因此,我们在提到某种范式时多强调其“未生成性”,也即某种范式本身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较强的生命力。这是“范式”成为学者语词新宠的一个原因。“范式”一词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话语,还与知识资源的更新方式有关。知识资源之所以需要更新,是因为原有的理论方法、思维方式、话语模式不能适应相应研究领域的发展需求。知识资源的更新最明显地体现在话语模式或者理论语词的更新方面。然而,知识资源需要得到一定“共同体”的认可,体现新知识的语词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这些语词的内涵就需要从它最先使用的学科领域中延伸出来,成为诸多学科领域可以共享的语词,这就是语词的迁移现象。语词的迁移是当今文学理论跨学科研究中最重要的语言现象,当某一语词由某一领域迁移到另一个领域来使用时,该词的主要内涵不变,且与新领域的知识资源相结合,为新领域研究中的理论增生提供话语表述模板。比如,原本是心理学范畴的“精神分析”一词,被广泛运用到其他学科,形成了诸如精神分析社会学、精神分析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哲学、精神分析伦理学等学科或研究方法。范式也是这样的语词,与各种文学研究视角相结合形成了各种范式,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构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尽管“范式”一词在使用中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文学研究表述中“范式”话语的充斥,使得我们在文学研究过程中面临着一种范式语境的压力,即只要所强调的语词内涵类似于模式的话语都用“范式”来代替,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用“范式”话语表述的行文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体现并强化了这样三个意义:一是“范式”话语是我们现在标举研究文学新角度或新方法的语词表征,或者学术创新的语词表征。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指出了两种现代文学批评模式:语言学批评模式和心理学批评模式。但随着“范式”话语的流行,这两种文学批评模式被称作是语言学范式和心理学范式。诚如我们前面所说,范式与模式的内涵是有差异的,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界限消弭了。因而,在文学研究范式的相关论述中,就可能缺乏真正的理论建树意义,而仅仅停留在语词的堆砌上,最终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论文或著作:到处都是“范式”。二是由范式所衍生的“范式转换”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理论、问题、对象以及方法自我调节机制的明显表征。库恩认为,“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这就强调“范式”本身的时效性,“范式”及“范式转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开放性的视野。范式转换是针对旧的文学研究模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现象的一种能动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文学研究可以突破原有的模式,为文学研究继续进行的可行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能让人们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层面对文学研究的现象、方法有动态的全面的把握。三是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在当前具有哲学意义和方法论的意义。文学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哲学性内涵是指范式可以是一种整体的把握方式,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对文学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认知;所谓方法论的意义是指文学研究范式具有形而下的层面,即范式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手段或方法来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研究范式本身就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意义,或者说文学研究范式可以既是微观的也可以是宏观的,可以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这是文学范式现在可以畅行的重要原因。上述的三个意义,其实都具有当下性,正如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中会出现新的理论语词一样,“范式”只不过是当今学术话语的新宠。当“范式”的革命性内涵渐渐趋于程式化,丧失了其陌生化效果的时候,有关“范式”的论文论著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范式功能。此时的范式只是理论言说者的一种无意识表达,其所具有的理论增生功能也将趋于消亡,“范式”话语可能会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当有关范式话语的理论表述处于自动化状态时,“范式”一词是否会真的消亡?“新近流行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学也被发掘出来,可是上帝死了之后更多的神再生出来,替代一神教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多神教。同理,小说死了以后,它留下来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你争我夺,不断增生的一大群次生文类,每一个都在大喊大叫,要求获得承认。”这应该也是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生存状态:一种研究思路或者范式所造成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时便会受到种种质疑,从而会有新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出现,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会消失。因而“范式”一词在文学研究中被新的语词所取代,但范式所指的模式、思路或方法并不会消亡。我们知道,一种话语的使用代表着一种价值。“范式”这一话语也不能例外。那么“范式”究竟具有怎样的表征功能?张旭东指出:“文本总是会产生行话套话和新奇的流行说法来代替旧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症候,借以窥探某一历史时刻的集体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问题何在等问题———这些突然变得时髦的意识形态似乎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解答。”“范式”的行话套话性的意义表征了文学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术语”压迫性,即每个观点的言说者都需要在一定的话语框架中表达自身的想法,这当然与我们的学术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而学术体制又是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一系列“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范式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借用范式话语而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这就需要对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表述的范式重新进行审视。 二、有关“范式”的反思 在我们强调差异性的时代里,追求多元化、非中心化也是文学研究努力的方向。在“范式”语词充斥的语境压力中,人们都试图依托“范式”这一话语共同体来争先表述自己的理论观点。诚然,理论观点不同,所形成的范式也就不同。因而,所强调的每一种范式并不必然是所有人的共同体,“艺术家永远不会停止互相反对,互相否定”,因此,文学研究的不同学者会立足于自身学科范式的基础之上,有可能造成对整体语境的忽略,这样也就形成了文学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叶舒宪《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与雷世文《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两篇文章,尽管分别是从人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对文学进行诠释,探讨文学自身的特征以及文学史的构成方式,但他们都认为,对于文学的解读、对于文学史的重写都应该放在某一个视野之下来观照,从而建构既能还原文学现实又能探讨文学真正本质的文学研究范式。叶舒宪认为应该放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之下,因为“文学人类学的文学观是一种宏观的整合性的文学视野”。同样,雷世文则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认为“以单行本构筑的文学史至少掩盖了某些东西。作家选集作品所做的淘汰工作,使我们再也无法从单行本中看到其作品的原貌”。因而,文学研究必须考虑整个“复调的文化氛围”。其实,每个学者都认为自己站立在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野,但终究只是停留在一种理论的建构与言说上,即便对文学的研究有一些本质的解释,但只能算是一种解释,是对文学现象诸多解释中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形成了一种立场。但这种立场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立场。目前文学研究的诸种立场都是以范式为学术话语来涵盖其表述角度和表述方法的,这就导致表面上不同的范式表述最终却不过是一群家族相似的语词而已。也就是说,这些看起来多元性、互不相同的范式论,实质却是相通乃至相同的:这些貌似不同的范式都有共同的原型,都试图通过对自身的强调以便与以往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立场相背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谈论的范式与传统的是完全“隔”的,毕竟对于范式的过分强调可能会忽略新旧理论之间的承袭关系。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多被认为是文学研究方法或者对文学解释的不同角度,那么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比如作者论、作品论乃至读者论等等概念虽然是从文学的本质为根本切入点的,但这些角度也是解释文学的角度。 从这一点来看,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提法本身就忽视了转型前后两种范式之间的承继关系。并且,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是作为文学研究逃离“文学本质论”的一种尝试,也使得“文学”这一至今仍在不断绵延的话语继续延展内涵。每一种范式也都是对文学涵义的丰富和继续阐释,每一种阐释都是对文学本质的一种预设,尽管那种本质中心论的文学研究模式已经受到了冲击,但对文学本质问题解答的雄心却从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各种范式论根本上可以被认定为是一种文学本质论的研究模式。以往的文学研究总是拘囿在对“文学本质论”的抽象解读中,强调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指导性、规约性,缺乏具体的实践模式,一旦将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文学批评关联在一起的时候,文学就成为任抽象理论随意宰割的对象。以“范式”为话语中心的文学研究,虽避免空谈文学的本质,却也会在“本质论”的无意识影响下,一方面试图找寻规制文学活动的本质理论,另一方面也试图对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提供方法。这是当今文学研究范式论极具意义的方面。也就是说,当文学理论向文学批评转向的时候,文学研究范式就负载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宏观规约和价值关怀。目前文学研究的范式比较注重把对文学现象的分析要与社会现实充分联系在一起,强调文学、文学批评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功能,把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来对生活中的各种象征物进行喻体化的展示,将不言自明的东西变得失去惯性,使得日常生活陌生化起来,使得文学研究能起到“熏”、“浸”、“刺”、“提”的功能。在多元化的社会里,价值观必然也是多元的,多元的价值观也会给人造成价值失范的印象。而目前的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范式话语及其形成的表述范式,可以认为是学者重建价值观的努力。阎嘉认为,“我们必须明确理论自身的使命,那就是它将以自己的方式来建构一种价值体系,而不是‘直接指导’什么创作实际,或者更糟的是给作家和创作以‘教训’”,并认为这是当今文学理论的“唯一出路”。当前,学者们不仅是在重建文学研究中的范式,也是在重建当今社会具有引领作用的价值观。而这也正是文学研究者的幸事和艰巨任务。 作者:毛郭平 单位:长治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历史文学研究论文 一、历史文学理论形态的体系化建构 在历史文学基本规律与规范的探索方面,吴秀明的研究显示出一种理论体系建构的特色,具体成果主要表现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之中。《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属于文学本位立场的理论体系建构。作者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与一定史实具有异质同构联系的文学”,以题材的自然属性与审美超越这种双重性为出发点,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探索。作者首先以六章的篇幅,从真实性的内外在层次及其结合方式、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关系及作家的自主调节功能、作家对历史题材进行艺术转化的特征与条件、创作方法的差异性和艺术表现的多元取向必然性等方面,论述了存在于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其读者接受和语言媒介层面的独特性进行了分析。然后,作者又深入探讨了历史文学当代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的独特内涵、历史文学的“翻案”与“影射”问题、历史文学的“现代化”问题等,都进行了史论结合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引导。最后,作者扼要地论述了“深入历史”这一历史文学作家独特的创作功力,并从历史文学产生与发展的高度,揭示了历史文学作为文学大家族一员的认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通观全书,作者所展示的实际上就是一部逻辑周密、规范初具的“历史文学原理”或“历史文学概论”。《历史的诗学》实为《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的逻辑呼应和内容补充之作。该书分为“理论篇”“发展篇”和“实践篇”三个部分。其中“理论篇”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历史”转化为“历史文学”的诗学基础与诗化路径,“本体论”“创造论”“形式论”则是其中具体展开的三个侧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以“历史”为本位,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第一至六章从文学本位角度论述历史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映衬与呼应。《历史的诗学》的“发展篇”与“实践篇”则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表现出一种将自我理论建构贯彻到阐释中外历史文学实践之中、并从得到验证与丰富的学术意图。这些内容又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中有关创作现实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一种内容上的相互联系与补充。这样纵横交通的相互呼应,使得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显示出视角多维、层次丰富、逻辑贯通的学术特征。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搭建起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吴秀明又以《真实的构造》一书着力探讨了“真实性”这一历史文学的优秀问题与“斯克芬司之谜”。在上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系统考察”中,作者运用在1980年代后期处于中国知识界学术前沿的系统论原理,从历史事实转化为艺术内容、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古为今用的需要和读者的认同接受这样四个方面,将“真实性”的系统构成分化为“映象性真实”“主体性真实”“当代性真实”和“认同性真实”四个要素。对每一个真实性要素,则先用一章的篇幅以学术界惯有的理论术语和思维逻辑进行阐述,紧接着再用一章的内容以学界前沿的理论知识和作者本人独特的思辨逻辑进行论辩。全书共分成八章,交叉运用经典理论思维和前沿知识思维,将历史文学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进行了逐层剖析。下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则分别探讨了艺术类型、虚构手段、审美关系、现代意识和形式规范对历史真实的艺术转化所可能起到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实际上是以“历史真实”为意义基点和逻辑枢纽,重构了历史文学的理论体系。上、下编之间,共同形成一种“整体系统分析和静态专题分析相结合”的逻辑结构。可以说,《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是从不同侧面建构起了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成功地勾勒出了历史文学作为一个领域或学科的“学术地图”;《真实的构造》则是耸立于这块学术地盘优秀位置的“地标性建筑”,属于对历史文学最基本、最优秀问题的系统化阐述。这三部著作合起来,就以点面结合的研究成果,层次丰富而体系相对完整地体现了吴秀明“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来对待的宏大学术构想。 二、当代历史文学审美格局的学理化考辨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阐释历史文学创作,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当代文学的全局出发,应该如何判断和阐述历史文学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在当代历史文学内部,应该如何理解不同审美和观念形态的作品。对前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建构起了一条有理有据的阐释思路,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则在他主编的《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著作中,显示了一个能形成学术新空间、生发研究新论题的视野与框架。《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主要以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古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将历史文学的意蕴探究与文化溯源融为一体。作者走出纯粹的“审美场”,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将历史小说置于一定的“文化场”中来解读,通过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视点高远地展现出了当代历史文学的生态特征与意义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历史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演变轨迹与创作群体,并从文化立场、现代意识、题材热点、主体精神、文体形态和另类写作现象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文学的审美生态;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刘斯奋、二月河、杨书案等历史文学名家的创作为代表,分别对思想立场层面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女性现实主义、历史守成主义倾向和审美境界层面的文化意味、大众化、散文化倾向等方面,探讨了历史文学审美境界建构的文化路径及其价值底蕴。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线索,则是对当代历史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发掘与充分肯定。这种从思想文化高度、以现代性为线索审视历史文学创作的逻辑思路,既隐含着对当代历史文学内涵特征的深刻认知,也是对历史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和分量予以学术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当代文学为本位来探讨和判断历史文学价值的学术逻辑。《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最为重要的主编思路,则是从当代文化整体格局的高度着眼,来体察各类历史题材创作的合理性、建构学术考察的视野与框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古代历史题材和现代革命历史题材两类社会背景、价值基础都截然不同的创作。而且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史题材,在史实‘演义’的基础上,都带有思潮性质地出现了纯虚构形态的‘新历史文学’。而影像和网络的出现,更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包含着审美与文化新质的新型内容载体。”于是,这两部学术著作也就将其全部纳入学术考察的范围,并以“历史题材创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30年来客观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在《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一书中,研究者致力于“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一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首先从文艺论争中探讨当代“历史题材写作规范的确立”,然后勾勒了传统形态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发展概况,剖析了其中的认知境界特征与世俗化、史诗化等审美文化倾向;后半部分则通过对历史文学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具体阐述了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建构与文学成就。相对于仅仅着眼于传统形态创作的历史文学研究,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视野既有对历史文学研究框架与学术外延的拓展,又体现出一种排除历史与文学观念高下之分、以“历史”为本位的思想逻辑与文化气概,对于在相互比较中理解各类历史题材的复杂情形与审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吴秀明对当代历史文学从两个基本方面所展开的学术考辨,实际上是从学理化的层面,既为将历史文学纳入当代文学意义格局“开辟了一条道”,又为全方位地审视当代文化格局中历史文学的复杂情形“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所体现的,确实是一片“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起来”的“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三、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的探求 总体看来,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首先,在思想视野和学术重心的选择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全局性视野与问题意识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与历史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一种文学艺术形态,并以此作为全部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历史世界与文学世界全面而透彻地理解的基础之上。他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探讨历史文学理论范畴的优秀问题,研究课题的选择也是基于对历史文学创作与研究状况的全局性把握。在选择和分析各种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吴秀明同样表现出一种以谙熟现实状况为基础的问题意识。论述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时,吴秀明着重分析了人民群众描写与历史记载中民众生活内容匮乏之间的矛盾;分析历史文学的语言时,他又对“非常态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特征进行了专门考察,这些都是发现和剖析历史文学“真问题”所获得的独特学术内容。吴秀明还特别注意到“找到了‘根据地’之后如何防止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理性的超越”,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深入探讨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正是立足于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意识,为吴秀明研究的学术分量与学科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在学术资源和理论依据的寻找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知识体系前沿性与人文意识真切性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存在着1980年代后期的理论新思潮与1990年代后的文化多元化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吴秀明进行历史文学理论研究正值20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那“观念论”“方法论”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在操持传统的社会学、美学、哲学、史学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系统论等文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輯訛輥,来作为论证的逻辑和体系的基础,从而充分表现出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多角度的思维逻辑。但饶有意味的是,吴秀明也高度重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命形态的人文性、创造性特征。当代历史文学研究本就以审美创造为研究对象,关注文本的人文内涵和作家的创造性特征自在情理之中。在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吴秀明也时时表现出对于文学作为人类生命形式的高度敏感。在《历史的诗学》一书中,吴秀明对历史文学审美创造的逻辑归结点,就是“艺术创造与作家的人格理想”;而对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辨析,作者也将“文体形式与生命形式的构造”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真切地揭示出学术问题中所包含的人文意味,并以之为阐释规律和指导实践的本源性依据,使得吴秀明的研究增添了哲学层面本体论的思想维度。再次,在学术内涵与意义指向的探求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规律论与方法论、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指导诉求的统一。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探究历史文学规律与规范的学术意图,在吴秀明的相关论著中显而易见。他同时又认为:“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太功利,对‘有用’作片面狭隘的理解,但它确实也有个价值论和当代性的问题”,因而注重“所提出的问题,来自实践而又反作用于实践”“对中国文学文化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輰訛輥。因此,他既坚持用前沿学术理论来推演历史文学个性、探究历史文学规律,又注重将研究思路切入历史文学的内在肌理与操作规程之中,甚至注重为创作与批评提供切实可行的运作套路。《真实的构造》一书的前四章,分别存在以“超历史性的深层规约”“文艺创作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取向”“主体自我显现的方式与途径”“前在经验对创造心理的影响”为标题的小节,实践指导意义在其中就显得一目了然。 阅读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论著,我们甚至会产生历史文学可以当作一门“技艺”来看待的感受,作者仿佛是通过各种角度的“讲道理”告诉我们,在历史文学这门“手艺”中,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工具、采用这样的方法,而反对和拒绝另外的工具、技艺与方法。这种以人文感悟和规律掌握为基础的实践操作规范意识,使得吴秀明的研究有力地避免了人文学术常有的空泛、大而化之的思维倾向。第四,在学理境界与学术价值基点的自我确立方面,吴秀明的研究则表现出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特征。吴秀明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特别注重以跨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来建构意义逻辑,在学术上“自成一说”;在学术框架的建构和论述重点的选择方面,他往往以既在历史文学研究领域显得优秀和重要、又在他自己的学术思路中自成体系为原则;在基本判断和最终结论层面,吴秀明则以不管“时宜”而遵循“规律”、深刻性与稳健性兼而有之为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以处于学术前沿的新理论和新思维,来阐释本质、精确的历史文学审美规律与创作规范。一种建构“公认定说”的学术价值倾向,就从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所谓“公认定说”,是吴秀明借用老一辈学者王瑶先生的话对自我学术理想所作的表达。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后记》中,吴秀明谈道:“王瑶先生曾有言:学术研究有三个层次、三种境界:一曰‘公认定说’,这是应当奋斗的方向;二曰‘自成一说’,这是努力实现的目标;三曰‘自圆其说’,这是必须达到的标准。至于‘人云亦云’,则是应该极力避免的不好的作法。”輱訛輥吴秀明所追求的,正是力争使学术研究中的“自成一说”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公认定说”。在当今中国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表面上看往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寻求和持守“公认定说”并非容易之事。但吴秀明又坚持将“公认定说”境界的追求与吸纳多元价值取向的合理性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他的“公认定说”境界就建立在了视野通达、意义兼容的基础之上。在《真实的构造》“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部分,吴秀明分析“《故事新编》在真实类型上的拓新意义”、思考“如何看待艺术虚构中的非现实因素”、探讨“中西不同真实观之间的民族性渊源”,都是为了视野更开阔地揭示“四维一体”的历史文学真实系统与各种艺术表现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思路更通达地阐述历史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异质同构”特征的辩证性与内涵丰富性。实际上,吴秀明30余年间建立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根据地”、而又超越这一“根据地”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事实本身,又何尝不是在更大范围内的探讨、持守与反思、超越呢?这种将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学理境界,显示出一种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而又不断探索新的事实、发现新的真理的思想道路,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相统一的哲学原则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理论基础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即由此充分体现出来。 作者:刘起林 文学研究论文:文化研究文学研究论文 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一经戴上科学的桂冠,就意味着将永远陷入科学本质与文学本质之间的纠结与困惑之中。一方面,科学本质要求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实证方法来无限地接近真相。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文学作品丰富的表现形式,复杂的内心情感,千差万别的经验和常识,理性和科学在进行简单的归纳时都常常显得无能为力,更何况要接近真相,达到真理!这是感性确定性的种类与个体的问题,种和类为第二实体,个体是第一实体。用第二实体把握第一实体是徒劳的、无力的。很多学者用《否定辩证法》来指导文化批评。任何一个概念中都蕴涵着概念性与非概念性的矛盾,也就是永恒的、普遍性的领域与流变的现象世界之间的矛盾。形而上学内部也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文学研究如何处理好这样的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出现这样的尴尬——与它的本质越走越远。文学与科学最容易沟通的恐怕是古典文献学,把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她也一直是优等生。 在传统文献学里,目录、版本、校勘、注疏、辨伪、辑佚等,被视为传统经史之学的门径和基石,历代先贤大儒在这方面下了苦功,我们所熟悉的民国大师,绝大多数在方面都是世界顶级高手。那么现在的文献学可能对古代文学典籍的重新整理、编纂、考辨、译注包括现代化传播等都有新的要求,其动态和流变也并不容易把握。既然处理科学本质与文学的鲜活生命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高难度的艺术,那么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真正吃透了这门艺术?在严格的学术制度管制下的文学研究,难免生产出大量与文学实践严重脱节的“产品”,文学真正需要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忽略文学的本质属性,与其他社会科学等同,正是前文提到的照搬西方理论模式,才会出现僵化的学报体、新八股文现象。文学研究模式化的后果是,把鲜活复杂的文学框定在刻板的教条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与强调精细的科学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为了冲破这种令人窒息的牢笼,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兵分两路,一路专事文化批评。文化批评不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倾心于文学作品以外的社会问题,作家的文本只是一个借口或者道具,六经注我,在诸如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机器等等方面大做文章。近年来文化批评的“酷评”风潮逐渐流行,其中不乏投机分子,为了快速吸引眼球,来不及细读文本,不注重学理,懒得做功课,只要是文坛大腕的作品,不问青红皂白,先拉出来打他五十大板。批评家长期坐冷板凳,求关注、求疼爱,此乃人之常情。另一路则杀入“文化研究”这个广阔的荒原。广义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学这一特定的对象,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文学研究的“抱残守缺”相比,文化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新生事物,它被高校文科院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看作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比,有更美妙的前景,方法上也有诸多“野路子”。在格局上它打破了狭隘的学科化了的文学研究,在视野上也从文学转向了诸多边缘文化现象。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国际声誉日隆,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中国人都感觉到了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无论是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还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化研究被高度重视,政府机构的文化决策需要各大“智库”提供有力的研究成果。从事文史哲类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者纷纷转战文化研究阵地,各种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 与文化研究生意兴隆、人声鼎沸的场面相比,文学研究显得日益萧条冷落。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大、回报低,其影响力无法预见,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应用研究收效快,几乎立竿见影。不排除科研人员有立刻套现的功利心理,因此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成为上下共谋的结果。实际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两者常常是难分彼此,互相包含,它们在分离与撕扯当中既互相拆台,也彼此成就。然而,被热捧的文化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它要面临学科归属的尴尬,加上由于缺乏形而上的理论指导,其实践性与理论性严重脱节,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研究人员一窝蜂赶潮流,知识储备不够,即使在实践性研究这一块也无法有效地给党政决策部门提供急需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文化研究”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自己规定为对文化的研究,它带有一定的学理性和学科性质。正式的文化研究机构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R.Hoggart)与雷蒙德•威廉斯(R.Williams),被称之为“伯明翰学派”。由于文化研究在各学科之间处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一直缺乏理论支撑,西方比较早进入这一领域。马克斯•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西方奥多•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rno)的《否定辩证法》,以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两部作品常被作为文化研究的理论骨架。广义的文化研究把社会学、媒体研究、文学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等搅拌在一起,对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关注非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亚文化。直到今天,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还处于模糊状态。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出于现实的需要,侧重于实践性研究,其文化立场、批判姿态都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义理层面。通常情况下,社会总是尽量维护既定的文化机制,这是保障社会结构稳定的基本前提。对于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说来,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教育体制使文学研究专业化,这门学科在社会关系架构中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位置之中。高校的文学院(中文系)、外国语学院(外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文学研究机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以及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有一支长期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这几年文化研究来势凶猛,它所带来冲击使得地方社科院的文学所研究方向和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地方社会科学院一般被定位为“思想库”、“智囊团”,由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事文学研究的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的纷纷转行文化研究,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项统计表明,2014年全国31家地方社科院,有8个文学研究所改为文化研究所,三个文学研究所与历史研究所合并,两个所改为民族研究所(属于社会学)。北京、山东、浙江、河南这样的文学资源丰富的省份都改为文化研究所。 全国社科院很多文学研究所被撤销或者合并,合并后名称改为文史研究所。像湖北省,拥有屈原、孟浩然、公安派、竟陵派、闻一多等这样好的文学资源的省份都被合并,只保留一至两名文学研究人员。名称的更改决定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有些文化研究所和文史研究所已经不再设置文学学科,如广东、重庆等。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一面方越来越精细化,但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属性又需要团队作战和跨学科合作研究,呈现高度综合化趋势。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定位主要是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在注重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同时突出应用性研究。后者是获得人才、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的有力保障。基础学科在地方社科院一直很处于弱势地位,改行、合并常常并非出于研究人员的本意。文化研究可谓资源丰富、天地广阔,研究者大可信马由缰。排斥在主流之外的边缘文化,日益兴隆的影视文化,高度被关注的民间文化,亟待保护整理的传统文化等等。当年的伯明翰学派就直言不讳的宣称他们是以文化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为主要研究任务,内容也主要是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包括影视、各种文化媒介、休闲方式甚至房屋装修,后来才转向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伯明翰学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的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大都是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和心理学,鲜见有文学学科背景的成员。广义的文化研究与文学几乎没有什么交叉点,它本质上应该属于社会学。通常采用抽样调查、统计分析以及社区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试图通过精确数据和各种社会文化动态作为理论支撑。那么,狭义文化研究境况如何呢?文化皮书、文化发展战略一类的调研报告与文学基础理论也是毫不相干。出现这种现象与当今时代分工过细,行业壁垒有关。文学研究也是一门职业陷阱很深的行业,而文化研究处于草创阶段,有文学学科背景的人最容易入手。再者,社会科学未来发展趋势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和局部研究,文学抢先占领文化研究阵地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然而,真正的文化研究其难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纯粹单一的学科,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政治性、实践性、批判性,不仅需要极大的知识储备,还需要文史哲与自然科学融会贯通,最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除此之外,还要有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两相兼顾的能力。 二、学术体制下文化研究的困境 文学研究纷纷转向文化研究,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学术体制下的人才培养问题。学术职业化和学术体制化的恶果是僵死的教条主义大行其道。国家现行的学术体制与人才培养是紧密相关的,由于前面提到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边界模糊性,国家一级学科没有、也无法设置文化这一门学科。年轻学者的晋升常常遇到“技术性”障碍。如果一位年轻学者在他的学术规划中打算专事文化研究,那么,他的职称评定将严重受阻。在课题这一块,文学研究在国家一级学科里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课题申报严格按学科分类,除了重大课题有跨学科研究,部级、省级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课题都只能一一对应。在重大课题的申报方面,青年学者在申报人资格这一栏就被拒之门外。文化研究要申报纵向课题,打个比方,就算某项文化研究比较靠近伦理学或美学,就意味着要跟思辨哲学或纯粹的伦理学、美学竞争哲学课题。又如,以神话传说为背景的江山胜景、历史遗存被纳入重点保护范围,那么在申请文化保护方面的纵向课题时,可能同时涉及到文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等,但它不好往其中任何一个专门的学科上靠,也无力与其中任何一个纯粹的学科竞争,因此,这类课题一是被地方政府作为横向课题招标,一是作为国家重大课题,年青学者既没有资格也不具备这种综合能力。方面更是重重受阻,国内目前没有顶级文化期刊,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期刊,在考核机制中被排除在“权威”或“重大”刊物之外。各级职称评审成果量化标准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很多评审机构还在沿用20年前制定的评审标准。职称评审规则的制定与国家学术体制下的学科分类严格挂钩。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将中国传统学术和知识文化逐个对号入座,学科的实用性得到彰显。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事实上,这种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的学科分类与西方讲求实用的“专门之学”的学科分类根本无法实现对接,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两汉的经、史、子、集常常无法归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古代部分在这种分类法面前无可奈何,仍然沿袭传统的“四部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粗暴分类法可能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向,那么在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的重要历史使命面前,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始终处于纠结之中。青年学者在职称评定时,拿不出高分值的成果,制度不会对单个的人进行变通。这又回到关系论的问题,大的关于学科的关系论。某种事物之所以成其为某种事物,是在相对应的关系中成立。文化研究被人通俗地称之为“万金油”,其实对专业要求更高。文化研究一方面凌驾于各学科之上,另一方面又委身于各学科之内,在自己编织的蛛网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迷失了自我。高调的文化研究者不在乎学科上的归属问题,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属性众所周知。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考虑,文化研究的发展还需要有配套的学术体制。当然,无论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只有不受制于体制后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科学研究到了无为的境界才有真东西。 三、结语 文史哲短暂的分家之后,信息化之后又进入“大学科”时代,学科的疆界再一次被打破,跨学科跨文体成为趋势。文化研究比文学研究更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点,它作为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反衬了文学研究的衰落,它的反制度化、反学院化正是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刻板学术制度的刺激,它密切关注风起云涌的社会文化运动,以实践的姿态干预社会文化。当然,文学研究处在一种稳定的学科关系中,结构牢固,分工明晰,不可能轻易地被遮蔽、被分散。虽然说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它的永恒性是它存在的理由,但是面对当前危机,需要学界认真思考,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作者:卓今 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学研究论文:英美文学研究论文 一、 英美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 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在评估过程中,进一步淡化其艺术性及故事性的重要性,而是更侧重于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可以说,一个作品是否具有社会前瞻性在一定程度上标榜了其文学价值。比如《飞蛾:象征的创造性力量——论佛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中飞蛾的象征意义》和《大众的反叛》两本书,虽然一个是对社会现象的剖析和对现论进行补充,一个是对西方现代化历史的反思,但都是通过对一件小事或一段时期的分析,来对社会发展提出值得借鉴的建议,故而受到了专家的充分肯定与褒扬,在社会舆论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就连各种奖项也对其抛出了橄榄枝。 二、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对我国文学的启示 1.研究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原因 从五四时期开始,我国现代文学就涌现了大量的新作品,这些作品符合大众口味,不再像过去那样生涩难懂,同时,出现了职业作家、明星作家、业余等各种身份,这促进了我国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文学的发展孕育了新的体裁和思想方式,以及文学研究的变化,而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转变又反过来衍生出更新颖多样的文学形式。而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又是与这一系列的变化相辅相成的,文学的现代化为文学的现代化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促进着后者的发展,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成果则可以给新文学更多的思想、手段,纠正文学发展中的错误,促进文学更好的发展。从胡适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开始,我国社会变革的步伐就一再体现在文学作品上,改良社会、教育人心的作品成了主流,又加之文学创作人一般也身兼这研究者的身份,对于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要求就更高。分析借鉴英美文化研究现代化的方法和成果,是加快我国文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 2.英美文学现代化的启示 自John教授因图书馆管理使用繁琐,而提出了以网络远距科技来解决始,文字的计算机化就开始深远的影响着英美文学的发展。让图书馆走进网络,不但使图书馆的存储空间无限扩增,也解决了它的取放问题。由此衍生的是,整个学术研究中的数据取放问题都得以解决,新形式的出现,也改变着文学研究的方法和习惯,可以说,以网络分析类化为主的科学思想主导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一不反映出人们的理性思考和科技发展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这表明作者更多的注意到了一种人文关怀,并且充分认识到了科技对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进而更是将计算机和网络及其相关技术全面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些发展和对科技的敏感反映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文字从文言文变为白话文,再变成数字化的文字,这才是应有的变革。我国学者一则对计算机网络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一点的反映不够敏感,二则对运用方法也处于摸索之中,故而,发展空间还很大,一方面要培养懂技术的相关人才,另一方面就是要借鉴学习英美文学研究的成果,利用网络加强文学和科学的关系。同时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学与科学相联系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性,只有将这个思想深植脑中,才能令我国的文学研究获得长足的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表达,而灵活的运用计算机和网络去进行文学研究则是对这种表达的检测、管理和促进,同时文学的国际化也是重要的发展趋势。 作者:陈萌 单位:河南教育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后殖民时代文学研究论文 一、后殖民时代概述 所谓“后殖民时代”目前包括了两种相对立的内涵,其一是指西方以英美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开始以各种无形的手段侵略他国,并借此控制他国人民的思想,从而达到他们在精神上殖民的目的;其二是指不少开明的西方民主人士,纷纷反对本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新殖民主义,并且以一种反思和批判的观点来痛斥殖民时代的血腥性。这二者都是相对于“殖民时代”来说的,他并不是意味着“殖民时代”的总结,因为新形势的“殖民主义”依然被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客们所鼓吹。目前典型的西方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有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输出文化产品,并且将这种文化不断渗透到落后国家人民的生活中去,并且将落后国家的文化逐渐改造成发达国家所希望的文化。 二、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成因 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的形势是由多种原因推动而构成的。 (一)殖民时代的血腥 工业时代,由于资本积累的需要,殖民主义随之成为西方世界普遍认同的一种积累财富的手段。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不少文学作品都对殖民主 义的行为进行粉饰,甚至于为殖民主义摇旗呐喊。然而在今天,以世界的眼光来看,殖民主义是一种对落后国家人民的血腥压榨,但是从某些“精英”们的眼光来看,这种行为却是合理合法的。因此,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不少“精英”仍然坚信,只有“殖民主义”才能推动国家迅速发展,因此,这些“精英”选择了各种方法为新时代的“殖民主义”摇旗呐喊,而英国文学就成为了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方法。因为通过文学将自己的思想进行传播,不仅具有隐蔽性的特征,而且能够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们的观点,从而实现“殖民主义”思想传播的目的。因此,这些“精英”往往不希望重提“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去唤醒人们的警惕,更遑论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了。 (二)左派文人的批判 由于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英国都以隐蔽的方式对落后国家进行新型的“殖民主义”。为迎合这种政治上的需要,不少英国的御用文人们也将开始为“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例如,著名的文学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就仔细研究过英国文学研究传统的形成史,论证了这一传统紧抓不放的文化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嬗变之间的鸿沟。尽管不少反对者争相驳斥此类观点,但是依旧有不少英国学者对该类英国文学出现困境的缘由深信不疑。这就使得不少英国学者认为对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研究已经可以画上句号,从而在思想上禁锢了其研究英国文学的动力。 (三)语境的巨大变化 每一代人都会产生每一代人的文化,而大学生活和市井社会更是容易催生出新的文化,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个尴尬的状态。因为即使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他们接受的语境文化也与许多经典的英国文学中的语境是完全不同的。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研究学者在研究英国文学时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切实领悟英国文学的真实内涵,甚至于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最终导致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受到阻碍。要知道“,殖民时代”的英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其公民的心理与思想与当今的英国人民相比远远不同,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种断层的阶段。 (四)殖民地的觉醒 在“殖民时代”,英国以其先进的技术和强悍的武力为其推动其文学向世界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文学的传播其本质上是将英国本土适用的方法、理念甚至机构都原封不动地搬到殖民地推广实行。不难看出,这种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霸权主义,是对殖民地人民思想和政治的禁锢。然而,在后殖民时代,许多原本的殖民地纷纷脱离了英国的控制,其逐渐开始希望恢复本国家的文化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摒弃英国文学研究,改而研究本国家的文学,也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困境。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1968年10月肯尼亚作家、学者恩古吉•瓦•蒂文哥在内罗毕大学做题为《论废除英文系》的演说,旗帜鲜明地提倡用非洲文学取代英国文学研究,将非洲文学和语言中心化,英国文学边缘化。 (五)后殖民的文本政治 后殖民文本政治由于其强调文本作为优秀的作用,因此其希望用文学文本和文本解读介入到文化政治中去。这就使得后殖民文学研究成为了一种具有独特范式的文学研究,他的出现对于英国文学研究传统形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且揭露了殖民时代权利与文学之间的共生关系。而传统的英国文学大多是以斯皮瓦克为代表的“话语暴力”,通过强调殖民地的从属关系,从而推断出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干涉行为不具有话语权。然而在今天,这种“话语暴力”早已经成为“后殖民时代”所广泛抵制的文学行文,而英国文学研究也因此受到牵连,其文学研究也陷入了困境。 三、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的困境 随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不少国家的有志之士纷纷开始反思“殖民时代”的血腥与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老牌西方发达国家的英国,其文学的研究也随之陷入了一种困境,比较典型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一)印度:并立与继承 在印度摆脱殖民地的身份后,其国内的学者不得不开始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好本土文学理论和英国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经历长期的探讨与摸索,以罗伯特•弗雷德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提出了并立和继承的观点。在保持印度传统文化不变的基础上,也对英国文学进行有选择性地吸收继承。这样做不仅能够保留印度文学的传统性,而且能为后来者诠释印度今天的语言中为何掺杂着英语的原因。其遵循着“混沌”的原则,将印度的文学与英国的文学相互并立地进行研究,使得其国内的文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后殖民时代”的语言风格,即在其文学作品中往往容易看到印度梵语与英语同时出现的情况。例如,《帝国的反写》与《后殖民小说:类型问题》等书中都与传统的文学风格不同,呈现出一种在后殖民时代用处的新语境、新词汇和新美学等特征。参考皮埃尔•杜里克斯的归纳总结,我们可以得出“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主要有这样两点共同点:(1)其包含了浓郁的“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特征,而这种特征又被巧妙地融入到了文学写作的精妙语句中。(2)其必然存在着由“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转变的历史印记。 (二)澳大利亚:批判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今天的英联邦成员之一,澳大利亚对于英国文学的研究有着更为深入的探索。由于其有着与英国文化近乎相同的文化,其关注点也不同于印度的本土文学与英国文学关系处理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对于“殖民时代”存在的错误行为进行批判。其主要批判的对象有:强调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或地区文化的优越性,例如西方国家的文化总是优于东方的;强调种族的优越性或种族模式的优越性,例如白人的基因天生优于黄种人和黑人;强调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之间的比较;关注混杂、混合等现象更为复杂的比较模式。例如,比较典型的有阿尼亚•伦巴和马丁•奥尔金共同编撰的《后殖民莎士比亚》就将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进行评点,并联系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在后殖民时代的新认识,分析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的困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后殖民时代”,更多的澳大利亚学者开始讲英国文学列入到他们的批判名单中。 (三)世界:独立的文学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的世界上,英国文学不再是“殖民时代”一家独大的地位了,许多曾经的英国文学研究学者也都纷纷选择对其他国家的文学进行研究,而英国文学因其“殖民时代”所贯彻的“殖民主义”存在,往往受到了不少国家学者的抵制。而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与政治独立后,也纷纷迎来了文化上的独立,那些曾经被英国文学光辉遮盖下的本国文学纷纷浮出水面,对本国文学的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这就使得原本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体系逐渐打破,而世界各国纷纷建立起了独立的文学研究体系。这些文学体系不仅有着对“殖民时代”罪恶性的讨论,也有着对本国语言、语境、词汇的深入研究。 四、结语 在今天,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困境其实质上是各国人民对于英国在“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的回应,也是对英国在今天依旧灌输在文学中的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有利回应。我们不能说英国文学的研究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往往文学的价值总是与政治思想的表达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文学的研究也离不开政治环境的支持,或许,这就是英国文学的研究为什么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吧。 作者:刘敏 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城市水文学研究论文 1城市水文学研究现状 1.1城市化的水文效应研究 综合已有研究,将城市化过程中对区域水循环和水文过程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水文现象称为城市化水文效应.从水文过程的本身来看,城市化带来的水文过程效应主要包括:城市降雨过程特征突变、城市耗散强度增大以及城市产汇流过程畸变等.对于城市降雨过程,众多研究表明,城市市区内的降水量显著高于郊区降水量,城市周围降水时空趋势性分布十分明显.其主要原因是城市化对水分和能量收支的影响,这些影响被称之为城市“热岛效应”、“雨岛效应”、城市“干/湿岛效应”等.其中,城市“雨岛效益”和“干/湿岛效应”与城市“热岛效应”密切相关.在城市“热岛效应”方面,Gedzelman等人、Champollion等人、Bottyan和Unger、Nadir基于城区和郊区的气温观测数据分别研究了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匈牙利塞巨(Szged)、苏丹喀土穆等城市的热岛效应,发现纽约城市热岛效应最强,城区和郊区的气温差最高可达8℃.张景哲等人、周淑贞对北京、上海的“热岛效应”做了系统研究.在“热岛效应”定量模拟方面,日本学者Kimura和Takahashi,Toshiaki和Kazuhiro建立了人工热排放(包括汽车尾气、工业废热、人工取暖等)的精细模拟模型,绘制了较为详细的逐日和年际人工热排放变化图.香港城市大学Chan教授建立了考虑热岛效应的城区温度变化修正曲线.在“雨岛效应”方面,黄国如和何泓杰,王栋成等人在济南的研究表明:“雨岛效应”导致城市增雨率约为10%;曹琨等人选取1959~2007年上海市龙华站降水、气温资料及青浦、嘉定降水资料,运用累积曲线、距平统计和相对偏差对比等方法对上海地区降水量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雨岛效应”主要集中于汛期5~10月,市区降水平均年增长率为郊区的1.6倍;目前,在国际上关于“雨岛效应”具有2个基本观点:一是城市化导致城区高强度降水增加;二是城市化及其工业污染产生的气溶胶导致城区降水减少.第一种观点的代表性研究在墨西哥城,Jauregui和Romales通过1941~1985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夏季城区“ 20mm/h”的高强度降水明显增加,而同时期郊区雨量站的降水没有显著变化.第二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Daniel,他基于NOAAAVHRR数据和历史降水数据分析得出“城市化和工业污染导致区域降水量减少”.这两派观点看似矛盾,实际具有科学上的内在一致性,城区点上极端(高强度)降水增加,是以面上其他区域降水的减少为代价的,因为区域水汽通量条件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点”上多必然导致“面”上少.在“干/湿岛效应”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长时期、大范围气象观测资料的对比分析上,Katharine等人基于全球1973~2003年系列5°5°分辨率的逐月地表湿度分布数据分析发现,城市化及其他人类活动导致地表水汽含量(绝对湿度)明显增加.Brown和Degaetano基于美国145个气象站的逐小时湿度数据分析了美国1930~2010年的地表湿度演变趋势,发现绝对湿度普遍增加,相对湿度在城市和郊区表现不一样,东部、中部和西部表现也不一样,大体是东部城市呈现“干岛”,西部城市呈现“湿岛”.顾丽华等人利用4个气象站1961~2005年水汽压、相对湿度的资料,对南京市的城市干岛和湿岛效应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发现南京在平均相对湿度和水汽压上表现为明显的干岛效应,随着城市规模的发展,南京城市干岛效应总体为增强的趋势;在浙江丽水和福建厦门,潘娅英等人和张少丽等人的研究也得到了“城市干岛”的结论.在城市蒸散发研究方面,已有研究认为,由于城市化进程使植被、土壤等下垫面条件被不透水硬地面替代,持水下垫面的减少会导致蒸发量的减少.倪广恒和敬书珍基于遥感技术研究了城市蒸散发过程与土地利用/覆盖的响应关系;吴炳方和邵建华基于遥感影响建立了区域蒸腾蒸发量的时空推演方法,该方法在流域大尺度范围内应用较好,但其空间分辨率较低,对城市区的模拟精度受到限制,而且也没有考虑城市人工取用水的蒸发耗散.Qin等人将下垫面分为5类(耕地、城乡居工地、陆生植被区、水生植被区、未利用土地),分别提出了各项ET的理论与计算方法,在城市耗水计算中综合运用了用水定额、耗水系数和水量平衡法.在耗水率计算方面,李彦东认为“工业和生活用水的蒸发耗水率不超过10%”.孟凡贵在博文“制度性干旱”的附文中()测算北京市区工业和生活蒸发耗水仅为133mm,由此推断城市单位面积水耗远比农田小,对水源的贡献远比农田大,这一计算忽略了城市中水回用及复杂的循环转化消耗过程,结果偏小.“制度性干旱”的观点一度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张佳宝研究员()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孟凡贵)之所以能得出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结论,是因为该文在计算各项水资源消耗量时有一些问题”.以上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蒸发耗水的关注.总体来看,目前城市蒸散发对自然侧、大尺度的研究较多,对考虑城市耗用水过程的综合蒸散发过程的研究还比较少. 1.2城市化伴生的水环境及水生态效应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城市化和工业化往往导致城市环境恶化,生态受到较大破坏.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环境和生态质量逐渐成为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水环境和水生态是城市生态环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中国环境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水平大幅度下滑,“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近似”.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已有超过30%的主要河流、70%的湖泊和20%的沿海水域遭到严重污染,尤其是河流流经城市段的污染最为严重.同时,城市区域地下水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地下水水质优良的比例仅占37.3%.水环境和水生态恶化不仅对居民饮用水安全构成威胁,也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稳定增长的绊脚石.因此,近些年来,城市化、工业化伴生的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相关研究成为城市水文学领域的热点之一.在城市水环境方面,以水环境承载力研究为着眼点,Zacharof等人,Schütze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水环境纳污能力计算、水环境过程演变模拟等模型和污水处理系统的实施监控方案.水环境纳污计算模型可以定量求解水环境承载力,对城市建设决策,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依据.郭怀成和唐剑武以山东临淄为例,建立了该区水环境系统动态预测与决策模型,由模型获得定量化水环境承载力,以研究城市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综合协调发展战略及对各协调策略进行评价.崔凤军采用系统研究方法,利用城市水环境承载力指数分析城市水环境,对策略变量做出预测、优化,并利用系统动力学模拟手段进行了实证研究.左其亭等人提出了计算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的“控制目标反推模型”(COIM模型),同时以郑州市为应用范例,介绍城市水环境承载能力计算模型应用及水环境调控对策制定.水环境和水质过程演变研究主要从污染物性质,污染事件的过程与方式等方面认识环境恶化与水质劣变过程的演化机理,同时提出相关防治对策.张学勤和曹光杰就城市水质问题提出了节约用水、控制点源和面源污染、加强城市绿地建设、生态修复城市水体等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的具体措施.任玉芬等人通过对不同城市下垫面的分析,研究了屋面和路面等不透水面以及绿地3类城市主要下垫面形式的降雨径流污染.Zheng等人通过动态建模方法,研究城市雨水径流多环芳香烃(PAH)的污染评估.Gnecco等人研究了在城市表面的降雨污染,分别调查了屋顶和路面污染情况.结果显示在路面径流中最显著的污染物为溶解形式的Cu,Pb和Zn的重金属;关于屋顶径流,锌浓度是非常高的.Vizintin等人使用结合过程的模型,测定考虑城市水循环的城市冲积含水层地下水污染.在城市水生态方面,相关研究结合城市生态建设管理实践,通过水与其他生态要素的统一分析,为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与科学建议.早期的城市生态建设规划主要考虑城市结构、形态设计等,忽视了能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水问题、水环境和水生态的研究才逐渐受到重视.Kattel等人认为,城市生态是一个联合的整体,是建筑、土地利用、城市绿地、道路、湿地、栖息地及岛屿等不同的组合聚集在一起形成的,维持城市生态,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Gbel等人提出了拟自然的城市水文生态管理方法,并评估了这种管理模式下城市地下水的响应规律.王沛芳等人提出了水安全、水环境、水景观、水文化和水经济五位一体的城市水生态系统建设模式.Wang等人研究了青岛崂山区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综合管理,对于城市居民区的废水排放,为预防水体富营养化和藻类的营养物质汇集,人工湿地和沿岸水生植物形成了缓冲地带.周文华等人以北京市为例,探讨了城市水生态足迹的内涵和4种典型城市水生态足迹的发展轨迹,提出了基于城市生态需水量的水生态足迹的核算方法.刘武艺等人定义了基于城市水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提出了“基于城市水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压力量化模型”,并根据理论模型设计了计算模型.综上所述,城市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研究不单单局限于水资源本身,需要结合城市整体建设规划,考虑经济和社会因素.在水环境治理方面,水环境承载力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今后主要的研究方向应该侧重于污染物的运移转化,以及污染事件和水质劣变过程机理的认识和模拟等方面.水生态研究作为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部分,则紧密结合了经济、社会等各类因素.城市生态需水量、城市生态承载力等研究都已开展.在城市生态建设日益得到重视的情况下,水生态学的研究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统筹规划、综合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3城市化水文过程机理研究 城市化水文过程机理研究是城市水文研究的另一重要分支,这部分研究可划分为“自然”和“社会”2个方面.“自然”方面重点研究天然降水在城市复杂下垫面上的运动转化和消耗过程;“社会”方面则集中于城市供用水方式和排水过程特征等领域.“自然”方面早期主要关注城市暴雨洪水及市政排水设计等工程问题,中国部分高校为此开设了“城市水利工程”专业.近期关注城市水文内在机理与模拟预测等基础科学问题,包括不同城市下垫面的降雨-径流关系、城市产汇流集成模拟、城市暴雨洪水的源头控制(Perrine等人),代表性成果包括Smith等人,Ragab等人,Amaguchi等人,Naftaly等人,Thomas等人,Yang等人,Ramier等人.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对天然水循环的影响作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天然的下垫面条件,隔断了地表、土壤与地下的水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的产汇流特性; (2)城市化进程破坏了已有的水文格局,改变了原有的水生态系统平衡,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3)城市化进程从整体上改变了城市水文系统的调节能力,增大了城市洪水内涝的发生风险.“社会”方面,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城市供水安全,研究不同城市单元的用水量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城市水体水质劣变与驱动机制研究等.Mercedes等人对巴塞罗那居住区游泳池的用水量进行了分析,发现城市游泳池的用水约占了总用水量的10%,富人区游泳池相对较多,人均用水量也更高一些.Rachelle等人通过澳大利亚金海岸城132个家庭的用水观测和行为分析,研究了有无节水意识对最终生活用水量的影响.Peter和Denny对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城市资源消耗(水资源、能源、住房)的决定因素的半定量分析表明,用水量的决定因素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个人节水意识对片区用水量的影响较小.Angela和Thomas研究了西班牙马洛卡旅游度假区的用水量,指出高端旅游度假区人均用水量最高,其原因之一就是其私家花园的用水量占到了夏天总用水量的70%,大众旅游度假区的花园用水量占30%,城市居住区约占20%.刘家宏等人、左其亭剖析了中国城市生活用水指标的演变机理,建立了考虑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城市生活用水指标计算模型.城市水质劣变和污染负荷驱动机制是“社会”侧的新的研究热点.Chebbo和Gromaire通过法国巴黎一个名叫“LeMarais”的城市试验小区的综合观测,定量分析了下水道系统的污染负荷,分别估计了径流,废污水和下水道的沉积物对总污染负荷的贡献.Campisano等人利用数学建模和实验观测,研究了下水道的冲洗脉冲波对管道沉积物的冲刷效应.李家科等人从机理模型、统计模型和概念模型3个方面进行了归类整理,梳理总结了城市面源污染估算的主要方法和模型,系统地阐述了城市地表径流污染的过程机理与描述方案. 1.4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 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产汇流与暴雨内涝过程方面,已有研究认为城市化导致城市产汇流机制和产汇流特性均发生改变.Urbonas等人绘制了城市暴雨径流系数与城市不透水面积比例的相关关系图,表明随着城市下垫面不透水特性的增强城市产流系数迅速增大.Brun和Band研究表明,城市不透水面增加0.1~1倍,产生的地表径流将增加2~5倍.Seth等人在美国对高度城市化流域和自然流域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城市化区域降雨径流峰值要比自然流域高出30%以上,同时,城市化区域径流衰退系数要比自然流域低40%左右.Mark等人和Schmitt等人解析了暴雨洪水时城市表面流和下水管道流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我国学者在城市产汇流和洪涝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城市降雨和径流的预报上.许有鹏等人以我国南方城市地区为例,借助“3S”技术平台,对区域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结论表明快速城市化导致区域不透水率增加,河网滞蓄能力下降,区域径流深度和径流系数增大.由于水文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原型观测的难度较大.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学模拟技术的发展,借助区域或者流域水文模型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水文过程进行模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Lhomme等人建立了基于GIS的城市地表产汇流模型.Vieux和Bedient用数值方法分析了人口稠密的城市化地区洪水预报的不确定性.Valeo和Ho分析了目前融雪模型的一些问题,建立了以野外实验得到的城市融雪参数为基础的融雪模型,解决了城市地区的融雪问题.Berthier等人用二维数值模型来确定土壤在城市集水区径流的形成中的作用,发现土壤出流的贡献可以占到径流总量的14%.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模型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概念性水文模型; (2)物理性水文模型; (3)水动力模型.其中,水文模型将城市水循环系统看做一个“黑箱”或者“灰箱”系统,借助输入-输出响应关系或者具有一定物理机理关系的方程来描述系统的水文过程和水循环行为.此类模型结构简单,对输入数据和参数的要求不高,便于普及应用,缺点在于模拟精度受到一定的限制,模拟过程的时空尺度不宜太小.水动力学模型对城市水文过程进行了显式刻画,利用地表水动力学方程,管道流体运动方程等对城市水循环过程进行模拟计算,大大地提高了模拟精度,并且可以显著降低模拟的时间尺度.但是由于建模过程需要大量复杂的输入数据和参数,限制了模型的广泛应用.当前,城市水文和水动力模型层出不穷,但每一种模型都具有其独特的适用范围.这些模型在特定区域和特定工况条件下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总结来看,SWMM模型、InfoWorks模型和MIKE模型是应用成功的典型.SWMM模型的全称是城市暴雨雨水管理模型(StormWaterManagementModel),是由美国环保局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发的.该模型可以模拟城市区域次降雨径流过程,包括城市地面暴雨径流的过程响应以及在城市排水系统的水力运动过程等.模型问世以来,被广泛地应用于世界各地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中,在城市暴雨径流预报模拟、污水排放的环境效应分析以及城市雨水污水排水设计等领域均有应用.我国学者针对SWMM模型开展了广泛的应用研究,刘俊和徐向阳利用SWMM模型对天津主城区外环河以内的主要河道进行了建模计算,得到了研究区重要河道断面的流量过程.陈鑫等人对郑州市主城区的暴雨径流过程进行了模拟,并对研究区设计排涝标准和排水重现期进行了分析.InfoWorks模型由英国Wallingford集团负责研发.该模型的最大特点是可以仿真模拟城市水循环过程,对城市管网的水流过程模拟能力比较强大.我国学者近些年来也积极引进该模型.姚宇建立了城市工业园区排水网络模拟模型,仿真模拟城市排水管网的运行性能.张伟分析了城市排水管网的水力特性,并模拟管网水流的沉积规律,为城市管网防淤塞管理提供有力工具.MIKE模型是丹麦水资源及水环境研究所(DHI)的产品.DHI是非政府的国际化组织,基金会组织结构形式,主要致力于水资源及水环境方面的研究,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软件、领先的技术.MIKE模型家族中有一款专为城市水系统量身定做的模拟工具-MIKEURBAN模型,其前身为MIKEMOUSE模().MIKEURBAN是模拟城市排水,污水系统的水文,水力学和水质等集成工程软件,它集成了城市下水系统中的地表流,明渠流,管道流,水质以及泥沙传输等计算模型,具有强大的城市水循环及伴生过程模拟能力.文献检索显示,MIKE系列模型目前在国内已有广泛的应用,但是MIKEURBAN模型的应用还不是很多.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基于城市水循环调控与城市水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需要,MIKE-URBAN模型会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提升空间. 2城市水文学发展趋势 城市水文研究是通过分析城市化对于降水、城市下垫面产汇流规律、城市暴雨洪水以及供需水、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水生态等方面的影响机制,来实现对城市气候成因分析、洪水预测计算、污染事件防控、景观生态系统建设、雨洪资源化利用等目的.通过以上国内外文献检索可以发现,城市水文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开展城市化的水文效应、城市水文机理与模拟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城市热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对产生“热岛效应”的机理认识也比较清楚.研究手段已从数据对比法(包括城/郊观测数据对比、城区长系列历史数据对比)上升到模型模拟和实验室模拟阶段,建立了一系列能够反演城市“热岛效应”的统计模型、能量平衡模型、数值模型、解析模型和物理模型.目前对城市夏季“雨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对“雨岛效应”的产生机理认识也比较统一.但对城市干/湿岛效应的研究结论在不同地区并不一致,这与城市水循环的复杂性、城市所在区域气候背景的差异性,以及水分相变过程与能量平衡(显热/潜热转化)过程的高度契合性密切相关.城市干/湿岛效应与城市蒸散发密切相关,欲从机理上阐释干/湿岛形成的原因,必先弄清城市蒸散发的机制及其各项水分来源.城市水文机理与模拟方面,“自然侧”的降水-产汇流研究比较系统,已建立了包括城市屋面、硬化地面、城市绿地等复杂城市下垫面的降水-蒸发-径流定量模拟模型.“社会侧”的用水规律和需求预测研究也比较多,剖析了收入水平、节水意识、生活习惯等因素对城市用水量的影响,建立了考虑气候、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城市生活用水指标计算模型.对城市人工取用水的耗水机理研究较少,在城市综合耗水强度“是高还是低”的定性认识上还存在激烈争论.目前对工业、生活及城市景观生态用水消耗的定量计算做了一些探索,定量方法主要是经验性的耗水系数法,尚没有建立具有物理机制的城市用水蒸发耗散模型.从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水资源消耗的空间分布,以及城市化对水分收支影响等关键科学问题来看,城市综合耗水的内在机理研究将是现代城市水文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该方面研究获得的城市蒸发耗水的定量计算成果,可以建立水分相变过程(蒸发)的能量吸收(潜热)与气温(显热)的关系模型,从而架起城市蒸发耗水与能量收支之间的桥梁,为解释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湿度条件下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弱奠定科学基础.理论上,蒸发耗散强度大(相对于郊区)的城市,其热岛效应弱,反之则强,因为蒸发吸收显热,对温度升高具有抑制作用.在应用方面,随着城市内涝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建成区短历时暴雨洪水的精细模拟预测、城市水文极值事件的定量描述、“海绵型”社区建设(低影响社区)模式及其水文响应规律等也是城市水文研究重要方向.城市水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目前国内在机理和模型上的研究还要朝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要重视水文效应机理研究.之前诸多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水文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水文现象.把握城市水文效应的规律性并开发定量模拟模型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如城市暴雨产流过程的时空精细化模拟,重点要探究城市“雨岛效应”、“干湿岛效应”对城市局部气候的定量化影响,提高降雨预报精度和预见期.其次,要发展多学科交叉及应用研究.做好城市水文学研究必须涉及多个领域、学科的交叉合作,城市水文研究不仅与大气科学密切相关,还与环境科学、生态学及社会科学、城市规划等学科领域相互关联,只有协调好学科间的相互关系,领域之间互相合作,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城市水文效应机制.最后,要把握好气候变化对城市水文过程的响应.全球变暖已经成为科学界不争的事实,诸多学者认为全球变暖现象对于城市水文过程及水生态系统存在一定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系统而言,城市系统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加脆弱,因此分析气候变化对于城市水文过程的影响十分必要. 3结论与展望 城市水文学是水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80年代正式独立成为一门学科,早期重点关注城市排水工程设计等水文计算问题.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文学面临的问题更趋复杂,学科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囊括了城市化伴生的水环境与水生态效应、城市水文过程机理解析和过程模拟等内容.近30年来,城市水文学在城市水文与伴生过程模拟、城市水资源配置与高效利用、城市防洪减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理、模型和实验观测方法.但是,目前城市水文学还有诸多问题存在争议.随着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些问题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1)城市区域局部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问题.目前,城市区域的“热岛效应”、“干岛效应”和“湿岛效应”受到学界广泛认可,但上述效应的产生机理以及定量表征方法研究还很不充分. (2)受到气候变化和强人类活动干扰影响,城市水文要素和自然流域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城市区域的综合耗水强度和蒸散发量显著升高.认识城市高耗水过程机理,实施ET耗水管理,控制城市高耗水对促进区域真实节水具有重要作用. (3)和天然水循环过程相比,城市区域人工取用水强度很大,成为城市水循环运动的主要过程.合理预测和控制城市社会取用水量,促进城市水循环、水生态和水环境可持续健康发展,是城市水文学的又一个重要任务.总的来看,随着城市极端天气事件和内涝问题的日益凸显,城市水文和天气极值事件的模拟、预测与应用是城市水文研究的重要方向.城市区域高耗水过程机理与城市水循环需要加强对城市人工取用水过程的机理认识,对耗水过程中的水分相变带来的能量转换进行深入研究.此外,城市发展已逐渐由点状分布演变为集群分布,未来城市群叠加水文效应的定量评估和预测将是城市水文新的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刘家宏 邵薇薇 王建华 陈似蓝 高学睿 王浩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水利部水资源与水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空间转向文学研究论文 一、空间转向 空间转向在颠覆传统的空间理论方面,并不是对其进行全面的否定,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改造,在空间的转向理念中,空间和时间在世界中融为一体,共同存在,将时间、空间和存在连成一个整体,而在这一个整体中,空间和时间都并非是静止的,它们是不断在变化的。导致我们无法看见事物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并且对于当今时代的剖析,无论是从理论、政治或者是实践的角度,揭示空间的神秘的力量都是其关键所在。空间转向趋势理念中,经济、政治、阶级、文化、民族等各种力量集中在空间这种异质性的场所进行较量,而将这种存在于异质性空间中的各种力量的较量发掘出来则是当代的西方的空间理论的最终目的,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在当代,空间成为了批判得以实现的新型的平台。 二、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范式转型 第一,文学与外部世界在传统的理论中的关系在空间转向理论中得到了全新的定义,在传统理论中文学是作为关照世界的一面镜子出现的,无论是哪一种叙述,都或多或少跟别的叙述空间产生联系,另外在传统理论中文学空间就是对某一固定空间中的时间进行相应的演绎,给人们的观念就是文学文本除了投身到空间没有其它选择,虽然在文学空间实际上就是从现实空间出来的,但是就文学本身来说,它就是构成社会现实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就是消费者的社会,就像有些专家所说的那样,它跟传统的消费根本区别在于,传统的消费主要是以“物”为中心而进行的,而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主要是一种“符号体系”或“影像”的消费,因此詹姆逊就将这种消费社会当成信息饱和的社会,也就是在该消费社会中虽然没有存在着真正的大自然,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信息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饱和的状态,因此他就把这种复杂的商品网络当做成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文学。由此可以看出,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经常会出现混杂的现象,这就使得某一种符号空间在该种信息化环境下还能不能以一种文学审美文本来对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看”者的眼光和态度来决定的,另一方面现实空间和文学空间之间的混杂现象,也使得人们将传统的文学研究不断朝着文化研究的方向拓展。 第二,就拿文学文本空间以及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两者来说,在传统理论中,它更重视对文学作品是怎样产生主导力量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在对文学文本空间内部的是否和谐进行重视。然而,当前的空间理论确实这样认为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elrreBoudrelu’又译为皮埃尔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hteraryfield)就是文学本身,而文学空间的生产本身也会构成相应的多元异质性的空间(场)。跟传统理论上的“环境”、“背景”相比,现代空间(场)有着很大的却别,当前的空间(场)主要是政治与文学、管理与被管理、先锋与保守等各种各样权力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体系,从而就会直接导致文学的文本空间不能以一个有机整体出现。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文学在阅读、解释以及研究方面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学文本空间由于自身原因所形成的一些异质性所导致的;而文学文本空间本身的异质性在另一方面,也使文学阅读和解释具有更多的重复性,所以现代的文学生产、文学文本、文学研究这三者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互文性的空间结构。 第三,那些文本游戏中非常纯粹的解构主义式,他们的文本互文性空间结构是怎样将批判性使命以文学形式呈现呢?总的来说,“空间转向”形成的全新的文学研究理念主要表现在文学空间一方面反映的就是现实空间,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组成现实空间的重要部分,而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之间的距离呈现出弥合态势,进而导致现代的文学研究对象不断向着所有的文化空间拓展,因此,无论是文学空间自身、文学空间的阐释还是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三者都能够将多元性、异质性、互文性很好地体现出来,所以文学常常会借助于文本的多次、多重阐释来呈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力量。 作者:王增 单位: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苏格兰史蒂文森民族文学研究论文 一、《巴伦特雷的少爷》中的苏格兰民俗 《巴伦特雷的少爷》是史蒂文森所有作品中最出众的一部,被评为史蒂文森最优美、最成熟小说。詹姆斯•杜里,巴伦特雷的少爷,在174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之后被宣称死亡,但实际上则隐匿于印度。后来因为一个女人———弟弟亨利的妻子以及一些遗产纠纷,詹姆斯跟亨利反目成仇。他们之间展开了多次争斗,但詹姆斯总是能凭借阴险狡诈的手段而占得上风,以至于最后亨利甚至以为詹姆斯是专门来迫害自己的“超人类”———归来者。两兄弟在印度时,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点,亨利雇佣杀手企图暗杀詹姆斯。得到消息的詹姆斯便想到用假死的方法来躲避杀手,然后再让他的印度仆人塞贡德拉将他“救活”。小说的最后,当詹姆斯在坟墓里躺了一个星期之后被挖出来时,他死而复生的“奇异”现象却直接导致早已精神涣散的亨利被“吓”死了。小说里,詹姆斯能够屡次战胜亨利的关键,在于他对苏格兰民俗故事中迷信思想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詹姆斯曾经给亨利讲过一个发生在詹姆斯的一位“伯爵朋友”身上的故事。詹姆斯说,这位德国男爵曾做过一个预感性的梦,在梦中看到伯爵朋友死了。之后德国男爵就跟这位疑心很重的伯爵朋友描述了这件事,随即按照梦中的景象,精心制造了一个与之极为相似的情景,最后果然不费力气地让伯爵朋友丧了命。亨利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故事中的“伯爵朋友”显然就是暗指亨利。而那位“德国男爵”毫无疑问就是詹姆斯自己。詹姆斯深谙亨利相信迷信的特点,才编造出这么一个故事来吓唬他。而这个故事很可能也是詹姆斯的“暗杀”计划中的重要环节之一。詹姆斯作恶多端,又加上他神秘复活的灵异事件,使他毫无疑问地成为吸血鬼式的可怕的归来者。而仆人塞贡德拉的角色更是有意地加重了詹姆斯的超自然的神秘形象。有人认为塞贡德拉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理由是他指出并除掉了企图暗杀詹姆斯的雇凶,最终解救了詹姆斯。 但是,如果我们回头思考一下为什么塞贡德拉能够做到这些,就不难发现其实这些事件无不是在詹姆斯的精心策划之下进行的,而塞贡德拉只是詹姆斯意志的执行者而已,是詹姆斯吸血鬼形象的延伸。詹姆斯这个诡计多端的角色,给这部小说蒙上了一层帝国哥特式色彩。詹姆斯愤世嫉俗,并非常善于运用苏格兰民俗故事中的迷信思想,但在弟弟亨利眼里,他却与苏格兰文化格格不入。亨利与詹姆斯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他们各自的语言上有清晰的体现。亨利是一个深深地扎根于苏格兰传统的人,因而他讲话时带有浓重的苏格兰方言。而詹姆斯对一切传统文化持怀疑态度,与此对应,他说得一口标准的英格兰英语。尽管詹姆斯十分擅于运用苏格兰传统迷信来调动亨利等人的恐惧心理,但他却从来不相信任何迷信。小说里还有这样一个情节非常值得注意:詹姆斯的朋友麦凯乐听不懂詹姆斯跟仆人之间的对话,因为他们的谈话从来都用印度语。学者彭妮•菲尔丁认为,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詹姆斯跟他的妻子之间,“他妻子的无理取闹往往破坏了男人之间的暧昧关系。”至于为什么史蒂文森如此注重表达男人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史蒂文森将国家认同与男人之间的爱与恨放在了一起,旨在表达他自己“既不可能又必须要”对苏格兰进行描写的内心矛盾。我们知道,史蒂文森是苏格兰人,他对苏格兰的感情自然不言而喻。而此时苏格兰正处于大英帝国的统治之下,民族认同感与国家认同感存着巨大分歧。“男人之间的暧昧”表达的正是史蒂文森深沉的民族认同感,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却又不得不将之深藏在心底。一本正经的威廉姆的形象正是英格兰理性主义的象征,而相信迷信、害怕迷信的亨利,则代表了苏格兰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在史蒂文森笔下,苏格兰和印度的超自然主义信仰与英格兰理性主义的鲜明对比,已然将具有异国风情的思想文化推到了大英帝国的中心位置,而不是再像以往那样,在边缘位置徘徊。小说里大英帝国统治之下的苏格兰和印度的民俗信仰的并列出现,也揭示了为什么表面上统一的庞大帝国文明已濒临崩塌:这个帝国的人民都根深蒂固地生活在本民族的信仰和文化当中。隐藏在这部跨文化背景的哥特式小说情节背后的,则是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的最后挣扎。在《巴伦特雷的少爷》中,史蒂文森成功地将苏格兰传统的超自然主义世界观与英格兰理性主义世界观映射到了亨利与詹姆斯两兄弟身上,并通过两兄弟之间尔虞我诈的斗争,将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文化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史蒂文森的民俗小说打破了国界,在给读者带来异国他乡的文化和风光的同时,也在检验着一直以来“英国文化统治世界”的观念的正确性。史蒂文森在太平洋旅行时所写的一些文章中也突出强调了大英帝国政府在殖民地与本土之间形成的内忧外患的不稳定格局。史蒂文森的文字透露出了一种迷信色彩,通过否定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表面上的团结一致性,侵蚀了英国坚实的统治秩序。 二、《金银岛》与苏格兰民族的“海盗情结” 苏格兰是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维京海盗”的故乡。苏格兰民族也因深厚的“海盗情结”而自然形成了以冒险精神为优秀的独具特色的“海盗文化”。直到今天,海盗生活依然是每个苏格兰人心目中向往的充满自由和奇幻色彩的生活。《金银岛》是史蒂文森的成名作。在这部作品中,史蒂文森借一个名叫比尔•彭斯的孩子之口,讲述了吉姆等一群人在前往金银岛寻宝的途中发生的一系列险象环生的故事,对航海生活与海盗文化进行生动、细致地描写,彰显了鲜明的冒险主义精神。小说的开端是少年吉姆发现了海盗比尔遗物中的一份藏宝图,并因此知道了海盗首领弗林特在一个孤岛上埋藏了大量珍宝。吉姆将此事告知乡绅特里劳尼和医生里弗西。两人决定带上吉姆等人一起出海前往孤岛寻宝。不幸的是,船行驶到中途,才发现船员中一大半人都是海盗首领弗林特为了夺取宝藏而招募的海盗。于是,船上分别形成了以医生里弗西为领导的善的一方和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为领导的恶的一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善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并顺利探得宝藏,满载而归。《金银岛》开创了寻宝题材小说的先河。小说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苏格兰人民对航海的热爱。老海盗比尔刚刚住进吉姆家开设的“本鲍”旅馆时,不仅要人们称他“船长”,而且每天早上起床一定要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唱那首航海老歌:“暗礁上有十五个人,唷呵呵!来瓶甜酒吧!”平日里他也确实常常喝着甜酒给大家讲他年轻时的航海故事。而主人公吉姆则更是早在出海之前就多次幻想着自己出海时的情景。在乡绅特里劳尼的家里,吉姆虽然“在花匠雷鲁斯的监视之下,好像犯人一般”,但却“满心怀着航海的梦想,享受着神秘、奇幻的金银岛给他带来的种种快感”。不仅如此,吉姆还已经在梦中“神游”金银岛好几次了。“岛上到处是野蛮人,我们跟他们打仗;岛上还布满了野兽,它们经常追赶我们。”对老海盗比尔的描写和对主人公吉姆溢于言表的激动与兴奋的心情的刻画,无不在展现着苏格兰民族对航海的热爱。当然,除了置身于碧海蓝天的浪漫,“航海”特别是“做海盗”更是危险的代名词。与此相应的是苏格兰民族的冒险精神。在《金银岛》中,史蒂文森十分注重对海盗形象的刻画,以此来表现海盗们临危不惧的精神。老海盗比尔“灰头土脸上横着一道明显的刀疤”,主角弗林特则“左边小腿断了一半,左胳膊下面撑着一个拐棍,以辅助行走。”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个“海盗”的身体是完好无损的,这足以表明海盗这一行当之危险性。 但是,就算有这么大的危险性,仍然难以阻挡苏格兰人民的冒险热情。冒险精神在小说的主人公吉姆身上有充分的表现。在“西斯博尼奥拉号”航船抵达金银岛之后,吉姆混在了海盗头子弗林特一行人中,跟着他们上了岸,随后又机智地摆脱了他们,孤身一人进入树林中探险。后来他又成功地从被困的木寨中逃脱出来,自己开着小船返回了“西斯博尼奥拉号”,杀死看守,将船成功抢了回来;整个过程都是机智勇敢的吉姆独自一人完成的,其中暗含的对冒险精神的褒扬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虽然小说叙述的是发生在主人公吉姆与凶恶的海盗之间的“博弈”,但文中却并不含有任何贬低海盗的意思,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连吉姆自己也是人们心目中的海盗形象的化身。在《金银岛》中,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都来自于对财富的追求。纵观整部小说,我们发现,无论是医生里弗西代表的善的一方,还是以海盗首领弗林特代表的恶的一方,他们唯利是图、视财如命的心理却都是完全一样的。但在叙事过程中,作者有意模糊了善与恶之间的对立关系,而重点强调了追寻宝藏过程中的紧张与刺激。从最后的结局来看,海盗们虽然穷凶极恶,作恶多端,但史蒂文森却并没有让他们“不得好死”,而是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下场:让弗林特的手下留在了金银岛上,而弗林特本人也获得了一包金币。虽然《金银岛》并不十分“贴近现实”,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折射着现实的光芒。苏格兰民族历来有着深厚的“海盗情结”。在小说结尾,史蒂文森借吉姆之口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就是我们不远千里来寻找的宝藏啊,‘西斯博尼奥拉号’上已经有17人因此而丧生。可想而知,这些财富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血与泪的故事,多少船沉入海底,多少人随之丢了性命,多少残忍、龌龊的行为在背后发生,恐怕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讲不出。”这就是血淋淋的历史。 三、结语 史蒂文森非常擅于从苏格兰传统民俗故事中取材来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充满奇幻色彩。但史蒂文森并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只会写恐怖和冒险故事的所谓“童话故事家”,相反,他是一位十分严肃的、有着强烈民族感的作家。生活在大英帝国和苏格兰双重文化下的他,或许也只能选择以“童话”的方式来表达对残酷现实的声讨了。史蒂文森诗人般的气质和传奇的经历,已经并将继续感染着读者。 作者:徐小雁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文学研究论文 一、内容及结构安排 基于以上诸多方面的考虑及对研究内容的把握,《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除“绪论”外共设八章二十五节,其中“绪论”部分主要讨论了选题的基本依据和研究的基本思路。接下来的八章是全书的主体,也是本项研究的优秀,其在结构安排上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1]4第一部分是对唐代御史制度及御史选任情况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一章“唐代御史制度概述”和第二章“唐代御史的选任”来展开探讨的;第二部分主要对唐代御史台的文化氛围、唐代御史的政治、法律思维及心态进行研究,旨在全面、深入地把握唐代御史群体相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特殊性,该部分研究在书中主要是通过第三章、四章来展开探讨的;第三部分是对唐代御史群体文学活动及其对中国文学贡献的研究,该部分研究在书中涉及到第五章“御史活动对唐代文学的影响”、第六章“唐代御史的几种代表性著述”、第七章“唐代御史的文学创作”以及第八章“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等相关的章节。毋庸讳言,不论是在结构的安排上还是在研究内容的设置上,《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都弥补了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结构性缺失,因而使得全书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成就。 二、优点及特色 古语云:“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通读《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该书确有不少优点和特色,就起荦荦大者言之,约有如下数端:第一,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南宋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朱熹说:“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教基址坚牢,上面方可架屋。”这里朱子虽然谈的是为学与读书的道理,但用于学术研究同样有效。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还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研究者都应该努力做到立论坚实,论证有理有据,这是做研究最起码的要求。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的研究情况来看,作者始终以“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无论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是对人的呵护与关怀。文学创作是建立在作家的精神生活、生命意识之上的,而其精神生活、生命意识又不能不受某一时期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为理论基点,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了唐代御史的监察、谏诤活动作为国家整个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其是如何影响有唐一代的文学生态,进而触及唐代作家的心灵建构,从而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其立论可谓客观公允、坚实有力,论证也是条理分明、有理有据,因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通读全书,想必大家一定会有同感,并对此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兹不赘述。第二,视野开阔,能够始终把研究置于唐代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下,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展开,并力求做到会通。诚如作者所云:“目前的唐代文学研究中,由于学界相互间研究方法和认知标准的差异,研究中各自为政、融通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使得若干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发生、演进的本质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不利于对唐代文学的正确认识。”有感于此,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努力从文、史、法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来展开,力图通过传统法律文化与文学相结合的方法解读唐代文学。 以此为基础,《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特别阐述了唐代弹文的审美价值及其生成机制,阐述了唐代御史法律思维与唐代公案传奇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显然,这种研究视野是开阔的,方法是会通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其无疑能引导更多的学者将关注的焦点从文学文本外移至相关学科的视野中,努力寻求相邻学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解决诸多在文本研究中难以说明的问题。《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可以说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其会通的特色为本领域研究的深入和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第三,治学态度严谨,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使结论更加可靠。征引广博,资料丰赡,是《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非常显著的特色。众所周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得有良好的文献功底,因为大多数的研究都得通过详实的文献材料来立论。从《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全书来看,不论是书稿的正文还是注释,几乎所有的文献材料都来自于研究者第一手的资料。据笔者粗略统计,该书援引古籍文献多达100多种,除常见的一些历史文献典籍比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之外,其中还包括了《唐代墓志汇编》、《全唐文》、《全唐诗》等一些大部头的典籍。正因为作者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故常常能烛隐发微,条分缕析。从其研究来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能主要通过文献材料本身来说话,并且往往“在隐约不明之处有可贵的发现”就是这方面最好的明证。作者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细心爬梳收集材料,这不仅可以使其结论更加可靠,而且也足以反映出其严谨的学风。当然,作者在写作该书时,辛勤收集并且认真分析材料,其中的甘苦也是可想而知的。第四,锐意创新,能够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19世纪西方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源于创新。”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也正在于能创新。正如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鲁国尧先生所云:“学术,唯有创新方有自家的灵魂。创新之中,最难的,也是最高的,是自主创新,亦即原始原创。”《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一书虽然不能说处处都是原创,但作者在研究中确实力图做到锐意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甚至可以说创新的理念是作者在一开始进行该项研究时就已经萌生并且贯穿始终的。在研究中,有感于当前唐代文学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缺失,作者努力将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因而取得了整体创新的原创性学术成就。总之,《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也可能还存在着些许还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其无疑是近年来唐代文学研究方面一部很有分量的力作,为深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付乔 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传播媒介和文学研究论文 摘要:世纪之交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西方当代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黑洞》、《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论文学》等一系列论著中对传播媒介与文化文学的关系问题以及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了专题性的论述,在国内外理论批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文章以上述论著为根据全面阐发了米勒关于传播媒介与文学关系,关于人类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发展变化过程和未来走向,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及文学符号研究的具体形态、性质特点等问题的理论学说,为我们了解当代西方理论批评界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提供了一幅明晰而透彻的剖面图。 关键词:媒介决定论纸质媒介文学电子媒介后文学 一、媒介决定论 拿破仑说过:“三张敌对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曾利用广播煽动起了德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60年代肯尼迪曾利用电视赢得了美国选民的好感,在大选中获胜。人类的传播媒介,无论是纸质媒介如报纸、书刊等还是电子媒介如广播、电视、电脑等,都对社会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不言而喻的。 为其如此,西方的传媒理论家们便不约而同地指出: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文化活动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如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媒介犹如枪弹,对接触到它的人会产生直接、迅速、有力的效果,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后来人们将此种观念称作是“枪弹理论”(bullettheory)。70年代西方著名传媒理论家诺利一纽曼(ElisabethNoelleNeumann)认为,媒介对社会观念的形成有强大的影响力:某一时期某一媒介宣扬某种观点,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由于害怕被孤立而不愿表达他们的看法,这样在大众媒介的压力下支持异常意见的人越来越少,而媒介所宣扬的东西越来越有影响力,以至便变成了主导性的观点。纽曼将她的这种大众媒介强力影响公共舆论的理论称作是“沉默的螺旋”(spiralofsilence)理论。 与“枪弹”论者和“沉默的螺旋”论者一样,西方最负盛名的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也认为媒介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不过在他看来媒介的巨大效力不是由媒介所传输的内容引发的,而是由媒介的传输方式本身引发的。他在名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过去人们只注意到了媒介的内容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到媒介形式的效力,事实上“媒介的塑造力正是媒介自身”,“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换句话说,媒介的效力主要发生在形式的层面上,主要源自它的运作方式本身对人们的“感知模式”或者说思想方式的“坚定不移、不可抗拒”的深刻影响力。历时地看,人类的传媒方式主要经历了口头语、书面语和电子媒介三大阶段。口头语发生得最早,是人类早期的基本传媒形式。口头语是一种用声音传达人的感知经验的形式,是一种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可以直接通达到人的内在生命经验中去的传输形式。正是这种直接的通感式的传输形式赋予了早期的人类以特殊的思想方式即“整体直觉”式的思想方式,赋予了他们以特殊的思想意识即将全身心完全融会到大自然中和社会集体中的神秘意识和社会集体意识,从而促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即“永恒的集体和谐与太平”社会。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部落社会”。书面语发生在口头语之后,是对口头语的超越。西方最典型的书面语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虽产生得很早,但在上古和中古它只是作为一种储存文献的手段而存在,直到文艺复兴后期印刷术出现以后,它才被人们当作一种传输感觉和思想观念的传媒方式运用,才变成了一种主导性的传播媒介。“拼音文字是形声分裂的特殊文字。”它人为地将文字与声音割裂开来,用视觉压制听觉,是一种分割肢解性的传媒形式。“拼音文字在使人脱离封闭的部落回音室而转入线形组织的视觉世界中的转换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拼音文字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早期整体的立体的有机的直觉的即兴的思想方式,而赋予了他们以分析的线形的机械的逻辑理性的统一的思想方式。“西方的价值观念建立在书面语的基础之上。”正是基于这种分解性的线形的机械的统一的思想方式之上,西方人建立起了他们的线形的连续的机械的现代文化,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文明”状态。20世纪以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电脑、因特网等电子传媒形式得到了广泛应用,逐步取代了书本、报刊等纸质媒介的主导地位。“过去的技术是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而电力技术是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电子媒介是一种既有声音又有文字和图像的集合性的传媒形式,在它那里听觉、视觉、触觉等相互融会,混为一体,不可分离。正是这种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新媒介培育了人们浑一的多维的整体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拓制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景观——即丰富、多元、整体、和谐的新社会机制,西方人又返回到了前书面语时期通感式的、整体化的、人的心理能得到全面释放的、部落式的文化状态中,麦克卢汉将之称作是重新“部落化”状态。 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面世就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正像该著麻省理工学院版序言的作者拉潘姆所言:“只几个月工夫,该书就获得《圣经》那样的崇高地位,其作者就成为时代的先知。”它从出版之日(1965年)起一直到今天,曾不断被人们传阅、引述、讨论,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传播媒介与人类社会文化形态的关系问题上希利斯·米勒完全沿承了麦克卢汉的这种媒介决定论观念。米勒在一篇讨论传媒方式与文学关系的专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吗?》中指出,世界是在人的意识中呈现出来的,表现为意识形态。关于意识形态,过去人们是从二元论的角度理解的,即把现实世界分为精神意识和物质存在两个层面,将意识形态置于第一个层面中。事实上精神意识是空灵的无形的,它们离开物质形态根本无法显现出来,根本无法存身,所以现实中精神意识一刻也离不开物质形态,而物质形态在它呈现出来的那一刻就已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人的眼光,就已包含了精神意识,精神意识和物质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二者谁也离不开谁。意识形态说到底即是那空灵的不可见的精神意识性的东西和那实在的可见的物质性的东西的混合体,说得具体些就是人们关于现实和自然的感觉、观念等精神性的东西和语言符号等物质性的东西的混合体,借用德曼的话说是:“语言与自然的现实以及相关的现象的混合体。”而在这种集精神意识和语言符号为一体的“意识形态”内部,精神意识是所指内容,语言符号是能指形式,精神意识被塑造成什么形态、它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出来,完全取决于它的表现方式语言符号,而语言符号则以什么样的形态去表现精神意识最终则取决 于传播它的物质媒介。所以米勒说:“创造和强化意识形态的,不仅是语言自身,而且是被这种或那种技术平台所生产、储存、检索、传送、接受的语言或其他符号。”“并非语言本身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形成意识形态错觉,而是受这种或者那种媒介影响的语言,例如嗓音、书写、印刷、电视或者因特网的电脑。所有这些技术都会利用那种奇怪的倾向以栖居于人人都拥有的想象或幻想空间。我们把身体委托给没有生命的媒介,然后,再凭那种虚构的化身的力量在现实的世界里行事。”意识形态是由语言符号塑造成的,而语言符号则受制于传播技术和媒介,所以传播媒介才是意识形态以至人类文化的最后的根据。 历史地看,西方的传播媒介主要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变革发生在文艺复兴后期,是印刷术和随之而至的书面语对手抄本和口语的更替,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是广播、电视、电脑等电子媒介对书本和报刊等纸质媒介的更替。西方从16、17世纪到20世纪前期期间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主要是印刷术和书面语,“印刷文化的特色都依赖于相对严格的壁垒、边界和高墙”,印刷术和书面语是一种肢解切割性的机械的传媒方式,它培育了人们线形的肢解切割性的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分离的分门别类的连续的一体化的现代文化。所谓分离,即是各种存在相互隔离,如人与人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自我”和“作者”概念),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民族国家意识)。所谓分门别类即是各个知识领域相互隔离(从而促成了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所谓连续即是将不同的事物用时间序列、空间位置或因果关系连接起来,使之井然有序。所谓一体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置于某一个统一的框架中,使之连成一体。“印刷术使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以及民族独立国家成为可能。”西方20世纪中后期的传播技术和媒介主要是电子技术和电子媒介。电子媒介是整合融会性的有机的传媒方式,在它那里“所有那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日渐模糊起来。”它培育了人们的立体的复合型的思想方式。正是基于此复合型的思想方式之上,过去片面机械的现代文化形态自行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丰富复杂的后现代文化形态:如独立整一的自我被消解了,“自我裂变为多元的自我”;“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界限也正在被因特网这样的产业所打破”,整个地球连成了一体,变成了一个小村庄;哲学、心理学、文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也被打破了,不同学科相互交叉交融,进入学科整合状态。人类文化从过去分离的分门别类的线形的统一的现代形态转向了现在杂糅的整合的立体的矛盾差异的后现代形态。 二、纸质媒介与文学和文学研究 人类的传播技术和媒介决定和制约着人类社会文化形态,自然也决定制约着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形态之一的文学。从16、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前期这三四百年间人类的传播媒介发生了重大的转形,即从口头语转向了书面语。书面语或者说纸质媒介,如前所述,是一种肢解分割性的媒介。它在无形中促成了人们分析型的思想方式。而正是后者在无意识中给事物划界、分类、命名,将之抓捏成一个个界限分明、逻辑有序的、明晰可见的统一体。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存在如自我、国家、哲学、心理学等等都是被这样打造成的。文学也一样。 从所指内容的角度看,西方现代人首先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将他们眼前的世界分成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然后用排他法排除其中的一个方面即物质、客观的方面,将“我思”、“先天综合形式”、“理性”、“意志”等精神、主观的方面视作是世界之根本。接着对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作了进一步的分割,将之区划为认知、行为、情感等领域,认为文学属于最后一个领域,关涉的是人的主观情感,是用来表现思想情感的。 从能指形式的角度看,西方现代人首先将人类符号形式分为非语言的(如声音、图像、动作等)和语言的两类;然后再将语言符号分为感性形象的和逻辑抽象的两大类,认为文学语言是感性形象性的语言符号;最后进一步将感性形象性的语言符号分为抒情的、叙事的和戏剧的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由之引出了诗歌、小说、剧本三种具体的文学类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勒说:“词语文学(literature)出自拉丁语,与罗马一基督教一欧洲词根不可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最早出现在17世纪后期的西欧。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仅指诗歌、剧本和小说,出现得很晚,……到了18世纪中期。” 从外部条件看,文学的发生则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自我概念的产生、作者和版权观念的出现等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用米勒的话说是“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民族国家、自我、作者等文化形态如前所述无不基于西方现代人的分解性的思想方式之上,无不是印刷术和书面语的产物,所以没有印刷术和纸质媒介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无论是从所指内容的角度看、能指形式的角度看,还是从外部条件看,都基于西方现代人的分析型的思想方式之上,而后者则完全是由西方现代的传媒技术印刷术和传媒方式纸质媒介塑造成的,因而米勒说:“西方的文学总体上属于印刷书本以及其他的印刷品如报纸、杂志、定期刊物的时代。” 西方的现代印刷术和纸质媒介不仅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形态,也决定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形态。由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进行细密的切割分离、摒除异质的东西、保留同质的东西的基础上打造成的,因而无不是单一的连贯的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西方现代的文学研究必然是求同式的研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现代人的思想方式是肢解分割性的,是二元对立的,是非此即彼式的,基于这种思想方式之上,西方现代人的文学研究理路自然非求同式研究莫属。 西方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文学研究虽然研究观念和方法上大相径庭,但研究理路和倾向都完全一致,都以探求文学作品的某种内在统一性或中心点为出发点,都是求同式的。加世纪前西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社会历史研究、人物形象研究、传记研究等几种类型。社会历史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所反映的某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社会生活本质,参照物是当时的社会历史状态。人物形象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的性格的内在统一性或者说人物个性,参照物是生活中的真人。传记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所表现的作家的思想、情感或心理状态的内在统一性,主要根据是作家的生活经历、思想观点和情感状态。20世纪以后西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新批评、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等几种类型。新批评主要探讨的是作品的内在蕴含的矛盾统一性,参照系是文学语言的“歧义”、“反讽”、“悖论”等属性——具体指文学语言的集外在的字面义与内在的隐含义于一体的属性。结构主义主要探讨的是文学作品的结构法则或者说写作模式的普遍统一性,参照系是人类语言以及它的运行法则即语法规则。文化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作品中所反映的人们的文化身份的内在统一性(如种族性、区域性、男女性别等),参照物是某种社会集团的文化属性。 从批评视野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各自只注意到了文学作品之内容或形式的某一个层面,而完全忽略了其他的层面,是瞎子摸大象式的,是狭隘的片面的。从批评思路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探求作品某种统一性或某个中心点上,而完全忽略了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即它的形象大于思想的属性,完全忽略了它的矛盾性异质性和丰富多元性,因而它们只注意到了作品的明晰性和有序性的一面而摒弃了它的模糊性和丰富复杂性的一面,是肢解性的排他性的残缺不全的研究。从批评效果看,这些求同式的文学研究都基于某种理论假定之上,都以某种非文学的东西为参照,都先有某种预设,然后再到作品中去寻找它、印证它,都是结论在先分析阐述在后,因而是同语重复性的,都在已知的东西中绕圈子,很少涉足于未知的领域,很难给人们提供新知新见。正因此,在米勒看来,这些形形色色的求同式的文学研究在根本上都是揭示性的而不是开发性的,都是证明性的而不是发明性的,都是陈述性的而不是施为性的,是指向已知的东西的而不是指向未知的东西的,是不可取的。 三、电子媒介与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 西方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完全基于现代传媒技术印刷术和传媒形式书面语之上,而现在“新的电信时代正在产生新的形式取代这一切”。现代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式印刷术和书面语正在被新型的传媒技术和传媒形式电子技术和电子传媒形式如广播、电话、电影、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激光唱片、VCD、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等替代。与肢解切割性的纸质媒介相反,电子媒介的本质特征是整合融会性。它“打破了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内在与外在二分法(inside/outside)”,突破了现代人的二元对立思想,拆解了基于此二元对立思想之上的各种二元对立概念如所指与能指、现实与虚构、文学与非文学等等,瓦解了作者、自我、民族国家等意识形态,消解了文学和文学研究得以存在的所有的前提条件。这样,随着电信时代的到来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消亡自然无法避免。所以米勒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米勒所说的“文学”不是指那种作为人类语言符号之一种形式的、超越时空界限的文学,而是指那种基于现代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之上、作为现代文化形态之一种形式的文学。米勒在后期的理论力作《论文学》中明确指出:文学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意义上的文学,作为一种西方文化机制,是特殊的,它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文学的历史性的特定的形式。在第二种意义上,文学是一种使词语或其他符号成为文学性的东西的一般倾向。”换句话说,“文学”概念有两种不同的所指:一种是指那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的现代文学话语,一种是指那超历史的普遍的作为人类语言符号大家族中的一分子的人类文学符号。米勒指出:“如果一方面文学的时代几近结束,那么另一方面文学或文学性则是普遍的永恒的。”“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米勒认为,虽然作为现代人的文化建构物的文学话语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学话语研究将随着现代传媒技术和方式的消亡而终结,但是作为人类语言符号大家族中的一员的超历史的普遍的文学符号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符号研究将永远留存。米勒指出:“我认为这种数字化的东西将会多方面和以人们无法预测的方式改变文学和文学研究。我甚至要说它将会转变和已经在转变文学或文学性的概念,它正在逼杀文学,给它以一种新的存在形态。”这即是说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文学符号以及人们的研究方式,赋予它们以“新的存在形态”、新的品格。那么数字化的传媒方式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它给文学符号以及文学符号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赋予它们以什么样的新品格? 为了论述方便,下面我们暂且将基于新媒介之上的超越现代文学话语的文学符号称作“后文学”,将基于新时代新思想方式之上的超越现代文学研究方式的文学符号研究称作“后文学研究”。 在西方传媒研究史上最早对数字媒介或言电子媒介做出全面深刻的阐述的理论家是被人们誉为“时代的先知”的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他在巨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明确指出:“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从文艺复兴后期到20世纪前期期间的各种传播媒介是人的肢体的延伸,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媒介是人的神经系统的延伸;前者是肢解的分割性的,后者是整一的混合性的;具体而言,前者是再现性的、重复的、线条的、连续的、统一的,而后者是构造性的、虚拟的、“非连续的、歪斜的、非线形的”。麦克卢汉之后西方科幻小说作家吉伯森(w.Gibson)推出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术语,传媒理论家尼尔森(T.H.Nelson)发明了“超文本”(hypertext)概念,哈拉兹(F.G.Halasz)阐发了“超媒介”(hypermedia)话语,他们从不同的方面进一步深化了麦氏关于电子媒介是一种构造性的、虚拟的、非线性的、非连续性的、立体化的传媒方式的理论,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电子媒介理论系统。现在“赛博空间”、“超文本”、“超媒介”已经被公认为是电子媒介(特别是因特网)的本质特征,它们差不多变成了电子世界的代名词。在电子媒介的性质特点问题上希利斯·米勒完全沿承了麦克卢汉等人关于电子传媒是一种整合融会性的传媒方式,具有构造性、虚拟性、非线形性、非连续性、立体性、歪斜性等本质特征的理论观念,并将之巧妙而机敏地贯彻到了对后文学性质特点的分析中。 在米勒看来,电子媒介与纸质媒介的本质差别在于:后者将文字和声音、图像、动作人为地隔离开来,抹去了后面三种因素,仅留下唯一的一种因素文字,是地地道道的切割分离性的传媒方式,而前者正相反,它将纸质媒介所抹去的声音、图像、动作等因素重新招揽回来,在文字中引入了声音、图像以至动作,在视觉中加进了听觉、触觉以至味觉等,是整体的混合的浑一性的传媒方式;后者培育了人们切割分离性的思想方式即二元对立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现代明晰的机械平整的审美话语形式文学,前者在无形中塑造了新的思想方式即整合性的多维的思想方式,从而打造了新的混杂的能动多变的审美话语形式后文学。后文学的混杂性和能动多变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它突破了外在与内在、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界限,不再致力于再现或表现某种外部存在,不是再现性或表现性的,而将外在与内在融为一体,是构造性的,虚拟性的。在米勒眼里电子媒介本身就是一种集外在与内在为一体的构造性的媒介。他在专著《黑洞》中指出:“印刷品也是技术再生产性的一种形式——对这一点我们差不多快遗忘了,但也许再生产性的效力在照相机瞬间的一闪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它生产出了底片,将那刹那间已逝去的东西保留下来,赋予了它以幽灵般的无尽的生命。……那熔化了形象与文本之区分的数字化生产出了形象/文本,它们比照片更为短促多变和无所不在。它们彰显了本雅明意义上的作为瞬间性产品的照片的另一面:即它赋予那被人们拍过照的已死去的瞬间以鬼影般和幽灵式的永久存在、赋予它以无所不在的生命的方式。”这即是说照相机或摄像机等电子媒介是一种将事物从川流不息的现实时间进程中抽离出来、赋予它们以特殊的形态(即某种图像)的形式。在照相机或摄像机将外在现实事物转化成照相机中的底片或摄像机中的数字图像的过程中,被拍摄的现实事物已经随着时问的流逝而逝去了,留下来的只是它的仿像或者说它的影子,此“仿像”或“影子”完全有别于它的底本外在现实事物,它们是由照相机或摄像机等媒介制作出来的,是外在事物和照相机或摄像机等转换形式的结合体,是构造性的。这种由照相机或摄像机等电子媒介打造出来的电子世界是由数字或信息构成的,它虽源于外在现实,但已不是纯现实,而是被数字化了的现实,或者说是形式化了的现实,是一种介于实在与非实在之间的现实,是虚拟的现实,用米勒的话说,是“非现在的现在”,是一种“仿像”:“所有那些电视、电影和因特网产生的大批的形象,以及机器变戏法一样产生出来的那么多的幽灵,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正如它打破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野。人们常常难以分辨电视节目里的新闻和广告。电视或者电影形象属于比较奇怪的一类——非现在的现在,要想说清楚它到底是不是‘目击新闻’,即是不是所说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如他们所说的一种‘仿像’(simulation),也常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与电子媒介的这种构造性、虚拟性性质特征相应,后文学也完全是构造性的虚拟的。总体而言,西方20世纪以后伴随着电子媒介而出现的新型的文学或者说后文学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直接由电子媒介承载的文学如影视文学、光碟文学、网络文学等,另一类是借鉴电子媒介文学的手法写成的纸质媒介文学。由电子媒介承载的文学完全是构造性的、虚拟的,这不言而喻。以西方当代的“第一部CD-ROM的轰动之作”《米斯特》(Myst)为例,它是由“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意象”构成的。它的作者兰德·米勒(RandMiller)和罗宾·米勒(RobynMiller)两兄弟先将现实事物转换成一连串的数码图像和声音,然后再将它们按某种方式集结到一起,最后组建成了这样一个似真而又非真的数字化的艺术世界。此世界完全是由数码打造成的,是虚拟性的。那些借鉴新媒介的方式方法而写成的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本质上也是构造性的虚拟的。以这种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的开山之作《追忆逝水年华》为例,它是由“记忆的巨大的数据库”构成的。作者普鲁斯特仿照电影、电视、照相机、摄相机的蒙太奇手法,首先将他记忆中的现实事物转换成无尽的意象或词语形象,就像照相机或摄相机将现实事物转换成一个个零散的镜头一样,然后再将这些意象或词语形象按一定的序列组合起来,从而组建成了一个虚幻的艺术世界。此世界,用米勒的话说,完全是由语言词语打造成的,是施为的(performative),它源于现实又不同于现实,是虚拟性的。 (2)它打破了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不同的传达手段和叙事、抒情、议论等不同的表述方式之间的界限,是超媒介、超文体的。米勒说:在数字化的电子世界里,“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消逝。视觉形象、听觉形象(比如音乐),以及文字都不同地受到0到1这一序列的数码化改变。像电视和电影、连接或配有音箱的电脑监视器不可避免地混合了视觉、听觉形象,还兼有文字解读能力。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在米勒看来,电子媒介本身就是语言、图像、声响、动作等不同的信息传达手段的混合体,它集视觉、听觉、触觉等于一体,是综合性的通感式的,是超媒介的。与之相应,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电子媒介文学也是超媒介的。以《米斯特》为例,“它有‘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意象’,外加‘声音轨道’和‘快速牌(苹果牌电脑的一个商标)电脑的图像和电子动画图片’。”“它是‘一个迷乱的盒子,盒子里头是小说,小说里头是绘画——并配有音乐,或其他东西。”’∞它是由语言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不同的传达手段共同打造成的,或者说是小说、绘画、音乐等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的混合体。电子文学文本是这样,那些以电子文学文本为模板的新型的纸质文学文本也不例外。再以《追忆逝水年华》为例,正像米勒所言:“小说充满了信件和电报。”其中既有叙事、描写,又有抒情、议论、说明、解释,是小说、书信、散文、议论文、说明文等各种不同文体的杂糅体。另外“普鲁斯特用很多重要的篇章借小说内部人物的状态刻划了《追忆逝水年华》的读者的状态。”小说将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巧妙地引入文学叙事中,是批评和创作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形式的混合体。(3)它突破了话语文本与话语文本的界限,是不同的话语文本的杂糅体,是开裂的、非线形的、非连续的、零散的。米勒说:“在电脑上写作与普通方式或打字机写作大不相同。由于能够很容易进行修改,所以文学研究的文本似乎永无止境或永远不能完成。它可以非常容易地扩展,重新安排,剪裁,进一步加注,等等。”电子文本不像文字文本那样一旦定稿、排版、付印就不便再压缩或扩展,它可以随时增删、修订,“永远不能完成”。正是电子书写的这种便于插入、删除、增补、缩减、编辑、修订的性能使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间的链接成为可能,从而使电子文本具备了文字文本所无法具备的独特性能即集各种各类不同的文本于一体的超文本性能。一种电子文本可以将同一个主题的所有的话语文本链接到一起,如可以将描述某种现象的元话语文本、评论这些元话语文本的文本以及对这些元话语文本和评论进行哲学思考的话语文本等等编组到同一个窗口中,也可以将不同主题的话语文本随意地陈列到一起,如“在电子空间中小说《艾亚拉的天使》与天象图、卫星形象、可以想得到的任何一种主题的简报、有关人类基因工程的最新的消息、从哈勃天文望远镜上得到的最新的图片、免费软件、各种游戏、农业信息、你来我往的千百万邮件短信,等等,以惊人的丰富性和无序状态堆在一起”。所以电子文本空间中,“任何东西都可以跟另外的东西,以乱糟糟的混合的方式重叠在一起”。 一般的电子文本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话语文本集结成的,是超文本性的,特殊形态的电子文本即电子文学文本不例外也是由多种多样的话语组合成的,是超文本性的。如《米斯特》就是由“5个有待拓展的完整的世界”构成的,由2500多个实物照似的零散的意象组构起来的,它是各种不同的数码或者说景象相互链接的结果。“此怪异的游戏或小说的目的是借打开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的各种目标物以重新组建一个故事。此游戏是‘被设计出来让那些第一次玩游戏的一般水平的游戏者在40个小时之内完成的。’当40个小时用完时,小说的故事就会呈现出好几个不同的结局。《米斯特》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你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结局。”这即是说《米斯特》不仅是由各种不同的数据或景象组构成的,是立体的复杂多元的,而且还是动态开放的,它最终被建构成何种形态完全取决于欣赏者或游戏者如何处理它。 超文本不仅是电子媒介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以电子媒介文本为模板的新型的纸质媒介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之一。譬如《追忆逝水年华》就是“一个巨大的碎片集合体或不计其数的碎片的聚集地。”其中既有叙事又有议论,既有陈述又有说明、注释,它是由各种不同的话语文本集结而成的。它是“一个布满了无数小多边形的多边形”,是立体的。“马塞尔将他的记忆当作是他可以在其内部不停地穿行的超文本程序。在那记忆的巨大的存储器中,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始,而借一系列链接,最终可以被引向其他任何地方。”它既无确切的入口,亦无确切的出口,不是线形的连贯的而是非线形的不连贯的。普鲁斯特在创作它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写作计划,不断地增添新的材料,不断地扩展它,“它是无尽的”,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电子媒介不仅赋予了新时期的文学符号以新的特性,而且也赋予了新时期的文学符号研究以新的品格。由电子媒介承载或仿照电子文本模式写成的后文学,如上所论,不再是被动再现或表现已有的精神或物质存在的形式而是主动构造未知的事物或境界的形式,不是记述性的而是施为性的,不是单一平面的、线形的、连贯的、透明的而是混杂立体的、非线形的、非连贯的、隐秘的,其中永远隐含着某种深不可测的迷乱怪异的东西或言“黑洞”(blackholes),压根就是“不可读的”,没有人能够完全穿透它。这样,人们在研究它时便不再将重心放在探求其中的某种统一性或中心点、以完全把握它上,而是把重心放在发掘其中的某种无法预见的怪异的东西、以深刻开发它的无限多样性上。这就决定了后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文学研究完全相反的道路:即不是求同式的而是以求异式的。米勒将这种基于由新媒介引发的新文学之上的新研究称作是“修辞学”。另外从研究主体的角度看,在新的整合融会性的电子传媒方式深刻影响下新时期人们的思想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分割转向了整合、从单向转向了多向、从一维转向了多维、从集中转向了发散。人们用整体的目光,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审视无限丰富的文学文本,自然会更容易体察到它的复杂多元性以至不可穷尽性,更能意识到那种企图捕捉到文学文本的某种优秀、本质或言统一性以完全把握它的设想的空幻性。这样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将批评重心从过去探求文学作品的某种统一性或中心点转移到了开发它的某种悖论、异质性或言“黑洞”或“他者”上了,便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求异性的后文学研究之途。 20世纪60、70年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从其解构主义思想出发深刻发掘了西方现代哲学的基础性的话语“自我”之中不透明的层面或者说它的“黑洞”或“他者”,如无法为自我意识所掌控的无意识、为自我的精神心理所涵盖的物质形态如语言符号、文字等,为这种求异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树立了成功的范式。法国的另外一位哲学家福柯从其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进一步开发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理性”之中的不在场的一面——“疯癫”,以期将西方的社会文化引向一个新的境界,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求异性研究。美国批评家萨伊德敏锐地揭示了貌似公允客观的西方的“东方学”中不为人知的隐秘的一面即深厚的种族主义或言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将这种求异性研究扩展到了社会文化领域。俄国批评家巴赫金深刻揭示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等人小说中的某种统一的意识和声音后面的不一致的意识和声音或者说杂音,揭示了文学作品统一性之中的差异性,不知不觉中走上了求异性文学研究之途。美国“耶鲁派”的批评家德曼开发了各种文学文本之逻辑统一性之中的乖张差异性或者说语法层面背后的修辞层面,全面发展了求异性文学研究,将之推向了高峰。这种求异性研究所关注、探究和开发的是事物中的那种为既有的已知的在场的东西所无法涵盖和包容的未知的不在场的怪异的东西或言“他者”:如为我的民族所无法理解的思想或行为怪异的其他民族,为我所无法穿透的他人,为我的意识所把握不了的梦幻和无意识,为人类语言符号的语法逻辑的层面所无法涵盖的修辞悖谬的层面……等等。此种研究不像多元主义或对话理论那样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背后有某种普遍统一的公理、因而在强调这些怪异的东西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将它们归并到某种普遍性中,而是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背后仍然是千差万别的事物、因而始终十分看重和尊重这些怪异的东西,它以全面开发“他者”以开辟新的视野和新的人生境界为出发点,它不是兼并、同化、征服性的,而是发散、异化、开拓性的。它是将人类社会引向多元化、引向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方法。 随着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媒介的广泛运用和人们的思想方式向整合性多维性的急剧转变,这种力求把握事物中某种未知的不可预测的怪异的东西、尊重“他者”、开发新异的事物和新异的境界的求异性的研究日益变成了文化和文学研究中的主导性的方法理路。它正在蓬勃展开,代表着人类文学研究的光辉未来。 四、余论 西方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流变不居的。从总体上看,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显著的阶段:(1)古希腊至文艺复兴。此阶段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境界不在现实中,而在超现实的神灵的王国中(如在奥林匹斯山上空的神祗之乡中或伊甸园里)。此阶段文学符号的形式主要有神话、史诗、传奇、戏剧表演等,它们所创造的艺术境界大多是超现实的天外奇境,它们所塑造的形象主要是神、英雄、骑士等超凡脱俗的角色,此阶段的作品主要以神奇性和故事性取胜,文学符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的情节结构问题(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等都是围绕着此问题展开的),人们将这一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诗”,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诗学”。(2)16、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此阶段人们将注意力从天外奇境转向了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生境况。此阶段文学符号的形式主要有小说、诗歌、剧本,它们所描写的是现实中的实实在在的人和事,表现的是人们的真情实感,作品主要以真实性、思想启迪性和情感震撼力取胜,文学符号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文学反映现实人生的广度和力度以及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的真实和深刻程度,或者说它的社会人生启迪作用,人们将此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文学”,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文学研究”。(3)20世纪中后期。此阶段人们不再认为世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由人构造成的,由于过去人们是用分析型的理性的机械的方式建构社会文化机制的,所以所构造的世界是单一化的平面的片面的不合理的,为此人类亟需改变思想形态、用新的方式即复合性的非理性的复杂多样的方式打造新的社会文化机制即无限丰富多样的文化机制、以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不合理的世界面貌。他们将文学符号当作是打造新世界的新方式的先锋实验性形式。正因此这阶段的文学符号不是以充分有力地表现某种外在所指为目标而是以革新和变异自己本身的艺术方式或者说内在能指、用非逻辑非理性的方式打造奇异多变的艺术世界为目标,它不是再现或表现性的而是构造性的,主要以虚构性、能指形式的变异性、艺术境界的迷离多样性取胜,此时期的文学研究把重心放在了细读文本、充分开发文学文本的异质多样性上。人们将此阶段的文学符号称作是“文学性”或“可写性”文学文本,将文学符号研究称作是“文学性研究”或“修辞学”。 由于深深囿限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思想模式中,传统中人们一贯认为文学符号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普遍永恒的东西,文学符号研究是一种探讨文学的普遍性或本质的普适性的学科,因而只注意到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共时性和亘古不变的一面,而完全忽略了它们的历时性和流变不居的一面。在世纪之交,当代杰出的理论批评家希利斯·米勒从其反本质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不仅深刻意识到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动态变异性,而且参照人类传媒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传媒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之为根据深刻揭示了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变化过程,展现了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别是16、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和20世纪中后期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不同的形态和性质特点,并得出了随着印刷时代的消逝、电信时代的来临,旧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文学和文学研究正在消亡、新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日益兴盛的惊世骇俗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空前独到深刻的,不能不说是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次重大创举。这也正是他近期的理论学说为什么会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会受到人们高度的重视的根本原因。 不过正像美国当代的批评大师德曼所言,任何洞见中都有盲点。米勒关于传媒方式与文化文学关系的理论学说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米勒虽然在理论上一贯反对本质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但在论述传媒方式与文化文学关系时却不知不觉地落入了传媒方式决定文化文学形态的一元主义、决定论或言本质主义的思想圈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事实上社会文化机制和文学符号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由某一种唯一的因素促发的,而是多种因素的互动促成的,除了传媒技术和传媒方式外,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人的主观意识、人的综合素质、文化符号形式等都是决定和制约文化机制和文学符号的发生和发展的基本因素。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化和文学符号发生发展时只注意到了传媒技术和传媒方式的巨大影响力,而忽略了其他各种因素的深刻的制约作用,无疑是狭隘的片面的。其次,他在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问题上,一贯认同麦克卢汉的高级形态取代低级形态的线形发展模式论——即书面语取代口头语、电子媒介取代书面语的发展模式论,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从历史史实看,传播媒介的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之间的关系不是前者取代后者的关系,而是前者丰富和扩展后者、与后者构成多元互补局面的关系,如16、17世纪以后兴盛起来的书面语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传统的口头语传媒方式,与后者构成了二元互补的关系,20世纪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电子媒介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口头语和书面语等传播媒介,与后二者构成了三元互补关系。再次,基于媒介决定论和传媒方式单线发展模式论之上,米勒提出,与旧的书面语传媒方式日益为新的电子传媒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相应,基于旧的传媒方式之上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文学和文学研究日益消亡,基于新的传媒方式之上的新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即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日益蓬勃兴盛、正在全面取代旧的文学和文学研究。这很明显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用传统的方式进行创作和研究的作家和文学家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的优势,而且他们的作品和成果的质量也是后文学和后文学研究无法望其项背的。跟书面语有巨大的潜力、没有也不可能消亡一样,文学和文学研究也有巨大的潜力,它们现在没有消亡,将来也不可能消亡。 总之,米勒关于传播媒介和文学关系的理论学说以及基于它之上的关于西方现代和当代的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历史形态、性质特点、未来走向的分析论述等既有深刻独到之处亦有片面悖谬的地方。认真研究和总结它们,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传媒方式的历史过程和走向、深刻理解和把握文学符号和文学符号研究的变化过程和历史形态、科学预见和策划它们的未来,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和镜鉴作用。
一、文学市场的新媒体覆盖范围解读 在自媒体刚刚崭露头角的2013年,新媒体这个词还没有广泛出现在出版人的视野中,彼时流行的微信、微博、社群等更多时候被大众视为单纯的社交工具。201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一次推出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内容主要涉及3Q大战、网络游戏、移动阅读、电子图书等,而2018年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则被媒体融合、新媒体版权、新媒体传播、知识付费等占据。被手机与移动联网全方位裹挟的网民,既是新媒体环境的塑造者,又是被动接受者。不可否认的是,新媒体已经成为公认的文化产业强力助推器。美国《连线》杂志将新媒体定义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触达率则来自广告用语,新媒体运营编辑通过各种渠道将消息推送出去所能到达的目标用户群体的比例,就是通常所说的媒体触达率。有效触达率是指某一网页产生的无重复的触达量,即吸引更多的新阅读而非重复阅读。2011年到2018年是国内新媒体营销渠道逐渐成熟的七年,也是文学市场由冷转热再到大热的七年。过去的七年里,不仅新媒体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大众使用自媒体的技巧日益熟谙,将用户转化为消费者的商业化程度也在逐渐提高。2018年初,微信全球活跃用户突破了10亿大关,微博用户达3.92亿,智能手机成为影响力最大的终端。尽管大部分传统文学主流媒体都推出了APP,但触达消费者的文学内容大多来自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微信、微博等客户端。新媒体与文学的关系可以说是互相成全,失去文学性的新媒体不可能有效吸引用户,没有新媒体的渗透推广,经典文学的普及也只能存在于口号之中。图书出版业从来不是引领和追赶潮流的行业,但业内外人士普遍认为,微信依然是最好的内容创业平台,出版业使用最多且最行之有效的新媒体也是微信。因此,本文主要基于微信客户端,探讨新媒体触达率对文学市场的影响。 二、与新媒体共同成长的文学市场 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作家如明星般存在,一部文学作品动辄几十上百万的销量。90年代,商业大潮突起,精英文化受到重挫,文学创作进入平静期。21世纪前十年,互联网发展迅猛,人们的视线目不暇接,偏居一隅的传统文学几近被淡忘。恰恰在这段沉寂期,我们现在熟知的许多经典之作,如《活着》《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被作家们“闷头创作”出来。到了2017年,中国移动阅读市场规模已达153.2亿元,经典文学和网络文学阅读持续升温,线上图书销售量显著提升。与网络文学同时发力的还有为了迎合当代读者心理而产生的“治愈文学”,它们与传统文学一起构筑了庞大的文学市场。可以说,从微博推大V号使粉丝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大作家,到便捷时尚的移动阅读方式,再到全民阅读的大力倡导与推进,以及出版业后知后觉玩转自媒体、社群、营销号,IP成为资本又一轮热投方向等一系列事件,都是文学市场从回暖到火爆的重要因素。文学阅读带给人们的是多元的思想、多元的认知,以及对道德和人性向善靠近的趋同,而这些在新媒体和电商平台环境下正被逐渐削弱。尤其近几年,大多数书单的指向性过度重叠,买榜等方式将大部分读者引导至某类型文学作品中。然而,新媒体环境下,读者的口味变得更挑剔和专业,尽管各出版机构竭力将读者的目光吸引到同一品类、题材相似的阅读圈中,但读者依然有机会获取来自不同渠道的、多种风格的产品,这也大大提高了文学市场百花齐放的可能性。 三、新媒体对具体文学类型的影响差异 我们不妨从过去七年出版人最耳熟能详的畅销书排行榜,看看新媒体环境究竟如何影响文学市场。2011年当当畅销小说榜前20中,既有我们熟悉的经典文学《百年孤独》《平凡的世界》《IQ84》等,也大家耳熟能详的通俗小说《侯卫东官场笔记》《失恋33天》《春宴》《追风筝的人》《她的城》《岛》等。而2018年9月当当畅销小说榜前20中,经典文学有《活着》《围城》《百年孤独》《月亮与六便士》《小王子》《西游记》《红楼梦》《许三观卖血记》《平凡的世界》,以及通俗小说《追风筝的人》《摆渡人》《解忧杂货铺》《白夜行》《你坏》《云边有个小卖部》《岛上书店》《恶意》《三体》《第七天》等。重叠的三部作品中有两部是外国文学作品,一部中国文学作品。2018年9月当当畅销小说榜中的《你坏》《云边有个小卖部》属于被中青年读者独特的时代情绪催生的作品。以严格的文学标准来看,这些近几年与知识付费同一时期兴起,轻松就超越辛苦码字的传统文学作家的“网络精英”作品,恐难以算作纯文学作品,但却是新媒体环境下最受大众读者喜爱的阅读品类之一。此类小说篇幅短小、情感极致,或治愈或摧毁,很能抓住读者的心,也容易被读者分享。如《云边有个小卖部》作者张嘉佳的成名作——《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正是通过微博的疯狂转发演化成畅销书兼常销书。相似品类的图书都有着较为成熟的运营模式——既通俗易懂,又迎合读者口味,这使得其他类别文学图书难以在销量上与之匹敌。外版通俗小说依然受到读者喜爱,一方面是出版机构积极运作的结果,另一方面源于东野圭吾的“霸单”现象。早在新经典引入东野圭吾作品之前,其电影作品就已被大众所熟知。经典文学作品依靠口碑和榜单进行宣传推广比利用新媒体宣传性价比更高。因此,新媒体营销方式成为出版机构推新品时的首选。比如,大星文化推出的《莎士比亚悲剧喜剧全集》一度刷爆众公号,累计销量达6—8万册。大星文化的打法可用极致来概括——极致的作者译者、极致的包装、极致的广告词和故事。读者看完众公号推送的第一感觉往往是“必须来一套”。这既有值得借鉴的经验,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经典文学的优秀价值到底应该通过什么来体现,是情怀还是文本?靠贩卖情怀与焦虑获取销量的方式能否一劳永逸?答案因人而异。但前提是,文学市场要有能力产生更多可能成为经典的作品。 四、文学图书出版中新媒体优与忧 1.从高触达率到高转换率的实力典范 图书是特殊的商品,这决定了其营销形式需要认真考量、把握尺度的。尤其在新的出版形势下,导向始终是贯穿文学市场的标尺。当做书变成纯粹的产品交易,对内容、出版商和读者而言都是危险的。互联网精神的本质是分享,分享经济是新型的商业模式,未来所有的创新模式都可能围绕分享而进行,出版营销同样以具体图书和文学内容的分享作为主打模式。新媒体传播快速、覆盖面积广,而且对语言风格没有严苛限制,这使得出版机构公号可以根据自身定位和特点尽情发挥。“出版人杂志”公号2018年10月的新媒体影响力指数排行榜显示,出版机构公号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名第七,图书公司公号中“书单来了”排名第一,“新经典”排名第八。读客公号“书单来了”注重品类细分,具有独特的风格,编辑亲读模式简洁、功能性强,这也是“书单来了”一路飙升至书单类公号霸主地位的原因。“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号以走心、厚重、不流俗、有格调的特点,从众多出版机构公号中脱颖而出,成为纯文学公号的标杆。“新经典”公号则牢牢贴合其洋气的市场定位,语言风格、文章模式非常接地气,介绍知识、分享心得,或酷拽高冷,或温暖感人,均信手拈来。尽管“为你读诗”公号的内容并不以图书推介为主,但其主推的诗歌,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审美意象与享受,还将文艺发挥到极致,是间接推广文学的典型。“新京报书评周刊”公号则秉持了纸媒深刻传统的特点,扣紧时代热点,传播凸显自我主张的剖析文章,风格严肃又有趣,体现了“阅读需要主张”的经营理念。这些公号无论在粉丝数量上,还是产品销量上都是行业的翘楚,它们的做书经验和营销经验值得同行借鉴。如何在提高流量的同时,既保证粉丝黏性又实现购买转化,是这些优质公号运作新媒体的独家秘籍。 2.珍惜新媒体环境,避免过度功利化 阅读、写作形式的变化引发了文学创作的重大变化,因为时代背景不同,创作者在描述同样事物的时候,重点、着眼点会有所不同。对比80后、90后与70后、70前作家的作品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特点。这些变化更多地体现为思想上的转变——老一代作家创作时执着于事物本身的表达,而新一代作家的想法可能是——我应该写哪些市场看好的东西,怎样写才可能成为大IP等。读者的变化比作者还要快得多。他们越来越追求感官化和碎片化阅读,要在众多极具诱惑力的产品中将用户引导到纸质书和电子书上,确实需要极致的内容文本和运营手法。资本的进入导致文学创作趋向功利性,幸好还有未完全功利化的新媒体为文学用户量身定制了兴趣通道。通过这些通道,读者不仅可以重拾经典文学的魅力,还能在丰富的渠道空间中挖掘自己的兴趣。这些通道包括微博、微信公号、知识付费APP、新闻客户端和直播平台等。良好的循环互通渠道,集聚了文学市场爆发的必备能量。各类内容产品和阅读服务虽然会分流读者的注意力,但也有强大的内容制造商利用多种模式为自己打通关卡,创造销售神话。大量经典文学作品通过新媒体平台得以迅速传播,文学出版推手也借由新媒介的不同特性,积极开展各类主题、话题策划,使得一向高冷的文学图书用户触达率大幅提升。目前各大公号图书产品营销的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软文广告式,母婴营销号常用此类;二是匠心商品式,新兴的自媒体公司擅长此道;三是经典赏读式,如“为你读诗”等有格调的吸粉形式;四是思考分析式,公号内容由深刻理解图书精神的编辑撰写,往往更容易引起读者共鸣进而产生互动。渠道的打通意味着出版机构有了广阔的销售空间,若要产生利润则需要加倍投入人力、物力。2017年度中国微信公号500强中,与阅读高相关度的公号前10中有“十点读书”和“有书”,前20中有“一星期一本书”和“百草园书店”。分析这几个公号每天推送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其与排名前50的知名公号如“思想聚焦”等非常相似——标题风格、文章形式大同小异,真正的图书推文占比很小。读者要想看到能满足阅读指导需求的文章,最佳的选择是关注与出版业有一定关联,又不以书单为主业的综合类公号或高流量的个人品牌公号,如“吴晓波频道”等。 五、套路终将过时,创新势在必行 当下,精读、推荐阅读等以节约读者时间、获取更多通识内容为主打功能的知识付费项目,受到被焦虑包围的中青年白领用户的追捧。但知识付费市场能否在知识获取渠道越来越广泛便捷的未来牢牢攥住消费者的钱袋,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当消费者开始对公号的套路产生厌烦后,经典文学能否借助新媒体更好地被激活?在这方面,文学期刊公号的经验值得学习。文学期刊公号依托高质量的文本、强大的作者资源、高端的投稿展示平台,以及付费或免费的写作教程,给被自媒体时代激发创作梦想的普通人以平等机会。手机终端的便捷性,让得更多读者、作者进入自媒体渠道。未来的新媒体人,不仅要具备排版能力和打造标题能力,还要具备文学鉴赏力、文本传达能力、对读者的分析能力,以及如何最大化利用新媒体渠道将文学图书和相关内容产品转化为销售的能力。这些都是文学市场中的新媒体人亟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同时应注意的是,微信订阅大号的电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图书不再是其关注的重点。出版机构公号要想获得持续的高点击率,必须根植于自身内容,打造自媒体品牌,减少对大号平台的依赖,这才是正确的发展途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出版机构应该放弃与社群的合作,相反,更重视社群渠道才是明智之举。一方面,社群对图书的高标准选择会提高图书的品质;另一方面,社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必将成为各出版机构高度重视且集中突破的渠道。无论时代与科技如何发展,平台如何变化,出版的根本仍是内容。行业研究者认为,新媒体与变现无关的东西将越来越远,也越来越现实。目前,大多数出版机构的自媒体并不依赖外投广告盈利,转化购买率才是它们的终极目标,这是出版界在研究新媒体营销创新模式时需要紧紧围绕的中心。笔者认为,未来的内容产品在渠道传播时应逐渐趋向免费,无论是自媒体广告,还是通过惯用购物平台购买的激发读者的软文推广,从本质上讲都与邮件广告无异。社群团购模式的同质化、知识付费产品良莠不齐等现象,必将在行业洗牌过程中得到改善。我们期待这一过程可以尽早完结,让有益有趣的多元文学深度阅读能够触达并影响更广大的读者。 作者:刘佳 韩喆 朱立红 单位:春风文艺出版社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鉴赏服装设计论文 一服装设计形式美和文学鉴赏的相通之处 1对称和均衡 众所周知,不同时代的服装具有不同的特点,但是每一种服装形式都能够体现出一个时代的特点,服装可谓是展现时代全貌的重要形式。不仅能够对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形式有所表现,还可以对社会发展中的审美和文化思潮进行解读。形式美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改进和完善。服装设计的对称性和均衡性是其最主要的特点,无论是传统的造型艺术还是现如今的服装设计都会涉及到对称性的特点。服装设计中对称性的设计主要是以人体本身对称的特点为依据。另外,自然界中的对称形式多见,比如花草、飞禽等等,服装设计的对称性也是为了和自然界中的对称形式相呼应。均衡性主要是指服装设计所涉及到的各种元素之间的均衡性。比如门襟,修饰手法等等,服装设计的均衡性不仅要体现在空间感上,还要达到一定的视觉效果。在文学鉴赏中,对称性和均衡性的特点也比比皆是。文学形式包含诗歌、散文以及小说等等,对称性特点比较明显的就是诗歌,无论是五言律诗还是七言绝句都表现出一定的对称性。可见,文学鉴赏和服装设计都体现出一定的形式美,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对称性从总体上看能够给人带来一种严肃性,有时甚至会过于单调,而均衡性则表现的十分灵动。二者的融合体是艺术表现的重要特征。 2对比和补充 所谓的对比,简言之就是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事物放到一起进行分析,通过直观的效果的比对,找到相同和不同之处。对于服装设计来说,对比关系能够对审美的个性进行突出表现,同时还能够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在进行对比的时候,主要进行色彩对比,款式对比以及面料的对比等等。对比的目的就是提升视觉上的震撼力,实现服装造型的新颖性等等。每一种服装品牌都有其独有的设计方式,在各种服装设计中都要融合对比的方式。而补充则是针对服装设计艺术中一些规范和原则,来对一些构成元素进行排列和组合,使得设计工作不至于更加单调。在文学鉴赏艺术中,采用的对比方式主要是动静对比,虚实对比等等。这是比较常见的文学创作手法。实现动静的对比是对景物、场景、感情等进行有层次的表现,让人们感受到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主要内涵。另外,虚实结合与对比,也是为了增添文学作品中已有状态的灵活性。可见,文学鉴赏和服装艺术的形式美之间存在着较多的相通性。 3节奏和夸张 在服装设计中,运用节奏和夸张的方法比较常见,主要是通过对直线、曲线以及褶皱变化的出现形式来提升服装形式美,服装就如果山水画,富含一定的韵律感,强化服装设计的什么(改成审美)和艺术。当然,文学作品中的节奏感和夸张的形式更是突出。文学形式只有具有节奏感,才能够朗朗上口,富有韵律。每一季每个品牌每个服装设计师都会运用自己擅长和青睐的形式美法则在自己的服装设计中,极力做到运用的合理、和谐和完美。当然在运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高雅与低俗,稳重与诙谐,活泼与呆板的冲突,应该在融合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创新构思,打造现实,用新的内容突破原有的观念形式,合理的运用服装的形式美法则,丰富和发展服饰文化的内涵。 二总结 形式美法则可以理解为一种创作设计的方法,也可以理解为欣赏与批评艺术作品的一个角度,或是作为一种美的形态来对待。服装设计的形式美和文学鉴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性,设计人员要对其加强重视,相互吸收借鉴。 作者:杨晓菲单位: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鉴赏当代文学论文 一、传统与现代教学方法交互运用 文本细读要达到预期效果,也需改变教师单纯讲授的课堂教学模式。讲授法是课堂教学经常采用的方法,通过教师的讲述、讲解、讲演,能在短时间内让学生获得大量信息,在传授新知识的早期阶段必不可少,帮助学生尽快掌握基本知识。但若一直以教师讲授为主,则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十分不利。戏文专业的学生比中文专业的学生文学基础弱,很容易形成学生学习能力差的误解。其实不然。以鲁迅《狂人日记》为例,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出“吃”狂人的有哪些人,但对这些人物形象的解读却感觉困难。这种茫然并非是智力问题,而是因为鲁迅的作品经常被安排在课程之首,学生此时还不懂文学批评的方法导致一时无从入手。但如果将文学鉴赏的方法单列出来讲给学生,必将枯燥无味,不如将方法以问题的方式融入到教学过程中。问题教学法是将知识以问题的方式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培养能力。文学鉴赏的过程也可以视为是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在学习初期,通常需要教师设计问题,由浅入深,逐步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独立思考。后期则应逐步转变到学生提问题。教师安排学生课前阅读作品,让学生课前自主探究,课中将学生分为两组,一组提问,一组回答;或者一组将学习成果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展示出来,另一组则提问质询。知识的学习之外,探究型的学习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讨论则提升了口语表达能力,若再以作业形式课后形成论文,亦可锻炼戏文学生较为欠缺的论文写作能力。现当代文学课程所面临的另一难题,是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与有限的课时之间的矛盾。由此,授课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注意“范例”效用。所选的作品应可起到范例的功能,授课过程中也应注意总结、归纳文学鉴赏的规律。以《沉沦》为例,解读潘先生时很多同学还不能注意到其“先生”的身份,之后再看“他”,则能很快注意到其“留学生”的身份,并由此身份入手对人物加以分析和评判;更有部分同学将这一知识分子形象与狂人、潘先生等知识分子形象相对比,反思现代史上知识分子的道路与命运,提高了运用知识的能力和水平。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现代教学方法的运用,要求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本,强调教师的教法归根到底是通过学生主体活动来获得效能,着眼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而正所谓授人以不如授人以渔,传统教学法与现代教学法的交互运用,是学生掌握文学鉴赏基本方法的有效手段。 二、文学鉴赏与专业实践的融合 对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与研究能力相比,他们更希望得到提升的是实践能力。这也是他们对理论类课程兴趣不高的一个原因,是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掣肘,却也是创新的切入点,若能发挥文学与戏文的双重优势,则将实现双赢。讲授与表演的结合,是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讲课程可选用的教学方法。表演是戏文学生的必修课,也是他们的兴趣与特长,将表演带入课堂,截取文学作品中的精彩片段让学生表演并加以陈述,能够检测他们对作品的理解程度,也能活跃气氛,调动学生积极性。以巴金的《家》为例,可表演觉民逃婚后众人的不同反映,演完后开放“观众”进行点评。在互动环节中,对觉新帮觉民说话到底有几分真心等问题经常产生分歧,“演员”表演时对人物内心的揣摩与“观众”对人物的认识在碰撞中激发思考的火花,在讨论中加深了对人物形象的理解。表演的加入弊端在于所需时间较多,即便课前准备所耗费的时间不计,一节课时间学生表演加上点评与讨论,最多只能完成一到两个片段,很难全面铺开。若要实现全部学生的参与,所需课时量占的比重势必过多。当下社会,早就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标志着图像主因型文化取代传统的语言主因型文化。”图像文化的流行对于以文字作为表达手段的文学来讲是巨大压力,而当大众习惯于通过各种影像资料侧面了解文学文本时,误解与偏见也随之而来。但与其排斥,不如将影像资料引入课堂,化危机为转机。影像之于课堂教学的负面影响也不能不重视,其一是限制学生的想象力,其二是难以体味文字之美。对于不喜阅读文字、只通过电影或其他艺术形式了解文学作品的学生而言,作品是以一种固化了的形象出现的,这就弱化了小说为读者留下的想象空间。再者,电影与文学作品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转化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改编,一部分图像无法或很难展示的部分必然会丢失,其他内容也会经由导演或编剧的理解产生一些“误差”,或增或减或变。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的差异,正是戏文专业学生发挥其专业特长的空间。教师在课堂上可引入比较的视野,在对改编的评价中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水准。同时,老师也可指导学生讲文学作品自己改编成剧本,表演并制作成短片,既考察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也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这也为文学与影视教学之间搭起了合作的桥梁,不同课程之间若能相互沟通配合,让学生既不必增加学习负担又能锻炼多方面的能力,可谓一举多得。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复杂,单一的教学方法通常很难较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因此要综合运用讲授、范例、问题、探究等多种教学方法,使之相辅相成。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化教学设备也越来越普及,电影、电视、图片等不同艺术形式也应参与到课堂教学,通过与文学作品的互读丰富教学形式,提高教学质量。更重要的是,文学课程要与应用型专业的专业特征相互协调与配合,实现双赢。 作者:司方维单位:许昌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作品鉴赏高中语文论文 一、对文学作品的知识内容的学习 (一)要对文学作品有一定的鉴赏能力 学生的知识水平占据着重要的作用,除了对文章的理解外,还要加强对作品的各个角度的了解。比如说,从文章的主题方面、材料的选择方面、语言的运用方面,都要有一定的鉴赏方法。教师这这些方面,可以设计一定的课外活动,帮助学生将这些知识拓展到生活当中,这样,在理解起来,也就容易了。同时,还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他们的非智力因素,将这些文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二)学生不仅要学会课上的内容 更要对课外的知识进行积累只有越来越多地获得知识,才能使得学生自身的知识能力提升。学生可以通过扩展阅读量来增加自己的积累,这对文学作品在感悟力上也有提高。 (三)了解文学作品的作者与创作背景 教师要引导学生对写作文学作品的作者,进行一定的知晓,知道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为什么要创作这部作品,在什么环境下创造的,都要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在理解文学作品的时候,才能把握作者的撰写思维,不至于对主题理解偏,我们才能更容易去理解文章的内在含义。 (四)文学作品的意义 文学作品是在现实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出来的物质,作者通过表达,反应自己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不同态度。所以,在不同的时期创作的文学,有其历史下的不同背景、具有不同的内容。即便是处于同一个时期,每一位作者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对作品的理解也有出入。因此,在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的时候,要对作者,以及当时的创作环境有所了解,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作者的意图。 二、鉴赏方法 (一)着眼整体 鉴赏局部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先确定其中心,从整体出发,再写作局部,以各个局部的分支构成一个作品。针对文学作品的某一方面,我们要找到其特殊之处,将隐含的情感和局部内容进行连接,共同表现主题思想。所以,当我们在鉴赏文章的一部分的时候,要根据文章的整体内涵来把握,结合文章的主体,对局部内容进行比较好的了解,最后融入整个文章的思想,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地体会和把握作品,在思想感情方面进行理解。 (二)根据文章的体裁 进行鉴赏针对表现手法不同的文章而言,学生在对此进行鉴赏的时候,要根据作品的重点内容进行欣赏。对于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在表达主题的方式上,也是不同的,在运用的表达手法上却几乎相同。所以,在鉴赏文章时,根据不同的体裁,我们要抓住表达的主题,尤其在表达方式上,围绕主题的中心、思想,对文章运用的表达手法进行分析。所以,要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刻的理解,就要把握不同题材的作品的重点内容,体会当中人物形象的设置。 三、总结 综上所述,当我们教学生如何鉴赏文学作品的时候,首先要有一定的基础,即对文学作品的知识内容有所了解,然后在平时的学习中,要积累知识,不断培养学生的学习语言的感受能力,同时要结合文学知识,对文章中作者的写作意图进行理解,最后,把握总体思想,逐步实现对文章的鉴赏。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不断培养学生这些方面的能力,培养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意识。 作者:吕淑艳单位:河北省怀安县柴沟堡第一中学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鉴赏当代文学论文 一、传统与现代教学方法交互运用 文本细读要达到预期效果,也需改变教师单纯讲授的课堂教学模式。讲授法是课堂教学经常采用的方法,通过教师的讲述、讲解、讲演,能在短时间内让学生获得大量信息,在传授新知识的早期阶段必不可少,帮助学生尽快掌握基本知识。但若一直以教师讲授为主,则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十分不利。戏文专业的学生比中文专业的学生文学基础弱,很容易形成学生学习能力差的误解。其实不然。以鲁迅《狂人日记》为例,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出“吃”狂人的有哪些人,但对这些人物形象的解读却感觉困难。这种茫然并非是智力问题,而是因为鲁迅的作品经常被安排在课程之首,学生此时还不懂文学批评的方法导致一时无从入手。但如果将文学鉴赏的方法单列出来讲给学生,必将枯燥无味,不如将方法以问题的方式融入到教学过程中。问题教学法是将知识以问题的方式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培养能力。文学鉴赏的过程也可以视为是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学习初期,通常需要教师设计问题,由浅入深,逐步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独立思考。后期则应逐步转变到学生提问题。教师安排学生课前阅读作品,让学生课前自主探究,课中将学生分为两组,一组提问,一组回答;或者一组将学习成果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展示出来,另一组则提问质询。知识的学习之外,探究型的学习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讨论则提升了口语表达能力,若再以作业形式课后形成论文,亦可锻炼戏文学生较为欠缺的论文写作能力。现当代文学课程所面临的另一难题,是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与有限的课时之间的矛盾。由此,授课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注意“范例”效用。所选的作品应可起到范例的功能,授课过程中也应注意总结、归纳文学鉴赏的规律。以《沉沦》为例,解读潘先生时很多同学还不能注意到其“先生”的身份,之后再看“他”,则能很快注意到其“留学生”的身份,并由此身份入手对人物加以分析和评判;更有部分同学将这一知识分子形象与狂人、潘先生等知识分子形象相对比,反思现代史上知识分子的道路与命运,提高了运用知识的能力和水平。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现代教学方法的运用,要求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本,强调教师的教法归根到底是通过学生主体活动来获得效能,着眼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而正所谓授人以不如授人以渔,传统教学法与现代教学法的交互运用,是学生掌握文学鉴赏基本方法的有效手段。 二、文学鉴赏与专业实践的融合 对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与研究能力相比,他们更希望得到提升的是实践能力。这也是他们对理论类课程兴趣不高的一个原因,是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掣肘,却也是创新的切入点,若能发挥文学与戏文的双重优势,则将实现双赢。讲授与表演的结合,是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讲课程可选用的教学方法。表演是戏文学生的必修课,也是他们的兴趣与特长,将表演带入课堂,截取文学作品中的精彩片段让学生表演并加以陈述,能够检测他们对作品的理解程度,也能活跃气氛,调动学生积极性。以巴金的《家》为例,可表演觉民逃婚后众人的不同反映,演完后开放“观众”进行点评。在互动环节中,对觉新帮觉民说话到底有几分真心等问题经常产生分歧,“演员”表演时对人物内心的揣摩与“观众”对人物的认识在碰撞中激发思考的火花,在讨论中加深了对人物形象的理解。表演的加入弊端在于所需时间较多,即便课前准备所耗费的时间不计,一节课时间学生表演加上点评与讨论,最多只能完成一到两个片段,很难全面铺开。若要实现全部学生的参与,所需课时量占的比重势必过多。当下社会,早就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标志着图像主因型文化取代传统的语言主因型文化。”图像文化的流行对于以文字作为表达手段的文学来讲是巨大压力,而当大众习惯于通过各种影像资料侧面了解文学文本时,误解与偏见也随之而来。但与其排斥,不如将影像资料引入课堂,化危机为转机。 影像之于课堂教学的负面影响也不能不重视,其一是限制学生的想象力,其二是难以体味文字之美。对于不喜阅读文字、只通过电影或其他艺术形式了解文学作品的学生而言,作品是以一种固化了的形象出现的,这就弱化了小说为读者留下的想象空间。再者,电影与文学作品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转化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改编,一部分图像无法或很难展示的部分必然会丢失,其他内容也会经由导演或编剧的理解产生一些“误差”,或增或减或变。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的差异,正是戏文专业学生发挥其专业特长的空间。教师在课堂上可引入比较的视野,在对改编的评价中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水准。同时,老师也可指导学生讲文学作品自己改编成剧本,表演并制作成短片,既考察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也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这也为文学与影视教学之间搭起了合作的桥梁,不同课程之间若能相互沟通配合,让学生既不必增加学习负担又能锻炼多方面的能力,可谓一举多得。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复杂,单一的教学方法通常很难较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因此要综合运用讲授、范例、问题、探究等多种教学方法,使之相辅相成。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化教学设备也越来越普及,电影、电视、图片等不同艺术形式也应参与到课堂教学,通过与文学作品的互读丰富教学形式,提高教学质量。更重要的是,文学课程要与应用型专业的专业特征相互协调与配合,实现双赢。 作者:司方维 单位:许昌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鉴赏网络课教学改革论文 对于高职院校来说,任务不仅是培养技能型的人才,而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现今,很多高校意识到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性,纷纷开设文学鉴赏类课程。以佛山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已开设了现当代文学作品鉴赏网络课。该课程注重的是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具有其他学科不能代替的作用。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采取的是以网络课件以主的单一教学形式。学生选修这门课多是为了完成学分,并没有产生兴趣。该网络课程的开设并没有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为此,笔者积极适应当代新媒体的发展趋势,不断探索与实践,进行教学改革,以期达到切实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教学目的。 一、确定课程目标,选择合适的鉴赏作品 文学鉴赏课旨在提高学生鉴赏、评析文学作品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对于高职院校而言,文学鉴赏类课程既不能像普通高校文学专业教学那样需要学生掌握丰富的文学理论知识,也不能像大学语文课程一样面面俱到,了解尽可能多的经典作品。课程应旨在引导学生进入文本,感受作品带给读者的宁静与愉悦,对生活有启发,并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确定了明确的课程目标,选择适合高职生阅读能力的作品也是重要的。高职生虽然在高中时期已接触到一些文学作品,有一定的文学欣赏能力,但因平时阅读视野狭小、知识面窄、文学基础薄弱,对文学缺少兴趣,也缺乏知识积累与生活积淀。此外,“有一些文学篇章虽然是名篇佳作,但是受到时代因素等影响,已不符合现今学生的需求”[1]。针对这些特点,教师必须科学选择鉴赏作品。首先,应选择那些具有当代意义、超越时空的经典名篇;其次,应注意不同体裁的不同要求,如小说宜选择篇幅短小的,散文宜选择富有生活气息、语言优美易懂的,诗歌宜选择朗朗上口的。总之,如果不能让学生产生兴趣,或是超出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再好的文学经典也不能让他们产生共鸣,不能达到提高他们文学素养的目的。 二、结合授课对象,采取各种新媒体教学形式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学习时间变得越来越碎片化,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教育带来了巨大影响和冲击。高职学生是一个广泛接触微信、QQ、论坛等各种新媒体的群体,他们大多愿意接受生动有趣的知识,而对需要静下心来品读的文学作品往往提不起兴趣。此外,从学习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单一、枯燥的内容,被动的灌输式课程资源确实不能让学生实现从注意、感知到运用的学习过程转变。因此,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采取各种新媒体的教学形式,让学习的内容变得生动、直观、形象。在教学过程中,笔者注意课程设计的整体性与层进性,将各种教学形式融入其中。首先是培养兴趣,以微课为载体切入。数字化学习的普及,催生了“微”时代的到来,人们提出了如“微课”、“微视频”、“慕课”等一系列“微”名词。“当前的微课概念2008年由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胡安学院的DavidPenrose提出并运用于在线课程。他提出微课是一种以建构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在线学习或移动学习为目的,通过声频或视频音像录制的60秒课程,为学生提供短小精悍并且方便快捷的自主学习资源”[2]。微课以图片、动画、音视频等形式展现的知识内容,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的学习可以变得更为自由。但是,不是所有的学习资源变成视频的形式,就能让学生乐于接受。在制作微课时,还应精心策划与组织。以一篇经典的长篇小说为例,为了让学生产生阅读的兴趣,需要在微课中采取故事教学法。故事教学法即把作者、小说内容的简介与写作背景变成生动的故事,并配上图片与合适的背景音乐,让学生有初步的了解。不过,文学鉴赏课重在引导,教师不能做到越俎代庖,不能将小说的内容完全以讲故事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需要学生在观看微课后自主阅读,形成阅读体验。此外,在制作微课的过程中,应将形成性评价的教育理念贯穿其中。形成性评价即是教师注重学习过程中对学生学习的阶段性评价。比如,可以在微课程中设置一些测试。当学生能顺利完成测试时,才能进入下一步的视频学习;当不能完成时,可设置适当的提示或重新学习。总之,微课的作用就在于为学生提供更为直观、形象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变得乐于学习。其次是由浅入深,利用课件、视频等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文学鉴赏需要的学习资源是丰富的。当学生通过微课程对文学作品产生了兴趣,自主阅读了原作,自然会对作品的赏析、作者的评价等相关内容产生阅读期待。因此,教师在设置网络课程中需要注意提供有效的学习资料,比如课件、视频、电子版的作品等。以本课程为例,笔者在课程设计时注意知识的条理性与连贯性。绪论部分是以微课的形式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简述了如何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让学生对本课程有了初步的了解。课程的主要内容是按诗歌、散文、小说等不同的体裁作模块式的编排。以诗歌这一模块为例,微课所选的代表作品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在微课中,主要是对所选的诗歌进行引导式的鉴赏。接着,其他的课程资源便逐渐从徐志摩的其他作品拓展到其他诗人的作品。当然,上述内容的选择也注重形式的多样化与生动性。比如,诗歌原作、作品的鉴赏可以是制作精美的flash课件,也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展示声情并茂的MP3或视频。学生的兴趣与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在课程资源的设计上,应注意采取多种多媒体教学形式,让学生自主选择,自主学习。最后是及时反馈,善用论坛、QQ等学习交流平台。上文已提及在制作微课的过程中,应将形成性评价的教育理念贯穿其中。其实,在学生的学习与课程考核中,也要注意形成性评价的应用。从学习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及时反馈对学生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让学习变得更有意思,同时也能对学习的结果进行阶段性的评价,有利于学生找到正确的方向继续学习。而从课程考核的需要来看,我们应回到课程开设的目的。文学作品的鉴赏重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在于提高审美情趣,注重的是学生的感悟。因此,本课程采取的考核方式是课程作业与平时的网络学习行为相结合。网络学习行为就包括通过网络在班级空间上发表留言,或是在论坛上发表个人学习体会,也可以通过QQ群、微信群交流。 三、重在实践,注意知识的迁移与应用 现代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不少高职院校为迎合市场,重专业技能、轻人文素质。现当代文学作品鉴赏网络课的开设,旨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提到高职教育,我们总是要强调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人文素质的培养并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或者通过讲授一门课程就能实现。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提高人文素质?笔者认为,只有将本课程的知识内容,与学生目前的生活状态联系起来,也即是引导学生从经典的文学作品呈现的内容,获取与自己的人生体验契合的思想状态,并能激发或表达自己在生活中向上的能量,才能让学生在无意识中提高人文素质。为了实现这样的知识迁移,教师就应设置相关的任务,让学生动手、动笔去实践。因此,本课程在每一类体裁的阶段学习之后,都要求学生结合当前的体验,选择感兴趣的作品,抒发真实的体会。比如在学生在学习散文这一知识模块之后,就需要撰写一篇散文,要求所写的是大学生活的所思所感,还要尽可能应用经典散文中的各种表现形式。通过这样的课程作业,学生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知识的迁移与应用。自进行教学改革以来,该课程的教学效果有了明显的提升。目前,本课程还处于不断的探索与改革中。但笔者相信,在新媒体环境下,只有与时俱进,改变教学理念,采用微课、论坛、QQ等教学形式,引导学生自主阅读、自我体验,才能让经典作品当中的优秀文化成为滋养学生人文素质的沃土。 作者:陈群燕 单位: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作品鉴赏下大学语文论文 一、以拓宽学生的期待视野为基础 从文学作品鉴赏的本质来看,期待视野是指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因为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原因,在文学阅读之前及阅读过程中,心理上往往会形成既定结构图式,这种既成的结构图式即期待视野。在具体文学阅读过程中,这种期待视野主要表现为文体期待、形象期待和意蕴期待三个层次。换句话说,期待视野就是学生在文学作品鉴赏中形成的直观印象,直接作用于学生的意识,引导学生对文学作品内涵、作者情感等各个方面进行鉴赏。因此,要切实提高学生的文学作品鉴赏能力,教师必须拓宽学生视野,帮助学生恰当地鉴赏文学作品。 (一)增加学生的生活阅历 调查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由于个人生活经历有限,对文学作品背景又缺乏了解,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他们的“期待视野”就变得非常狭小,阅读活动能够唤起的自身储备也相对有限,对作品的解读往往只限于文字,以及文字派生出的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形象,而对作品更深的思考和鉴赏则难以完成。可见,大学生生活阅历不足是阻碍其有效鉴赏文学作品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教师应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以此拓宽他们的期待视野,提高其文学作品鉴赏能力。一方面,教师应倡导学生走进社会,在真实的社会中感受世界、认知世界,获得更加丰富的人生阅历。这需要高等院校增加实践教学活动,引导大学生在实践中建构知识、获得能力,并增加学生的人生阅历。同时,大学语文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充分利用节假日或空闲时间,通过校外兼职或外出旅游等方式增加人生阅历。另一方面,大学语文教师应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为学生讲解文学作品背景,或者利用情景化教学方法,在特定情景中,启发学生感悟作者的人生经历,让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增加人生阅历。 (二)增加学生的文学底蕴 要拓宽学生的期待视野,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增加文学底蕴,让学生在鉴赏大量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提高文学作品鉴赏能力,对文学作品中的文字表述、图像描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鉴赏。同时,增加学生的文学底蕴,也是增加学生人生经历的又一途径,对拓宽学生的期待视野有极大促进作用。这就需要大学语文教师对语文教学进行有效改革,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通过有效的课外阅读积累文学底蕴。同时,引导学生了解文学作品相关背景,深入分析作品内涵。 二、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 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是文学作品鉴赏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学生的人生经历和阅历不同,阅读的侧重点也不同,因此,对文学作品鉴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现代现象学美学大师茵伽尔顿提出了未定点理论。该理论认为文学作品只能提出种种图式化景象,这种图式中有许多未定点,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发挥想象并加以补充,使之具体化。对茵伽尔顿的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文学作品中,文字只是作者描绘图像的工具,塑造的情景和图像是不可控、未定的。不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想象构造的不同图像决定了鉴赏角度、鉴赏结果不同。进一步说,正是因为学生个体间的差异决定了学生对文学作品的不同看法,即学生将文学作品鉴赏中的未定点不断放大。因此,在大学语文文学作品鉴赏课程教学中,教师必须正视学生个体间的差异,在教学目标、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达到切实提高学生鉴赏能力的目标。 (一)鉴赏目标不一致性 根据实践调查研究,在传统大学语文文学作品鉴赏课程中,大部分教师忽视了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制定教学目标时趋于统一化。简单地说,教师试图引导学生对不同的文学作品进行统一鉴赏,使学生对作品思想感情的理解不够准确。未定点理论表明,可知文学作品中存在的未定点,会使学生对文学作品、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感情有不同看法,学生个体间的差异决定了其对文学作品鉴赏目标的不一致性。因此,在大学语文文学作品鉴赏课程教学中,教师首先必须正视学生个体间的差异,正确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进而得到不同的鉴赏结果。例如,在鉴赏《项链》这篇课文时,教师不能对学生的鉴赏角度做出硬性要求,而应该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文学底蕴形成期待视野,进而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和鉴赏。部分学生可能会看到路瓦裁夫人一夜风光之后的辛酸生活,并对之产生同情,表现出对当时社会的愤恨;另一部分学生可能会看到路瓦裁夫人朋友背后的故事,他们认为这个朋友早已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却因为贪恋财富而将事情真相隐瞒。出现这两种不同看法的原因就在于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此时,教师不应对学生的鉴赏做出简单评判,而应结合学生的人生阅历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之学生进行适当引导,尊重不同学生的鉴赏结果,帮助学生在文学作品的鉴赏中发挥主体性。 (二)引导学生进行交流和讨论 鉴赏文学作品离不开交流与讨论,在此过程中学生能够对自己的鉴赏结果进行提炼和升华。因此,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在鉴赏大学语文文学作品的过程中积极交流和讨论。首先,交流与讨论能够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锻炼,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尊重了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其次,通过交流与讨论,学生能够在聆听他人看法的过程中将自己的鉴赏角度、鉴赏方法与他人进行对比,进而提高自身的鉴赏能力。总的来说,通过引导学生交流和讨论,能够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在交流过程中调节自己的鉴赏角度,使学生更好地将文学作品中的未定点进行具体化,进而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 三、运用情景化教学法 从大学语文文学作品鉴赏实践来看,学生人生阅历有限、文学底蕴浅薄使学生的期待视野存在局限性,是影响学生鉴赏能力的主要因素,导致学生无法在阅读过程中对故事情节进行深刻体会,阻碍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准确鉴赏。因此,教师应该充分利用情景化教学法引导学生进行文学作品的鉴赏。具体地说,就是要通过设定特定情景,让学生置身真实的情景,帮助学生更好地领悟作者思想,以生动真实的情景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例如,同样是《项链》的鉴赏课程,教师可以安排学生进行情景模拟,将情景定在路瓦裁夫人发现项链遗失时,为学生安排不同角色,使让他们自主演绎故事。单纯阅读很难使学生对情景中的感情进行深层次领悟,也就无法真切感受路瓦裁夫人的绝望和无助,这与学生的人生阅历有关。但在情景化的教学过程中,随着故事情节的推动,学生感情能逐步得以升华。当情节进行到相应时刻,通过对话、旁白和环境的烘托,学生就能够在较为真实的情景中感受到路瓦裁夫人心中的无助和绝望。这避开了学生人生阅历的缺陷,能够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感受作者的思维、感受故事人物的心理,进而正确鉴赏文学作品。 综上,影响大学生文学作品鉴赏的因素较多,因此,教师应该不断拓宽学生的期待视野,正视学生个体间的差异,利用情景化教学法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同时,教师还应该不断总结和交流实践教学工作经验,完善大学语文文学作品鉴赏课程体系,在教学方法、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切实提高学生的文学作品鉴赏能力。 作者:金亮单位: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鉴赏教学论文 1.表象阅读。所谓“表象”,即学习主体在感知基础上,头脑中形成和保留的印象。表象阅读是文学作品阅读的第一步,它包括“粗知整体”及“品味语言”两部分。粗知整体。这一阅读要求可在通读全篇中完成,它的要求是粗知大意,了解作者写了些什么。常用如下方法: ①概括法。教师可教学生用以下问题对作品所写的内容进行概括,如:“这篇散文写了哪些人、事、物、景?你能为每幅景取一标题吗?”“这篇小说写了一个什么故事?你能用一句话说出来吗?”“这首诗(散文)抒发了作者什么感情?”“这场戏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等等。 ②图示法。教师可引导学生对作品中的材料进行分析梳理,把握其间的结构关系(层次、级位)及性质关系(虚实、正反、衬比、因果等),然后以能集内容、结构于一体的图象标示出来,达到醒目、直观的效果。如: (附图{图}) 品味语言。文学作品不同于其他文章的特点之一是语言精妙含蓄、耐人寻味,因而鉴赏的基础便是对语言的揣摩与品味。词语是构建意象的材料,由语言品味深入下去,才能对作品意象进行探讨,因而必须把握好这一环节。常用的方法有: ①朗读法。这是品味语言、获得美感的途径之一,是美育直觉性特征的运用。教师可从感情、重音、停顿、速度、艺术音调等方面进行示范指导,让无声的文字变为有声的语言,把抽象的感情变为具体的感情,使学生能毫无障碍地进入作品,接受渐染熏陶。 (附图{图}) ②咀嚼法。对作品中所用词语的准确、精美、巧妙、合适等特点进行反复咀嚼品味,以获得美感的方法。教师可采用选择、删除、置换、添补、调序等手段进行比较。如:“‘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流、泄、涌)出,仿佛七幅闪光的黄锦’。请在括号中选一合适的词。”“‘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去掉加点词可以吗?”“‘他刚离去。’将‘刚’换为‘已’‘早’可以吗?”等等。 ③评注法。评,是对词语功能及作用的评论;注,即对词语的言外之意及弦外之音的挖掘与揣摩。教师引导学生作评注的过程也就是品评词语获得美感,培养阅读能力的过程。如:读到“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时,教师启发:懂得了什么,怎么懂得的?学生思维被调动起来了,评出:“以鲜血为代价换来的”“历史、现实何其惊人相似”“同样处境同样心境”“国民党、司马氏高压无二致”等。指导时要注意训练学生概括感悟,提炼语言,既能多角度挖掘,又能写得简洁、明了。④涵泳法。“涵泳”意指沉入作品中细细体味。对作品中精彩的细节,可采取涵泳的方法,因为好的细节在表现人物方面有突出的作用。高明的作者往往善于从现实生活中选取、提炼出一些独具特色的细节,将人物刻画得生动逼真、血肉丰满,而精彩的细节又离不开精彩准确的语言,因此,品味细节中成串的词语不仅可以获得语言美感,同时也是认识“形象”的必要步骤。如:涵泳葛朗台抓十字架的一串动作描写:“(眼睛)复活了……目不转睛地瞧着……(嘴)动了一动……想把十字架抓在手里。”不仅会为作者入木三分的夸张描写所叹服,而且也看到了一个“贪婪成性至死不悟”的形象。 2.得意阅读。得意,即进入作者创作的意境,领会作者写作的意图,它包含作家的主观思想感情、美学理想、美学趣味等。意境就是主观与客观、意与境、情与景高度统一的艺术境界。鉴赏文学作品虽然从语言入手,但是又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表层上,现以诗歌鉴赏为例谈谈。诗歌兼具语言美、形象美、音乐美,只讲句意,难以品其三味。鉴赏诗歌应引导学生从诗的语言入手,抓住关键词语,运用联想和想象再现诗中形象,在体会诗的意境中感受诗人的情感。在指导中既不能浑沌,又不能过实,要给学生留下想象的余地。好的文学鉴赏课往往从品言到忘言,故而“得意忘言”又是鉴赏的法门。“得意”要通过下面的步骤和方法来完成。 ①再现法。这是教师带领学生进入作者创设的意境,揣摩作品中人物心理、人物活动的方法。入境及揣摩的过程即是培养学生再造想象能力的过程,因为学生要凭借或根据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在头脑中再造情景或想象作品未直接写出的人物的心理、神态甚至语言行动,并要形成语言表达出来。它虽不是个人独创,但由于要再现别人创造的情景和形象,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如:教《沁园春·长沙》,问:“人们都说诗中有画,这首词中有无画面?如果你是画家,你该准备几种颜色?请用语言给我们‘画’一张‘橘洲秋景图’吧!”教《荷diào@①丈人》,问:“丈人起初态度冷淡,后却热情地‘止宿食之’,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请想象子路‘拱而立’的神态,丈人‘植而芸’时的心理活动。”教《小麻雀》,问:“小麻雀到底是死了还是活了,作者未写出来,你猜呢?请展开想象,给我们描述一下小麻雀死后(或活后)的情景吧!”再造想象的效果好坏取决于学生头脑中已有的表象储备的丰富与否及思维活跃与否,整体把握及语言品味是它的前提,但不能止于“前提”。设计这样的教学环节,不仅可以发展想象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还可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陶冶高尚情操,集多功于一役,何弃之为?②幻联法。这是教师引导学生根据作品中的人、事、物、景、情,联想出另外的人、事、物、景、情,以准确把握意象,丰富自我感受的方法。联想,是创造思维品质之一,它是由一事物想到另一事物的心理过程,由于客观事物之间总是相互联系的,其保留在头脑中的印迹也会相互联系,能否善于利用这些联系点(如相关、相似、相反、相类、因果等)展开联想,是鉴赏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教师在引导学生鉴赏作品时,应找准联系点,启发学生进行勾联。如:教《,你在哪里》,教师让学生为这一首诗进行“MTV”创意:“想想,‘他大步向前不停息’一句可叠印哪些画面?‘大地’‘森林’‘大海’又可叠印哪些画面?”这样,原作中的4幅画面变成了近乎20幅画面,学生勾联起了他们所知道的总理事迹,并能分类地叠印在不同的画面中。于是,思维调动了,画面丰富了,对总理的缅怀之情也更浓烈了,师生进入到最高的审美境界。教《荷花淀》,读到“淀边夏夜图”时,可启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你曾走进过相似的意境吗?”学生想到了“洪湖采莲图”、《天鹅湖》中“群鹅戏水图”等,这样,眼前的画面立体化了,审美享受也更丰富了。 ③寻踪法。这是直接探寻写作主旨、感悟作品感情的一种方法。好的抒情散文中,材料往往是很散的,写人只见鳞爪,记事只叙片断,状景、咏物也只有点滴掠影,作者的写作意图更是含而不露。如何引导学生鉴赏这类作品?可采取“寻踪”的方法,即抓住作者感情若隐若现的草蛇灰线,把握象征形象的整体特征,联系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找出抒情点睛或反复重复的语句,这样,感情的“踪”就可被捉住了。如自读《雄关赋》,可布置思考:“‘雄关’在本文中有几个含义?哪些句段抒发了对不同‘雄关’的感情?前后感情有什么变化?是怎么变化的?” ④换元法。小说、戏剧是作者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但由于情节性强,人物似乎很“具体”,因而容易使学生产生偶然的“这一个”的感觉。要把握作者创作主旨,可用“换元”的方法,即尝试着用改变人物、改变场景、避开矛盾的方法,看看能否改变人物的命运、情节的结局,从而引导学生跳出“这一人”“这一事”,去认识作者反映的生活。如教《变色龙》,问:“有人说赫留金真倒霉,要不碰到奥楚蔑洛夫就好了,是这样的吗?”经过讨论,学生明白了“奥氏”只不过是沙皇走狗的一个典型形象,作者针砭的是沙皇的黑暗统治。教《警察与赞美诗》,问:“苏比最后不到教堂,是否就不会被抓?”教《我的叔叔于勒》,问:“没有在游轮上巧遇于勒,于勒的命运会改变吗?”等等。3.评鉴阅读。这是指在获取了表象,领悟了作者写作主旨,得到了一定的审美感受后,用语言表达自己对作品或作品中的人、事、物的看法的阅读要求。在中学阶段,这是属于高层次的阅读内容,注意把握尺度,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话谈出(或写出)自己的感受,这样的审美判断往往比套用某种理论模式演绎出来的结论更能引起别人的兴趣与共鸣。 ①多视角评价。即对一部作品可采取多视角的方法进行评价,如:“评《琐忆》的议论多姿美”“评《黄山记》的结构美”“一滴水中的光辉——评《夜走灵官峡》的构思”等。 ②比较评价。即采用比较的方法进行鉴赏评价,可在同单元作品、同作者作品、同题材作品、同体裁作品等范围内进行。注意选准比较的角度,引导学生析同辨异,进行分析综合。没有分析,比较就不能进行;没有综合,事物之间的联系也就不能确定了。如:“不同的结尾相同的韵味——《猎户》《黄山记》《土地》结尾析”“我更喜欢《荷diào@①丈人》——《〈论语〉两章》比较”等。 最后,谈谈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1.要教出“个性”。文学作品也是“文章”,因而在整体把握、理清层次、品味词语等环节上似乎与其他实用文并无二致,如果仅如此,那就抹煞了文学的“个性”。因此,设计有效的教学环节,启发学生进行联想想象是文学鉴赏的教学重点,不能简单地把“鉴赏”处理为对内容的“理解”。 2.要鼓励新见。“审美”是客观形象与主观感受的统一,对作品的感受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读者总是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生活经验、性格好恶,对作品中的形象进行诠释和评判,无怪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在鉴赏课中要多组织学生讨论切磋,允许见仁见智,允许辩论,鼓励新见,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均可,这对于活跃思想、开发智力、发展创造思维都不无裨益。 3.要归纳学法。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往往在可知与不可知之间,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有时觉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倒反而是一种模糊美,但这并不等于说教学方法可以模糊。因此,教师在课堂上的示范必须明确、清晰,要帮助学生归纳学习方法。如对初读小说的同学归纳小说读法:“理清情节找果因,分析人物看言行,环境包括‘景’与‘时’,写作主旨了于心。”诗歌的鉴赏方法:“把握整体察背景,品味词语反复吟。联想想象悟主旨,再现意境体诗情。”4.要拓展课堂。要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光靠课堂是不行的,因此一定要拓展课堂,建立“大单元”“大语文”观念。“大单元”观念即用单元教学的理论,读一篇带一串,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举一反三,以达到开阔视野,提高赏析能力的目的。“大语文”观念即读作品联生活,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走出课堂,跨越校园,发现生活美、自然美、影视艺术美,运用课内所学鉴赏方法对这些美进行欣赏、评价,并能够将感受写下来。 5.要注意阶段侧重。以上方法是就整个中学阶段的文学鉴赏课而言的,各个年段对能力的要求各有不同,因而应各有侧重,低年级偏重于表象阅读及适当范围的联想想象,高年级则应以启发联想、想象为主,高二高三应着重培养鉴赏评价能力。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审美鉴赏管理论文 《课程标准》在第一部分的“课程的基本理念”中说道:“语文课程还应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的和谐发展。”在“7----9”年级的阅读教学中说道:“欣赏文学作品,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联系文化背景,作出自己的评价;对作品中感人的情景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的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 这充分说明,中学语文教学应当重视学生文学审美鉴赏素质的培养,把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审美鉴赏三者有机融合于语文教学过程中。 所谓文学鉴赏,是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把握艺术形象的过程中,通过认知、感悟、理解、品味和想象等一系列心理机能的活动而形成的审美过程。由于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不具有美悦作用,所以通过文学鉴赏教育,不仅可以使学生开阔视野,加深对大千世界的形象认识,而且可以净化灵魂、陶冶情操,同时,还可以极大的提高审美能力。构成了素质教育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部分。 语文教学中的文学审美鉴赏不同于一般的文学艺术鉴赏,它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征 在教学中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一.“以美启真”,求知与求美和谐统一。 语文教学的知识传授不应当脱离生动形象的各种文体、形象、画面,不能抽象为几个干巴巴的“知识点”、“概念群”。语文教学中的文学审美鉴赏具有直觉性的特征。比如,在现实生活中,当一件美的事物出现在你眼前时,我们突然感到眼前一亮,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赞叹:“啊,真美!”这种“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美的感受,就是美感直觉性的生动具体的体现。语文教材主要是借助语言文字来构成人、事、景、物,反映社会生活的;语文教学主要是通过师生之间的语言交际进行的。因此,在文学鉴赏审美教学中首先重视语言的教学和教学的语言。 一方面,引导学生认真阅读教材,借助语言文字,直接感受课文的美。 鲁彦的《听潮》脍炙人口,是一篇优美的写景抒情散文,也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好素材。作品展现了海潮涨落的风采,讴歌了大海的美,表现了作者积极向上的情怀。且看下面一段文字: 海在我们脚下沉吟着,诗人一般。那声音仿佛是朦胧的月光和玫瑰的晨雾那样温柔;又像是情人的蜜语那样芳醇;低低的,轻轻的,像微风拂过琴弦;像落花飘在水上。这是海边落潮景致的绝唱。审美主体感知眼前海水涨落时的文字后,能够立即从声音、色彩和形态各个方面感受到落潮时的诗情画意,雅静而清丽、充满柔情的优美境界,体会到其曲径通幽,意境高远的特征。 特别是对于那些精粹的美文美诗,尤其要多用诵读法。通过反复诵读来接受美和鉴赏美,达到“与作者心灵相通”,即神相遇,气相通,心相印,情相融的审美境界。美学家朱光潜在谈读李白《经下邳汜桥怀张子房》一诗的体验时写道:“常常高声朗读。朗读时心情是振奋的,仿佛满腔热血都沸腾起来了,特别读到最后‘唯见碧流水’四句,调子就震颤起来,胸襟也开阔起来了,仿佛自己心中也有无限的豪情胜慨,大有低回往复、依依不舍之意。” 如上《,你在哪里?》一文时,用沉凝、悲壮的语调有表情的朗读,随着教师抑扬顿挫的朗读,学生的思想感情早已和作者的感情融会在一起了,师生共同沉浸在缅怀的情感海洋中,收到了以情动人的教学效果。 另一方面,教师讲究语言的艺术,发挥语言的直观作用,无论是导入新课,还是分析课文,无论是描摹,还是评价,尽量做到声情并茂,感染学生。 例如在教《三峡》一文时,这样讲:三峡的风光是那么壮丽美好,神奇多娇,但当时三峡两岸的劳动人民为什么那么愁苦哀怨呢?因为封建社会的三峡未经整治,水流急,河滩险,暗礁多,江湾杂,无情的江水不知吞噬了多少只船只与生命。虽当“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也要舍命冒险而下。千百年来,数不清的船工和滩工因劳累、饥饿而惨死在这三峡的航线上。那凄凉的猿鸣,总是很自然的引起人们对死者的追忆和对生者的担忧,因而“猿鸣三声泪沾裳”。这段生动形象,情理相生的教学语言使学生理解了三峡的昨天和今天,感受到了作者的感情。 其次,重视形象教学,把一个个的“知识点”、“概念群”揉化在生动的形象中,鲜活的画面中,让学生在文学审美鉴赏中接受智育,才可能终生难忘。 例如,教学辛弃疾词作《西江月》时对“明月别枝惊鹊,轻风半夜鸣蝉”这一名句,如果孤立的讲“明月别枝”采用了“拟人化”的手法这个知识点,学生可能一时记住了,印象却不会很深。如果把这个整体画面中的有关“动静结合”美,“声情并茂”美点出,再引导学生进入那月色皎洁、清风徐徐的优美境界,领略那江南夏夜的迷人与活力。这时,再细细吟咏“明月别枝”中“别”字的意韵,效果、印象会大不相同。 二“以美引善”,求善与求美和谐统一。 语文教学的思想性、教育性历来为人们重视,它要借助优秀作品陶冶年轻一代的情感,塑造他们美的心灵,完善他们美的人格,并进一步认识社会,了解人生。但在实际的“文以载道”、“文以传道”的教育过程中,往往呈现僵化、片面化的现象。学生可以出口成章的背诵孔孟佳篇,但对于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人格魅力或许会不屑一顾;他们无不知晓“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濡子牛”的诗句,但鲁迅先生根植于中国大地,热爱苦难的中华民族,也 有普通人向美向善的刚正不阿的精神品质很难化为他们的动力;他们会从众多的选择答案中准确无误的判断出《背影》的主题思想,但对于每天得到的最深最真挚的父母之爱,却那样习以为常,甚至认为是羁绊和樊笼……避免这一现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语文教学中的“美善”统一。即把谆谆告诫的作品主题思想有机融化到循循善诱的艺术鉴赏分析中,通过艺术美的熏陶去实施“哲理美”、“道德美”的教育。 杨朔的《荔枝蜜》是散文鉴赏的名篇,一句“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又是伟大的”的名言,蕴藏着“奉献”与“索取”的思考,“平凡”与“伟大”的辨证关系。如何让学生深入感受这一道理,平面的、机械的传授显然令青少年生厌,而通过对散文意境美的描绘,尤其是引导学生沿着作者匠心独运的抒情线索:“厌蜂----好奇观蜂----叹蜂----敬蜂”,去领略其中的情感跌宕、艺术节奏,这个哲理就会在美的氛围中提升、凸现,在青少年无邪的心灵中涵养孕育,留下“美善结合”的深刻印象。 当然,文学作品中的美好善良的东西更多的是隐含于作品的深层之中的,这就需要教师对作品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将那点点滴滴的“善”如春风般渗入学生心田。 如朱自清的《背影》作者写父亲为“我”买橘子时,用“蹒跚”一词来描写他的体态,教学中如果仅从语义的角度进行教学,那么学生对“蹒跚”就永远停留在“走路摇摆不定的样子”这样浅层次的理解上。实际在这里作者用这样一个词不仅写出了老境颓唐半生惨淡的父亲对儿子厚重的爱,也表现了儿子对父亲一生坎坷、困顿的怜悯及未能尽孝敬之责的愧疚:父亲蹒跚的背影远去了,去得沉重,去得拖沓,而在那蹒跚的背影中包含着作者多少挥之不去的苍凉和悲切啊!这种情感是内在的复杂的,并非每个初读的人都能感悟出来,因而离不开循循善诱和启发。 三“以美怡情”,在愉悦中求美。 语文教学应该是所有教学活动中最生动、最形象也最富于激情的。实践证明,中学生对语文课的“文学鉴赏型”教法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偏爱抒情文学作品。这样,给语文教学中的鉴赏美育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潜力。语文鉴赏离不开师生双方的情感投入、交流、共鸣。所以,上课时留心营造一种愉悦动人的教学氛围,让学生自己在教学内容的文学鉴赏愉悦中去求知、求美、求善,从而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鉴赏素质。 例如,特级教师于漪在教《春》一课时,首先组织学生齐诵王安石和杜甫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两个黄鹂鸣翠柳”等诗篇,并且饱含深情地讲了一大段描摹春色、赞美春天的导语。一开场就奠定了激情的基调,马上把学生带入了欣赏春色美景的特定情感氛围中,收到了极佳的效果。 优美的曲调能创造愉悦的氛围,能把学生带进特殊的艺术氛围中去,从而为学生体会文章的情感创造条件。 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要求体会诗人“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爱国激情,精心 挑选古筝曲。该曲首先优美抒情,节奏舒缓,继而铿锵有力,情绪激昂,如高山流水,一泻千里,与诗的意境十分相当。学生也边读边听,情绪随乐曲而变化,仿佛置身于冰天雪地的北方,和诗人陆游一起驰骋沙场,为国效力。挚热、深沉的爱国之情油然而生,竟慷慨激昂的吟咏“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总之,“以美启真”、“以美引善”、“以美怡情”是语文教学得天独厚的“文本优势”。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当仁不让的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鉴赏素质,努力完成素质教育中的“审美教育”任务。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鉴赏教学管理论文 一 有人指出,当代世界语文教学的共同趋向之一是:在教学观念上,语言的实际运用与文学熏陶并重,这是现代化进程向人们提出的必然要求。随着两个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要求我们培养出一大批具有丰富的现代科学知识、高尚道德情操和多方面艺术修养的优秀公民,这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坚实基础和可靠保证。 有人担心,在重理轻文十分严重的中学课堂上,进行文学鉴赏教学,是否有点拔苗助长之嫌,其实认真考察高中学生阅读能力发展的序列,就不难理解中学文学鉴赏教学的可能性。 人的阅读能力的发展,大体可分为这样四个层面:(1)认知性阅读;(2)理解性阅读;(3)鉴赏性阅读;(4)研究性阅读。由此构成阅读能力发展的基本序列,序列中的四个层面,尽管具有质的不同,却又是先后相连,不可分割的。比如埋解性阅读要以认知性阅读为基础性前提,同时,它又成了鉴赏性阅读的基础。它们之间构成了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序列关系。一般地说,认知性阅读大体相当于小学初年级的阅读水平,理解性阅读基本相当于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的水平,鉴赏性阅读则大概相当于高中及大学低年级的水准,而研究性阅读由于已经进入学术性研究的范畴,则与大学高年级及研究生程度相适应。 可见,在高中阶段及时进行文学鉴赏教学,以初步培养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二 高中文学教学的基本内容是进行文学阅读训练,它的主要目标,是初步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而不是系统地掌握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知识,学点必要的文学知识,也是为了培养文学鉴赏能力。就整个训练来说,应该把培养鉴赏能力放在首位。 培养鉴赏能力的基本途径是广泛阅读和深入钻研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培养鉴赏能力的重要基础。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进行文学鉴赏教学,必须尊重文学自身的规律,根据各种文学作品的基本特点和具体作家作品的独特风格,因文施教,披文入情,以至情通理达,见同见异,身临其境,神会其中。 选入高中语文课本的现代文学作品有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诸体,尤以散文和小说为主,现以散文为例说说应该在教学中抓住哪些内容和特点来进行鉴赏。 中国现代散文是在“五四”精神推动下发展的,它有着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和人民性传统。从鲁迅始,凡进步的散文家,概莫能外。从横向看,它还吸取了世界散文创作营养——主要是以科学和民主为内容的时代精神,特别是通过一批文通古今、学贯中西的代表性作家的创作,在短时期内便取得了丰厚的实绩,达到了很高成就。 从题材看,中国现代散文继承了古代散文注重纪实性的传统,在取材上始终坚持“决不能仰仗虚构”的原则。这种纪实性特点就形成散文内涵的自在之美。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及其姊妹篇《记念刘和珍君》,就具备信史的意义和价值。唯其叙事真实与撰史相同,文章里的血才愈见其殷红,泪才愈觉其炽热,爱与憎、歌与哭也才愈显其强烈深沉。如果我们以面对着历史的严肃心态接受这类作品,那么所得就会超过一般意义上的美的享受。即使像《荷塘月色》这样的抒情之作,所抒发的情感也决非无本之华。只要留意一下第三段里看似平和却深含着内心矛盾的那些话语,再联系文末所附“一九二七年七月”(正值“四·一二”大屠杀后不久)那样的时间,以及作家本人曾倾向进步的经历,就不难体会其中的忧愤和苦闷都隐约在描写月色荷塘的有如梦境的字里行间了。以至景的优美是那样朦胧,情的沉痛却那样真灼。而唯其真情根植于现实,这传世的美文才同时不失为特定时代里,一名暂处于彷徨中的正直知识分子的一页心灵史,可见散文内涵的美恰恰在于一种生活的本色,一种历史的质地,一种不容矫饰的朴素。这种史传化的品格经得起人们对它付以极大的信赖,使它能在读者心里引发共鸣,达到一种相当完整与美妙的审美过程。因为读者心里知道,它是真的。 从内容看,具有丰富性。旧时代的散文,内容难脱“纲常伦理”的旧套。而“五四”以来的散文,却从国耻民仇到亲情乡恋,从哲人勇士到工匠农夫,从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直到断笺残陶、片风丝雨,举凡人间百态、世事万端,无一不可以信手拈来,形诸笔墨。只要饱含真情实感、真知灼见,就无一不可斐然成篇,动人以至传世。这种种的丰富多样,构成了散文在内容上博大精深的容纳力。 从结构看,具有“随意”性。鲁迅就曾感概于中国做文章的有规范,而主张“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鲁迅的散文名作《朝花夕拾》,大多是不台起承转合之说的篇章。唐tāo@①的《琐忆》行文扶疏自若,又笔笔饱含对前驱者的无比敬仰,疏散中见根蒂。宗璞的《西湖漫笔》看似漫不经心,而层层都以草木湖山的“绿”为着眼点,从容里见谨严。这种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看似闲笔交错,仿佛言不及义,但却句句情真意切的结构特色,实际上是一个作家艺术成熟和心态从容的表现,仍然是我们理想中的美文佳作。 从表现看,注重情真意切,意在其中。茅盾笔谈“风景”,却意在大西北戈壁滩和黄土高原怀抱中的“特别的气氛”,钟情于那比之伟大山川“乃是伟大之中尤其伟大者”的抗日军民,通篇洋溢着热情。吴伯箫写三个猎户,也饱含向往、怀念、敬慕之情,虚实相映,情境并美,这命笔含情、追求意境的艺术特点,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 在语言的运用上,散文更以本色为重,具有个性。无论是刘半农主张的“以手写口”、“心手相应”,还是朱自清说的“所谓‘闲话’”,大约都是作家的思想、感情、气质、文化素养和美学趣味的自然表现。即使是叙事之作,其间的人、物、事态和景象,也都是经过作家观察、感受、选择和评价,并用自己的语言加以表现的。那些名篇佳作,往往正是语言最富于艺术个性,最能体现作家无可替代的语言风格的本色之作。 尽管中国现代散文有着非常丰富多样的内容和风格,但只要我们能由表及里地抓住这样的一些基本特点,把握它内在的带规律性的精神实质,我们就能够在教学中做到披文入情,左右逢源,从容而自然了。散文如此,小说、诗歌、戏剧又何尝不是? 三 根据“教无定法”的道理,文学鉴赏教学的具体方法不是一成不变,而是灵活多样的。但文学鉴赏教学既然属于语文教学的范畴,它自然也是有一定规律和基本方法原理的,即所谓“教有常法”。辩证地看,前者着眼于教学的艺术性,后者着眼于教学的科学性。要使文学鉴赏教学收到理想的效果,必须做到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结合,这应该是常识范围的事。 文学鉴赏教学由于必须尊重文学自身的内在规律和具体作品的独特风格,所以在教学方法上不能简单搬用一般记叙文的教学方法,否则难免方枘圆凿,削足适履、事倍而功半。可以尝试的基本方法如下: 1.诵读法。所谓诵读,就是要求在初步理解的基础上,用朗读的方法,反复熟读课文,逐步加深理解,直到可以背诵。这种方法比较适合于短小精悍的诗歌、散文或诗文中精彩的段落。 进行诵读教学,首先要抓住“理解”这一中心环节,这是诵读教学的基本前提。其次是加强朗读训练,要求准确、响亮、流利、有语气。第三是注意培养诵读兴趣,使学生学有所得,乐在其中。如采用提纲背诵、限时背诵、接力背诵、抽签背诵、打擂背诵、男女对抗背诵等多种方法来激发兴趣和潜力,提高背诵的效率。第四是要适时复习,不断巩固。另外在组织诵读训练中,要注意纠正部分学生不良的朗读习惯,常见的如“慢声细气读书法”、“高频快速读书法”、“啦啦调”、“胡胡腔”、“小和尚念经法”等等,要求他们切实做到准确、响亮、流利和有语气。 2.研讨法。把一些容易产生歧义的内容或看法提出来,组织学生自由讨论,鼓励他们通过独立思考,在认真钻研的基础上,敢于发表自己不同的意见(包括对教材中提出的某些观点和教师讲课提出的某些看法)。如,讲完《装在套子里的人》一课,可让学生展开别里科夫形象讨论:是“卫道士”还是“牺牲品”?(引入《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96.8—9期的《是牺牲品不是“卫道士”》以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学参考书》理论)。 用研讨的方法进行文学鉴赏教学,一是要抓好认真钻研这一基础环节,必要时可令学生写出书面发言提纲。二是要处理好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之间的关系。课堂既要生动活泼,又要活而不乱;教师既要点拨引导又要避免喧宾夺主。三是除了一些明显的是非问题需要恰如其分地作出适当结论外,属一般性的认识问题,只要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应该允许保留意见。这样对活跃思想,开发智力,发展求异思维,培养创造精神,都有莫大的好处。 3.比较法。在具有一定可比性的两篇或多篇作品之间,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识其同、辨其异,从而加深对作品的鉴赏,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通过反复比较,学生学到的知识才会是完整的,而不是零碎的;有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灵活的,而不是呆板的。 比较法是一种可以广泛运用的训练方法。比较的方式应该灵活多样,可以拿同一作家在不同时期的作品来比较,如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也可以拿不同作家描写同一事物的作品来比较,如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和姚鼐的《登泰山记》。同样描写妇女形象,鲁迅笔下的样林嫂,孙犁笔下的水生嫂和高尔基笔下的尼洛夫娜就迥然相异。比较的内容也可以丰富多彩,可以拿作品的主题作比,如: 小说名主人公主题(人物特征)《呐喊》《明天》单四嫂子做母亲而不得《彷徨》《祝福》祥林嫂做奴隶而不得 《离婚》爱姑做妻子而不得 也可以拿表现手法(语文课上讲怎么写的)作比:同一事物不同立足点特点写法有意境 江:《长江三峡》雄拟声明亮雄壮 潭:《绿》柔比喻浓丽明快水塘:《荷塘月色》情叠字朦胧隐曲 湖:《雨中登泰山》静拟人素淡清新 (虎山水库) 比较可以用研讨的办法进行,也可以用讲义(以上表格的填空)的方式训练,有时也可用作文的方法。 4.提问法。从作品起始到末尾,从主题到表现手法,从对象到过渡衔接,从内容到形式,包括针对作品的精妙之处,疑问之点,异议之论甚至瑕疵败笔,通过精心设计的几个乃至十几个、几十个问题作为全文的教学结构,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找到圆满的或者能自圆其说的答案。我教《药》一课,就设计了十大问题,(例如“小说为什么一开场便是夫妇俩没头没脑的对话?”)贯穿整个教时的始终。这是区别于研讨法的,因为它以问题来结构教学。 用提问法结构文学鉴赏教学,一要讲究问题的思考价值,紧紧围绕教学中心,不能偏离。二要讲究问题的适度,思维的容量大小和难易程度等。此外,还要发挥教师启发点拨引导的作用,注意开发学生的智力。 5.作文法。文学鉴赏教学不仅要让学生多动口,多动脑,还要让他们多动笔。结合作品研讨,写一点鉴赏札记或评论,如《“精神胜利法”之我见》、《我与“套中人”对话》、《谈样林嫂的“眼睛”》,也可以结合作文训练,搞一点文学作品的改写、扩写及文学习作,比如:续写《项链》;改写《念奴娇·赤壁怀古》。 作文法旨在诱导学生有东西可写,有兴趣去写,这样既巩固扩大了文学鉴赏训练的成果,也是培养和提高鉴赏能力的必要手段。 文学鉴赏论文:语文文学鉴赏管理论文 1996年的一道高考作文题使得“文学鉴赏”在中学课堂有了一隅之地;高中新编教材框架设计的信息又有把“文学鉴赏”扶上正席的趋势,但这是否就意味着“该不该培养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该不该将课本中的‘文学作品’教得像‘文学作品’”等问题已无庸置疑、无须讨论了呢?否。以上问题的答案虽早已写在《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里,但不少同志仍然担心:“文学鉴赏”在高考《考试说明》中仅占1/30,花这么多时间搞文学鉴赏值得吗?也有聪明的老师料定文学鉴赏见仁见智,难有规范划一的答案,是极难上考卷的。因此,他们对教材中的文学作品便采取了与其他实用文“一视同仁”的做法:解释几个词,分析一下层次,归结段意及中心,讲几条写作特点,即使对内容的阅读进行一下“设计”,也是几道理解的题,答案当然是统一的,至于说到感受、欣赏、想象、鉴别,那是既无时间也无必要的。我想,对以上想法、作法仅用“短视的应试功利主义”作结论,未免太粗率、太简单,因为即使从“应试”出发,以上想法也还难于苟同。《考试说明》中虽然只有一条有关文学鉴赏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鉴赏的能力就只需1/30。不必说文学鉴赏原就包含着现代文阅读的各种能力;也不必说文学作品与文言作品本就交叉重叠,不分属种;单就写作与鉴赏的关系而言,其间是“出”“入”,是辩证,还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你能说写作能力不需鉴赏能力?说到“功利”,我们倒不反对,做事讲求功效利益不是坏事,但如果以为这样就可取得“功利”,那倒的确是“短视”了。 我们主张“人才培养的功利主义”。但“人”如何才能成“才”,成为具有高尚情操、热爱社会主义的“才”?答案无疑是要进行素质教育。什么是“素质”呢?“素质”即为人的“修养”,亦即人的“理论、知识、艺术、思想等方面的一定水平”。我认为文学鉴赏正是进行素质教育的最好途径之一,它能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和感染,培养审美能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并能提高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有鉴于此,探讨怎样对待文学鉴赏课及怎样上好文学鉴赏课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那么,如何上好文学鉴赏课呢?我认为除了找回文学鉴赏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从而认真对待外,还必须设计既具有鉴赏特点又符合学生接受规律的教学环节,现谈谈常见的步骤和方法。 1.表象阅读。所谓“表象”,即学习主体在感知基础上,头脑中形成和保留的印象。表象阅读是文学作品阅读的第一步,它包括“粗知整体”及“品味语言”两部分。 粗知整体。这一阅读要求可在通读全篇中完成,它的要求是粗知大意,了解作者写了些什么。常用如下方法: ①概括法。教师可教学生用以下问题对作品所写的内容进行概括,如:“这篇散文写了哪些人、事、物、景?你能为每幅景取一标题吗?”“这篇小说写了一个什么故事?你能用一句话说出来吗?”“这首诗(散文)抒发了作者什么感情?”“这场戏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等等。 ②图示法。教师可引导学生对作品中的材料进行分析梳理,把握其间的结构关系(层次、级位)及性质关系(虚实、正反、衬比、因果等),然后以能集内容、结构于一体的图象标示出来,达到醒目、直观的效果。如: (附图{图}) 品味语言。文学作品不同于其他文章的特点之一是语言精妙含蓄、耐人寻味,因而鉴赏的基础便是对语言的揣摩与品味。词语是构建意象的材料,由语言品味深入下去,才能对作品意象进行探讨,因而必须把握好这一环节。常用的方法有: ①朗读法。这是品味语言、获得美感的途径之一,是美育直觉性特征的运用。教师可从感情、重音、停顿、速度、艺术音调等方面进行示范指导,让无声的文字变为有声的语言,把抽象的感情变为具体的感情,使学生能毫无障碍地进入作品,接受渐染熏陶。 (附图{图}) ②咀嚼法。对作品中所用词语的准确、精美、巧妙、合适等特点进行反复咀嚼品味,以获得美感的方法。教师可采用选择、删除、置换、添补、调序等手段进行比较。如:“‘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流、泄、涌)出,仿佛七幅闪光的黄锦’。请在括号中选一合适的词。”“‘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去掉加点词可以吗?”“‘他刚离去。’将‘刚’换为‘已’‘早’可以吗?”等等。 ③评注法。评,是对词语功能及作用的评论;注,即对词语的言外之意及弦外之音的挖掘与揣摩。教师引导学生作评注的过程也就是品评词语获得美感,培养阅读能力的过程。如:读到“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时,教师启发:懂得了什么,怎么懂得的?学生思维被调动起来了,评出:“以鲜血为代价换来的”“历史、现实何其惊人相似”“同样处境同样心境”“国民党、司马氏高压无二致”等。指导时要注意训练学生概括感悟,提炼语言,既能多角度挖掘,又能写得简洁、明了。 ④涵泳法。“涵泳”意指沉入作品中细细体味。对作品中精彩的细节,可采取涵泳的方法,因为好的细节在表现人物方面有突出的作用。高明的作者往往善于从现实生活中选取、提炼出一些独具特色的细节,将人物刻画得生动逼真、血肉丰满,而精彩的细节又离不开精彩准确的语言,因此,品味细节中成串的词语不仅可以获得语言美感,同时也是认识“形象”的必要步骤。如:涵泳葛朗台抓十字架的一串动作描写:“(眼睛)复活了……目不转睛地瞧着……(嘴)动了一动……想把十字架抓在手里。”不仅会为作者入木三分的夸张描写所叹服,而且也看到了一个“贪婪成性至死不悟”的形象。 2.得意阅读。得意,即进入作者创作的意境,领会作者写作的意图,它包含作家的主观思想感情、美学理想、美学趣味等。意境就是主观与客观、意与境、情与景高度统一的艺术境界。鉴赏文学作品虽然从语言入手,但是又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表层上,现以诗歌鉴赏为例谈谈。诗歌兼具语言美、形象美、音乐美,只讲句意,难以品其三味。鉴赏诗歌应引导学生从诗的语言入手,抓住关键词语,运用联想和想象再现诗中形象,在体会诗的意境中感受诗人的情感。在指导中既不能浑沌,又不能过实,要给学生留下想象的余地。好的文学鉴赏课往往从品言到忘言,故而“得意忘言”又是鉴赏的法门。“得意”要通过下面的步骤和方法来完成。 ①再现法。这是教师带领学生进入作者创设的意境,揣摩作品中人物心理、人物活动的方法。入境及揣摩的过程即是培养学生再造想象能力的过程,因为学生要凭借或根据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在头脑中再造情景或想象作品未直接写出的人物的心理、神态甚至语言行动,并要形成语言表达出来。它虽不是个人独创,但由于要再现别人创造的情景和形象,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如:教《沁园春·长沙》,问:“人们都说诗中有画,这首词中有无画面?如果你是画家,你该准备几种颜色?请用语言给我们‘画’一张‘橘洲秋景图’吧!”教《荷diào@①丈人》,问:“丈人起初态度冷淡,后却热情地‘止宿食之’,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请想象子路‘拱而立’的神态,丈人‘植而芸’时的心理活动。”教《小麻雀》,问:“小麻雀到底是死了还是活了,作者未写出来,你猜呢?请展开想象,给我们描述一下小麻雀死后(或活后)的情景吧!”再造想象的效果好坏取决于学生头脑中已有的表象储备的丰富与否及思维活跃与否,整体把握及语言品味是它的前提,但不能止于“前提”。设计这样的教学环节,不仅可以发展想象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还可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陶冶高尚情操,集多功于一役,何弃之为? ②幻联法。这是教师引导学生根据作品中的人、事、物、景、情,联想出另外的人、事、物、景、情,以准确把握意象,丰富自我感受的方法。联想,是创造思维品质之一,它是由一事物想到另一事物的心理过程,由于客观事物之间总是相互联系的,其保留在头脑中的印迹也会相互联系,能否善于利用这些联系点(如相关、相似、相反、相类、因果等)展开联想,是鉴赏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教师在引导学生鉴赏作品时,应找准联系点,启发学生进行勾联。如:教《,你在哪里》,教师让学生为这一首诗进行“MTV”创意:“想想,‘他大步向前不停息’一句可叠印哪些画面?‘大地’‘森林’‘大海’又可叠印哪些画面?”这样,原作中的4幅画面变成了近乎20幅画面,学生勾联起了他们所知道的总理事迹,并能分类地叠印在不同的画面中。于是,思维调动了,画面丰富了,对总理的缅怀之情也更浓烈了,师生进入到最高的审美境界。教《荷花淀》,读到“淀边夏夜图”时,可启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你曾走进过相似的意境吗?”学生想到了“洪湖采莲图”、《天鹅湖》中“群鹅戏水图”等,这样,眼前的画面立体化了,审美享受也更丰富了。 ③寻踪法。这是直接探寻写作主旨、感悟作品感情的一种方法。好的抒情散文中,材料往往是很散的,写人只见鳞爪,记事只叙片断,状景、咏物也只有点滴掠影,作者的写作意图更是含而不露。如何引导学生鉴赏这类作品?可采取“寻踪”的方法,即抓住作者感情若隐若现的草蛇灰线,把握象征形象的整体特征,联系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找出抒情点睛或反复重复的语句,这样,感情的“踪”就可被捉住了。如自读《雄关赋》,可布置思考:“‘雄关’在本文中有几个含义?哪些句段抒发了对不同‘雄关’的感情?前后感情有什么变化?是怎么变化的?” ④换元法。小说、戏剧是作者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但由于情节性强,人物似乎很“具体”,因而容易使学生产生偶然的“这一个”的感觉。要把握作者创作主旨,可用“换元”的方法,即尝试着用改变人物、改变场景、避开矛盾的方法,看看能否改变人物的命运、情节的结局,从而引导学生跳出“这一人”“这一事”,去认识作者反映的生活。如教《变色龙》,问:“有人说赫留金真倒霉,要不碰到奥楚蔑洛夫就好了,是这样的吗?”经过讨论,学生明白了“奥氏”只不过是沙皇走狗的一个典型形象,作者针砭的是沙皇的黑暗统治。教《警察与赞美诗》,问:“苏比最后不到教堂,是否就不会被抓?”教《我的叔叔于勒》,问:“没有在游轮上巧遇于勒,于勒的命运会改变吗?”等等。 3.评鉴阅读。这是指在获取了表象,领悟了作者写作主旨,得到了一定的审美感受后,用语言表达自己对作品或作品中的人、事、物的看法的阅读要求。在中学阶段,这是属于高层次的阅读内容,注意把握尺度,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话谈出(或写出)自己的感受,这样的审美判断往往比套用某种理论模式演绎出来的结论更能引起别人的兴趣与共鸣。 ①多视角评价。即对一部作品可采取多视角的方法进行评价,如:“评《琐忆》的议论多姿美”“评《黄山记》的结构美”“一滴水中的光辉——评《夜走灵官峡》的构思”等。 ②比较评价。即采用比较的方法进行鉴赏评价,可在同单元作品、同作者作品、同题材作品、同体裁作品等范围内进行。注意选准比较的角度,引导学生析同辨异,进行分析综合。没有分析,比较就不能进行;没有综合,事物之间的联系也就不能确定了。如:“不同的结尾相同的韵味——《猎户》《黄山记》《土地》结尾析”“我更喜欢《荷diào@①丈人》——《〈论语〉两章》比较”等。 最后,谈谈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1.要教出“个性”。文学作品也是“文章”,因而在整体把握、理清层次、品味词语等环节上似乎与其他实用文并无二致,如果仅如此,那就抹煞了文学的“个性”。因此,设计有效的教学环节,启发学生进行联想想象是文学鉴赏的教学重点,不能简单地把“鉴赏”处理为对内容的“理解”。 2.要鼓励新见。“审美”是客观形象与主观感受的统一,对作品的感受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读者总是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生活经验、性格好恶,对作品中的形象进行诠释和评判,无怪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在鉴赏课中要多组织学生讨论切磋,允许见仁见智,允许辩论,鼓励新见,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均可,这对于活跃思想、开发智力、发展创造思维都不无裨益。 3.要归纳学法。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往往在可知与不可知之间,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有时觉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倒反而是一种模糊美,但这并不等于说教学方法可以模糊。因此,教师在课堂上的示范必须明确、清晰,要帮助学生归纳学习方法。如对初读小说的同学归纳小说读法:“理清情节找果因,分析人物看言行,环境包括‘景’与‘时’,写作主旨了于心。”诗歌的鉴赏方法:“把握整体察背景,品味词语反复吟。联想想象悟主旨,再现意境体诗情。” 4.要拓展课堂。要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光靠课堂是不行的,因此一定要拓展课堂,建立“大单元”“大语文”观念。“大单元”观念即用单元教学的理论,读一篇带一串,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举一反三,以达到开阔视野,提高赏析能力的目的。“大语文”观念即读作品联生活,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走出课堂,跨越校园,发现生活美、自然美、影视艺术美,运用课内所学鉴赏方法对这些美进行欣赏、评价,并能够将感受写下来。 5.要注意阶段侧重。以上方法是就整个中学阶段的文学鉴赏课而言的,各个年段对能力的要求各有不同,因而应各有侧重,低年级偏重于表象阅读及适当范围的联想想象,高年级则应以启发联想、想象为主,高二高三应着重培养鉴赏评价能力。 文学鉴赏论文:对语文教学中文学作品鉴赏能力的培养分析 论文关键词:文学作品 鉴赏能力 语文教学 论文摘要:文学作品的鉴赏在语文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既能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又能让学生陶冶情操、增长知识,还能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学作品鉴赏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对语文教学中怎样培养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进行分析与探讨。 阅读文学作品包含理解和鉴赏两个层次,理解是指搞懂文学作品的词义、句义、全文大义,鉴赏是指鉴别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语言、写作手法、篇章结构,还要鉴别和欣赏它的思想感情和主题的意义,并能对文章作恰当的评价。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不仅需要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引导,还需要学生的配合。本文就要从下面几方面对语文教学中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的培养进行分析。 1 读懂文章,训练语感,增强对文章的理解力 对文学作品的鉴赏的第一步就是要对文学语言有感受力。每一篇文学作品都是由字、词、句、段落组成的,能将文章中的字、词、句读懂是鉴赏文学作品最基本的要求。而在课本中选编了大量的文言文与白话文,而学生对于作品理解上难免会有困难。因此,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还需要老师对一些困难的词句进行指导。特别是对于文言文,很多的字和现在的汉语有不同的意思,而且有的词还有多种词义和用法。在这方面,老师在讲解的时候就要对词句分析透彻,找出一些规律,或者是增加一些趣味性的教学,让学生有更深刻的印象。学生只有将文章中的字、词、句的意思掌握精确,才能运用的熟练,从而进一步加深理解。 除了读懂文章之外,朗读训练也是语文教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脑海中会浮现出自己所阅读的文章所描述的情景,这样,就会使得文学作品变得鲜活、立体。多次对文章进行朗读就能更多的去感受作者文章中所描述的意境,从而也能加深对作品思想感情的体会。这样,反复的进行阅读训练,不仅能提高语言感受力,还会因为更能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而加强对文章的理解,从而慢慢的提高鉴赏能力。 然而,读文章也不能马马虎虎的去阅读,在朗读文章的时候,不仅要语音准确、语句清晰,还要做到声情并茂。只有在朗读时读出文章的情感,才能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因为,在朗读出文章中的情感时必定是对文中的词句进行了揣摩。而在揣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就会对文章的理解更进一层。 朗读与理解文章是培养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的最基本得一步,而要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还需要对文学知识和其他领域的知识不断的拓宽。 2 学习文学作品知识 文学作品的鉴赏除了需要对文章进行阅读之外,还需要掌握文学作品中必须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因为在鉴赏文学作品时还包括对主题、材料、语言、等进行鉴赏。在这方面老师可以开展一些活动,将课本上的知识深入生活中,让学生去亲身体验和感受生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性。另外,还可以计划一些系统的学习计划和训练,通过学习与训练让学生对文学知识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才能将那些知识记住并进行运用。 学生除了要掌握老师在课堂上所教授的文学知识外,还要自己在课后积累其他的知识。只有多积累知识和材料,才能提高感悟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一些其他的能力。要做到这些可以再课后去扩展阅读量,阅读量增大也能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力加强。 3 了解文学作品的作者与创作背景 对文学作品的作者的了解应该算是积累文学知识的一部分,因为在学习文学作品时必须要掌握一些着名作者的基本情况,那样在要对这些作者的其他文章进行鉴赏时才能更容易理解他的文章。但是,在对一篇文章进行鉴赏之前,除了要了解作者的基本情况之外,还要对作者当时的思想和心境进行了解,那样才能更容易了解文章的思想感情。 文学作品是现实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者用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意见态度。因此,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同的风貌;同一时代、不同作者的作品也具有不同的思想与情调;而同一个作者也会因为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其文学作品也会有不同的感情。所以,在鉴赏文学作品之前,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是必备的功课。 4 学习鉴赏文学作品的鉴赏方法 4.1 着眼整体,鉴赏局部 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都是先确定其中心,从整体出发写作局部,以各个局部构成完整地作品。作品的某一个局部既有它独特的感情,又和其他局部相联系,共同表达主题。因此,在鉴赏局部时不能将其分开来理解,而应该结合文章的主题思想对局部进行理解,再融入到整体的文章中。这样能更全面地体会和把握作品的思想感情。 4.2 根据文章的体裁进行鉴赏 文章有很多不同的体裁,而不同体裁的文章在鉴赏时也要抓住不同的重点进行鉴赏。虽然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的表达主题的方式不同,但是运用的表达手法却大多相同。所以,在鉴赏文章时,只要根据不同的体裁抓住表达主题的方式,然后围绕主题的中心思想对文章运用的表达手法进行分析与鉴赏。下面以小说为例,根据其体裁特征进行鉴赏。 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和环境的描写反应当时的社会生活。鉴赏小说之前,要先对小说的写作背景进行了解,然后对小说所描述的环境进行分析,结合文章的中心思想去理解文章中所描述的环境在文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与环境的关系。在了解了文章中的环境描述后,就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文中的环境进行分析,从而达到更加了解文章中心思想的目的。对文学作品的环境了解和分析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理清文中的人物关系以及人物的特点。在小说的鉴赏中对人物形象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文章中人物形象的分析能更进一步理解小说的主题思想。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而造成的,所以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就能更好地去理解文章。在分析了任务的性格以后,要对文中每一篇文章中的人物的关系进行分析。小说中人物的关系也能体现故事的曲折与生动,还能更好的塑造人物的形象,体现小说中尖锐的矛盾斗争。总之,在鉴赏文学作品时,应该要根据不同的文章体裁,抓住文章的要点与中心思想,深刻的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5 总结 在鉴赏文学作品之前,老师必须对文学作品的知识进行讲解并让学生对那些文学知识掌握到位;要鼓励学生多进行课外阅读,多积累一点课外知识,培养学生的语言感受力与积累文学知识;还要多鼓励学生朗读文章,帮助学生增强语感与对文章的感受力。鉴赏文学作品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有很好的文学鉴赏力。在对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在鉴赏文学作品时就能有通顺的语言表达能力。除了这些之外,还要让学生了解文学作品的多种体裁,只有对各种体裁都 了解了才能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当一切都需要积累的知识都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在鉴赏文学作品时就需要将文章的体裁与作者的相关信息、文章的背景等其他方面相结合对文章进行鉴赏。培养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是语文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这一方面的能力提高后在语文的学习时也能更加轻松,还能提高学生的感受力与领悟能力。所以,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阶段。 文学鉴赏论文:论古代文学鉴赏课中的细节教学意义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细节教学 论文摘 要: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鉴赏课讲授当中,细节教学受到的重视程度随着教育层次的提升而逐渐呈下降趋势甚至被忽视。这对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想象能力及其感悟和把握作品能力都是十分不利的,应该引起我们教育工作者的高度关注。 “细节”,按《汉语大词典》释为“细小的环节和情节”。字面上的理解,细者,小也;节者,单位或要点也。“细节教学”顾名思义是指教育者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去引导教育对象去关注一些不易察觉的小处从而发现一些问题作出一定的思考并得出结论。教师在中小学阶段善抓细节教学这对于培养学生思维细节的能力无疑是有利的。可是到了大学这种良好的教育方法就逐渐地被淡出视野,老师更注重教授学生宏观地把握作品。这对开拓学生知识面固然有所帮助,可是在教学中弱化或丢掉细节教学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恶果:“文学与诗意光辉的暗淡,想象的翅膀的折断,创造的智慧的夭折,几乎是无可避免的。”[1](卷首) 下面以《木兰诗》为例进一步谈谈这一问题。我们对于这篇作品的教授往往只集中在木兰形象的分析上或木兰代父从军、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上。而关于诗中的“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这句常常一笔带过、忽略不计。关于诗中的“十二”大部分资料都认为是非确指为多年的意思。课改后的各种版本的教材和《教师用书》也仍然沿用这一注释。与“军书十二卷”,“十二”表示多数情形相同。不管是确指还是不确指,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木兰在军中数年未被别人发觉是女性不禁让人生疑,可能吗? 刘勰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文心雕龙·时序》)也就是说歌谣的文辞思想与社会的风尚是紧密相连的。那么从《木兰诗》中“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这一细节,我们可以窥视出北朝有着怎样的习俗呢? 在《木兰诗》中我们发现木兰是一个习武之人而且对于所使用的武器装备非常熟悉,在出征前她曾到集市有条不紊准备自己所需之物:“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而且她英勇善战、冒死前行,临死不惧,“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妇女习武,魏晋之前,史籍不多见。而北朝妇女习武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并出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巾帼英雄。《魏书·李安世传》所载《李波小妹歌》就反映了这种时代特点:“李波小妹字雍容,赛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有学者认为:“这诗咏叹李波小妹武艺高超,藉以显示李波的人马精良,势力强大。”[2](P263)歌词重在“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二句,表明妇女尚武直追男子。又如北魏名将杨大眼的妻子潘氏善骑射,身穿戎装,驰骋沙场,时人谓之曰“潘将军”。北齐高欢娶尔朱荣之女为别室,此人善于弯弓射箭,曾与蠕蠕公主有过较量:“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鸱,应弦而落。妃引长弓斜射飞乌,亦一发而中。”[3](P518)北朝女子受少数民族尚武之风的影响,普遍习武而其中又不乏武艺高强之人,甚至可以与男子一比高低。也就说,从技能上看,木兰虽为女性但很难与男性区分开来,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文学作品是以社会生活为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现实的。它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北朝妇女尚武的特色风采。 其二,北方民族以畜牧为业,善于骑射,男子锻炼出了雄健强悍的体魄、粗犷豪迈的个性。如《企喻歌辞》中“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他们热爱武器甚至超过妙龄女子。“新买五尺刀,悬着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琅琊王歌辞》)这说明北朝的男子他们的兴趣点与生活关注的重心显然不在女子身上,他们情感不够细腻,在与女子交往的过程中缺少应有的观察,男女情感问题似乎是他们的一个盲区。因为北方没有像南方那样繁密而多彩的植被、曲折而温润的水网,景观缺乏细部的变化。然而,大自然就在这单调之中充分显示出它的雄伟、严峻、粗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会去注意细微的东西,目光总是被引向高远之处,看到的是巍峨的高山、广漠的草原。久而久之,人们的心胸也就随之扩展开来,形成粗犷豪放的性格。北方人民多生活在高原,连年的战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动荡,“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又培养了他们自由独立、好勇尚武的性格。他们从小就受到了环境的艰苦磨炼,受到了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深刻影响。他们能骑善射,英勇异常。“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足必跋黄尘下,然后决雌雄。”(《折杨柳歌辞》)健儿与快马,快马与健儿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构成了草原游牧生活中最动人的图景。对于汉民族文学作品中细腻曲折地表达情感难以体会和捕捉,所以亦有北朝乐府民歌中的“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折杨柳歌辞》)。所以,即便有女子出入身旁他们也并不在意更何况是身着戎装的木兰呢? 其三,在语言上,北朝女子传情达意的时候直率大胆与男子区别不大。“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诗歌以问答体的形式,将木兰内心的隐忧和一种急不可耐地为家庭承担责任的心情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即便是在最高统治者面前她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这一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北朝情诗上,女子表现出了异样的大胆与直率。“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哪得儿孙抱。”(《折杨柳枝歌》)“月明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地驱乐歌》)“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边。”(《折杨柳歌辞》)“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捉搦歌》)加之北朝女子礼教束缚不严,关于这一点《颜氏家训·治家》就写道:在北方,夫妇之间,你我相呼,不讲妇人敬夫的礼节。看来少数民族受儒教的熏陶甚少,没有像汉儒鼓吹的那样,把男子看成“天”,礼法束缚松驰,妇女说话时心态放松、比较自由随意,在家庭中没有表现出男性话语霸权的现象,女子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均较为优越。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从话语方面男女差异不大。 其四,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整个北方长期处于混乱状态。从公元318年到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大地上出现了十六个国家之多,史称五胡乱中华时期。因此,频繁的战争是北朝社会一个严重而突出的问题,因而北朝民歌中反映战争的诗也较多。如《企喻歌辞》中的后三首,《紫骝马歌辞》中的第三首,《慕容垂歌辞》三首,《隔谷歌》二首,以及《陇上歌》(《杂歌谣辞三》)等,均属此类题材的作品。《陇上歌》对战争的描写较为具体: 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聂骢父马铁锻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聂骢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 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企喻歌辞》)“兄在城中弟在外 ,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隔谷歌》)这些发自内心的悲吟与呼号,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广大人民悲剧的命运。所以,如何在残酷的战争中获胜并保全自己的性命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因此,本是粗线条的北朝男子加之在沙尘滚滚的战场更是无暇顾及身边之人的性别了,诗中的女主人翁也不乏骄傲地说“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明显是一个比喻,说的是兔子在奔跑时很难分辨出性别来。以此说明在烟尘弥漫激烈厮杀的战场上要分出男女来同样也是十分困难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千万不要忽视对作品的细节的阅读,细节之中往往藏着大学问。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呵护和激发学生的感悟作品的能力,其根本做法就是:逐渐培养他们的细节观念,多留心作品中的“小”并从中及时发现有价值的事物,这样学习的态度必将使他们终生受益。 文学鉴赏论文:从接受美学谈中学生文学鉴赏能力的培养详细内容 【 正 文】 2000年3月颁布的高中语文新大纲(试验修订版)强调,应使学生“具有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2000年3月版的高中语文新教材(人教版)“说明”指出“全套书编排的文学作品,约占课文总数的60%”。近十年高考文学作品阅读考查出现频繁,分值渐增。可见文学教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文学鉴赏一直是语文教学和语文教材的最大难点(甚至是盲点)之一”(刘真福)。那么,如何高效优质地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呢?本文试结合接受美学来进行探讨。 接受美学,亦称接受理论,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其代表人物是姚斯和伊瑟尔。他们反对作者中心论、本文中心论,而强调作品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它是作品与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阅读并非被动地反应,而是主动地参与,与作品进行交流、对话,从而建立了一门全新的“读者学”。其中姚斯承袭海德格尔的“前结构”,伽达默尔的“理解视野”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提出的“期待视野”概念,对提高中学生文学鉴赏水平有很大借鉴价值。 “期待视野”指阅读前读者的大脑并非呈“白板”状态,而是有一个“预成图式”,即阅读文学作品前先行具备的一种知识框架和理论结构,也即既定的先在视野。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阅读文学作品“读者也应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感情,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联系。”(《文艺的大众化》)可见,阅读文学作品,首先要有语言文字知识和文化生活知识。只有积累了一定的语言文字知识和文化生活知识,才能初步读解文学作品。如读《诗经·伐檀》第一章。首先,穑(sè)、廛(chán)、县(xuán)、huán@①(huán)等字音要会读。坎坎(砍树声)、干(河岸)、稼(种植)、穑(收获)、廛(一亩半地)、尔(你)、县(通“悬”)、彼(那)、素餐(白吃)等词义能解。“置之河之干兮“即置之于河之干兮”这个省略句式能懂。其它如知道伐檀、@②猎是怎么回事。这就告诉我们必须扎实地学习古今汉语知识,广泛深入地体验生活,使语文生活化,生活语文化,“加强语文实践”(新大纲),来完善自己的认知心理结构。 但是,文学作品是用描述性语言表达一定的思想感情,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白发三千丈”“雪花大如席”,依现实生活逻辑看这是荒唐怪诞的,但这种文学语言却极富审美功用。因为“文学是运用语言媒介加以表现的审美意识形态。”如果仅凭语言文字知识、文化生活知识,我们读出的只是《伐檀》的表层意思,而读不出深层意味。读解文学作品必须能对其内在的人、事、物、景及思想、感情、哲理等内容美与语言、结构等形式美进行感知、理解、评析,也即审美。所以,必须构建审美心理结构。姚斯提出的“期待视野”就是由此而发的。他认为“期待视野”由几方面因素构成:“类型的先在理解”“已经熟知的作品形式与主题”“诗歌语言与实践语言的对立”。这就告诉我们:(一)要熟知并掌握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影视文学等文体的主要特征。这样阅读时就会有选择地采用一定的方法去解读作品。如不能用读戏剧的方法去读朱自清的散文《背影》,不能用读诗歌的方法去读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也就是说平时教学应让学生掌握一些文学体裁知识。如高中语文新教材第三、第四册主要是文学作品。我们可在作品教学前让学生阅读《中国文学鉴赏》(袁行霈)、《谈读诗与趣味培养》(朱光潜)、《散文的艺术魅力》(佘树森)、《现当代小说鉴赏》(杨义)、《古代小说鉴赏》(吴小如)及《现当代戏剧鉴赏》、《古代戏剧鉴赏》等知识短文,也可选修《文学鉴赏常识》、《戏剧影视欣赏与评论》、《美学常识》等课程。(二)充分了解某一类作家及其作品或某一类作品的内涵、形式包括题材、情节、主题等,即需要一定的文学史知识。新大纲中也强调要“了解课文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知识,了解中国文学发展简况”。新教材第四册也附录了《中国古代文学概述》(方智范)和《20世纪中国文学概述》(殷国明)。另外,还可选修《文史常识》等课程。需要指出的是教材中仍有16篇外国文学作品,所以也应介绍相关的外国文学简史。因为任何一部作品都是处于一定的时空之中,具备一定的文学史知识即建立了一个参照系。(三)积累一些文学创作经验。“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虽然新大纲没有要求学生进行文学作品创作,但近年高考作文规定文体不限,即可写成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所以平时不能只要求学生写作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等实用文体。尝试文学创作,更能把握作者的匠心,有利于文学鉴赏。只有具备以上三点才能真正认识到文学作品的内在美和外在美。这三方面形成“一种既定的先已构成的期待视野……它可以引导读者的(大众的)的理解,造成全面接受”(《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认知心理结构、审美心理结构所构成的框架完善与否将决定文学鉴赏能力的高低。如《西游记》,小孩读出的是八十一难的惊险、孙悟空的神通等,而专家读出的是情节模式的变幻莫测、人物塑造时神、人、物三性合一的高妙新奇。正如托·斯·艾略特所说:“头脑最简单的人可以看到情节,较有思想的人可以看到性格与性格冲突,文学知识较为丰富的人可以看到词语的表达方式,对音乐敏感的人可以看到节奏,只有那些具有更高理解力和敏感性的听众则可以发现某种逐渐揭示出来的内容意义”(《文学理论》)。文学阅读鉴赏就是读者以自己的内存图式与文本(作品)图式进行比较,或同化(把刺激纳入已有的图式之内,使其成为自身一部分)或顺化(遇到不能用原有的图式来同化新刺激时,便对原有图式加以修改以求适应)。姚斯认为既定的期待视野与新文学作品之间存在一个审美距离。每次对新作品的接受,都会否定先前的接受经验,并由新经验再产生新的接受意识,这就造成“视野的变化”。皮亚杰倡导的发生认识论也认为,就一般而言,个体每遇到新刺激时,总是试图以原来图式去同化,若获得成功,便产生愉悦,而得到暂时的平衡。如果原有的图式无法同化刺激,个体便会作出顺化即调节原有图式或重建新图式,直至达到认识上的新的平衡。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形式等方面的认识只有在同化与顺化、暂时平衡与新的平衡交替过程中逐步深化。相应地,读者的内在图式(期待视野)不断调整、重组,日臻完善,鉴赏水平也将逐步提高。 那么什么样的文本图式才能使读者的内在图式(期待视野)产生变化呢?姚斯指出:“期待视野与作品之间的距离,熟知的先在审美经验与新作品接受所需要的‘视野的变化’之间的距离,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反过来说,文学作品的艺术性越高,越能加大期待视野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审美距离,越有利于内在图式的重组与完善,越能提高鉴赏水平。而“通俗或娱乐艺术作品的特点是,这种接受美学不需要视野的任何变化,根据流行趣味标准,实现人们的期待”。可见,阅读言情、武侠之类的通俗娱乐作品是难以提高鉴赏水平的,必须经常、反复阅读经典名著,才能提高文学鉴赏水平。所以,歌德说:“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靠观赏最好的作品才能培育成。”我们平时进行文学教学,不能仅把课本当书本,要让学生将课本与《语文读本》结合起来学习,更要自读新大纲中规定的“古诗文背诵篇目”“课外阅读推荐书目”,甚至更多的经典作品。 总之,只有引导学生广泛深入地积累语文、生活知识和文学、审美知识,大量反复地阅读经典作品,建立和完善认知心理结构和审美心理结构,在期待视野的形成变化中逐步培养起文学阅读能力,提高鉴赏水平。 文学鉴赏论文:对语文教学中文学作品鉴赏能力的培养分析 论文摘要:文学作品的鉴赏在语文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既能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又能让学生陶冶情操、增长知识,还能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学作品鉴赏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对语文教学中怎样培养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进行分析与探讨。 阅读文学作品包含理解和鉴赏两个层次,理解是指搞懂文学作品的词义、句义、全文大义,鉴赏是指鉴别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语言、写作手法、篇章结构,还要鉴别和欣赏它的思想感情和主题的意义,并能对文章作恰当的评价。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不仅需要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引导,还需要学生的配合。本文就要从下面几方面对语文教学中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的培养进行分析。 1 读懂文章,训练语感,增强对文章的理解力 对文学作品的鉴赏的第一步就是要对文学语言有感受力。每一篇文学作品都是由字、词、句、段落组成的,能将文章中的字、词、句读懂是鉴赏文学作品最基本的要求。而在课本中选编了大量的文言文与白话文,而学生对于作品理解上难免会有困难。因此,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还需要老师对一些困难的词句进行指导。特别是对于文言文,很多的字和现在的汉语有不同的意思,而且有的词还有多种词义和用法。在这方面,老师在讲解的时候就要对词句分析透彻,找出一些规律,或者是增加一些趣味性的教学,让学生有更深刻的印象。学生只有将文章中的字、词、句的意思掌握精确,才能运用的熟练,从而进一步加深理解。 除了读懂文章之外,朗读训练也是语文教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脑海中会浮现出自己所阅读的文章所描述的情景,这样,就会使得文学作品变得鲜活、立体。多次对文章进行朗读就能更多的去感受作者文章中所描述的意境,从而也能加深对作品思想感情的体会。这样,反复的进行阅读训练,不仅能提高语言感受力,还会因为更能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而加强对文章的理解,从而慢慢的提高鉴赏能力。 然而,读文章也不能马马虎虎的去阅读,在朗读文章的时候,不仅要语音准确、语句清晰,还要做到声情并茂。只有在朗读时读出文章的情感,才能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因为,在朗读出文章中的情感时必定是对文中的词句进行了揣摩。而在揣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就会对文章的理解更进一层。 朗读与理解文章是培养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的最基本得一步,而要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还需要对文学知识和其他领域的知识不断的拓宽。 2 学习文学作品知识 文学作品的鉴赏除了需要对文章进行阅读之外,还需要掌握文学作品中必须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因为在鉴赏文学作品时还包括对主题、材料、语言、等进行鉴赏。在这方面老师可以开展一些活动,将课本上的知识深入生活中,让学生去亲身体验和感受生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性。另外,还可以计划一些系统的学习计划和训练,通过学习与训练让学生对文学知识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才能将那些知识记住并进行运用。 学生除了要掌握老师在课堂上所教授的文学知识外,还要自己在课后积累其他的知识。只有多积累知识和材料,才能提高感悟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一些其他的能力。要做到这些可以再课后去扩展阅读量,阅读量增大也能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力加强。 3 了解文学作品的作者与创作背景 对文学作品的作者的了解应该算是积累文学知识的一部分,因为在学习文学作品时必须要掌握一些着名作者的基本情况,那样在要对这些作者的其他文章进行鉴赏时才能更容易理解他的文章。但是,在对一篇文章进行鉴赏之前,除了要了解作者的基本情况之外,还要对作者当时的思想和心境进行了解,那样才能更容易了解文章的思想感情。 文学作品是现实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者用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意见态度。因此,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同的风貌;同一时代、不同作者的作品也具有不同的思想与情调;而同一个作者也会因为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其文学作品也会有不同的感情。所以,在鉴赏文学作品之前,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是必备的功课。 4 学习鉴赏文学作品的鉴赏方法 4.1 着眼整体,鉴赏局部 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都是先确定其中心,从整体出发写作局部,以各个局部构成完整地作品。作品的某一个局部既有它独特的感情,又和其他局部相联系,共同表达主题。因此,在鉴赏局部时不能将其分开来理解,而应该结合文章的主题思想对局部进行理解,再融入到整体的文章中。这样能更全面地体会和把握作品的思想感情。 4.2 根据文章的体裁进行鉴赏 文章有很多不同的体裁,而不同体裁的文章在鉴赏时也要抓住不同的重点进行鉴赏。虽然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的表达主题的方式不同,但是运用的表达手法却大多相同。所以,在鉴赏文章时,只要根据不同的体裁抓住表达主题的方式,然后围绕主题的中心思想对文章运用的表达手法进行分析与鉴赏。下面以小说为例,根据其体裁特征进行鉴赏。 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和环境的描写反应当时的社会生活。鉴赏小说之前,要先对小说的写作背景进行了解,然后对小说所描述的环境进行分析,结合文章的中心思想去理解文章中所描述的环境在文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与环境的关系。在了解了文章中的环境描述后,就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文中的环境进行分析,从而达到更加了解文章中心思想的目的。对文学作品的环境了解和分析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理清文中的人物关系以及人物的特点。在小说的鉴赏中对人物形象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文章中人物形象的分析能更进一步理解小说的主题思想。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而造成的,所以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就能更好地去理解文章。在分析了任务的性格以后,要对文中每一篇文章中的人物的关系进行分析。小说中人物的关系也能体现故事的曲折与生动,还能更好的塑造人物的形象,体现小说中尖锐的矛盾斗争。总之,在鉴赏文学作品时,应该要根据不同的文章体裁,抓住文章的要点与中心思想,深刻的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5 总结 在鉴赏文学作品之前,老师必须对文学作品的知识进行讲解并让学生对那些文学知识掌握到位;要鼓励学生多进行课外阅读,多积累一点课外知识,培养学生的语言感受力与积累文学知识;还要多鼓励学生朗读文章,帮助学生增强语感与对文章的感受力。鉴赏文学作品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有很好的文学鉴赏力。在对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在鉴赏文学作品时就能有通顺的语言表达能力。除了这些之外,还要让学生了解文学作品的多种体裁,只有对各种体裁都了解了才能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当一切都需要积累的知识都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在鉴赏文学作品时就需要将文章的体裁与作者的相关信息、文章的背景等其他方面相结合对文章进行鉴赏。培养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是语文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这一方面的能力提高后在语文的学习时也能更加轻松,还能提高学生的感受力与领悟能力。所以,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阶段。 文学鉴赏论文:浅谈语文教学中文学作品鉴赏能力的培养分析 论文关键词:文学作品 鉴赏能力 语文教学 论文摘要:文学作品的鉴赏在语文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既能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又能让学生陶冶情操、增长知识,还能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学作品鉴赏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对语文教学中怎样培养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进行分析与探讨。 阅读文学作品包含理解和鉴赏两个层次,理解是指搞懂文学作品的词义、句义、全文大义,鉴赏是指鉴别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语言、写作手法、篇章结构,还要鉴别和欣赏它的思想感情和主题的意义,并能对文章作恰当的评价。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不仅需要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引导,还需要学生的配合。本文就要从下面几方面对语文教学中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的培养进行分析。 1 读懂文章,训练语感,增强对文章的理解力 对文学作品的鉴赏的第一步就是要对文学语言有感受力。每一篇文学作品都是由字、词、句、段落组成的,能将文章中的字、词、句读懂是鉴赏文学作品最基本的要求。而在课本中选编了大量的文言文与白话文,而学生对于作品理解上难免会有困难。因此,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还需要老师对一些困难的词句进行指导。特别是对于文言文,很多的字和现在的汉语有不同的意思,而且有的词还有多种词义和用法。在这方面,老师在讲解的时候就要对词句分析透彻,找出一些规律,或者是增加一些趣味性的教学,让学生有更深刻的印象。学生只有将文章中的字、词、句的意思掌握精确,才能运用的熟练,从而进一步加深理解。 除了读懂文章之外,朗读训练也是语文教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脑海中会浮现出自己所阅读的文章所描述的情景,这样,就会使得文学作品变得鲜活、立体。多次对文章进行朗读就能更多的去感受作者文章中所描述的意境,从而也能加深对作品思想感情的体会。这样,反复的进行阅读训练,不仅能提高语言感受力,还会因为更能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而加强对文章的理解,从而慢慢的提高鉴赏能力。 然而,读文章也不能马马虎虎的去阅读,在朗读文章的时候,不仅要语音准确、语句清晰,还要做到声情并茂。只有在朗读时读出文章的情感,才能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因为,在朗读出文章中的情感时必定是对文中的词句进行了揣摩。而在揣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就会对文章的理解更进一层。 朗读与理解文章是培养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的最基本得一步,而要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还需要对文学知识和其他领域的知识不断的拓宽。 2 学习文学作品知识 文学作品的鉴赏除了需要对文章进行阅读之外,还需要掌握文学作品中必须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因为在鉴赏文学作品时还包括对主题、材料、语言、等进行鉴赏。在这方面老师可以开展一些活动,将课本上的知识深入生活中,让学生去亲身体验和感受生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性。另外,还可以计划一些系统的学习计划和训练,通过学习与训练让学生对文学知识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才能将那些知识记住并进行运用。 学生除了要掌握老师在课堂上所教授的文学知识外,还要自己在课后积累其他的知识。只有多积累知识和材料,才能提高感悟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一些其他的能力。要做到这些可以再课后去扩展阅读量,阅读量增大也能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力加强。 3 了解文学作品的作者与创作背景 对文学作品的作者的了解应该算是积累文学知识的一部分,因为在学习文学作品时必须要掌握一些著名作者的基本情况,那样在要对这些作者的其他文章进行鉴赏时才能更容易理解他的文章。但是,在对一篇文章进行鉴赏之前,除了要了解作者的基本情况之外,还要对作者当时的思想和心境进行了解,那样才能更容易了解文章的思想感情。 文学作品是现实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者用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意见态度。因此,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同的风貌;同一时代、不同作者的作品也具有不同的思想与情调;而同一个作者也会因为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其文学作品也会有不同的感情。所以,在鉴赏文学作品之前,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是必备的功课。 4 学习鉴赏文学作品的鉴赏方法 4.1 着眼整体,鉴赏局部 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都是先确定其中心,从整体出发写作局部,以各个局部构成完整地作品。作品的某一个局部既有它独特的感情,又和其他局部相联系,共同表达主题。因此,在鉴赏局部时不能将其分开来理解,而应该结合文章的主题思想对局部进行理解,再融入到整体的文章中。这样能更全面地体会和把握作品的思想感情。 4.2 根据文章的体裁进行鉴赏 文章有很多不同的体裁,而不同体裁的文章在鉴赏时也要抓住不同的重点进行鉴赏。虽然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的表达主题的方式不同,但是运用的表达手法却大多相同。所以,在鉴赏文章时,只要根据不同的体裁抓住表达主题的方式,然后围绕主题的中心思想对文章运用的表达手法进行分析与鉴赏。下面以小说为例,根据其体裁特征进行鉴赏。 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和环境的描写反应当时的社会生活。鉴赏小说之前,要先对小说的写作背景进行了解,然后对小说所描述的环境进行分析,结合文章的中心思想去理解文章中所描述的环境在文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与环境的关系。在了解了文章中的环境描述后,就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文中的环境进行分析,从而达到更加了解文章中心思想的目的。对文学作品的环境了解和分析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理清文中的人物关系以及人物的特点。在小说的鉴赏中对人物形象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文章中人物形象的分析能更进一步理解小说的主题思想。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而造成的,所以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就能更好地去理解文章。在分析了任务的性格以后,要对文中每一篇文章中的人物的关系进行分析。小说中人物的关系也能体现故事的曲折与生动,还能更好的塑造人物的形象,体现小说中尖锐的矛盾斗争。总之,在鉴赏文学作品时,应该要根据不同的文章体裁,抓住文章的要点与中心思想,深刻的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5 总结 在鉴赏文学作品之前,老师必须对文学作品的知识进行讲解并让学生对那些文学知识掌握到位;要鼓励学生多进行课外阅读,多积累一点课外知识,培养学生的语言感受力与积累文学知识;还要多鼓励学生朗读文章,帮助学生增强语感与对文章的感受力。鉴赏文学作品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有很好的文学鉴赏力。在对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在鉴赏文学作品时就能有通顺的语言表达能力。除了这些之外,还要让学生了解文学作品的多种体裁,只有对各种体裁都了解了才能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当一切都需要积累的知识都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在鉴赏文学作品时就需要将文章的体裁与作者的相关信息、文章的背景等其他方面相结合对文章进行鉴赏。培养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是语文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这一方面的能力提高后在语文的学习时也能更加轻松,还能提高学生的感受力与领悟能力。所以,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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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专业文学论文:英语专业文学教学论文 一、英美文学教学现状中经典阅读分析 当前的英美文学教学中经典阅读存在以下有待完善之处:首先,教师定位于表面性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在教学中关注教学任务的完成,偏重时期、流派、文体、重要作者和经典作品的概括性介绍,让学生了解背诵那些他们认为学生应具备的基本常识。让学生机械背诵名词解释、现有赏析等考试常考内容,提高其“教学质量”。教师忽视学生自主性的经典阅读。没有作品阅读这一基础,如何能学好英美文学!其次,教学模式单一。教师在进行文学经典阅读教学时往往重视赏析语言、内容与结构,忽略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对于作品内涵与精神价值的分析。教师偏向借助辅助教材照本宣科,导致课堂形式单一并缺乏师生互动,只有传统的提问与回答。教师依赖传统仅仅对现有理论进行传授与印证,限制了教师审美创造力的发挥,更致使学生思维模式固定,不能有自己的见解,课堂气氛低沉、课堂内容枯燥无味。此外,教师个人能力与文学素养不高。参加工作后,部分教师把文学教学看作不可拒绝的工作任务,对文学的深入研究失去了兴趣。不再坚持对经典原著的阅读,也很少去深入研究一些与作品相关的问题,不再关注文学发展,文学素养停留在大学或研究生所学知识范围内。这些因素都极大地限制了教师对学生文学知识的教导。 “英语专业文学教学与专业学生文学论文撰写能力调研”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一项主要针对“英语专业大学生英美文学教学之教学现状”的问卷调查显示,近200名被调查的高校英语专业学生对经典阅读有如下问题: 1.兴趣问题。文学经典围绕人、自然、社会三个中心进行大量创作研究世界的根本性问题。“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经典阅读的选择,因学生的文学素养、兴趣爱好、个人追求等多种因素而不同其丰富内涵也因读者的差异而丰富多彩,等待着广大读者与学者更深层地挖掘。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为经典阅读树立了灯塔。对同学们学习文学的初衷的调查(可以多选),“专业课要求不得不学”与“陶冶情操,提升文学素养”,这两个选项最受欢迎分别占35%和占34%;紧随其后的是“应试心理反应,学习趋势”,占24%;排在最后的是“未来的潜在实用性,潜在知识”,占15%。由此可见,很多学生在阅读英美文学名著的主要目的是应付考试做准备。在阅读英美文学经典时抱有急功近利思想,只阅读老师侧重,考试频频涉及的“经典”作品。当然为了欣赏与感受这些文学经典含蓄而深沉的美的学生也是很多。这似乎是对于文学经典阅读很可观的一种现象。对于学生看过几本英文原著小说的调查中,“阅读过5本以上”的仅占19%,而选择“无”的也占到了17%。由此可见,学生对经典的阅读总体上数量甚少。他们感觉经典枯燥乏味,更倾向于现代流行小说、杂志等。还有部分学生因对作家怀有敬畏之感,对满篇生词和复杂句式,产生厌烦与畏难情绪,逐渐失去阅读兴趣;有些由原著转向简单易懂的文学经典缩略本或汉译本。 2.作品选择问题。在对“限制您文学学习因素有哪些”的调查显示:最多的选择“内容多而泛,不知如何取舍”的占到了58%。由此可见,大多学生虽然很想提高文学素养,却并不知该阅读什么。加之碍于有限的时间和较重的学习任务,学生也只能在文学经典作品中进行筛选。被选择于阅读经典则多为教材中老师引导的作品。还有很多学生认为那些所谓的成为经典的文学都是极深刻、晦涩难懂、枯燥乏味的,而青睐于阅读自己所爱的草根作品或杂志期刊。 3.阅读效率问题。在对学生阅读文学原著后效果的调查中发现,“掌握内容情节能复述作品”的和“对故事梗概有大概了解”的分别占36%和41%,然而,“能对作品进行细致评价分析”的仅占12%。由此可见,静心欣赏畅游于作品小世界、静心分析了解作品深层内涵的学生总是不太多。当代很多学生丰富快节奏的生活使他们重速度,重数量,重应试而囫囵吞枣,大致浏览,略知一二却并未读懂其深刻内涵感受其美其乐。文学经典的消费化趋势,按自身的喜好渴求,把经典的神圣性与权威性打破,对经典盲目从众地分析学者频繁分析的视角,偏向阅读对经典进行翻译、改写的版本而提高应试效率。 4.作者与读者地位问题。学生处于与作者截然不同的时代中,必然依据自己的价值观来阅读欣赏作品。在经典阅读中,学生把作者、经典作品置于不可侵犯的地位,造成学生个人观点、主体地位的丧失,缺乏独立思考,盲目背诵其它专家学者的文学评论与赏析。学生把个人理解看得不可置疑,导致作者意图的扭曲与经典文本意义的偏离。 5.方法与策略问题。据对近200名学生经典阅读方法的调查表明,“精读细读原著后做读书笔记写读后感”的学生仅占7%。阅读经典文学时很多学生文学经典的广博与深邃会查阅各种数据。部分学生还会边读边做笔记写文学评论。然而,自主性阅读经典写研究评论的较少,多在教师布置任务下才写评论,在课堂讨论活动中才会积极对某一经典作品进行深层研究,扩散思维。在经典阅读深度这一问题上,学生往往只对前人关注较多的篇章或角度做深层阅读,其余则多为一目十行。 二、提高英美文学教学中学生经典阅读质量的有效方方法 要提高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中经典阅读的质量,首先讨论关于从教师角度经典阅读教学的改进。首先,教学模式多样化。打破传统授受模式,不简单地照本宣科,而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引导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经典阅读十分重要。利用多媒体资源,以影像等为引导以课堂及课后阅读、课堂文本讲解为优秀的多元化教学模式,提高英美文学阅读教学质量。采用课件、视频、影像、音频等数字资源,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强化主动进行文学赏析意识。更好地开展教学,引发自主思考、主动学习、深度研究。在带领学生经典阅读,赏析优美词句,解析文本内容,学习经典作品高超独特的写作技巧,并在分析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与学生共同探讨深刻分析经典作品背后的精神及意义。 其次,课堂形式多样化。为丰富课堂、活跃教学氛围,教师应合理设计课堂小组讨论、经典自选角度赏析小论文、经典阅读感受个人演讲等形式的活动。锻炼学生自主思考与赏析的能力,促进学生间相互进行经典作品阅读的交流。以帮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下学习到经典作品的精华,领略经典不可撼动的美。还可以根据经典作品组织、编排、演出情景剧。让同学在积极参加、认真准备情景剧的过程中对经典作品内容有更加真实的体验和更深刻的认识。谈到文学教学,不得不提及教师个人素养。教师个人魅力的发挥,文学素养的提高意义非凡。如果教师拥有丰富的文学知识,有很高的文学鉴赏能力,会感染到学生的文学兴趣。学生求知的欲望被刺激,会更加主动地进行经典阅读,以向老师一样拥有英语专业学生应具有的英美文学素养。因此,教师应保持文学阅读的习惯,提升文学修养,切不可使自己审美感受力钝化。在教学前,首先应确保自己较深刻、较全面的掌握了经典作品的内容及灵魂。 最后,正确指导学生自主阅读。学生自主阅读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与功利性。教师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目标,培养健康的文学心态,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学文学,读文学。教师一定要鼓励学生进行经典阅读,并指导学生在有限的课余时间如何高效的阅读,丰富文学知识,提高文学素养。以切实地基于文本,有度地超越文本为原则,指导阅读,帮助学生制定合理计划。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尊重学生个性的发挥文学才华的施展,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进行经典作品的阅读、理解和分析。对他们的个性观点与多元角度的理解要予以肯定并进行合理指导。紧靠教师是不可能真正提高经典阅读质量,那么从学生个人自主阅读角度的改进方法如下。 第一,对经典有正确意识。经典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而沉淀下来的文化,阅读文学经典是一种带有思考性和创造性的活动,每一次的阅读都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想法和体会。同时阅读英美文学经典不仅可以提高你的语言文字理解能力和运用能力,还能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你的气质,陶冶你的情操,增进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我国学者袁湛江说过:“经典,一定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可以跨越民族和文化领域的作品。丰富的内涵以及作家的模糊处理赋予其‘说不尽’的主题,而且很多经典作品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景下阅读会带给人们不同的启示和回味。”但是当下,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快餐文化得到更多人的青睐。越来越少的人能静下心来去认真阅读一篇经典,又何谈思考经典呢?阅读文学经典的深远意义无疑被漠视,呼吁大家树立对经典的正确认识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学者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开发兴趣,帮助学生树立正确文学经典阅读目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师利用网络媒体如播放原著改编电影给学生进行了经典作品的引导;教师在课堂上对经典作品相关知识简单介绍;小组讨论任务的布置;都会启迪到学生去主动查阅资料、阅读经典赏析作品。学生在教师的引导基础上,也应该自己培养兴趣,主动摆脱应试等被动情绪。在闲暇之时,找到一本自认为值得读的经典慢慢品味,启迪智慧陶冶情操,都可以开发对文学经典的阅读兴趣。发挥图书馆在经典阅读中的作用,图书馆自然和谐的阅读氛围,浩瀚的英美文学资源书香四溢,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给人以熏陶和回味空间,激发学生对文学经典的好奇心与提高文学素养的欲望,从而主动阅读经典,有正确的阅读目的,而不是盲目应试、随大流。 第三,对文学经典阅读进行的合理的计划。合理的计划或布局可以提高阅读效率、增强学习效果。经典原著阅读一般需要较长的时间和精力,仅利用课堂时间阅读教材往往不能达到经典阅读的教学目标。因此,在老师的指导下根据经典的不同体裁,应该有对应的合理计划。在经典阅读时,如果时间充分在正式阅读英美文学原著前,应首先进行整体阅读,即先不看正文,而是看看书籍的简介,对作者背景及作者创作时生活状态等有大致了解。这样更有助于学生阅读时感受经典的灵魂欣赏它的美或其它精神。目录和序言的阅读有助于篇章整体的把握不至于在字里行间迷失方向。正文阅读应该静心,不骄不躁。当没有充足的时间那么细致的阅读,可以利用网络等多种媒介通过相关视频或者文学评论了解一下作品的主旨大意,然后再去解读自己的想法和体会。 第四,作者与读者两者地位的把握问题。阅读经典,偏向于任何一方都会导致文学对话的中断,达不到文学经典阅读的目的。任何一部经典的创作,都是作者个人思想情感的流露,写作技艺的展示。根据教师所教授的基本文学知识与阅读方法,在切实地基于文本,有度地超越文本的原则指导下认真阅读。在查阅数据了解作者及经典作品背景知识、结合作者创作意图及文本透露的精神内涵的基础上,弘扬主体精神,个性分析多元解读。即客观分析经典作品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依据自己的价值观来阅读欣赏作品,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 第五,经典阅读方法与策略问题。 1.打牢文学语言基础,扩大自己的文学词汇量。教师对文学流派、文学时期等进行了讲解,学生一定要积极配合老师、认真学习这些基本常识。丰富自身文学常识,对不同时期基本文学特点有所了解。有利于提高学生阅读时的理解深度与广度、了解作者想表达的思想与精神,而不是只停留在浅层如故事情节等。对文学作品中高频词汇要加强记忆。这是降低阅读难度、克服文字障碍的基本方法。 2.要想提高经典阅读的质量,还应充分合理的利用经典原著外的数据。利用其它数据,不是一味背诵其它总结概括分析,而是以帮助理解扩展视野为目的丰富阅读范围更好地阅读经典,感受其经典魅力。 3.培养文学审美意识、提高文学鉴赏能力。针对很多同学仅仅关注字面意思、情节发展、人物命运等现象,要求学生对文学阅读的目标与方向有更全面正确的认识,学会分析其写作特点、风格、反映的社会问题、精神实质等。从经典文学的美来阅读与欣赏并获得学生个人自己的见解。 4.增加个人体验,更好地从经典中作者角度思考文本的精神内涵。如教师在课堂组织的小组讨论、情景剧等一定要积极参加、踊跃发言。 三、结语 文学经典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考验具有权威性、独特性、超越性的广泛流传人们推崇的文化。经典阅读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有着重要地位,是增长学生文学知识的基础,是展开一切文学分析的前提。对学生英美文化知识的了解、文学素养的提高有着重要意义。对经典阅读的指导是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师义不容辞的任务,是学生必须重视的学习任务。然而在快餐文化影响下教师注重指导学生经典原著阅读指导以及学生做到静心阅读经典、思考经典的深远意义无疑被漠视。文学教学中教学方法老套,教师对学生经典阅读要求很低,自身文学素养的提高也被忽略。学生对文学经典的阅读充满困惑,功利性强,大多服从于老师或教材的指向,盲目阅读考试频考的作品。因此改革英美文学教学十分迫切且意义重大。 为此,教师一定要重视学生的经典阅读,否则不可能达到预期教学目的。并且坚持阅读,丰富自身文学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以切实高效高质教学、科学指导学生经典阅读。学生要培养自己的阅读兴趣,对经典阅读有正确认识,排除功利性、树立正确的目标用科学有效的方法阅读文学“经典”,进行合理的计划或布局以提高阅读效率、增强对经典作品的学习效果。英美文学教学中的经典阅读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理解能力和运用能力,还能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学生的气质,陶冶学生的情操,增进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希望学生可以在教师科学指导下主动去感受经典的灵魂欣赏它的美或其它精神,从而学习到文学经典的灵魂、提高文学素养,做一名合格的英语专业学生。 作者:周思琦单位: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论文 一、注重培养文学鉴赏能力、审美能力以及文学研究能力,即“三个培养”。 1)文学鉴赏能力。文学鉴赏是基于领会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思想内容的一种审美活动。文本理解是鉴赏的前提,鉴赏是理解的必然要求。学习英美文学,不能只停留在理解阶段,必须把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作为重要教学目标。在英美文学课堂,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主要注意三点:一是要敦促学生广泛阅读,广闻博见,在此基础上摄取录制。二是要勤于思考,充分想象。文学作品的鉴赏,必须经历想象创造的过程。最后一点是学生要对作品产生真实感悟。读者只有和作者心息相通,才能唤起内心对真善美的向往,将读书升华为灵魂之间的交流,这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 2)审美能力。文学作品具有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三大功能。在英美文学课堂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即以阅读原汁原味的英语文本为中心。无论文本难易与否,都要要求学生坚持读下去,不能半途而废。“两个基本点”即在“一个中心”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发现作品形式上基本的艺术美以及内容上的基本的自然美、社会美以及生活美等。经典的英美文学作品皆为英美名家的杰作,教师应教会学生去发现、模仿文本中的音韵美、修辞美、文体美以及文本意外的思想美、生活美等。总之,“美”是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审美能力的培养是文学课程的重要任务之一。在英美文学课教学中,我们不仅要使学生通过学习,提高对于英语语言和文化的认识能力,更要积极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使得英美文学课程担负起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重任。 3)研究能力。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可谓相依为命。文学作品一旦问世,文学研究便随即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课堂,教师除了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上述能力之外,还应注重培养其从事一般文学研究的能力。郑秀恋、吴俊等人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选英美文学的人数最多,分别占30%、39.75%。这表明,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大类,英美文学研究因容易获取研究资料和研究切入点而备受学生青睐。因此,教师要因势利导,加强指导,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其研究能力。在注重培养学生英美文学研究能力时,首先,告诉学生要注意点面结合。也就是说,做学问要注意点面结合,既要系统地掌握文学史,又要深入研究一两名作家,发展自己的专长。其次,要注重培养其批判精神。学术问题允许有不同意见,学生不必完全接受教师或者其他学者的见解,要善于发现新问题,敢于质疑,但不同的看法必须有理有据,自圆其说。第三,注意学习经典作家和批评家对英美文学作家作品的论述。这是提高自己理论水平的极好途径。此外,还要“勤练”,指要求学生必须经常写作小论文,持之以恒,以提高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写作论文水平。 二、注重文史结合,中西结合,内外结合以及详略结合,即“四个结合”。 1)文史结合。由“文史不分家”可见文学与历史关系紧密。按当今的学科分类,文学和史学,共同构成了人文科学的主体。英美文学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宗教色彩。因此,把英美文学作品欣赏与英美文学史结合起来是十分必要的。在美国,文学专业的学生进校不久就得修各历时一年的英国文学史和美国文学史,这两门课不仅有框架,而且有纵向线索。它们帮助学生通晓两国文学的起源、发展、交际和互动,同时也为他们选修以后按时段、区域、文类和流派开设的课程打下扎实的基础。因此,在课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即使没有开设《英美文学史》,教师也应注重文史结合,相互穿插渗透,这是实现《大纲》规定的目标的必由之路。 2)中西结合。《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规定,“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应该更加注重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政策水平和组织纪律性,注重训练学生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精髓和传承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能力。”毋庸置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和“外语热”浪潮的扑面而来,我国在与外国相互渗透和融合进一步加强的同时,民族文化主体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现在的挑战就是:在今天的中国,懂得自己民族文化精髓的认识越来越少了。我们怎样在与强势文化的交流中,既汲取对方的营养,又不丧失我们自己的文化,维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独立性?”不难想象,一个具有深厚本族文化底蕴的人一定会更加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文化主体性和归属感也更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却对祖国的传统文化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人是非常危险而可悲的。笔者曾就英语专业学生的中国文化常识问题做过一项试验。结果显示,多年的英语学习已造成学生中国文化常识严重缺失,英语专业学生“去中国文化”的趋势日益凸显。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堪忧的现象。 3)内外结合。根据《大纲》规定,英美文学在高年级开设。但当前许多高校都将大四学年用于毕业论文写作或者实习。这种安排导致专业知识课程的课时被人为压缩。因此,英美文学教学必须注重课堂内外的结合。对于需要在课堂上处理的材料,教师要敦促学生自觉补充相关背景知识以补充理解文本所需的语境和作者的共有知识。课外阅读方面,要求每人每学期都要在老师指导下读一本英国小说,阅读过程中要摘记小说的要点,读后要撰写英文评论。对那些意义重大,但课堂上没有时间处理的重要作家作品,也要通过撰写英文故事梗概、人物形象分析以及作品评价等措施进行监督,促使其课外进行广泛阅读。 4)详略结合。英美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不可能面面俱到,教材内容必须有所取舍。取舍可依照厚今薄古和精中取精两个原则进行。厚今薄古。之所以要采取厚今薄古,一则因为“今”的东西离现实生活更近,书中所述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二则因为“今”的均采用现代标准英语写成,利于学生阅读,理解和模仿。再则学生们对古典文学越来越意兴阑珊,研读文本的能力每况愈下。教师为迎合这种趋势,也常常“薄古厚今”了。精中取精。客观地讲,凡选入文学教材的皆为精品,要再次遴选很难割舍。但是课时所限,必须精中取精,做到有主有次,有线有面有点。“主”即主要内容,“次”即次要内容。“线”是串连整个教学内容的线索,即文学史的发展脉络;“面”是各个时期文学发展一般情况,包括文学发展的历史条件,主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重要作家作品等;“点”指的是重点分析的作家作品。必须抓“主”带“次”,以“线”为纲,抓“点”带“面”。 三、结语 文学艺术关乎人生的终极意义,给人生以目标和方向,丰富着人生、美化着人生,是人生在最本能的层面变得比较容易忍受,而在比较高级的阶段使人生变成一种精神和心里的满足,生活的有意义、有价值。因此,英语专业的英美文学课程不仅仅是一门课程,它对激发学生的文学兴趣、拓展学生的人文素质和实现完满丰富的人生具有重要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无用之用”价值。因此,每一个英美文学教师都有责任和义务思考如何上好这门课。本文所述的“一二三四”问题是一个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教学序链。其中,“一”是目的,“二三”是目标,“四”是方法和手段。这“四个结合”既是切实可行又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它有利于“二三”目标的实现,“二三”又有利于“一”目的的实现。如能把这个问题模式贯穿于教学过程的始终,将既有助于实现课程教学目标,又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大有裨益。 作者:覃承华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外语系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高校英语专业的文学教育论文 一、我国高校英语专业文学教育的现状 1.高校英语专业学生学习心态和想法的错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及我国大学生数量的逐年增加,使得学生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学生毕业后就业难。就业压力导致学生对英语专业的文学教育失去兴趣和积极性,更倾向于学习那些毕业后就业容易,符合市场和企业需求的商务英语及旅游英语等课程。学生这种错误的心态和想法使得英语文学教育备受冷落,逐渐边缘化。 2.英语文学课学习的时间少,内容安排不合理。国内部分院校的英语文学课程在教学计划中所占的时间越来越少,在外语院系,普遍是在本科三年级时才开设英语文学课,学习时间也长短不一,有的半年,有的一年,大多数学校每周只开设两节课,这在非重点高校的外语院系表现得尤为严重,甚至一些院校将英语文学教学课程设为无足轻重的选修课。很明显,学生在极少的时间里欣赏学习一定数量的英语文学作品就会变成“走马观花”式的浏览,自然就没时间挖掘文学作品的内涵。 3.由于多年学习汉语的缘故,高校英语专业文学学习存在很浓的汉语思维。由于中西语言习惯用语的差异,受汉语常用思维的影响和干扰,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在一些地方一定程度上习惯从汉语词汇中寻找和英语所需词汇相同或类似的词语代替,他们并不知真正在概念意义上完全等同的词汇很少。所以,学生学习英语不能只理解和掌握课本语境中出现的意义、用法和搭配,还需不断增加词汇量并且了解其他的常见用法和词语搭配。这样不仅能全面地掌握词汇的用法,而且会加深对词汇的理解和运用,从而排除汉语习惯的干扰和影响。 4.教学方法和模式陈旧,教师水平有限或知识储备不够。由于英语文学课时间紧、任务重,为了让学生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地多掌握文学知识,教师经常一股脑地全灌输给学生,也不管学生能不能吸收,这样的方法太单一、陈旧,时间久了,学生就失去了热情,产生了厌烦情绪。英语文学课的师资力量也跟不上,英语文学的教学具有丰富的内涵、复杂的文体结构且内容涉及面广等特点,给教学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因此需要加强英语文学教学的师资力量建设,要有与之对应的师资力量和一系列硬件设施。 二、高校英语专业文学教学中的一些合理化建议 首先,要培养学生对英语文学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英语文学对学生来说不是熟悉的,学习起来有难度,学生难免会有枯燥和厌烦感。这就要求教师为学生提供思路,鼓励学生查找有关材料,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要求他们相互协助弥补个人欠缺之处,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小组之间互相交流学习共同进步。除此之外,老师和学生之间也可以互动教学,这样可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激发学习英语文学的热情。其次,有效安排英语文学的学习时间和合理调整课程内容。英语文学教学对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高校应该鼓励学生学习英语文学,并为他们提供条件。在不影响其他课程学习的基础上,要尽可能给学生安排学习英语文学的课时,有条件的院校可以将这门课程设立为必修课;学校在英语文学学习的内容上也要精心调整设置,这样有助于学生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挖掘出作品更深的内涵。 最后,开拓思路创新教学方法,提高英语文学教师水平或增加知识储备。在当今的教学中,高校不能再用传统的教学形式———教师是“百科全书”,什么都知道。教师要有开放的思路,积极创新出适合当下的教学方法,比如进行互动教学,老师之间、学生之间,以及老师与学生之间都可以相互沟通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学习进步。此外,对于高校英语文学教员,只理解和通晓中国文学和熟悉英美两国文学是远远不够的,要满足学生学习英语文学的需求,教师还要具备广泛的与文学相关的历史、哲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知识,要尽可能多涉猎,熟悉其中的一门,当然必须有一门要精通,经常中西对照,充分了解认识中西文化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取长补短。 作者:付卉单位: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英美文学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摘 要: 英美文学教学在各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课。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与积累英美文学知识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增强学生的语言基本功和文学素养。该课程的学习不仅使学生获得必要的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认知生活的能力和文学鉴赏力。 关键词: 英美文学 英语专业 重要地位 继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及现行西安世园会的火热举行,社会对外语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高素质外语人才已成为各高校英语教学的一项迫切任务。从国家教育部2000年3月批准颁布并实施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1]明确地得知英语专业课程可以设置为三大模块。 1.职业技能(听、说、读、写、译); 2.职业知识(包括语言学、文学、英美概况等课程); 3.相关职业知识(包括涉外文秘、外交学概论、东西方政治经济学、商务和金融财会管理等课程)。这三大模块应该是一个有机整体,绝不是将其中的一块用另一块来替代。新教学大纲的颁布确立了英美文学教学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地位,并为英美文学教学在各高校中有秩序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虽然英美文学课程在新教学大纲中得到充分的肯定,但并不意味着目前英美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就都得到了解决。因此重新审视英美文学教学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作用及地位是非常必要的。 一、英美文学教学的不可或缺性 1.文学是文化的载体。文学是一个民族优秀思想文化的结晶,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习俗等许多文化。要掌握一门外语一方面是它的可用性,另一方面是它的陶冶性,即学习者对文化和文学的敏感性及修养。外语专业学生首先应掌握好所授各门课程,全面提高听、说、读、写、译的综合能力,但在涉外活动日益频繁的今天,仅仅依靠正确的语法、句型、词汇、语音语调是不够的。只有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各种思想文化才能减少对文学的误解和冲突,促使交际的顺利进行。所以说英语人才的打造不尽是语言基本功的培养,也是跨社会交际文化能力的培养,而后者恰恰是英语专业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中的瓶颈,学习英语最理想的方法是亲身至于英语语言环境,感受文化氛围的渲染及熏陶,从而不断地运用文学背景知识与欧洲人轻松自在地交流。 但是,此情况对我国大部分外语院校、系的学生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使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我们只能给学生提供些有限的文字资料、双语原版影视资料和录音等资料,或者是聘请一些外教参与我们的教学,但这也仅仅是杯水车薪,只能解决学生的听力和口语的问题。鉴于此,要改变学生的这种学习氛围匮乏的情况,英美文学当之无愧成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材料,做到了有效弥补其不足和满足跨文化交流的需要。文学作品覆盖了文学知识及各民族社会文化的案例,英美文学教学为学生提供了了解英美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和经济制度等背景知识的机会。通过学习英美文学知识,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修养和文学素质,塑造完美人格,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文学鉴赏能力,使之成为具备较高素质的英语人才。 2.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是语言大师经过加工提炼的语言。它具有形象生动、凝练精美、美妙的特点,是学生学习与模仿的最好语言材料;文学也具有生活语言的特征,它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具有朴实自然,通俗易懂,极有利于学生阅读和吸收的特点。而英美文学作品恰恰是学习英语的极佳材料,英语语言的发展与延续离不开乔叟的故事、莎士比亚的戏剧、拜伦的诗歌、狄更斯的小说和许许多多的英语文学作品。英语专业学生,若不阅读大量的英美文学作品就称不上高素质的英语人才,即使英语说得再流利、语法再正确、语音语调再标准也是淡而无味,缺乏文学修养和幽默智慧的火花。在英美文学的作品里,有许许多多各式各样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富有乡土气息的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作家的语言风格的材料。学生广泛地阅读英美文学作品有助于提高学生对英语的兴趣和英语语言的运用能力。学生在大量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同时,不会再是乏而无味地背诵单词和句型,而是沉浸在文学语言环境,以不同场合不同语言给之的感触来进一步提高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和对作品的鉴赏能力,体验原汁原味、经典精邃的文学语言的魅力。 3.文学对学生的品德修养、心理素质、文化素质和交际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英美文学教学对于提高学生文化修养、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塑造人格、培养文化鉴赏和跨文化能力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英美文学学习中,学生可以不受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尽情翱翔于历史的海洋中,亲身感受英美人民文明的进程。例如,在乔叟的作品里,可以感受到中古英国的英雄气概、神权的至高无上;在莎士比亚的剧本和诗歌里,可以感受人文精神的萌芽、人权意识的觉醒、人对科学知识对艺术的追求与渴望;在斯威夫特和勃朗特的小说里,可以体验18至19世纪资产阶级文明的启蒙、发展和腐朽;在哈代的作品里,可以感知工业化进程中虚伪的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压抑、人类的无奈;在爱默生和梭罗的作品里,可以体会超验主义的唯美与理想;在海明威的作品里,可以看到美国民主的实质、人民的反战情绪……总之,学生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可以体察到人类对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为之而奋斗的艰苦历程,也会领略到历代战争和经济危机给英美人民带来的灾难,可以感受到世界人民对和平的企盼,对帝国主义的嫉恶,对人类命运的迷惘和关切。在这万花筒般的天地里,学生的价值观和思想将会得到纯净升华,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思辨将找到正确的航向,他们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将得到验证、巩固和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 二、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 英美文学教学在我国各高校的开展经历了许多坎坷的道路。1960年之前,英美文化在英语教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普遍认为要接触西方文化,就要学习英语,而学习英语大可通过阅读大量英美文学材料及作品来提高。对当时大多数学府高校来说,教学任务的优秀也随之放在了英美文学的课程上,特别是外语院校,对其英美文学的教学计划和课程都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同时也安排教师抽大量时间对学生进行课外辅导。到了1980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整个社会,乃至国际上的各种外语权威机构的外语理念进入我国外语教学界,人们开始认为英语只是用于交流的工具,能听会说就可以了,因此在此思想的指导下,英美文学首先受到了史无先例的冷落。这一点可以从1990年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中得到清晰的了解,英美文学课程被官方列为选修课,英美文学从此一直处于低谷境界。 那么,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是什么呢? 1.许多爱好者被迫放弃了文学的研究。 2.各种国内外教学与研究杂志登载的英美文学类的文章少之又少。 3.对各高校学生来说,四年的英语专业学习,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口语,但往往在涉外信息方面显得内容很匮乏、思维肤浅、底蕴很浅薄。 文学素质的下降必然导致外语素质的下降,这一思想对社会的影响终于在新版《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得到了新的答案,该新大纲重新把英美文学课程推到了必修课的位置,这就使得各高校从新把文学对社会、对人类不可或缺的影响有了彻底清晰的认识,英美文学重新有了生机、有了生命。 鉴于英美文学教学的历史和在当前外语课程设置中的地位,我们应当重新认识文学课,激活文学课,使文学课具有真正的实际作用。随着世贸的加入,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外语权威机构对英语教学在各高校的开展将给予更多的支持,坚信英美文学教学将在英语教学中体现其举足轻重的作用。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 摘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现状出发,针对英美文学课的学习意义、课堂教学内容和文学教师的素质三方面进行阐述,并提出课堂教学中应采用互动教学原理,从而提高英美文学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 关键词:英美文学 文学教师素质 互动原则 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教学大纲还分别在四级、六级和八级的考试中对文学的阅读提出了明确要求。文学课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但现阶段高校英语专业文学课程教学的现状却不容乐观。 一、英美文学教学的现状 1.教学内容分配不合理 目前使用的教材基本按照编年史的体例编排,从14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虽脉络清楚,有利于学生认识文学的源流关系,却存在时间跨度过长、厚古薄今的弊病。教师在安排教学内容时,大多侧重传统的经典作家,对当代作家很少问津。由于英语诗歌语言和现代英语语言有很大的区别,加上教师和学生的畏难心理,诗歌教学并未与小说、戏剧教学并重。此外,文学史与文选教学脱节,并没有将文选融入到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而是孤立地学习文学史或选读作品。 2.教学方法单一 绝大多数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注重教师的讲解, 对学生参与度要求不高。教师一味地单方面灌输,甚至照本宣读, 而学生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状态,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不能及时吸收、消化教学内容,从而不能将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真、善、美等价值观运用到实际生活中。这样就影响了教学目标的实现。 3.教师知识结构存在相对的不合理 目前,担任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师存在着专业局限性,比如专功文学专业的教师,对于语言学、翻译、哲学与历史等相关人文类学科的知识储备不足,没有将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发挥出来。文学是社会的镜子,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学作品中反映的所有问题,都与人文类学科相关。因此,英美文学课教师在相关人文知识领域的欠缺,导致英美文学课教学在深度、准确度与广度方面存在不足。 二、英美文学教学的几点建议 1.文学史应与文学作品选读并重 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学习英美文学存在着语言障碍。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写作风格迥异,语言特色更是千差万别。为了使学生准确地理解原著的内容,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将文学史和文学作品有机结合起来。 其一,联系历史背景来深刻理解作品。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是作家对社会境况的一种深沉反思。文学史教材一般按照时间顺序编写,不仅具有文学学科的特点,还具有历史学科的特点。只有把作品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才能理解作品的内涵和社会意义。以英国文学为例,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即文艺复兴时期、新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维多利亚时期和现代主义时期。其文学流派分别为人本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艺复兴时期,shakespeare塑造了portia、bassanio、 antonio、 hamlet等一系列人本主义代表;新古典主义时期,fielding刻画了tom jones等道德说教的典型形象;浪漫主义时期,byron塑造了don juan等byron式的英雄人物;维多利亚时期,dickens笔下的david copperfield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受害者,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罪恶;现代主义时期,lawrence塑造了paul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分裂的、扭曲了的人物性格。文学教师应该搜集相关的文学背景和历史背景资料,力求把最能说明问题的贴切而又生动的材料介绍给学生,并使学生在学习文学史的过程中了解一定的英美两国历史。 其二,导入文化语境,辅助文学史与作品教学。文化语境“三源泉”,即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圣经》故事和亚瑟王传奇故事,是贯穿整个英美文学的脉络。因此,阐明文化语境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纵观英美文学历史,像shakespeare、milton、melville、faulkner等作家的作品,大部分都有直接引用或间接借用这些文化语境源泉。文学教师本身应该熟悉并研读这些文化语境源泉故事,并向学生讲述这些故事,否则学生阅读文学作品时不能吃透原文的内涵,特别是作品中包含的文化内涵。例如,milton在《paradise lost》中直接引用了《圣经》故事:撒旦造反、伊甸园、偷食禁果等。如果没有文化语境知识,学生在阅读时很难跨越文化鸿沟。 其三,结合作家生平,把握作品的思想精神。分析文学作品,把握它的思想精神必须联系、考察作家的生平,尤其是他一生当中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事件和人物,以及他的创作思想。例如在学习d.h.lawrence的《sons and lovers》时,学生需要了解他的生平,父亲是一位粗俗的煤矿工人,母亲是一位有教养的教师,对婚姻不满,把自己的全部情感倾注到她的两个儿子身上——d.h.lawrence和他的哥哥。哥哥不幸夭折,母亲的爱全部给了d.h.lawrence。母亲的爱超过了母亲对儿子正常的爱,以至于d.h.lawrence不能与异性发展正常的关系。他后来与一位已婚女子结了婚,但他的一生都生活在母亲的阴影之中,可以说《sons and lovers》是他的生平写照。 2.采取互动教学法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所谓的“百科全书”,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权威。学生往往具有较高程度的焦虑感和被动感。在教学中,师生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是表现在教师与学生共同解决语言认知方面的问题,而且也表现在包括师生情感、人格在内的精神整体互动的过程中。教师应相信学生具有主观能动性,具有学习的潜力和能力。这对于学生增强自信心、消除焦虑感、解决被动学习尤为重要。英美文学对学生来说是陌生的,学习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学生不免会产生畏惧感和枯燥感。教师应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查找相关资料,要求他们根据自己所查找的资料和信息进行陈述和发表意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思维的创造性。教师可为学生提供思路,或对学生的陈述进行评论,使学生认识到自己思维的独特之处和欠缺之处。另外,研究表明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可显著提升学习效果。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学生之间相互合作的教学模式,即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负责查询某一作家或某一文学时期的相关资料。学生在课堂上,将所掌握信息讲述出来,并加以自己的评价。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之间相互合作可解决语言问题并进行思想沟通。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友好合作精神。在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不同的学生之间具有信息差。不同的学生会对某一作家或作品从不同的视角来认识和评价。教师要认识到这种差异,做到“有教无类、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虽然一个人的视野是有限的,但学生通过相互交流,可以丰富和拓宽自己的视野。 3.教师完善知识结构 作为一名高校英美文学教师,首先不仅要熟悉英美两国文学,还要了解和精通中国文学及熟悉其他国别的文学,以便在教学中做到游刃有余,满足学生学习文学专业知识的需求;其次,除文学专业知识外,教师应具有渊博的人文学科知识,要做到精通一门、熟悉几门、涉猎多门。对人文学科中的历史、哲学、心理学等与文学紧密相关的学科具有广博的知识;再次,教师须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方法,具有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能力,并且熟悉现代多媒体等各种先进的教学手段。在教学过程中,教授学生如何查阅文献,并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独立学习的能力;最后,英美文学教师须掌握丰富的本国文化知识,使学生了解英美文学史和作品的同时,提高对本国文化的热爱。努力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并能进行中西对比,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认识中西文化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 三、结论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兴趣,提升学生的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英美文学教学需要改革,其中教学过程的改革尤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实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文学史与文选的互动,才能使整个教学系统顺利地运行,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一、英美文学教学的重要性 (一)丰富学生的跨文化知识 文学本身属于文化的范畴,它包含了文化的各种特征和因素。西方文学深深的扎根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之中,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学课堂作为一种教学手段,通过对作品内容的分析,在学生获得文学知识、提高文学鉴赏力的同时,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历史发展和哲学思想等。一个学生如果意识不到所学语言国家文化因素在前其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的话,那么该生对该国语言的学习将无论如何大达不到精通的地步。因此,英语教学过程中强调语言学习与文化学习并用,并将文学作品作为综合而集中地体现和传递文化的最好媒介,使学生在欣赏文学作品,获得跨文化知识的同时又反过来深化语言的学习。 (二)英美文学的学习有助于学生了解西方习俗,加强文化交流 语言的根本目的在于交流。英美作品中包含着西方文化礼仪和思维方式,这为学生了解西方提供了大量鲜活的实例,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便可渐渐学习到西方的风俗和交际习惯,学会如何与西方人士相处,如何理解英美人士的幽默,甚至如何与他们很好地交流沟通。 (三)文学对学生的品德修养、心理素质、文化素质和交际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英美文学教学对于提高学生文化修养、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塑造人格、培养文化鉴赏和跨文化能力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英美文学学习中,学生可以不受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尽情翱翔于历史的海洋中,亲身感受英美人民文明的进程。学生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可以体察到人类对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为之而奋斗的艰苦历程,也会领略到历代战争和经济危机给英美人民带来的灾难,可以感受到世界人民对和平的企盼,对帝国主义的嫉恶,对人类命运的迷惘和关切。在这万花筒般的天地里,学生的价值观和思想将会得到纯净升华,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思辨将找到正确的航向,他们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将得到验证、巩固和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 二、英美文学课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一)内容多与课时少的矛盾 英美文学课涉及范围广, 时间跨度长, 包括英美两国的众多作家和作品, 可课时却有限。英美文学课教学内容比较多, 既包括文学史, 又包括作品欣赏, 因而与课时少的矛盾比较突出。许多教师在处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时, 往往是面面俱到, 对教学内容详略主次不能作到科学的把握合理的取舍。 (二)教学内容与方法的陈旧 教学方法陈旧、单一,大多数的教师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即那种注人式、满堂灌的四段论教学方法或视文学课为泛读课教学方法; 不用或很少采用现代教学手段。学生主体地位被忽略,教师主体性危机也在不断的加剧,英美文学课堂改革的步伐极其的缓慢。崇高的社会理想让位给个人理想, 而个人理想又表现为趋于实利的内涵这一现实使大多数学生对文学课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更无法意识到文学课在其语言学习、语言沟通能力的培养和文化素养的提高等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此外,学习方法不当,自主能力不强,依赖心理严重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 (三)国内教育考核制度的限制 “根据调查,目前超过50%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闭卷考试的形式。”一方面倡导开放性、对话性这一互动的教学模式,另一方面却紧扣课本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来考察学生的文学鉴赏力。在高分的“威逼利诱”下,学生在课堂上一味地一字不差地记笔记,参与课堂活动的意识会被渐渐瓦解,他们也由积极地吸收知识变为消极地接受知识,更谈不上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和文学鉴赏力。因此,考核制度不改革,英美文学课堂教学的改革就会毫无前途。 三、英美文学教学中的相应解决措施 可以创建多元化的评价体系,用来促进教学作为主要的目标,由老师运用多种手段参与其中,对学生的各种能力、血虚过程以及结果惊醒多样化的评价活动,称之为多元化评价,在进行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4+1的评价体系,学生的考勤情况、课外作业、在课堂上的表现以及论文跟考试结果,各自按照一定的比例算到学生的总成绩中。让学生打好文学基础,培养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因此就要让学生明确美国文学跟英国的文学有着必然的联系,让学生掌握一定程度的英国文学知识是学习美国文学的必要前提条件,学习英美文学要求学生要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能力,特别是高阶的英语阅读方面的理解能力。通过对英美文学的学习,不仅能够进一步的促进学生的英语语感,还能够提高语言方面的基本功跟人文素质的提高。在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下,主要是以学生作为主体,老师作为主导者,教学任务为中心,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以及要求跟目的,对学生采用讲解跟启发探讨的等多种方式进行课堂教学,并引导学生在课外充分的利用图书馆以及互联网、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探究的习惯能力。根据教学内容跟任务,合理的运用计算机等信息教学设备,向学生播放英文诗歌录音、播放幻灯片以及文字等,进行灵活有效以及多样化形式的课堂教学,同时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不断的扩充学生文学自主学生的资源。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基于计算机网络的高职高专英语专业研究性英美文学教学模式探究 基于计算机网络的高职高专英语专业研究性英美文学教学模式探究 高职高专是面向市场、与社会需求接轨的教育,以“实际、实用、实践、实训、实效”为特征的人才培养模式被越来越多的高职高专所采用。高职高专英语专业应秉承强化实践、突出实训、注重实效的教育理念,在注重英语听、说、读、写技能训练的同时,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的开放优势,克服教学时间不足及传统灌输型教学模式的弊端,实施英美文学研究性教学,以提高学生人文素质,优化学生知识结构,把学生培养成复合型、应用型的英语专业人才。 一、以计算机网络促进英美文学研究性教学中的文史结合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无论是介绍文学基本知识还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独立分析,都需要涉及作者的社会背景、生活经历、创作历史,探讨其对作品创作的必然影响。如果按照传统模式由教师照本宣科地讲述,不仅教学氛围沉闷,还容易引发学生的心理疲劳,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以计算机网络为媒介的学生研究性学习,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矛盾,为实现英美文学教学中的文史结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比如:对丹尼尔·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教师就应该先引导学生自主在网络世界探寻作者的生平。包括:作者不屑守成,倾心开拓,三番五次的抛开小康家庭,出海闯天下的生活经历,作者的作品对当时追求冒险,倡导个人奋斗的社会风气的促进作用,以及作者在英国乃至欧洲小说史中的地位等。在学生从宏观上了解和把握文学经纬,理清了文学史线索,获得相关历史时期整体文学发展观念和整体态势后,再通过细读的方法展开文史结合的文学精品赏析,就能够更加透彻地理解作品,扎实学生文学鉴赏、审美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根基。 二、以计算机网络促进英美文学研究性教学中的文论结合 要深化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欣赏,仅仅阅读作品是不够的,还需要阅读一定量的相关文学评论,了解包括培根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意识流、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等哲学理论和心理学观点。要获取这些理论,我们有必要引导学生借助计算机网络,拓展信息渠道,通过师生间、同学间的研究和探讨,形成比较完善的基本文学理论体系,进而应用到英美文学作品的阅读分析中。比如:在阅读欣赏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时,由于学生在计算机网络中了解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并能够以此领悟作家所受到的影响和作品中的心理问题描述,从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角度明确作品对人物性格、角色冲突、社会矛盾的深刻揭示,进而更深层次的理解作品内涵,避免了流于肤浅的简单文本分析 三、以计算机网络促进英美文学研究性教学中的讲读结合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明确指出:“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英美文学课堂教学时间有限,应用传统的教师主讲学生记笔记的方法显然难以解决文学作品浩如烟海而文学课课时偏少的矛盾。教师应指定一定的必读书目,组织学生应用计算机网络自主进行课外阅读,在学生广泛阅读并了解文学史料和创作背景的基础上,通过有针对性的老师讲解,学生小组讲评等多种形式,把英美文学作品的讲读融为一体,让学生运用文学、哲学和美学基本常识及文学批评理论,独立总结文学阅读、欣赏和分析的各方面技巧,以论文联盟互相交流、互相促进的合作探究深化阅读实践。 四、以计算机网络促进英美文学研究性教学中的中英结合 文学是民族文化的体现,不同的文化背景塑造了不同的文学奇葩。利用计算机网络在英美文学研究性教学中展开中外文学对比,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度,客观地评价中外文学所具有的价值特点。比如: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网络,以切换、并格、关键词提取等方式把中英文学结合起来,直观对比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和同时代的中国作家曹雪芹的《红楼梦》。以两部作品对东西两个截然不同社会各自进行的全景式、史诗般地刻画,感悟亨利·菲尔丁和曹雪芹两人的作品在人物塑造和反映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的异曲同工之妙。从而实现英美文学课程以提高学生文学修养为出发点的根本目的。 无论是学生求职就业,还是未来的职业发展,高职高专英语专业英美文学修养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基于计算机网络的高职高专英语专业研究性英美文学教学模式,让学生在网络提供的无以计数的书面资料、音像影像资料中自主探究,以耳目一新的多媒体授课方式提高学生的兴趣,是进一步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和综合人文素质的有效途径。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有效开展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探析 有效开展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探析 随着高校教育越来越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近年来,高校文学课程比例不断增大。无论对于理科生还是文科生来说,学习文学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己的修养;另一方面能够从繁重的专业课学习中获得休息,关注人文,热爱生活。高校英语专业的学生应该更加注重对英美文学的学习。根据教育部在2000年最新修订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规定:“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语言文学原著的能力,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了解。”众所周知,要想把一门外语学通、学精,了解和学习这个国家的风情与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通过学习英美文学课程,学生可以从多种多样的文学文本透视生动的英美国家文化,观察英语国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缩小英语学习者和英语这门外语的距离和代沟。此外,在阅读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学到最为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逐渐改掉在中国英语课堂上养成的以语法正确为最终目的、对某特定含义的表达方式单一等不良的英语使用习惯。 为高校英语专业的学生开设英美文学课程是很有必要的。然而,笔者通过一个完整学年的英美文学授课以及与学生进行直接沟通后发现,英美文学课程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教学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很多学生认为自己将来不会继续从事英美文学方面的研究,没必要读这么多文学方面的书籍,不如去学翻译或商务英语更为实用。有少部分学生对文学有兴趣,想在本科毕业后考取英美文学方向的研究生,但他们也只关心某位名作家的生平、某部经典作品的中心思想,认为能够应付考试就行。究其深层原因,学生无法对课程产生真正的兴趣应该归咎于当前英美文学课程不太完善的教学模式。教授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都会按照先英国后美国的顺序,根据时间推移,逐一讲解不同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由于需要介绍的作家作品太多,很难突出重点,也没有时间引导学生做深入的文学赏析。学生只能一个个记忆作家作品,没有透彻的理解,自然无法产生兴趣。及时转变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建立有效的教授模式,是当前教授此课程教师的当务之急。笔者作为这一课程的授课教师,对具体的改进方法有如下思考。 一、采用以自主讲解为主、教材为辅的授课方式 当前,各个高校英语专业的英美文学教材并不统一,大部分使用的是吴伟仁主编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和《美国文学史及选读》,或李公昭主编的《英国文学选读》和《美国文学选读》。前者为全英文教材,后者除选读部分外全部用中文讲解;前者选段较多,后者讲解较详细。以笔者的经验,在授课过程中,无论用何种教材,基本都不可能严格按照教材的编排按部就班地讲下去,总会遭遇到时间不够、选文过长或分析不足等问题,所以很多教师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讲完全书,只能对很多文学知识做“浮光掠影”式的介绍,采用“作者生平介绍—主要作品—领读选段”单一的方式匆匆结束课程。另外,完全按照教材的编排讲课很难兼顾“文学史”和“文学选读”两方面的授课内容,往往是先介绍“文学史”,再进行“文学选读”,容易忽略向学生讲解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文学史”和“文学选读”是不能分开的。“文学史”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文学发展的清晰脉络,理解文本出现的特定历史环境;“文学选读”可以验证和巩固“文学史”的发展,把学生对文学的理解变得活跃和真实。基于这种现状,几乎没有教材能够让教师完全参考其编排来讲解文学课程。 笔者认为,在文学课程授课中,教师不妨脱离开教材,以教师对英美文学各个时期特点的理解,整理出清晰的脉络,向学生有目的、有层次、有重点地介绍文学知识。必要的时候,可以放弃“平均分配”的讲解,着重强调文学成就更高、产生影响更大的文学时期,带领学生进行文本细读,而对时间间隔较远、文学成就不突出的时期只作简要介绍,选文略讲或者不讲。另外,英美文学课程的安排往往是一学期英国文学,一学期美国文学,分别为32课时。但在实际教学中,由于英国文学起始较早,积淀更加深厚,从中古时期一直讲到现代时期需要花费比美国文学更多的时间(美国文学基本从浪漫时期讲起),所以不必拘泥于时间的限制,在英国文学上逗留的时间长一些,才能保证学生对英国和美国文学的学习尽量全面。自主讲解也可以精简授课内容,有取有舍,重点突出。 二、设计艺术的文学课堂 英语专业的学生或多或少都读过译文版的英美文学小说,但要把英美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的时候,只读过几首诗歌或者几本小说就远远不够了。教师的任务就是要把文学知识用系统化和深刻化的方式讲授出来。但庞杂且枯燥的文学时代的划分以及文本的含义往往令学生感到僵化和难以记忆,渐渐失去兴趣,于是设计艺术的文学课堂就显得尤为重要。文学课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1.打破一个教师“一讲到底”的模式。本科阶段英美文学课程一般开设在第三学年,由一名教师把课程从头讲到尾。由于授课任务量很大,教师难免会顾此失彼、难以深入,在上课前仅仅将基础知识整理准备好就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让教师无暇设计课堂的互动环节,如此一来,文学课堂就必定显得单调。所以,像英美文学这样提高性的课程完全可以打破单一教师的授课模式,让多名在文学方向有研究的教师分担这一学年的课程。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与特长,分别负责讲解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文学特点,既可以保证教师备课的充分和讲解的深度,也能让学生保持新鲜感。如果受到师资力量的限制,可以采用两名教师同时授课的方式,一人负责一个版块。如一名教师介绍某一特定文学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另一名教师负责介绍该时期文学作品的特点,这样能够让教师的思维更流畅,讲解更全面。如果时间富足,可以共同组织学生在课堂上现场进行讨论、戏剧表演、诗歌朗诵、小说片段重现等活动,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2.加大“文学选读”的分量。正如在上文提到的,英美文学课程是“文学史”和“文学选读”的结合。但这两方面却不可能完全对等。传统的教学模式重“史”轻“选读”,教师侧重于对文学发展历史的介绍,只留下极少的时间带领学生浏览文本。学生只能从教师的讲解中记忆文学和文本的特点,没有时间在具体的文本中求得证实,所以笔者提倡相反的重“文本”轻“史”的方式。根据现在教材的编排方式,文学史的知识完全可以通过让学生提前阅读教材,自主提炼某一特定时期文学作品所具备的共同特点,但让学生自己阅读具体文本是相当有难度的。如果教师能在课堂上加大引导学生进行“文本选读”的分量,扫除学生在理解文本语句上的困难,并通过分析具体的人物形象,欣赏独特的表达方式,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自然地加入文学术语的讲解,将对学生的学有裨益。如要介绍诗歌的格律,可以通过阅读莎士比亚著名的十四行诗让学生明白什么是“抑扬格”,再通过阅读布莱克的诗作《老虎》给学生介绍“扬抑格”,然后经过对这两首诗所表达内容的分析,向学生讲明这两种诗歌格律运用的范围和在表达不同含义时所发生的作用。 在给本科生讲授英美文学课程时,适当地引入简单的文学批评理论也能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深刻地理解文本。如鼓励学生用女权主义批评来阅读《简·爱》,让学生除了理解简·爱这个女性是如何独立外,也能看到女性角色在社会中是如何被压抑的,而简·爱这个勇敢的女性形象又是如何反抗和颠覆了传统的意识形态,这也是《简·爱》这部小说备受赞誉的原因。再如,可以用自然主义宿命论的观点来思考德莱赛的名作《嘉莉妹妹》中嘉莉的悲剧命运。当然,这一切都要在“文本选读”中完成。通过加大“文本选读”的分量,可以让学生透过文本看到活生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帮助他们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每个文学时期的特点,有益于扩大词汇量、提高阅读速度。 3.适当加入比较文学的学习方法。文学现象多种多样,互文现象时而有之。比较文学是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学生对某一个文本的记忆可能很单薄,但通过与另外一个文本的对比学习就会加深印象。笔者在讲解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序言)时,曾把长文本的第一个诗行“当四月的甘霖渗透了三月枯竭的根须”和英国现代派诗人代表——艾略特的长诗《荒原》的第一句“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进行对比,通过这种互文现象,让学生明白,同样是“四月”的景象,在不同时代不同文本中却表达了不同的含义,为各自的文本奠定了不同的基调,帮助学生分辨不同时期各自的文学倾向。 学生可能对英美文学文本很陌生,但却对中国文学相对熟悉,因而可以通过比较文学的学习方法将英美文学与中国文学对映比较,加深学生对文本的印象。如英国新古典文学末期的小说家亨利·菲尔丁的代表作《弃儿汤姆·琼斯》因其小说里人物众多且栩栩如生,被誉为英国版的《红楼梦》;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诗歌《一朵红红的玫瑰》里的诗句也与中国传统民歌《上邪》中的诗句相吻合。通过这种对比,能够拉近学生和陌生文本之间的距离,提高学习效率。 三、大力推行多媒体教学 要想使英美文学课堂变得有声有色,没有多媒体设备的帮忙很难达到最好的效果。使用多媒体课件首先就会为教师节省板书,将更多的课堂时间投入到讲解和与学生互动中。其次,由于英美文学中不少优秀的作品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在课堂上播放电影或电影片段,有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留下更为生动的印象。笔者曾在讲解庞德的印象派诗歌《在地铁站》时,发现学生很难通过枯燥的概念来理解什么是“印象派”,通过多媒体设备向学生展示了梵高、莫奈等著名画家的印象派画作,能够更直观地传达印象派的特点,那就是“捕捉和记录一瞬间的印象,使一瞬间成为永恒”“ 艺术家将焦点转移到纯粹的视觉感受形式上,作品内容和主题变得不再重要”。学生通过画作明白这一特点之后再重读这首诗,很容易就明白诗人是如何用一些简单的意象来表达他在地铁站中一刹那的感受。 四、结语 在越来越重视素质教育的今天,为高校英语专业的学生开设英美文学课程的必要性自不必说,那么,如何有效地开展英美文学课程是教师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要想让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程产生兴趣,教师要将课设计得生动有趣,带领和引导学生遨游在文学浩瀚的海洋里,让文学在学生的素质培养中发挥最大的效力。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对独立学院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现状的思考 对独立学院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现状的思考 一、引言 独立学院,是指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也是民办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英语专业则是独立学院必不可少的专业之一,因其独特的办学模式,独立学院在英语专业的培养计划及课程设置上,有着自身的特色。按照《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规定,英美文学课程为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然而,许多独立院校虽然遵守《大纲》的规定,却并未真正重视英语专业的英美文学课程,造成了现在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在独立学院的英语专业培养中的尴尬处境。 二、当前独立学院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存在的问题 1. 课程设置欠合理 “2002年,程爱民教授的课题组对全国五十多所高校进行英美文学教学状况的调查,发现在课程设置方面出现随意性大、选修课少、课程单一、课时偏少等问题”。而独立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同样也存在以上问题,从许多独立学院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上不难发现,当前许多独立学院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几乎呈现出“一边倒”的现象,即“重实践而轻理论”的现象。可以看到,一些独立学院英语专业的重点课程大部分都是以培养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为主的实践课程,而像“语言学”“英美文学”等理论课程所占的课程及课时比重相对这些实践课程来说少了许多,造成了理论课程,尤其是英美文学课程在独立学院英语专业课程中的尴尬境地。此外,独立学院对于英美文学课程的设置和安排也缺乏合理性,一些独立学院由于并不重视英美文学这一课程,所以在开设英美文学课程时,仅仅在“文学史”及“文学作品选读”两者之间择其一开设,这就使得独立学院的英美文学教育呈现出单一的纯文学史教学或纯作品选读教学的模式。 2. 师资缺乏及教师知识结构单一 当前独立学院英语专业的英美文学教师队伍存在两个显著的问题:(1)师资缺乏,独立学院英语专业的师资来源主要是各大高校的硕士毕业生,对英美文学教师的要求则是:在研究生期间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方向,当前虽然攻读英语的研究生的人数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选择英美文学作为研究生攻读方向的人数仍然较少,而这当中的其中一部分人在择业时则优先选择公立院校,这就使得独立学院不得不面临英美文学教师师资缺乏的状况。(2)教师知识结构较为单一及综合素质欠缺,许多独立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师虽然有丰富的文学知识,但是欠缺在语言学、教学法等其他方面的知识,尤其是一些毕业于非师范类院校的教师,他们虽然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及较高的科研水平,但却没有系统的进行教学法的学习,因此在他们进行英美文学课程的授课时,往往采用较为单一的“一言堂”和“填鸭式”式教学,不利于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3. 学生基础薄弱及知识面狭窄 独立学院按照三本的分数线进行招生和录取,因此独立学院的学生的基础相对薄弱,尤其是英语专业的学生,相对于公办的一本、二本院校的学生,他们的词汇量及阅读能力都相对薄弱,这就造成了独立学院英语专业的学生在阅读英美文学原著时会遇到语言理解方面的困难,此外,独立学院英语专业的学生知识面较为狭窄,欠缺对西方文化及基本的文学知识的了解,文学分析能力较弱,使得独立学院在开展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时,学生的积极性不高,学习效果不明显。 三、对独立学院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的思考 1. 优化课程设置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规定英美文学的教学目标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因此,独立学院在对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进行设置时,不应片面地选择“文学史”或“文学作品选读”,此外,根据独立学院英语专业学生的自身特点,结合大纲要求,可适当开设一些文学理论及专项文学欣赏的选修课,如英美诗歌欣赏,英美短篇小说欣赏等。优化课程设置可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文学的兴趣及积极性,也有利于帮助独立学院英语专业学生掌握分析文学作品的方法,提高他们阅读、分析、理解文学作品的能力。 2. 教学时应文史并重 在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中,由于课时的限制及顺应英语专业八级考试的需要,教师往往偏重于文学史的教学,而忽略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解读,就独立学院的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而言,这一现象尤为严重,原因有二:(1)课程设置及教材内容的文史分离,如上文所说,一些独立学院在英美文学课程的设置上,通常是“文学史”与“文学作品选读”二者择其一的单一课程,即便是有些独立学院兼顾两者,“文学史”与“文学作品选读”也是分属两个不同学期的两门课程,这就造成了教师在进行文学课程教学时被迫“文史分离”的现象,此外,当今大部分的高校英美文学教材存在“文史分离”的现象。英美文学教材被分为“文学史”教材与“文学作品选读”教材两类,许多“文学史”教材单纯的罗列作家生平、时代背景、文学流派等等,偶有涉及作家作品,也仅仅是简单的介绍作品梗概,而“文学作品选读”教材则为选取一些英美文学作品中的经典片段进行简单的解读,即便有些教材同时包含了文学史的知识及文学作品选读,但在内容设置上,文史仍分属两个模块,导致了英美文学教学中的文史分离现象。(2)学生“重史轻文”的心态,独立学院的学生在学习动力及自控能力方面相对薄弱,许多独立学院的学生都是抱着“是否与考试有关”“对于以后的生活及工作是否有用”等心态来决定学习兴趣及选择学习内容的,而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文学课“最有用”的知识便是英语专业八级考试人文知识部分考到的“文学史”知识,因此,学生在学习英美文学时,更偏重于对文学史知识的死记硬背,而忽略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解读,进而间接影响到了教师的教学,部分教师为了迎合学生及考试的需要,将教学重点放在了文学史知识的介绍上。因此,独立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文史并重,将文学史及文学作品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一,结合作家人生经历及所处时代背景解读作品。任何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是作家人生阅历的积淀及其所处时代的反映。许多作家的作品或是来源于自身的经历,或是反映其所处时代的特点,如查尔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小说主人公大卫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作者几乎全都体验过,书中的不少人物都可以在作者的生活中找到原型,”而他的《匹克威克外传》则“成功地揭示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的社会、道德、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因此,在教师进行英美文学教学时,应结合作家的人生经历及所处时代背景,帮助学生更好的把握作品的时代特征、内涵及社会意义。 第二,结合作家所属的文学流派及创作特色解读作品。一部文学作品其实是一位作家,乃至一个文学流派其创作特色的鲜明体现,而英美文学史上出现过诸多文学流派,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这些流派都有着自身鲜明的写作特色和创作主题。英国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强调大自然与心灵的交融,着力表现自然景色对内心世界的感染与影响,并借此抒发个人对大自然复杂的精神感受,将大自然视作“美”、“生命”和“理想境界”的象征,而著名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歌鲜明地体现了浪漫主义的这些特征,比如在其《丁登寺杂咏》中,“诗人不仅将大自然看作灵感与想象的重要源泉,而且也将其视为一个美好与理想的世界”。由此可见,结合作家所属文学流派的创作特色进行文学作品的教学,能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作品的创作手法及艺术特色。 第三,结合作家的政治观点解读作品。英美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往往有着自己鲜明的政治观点,而他们表达自己政治观点及政治倾向的工具,就是他们的文学作品,因此许多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将自己的政治观点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如18世纪英国著名的小说家乔纳森?斯威夫特就“怀着对暴政的满腔仇恨,对受剥削、受奴役者的诚挚同情,拿起散文、讽刺小说两件武器猛烈地抨击英国王朝的腐败、昏暗、罪恶”⑥(侯,1999:275),而其小说《格列佛游记》,正是斯威夫特激进的政治观点的鲜明写照。因此,在教学时结合作家的政治观点解读作品,可以使得学生更好的把握作品的时代意义,避免对作品主题的误读。 四、结语 传统的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已无法满足《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对于英美文学课程的要求,而独立学院“文史分离”及“重史轻文”的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的弊端日益显露,因此,独立学院英语专业的英美文学教学需要改革,在教学中,只有将文学史及文学作品解读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培养学生阅读、欣赏及理解文学作品的能力,提高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民族院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改革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对策研究 民族院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改革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对策研究 人文素质是指人们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综合品质或达到的发展程度。人文素质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具备人文知识,理解人文思想,掌握人文方法,遵循人文精神。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既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容,亦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内容。高雅的人文修养可使学生自觉关怀他人、关怀社会、关怀人类、关怀自然的意义和价值,逐步具备健全美好的人格,为构建和谐的社会而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民族院校在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其根本任务在于培养多民族高层次人才,人才培养质量是民族院校的生命线,而人文素质是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部分。英美文学课程作为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的必修课,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方面起着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民族院校中对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可以从多方面进行,作者拟从下面几方面来进行讨论。 一、加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 民族高校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要求教师不仅具备扎实的文学功底和宽广的知识面、较高的课堂驾驭能力,而职业道德修养则是精心培育学生的思想道德保证。老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大学中对学生影响最大的人。教室里在学校既是教书的老师,也应是育人的导师;既要向学生传授知识,用人类创造的科学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又要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1)不可忽视的是当今国内外社会环境的变化给中国的道德教育带来较大冲击,民族高校也不列外。学校教育偏重教育的功利性,而忽略教育的育人功能,更多地在关注学校的学习,如大学英语专业英语和计算机的过级率、考研录取率、毕业工作时的就业率。除此之外,对于社会市场经济急速发展中出现的物质上的诱惑,会使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的教师缺乏抵制诱惑的定力,会放松自己的教书育人的工作,误人子弟,甚至会为了更高的经济利益而都导致人才流失。作为在民族地区的高校中的英语文学教师,身份和要求是多样化的,加强职业道德修养的建设是最基本的要求。 二、恰当选择英文原声电影教学 教师在选择原声电影教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要选择跟课堂所选内容紧密相关的,最好是根据原著改编且改动不大的电影,让学生在没有时间没有条件读完整本原著的时候,可以在短时间内对作品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因为是原文字幕与声音,要求学生在课前有所准备,教师也可负责讲解关键词或者生僻词,提高接收效率。但是有的作品历经数载,会在电影中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最大不同便是结局。1995年罗兰约菲执导的电影版《红字》就是一例。这部拍摄于二十世纪末期的影片的最后,白兰与牧师带着他们的“私生女”珠儿沐浴在明媚的阳光里共享天伦之乐。电影奏出了时代的心声,“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的人性对神性的胜利……传统守旧的思想意识形态将被视自由为至上的美国人民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生和幸福积极自由的追求”(甘文平2001,22)。在欣赏学习的过程中把握时代的脉搏,与时俱进。 (二)把握好观看电影的频率。一般来说按照课程和教学计划,一学期之内只能在两个到四个学时之间,这个时间远远不够。所以笔者建议对要对英美文学的课程教学要有一个长远的目标,比如利用外语专业某个学生社团的一个部门,每周或定期在固定的地方播放根据原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对象为四个年级的所有学生,尤其是还在基础阶段的一二年级的学生,让他们提前对英美文学除了在阅读之外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为高年级学习相关课程做好知识上的心理上的准备,达到更好的效果。 三、鼓励学生参与体验实践 鼓励学生参与体验实践,如诗歌朗诵、话剧表演(片段)等。参与实践特别是通过表演的方式进行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诗歌朗诵是重要的一个内容。通过朗诵、体会、感觉、更能准确地把握作者创作的情感及态度。除了通过播放相关的声像资料让学生学习模仿外,让学生自己实践,给他们机会、场所、时间来他们有一个真正学习、体会的环境,让他们在浓浓的人文氛围中学习,体验。如果是戏剧的学习,舞台表演是很好的一种手段。因为场地时间诸多因素的限制,这样的活动在目前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计划中是没有可能的,所以只能是对某个作品的片段在教室里进行小范围的表演,加深学生的印象,如美国戏剧家亚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让学生细读台词,模拟表演,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利欲熏心最终走向绝路,体会到美国社会中的小人物的悲哀。把这样的实践变成一种长期稳定的活动需要多方面配合,从长远的眼光看,是值得的。 四、制定阅读及记录计划 选取其中的一些主要流派的代表作让学生做读书笔记,不仅能提高阅读书本、文章的效率,而且能提高科学研究和写作能力。所以笔者的建议是从低年级开始,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或专业带头人可以带动学生,鼓励他们制定计划多阅读,并做相应的读书报告,可以一定程度上强制性地执行。这不仅仅对于高年级开设的相关英美文学课程的学习有直接的好处,而且在词汇量的累计、写作的提高、视野的开阔上面有着水到渠成的功效,而这一切可直接地丰富学生的文化素质人文素质的内涵。 五、丰富课堂教学手段 (一)介绍相关时代背景 如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作品大多都是海上题材,他的代表作品《白鲸》小说描写了亚哈船长为了追逐并杀死白鲸莫比·迪克的经历,最终与白鲸同归于尽的故事。对于美国捕鲸历史尤其是当时的19世纪中期黄金时期的可以略微多点补充,也可以加上鲸的种类,用途等相关知识的介绍。学生的兴趣多样化,不可能坐在教室里上文学课的学生都喜欢文学,所以在背景补充上面可以做文章,或多或少对于提起他们的兴趣是有好处的的。又比如对于海明威,大部分学生在大三上英美文学专业课之前都较熟悉他的主要长篇小说,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在介绍这个传奇人物的时候,如果加上二战时期海明威来中国重庆的经历的介绍,因重庆与恩施相隔甚近,中国之行恍如昨日,学生接受更加立体全面,对这个对当时的中美关系和后来两国的文化交往有一定影响的作家有更深的了解。通过学习文学作品,扩大知识面,增加政治、历史、文化等多方面丰富的内容。 (二)尝试比较中外作家或作品 学生对于中国的不同时期的一些主要作家大致都还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在学习英美文学的时候,可以尝试把作品来做一做比较。如美国文学之父欧文的短篇《瑞普·凡·温克尔》(也译《李伯大梦》)中主人公山中喝了几口酒一睡就是二十年的情节,就与中国南朝梁代文学家任?P(460~508)《述异记》中的《王质遇仙》相似。另外日本民间故事中有关浦岛太郎的故事里也有这样的情节论文联盟。再如学习乡土特色主义作家马克·吐温的时候,以湖北民院学生对象来说,就可以选取一两部恩施本土作家的作品来比较,从语言上来体验本土作者在作品中浓浓的乡土特色,缩短名著与学生的时空距离。 (三)增添多种加深文学学习的手段 对于理解文学作品,不通过阅读难以实现。文学史的课程要求学生大量阅读美国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作家的代表作品,使他们能够将文学作品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正确把握各个作家的创作思想、主题、题材和风格,领会文学作品中深刻的社会意义及强大的感染力。对于某一文学流派、现象或运动,不读其作品难以全面理解,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也无法做到更深入的了解,抓其优秀意义显得尤为重要。在枯燥的纯文学的学习中,以其他的文化形式来侧面了解,也是一种重要的手段,能够增添知识性和趣味性。如讲述二十世纪英美文坛中的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诗歌领域里面的诸如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可以通过其他领域如绘画、建筑、音乐、电影、服装等作品以图片的形式直观地展示给学生,他们体会到共同特点 (四)适时辅之以正确的思想引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文学作品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其在当时当地的影响及价值,并不总同于其在当今时局当今社会的影响及价值。在理解作者解读欣赏作品时,可以从不同时空背景来做分析。如美国自然主义流派中的德莱塞的名作《嘉莉妹妹》,该作品在一定历史背景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繁荣外衣掩盖下的生存斗争,对美国贫富对立的社会作了深刻的描写。从方法论上看,这种传统历史传记式解读方式,将作家的作品和社会、生活等同起来,也许并不完整全面,我们还应注意作品的独立性以及它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自然主义作家德莱塞的笔下,嘉莉妹妹这一角色带有明显的跟道德无关的的因素,她利用自己的优势无视社会道德却取得了成功,也没有任何必然的代价与惩罚。与在中国当今的社会现实中极少数年轻女性有着相似之处,年轻貌美天真单纯却贪图享受而自甘堕落,破坏别人家庭,最后锦衣玉食而没有受到任何惩罚。道德与积极健康的思想导向在这里应由教师提出并强化,强调嘉莉妹妹的最后不可避免的陷入灵魂空虚的后果。 六、结语 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是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民族高校培养全面高素质大学生面临的重要任务,以上是笔者就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改革总结出来的一些具体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师资队伍建设放在首位,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中心来实施教学改革,才能达到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的目的。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出路 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出路 英美文学课教学在传统的英语专业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英语专业重要的必修课程。据相关调查,早在1953年我国高校开始设立英美文学课,在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高校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的专业必修课,2000年新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把英美文学课重新确立为必修课,提出“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开阔思维,拓宽知识结构。通过阅读和分析一定数量的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冲击,急于培养实用型外语人才的思想在很多高校占据了主导地位。“实用英语” 理念泛滥,文学课课时逐渐被实用性强的课程,诸如商务英语、外贸英语、文秘英语等取代,许多学生还对其冠以“不实用”的称号。针对这一现象,作为一线教师应当深思,如何在当今的形势下,实施文学课的教学。本文针对目前教学现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调整和改革的策略。 一、英美文学的教学困境 (一)课程设置不够合理,课时数量相对不足 省内同类院校英美文学课程设置在教学计划中已被“边缘化”,外语院系一般都在本科三年级开设英美文学课,学习时间从半年至两年时间不等,每周开设两节课的学校很多,尤其是非重点高师院校的外语院系;而另一些院校将英美文学课程设为可有可无的选修课。显而易见,在有限的课时里欣赏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就变成“蜻蜓点水”式的解读,忽略了文本内涵的挖掘。a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陈旧 英美文学课因为课时紧、任务重,为了让学生在短时间内多掌握文学知识,教师往往采用满堂灌的方法。从历史背景、作者生平、写作风格、艺术特色、人物性格等等,教师讲得累,学生为了跟上老师的思路也手忙脚乱的。组织课上讨论,学生也总是不能进入角色,无论教师怎样鼓励,学生都反应冷淡,万般无奈之下,教师只能按照四段式模式进行独白式授课。于是,课堂上缺乏热情,对教师的授课产生厌烦情绪,久而久之,从内心深处将英美文学打入冷宫。 (三)英美文学教师素质参差不齐 近年来,许多学校只是因为英语专业较为热门才功利性地开设了这一专业,但与之配套的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均跟不上,文学课的师资尤为落后。英美文学的教学内容涉及面广,内涵丰富,文体结构复杂,这些特点给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加强英美文学方面的师资建设是一项长远、艰巨而又不可不为的任务。 (四)学生本身的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多数学生搁置社会理想,个人主义至上,进而对文学课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此外,学习方法不当,依赖心理严重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实际上,较多的学生,由于基础阶段语言基本功不够扎实,阅读文学作品显得很吃力。 二、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策略 针对上述高等院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探寻提高英美文学教学质量的途径和方法,对英语专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进行课程设置调整 英美文学的课程规划需要实现从“一人言”到“众人议”的转变,即英美文学课程在整体规划上可以采用讲座型的方式,由多位教师共同承担英国文学或美国文学的教学任务。这种设计模式既实现了教师研究成果之间的互取所长、互补所短,又为学生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文学知识。最后,可适当增加文学课的课时量。 (二)改进传统的教学方法 教师可以提前一周或两周给学生布置一个讨论主题,让学生课下查阅资料,进行课堂讨论。可以让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文学作品或段落写读书报告,指导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和图书馆来查找相关资料。这不但可以帮助学生寻找和发 现自己在英美文学方面的兴趣点,还可以让学生摸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利用多媒体的教学优势调剂英美课堂教学,根据英美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图文并茂的多媒体课件等都可以成为英美文学课堂教学的一部分。 (三)多渠道提高英美文学教师的素质 好的教师能够吸引学生,激发学生对文学课的学习兴趣,学校方面要加强对教师的培养。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首先提前广泛地搜集材料,精心备好教案,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此外,教师本身也必须拓宽自身的人文知识和文学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主动学习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时刻关注学科发展的最新信息,有效地提升专业素质。 (四)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提高学生对文学的正确认识 王守仁教授提出:“英美文学是一门素质培养课,学生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主动参与文本意义的寻找、发现、创造过程,逐步养成敏锐的感受能力,掌握严谨的分析方法,形成准确的表达方式。这种把丰富的感性经验上升到抽象的理性认识的感受、分析、表达能力,将使学生受益无穷。”当今教育的重要问题就是人文精神的失落,而文学教育则是弘扬人文精神的最佳途径。因此,英美文学教学应在实用主义的策略支持下寻求永恒的人文精神,要同时正视学生的需求,将学生的“功利心”激发成为学习的动力。 三、结语 英美文学作为高等院校英语专业的主干课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高校英语专业在顾及商务英语、口笔译等实用课程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英美文学教学,培养复合型的高级人才。英美文学教师应该积极优化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努力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化技能和人文素质修养,为新时期的高等教育多作贡献。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分析概念隐喻理论对大学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的影响 分析概念隐喻理论对大学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的影响 一.概念隐喻的基本理论 自lakoff johnson(1980年)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出版以来,隐喻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隐喻是跨概念域的系统映射;映射遵循恒定原则。lakoff和johson(1996:3)认为,我们赖以思考和行动的概念系统就本质而言都是隐喻性的,他们(1996:ix)明确指出,“无论在哲学和语言学领域,传统的做法都把隐喻的研究边缘化了,而我们却直观地觉得它是个中心问题,可能是解释理解能力的关键”。在大学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堂上,学生不仅需要学习语言,更需要了解英美国家的文化。如果想要更好的了解文学作品,学生就需要解读好其中隐喻的使用,也就是说要让学生把隐喻作为英美文学学习的桥梁,从隐喻的角度理解文学作品语言,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意识,提英语专业学生高英美文学欣赏水平。 二.概念隐喻对大学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的影响 1、概念隐喻对词汇教学的影响 词语的发生和成长都具有隐喻性,概念隐喻对词汇的理解和记忆具有指导性的意义。隐喻是人类缔造新辞书主要的手段,人类早期的象形文字就是经由隐喻过程发生的。很多复合词和派生词都是通过隐喻产生的,如汉语中:鹅卵石、杏眼、柳眉、面包车、黄金时代等等,同样英美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词汇是由隐喻组成的。如:dog-tired、crystal-clear、knee-deep、shoulder-high等等。词语成长的隐喻性是指词汇的多义性得益于隐喻,隐喻是词义成长、转变和引申的主要手段。在讲解多义词时,老师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多义词之间的联系,让他们知道隐喻是词义发展和延伸的重要手段。教师应该把隐喻意义的教学作为英语词汇教学的有机结合起来。 2、概念隐喻对翻译教学的影响 在英美文学作品中,隐喻翻译效果的好坏对整部作品译文效果的影响很大,隐喻翻译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教师在隐喻翻译过程中,培养学生转化喻体形象、把隐喻转换为明喻、把喻体形象进行加注、或者省略喻体形象、添加喻体形象等方法进行隐喻的翻译。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用法差异,在汉语中不能一一找到与英语对应的词语。例1. that man is another shylock.那个家伙是又一个夏洛克, 为人吝啬。因为夏洛克是文学作品中吝啬的形象角色。所以在翻译文学作品隐喻的过程中,译者可本着上述“映射对等”原则结合文本具体语境灵活地选择翻译方法,包括音译法、音译加注法、字面直译法、直译加注法、意译法、用译语中的文化意象转换源语喻体以及扩展源文隐喻的喻体以补充喻体的蕴涵等方法。例2.张培基先生所译茅盾的《白杨礼赞》:“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 (茅盾《白杨礼赞》)“white poplars are no ordinary trees. but these common trees in northwest china are as much ignored as our peasants in the north. however, like our peasants in the north, they are bursting with vitality and capable of surviving any hardship or oppression. ” (张培基,1999:197~ 201)对整个语篇的隐喻性,需要根据具体的语境,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隐喻作为最常见的文学创作手段要求人们更加注重文学作品中隐喻翻译的研究,教师应当在隐喻翻译研究的必要性的前提下,让学生理解好文学作品中隐喻的翻译。 3、概念隐喻对语篇教学的影响 研究中发现,英美文学作品语篇中包含了隐喻性的表达。篇章从一句话,到一整篇著作,都蕴含了大量的隐喻成分。概念隐喻理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深入观察篇章内部结构的立足点,使篇章研究与认知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深化了人们在篇章衔接连贯以及篇章理解方面的认识。 例如:诗歌《未选择的路》是弗罗斯特诗集《山间》中的经典诗歌之一,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人生哲学的深刻思考和对现实的抉择。诗歌《未选择的路》中运用了大量的的隐喻、象征等写作技巧。在这首诗中,“life is a journey” 就是用了隐喻的表达方法,作者把 “roads” 作为论述的主体,用“路”来 比喻人生的里程。再如诗中的一些词或者句子的使用 “travel”, “stood”, “looked down as far as i could”,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passing there”, “how way leads on to way”, “come back”,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led by”。作品中“roads”“travel”“way”“journey”“travel”等词的衔接,使诗歌在表达上看似简单,实则包含智慧与贤言。所以在分析这首诗的意思时,要帮学生理解好“没有走过的路”的潜在的意思。作者用路径选择来比喻人生。隐喻是有助于表达诗歌主题的有效手段,可以使哲学在其深层含义渗透。在语篇中,概念隐喻的使用能够保证语篇的连贯,同时能够使语篇描写更加形象生动,从而更容易理解。将隐喻的理论知识应用于英美文学篇章衔接及连贯功能的分析对英语专业学生的教学显得尤为重要。 三. 结论 本文讨论了概念隐喻的认知功能在大学英美教学中的应用问题 ,即在词汇、 翻译和语篇结构三个方面的应用。综上所述,概念隐喻理论对大学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学生要深刻理解作品内容, 领悟作品主旨, 提高隐喻能力, 就需要理解概念隐喻语言的使用。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帮助学生理解透过表面的语言现象,捕捉作品蕴含的文化信息 ,逐步培养学生形成对概念隐喻的隐喻化的表达能力。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探析英美文学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摘要: 英美文学教学在各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课。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与积累英美文学知识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增强学生的语言基本功和文学素养。该课程的学习不仅使学生获得必要的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认知生活的能力和文学鉴赏力。 关键词: 英美文学 英语专业 重要地位 继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及现行西安世园会的火热举行,社会对外语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高素质外语人才已成为各高校英语教学的一项迫切任务。从国家教育部2000年3月批准颁布并实施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1]明确地得知英语专业课程可以设置为三大模块。 1.职业技能(听、说、读、写、译); 2.职业知识(包括语言学、文学、英美概况等课程); 3.相关职业知识(包括涉外文秘、外交学概论、东西方政治经济学、商务和金融财会管理等课程)。这三大模块应该是一个有机整体,绝不是将其中的一块用另一块来替代。新教学大纲的颁布确立了英美文学教学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地位,并为英美文学教学在各高校中有秩序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虽然英美文学课程在新教学大纲中得到充分的肯定,但并不意味着目前英美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就都得到了解决。因此重新审视英美文学教学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作用及地位是非常必要的。 一、英美文学教学的不可或缺性 1.文学是文化的载体。文学是一个民族优秀思想文化的结晶,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习俗等许多文化。要掌握一门外语一方面是它的可用性,另一方面是它的陶冶性,即学习者对文化和文学的敏感性及修养。外语专业学生首先应掌握好所授各门课程,全面提高听、说、读、写、译的综合能力,但在涉外活动日益频繁的今天,仅仅依靠正确的语法、句型、词汇、语音语调是不够的。只有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各种思想文化才能减少对文学的误解和冲突,促使交际的顺利进行。所以说英语人才的打造不尽是语言基本功的培养,也是跨社会交际文化能力的培养,而后者恰恰是英语专业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中的瓶颈,学习英语最理想的方法是亲身至于英语语言环境,感受文化氛围的渲染及熏陶,从而不断地运用文学背景知识与欧洲人轻松自在地交流。 但是,此情况对我国大部分外语院校、系的学生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使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我们只能给学生提供些有限的文字资料、双语原版影视资料和录音等资料,或者是聘请一些外教参与我们的教学,但这也仅仅是杯水车薪,只能解决学生的听力和口语的问题。鉴于此,要改变学生的这种学习氛围匮乏的情况,英美文学当之无愧成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材料,做到了有效弥补其不足和满足跨文化交流的需要。文学作品覆盖了文学知识及各民族社会文化的案例,英美文学教学为学生提供了了解英美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和经济制度等背景知识的机会。通过学习英美文学知识,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修养和文学素质,塑造完美人格,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文学鉴赏能力,使之成为具备较高素质的英语人才。 2.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是语言大师经过加工提炼的语言。它具有形象生动、凝练精美、美妙的特点,是学生学习与模仿的最好语言材料;文学也具有生活语言的特征,它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具有朴实自然,通俗易懂,极有利于学生阅读和吸收的特点。而英美文学作品恰恰是学习英语的极佳材料,英语语言的发展与延续离不开乔叟的故事、莎士比亚的戏剧、拜伦的诗歌、狄更斯的小说和许许多多的英语文学作品。英语专业学生,若不阅读大量的英美文学作品就称不上高素质的英语人才,即使英语说得再流利、语法再正确、语音语调再标准也是淡而无味,缺乏文学修养和幽默智慧的火花。在英美文学的作品里,有许许多多各式各样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富有乡土气息的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作家的语言风格的材料。学生广泛地阅读英美文学作品有助于提高学生对英语的兴趣和英语语言的运用能力。学生在大量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同时,不会再是乏而无味地背诵单词和句型,而是沉浸在文学语言环境,以不同场合不同语言给之的感触来进一步提高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和对作品的鉴赏能力,体验原汁原味、经典精邃的文学语言的魅力。 3.文学对学生的品德修养、心理素质、文化素质和交际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英美文学教学对于提高学生文化修养、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塑造人格、培养文化鉴赏和跨文化能力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英美文学学习中,学生可以不受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尽情翱翔于历史的海洋中,亲身感受英美人民文明的进程。例如,在乔叟的作品里,可以感受到中古英国的英雄气概、神权的至高无 上;在莎士比亚的剧本和诗歌里,可以感受人文精神的萌芽、人权意识的觉醒、人对科学知识对艺术的追求与渴望;在斯威夫特和勃朗特的小说里,可以体验18至19世纪资产阶级文明的启蒙、发展和腐朽;在哈代的作品里,可以感知工业化进程中虚伪的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压抑、人类的无奈;在爱默生和梭罗的作品里,可以体会超验主义的唯美与理想;在海明威的作品里,可以看到美国民主的实质、人民的反战情绪……总之,学生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可以体察到人类对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为之而奋斗的艰苦历程,也会领略到历代战争和经济危机给英美人民带来的灾难,可以感受到世界人民对和平的企盼,对帝国主义的嫉恶,对人类命运的迷惘和关切。在这万花筒般的天地里,学生的价值观和思想将会得到纯净升华,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思辨将找到正确的航向,他们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将得到验证、巩固和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 二、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 英美文学教学在我国各高校的开展经历了许多坎坷的道路。1960年之前,英美文化在英语教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普遍认为要接触西方文化,就要学习英语,而学习英语大可通过阅读大量英美文学材料及作品来提高。对当时大多数学府高校来说,教学任务的优秀也随之放在了英美文学的课程上,特别是外语院校,对其英美文学的教学计划和课程都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同时也安排教师抽大量时间对学生进行课外辅导。到了1980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整个社会,乃至国际上的各种外语权威机构的外语理念进入我国外语教学界,人们开始认为英语只是用于交流的工具,能听会说就可以了,因此在此思想的指导下,英美文学首先受到了史无先例的冷落。这一点可以从1990年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中得到清晰的了解,英美文学课程被官方列为选修课,英美文学从此一直处于低谷境界。 那么,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是什么呢? 1.许多爱好者被迫放弃了文学的研究。 2.各种国内外教学与研究杂志登载的英美文学类的文章少之又少。 3.对各高校学生来说,四年的英语专业学习,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口语,但往往在涉外信息方面显得内容很匮乏、思维肤浅、底蕴很浅薄。 文学素质的下降必然导致外语素质的下降,这一思想对社会的影响终于在新版《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得到了新的答案,该新大纲重新把英美文学课程推到了必修课的位置,这就使得各高校从新把文学对社会、对人类不可或缺的影响有了彻底清晰的认识,英美文学重新有了生机、有了生命。 鉴于英美文学教学的历史和在当前外语课程设置中的地位,我们应当重新认识文学课,激活文学课,使文学课具有真正的实际作用。随着世贸的加入,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外语权威机构对英语教学在各高校的开展将给予更多的支持,坚信英美文学教学将在英语教学中体现其举足轻重的作用。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英语专业外国文学课与人文素质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外国文学教学; 素质教育; 文学课 论文摘要: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外国文学课和人文素质教育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外国文学教育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与人文素质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文学的性质和作用上看,阅读过程本身就是人文素质教育的过程;最后探讨了几种以素质教育为中心的文学教学理论和实践,旨在说明以素质教育为中心的文学课的可行性及途径。 一、 历史上外国文学教育与人文素质培养的关系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号召,英语专业外国文学教学也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中的文化素质就是人文素质,这种素质是通过文化修养获取的。文化修养主要是指人掌握的各种知识,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对生活的感悟,对社会各种规则的自觉遵守,以及高度的道德境界。[1]而这诸多方面都以模拟的形式出现在文学作品里,因此文学教育是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中国不仅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而且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正在与国际社会完全接轨,中国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文化进行交融、渗透。因此学习了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必须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文学教育一定要包括外国文学教育。 外国文学教育在我国有很长的历史。最早的外国文学教育应该从1862年洋务派在北京开办的京师同文馆算起,同文馆主要的学习科目是外语。二十世纪初,清政府推出了“新政”,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外语进入了中国的课堂。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民时期颁布了《修订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在这个标准中提出了“从语文中认识英语国家之大概”,[1]这强调的就是一种文化素质教育。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在教育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明确规定:“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了解”。 在西方,文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一个倍受尊敬的教育传统,因此,文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也是不容质疑的。伴随着这样一种教学观念,他们在外语教学中采用的是语法翻译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主要是为了给学生打好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基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种学究式的教学方法一直都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教学方法。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教育工作者称之为“综合性的教学方法”(kulturekunde)[2]的运动,它把德语的语言教育与德国的文学教育,历史教育和地理教育融合为一体,使之成为一个教育实践的优秀。这种综合性的教学方法在德国也被用于了外语教学:外语教学把语言教学与文学、历史、地理的教学结合起来,从而拓宽了外语教育的范围;还有些外语教育者把外语教学与外国的文化史结合起来,这样,学文学就成了通过作家、作品来了解作家、作品所处的那个社会以及它的文化思想。 在英国,莎士比亚、弥尔顿、济慈的作品是文学的典范,是民族精神的表达,是文化、美学、宗教和政治价值观的体现。英国的外语教学也体现了相似的教学观念:他们开设的希腊语课、拉丁语课显然不是为了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而是为了让学生学习古典文化,他们采用的语法翻译的教学方法也是适合文化学习的;一旦学生掌握了基本的语言技能后,就阅读古典原文。这种方法也被用到现代外语教学中,并且学生能否阅读外语原文是评价学生等级的重要标准。 与此同时,在美国和其它一些欧洲国家,在英属的一些殖民地国家,外语教学都强调文化的教育,强调具有历史意义的风俗习惯,强调所学外语代表的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3] 但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种不同的教学观念,人们开始改变外语教学的原则和方法。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成为了外语教学最重要的目标,语法翻译的教学方法被屏弃,文学也被认为没有一点实用价值,甚至还被某些人认为会障碍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因为文学语言为了取得一些特别效果常常不同于标准语言。威德逊(widdowson)[4]说,一种普通的观点认为“文学、特别是诗歌语言常常被认为是不规范的语言,因此会起到误导的作用”。这样,文学作品就被那些具有交际语言功能的语言结构所代替(这段时期语言实践室和磁带录象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也促进了这种教学观点的应用)。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外语教学也受到其影响。外语教学强调句型、模式。这种方法把语言变成了一种公式,强调语法的“正确”。通过对句型做反复、机械的练习后,学生就可以在相似的情况下得以应用。这种方法强调的是语言的实用性,而不是它的文化价值,更谈不上美学价值。如果要根据典型的句型提问,我们只能提一些很低级的问题: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很显然这种方法是不适合文学教学的。再看看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一行诗“我像一片游云......”(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根据这行诗我们就可以问:谁是“我”?为什么他把自己比喻成“游云”?这种问题就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从课文中得到一些感受。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交际教学法的缺陷,很多学者都站起来反对这种实用主义的教学原则。这样文学课又重新回到了课堂,重新受到了重视。语言教材中又出现了现代和古典的诗歌和散文,还包括引导学生理解和欣赏这些诗歌和散文的练习。在这个学术圈里,卡特、李特尔伍德、威德逊、布鲁姆菲、郎(carter,littlewood,widdowson, brumfit, long)等都是积极的文学教育倡导者,他们写有大量论文和著作探讨文学教学的途径。 从历史上看文学和外国文学教育一贯都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为目的的,文学是语言最高的表达形式。 二、 文学教育的作用 在中国,利用文学作品进行外语教学一般有两个目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教育。从文学的性质上看,利用文学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要远远超过语言教育的价值。 文学能培养学生的情感。读文学作品比其它任何活动更能激发学生的情感,并给他们的情感释放开辟了一条道路。文学作品能把学生带到遥远的地方,使他们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和谐、神秘和伟大。文学作品能使学生感受他们在生活中还没遇到过的各种人生经历:他们与作品里的主人公一起去冒险、一起去爱、一起去恨、一起去分享胜利、一起去分担失败。结果,他们对人生的洞察力会更敏锐、更深刻。 文学作品还能培养学生与他人的认同感(而与他人的认同感是人类必须具备的品质)。罗森布莱特(rosenblatt)认为与他人的认同感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培养。通过了解他人的生活经历,学生会体会到人的复杂性,多面性的本质;文学给他们提供的“生活,不是所谓的知识能够提供的:[5]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甚至科学家他们提供的是一些不具人情味的信息、事实,而没有提供对这些信息、事实的人性的了解;而文学也能转播这些信息,并且还能提供对这些信息人性的了解。这在今天国际化的社会里尤其重要:学生的生活环境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很容易导致他们相信只有一种生活方式,而文学能使他们接触到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文化所代表的生活态度、信仰、思维方式,使他们认识到社会多样性和各种生活方式共存的必要性,这样他们就不会陷入偏狭的心态。 文学能向学生展示人与人之间需要包容的必要性,培养他们的同情心、包容心。长期阅读文学作品能使学生接触到不同文化、不同性格、不同类型的人,这样他们就常常把自己放入他人的位置,为他人着想,理解他人,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会注意自己的言行对他人的影响。学生缺乏对社会的包容心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竞争激烈,讲究实际的社会里,这很容易导致他们对别人的感觉和需求漠不关心,而文学能改变这种状况,给学生的世界观带来积极的影响。 三、 以素质教育为中心的文学课 卡特和郎在他们《文学课》这本书里提出了文学教学的三种模式。[6]文化模式:通过文学学文化;文学是“智慧的积累,是一种文化的精髓”。[6]语言模式:通过文学学语言;文学能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词汇,提高学生对语言结构的理解,还能帮助学生了解如何创造性地应用语言,如比喻、象征等。个人成长模式:阅读文学作品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人的本质,探讨人生;阅读是读者和作者的对话,能帮助学生的个人成长。很显然第一和第三个模式都与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有关。老师可以通过选择不同主题和题材来帮助学生了解西方重要的文化思潮,文学流派,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等。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把自己的文化经历与作品所表达的文化经历联系起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鉴别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欣赏和判断能力。 李尔伍斯给文学做了个透视,找出了文学在外语教学中的五个功能:[7]语言功能、内容功能、主题思想功能和社会发展及文学史功能。不难看出几乎所有的功能都与素质教育有关,特别是第四个作用,它要求学生探讨文学作品里人物和事件的含义,探讨作者的世界观,对事物的看法。学生通过了解那些对世界文化有影响的思想和文化思潮,他们的生活视野会拓宽,他们对生活的选择会更广泛。并且他们还能学会站在不同的角度观察事物,提高他们对生活的洞察力。 布鲁菲特在他的论文“阅读能力和外国文学学习”[8] 这篇论文里提出了一种提高学生文学能力(也就是文化能力)的文学教学理论。他的理论既直观又全面系统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以素质教育为中心的文学教学方法。他认为阅读文学作品的能力并不是普通阅读能力的延伸,你也许阅读能力很强,你也许认识文学作品里的每个字、每个短语,但如果你不了解产生这一文学作品的文化习俗,你就无法了解它所要表达的思想。因此,文学教学需要采取一种不同的教学途径。他认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学生的阅读经历,二是学生的生活经历。学生的阅读经历与学生是否了解所读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文化习俗背景有关,如果不了解,就无法把那些“字和短语”构建成意思。这个能力的培养需要老师有意识地将某类作品联系起来进行比较,把作品联系起来的方法有很多:内容的联系,形式和结构的相似,风俗习惯及传统的比较,主题的表达等。学生的生活经历包括学生是否有足够的生活阅历来理解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这需要学生把作品与作品以外的世界连接起来。阅读是读者与作者的对话,如果学生无法与作者对话,对作品没有感觉,是无法理解文学作品的。这与卡多拉斯和哈里斯(cadorath,harris)[9]的理论很相似,“书本身是没有意思的,它只给读者提供一条路线,读者要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构建意思。”因此,文学作品是在学生理解了原文,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构建了意思之后才有意义的。从教学上来说,教师要帮助学生构建意思必须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开始可以让学生读寓言类的作品,这样学生较容易把作品和他们的亲身经历联系起来,逐渐地再过度到探讨人生观的文学作品。 文学教学不是一条直线的教学,它需要培养学生同时从多方面感受文学的能力:学生必须通过文化习俗来理解文学作品,还必须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构建意思。布鲁菲特的“文学能力”理论。 培养学生的文学能力必须要与以上的模式一致,但是根据学生的文学经历在程度上(难易度上)可以根据情况而变。 学生的文学理解力不等于他们的语言能力,所以在选作品时既要考虑语言因素,也要考虑文化因素。(1)语言因素:语言可以用词汇和句子结构来测量,但语言简单并不代表学生就能理解其意思;布莱克(blake)的诗歌, 海明威(heminway)的“老人与海”语言都很简单,但学生要真正理解它们的含义却有相当大的困难。(2)文化因素:不同的作品引起不同读者的共鸣;对于不太成熟的读者来说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比现代文学作品更适合;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思想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 以上是几位学者有关文学与外语教学的理论,这些理论给以素质为中心的外国文学教育很多启示,但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要根据作品的内容和学生的水平不断地进行调整、选择。教学从来没有固定的方法和模式,“教什么决定怎么教”永远是教学最基本的原则。 四、 结语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文化也正在走向一体化。文化因素将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在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参入了西方文化的研究,这说明了研究文化的重要性。中国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对西方文化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部分。学校是培养现代化人才的地方,而我们的外国文学课是研究西方文化的一块重要阵地,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这块阵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浅论英美文学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摘要: 英美文学教学在各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课。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与积累英美文学知识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增强学生的语言基本功和文学素养。该课程的学习不仅使学生获得必要的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认知生活的能力和文学鉴赏力。 关键词: 英美文学 英语专业 重要地位 继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及现行西安世园会的火热举行,社会对外语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高素质外语人才已成为各高校英语教学的一项迫切任务。从国家教育部2000年3月批准颁布并实施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1]明确地得知英语专业课程可以设置为三大模块。 1.职业技能(听、说、读、写、译); 2.职业知识(包括语言学、文学、英美概况等课程); 3.相关职业知识(包括涉外文秘、外交学概论、东西方政治经济学、商务和金融财会管理等课程)。这三大模块应该是一个有机整体,绝不是将其中的一块用另一块来替代。新教学大纲的颁布确立了英美文学教学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地位,并为英美文学教学在各高校中有秩序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虽然英美文学课程在新教学大纲中得到充分的肯定,但并不意味着目前英美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就都得到了解决。因此重新审视英美文学教学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作用及地位是非常必要的。 一、英美文学教学的不可或缺性 1.文学是文化的载体。文学是一个民族优秀思想文化的结晶,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习俗等许多文化。要掌握一门外语一方面是它的可用性,另一方面是它的陶冶性,即学习者对文化和文学的敏感性及修养。外语专业学生首先应掌握好所授各门课程,全面提高听、说、读、写、译的综合能力,但在涉外活动日益频繁的今天,仅仅依靠正确的语法、句型、词汇、语音语调是不够的。只有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各种思想文化才能减少对文学的误解和冲突,促使交际的顺利进行。所以说英语人才的打造不尽是语言基本功的培养,也是跨社会交际文化能力的培养,而后者恰恰是英语专业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中的瓶颈,学习英语最理想的方法是亲身至于英语语言环境,感受文化氛围的渲染及熏陶,从而不断地运用文学背景知识与欧洲人轻松自在地交流。 但是,此情况对我国大部分外语院校、系的学生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使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我们只能给学生提供些有限的文字资料、双语原版影视资料和录音等资料,或者是聘请一些外教参与我们的教学,但这也仅仅是杯水车薪,只能解决学生的听力和口语的问题。鉴于此,要改变学生的这种学习氛围匮乏的情况,英美文学当之无愧成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材料,做到了有效弥补其不足和满足跨文化交流的需要。文学作品覆盖了文学知识及各民族社会文化的案例,英美文学教学为学生提供了了解英美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和经济制度等背景知识的机会。通过学习英美文学知识,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修养和文学素质,塑造完美人格,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文学鉴赏能力,使之成为具备较高素质的英语人才。 2.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是语言大师经过加工提炼的语言。它具有形象生动、凝练精美、美妙的特点,是学生学习与模仿的最好语言材料;文学也具有生活语言的特征,它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具有朴实自然,通俗易懂,极有利于学生阅读和吸收的特点。而英美文学作品恰恰是学习英语的极佳材料,英语语言的发展与延续离不开乔叟的故事、莎士比亚的戏剧、拜伦的诗歌、狄更斯的小说和许许多多的英语文学作品。英语专业学生,若不阅读大量的英美文学作品就称不上高素质的英语人才,即使英语说得再流利、语法再正确、语音语调再标准也是淡而无味,缺乏文学修养和幽默智慧的火花。在英美文学的作品里,有许许多多各式各样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富有乡土气息的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作家的语言风格的材料。学生广泛地阅读英美文学作品有助于提高学生对英语的兴趣和英语语言的运用能力。学生在大量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同时,不会再是乏而无味地背诵单词和句型,而是沉浸在文学语言环境,以不同场合不同语言给之的感触来进一步提高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和对作品的鉴赏能力,体验原汁原味、经典精邃的文学语言的魅力。 3.文学对学生的品德修养、心理素质、文化素质和交际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英美文学教学对于提高学生文化修养、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塑造人格、培养文化鉴赏和跨文化能力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英美文学学习中,学生可以不受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尽情翱翔于历史的海洋中,亲身感受英美人民文明的进程。例如,在乔叟的作品里,可以感受到中古英国的英雄气概、神权的至高无 上;在莎士比亚的剧本和诗歌里,可以感受人文精神的萌芽、人权意识的觉醒、人对科学知识对艺术的追求与渴望;在斯威夫特和勃朗特的小说里,可以体验18至19世纪资产阶级文明的启蒙、发展和腐朽;在哈代的作品里,可以感知工业化进程中虚伪的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压抑、人类的无奈;在爱默生和梭罗的作品里,可以体会超验主义的唯美与理想;在海明威的作品里,可以看到美国民主的实质、人民的反战情绪……总之,学生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可以体察到人类对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为之而奋斗的艰苦历程,也会领略到历代战争和经济危机给英美人民带来的灾难,可以感受到世界人民对和平的企盼,对帝国主义的嫉恶,对人类命运的迷惘和关切。在这万花筒般的天地里,学生的价值观和思想将会得到纯净升华,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思辨将找到正确的航向,他们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将得到验证、巩固和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 二、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 英美文学教学在我国各高校的开展经历了许多坎坷的道路。1960年之前,英美文化在英语教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普遍认为要接触西方文化,就要学习英语,而学习英语大可通过阅读大量英美文学材料及作品来提高。对当时大多数学府高校来说,教学任务的优秀也随之放在了英美文学的课程上,特别是外语院校,对其英美文学的教学计划和课程都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同时也安排教师抽大量时间对学生进行课外辅导。到了1980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整个社会,乃至国际上的各种外语权威机构的外语理念进入我国外语教学界,人们开始认为英语只是用于交流的工具,能听会说就可以了,因此在此思想的指导下,英美文学首先受到了史无先例的冷落。这一点可以从1990年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中得到清晰的了解,英美文学课程被官方列为选修课,英美文学从此一直处于低谷境界。 那么,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是什么呢? 1.许多爱好者被迫放弃了文学的研究。 2.各种国内外教学与研究杂志登载的英美文学类的文章少之又少。 3.对各高校学生来说,四年的英语专业学习,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口语,但往往在涉外信息方面显得内容很匮乏、思维肤浅、底蕴很浅薄。 文学素质的下降必然导致外语素质的下降,这一思想对社会的影响终于在新版《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得到了新的答案,该新大纲重新把英美文学课程推到了必修课的位置,这就使得各高校从新把文学对社会、对人类不可或缺的影响有了彻底清晰的认识,英美文学重新有了生机、有了生命。 鉴于英美文学教学的历史和在当前外语课程设置中的地位,我们应当重新认识文学课,激活文学课,使文学课具有真正的实际作用。随着世贸的加入,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外语权威机构对英语教学在各高校的开展将给予更多的支持,坚信英美文学教学将在英语教学中体现其举足轻重的作用。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论英美文学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摘要: 英美文学教学在各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课。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与积累英美文学知识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增强学生的语言基本功和文学素养。该课程的学习不仅使学生获得必要的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认知生活的能力和文学鉴赏力。 关键词: 英美文学 英语专业 重要地位 继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及现行西安世园会的火热举行,社会对外语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高素质外语人才已成为各高校英语教学的一项迫切任务。从国家教育部2000年3月批准颁布并实施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1]明确地得知英语专业课程可以设置为三大模块。 1.职业技能(听、说、读、写、译); 2.职业知识(包括语言学、文学、英美概况等课程); 3.相关职业知识(包括涉外文秘、外交学概论、东西方政治经济学、商务和金融财会管理等课程)。这三大模块应该是一个有机整体,绝不是将其中的一块用另一块来替代。新教学大纲的颁布确立了英美文学教学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地位,并为英美文学教学在各高校中有秩序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虽然英美文学课程在新教学大纲中得到充分的肯定,但并不意味着目前英美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就都得到了解决。因此重新审视英美文学教学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作用及地位是非常必要的。 一、英美文学教学的不可或缺性 1.文学是文化的载体。文学是一个民族优秀思想文化的结晶,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习俗等许多文化。要掌握一门外语一方面是它的可用性,另一方面是它的陶冶性,即学习者对文化和文学的敏感性及修养。外语专业学生首先应掌握好所授各门课程,全面提高听、说、读、写、译的综合能力,但在涉外活动日益频繁的今天,仅仅依靠正确的语法、句型、词汇、语音语调是不够的。只有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各种思想文化才能减少对文学的误解和冲突,促使交际的顺利进行。所以说英语人才的打造不尽是语言基本功的培养,也是跨社会交际文化能力的培养,而后者恰恰是英语专业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中的瓶颈,学习英语最理想的方法是亲身至于英语语言环境,感受文化氛围的渲染及熏陶,从而不断地运用文学背景知识与欧洲人轻松自在地交流。 但是,此情况对我国大部分外语院校、系的学生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使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我们只能给学生提供些有限的文字资料、双语原版影视资料和录音等资料,或者是聘请一些外教参与我们的教学,但这也仅仅是杯水车薪,只能解决学生的听力和口语的问题。鉴于此,要改变学生的这种学习氛围匮乏的情况,英美文学当之无愧成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材料,做到了有效弥补其不足和满足跨文化交流的需要。文学作品覆盖了文学知识及各民族社会文化的案例,英美文学教学为学生提供了了解英美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和经济制度等背景知识的机会。通过学习英美文学知识,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修养和文学素质,塑造完美人格,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文学鉴赏能力,使之成为具备较高素质的英语人才。 2.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是语言大师经过加工提炼的语言。它具有形象生动、凝练精美、美妙的特点,是学生学习与模仿的最好语言材料;文学也具有生活语言的特征,它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具有朴实自然,通俗易懂,极有利于学生阅读和吸收的特点。而英美文学作品恰恰是学习英语的极佳材料,英语语言的发展与延续离不开乔叟的故事、莎士比亚的戏剧、拜伦的诗歌、狄更斯的小说和许许多多的英语文学作品。英语专业学生,若不阅读大量的英美文学作品就称不上高素质的英语人才,即使英语说得再流利、语法再正确、语音语调再标准也是淡而无味,缺乏文学修养和幽默智慧的火花。在英美文学的作品里,有许许多多各式各样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富有乡土气息的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作家的语言风格的材料。学生广泛地阅读英美文学作品有助于提高学生对英语的兴趣和英语语言的运用能力。学生在大量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同时,不会再是乏而无味地背诵单词和句型,而是沉浸在文学语言环境,以不同场合不同语言给之的感触来进一步提高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和对作品的鉴赏能力,体验原汁原味、经典精邃的文学语言的魅力。 3.文学对学生的品德修养、心理素质、文化素质和交际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英美文学教学对于提高学生文化修养、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塑造人格、培养文化鉴赏和跨文化能力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英美文学学习中,学生可以不受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尽情翱翔于历史的海洋中,亲身感受英美人民文明的进程。例如,在乔叟的作品里,可以感受到中古英国的英雄气概、神权的至高无上 ;在莎士比亚的剧本和诗歌里,可以感受人文精神的萌芽、人权意识的觉醒、人对科学知识对艺术的追求与渴望;在斯威夫特和勃朗特的小说里,可以体验18至19世纪资产阶级文明的启蒙、发展和腐朽;在哈代的作品里,可以感知工业化进程中虚伪的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压抑、人类的无奈;在爱默生和梭罗的作品里,可以体会超验主义的唯美与理想;在海明威的作品里,可以看到美国民主的实质、人民的反战情绪……总之,学生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可以体察到人类对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为之而奋斗的艰苦历程,也会领略到历代战争和经济危机给英美人民带来的灾难,可以感受到世界人民对和平的企盼,对帝国主义的嫉恶,对人类命运的迷惘和关切。在这万花筒般的天地里,学生的价值观和思想将会得到纯净升华,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思辨将找到正确的航向,他们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将得到验证、巩固和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 二、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 英美文学教学在我国各高校的开展经历了许多坎坷的道路。1960年之前,英美文化在英语教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普遍认为要接触西方文化,就要学习英语,而学习英语大可通过阅读大量英美文学材料及作品来提高。对当时大多数学府高校来说,教学任务的优秀也随之放在了英美文学的课程上,特别是外语院校,对其英美文学的教学计划和课程都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同时也安排教师抽大量时间对学生进行课外辅导。到了1980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整个社会,乃至国际上的各种外语权威机构的外语理念进入我国外语教学界,人们开始认为英语只是用于交流的工具,能听会说就可以了,因此在此思想的指导下,英美文学首先受到了史无先例的冷落。这一点可以从1990年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中得到清晰的了解,英美文学课程被官方列为选修课,英美文学从此一直处于低谷境界。 那么,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是什么呢? 1.许多爱好者被迫放弃了文学的研究。 2.各种国内外教学与研究杂志登载的英美文学类的文章少之又少。 3.对各高校学生来说,四年的英语专业学习,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口语,但往往在涉外信息方面显得内容很匮乏、思维肤浅、底蕴很浅薄。 文学素质的下降必然导致外语素质的下降,这一思想对社会的影响终于在新版《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得到了新的答案,该新大纲重新把英美文学课程推到了必修课的位置,这就使得各高校从新把文学对社会、对人类不可或缺的影响有了彻底清晰的认识,英美文学重新有了生机、有了生命。 鉴于英美文学教学的历史和在当前外语课程设置中的地位,我们应当重新认识文学课,激活文学课,使文学课具有真正的实际作用。随着世贸的加入,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外语权威机构对英语教学在各高校的开展将给予更多的支持,坚信英美文学教学将在英语教学中体现其举足轻重的作用。 英语专业文学论文:人文精神与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课程改革 一、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随着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高校教育体制不断完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这使得当今大学生的专业知识越来越丰富,但在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大学生在人文素质方面非常欠缺,其人文素质水平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对其提出的要求。人文素质对大学生今后的发展极为关键,特别是对英语专业的大学生。现如今,人才竞争日益激烈,对外交流纷繁复杂,这些都对大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及人文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英美文学课程的学习有利于大学生了解更多英美国家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张中载教授曾经指出“缺乏人文素养的外语类人才不仅在工作中会遭遇困境,而且势必面临发展后劲不足的尴尬。”他认为,大学课程中设置英美文学课程有利于素质教育更好实现,对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提高对英美文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使这门课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不可否认,英美文学教学自身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切实深化英美文学课程内容及教学模式等方面的改革是使英美文学焕发生机的必由之路。 二、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途径 英美文学教学改革应有理有据,改革前应充分调查课程教学现状及学生的特点,应以合理提高教学效率和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为改革的根本目标。应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深化改革,包括改革传统的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和考核制度等方面。通过开展以英美文学作品为优秀,以提高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兴趣为导向,以人性研究为根本的新型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和人文素养,改革既要打破“满堂灌”的传统方式,又不能完全将课堂自主权交给学生,教师应把握好教学过程中的度,笔者认为可通过以下途径深化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一)重视将人文素质教育内化于英美文学教学中 人文素质教育是英美文学教学的目标之一,人文素质教育就是要通过特定的教学过程提高人的文化修养、道德修养、理论修养,简单说就是使大学生懂得做人处世的道理。从英美文学教学的目的来看,英美文学教育应和人文素质教育紧密的结合起来,将两者分离开来有悖于设置英美文学课程的初衷。现阶段有些师生认为阅读和学习文学作品只是简单的猎奇寻古、消遣娱乐、消磨时光,这一观点极为片面,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是英语国家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包含众多对现实问题的态度,对当今时代中的问题仍具有很高的指导价值。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发掘作品中蕴含的人生启示,要引导学生对相关文章进行有深度、有广度的学习,发现作品中包含的人生真谛,通过学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由此看来,成功的英美文学教学课程既应该是对英语知识的学习课程,也应该是关于素质道德、价值取向等的教育课程,这关键在于教师如何合理开展英美文学教学。 (二)传统教学法与互动教学法优势互补 经过调查发现,现阶段我国许国高校仍采用文学史结合选读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许多教师仍按照老师教、学生学的传统教学方法教学,课上教师忙着讲述英美国家文学史实,学生则忙着记笔记,45分钟左右的课程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完成了,由于教学缺乏生动性及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有的学生便会失去对英美文学学习的兴趣,甚至哈欠连天、心不在焉。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一是要强调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这样做有利于打破传统的封闭式教学模式,有利于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创造性;二是重视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缺乏对问题的讨论会大大降低英美文学在培养学生人文精神中的作用,英美教学过程中应对作品中反应的实际问题进行积极讨论,这一过程中教师应起到引导监督的作用,使学生的人格及修养向有益方向发展。 (三)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进入21世纪,网络及多媒体技术飞速发展,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利用这些先进的教学手段提高英美文学教学的效率。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借助多媒体技术为学生提供有关英美文学的文字、图片,从而实现英美文学教学的形象化、生动化和多样化,提高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的热情。也可以在课上播放根据英美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从而增强学生对英美文学作品的感性认识。这些现代化教学手段使学生在视、听、说的环境里完成英美文学课程学习,有利于丰富英美文学内涵,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激发学生对文学世界的向往。但应注意的是对先进教学手段应该采取“借助”而非“依赖”的态度。 三、小结 英美文学教学在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及人文素养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针对现阶段英美文学教学中的问题对英美文学教学进行深化改革。笔者认为,改革的过程中应注重将人文素质教育内化于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并结合互动教学、多媒体教学的先进教学模式,从而充分发挥英美文学教学所应有的作用。 作者:孙宇 单位: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文化研究论文 1.作为一种新类型的课程 视觉文化研究课程带有学科的交叉性特点,这也是符合当今国际教育改革发展潮流的。因为目前的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即学科内部的专业划分过细,有的甚至在本专业内部也要划分出几个部分、阶段,并且各个专业恪守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愿涉足到其他相关专业领域。这样做的结果,尽管可以把自己分内的专业问题研究得深入细致,但时间一长,极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导致视野狭窄而缺少宏观的见识。为了打破这种专业与学科的壁垒,国际教育界推出了一系列新兴的课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主张在一门课程中运用多门类知识来研究、解决问题。就文科而言,文化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课程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具体来说,视觉文化研究课程的跨学科、跨专业特点表现在:它是以研究问题为优秀,这些问题一般不是关于所学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而是当下现实社会出现的文化热点、文化事件,力求让学生学会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知识来透析、解决现实问题,也就是强调理论的实际运用。这一点就与传统授课方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这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要从事交叉学科性的工作,确定一个科目(一个主题)并围绕着它设置两到三门科学,然而这还不够。交叉学科性的研究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新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由于这种交叉性的特点,解读这些纷繁复杂的视觉文化现象与事件则需要借助诸种理论,如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就中文系学生的知识储备来说似乎很难承担起这一学科的学习任务。然而答案竟然是可以,因为他们所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就能胜任,这样的回答会使人感觉很困惑,为什么文学理论能够承当起阐释当下视觉文化现象的任务呢? 2.这是首先要给学生解释清楚的问题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传统的文学理论基本局限在文学的范围之内,基本问题是研究文学内部的发生、发展规律,如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文学批评等,即便承认文学与社会存在紧密的关联,但主要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背景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当下的文学理论由于受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双重影响,吸收进大量的非文学方面的理论,把符号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知识统统吸收进来,使得文学理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自身的领域,在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的途中,文学理论就如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远远跃出自己的范围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表意实践,把“文学场”置换成“文化场”,从而发挥其过去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对象几乎包含整个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的热点问题,在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十分普遍。文学理论甚至有时被简称为理论,其含义即指其作用的广泛性。具体而言,当代文学理论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后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文论、符号学批评、审美人类学、文化研究理论等,这些理论如何在视觉文化对象上灵活运用呢?这是视觉文化研究课程中最优秀的问题。比较好的教学方法是选择一些当代社会的经典个案来进行阐释分析,让学生注意什么样的个案应该用什么相关理论来解释,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举例来说,在分析《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罗拉快跑》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影时,可引导学生回忆文学理论课程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理论的内容部分,并加以适当补充,进而介绍什么是后现代艺术,它的特点有哪些,与现代主义艺术、传统艺术的区别,后现代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哪些等。这样学习之后,学生不但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把现代主义、传统艺术都联系起来,对整个艺术史都有一个初步的把握,扩展了知识量。在介绍摄影与绘画的区别时,可以运用德国理论家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来讲解从手工业到机械大工业的时代变化,进而带来绘画艺术的衰落与摄影艺术的兴起。也可以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来解析一张黑人少年向法国国旗敬礼照片的深层含义,白人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响可以从这张照片见出。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讲授,比如在阐释大家都关心的时尚潮流文化现象时,围绕时尚与认同这一主题,来分析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并以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现象为个案,详细解读中产阶级的形成条件,及其在观念、行为、物质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学生对未来可能的生活状态有一个预先的理解。由于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而中产阶级又是指有文化修养,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经济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都市化的浪漫情调都会对城市中的其他群体产生广泛的影响,又因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就是大学生,他们代表着未来与希望,所以讨论时尚、认同、小资情调这些问题对大学生们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使他们明确人生观与世界观。在对此类问题解读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齐美尔、波德里亚、罗兰•巴特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 3.再以大学生普遍爱穿的牛仔裤流行风为例 解读其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主体性的反思,即区分出自我与他者,从而明确自我是在社会中的独特存在;第二是归属感的要求,即从文化、信仰、共同体三方面来确定自我所归属的何种文化、何种信仰、何种社群共同体;第三是社会文化的整体层面,即从性别、族裔、种族、阶级、国家来分析个体自我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在此主要运用的有德国齐美尔的时尚社会学与罗兰•巴特的时尚符号学理论,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等。当学生们平时十分熟悉的视觉文化个案逐渐显示出背后那些丰富而复杂的含义之后,学生会非常震惊,进而对所学的文学理论产生深深的敬意,深入学习的劲头更足了。除了在课堂上讲授理论之外,在课堂教学中也应注意教会学生学以致用,把刚刚学到的新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例如讲授完戏仿、拼贴、反讽、真人与动漫的混搭、开放式结尾等后现代艺术手法后,就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如指导学生做后现代风格的拼贴艺术作品,可以用数码相机给每一位上课的学生照张标准相,然后将照片全部粘贴在一块比较大的白纸板上,这样做出来的效果的确与单张相片不同,看起来制作很简单,但却准确地展现出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来,学生很快就能领会。再如鼓励爱好文学写作的学生写一个后现代开放式结尾的短篇小说,来与传统封闭式结尾的小说作比较,明确传统小说的必然性特征,并体会可能性这个后现代小说的特征,从而对“文学的可能性”这一根本问题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视觉文化与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确,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日益普及的今天,在影像虚拟景观越来越充斥我们生活世界的今天,文学要想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跟上时代的巨变,调整自身的生存策略,走与视觉文化联姻的道路,避免自说自话,避免沦为小众文化,这也许是文学在当下的最现实的出路。把文学理论与当代视觉文化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理论来分析和把握现实的能力,拓宽学生的文学与文化视野,并且为文学突破“文学的边缘化”困境寻找出一条现实的出路,实现文学与影视、广告、摄影、流行文化等的联姻,让文科学生恢复对文学的自信。 作者:金哲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之政治思想论文 一、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并不过时 教学中应当强调这一理论的经典意义,并用它来说明文艺的实践运动。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书中说:“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一卷648页)列宁这段经典论述的精神无非是一句话:无产阶级的文学应当成为社会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应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那些主张“文艺的本性是审美”的人,那些认定文艺活动仅仅是人的主体性行动而否定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家们,对列宁和文学党性原则大唱反调,在他们看来,文艺的根本使命只是“在想象和情感的虚构的形象世界中领悟人生之幽邃”。而所谓“人生之幽邃”的内涵,乃是在“人性描写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方面”。根据这一标准,他们把《白毛女》、《松花江上》这样优秀的作品,判定为“将文艺等于政治”的非真正艺术品(见《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历史无可避免》)。其实,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它只是三十年代梁实秋等人主张的“文艺人性论”的翻版而已,而那种理论在当时就已经被鲁迅驳得体无完肤了。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给社会生活一定的影响,这是早已为人类数千年的文艺实践运动所证明,凡是历史上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反映了先进人物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同时,无一不是对社会发展中最进步的阶级的肯定。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应反映人民的生活,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列宁关于文学党性原则对于一切进步的作家都具有指导作用。列宁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同时主张文艺本身应有独立自由活动的广阔天地。他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是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选集》一卷664页)在这里,列宁主义充分估计到文学事业的特殊性,反对这个领域中的公式主义。在教学中,列宁文学党性原则的两个方面的观点,应当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把它贯穿于理论的各个方面。笔者在多年教学中,认为蔡仪同志主编的《文学概论》及暨大、华东师大等院校出版的《文学理论》,都是思想性和知识性较好的书,其始终把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作为专节论述,而且全部理论都贯穿了这一精神。近几年出版的部分教材,未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写进去,明显地淡化了这门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编写教材关系到争夺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大事,不能不严肃认真对待,编写教材如此,教学亦如此。文学理论教师本身就应当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 二、消除和防止崇洋偏见,弘扬祖国传统文学理论遗产,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意识 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任务。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也应有这项教育任务在内。文学理论这门课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国大学才开设的。最初全国各主要大学采用的教材,都是苏联专家依•萨•毕达可夫所著的《文艺学引论》。目前,文学理论的教材多至几十种,其中多数模式和体系基本上尚未跳出依•萨•毕达可夫教材的范围。应当指出,毕达可夫教材体系有它的合理性,主要是它的内容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当然其中也不免有庸俗社会学的成分,但非主要的),但由于它过于洋化,是一种舶来品,对于我们的国情并不十分适合。近年来编写出版的一些教材,力图在传统上有所突破,其中虽然也确实有独到的理论创见,但其中很多无非是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系统论、主体论、信息论,或弗洛伊德的性欲论之类的东西。当然,借鉴外国人的理论,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打开闭锁的大门,把世界上一切进步的、于我们有益的东西“拿过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享用。然而,借鉴外来的东西,不仅在质上要严格考究它的精华与糟粕,而且在量上应有一定的界定。因为一个民族,无论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一个民族自身的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它自己的内部,外来的因素只是提供一种条件。我们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文化遗产。仅仅是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就论述了各种文章,主要是文学与社会的、历史的、自然的、哲学的各种关系,并对文学的各种体裁的特点作了理论说明,对于文学的创作、文学的技巧、文学的鉴赏、文学语言修辞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其他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蝾的《诗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李清照的《论词》,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记》,刘熙载的《艺概》,等等,举不胜举,都是古典文论中最优秀的理论遗产,完全可以继承和发展。当然,文学理论不是文艺批评史,无须一一介绍古代的文学遗产。然而,既然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遗产,为什么不能把它们的主要精华融汇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呢?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民主主义论》)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从当前的实际出发,特别要努力激发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热情,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信心,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为实现中国梦教书育人。因此,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弘扬民族的古典文论精华,使学生认识到在文学理论方面,我们祖先的成就并不下于西力,从这方面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我中华传统的爱国意识,不仅是在思想教育方面是必要的,就是在理论知识的传授方面,而且是必须且有益的。 三、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时,要尽量联系历史上和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进步文艺思潮和进步文艺作品,特别要突出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以此使学生受到进步思想潜移默化的熏陶 在文学理论教学中,与其他理论课一样,应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应当用文学创作的实践情况说明理论,其中离不开具体文学作品的举例,这种举例,应当充分考虑到作品的思想教育的实际效果,进行有目的、有选择地举例。我们不能否认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我们只是承认这种教育作用有其特殊性,它是通过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潜移默化地对人的思想、道德情操起到熏陶作用。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存在各式各样的作品,历史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过的巨匠的名著,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然而,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的作家,产生了大量的闪耀着伟大革命思想的文学作品。诸如中国鲁迅的小说、杂文,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郭沫若、艾青、臧克家、闻一多的诗,等等,外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绞刑架下的报告》、《真正的人》、《党的生活》,等等,都是不朽的名著,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出类拔萃的。令人遗憾的是,在近年来文学理论教学中,许多教师并不热衷于现代和当代的无产阶级的作品,而在许多人身上,厚古薄今、重洋轻中的现象很严重,西方的现代派、象征派、荒诞派,以一种特殊的优势,冲击着革命的文学家和作品。当然,我们也不一概排斥上述这些文学流派和作家。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评赞这些流派和作家作品。就拿徐志摩来说,他的诗,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压抑与苦闷,感情比较真实,诗味也浓,也体现了形式美,在文学史上有它一定的位置。然而,作为当时右翼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徐志摩,他作为《新月社》的负责人,对于当时蓬勃掀起的革命文学持攻击否定态度,这又是不能不严肃指出并予以批判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竟然把他的诗当做现代诗歌的代表,并且将他凌驾于郭沫若、鲁迅之上,岂非天大的笑话。而这当中、不能不说与教学有相当的关系,教师对于教育事业和学生,应当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与评价,应当从教育学生,有益于发展学生身心健康的实际效果出发,慎重对待,科学评价,决不能任意、不加选择地举例,甚至颠倒了美丑,给教育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文学理论是一门思想性、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在教学中如何把思想性和知识性统一起来,是艰巨的任务。在这里,正人必须立己。教师加强在文学理论和思想立场方面的修养,乃是决定性的一环。青年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新曲,历史地落在当代青年肩上。教师要把他们教育培养成为国家栋梁,勇敢承担重任。 作者:何先慧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教学与学位论文写作分析 摘要: 中文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普遍存在质量低下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开设《学位论文写作》课程,给学生以相应的理论知识,但同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这要在本课程知识教学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从理念转变、理论储备、文学作品写作、短文评析、长文试写等方面作出教学设计。 关键词: 文学理论;教学;学位论文;写作实践 一、学位论文写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对于本科毕业生是否需要学位论文写作,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要求、学生能力、学生就业压力等方面。要求废止的意见认为,对学生的理论水平要求不应过高,只要学生把大学学习期间应修的课程学分修够,就应当允许其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相对于停废的呼吁,坚持继续保留的呼声更大,他们认为对本科生的教育是一种学历教育,根据国家1982年学位制度的有关规定,凡申请学位者都要提交学位论文,学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申请的学位应在提交学位论文并经过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这一看法在国内很多高校中被认可,因此,就目前而言,绝大部分高校仍然都有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但毋庸讳言,本科生在学位论文写作上存在很多问题,这既表现在选题、论证以及结构等大的方面,也表现在题目名称、叙述方式、语言表达乃至标点符号等细微方面。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一般而论,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对毕业论文写作(设计)的认识存在误区。学校和教师未能深刻认识到毕业论文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大部分学生和一些老师都认为毕业论文可有可无。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学生没有尽心尽力去写作,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也没有足够重视,有的教师只重视所带的硕士生,而忽视对本科生的指导,有些学校的某些专业存在一个老师指导十多个学生的现象,自然也拿不出应有的时间和精力去认真负责地指导。二是随着高校就业形势的严峻,毕业生忙于考研或找工作,用于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和精力较少。三是写作课教学内容缺失。中文专业的写作课所讲内容多为应用文,而应用文中缺少学位论文写作这一内容,即使有这一内容,也是和其它公文写作一样仅仅是其中的一节,课堂上一笔带过,不可能展开来认真细致地讲解。更有甚者,一些学校在培养方案中没有写作课程,学生写作理论更是无处可得。另外,在大学学习期间,课程论文、学年论文等给学生布置得较少甚至没有,他们的社会实践报告和毕业实习报告等大多都是在网上粘贴拼凑的,写作训练几乎得不到实现。凡此种种导致了学生学位论文质量的低下。 二、《文学理论》教学与论文写作 受传统教学理念和既往教学模式的影响,毕业论文写作很少像专业基础课一样受到重视,教师也很少在基础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写作知识,即使是写作课程亦如上文所述,也没有加重学位论文写作的教学内容。对于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学生只要了解作品,背背笔记,就基本可以保障考试及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毕业论文写作和其它专业课程教学之间的内在衔接。我们认为,文科专业特别是中文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与专业基础课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写作》课程自不待说,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本身就是作家作品讲析,而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也是语言方面的理论探讨、语法讲解和语感训练,这些都完全可以与论文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专业课知识的掌握与理论思维训练和写作实践有效地统一起来,这就看授课教师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在所有专业基础课中,《文学理论》与学位论文写作的关系更为切近。就中文类毕业论文的主要方向类别而言,学生写作主要是文学类选题,如作家评介、作品评介、作家与作品、作品与社会、作品与读者、文体风格研究、人物命运研究、人物性格研究、语言风格研究、人物心理与作者心理、作品所反映出的人性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种族和宗教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文论所包含的内容,必须以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来构思写作的。因而依据文论课程所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有计划地把写作教学同步起来,把相关知识渗透在全部学习过程当中,就会收到较好的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教学设想呢?我们认为,应当采用如下基本方法。 (一)更新理念: 改变学生学习习惯在教授这一课程之初,要用至少两节课时的时间给学生灌输一种与高中时期不同的学习理念,要求学生尽可能地树立大学学习的新习惯———研究性学习。让学生做到三个转移: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文论课程的开设一般是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或二年级,这期间,学生的学习习惯还没有从中学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走出来,而一些大学里的奖学金制度的设置也使得唯分是图的学习目标不能及时改变。因此,有必要对学生的学习理念进行一次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是不可能彻底的,但却是必须的。中学生的学习目的是应付各种各类的考试,尤其是应付升学考试,这就养成了一种应试学习习惯,只注意要考试的内容,在学习方法上多是死记硬背。对于这样的学生,革除应试教育的不假思索、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学习习惯,提倡自主研究性学习就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任务。我赞成我的老师张玉能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大学教师不去改变初入大学的学生的学习习惯,那么中小学所养成的应试教育的学习习惯会以极大的惯性力量把这些中文系大学生保留在旧有的应试教育学习的轨道上,对学过的知识只是死记硬背,自己不思考、不质疑、不辨析,那么,研究型、创新型的人才是难以产生的。[1]同样,以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评论写作能力为旨归的学习习惯也是培养不起来的。因此,必须通过教育教导,让学生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 (二)同步教学: 实行的基本思路与步骤文学理论课程的基本内容是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文学接受论、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思潮等。[2]根据这些内容,在两个学期的时间内,在教授全部知识内容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渗透论文写作。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1.理论储备。 按照一学期十六周计算,拿出来九周时间教授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这三部分内容。这三部分的学习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有关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懂得文学基本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树立科学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在这些理论当中,有些是学生在中学时略知一二的,如文学形态体裁等;有些是学生所不知道的,像文学艺术的起源、文本的层次划分等。这些理论的储备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构建学生的文学理论系统,在理论自觉的层面上接受和解读具体作品。如文本层次理论,过去在中学时期,语文老师在讲解课文时也会从艺术特色、中心思想等方面来描述,但这是笼统而不明晰的,在文论课程中深入了解语言层、形象层和意蕴层之后,学生就有了剖析任何一种文本的理论指导,有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但仅仅课本理论是不够的,理论储备还要在课外同时进行,主要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指定书目,阅读中西方文论原著,每周做出读书笔记。第二,课堂前讲述与课堂外讨论相结合。即前一节课下课时布置任务,指定学生在下一节课上课前讲述自己的见解。第三,组织课外学习小组、举办小型学术讲座等。学术讲座主要邀请院系其他文学理论教师和现当代文学老师,每周一次。 2.文学创作。 用至少四周时间来讲授“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这两个章节,该章节学习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深刻系统地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在讲授课程中,要对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逐一细致讲解,对素材准备、艺术构思以及物化阶段都要讲述较多的作家案例,让学生在具体案例中去除对于创作的神秘感,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学的创作者。在讲授完这些理论知识后,给学生布置作业,每人写一篇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均可,然后在下一节课堂上展示,好的作品给予表扬,并推荐到学校文学社团的杂志、校报的副刊或者其它高一级的刊物上,积极鼓励学生进行文学创作,并以此为契机在班级建立“文学创作者”小组,以他们为优秀把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培养未来的作家,而是让学生多练笔,熟悉写作的路数,从敢写到会写,再到想写、爱写,一步步建树他们写作的信心和兴趣。3.短文评析。这一步骤是在第二学期进行。与“文学接受论”教学内容同步,在经历了上一学期的学习和写作实践后,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储备和文学作品的写作经验,在此前提下,讲授“文学作品的接受”,指导他们欣赏和品评文学作品,打好小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础。小论文写作应当从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热播电影等文学体裁开始,选取小的角度,从某一方面切入评析。如清人李调元《咏麻雀》诗歌的生命不平等意识、刘庆邦短篇小说《小小的船》的人性美、电影《高考1977》观后感等,要求在1000字左右。在写作之前,教师要首先选择一些好的赏析文章,复印后分发给学生,让他们认真阅读,结合所学理论,熟悉掌握写作格式,使用合适的文学理论术语,尽量学术化。这一阶段应在本学期第三周后进行,时间约为两周。 4.长文写作实践。 这一阶段一般放在第二学期的第六到十一周。首先详细讲授“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文学思潮论”这些章节的内容,把形式主义批评、道德批评、新历史批评、性别观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神话批评、读者反应批评以及马克思主义批评、解释学、文化批评等具体内容讲解详细,着重教授批评的基本操作方式。如道德批评就是要阐释和评价文学文本的道德内容、考察作家与文本创作的道德关系、考察文本对读者的道德影响等。这些理论知识讲述完后,在第十二周让学生尝试写作长文。所谓长文,是与前期进行的短文评析相对而言的。这一阶段的写作要求学生在业已掌握短小评论文章写作的基础上,在观点提炼、题目审定、结构安排等方面作出突破,这也就要求文章字数要达到三到五千甚至更多。实际上就是学位论文写作的小型排练,写的好的话就是他们毕业论文的雏形。除了掌握以上的理论批评的基本原理外,每一种批评模式都要给出批评案例,让学生认真阅读体会,搞清楚其论证的内在逻辑思路,了解掌握基本架构,然后还要在写作上进行专门指导,帮助学生制定写作的步骤:了解对象———选点切入———确定要旨———布局安排———力求创见等。刚开始可以用命题作文的形式来启发学生,如《论席慕蓉诗歌的陌生化表达》《刘庆邦小说的儿童视角》《论路遥小说的苦难意识》《儒家思想在周大新小说中的体现》《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论“本事”与“情节”的关系》《论昆德拉的小说理论》《论赫什的“意义”与“意味”》等等,但不强制要求一定是本题目,学生可以举一反三,自己命题,自由写作。这一时间约为三周,通过三周的练习,学生要写出一至两篇文章。 (三)必要的延伸措施: 及时反馈评论必须说明,无论在文学作品写作,还是短文评析、长文写作期间,反馈评价机制要一直跟上。在学生写作后,教师要及时批阅学生文章,开始之时,应全部阅读,逐一写出评语,并在课堂上讲评,指出普遍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法。这当然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工作,但教师一定要认真对待,不可敷衍,否则会伤害学生的积极性,使课程改革试验起不到预设的效果。一段时间后,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和互评的方式,而这里,学生互评的效果会更好。 三、不足之处与应对措施 毫无疑问,光靠专业课教学来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是不够的,这只是一种辅助方式,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开设学位写作课程。这一课程可以在三年级第二学期进行,应由写作经验较为丰富的教师来授课。那么,包括中文专业在内的文科本科学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指导应当教授什么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呢?根据笔者的经验,课程内容应在查阅过去毕业学生的学位论文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并向学生做出调查询问的基础上设置。一般来说,主要是:(一)理论知识的讲解。这包括1.对毕业论文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2.了解论文类型和题目类别。3.选题的原则和方法。4.材料的搜集与整合。5.大纲与开题报告的写作。6.具体论文的写作与修改。7.格式规范。8.答辩准备等。(二)学位论文范文讲析。(三)实际练习。以训练学生列提纲为主要方法。 (四)讨论反馈等内容。 但也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有所删减,有所突出。总之,针对学生写作水平不高的现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进而整体性地提高毕业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作者:石长平 单位:许昌学院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论文 (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和思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句出自《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以看出,“乐”与“淫”、“哀”与“伤”是两对相近的词,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乐”至极为“淫”,“哀”至极则是“伤”;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是讲感情不能太过,要适中,也就是后世所总结为的中和。当然,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这里的《关雎》不仅仅就《关雎》这一首诗而言,这里的《关雎》应该包括整个“诗三百”,只不过《诗经》之首的《诗经》表现得更加明显罢了,正所谓“哀乐并举,亦可使人体悟到一种性情之正,有超乎哀与乐之上者”。这种中和对应的正是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先进》),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也多有体现,所谓“允执其中”(《尧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即是如此,至于“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蹙”(《八佾》),“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虽看似有点不得已而言之,但其实还是体现了一种中和思想,后世对于文学思想的很多评论也延续了这种“A而不A”或“A而不B”的评判方法。这种中和思想发挥到一种极致,便成为了中正乃至纯正的思想了,这就涉及到对于《诗经》思想的解读了。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淫无耻,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孔子对《诗经》的探讨,在其儒家创始者身份的影响下,后世对于《诗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并在西汉时代形成了以《诗经》为首的经学研究体系,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论语》中的其他言论,虽然已经超过了文学范畴,但是,由于孔子和《论语》本身的流传,后来的的某些见解则留下了孔子或《论语》的影子,将这些言论完全归之于孔子和《论语》的影响,虽然显得有点幼稚,但是,这可以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文化之间内在的联系。 作者:聂家伟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探究式教学的文学理论论文 一、问题主导,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的习惯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在强行灌输的过程中被迫接受枯燥的理论知识。探究式教学理论改变了这一传统教学模式,它主张通过问题的提出,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在活跃的思维过程中确认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循循善诱的引导中让学生在问题探究中感知理论的深度,拓展自己的认知。问题的提出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诱发学生的思考,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内在强烈的求知欲。有了问题才可以让学生深入思考,突破事物的表层与形式。在文学理论教学实际中,因为理论自身深度和难度需要老师在问题情境中引导学生,而且,老师不直接给出答案,这个过程需要贯穿整个课堂始终,在积极思考过程中,结合具体文本、具体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逐步让学生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通过问题的提出让枯燥的理论知识慢慢内化成学生的体验,在体验的过程中让学生从文学现象的感性认知逐渐过渡到深入的理性思考。问题主导式教学均是从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关注热点、关注理论前沿与文学理论教学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不可等同。现实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文学理论未来发展如何?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不是理论教学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面临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学理论教学如何通过可操作性的实践设计,将貌似枯燥、教条的理论和生活中的文艺现象联系起来,恢复其本有生命力。要求学生把讨论中的理论要点、基本观点形成文字,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论证结构,并学会对自己的论证进行概括和总结。主动思考问题是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让学生自主寻找和发现知识。相信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步扭转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错误认识,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起到真正训练学生理论思维、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从而使文学理论教学获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合作与交流,开放探究环境 探究是一个过程,探究是一种行为,同学之间需要展开交流,这是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自己思想和倾听别人意见能力和态度的需要。使课堂教学真正成为既能让学生自主探究,又能促进师生、生生合作互动,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社会生存发展的人的阵地,教师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合作学习”,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文学理论教学不单要求学生掌握文学基本概念和文学理论基本知识,更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的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理论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逐渐进入到自主学习氛围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尽力为学生营造深入学习理论的良好氛围,为学生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在合作性学习中,教师的功能在于设计教学方案,并以指导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到师生互动中,引导学生体会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之间的依赖关系。要求学生运用已有理论分析作品,或者就文学现象对文学的普遍规律进行归纳,如讲授文学活动时,对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具体关系,需要学生在具体作品中认识到文学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产生的源泉,这个认识是在就这个问题具体文本讨论过程中清晰起来的。就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作品及读者的关系同样需要从不同角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多角度地思考,呈现出思考的多维度,让学生对问题中彼此的关系有明确的认知。就读者和世界的关系,在读者接受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是接受者,就这个问题谈自己在阅读中的切身体会,在阐释与批评中理解和诠释读者对作品进行评价反馈的重要性。学生在合作与探究过程中深入理论学习,不仅是对以往文学认识的梳理和修正,更是对理论思维方式的切身感知,与此同时强化学生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理解。在学生自主探究的基础上,课下可以组织学生组建各种学习团队,针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进行相互交流与探讨,在师生互动的氛围中培养学生理论学习兴趣,不仅对课堂教学起到辅助作用,而且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 三、引导探究,课堂教学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设计 文学理论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需要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知识、规律和理论,但是文学理论也是一门应用性课程。文学理论在理论指向和诠释方面具有多功能性,必须让学生清楚明晓文学理论的理论指向和最为合理、最适合的诠释方法。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沟通的关系,因而要让学生在理论视域方面认识到其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相浃相洽的思维脉路。文学理论具有广且厚的内容涵盖面和阐释的界域极宽的潜在理论因素。要顺利展开对一个理论问题的“探究”活动,仅靠课堂上三言两语的思考讨论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往往只能停留在问题表面,不能将理论深化。因此,注重课外资料收集,引导学生进行课外延伸思考是探究式教学方式的关键环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关注学术前沿,并及时把相关学术观点带给学生,让学生在文学理论应有的语境中审视文学现象,如果不站在当下文学发展语境下,那么学生始终都会把自己当做理论的外人,不能真正理解理论的发展状况。所有在探究理论发展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当下。教师在具体课堂教学中需要针对具体实际调整教学内容,灵活针对学生提出的关于文学理论认知的相关问题进行讲授,层层深入,理解理论精髓所在。大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概念的接受、学科视角的形成、方法的训练和知识类型的再生产等。这些方面都建立在教学个体之间的感知和互动过程中。文学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是一个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推动学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要求学生结合自身实际,加强逆向体验,增强学生解读文学与理解文学现象的能力。 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逐步形成形态多元、流派众多、体系变动不居的发展局面,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探究式教学法的使用不仅确立了教师的主导地位,而且明确了学生的主体作用,问题探究把文学基本理论和学生联系起来,不仅传授必要的文学理论知识,而且对学生思维能力起到培养作用。文学理论课程枯燥无味的传统教学模式在探究式教学的影响下会重新焕发出理论自身的魅力,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这对学生是受益终生的。 作者:吕佳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论文 一、文学理论教学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用文学经典作品,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 《文学理论》是一门理论性、基础性很强的课程,具有深奥性、抽象性、理论性、枯燥性的特点,现在的学生对纯理论性质的课程不感兴趣,即便学习了理论也不会应用于实践活动之中。文学理论的枯燥、难理解使得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提不起兴趣,不能把文学理论学到的知识很好的用于实践活动中,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其实通过对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研究发现,文学理论课程蕴涵丰富巨大的信息量且近来发展迅速。这就给文学理论的教学带来了难度。大众文化时代,是个开放彰显个性的时代,当代大学生们大多数是伴随着电子媒介、影视、网络成长起来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对新艺术、新形式、新媒介有很强的适应力、亲和力、接受力,比如他们对网络文学、动漫作品、大场面大制作的奇观电影感兴趣,而对于传统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甚至表现出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疏离,他们喜欢收看动漫作品、奇观电影,不喜欢阅读纸质文学作品,更不爱看同样是电视节目的京剧、越剧等表演艺术。当代大学生感兴趣的是一些形象的艺术形式,因此他们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知识,这样就很难适应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因而学习文学理论这门比较抽象的学科就比较困难,感觉很难融会贯通,认为文学理论比较难学习难理解。因此,为了解决这种难接受、枯燥的理论学习,适应大众文化的时代特征,在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例证的选择、分析就举足轻重,在教学中所举的案例尽量适合大众文化时代的需求,尽量迎合学生的兴趣点。由此可见,文学理论教学中选择一个恰当的案例,既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也能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说明一个原本十分枯燥、深奥的理论问题。翻阅多部文学理论教材发现,大多数教材多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证,这些例子虽然能够达到有效说明理论问题的效果,但是太古板、生硬,缺乏新鲜性、时代性、活泼性。与当代大学生们感兴趣的热点问题相差比较远,难以调动他们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我发现当代大学生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奇观电影、动漫、电子读物、网络文学作品等方面,如果将这些学生感兴趣的大众文化现象引入到文学理论的课堂教学中,一方面提高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即巩固了大学生原有知识结构,又提升了大学生分析理论问题的应用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补充了文学理论自身的涵盖力。例如在讲到“叙事结构”这一节叙述视角内容时,我选取了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加以分析,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打破了以往抗日片中人物形象模式化、平面、视角单一的叙述模式。放弃线性叙事手段、采用独特的叙述视角,将日军的“反角”作为主角,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南京!南京!》虽然是历史片,但是视角很独特。把侵华日军还原成人,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以一个日本兵的视角,一个占领者的视角来叙述,比较独特,新颖,比较能让现代观众接受,这表现出中国人已经有觉悟从更高、更开阔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而不仅仅着眼于民族情绪。但处理起来也有一些局限。陆川把角川这个日本人描写得太有血有肉,整条脉络和整个形象通过种种优美的细节自然铺陈。总之,大众文化时代,文学理论教学所面临着枯燥的理论如何选择合理的论据加以论证的困惑,选择什么案例对于讲课效果至关重要。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体系中,当老师试图讲解、说明某一枯燥理论问题时,大多数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论据。这样的论据用得多了,就不新鲜了,学生不感兴趣,另外有时举到的文学作品的例子,学生没有读过,感到陌生,起不到说明理论的问题。然而,在大众文化时代,作为文学理论教学授课对象的大学生,他们经常面对的、感兴趣的恰恰不是所谓“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而是“应运而生”的众多身边的大众文化现象。他们感兴趣不是审美活动,而是大众文化产品如何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环节。因此,他们的接受经验、接受能力大多数是由消费性、娱乐性、游戏性产品的讯息刺激而形成的。这样,当文学理论老师用“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来说明抽象、枯燥理论时,大学生因为缺乏体验,没有读过作品,具体情节不熟悉,始终处于隔膜状态,这样最有说服力的经典例子也就失去了说明理论问题的经验基础。因此,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引用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子,而且要大胆的引用当今热门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实例。这样不仅是为了适应当代大众文化语境的要求,尽可能地吸引当代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关注大众焦点,而且也是为了通过对当代大众文化产品的解释、赏析,使文学理论知识在实际运用中变得鲜活生动起来,从而促进大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掌握。 二、针对学生文学活动体验薄弱的情况,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文学实践,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的就是文学实践,学生只有具备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知识。“实践出真知”,学生只有经过大量的文学活动的体验,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等体验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中涉及的各种文学现象、各种文学原理。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审美体验教学模式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于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情景模拟”就是讲到一些枯燥、抽象的理论时,通过设计一些直观、形象的情景,使抽象的理论尽可能的具象化,便于学生理解掌握理论知识,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调动学生掌握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的知识,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空间。比如我在讲到文学风格这一章时,为了证明有无文学风格,我就设计了“情景模拟”,即“一个小伙子遇到了一个彩票的漂亮姑娘,你模拟一下琼瑶、金庸、柯南道尔会怎么写。”我分别找了三个女生,三个男生,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自由组合成一组,让他们分别以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来模拟表演,学生调动了自己的想象力,生动演绎出了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由此得出不同的作家创作风格是不同的,学生兴趣很高,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表演力,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枯燥的理论变得直观、形象、易懂。再比如讲到戏剧时,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戏剧作品,在此基础上学生自己评价,这样戏剧的特点、分类等理论知识学生就自己总结出来了。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多幕剧《抢坐》、独幕剧《电热棒的故事》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即在课堂上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采用启发性互动式教学方式。具体应做到:一、在教学中多使用疑问句,反问句等形式以启发引导学生对文学理论问题的积极思考,多给学生总结发言的机会,帮助他们养成边学边思考、边运用的良好习惯;二是课堂对话和课下对话同时进行,课堂对话是在教授文学理论的课堂中,老师围绕本堂课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精心设计一些环节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或根据课堂学生反应情况,即兴提出一些引导性话题与学生平等对话与交流,用以来培养大学生进行理论思考的兴趣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既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也可以利用课外业余时间,课下进行,如采用电脑播放古今中外的经典电影,或播放当今一些学生喜欢的热点视频,组织学生观看,观看后安排学生讨论、对话交流,让学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有直观的心灵接触,然后再布置学生去阅读相关的经典文学作品原著,了解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容,通过比较文学经典与根据文学经典改编成的影视剧,学生发现文学经典作品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后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蕴。这样提高了学生比较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审美趣味。课下“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就是下课后给学生提供适合对话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场所,比如宿舍、餐厅、草坪自由结合畅所欲言地讨论,下次上课时再提供机会让他们阐述讨论的结果。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要不断总结改进“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以适应不同阶段、不同基础的学生。全方位确立学生在文学理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模式往往剥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存在只是单纯的灌输、单纯应试等多方面的弊端。“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把确立学生主体地位首先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学生主动、自主学习的能力,强调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重大改革,它不但把课堂上与课堂下完美结合为互动状态,而且把审美教育、专业教育、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 三、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大力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 大众文化语境下,对文学理论的教学从对象到观念都提出了诸多挑战性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应用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的教学应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合理吸收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的优点,大胆使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的课程改革。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鲜活性和丰富性,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存在以下两点优点:第一,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形声兼备的视像效果,吸引学生眼球,增加学习兴趣。例如在讲解“文学的形象性”内容时,我结合学生每天使用的手机,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手机》的精彩片段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手机短信是文学吗?让学生踊跃回答,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我搜集了许多有关手机短信的视频资料,包括有审美价值的手机信息、手机短信连载小说《城内》、“全球通”短信文学大赛等,把这些资料做成多媒体课件,用以辅助课堂教学,使抽象的理论教学变得丰富多彩,吸引了学生的眼球,这一内容既在讲解的范围之内,又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关,因而很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大增,他们讨论热烈,各抒己见。再比如在讲解“文学意境”内容时,我结合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英雄》的精彩片段后,用张艺谋的话来说明意境的重要性,张艺谋曾经说过:过两年以后,说起《英雄》这部电影,你肯定把整个电影的故事都忘了。但是你可能永远记得一些有意境的画面。你会记得在漫天黄叶中,有两个红衣女子在飞舞;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有两个男子在以武功交流,在水面上像鸟儿一样的,像蜻蜓一样的。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理论认识水平,我搜集了一些有意境的绘画,如朱耷的《荷花水鸟图》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展示出来,吸引了学生的眼球,激发起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第二,多媒体容量大、直观、形象。多媒体教学综合应用文字、图片、动画和视频等资料来进行教学活动,而应用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手段难以讲清楚,文学理论中一些抽象难懂的知识重点、难点,可以通过多媒体用直观、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采用鲜明的图片,生动动画和视频使原本抽象、枯燥的理论变得更直观更形象!这样课堂教学活动变得活泼,生动形象有趣,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单调的模式,从而活跃学生的理性思维,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了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 总之,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应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经据典,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建立一套适合于本校学生学习的文学理论体系。遵从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重点培养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尽量为枯燥理论注入鲜活生命,注重多媒体教学技巧的运用,使枯燥抽象的文学理论散发鲜活生动气息。 作者:王钦鸿孔莉李建春单位:山东济宁学院中文系 文学理论论文:翻译理念与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论文 新批评派不仅坚持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而且还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新批评派学者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对作品的认知要避免“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所谓意图,就是作者内心的构思或计划。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同与作者的意图,探讨作者意图与分析文本无关。研究作品,没有必要去研究作者的意图,否则就可能导致作品研究的荒谬性,成为“意图谬误”。因此,新批评派极力反对在作品研究中受到有关作家的传记评介等先入为主的影响,新批评派强烈反对传统的对文学进行自传的和历史的阐释,因为“作品的真正意义存在于其内部结构,而与其创作者的传记或历史信息无关”(朱刚,2001:41)。“感受谬误”是说读者阅读作品时可能错误地认识和分析作品,片面强调自己的感受,而每个读者的感受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对作品阐释的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新批评派反对印象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是试图将读者的情感客观化和作品的价值永恒化。“意图谬误或感受谬误的结果都是使诗歌本身作为一个具体批评判断的对象趋向消亡”(朱刚,2001:44)。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通过对“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的论证,意在说明诗是自律的产品,虽然它是诗人心智的产物,但最终不由作者的意图或读者的个人反应所左右,诗的含义只能产生于诗本身。这种将作品与作者、读者和外部世界隔离的本体论诗学观,无疑也是理查兹的文学阅读班和后来的美国翻译研讨班所自觉或不自觉奉行的圭臬。 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选了13首诗印成卷子发给学生,这些诗的范围从莎士比亚的诗一直到E.W.威尔柯克斯的诗,但是不注明题目和作者,让学生读完后任意地写些评论。而结果理查兹颇为意外:著名诗人的作品不一定就得到好评,“二三流”诗人的作品反而被视为佳作。这一实验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理查兹的教学实验,是新批评派的直接起点”(王锺陵,1998:163)。可以说,理查兹在文学阅读班上采用的文学教学方法和批评方法,造就了英美新批评派。如果从“意图谬误”的角度来看,这次实验似乎验证了:通常读者对作品的认识,容易受到社会对某个作家的既有评判标准的左右,从而导致理解的偏颇;但从另一角度来说,理查兹的实验似乎也说明了因为个体反应的多样性,读者仅仅从个体印象出发认识作品也容易导致“感受谬误”。但理查兹自己认为:“文本中应存在着一个‘统一意思’,读者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判断系统’,并据此对‘统一意思’进行评价”(许冬平、王东风,2000:42)。这是理查兹开设文学阅读班的意图所在,这一设想也成为后来翻译研讨班的前提和出发点,因为原文本的统一意义才使翻译活动成为可能。 在一篇题为《翻译理论探索》的论文中,理查兹认为通过恰当的训练,达到对原文一致的、正确的理解是可能的,而这正是后来翻译研讨班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的翻译实践,正好成为这种训练的一种极好形式。也就是说,在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里,翻译活动被看作是理解和阐释的一种途径。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实际上是效法了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把文本与作者和社会隔离的做法,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所译作品的原作者本来就出自非英语文化圈,特别是一些中国古代诗歌作者的个人背景和社会评价不为英美人所了解,所以在客观上起到了理查兹在其实验中隐去作者姓名的效果。另一方面,研讨班通过对作品的集体阅读、研究、讨论、交流和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作品的个体印象所导致的片面和狭隘的误读,从而达到对原诗的统一意义、客观情感及永恒价值的探求。总之,这种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对原作客观阐释的干扰,在翻译研讨班上,甚至不懂原文语言和文化的成员也可以参加翻译活动,这更是加强了这种效果。 并且,新批评派的学者在“细读”过程中如何把握诗的意义和构成要素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布鲁克斯和沃伦所合著的《怎样读诗》是论述细读批评方法的代表作,他们主张从诗的整体意象和意义中把握每首诗的特点。在《诗的张力》一文中爱伦•泰特提出诗歌语言中,有两个经常在起作用的因素: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外延”是词的“词典意义”,“内涵”是词的暗示意义,张力是将这两个词的前缀去掉后的共核词:tension。它表示外延与内涵的协调,明晰和暗示的结合,意象和意义的统一,优秀的诗歌就是应该像这样富有张力,“诗的意义就是它的张力”(塞尔登,2000:300),退特在分析邓恩的一节诗时认为,“诗中的意义已完全融入“金子”这一意象之中,这里,内涵与外延是合二为一的,它们相互充实”(塞尔登,2000:301)。新批评大师兰色姆则将诗的构成总结为“肌质—构架”。“肌质”,就是那些活的、局部的细节,是诗的意象;“架构”是诗的逻辑优秀,是诗可以意释而转换为散文的部分。但诗不同于散文的独特性及其对世界本体的表现,都在于它的意象,可见兰色姆关于诗的结构的观点,实际上是偏重于肌质,即细节和意象的,兰色姆认为:“就现代诗人而言,他力求去达到意义的朦胧,通过众多意象去捕捉纷繁复杂、神秘莫测的世界,这也反映出诗歌的本体意识”(方珊,2000:181)。新批评的这几种代表性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强调诗歌中的意象因素对把握诗的特征和意义的重要性,这对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现代派诗歌就是要通过意象去表现一个与理性不同的世界,这些观点同样也深深地影响了翻译研讨班的翻译观,特别是诗歌翻译的理念。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把庞德的诗歌翻译方法作为他们效法的典范。 庞德不仅是意象派现代诗歌的开创者,并且也被认为是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庞德在诗歌翻译,特别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延续了其诗歌创作的思想,他在诗歌翻译中对原文意象的刻意追求是和新批评派对诗歌内部结构的论述,特别和兰色姆对“肌质”的强调是不谋而合的。庞德认为:“一个“意象”是在瞬间表现智慧和情感的复合体”(塞尔登,2000:329),这一点和理查兹对诗歌意义的看法倒是基本一致的:“一首好诗传达给读者的是诗人对世界的独特体验产生的有益的心理效应”(方珊,2000:129)。换句话说,在译诗时抓住了原诗中的意象,也就传达了作者创作时的思想情感和独特感受,这正是译诗的真谛所在。由此可见,美国翻译研讨班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新批评派积极地影响和有力地推动,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新批评派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遵循了新批评派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同时,美国翻译研讨班形成了自身的翻译理念,进行了以诗歌翻译为主的实践活动,从而为美国文学翻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李丹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信息时代中的文学艺术展望 作者:银兴贵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 一、文学艺术的自律诉求 阿瑟•丹托进而也说道:“认识实现之际,实际上也就不再有任何艺术的意义和需要了。艺术是某种知识出现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2]98 但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涵义是发展的、开放的和复杂的,我们不能用恒定不变的观念去框定信息化时代下这种多元的文学艺术现状。“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3] 鲁枢元进而诘问:“米勒认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逼下覆灭,……然而我却怀疑,与人类生命、人类语言、人类精神同根并蒂生长着的人类的文学,竟会如此仓促地被尖端电子产品轻轻抹去。”[4]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从存在以来,它一直都在给人以心灵的安慰与生命的安顿,“而伟大的艺术给人的安慰更是无穷无尽。艺术在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是谁也无法预言的,但没有哪个健全的社会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不需要艺术。”[5]433 文学艺术终结也就标示着人类精神价值与审美的消亡,亦即表明人类生存的无意义。 其次,无论是论及以往文学艺术堕落、滑坡与危机的问题,还是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终结的提法,在言说者们的头脑中都预设了一个衡量的尺度,说文学终结是因为把文学看成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从这个角度看,信息化时代人们已经可以用其他手段了。 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学艺术背景与知识谱系。文学艺术最优秀的精神本性在于它的自由性,而信息化媒介对自由精神的抒写与张扬,是文学艺术得以走进新媒介的前提条件,信息媒介为文学艺术审美的自由精神提供了又一个新颖奇特的理想家园。信息化时代,人们通过互联网来表白最真我的生命状态,让创作紧随信息化生存的情感现实,逼近鲜活的生命感悟,敦促文学艺术走向自我的真实表达,因为传统的文学艺术主要是精英艺术,它追求“畅神比德”、“文以明道”与“立言立心”进而“不朽”,它也要通过向善求真的审美化诉求来获得一种宗教式的精神信仰,而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它不是要济民救世而是要表现自我,不求崇高典雅与浑雄宏大,不企求终极关怀而注重兴致所至时的痛快淋漓,此时文学艺术的认同模式由社会性标准转向自娱而娱人的尺度。人通过言以不朽的目的消失了,言以自娱成了唯一目的。 再次,文学艺术所改变的是叙事模式,而不是它的主题,这就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生产的历久更新的问题。艺术生产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7]28 之后在马克思的众多论著中,都有精辟的论述。 众所周知,艺术生产思想,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发展过程。柏拉图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曾把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成是一种模仿,“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只不过它生产的是影像,如我们所说,而非各种原物”[8]77 。柏拉图把诗等艺术产品当成人类以自身作为工具时所独具一格的一种形象的艺术生产。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艺术创造与生产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柏拉图的这一见解是与其“理式”说紧密相关的。 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把艺术视为生产,但他更强调艺术家所特有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于所创造的对象本身”[9]70。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技术都与生产有关,创造就是去思虑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如何生成,这就是意指艺术生产,它是通过人的思维将可能存在的也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生产活动(包括艺术生产活动)之后,提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重要命题。马克思对生产(包括艺术生产)的看法,就是强调主体的人及其心理能力,人的这些本质力量就必然会在他的生产劳动中对象化出来,任何真正的生产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之后的本杰明等人也对艺术生产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3)中,本杰明提出了他的艺术生产论的主要概念———机械复制,并以此为基点,来考察从古代艺术到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以及艺术生产对物质———技术手段的依凭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说,人所制造的事物总是可以被仿造的,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可以进行复制的。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生产是一种富蕴审美价值的精神活动,它属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10]484。这是因为,文学艺术的价值产生、存在于人对事物的审美需求之中,在人的形成及其社会发展中,审美需求作为情感化、诗意化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学艺术的生存方式 信息技术的革新、进步带来了文学艺术传播方式的改变,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只是载体上、形式上的,它同时也使文学艺术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因是科技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总会带来文学艺术的新变革,促使文学艺术产生新的变化,文学艺术随着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转变,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人的生命的体验与满足也应据此而加以调整:“生命追求与满足的内容,也就是艺术的内容;生命的感受器官所可能接受的色彩、音响和语言结构关系,才是艺术使人产生审美愉悦的表达方式。”[11]259 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每一次变革并不意味着是对原来的文学艺术生产的彻底消解与颠覆,而是以主流和非主流、大众与非大众的形式共存共生,毕竟文学艺术是在继承以往传统的基础上,才又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进而更加有力地抒写人类的现实生活。 第一,从纸质文本式微向“读屏”转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学艺术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12]97 当然,“世界图像”的创制并没有改变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因为这个基本前提就是创造文学艺术和需要文学艺术的主体———人,毕竟人最终还需要语言的交流与交往,同时也需要具有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与审美需求。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智慧的有力体现,自从文艺作品以文字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以来,人类就习惯于使用其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然而到了今天,“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在文学艺术审美视界里,视觉文化己经创生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范式:真实、自由和直观。这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图像转向不但标示着是一种文学艺术范式的转化,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这是人类能动地掌握世界,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构的伟大壮举,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确证,更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艺术仍然是人的文学,它既是写人的,表现人的,又是为了人、写给人看的,因为人类看待世界的过程就是真理的开启过程。如果远离了人,远离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远离了人的思维与语言,而去研究信息时代的文学艺术能否存在的根由,那便丧失了人文传统与人文精神,那就必然会陷入技术至上论的怪圈,从而也就只会在信息数码图像这一时代幽灵面前麻木茫然,徘徊乃至悲观。 事实上,随着文学艺术的信息网络化,使得多种艺术形态得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声像互补、图文并茂的仿像艺术境域。而这“仿像”是一种“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13]199它和古希腊理论家所说的“摹本”是截然有别的:“摹本”是对原作进行的一种模仿、改编,原作具有真正的存在价值,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摹本也有价值,但其价值是从属性的,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现实感,使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而“仿像”却不一样,它们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仿像”虽然也必须经过人手,但却是没有原作,它是对非存在的模拟,它是从模型中产生出来的超真实,它是把一种不在场呈现为一种在场,把想象、虚拟的东西描绘为现实实在的东西。仿像瓦解、颠覆了与现实事物的任何比照,将现实事物吸纳进仿像之中。正如周宪所指出的:“仿像的生产必然导致现实和影像之间关系的颠倒。 ……人们不再是通过真实之物来理解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影像来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影像的极度真实取代了日常现实,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影像的制约甚至控制。”[14]133 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视觉空间正日益地被信息带来的图像所占据,人与现代世界正逐渐建立起新的关系,人类生存空间的现代生活节律被信息化波及,意识空间慢慢被信息所影响,人们的兴趣、需求、思考、判断、幻想,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信息媒介所形成的图像而展开,这一切变了,而表现人的文学艺术当然就不得不变。 第二,从单向阅读向互动交流转变。传统文学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相对固定的“书本阅读”形式,无论是以纸质形态存在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是通过技术处理之后放在屏幕之上的影视艺术作品,读者仅能被动地单向“阅读”作品。而与此不同的是,在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接受都转到了一个较为开放的领域,创作者不再受年龄、身份以及性别等差异的束缚,他们的写作更为随意与自由,只要其高兴抑或愿意,随时可以在网络上“灌水”或者“涂鸦”。而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而言,因为受众凭借了网络资源所蕴涵的极大的自主性与丰富性的审美空间,欣赏者充分获得了文本的选择权,因而不再被动、单纯地受传统媒体所钳制。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印刷媒介的不断变革也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艺术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异军突起的信息媒介快速地改变了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传播方式的进化,而传播方式的变化又是促进文学艺术体裁随机演化的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造纸与笔墨技术使原始状态之下的口头创作日落西山,从而转向了以书面创作为主体的文学艺术;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使用,又为文学艺术文本的广泛流通与传播提供了便利。而在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繁盛,文学艺术的发展又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新的关口———超文本技术。人们通过这一技术实现“点对点”的实时交流,每一个人都成为潜藏着的交流对象,这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刷新了人际交流的模式。 时代在进步,媒介在更新,而文学艺术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通常是单向度的。欣赏者即使拥有充分的创造空间与艺术想像力,但是,其与所处于另一极的作者以及作品,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因而就不能改变原有艺术作品的形态。而在信息网络的空间世界里,文艺作品的欣赏却是双向度的,它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实现审美欣赏的互动性。作者可以凭借网络,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进行阐释,解答读者的疑问,并尽可能地提供其创作该艺术作品的创作动机与文化背景。欣赏者也可以直接参与到作品的创作当中,从而改变作品的人物命运、情节结构、事件结局与主题思想。在网络上,艺术作品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其互动性。这是因为,信息网络介入文学艺术作品之后,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样式层出不穷,它们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不同于传统的写作模式,在网络媒介所提供的互动空间里,透射出了一种大众参与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气息。正是由于这种别具一格的超媒体写作模式,不仅跨越了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和欣赏惯有的平面化单向模式,使创作与欣赏不断向立体化方向拓展,还进一步让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鉴赏与批评等众多环节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在信息网络上,选取不同的链接路径,就代表着作品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整合,同时,在线阅读,其本身也就意味着是一种创作。自文学艺术栖居于网络之后,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欣赏以及批评,就有了一个可以即时、互动交流的审美平台,信息网络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信息资源共享和传递的即时性,文学艺术由单向阅读转向互动交流,文学艺术凭借着网络媒介实现了审美形态上的一次转换。 第三,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转化。在人工传统的书写时代,由于修改很不容易,创作者必须严格遵循文字所因袭的线性逻辑,这是因为,文字一经从头脑中的形象转化成书写形态,就会面目一新,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电脑显示屏与手写的痕迹不同,电脑将创作个体的痕迹完全从写作中抹去,致使书写标记非个人化、私人化。我们可以将在电脑上写就的并且保存在软盘上的一部文本和人工手写的、甚而是打字的文本作个对比,人工手写体具有原稿价值,学者和研究者通过看原稿进而希望借此更能接近创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从当中找到“真迹”,甚而推测出该文本的变化、演进过程,这些变化常见于抹除、替换、删除、眉批、添加等过程中,这或许就是图书馆与收藏家常常会花费大量资金来搜集这些代表真实性的手迹的根源所在。而电脑书写的情形是:其所书写的痕迹,已经非物质化了,这是因为,人们在敲打键盘的过程中,已将自己脑中浮现的语句录入电脑,这对于物质材料的依存程度而言,它仅存在于电脑中的存储系统中,这与人工手写时代的物质实存方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信息化时代,即使是很有名的作家,如果其在电脑上进行创作,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收藏家或者文学博物馆绝对不会花钱购买存有创作者文档的光盘或磁盘,因为在这一载体上,创作者创作时的真实性与原创性的痕迹,已经被这种符号存在非物质化的媒介消除掉了。 另一方面,电子书写中产生的非物质化特性,是网络作为文学媒介得以存在的、具有大量空间的技术基础,正是由于电脑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许多以往需要面对面或面对实物时才能获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其可以更快捷、方便地通过电脑网络来获取,进而减少了以往必须直接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繁复程序,真正应和了马克思所言:“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15]218电脑网络传输与处理信息快捷、方便,交互联系面广,存贮量大,这就在众多方面极大地延伸了人脑的功能,可以说,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生产工具,而且在人们的平常生活世界里也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应用,从而尽可能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这一切,使得人们通过电脑这一平台,让拼贴、复制简便易行。同时,由于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手段超越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形式所逼促的时空限制,人们可以简易、方便地获取信息,大众心理也就逐渐养成了追求简易、方便的趋势,一些网络上盛行的新闻炒作,其往往比较短小,容易获取,并且绝大多数是娱乐性质的,人们可以快速地获取、享受抑或忘却,并不需要做理性的反思,仅仅只注重追求一种感官上获得愉悦的快餐文化。 在信息技术所构成的生存空间里,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创作方式等均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此时的文学艺术,栖身于多元、互动的虚拟平台,不管其在内容上有何变化,它都以其独特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正在深刻变化着的人们的生活。文学是人学,是人的思想意识、情感的外化,因而,文学艺术的创作就应该是大众心灵化与个性化的抒写,也更应该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独特审美范式。基于此,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人类通过审美的独特方式来进行生命体验与追求生命的满足,进而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类精神的深刻追问、感悟以及思考。 文学理论论文:师范学校文学理论课程探讨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高等师范院校;课程改革;中学语文课程改革 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风骚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注意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时代性,加强文化研究类课程的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我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文艺活动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这一切“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这一传统范畴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较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文艺学课程的改革呢?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艺学的“文化论”转向,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普及,图像、网络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固守传统上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适应时展的需要,文艺学学科几年前已经:出现了“文化论”转向。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引导中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给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剖析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的能力,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文学理论课程建设中,我们是否应当开设文化研究类课程?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划:可在一、二年级之间开设文学概论的专业基础课,为学生提供本专业的初步理论;在三年级重点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文本解读”或“文学批评实践”等专业必选课或专业限选课,强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在四年级则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开设中国古典美学、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文化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各种相关文化现象的专题研究等选修课程,更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及阐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的能力。在选修课程的开设问题上,不一定规定具体的课程,而应在考虑学校的师资条件、学生本身的兴趣、需要的基础上作出安排。 针对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中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现状,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就其巫待解决的问题而言,一方面,它需要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文学理论学科的实践性特色,开设相应的课程,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出对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剖析的能力。 文学理论论文: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作品创作 论文提要: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适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要贡献。在传记文学方面,胡适是我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他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开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之先河;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创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作品,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他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对于推进我国当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根据胡适传记文学理论逐步演进的特点将其分为酝酿、成型、成熟三个历史阶段,并结合其写作实践作一综合考察,借以阐发胡适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一、“传记文学”出台前的思想准备 在我国,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历史体裁。早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对传记感兴趣,1908年在《竟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等短篇传记,并明确表明其写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来崇拜”师法他们。1910年胡适去美国留学后,由于受西方传记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作了认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写的一则札记(《藏晖室札记》卷七第一条),曾把中国传记同西方传记作了一番比较研究,认为中西传记存在明显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在列举了东西方传记的不同体例后他又具体地阐述了两者的长处和短处。从这条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对我国传记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评是深刻而中肯的,对于西方传记优劣的评析也是较为精当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他后来的传记文学理论构建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之所以要提倡传记文学,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主要动因就是对中国传统传记的不满和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洋“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这一点则表示钦羡,他后来写作的传记文学也大抵是借鉴了西方长传的体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传》等。 虽说胡适留美时期写的这则札记与他后来的传记文学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这还不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都有学者把这则札记看作是胡适最早提倡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佐证,这实在是一个大失误。造成误解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这条札记有个“传记文学”的标题。事实上《藏晖室札记》是胡适在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杂记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记文学”这四个字作为分条题目,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这些札记交给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前,由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帮助整理这批札记时拟加上去的。再从这则札记的实际内容看,其主题是比较东西方传记文体的差异,札记从头至尾并没有出现过“传记文学”字样,也没有对传记文学概念作任何阐释,很显然胡适当时说的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而在胡适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之后写的有关文章或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记”和“传记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因此,1914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还只能说是他传记文学思想的酝酿期。 二、“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和“传记热” 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思想酝酿,到了1930年前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正式开始“亮相”。《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则是一个开篇。该文写于1929年末,序文开头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接着通过具体分析阐述这三方面的原因,对中国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作了深刻批判与否定,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说的“新体传记”的三个条件与写作要求:一是“爱敬崇拜”伟大人物,二是“纪实传真”,三是“传神写生”。这是胡适以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老传记文化作出的看法。虽说“最不发达”,但明确把传记说成是“中国文学里”的一门,这表明此时的胡适已有了将传记纳人文学领域的思想,这种看法可说是超越前人的。因为传记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的范畴,此前他的前辈朋友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和创作的“近代传记”,“属于在历史范畴中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革新”。虽说胡适在这篇序文里还没有提“传记文学”的名称,但“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他以后谈论传记文学时始终坚持的,说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基石在这篇序言里已经奠定。 在时隔半年之后的1930年5月28日,胡适在给友人董授经先生的日记《书舶庸谭》作的序言中便正式提出了“传记文学”的书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也是中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第一人。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的中国文坛有传记文学之实而无传记文学之名,“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使传记文学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国文艺舞台,它标志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的开端口从‘旧记属于传记文学”这一说法可以看出胡适所说的“传记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日记属于非正式自传,胡适后来说过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日记“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而在西方人眼里“自传是传记文学的嫡亲或特殊形式”,后来胡适也是把自传作为传记文学重要成员大力提倡的。在这篇序文里胡适虽然没有对什么是传记文学作具体阐释,但却揭示了传记文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和条件:一是能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二是有史料的价值。这同上文说的“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传神写生”、“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原是文学的特长;而“纪实传真”才有史料价值。而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这正是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书舶庸谭·序》中还特别引述了日记作者做的情梦“柳丝一梦”,极富文学趣味,可见胡适对于传记文学在文学性方面的强调与重视。后来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又说:“我在这十几年中,……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这对前面“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的说法来讲,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的一个进步。而“传记的文学”正好是对胡适“传记文学”概念的一个简明解释。这里“文学”是中心词,“传记”是修饰词起限制界定的作用,“传记文学”也就是传记性质的文学,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胡适晚年在台湾作《传记文学》讲演中曾再次解释说:“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是胡适把传记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门类的最直截的说明。 胡适是个实验主义者,在提倡传记文学方面,他也是一边进行理论构建,一边亲身投人创作实践。《四十自述》是他这一时期在传记文学上的又一个贡献。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说:“《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而这场“传记热”的引发是:“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劝告朋友写自传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即写出他所倡导的“自传文学”来。那么其意义不仅可以“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由此可见,胡适劝告友人写作自传(包括他自己写自传),有着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目的和意义,即“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是胡适对“自传文学”创作提出的两点希望和要求,也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根本目的。因为胡适对于传记文学所特有的史料价植和文学感化教育功能这两方面作用已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所以他要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令胡适感到不幸的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动笔。于是他便身体力行,于1930年6月开始写了他的第一部正式自传《四十自述》。虽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但它作为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示范之作,体现了胡适的传记文学理想,既有“纪实传真”的史料价值,又有“写生传神”的文学特色,是值得重视和应该肯定的。关于《四十自述》的写作计划胡适在《自序》中作了说明:“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可以看出,胡适在提倡传记文学,构想自传创作计划时是很注重“有趣味”这一特色要求的,这也是胡适在以后的有关文章和讲演中用来评判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何实现传记文学的“有趣味”?胡适认为在确保“纪实传真”的前提下,“遇必要时”可以“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在追写传闻和某些记忆不清又没有法子证实的生活细节时也可以“用想象来补充”。因为这里出现一些人名地名的讹误和合理的想象虚构不影响基本史实的真实,相反还能够增添阅读的趣味。应该说胡适的这些想法和写作方法是可取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受到了友人的赞许。遗憾的是胡适上述的这种创作思想没有能够在自传写作的实践中坚定有力地贯彻到底,而是在“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网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刘一于这种“倒退”胡适自己是不满意的。从他本人来说,曾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以破旧开新而闻名的;他自己动手写作自传本身具有“给史家做材料”和“给文学开生路”的双重目的、任务。因此这种“倒退”与上述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适在倡导传记文学上存在着实践与理论的脱节。造成这种“倒退”和“脱节”有客观方面的凉因,最主要的还是作者的主观因素:“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胡适的《四十自述》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实验之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为我国自传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三、传记文学理论的成熟和“创作无力” 在经过了30年代的郑场传记文学热之后,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已趋于逐渐定型,接下来是“退热”后长时间的“冷静”。到1953年初,已经步人晚年的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作了一场《传记文学》的专题讲演,标志着胡适传记文学理论进入了成熟阶段。演讲是他提倡传记文学的又一重要方式和途径。从他晚年的这篇演讲可以获得以下几点传记文学理论演进的信息: 一是对我国古代传记总体评估由虚无悲观变得实在客观。胡适以前哀叹“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并说过“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的偏激之言,而在这篇演讲中,虽然仍坚持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但同时又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正史中的传记作了较为客观实在的评价:“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其中的传记有许多篇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生动的。”在举例中还特别提到:《晋书》中“小说传记,给中国传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体裁”。过去胡适写《四朴自述》曾试图采用小说体裁给自传文学开辟一条新路子,但是中途给放弃了。现在直接把小说传记作为传记文学提出来,这确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新进步。 二是拓宽了传记文学的品种领域。胡适在以前谈的传记文学对象,主要是指文学性传记,包括自传、日记,而在晚年的这篇演讲中,又把《晋书》中的小说传记也列人传记文学范围,并说“《红楼梦》也是传记文学”,这是胡适经过考据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观点本身当然尚可商榷,但由此可见胡适在这里说的传记文学概念范围更为宽泛。他还说:“除了短篇传记之外,还有许多名字不叫传记,实际是传记文学的《言行录》。这些言行录往往比传记还有趣味。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健将到把孔子《论语》作为传记文学而加以高度评价和赞扬,这既是胡适文化思想的一种巨大转变,也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演进和完善。 第三,胡适在论述我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问题时对过去的三点看法也有所修正。主要是去掉了“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这一点,而改成了“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这样就显得较为准确客观。 晚年的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树方面已臻成熟,但其传记文学的创作却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丁文江传》是胡适步人晚年后又一项重要的传记文学活动。它写于1955年底,是胡适所写的最长的一篇传记文学作品。该传大体上是借鉴西方长传的体例按照年代的顺序,记述丁文江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既写出了丁文江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他对中国地质科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又写出了丁文江“捧出心肝待朋友”的美好品格,通过各个侧面塑造出了“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形象。由于作者在作传时采用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尽可能地容纳了所找到的材料,使传记明显地体现出它的历史性和史料价值,但同时也因此而大大地削弱了传记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是胡适在传记文学创作上又一次与其理论的脱节,并且较《四十自述》更为严重和明显。胡适晚年在台北的另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讲演中说到:“我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拿它来作为对胡适在传记文学方面的评语,也是颇为恰当的。 回顾考察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设及创作实践上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在批判否定中国古代旧式传记的缺点弊病,学习吸取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经验与长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并对传记文学的概念特征、范围种类、功能作用和创作原则、要求、方法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精到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着鲜明个性特色的理论系统。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在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指导传记文学创作,正确评价传记文学作品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胡适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直到晚年在台湾去世,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可谓不遗余力。“在现代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开始逐渐形成写自传的风气,也在30年代,有关文献材料表明,这的确与胡适身体力行地倡导有关。”再有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刊也与胡适的提倡有直接关系。这些都表明胡适提倡传记文学是“有心”而有功的。 三、胡适一生写的各类传记将近40部(篇),但在明确提出“传记文学”概念之后,自觉按照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写的并不多,而且还存在较明显的实践与理论脱节的间题,真正符合传记文学条件、称得上“传记文学”的作品则是屈指可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传记文学创作又是“无力”的。但它给史家留下了有价值的材料,为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自传文学创作)开辟了新路,这一历史功绩是不能低估的。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批评探究论文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即:批判之风再起;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中国特色”研究得到了强化。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1.批判之风再起 中国思想理论界是在全国又一次“拨乱反正”的新情势下进入9O年代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乱”与“正”,尽管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种联系,但它毕竟是学理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按照思想学术的规则在深入地探讨与争鸣中,去鉴别,去矫正,而且还需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影响学理的健康发展。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间,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并从政治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开展批判。这一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有三个人∶李泽厚、刘再复、王蒙。批判的内容,是他们发表在80年代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主有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的历程》、《答问录》,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蒙的《文学三元》(以及小说《坚硬的稀粥》)等。这些论著,在发表当时有的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陈涌等人对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评,但总体上还是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同样的问题,进人90年代,骤然升级,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下子变成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泽厚受力最猛。据有关统计,仅1990至1992年间即发表专题文章60多篇。50余万字,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等多角度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由有关部联合召开了两次专项会议,分别对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及“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等理论主张进行集中批判。会议强调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极为突出。⋯⋯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李泽厚及其著作为什么曾一度在我国走俏。也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对李泽厚的政治、哲学观点开展严肃的,原则性的讨论和批评。”(见《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6期)可见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为这次批判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对李泽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界进行的。这里从略。 就文学界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刘再复,不仅文章众多,而且抨击相当严厉。1990年11月,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他的“文学主体论”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论上,宣传主观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把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用“眼泪”文学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政治上,“文学主体性”的呼唤,直接与资本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根本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成就,否定了以《讲话》为优秀的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否定了“二为”方向,为“精英文艺”大造舆论;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损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要消解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根本的否定。其影响,不仅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的泛滥,而且酿成了文艺创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认为,刘再复从反对文艺领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发展到比较系统、全面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文艺学领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言论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政治化学术,或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这一判定不仅集中表达了当时批判意见的基本观点,而且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对刘的“批评”还涉及他的散文创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心史”唱出“杀伐之声”———评〈寻找的悲歌及其评论》。(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结论:刘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理论家”,他“逆历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错误的营垒里摇旗呐喊。其心灵的异常孤独、寂寞、痛苦,其发誓要进行绝望的寻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没落的悲剧。这恐怕很难算是学理的批评。 王蒙的《文学三元》被指认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的“怀疑与否定”,“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首肯与宣扬”,必将导致“文学本质的取消论”①他的《坚硬的稀粥》被说成是篇“影射现实的政治”,“政治倾向有严重错误的作品”。②不仅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他还受到全面“批评”。两篇典型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流》上的《王蒙其人其事》和《文艺理论与批评》(l995年第4期)上的《有感于王蒙的处世哲学》(山城客)。这题目立刻让人想起“”中的大字报,不用看内容便可知道它的政治分量。 李泽厚,刘再复,王蒙,一个主要在哲学界,一个主要在理论批评界,一个主要在文学创作界,理论上互相支持呼应,确实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理论(也包括创作)自然也有不足与失误,完全可以批评与商榷,但正常情况下,应该主要在学术的范围中进行,并且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然而上述的所谓“批评”却基本是在政治的层面并且依托于政治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面倒的政治性的批判。这种政治性的批判之所以能够重新盛行一时,是同一部分占据有力地位的“批评者”的思想认识有关的。这些人实际上对于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修正和调整始终没有想通,他们认为不提“三论”(即“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失误。这种思想,在新的“拨乱反正”中找到了适应的气候。 1990至1992年间,资深理论家陈涌接连发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要恢复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与文艺》等三篇文章,③其中心问题,就是试图从理论上重新论证“文学———从根本上———是服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冶服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论述,关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的论述,是他“根据现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丰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理论至今并未“过时”,必须继续予以确认。这是一个“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两可,任何折中调和”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与此相呼应,《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自1991年第5期起,开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待文艺问题笔谈”,再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我们应有的对策”等问题进行阐述与探讨,要求“文艺应当帮助人民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基于上述理论,他们强调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我们正面临着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的严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是这场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年来,阶级斗争问题被人为地“淡化”了。但事实上,国内外反动势力正“勾结起来”,对我国进行所谓“攻心战”、“思想战”、“宣传战”,那些口头上最热衷于“淡化”阶级意识的文化“精英”,却一直在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着阶级斗争,对于这种现象,如果缺乏清醒的头脑,丧失必要的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批判中建设,在斗争中建设,对一些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贴上阶级的标签,也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现在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正本清源”,“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因此“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顽强的韧性的战斗”,决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④如此,为了完成“战斗”任务,集中而持续的批判便不可避免。 对于这种批判,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一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术气氛开始活跃,10月赵士林主编的《防“左”备忘录》一书出版。该书收入了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对上述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主编在“前言”中称,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方位”的“‘左’倾回潮”。对此,《文艺理论与批评》立即刊登文章予以反击,指认该书正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回潮”。很快文坛又归于寂寞。不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还是保持着积极慎重态度的。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立即提出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同时依据历史的经验指出,在整顿中必须注意把学术行为与政治行为加以区别。1990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即会见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及全国话剧戏曲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发表题为《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讲话。讲话共四个部分:一、充分发挥文艺对稳定社会和鼓舞人民的作用;二、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三、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着力讴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四、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造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他重申要贯彻“双百”方针,并具体指出,“一要开展同志式的讨论。二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三要把握好‘二为’和‘双百’的辩证关系。四要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领导者应和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防止简单粗暴地对待文艺家的艺术创造”。他特别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就要求我们努力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奋进的环境。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繁荣兴旺,生气勃勃;什么时候放弃或背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动乱中,十亿人民八个戏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见《人民日报》1990年1月12日)还有,当王蒙正被某些报刊点名批判的时候,一次由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元宵节接见会,一如既往地邀请他参加。李泽厚域外访学,也照样进出自由。所有这些,都明确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积极态度。虽然,这种态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力的贯彻,但它确实使得火药味很浓的政治性批判未能造成对文艺更为严重的伤害。从而在后来(特别是1992年之后)得以实现艰难的调整与发展。 2.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 对于一门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不仅是该门学科整体构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而且体现着它的深入与成熟。正因为这样,早在80年代中期,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在审议国家七五科研课题时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有必要通过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一些近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个案剖析,探讨他们在借鉴西学和继承与发展传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研究的健康发展。并确定了由王瑶教授承担这一课题。其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即《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但实在地说,关于学术史研究,80年代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这是因为,那时的学者们大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报国情怀,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研究能更直接地为中国的现实改革与文化复兴贡献一份力量。这种热情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爱国传统,同时也自然地使学术带有较多的功利感情色彩和浮躁气息,在学理探究上显得不够严谨与深沉。这其实是并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建设的。但是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境况下,人们对此却无暇去进行反思。90年代初的一阵批判,促使学界冷静下来,重新清理思想,调整思路,寻找自己真实的位置。结果之一,就是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这一开拓,由于临近世纪末而进一步得到加强,以至成为9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时尚。 有人将90年代初期的学界称为“学思不兴”的“冷冻”期。在这个时期,许多富于学术眼光和责任意识的学者,定下神来,收视返听,重读历史,如同发现了新的宝藏一样,“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晚清,关注起那一段长期被冷落了的学术与思想遗产。或许是此时此地的情境,使之产生了与彼时彼地互相沟通的“灵犀”吧,他们忽然都从那里感悟到一种有力的启发和鼓舞。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这样写道:“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辱,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路,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国学大师丛书·总序》)陈四益先生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杰出学者,大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推动他们辨章学术的,是救国拯民的动机。他们的眼界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而大大开阔了,这样才能重估旧学,融会新知,成就一代新的学术风貌。他们在学术上虽然各有成就,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可供人们咀嚼回味的东西正多”。⑤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地“咀嚼回味”起来。最先显示这一征候的标示有两项。一项是《国学大师丛书》的策划与出版。一项是《学人》杂志的创刊。《国学大师丛书》策划于1990年,启动于1991年,l992年开始出版,现已问世28册。传主包括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欧阳竟无、蔡元培、刘师培、汤用彤、胡适、钱穆、冯友兰、鲁迅、林语堂、郭沫若、顾颉刚、贺麟等等,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显赫人物。这些人,“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尽管所遵循的学术思想路向以及所经历的人生遭际不同,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奋斗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或开现代风气之先,或首创新型范式,而独成一家。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历程中,两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影响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学术)建设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今天继续需要认真探讨和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今天人们用大师评传的形式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确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必有深意在。”这种“深意”,从消极意义上讲,是借对逝者的追思,浇今人心中之块垒;从积极意义上讲,是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清理和反思,从民族学术内部寻找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新一代学人确立“跨世纪的文化选择”,“继往开来”,提供一种真切的历史镜鉴。这项工程首先由出版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发起和推动,很快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由目前还健在的当代学术重镇如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殷法鲁、庞朴等出任顾问,又由亲历学术风云造诣颇深的中青年学者(主要是以后培养的研究生)担纲主撰,可以说是出版界与学界联手,老中青学人共同的创举。这个事实本身即说明此项选题深沉的时代内涵。正因为如此,作品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一时间国人争相传阅,一读为快。 《学人》是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青年学人为主体的同仁刊物,1991年正式开张。该刊第一辑便推出这批学人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一组笔谈。这表明,他们在经历了一阵热烈的政治呼唤之后,已经冷静,决心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面对学术,并且首先从重审本民族学术史开始。陈平原在该期《学术史研究随感》一文中表达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因为“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他选择的结果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⑥在这样的选择和坚持中,他一面开设中国学术史的课程,一面奋力读书研究,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该书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努力探源中国学术之“根”,用心感受并积极阐释中华民族的优秀学术传统。这批学人中葛兆光、汪晖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汪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成果,都能注意资料的详博,力避空泛,观念方法上多有开拓创新之处,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樊骏认为,汪晖一向关注重要概念尤其是优秀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不同含义。他的将“观念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旨在辨析这些优秀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后的实际演变和确切内涵。这个工作,对于准确地深入地认识判断中国文学、思想、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⑦《国学大师丛书》的编辑、发行,《学人》集刊的出版,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进程。此后,这一研究从各个层面全线展开,表现为如下特点∶首先是时域拉长了———从近现代直到当代新时期,即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涵盖了百年学术史。其次,视界更为开阔系统———举凡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当代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等,都在其内。其三,大、中、小项目齐上,方式灵活多样———有的以国家重点项目,集众多精英分工合作,总揽百年学术史的回顾、清理与探讨;有的与出版社合作,另行组织队伍,分科进行百年学术史总结;有的以个人的力量,就某一 学科分阶段或分专题进行检视与反思;有的以理论思潮为中心,有的以主要观念、范畴的演变为中心,有的以人物为中心,有的以某一学派为中心;有的重在学术史实的梳理评述,有的更关注深层思想文化原因和学术发展内在规律的探寻,如此等等。各有所长。现已经出版的主要成果,除上述提到者外,尚有:《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走出拟古时代》(李学勤),《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朱维铮),《清园论学集》(王元化),《释古与清华学派》(徐藻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新潮学案》(夏中义)等丛书、论著,以及更多的专题论文,如聂振斌《试论百年中国美学》,刘纲纪《略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高楠《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庄锡华《人性,人道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杜卫《世纪回眸: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和意义》,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与特征》,胡晓明《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罗宗强等《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朱立元《反映论文艺观崛起的文化反思》,赖大仁《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与探索》,汤学智《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朱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支克坚《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下),陈伯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樊骏《关于学术史编选原则的思考》,陈思和《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三种对象和三个层面》,朱寿桐《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葛红兵《文学史学引论》,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反思》等等。同时,《民国学术经典》(东方出版社),《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文史哲各界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自选集系列,以及新近问世的《跨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都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重要的文献,同样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成果。 就目前所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学术史”的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是属于多学科总体回顾的大型项目。他们力图以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视野和学术眼光,对百年学术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检视与探究,着意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演进的真实历史轨迹、独特规律和对于未来发展切实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其中的“文艺学学术史”为例,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学术自身揭示文艺学走向“现代”的曲折复杂历程,以著名文艺理论家杜书瀛为首的课题组,经过多次研讨,在与“文艺学史”和“文艺学思想史”的比较中,确认了“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即:“文艺学的学术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进而确立了“长时段,大视野”,“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略,即无论着重探讨近代、现代还是当代的学术史,都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整体背景之中进行观察、考量,将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与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文化氛围一并纳入研究视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个别片段已有发表,如杜书瀛对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回顾的文章,孟繁华关于文艺思想的重新探讨等。⑧杜文认为,新时期20年来,中国文艺学在基本观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并对“拨乱反正”的意义与局限,认识论文艺学的功与过,接受西方现代文艺学资源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文艺学发展由“内转”而“外突”的总体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孟文则将文艺思想及其内部结构,置放在纵横交错的国内外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进行学理探讨,从而更冷静地论述了它的贡献、局限与内在矛盾。从这些文章的学术视野和所触及的深度看,人们有理由对这部学术史著作(多卷本)寄予较高的期望。据悉,上海徐中玉等几位著名教授也正主持编纂同类著作,但在体制上别出心裁,采用辞书结构,将以精心设计和组织撰写的自成体系的词条,实现百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这两部大书,目标一致,又在结构功能上呈异态互补之势。必将受到后人的重视。发生在世纪末的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热潮,其重头成果也许要到下个世纪初方能问世。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首先,由于百年来的特珠国情,中国学术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并且常常受到政治的强行干预,而实践证明,政治的干预往往对学术造成伤害。故欲求学术的健康发展,必须确实创建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其次,要确认学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必须从民族学术自身内部去探求其走向“现代”的可行之路,为此学术必须自立,学者必须回到学术。而真正“自立”的学术,决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因此,其三,必须言行一致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百家争鸣”。只有真正形成众多在理论上自成一体的“家”,中国学术才能在中西文论的冲撞、融和中,树立起自己的“现代”形象。百年的经验教训,足可以让我们聪明起来了。如果真能记取历史的教训,那么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使之形成更为完备的理论生态机制,从而逐步走向成熟,也必将为下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中国学人所热切盼望的。 3.“中国特色”研究得到强化 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与此前的3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相比,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的确有了深刻的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具有一定突破性的论著,但如果从时代的和世界的眼光来看,又的确如季羡林教授所说,“在近现代没有一个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东方文论·序》)。在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还听不到中国独立的理论声音。(注:美国著名学者亚伯拉姆斯在谈到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曾列出20种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均与中国无缘。参见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无论有何种现实原因,都不能不是一个深深的遗憾。于是90年代,在新一轮的反思中,“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问题,被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 自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90年代。还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指出:“近几年来,有许多人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习苏联的文艺理论,而不顾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的花朵”。(注:见应杰、安伦:《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遗产》,《新建设》1957年第8期。)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激发和强化了民族主体精神与创造意识。在此基础上,周扬于50年代末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命题。此后乃有蔡仪和以群分别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部著作虽然在质量和影响上居当时同类著作之首,在与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实际的结合上有所进步,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仍未能从体系上摆脱苏式理论的影响,完成质的突破。如此,当80年代有了相对宽松的时代条件之后,问题便自然地再一次提上日程,尤其80年代后期,讨论渐趋热烈,并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成果,然就学界整体而论,那时还处在急于借鉴模仿的兴奋与浮躁之中,还不能更集中更踏实地就“中国特色”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与探讨。这只能是90年代的事情。这一时期虽然失却了80年代的轰轰烈烈,但有关学者的精神更为集中,研究更为扎实。 什么是“中国特色”?目前学界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民族性”,有的强调“社会主义”性,“马克思主义”性,也有的强调二者的结合,可谓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特色”,归根到底,就是指由中国学者所创建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理论系统,关键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声音。这种理论应该具有原创性、体系性和普适性。所谓普适性,即是理论的先进性、超越性,它产生于中国,又有能量的强势,具有向外的辐射力,能在不同的民族地区进行传播,发生影响,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当世界学界谈起某一理论,共同指认它来自中国时,这一理论自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只是自我标榜有“中国特色”,那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依照这种观点,我认为90年代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主要表现为三种路向。 一路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造性发展。 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文论现代传统继承、扬弃和重建的路向。在这个方向上,有两支人马在奋力前行。一支沿传统文论体系整体改造的目标推进,如钱中文,王元骧等。他们在80年代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90年代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但由于问题难度甚大,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性的进展。他们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对新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目的在于更好地探寻前行之路。 钱中文的《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之途》,《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注:分见《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1996年第1期;1999年第2期;《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是几篇分量厚重的论文。他把中国20世纪文论的演进,放到本世纪世界文化和文论发展的大背景上进行纵横观察,比较,反思,高屋建瓴,发人深思。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论进行反顾与前瞻,不能离开“现代性”这一理论问题。所谓“现代性”就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推动自身不断地走向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现代性的策动下,中国文学理论必然走向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和哲学基础的多元化。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有不断更新,丰富自己,才能获得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强调,20世纪的中国文论经过百年流变,实际上形成三种传统,即: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必须要面对这三种文论传统,并给出科学的定位与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从现实的传统出发,以现代文论为主导,充分融和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否则又会中断传统。这将是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在谈到文学理论现代性时,他又特别指出,要有“充分的人文精神”,要树立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他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他的识见,的确包含了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学者深沉乃至痛苦的历史思考。 王元骧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展的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文学理论建设刍议》以及《艺术实践本性论纲》(注:分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5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等论文,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走向当代,以及作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起点、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通过“世纪回眸”,在比较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是80年代以来的新成果)的得失之后,他深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形成和确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的文学观念,应该到科学与人文两种学科的结合部去寻找;在内涵和功能上,它必须充分反映时代要求,民族文化精神,并有能力整合与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遵循这样的思路,他在坚持认识论的基础上,引入实践范畴,提出了“艺术实践本性论”。试图以实践为中介,将知识论、认识论与人生论、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阐释文学的“人学”性质,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发展。另一支是更年轻一些的博士,如许明、郑元者等。他们的兴趣,暂时似乎更在于某种重要的研究领域和专题上,期望通过这些关键性问题的突破,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现展寻求契机。 许明是已故著名美学家蔡仪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美的认识结构》,完成于80年代,修订出版于199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一部“具有高层次研究水平”的论著。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美学的最基本的合理内核——客体思想,同时又广泛吸收近百年来西方多种美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以哲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为方法论基础,以审美实践为出发点,整合客体、主体、动力、反应等因素,首次提出和论述了“审美思维结构”,并由此对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形成的逻辑过程,以及美感和性质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从而为认识论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在长期踏步之后重现生机。许明认为,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要“重读马克思”。所谓重读,就是要恢复过去长期被误读和“弱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价值立场”,“人的解放”等重要内容,重新以“人”为优秀,张扬那些与人道主义等相联系的价值资源,以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与危机。他的研究新著《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起源》一书已经问世。其次,要关注现实。因为理论发展的契机,最终是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的,它的独特的内涵,应该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来自人性的深处,研究者只有融进这个现实之中去方能真实有效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为此,近年他主编并参与撰写了全面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问题报告》(丛书,20余种),《与总书记谈心》等很有影响的书籍,获益匪浅。第三,要有明确的理论目标。在环视世界理论思潮走向的基础上,他强调中国文论建设要“重返意识形态”(当然是开放的意识形态),要“建设新的人文精神”,即“以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优秀的价值观、方法论、社会观所构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从而使文学更好地担负起帮助民族实现“人格重建”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他曾发表《人文理性的展望》,《当今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合作)等多篇重要论文,分别收入《轻拂那新理性的风》,《人文理性的展望》等文集。在我看来,上述三项,确实从理论本源,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的结合上,抓住了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他正投入心仪已久的《意识形态笔记》的写作。这将是他为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所进行的新的理论探索。 郑元者师从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已于1998年出版。关于艺术的起源,西方古今理论家曾经有过多种说法、多部论著,如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艺术起源》(格罗塞),《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原始艺术美学》(简·布洛克)等等。这些著作与见解,虽然各成一体,但往往视角比较单一,带有比较明显的局限。郑著则积极开扩视野,将艺术起源分解为艺术何时发生/艺术如何发生/艺术何以发生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互动层面,归结为一种规律性生成过程;同时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史前宗教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有效理论和方法,既重实证考据,又有哲学思悟,在认识上突破了艺术起源“单数”论的传统见解,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初性的图腾观念以及它的特化形态的“复数”理论。其优秀概念是“图腾观念特化说”,其理论展开为“图腾观念特化树”。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自成体系的崭新的观点,使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美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注:参见蒋孔阳:《艺术起源学研究的新创获》,《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他的努力方向,是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他认为,“要改变传统美学的诸多重大失误,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新美学’的前导”(注:见廖明君《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郑元者访谈录》,《民族艺术》(南宁)1998年第2期。)正是为了探寻“新美学”,他“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坚守学术阵地”(蒋孔阳语)。近年来又完成和出版了《崇高之始》(已出),《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人类学美学与21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战略》等新著。目前正继续进行艺术起源学研究,埋头撰写计划中的其它几部论著。他的研究显示了一代新学人严肃负责的学术追求。可以预计,在理论建设的道路上,他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他的导师高兴地说:“在元者身上,我看到了我国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确实,在新一代博士中,正涌现出一批具有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现代科学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新型人才。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文化建设的希望。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还有一些文章值得注意,如《文艺社会:结合部与生长点》(周平远),《文学理论与文学世界》(吴元迈)等。(注:前文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后文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面对现实融汇中西》(徐新建、阎嘉)一文。)周文认为,文艺社会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和精髓,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现代文论的主流,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和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中国化的结合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生长点。吴文认为,20世纪以来,由于各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及其相互渗透,文学边界内的“入侵者”越来越多,一方面文论变得越来越不像文论,另一方面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与此同时却似乎偏偏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今日文论的发展,固然需要与古今中外种种学说对话,但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对话。惟有这样,文论才能发展,惟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可获得生命力。此外,朱立元《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结构》(专著,1991),《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力求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1990),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1991),周来祥《辩证思维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1992),彭立勋《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设的思考》(1992),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996)等也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一路寻求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现代转换”。 这种“转换”,与古代文论的一般研究(如历史研究、专题研究、范畴研究等)不同,它是以这类研究为前提,谋求其与现代文论的“接轨”;也不是仅仅将个别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移接到现代文论的系统上,而是要在对古代文论根本精神特征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将其生命内能激活,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自然地与现代文论融和,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系。这可能是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但又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正如罗宗强所说,“借助于古代文论的‘话语转换’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必将遇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许正因其难,才更有吸引力。80年代后期,要求“转换”之声开始出现,进入90年代呼声日益高涨,到90年代末,以此为中心议题召开了全国性专门学术研讨会。同时,《文学评论》也为此开辟专栏,持续讨论达两年之久,一时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文坛热门话题。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尚在讨论之中,实践这种转换的代表性著作暂时还无法产生,但这种呼唤本身却已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开始超越传统的“历史研究”、“阐释研究”,努力向古文论体系的深层和优秀部位掘进。这种研究的端倪初现于80年代末期。主要有五种方向:一、发生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如赵沛霖《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1978)等。二、本体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如栾勋《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1988),李泽厚《华夏美学》(1989),潘知常《众妙之门》(1989),于民《气化谐和》(1990)等。栾文潜入古代美学的肌理,第一次对古人思维路线(由“两端论”而“中和论”而“神秘论”)和古代哲学——美学思想总体结构(由“思想环”、“宇宙环”、“现象环”连环交错构成)作出独到的揭示;李著认为,华夏美学从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开始,以儒学为主,同时包括道、屈、禅,其基础是以性情为本体的“心理主义”,它既超越又内在,既是感性的又超越感性,形成独特的“审美的形而上学”;潘著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意在揭示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秘密;于著借中西思维文化的比较,提炼出“气化和谐”说,由此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三、文化学方向——主要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的关系。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1988)指出,古文论中许多重要观念来源于道家思想,因此仅说“儒道互补”是不够的;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着重从中国文化背景考察中国悲剧意识的性质、特征、类型及运行趋势。四、心理学方向——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对古代文论作新的探讨。如皮朝纲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1989),以现代审美心理学为参照,提出文气、才力、个性、养气、积学、研阅等六个范畴,试图建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五、发展论方向——主要探讨古典美学近现展的内在机缘。如潘知常的《美的冲突》(1991)通过对近现代美学曲折进程的分析,旨在说明其最终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归宿的历史“必然”性。 进入90年代,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扩展。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1991),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是继续总体探讨的两部论著。前者着重探析中国诗学的精神与原型,提出并论述了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志五个优秀范畴。后者则认为中国诗学体系主要由志、情、形、境、神五个范畴构成。栾勋《人学、美学、道学》(1996)一文,超越一般的文论层面,立足于哲学,美学的高度,指出中国传统的人学、美学、道学,实际上以“人学”为中心,而在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因而主张研究古代文论应从“人学”处入手。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1997)一文,对古代文论范畴的哲学基础,思辨特征,认知体性,传统文论范畴之知识类型,诠指方式,理论形态,以及它们的展开层次,相互结构关系乃至整个中国文论范畴体系的系统结构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的《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1998)一文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优秀是范畴体系问题;这一范畴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以“道”为历史原点与逻辑起点(元范畴),根据天——地——人这一系统结构框架,依循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由源到流,由体到用,由实到虚,由对立到统一,以范畴为基本单元,围绕着作为一种文化的或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所涉及到的各个认知方面而具体展开,形成文源论、文体论、价值论、通变论、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批评论等八个层面或曰理论专题,彼此之间的相互贯通,从而呈现出一种网状式的结构特征;而在“转化”过程中,又必须充分注意“视界融合”,“创造性阐释”以及“活化”问题,如此才能把握真谛,激活内能,自然地融入当代文论之中。毛宣国《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选择》(1998)一文,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如何“沟通契合”,并从人的关注,思维方式,范畴融通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张海明的《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文学评论》1998·1)也循这一方向进行了探讨,强调在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建设中,古代文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民族文化的“根本”,欲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在以现代意识完成“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实现“现代阐释”。蒲震元的《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辩——再谈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型》(《文艺研究》1998·3)则主要探讨在实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扬长避短,为我所有,并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诠释学理论。古风的《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社会科学》1998·3),专就“意境理论”的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优秀范畴“现代化”的路向:其一,以现代思想“重写”传统,并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增殖和发展;其二,以现代西方文艺美学思想进行阐释,给传统注入外来血液,使其内涵产生重大变革。该文认为,意境现代化的最高理想是对意境范畴的重构,并对这种重构提出了设想。关于意境的系统研究有两本著作值得一提。一是蓝华增的《意境论》(1996),一是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5)。它们结合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将“意境”提升为一个现代文论和美学的术语;尤其前著更受称道,被认为是意境理论现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此外,余虹在《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1997),《中西传统诗学的入诗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1997)等论文中,通过中西比较,对中国文论的入思方式,历史性建构以及叙事理论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王齐洲的《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源》(1999)也以中西比较的开阔视野,从符号学的角度,详细讨论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文学观念所具有的原初意义,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尽管这些探讨还只是初步的,但其攻坚的目标和力度,显然是前所未见的。 一路在继承的借鉴的基础上更注重独立的理论发现和创造。 在这一路向上可以举出杨义、叶舒宪、萧兵、蓝棣之、王一川等人。 杨义的长处在于对中国文学本体有比较扎实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他首先在现代小说史领域辛勤耕耘,以独具特色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立稳脚跟,进而由现代进入古代,在对大量古代作品的研读品评中,体味、追索中国文学的生命底蕴和民族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中国叙事学》(注:见《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这部书与同期出版的叙事学理论著作不同,它不是对同类外国著作的综合性演绎,也不是对这类理论的创造性重构,如胡亚敏的《叙事学》,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罗纲的《叙事学导论》等。它是著者以西方叙事学理论为参照,用现代眼光(新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对我国古籍钩玄提要,梳理爬抉,细读精研之后的独立发现;第一次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叙事的文化密码,即叙事与历史结合的源起,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不同表现原则,发掘了中国叙事智慧之特征。(参见该著附录专家推荐意见)这样的研究,由于集现代人类文化之光凝聚于中国文学的本体,阐幽发微,综合提炼,自成一体,因之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叙事学的特色,又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虽然不能说该著已经完美无缺,但可以说,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进程中,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创获。 叶舒宪和萧兵是八九十年代很有实力的两位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前者神话与理论兼长,一部《中国神话哲学》体现了他的这一特长;后者则专注于神话研究,尤其楚辞神话研究成就突出,出版《楚辞与神话》等多部著作,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国的学问;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化人类学和中国乾嘉学派的积极价值。近年来,他们合作主持并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将这一特点进一步贯注到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探讨上,为了对古代文化更好地进行现代破译,他们一面积极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视界,一面努力继承和开掘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力求融汇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理话语。他们的这种创造性追求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被称为“中国文化考据学派”。乐黛云认为,他们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诠释中国文化,竭力使它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这种努力代表着我们学术的方向和未来。(注:参见《文学人类学走向新世纪》所记乐黛云的发言,《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二期。) 蓝棣之曾师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读书期间思维即有些“怪异”。他借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抓住文学文本的某些特殊情节,便不顾一切地向作品的背后深钻细探,必欲挖出其深藏的“秘密”而后快。此后,一直沿着这一思维方向充实丰富,深化发展,终于形成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正统的与异端的》(1998),《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1994),《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998)等。其中后者影响最大,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用独特的精神分析解读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别开洞天,令人耳目一新。他所注意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是从文本的“疑团”(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寻找其作者的“症候”,再由“症候”寻踪探源,所要揭示的是:作品说了什么,一个故事下面还有没有另一个故事,哪是作者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哪是作家要掩饰的,哪是作家没意识到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还有,作家之所以要讲故事的无意识动因是什么?(注: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19日9版,梁妍:《深入到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中去——蓝棣之谈文学的症候批评》。)这样,如多节火箭一样,节节推进,使探究超越作品的表层、外层空间,进入作家心理和文本结构的深层,进而由作家的无意识动因的分析深入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这部书并不是系统的理论建树,但其中贯穿着独立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当今理论批评界难能可贵的“一家之言”。有人称他为“症候分析学者”,他认为自己属于心理批评派,而心理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补充。 王一川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青年学者。90年代以来,他以“修辞论”为中心课题,但不满足对他人理论的一般移植与借鉴,而是在中外相关理论的辨析比较中,寻找建构自己的理论系统。他认为,既有的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和感兴论美学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前者往往为内容、思想而牺牲形式、语言;中者在执著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时,常常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后者则又忽视了语言论美学的优长。为了走出这种美学的困境,他主张“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经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由此,他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修辞论美学”。(同名著作于1997年出版)这已不是一般的创造性借鉴,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的一种独立创造,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提供了新的尝试。杜书瀛认为这是一种力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美学,力图建立一种既避免单一的“内部研究”的缺点,又避免单一的“外部研究”的缺点的美学。因此,是很有创见,也很有价值的。(注:参见《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就目前来看,以上三种路向的研究,都还未能形成更多更有分量的“拳头产品”,但可喜的是都已有先行者在奋力拼搏。经过二十年——也可以说20世纪几辈学人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看清了的学术道路,我想,富有光荣传统和聪明才智的中国学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一代学者和论著一定会涌现出来。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分析论文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优秀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优秀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优秀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 ,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 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 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and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性成分研究论文 书名"理论留下了什么?"问的是:被称为"理论"的话语在今天占有什么位置,它如何既与自身的过去又与那些自称有权在政治领域占有一席地位的话语相关?作为今年英语协会会议上的第一位讲演者,我的讲演就是理论留下了什么的一个范例--一个活生生的余留物--一种理论的剩余,它的范例性将使别的讲演者摆正自己的位置而不至于对理论的遗产有太大的曲解,不用说,这样做的方式就是抓住理论与其过去的关系:理论留下了什么? 在1960年代,当我刚涉足我们的书名简单称之为"理论"(theory)的东西时,这一术语(如此怪异,它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含义比今天宽泛得多。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不断扩展的理论--从根本上看,它们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自称将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理论指一些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指具有特定的学科间性的理论:它激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论文。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优秀: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o佛莱明(Ian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like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chats")。在"Ilike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我想第二层含义是:对文学性或文学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并不是要发现我们用以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便将其适当归类的标准,相反,回答这些问题的企图最初只是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直接关注。通过谈论文学是什么,批评家们提炼了一些据说是最适当的批评方法,消除了人们对据说是文学之最基本和最特殊的那些方面(无论是将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突出,还是将文学看作各语言层面的综合或文本间的结构)的忽略。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关涉到应当如何研究文学的问题。比如,如果文学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语言,那么,研究它就是关注其模式而不是关注它可能表达的作者心理或它可能反映的社会构造。对文学性的追向似乎首先是探索批评方法的一些步骤。 正如我说的那样,最近,文学的性质或文学成分的性质已非理论关注的优秀,简单地说,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显然已不是文学理论。1992年我为现代语言协会所编的《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第二版写了一篇题名为《文学理论》的文章,此后我便离开了文学理论[6]。我忙于谈论种族、性别、身份、,被So纳泼(SteveKnapp)和WoBo米查尔斯(WalterBennMichalls)反-理论的理论之间的论争弄得糊里糊涂,忘了文学理论。我认为记住文学理论很重要:比如,叙述理论对各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低年级的研究生通常对基本的叙述学也了解不多(他们读了福科,但未读巴尔特或热内特,更不必说Wo布思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辩认叙述视点,如何分析隐含的读者,而这恰恰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优秀,比如对被某一文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分析。 为了弥补我为现代语言协会写了那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之后对文学理论的忽略,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书抛开了纳泼和米查尔斯,不仅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即题名为"文学是什么以及这一问题重要吗?"的那一章),还讨论了叙述、诗与诗学,以及身份确认、表行语言的问题。由此,我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儿。 不过,Jo基勒瑞(JohnGuillory)以《后-理论之后的文学》为题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将"后-理论"看作一种假定"宏大理论"死亡之后的理论,正如"后-理论"这一短语所示。如果你想了解这说法的具体出处,可见1982年由纳泼和米查尔斯写的一篇文章《抵抗理论》[7]。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这篇文章,它曾说理论论辩毫无结果,因此,理论毫无用处,应该结束。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言,对理论的这种抵制性论说显然是理论的一种现象,它引发了很多枝蔓横生的回应,而这些回应本身也是理论的一些现象,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就是"后-理论":由理论之死的诸问题激活的一些理论讨论。 如果这是我们的参照点,那么,尤为令人吃惊的是(我承认,对我来说它是某种恶意快感的来源)近年来传统理论研究之最纯粹的例子,即对文学性质的理论研究恰恰是理论之死的鼓吹者之一纳泼写的一本书,该书名为《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这本书重新提出了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有一种不同于别的思想和写作模式的特殊的文学性话语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维护这样一种直觉:一部文学作品说出了用别的方式说不出的东西?"纳泼的著作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从而令人惊讶。与大多数同类研究相比,纳泼的研究在哲学的意义上更为严谨,应该说,它更为明智地没有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答案结束了这些追问)而告终--诸如文学是一个既定社会所赋予意义的东西--纳泼的追问以这样的结论结束:的确存在着一种文学的特性。的确,文学做特殊的事。 然而,纳泼是在不同的标题下处理和提炼传统的答案。在这篇反理论的文章中,他同意这一看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赋予它的意义(任何别的意图都缺乏内在的凝聚性)。他不是经由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类别(不存在这种类别),而是通过考察他所谓的"文学兴趣"来研究文学的特性。既然他承认我们对文学语言的兴趣超过了我们猜度文学语言的作者想用语言表达什么的兴趣,那可得的多余之物将被称之为别的什么,一种受洗之后的"文学兴趣"。 文学性成分的特性不在文学语言的特殊种类性之中。纳泼说:"我开始注意到,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而加以维护的东西,却可以将其作为对某种表述的论述而加以维护,这种表述激发了某种兴趣"。文学是一种"使人们对表述本身感兴趣的语言表述;这种语言表述之能引起人们对其本身的兴趣,是通过对情感及其指涉物的别的价值进行具体个别的描述来达到的;它的描述方式是:将其指涉物插入与表述本身的特定语言叙述结构一体不可分的新的脚本"。对这种表述本身的特殊结构至关重要的是被别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文学话语的自指层面与结构层面的同构,不过,纳泼将此说成是包含着不同层面的类似结构的关系:作者写诗这件事似于诗中发生的事吗?纳泼说:"这类重现--在此仿佛外在于作品的问题也出现在作品内部--结果使一种解释的难题成了文学兴趣之源"。当我们说解释的难题不仅成为兴趣之源,而且能引起对某种类似结构(这些类似结构的个别性和复杂性给作品以特有的文学地位)的兴趣时,我们正在谈论文学兴趣。 一个例子--这是我举的例子,而非纳泼举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十分简明--是K·弗洛斯特的两行诗《奥秘坐着》: 奥秘坐着 我们跳着园舞并猜想 而奥秘坐在中间并明白。[9] "诗人在此正在说什么或做什么?"当这一问题转换成这位诗人或这首诗正在做什么和这首诗内部的者-"我们"和"奥秘"正在做什么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人们可以说,这一解释的难题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兴趣的来源。这首诗将我们舞蹈并猜想与奥秘坐着并明白对立起来。我们可以问这首诗对这种对立或存在状态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首诗是对人类行为之徒劳的嘲笑呢?抑或我们可以将舞蹈的公共猜想与阴郁确定的了知对立起来?不过为了探究这首诗所呈现的这些对立,人们必须问这首诗本身是否在舞蹈并猜想或者它是否坐着并知道。这首诗本身是以猜想或知道的方式存在吗? 答案有点复杂。的确,这首诗似乎有知道的意思,但作为一种动词结构,它可能不同于人类的猜想行为吗?如果我们追问这首诗中知的情形,我们能发现的是:被猜想为知的主体即奥秘是由一种修辞或猜想生产的,这种猜想使奥秘由被"知"的客体变为知的主体。奥秘是人们知或不知的某物。在此,诗将奥秘大写并拟人化了,此外,还通过换喻将它从被知的位置转换到知的位置。因此,这个知者被表述成了由一种修饰性猜想或假定所生产的东西,这种猜想或假定使知的对象(某种奥秘)成了知的主体(这一奥秘)。该诗说奥秘知道但却表明奥秘是一种修饰性猜想所做的表行言述的产物。 纳泼打算将文学兴趣放在的类比上,那么,他会在此说什么呢? 他的主张也许是:文学兴趣内在于弗洛斯特在诗中的行为和被表述的诸种行为的关系之中。弗洛斯特了知或猜想,跳着园舞或坐在中间,这有什么不同?要决定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很难,这一困难是由将诗中"我们"的行为和奥秘的行为之关系分门别类的困难所表明的吗?我认为这首诗也许为纳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虽然当他坚持我们应关注有关作者的之类比时,他会让我们问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诗在做什么。我不相信这是有意的,更不用说是必要的。问诗人或诗正在做什么以及与诗中所做的什么之间的关系,比关注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以及它与诗中行为的关系可能更恰当,更有效。不过,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文学性的难题因纳泼的阐说更加尖锐化了。纳泼指出:就我们对文本的兴趣超过我们对猜度作者意图的兴趣而言,文本具有文学趣味。 纳泼力图借助这一术语重新解释通常被用来说明文学性之特征的结构复杂性。于是,他着手论辩道,虽然文学的确具有在当前被人们通常从一般政治立场出发(作为某种不合法的高高在上的精英话语)加以否定的特殊性,但它并无文学维护者通常所要求它的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因此,其如他在与米查尔斯合著的那篇反理论的文章中所言,他希望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继续刺激每一个人。 不过,对留在理论中的人而言,也许几乎没有人会被以下结论所震惊与激怒,这一结论便是文学并不必然具有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为先锋的破坏性和解放性价值辩护总是要遭到要求文学规范化和正常化的主张的反对,对此我们也很清楚。然而不管怎么说,纳泼这一例子都明确说明了什么是当前思考文学理论的趋势,尽管他采用了非同寻常的传统方式。这一趋势便是:为文学要素及其特殊性辩护既相关到的表现又相关到另类性的约定,而不是将其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问题或意义中断的潜在可能性联系起来[10]。纳泼的观点是:文学描述(它以类比的方式突出了对的复杂描述)并未告诉我们如何行动,而是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评价倾向是什么,并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倾向中的复杂关系(也许是矛盾关系)的意识。他举的例子是Co阿克博(ChinuaAchebe)的《事物之崩溃》。在这部作品中,对伊博传统文化的殖民干涉既被描写成一种野蛮的侵略行为,也被描写成对极端不正当的伊博风俗(贬低妇女、遗弃双胞胎,如果有神谕则杀死收养的儿童)的反应。对读者而言,小说可能使他们原有的一系列价值产生冲突。纳泼写道:阅读这本小说,"一个女权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者可能发现她对宗教式风俗的反感远胜于她维护本土文化的冲动(或相反)(100-101)。"如果文学有助于使我们成为自觉的者,它的做法是:提高具体描述使其高于简化原则,以便使价值与原则间的潜在冲突得以呈现。洛克(Lock)将自由主体之自由说成是一种悬置决断的可能性,纳泼引用洛克的有关论述来仔细测试可选择的对象和它们的价值,他的结论是:文学趣味为自由之运作提供了范本。他提醒说:"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趣味会使某人作为较好的。"(他不相信自觉的是较好的。)不过,文学趣味的确会给出一种有关什么是较好的,什么是较差的的超常经验。(103) 包含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与文学理论称之为"具体的一般"的东西紧密相关,这是一种将个别性和普遍性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这种结构(比如)能使哈姆莱特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实体之人:哈姆莱特既具体体现在个别细节中,又以实在之人所不具有的方式带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的自我就是既要在由自己特定的过去所决定的具体情境中观察自己,又要想一想对某人来说在我的情境中他会做什么,他会因此作出什么样的对某种类型(我只是这种类型可能的例子之一)来说可能的选择,由此出发来考虑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由于真正理想的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被决定的特殊个别之我可以有效地选择任何成为者的道路--,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正如纳泼指出的那样,遇到文学趣味"应该感到像看见了实际本身的理想条件"(140)。 这些观点多少解释了俗常的直觉:文学经验与判断有关。正如有的人常常说的那样,文学提供了一种健美体操,一种以方式进行的操练。[11]纳泼明确否定文学兴趣使某人成为较好的,但他的著作是新近理论中之一般趋势的标志:将文学特殊的品性置于者的表现和文学读者被带入的他者状态的关系中,而不是置于语言的特殊品质或对语言的特殊构造之中。我想,这样的文学效果有赖于文学中特殊的范例结构。 一部文学作品不只是用作例证的轶事或单纯的例子,虽然拥有细节并描述得很精彩的秩事成了文学性之条件的一部分。文学描述有较大的自主性,因此尽管有关举例说明什么的问题可能被悬置起来,但同时这一问题又与文学描述所具有的意义有关。正因为如此,所以多年来人们常常被引向去谈论文学的普遍性。文学作品的结构是这样的:它让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有关人的一般状况比让它们详细说明其阐述的较为狭窄的范畴要容易。哈姆莱特只是一个王子,或者只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或者只是一个好反省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一个其父亲在荒谬的情境中死去的人吗?如果说,以上的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对读者来说较容易的是不回答,默默地接受一种可能的普遍性。小说、诗歌、戏剧,在其各自的情境中都倾向于揭示它们力图举例说明的东西,但同时,它们也邀请读者进入叙述者的意识和进入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例证的角色的意识以及困境之中。 对文学与身份问题的关系而言,例子结构十分重要,而身份问题对当论又十分关键。自我是天生的抑或是被造成的,对它应从个体方面思考还是应从社会方面加以思考?文学总是与这些问题相关,文学作品提供了身份如何形成的大量潜在的范例。有关于身份在根本上是由出生决定的叙述:由牧羊人养大的国王的儿子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个国王,并当其身份被发现之后他合法地成了国王。在另一些叙述中,人物随其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他们通过可能出错但却有力的识别而获得身份;或者在人生苦难中发现的个人品质成了确立身份的基础。 当前,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种族、性别、性的理论研究迅速扩张,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也许是:对有关身份构成诸要素的功能所进行的复杂的政治社会性解说而言,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我想到了Eo塞奇威克[EveSedgwick]和Jo巴特勒[JndithButler]对Wo戴瑟[WillaDather]小说中交叉性别识别的讨论--社会学家梦想不到的解说。)[12] 请考虑这一潜在的问题:主体的身份是既予的某物呢还是被构成的某物。在文学中不仅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常常在常见的情节中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的纠葛。正如我们所说,在常见的情节中,人物不是经由了知他们过去的事情,而是通过他们变成其后转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天性"的东西的行为而"发现"他们是谁。对最近的理论而言,这种结构(在此你必须成为按推侧你已然所是的存在)是作为自相矛盾的东西或阿泼瑞亚(aporia)而出现的,但它始终在叙述中起作用。西方小说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着在与世界相遇中涌现出来的自我,这种自我(从读者的角度看)又被作为使自我产生的行为之基础。西方小说以此方式强化了一种本质的自我内涵,人物的基本身份是作为行为的结果,作为与世界斗争的结果而呈现的,不过,这种身份转而又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基础,甚至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原因。这不是我们在有关本质主义的理论论争中正在与此斗争的东西吗? 可以说,大量新近的理论都企图整理那通常暗示了文学在谈论身份问题时出现的悖论。文学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描写个体,因此,有关身份的斗争是在个体内部以及个体与群体间进行的斗争:人物反抗或遵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斗争。然而,在一些理论著述中,有关社会身份的论争倾向于关注群体身份:成为女人,成为男人,成为男同性恋,成为男人是怎么回事?因此,在文学探索和批评或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紧张。文学描述的力量基于其对个别性和范例说明性的特殊综合:读者读到的是有关哈姆莱特王子、简·爱或哈克贝尼·芬的具体描写,通过这些人物而假定这些人物的困难具有典范性。然而,何谓范例性?小说并无回答,正是批评家或理论家必须面对范例性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人物是哪一群人或哪个阶级的范例:哈姆莱特的状况具有普遍性吗?简·爱的困境在女性中具有普遍性吗? 因此,与小说中微妙复杂的探究相比,有关身份的理论研究似乎是简约的,小说可以通过个别事例的展示并同时凭借潜在的概括力量(也许我们都是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爱玛·包法利或J·斯达克斯[JanieStarks])来有技巧的处理要求概括的难题。正因为如此,对文学范例性结构的理论思考,不仅对思考身份和问题十分重要,对任何将文学的特殊性与文学关涉到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正如在纳斯鲍曼[Nussbaum]和纳泼的研究中那样)都十分重要。 对理论来说,如果文学性成分的作用是对的范例性表达,那么,由于文学作品为理论论争提供了杠杆,文学性成分可以是理论中的来源。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要求》[14]在这部著作中,文学的作用被说得十分复杂且过份确定(因而也难以确定)。众所周知,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安提戈涅提出了自认合法的要求(确切地说,这种要求是该剧接受史上的主要议题),因此,安提戈涅具有潜在范例性和关涉的文学描述。比如,Lo艾里咖瑞(LuceIrigaray)曾认为,安提戈涅可以为生活在今天的很多女孩和妇女提供自我确认的标准。不过巴特勒简洁的书名暗示安提戈涅--描述或文本--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如果在有关心理分析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的持久论争(这些论争关注如何在理论上述说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问题)中,巴特勒运用安提戈涅的言行,这不仅因为安提戈涅这一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范例性的,更在于由安提戈涅的形象生发出一种从黑格尔到拉康到艾里咖瑞的有力的解释传统,这一传统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概念以及家庭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我们可以问:如果在突出范例性问题时,心理分析以安提戈涅而非俄狄浦斯为其出发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巴特勒写道: "注意这一情形是十分有趣的:安提戈涅结束了俄狄浦斯式的戏剧,她不能为俄狄浦斯式的戏剧提供异性相爱的结局,这可能为那种以安提戈涅为出发点的心理分析理论暗示方向……她拒绝做为海蒙(Haimon)活下去而必须做的事,她拒绝成为母亲和妻子,她那摇摆不定的性别使共和国震惊,她拥抱了作为其洞房的死亡,由此她破坏了异性相爱的习俗。"(《讲演三》) 安提戈涅的例子为西方文化已经采用的概念化路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过,更重要的是,有关安提戈涅的解释已经强化了有关亲属关系及其与政治结构关联的话语,这一话语在今日仍有其影响。正如巴特勒指出的那样,"她的行为既违反了性准则,也违反了亲属关系准则,尽管黑格尔传统将她的命运读作这种违规必然失败和毁灭的确定无疑的标志,但仍有另一种解读的可能,即她这一形象揭露了亲属关系的文化偶然性,只是为重新书写作为不变必然之偶然性提供了可重复的契机。"(《讲演一》)巴特勒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将安提戈涅的形象引述为一个作出某种选择或提出一些要求的者。他仔细阅读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安提戈涅》,以便暴露一些理论家阅读的简单,这些理论家将亲属关系(作为一种"自然关系"结构)与国家对立起来,将亲属关系理想化为一种可理解的结构性领域,因此而确立了某些可理解且合法化的亲属关系形式。将某种家庭结构假定为先于或外在于政治的东西并使之合法化的理想化做法利用了安提戈涅的故事,不过,当其这样做时,它已经否定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对其可理解性之专断的挑战。如果黑格尔注意到今日之语言揭示了安放在安提戈涅这个范例上的概念装置的不稳定性,转而注意她的行为而非言论,也许是另一情形。正是求助于这部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巴特勒以那些在今日企图建立另类家庭结构者的名义(比如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可以组成家庭)介入,在对据称是原始父亲和母亲的象征地位的精神分析理论、文化理论和政治理论中,这些人的行为被理想化了。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对神话和图腾崇拜的结构主义研究中强调:由于神话"有助于思考",因此它乃是文化的中心。巴特勒用《安提戈涅》谈到亲属关系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时表明:文学较有利于思考,因为它的语言为批判用它来维持的结构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因此也为批判它协助巴博冷德(Bublend)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有力的资源。 到此,我已经讨论了新近理论对文学性成分的理论论述所采用的一些思路,由此我接近了理论中的文学性成分。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在理论中文学性成分的状况已经由理论的对象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品质:在美国我们称之为"理论"--毕竟,这是一种美国发明--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是宽泛的现代思想运动,这种运动将工具理性与经验科学看作"另类",这个"另类"的其他名子是:狭义的实用经济学、装框逻辑,具体化逻辑与具体化理性,总体化的技术效率逻辑,在场形而上学的二元逻辑等等[15]。如果理论是以普遍化的思想方式对文学的剥离,那会怎么样呢?众所周知,弗洛依德说,诗人们早在他之前就存在了,他试图创立一种揭示文学洞见的科学,在今天,一些评论他的人差不多已成功地将他抛回到一种失败的科学家和成功的故事讲述者的位置。更概括地说,人们可以说,就思想试图超越熟悉已知和可算计之物而言,它与文学同类,至少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效果同类。 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哲学文本已经变成了古典意义上的文学性的东西,即像诗一样,它们不能被释义:释义即会丢掉根本的东西。当然,人们通常会说到德里达这方面的情形,但是,在此我们看看阿多诺,一个通常不被认为与文学有关的哲学家,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首先不得不对哲学进行二度创作,而不是将其简化为一些范畴。哲学的道路必须凭借它自身的力量以及与它可能具有的任何标准的磨擦而不断更新。关键的是在哲学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某一主题或某一命题;是文本结构,而不是由单向度心灵操持的归纳与演绎。因此,从根本上看,哲学是不可解释的。如果哲学是可解释的,它将是多余的;大多数哲学可以被解释这一事实与真正的哲学对立。"[16] 这是一种设想哲学的文学方式--哲学被设想为一种获得文学效果的写作。这并不是说对哲学文本的评注不必要,而是说对这些文本也必须从修辞的角度进行阅读和对此作语境分析,正如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惯常所做的那样,因此,文学性成分已进入了理论。 就理论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变化、另类、不确定性或超出工具理性之外的另类事物而言,它表明自己具有后-启蒙诗的文学血统。阿多诺在《起码的道德:来自被损坏的生活的沉思》中,有一段谈及思想任务的名言,将文学的目的和理论的目的合在一起。 "必须形成脱离这个世界的眼光,从而凭借它与世界的断裂和裂缝,将这个世界显示为它在救世主的光芒中所显出的贫乏和扭曲。思想独有的任务是:获得这种不带任何意愿和暴力、完全来自其与对象直接接触的眼光。这是最简单的事,因为这一情形急切地吁求这种知识,的确,一旦正面地看待彻底的否定性,它就会勾勒出其对立面的镜像。不过,要获得这种眼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先行假定了一个脱离生存世界(哪怕是一发之隔)的立足点,而我们很清楚,任何可能的知识都必须首先从存在的事物中强取(如果它必须被认识的话),不仅如此,这些知识还因此打上了它力图摆脱的歪曲和贫乏的印记。思想愈是情绪冲动地为了无条件地思想而否定它的条件性,它愈是无意识地、愈是如此不幸地被交给了这个世界。甚至为了思之可能它必须最终领悟到思之不可能。不过,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17] 这一设想的文学性显示在这个困难的结句之中: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正如在文学中那样,思想要有另类性。不过,我们将不再在救赎的幽灵出没的道路上冒险,而以另一种方式谈论文学性成分的弥漫。 在有关文学兴趣的讨论中,纳泼说:新历史主义卷入了文学兴趣从文学作品本身向在历史场境中把握的文学作品的转移:结果,事实上,作为文学兴趣之对象的新的结构是文本与语境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当然,语境即更多的文本)。文学兴趣不来自于形式与意义的复杂关系,或者作品所言和作品所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来自于,比如,它激发并介入其中的颠复与遏制的辩证法。大量新历史主义者解释的含混性源于这一事实:他们的目的不是判定(比如说)"某种戏剧在某种特定时期是某君主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呢还是原因",而是阐明一种像文学作品一样复杂的相互依存结构。纳泼写道:"关键是看戏剧(它处于与国家难以界定的关系之中)如何(对那些关注权力关系的人)变成了与国家相互暗示的东西"。(104)文学兴趣的对象--被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结构而加以探究的东西--是处于某假定语境中的作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探究不是以对历史的解说为其目标,而是以对某种历史性对象的阐说为目标,这展示了文学兴趣的结构。 Do辛普森(David辛普森)在最近的一本著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这本书(应该说明的是)以一种批判和抱怨的态度争辩说:并非像一些保守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文学被忽略和被放逐到了大学的边缘。 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了别的样子。辛普森力图说明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他指出历史著述曾认为自己已摆脱了人文性和文学性,然而现在故事讲述回到了历史著述的中心(辛普森谈到了"故事讲述的流行病"),他概说了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在历史、哲学、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中,对秩事和自传的求助,对"详细描述"和"乡土知识"的推崇,以及对"谈话"或修辞的使用。当前的知识采用了文学形式,这便是人文学科的变化。正如辛普森解释的那样,对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的追求并不是新式经验主义的一部分,而是吁求文学特殊性之价值,吁求具有文学话语特性的个别中一般在场的表现。比如,Co吉尔滋(CliffordGeertz)的《乡土知识》并没有导致经验主义的统治,而是显示了全部知识要求的不完备性和不稳定性,它吁求以现实的生气勃勃替代经验主义的统治。文学性成分统治着。 不过,辛普森问:"当一些最敏锐的当代状况评论家(他引述F·詹姆逊和J·基勒瑞)正在描述一种远离文学成分的动向,而这一动向对后观代状况具有急迫的决定性时,我如何能提出这一看法。"[18](詹姆逊说:文学被电视所取代是一种后现代状况的信号,J·基勒瑞说:在人文学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最特殊要素的文学已不再是文化中心),由于这些人是辛普森的朋友和同路人,因此,他礼貌地回答:"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看到了全副武装的文化现象)。但从根本上看,他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的确,正如我们通常所说,如果文学是那种明知自己是虚构的话语,那么,就理论已告知诸学科其结构所具有的虚构性和须经再度创造才能实现而言,似乎存在着大量支持辛普森有关诸学科状况之说明的东西。就诸学科话语已经关注到自身的位置、境遇及其规划与结构性而言,它们有了文学性成份。 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高奏凯歌(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也许是重新给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以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的确是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的东西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重给文学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也许有一个批评的限度,因为我们对文学作品所了知的事情之一是:它们有能力拒绝或胜过期望它们说的东西。辛普森相当明确地宣称:理论的遗留物是文学性成分。如果事实如此,完全有更多的理由为了批判地考察文学性成分而回到文学作品,而对文学性成分的批判性考察已历史地成了文学的任务之一。 文学理论论文:笔耕文学研究组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 80年耕文学研究组基本是从真实性问题、典型性问题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三方面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早在1980年2月,陕西《延河》文学月刊辟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专栏,当年刊出5篇文章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其中,畅广元在《发扬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指出,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一样需要发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仅作家遵循,评论家也不例外。”[2]畅广元以鲜明而强烈的批评意识,针砭“工具论”的错误,批驳其伪现实主义的实质。尽管这种认识依然驻留于60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把握,即从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范畴内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然而,其包蕴着的自觉而独立的批评意识,表明文学研究者力求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诸多非文学因素制约的努力。无疑,这为后来如火如荼现实主义文学讨论的展开起了好头。 第一,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遵循的基本原则,求真实也是文学的根本命脉。但一个时期,我国片面地追求文学的政治性、党性原则与革命性,似乎文学的生命不在于真实,而存在于“革命的”倾向性之中,从而过分夸大倾向性作用。表现在创作上作家成为政治、政策、道德的化身,创作观念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被割裂开来。1981年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第一次在西安举办学术研究活动,就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讨论。笔耕文学研究组首先梳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概念,王愚认为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把握,而思想倾向是对生活真实的追求而不是作家主观注入到生活[3]。王愚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片面强调倾向性容易滑向公式化、概念化的路径;其次,大会厘清真实性与倾向性的依存关系,“作品的倾向性,即包含渗透在文学的真实性之中”。作家的倾向性是通过艺术作品流露出来的思想观念与情感态度,这种观念与情感判断本身源自生活,并经作家心灵化诉诸作品。因此,倾向性不可能离开真实性,寓于真实性中。费秉勋的艺术真实观颇有见地,他认为讨论真实性要注重艺术本身的规律,指出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存在严重问题,远离艺术规律谈真实,这对“文学真实性的讨论,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3]。建国以来,文艺一直提倡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实践中却游离艺术本体谈真实,驻留于政治性、党性原则等环节。实际上,当我们以为抵达真实内核时,真实本身却隐匿起来、逃之夭夭,艺术真实性在不间断的追问中显得玄妙虚空、难以捉摸。这次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首次展示了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阵容。批评者根据创作发展需求深入思考,批评品格具有实践的针对性,不少观点不乏真知灼见。费秉勋回归艺术本体论,具有向内转的研究视角,这对长期囿于外部的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反拨作用,虽则文学内在自律规律的研究在80年代初期的陕西文学研究界还未充分展开,限于研讨会的倡导,然而透露出研究者力图走出庸俗社会学批评的迷津,逼近艺术本体的价值诉求。以上从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进行讨论,蒙万夫从理论层面重提“写真实”。他认为“写真实”“首先要紧的是作家、评论家在生活和艺术面前的胆识和勇气”,作家应该“敢于把生活的全部音响坦陈在读者面前”,“敢于揭示重大的尖锐的生活题材的真谛”,“敢于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挑担子”;反对那种“回避现实矛盾冲突,编造不合情理故事,粉饰生活的创作现象”[4]。这显示了批评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其认识直逼文学本质。蒙万夫批评视野中的艺术真实是什么呢?他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阐述:“就是事物表现特征的真实和事物内在规律真实的统一。前者属于现象范畴,包括细节真实,是客观社会以具体感性形式呈现出来的‘本来’样子。后者属于本质范畴,是生活逻辑的真实,矛盾冲突发展趋势的真实,现实关系的真实。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或者说同时就包含、隐藏在前者中。”[4]这种认识立于现实基础,“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斯大林的真实观是抵达艺术更高意义的必经之路,蒙万夫呼唤作家和评论家对待生活的态度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种文学评论渗透着浓郁的民本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社会情怀,反观今天日益疲软的文学批评,不无警示意义。 第二,典型性问题。典型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中又一重要问题。恩格斯曾在别林斯基“熟悉的陌生人”的观点上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性外,还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462恩格斯的典型性着眼于戏剧文学以及叙事类文学创作,通过生动的个性形象反映普遍的社会意义典型性的这一特征,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1981年,徐俊西认为典型论观点是“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6],一石激起千层浪,典型论争再度展开。经过讨论重新肯定了恩格斯的典型论观点。第一,“典型环境应该看作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既不能只讲社会历史环境,也不能只看到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7]。第二,艺术形象是多样化的;第三,这次讨论厘清了理论上模糊不清的问题,如“一个时代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甚至于“每个阶段只有一种典型人物”、“典型就是英雄,非英雄也就非典型”的僵化模式。在全国典型论谈论的语境下,笔耕文学研究组着眼于实现典型化途径的探索。1983年《延河》文学月刊开辟专栏“小说提高与突破的讨论”进行长达一年的讨论,李星认为进入艺术创造境界的标志就是实现典型化,京夫就是这样的作家。李星提倡作家“从更高的意义上把握了生活,再现了生活的本质规律”[8],他反感“逼似生活”机械式的写作,看好作家极大的概括能力和无边的想象能力。李星号中了陕西文学创作症结,作家胶着于生活,描摹生活太实。在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他敏锐指出艺术升腾力的重要性,呼吁作家注重艺术概括力与想象力的培养与提高,这种见地对胶着生活的陕西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如何实现典型化?肖云儒针对作家重视描写人物而忽视典型环境营造的现象,《在生活环境的典型化上下更多功夫》设计出实现环境典型的三个途径。其一“捕捉典型的冲突”,要求作家将隐藏在生活素材中的冲突,经过艺术的重组和虚构,焊接、铸造到震撼人心的程度;其二“设置典型的人物关系”;其三“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9],如果作品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浸染上时代的诗情意绪,作品的典型环境蕴藉的意趣由此得以显现。典型化途径提供了创作操作的具体方法,尤其“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对克服陕西及全国文学创作过“实”而缺乏艺术升腾力的状况有指导性。 第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我国流行了近20年。1958年3月,在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时说:“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周扬认为:“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10]郭沫若认为:“古往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茅盾觉得“两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从作家进步的世界观来强调“两结合”。但是,有人认为“两结合”是远远高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第三种创作方法”。王愚在《现实主义的厄运及其教训》中指出“两结合”并非最好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 两种创作方法在反映生活上,“各有侧重,途径迥异”,一个依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真实,一个通过夸大、变形反映生活;其次,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非缺乏理想,恰恰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红楼梦》闪耀着理想之光;最后,正是不恰当地夸大浪漫主义,导致50年代后期虚假浪漫主义的泛滥,其恶果“不是推动文学更接近生活,而是助长了瞒和骗的文学”[11]。王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结合陕西文艺实际,希望陕西文艺研究能走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尊重艺术规律”的良性路径。陕西文学批评有关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1978年9月16日至23日,《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就社会主义文学要不要揭示生活矛盾、暴露生活阴暗面组织展开讨论[12];1982年2月10日至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贾平凹近作座谈会[13],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当代文学为什么会出现“两结合”的怪胎呢?回到“两结合”提出的历史背景答案自明,1958年“浮夸风”盛行,政治上我国与苏联分裂,虽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与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无关,但文艺上依然沿袭苏联口号总不如自己的口号更贴近形势。其二,像王愚提及的《红楼梦》这类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闪耀着理想之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因素完全可以一体并存,把“两结合”作为一种生硬的创作方法倡导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其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两结合”中看起来并驾齐驱、不偏不倚,实质是“抽空了现实主义也萎缩了浪漫主义”[14]181。在当代文学史上,一边独尊现实主义,一边却极力反对写真实,文学一旦触及到真实,难免要揭示社会阴暗,而暴露阴暗就可能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背道而驰,讲现实主义就可能演变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浪漫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基本是被排斥的,浪漫主义本身具有的主观随意性、感伤颓废的意绪向来为无产阶级文学所不齿。然则浪漫主义的想象、理想色彩又是革命文学所需要的,也为政治政策的制定者、阐释者青睐不已。“两结合”创作方法既回避了现实主义“写真实”倾向的偏移,又保留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崇高品质。揭开“两结合”真面目,术语背后暗藏的政治目的就很清楚。 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批评界还时有荆棘、险象环生,笔耕文学研究组不仅要对抗周遭环境,更需要批评者剔除多年自身的鬼气。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以自审的品格考量自我,以积极的参与意识跨入解冻后的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如重生的火凤凰振翮而起,引吭高歌,翩然翱翔于文学批评的天宇,对现实主义文学诸多理论进行身体力行的讨论,拉开了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的序幕。 倘若将陕西文学批评置于全国文学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评价,其理论探索的深广程度不太显着,多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作出应和的或镜子式的反应批评,批评者的思维模式、精神向度和批评方式浸染着批评的印迹,文学研究的理论原创力匮乏。其根由在于文学批评者无可逃避地成为“全景控制”活动中有效而可靠的实施者或受训者,其情感倾向、思想维度及精神向度受到革命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双重挤压。福柯认为,人的“身体经验”受到认知意志和与之伴随着的道德意愿的排斥和遮蔽,同时,“身体”又成为权利意志实施的对象及不断争夺的活动场所,“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利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5]27。“身体”完全成为文明条律规训过的驯服存在,不仅不再属于个人,甚至异化为他者的影子存在,承载着他者的权利意志和社会的道德意愿。当然,这不仅限于陕西文学批评,在“全景敞视主义”控制下中国文学批评亦然。缘于陕西位居西北身居内陆腹地的区域位置,历史文化因素必然积淀深厚,文明条律必然更直接、深远地浸染着秦地人。这样,陕西文学批评应有的创造力和发现力相对薄弱,与全国文学批评相比难免显得守成滞后。尽管如此,在80年代,笔耕文学研究组展开的系列活动推进了陕西文学创作,取得的成果不容小觑。他们具体研讨柳青、贾平凹等作家数十部作品,从全省文学长远发展的至高点,在1985、1986、1988年多次讨论小说创作的提高与突破,为陕西文学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是另一个话题,详述待另文探讨。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文学理论之问题和可能 一、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几乎是一个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隔绝的学科,它主要存在于大学讲坛上,其学科特点与形态、学科概念与范畴所指,又常常带着某些习惯性误解。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被等同于文艺学,表面看文学理论的学科范畴膨胀增大了,实际上却与为它提供材料与对象,同时也提供理论活力的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活动相分离。文学理论在学理意义上的空泛与孤立成为普遍现象。一个世纪来,中国文学理论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改变依附古代文论或西方文论的状态。这种努力,是伴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自20世纪初至今天,各种各样的《文学概论》、《文学通论》、《文艺学概论》、《文学基本原理》等,几乎都是以讲义、教材方式出现的,其数量之多,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文学理论的建构大都囿于文学理论自身范畴而不能在丰富的文学世界里寻找活力,少数民族文学更难进入到它的理论世界。 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总体趋近西方现当代文论,带着引进、学习、借鉴和生发西方文论的明显痕迹,其中虽也包含某些民族化选择与追求,但尚不足以达成总体建构和价值主流,因而在与西方当代文论的比较中优势不明,在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与导引中话语欠韦‘提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人们往往被刻板的印象所左右,用简约表象的文化符号替代了原本鲜活生动、意蕴深刻的内涵。”川甚至在文学史中也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的习见的文学史着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 其结果,当人们使用“中国当代文学”一类概念的时候,所指其实并未真正涵容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把握实际上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它将精英化的汉语写作与区域化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区别开来,使人们心中形成一个传统化的既定的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概念,它约定俗成的内涵中一般并不包含多区域多民族文学实践。也就是说,由来已久的理解惯性已经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消减了理论应有的包容能力和普适渗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指范围因之缩小,结果致使中国多数民族文学分离而为一些孤立的文学范畴,一些与主流文学意识甚至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意识差异明显的文学范畴。 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是从本土化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构成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元素,还是继续在西化的理论思维中搬用现成的外来话语扩展理论领地?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的多样化写作的佐证与支撑。在理论层面,关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理论元素和规律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或可说,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中,是寻求当代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五“文化发展各具特点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因如果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已经体现出积极意义,那么,从多民族多区域文学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文学观念和实践姿态的调整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联系,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理论的本土特色与原创资源,以期拓宽文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建设路径,必然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诉求和理论空间。 三、从理论走向看,重视多民族(或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创新,是当前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实践策略。人们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传统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注重文化多元多样的时代,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沃特森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它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困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 时代的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为我们思考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设置了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在这里有众多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国外看,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着在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层面上突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和价值;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多元文化问题》,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安东尼·D·史密斯的栓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乔治·拉伦的臆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的《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等着作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入手,彰显了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理解方式。美国学者洛德创立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则以口头史诗创造力量为起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把口头史诗提升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和科恩等学者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使多民族的不同区域的文学意义得到有力突出。在美 国,族裔和种族批评正是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方法。边缘化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主流文论中逐渐浮现,使当代趋同、合流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思路,我们在特里·伊格尔顿的}}o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马克·柯里的垢现代叙事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等着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多元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所具有的价值。 在国内,人们越来越多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的。因此,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理论缺陷的反思越来越多,形成十分丰富的状态。像关纪新的忆。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刘大先的幻立缘的崛起》、《从想象的异域到多元的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新建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李晓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姚新勇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姚新建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思》,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杨志明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田泥的;佳在边缘地吟唱》等等,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前提。 四、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阔的学术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十分巨大。在当代中国,几乎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就整体构成而言,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困惑共生,边缘化与主流化交织……每一种选择取向中似乎都包含着与之悖反的价值因素。也正因此,在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之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深信,通过不断展开的意义追寻与审思,在其粗糙的硬度下面,必能发现精华与原创意味,一种本土化的理论成分,这将有补于过分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使之展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和本土意义。 以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较为突出的有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枪世纪》、彝族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布依族的《开天辟地》等等,中国56个民族中有近30个民族有创世史诗。它们发生于中国的自然山川,最为形象地保存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具有宏阔而神奇的民族色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铭〔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坞古斯传》、傣族的目》 ,《兰嘎西贺》等几乎都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巨制,它们在绵延的传唱中不断吸纳时代意义而日臻丰美。 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众多抒情与叙事作品,长期以来被界定为“民间文学”而少有论者问津,但这些作品大多保留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视野迥然相异,可以为理论提供少数族群甚至个人化的生存诉求、价值追索和艺术理想的多样性文学佐证。实际上这类作品中的精粹之作,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蒙古族的螟达梅林》、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与《召树屯》、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仰阿莎》、回族的绿豆妹与马五哥》、壮族的《特华之歌》、纳西族的《人与龙》等等,无不以鲜活的民间想象展示了独特的生存与反抗、向往与回忆,其中艰辛与美好交织、朴素与浪漫共存,景象独特意蕴丰厚,历史演进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保存,这绝非主流意识与西方视点所能简单囊括或随意改写的。在现当代,多民族多区域文学更为丰富多彩,有许多主流化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刘三姐》等也来自乡土民间传说。中国广阔的民间以原生态养分滋育了作家的灵感、想象与激情,使之找到民族化的写作之路。 现代性历程中成长期起来的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写作虽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主流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但其作品中依然流动着少数民族的意识与激情,其独特的感觉、领悟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如群星闪烁,使我们得以领略到时代之歌的不同魅力。维吾尔族诗人铁衣布江、藏族诗人饶介巴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彝族作家李乔、仇族作家董秀英、傣族诗人康郎英等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新的民族作家不断涌现,这个阵营在迅速扩大。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民族国家通过发展民族文学艺术以塑造国家形象这一文化策略的实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发展迅速,成就斐然,其丰富的整体构成绝对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片沃土,对它的沉潜与发掘,必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在具体思路上,要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发展,应该主要针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情况进行广泛的阅读、思考。就媒介而言要关注当代图书、报纸、网络、电子出版物等主要传媒和文学载体;就材料类别而言要注意各类文学作品、文艺评论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研究材料。通过这些材料,重点阐释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时间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和空间意义的相互影响,探讨民族意识的内外成因,总结基本规律,彰显理论价值,最后归结到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建设高度,形成关于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发现与理论总结;在中国当代文化大背景下找到开展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建设的途径,形成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辨识、形态分析与理论定位。对其中的少数民族意识、汉民族意识,以及多民族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梳理,努力丰富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世界,我相信,这种追求一定会为文学理论形成一定中国化特色提供有益成分。 通过研究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内在联系,为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找到在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形态构成中的位置,和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中的应有的地位,同时从民族的、区域化的文学研究中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有益的新因素,这是十分可行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建设方式。 文学理论论文: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 提要:本文以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两篇上个世纪初的文章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的标志。提出并论证了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的四个维度:文学观念的转变,文体观念的转变,批判观念的勃兴,文论话语的转变。并认为这些变化说到底是价值和意义的转变。 作者:童庆炳,福建连城人,1936年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讨论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文章很多,歧见也很多。但是从一个学科角度来讨论现代性转型的文章还比较少。本文的立意不是泛泛地讨论一般的文化现代性问题,而是进入一个学科的语境中,力图揭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性转型的发生和若干表征。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时期。就文学理论角度看,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和王国维为现代学术转型所作出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其中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1905)这两篇文章在观念上的更新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一种标志。 晚清时期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公然入侵,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的事情层出不穷,人民受苦受难,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的危机。出现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宗法政治制度和礼教思想在统治了中国二千年之后,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绳索,结果是固步自封,不能及时改弦易张,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成为了中国走向现代的阻力。和辛亥革命两次政治运动就是要从政治制度上解决解救这危难的局面。折射到学术层面(包括文学理论),就是要实现从中国古典到现代的转变。 我们说梁启超和王国维的上述两篇文章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转变的标志,其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的看法是这两篇文章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下),但在观念上都是现代的,都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应该是:现代性是相对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制度以及思想、习惯、信仰等由于其在发展过程的僵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再发生作用或发生反作用,成为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现代性是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的制度、思想、风俗、习惯、信仰等的决裂,它强调的是当下的需要与发展及其条件。下面围绕着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篇文章并联系相关的情况,简要地来考察一下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四个维度: 一 文学观念的转变 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为民众为中心的观念。康、王在文章中透露出的思想,都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优秀是:君王就是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都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为喜好,以君王的愤怒为愤怒,以君王的悲哀为悲哀,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普天下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地位,唯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乐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学艺术上面,中国古典的文学基本观念就是“诗无邪”,“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伤”,“美刺”,“?美匡?骸保?爸魑亩?苴伞钡取N难У闹魈獠荒芾肟?庑┭到搿A?拼?按蟮氖?硕鸥σ卜⒆阅谛牡匦吹溃骸爸戮?⑺瓷希?偈狗缢状俊薄!耙⑺础本褪且磺校?⑺淳褪钦?鍪澜纾?ㄓ小耙⑺础辈庞幸庖搴图壑怠M砻魇逼冢??⑸?裘伤枷耄?缋铌薜热说睦刖?训溃?推笸几谋湔庵忠跃?跻蝗酥?欠俏?欠恰⒁?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专制局面,可惜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整个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统治上面。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面。《新小说》杂志提出了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他认为“今日最重要者,?t制造中国魂是也。”[1]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再次提出了小说应“新民”的主张。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从为“君”到为“民”,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用后来周作人的?来说:“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是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之点。现代性思想的根本就是民主。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说了算,而是广大的国民说了算。王国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t提出了走了另外一条摆脱君王的思路。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美术家都硬要挤到政治家的行列里去,从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到诗人杜甫,都是如此。这样一来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独立,结果中国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发展起来。王国维认为哲学和美术是“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即此神圣之存在也”,这里强调哲学与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与一时一国的政治不相容性,也就意味着古典的那种文学艺术为君王一人的观点,是过时的,与哲学、艺术的性质不相合的。王国维虽然似乎在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自治”,实际上他的思想最终也是要利用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艺术改变“国民之趣味”[2]。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的思想是相通的。所不同者,梁启超要求的是直接性的“开发民智”,王国维则是要求间接地改变“国民之趣味”。“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白话文主张,深受西方实用主义影响,目的是为了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扫除僵死的封建教条,其文学的功利性是很强的。与胡适同时的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政治思想的革命性可以说是最强的一个,但他对于文学的观念,却另是一样。他认为文学艺术的“美感与伎俩”,具有“自主独立存在的价值”,他说:“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3],陈独秀的论点与王国维的论点很相近。鲁迅高举反封建旗帜,明确提出“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文学观念,他的文学观念似乎功利性很强;沈从文则要返回原始的民风民情民俗,似乎文学观念的功利性很弱,倾向于“审美自治”;其实他们的区别与康、王的区别是相似的。鲁迅在强调“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同时,在强调文艺是也不是不要审美与艺术,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4]他还认为若是文学作品“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要是追溯到鲁迅的早期,则提出过文学是“不用之用”著名观点。由此可见,鲁迅对于文艺具有一定的审美自治性也是赞同的。沈从文在追求乡土牧歌情调的同时,何尝不关心社会,何尝不关心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这是由他的《边城》等一系列作品为证的。他在《边城》的题记中希望小说的读者是有理性的,应该是“对中国现社会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还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边城》所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而“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说明沈从文的明净、隽永、优美的追求最终仍落实于社会和人性的改造与建设,只是他所采取的态度是间接的。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讲话》,虽然主题词是“工农兵”、“政治”、“武器”、“斗争”,但仍然要“艺术标准”,尽管这“艺术标准”只是第二位的。 回到梁与王。虽然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思想都是现代形态的开始,但是他们的文学思想又是不同的。梁启超的形态更多是吸收和改造了传统的“载道”论,文学要为维新政治的改良服务。当时的国家面临危机,面临“亡国灭种”,提出这样的服务论也是有他的充分理由的,这可以说是揭示了文学艺术在非常态下的功能的被借用。王国维的美术“独立”论和“超功利”更多是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传统。他的思想实际上与早期鲁迅的“不用之用”观念相一致,所表达的是文学艺术在常态下的功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们从各种不同的渠道去寻找思想的资源,存在着多样的思想追求,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于梁启超和王国维都应有同情的理解。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强调社会功利的文学观与审美自治的文学观始终并存着,只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特别是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以及战时惯性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正常的延续,强调文学功利性的文学观念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新时期开始,才不再提“文学为政治”口号,而“文学是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被鲜明地提出来。审美自治的文学观终于又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但不能不指出的是,80年代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在强调审美的同时,也是不忘功利的,只是这功利属于新时期的新的启蒙而已。 所以从文学观念的层面说,从上个世纪初文学现代性的追求,有两个鲜明的维度:改造旧社会、改造国民精神和审美自治、艺术独立。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包容了贯穿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常态下强调审美的特性,但不忘功利;在非常态下强调功利,但不忘审美。 二 文体观念的转变 摆脱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大变化,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一直?诗文为正宗,连宋代的“?”也只是“诗之余”,只是“浪谑游戏”之作,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欲读小词。”(参见欧阳修《归田录》)这种轻视诗赋意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戏曲的地位一直很低。当时《小说林发刊词》?人所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之,俳优?之,甚至鸩毒?之,妖孽?之,言不齿于缙绅,明不列于四部……”虽然私下读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场合则受到鄙视。我们只要看看曹雪芹的遭遇就可以想见了。曹雪芹创造了中国小说巨著《红楼梦》,在当时只能默默地在北京正白旗过着“举家食粥酒常?”的生活,除了敦诚、敦敏等几个朋友,根本没有人知道他。连他哪年逝世也要今人去反复查证。至今他的家世和经历仍是许多许学家考证的对象。但是到了晚清时期,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笔下,情况为之一变。小说被抬到比诗歌要高得多的地位。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故。”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力。能把这四种力发挥到极致的人,那就是“文圣”。最后的结论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这种矫枉过正的论点,彻底转变了那种鄙视小说文体的观念。王国维则对各种文体均不排斥。诗词小说戏剧,只要是好的,都认为表现了“天下万世之真理”。他评《红楼梦》,写《宋元戏曲史》,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地位。那么,在梁启超和王国维提高小说等文体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是把下层人民开始看成国民,既然是国民,就要有国民的精神,那么真能改变国民精神者,是通俗的小说和戏剧,而非读不懂的古文诗词。这就说明文体观念转变的背后是现代观念的萌生,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萌生。 其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于白话文体运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平民主义取得了地位,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为了文学文体的正宗,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以小说传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诗成名,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剧本、现代新诗、散文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鲁迅不去写中国古代诗歌史,却写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也不是偶然的。从此,中国古代那种文史哲不分的泛“文”的观念开始淡化,古代诗文形式的至高地位也逐渐走低。西方的文学文体观念经过转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份。 文体意识往往深入到人的无意识的层面,因此文体观念的转变是文学理论转型的深刻的表现。 三 批判意识的勃兴 批判意味着冲突、矛盾、不和谐、不稳定,意味着争论,意味着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这样那样回应批判方。20世纪的中国作为追求现代化的曲折过程,这种基于冲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满了整个过程。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汉奸,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反革命,批判唯心主义,批判“右派”,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走资派”,批判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批判,批判贪污受贿,批判拜金主义……这里有批判对的,有时也有批判错的。批判错了,又有平反与反思,再回过头来批判当年的批判方。这些批判在文学理论上面都有回响,有时候批判就从文学理论开始,然后再进入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的前驱者始终认为,统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组织社会秩序的“礼教”思想,被认为是致使中国落后并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批判意识勃兴,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思想。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离儒家之经叛封建之道,成为一种时尚。封建礼教吃人成为定论。最典型的批判就是鲁迅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的描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心目中的几句疯话,比当时许多义正辞严的的批判都深刻有力。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为了批判要寻找批判的思想武器,这样就有向欧美寻找的和又向俄苏寻找的不同。如进化论就是欧美的时髦理论,可能是较早传进来的,用进化论来批判儒家思想,就认为儒家思想是过了时的东西,经不起“物竞天择”的过时货,是劣等的思想,应该加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全盘西化”;另一派的理论就是从俄国传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事实,从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论看来,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时期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把人分成“君子”与“小人”或“上智”与“下愚”,就是为地主剥削阶级寻找理论支持,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也应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论从哪种观念看,儒家思想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由于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不同,导致了左右派的矛盾,互相又批判起来。 在其后的岁月里,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和许多运动,其中也充满了批判精神,如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充满思想政治的批判,除了批判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主的专制之外,还在党内不断整风,不断搞运动,整风、搞运动也是批判。党内左右派的斗争,实质也是思想批判。批判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惯例,所谓“不破不立”成为一种模式。就是在80年代新时期开始之际,也是“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其后又批判“精神污染”,是为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尽管批判的内容可能不同,但批判意识勃兴是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一个特征。 为什么整个20世纪批判意识会如此勃兴呢?这还是20世纪中国所处的境遇相关。20世纪的中国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发展的道路。不同党派、不同学派、不同人群的政治主张不同所信奉的思想不同所追求的理想不同。这种种意见分歧转变为矛盾与冲突,进一步演变为思想和政治的批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矛盾论》说:“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既然20世纪的中国自身充满这些矛盾,那么斗争就不可避免,批判意识的勃兴也不可避免。 这种批判意识折射到文学理论上面,那就是中国20世纪的文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充满矛盾和斗争,论战和批判充满了20世纪的所有的岁月。举其大者如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派与保守的“论衡派”的论战,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与“新月派”的论战,抗战前夕两个口号的论战,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争论,五十年代文艺界的反胡适唯心主义运动,“”时期的斗争,80年代、90年代也充满论战,只是不搞运动了。大家知道,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家都不能不在论战和批判的语境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那些前沿人物,如胡适、鲁迅、梁实秋、周扬、丁玲等更是如此。前面所说这些论战的性质这里无法一一具体分析,但文学艺术的确是“时代的风雨表”,许多政治斗争都从这个领域开始。文学批判的背后是寻求。通过对某种文学思潮的批判,寻求文学观念的更新或变异。批判,斗争,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过程的一种表征。 四 文论话语转型 在反对封建的共同斗争中,和不断的论战过程中,文论话语开始转型。文论界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封建时代的僵死之物,已经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现代的新文学。于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在批判意识勃兴的情况下,放弃中国古代的诸如“赋比兴”、“风雅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教化”、“礼乐”、“美刺”、“温柔敦厚”、“思无邪”、“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意在笔先”、“主文而谲谏”、“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春秋笔法”、“兴寄”、“天人感应”、“齐梁遗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等文论话语,吸收外国的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内容”、“形式”、“主题”、“题材”、“文体”、“风格”、“艺术性”、“思想性”、“倾向性”、“生活”、“反映”、“灵感”、“形象思维”、“审美”等等文论话语。到了上个世纪末,像“形式主义”、“文学性”、“陌生化”、“新批评”、“隐喻”、“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意识”、“无意识”、“接受美学”、“作品层次”、“艺术生产”、“艺术消费”、“后现代”、“后殖民”、“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以至于有人说文论界患了“失语症”。 但是,中国传统文论作为一种文化,并没有完全死去,也没有完全失去。原因是中国文论传统蕴含在风雅颂中,蕴含在汉?汉乐府中,蕴含在六朝诗歌中,蕴含在唐诗宋词中,蕴含在唐宋八大家中,蕴含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只要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及其作品仍然有生命力,他们的鲜活的作品仍然被我们诵读,他们仍然作为文化传统被继承下来,那么从他们那里总结出来的古代文论,就仍然具有生命力。而且我们不但可以用古人的理论分析古人的作品,而且也可以用古代文论的概念分析现代的作品。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当然知道,古代文论属于古典,现代文论属于现代,他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是古代文论中仍然有许多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作为资源之一“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来,现在有人说古代的文论与现代的文论不具有通约性,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在中国20世纪现代文论发展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的文论家为把中国古代文论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王国维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境界”(有时又称为“意境”)说、“出入”说,鲁迅提炼出来的“白描”说、“形神”说、“文人相轻”说,朱光潜提炼出来的“不即不离”说,宗白华的提炼出来的意境的“灵境”说、“虚实相生”说,钱钟书提炼出来的“诗可以怨”说、“穷而后工”说,王元化提炼出来的“心物交融”说、“杂而不越”说等等(这只是举其要者,其中肯定有许多疏漏),都进入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此外,还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提炼,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举其要者,如“比兴”、“气势”、“气象”、“养气”、 “阳刚”、“阴柔”、“含蓄”、“自然”、“自得”、“灵气”、“胸襟”、“本色”、“童心”、“感悟”、“主旨”、“意象”、“性格”、“神似”、“形似”、“滋味”、“韵味”、 “知音”、“品味”、“豪放”、“婉约”、“谨严”、“衬托” 、“对仗”、“伏笔”、“直叙”、“补叙”、“插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托物抒情”、“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疏密相间”、“前后呼应”、“波澜起伏”、“言之有物”、“一唱三叹”、“声情并茂”、“知人论世”、“诗无达诂”、“文如其人”、“意在言外”、 “成竹于胸”、“胸中之竹”、 “中和之美”(这里暂举50条,实际上远比此多)。这些本来是中国古代文论、艺论中的概念、术语自然地融入现代文论,成为现代文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充分说明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其实,不单文学理论的转型中是如此,人文学科的现代转型无不如此。这说明了“现代性”本身是民主的科学的宽容的,在现代性的创造中,向所有的一切资源开放,因而现代性在拒绝传统中腐朽的成分的同时,也不完全排斥传统,一切人类优秀的成果都会吸收到它的熔炉里。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文论话语的确由古代的“点到即止”的“诗文评”转变为逻辑的系统的论文结构。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以及王国维的更早发表的《〈红楼梦〉评论》,都是逻辑性的论文结构。这种变化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在这种变化的后面,意味着掌握世界方式的转变。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当然也不完全是诗文评,系统的文论著作起码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寄》和叶燮的《原诗》)重在对作品的“体验”,现代的文论则重在“认识”,体验与认识是两种不同的掌握作家和作品的方式。体验总是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并直觉式地去把握,在点到之间就把本质揭示出来。认识则把对象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综合或者推衍。到了80年代以降,论文专著出版了很多,其中有见解的也不少,综合与推衍能力大为加强,这说明中国现代的文论开始走向成熟。 以上四点转变,说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在于重建世界的意义,重建文学艺术的意义。某些古代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被我们抛弃,认为它没有意义;相反过去认为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如过去认为歌颂帝王将相的作品是维护大一统,是有价值的,现在则认为这是颂扬专制,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只有负价值;过去自由恋爱是违背伦理的,现在则认为是有价值的,我们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自由爱情是有价值的,而贾母、王夫人的干涉是?价值的。价值观念完全颠倒过来。又如,按现代的观念,作为小说家的曹雪芹是伟大的文学家,是有价值的;而与曹雪芹同时代当宰相的人,则是封建帝王的走狗,是无价值的。……现代文论所导致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如此全面而深刻,以至于我们无法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必须另外作一篇文章。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美学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前沿》编辑部主办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文学前沿》创刊座谈会,于1999年12月18日在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西方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历史、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及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价、文化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以及市民社会、知识分子角色等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一、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概况。王逢振认为:所谓文化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文化是不同群体或民族---国家的象征行为的空间,文化研究必须考虑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各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张力,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孤立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从事文化研究应强调当前所在的语境,要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来考虑问题,必须关注社会文本与国际化的大背景。王宁认为:所谓"文化研究"在我们今天的理论讨论中并非其传统意上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化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文化研究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科批评话语,它虽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是它的政治性并不能达到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批评和分析。但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准学科,文化研究的这些局限已经得到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有着良好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力的人正试图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得到观照。金元浦认为:文化研究在西方被作为一个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这种新理论的特点首先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在本世纪西方理论界,文本中心主义与形式研究盛行了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对此的一种反驳、改造和容纳,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但是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对20世纪文本中心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成果进行保留、改造后的新理论。同时它也是对学术中心主义的改造与超越。西方长期以来学术化、专门化的发展方向在90年代走向文化研究时,实际上已从学术中心主义转向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罗钢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批评运动。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接触到的有关文化研究方面的东西是很少的,一些研究范本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因此,应该对从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自身的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研究始终贯彻着关怀政治的立场,这是从伯明翰开始的文化研究一直都有的倾向。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吸取西方的经验时,能不能吸收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吴琼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是指一种方法的运作,是一种"症状分析"。它的优秀是运用这种"症候分析"方法动手去解构权力。这种对于权力的解构必须结合文化研究的本土性,而所谓本土性就是指我们所处的现实,它实际上是立场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什么?症状分析最后归结到权力问题。有权力的地方也必然存在解构权力的权力。在一个充满建制的社会,我们都处于无权者的地位,但我们也有一个出路,那就是解构权力。文化研究方法的运作就是要揭示权力背后潜在的建制化的层面,就是解构权力。 二、关于如何评价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关系。陶东风认为:90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但说到底是当今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也应当在自己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西方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话语,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它的主流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倾向;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我们不能原样照搬。中西方文化背景既有相似也有错位,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我们建构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意义与难度同样巨大。一种特定语境中的批判理论在另一个语境中未必依然具有批判性,一种文化批判理论是否具有批判性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正确把握并正视具体环境中的具体的权力关系。温儒敏认为:文化研究这几年兴起有其必然性,值得我们关注、提倡。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势在必行。文化研究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它要我们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从关注所谓"精英"、关注知识分子本身,转向关注民间日常生活的一些现象,这是值得提倡的。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或学科分支,应有自己的目标、理路、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近几年的文化研究有一个泛化的问题,有的文化研究文章写得太空、太泛,连基本的概念、理路、学科规范都没弄清。在研究的目标、方法不是十分确定,而且研究的论题又搞得很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学术论文质量下降的问题。温儒敏先生的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兴趣。黄卓越认为:应区别"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批评还属于泛泛而谈,文化研究则要具体落实。文化批评应该建立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参照西方发展得较好的学术经验,进入到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中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的文化批评。我们要了解大量的大众文化的产品,不仅阅读经典文本,还要进入大众文化的制作领域、市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调查,这样的文化批评才能论之有据,才不至于泛泛而谈。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也对于现在有些人一窝蜂地追赶"文化研究"表示担忧。他认为:今天在这里讨论"文化研究"的转向,好像人家人人都在搞文化研究。从事介绍国外文化状况的学者,往往会把事情说成一股风,好像人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回顾80年论热以来我们对外界状况的介绍,就严重存在着这样一种一窝蜂扎堆的现象。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搞"文化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其实也未见得。他同时指出: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很有必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的。孟繁华与童庆炳等则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中国90年代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出现的必然性与正面意义。孟繁华指出:90年代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老是说没有读到一些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其实不是的。有很多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文化研究就是一个跨学科学的、反学科的、反机制的、反经典文本研究的,它给我们带来了宽广的视野。不能再用精英的立场、规范化的、中正性的对学科的要求来面对文化研究的现象。童庆炳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搞文化研究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文化理论,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90年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突显,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是对于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的回应。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社会政治问题。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过几年发展以后,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时,文学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很自然的,文学研究采取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视角也是自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是对时代说话,理论并不局限于解释作品,它是可以接过文学作品里面的许多问题,对"社会文本"说话。这种批评仍然是一种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文化批评。王德胜指出,今天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或文学研究者大多不再满足于局限在传统文学范围内,而是渴望把自己的身份社会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与批评过程本身都发生了改变,现在不从文学文本出发,而从社会文本出发,即借文学来说文化问题,或说借文学话语来说文学现象。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及其成果问题。王富仁结合新文学谈了自己想象中的文化批评。他认为,新文学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是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特征是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分离,它受到传统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停留在个体才能或私人情感单向交流的层面。这样的文学不具有整体的社会性,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国民文学,而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的文学。"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把个体人和整体社会结合在一起,感受的是整体的社会,形成了朦胧的、不自觉的公民意识。这样,他们的文学活动就和他们的公民意识紧紧结合起来,在独立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与社会沟通的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受到两方面的压制。一是大众的功利主义的阅读态度,另一个是政治权力,现代文学就是夹在两者之间。袁济喜谈到了古代文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真正要把古文论研究激活,使它在当挥作用,文化学的解读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不在于具体的范畴与文本,而在于内在的文化精神。现在许多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比较狭隘,注重具体的作品的欣赏点评,当谈到文化精神价值时就认为是空论。其实文化研究不存在空论,只要言之有据,就能对文化、文学作出回应。陈光炜从最近一二年文化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反应或动向,切入了同样的问题。他举例指出,钱理群、谢冕、洪子诚等教授最近的研究吸收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解决了一些过去很难解决或不被重视的问题。这种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扩大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过去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使比较纯粹的文学和社会文化制度的关系开始受到了注意。但他同时指出,文化研究渗透到文学研究中,要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性的关系。四、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领导权以及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许明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文化态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葛兰西认识到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解为只是运用暴力夺取政权,一定要注意在无形的思想文化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公共空间,正因为存在这个公共空间,葛兰西才论证到文化空间的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和官方机构的支配权、统治权,不仅仅存在于政治机构的系统中,也存在于无形的民间生活空间中。不管在什么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完全控制这个空间。这种领导权应该是由精英知识分子来掌握。面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知识分子应肩负起这个历史任务,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显示出对文化历史的深层次思考。文化批评的意义就在于向这个空间渗透我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的问题。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对许明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他承认知识分子没有进入巨大的公共文化空间,知识分子没有起到文化引导的作用。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与政府主导机构对文化的领导有一个距离,其对文化的介入与领导应该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上,而不是直接充当一种政治化的文化角色。知识分子还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的工作影响文化、社会、政治,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角色。针对上述争论,傅瑾(中国艺术研究院)则试图通过个案研究来说明:如果精英知识分子掌握公共空间的领导权以后会出现很可怕的结果。他指出,知识分子可以用自己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来从事艺术批判,但是一旦他的艺术观成为意识形态,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只有存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公共空间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 文学理论论文:现代文学理论创建与反思探索 “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3],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 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4]。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文学是复杂多元的,不同的阅读欣赏群体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精神需要和文化想象,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现实存在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多元性,那么,文学本身就变成铁板一块。语图关系问题从一个现实的侧面证明了文艺理论研究应立足文学自身的多元关系研究,借助不同的艺术形态展开自身,并在各种关系的澄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语图关系而言,这种关系指的是图像作为他者在场以及互动双方的意义建构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这种关系的存在并非局限于双方的认同和沟通的样式,它们在思维设置、知识分布、言说方式、审美取向等方面的配置过程中构成一种缠绕和错落的复杂关系,并常常以微观形式渗透、穿行在文学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因此,语图关系研究肯定了不同文化艺术形式之间关系性存在的价值合法性,它造就的不同媒介、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将为我们重新检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总之,语言与图像的关系问题给现存的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结构成分,它不仅引发我们对现存文艺理论研究范式的反思,同时警惕自己应保持一种建立在学术立场上的理论自反性,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文学理论不是思辨、玄想的知识生产场,也不是停留在责难层面上的集体“围观”场景,而是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的文学现实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新词新语是观察社会生活的晴雨表,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其人文景观绚丽多彩。改革的大门开放以后,国外文化蜂拥而来。诸如“的士”、“酒吧”等词语纷至沓来。国内国外文化相互碰撞,彼此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产生了一批反映时代变革的新词新语。随着国内旅游热兴起,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许多农村人口投身于旅游景点的商业服务,于是便在原先的交通工具上精心修饰,仿照“的士”,出现了“马的”、“驴的”、“轿的”、“摩的”、“板的”等系列新词。这种由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旅游文化的发展,农业文明开始向现代文明转换。研究这种新词新语具有广义文化学的意义。研究这种新词语还有社会学的意义。比如“下岗”一词,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不存在的。进入90年代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市场经济严酷的竞争机制,必然使有的企业破产,有的工厂倒闭,职工下岗不可避免。与“下岗”相对应,运用对义仿拟手段出现了“上岗”这个新词语。此外,“绿灯”、“黄昏恋”等等,都反映了这一特定时期的重要社会问题。 最重要的是研究这种新词具有语言学的意义。语言同社会生活联系密切,反映生活也最为迅速。如“绿色工程”“绿色食品”“绿色能源”“绿色产业”“绿色农业”“绿色事业”、“套书”“套裙”“套餐”“套会”“套票”等系列套词反映了修辞构词的灵活性、形象性和系统性。语言的活跃,反映思想的活跃,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结果。研究由修辞构成的新词语是要寻找其规律,预测其走向趋势,引导正确理解和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促进语言规范标准化。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信息时代全球化国际交往的需要。 一、“修辞学造词法”诠释 词汇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新词的产生概括的说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构造新词,二是吸收外来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不断出现,由此导致了人们的新观念、新感受的不断产生,面对这种现象,原有的词汇难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于是人们便倾向于寻求各种造词手段来对客观世界大量的空符号作及时有效的补充。产生新词新语的方式很多,有新外来词语的吸收、旧词语的复活、方言词语的吸收等等。我们着重要谈的是以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研究。任学良先生曾提出“修辞学造词法”,就是运用修辞手法(即所谓的辞格)来创造新词的方法。新词语有不少正是利用这种方式产生的。比如用“鞭打快牛”来喻指对贡献大的人或企业过度加码,使其做更大的贡献;用演员出台表演的“出台”来喻指一系列成套的政策措施跟群众公开见面,即形象又生动。诸如“蛋糕”、“绿灯”、“断奶”、“窗口”、“余热”、“网络”、“黄牌”、“拳头”、“婆婆”、“阵痛”,“铁饭碗”、“红眼病”、“花架子”、“大锅饭”、“毛毛雨”、“大气候”,“一刀切”、“走后门”、“打头阵”、“剃光头”等都是通过比喻式构成的。“拳头产品”是指一种品牌或产品在企业中的作用向拳头一样粗壮有力,它是比喻方式造成的新词语。至于“龙头企业”、“文山会海”等等都是此类。还有借代式新词语,如“菜篮子”、“绿色食品”、“国脚”等。据语料库我们统计得出这种由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语约有700多个,以比喻、借代、仿拟方式构成的新词语最为常见。此外,还有其他修辞方式如比拟、夸张、谐音构成的新词语,下文中我们将会一一谈到。 二、比喻造词法 从结构上看,新词新语里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格的,大体有以下几类: ⑴、以喻体作修饰成分,本体类属作中心词,构成新词语。如: 龙头企业拳头产品窗口行业星火计划胡子工程尾巴工程 这类新词的喻体一般都具有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特点,取譬的着眼点也多种多样,其突出之处是使得语言表达简洁明快。如: 草根工业:喻指植根于乡村土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 龙头企业:像龙头一样能带动全局和其他企业前进或发展的企业。 尾巴工程:指某一工程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但尚有某些收尾项目未曾完成,好像拖了个尾巴。 ⑵、以喻体代指本体,也就是赋予某些词语以新的比喻义。如: 绿灯窗口龙头新星拳头黄牌气候余热婆婆短平快 在这类词语中,由一些本来是普通语词,如“婆婆”、“窗口”、“拳头”;有的本来是专业、行业用语,如“绿灯”、“黄牌”,作为新词语,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比喻义,使用范围扩大了。而且有的新词语还可以作为构词成分,组成相关的新词语。如: 气候:大气候小气候新星:网坛新星影坛新星诗坛新星在这其中的“窗口”、“龙头”、“拳头”与前头所说的第⑴类关系密切或是由⑴类省略本体类属词形成的。比如“龙头”据一些语言研究者考察,在报刊杂志中先是出现“龙头产品”、“龙头企业”等短语,随后才出现“龙头”单独使用的情况。如:科学技术是脱贫致富的“龙头”。或是先出现喻体单独使用的情况,然后扩展成⑴类词语,像“窗口”,举个例子来看: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是社会文明风尚的窗口。由此产生了把这些行业总称为“窗口行业”的说法。这两类词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在口语中“窗口”、“龙头”、“拳头”等词语的比喻说法是早已存在的,当它们进入书面语后,很快就被推而广之了。 ⑶、以喻体作中心词,前边加上一系列修饰、限制成分,构成新词语。其中心词有双音节的,也有单音节的。我们以单音节为例看一下,如: ~坛:体坛歌坛影坛泳坛足坛网坛 ~星:歌星明星笑星舞星泳星新星 ~霸:电霸水霸车霸鱼霸油霸波霸声霸 ~~热:武侠热英语热中国热琼瑶热追星热足球热旅游热 ~~族:上班族追星族红唇族推销族打工族工薪族 ~~风:吃喝风麻将风浮夸风宴请风 这一类单音节词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使用范围比较广,但它们能不能被认为是后缀成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首先,一般后缀成分如“子、头、儿”等本身已无实词意义,它们的词义已经虚化或消失了。而“坛、星、霸、风、热”这一类单音节词,仍保留一定的实词意义。例如“热”,指受很多人欢迎的或很多人热衷的某一社会现象。“坛”,在词典中早已说明指的是体育界或文艺界,只不过由它构成的新词更多了,而“坛”的词义并未消失。至于“风”本指一种自然现象,但自古至今就被喻指社会风气或作风,如“党风”、“世风”、“校风”、“学风”等,近年来产生的“吃喝风”、“麻将风”仍是这个意思。 其次,“子、儿、头”等后缀成分须依附于前边的词语存在,是名词的标志,而“热、坛、风”这一类单音节词,则勿须依附前边词语存在,可以单独使用。再次,在修饰性词语和这些单音节词之间,结构较松散,有的也可以插入其它词语。修饰这些单音节词的成分可以是词,也可以是短语,没有一定限制。由于这类单音节词确实存在一种后缀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称其为类后缀成份。 ⑷有的新词语,从它开始使用,就作为一种比喻用法。如: 大锅饭:喻指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一刀切;喻指那种不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的简单化的工作方法。 这类词语就字面意义谈,本指一种现象或事物,只是人们很少用它们的字面意义,而是常用它们来喻指某一事理、现象,在使用过程中这类词语逐步具有了某种习用的意义。这类词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的俗语、惯用语,如:“踢皮球”、“剃光头”之类,它们应用的范围比较广,很难说明这种比喻究竟是以那个本体为对象的。 三、借代造词法 用借代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語,一般来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⑴、以专称代指通称。如:伯乐,原为韩愈《马说》中的人名,擅长相马的人后来代指擅长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人。硅谷:源自美国,电子工业基地,现代指电子工业基地。 ⑵、以某一相关事物代指一事物。如: 红包:代指家长给晚辈子孙的赏钱或厂矿、企事业单位给职工发放的奖金。 菜篮子:代指城镇居民的副食蔬菜供应。 “菜篮子”:是城镇居民采购蔬菜、食品时携带的工具;“红包”:使用红纸包着钱币,象征喜庆、吉祥,以示奖励。 ⑶、以事物的某一特征部分或标记代指该事物。如: 橄榄绿:代指这种颜色的警察制服。 大团结:指拾元面值的人民币,因上面印着民族大团结的图案而得名。 国脚:专指具有高超球艺的部级的足球队员。 ⑷、以具有特征性的动作行为代指某一事。如: 画圆圈:代指圈阅文件。一些领导同志在阅读或批示文件时,常画圆圈表示已经过目。 爬格子:因写文章要用带格子的稿纸,所以拿“爬格子”来形容勤奋艰苦写写作。 挂鞋:代指足球队员退出绿茵场,不再参加比赛。 “画圆圈、爬格子”,“挂鞋”都是动宾结构。前者口语色彩浓,后者书面语色彩浓。此外,它们之间的感情色彩也有区别。“画圆圈、爬格子”含有戏谑的意味,“挂鞋”则显得庄重。 ⑸、以形象性称谓代指原有专名。如: 铁榔头:因郎平扣球凶猛有力,而“郎”与“榔”同音,人们就以“铁榔头”代指朗平。 聂旋风:我国围棋手聂卫平在中日围棋赛中,连连获胜,象一股旋风,令对方无法招架,于是“聂旋风”就成了聂卫平的代称。 ⑹、以专名代指该专名所具有或体现的某种社会现象、观念等。如:“条子现象”指领导干部随意批条子办事的不良社会现象。“明星效应”指文艺、体育等领域里的明星由于受人崇拜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的社会现象。这类词语从意义上说,带有一定的模糊性、随意性;从结构上说,为定中结构;它不同于一般修辞上借代里所说的“专名代泛称”,从整个短语看,可以认为是部分借代。 四、仿拟造词法 采用仿拟手法构成的新词语,实际包含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为了修辞的目的,利用仿拟格而产生的偶发性新词语。这类新词语有些会超越原语言环境,被更多的人认可并使用,逐步获得一般词语的性质;有些只是偶尔出现或偶尔重复出现,很快被遗忘和淘汰。另一种情况则是依据汉语词汇中已有的词语,利用仿拟手法来构成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词语,可视为用仿拟构词法构成的新词语。利用仿拟构词法产生的新词语有着一般新生词语的性质,接下来我们着重分析仿拟型新词语的情况。 ⑴、格式仿。汉语词汇中有些词语的构成在形式上呈明显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也即一类词语构成的格式,依据一定的格式,通过改换某些构词要素,能产生一系列同格式的词语。“格式仿”就是通过仿拟词汇系统中这类典型格式而构成新词语的方法。依据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四类: ①、仿前式。即仿造词仿拟原型词的结构,更换原型词的前一个词素,后一个词素不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仿词造词法中占多数,下列两组例子都属于仿前式。 面的轿的酒吧网吧 货的陶吧 残的奶吧 摩的 ②、仿后式。与仿前式相反,这是一种仿拟原型词结构,并替换原型词的后一个词素,前一个词素不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仿拟造词法中用的比较少。例如: 国手国脚的哥的姐廉政廉业陪读陪教 ③、格式仿产生的新词语四音节的也较多,所仿格式有些是词汇系统中具有的,有些则是近年新造,经反复使用获得习用性特征的新格式。格式仿构成的四音节的新词语大多是在一个固定格式中嵌入新语素,如:由“大×大×”仿拟出“大红大绿”、“大红大紫”、“大操大办”、“大包大揽”等;由“小×小×”格式仿拟出“小打小闹”、“小夫小妻”、“小修小补”等。这些新仿拟的词语,均在原格式中嵌入一定的语素,词型格式化特征突出。格式仿利用已有的格式,形势特征明显,改换语素灵活便利,是一种常用的仿拟构词的手段。 ④、还有一种仿拟则是依据一定的句法形式,即所仿格是汉语中一种常见的句法模式。它们大多是汉语词汇系统中使用时间长、出现频率高、生成能力强的句法模式。因而往往带有一定的文言句式的色彩。如:“以NVN”,介词“以”在这种句法模式中表示“凭借、依据”,是一种文言格式。根据这种格式仿拟的“以权谋私”、“以党代政”、“以工挤农”等新词语,概括性强,具有明显的文言特征。 ⑵、语义仿。语义仿即利用词语间语义上存在的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来仿拟构词。 ①、类义相仿。利用类义关系仿拟的新词语,如由“奖学金”仿拟出“奖教金”,由“空姐”仿拟出“海姐”,由“廉政”仿拟出“廉业”等。这些仿拟词与原型词都是同类事物,同属一个范畴,利用同类事物的相关性,类推联想,仿拟出新词。 ②、对义相仿。对义仿拟则是由记录某一事物、现象、行为的词语,仿拟出另一与之相对应的新词语。如,以性别为对应关系由“公关小姐”仿拟出“公关先生”,由“家庭妇女”仿拟出“家庭妇男”,“空姐”仿拟出“空哥”,“的哥”仿拟出“的姐”。 某些相对应的概念,也会产生对义仿拟构词。如,由“民办”仿拟出“官办”,由“民风”仿拟出“官风”等等,“民”与“官”便是建立在相对应的概念基础上的仿拟。 ③、反义相仿。这种仿拟词与原型词意义相反,这是由于仿拟词语中替换的词素与原型词中对应的词素意义相反造成的。这种仿拟是语义仿中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许多仿拟型的新词语,都是通过反义仿拟构成的。如,以“大”与“小”相仿拟的“大我”与“小我”、“大气候”与“小气候”;以“冷”与“热”相仿拟构成的“冷销”与“热销”、“冷板凳”与“热板凳”等;以“优”与“劣”相仿拟的“优生”与“劣生”等等。此外,象“上”与“下”,“公”与“私”,“正”与“负”,“快”与“慢”,“强”与“弱”等反义语素的变动,都是仿拟构词的重要手段。 ⑶、依据是否只用仿拟手段来划分,可以分为单纯式和兼用式。单纯式是指仅仅利用仿拟这一修辞方式造词的方法。根据兼用的修辞方式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仿拟兼谐音。如“气管炎”“妻管严”,“哑巴亏”“喇叭亏” ②、仿拟兼简缩。例如:博导(博士生导师)硕导(硕士生导师)。这里人们兼用了仿拟和简缩两种造词法。 ③、仿拟兼夸张。例如“豪华本”“火箭本”(称出版速度快,质量低劣的书册)。仿拟词语“火箭本”显然也兼用了夸张的手法。 五、其他修辞方式造词法 这种利用修辞格形成的新词新语义比喻、借代、仿拟最为常见,当然由其他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也是不容忽视的。谐音构成的新词语,如:“炒古”,炒买炒卖古玩,由“炒股”谐音而造;“导爷”,戏称导游人员,有“倒爷”谐音仿造。还有“爱资病”、“莫(没)斯(事)科科长等都是谐音造成的新词语。比拟式构成的新词语,如具有新含义的“松绑”“透明度”“冒尖”“挂钩”“浮动”,以及“精神污染”“知识爆炸”“三栖明星”“投资膨胀”等。夸张式新词语也为数不少,如:“爆棚”指体育、娱乐场馆等人数骤增;“过街鞋”,对质量很差的鞋的贬称。此外还有“爆满”、“鸣谢”、“袖珍企业”、“火箭本”等。还有新含义的“山海经”、“普通话”是直义式新词语。而“压缩饼干”“压缩空气”则是利用断取格形成的。真是形象生动,丰富多彩。所有这些进一步说明了“修辞学造词法”是完全行的通的,而且是语言学中值得研究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六、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1、比喻、借代构成的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由比喻、借代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这类词语具有时代特色。由修辞而逐渐凝固成新词语,是汉语词汇发展中固有的现象。例如:古汉语中有以“须眉”代指男子;以“裙钗”“巾帼”代指妇女;以“杜康”代指酒;以“黄发垂髫”代指老人小孩;也有以“蛇行、龟伏”等来喻指某一动作行为状态的。这类词语比较形象生动,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丰富了汉语的词汇。近几十年来涌现出的新词新语,存在着一种趋新求雅和系列化的趋向,同时也表现出追求形象鲜明、通俗化、口语化的势头。由修辞方式形成的新词语更是引人注目,无论在“表情”还是在“达意”上,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例如的那几年,人被丑化、异化,灵魂和肉体被肆意糟踏、蹂躏,反映在语言上,那就是在词语里“牛鬼蛇神”“黑帮”等等满天飞。如今的时代是人文时代,人格得到尊重,人的价值受到重视,个人的创造精神也得到提倡、保护和发扬,词语中以比喻、借代方式产生了不少于个人专名有关的词语。如:“王海”、“徐虎”等,只要一个人的作为、贡献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很快就会得到应有的承认,受到尊重。当今的时代亦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科技信息瞬息万变的社会,因而被用来做借体或喻体的多为经济、文化科技领域的事物,如:“中关村”、“硅谷”、“短平快”、“气候”等等。这种变化反映了当今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以及广大群众视角中心的重要转移。其次,这类词语的词义具有模糊性。词语意义的模糊性是指它们所表达的概念的外延缺少清晰的界限,由比喻和借代凝固形成的新词语,其意义普遍存在相当模糊性。一般来说,一个新词语从开始出现到被社会接受,其意义总要经历一个由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这是由于人们对这个词语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此外,有些词语所表达的概念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或者它本身就是一个模糊不定的概念。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表达方式,大多只有模糊概念,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科学上界定严格的意义范畴。如“龙头项目”等会因地因时而异,其概念外延没有确定标准。我们再从心理基础看,比喻和借代都是以联想作为心理基础的,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词语直接以喻体指本体、以借体指本体,这在文字表达上更精炼了,但意义范畴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却更为增强了,同时也模糊了两个不同质的事物的界限。“热”本指一定的温度,与“社会现象”本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把它们混为一谈,词义更模糊了。再次,修辞用词往往具有临时性的特点,这类词语所要表达反映的客观事物本身有相当多数属临时或短期性的社会事物、现象。如:“~~热”、“~~风”只不过时髦一阵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即使“~星”、“~~精神”等也只能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词语能风行一阵,当事过境迁也就烟消云散了。 接下来我们在看一下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新词语的发展趋势。由比喻和借代构成的词语中,不少词语词义带有相当的模糊性,表达上也可能用其他方式代替,流传使用中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它们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加上这类词语多用于口语,也就不大容易进入正式公文、科学论文等文体。另外,这类词语有不少表达种种复杂的情感,而人们的情感往往受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又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个人成分占很大作用。这样,也使这类词语的传播受到一定的限制,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影响。有些语言学者正确指出,许多赋予词语以临时性功能的修辞学说法,往往会随着人们的反复使用而使临时性功能固定化,原来的修辞用词也会转化为一般用词。某种修辞说法能否形成新词新义,它们的寿命是长是短,主要取决于人们使用这种说法的情况,即约定俗成的程度。这类词语总体上说具有相当的临时性,只有少部分词语能进入一般词语,保持较长期的稳定性。 2、仿拟构成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到底具有什麽样的特点?首先,仿拟型新词语具有对应性。仿拟性新词语与原型词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仿拟型新词语中以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构成的语义仿新词语是对应性的突出体现。格式仿中许多新词语内部甚至也表现了类义、对义的对应关系。其次,仿拟型新词语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有的带有表扬倾向,如“新秀”;有的带有嘲讽、戏谑的色彩,如“喇叭亏”、“家庭妇男”等;有的则带有较强的贬义色彩,如“以权谋私”。鲜明的感情色彩,反映了这类新词语的构成与“仿拟”这一修辞手段运用的内在联系。再次,仿拟型新词语体现了仿拟构词手段的丰富性。从这类词语的构成方式看,仿拟词与原型词之间,涉及音、形、义三个方面。就拿“语义仿”来说吧,语义上的“类义”、“反义”都可以作为联想的线索,这就使仿拟构词具有丰富的手段,构成新词的能力也较强。 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将何去何从呢?词汇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丰富和扩大。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既是对语言的继承又是对语言的创造,它使语言旧有的形式得以保存的同时,又添加了新的内容,使新的词语更富有生命力,更富有时代的特征。仿拟现象是社会发展和人们快节奏生活的必然产物。人们利用语言系统中的某些已有的成分去表达他们认识和思维活动中取得的新成果,这样便产生了新词。而人们利用旧有的词语模式,用替换原词的某个语素而快捷地举一反三地构成新词,势必导致新词生成中仿拟 现象的出现,这种现象是人们追求简单、高效心理的反映,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新词语一经产生,便要经受社会和历史的检验,仿拟生成的新词语能不能顺利地进入现代汉语的词汇库还要看它是否符合构词的规律,是否符合大众的语言习惯。仿拟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一味模仿也会产生消极作用。近些年,有的人为了标新立异,或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特别是一些广告媒体,无视语言规律,利用谐音胡乱造词,如“咳不容缓”、“衣衣不舍”等等。这些“词语”意义上完全背离了原词,长此以往,词将不词了。但从总体上说,仿拟能产性强,生命力强,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它符合词汇发展的总趋势。 文学毕业论文:高中语文学习主动性培养论文 高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学习主动性的重要性以及策略[摘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优化教学策略,构建学生良好的学习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把握好三个方面的原则,对于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增强学生的写作能力、分析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教育家埃德加•富尔的《学会生存》中有这么一句话:“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这句话令笔者感触很深,不由得想到我国的语文课堂教学已摒弃了过去的“一根粉笔一张嘴,老师从头讲到尾”的满堂灌的旧教学模式,而逐渐过渡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研究性教学模式。这关键在于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活动的主体,教师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知识,而不是成为学习的奴隶。学生在学习中通过听、读、写能力的训练,达到知、行、意、情的目的,把握主题,提高知识水平。在语文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一)运用研究性教学语文是我们的母语,学生学起来本应得心应手,但由于长期以来学生受到教师影响把语文当作政治课来学,一些纯美的文学的东西都被冠以政治的高调,令学生越学越无味,主动学习更无从谈起。例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本是一篇鲁迅回忆童年趣事的散文,而语文教材却把它定位为一篇反封建的政治性文章,说是鲁迅在批判三味书屋的枯燥无味,批判封建私塾教育。可是笔者却怎么也看不出它的反封建味道,反而觉得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的后园及课堂上蒙画儿的这些情节较符合童趣的。在《朝花夕拾》的小引的第一句,作者这样写到:“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虽不容易,但我们也可看到《朝花夕拾》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都是回忆往日琐事的,绝少涉及政治。如果从这一角度去看,笔者想更容易引发学生的共鸣。因为中学生毕竟还是童心未泯,文中一些涉及儿童的乐事定能引发他们的兴趣,而兴趣一来,要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则并非难事。再如斐多菲的《我愿意是急流》一诗,本是一首很美的爱情抒情诗,而过去的教材往往把它看作是纯政治抒情诗,而忽略了诗的“情”性美。虽说斐多菲最终为革命献出年青的生命,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侠骨柔情,他对尤丽亚的爱在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我们不提倡中学生谈情说爱,但却无法否认,美丽的爱情总是令人憧憬的。如果引导得当,既可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欣赏诗歌所体现出的美,又能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爱情观。新教材的编定,已意识到这一问题,不断地摒弃了旧式的教材内容,提倡运用适合现实,符合文章本质的教学方法,使教师在教、学生在学中达到互动的目的,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二)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传统的教学中,往往误入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的教学误区。学生在传统的教学中往往如竹筒倒豆般地被动学习,思维往往局限于单一的形式,解惑能力往往被弱化甚至被“消化”掉。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是创新教学,有利于学生由单一思维向多向思维,由局限到全方位的转变。一是设置疑问,多问几个为什么。如在《荷塘月色》中,第4~6节描写荷塘月色的美景,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很快将学生思维集中到课文主题上。二是设置反问。反问是在学生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运用的一种教学方法,更能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如《烛之武退秦师》一文,笔者就设置这么一个问题:烛之武为什么去见秦伯而不去见晋侯?学生很容易就根据第一段的内容说出郑国得罪的只是晋国,而不是秦伯,相对来说说服秦伯要比晋侯容易多了。三是平等式教学。平等式的对话教学把教师与学生放置在平等的位置,为学生勇于探索、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提供一个平台。学生可以对教师提出质疑,要求教师回答。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向学生提出课文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问题。师生角色互换,平等磋商,对课文疑问之处进行探讨,达到解惑的目的。 二、优化教学策略,构建学生良好的学习模式 (一)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在教学过程中,有些教师往往忘记了谁是课堂的主人,而在课堂中以主人的形象自居,命令学生这样做,那样做,或命令他们不许这样,不许那样,令学生厌烦至极,主动学习更无从谈起。在这种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不过是听话的乖宝宝,高分低能的“天才”而已。最终的结果是学生的天性被扼杀,主动学习的能力逐渐消失。学习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种责任、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乐趣。要确立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人,教师应该做的,不是单纯的传授给他们知识,而是教会他们如何去掌握知识,在这个探索知识的过程中,学生就会感受到学习的乐趣,无形中增加了学习的欲望,学习的主动性也就慢慢培养起来了。而要做到这些,就要运用一些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例如,在讲授《蚊子和狮子》一文中,笔者先让学生自己看课文,然后展示四幅自己制作的有关《蚊子和狮子》的漫画,让学生依据漫画来把课文改编为童话故事。学生本来就喜欢漫画和童话,现在,让他们参与其中,自己编故事,一时间,学生情绪高涨,纷纷站起来即兴演讲,有些学生甚至还有动作配合。这样,既可锻炼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也让他们加深了对课文思想内容的理解。学习的兴趣来了,主动学习的能力无形中就增强了。又如《胡同文化》一课,乍一看,似乎内容较为凌乱,学生不易理解。笔者就先让学生理清课文思路,自己寻找文章的中心句;但这样又会造成一部分学生不愿动脑,想坐享其成。如何调动这一部分学生的主动性呢?笔者采用的办法很简单———竞赛法。笔者以组为单位进行竞赛,规定每组学生必须要找出任意两段的中心句,哪一组先找出就让哪一组先回答,而其他各组只能回答别组没找到的段落。而当每组都找到相应段落的中心句后,余下的段落就以抢答的方式进行,回答正确的就可累计加分。这样,课堂气氛立刻活跃了,各组学生纷纷开动脑筋,进行讨论,力争找到最恰当的中心句或自己概括出准确的中心句。通过这种竞争的方式让学生自己动手寻找中心句,既可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学习,又能加深他们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总之,不管采用哪种教学方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确立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才是学习的主人,尽一切努力调动起他们学习的主动性,让他们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二)构建探索性学习方式,培养学生创意思维勇于探索是一种挑战,是一种突破,提倡探索学习方式,使学生从旧框框(指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的教学模式)、本本中走出来,敢于否定,敢于提问,敢于超越,敢于创意,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教会学生向未知领域探索。如《花未眠》一文,主要是培养学生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让学生明白,其实生活中到处都有美,只是能不能发现它。在教学中,笔者让学生欣赏了一盆自然栽种的花和一盆插花,激发他们美的欣赏潜力。然后,笔者让学生到教室外去寻找引发他们美的触发点,并写出自己对美的感受。结果,从学生的作文中笔者发现:一片枯叶也能引发他们无限的遐想。 (三)突出自觉性学习,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通过自读课,引导学生自觉思考怎么样、为什么、结果如何等,突出自觉性学习,给学生留下学习的空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如《我与地坛》一文,者给学生三个问题:(1)作者在地坛思考了什么问题?(2)他从地坛中找到了什么答案?(3)你从文章中得到什么启示?当然,除了以上这些问题外,学生也可以自己质疑,自己解答。 (四)讲练结合,提高解决问题的实效性在学习中,通过教师讲,学生练,达到“传道、授业、解惑”的目的。笔者觉得这种方法比较适合用在古文教学中。如《勾践灭吴》一文,内容较多,知识点也多,笔者就印发了配套练习,边讲课,边配合练习,让学生对古文的知识点得到巩固,从而加深记忆。超级秘书网 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 (一)要善于发现学生的特长任何一个写作论文学生都有自己的特长,关键在于教师是否发现了学生的特长。教师一旦发现学生的特长,千万不要武断地认为这些特长与学习无关,继而想尽一切办法压制它。笔者觉得,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不但制止不了,反而会引发学生的逆反心理。现在有不少学生都是“电脑高手”,玩游戏、上网聊天是一流。这时候教师可引导学生自己制作网页,上网与同龄学生探讨一些文学上有争议的问题,既培养了学生的质疑能力,也培养了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 (二)在朗读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中的适当朗读能使学生入情、入景、入角色,很快把握课文的内容,思维得到启发,想象力得到拓展,情操得到陶冶。如《再别康桥》一文的教学中,笔者先让学生欣赏肖邦的《离别曲》,寻找到两者感情的共鸣点,然后让学生配合音乐来朗读课文。学生在朗读中体会到了文章的优美,很快就进入了情境,抓住了作者的情感。 (三)在演示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统教学中,都是教师教,学生学,往往是教师“唱独角戏”,很难调动学生的兴趣,使学生感到厌烦,枯燥无味。要改变这种教学效果,最佳的方法是让学生演示教学内容的情节,展示学生的风采。 如在《皇帝的新装》一文的教学中,笔者让学生分别扮演皇帝、大臣、骗子等角色,上台依据课文内容当场表演一出话剧,一演完,学生马上就能抓住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并能适当分析人物形象。“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把握“好”、“乐”,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教学中会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教学论文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不是应用型较强的专业,为适应当前的就业形式,本文提出从两个角度指导该专业的教学:从实用性的角度,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和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从创新的角度,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并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丰富他们的知识结构,增强其在社会立足的本领。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教学探讨 1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很难和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专业,如工程、建筑、医学、会计等一样获得准确的职业定位,更是很难直接和应用型人才挂钩。它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是体现人文精神的最直接的载体,担当着传承与提升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任[1]。其主干内容是中外的优秀文学文化遗产,而优秀内容则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对自身、他人、集体、民族、国家,乃至对人类的一种认识与社会责任感。为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在于: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人的工作的,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学不体现在应用性,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不注意直接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等。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当前就业压力的增大,教学实用主义成为了教学的主要目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而言,也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之上,积极和社会接轨。 2用实用性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给出该专业的就业方向为教师、各类编辑职务、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但事实上,该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岗位大多集中在政府机关、教育科研、新闻出版、企业公司等单位,还有少数人涉足律师、房地产、金融外贸等新兴行业。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较宽的职业适应性,但同时,由于相关行业存在文秘、新闻、广告、公共管理专业的毕业生,造成了对他们较大的冲击力。从现实意义来看,从实用性的角度指导教学应注意: 2.1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 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包含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有必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课程进行优化: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教学内容,强化优秀内容;优化课程结构,按照学科发展的当下高度来考虑学科基础,设计课程内容体系;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写作学和文学概论中的文体学知识。 2.2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 以就业的观点指导教学改革,就必须讲求专业的实用性,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社会上立足。结合该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优秀竞争力,即现代“读”、“写”、“说”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必须加以强化[2]。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五个方面:古今各种文体的阅读能力,现代各类文体的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文教学能力,信息调研能力等。学校和教师必须精心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形成本专业课程的应用模块,通过系统的应用技能课程的设置,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获得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应用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超级秘书网 3用创新的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创新包括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思维创新等。本文强调: 3.1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 该专业的学生就业范围较广,但往往不精,竞争力上不如其他专业学生。鉴于该专业的特殊性,教学过程中不必过分拘泥于语言与文学本身,而可以结合汉语言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就业现状,对学生进行相关职业技能的培养。事实上很多新专业如新闻、广告、文秘,甚至公共管理基本上都是从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发展而来的。因此,在保证专业根基扎实的前提下,应打破人为设定的专业界限,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优势。如教育与教学、新闻传播、文秘与公关、社区文化管理、广告文案等等都可以设计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模块,学生通过这些模块的学习获得动手能力和从业能力。 3.2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要求学生具备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该专业有极强的文化特征,其教学直接影响学生对汉语的感情,对东方文化的亲合及从中汲取创新精神动力,并影响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因此汉语言教学中必须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3]。首先,教师应有强烈的创新教育意识,思想上要勇于开拓,力求提出独特的、新的教育活动思路,行为上善于探索,潜心实验,不断总结和不断进取。在教学中不能满足做文化的传声筒,要适当的通过文化评论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思维,并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思考,如博客,新媒体等多种文化传播方式都可以成为学生思考的问题。其次要勤于思敏于行,发展创新思维能力。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专业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文学毕业论文:现当代文学教学探析论文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引导学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树立科学的文学史观,培养学生开放的思维视野和文学性思考能力,从而建立系统性知识结构。 [关键词]文学史观文学思考系统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职类院校语文教育专业的主干课程。它不像本科教学分得那么细,而是把现代和当代合为一个板块,把史料和作家、作品介绍揉进一本教材,这就给教学带来了难度。笔者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就如何使学生将知识内化为判断和把握事物的认知能力,谈几点自己的认识。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还原历史场景,尊重历史事实。既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当代人视角解读历史,又不能机械地用当代人的评判标准苛求前人,实事求是地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定性定位,从而做出科学的价值判断。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毫无疑问,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对于指导我国数十年文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讲话》毕竟是六十多年前的一部文献,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其中有些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是先进的,而拿到现在看,则是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在教学过程中,如果纯粹用当代人的评判标准去解读文本,肯定会产生历史的错位,必须把学生的思绪引导到20世纪40年代初那个炮火连天的特定历史场景中,让他们设身处地地去体验一个政治家、战略家对文艺问题的严肃思考。 让学生进入历史并不等于沉溺于历史,还要让学生跳出历史回到当代,站在当代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判断。如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工农兵占人民的绝大多数,是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把文艺服务的侧重点向他们倾斜完全是应该的,这样提有利于抗战。然而,这种提法拿到现在显然过时,因为现在是和平建设年代,文艺的服务面应该更宽,所以邓小平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讲话》中谈到艺术的典型性时,强调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在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中,又强调共性和普遍性;在谈到文艺创作题材时,强调宏大叙事,强调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从而无形中忽视了作家、作品和人物塑造的个性化要求。站在文学的角度,这无论如何也是理论上的缺失。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偏颇或缺失,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却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讲话》发表于1942年,正处于最艰苦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需要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抗击日寇的侵略。在那样一个时代,个性必须融于集体,个人意志必须服从国家意志,一切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战争。对文学的要求,强调塑造人物的共性和普遍性,强调宏大叙事、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是完全正确的。至于作家、作品和人物塑造的个性化要求,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中就相对不那么重要了。 学生通过历史—当代—再历史—再当代反复的思维转换过程,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文学现象终于有了全面的、科学的把握。类似这样的教学难点,只有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能破解,破解的过程,就是对学生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过程。 二、树立科学的文学史观 一部中国现代史,是一部民族的苦难史和阶级的压迫史,也是一部民族解放史和阶级斗争史。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艺术再现,中国当代文学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形象记录。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就是体现这一特征的最典型的文学现象。在该段历史中,左翼文学盛行,马克思主义逐步取得主导地位,左翼文学在同国民党文化围剿及自由主义思想斗争中取得胜利。在创作实绩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茅盾“社会分析小说”的创作,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他的鸿篇巨制《子夜》,就是用文学的方法,通过对艺术形象的塑造和对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社会风云的再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命运和前途。让学生学习这门课,要抓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发展紧密相连这一最显著的特征,正确认识历史,科学把握历史,从而激发学生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仅是中国现当代社会发展历史的形象记录,同时也是一部现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左翼作家们善于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关照生活,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们恰恰忽略了从艺术的角度对人的心灵史、人性史的关照。这一点缺憾正好被其他作家所弥补。对与左翼文学相对立的自由主义文学这种文学现象应怎样处理,在传统的教学中,在充分批判的时候,没有勇气对其合理的部分进行科学评价。其实,以京派、海派为主要创作群的自由主义作家们还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很大贡献,虽然他们不屑于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反映生活,但他们善于从人性和伦理的角度挖掘人的心灵奥秘,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引导学生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革命事业紧密相连这一特征时,必须让学生同时把握心灵史、人性史这一特征。既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左翼作家的创作,突出文学的宣传教化功能,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还要使学生认识到左翼文学过分夸大了文学的宣传教化作用,造成文学的功能尤其是人文和审美功能的缺失,在思想上导致极“左”思潮的泛滥,在表现手法上出现公式化、概念化和政治图解非艺术化倾向。既要让学生看到作家作品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云,还要引导学生进入作家作品所建构的艺术世界,进而窥见作家创作时的内心世界和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学生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脉搏,在解读文学史的同时,解读人的心灵史,解读由共性和个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构成的人性的存在史。这才是科学的、完整的文学史观。 三、培养开放的思维视野和运用“个体化理解”标准的评判能力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学精华和外国文学新鲜血液中成长的,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该学科的教学,不仅要引导学生学进去,还要让学生跳出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积极扬弃论,既不能走复古倒退或崇洋媚外的极端,又不能关起国门、割断历史。引导学生汲取历史教训,反思历史失误,养成多元视角审视历史的思维习惯,培养学生开放的思维视野。要让学生站在历史的高度和世界文化的视野,用科学的、多元的、创新的、开放的态度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精髓和脉搏,不断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水平。 要引导学生处理好兼容并包与“个体化理解”的关系。我们知道,真正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新鲜活力的,是包括西方伦理主义、人本主义、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它的两面性。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并没有培养出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和品格,造成先天的对政治文化现实、世俗文化现实、文学文化现实的依赖性症候,造成20世纪偌大中国除鲁迅之外难有作家和世界级大师比肩的尴尬。正如吴炫教授所说,“如果要问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与西方文学艺术的差距体现在那里,那么我想说,正是在‘个体化理解’的程度上,我们很多作家不能从文化批判走向人类批判,进而也就不能对中国文化的问题进行独到的理解。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潮文学作品普遍缺失‘个体化理解’,那么我想说,20世纪诸多重要的作家,如巴金、茅盾、沈从文、无名氏、王蒙、汪曾祺、贾平凹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个体化理解’缺失的问题———这不仅影响着中国20世纪文学艺术的‘艺术性’,也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世界级经典作品的诞生”。对教材的分析,并不是要用误导学生,而是要通过对具体历史现象的分析,培养学生用开放的态度认识历史,用“个体化理解”的标准解读历史。这是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一个最大的难点。 四、培养文学性思考能力 解读作品固然可以运用历史学、文化学、伦理学、哲学等社会学科的知识作为理论支柱,但其他社会学科的思考永远代替不了文学的思考。文学的思考包含以下几个特征: 1.整体性特征。所谓整体性特征,就是从整体上把握文本的解读。如巴金早期创作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我们绝不能让学生完全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去解读他的作品,而应该从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角度去整体感受作品。同样道理,郭沫若的《女神》明显受泛神论的影响,但我们绝不能误导学生用泛神论的理论去死抠《女神》中的每一首诗,而应该从整体上感受诗人追求个性解放时那种火山爆发式的激情。 2.多向性特征。文学欣赏绝不是数学中的1+1=2,而是大于2的关系。一个好的文本摆放在学生面前,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如《起死》这篇小说,它的显性主题是对庄子相对主义哲学的文化批判;隐形主题表现了鲁迅把“铁屋子”的人唤醒之后却让他们无路可走的痛苦;如果再细细地解读文本,还会发现先生面对死亡的那份坦然、淡然和超然的态度。在讲到现代派的作品时,尤其是现代派诗歌,往往能从一个文本中衍生出多个题意的解释。“横看成岭例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经典的文本,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愉悦。一堂成功的课,在师生积极的互动中,往往能够通过对一部作品的研讨中,品咂出不同的味道。 3.自圆性特征。对文学作品的讲解和解读,必须以教材为蓝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师生对文本的理解,一般来讲,要符合作家的创作原意,但作家的创作原意与文本的客观审美效果并不都是完全一致的。如臧克家创作《老马》的原意,是要表现像马一样的坚忍主义精神,可是不少评家却把老马看成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的象征。这种不符合诗人创作原意的观点反而被评论界广泛认可。其实,不少大师级的经典作品所表达的主题都不是单一的,这就造成作家创作文本的原意与文本客观解读效果之间的矛盾。教师在引导学生欣赏作品时,不要先入为主,不妨把作家创作文本的背景资料先“藏”起来,让学生凭着直觉去见仁见智,对学生的要求不必过高,学生只要能够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就可以了。等学生充分讨论过后,再把“包袱”抖出来,让学生接着讨论。总之,教师不要轻易下结论,结论让学生自己下,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超级秘书网 4.超越性特征。如果把文学作品比做一列火车的话,作家和评家就是驾驭火车飞奔的两道铁轨。铁轨在支撑列车时发挥着相同的重要作用,而两轨却永远靠不到一起。解读文学作品和创作文学作品思维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评家主要靠逻辑思维,作家主要靠形象思维。评家对文本的理解既要源于作家的创作思路,又不能完全依赖于作家的创作思路。评家对文本的理性把握应该超越作家本人对文本的理性把握,在对文本的理性挖掘中,评家应该比作家站得更高,挖得更深。教师在讲解文学作品时,必须注意到这一文学性思考的特征,兼顾好作家、作品、评家三者的关系。 五、建立系统性知识结构 大学生与中学生的知识结构明显不同。中学生的知识结构侧重于基础性,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侧重于系统性。就大学生整体知识结构而言,是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以课程为单位,又分为若干子系统。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文类专业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学好这门课,必须对该门课程的性质、规律、特点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还要有一条清晰的史的线索。 最重要的是把握好史料与作家作品的关系。史料即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性介绍,包括每个时间段的时代背景、文学发展的趋向、文学流派的形成、文学实绩的评价等,是形成该学科的知识框架。只有从整体上掌握该学科的历史知识,才能形成学生的系统性知识结构。而对于大专生来说,仅仅满足于知识的系统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知识的深厚性。教材好比一本详尽的导游册,要想让学生在该学科知识的山水中徜徉,必须按照教材要求,引导学生课外阅读大量作家作品。如果说史料是该学科知识的骨架,那么,作家作品就是与骨架紧密相连的血肉。没有骨架,知识就会凌乱,就不会形成知识的系统;没有作家作品,知识就单剩下一个干巴巴的骨架,就失去了底蕴,失去了厚度。只有把史料与作家作品紧密结合,才能形成系统而丰满的知识结构。因此,教师在授课时,一定要按照教材要求,引导学生尽可能更多的阅读文学原作,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师生之间的积极互动,才能把课上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对于高职类院校来讲,该学科的教学仅处于摸索尝试的初级阶段,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 文学毕业论文:传播学中文学表现探讨论文 摘要:综观中外新闻史,新闻作品大多数都运用了文学手法。新闻报道为了向深度和形象化发展,不得不借助文学手段。本文分析了新闻与文学的区别和联系,同时表述了本人对文学手段如何在新闻中运用的一点浅显的认识。 关键词:文学叙事新闻语言文学语言文学手法 一文学叙事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伴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于上世纪60年代在西方社会出现了新新主义,强调用小说的笔调来写新闻故事,这深刻地影响着新闻报道方式,“为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与写作手法,在报道方式上人为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强调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虽然新新闻学重点突出的是主观色彩,其诸多理论与方法也不能承担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功能,似乎不符合“新闻”真实、客观的要求,但新新闻主义的初衷也是为了更准确、更真实地向受众反映事实,传递信息。 我国的新闻工作者也特别重视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与创新,穆青先生就提倡用散文的笔法来写新闻,萧乾先生曾自谦地说过:“纵观我一生,可说是介于文艺与新闻之间的两栖动物。” 今天,用文学的叙事手法写的新闻稿、小说化的新闻、散文化的新闻等多种形式已屡见不鲜。“各报的记者们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让‘实话实说’的新闻借助文学的手法去‘实话巧说’,使之更为深刻、精致、感人并富有文采,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南方周末》向来以深度报道为特长,其中经常能够看到记者作为一个叙事者,深入事件中心去探询真相。在故事叙事过程中,往往会借用各种文学的叙事方法,比如文首设置诸多悬念,为了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大量使用直接引语,通语言来凸现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活动。文章也一般遵循着发现矛盾、冲突,寻找原因,最后如何去化解矛盾、冲突这条轨迹发展下去。 二新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一致性 从语言学角度来衡量,文学语言与新闻语言具有同一性。两者都具有语言的一般特征,都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文字表述。作为新闻写作的主角,也有可能同时成为创作文学作品的主角,兼有新闻写作主角和文学创作主角的双重身份。 在讲到语言的运用时,对语言的要求普遍认为语言要“准确、鲜明、生动”。从新闻的功能上看,新闻要“传递信息沟通情况”,所以“新闻语言必须要准确,概念明确,论断正确,就是要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情况,报道事实,描写人物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说一是一,是二就说二”。同样,文学语言也必须准确。它的准确是艺术意义上的准确,就像福楼拜说的那样“我们不论要描写什么事物,要把它表现出来,只能用唯一的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只有唯一的动词;要赋予他性质,只有唯一的形容词,我们要苦心探索,非找到这个唯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不可,仅仅找到这些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相似词千万不要满足,更不可以因为搜索困难随便使用一个来搪塞了事”。 鲜明性也是所有文体的共同要求。新闻媒体是社会的嘹望哨,媒体应通过那些新近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有典型意义的和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报道,使用生动鲜明的语言去维护公众的切身利益和疏导群众的情绪。而文学语言的鲜明性,则主要表现在形象和意境的创造上。 生动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切叙事性作品具有艺术魅力的基本特征。新闻语言的生动要求使用典型、准确、简洁、具体的语言,而且不断地从事件背后提供出尽可能多的价值和材料,而从挖掘新闻事实本身所包含的生动因素,也能反映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新闻是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文学语言的生动,主要表现在细腻描写客观事物时,以合理的想象联想和夸张来抒发主观情感。超级秘书网 三新闻中运用的文学手法 适当运用文学表现手法是增强新闻可读性的根本途径。新闻几乎对所有的文学表现手法(虚构除外)都可采取“拿来主义”,但最应当掌握以至运用纯熟的是描写、对话、议论三种。 新闻尤其是消息,要不要有描写,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但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种种束缚已成共识,描写已被广泛采用。恰当运用描写,可以把新闻写得生动形象、富有文采。其主要作用有:能够再现环境,创造气氛,引人入胜;它可以用实景代虚言,剔去空洞无物的陈述,增添新闻的形象美;它可以托物寓意,形成含蓄的意境。 新闻(主要指消息)中的描写是从属服务于导语的整体设计的,它必须把新闻的五要素容纳进去,描写的本身必须同时是对新闻事实的报道,或者是对新闻事实不可少的衬托。需要注意的是,新闻中的描写不在多,而在准;不在细,而在精。好的描写着墨不多,三五个字,几个词组,一两个短语,让读者略有所感便戛然而止。 在新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篇佳作中,有不少正是以娴熟的对话艺术赢得了读者。看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题材,是应该予以采纳的一种方法。新闻中的对话,是交代情节、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更是展现新闻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时代精神,深化新闻主题的有效方法。 新闻中要掌握的议论,一般为直接议论和间接议论两大类。前者就是对新闻所传播的事实,直接进行阐述、评论,指明意义,揭示本质;后者则是通过第三者之口,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和见解。不论哪一种,运用得当,均能收到“缩尺成寸,一语中的”的良好效果。 文学毕业论文:当代文学教学改革探讨论文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审美性特征。然而该课程在现行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作为教师,首先要从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入手,做到经典性与人文性、审美性相结合,力求使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质有所提高;其次要尝试多种教学方法与现代化教学手段。 关键词: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改革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中文系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同时由于它与现实联系紧密,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提高有较大影响。笔者在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十多年的实践中,力求把教书育人的宗旨贯彻其中,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增强学生的文素质,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搭建一个教学的平台。近几年来,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尤其在深化教学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实施教育创新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是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力求使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质有所提高。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型教学,主要是从历时的角度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在此基础上,评述重要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潮流,目的是使学生获得应有的文学史知识。而作为文学史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的作品,其美感特征和审美教育的功能,常常被一些纷繁的文学史知识和抽象的理论分析所遮蔽和掩盖,并没有充分发挥它在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方面的潜在功能。从教学实践看,许多同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的理解,过于依赖文学史教材中的学术定论,而忽略了个体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未能将自身的情感体验、生命意识融入对作品的审美体验,因而虽然获得了知识,但对自身的人格养成和素质培养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加之课时的限制,如当代文学部分在我校是开设一个学期,每周3个课时,却要讲授从1949年到1997年近50年的内容,更使得这种讲授浅尝辄止。为使这种知识型的教学模式向素质型的教学发生转变,笔者在教学改革中,对《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大纲做了较大调整,在宏观把握当代文学史发展脉络的前提下,把教学的重心倾斜到了作品方面。绪论部分对当代文学的概念、分期、发展概况、重要的文学史事件进行介绍,通过这部分内容,学生对50年的当代文学史就有了一个整体的轮廓和印象。正文部分精选能够覆盖当代文学三个发展阶段的十几部作品进行精讲,作品的选择原则是既要考虑审美性,又要兼顾文学史方面的代表性,同时在文体方面兼顾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多种体裁。 与所讲篇目有关的文学史知识会在篇目讲授时再次强化,以区别于一般的当代文学作品鉴赏,这样在讲授过程中就能进一步把文学史教学具体深入到作品的阅读和解析中去,虽然讲授篇目不多,却能通过引导学生细致深入的阅读和体验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特质,把获取文学知识、提高审美能力、增强人文素质结合起来,在学习本课程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艺术的感染和人文精神的浸润。内容表述方面也作了革新,一改传统表述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几个方面刻板的套式,代之以一些富有诗意或哲理的小标题,如“人———诗意的栖居”、“了悟死亡”、“活着,永远的追问”等,给学生以耳目一新之感,直观上也给予了学生美的感受。 为了弥补讲授篇目有限的不足,我在第一节课就拟定了一份本课程的必读书目,让学生课下阅读,并要求他们制作索引卡片,写出评论摘要和自己的阅读感悟,期末检查评分,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计入期末总成绩。每堂课后再为他们提供与本节课有关的阅读文献与参考资料,使学生了解最新的科研资讯,拓宽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同时我还要要求他们充分利用教材。本课程所采用的教材是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该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被国内学术界公认为本专业和本课程的最好教材之一。教材着重从“文本”的角度出发,在编写方法上,注重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在编写内容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做了深入的讲述和评析。配套作品选(四卷)更保证了学生的一定阅读量。与学界其他《现当代文学史》相比,它有着突出的优势,即所触及的内容相当扎实、条理清晰、详略得当。尤其注重史和作品相结合,力争多角度、多维度、多侧面地向读者展示现代文学史丰富的内蕴。教材编写重点旨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阅读、写作和批判、审美能力。正因为教材具有先进性,因此对教材的研读成为学生必做的功课。这样,课内与课外结合,点与面结合,经典性、人文性与审美性结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是多种教学方法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尝试。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中心,整堂课基本是教师一个人的自我表演,这种教学方法有其优点,可以条理系统地传授知识,但缺点也很明显,即不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十分被动,作为学习主体的作用无法发挥,因而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现代教育思想则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突出启发性和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突出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为达到此目的,我根据课程内容特点采取了多种教学方法。有的内容以老师主讲为主,但重视课堂上师生的交流,经常采用“提问式”教学法,提一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激发学生思考,每次上课开始,都将上次教学中的精华和难点用提问的方式进行回顾,加深学生印象,促进学生有重点地理解和掌握有关知识。有的内容采用“讨论式”教学法,前几周就告诉学生要讨论的题目,让学生提前阅读作品,搜集材料,整理思路,写好发言提纲,然后课堂上围绕问题展开讨论。因为课前学生作了充分准备,所以学生参与积极、讨论热烈,05级本科班的《黑骏马》讨论课,学生思维活跃,争相发言,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我再加以点拨引申,对学生不懂处详加阐述,将讨论导向了深入,教学效果相当出色。 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很受学生欢迎,一是学生参与面广,课堂气氛活跃,学生有表现自我的机会;二是真正实现了师生互动,让师生能够形成思想的碰撞。我还将实践式教学方法应用到教学中,如组织学生举行现当代诗歌朗诵会,要求学生全员参与;表演话剧《雷雨》片段;让学生编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简表”,平时的教学中就贯穿动手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撰写学术小论文,将所学内容与思考判断、文字表达训练相结合。这样,结合专业课教学内容,把素质教育贯彻到专业教育的过程中,培养知识和能力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为以后的毕业论文写作积累了素材和经验。超级秘书网 大学课程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教学的现代化,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信息技术来辅助教学。在教学手段上,以多媒体教学为主,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最终制作出与课程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课件。我在06级本科班的现代文学教学中,开始引进了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并且精心设计了多媒体课件。实践证明,多媒体课件的运用,以直观、丰富的画面提高了学生上课时的积极性,活跃了课堂气氛,极大地扩充了课堂教学信息含量,弥补了传统教学手段的不足,提高了学习效率。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使用是非常必须的,但同时还必须提高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质量,不能随便在网上下载。一个好的课件要经过自己的精心打磨,内容不宜过多,不能把讲义内容全部搬到课件上,但重点的东西要在课件中反映出来,也不能完全依赖课件。多媒体教学还须与传统的板书相结合,这样方能取得良好教学效果。 教改过程中,我深深感到,人文学科在这场教学改革中肩负着重要的责任,还有许多潜能有待发掘。转变教学观念,提高教学质量,坚持不懈地进行课程改革,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教师在教学中不断探索总结,这也将成为我今后教学工作的主旋律。 文学毕业论文: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现状论文 摘要:简要分析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侧重介绍实施教学过程中所作的教改探索——注意授之以法、把握学科动态、完善教学手段、加强课外阅读,以期为高校中国当代文学课及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现状课程改革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学好这门课程对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乃至人生理想都有重要帮助。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价值观念的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不能产生即时效应的基础学科一样,日益受到冷落。较之上个世纪80年代,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积极性普遍降低,身为中文系学生不明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名家名作的大有人在,不了解当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家作品现象也屡见不鲜。为数不少的学生并不通过阅读体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厚意蕴,当然也就不能深刻理解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时也动了些脑筋,作了些尝试性的教改探索,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一、注意授之以法,提升学生理论素养 学习中国当代文学,不单是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现象、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透过现象、知识把握其内在联系,即把握文学发生发展规律,从现象、知识上升到理论的概括和思辨,给学生以理论武器,使之学会用以观照、解读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在教学中凡能联系上升到理论的地方我们尽量突出理论色彩,讲出理论高度,力求以文学艺术规律来贯穿史的脉络,按规律来整合文学史的建构。如讲朦胧诗,不重于详尽解析某几位诗人及其诗作,而重在对朦胧诗整体性的理论阐释上,重心放在讲授朦胧诗的产生原因、概念界定,特别是审美艺术特征上。诗人诗作只在讲审美艺术特征时作为例子举出,与理论观点相印证。最后再讲朦胧诗何以为美-模糊认知、模糊美、美与模糊的“血缘”关系问题。这样,学生就会对这个新崛起的诗群有个宏观上的理论的认知。再如讲新时期探索戏剧时,先讲探索戏剧的概念、类型、审美艺术特征、价值评估,然后再讲代表作《屋外有热流》、《野人》、《狗儿爷涅梁》、《桑树坪纪事》,学生就可以对戏剧探索潮流态势、成就有较为完整全面的了解。再如讲王蒙小说,如果用较多篇幅分析他的作品,介绍他的“敏锐感知、发现问题”、“既有传统手法,又有现代手法的文体革新实验”、“价值判断的矛盾性与多向性”,如此论述固然面面俱到、全面完整,但点到为止,理论穿透力不够,王蒙最突出的特点还是没能揭示出来。我讲此专题时把王蒙作为“东方意识流小说”的代表,突出他“第一个吃螃蟹”借鉴外国现代派手法写作意识流小说的开创之功,着重介绍其意识流小说三种主要技法,即追求感觉印象、内心独白以及自由联想的基本手段、梦幻描写、时空交叉的放射型心理结构形态。 讲这些观点时把王蒙的诸多作品作为例子穿插结合进去,这样既评介了王蒙作品,也显示了意识流小说的基本理论,使学生不独了解一位作家、几部作品,而且懂得意识流小说的精义,以后再读此类作品就可以举一反三了。再譬如讲一部作品的主题,倘若就题论题,单讲该作品主题必显单薄,如果探源索流,挖掘一下文学史母题,从主题学的视点审视该作品的主题,就深刻丰赡得多。如讲《红高粱》以“童年视角”为本体,从父母——当时13岁的豆官的感觉记忆中来写抗日斗争,从孙子“我”的追忆中回叙爷爷、奶奶的浪漫人生、在扭曲中蓬勃生长的人性。由此引申出文学史上的父亲主题。从最早的原型、荷马史诗奥德修纪海上漂流年后回乡与妻儿团聚的父亲讲起,讲到近现代流浪汉小说的寻找父亲——斯丁小说的恭维父亲——司汤达小说的敌视父亲——巴尔扎克小说的嘲笑父亲——卡夫卡小说的顺从父亲——乔伊斯小说的呼唤父亲,联系到中国文学的孝父主题,最后串连起当代文学王愿坚小说《亲人》的将错就错假认父亲、张承志小说《北方的河》渴望父亲、主人公在黄河找到了父亲周克芹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关爱父亲、洪峰小说《奔丧》的冷漠父亲,这样便把作为父权文化产物的父亲主题的发展线索梳理出来,使学生从中了解文学主题自身的演变进化规律。 二、把握学科动态,拓展学生学术视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文艺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大量西方新潮文论被介绍进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诱发了深刻的变化,带来了不少新课题、新方法。事实上,如今许多文学批评方法,如社会学、叙述学、女性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研究分析方法都已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里。在学术研究中,人们正用多向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全方位、多侧面、多视点的研究,这众多的研究实绩在课堂教学上并没有充分被描述和运用。课堂上我们充分吸收这些最新学术成果,根据课程情况为学生讲解这些新理论、新方法。因为一种批评方法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文学观念、一种批评视界。新理论、新方法的介绍不仅有助于学生在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下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丰厚意蕴,而且可以极大地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不同的批评方法后有不一样的名著名篇,文学史中的名家常常会受到质疑,而未进入文学史的可能随着观念的更新,方法的转换能使人们重新发现它的价值。比如通俗文学过去一向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史几乎不涉及它,但现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不是敌对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又譬如对沈从文这样一位倾心于原始风情的作家,传统的分析方法往往将之排斥于文学史之外,然现今换一个角度,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则可以发掘出其作品隐含的民间原型意象,并从中体味到为何《边城》及“边城”类作品会获得超越时空限制的艺术魅力。张爱玲同样如此,她的一篇篇带着苍凉意味的人生传奇小说,在主张写人生飞扬一面的时代里常被认为是市井小说而被漠视,但现依据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张爱玲小说,便可发现其小说的价值和意义。 她虽然写的大多是家庭婚姻,不写重大政治主题,但绝不是所谓市井小说。她以女性的深刻洞察力以及出众的才华对处于男权文化压力下的女性作了全面的描写,揭示了女人作为弱势群体既可怜又可厌的性格层面。而余华、残雪、格非等先锋派作家的作品则更是需要依据存在主义理论才能彰显出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先锋派作家们在文本中大多沉迷于写暴力和死亡,但他们书写的暴力和死亡与过去的文学描写不同,在先锋文学中,暴力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存景观,死亡也是一件轻易发生的、日常的事件。先锋作家们这样描写暴力和死亡最终目的在于揭示生存的荒诞与虚无。这样的讲述学生觉得新鲜,课堂效果很好。当然在讲述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的过程中,应非常谨慎,不盲目拿来大肆“推销”,而是尽量做到自己理解不透的不讲,不切合我国国情的不讲,与中国现当代作品分析本身关系不密切的不讲。 三、完善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早在2002年,我们便尝试着把教学内容做成课件进行讲授,多媒体教学不仅节约了时间,加大了课堂的教学信息量,而且也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表明,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十分有效的手段之一:第一,能将复杂的事件叙述简单化。如小说《围城》的情节是以方鸿渐的生活道路为线索展开的,由于其经历复杂,所以叙述起来颇费时间,而运用多媒体课件,将其经历绘成图表,则一目了然,避免了烦琐的叙述。这不仅对于一般比较复杂的叙事作品行之有效,而且对于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尤为实用。第二,能将相关背景材料文字图像化。在介绍作家、引证材料、相关比较等方面,都涉及到大量的文字板书,运用课件形式直接提供给学生,只须辅之以简单叙述,这很能节约有效的教学时间。譬如,老舍是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执着地体味北京城文化以及在里头生生死死的中下层人群。他用他的大部分小说构筑了一个广阔的“市民世界”,并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方方面面。考虑到我校学生大多生长于南方小城,如果仅凭对小说文字的解读,确实很难深入且全面地理解老舍作品中如此丰厚的京味文化,因而在教学时,我在多媒体课件中剪辑了电影《骆驼祥子》以及《离婚》的一些片断,借助于这些多媒体背景材料大大缩短了学生与作者的时空距离,加大了他们对作品理解的深度,起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第三,能将婉曲的诗歌意象直观化。在诗歌教学中,有些诗歌的意象比较朦胧含蓄,甚至难以言传。运用多媒体转化为画面的形式,化朦胧为清晰,化含蓄为直观,可以启发想象,减少课堂语言,如教学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时,可先给学生展示了几幅不同情态的康桥的画面,并配音朗读以引导学生感受诗歌所蕴藉的“不忍离别”的感情,之后又推出《是否》这一首具有伤离别情味的歌曲,这样既把诗人那种对“康桥”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意蕴揭示了出来,同时又加深了学生对该诗歌意境、意象的感知和理解。超级秘书网 四、加强课外阅读、突出鉴赏能力培养 以课外阅读配合课堂教学,以课堂教学深化对课外阅读内容的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涉及的作家作品众多,仅靠课堂内有限时间的传授是远远不够的。要使课堂授课的效能最大化,必须做到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以课外阅读配合课堂教学。那么,如何做到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呢?我们主要从两方面进行,首先,编写课外阅读书目和教学指导书,对课外阅读内容作明确要求,并要求学生完成一定量的读书笔记。其次,在具体授课组织上,每一章节的教学内容完结时,有针对性地设计与教学内容相关,又超越课堂教学的问题。专题性的教学课节之后,一般会要求学生自拟题目,查阅资料写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小评论、小论文,例如在“余秋雨的散文”课节讲授之后,我们让学生各抒已见,发表对余秋雨散文的看法,学生表现得相当活跃。这样的作业既能培养学生主动读书的习惯,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和评论能力,可谓一举两得。师范专业的学生,为了提高其教学能力,合适的章节还让学生自己写教案讲课。一般是“教师给定章节、分组——学生课后查阅资料备课——学生写出教案——教师检查指导(要求做成多媒体课件)——学生上台讲课——学生反馈教学感受——师生共同分析得失”。这样的教学过程受益的不仅仅是学生,教师也在听课和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反观自己的教学,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达到教学相长。总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授课过程中,我们要始终牢记:课堂教学是深化、指导、解疑、答难,课外阅读是拓展、补充,是思考的延伸,是知识的源头活水。 文学毕业论文:文学教学中的文本审美探讨论文 摘要:因文本本位意识和文本细读能力的缺失,目前高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存在着与大学生文本审美能力培养相脱节的问题。作为文学教育的中心,文本审美始终无法得到有效的重视与实践。只有通过改革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方法等方式逐步培养学生文本审美的主体意识和能力素养,才能弥合现当代文学教学在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间存在的差距。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文本审美;实际效果;应该效果 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开设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文学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健康的心灵情感,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窘境:学生普遍缺乏对文学文本的解读能力,和文本始终无法进行审美层面的沟通与交流,文学审美心灵和情感始终无法得到开启和深化。也就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在实际效果和应该效果之间出现了悖离。学生大多津津乐道于一些具体的文学史细节、常识和故事,热衷于外部文本的社会性、时代性因素,而完全忽略了对内部文本文学性的审美实践,将审美这一课程教学的主体推向幕后,降低了自身对于文学审美的吁求。学生进行文本分析时,必须首先借助于对外部文本的前理解,这种前理解固然完善了对作家和文本真相的解读,却弱化了学生独立鉴赏分析文本的审美积极性。学生在面对陌生文本时十分茫然,不知如何走进文本内部,这种对于外部文本的强烈依赖性势必损害大学生文学审美能力的提高。如何厘清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文学审美能力培养之间两极悖离症候的发生呢?下面笔者拟从思维意识与操作方法两个层面作一具体探讨。 从思维意识层面来说,忽视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忽略文学审美心灵的启蒙。这种文本本位意识的缺失是互见的,同时依存于教学主体和客体身上。 就教师而言,果鲁伯柯夫文学教授模式与目前文学研究时尚对教师文本本位意识缺失的影响很明显。1995年果鲁伯柯夫在《文学教学法》里提出了文学教学的整个过程:起始、背景和作家简介、研究课文的方式(包括主人公分析、艺术手法分析、作品结构、文学语言等)、结束、总结、巩固知识、考查等。这种苏联文学教学模式对当时的中国中学语文教学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并拓展至大学文学教学范畴内。无疑,它有其合理性的存在:由外部文本进入内部文本,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契合作者的期待视野,较为全面地探讨理解文学文本的外部意义和内部意义,生成深刻的文本记忆与意义联想。作为这种步步引导预设的教学模式的受众,学生在审美体验过程中一帆风顺,不需要主动付出积极的思考与揣摩,迅速与教师达成共识,形成既定的审美感悟。不少教师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时采取的还是这种传统的果鲁伯柯夫文学教授模式,往往花费很多的力气和时间去讲述作家的生存环境及作品生成的时代精神、作品的思想意义,对于作品的精神实质和艺术特征则说得太少。这种颇具故事性的讲述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课堂气氛活跃。一旦受到学生的认同,教师容易把这种教学方法经典化,成为课堂教学的一套标准和范式;但是学生内心深处的审美自觉和审美感悟无法被唤醒。此外,大学教师在教学的同时亦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搞科研,而在当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纯粹的文学审美批评逐渐成为一种稀有品,漫溢于人们视野的都是文化、现代性、后现代性、身体、政治寓言等等修辞。类似修辞的运用成为研究界的一种时尚,隶属于文学文本审美范畴内的主题、形式、叙事、隐喻、表现等等修辞则越来越被疏远,“这种文学研究被‘空洞化’的现象值得警惕。作为教学者与研究者身份于一体的现当代文学专业教师在从事教学活动时,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轻审美、重文化的思潮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当代文学教学亦陷入了空洞化的困境。 就学生而言,中学文学审美教育本来就存在一些缺失,加上现在特殊时代精神的影响,已经把大学生与文本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学生对于文学审美变得越来越陌生。现有的轻审美的文学教授模式只能让大家满足于对文本外部意义的接受,文本本身的审美特征及其价值被一带而过。作为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往往会把这种经验带入中学语文教学的课堂。所以会经常听到一些招聘学校的抱怨,如某次试讲时应聘学生讲《故乡》,都一节课了还没有进入正题,她把时间都花在对鲁迅及鲁学的介绍上了。纵横捭阖,侃侃而谈,看似知识渊博,实则背离了文学作品教学的精神实质,是一种空谈。中学与大学文学教育如此的恶性循环,所造成的审美缺失可想而知。现在不少高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复试时重点突出的就是作品的阅读量,提出的问题非常细致,甚至涉及到文本中的细节,如《秋夜》中对枣树的重复性表达的意绪、《棋王》中王一生叹气的情感意味、《古船》中隋抱朴向何处求索人类苦难的根源等等。毫无疑问,把握住了这些细节,基本上就把握住了整个文本的精神内涵。 从操作方法层面来说,文本细读能力极度缺乏。细读文本是进入文本内部世界和人物心灵的重要途径,细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主体审美水平的高低。由于在大学教学中存在着轻文本的倾向,细读作为一种审美方法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作为一种能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大学生即使意识到了文本的重要性,但是面对陌生文本时,还是无从下手,不知如何找寻审美的切入点,在写评论时往往喜欢打擦边球,始终摸不到作品的内在精神。细读需要一定的叙事和审美批评理论知识的积累,这种积累对于文学审美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当下现当代文学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单向度的引导,引导学生直接介入文本,直抵作品的精神实质,固然痛快,实际上遏制了大学生自主思考及求索的积极性。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更重视细读方法的引导,这样一来即使在教师缺席的情况下,学生也依然能够理性介入文本,做出有效地分析与解读。 那么,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该如何去努力改进,以实现现当代文学教学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之间的重合呢?为此,笔者深入南京师范大学等相关部级、省级精品课程组进行调研,结合调研单位的科学经验和规范,试着提出几点具体实际的想法,以就教于方家。 首先,改革课程体系。本人所在课程组负责人傅瑛教授针对中文系学生进入大学以前课外阅读量小、文本分析能力匮乏的现实,率先提出了建立“先导课”(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作品选读)、“基础课”(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专题课”(专业系列选修课)的设想,其中作品选108学时、文学史108学时,并在本科生中试行,经过近8年的实践,特别是近5年来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目前已大见成效。课程体系改革注重文本阅读,一年级“先导课”强调以作品阅读为主,重在引导和分析,通过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相互结合,反复强化学生对文学作品解读分析能力的培养;二年级“基础课”和三年级“专题课”强调学生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的培养。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文学史和文学专题的讲授中仍然突出文本审美之于现象研究的重要性,突出“基础课”、“专题课”是对文本审美的全面深化和拓展,从而构成了一个文本审美能力培养的有机机制。这种培养机制重视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强调文学传播、文学消费都是基于文学生产层面上的延续性现象,文学史研究、专题研究都是基于文学文本层面上的拓展性研究。应该说,这是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文学文本审美能力培养之间脱节问题的较合适的策略性选择。 其次,改进教学方法。作为高校专业培养计划的一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课时毕竟有限。有很多老师反映,在目前课时设置中想完成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讲授,会显得比较仓促。通过专题课,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但纯粹时间上的增加,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这就促使我们在教学方法的改进上下工夫,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里,笔者试着提出两种文本审美方法:“四步阅读法”和细读引导法。 温儒敏在探讨如何消除读者与历史经典之间的隔膜时,曾提出一个“三步阅读法”,即第一步直观感受,第二步设身处地,第三步名理分析。受此启示,笔者认为在培养学生文本审美方面可以四步走:直观感受———细读文本———知人论世———名理分析。第一步直观感受,引导学生直接介入文本内部,作积极思考;进而展开文本内部的细读,实现理性审美;在此基础上,知人论世,经由外部文本的引导,实现文本外部与内部理解的熔铸;从而真正完成文本审美的感性与理性经验的综合。四步阅读法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重在强调理性的二度介入:第一次文本内部的理性审美,第二次文本内外部相结合的理性审美。理性的二度介入,一方面既可以锐化学生独自面对陌生文本审美的感悟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实现学生文本审美的理性升华。 我们说,四步阅读法侧重于文本审美过程的引导,而细读法则着眼于文本审美的技巧范畴。现在也有不少人提倡文本细读,出现了陈思和、王晓明、蓝棣之、孙绍振等等一批学人的文本细读成果,但专业性的细读与课堂教学毕竟又不是一回事。如何在课堂讲授中给学生养成细读的良好习惯,是文学教育教学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考虑到教学的实际特点,还是应该侧重一下细读技巧的培养。教师应该打破“主题思想+艺术特色”的笼统概述,具体细致地引导学生如何介入文本,譬如主题多义性、结构、节奏、声音、作者与叙述人、悖论等等审美关键词都是介入文本的重要提示。这种关键词引导法对于缺乏相关叙事学理论基础的学生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反复困扰他们的就是,面对陌生文本,到底选择怎样的切入口。那么,在作品选课程的讲授上,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将文本告诉学生,而是要学生知道为什么这样告诉。超级秘书网 当然,方法不是一元的,我们还可以尝试其他能够提高学生文本审美能力的教学方法。笔者在进行作品选课程教学时,就某些文本’譬如《阿(正传》、《百合花》、《铁木前传》等,要求学生细读后预先进行综述性研究,这种对于文本接受史的研究能够深化学生对于文本的审美理解,同时也会增强其审美感知力。 第三,创建日常训练与综合考核模式。课堂讲授时间毕竟有限,对文本审美能力的培养而言远远不够,我们应该努力去创建一种日常训练与综合考核的良性模式。日常训练方面,通过开设《文学评论与写作》、《文本细读训练》等选修课程,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选择现当代某些细读的经典文本作为范文,引导学生学习、借鉴、比较和创造。综合考核方面,改进考核内容和形式,祛除死记硬背的弊病,灵活出题。譬如作品选课程考核,可以采取作品鉴赏分析的形式,但并不一定都要以单篇论文来完成,亦可以几个片断、两三个细节、一两个人物的分析形式进行。文学史课程考试,可以试行开卷,文本分析的内容应该占一定比重。 我们深知,问题的提出固然重要,后期的改革与实践则是重中之重。目前现当代文学领域的一批研究者正在做着普及和实践这种理念的工作,其中有很多处在教学第一线。相信他们的努力一定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具体有效的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现当代文学教学实际效果与应该效果之间的差距。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专业推进产学合作教育论文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一章第五条指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产学合作教育已成为高校培养具有实践能力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探讨如何在文科专业中推进产学合作,培养创新人才。 关键词:产学合作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一、产学合作教育的内涵 产学合作教育,在国际上也称为“合作教育”(CooperativeEducation)。 它的基本理念最早出自于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Dewey)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其内涵是:“合作教育是一种以职业为导向(careerori2ented)的教育模式,它的目的是让学生及早地具备进入职业生涯所需要的基本素质。”1946年,美国职业协会发表的《合作教育宣言》认为:“合作教育是一种将理论学习与真实工作经历结合起来,从而使课堂教学更加有效的教育模式”。国内许多学者对产学合作教育的内涵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概括起来为:产学合作教育一般是指在培养应用型人才过程中,充分利用学校与企业不同的教育资源与教育环境,发挥各自的优势,把以课堂传授间接知识为主的学校教学与直接获取实践经验和岗位能力的生产现场相结合的教育模式。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开展产学合作教育的现状与困境 一般来说,综合性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要培养的是知识复合型和能力复合型的实用性人才。为了实现该培养目标,在课程设置上,必须侧重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必须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推进产学合作教育。 产学合作教育由学校、学生、企业三个要素构成,包括学校和企业两个课堂。它的目的是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对社会生产的适应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目前,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有效途径的产学合作教育,在工科教育上比较普遍也比较成功。 从目前来看,汉语言文学专业探索产学合作教育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一是产学双方共建教学实习基地,增加学生锻炼的机会。利用专业与职业或行业协会的相关优势,以签订“共建教学实习基地协议书”的方式,积极创造条件与行业或单位共建教学实习基地、增加学生锻炼的机会。二是组织学生参与教师承接的各类课题以及参与政府、企业的课题研究,以教师科研带动产学合作教育。三是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寻求多领域、多形式的社会实践机会。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在应用上所具有的广泛性与包容性的特点决定了学生实习去向的多样性。 实践证明,经过产学合作教育这种方式培养的学生,既具有理论基础知识,又有较强的动手和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适应性强,能尽早地进入岗位角色。但由于产学合作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既涉及到高校的人才培养理念,也涉及到社会、企业对人才培养的责任观,还有大的社会、经济环境,经济利益,教育规律与市场规律冲突等问题。因此,在产学合作教育的有效实施中也面临不少困难。 1.产学合作教育的动力不足,合作流于形式或存在虎头蛇尾现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教学实践基地的建设中,虽然通过协议等方式与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但由于企业追求的是生产和经营的利润,而学生能够给企业带来的效益不可能立竿见影,因此,合作中往往只是挂牌,签协议,勉强维持低层次合作关系,互助互惠、紧密依存、长期合作的良性运行机制难以建立起来。 2.学校教学计划的安排与单位对学生实习锻炼时间的要求有冲突。学校有学校的规律,企业有企业的规律。学校遵循教学规律,在教学计划安排中,学生到企业进行的产学合作教育一般是安排在寒暑假或是第八学期。企业遵循市场规律,希望来企业产学合作教育的学生能有相当长的集中时间来单位工作。同时,也存在当企业最需要人手时,学生却因上课或考试或忙于毕业设计而请假,或是学生来时却是企业淡季,无法安排使用的情况。 3.专业课程的设置与企业需求的差距。高校的教育性质决定了其主要使命和职责是培养社会所需人才,因此,要实现培养学生知识、能力、技能的目标,就必须使学生经历完整的教育与教学过程。在专业教学中,更多的强调专业知识或专业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非强调知识的针对性及实用性。同时课程设置有其周期性,不可能对岗位或职业技术的需要立马做出调整。而对于企业来说,企业最现实的人力资源策略就是直接选择任用已具备相关知识、能力或技能的专门人才。因此他们不愿意花很多力气去培训一个实践生。 三、推进产学合作教育的对策及建议 不同学科专业特点不同,拥有的资源不同,适合其的产学合作教育模式就不同。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要依据培养目标,把握专业的特点,积极推进产学合作教育,造就适用人才。 1.以“综合能力模块—能力要素—课程体系”模式改革课程体系。 人才培养模式虽各具特点,但主要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国家的通才培养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多数国家的专才培养模式。两种模式都高度重视品德、知识、能力的协调发展。在推进产学合作教育中,可以从人才培养目标出发,以研究目标职业岗位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入手,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综合能力模块,分析能力要素,改革课程体系。同时,根据市场反馈的信息,适时推出各类选修课,构建“多通道、多规格、多模块”的课程体系,逐步形成“知识、能力、素质”并重,“宽、专、交”结合的教育教学体系。超级秘书网 2.加快教育教学管理改革。 产学合作教育需要学校在教学管理上加大柔性程度,使学生有较多的选择余地。如美国的学工交替的“经验学习”教学、英国的“三明治”教学、日本的“产学协同”教学模式等。我国多数高校已经实行了学分制,应该将学分制与合作教育相结合,使学生能自主安排学习时间、自主选择教师、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自主选择学习方式并注重个性发展。这样不仅能满足用人单位时间上的要求,还能不断推进学生学习的自主化、高效化、研究化。 3.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 要培养应用型的学生,开展产学合作教育,必须要有应用型的教师。 一是大学教师需要与企业有密切联系,一方面,使高校科研特别是文科类科研面向社会需要,加快成果转化;另一方面,通过与企业的接触,使自身成为既懂专业理论又有很强实践动手能力的“双师”;二是企业社会的人员也应经常到学校进行交流,成为能指导大学生实践活动、参与产学合作教育的“双师”。可以聘请社会知名专家学者、企业老总、政府官员、社会贤达担任学院、系或专业的顾问或客座教授,建立专家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学科发展委员会等组织,针对学院的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计划、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目标、学风建设、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学科建设等提供建议,进行交流和研讨,使学院的人才培养在整体上更加贴近社会需求。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课教学激情培养论文 摘要:激情是文科类教师尤其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必备的素质,是使讲课具有感染力的重要因素。激情来源于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和对教学内容的自信。激情培养的基本方法有:正视现实,调节情绪;平时或课前注意改变自己;养成站着讲课、大声讲课的习惯;掌握讲课艺术,放得开,不拘谨。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课;教师激情;感染力;培养方法 一、激情是使讲课具有感染力的重要因素 没有激情的讲课淡而无味,无法吸引和征服学生,也就不能使学生信任你、欢迎你、敬佩你。众所周知,热情、真情、激情是演讲的生命,是朗诵能打动人心的法宝。同样,笔者认为,激情也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讲课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教师站稳讲台、提升教学力的重要一环。 前不久,时任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助理的彭思毛教授在给湖南省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师作题为《远程教学与教学管理摭谈》的专题讲座时很有感慨地说:“有的教师教了多年,授课气氛还是那样的沉闷。若教师讲课不能引起学生共鸣,其教学效果必然不佳。因为一切艺术都应倾注情感,讲课一定要激动,要制造高潮,这表明你对所讲的内容很信仰,很有感情,是有感而发,而非无病呻吟。 教师只有动真情,才能引导学生成才。彭教授的这番话启示我们:老师讲课最忌平淡乏味,一定要投入巨大的热情,认真对待,决不可糊弄学生,敷衍塞责,而要把课讲得生气勃勃、引人入胜,不能像一杯白开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味道。 我们在多次的教学检查与督导活动中发现一个极具共性的问题,那就是大多数汉语言文学教师讲课缺乏激情,致使课堂气氛沉闷,学生丝毫也得不到触动,更不用说被感染并产生共鸣了。有的老师上课,虽然声音响亮、字正腔圆,内容科学准确、条理明晰、板书规范,但学生却是“一双双冷漠的眼睛,一张张板着的面孔”,总觉得不感人,觉得教师缺少激情,因而也就不能被吸引和感染。须知,教师仅讲得清楚明白还远远不够,讲得动人,讲得绘声绘色,能深深地吸引、打动和影响学生,才是教师追求的目标。 如果教师只会“念教案”或“背教案”,没有轻重缓急、抑扬顿挫,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声音的机械传送,它绝不可能使课堂气氛活跃,使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 闻一多的弟子、著名演讲学家伍大希曾经说过,没有感情是上不好语文课的,因为语文课不像数学课中的x、y、z不带任何感情,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情感因素是极其丰富、复杂的。 情感是人类精神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经验中最亲近的体验。人的情感活动左右着精神世界的全部。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教育改革家罗杰斯认为,情感活动是心理整体机能的基础和动力。“感人心者,莫先乎情。”[“1]情到理方至,情阻则理难通。”这些至理名言都说明了只有动之以情,方能晓之以理。列宁曾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2]可见,教师的激情对学生的认知学习具有指导作用。 教学语言不同于日常口头语言或广播员的播音语言,它是一种艺术语言,应该具有感染力。教师应当用自己的语言,激情四溢地把课上起来,而不是始终用一种平淡的语调讲下去。 总之,教师讲课特别需要有感情投入,该释放激情时绝不可吝啬。一次精彩的讲授,除了要求内容的科学性之外,讲授的艺术性也是至关重要的。讲授者情绪是否饱满,精神是否振奋,感情是否诚挚、浓烈,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假定有两个教师知识水平和其他素养相当,讲课时一个感情淡薄,而另一个善于动用感情,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精神状态下去上课,效果显然有别。[3] 在这方面,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则体现得更加明显。激情是诗歌的生命,屈宋陶谢、李杜苏辛,他们诗中的感情因素无须多说。就是散文,传统的名篇中以情动人者也不在少数。司马迁《报任安书》、李陵《答苏武书》、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林觉民《绝笔书》 等,披肝沥胆,情见乎词。我们读后,便可看出作者的人格、胸襟及其高洁的灵魂。它们共同的特点就在于,所蕴涵的感情是纯真的、热烈的、美好的。讲课时,教师如果不能再现作品中的感情因子,不能把文学作品中蕴涵的情趣、理趣、象趣、谐趣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使学生感到可恼、可恨、可鄙、可弃、可笑、可怜或啼笑皆非、悲喜交集,学生自然会觉得干瘪、刻板、枯燥、乏味,其教学效果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 二、激情来源于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和对教学内容的自信。 教师讲课如果不激动不过瘾,学生就不被感染不满足。然而激情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有扎实的思想基础和形象内容的;它是教师抛弃了虚伪、浮夸、做作的感情之后而产生的真情的一种升华和凝练。 1.激情来源于教师对教学工作的热爱。 (1)激情来自于教师对自己职业的珍爱。教师的激情,源于对真理的热爱,源于对职业的自豪感和工作责任心,源于对工作的执著追求以及对生活的爱憎态度。教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天底下最崇高的职业;三尺讲台是神圣的,是与真理同行的,是能出成就的,也是来之不易的。如果教师能体会到这些,就会体味到快慰与满足,就会爱岗敬业并倍加珍惜,就会全心全意、满腔热忱地倾注于教学工作。同时,还应热爱生活,否则,生活中懒懒散散的教师,授课时也会松松垮垮;生活中对外界冷漠的教师,授课时也会平平板板、毫无激情。 (2)激情来自于教师对学生的挚爱。须知,学生满腔热情地选择了教师所在的学校,又不惜交许多学费,目的是希望自己学业有成,成为可用之才,以便将来能报效祖国和人民。如果教师能够设身处地,认识到这一点,就绝不会辜负学生,不会让学生失望,而是千方百计地让学生学到真本领,为学生排忧解难,付出真爱。即使教师生活或工作遇挫或不如意,也不要把情绪带到课堂上,因为学生是无辜的。 2.激情来源于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自信。 教师的激情还出自于对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的自信。如果教师平常注意主动学习教学理论,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培养实践能力,讲究教学艺术,并且对自己准备的教学内容信心百倍,授课时也就自然能做到激情迸发、绘声绘色、生动抓人。因此,教师在讲课前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调研学生现有的水平、知识结构、兴趣爱好,然后在此基础上编写出切合学生实际的教案,并且将教学内容烂熟于心,在教学过程中就能做到脱稿讲述,信心也必然倍增。相反,如果教师准备不充分,上课照本宣科,甚至对自己所要传授给学生的观点都没有把握,那必然闪烁其词、断断续续,也就不可能酣畅淋漓、激情洋溢。 三、激情培养的基本方法。 1.正视现实,调节情绪。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有不少学生显露出厌学情绪。这就要求教师正确认清形势,积极组织、开展教学,严明上课纪律,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要求教师豁达大度,宽厚待人,笑对人生。须知,再好的电视或节目看久了观众也会分心,一台晚会所有观众也不可能一直保持长久的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具备了这种审时度势、笑对人生的平常心态,教师自然能理解学生、尊重学生、宽容学生,不至于因学生开小差而大发雷霆、影响情绪。如果教师受学生厌学情绪的影响而导致厌教,上课只是为了勉强完成任务,没精打采,给人一种带病授课的感觉,学生对你的课就更会产生厌倦情绪。这样的课,对师生双方都是一种无奈、一种负担,也就不可能达到教师“乐教”与学生“乐学”有机结合的效果了。教师该如何调节情绪呢?方法有很多,例如,暂时回避,学会宣泄,培养幽默感,善于从光明的一面看问题,冥想,练气功,等等。 2.平时或课前注意改变自己。 平时或课前,同事之间开些玩笑,亦可调节自己的情绪,消除孤独感,优化情绪。同时,运动可以解忧,调节情绪。适度的体育运动,如打打球、跑跑步等,可以使人精力充沛,增强应付现实生活中种种困难的能力,使人忘记不快,消除精神紧张、焦躁烦闷、忧郁沮丧等不良情绪。 避免夫妻争吵、单位矛盾,也可以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与松弛。此外,教师平时还要多读有益的书,不断地充实自己,避免生活空虚。 3.养成站着讲课、大声讲课的习惯。 教师应站着讲课,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因为坐着讲课,教师巍然不动,四平八稳,激情自然出不来。另外,站姿有利于交流,有利于反馈。大声讲课容易调动教师的情绪,学生也容易感受到教师魅力四射的激情,一节课也就能在师生双方兴奋、收获、欢乐中结束。超级秘书网 4.掌握讲课艺术,放得开,不拘谨。 灵活调控教学语言的节奏。假如一位老师的讲课,其音速像机器的运转一样,总是一个速度,总是一个节奏,那不仅不利于表情达意,而且还会令听者感到枯燥呆板、索然无味。当讲到热烈、兴奋、激动、愤怒、紧急、呼唤的内容时,速度就需急骤,滔滔汩汩;在讲述情感平静的内容时,速度就需舒缓。根据内容的需要,有时需要声音上的夸张,有时则需要动作上的夸张。有情的地方抓住不放,苍白的地方一带而过;有时几个字、几句话一块儿讲,有时一个字就要拖上好几个拍节;有时抑制住感情如同生活中的耳语,有时又需大声疾呼声撕力竭也在所不惜。有时,在教学中,特别是在汉语言文学课上,需穿插一点口技,比如鸟兽声、马跑声、风声、雨声、摔倒声、枪炮声等。 总之,激情是文科类教师尤其是汉语言文学课教师必备的素质,是当好教师的先决条件。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而要让情感流泻,该笑则笑,该惊则惊……从而拨动学生思想感情的琴弦,课堂就不至于死水一潭。学生激动了,课堂才会生动活泼,老师才会被学生悦纳、欣赏。宁愿教学中有一次失误,也要把课讲得自然,不要为了不出错而把课讲得索然无味。因为教师的情绪与学生是互相流通的,教师情绪高涨,学生也会受到感染。而一旦学生感到兴奋,受到鼓舞,进入境界,听得入神,教师也会忘情,因为学生听课的状况也会影响教师情绪,双方是互动、交融的。一个有远大理想的教师,应重视“激情”的培养与绽放,决不可漫不经心,等闲视之。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论文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但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面临着诸多困境,然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期望通过对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改革实践,突破困境,实现办出特色、更好地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愿景。 [关键词]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 一、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概况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更是高等院校专业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专业之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近现代大学中又称中文系或国文系,近年有些高校称中国语言文学系。 在设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众多高校中,民族院校处于一种比较特殊的地位。民族院校是我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高等院校。我国目前共有本科民族院校13所,其中国家民委直属6所即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大连民族学院,各省、区属7所即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湖北民族学院。此外还有一些处于少数民族地区、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主的综合性高校如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西藏大学、广西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都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较早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如西南民族大学1956年设专科,1957年设本科。 相对于各类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而言,民族院校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各自特殊的难题。首先,民族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诸多方面本来就无法和综合性大学相比;其次,在我们民族院校内部强调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还是科研项目等方面都不可能向其倾斜;第三,民族院校内其他专业的同志没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一味强调各自专业的应用性、实用性,忽略了汉语言文学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专业的支撑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的重要意义 (一)对于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民族院校学生在校学习来讲,汉语文是他们必备的工具。民族院校的学生无论在学校选学什么专业,都离不开汉语文这根拐杖。如果汉语文的基础比较差,学习各类专业知识将必然会面临许多困难,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专业学习和研究。 其次,汉语文可以提高民族院校学生择业的竞争力。当今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假如学生只是精通某种民族语文而缺乏汉语文的表达和书写能力,学生毕业时就会感受到比别人更大更多的就业压力。 第三,汉语文对于中华大家庭各民族共同交流和经济建设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华大家庭中有55个少数民族,党和政府一贯主张“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宪法也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语文是民族地区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所必需的。但是汉语是我国最广泛的交际工具,也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更是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语言之一。因此,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就离不开汉语言文字学的学习。有少数民族学者早就指出:“少数民族懂得汉语文的人越多,运用汉语文的能力越强,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就发展越快。” (二)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首先,汉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语言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形成和变化的,在形成、发展、变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都会对汉语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汉字不单单属于汉民族,而且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 其次,汉字文献也不仅仅是汉族文化的载体。浩如烟海的汉字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综合知识的总结,也记载着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甚至许多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经验、文学艺术也主要靠汉字文献而得以流传至今,换言之汉字文献成为中华多民族交流的见证,也为保存各少数民族文化做出过积极贡献。 因此,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可以进一步增强对民族团结的认识,树立在中华大家庭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思想观念,树立“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意识,从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三)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稳定与发展少数民族人才学好汉语言文学,可以更好地对外交流,可以更便捷地获取各类信息,从而更好地为少数民族省、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作贡献,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昌盛做出更大贡献。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愿景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已经开始在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作思考、探索和改革。 第一,文学院近些年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并从学理上进行探讨,在实践中进行改革。比如徐希平早在2003年就发表了《关于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思考》,2007年又发表了《加强实践、突出特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等论文,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思索和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各学科的老师都在积极探索、踏实改革、认真实践,学院在2007年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办学50周年之际,特地将全院师生对于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相关论文结集出版。 第二,加强教学改革与研究。文学院从2006年期每年定期举行“文学院教学活动月暨教学艺术研讨会”,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三届,全院师生共同参与,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 第三,加强课程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学院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省级精品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校级精品课程现代汉语、美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汉语言文学专业2007年被批准为四川省特色专业。 第四,在学校实行完全学分制的前提下,认真调查研究,切实修订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和学生修读指南,突出汉语言文学在民族院校的特色和优势。其中我们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坚持完成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通教学计划的前提下,拓宽对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以及民族交融有关知识的了解和认识;其次适当调整课程结构,加强对各民族学生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训练;再者增加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介绍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即重视过去被忽略的各少数民族代表性文学作品和许多保留在汉字文献中的少数民族作品;最后注重基础课与应用型课程的有机结合,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培养各民族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超级秘书网 第五,切实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增大各门课程的信息量,有效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有课程都已实现多媒体教学。 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但我们和兄弟院校还有差距,我们也还有许多困惑,所以我们殷切期望通过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实现如下愿景: 其一,加强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我们扬长避短、进一步突出各自的特色,更好地适应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对多民族人才的需求。 其二,希望由此搭建一个平台,将研讨会办成一个可持续的、松散的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联谊、交流和沟通的论坛。我们希望由今天开始,以后大家轮流、不定期地举办此研讨会,增进友谊,互相学习,使我们办出各自特色。 其三,推动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建设。过去因为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选用“权威”教材,可是这些教材却不适合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的文化和知识水平,我们希望组织力量编写立足于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实际情况的、适合多民族学生多元文化背景的教材。 其四,推动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召开研讨会,有幸请到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文学院、中文系的各位领导、专家,希望能不吝赐教,毫不保留地将您们好的办学理念和思路,成功的改革实践经验传授给我们,我们将认真学习,深化我们的教学改革,推动我们的专业建设,从而使汉语言文学专业,使文学院办得更有特色。 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应用型改造探讨论文 【内容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当今社会新的人才需求架构下进行应用性改造是必然、明智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新的知识观为专业应用性改造提供了本体论、认识论的基础,为高校知识教育向能力培养转变以增强学生就业能力的实践摸索提供了理论依据,指明了专业改革的方向,有效地指导了具体专业的实践教改活动。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应用型教改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改造提出的背景 汉语言文学专业(以下简称“中文专业”)作为一个传统专业,在中国高校中设置时间比较长,办学历史悠久,文化积淀相对深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也比较稳定。国家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2003年颁布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大全。2003》,对该专业规定开设的13门课程没有什么变化。业界几乎形成一种普遍的认知,中文专业是传统专业中底蕴最丰赡的一个学科,也是现代大学体系中最稳定的专业之一,有着其学科自身的特点及魅力。 可是,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形态,尤其是对具有较强实践应用能力的人才需求迫切。传统学科中心化的专业结构设置,将教学内容设计为一系列体系化的理论和知识谱系,教学的组织形式主要以教师为中心进行知识讲授,且讲授的知识也就作为考试考查的主要内容……学生上课记笔记、下课抄笔记、考试背笔记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样的教育教学模式势必导致培养能坐而论道,不能起而行之的人才。 这非常不利于学生就业。浙江大学中文系曾做过毕业生调查,有45.5%的人认为专业的社会适应性不强,需要一年以上才能适应工作环境。社会适应性不够具体表现为动手能力较差,包括无法操作办公自动化设备、对公文的写作不熟悉(18.4%的人在工作困难一栏里选择“应用性文本生疏”)等;书生气足,不懂待人接物的技巧(23.7%的人在工作困难一栏里选择“人际关系难于处理”);在所学转为所用方面存在缺陷。有54.8%的毕业生认为中文专业缺乏鲜明的特色与可操作性,缺乏实用的技能,似乎是“万金油”,但又缺少实际工作的能力[1]。 作为兴办时间较长的中文专业,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定位为作家、文艺理论家和语言学家等专家学者的摇篮。然而,社会对专家、学者的需要毕竟是有限的。当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当中文专业由少数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举办变为更多其他类型学校的新专业以后,就必须面对培养应用性人才的问题。也正因如此,许多高校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都不同程度地尝试了对传统中文专业的改造,中文专业招生时树起了“新闻传播”、“涉外文秘”等旗号以吸引考生即是证明。 中文专业越来越无法忽视其当今就业的严峻性和大众质疑的尴尬。在如此情形下,专业应用性改造被普遍地提出来。探索最多的是兴办中文专业较晚的普通理工院校,因为在夹缝中求生存,既不能完全以传统的专业办学模式为依据,也不能照搬理工科办学模式,因此提出根据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结合学校的办学条件,立足市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思路。强调人才培养上,不仅注重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传授,更要注重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特别是独立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及高校人才培养时明确指出:“注重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能力”。这是党中央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也充分说明从知识教育向能力培养转变是高校共同面临的问题。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改造的理论依据 对一个传统专业进行改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并不是增减几门课程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专业改造牵涉到观念的转变、教法的改良、课程的改设、实践体系的建构、教师角色的改变和能力的提升等。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改变传统观念,在教育理论指导下实现自觉,否则只能是小打小闹的局部改良而已。 1.马克思实践观为应用性改造提供了本体论基础。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学生需要通过实践,不断积累个人经验,扩大自己的认知范围,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在全部教学活动过程中,学生以内在体验的方式参与教学过程,在过程中理解自己,理解人生,理解社会,使人的精神世界受到启迪,人的生活方式得到建构,有效地促进人的发展,从而实现人的价值。马克思指出,人的劳动实践使“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2]。 教学实践活动不仅可以验证知识,重演知识产生的过程,还可以生成建构新的知识。“学生的认识主要是在实践和活动中发展起来的。认识这一规律的重要意义在于必须使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活动起来。既动脑、又动手、动口,积极参与教学过程,而不是静听、静观。这是涉及教学观念变革的一项具有根本意义的变革。”[2]大学生在丰富多样的实践形式中学习,可以有效地发挥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和独立性。“我们不是以主体表象的方式来认识世界,而是作为行动者来把握、领悟我们借以发现自身的可能性。从表象转向操作,从所知转向能知,并不否认科学有助于揭示周围世界这一种常识性观点。”[2] 2.新知识观为教学实践活动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传统的学科理论学习的指导思想是学科知识论,其隐含的假设是:所有的知识都是有用的;职业能力即知识的运用,所以知识的传授要先行,知识要有系统性、完整性,实践课是理论课的演绎和附庸。人才培养方案一般按文化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含实习)分别安排在前期、中期和后期讲授。在学习过程中,先学枯燥、抽象的理论,然后开展具体的实践,对实践的理论思考在前,作为思考对象的实践在后,这脱离了职业活动的过程。 杜威强调“知行统一”和“行”的重要性,认为“如果实验科学的进步有所表明,那就是除非作为‘做’的产物,否则就没有所谓真正的知识和有效的理解”[3]。即通俗的理解:“做中学”,使我们找到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本取向。 英国科学家、思想家波兰尼提出,人的知识有两种类型:显性知识和缄默知识。显性知识是指那些通常意义上可以运用语言、文字或符号来表达的知识,而缄默知识则是指那些平时为我们所意识不到、但却深刻影响我们行为的知识。与显性知识相比,缄默知识不能通过语言、文字或符号进行逻辑说明,往往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不能以正规的形式传递,它是一种连知识的拥有者和使用者也不能清晰地表达的知识,通过身体的感官或理性的直觉而获得,因而也不能加以批判性反思,具有明显的情景性和个体性[2]。它的获得主要不是靠读书或听课,而是需要亲身参与体验。这一新的知识观为教学实践活动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促使我们重新评价专业实践教学的价值。没有个体缄默知识的参与,没有实践,学生难以真正掌握理论知识,理解其真谛。超级秘书网 三、在先进理念指导下的专业应用性改造 一个专业的改造不能仅仅是修修补补,如果这个专业还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那就应该根据社会对该专业的需求,在先进理念的指导下进行重新定位,在新定位的指导下对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教育教学的各个要素作全面的调整。 1.结合专业、学校、社会三方,明确专业定位,重造人才培养方案。 根据社会需求重新进行应用性中文专业的定位,在专业定位的基础上重造人才培养方案,是应用性中文专业改造的首要任务。在原来专业学习的基础上,拓展专业方向,寻求专业教学与市场需求的契合点,是中文专业实现应用性的基本导向,更是其在竞争中谋生存、求发展,适应社会需要的途径。 中文专业的应用性定位应该在处于学科理论与职业技能之间的专业修养层次。在遵循专业教学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建构课程体系:围绕优秀能力培养设置类型课程,并使各类型课程科学组合。形成“基础+方向应用模块、非独立实践环节课程+独立实践课程”的新课程体系。即保留基本的专业基础课程体系,但适当压缩学时,增加应用性的方向课程;强化实践教学,除了在一些课程内安排实践教学环节,还设置相对集中的培养能力的独立实践课程。 除基础课外,专业课程体系相应调整为三大类课程: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专业选修课。由于各自定位的差异,实践教学也有不同的设置:不包含实践环节的课程、包含实践环节的课程、独立实践环节课程。这样既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又能使学生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掌握相应的职业技能,实现人才的多元化培养。“现在有一种倾向,一讲‘宽口径’,就似乎本科可以不要专业了,学生什么课都选,没有一点专业归宿,恐怕也有问题。弄不好就是‘万金油’,就更是浮躁了。口径过宽,基础就不可能厚。”[4]温儒敏的这段话当然也值得我们深思。 2.培养双师型人才,打造适应专业改革的师资队伍。 教师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也是专业改革的关键。要能够按照新形势下的课程设置来开课,对于教师无疑是一大挑战。从现职教师情况看,大多具有博士、硕士学位和教授、副教授职称,但缺乏与所授课程相应的社会实践经历,对社会于中文专业人才的素质能力要求知之不详,不能充分胜任教学实践活动。教师的这一局限将成为中文专业应用性改造的短板和瓶颈。 培养双师型教师是应用性中文专业改造的关键所在,而这首先需要转变教师的观念。教师必须认识到专业改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自觉、主动地适应改革的需要。其次,应采取教师轮训的方式,将教师送到将来学生就业的行业或岗位进行先行培训,或者教师与学生一起到实习基地或一些对口用人单位进行“锻炼”或“兼职”,弥补应用性能力差、与社会隔膜的缺陷。再次,鼓励教师积极参与跟专业能力培养相关的各种社会活动,这样可以使教师积累实践经验和实践案例,有利于教学和学生能力的培养。 3.围绕专业优秀能力的培养进行教学方法的改良。 汉语言文学专业优秀能力表述为:合旨得体的言说和写作能力、自如灵动的沟通与策划能力、持续发展的学习能力等。教学的重点围绕专业优秀能力培养来展开:提炼汉语言文学优秀课程的理论精髓,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突出专业方向课程、选修课程的实践内涵,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如前所述,课程体系分别调整为: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专业选修课,且包含不同的实践教学内容与要求,因此要求教学方式方法相应的进行调整。 如不包含实践环节的课程,鼓励老师进行课程应用性探索,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改变传统的“一言堂”讲课方式,增加师生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通过自读、自讲、撰写小论文、专题讨论等形式多样的方式,使学生在探究性学习中充分展现自身,增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包含实践环节的课程,必须利用实验室或者其他校内外资源,设计实训内容,通过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导入,学生在自行设计、处理的过程中实现目标。如“应用写作”课程中安排有八个实践课时,对“调查报告写作”一节内容,学生除调查报告写作常识要了解外,更要求从选题到设计调查提纲、设置调查问题、开展调查工作、分析整理调查资料到形成调查报告,全过程进行独立训练。在具体活动过程中学生会暴露出若干问题:如选题不当导致无法深入、提纲设计过于机械、问卷设计问题混乱、开展调查时与他人配合困难、材料整理时缺乏统计知识、不会软件操作、调查报告写作中数据使用不当、材料布局不合理、表达形式单一等,待这些问题解决时,学生所收获的就不仅仅是调查报告写作知识。独立实践环节课程,如毕业实习,通过带出去的方式,学生分散在各实习基地和自行联系的单位,近距离了解实习单位的工作流程,边学边用,既开阔了视野,又贴进了职场生活。 在教学手段上,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成果,并引导学生适当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使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得到锻炼,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给学生开列专业和非专业的参考阅读篇目,引导、指导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第二课堂”活动,成立各种以兴趣爱好为导向、紧密联系专业的社团,如文学社、话剧社、影评社等,创办自己的刊物、论坛和活动阵地,使学生通过社团活动延伸专业学习。 4.加强实习基地、实验室的建设,改变传统汉语言文学培养模式。 应用性人才培养主要体现在较强的工作能力上,为此,建立相对稳定的实习、实践基地,搭建学生社会实践的平台,使学生通过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广泛地接触、了解和认识社会,在社会实践中增强能力。 传统的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认知:是固定资产投入最小、成本最低的轻骑兵,只要有一批教师,能招进来一批学生即可办此专业。现在适应应用性要求,在实习基地建设的同时,建立固定、便捷、完善的技能实训室,学生在跨出校门前接受比较系统的职业模拟训练显得非常必要。 学科也好,专业也好,其生命在于适应社会发展的变革。中文专业应用性改造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专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目前,这些改革的尝试仍在继续,但是尝试中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可以使改革少走弯路,而理论的指导尤为必要。 文学毕业论文:中专生语文学习分析论文 摘要:中专生语文学习的重点是掌握语文学习方法。中专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应该转变语文学习观念、培养自觉寻找兴趣点的习惯、通过与他人沟通和培养课外探索的习惯等方面提高自己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中专生语文学习学习方法 中专学生主要面对的是就业压力而非应试,目标不同,导致学习的方式方法就有所不同。下面就中专生语文学习方法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转变观念增强语文学习的动力 中专生由于长期接受应试教育的桎梏,因此就要将他们的思想观念从原有的重知识学习向重能力锻炼进行转变。相对于普教的学生,中专生有自己独特的一面,他们兴趣点广泛、动手能力较强、争强好胜等。他们普遍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者,对应试教育失去信心和兴趣,如果用以往的以知识为主体的方法,会使学生感到乏味乃至厌学。尤其是在初中教学中因为要应对中考,总是被灌输知识,在题海中疲于奔命,机械地老师教什么就学什么,学习的主要方法就是背诵,更多的是不加以理解就进行背诵,这样学生在中专一开始就是怀着以往失败的印象进行学习的,这时,要积极地转变他们的学习观念。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学习观念的转变能够极大地促进他们进行语文学习。 将文本知识与学生的实际联系起来,引导学生向这个方面思考。让学生意识到学习不再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好的分数,更重要的是为了锻炼能力,而这个能力直接与就业相关联。在认识上重视起来。在学习过程中结合语文课本内容,打下文字基础。 二、培养自觉寻找兴趣点的习惯 1.要将现在所学知识与以后的就业紧密联系起来 让课本“活”起来。由教师引导学生对课本进行研读,在掌握基础目标的前提下,再从文本中寻找与本专业相关联的知识触发点。比如在对烹饪专业的学生讲到《鸿门宴》时,引导学生依据文本,自行研发设计以“鸿门宴”为主题的饮宴,并要求让文本走进菜名,设置几道与本文有关的菜肴,学生讨论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壮士彘肩”、“玉斗雪峰”、“白璧鳕鱼”等几道菜肴的名称,并将这些菜名报给烹饪课的教师,由烹饪教师寻找适当时间带着学生进行烹饪,既打通了基础课与专业课的联接,又让学生“学以致用”,让菜品加以文学的解读,使得食客不仅享用美食,而且品评文学经典。 2.巩固知识,持之以恒 让学生在课堂上跟着老师学习,养成良好的思考习惯,再到课外自由阅读时,有意识地将所读作品和烹饪专业相联系,不仅学到文化知识,而且还助自己在本专业的发展上以一臂之力。 将教学内容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在学生的普遍经验在之上进行教学,再不断设置学生能够跨越的障碍,让其体会到成功的喜悦。 三、通过与他人沟通的方式进行语文学习 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语文承担着人类信息交流的任务。锻炼学生与人沟通的能力是语文学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职业学校是以就业为目标的,而与人沟通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 中专学生在这项能力的锻炼力度上要加大。 其一,要积极地与老师沟通。 在知识和阅历上,老师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高于学生的,看问题的角度也比学生要更为全面,了解的信息也是更为广泛,因此,当学生有疑惑而自己无法解决之时,可向老师寻求帮助;没有疑惑时也可积极与老师沟通,在沟通之中,老师会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之处,或者给予以正确的引导,这些都会给学生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可以避免浪费时间或走一些弯路。超级秘书网 其二,要善于和其他同学沟通。 在与同窗进行沟通之时,可以发现有很多共鸣之处,互相之间取长补短。 其三,要练习与陌生人沟通。 善于推销自己是中专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之一,具备了知识和技能之后,还要善于展示自我,在陌生人面前推销自己。 其四,要与招聘者沟通。 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尝试与招聘者进行沟通,可以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及时调整自己在学校学习的侧重点。帮助自己能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 四、培养课外探索的习惯 善于利用各种资源。学生主要处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三大环境当中,其中,一切可以服务于自身能力锻炼的资源,都可利用。 文学毕业论文:英美文学对当代大学生教育意义探析论文 摘要:英美文学的学习对当代大学生是具有重大教育意义的,但是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这一意义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此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英美文学的学习对当代大学生的教育意义:加强语言运用的能力;启迪学生深入思考;帮助学生修身养性。 关键词:英美文学大学生语言思考修身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英语的学习已经渗透到我国每一个教育阶段。而对于高校教育来说,英语语言的中所存在的文化底蕴的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然而,在当今的大学生当中普遍存在一个误区,大多数大学生认为,对英语的学习只是单纯为了修得学分或者是通过四,六级考试,以便于将来找工作。因此在他们眼中,学习英美文学只是英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对于非英语专业的人而言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此他们对英美文化知之甚少。 然而作为一个英语专业的学生,深入接触过英美文学的学习,并且从中获益匪浅。最大的启迪便是,英美文学的学习对当代大学生是有重大深远意义的。无论是对专业或非专业的学生,英美文学的学习既包括对语言的理解,对文化的学习,也包括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通过学习英美文学,我们在加深英语语言的了解的同时,可以提高我们的审美观念,开拓视野,学习思考,培养较强的较为抽象的思维能力,以助于我们提高创新思维能力。 一、文学与语言 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把文学与语言这两个概念割裂开来分析,文学是承载语言最重要的载体,而语言是文学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基本工具。 首先,英美文学作品中提供了真实的语言环境,包括最准确,地道的词汇,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扩充词汇量,并在具体语境下学习使用真实的语言,增强语感,提高自己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例如,在日常英语交流中,有人提到《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对白:“Tobeornottobe,thatisaquestion.”,只有对这本文学作品学习过的人才能领会出它所要表达的意思。再例如,“Catch-22”,现在用来形容任何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规定或条件所造成的无法脱身的困境。如果我们没有读过《第二十二条军规》,就完全不能理解它所表达的意思。 其次,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句子是简单句和复杂句的结合,对英文原著而言,复杂句占据主导地位。这对提高我们的阅读能力,加强语感,提高语法运用能力是有很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的。 再次,英文作品当中包含各种各样的文学体裁,语言风格,我们可以从学习中提高对英语语言的审美水平,加强对英语语言的感知力度,培养对英语语言的亲切感。 二、文学与思考 在当代社会,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是甚为迫切的。高校教育的目的不只在于向学生灌输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知识,启迪学生树立正确,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文学不仅仅是历史事件、人物介绍和数字年代之类的事实,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体验。大学生应被引入文学世界,而不是做外界的观察者。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时期,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往往不成熟。对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文学是最宝贵的财富。英美文学素质是构成提高素质英语人才的重要因素。文学是透视人类社会的窗户,通过这扇窗户,学生可以了解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性、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变迁等。了解他国的社会变迁可以启发学生反思自己的社会生活、思想动态、精神面貌等诸多方面,从而加强文化修养,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塑造完美人格,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作家,所创造出来的代表作品,都反映出那一时期的社会形态,背景,以及对人民生活形态,对文学家们独特思想的影响。通过学习它们,我们可以加深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形态的了解,学习伟大思想中的精髓,得到启发,从而培养独立的创新思维能力。例如,兴起于英国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代表,狄更斯,简•奥斯汀,勃朗蒂姐妹等等,分别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为背景,生动描述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从而揭露社会现实,抨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的道德堕落,呼唤人性的复苏。托马斯•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是以其故乡威塞克斯为背景的。19世纪中期英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侵入农村,个体农民在经济上陷入失业、贫困的悲惨境地。面对工业文明带来的后果,哈代的心灵受到强烈冲击,他在感情上痛恨工业文明对人们和谐生存状态的摧毁。因此在他的作品《德伯家的苔丝》中,哈代对当时工业文明对乡村的冲击进行了全景式描绘,然后以苔丝家作为个体农民的缩影,深入展现人们在物质困境中的痛苦挣扎。超级秘书网 因此我们在学习这些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获得了对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启迪,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意识形态,并帮助我们提升对文学作品的欣赏深度,启发我们对伟大思想的思考,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三、文学与修身 总所周知,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学习,广泛的阅读和背诵是必不可少的。反复诵读英文经典原作不仅帮助学生了解英美国家的人文地理、历史传说、风土人情和社会风尚,提高我们的文化修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在接触文学作品中饱含的文化底蕴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升华我们的心灵,丰富我们的内心,修身养性。 文学是智慧的源头,一切伟大的思想的结晶最集中的体现。文学作品的感染力是不可估量的。从欣赏到崇拜,再到皈依。例如,通过读十九世纪早期,英国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华兹华斯,拜伦,雪莱等等的作品,我们可以获得心灵对自然地认同感,皈依感。在喧嚣,物质的现代生活中,更趋向于接近自然,升华心灵的境界。这对我们修身养性是有重大意义的。 四、结语 对当代大学生而言,通过强化对英美文学的学习,提高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学会独立而深入地思考,并从中修身养性,是十分重要的。可惜的是,现行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一重大意义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而广泛普及。 文学毕业论文:网络传播媒介对网络文学接受主体的影响论文 关键词:网络网络文学社会心理文学接受者 前言 自1997年一部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风靡全国之后,人们才开始关注网络上的文学;在“网易中国网络文学奖”的评选之后,随着网络上的网络、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网络文学”这个范畴方始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内。发展到今天,网络已经成为文学的重要传播媒介(一些经典的著作都在网上有着电子版本);当然也是网络文学最主要的传播媒介(一些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也有出版社出版发行,以书本形式传播)。由于网络文学本身尚处于发展阶段,其自身的要素还有许多不成熟、不稳定有待于发展的地方,对网络文学的诸多研究也处于探索阶段,甚至于对“网络文学”的概念还尚无定论。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网络给传统文学带来了多方面、不同层次的影响。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的现象,与社会中的人是分不开的。在以往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对文学活动主体的研究往往是最重要的方向之一。那么,网络文学一种新的文学传播媒介,其对文学主体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这种影响对文学本身又有怎样的意义呢?其是否改变了文学的本质?这些问题,各家从不同的方面入手,各有所说,尚无统一的定论。本文将借鉴社会心理学的一些观点,主要探讨网络传播媒介对文学接受主体的影响,并对此影响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认为网络成为传播媒介,使得网络文学,本质中审美的要素下降,娱乐性的成分上升。在本文中,笔者在讨论网络主体的整体特征的基础上,将网络文学的接受者和传统文学的接受者作简单的比较,并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分析网络文学接受者特有的心理特征,重点探讨网络对网络文学接受者造成的特殊影响。 一相关范畴问题作为文学传播媒介的网络。从原始社会阶段“诗乐舞”一体的文艺活动产生以来,文学活动系统中,传播媒介总是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对文学活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根据传播媒介在文学互动上的特点来看,文学的传播经历了口头传播——纸张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几个阶段。应该说,每一种主导的传播媒介都是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口头传播阶段,文学主要是由人们面面相授传播的。这样,传播者有很高的权威性。这种方式生动形象,互动性很强,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创作、传播自己的作品。但是这种传播方式很受时空的影响。因此,远古时代的大部分的文艺作品都不能保存下来。进入纸张传播的阶段后,由于文字的使用,限制了大部分人的创作权利和自由。同时出版的审查制度,也使传播媒介成为权威机构的垄断工具。但是这种传播方式跨越了时空的限制,保存了大量古代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使得读者有机会欣赏前人的,甚至是千年前的作品,为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书本的出现使得文学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书本文化至今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文学活动。电子传播一方面扩大了读者的范围,兼有字,音,画,多媒体的多种形式,但是基本上也被权威机构所垄断,在本质上与纸张传播大致相同。网络作为一种崭新的传播媒介,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第一,没有了以往纸张传播、电子传播的审查制度,没有特殊的原因,创作者一般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发表自己的作品的地方。第二,接受者的阅读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前主要是书本阅读,现在变成了对着电脑屏幕进行阅读,不同的阅读环境对接受者的心理和状态等等要素都会产生影响;第三,网络上创作者和接受者互动性交流活动增强。网络的作品所在的页面大多设有发表评论的地方,读者可以直接发表自己阅读后的感受,另外还可以通过QQ、E-mail、BBS等网络工具与创作者进行交流。网络文学接受主体。这里我们谈论的文学接受者,不光是上网为了学术研究、文学交流的,有一定审美基础的读者,也不仅仅指那些文艺理论批评家们。这里的文学接受主体更主要的是泛指所有上网浏览网络上的文本的广大网民。网络文学的范畴。尽管网络文学的范畴在学界尚无定论,在这里我们讨论的网络文学,有着我们讨论的范围。在这里,网络文学不仅仅是指历次网络文学大奖评选出来的那些“代表作品”,更重要的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网络上的文学现象,具有网络文学特有的一些鲜明特征,如作者的“大众化”、内容的多样化、传播的网络化、创作立场的“民间化”的文学作品。 二网络主体的整体特征。网络作为一种新生的、时尚的技术工具,其使用的主体必然是趋向于年轻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最新《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3年12月31号),中国网民共有7950万,其中男性60.4%,女性39.6%;未婚的占到56.8%;35岁以下的网民所占的比利是82.2%:18岁以下为18.8%,18-24岁为34.1%,25-30岁为17.2%,31-35岁为12.1%。其中,网民受教育的程度如下:高中以下13.5%,高中(中专)19.3%,大专27.4%,本科27.1%,硕士2.2%,博士0.5%。网民的职业上,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占了前两位,分别是29.2%和13.7%。收入上,2000元以下的人群占了77.6%。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的网民以男性、未婚者、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体,大学本科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以及低收入者占据网民的大多数。在当前社会的背景下,人们面对多变、复杂、充满诱惑的社会,往往会感到迷惑、失望、压抑。年轻一代由于学业、工作的压抑更是显得抑郁、浮躁、情绪化。在既定的社会体制下,年轻人的情感通常处于焦虑的状态,但是由于社会行为规范以及个人自尊心理的束缚,往往不能完全的释放自身的情感。但他们面对网络的时候,虚拟的网络可以掩饰他们的真实身份,网络的虚拟化使网民完全不用考虑现实社会的行为规范,自由地宣泄自身的情感。由于大量的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地位往往与他们理想中的要求差距很大,虚拟的网络可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实生活中这类等级观念的束缚,尤其是经济、政治的束缚。网上行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情感宣泄化,网上的语言,行为也是十分直白的。网络对文学接受者的影响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以前,读者在整个文学活动的系统中,并不是很重要的环节,通常被人们所忽视。人们往往把目光聚集于作家和文本上面。自20世纪60年代的接受美学出现以来,读者对整个文学活动的意义才被注意到。人们才开始研究读者的阅读对文学活动所带来的影响。同传统的文学接受者相比,网络文学接受者面对网络时,其特点主要是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面对的文学创作主体、文学文本不一样; (二)阅读环境的改变; (三)有一个能够与作者进行方便交流的平台——网络。 接受者面对的文学创作主体、文学文本的不同。由于网络传播媒介的虚拟性,没有以往的审查制度,这就使绝大部分有作品的人有了发表自己作品的机会。原来只有作家和少数文学修养比较高的人才能发表作品的局面被打破了,创作者的群体增加了大量的普通人。这样,创作者的总体地位下移了,创作不再是个别人的“特权”了。但是,在网络文学上,并不是人人都是“作家”,那些在网络上写作发表文章的人,人们更愿意称他们为“网络”。网络和传统作家还是有着一定程度的区别。以往传统作家的创作,往往都是基于自身审美情感的凝聚,对世界和自身生命的独特关照。当这种审美关照与自身的心灵相撞击,激起创作的火花,创作的欲望产生了。这时候,作家的审美情感积聚到了饱和点,使之感到不吐不快,然后选取适当的形式予以物化。这时,作家审美情感的物化产物——文本就产生了。作家的创作是基于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独特的生命经历,情感体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可以说,审美是文学的本质特征,是文学最重要的要素。审美价值在文学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文学是一个价值的复合体,比如审美价值,政治上的价值,娱乐价值等等,其各种价值因素依据作品内容的不同而处于不同的地位,因此各种价值彼此也并非都处于并列的位置。文学活动的特性正在于文学总是探索并表现人类的各种生命活动,并以极其丰富的内容和可感的形式记载了人类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丰富的的精神世界。文学的审美价值无疑是应该处于优秀地位的。文学没有了审美,就好像一个人没有了灵魂一样。而大量的网络并不是为了追求审美,他们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游戏、玩乐的态度。在网络文学的创作中,虽然有人承袭着传统的路数,但更多的人却是在抒写着“自我”、“本我”、“真我”,抒写自己的“心情故事”:他们通过一个虚拟的名字,在亦真亦幻的电子世界渲泄着被日常生活所压抑了的个性与郁闷;或是通过扮演以实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社会角色,以求得在虚拟世界中的象征满足。当年被誉为“网罗文学三驾马车”之一的宁财神说,他的写作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表现欲而写、影响他人的需要为写而写、为了练打字而写、为骗取美眉的欢心而写,当然,最可心儿的,是为了在网上度过的美丽而绵长的夜晚而写”。这也从一方面表现了一些网络的创作心态。网络的这种态度也就决定了他们的作品不会像传统作家那样,把审美要素放在第一位,并去追求的文本的审美性。因此他们的文本几乎不会有什么创作前的准备阶段,他们所抒写的大部分都是个人的经历和情感。在社会知觉上,网络与传统作家就有着明显的不同。社会心理学上,知觉是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的客观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整体反映,分为对物的知觉和对人的知觉。传统作家处于出版的审查制度和个人名誉的考虑,他们对世界的知觉往往是经过审美过滤的,是经过艺术家的审美加工后表现出来的。而大部分的网络,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完全不用考虑到个人的名誉,社会规范的影响,大多是直抒胸臆,把自己的全部经历、情感吐露出来。因此,网络上的文字更多的真实的表现了作者对世界的知觉,是个人心灵的直接表现。但是这样也造成了网络上的文字趋于情感宣泄化,过分的强调某种快感而丧失了理性,普遍缺少诗性自律。如果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那就是前些时间风靡一时的“木子美日记”。网络日记本的风行,也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变革的特殊时期。木子美日记的出现,反映了在当前时代变革的背景下,人们在思维方式、生活观念上的转变。人的种种本性以及这些转变在虚幻的网络世界里面得以暴露。反映这种由于社会变革所引起焦躁,压抑的典型情绪的审美表达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疯狂的暴露个人隐私,来满足个人的欲望,引来了乐衷于窥视隐私的人们的追捧,这一点却是不敢恭维的。阅读环境的改变。网络文学创作主体的总体地位下移,这就使网络文学不仅有“阳春白雪”的东西,更有了许多“下里巴人”的,甚至是龌龊的东西。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为接受者的阅读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这就使接受者在阅读时面对的总体对象发生了变化。网络文学具体的阅读环境的改变,体现在两点。首先,以往的阅读环境基本是书本阅读,但是现在变成了对着电脑屏幕阅读。这一改变对网络文学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一,电脑阅读极大地增强了接受者的自由性和自主性,接受者不需要通过第三者作为中介(以往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或书店的销售人员,自己的亲人,朋友等等),就能够直接阅读到自己想要阅读的东西。这种环境下的阅读与传统环境下的阅读有着很大的不同,原因是接受者的社会角色在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导致了阅读者的阅读动机的变化——以往传统的书本阅读的追求审美性和娱乐性,变成了补偿性的、娱乐性的动机。虽然在书本阅读的环境下,有很大一部分接受者也是为了消遣的目的去阅读,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文本还是经过出版社编辑们挑选的,其相对于网络上的文字来说绝对是更具审美性的。在社会心理学中,角色扮演是指人们在社会互动中,通过对他人的言行的判断和理解,从而做出对自我行为的调解,决定自我在互动中的行为。角色扮演一般组成的结构如下:角色承担者,角色行为目标,互动和互动过程所处的社会情景,角色行为规范。从这样一个结构,我们就能够对各种角色的发生发展做出比较清晰的分析。从儿童出生开始,儿童就不断进行自我意识的成长和扩展,开始不断地进行成人游戏,扮演成人的角色,比如过家家、盖房子等等。这些现象都是儿童成熟的标志,也是一种自然的成长过程。随着我们的逐渐成长,周围的环境规范慢慢地约束了我们的行为,使我们不能过多的以一种游戏的心态去面对复杂的社会,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社会角色;而是不断地尝试各种环境下的生活形态,扮演着固定的社会角色,如学生,儿子,男性等等。儿时的那种扮演的欲望,在诸多的社会规范的束缚下被压制,慢慢消失。但是,虚拟的网络空间又唤起了我们的这个欲望,由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如超越时空性、匿名性等,造就了与平时生活的社会环境迥异的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生活的角色的随意性更大,角色可以进行自由地转换。在网络生活中,年轻人更倾向于扮演一种不同于自身社会角色的“虚拟角色”,在虚拟的ID下,隐藏着自己的真实身份。同时,又会对自身本来的社会角色的行为规范和现实中的形象进行颠覆。最典型的角色转换就是男女性别互换。当然绝大部分的这类情况是出于玩乐的态度,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是心理疾病的缘故。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平时懦弱网上勇敢;平时沉默寡言网上滔滔不绝的人等等。这里有一个“双重人格”的问题。其实这里的双重人格问题并不是指那些精神分裂的精神病人的现象,确切地说是因为存在状态的改变,现实中的自己,网络中的自己,他人眼中的自己,自己心目中的自己,这些既独立又统一的个性,形成了自己的多元化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年轻人所受的束缚已经太多,他们往往需要按照自身的社会规范来表现自我。这样,现实中的自己和他人眼中的自己,与真实的自我相比,往往处于受压抑的状态,使他们感到窒息。因此当他们面对网络的时候,追求自由的天性,使他们更多的选择了娱乐,游戏,去释放自己受压抑的心灵,去补偿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所失去的东西。最近第十三次CNNIC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大多数的网民将获取信息作为上网最主要目的的网民所占比例最多,达到46.2%;其次是休闲娱乐,有32.2%。在这样的网络存在状态下,网民们在上网的时候,他们是来放松的,休闲的,来找回现实中迷失的自我的。所以即使在面对网络上的文学的时候,他们就不是想着接受文学中美的熏陶,把文本的审美性放在第一要素;而是更看重文本的娱乐性,看文章是否能给他带来欢乐。在网上,有两种文章十分流行:一种是婉转伤感的情感表达型,另一种就是无聊搞笑型的。这一点与接受者的阅读动机有很大的关系。网络文学中的色情和暴力因素固然跟网络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有关,也是由于网民对现有社会规范突破,叛逆心理的追求造成的。比如“木子美日记”事件,木子美的日记之所以受到大量读者的吹捧,这跟一部分读者网络面前放纵自我,满足自身的窥私欲有关。阅读环境的第二点变化是,电脑阅读比书本阅读更容易疲劳,而且还有不菲的上网费用。在网络上,大概有四种类型的文学作品。第一种就是那种粗制滥造的文章,这种文章大多是拼凑而来,毫无新颖性,读者在读到开头的时候也能够预见故事的结局,这种文本一般是低于读者的审美水平,读者一般都不会去选择;第二种是与大部分读者的审美水平相当,以故事性的侦探、爱情、悬念小说为代表,这种作品读起来不会费什么力气,又能引人入胜,享受到阅读的快感,这是大部分读者选择的对象;第三种类型的作品其审美水平会高于读者的水平,读这类的文章,读者会感到有点吃力,但是在阅读之后,自身的水平会得到提升,也会得到审美的熏陶;第四种就是其审美情调与读者的自身的审美格局不相符合,比如习惯于现实主义的读者在面对后现代的作品就会感到不适应,接受不了,就是这个原因。在电脑阅读这样的条件下,年轻人一般不会去选择语言精辟深刻的文章。他们更倾向选择第二种的,通俗的、结构明了的大众型文学。这样,接受者在选择阅读对象的时候,审美期待也发生了改变。读者更倾向于选择那种娱乐性较强的作品。同时,这种选择会通过文章的点击率反映出来。同时,点击率也会影响着读者的选择。在读者进行选择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和理解也是有选择的,只有那些能够吸引他们的作品才会纳入他们的视野,这时候追求娱乐的兴趣会影响他们的选择,同时文章的点击率也是读者选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今天商业化时代,点击率将决定网站的存亡。那些娱乐性的作品因为有着较高的点击率,又会促使一些网络进行这方面的创作。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循环的圈子,更加导致娱乐性作品的流行。此外,在网络文学接受的时候还有一个接受度的问题。战国时期楚宋玉曾在《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徽,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①这里讲的就是一个艺术接受度的问题,在当代,高雅文学,先锋作品,通俗作品都有自己的读者群。传统的书本阅读,由于面向全体的读者群,各种类型也相对齐全。而网民的年龄阶段也集中于35岁以下,在这样的年龄阶段,由于其自身审美素养的问题,网民们对高雅文化的接受也是很有限的。相反,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接收就显得更为容易一些,他们也更倾向于接受这样的文学作品。网络传播媒介为接受者和创作者提供了十分方便的交流平台。从接受美学出现以后,读者对文学活动的意义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但是在传统的文学中,普通读者的意见却难以直接反映到创作者那里。以往,一般是文学批评者的意见才被人们所重视。诚然,文艺批评者的意见更具有专业性,对文本的理解也往往更为深刻,对创作者的创作也更具有指导的意义。但是绝大部分的读者的意见,哪怕只有一个“好”或是“不好”的声音也难以直接反映到创作者那里。当然,一些著名的作家会有大量的读者与他们写信交流,或是一些嗅觉敏感的读者会根据时局适时地写信给编辑部,进行评论;或是在生活上与作家进行交流。但是大部分的读者,由于信函的时间延续性,滞后性,他们一般不会跟创作者进行交流。更何况,一般的不知名的作家,即使读者为他们的作品所打动,读者甚至都不知道如何跟他们进行联系。所以,在传统的文学活动中,读者的声音很少为创作者所知;创作者也往往只能通过自己作品的销售量大概地了解自己的作品是否为读者接受,更不用说,根据读者的意见调整自己的创作。但是,在网络文学的活动中,网络为接受者和创作者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快捷的、方便的交流平台。当下一些著名的网络文学的网站,在发表作品的网页下面都有供读者发表自己意见的位置。这样,读者在阅读完作品之后,可以直接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哪怕一个“好”字,或是批评性的文字。同时,创作者也可以直接看到读者对自己作品的感受。甚至,他们还可以通过BBS、E-mail、QQ直接进行交流。接受者可以向创作者谈自己的感受,对作品的建议;创作者也可以向读者进一步的阐释自己的作品,同时也可以根据读者的反映调整自己的写作。但是,这样的交流也是通过虚拟的网络进行的,交流的双方隐藏在网络的背后。这样的沟通与传统的沟通必然是不同的。社会心理学中,沟通是人们交换思想、表达情感的信息交流过程,也是人际互动、人际交往的最基本的形式。就建立、维系和发展人际关系而言,人际沟通能满足人的三种社会心理需要:互动的需要、影响他人的需要、表达感觉的需要。当网民在网络上交流时,这时候他的需求不会是基于互动的需要、影响他人的需要,他们主要是出于表达感觉的需要。他们只是直白地宣泄出自己的感情,不需要考虑他人的感受,社会规范的束缚。这种沟通环境下,读者的信息反馈往往是从自身的好恶,出于娱乐情感的表达,而不是想要进行带有自我意识的纯粹的文学交流。在另一个层面上,网络作为传播媒介,也真正实现了读者和创作者的互动,这就是文本创作的开放性。有这样的例子,作者提供一个开头,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的选择链接,选择自己喜欢的情节发展模式、结局。甚至,读者还可以参与到文本的创作中,作者提供一个开头,由不同的人进行创作,读者在阅读完前面的情节后,也可以参与到文本的创作中。这样,创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限消失了,达到了一种真正的互动。但是这也使文学活动更多地变成了一种文字游戏。在里面,人们追求的不再是审美的要求,而是想着怎样才好玩以及情节的设置。就个人的意识而言,接受者在网上是一种文学意识,在网下又是另一种文学意识。应该说,这两种意识是感性和理性的冲突。一个人的心理情绪是具有弥散性的,即在一种状态下的心理情绪会影响到其他状态的心理情绪。所以,一个人的网上文学心理情绪很容易影响现实中的文学情绪。事实上,现实中的心理情绪也会影响到网上的情绪,但是由于人们在网上的情绪更具有自由性,其影响力较之现实中的情绪有更大的影响力。因此,一个人网络的文学意识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他的概念中,文学的娱乐性的成分会超过审美的因素。这种感觉是从网上慢慢弥散到现实中去的。结语综上所述,我们在探讨网络文学接受主体的时候,借鉴了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文学活动中的人不是孤零零的人,而是社会中的人,其在文学活动系统的行为不仅仅受着文学活动的影响,而且还受着其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个体,面对着同是社会生活一部分的文学活动,个人在文学活动中的表现是与其所受的社会中的影响分不开的,也无论如何不能被忽略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由于网络文学接受者所面对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其阅读环境较之传统的阅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社会角色的转换,心理的改变,都导致其在面对网络的时候,感性思维占了主.超级秘书网 文学论争分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化工业”文学论争著作权名誉权 [论文摘要]结合网络在当下中国的超常发达,运用“文化工业”理论剖析当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学论争的特点,指出“文化工业”下的商业资本的统治本性淹没了文学所必需的创造个性和文学论争所必需的独立公正立场,使得环绕著作权和名誉权的文学论争成为当下“文学场的可怜点缀和可笑搭档。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这两句诗倒恰能形容当下以文学为名的产品在印刷工业履带的轰鸣声中和不间断的拷贝下传声里的生产状况,虽说是万紫千红,却总如粗浅小草,让人纷乱摇头,有“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感受。又种种以文学的名义引起的前赴后继的文坛纷争,也如迷眼繁花,徒有热闹的虚假表象,而少理性的真正论争。不能不让人感到:当下的大部分“文学”一边盗用历史上的文学名义,一边还要求新时代的赐福;而当下大部分“文学论争”,也早已脱离了漫漫复古长路时和萧萧革命征程中所凝结而成的主体担荷价值和严肃人文精神,而成为茶余饭后以资笑谈的娱乐新闻。而这,正是“文化工业”赋予当下文学论争的角色—成为“文学”场的可怜点缀和可笑搭档。 虽然过往历史上的文学论争并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它们颇多政治立场、意识形态、阶级划分等场外因素的干扰,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关于文学本体的文学论争—古代往往和政治的党争和儒学等意识形态的纷争相连,现代和科学与革命、抗日与救亡等时代主题相连,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个世纪so年代,阶级斗争、路线划分等政治立场术语又成为那段时期的主宰—二个时代一脉相承了文学为政治、伦理、教化、风俗等服务的主流言说立场。但我们见到的一个显著事实是,经济利益从来没能成为文坛流行话语权的主宰或潜主宰,即使在号称半资本主义的现代中国。而这种状况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步人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阶段后有了巨大改变,在当代中国文坛失去了“轰动效应”(实际也是政治效应)进人了多元化时代的同时,文学论争也进人了以经济效益占主体的多元化时代。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日趋同步,特别是以手机、网络的超常发达为显著标志,文学的商品化人娱乐化特征日益凸露并放大,成为有目共睹的现象。当下的中国文学真正进人了西人所谓的“文化工业”时代,而“文化工业”笼罩下的当下文学论争,也就呈现出与前所有社会制度不同的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的新特征。 “文化工业”这个概念最先为瞿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一书提出,其意本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电影和广播……它们称自己为工业 据归纳,“文化工业”的基本特点是:倾向于反人本主义,消灭个性的存在;艺术风格趋于“同一”,是一种机械的再生产;实质是商业的市场效益和利润原则驱动着文化产品的生产目的;而其主要的社会功能是为大众娱乐消遣。cz}作为文化工业生产中重要一枝的文学,于此再难顶起艺术的神圣光环,而成为“机械技术”社会背景下的“复制”品:个性泯灭,与众不同的特征消失在一片看似灿烂而实质虚无的商业时空里。更因了网络的上传下达,文学产品成为转眼即逝的东西,激动、深刻、永恒等文学曾经有过的意义已转化为即时消费,而留存、获得关注一刹那,也就完成了“眼球经济”聚光灯下的经济效益。在几乎只有广告是艺术的“文化工业”时代,文学、绘画等老牌的以艺术号称于世的、现在仍企图以艺术号召大众时,其目的也差不多就是奔商业效益而去的广告了。是故,我们总能从走马灯换将的当下中国文坛读出腻味的搔首弄姿的金钱气息,以及由此而频繁引起的喧嚣不已的“争风吃醋”风波。 本文对“文化工业”不拟作深入的形上意义追寻(诸如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启蒙等神圣功能的丧失、大众文化、后殖民主义文化等问题),而只谈其所影响的当下文坛和文坛纷争的特点 战斗了一生的鲁迅先生当初曾说,只要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漫骂,诬陷。其所针对的无疑是置身革命文学背景下他的个人和文学境遇,其背后氮氢的是文学人格严重对立下文学观念的严重对立,有着严肃深刻的思想斗争内涵。从表面看,眼下的这个文“坛”也在斗争,谩骂,诬陷,似乎也在叫嚷某些深刻的思想理念—譬如余秋雨要求的文化大散文、王朔要求的精英阅读等,然而在“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的宣称内容中,要求的大多是个人切身利益和名誉的现代法律''''l于此,观众也就立刻洞彻了在其慷慨陈词、义愤填膺的背后,有一个人人皆知的渺小:其所要求的不会是基于文学本身的艺术立场,也不会是所声称的法律和名誉,而是自称为文化人所不能正面宜扬的经济利益。进而,人们了然于当下这个文坛的论争人格之屏弱和追求之切实。 事实如此,当下的文学论争不愿再驻足于艺术的神圣殿堂,它来到了活动的篓键人间,显现出“文化工业”下的论争本相:不再关注文学文本的形式构成、意义建构,它从对“鸡蛋”的关注转到对生产“鸡蛋”的“鸡”的关注,到这个“鸡蛋”到底是谁生的和这个“鸡”到底如何。于是当下的由所谓文学引起的论争,多是围绕作品的著作权和作者的名誉权。而无论是那种权,关涉的都是经济问题和面子问题,而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 虽然迄今为止都未有一个让人满意的文学定义,但文学之于人类生活有特殊的超越意义却一直为人们所接受。只是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又总和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纸笔、印刷术等)、人类其他的精神活动(如绘画、书法、学术、文化等)密切相连,.以至文学的边界才显得不那么清晰。所以,如果要谈文学论争的本义,依笔者浅见,应该是争论文学的本体性和艺术性。所谓艺术,性的论争,就是要探讨文学这门特殊艺术所具有的艺术特质,也即以文学的语言为中心,探讨它如何既能亲近人类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建构,又能亲近人类感性生活的安宁,以及在和人类的接触中,如何更好利用其语言为人类的精神和感性生活起更好的抚慰和提升作用。而本体性的论争,就是要阐明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中极为特殊的一门,与其他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差异性,具体说来,就是要探讨文学和政治、道德、经济、文化、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边界,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纯粹的不与其他人类社会活动搭界的文学自然不存在、但文学的纯粹却一定存在,那就是它所使用的介质—语言,艺术性的区别于日常的语言,它会带来艺术对现实的疏离甚至是否定。阿多诺认为,可靠的艺术作品的特征,在于“它··一对一个有负罪感的社会和现实的否定,而这一现实却在盲目而且无情地不断自生自长;艺术作品也维护着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坚持同由诸多动机和目的性所主宰地现存社会的分离。",(31艺术成为人类唯一可能在其中获得自由的精神领地。虽然笔者对阿多诺关于艺术允诺的判断并不完全同意,但认为其对艺术特征—之于人类确有二种不同于社会现实的“分离”和“否定”特征—的归结是可信的,这可从意义、作用上去判定什么是艺术、什么是非艺术。 由此,我们不能不遗憾地发现当下的文坛纷争实在是与前此熟悉的文学论争有了本质的区别。文学已不再负载如古典文学时代常居主流的政治权力维护、道德风俗教化的沉重意义,也不再如负载革命、思想时代的革命和思想启蒙的严肃企图,甚至它也不再负载现代主义时代所表达的与现代社会决裂的绝望,总之它确实脱离了沉重、严肃甚至是绝望。在发现无论何种个人的思想企图都不足改变外在的冰冷现实后,人们彻底投人了大工业社会的统治怀抱,把文学真正当作一场游戏一场梦,而心甘J清愿的谋求与社会的合作,成为大工业生产机械下必然的链条和螺丝钉。正因为如此,提出“文化工业”概念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才会说文化工业实质是“伪启蒙”,是一种“欺骗大众的启蒙精神:。 于是,当中国文坛丧失了一度标榜的先锋精神后,文学也丧失起码的个性与原创力,而不得不停留在模仿煽情的出发点。 上海的卫慧、北京的绵绵率先用身体撞开出版界的大门后,“性”成了市场的香悖悖,下半身、肉、木子美、上海美男,就一个赛一个的出炉,“快感”之后要“尖叫”,身体之中必“乳房”。当青春不小心成了可爱的字眼,大学生的校园恋情写作一路畅通,中学生、小学生也闻鸡起舞,纷至沓来。当下写作坊的招牌就像旧时没有节操、专奔钱去的妓女,一日三换宾客。区别只在于,前一系列招摇的无非是泛滥的性,后一系列招摇的无非是青涩的情。文坛学会了姿态不一的“秀”(show),目的只有一个,捉住五心不定的读者不断游移闪躲的眼球。 文坛流行的“搭车”、“跟进”、“克隆”等现象,就是这种失去原创力之后的模仿产物。弄到极至,连作家的真实姓名也来“拓片”,金庸之后有全庸,陈燕妮之外有“陈燕妮”。而这也不止于文坛,它遍及整个文化工业领域,在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这种趋势的流行。从古人论文章之三“偷”来说,“搭车”既属于“偷语”,也属于“偷意”,而从目的来说,那是“偷势”川,借别人辛辛苦苦闯出来的经济“形势”,为自己的钱财开辟兑现的道路。 而这种情况在著作权和名誉权意识日益昌明的今天,怎不引起重重官司呢?于是,自失去轰动效应后本有些寂寞的文坛就此热闹了起来。不过,这热闹里有作者们的功劳,也有所谓精英的批评者们从旁煽风点火的功劳,还有整个媒体(特别是网络)整个社会(包括观众读者等所谓大众)饱看的功劳。 作者之为著作权、名誉权而与批评者一争似乎还可理解,如韩少功之与评论家张颐武,毕竟那关乎作者的清誉和实在的利益,而看似不相干的作者主动向另一作者挑衅,发起笔仗,如王朔之和金庸,余杰之和余秋雨,却无论如何让人联想到其动机的不纯,更何况王、金之战中王用词之鄙便确实也得罪了大批观众的视觉,二余之战中为历史问题的清算出动了大批人马,又使人感到古代文学史上以“节操”论人的生命力之顽强。但这一切都是在媒体的助威加盟和社会强烈的看客心理中上演的。而这才见出“文化工业”巨大的同化能力。 以多事之秋的2003年文坛纷争为例。人们说:"2003年是惹是生非的一年”。对文化界来说尤其如此,“口水”惹出了要打官司的“猛兽”,“猛兽”却引来了经济效益。这“一方面是文化商人利用宣传机器与受众进行沟通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一批闻风而动的文化界人士,先期制造事端沟通受众,然后守株待商的结果。于是‘口水仗’在2003年成为了沟通作者、商人和受众之间的桥梁,为各式各样的人制造着食粮,或者是精神食粮,或者是物质食粮。”下半年的四起重要战役:《沙床》炒作之争、郭敬明抄袭案、贝拉事件、新浪文化偶像事件,就是社会共谋的典型结果。(6)这种社会共谋,正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断言的文化工业本性发展与控制的必然结果。他们说的“文化工业”不是像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而是“有目的的无目的性”,也即,商业目的通过娱乐消遣的形式收买了无目的性的王国。(7)这个“无目的性的王国”就是包括普通大众和所谓精英在内的整个社会。超级秘书网 对当下的文坛和文坛纷争状况,人们爱用两个词来形容飞“乱”与“烂”。但当我们用“文化工业”来解释时,就会发现这“乱”与“烂”也有一个优秀的动力源,那就是文化工业本性所必然导致的市场化和商品化。文化工业不仅统治了作者的商业意识(主要体现为著作权和名誉权意识)。也消解了批评者、文化媒体这些社会精选的“解释团体”的独立立场,更进一步让大众成为这些“解释团体”和创作者表演的共谋者和津津有味的看客。 于是,“文化工业”笼罩下的当下文学论争不再是关于文学本体的艺术论争,而是为个人的商业利益而刻意演出的文坛纷争;文学创作者也不再是精神灵魂的抚慰者和提升者,而是娱乐大众感性的娱乐明星。“文化工业”在以其技术优势赢得商业市场的同时,也把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商业化了。文坛不可避免地成了金钱意识的表演台、决斗场,文学论争也历史性地进入了商业资本患意飞舞的文坛纷争时代:成为文学场的忠实搭档并点缀欺骗大众。
电影文学论文:浅谈对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关系解读论文 在视觉文化冲击的今天,电影代替了文学的主导地位。但文学对电影的影响一如既往:如文学创作的经验;文学的诗意、文法;等等。电影对文学的影响的突出表现就是将读者渐渐变为了观众,并且这一过程是借助文学来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将文学与电影联系在一起的深刻原因。 一、文学与电影关系的探讨 人们把电影和其它艺术进行类比的过程中,挖掘出了其它艺术的特性在电影中的具体体现。如欧洲先锋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阿倍尔?甘斯曾说,电影“应当是音乐,由许多互相冲击、彼此寻求着心灵的结晶体以及由视觉上的和谐、静默本身的特质所形成的音乐;它在构图上应当是绘画和雕塑;它在结构上和剪裁上应当是建筑;它应当是诗,由扑向人和物体的灵魂的梦幻的旋风构成的诗,它应当是舞蹈,由那种与心灵交流的、使你的心灵出来和画中的演员融为一体的内在节奏所形成的舞蹈。”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电影成为了诸多艺术的混合体。文学作为电影存在的前提,以至于有人称文学是电影的母体。电影回归自身的过程本身同时也是电影与文学的融合、交流过程。在电子媒介一统天下的今天,电影与文学的融合代替了疏离,或者从文学的角度说,它走进了电影。可见,二者的交流也必然会促进其共同发展。 二、文学与电影的表达差异 作为与电影相抗衡的一方被抬出来的文学与电影相比,电影以其强烈的视觉表达效果,取得了较于文学的真实感。文学的短处可能就是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理由所在,即在于文学的媒介——文字。由文字组成的句子具备了电影所不具备的逻辑秩序;而且其时态指明了其与表述对象的距离所在,文学这种表达形式是电影所不具备的,电影则是用其逼真的形象来表达生活的。就文字来说,它处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作为一种形式而存在并得到长足的发展。社会生活催生了文学形式的出现与形成,在这一点上它保证了文学内容的独立。人们通过对文学形式的关注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学是区别于现实的,是现实的反映,融合而又独立与现实,是一种矛盾的综合体。即使是推崇所谓的客观再现的现实主义文学,也无法诠释这一疏离。现实主义以其独特的文学修辞手法论证了文学不可能是,也永远成不了一台摄像机的事实。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论文 一、英美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及策略 实行英美文学教学,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阅读及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不断提升学生的语言功能以及文化素质。而电影可以加深学生对外国文学名著的理解,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历史状况以及社会背景等,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研究 一方面,现阶段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加深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已经成为可能。尤其是通过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更是为作品的深入理解奠定了基础。通过电影这一媒介,使得枯燥、乏味、抽象的道理变得生动、具体、形象。加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学校的先进设备日趋增多,教学环境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人们接触外国文学的几率大大增加,而不再仅仅是借助书本上的内容获取知识。另一方面,一些情况下,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往往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对作品认知的需求,如果单纯依靠教师的课堂讲解,就不能使学生完全掌握和理解英文文学中的深层内涵,有时文学中的这种深层含义是需要学生自己去领会的,此时就需要辅助原版电影加深学生的理解,学生可以通过电影的演示,寻找未知的答案。此外,许多的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都是典范,具有代表性,这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英美原版电影,可以使学生直接接触到更标准的外国语言,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学生的英语能力就会大大得到提升。而且在观看原版影片的同时,还能够提升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欣赏和鉴赏能力。 (二)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相关策略 首先,了解原版电影的背景。在观看原版电影之前,教师需要向学生交待影片及作者的相关背景然后提出一些和影片相关的问题。一方面能够增加学生观看影片的目的性,而不是盲目地看个热闹;另一方面还能够使学生养成思考问题的习惯。这种方式能够增加教学的针对性,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其次,观看原版电影不是最终目的,只是一种形式,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掌握和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形式。因此,学生在观看完影片,对相应英美文学有了一定理解的基础上,应多多鼓励学生写读后感悟、体会等,同时还可以开展一些团体活动,如报告会、心得分享会等,让学生对电影和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悟进行分享和讨论,一方面能够加深学生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另一方面还能提升学生对作品的欣赏、鉴赏以及分析能力。这才是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主要目的。 二、利用英美原版电影辅助 英美文学教学的策略英美原版电影只是学生提升自身文学作品鉴赏以及理解能力的辅助工具,并不能完全地用原版电影将文学作品取而代之,最重要的是通过原版电影去引导学生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原著。首先,要选取最能代表原著精神的影片,利于学生对原著的理解。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影片最能体现出原著的精神,而且无论是影片中的语言还是人物情节都对原著进行了最佳的诠释。学生可以在对影片理解的基础上,对原著进行阅读,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对原著有更深的体会。其次,要鼓励学生观看完整的原版电影。一部完整的原版电影能够使学生对原著的理解达到最佳的效果,但是由于课时的限制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在课堂上难以将原版影片进行完整播放,这种片段式的影片不利于学生领悟原著所要表达的内容。此时,教师需要鼓励学生在业余时间观看完整影片,并给学生布置一些与影片相关的问题以检测学生的观看和理解效果,同时还可以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从而增强影片的理解力。最后,对影片进行剪辑,实现对比式教学。无论是何种课程的教学,为了增强学生学习的效果,最有效的就是采用针对式的教学方式,即结合授课的内容,播放与其相关的部分影片。英美文学作品的教学也是如此。对影片进行合理的剪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与授课内容有关,应该包含作品中内容比较丰富、有着较深的文学意义,以及教师难以向学生讲述或者作品中情感难以表述的内容。以此实现文字与影片的结合。在许多情况下,一部相同的英美文学作品都是由许多不同的影片来诠释的,因此,教师在授课时可以用几种不同的剪辑影片实现对比式教学,考察学生对不同影片之间表达情感、思想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三、结语 虽然原版电影作为辅助工具,极大地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改变了学生对文学作品阅读的枯燥、乏味感,但是原版电影只是学生学习文学作品的一种辅助工具,它并不能完全代替英美文学原著。因此,原版电影只是催动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和热情,然后在这份热情和兴趣的驱使下,去阅读文学原著,从而对原著达到心领神会的目的。. 作者:陶冉冉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英美文学教学论文 一、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理由 (一)电影具有文学价值许多电影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电影在体现文学价值时具备两方面的内容。首先,电影的制作来源于文学的文本,电影不过是文学的一种载体。英美文学的文学色彩非常凸显,而电影的制作离不开文学文本,并且将文学文本用图像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许多人都希望电影可以体现更高的文学价值,而不是纯商业的电影制造,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去展现文学魅力的电影是人们特别期待的。其次,电影是对文学文本的另一种阐述。电影作为教学过程中应用的材料,教师可以与文本进行对比的讲解,积极引导学生对电影和文本间差异的思考,可以促进学生对文学更深入的理解。电影是具有文学价值的,学生通过电影材料,不仅可以更深入的研究文学,而且可以对英美文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二)电影可以辅助文学教学电影是英美文学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通过播放电影,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对文学的学习有更加深刻的印象。首先,师生之间的互动通过电影更易实现,学生看电影更加直观,能够促使学生的思考和理解,与教师或者其他学生进行沟通时更有想法。其次,学生通过观看电影,会对文本产生好奇心,善于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寻找与电影的不同之处,这就在无形之中增强了学生对原著的理解程度。在高校的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适当的为学生播放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辅助教学的手段。许多学生十分迷恋电影,播放电影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能更好的引导学生进入课堂状态,而学生对电影中的精彩片段不断回味,会试图从文本中寻找文学的魅力,这也就促进了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 (三)文本和图像结合是时代的要求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学生的思维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我国高校的传统教学方式必定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其教学方法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我国,有许多高校的专家学者等对电影引入课堂的教学方式达成了共识,并且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实现文本与图像的互动,从而更加适应教学方式的改革。 二、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原则 (一)选择材料的原则选择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态度开放。选择的电影素材只要是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有助于加强学生的文学文本的理解,就可以作为教学时选择的材料。目前来说,电影对原著进行的改编的方式有三种,即忠于原著的翻译式改编、细节性放大但与原著基本框架一致的改编、对原著大胆创新的自由式改编。这三种改编的方式中,最为肯定的是第一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两者也是有可取之处的,通过给学生播放后两种方式的电影,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从多种角度去看待文学作品。二是选材精炼。一部电影的播放时间较长,而高校学生的课时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将一整部电影全部播放完毕,所以教师在选材时,要使选择的材料与授课的内容高度相关,从而使教学效果发挥更加理想。倘若电影选材不当,可能对学生产生误导,因此需要教师在选材过程花费时间和精力,更准确的把握选材原则。 (二)播放材料的原则播放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收放合理;二是观评并举。首先,教师应该明确播放电影的目的。播放电影是为了使学生对文学加深理解,使学生轻松的学习英美文学,而不是给学生施加压力,增添负担。这就需要教师谨慎考虑电影播放,科学合理的使用电影素材,从而使电影引入课堂是一种放松的娱乐形式。其次,适时插入对电影内容的评论,鼓励学生对问题进行探讨,形成批判思维。在高校英美文学教学课堂上,教师利用电影播放手段时,需要对电影适时的停止、回放,并且按照教学计划对学生提出一些思考问题,既有利于学生的边看边思考,又不会使学生只是单纯的观看电影忽略了文学文本的学习。 三、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一)将学生课堂权力归还给学生将电影引入课堂,可以有效的使学生在课堂上发挥主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积极参与互动,二是学生自主选择相关电影素材。首先,教师授课之前,学生对文学文本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而通过教师课堂播放的电影,学生可以有效的将阅读文本和观看节目相结合,从而学生会获得更多的信息,对于影像中与文本有出入的地方,学生会深入思考,提出问题,十分有利于师生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其次,教师可以提前给学生布置任务,寻找与文学文本相关的影视资料,在课堂上互相展示成果,有效形成主体的对比,利于师生对影视资料与文学文本间不同之处的研究。 (二)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这种方法适合辅助对名人名家的教学活动中,因其作品较多,被翻拍成影视也较多,所以调动全班同学一起参与互动是十分有效的方法。首先,如果课堂学习的主人公背景较为复杂,作品较多,教师则没有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对相关资料进行搜集,所以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给各个小组布置任务,从而在课堂上起到汇总的效果。通过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的方法,可以使小组同学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更有效的对文学文本进行学习。 (三)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看法英美文学中,有许多名著的理解与学习难度很大,学生理解文学文本时会遇到许多困难,从而会使学生产生一定的畏惧和不满情绪,所以教师应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和看法,并在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给予赞同。在学习英美文学过程中,教师在课堂上播放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电影,这些电影通过现代意义的翻拍,能够增强学生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学生观看文学电影过程中,必定会对电影的某个情节产生共鸣,从而有自己的看法,教师应在学生理解未偏差的基础上对学生理解给予肯定,并且循序渐进引导学生加强理解。 (四)兼顾文本与图像的结合在我国高校的英美文学授课过程中,兼顾文学的内视性与图像的外在性相结合,从而促进教学活动达到更好的效果。英美文学的创作背景和时代与我国高校学生的生活背景和时代有很大偏差,所以学生往往不能更好的理解英美文学的内涵,而电影形式与我国高校学生的距离较近,通过电影的播放,可有效的帮助学生增强对文学文本的理解,还可以使学生对文本和电影进行对比,有利于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四、结论 总而言之,电影应用于高校的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中已经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对英美文学的理解,而且可以促进教学环节的互动性。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图像化越来越为广泛的青年群体所接受,通过图像的呈现,可以使高校学生更加明确英美文学的内涵,也可以促进学生在课文中积极寻找电影故事里的精彩片段。 作者:王晓蕊单位: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与文学发展自由之路 本文作者:石 锋 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这类文学常常以印刷的形式固化为具体的物质形态。但文论家们提及“文学”时,常指向这些作品所蕴含的精神层面以及由内容与形式所显现出的某些“本质”。还有人根据其社会功能而将文学视为某种精神特质,或仅仅表示一种运用语言的能力。由于彼此交叉又不重合的多种含义,“文学”一词常常被加上一些定语或词缀以表明所指,如现代文学、纯文学、网络文学、文学性、文学化等。甚至在同一个理论家那里,也会出现对“文学”的不同意义或内涵的使用。米勒在《文学死了吗》开篇就提出了一对相互矛盾的假设:文学行将消亡和文学既普遍又永恒。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文学中不断变化的部分(前者)和相对稳定的部分(后者)。那么,变化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否存在呢?米勒以印刷业的发展与读写能力的普及、民族文学的研究、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以及“自我”观念的确立等作为现代文学成为可能的基本特征,并以这些特征的转型或消解来昭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走向死亡的命运。根据米勒的追溯,该意义的文学得以确立也不过200余年的历史,更明确的狭义的文学观念则是近100年左右才广泛推及的。如果将这种文学观念视为以往全部文学连续性发展的成果,并将它的消亡作为整个文学历史的终结,则文学将面临的是结束历史使命,被其他人类活动取代的宿命。然而,如果仅将这200年的文学观念视为文学漫长演变历史的一个阶段性的表现,则它的结束便意味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文学不是走向消亡而是会有新变。的确,近两百年的文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度甚至成为人类生活中主要的精神活动,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200年的时间相对于文学数千年的历史而言,实在不能算很长。当现代意义的文学确立之时,是否意味着传统意义的文学已然消亡?印刷精美的文学典籍的出现,是否宣告了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的终结?当然不。既然此前的文学不仅没有消逝,反而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光芒,那么我们又为何面对印刷时代的终结而扼腕叹息着文学的衰落呢?当然,新媒体的出现使捧书而读日渐成为一道记忆中的风景,并对文学的生产与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意味着文学样式上的改变,也动摇了此前关于文学的本质与作用等的观念。如果此时宣告文学的死亡还太早的话,那么,在这新的时代乃至未来,文学又将靠什么作为根基才能确立自身作为文学的意义? 什么使文学成为可能 米勒所论,主要围绕着导致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得以确立的几个基本要素,他并未涉及古老的和传统的文学形态与文学理论,自然也不包括当代出现的新的文学现象。如果把文学这一概念放在文学史的背景上,则文学成为可能应追溯至其萌生的源头。当我们弄清文学何以产生,以及其后人们为什么离不开文学,文学在人们的生活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满足人类何种需求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也许才会得出一个较明确的结论,关于文学是否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并将走向消亡。关于文学的起源说法不一,较有影响的就包括模仿说、巫术说、游戏说和劳动说几种。且不论哪一种观念更接近历史真相,抑或历史上文学的产生本就是多源头的,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人类的创造物,一种精神产品,文学必是为满足人类某种需求才得以出现的。而作为长久以来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活动,文学必然与人类的某种根本性需求相联系,这也是决定文学本质及其未来命运的关键点。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的“类的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所谓“自由自觉”,就是人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活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正是仅仅由于这个缘故,人是类的存在物。换言之,正是由于他是类的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本身的生活对他说来才是对象。只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3]不论人类目前已实现了多大程度的“自由自觉”,还要经历哪些过程才能到达马克思理想中的“人获得全面和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追求解放与实现自由始终是人类奋斗的根本方向,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以物质生产活动克服生存资料的匮乏,获得肉体生存的条件,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从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同时,人类也以各种精神活动,如巫术和游戏,来克服心灵的恐惧与疑惑,进一步拓展着对外部世界的征服,以赢得更大的自由。在摆脱各种物质的与精神的,有形的与无形的限制、束缚与压抑的过程中,人类发展并确证着自己的价值与创造力,而这种确证又反过来激发人类向新的束缚挑战。因此,追求解放与自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优秀动力。当我们回过头来考察关于文学起源的诸种说法,不难发现,这些学说中都包含着人类解放自我的企图。“原始人并不满足于他们已经获得的现实生活条件,他们企求从精神上得到一个更大的空间———模仿、游戏、巫术都是进入这个空间的途径。劳动说则具体地阐述了这种精神企求的历史生产方式。可以说,这种企求迄今仍然是文学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4]正如萨特所言:“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5]人类以文学为途径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是多方面的,其具体内容与形式则取决于不同的历史语境,而文学的某些内涵及功用也相应发生着改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人们满足着文学用语言来构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并以之弥补现实的功能,这也就是米勒所说的,文学展现的“世俗魔法”[2]32。虚构,也成为很多人判断文学与非文学的重要标志。当人们在现实精神生活的某一方面,如情感、理想、欲望等受到压抑或遇到阻碍时,以虚构和想象的方式在文学的世界中释放或自我安慰,以获取替代性的和暂时的自由体验。弗洛伊德的“白日梦”理论和萨特的文学自由说正指向文学的此一功能。现实主义文论的典型说以及在中国一度颇具影响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观念等,也无不体现出人们以文学来弥补现实缺憾的做法。当人们以自由作为终极目标时,一切规则与约束都可能激起人们冲破它的愿望,虽然这些现有的规则在最初也许就是为了实现某种自由而设。这些规则包括社会制度、法律、道德规范以及一切可能成为权威和框框的东西。换句话说,一切具有约束力的东西都会成为自由的阻碍。而规则又总是理性的社会所必需的,要加以严格保护的,于是人们只好通过文学和艺术的渠道寻找突破口。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时代具有先锋性和革命性的思想和话语,总最先出现在文学艺术中的原因。在许多重大的历史革命中文学所起的推动作用也是有目共睹。因此,文学艺术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就不仅仅在于形象和情感等方面的特征,更表现在文艺的不合规范、非正统、非理性,及由此而形成的精神上的反叛姿态,显示出某种“离经叛道”的潜质。这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审美之维”———审美中的想象性活动是对于人类异化的一种解放形式。文学“向既定现实决定何谓‘真实’的垄断权提出了挑战,它是通过创造一个‘比现实本身更真实’的虚构世界来提出挑战的”[6]。值得一提的是,文学追求自由的目标并不一定要靠虚构来完成,因此,不能简单地以事实或虚构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因为虚构只是一种手段,而自由才是目的。一桩真实的事件可以取得和一部小说同样的感人效果。也有很多人指出,生活远比文学虚构更富有戏剧性,更充满着不可思议。这是因为,在现实中也有着实现自由的可能,虽然那常常是偶然性的和短暂的。米勒称:“所有文学作品,不论是否直接提到魔术做法,都可以视为一种魔术。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能开启新世界的咒语、戏法。”[2]32-33其实,魔术的魅力就在于使人感觉超越现实的常规,做出不可能的事(或称奇迹),而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对自由的体验。文学也正是以语言的方式描述着一个个令人着迷、惊叹、神往和震撼的新世界,使现实中的不可能变为文学世界中的现实。这是文学能够深入人们的生活,影响他们的心灵的根本原因。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同样是人们实现自由的重要途径)终于突破了文字阅读的障碍,直接以图像展现更加逼真和不可思议的魔术,于是影视作品取代了印刷文学的位置,网络虚拟世界填充着人们的生活空间。既然有比文学阅读更直接有效的方式,可以帮助人们完成体验自由的梦想,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人们“从书而终”呢? 告别的是什么 米勒忧心忡忡地说:“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2]7现代意义的文学已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学研究的转向和边缘化也成为文学行将消亡的最显著征兆之一。这种忧虑在文学领域早已弥漫,因为传统意义的文学的确正在淡出人们的生活。电子时代的来临宣告了“印刷时代的终结”[2]15;越来越多的人放下书本去观看影视作品;文学刊物的发行量迅速缩减;研究性图书馆正在过时。以竹简、纸张为传播媒介的书写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书籍是文化的载体,文字是主要的传播符号。然而,20世纪电子媒介开始抢占传统媒介的地盘。电影那种逼真、动人的影像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随着电视进驻千家万户,人们更是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影像的包围之下。计算机互联网则提供了一个集各种媒介于一身的传播系统,声音、影像、文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电子媒介系统已经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文化———电子文化。印刷文明并未完全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已遭到了电子文化的大幅度挤压。环绕于印刷文明周围的传统文化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甚至令丹尼尔•贝尔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7]米勒在他的《作为寄主的批评家》中提出了“寄生”与“寄主”的文本关系。他认为,每一部作品中都有一系列“寄生”的东西,即存在着对以前作品的模仿、借喻,乃至存在着以前作品的某些主要精神。但它们存在的方式奇特而隐晦,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升华又有歪曲,既有修正又有模仿……以前的文本既是新文本的基础,又被新文本以改编的方式破坏,或者说必须适应新文本的精神基础。新的文本既需要以前的文本,又需要破坏它们;既寄生于以前的文本,靠它们的精神实质生存,同时又是它们“邪恶的”寄主,通过吸食它们将它们破坏。“寄生”与“寄主”的关系存在于一切文本,形成一个历史的链条。这种关系贯穿于整个文学过程,不仅存在于文本的关系中,也存在于不同批评文本或批评话语之间。[8]我们不妨将这种关系推广至一切文化形态之间,传统的印刷文学与当代的影像作品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这样一种类似的状况。影视剧已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原有文学的影视形式,它有文学的话语方式和主要精神,在文化功能上也有许多一致性,然而它已成长为对“寄生物”———文学———具有一定杀伤力的新的“寄主”。 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专业人士以及那些久已习惯于阅读印刷书籍的人们,如米勒,自然不甘心于纸质文学被“吸食”甚至被取代的命运。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文学究竟以何种形式出现,是否被改写,文学的命运即将如何,这些似乎都无关紧要。虽然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文学曾一度独领风骚。在中国,还曾有以文选仕的制度,文学不仅是读书人的必修课,甚至是关乎个体安身立命与国家社稷的大事,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是,人类不会为任何理由而停止自己的脚步,因为追求超越与更大的自由是人类的本性。其实,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学并没有消亡,也不会消亡,因为人类不会放弃每一条通向自由的道路。文学与语言同在,只要人类还使用语言,文学就不会死亡。旧的文学走向终点,新的文学必将出现。现有的网络文学已极大限度地拓展了创作与阅读的自由度,超文本等新的文本样式提供了莫大的意义空间。而电影与电视剧毫无疑问是传统文学的变体与发展。文学在新的媒介中产生了多向度的意味,正以新的姿态进入更多人的生活。总之,用米勒的话来说:“印刷的书还会在长时间内维持其文化力量,但它统治的时代显然正在结束。新媒体正在日益取代它。这不是世界末日,而只是一个由新媒体统治的新世界的开始。”[2]17-18我们可以坦然地向印刷文学统治的时代告别,并乐观地迎接文学新时代的到来。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诗意研究论文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 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 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诗意分析论文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诗意分析论文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作品改编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电影,是现代传播的一种形式。在过去的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有许多的文学作品借助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形式得以广泛传播,经久不衰;电影也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库中汲取了丰富的创作源泉。近百年来,它们互生互长,共同繁荣,结出了累累硕果。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传播/电影/改编/发展 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这是此前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得以飞速发展,现代传播更是给20世纪中国文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如此紧密的关系或许是任何一个文学家和传播人所没有预料到的。 上个世纪9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部分专家学者就开始关注到了现代传播中的报刊、出版的研究,努力地发掘它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一道亮丽的、引人瞩目的风景线。尽管如此,“把‘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联结起来,做综合研究,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1](P103) 现代传播以书刊、报章、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为主要形式和手段,建构起了一个强大的“媒体大国”。它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带来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本文试从文学作品改编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摄成电影的情况,做一大致的勾勒,旨在揭示现代传播中的电影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和影响。这里并不包括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在内,若将这一部分也纳入范围的话,那将不是一篇文章所能承载得了的。 10-40年代:一个电影起步并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 20世纪中国文学从1917年胡适发起的“文学革命”开始,就与现代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声号角”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发表在当时创刊不久的《新青年》上。1918年上半年,“文学革命”从初期的理论建设转向创作阶段,以鲁迅先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学作品也相继发表在《新青年》上。20世纪中国文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之际,中国的现代传播尚停留在书刊、报章、出版的阶段,电影也刚刚在中国拓荒起步不久。做为现代传播形式和手段之一的电影实际上在发明后的第二年(1896年)就传入了中国。但中国人自己拍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却是在近十年后的1905年完成的,且是黑白片,无声片,又是根据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相关章节改编成京剧而后搬上电影银幕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定军山》开了先河,而且是把最古老的传统文化与最新的艺术样式结合到了一起。对于20世纪10-40年代这段时间里的中国文学,有学者认为:那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2](P279—280)但我更愿意说:那是一个电影刚刚起步并将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原因有三: 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作家队伍中很早就有人先后触“电”,参与到现代传播之电影的活动中来,接触到了电影这一当时最新的传播艺术形式。他们有的涉略过电影理论,有的写过电影批评,有的进行过电影创作。如:张恨水、徐枕亚、包天笑、侯曜、平江不肖生、欧阳予倩、洪深、田汉、鲁迅、郭沫若、夏衍、阿英(钱杏@①)、阳翰笙、郑伯奇、沈雁冰、陈白尘、翟秋白、周扬、宋之的、刘呐鸥、穆时英、张骏祥、曹禺、陈残云、吴祖光、张爱玲、黄谷柳、姚雪垠、端木蕻良等等。 二、电影传入中国后,催生了20世纪中国文学园地的另一支奇葩——电影文学。电影文学是为拍摄电影创作的文学脚本。电影在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事先写好剧本,正如《新文学大系、戏剧导言》中所言:“那时的电影界也和文明戏一样,只用幕表而不用详细的脚本的。”它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萌芽的。现代传播之电影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从这里可窥一斑。据有人统计:从10-40年代,“仅由上述现代文学作家编写的脚本拍摄成片的电影就有两百多部(还不包括他们为数不少的没有拍成电影的剧本,以及发表在报刊文学杂志上的作品)。”[3](P20) 三、最重要的当然是这期间由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的电影了。这是廿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最早一代的电影人从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大量移植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的工作。”[4](P129)由上述的中国现代作家编写的并拍成电影的两百多部电影中,就有近半数的电影是根据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据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根据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影片的电影近百部,其中大部分是在中国电影在30年代走向成熟期以后拍摄的。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最多与电影联系在一起的恐怕要数“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了,“鸳鸯蝴蝶派”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名躁一时、影响极大、且形成一个“流派”,大概与之有密切的联系,而在其中又要数张恨水的作品改编并拍成电影的最多、影响也最大、最广。如:“《玉梨魂》(徐枕玉,1924)、《弃妇》(根据候曜同名舞台剧改编,1924)、《小朋友》(根据包天笑小说《苦儿流浪记》改编,1925)、《火烧经莲寺》(根据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改编,1928年)、《落霞孤鹜》(张恨水,1932)、《啼笑姻缘》(张恨水,1932年)、《满江红》(张恨水,1933年)、《欢喜冤家》(张恨水,1434年)等。此外,还有根据曹禺同名话剧改编的影片《雷雨》(1938年)、《日出》(1938年)、《森林恩仇记》(原著《原野》,1941年)、《京华旧梦》(原著《北京人》,1944年)。有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春蚕》(1933年),有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家》(1941年)、《春》(1943年)、《秋》(1943年),鲁迅的《祝福》(1948年),等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49年以前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电影由于技术上的多种因素,发展是颇缓慢的,虽然在这近30年中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发展,但还只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层面上。电影的发展实际上还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直接影响到电影灯光、音响、美工、道具、布景、色彩、摄影设备、剪辑、以及电影胶片等等多个环节,甚至还有编、导、演方面的人员的文化、文学的素养的影响。当今天我们在观看那些“老影片”时便会感到画质不良:画面模糊;音质不良:声音不清等等。所有这些在当时的环境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受到了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 50—70年代:一个电影从成熟走向停滞的文学时代 如果说10—4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电影一起走过了一个从拓荒起步走向成熟的历程,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在30—40年代有过一个小高潮,那么另外一个高潮的出现则是在建国后的“十七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初期,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就显示出了勃勃的生机,尽管此时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如“迎面风”吹来,但是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却一部接着一部拍摄出来。有根据解放区时期的同名歌剧改编而成的《白毛女》、《刘胡兰》,根据孔厥、袁静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新儿女英雄传》,根据老舍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我这一辈子》,根据萧也牧同名小说改编的《我们夫妇之间》,根据老舍同名话剧改编的《方珍珠》等。这些电影有的歌赞了人民革命战争和人民英雄,有的揭示了过去的黑暗年代和人民的苦难;有的歌颂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对于刚刚从战争的岁月里走进和平幸福生活中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何等的赏心悦目。对新中国文学的发展,这些电影在建国初期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它似乎在向人们昭示:这是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前景是十分广阔、灿烂辉煌的! 新中国的电影实际上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一度受阻,发展减慢了些许。但在随后的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发表之后,以及60年代初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之后又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个突破性的飞跃,形成了一个改编的高潮。这一时期改编成电影的主要是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上。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中,大概只有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是一路绿灯,通行无阻,得到了最好的发展,这也就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创作来源,使中国的电影得以长足的发展。当然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也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形式得以流传。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大致有三类: 一就是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几乎没有不被改编拍成电影的。如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梁斌的《红旗谱》、雪克的《战斗里的青春》等等,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生活几乎都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方式得到了一一的展现,甚至连建国初期刚发生不久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如:陆柱国的《上甘岭》、巴金的《英雄儿女》。 二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改编。如:鲁迅的《祝福》、巴金的《家》、茅盾的《林家铺子》、柔石的《二月》等,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名著在建国以后改编成电影,自然赋予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但由于站在一个所谓的新的历史的高度进行演绎,尽管也强调了“忠实原著精神”的原则,但仍不免打上了“左”的思想的印迹,在改编、拍摄这些作品时难免有“曲解”、“误读”之嫌。 三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炼的《枯木逢春》、胡可的《槐树庄》、刘厚明的《箭杆河边》、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老舍的《龙须沟》等。 从以上三类文学作品的改编来看,革命历史题材的数量最多,也取得了更大的影响,取得了更高的成就,相比之下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的数量少,且影响和成就也不大。分析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十七年”中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本身就不多。况且现实题材的作品也难写。在50-60年代那个讲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左”的思想愈演愈烈、知识分子文化人被排斥在工农兵队伍之外的年代里,我们的文学家可谓是噤若寒蝉,战战惊惊,不敢轻易去触及“现实”这条敏感的神经,唯恐一不小心就要遭殃。在那个年代,即使创作出来的现实题材作品,也多是粉饰现实,粉饰太平一类的“应时之作”,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从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到1957年的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再到对那些大胆干预生活、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突破“禁区”作品的批判,直到狂风暴雨般的“十年”,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且都是拿文艺界开刀问斩而引发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以及现实题材的作品改编受到极大的限制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我们从“十七年”中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那一长串的名单上的确可以感受到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辉煌,它的确构成过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中国的老百姓在那个物质贫乏,没有更多的娱乐方式来满足精神需求的年代里,电影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慰藉,他们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方式了解了更多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且在他们的心中成为了“经典”难于抹去,对这些文学作品也好,电影作品也好,留下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经典”情结,以至于今天有些人想重新“解构”、“消解”这些“经典”的时候,在他们的心中迸发出了一种带有本能性的抗拒情绪。我想这大概就是现代传播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吧?!近几年来,重拍当年这些“经典”的电影也好,电视也好,有几部算得上是成功之作呢?又有几部超越了当年的这些“经典”而受到欢迎和好评呢? 80年代以来:一个电影复苏、电视崛起的文学时代 中国的文学和电影在经历了“十年”的沉寂之后于80年代开始复苏。稍后一个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及改革开放的深化,现代传播之电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开始普及,这预示着一个电影复苏、电视崛起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中国电影在“十年”中被一条“文艺黑线专政论”彻底地否定得一干二净,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自然也在其中而不能幸免。诺大的一个中国电影领域差不多只剩下了“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八样”(八个样板戏),但我们还能有幸看到几个闪光的点:《艳阳天》(浩然原著)、《海霞》(根据黎汝清《海岛女民兵》改编)、《闪闪的红星》(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改编)。文学作品和电影几乎脱轨。 中国文学和电影从80年代开始复苏以后,并且迅速地再度携起手来,重新接轨。《天云山传奇》(鲁彦周原著、编剧)、《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原著、编剧)、《牧马人》(李准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枫》(郑义原著、编剧)、《许茂和她的女儿们》(王炎根据周克芹同名小说改编)等一批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较早对包括“十年”在内的“十七年”的历史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和深刻的反思。文学与电影联手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推波助澜,尽情地渲泄了人们被压抑了多年的心声。 这时,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改编成电影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强劲气势,先后投下了几个“重磅炸弹”:如《小花》(前涉根据小说《桐柏英雄》改编)、《一个和八个》(张子良、王吉臣根据郭小川同名叙事诗改编)、《黄土地》(张子良编剧)、《红高梁》(莫言原著,陈剑雨、朱伟、莫言编剧)等。和“十七年”的同类作品比较,这时期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新的探索,并做出了新的突破。《小花》大胆触及到了战争中人的命运和情感,具有很浓的人情味、人性味;《一个和八个》开掘了人的尊严和人性,并且在影像造型及画面构图上大胆采用了不平衡的构图法;《黄土地》取材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从散文取材拍电影这恐怕是从来没有过的,同时用非叙事结构展示了中国愚昧落后的一面,空间造型感尤为强烈;《红高梁》在色彩运用方面极有创意,红色色彩的运用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个性的张扬酣畅淋漓。 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之电影得以最大限度的发展,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经改编成电影之后迅速、及时地得以传播,这与“十七年”中的同类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较为宽松的环境中,作家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改革开放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写出了一大批现实题材的作品,这就给新时期的电影提供了一个极为丰富的创作源泉,使电影有了近距离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机会。《人到中年》(谌容原著、编剧)突出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年知识分子的境遇;《祸起萧墙》(水运宪原著,叶丹、祝鸿生编剧)揭示了社会心理给改革带来的尖锐矛盾;《血,总是热的》(宗福先、贺国甫编剧)热情地讲述了一个工厂厂长锐意改革的故事;《花园街5号》(李国文原著、李玲修编剧)在一个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上触及了改革现实中的一系列新问题;《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原著,李准、李存葆编剧)一方面凸现了当代军人的丰采,一方面又没有回避当代军人生活中的问题;《人生》(路遥原著、编剧)关注了一个当代青年几起几落的命运悲剧;《野山》(颜学恕、竹子根据贾平凹《鸡洼窝人家》改编)通过两个农村青年换妻的故事,大胆凸现了当代人的人生态度、婚姻观念、价值观念;《老井》(郑义原著、编剧)展现出中国农民生之艰难的生活图景;《哦,香雪》(铁凝原著,铁凝、谢小晶、汪流编剧)突出表现新一代乡村青年对现代文明的急切渴望和追求;《红衣少女》(陆小雅根据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反映了当代(女)青年面对急剧变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所表现出的复杂的心态等等。中国的文学,中国的电影似乎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生活,接近大众。 80年代以来似乎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现代文学名著的改编,我们不妨将其称为“第三次浪潮”。现代文学名著改编成电影的“第三次浪潮”来之并不平凡。众所周知,“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子曾经延伸至现代文学的历史中横扫一遍,除鲁迅先生之外,几乎所有的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成了“毒草”。粉碎“”后,随着一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过去的“毒草”又都成了“重放的鲜花”。整个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又是一个“现代作家热”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一大批的现代作家的作品被纷纷改编成电影,使得这些现代“经典”承露了现代文明的“洗礼”,通过现代传播的手段之一——电影——进一步得以流传。“第三次浪潮”是从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开始的,单在1981年就有鲁迅的三个小说作品被改编成电影,《阿Q正传》(陈白尘改编)、《伤逝》(水华改编)、《药》(肖尹宪、吕绍廉改编)。以后被改编成电影的有:茅盾的《子夜》(桑孤改编)、巴金的《寒夜》(阙文、林洪桐改编)、老舍的《骆驼样子》(凌子风改编)、曹禺的《雷雨》(孙道临改编)、《日出》(曹禺、万方改编)、《原野》(凌子、古思改编)、《湘女萧萧》(张弦根据沈从文的《萧萧》改编)、张天翼的《包氏父子》(谢铁骊改编)、许地山的《春桃》(韩兰芳改编)等。其时,现代传播的另一崛起的形式——电视——也加入了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的行列。20世纪中国作家和作品从未与现代传播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让人们通过现代传播的电影、电视了解了他们曾经熟识又陌生的久违了的现代作家和他们作品。80年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给电影、电视在其艺术形式上注入了更新的成分,这些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科技含量极高的电影、电视中得到了全新的阐释。新一轮的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比起“十七年”中的改编明显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层面。不仅仅这一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电影技术上的巨大发展,80年代电影的音响、灯光、色彩、摄影设备、剪辑设备、电影胶片等,科技上的含量大大提升;此外,编剧、导演、演员的思想观念有了巨大的转变,艺术修养、对电影艺术的理解也大幅度提升;还有就是从事文学、电影的文艺工作者思想观念的改观,摒弃了过去带传统的、“左”的思想的有色眼镜去看待、理解中国现代作家和作品的思维模式,抛弃动辙阶级分析、社会学、政治学的批评方法。所有这些因素很好地保障了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能在改编、拍摄的发展道路上飞速行进。 当然,新一轮的现代作家热的电影改编并非尽善尽美,并非改编者不懂得应该忠实于原著,也不在于改编者的文字功底差,而在于改编者对这些名家名作“原著精神”及“大师动力”的把握和理解上,有些改编者并没有将这些名家和他们的名作“还原”到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当中去,而是站在所谓的今天的历史的高度,想当然地去认识和理解这些名家和名著,这样一来,势必在理解上对这些名家名著产生一定程度的偏差,而使这些名家名作在一定程度上变形、走样。尽管有些改编者自以为满意地陶醉在自己的“大手笔”中,也尽管借助了媒体大肆地“炒作”吹嘘、鼓噪,但对有些改编后拍摄成的影片观众并不看好,甚至没能引起一点的反响。反倒将一部“经典”糟蹋得一塌糊涂,削弱了原著的艺术感染力。向广大观众传播的并不是“原汁原味”的“经典”。这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够改编成影片的,做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和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电视还是有区别的,改编者应当从本质上注意把握这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艺术形式。夏衍当年改编《祝福》时加上的祥林嫂挥刀“砍门槛”的败笔之处让人记忆犹新。鲁迅先生当年就《阿Q正传》的改编所说的话仍然是那样中肯——“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舞台,将只剩下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5](P26)所幸的是在这新一轮的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热中这样的不足实尚不多。 本文只是粗略地勾勒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互生共长的大致情形,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和现代传播之电影就好似一株茁壮的长春藤与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互生共长,郁郁葱葱。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库之中还有许多优良的种子,随着现代传播多种形式的出现,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株长春藤必然会继续在现代传播这棵参天大树上继续攀援。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诗意管理论文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文学现代电影传播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电影,是现代传播的一种形式。在过去的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有许多的文学作品借助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形式得以广泛传播,经久不衰;电影也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库中汲取了丰富的创作源泉。近百年来,它们互生互长,共同繁荣,结出了累累硕果。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传播/电影/改编/发展 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这是此前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得以飞速发展,现代传播更是给20世纪中国文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如此紧密的关系或许是任何一个文学家和传播人所没有预料到的。 上个世纪9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部分专家学者就开始关注到了现代传播中的报刊、出版的研究,努力地发掘它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一道亮丽的、引人瞩目的风景线。尽管如此,“把‘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联结起来,做综合研究,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1](P103) 现代传播以书刊、报章、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为主要形式和手段,建构起了一个强大的“媒体大国”。它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带来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本文试从文学作品改编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摄成电影的情况,做一大致的勾勒,旨在揭示现代传播中的电影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和影响。这里并不包括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在内,若将这一部分也纳入范围的话,那将不是一篇文章所能承载得了的。 10-40年代:一个电影起步并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 20世纪中国文学从1917年胡适发起的“文学革命”开始,就与现代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声号角”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发表在当时创刊不久的《新青年》上。1918年上半年,“文学革命”从初期的理论建设转向创作阶段,以鲁迅先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学作品也相继发表在《新青年》上。20世纪中国文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之际,中国的现代传播尚停留在书刊、报章、出版的阶段,电影也刚刚在中国拓荒起步不久。做为现代传播形式和手段之一的电影实际上在发明后的第二年(1896年)就传入了中国。但中国人自己拍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却是在近十年后的1905年完成的,且是黑白片,无声片,又是根据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相关章节改编成京剧而后搬上电影银幕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定军山》开了先河,而且是把最古老的传统文化与最新的艺术样式结合到了一起。对于20世纪10-40年代这段时间里的中国文学,有学者认为:那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2](P279—280)但我更愿意说:那是一个电影刚刚起步并将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原因有三: 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作家队伍中很早就有人先后触“电”,参与到现代传播之电影的活动中来,接触到了电影这一当时最新的传播艺术形式。他们有的涉略过电影理论,有的写过电影批评,有的进行过电影创作。如:张恨水、徐枕亚、包天笑、侯曜、平江不肖生、欧阳予倩、洪深、田汉、鲁迅、郭沫若、夏衍、阿英(钱杏@①)、阳翰笙、郑伯奇、沈雁冰、陈白尘、翟秋白、周扬、宋之的、刘呐鸥、穆时英、张骏祥、曹禺、陈残云、吴祖光、张爱玲、黄谷柳、姚雪垠、端木蕻良等等。 二、电影传入中国后,催生了20世纪中国文学园地的另一支奇葩——电影文学。电影文学是为拍摄电影创作的文学脚本。电影在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事先写好剧本,正如《新文学大系、戏剧导言》中所言:“那时的电影界也和文明戏一样,只用幕表而不用详细的脚本的。”它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萌芽的。现代传播之电影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从这里可窥一斑。据有人统计:从10-40年代,“仅由上述现代文学作家编写的脚本拍摄成片的电影就有两百多部(还不包括他们为数不少的没有拍成电影的剧本,以及发表在报刊文学杂志上的作品)。”[3](P20) 三、最重要的当然是这期间由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的电影了。这是廿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最早一代的电影人从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大量移植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的工作。”[4](P129)由上述的中国现代作家编写的并拍成电影的两百多部电影中,就有近半数的电影是根据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据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根据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影片的电影近百部,其中大部分是在中国电影在30年代走向成熟期以后拍摄的。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最多与电影联系在一起的恐怕要数“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了,“鸳鸯蝴蝶派”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名躁一时、影响极大、且形成一个“流派”,大概与之有密切的联系,而在其中又要数张恨水的作品改编并拍成电影的最多、影响也最大、最广。如:“《玉梨魂》(徐枕玉,1924)、《弃妇》(根据候曜同名舞台剧改编,1924)、《小朋友》(根据包天笑小说《苦儿流浪记》改编,1925)、《火烧经莲寺》(根据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改编,1928年)、《落霞孤鹜》(张恨水,1932)、《啼笑姻缘》(张恨水,1932年)、《满江红》(张恨水,1933年)、《欢喜冤家》(张恨水,1434年)等。此外,还有根据曹禺同名话剧改编的影片《雷雨》(1938年)、《日出》(1938年)、《森林恩仇记》(原著《原野》,1941年)、《京华旧梦》(原著《北京人》,1944年)。有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春蚕》(1933年),有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家》(1941年)、《春》(1943年)、《秋》(1943年),鲁迅的《祝福》(1948年),等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49年以前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电影由于技术上的多种因素,发展是颇缓慢的,虽然在这近30年中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发展,但还只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层面上。电影的发展实际上还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直接影响到电影灯光、音响、美工、道具、布景、色彩、摄影设备、剪辑、以及电影胶片等等多个环节,甚至还有编、导、演方面的人员的文化、文学的素养的影响。当今天我们在观看那些“老影片”时便会感到画质不良:画面模糊;音质不良:声音不清等等。所有这些在当时的环境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受到了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 50—70年代:一个电影从成熟走向停滞的文学时代 如果说10—4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电影一起走过了一个从拓荒起步走向成熟的历程,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在30—40年代有过一个小高潮,那么另外一个高潮的出现则是在建国后的“十七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初期,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就显示出了勃勃的生机,尽管此时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如“迎面风”吹来,但是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却一部接着一部拍摄出来。有根据解放区时期的同名歌剧改编而成的《白毛女》、《刘胡兰》,根据孔厥、袁静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新儿女英雄传》,根据老舍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我这一辈子》,根据萧也牧同名小说改编的《我们夫妇之间》,根据老舍同名话剧改编的《方珍珠》等。这些电影有的歌赞了人民革命战争和人民英雄,有的揭示了过去的黑暗年代和人民的苦难;有的歌颂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对于刚刚从战争的岁月里走进和平幸福生活中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何等的赏心悦目。对新中国文学的发展,这些电影在建国初期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它似乎在向人们昭示:这是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前景是十分广阔、灿烂辉煌的! 新中国的电影实际上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一度受阻,发展减慢了些许。但在随后的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发表之后,以及60年代初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之后又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个突破性的飞跃,形成了一个改编的高潮。这一时期改编成电影的主要是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上。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中,大概只有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是一路绿灯,通行无阻,得到了最好的发展,这也就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创作来源,使中国的电影得以长足的发展。当然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也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形式得以流传。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大致有三类: 一就是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几乎没有不被改编拍成电影的。如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梁斌的《红旗谱》、雪克的《战斗里的青春》等等,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生活几乎都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方式得到了一一的展现,甚至连建国初期刚发生不久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如:陆柱国的《上甘岭》、巴金的《英雄儿女》。 二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改编。如:鲁迅的《祝福》、巴金的《家》、茅盾的《林家铺子》、柔石的《二月》等,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名著在建国以后改编成电影,自然赋予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但由于站在一个所谓的新的历史的高度进行演绎,尽管也强调了“忠实原著精神”的原则,但仍不免打上了“左”的思想的印迹,在改编、拍摄这些作品时难免有“曲解”、“误读”之嫌。 三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炼的《枯木逢春》、胡可的《槐树庄》、刘厚明的《箭杆河边》、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老舍的《龙须沟》等。 从以上三类文学作品的改编来看,革命历史题材的数量最多,也取得了更大的影响,取得了更高的成就,相比之下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的数量少,且影响和成就也不大。分析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十七年”中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本身就不多。况且现实题材的作品也难写。在50-60年代那个讲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左”的思想愈演愈烈、知识分子文化人被排斥在工农兵队伍之外的年代里,我们的文学家可谓是噤若寒蝉,战战惊惊,不敢轻易去触及“现实”这条敏感的神经,唯恐一不小心就要遭殃。在那个年代,即使创作出来的现实题材作品,也多是粉饰现实,粉饰太平一类的“应时之作”,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从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到1957年的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再到对那些大胆干预生活、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突破“禁区”作品的批判,直到狂风暴雨般的“十年”,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且都是拿文艺界开刀问斩而引发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以及现实题材的作品改编受到极大的限制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我们从“十七年”中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那一长串的名单上的确可以感受到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辉煌,它的确构成过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中国的老百姓在那个物质贫乏,没有更多的娱乐方式来满足精神需求的年代里,电影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慰藉,他们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方式了解了更多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且在他们的心中成为了“经典”难于抹去,对这些文学作品也好,电影作品也好,留下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经典”情结,以至于今天有些人想重新“解构”、“消解”这些“经典”的时候,在他们的心中迸发出了一种带有本能性的抗拒情绪。我想这大概就是现代传播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吧?!近几年来,重拍当年这些“经典”的电影也好,电视也好,有几部算得上是成功之作呢?又有几部超越了当年的这些“经典”而受到欢迎和好评呢? 80年代以来:一个电影复苏、电视崛起的文学时代 中国的文学和电影在经历了“十年”的沉寂之后于80年代开始复苏。稍后一个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及改革开放的深化,现代传播之电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开始普及,这预示着一个电影复苏、电视崛起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中国电影在“十年”中被一条“文艺黑线专政论”彻底地否定得一干二净,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自然也在其中而不能幸免。诺大的一个中国电影领域差不多只剩下了“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八样”(八个样板戏),但我们还能有幸看到几个闪光的点:《艳阳天》(浩然原著)、《海霞》(根据黎汝清《海岛女民兵》改编)、《闪闪的红星》(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改编)。文学作品和电影几乎脱轨。 中国文学和电影从80年代开始复苏以后,并且迅速地再度携起手来,重新接轨。《天云山传奇》(鲁彦周原著、编剧)、《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原著、编剧)、《牧马人》(李准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枫》(郑义原著、编剧)、《许茂和她的女儿们》(王炎根据周克芹同名小说改编)等一批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较早对包括“十年”在内的“十七年”的历史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和深刻的反思。文学与电影联手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推波助澜,尽情地渲泄了人们被压抑了多年的心声。 这时,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改编成电影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强劲气势,先后投下了几个“重磅炸弹”:如《小花》(前涉根据小说《桐柏英雄》改编)、《一个和八个》(张子良、王吉臣根据郭小川同名叙事诗改编)、《黄土地》(张子良编剧)、《红高梁》(莫言原著,陈剑雨、朱伟、莫言编剧)等。和“十七年”的同类作品比较,这时期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新的探索,并做出了新的突破。《小花》大胆触及到了战争中人的命运和情感,具有很浓的人情味、人性味;《一个和八个》开掘了人的尊严和人性,并且在影像造型及画面构图上大胆采用了不平衡的构图法;《黄土地》取材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从散文取材拍电影这恐怕是从来没有过的,同时用非叙事结构展示了中国愚昧落后的一面,空间造型感尤为强烈;《红高梁》在色彩运用方面极有创意,红色色彩的运用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个性的张扬酣畅淋漓。 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之电影得以最大限度的发展,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经改编成电影之后迅速、及时地得以传播,这与“十七年”中的同类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较为宽松的环境中,作家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改革开放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写出了一大批现实题材的作品,这就给新时期的电影提供了一个极为丰富的创作源泉,使电影有了近距离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机会。《人到中年》(谌容原著、编剧)突出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年知识分子的境遇;《祸起萧墙》(水运宪原著,叶丹、祝鸿生编剧)揭示了社会心理给改革带来的尖锐矛盾;《血,总是热的》(宗福先、贺国甫编剧)热情地讲述了一个工厂厂长锐意改革的故事;《花园街5号》(李国文原著、李玲修编剧)在一个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上触及了改革现实中的一系列新问题;《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原著,李准、李存葆编剧)一方面凸现了当代军人的丰采,一方面又没有回避当代军人生活中的问题;《人生》(路遥原著、编剧)关注了一个当代青年几起几落的命运悲剧;《野山》(颜学恕、竹子根据贾平凹《鸡洼窝人家》改编)通过两个农村青年换妻的故事,大胆凸现了当代人的人生态度、婚姻观念、价值观念;《老井》(郑义原著、编剧)展现出中国农民生之艰难的生活图景;《哦,香雪》(铁凝原著,铁凝、谢小晶、汪流编剧)突出表现新一代乡村青年对现代文明的急切渴望和追求;《红衣少女》(陆小雅根据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反映了当代(女)青年面对急剧变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所表现出的复杂的心态等等。中国的文学,中国的电影似乎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生活,接近大众。 80年代以来似乎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现代文学名著的改编,我们不妨将其称为“第三次浪潮”。现代文学名著改编成电影的“第三次浪潮”来之并不平凡。众所周知,“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子曾经延伸至现代文学的历史中横扫一遍,除鲁迅先生之外,几乎所有的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成了“毒草”。粉碎“”后,随着一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过去的“毒草”又都成了“重放的鲜花”。整个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又是一个“现代作家热”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一大批的现代作家的作品被纷纷改编成电影,使得这些现代“经典”承露了现代文明的“洗礼”,通过现代传播的手段之一——电影——进一步得以流传。“第三次浪潮”是从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开始的,单在1981年就有鲁迅的三个小说作品被改编成电影,《阿Q正传》(陈白尘改编)、《伤逝》(水华改编)、《药》(肖尹宪、吕绍廉改编)。以后被改编成电影的有:茅盾的《子夜》(桑孤改编)、巴金的《寒夜》(阙文、林洪桐改编)、老舍的《骆驼样子》(凌子风改编)、曹禺的《雷雨》(孙道临改编)、《日出》(曹禺、万方改编)、《原野》(凌子、古思改编)、《湘女萧萧》(张弦根据沈从文的《萧萧》改编)、张天翼的《包氏父子》(谢铁骊改编)、许地山的《春桃》(韩兰芳改编)等。其时,现代传播的另一崛起的形式——电视——也加入了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的行列。20世纪中国作家和作品从未与现代传播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让人们通过现代传播的电影、电视了解了他们曾经熟识又陌生的久违了的现代作家和他们作品。80年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给电影、电视在其艺术形式上注入了更新的成分,这些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科技含量极高的电影、电视中得到了全新的阐释。新一轮的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比起“十七年”中的改编明显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层面。不仅仅这一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电影技术上的巨大发展,80年代电影的音响、灯光、色彩、摄影设备、剪辑设备、电影胶片等,科技上的含量大大提升;此外,编剧、导演、演员的思想观念有了巨大的转变,艺术修养、对电影艺术的理解也大幅度提升;还有就是从事文学、电影的文艺工作者思想观念的改观,摒弃了过去带传统的、“左”的思想的有色眼镜去看待、理解中国现代作家和作品的思维模式,抛弃动辙阶级分析、社会学、政治学的批评方法。所有这些因素很好地保障了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能在改编、拍摄的发展道路上飞速行进。 当然,新一轮的现代作家热的电影改编并非尽善尽美,并非改编者不懂得应该忠实于原著,也不在于改编者的文字功底差,而在于改编者对这些名家名作“原著精神”及“大师动力”的把握和理解上,有些改编者并没有将这些名家和他们的名作“还原”到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当中去,而是站在所谓的今天的历史的高度,想当然地去认识和理解这些名家和名著,这样一来,势必在理解上对这些名家名著产生一定程度的偏差,而使这些名家名作在一定程度上变形、走样。尽管有些改编者自以为满意地陶醉在自己的“大手笔”中,也尽管借助了媒体大肆地“炒作”吹嘘、鼓噪,但对有些改编后拍摄成的影片观众并不看好,甚至没能引起一点的反响。反倒将一部“经典”糟蹋得一塌糊涂,削弱了原著的艺术感染力。向广大观众传播的并不是“原汁原味”的“经典”。这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够改编成影片的,做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和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电视还是有区别的,改编者应当从本质上注意把握这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艺术形式。夏衍当年改编《祝福》时加上的祥林嫂挥刀“砍门槛”的败笔之处让人记忆犹新。鲁迅先生当年就《阿Q正传》的改编所说的话仍然是那样中肯——“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舞台,将只剩下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5](P26)所幸的是在这新一轮的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热中这样的不足实尚不多。 本文只是粗略地勾勒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互生共长的大致情形,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和现代传播之电影就好似一株茁壮的长春藤与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互生共长,郁郁葱葱。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库之中还有许多优良的种子,随着现代传播多种形式的出现,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株长春藤必然会继续在现代传播这棵参天大树上继续攀援。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观评价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围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界对著名电影理论家、剧作家、导演张骏祥提出电影的文学价值等主张的评价问题作了分析,充分肯定了张骏祥电影文学观的学理价值。 【关键词】张骏祥;电影的文学性;叙事传统 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工作者曾密切关注过电影文学性和文学价值的电影学术问题,90年代电影界有学者重申和发挥了当时参与该问题讨论的重要人物——著名电影理论家、剧作家、导演张骏祥所提电影的文学价值等主张,肯定了张骏祥电影文学观的合理性①,本人虽已发表《论张骏祥的电影文学观》②,但意犹未尽,加一补充,以期引起进一步探求电影本体论意义上电影文学的价值。 张骏祥指出:“电影文学应该不是指纸上印出来的剧本,而是最后通过电影表现手段拍出来的电影。真正最后完成的电影文学是在银幕上放出来的电影。 “电影文学究竟是指什么而言呢?一般讲电影文学,往往想到的是印在纸上的电影剧本,说是影片的基矗……但剧本确实还不是完成了的电影文学。真正的电影文学的完成形式是最后在银幕上放映出来的影片。……真正完成的戏剧文学是在舞台上对观众演出了的那台戏。人们对那些只能在书房里读读,在舞台上没有效果的‘书斋剧’,是不承认它是好戏剧文学的。即使是好作品,例如契诃夫的剧本,在没有得到莫斯科小剧院的演出之前,也不可能真正显现出它的光辉。一个电影剧本的光辉,更是非拍成影片在银幕上放映,就不能完全显现出来。”④ 《不要忘了文学》一文里,荒煤讲:“电影文学,只有通过影片的再创造,才能够最终体现其文学价值。”可说与张骏祥的观点一致。《电影剧作》1982年第4期刊登过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开展关于电影文学性的讨论的几种观点,也可佐证、补充张骏祥、荒煤关于电影是最终体现文学价值的主张。一种观点认为,电影剧本不是阅读文学,而是未来影片拍摄的基矗因此,除了一般文学的规律之外,电影文学还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它要服从于电影综合艺术的形式,要考虑到为未来影片提供摄影、音乐、美工等综合艺术发挥的天地。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应把电影的文学性单纯理解为电影剧本的文学性。一部影片的文学性要靠综合艺术各部门的共同努力来完成。也就是说,电影的文学性是指整部影片用综合艺术手段所体现出来的文学性。它涉及各个艺术部门,优秀是看能否运用这些艺术手段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对象。对电影的文学性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电影剧作的文学语言和描段,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影片反映生活真实,探索现实的底蕴、创造艺术美的严肃追求上。 张骏祥所理解的真正最后完成的电影文学是在银幕上放出来的电影,“实质上这是一种对于影片的高级要求,根据这样的要求,一些只讲究编造情节,不注重刻画人物,甚至低级庸俗、毫无文学气味的影片就不能列入电影文学之林。它的出发点是以文学的高度来要求电影,其目的显然在于提高影片的文学素质和艺术质量。这种提法的用心无疑是可取的,但是,按照流行的观点,电影文学的基本涵义仍旧是指‘纸上打印出来的剧本’,而不是指影片本身。因为影片是由镜头画面组成的,不是由文学组成的,因而是电影艺术,而不是电影文学;只有用文字组成的电影剧本才是电影文学。”⑤这一观点是相当有代表性的,说影片是由镜头画面组成的,涉及电影的外感形式,镜头画面要表述故事、情节,离不开文学,如果说电影不单纯是文学组成的是对的,说电影不是由文学组成的似乎绝对了些。故事、情节甚至人物的性格、语言等等,有哪一样离得开文学的设计、构思呢?再说把电影文学的范围只划于剧本也是不全面的。如果把电影文学仅仅限于故事片的电影文学剧本,以区别于导演编制的电影分镜头剧本,好像难于成立。电影分镜头剧本就没有文学的内容吗?很难设想它不是剧本的一种形式。如果编剧能一步到位,不经过导演的分镜头剧本,不需导演做什么大的改动,就能把剧本直接搬上银幕,那肯定是符合电影特性的好剧本。不可把剧本和影片对立起来,划出文学与非文学的鸿沟。不止电影分镜头剧本,像电影诗、电影小说、电影故事等都可划入电影文学的范围,影片都可划入电影文学的范围,何况这些诉诸文字的东西呢?至于说到只有用文字组成的电影剧本才是电影文学,除限制了电影文学的范围外,也说明了在对文学的看法上,固守着传统的文学观念。关于文学是不是都要用文字表述,张骏祥在阐明电影既是艺术又是文学的见解中做了交待。此不赘述。 电影文学与一般的文学体裁相区别,是与电影的特性密切相关的,是一种文学样式,终将组织一系列银幕形象,构成整体演出。余倩在《电影的文学性和文学的电影性》一文中认为:“由电影剧本到银幕,这是由文学形式向电影形式的转化,并不是由未完成的文学形式向最后完成的文学形式的发展。因而说电影剧本还不是完成了的电影文学,把电影文学的完成形式说成是影片,认为‘电影就是文学’,这就混淆了电影和文学的表现形式的界限,混淆了电影和文学的不同的性质,并且也不符合电影创作的实际。”把未经拍摄的电影文学剧本排除在电影文学之外,是不大妥当的。余倩说不符合电影创作的实际,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但余倩说混淆了电影和文学的不同的性质,有言过之处。由电影剧本到银幕,当看作是电影创作的两个阶段,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只有剧本,未进入拍摄,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剧本不能看成是一般的文学作品,是经过电影特性改造了的文学,文学性与电影性相溶合,故从文学形式向电影形式的转化也属于表面化的看法。 马德波在《在探索中演变的我国电影观——从关于“文学价值”的讨论说起》一文里,看到了“二十年前的张骏祥和二十年后的张骏祥争鸣”,并认为张骏祥在理论上的变化是触目的,但并不意味着他的电影观的变化,从张骏祥的作品和理论来看,他始终是把电影(故事片)作为一门“讲故事”的艺术,不曾离开叙事传统。因此,他前后不同的说法,只是由不同的“针对性”所致。50年代是针对一些不熟悉电影特性、初事电影的编剧讲的;80年代是针对生硬地搬用外国70年代某些电影手法的中青年导演讲的,而“总的目标则是前后一致而非自相矛盾的”。有论者以为,“正因为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所以他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美学上的实践意义而不是理论意义。”⑥这样的论断是不全面的。实际上张骏祥的电影文学观在理论发展中是具有其理论意义的。张骏祥有关电影的文学价值见解所引发的“争论的特点是联系电影创作实践,达到了‘电影化’分歧的高度,不论是对于电影艺术创作质量的提高或对于电影艺术理论自身的建设,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张骏祥“文学价值”等观点是电影的文学性讨论这一理论争鸣的中心议题,既有以往理论的总结,也有未来理论的展望,较有系统性、思辨性。如果否定其理论意义,从某个角度说,就等于否定这场讨论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张骏祥在电影本体论上的探索也是视而不见的,显然两位论者所作的结论是不恰当的、不公允的。 照马德波看,张骏祥过去是为了发展叙事传统,现在是为了保卫叙事传统。张骏祥的电影观是一贯的,可见不管是发展叙事传统也好,保卫叙事传统也好,承接电影的叙事传统是张骏祥电影文学观所一直坚持的原则。 在50年代,张骏祥“颇为详明地论述电影思维、蒙太奇思维的重要性,宣称电影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段,这些表现手段是用以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刻画人物性格的。……既然作为电影的文学,为未来影片提供基础或蓝图的文学,它必须用电影思维、蒙太奇思维来组织材料,构思结构,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运用电影的长处。它不可能是‘纯文学’,只能是电影的文学。在这里,文学作为综合艺术的一种元素,它必须遵循电影艺术的特殊规律,并且是为电影服务的。……按照80年代张骏祥的理论,则文学创造价值,电影只不过是用自己的手段表现这些价值而已。文学是内容,电影是形式,是外壳,或者只是一种把文学内容装进去的‘容器’!文学是表达主题、塑造典型、反映现实生活的手段,而电影则是体现文学所创造的价值的手段了”。 这里,认为文学是内容,电影是形式是张骏祥的主张似大不确切。张骏祥说过,苏联有过一种不好听的说法,说电影剧本只是个“容器”,只是把将来完成的电影在里面暂时放一放的“盒子”。这说法当然不对。反过来说电影只是一种把文学内容装进去的“容器”,这说法同样有毛玻况且张骏祥指出过,把电影手段理解为形式,文学价值是内容,这种说法有一部分道理,但不完全,说明张骏祥并不认可电影是形式,文学是内容的说法。 我们今天研讨张骏祥的电影文学观,当然是与对80年代中国电影理论整体发展的评价相联系的。有论者在评述这一段理论思潮时讲:“描述八九十年代电影理论主题和形式的转换,也就是阐释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的容纳和演化”⑦。显然,这个结论并不符合中国电影理论建设的实际。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诚然受到了西方电影理论的影响,但并不是八九十年代每一个理论主题和形式的转换,都是在阐释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的容纳和演化,这样看,就否认了中国电影理论发展的民族性和独立性,即使是吸收西方电影理论,也不是全部照搬,而是有所选择,为我所用,西方的电影理论在我国发生变异的情况并不奇怪。 我们不要一味忙于解构、否定以往我们的理论资源,即使我们有了新的理论、新的观念,我们也脱离不了已有的理论基础,割不断我们的传统。事实上,从我国30年代起至今天,中国电影优良的传统中就有重视电影的文学价值及电影文学家的作用的传统,这个传统不应该中断,当继续发扬光大。21世纪愿中国当代电影像张骏祥所说的那样,“坚定地站在优良的传统的基础上,清醒地借鉴外来的东西,创我们自己的‘新’”。 如果只讲文学性、文学价值,矫枉过正,就会走向极端,也不能说是全面的。张骏祥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电影笔记》一文中说:“强调主观描写,大量运用旁白,作者站出来讲话,强调综合艺术中的文学性描写。然而舍弃了电影艺术的综合性能,丢掉十八般武艺作用一样,这是自己绑起一只手去作战,其愚不可及也!而结果是电影成了活动图画,成了文学朗诵,于是电影就没有了!”由张骏祥等人引发的电影文学性的讨论,使人们对文学性的注意,远远大于对电影性的注意。“这主要是因为在不少人看来,……‘文学性’,乃属于电影艺术之‘本’,而‘电影性’则不过为其‘末’的缘故;而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我们一些同志谈起……‘文学性’来,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当论及‘电影性’问题的时候,则显得‘底气’不足,言之无物。当然,不能说强调典型形象对于电影的重要性有什么不对,但是,如果只是从……‘文学性’出发而要求电影,恐怕就不那么科学,不那么符合艺术规律,问题在于,对于文艺创作来说,从来没有‘一般的’典型形象,有的只是文学的典型形象,戏剧的典型形象,电影的典型形象,没有也不可能有在同样程度上属于两种艺术的典型形象。……电影要真实、深入、多面地揭示丰富的生活内容,电影要创造独特的美学价值,只有使自己和它的特性相适应才有可能。因此,要解决电影反映生活的问题,要创造具有银幕意义的典型形象,就必须深入探讨电影思维的特点、方式、规律及其与其他艺术思维的关系。应当说,这是我们的电影理论所面临的重要而迫切的课题之一。”⑧这段话可给我们带来反思。但所论典型形象似有牵强之处。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我们不是不可以探讨“一般的”典型形象的,在文艺家的创作活动当中,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等,就存在着个性化与概括化相统一的典型化过程。从文艺理论上可以概括文艺典型形象的涵义、特征、规律和方法。这是理论的逻辑概括,具体到抽象的上升。至于说到综合艺术的典型形象,也是可以从文学上、音乐上、美工上等艺术部类进行专题分析,就电影讲,从音乐角度塑造典型形象,从美工角度塑造典型形象皆可,从文学角度塑造典型形象有何不可?属于两种或两种以上艺术的典型形象的塑造在综合艺术中是完全成立的。在当时也确实出现了光讲文学性还不够,还应强调发挥综合艺术各个部门的特性的声音。众所周知,电影性,电影特性,可说是电影艺术这一形式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基本特征,作为一门视听艺术,它把时间艺术的表现性和空间艺术的造型性有机地交织起来,以镜头为语言,按照蒙太奇方法组成的声画结合的艺术,实现了逼真性与假定性的统一,照相性与变相性的统一。张骏祥本人也表述了对电影特殊表现手段的关注,涉及到了形式、技巧之类的东西,它们是用来为电影内容服务的,实际上电影艺术的特性又不止于文学性这一点,还有跟自身为综合艺术这一总特征相联系所带来的多重属性,确立电影价值观,离不开文学,也离不开艺术,我们也应继续像当年出现的强调发挥综合艺术各个部门的特性那样,深入探求电影艺术的特性与规律。电影文学脱离不开电影艺术,“电影制作的艺术完成才是对某一事件、人物整个过程艺术表现的终结。……应把重点放在电影艺术本体的探求上,没有必要对电影的文学性诸问题过多孤立地涉及。”⑨影片质量,既关系到文学这一种类,也关系到摄影、音乐、美工等艺术种类,既关系到编剧,也关系到导演,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电影这一综合艺术之所长,提高这方面的功力,就能解决影片质量不高的问题。可见,强调提高电影的文学性与强调提高电影全面的艺术性,是电影文学与电影艺术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 张骏祥在《大力促进电影剧本创作》一文中说:“电影艺术要有一个极大的飞跃,放出有电影以来还没有放出过的灿烂光辉,非有待于有洞烛人生哲学的见解,有深厚的生活感受,又能创造性地运用电影表现手段的大作家出现不可”。只有在有了相当数量的、掌握了电影创作的规律和表现技巧的作家的基础上,才会出现电影史上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我们已经进入WTO,在电影生产上也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从电影发展的文化战略角度看,中国电影必须培养出大电影作家、大电影导演、大电影演员、大电影摄影等出色的电影创作人员,我们的民族电影就有振兴的希望?
文学欣赏论文:理论基础的文学欣赏论文 科学及其科学化在中国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总体上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五四”之后,不仅科学知识体系在中国建立了起来,更重要的是科学观念和科学思维方式也在中国确立了下来,社会、思想、文化各领域的一切都科学化了,各种社会、文化、思想现象除非不可言说而不言说,只要可以言说就可以进行科学的言说,包括概念、判断、推理、归纳、演绎、分析、论据等一整套严密的“程式”,科学成为一种“主义”、“信仰”,成为意识和思维。与之相对应的是,“五四”之后,伴随着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确立,以理性主义作为深层基础的“懂”便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的基本方式。其具体的表现则是任何一篇文学作品都可以进行内容与形式、主题思想、意义、价值、体裁、形象或者意象、结构、叙事、审美特色、创作方法、写作技巧、细节等方面的分析和解剖,文学成了研究的对象,人们就像物理和化学研究物质等自然现象一样研究文学,文学中的思想和情感变成了可以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的近于物质的客观存在。表现在中学语文教育中的情形则是,所有的文章都是按照一种模式来解读和欣赏,即介绍“写作背景”、归纳“中心思想”、分析“段落大意”、总结“写作特色”。对于任何一篇文章来说,只要把这四个问题搞清楚了,便基本上把这篇文章读“懂”了,于是,对学生来说是完成了学习任务,对老师来说是完成了教学任务。反之,就是没有读“懂”,就是学习的失败和教学的失败。中国古代文论中有“解诗”与“品诗”之说,涉及到文学作品欣赏中的理解和感受等根本性问题,也因而涉及到“懂”与“不懂”的现象,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不用“懂”这个范畴来对这些现象进行言说。中国古代文学的欣赏方式无疑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文体,其欣赏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文学欣赏是整体性的,是体悟式的。中国古代文学欣赏包括文学批评,从来不把文学作品分解成诸如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反映与表现、继承与革新等二元对立范畴,中国古代也讲“文”与“质”、“理”与“趣”、“意”与“象”、“风”与“骨”、“道”与“气”、“形”与“神”等,但它们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和有所侧重,这些概念有时是独立的,有时又可以合并成一个概念,比如“意象”、“风骨”、“理趣”等。其实,中国古代文论中很多概念或术语都可以进行分合组织,比如“情景”、“兴象”、“虚静”、“烘托”、“气味”、“虚实”、“气韵”等,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使用,也可以拆开作为两个独立的概念使用。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这些术语或概念在意义上并没有严格的限定,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比较模糊,使用也可以是意会的,因而概念在意义交汇时可能会重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并不像西方学术概念那样形成严密的体系并具有严格的分工和各司其职。与这种文学批评和言说方式相似,中国古代文学欣赏也是这样,总体上是主观、模糊、随意,同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在阅读的感受上大相径庭,有的人可能注重“理”,有的人可能注重“情”,还有的人注重“气”、“韵”、“味”、“形”、“神”等,但从来没有读者把一部作品的“气”、“韵”、“味”、“形”、“神”、“情”、“理”等分解开来,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作这样的分解。所以,中国古代文学欣赏虽然由于个人兴趣、爱好以及修养等各方面的差异,不同的读者有不同侧重和追求,但作品在读者那里从来都是整体性的,这一点是共同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欣赏不是论证式、分析式的,亦即不是理论形态的。它也可以有结论,但结论不是思考的结果,而是一种感悟,它没有经过严密的论证也无须经过严密的论证,同样也不可能作所谓的严密论证,因为中国古代本来就没有这样一套理论的、逻辑的论证体系和机制,也没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同时,关于文学作品的结论也不是最重要的,中国古代文学欣赏包括文学批评也会得出一些简单的诸如好坏、品级、风格特征的基本定位或定性结论,但这种结论于文学本体来说,并没有多少意义和价值,不会在欣赏层面上影响后人或他人。中国古代文学欣赏从根本上是体悟性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不是独立于人与现实之外的客观存在,不是文学的固有属性,而是文学与人的关系的生成,或者说,文学的价值和审美意义不是自足的。中国古代人读文学作品,一方面是品文学作品,但更重要的是由作品而人生、而社会,即作品能否丰富人的情感,激发人的情感,能否加深读者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感受与体验,是否对生活有积极的意义,是否可以改善人生。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文学欣赏更重视文学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作品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之后,中国文学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可以称之为“转型”,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也发生了现代转型。其基本方式就是“懂”,即理解和明白,表现为逻辑性、可操作性、客观性和规律性等,最后的结果便是大家的阅读经验大致相同,对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的看法大致相同,当然,更深层的则是大家在思维方式和思想方式上的大致相同。所以,“懂”可以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模式,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对文学欣赏的一种言说方式,其深层的背景或思想基础就是理性和科学。 二在中国,理性和科学作为精神活动的基石、作为信念、作为主流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事,更准确地说,理性和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结果就是确立了科学观和理性观,“非理性”也是中国现代思想的一个基本范畴,但“非理性”不是源于中国古代,而是来自西方,“理性”和“非理性”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范畴,但二者并不是平等的。“非理性”作为“理性”的另一“元”,实际上是理性的衍生物,本质上属于理性的范畴。理性和科学构成了中国现代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基础,也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基本类型,正是在理性和科学成为现代社会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后,中国现代文化和社会模式才从根本上区别于中国古代文化及社会模式。中国现代社会的一切方面都与此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无不在深层上以科学和理性作为根基。文学和文学理论也是这样。胡适在文学理论领域最重要的建树是其提出的“文学改良”主张,“八条主张”实际上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胡适的这个主张是建立在对传统主义文学判断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中国古代有三大弊端:“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而呻。……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言之有物,这实际上是以一种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文学。陈独秀的文学理论更是这样,陈独秀在“五四”时的最大贡献在于其以一种决绝的态度提倡科学和民主,并最终使科学及其精神在中国取得完全的胜利。在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中,他提倡“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对“科学”和“想象”的解释是:“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中国古代大体是“想象的”,最典型的就是“气”之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陈独秀认为,西方发达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科学之兴,所以,“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他的态度更为坚定:“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把这种科学和理性运用到文学上,就是“文学革命论”:“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三大主义”归结起来,其实就是要求文学像科学一样面对现实、面对社会。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深受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的影响。我们看到,“五四”之后的文学理论文章不再是简单的、叙述的、感想的、“说理”的,中国古代的所谓“说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讲“人之常情”。在文体上,中国古代文论具有“散文化”的趋向,这里所谓“散文化”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而是文体意义上的,如书信、作品序跋、诗话、小说点评、边缘化的史传,等等。但对于文学理论来说,这些都是附属性的文体。中国古代文论一直到近代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文章的出现,才开始了本体的文学理论文体。而且,中国古代文论文章篇幅多不长,而理论论证更有限,多是一些观点,且多是感想式的观点,缺乏应有的理论和事实的证据。提出观点是非常容易的,但对于学术来说,重要的不在于提出了什么观点,而在于如何论证观点和观点论证的有效性。中国古代文论并不是不想写厚重的文章,而是因为缺乏理性的逻辑分析和归纳论证,因而文章根本写不厚重。而中国现代文论则不同,文章有观点,有事实根据,有逻辑分析,体现为纯粹的理论方式。这显然是受西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影响的结果。我们当然也可以把这种现象看作是思想复杂的结果,但理性和科学正是造成中国现代思想复杂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科学和理性的输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思想模式,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模式。在西方,理性精神在古希腊时期就确定了。“早在古希腊,人已被看作是理性的动物,人能认识和主宰世界的理性精神被看作人之为人、人高于动物的本质所在。文艺复兴之后,中世纪人对神的依附、盲从、迷信被人对自身理性的发现和肯定所替代。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不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提高了科学的地位,而且也无限增强了人对自身理性的信心,用理性原则来建立一个新世界成为17、18世纪西方先进思想家的共同理想。从笛卡尔到康德,再到黑格尔,理性主义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在那个时代,人本主义与科学或理性主义完全一致,理性原则可以说正是人本主义的优秀尺度。” 文学和文学理论也是这样。19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学本质观一直是以“模仿说”为主流,现实主义文学一直是西方文学的传统,伴随着科学和理性在19世纪达到高峰,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也达到高峰,成为主流的文学。现实主义强调反映、再现、典型、客观、写实,强调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其深层的理念便是理性与科学。西方文学理论一直以来的思路都是试图通过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归纳总结与分析,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小说?什么是诗歌?文学的创作过程分哪些步骤、文学欣赏的心理图式等问题,西方文学理论在19世纪之前实际上一直在试图建构一种无所不包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具有内在统一的、没有矛盾的、宏大的文学理论体系。西方文学理论一直有一个无须证明的前提,即文学现象等同于自然现象,主张像剖析自然现象一样剖析文学现象,文学研究就是通过对文学现象进行细致的解剖来最后达到对文学的彻底认识。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对于文学评论来说,古希腊时期还非常重视对作品本身的解读,但当解读遇到障碍时,便倾向于求助作者,因为作品是作者写出来的。在理性和科学的世界中,作者被当成了原因,而作品被当成了结果。所以,自文艺复兴以来,作者的意图在作品解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到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兴盛时达到顶峰。19世纪的西方文学评论基本上是在作者与作品之间做文章,直到20世纪的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才开始摆脱作者的控制,专注于作品本身。 中国对西方思想的输入在总体上是滞后的。“五四”所输入的西方文化主要是西方19世纪的文化,正因如此,理性和科学才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及思维的基本方式。当然,这里面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但科学和理性对西方文明的作用则是最主要的原因。科学和理性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及思维的基本模式,其对文学批评的深刻影响在于,我们不再以一种“道”、“气”、“仁”、“韵”、“味”、“境”的眼光去审视文学作品,而是以“客观”、“现实”、“反映”、“表现”、“内容”、“形式”、“典型”、“风格”、“体裁”的眼光去审视文学作品,这样便导致对文学作品的逻辑分析、理论研究和意义解析与传统完全不同。在科学和理性的观照中,作品一旦被创作出来,就是一种绝对的客观,其意义和价值就是固定不变的,只能通过研究和分析给予永久性的揭示。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理念中,文学作品是由作者创作出来的,所以,文学作品所有的意义和价值都与作者有关,考证作者的写作意图或根据作品发掘出作者的意图,便是文学评论的最根本任务。从作品中明白了作者的意图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就是“懂”了;反之,如果没有看出来或者看“错”了、看“偏”了,就是“没懂”或“不懂”。所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一直在作者和作品的二维的层面上做文章,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楼梦》研究中学者们一直热衷于考证曹雪芹的生平。 三所谓“懂”,大致来说就是理解或明白,包括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内容,而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内容通常被认为是作者通过作品表现的,它客观性地存在于作品之中,所以,所谓“理解”主要是指理解作者的表现,读者阅读和欣赏就是把作者在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内容“发掘”出来,在“发现”中达到快乐即审美愉悦的目的。梁宗岱说:“一首好的诗最低限度要令我们感到作者的匠心,令我们惊佩他底艺术手腕。”这其实就是对“懂”的一种定义。“懂”的反义词是“不懂”,介于“懂”与“不懂”之间的是“难懂”或“晦涩”,朱光潜说:“我以为与其说明白与晦涩,不如说易懂与难懂。”“晦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认同“懂”,只是认为“懂”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它实际上是在“不懂”的意义上讨论“懂”。所以,正如“丑”属于“审美”范畴一样,“晦涩”从根本上属于“懂”的范畴,其深层的意识基础是理性,是从理性中衍生出来,仍然是现性言说的产物。臧棣在《现代诗歌批评中的晦涩理论》中认为,中国现代晦涩理论与“人们对‘含蓄’风格的期待和对‘纯诗’观念的倡导纠结在一起”,“和象征主义诗歌艺术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美学联系”。“晦涩理论的雏形实际上是从两种批评意识中脱胎出来的:一是对中国古典诗学的怀念;二是对象征主义诗学的共鸣。”[7]这是在具体的历史层面上而言的。实际上,晦涩理论还有更为深层的理论背景,就是科学的言说,理性的意识,是站在理性意识上对现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反思。“懂”是一个现代文学理论范畴,是“五四”之后确立的,这从“五四”之后大量文学批评著作中使用这一概念中即可看出来。但有意思的是,翻检五四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文献,我们找不到专门讨论“懂”作为文学理论范畴的文章,哪怕只是提出一种观点的论文也没有,所以也无从考证是谁最早在文学理论范畴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显然,在科学和理性作为思想及思维方式被确立以后,“懂”作为文学理论的概念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很多人在文章中都使用“懂”这个词,但对“懂”作为概念却缺乏研究和讨论。“懂”作为文学理论问题,其内涵实际上是在反题的讨论即关于“看不懂”以及相关的“晦涩”讨论中凸显出来的。谁最早提出“看不懂”的问题,现在已难以考证。在笔者查到的文献中,最早使用这一词的是鲁迅,1924年1月28日,鲁迅写作《望勿“纠正”》一文,他在文章的最后说:“有些人攻击译本小说‘看不懂’,但他们看中国人自作的旧小说,当真看得懂么?”鲁迅在这里实际上对“懂”提出了疑问。 “懂”的标准是什么?理解到什么程度才叫“懂”?自以为“懂”了,其实未必真“懂”。这里面值得追问的问题还很多,可惜鲁迅没有深入追问下去。1920年代中期出现的“象征派”诗歌以及1930年代初期出现的“新感觉派”小说,则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欣赏方式提出了挑战,也对文学的理性主义提出了挑战,迫使文学理论探讨一些新的问题,其中就深入地涉及到了“懂”和“晦涩”的问题。而1937年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发表的一组“通信”,则是对“懂”与“不懂”问题的一次比较集中的讨论,它对于深入研究和探讨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的深层次问题显然是有推动作用的,它提出了很多文学欣赏的重大问题和根本性问题,可惜的是,在当时的理论水平和思维条件下,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9]。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不懂”和“反懂”问题提出来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的科学、理性模式及其深层的理论基础都或多或少地开始受到怀疑,“懂”的绝对性在一定程度上露出了一丝破绽的缝隙。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科学主义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但显然不再那么坚定和自信了,至少在使用的范围上有所限定。事实上,对于现实主义包括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不论是批评还是欣赏,“懂”都是适用的,因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在写作理念上就是“懂”的,写作就是一种表达、表现或反映,写作的一切都是紧密围绕着表达而展开的,具有严密的组织和体系,读者可以对这种组织和体系进行解剖,从而理解和明白作者的表达。但现代主义文学就不一样了。现代主义文学当然也是形态各异的,既有理性主义的现代主义文学,也有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现代主义文学。相应地,从阅读和欣赏的角度来说,既有具有明确思想意义并以思想见长的现代主义文学比如存在主义作品,也有无明确思想意义并充满潜意识、无意识的感觉主义的作品,比如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等。特别1950年代之后产生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有些作品本来就没有主题,没有结构,没有思想表达,没有固定的意义,本来就不是“懂”的,我们又如何读得懂呢?比如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作者自己都没有明确的表达,读者又怎么能知道它表达了什么意思呢?但不管是写作上的“反懂”还是阅读上的“反懂”,都不影响它是世界上公认的杰作。中国现代文学自象征主义诗歌之后也开始了“反懂”的写作,只是它不像西方那样具有明确的“反懂”意识,冯至曾说:“诗首先要读得懂,可是有些诗不容易被理解。”“不容易被理解”更进一步则是“不能被理解”。比如李金发、何其芳的一些诗,它们不过是一种情绪或情感的表达,一种对生活、对生存的感受和体验,有内容但没有明确的思想或主题。对于读者来说,阅读它们不是以寻求对思想的理解和沟通乃至共鸣为目标,而是通过阅读,激活其艺术激情,从而达到以一种艺术的方式对人生、对生命进行感悟,对社会进行思索。读者在这里既是作品的欣赏者,又是作品的再创造者。 在对传统文学的欣赏中也有“非懂”的现象,但传统文学欣赏中的“非懂”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游戏文学的欣赏,比如对“宝塔诗”、“回文诗”、“藏字诗”等游戏之作的欣赏,主要是赏玩其形式,在把玩其形式的巧妙和机智中得到某种乐趣;二是对文学音韵和旋律的欣赏,比如诗文的咏诵,它主要是在词句的抑扬顿挫中得到一种声音上的听觉快感。这两种欣赏都不考虑文本本身的意义,具有“求乐”性、消遣性,因而是“非懂”的。但这种“非懂”不是自觉的,同时还具有某种特殊性,并不从根本上对“懂”构成冲击,“非懂”的文学欣赏就是陶渊明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现代主义文学在写作上不像传统主义文学那样具有客观性,不再以社会现实生活作为客观的标准,在手法上多用象征、意象、夸张、意识流、荒诞等,现代主义文学有些作品根本就没有写作意图,有些作品的写作意图非常模糊和晦涩,再加上深刻以至于深奥,因而具有多义性,可以作多种解读。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文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模式和欣赏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改变是使“反懂”成为一种与“懂”平等的方式。我们看到,当代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文学,一种是“懂”的文学,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创作方法的文学都是这种类型的文学,其深层的理论基础是理性,而欣赏这种文学的方式主要是“懂”的;另一种是“反懂”的文学,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的很多文学都是这种类型,其深层的理论基础是非理性,其欣赏方式则主要是“反懂”的。“懂”即理解,而“反懂”则是感受。“反懂”的文学欣赏对于文学解读的意义是非常大的,事实上,它大大地解放了作品对读者阅读的束缚,也大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时代和现实意义,使文学作品变得更加自由。对于“反懂”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对它进行逻辑分析和理性解读,也即以“懂”的欣赏方式来欣赏“反懂”的文学作品。反过来,对于传统的文学作品,我们也可以不按其固有的意义来解读,也就是说,对于“懂”的作品,我们也可以按照“非懂”或“反懂”的方式来欣赏,这同样具有欣赏的“合法性”。 可以说,欣赏的“懂”与“反懂”并不是完全由文本的特点及性质所决定的,而是与人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欣赏态度有很大的关系。而解构主义理论可以说为“反懂”的文学欣赏提供了理论依据。我们既可以按照“懂”的方式欣赏传统的“懂”的文学,也可以按照“反懂”的方式欣赏传统“懂”的文学。也就是说,既可以按照作者的意图来解读传统的意义明确的文学作品,也可以不按照作者的意图来解读传统的意义明确的文学作品,即可以“曲解”、“误读”甚至于“戏读”。说鲁迅的小说《故事新编》是后现代主义作品当然是非常牵强的,但以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眼光和视角来读《故事新编》,却又未尝不是一种新的读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反懂”的文学欣赏方式一旦产生,它便具有超越性,它不仅适用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同时也适用于传统主义的文学作品。对于文学欣赏来说,重要的不是解读所获得的意义是否与作品“本身”的意义相符合,而是我们在解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是否从其中得到某种思想启示和审美快乐,因为从根本上说,文学欣赏的意义和价值是对于读者而言而不是对于作品而言的。在这一意义上,“反懂”的文学欣赏方式是在“懂”的文学欣赏方式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但它在当代越来越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欣赏方式,对当代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接受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高玉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文学欣赏论文:医学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论文 1学生自我实现的需求 高职高专学生的群体特点为:获取知识渠道广、知识面宽,但不深入具体,一知半解,渴望被他人认同和自我实现,然而又存在迷茫、消极、矛盾的普遍心理。文学欣赏课程需要根据具体学情加以正确引导,寻找适合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认同感和参与感,使学生在提高审美能力的同时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及其全面发展需要。 2医学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文学欣赏教学是医学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通过对文学欣赏课程的教改研究和实践,以期加强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促成医学专业知识、实践技能与人文素养的融通。 2.1精选教学内容,发挥文学欣赏课程德育、美育、智育的功能文学欣赏课程所涉及的知识面广,内容庞杂,要想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必须找准课程定位,打破教材建构,重组教学内容体系,注重学生兴趣和能力的培养和学习方法的引导,使有限的课堂教学发挥最大的人文培养功用。在文本选择上,一方面要注重保留经典,扎根丰沃的传统文化土壤,传承灿烂文明,另一方面也要把握时代脉搏,延伸、引入新内容,引导学生从当代文学(包括影视、网络文学)及当下社会文化热点中汲取养分,吸收正能量。 2.1.1德育渗透用情感教育带动思想教育,用优秀的文学作品感染和鼓舞学生,这是德育渗透的最佳途径。(1)爱国主义教育。首先,用光辉灿烂的文学遗产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再到明清小说,无不享誉世界、影响深远。第二,用爱国主义作家的事迹感染学生,通过对爱国人士的事迹讲述,学生心中深埋下了爱国的种子。第三,用爱国主义作品进行思想引导,由杜甫的《春望》、辛弃疾的《破阵子》,再到郭沫若的《炉中煤》、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学生受到一场场心灵洗礼,更坚定了爱国感情。(2)道德修养教育。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资源,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仁爱诚信、修身齐家、尊老爱幼、互助互爱、言行一致、自强不息、见义勇为等等传统美德在历代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优秀作品和作品中人物、作家的人格力量都在潜移默化地感染着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把握自我、完善自我,增强人生责任感,加强抗击挫折和压力的心理素质,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和社会素质。(3)职业素质教育。增强文学与医学的关联性和实效性,精选扁鹊、华佗、李时珍等人的传记,让学生在熟悉古代文案、学习古代医学大家的医德、医术、医理。同时结合当下的鲜活的案例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如央视新闻联播《寻找最美乡村医生》中介绍的乡村医生坚守贫困与清苦,无私奉献的动人事迹,从而帮助医学生建立正确的职业认知,提高职业认同,坚定职业信念。 2.1.2美育熏陶文学欣赏本质是是一种审美活动,它以文学作品为主要对象,以审美享受为根本标志,以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提高审美能力为基本目标。文学作品中蕴藏着的人格美、意境美、语言美、结构美等诸多美的因素。审美的培养是人文素质教育非常重要的方面,美育是文学欣赏课程最基本的目标。杰出的文学家不仅以美的规律真实地反映生活,塑造人物形象,而且旗帜鲜明地表达出对真善美的追求、假恶丑的鞭挞。成功的文学欣赏教学不仅使文学作品中精湛的语言文字大放异彩,而且其中承载的思想、智慧、情感会伴随着流淌到学生的心中。 2.1.3智育启迪文学欣赏是一种积极的艺术再创造活动,学生以文学作品和文学形象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直接或间接经验,感受、认识、补充、丰富艺术形象和艺术典型,从而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激发其学习兴趣,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提高其形象思维能力、发散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等。 2.2设计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注重学生人文素质的全面发展文学欣赏是一种重体验、重感受,需要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切身融入和参与的文学实践活动,唯此才能发挥其人文素质教育的功能。 2.2.1讲授法讲授法作为最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不可或缺的,用于向学生介绍文学欣赏的基本理论(包括文学欣赏的意义、文学的体裁特征、文学欣赏的心理过程)和进行欣赏的基本方法,这是学生顺利开展阅读活动、提高阅读能力的前提和保证。讲授法还用于一些重要篇目的写作背景和重要作家的生平介绍,即“知人论世”,可以帮助学生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作品。 2.2.2任务驱动法教师提前布置阅读篇目,请同学们课下阅读、查阅资料并记录阅读中发现的问题,通过教师征集、梳理,选择高频问题和典型问题在课堂上讨论、交流。学生为证明和阐述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大量的主动阅读和整理归纳工作,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引导学生发散式思维,不用唯一答案、标准答案限制学生的思路,鼓励其积极思考、勇于发言并善于总结,同时收获集体协作解决问题的喜悦。 2.2.3角色扮演法教师从戏剧和小说中初选几个片段,由学生选择最感兴趣的1~2个进行改编与表演,使学生主动地进入情境、体验生活、感受人物,学生分别以“导演”、“编剧”和“演员”的身份进入文本,对其中的结构、情节、人物没置进行删改和重新编排,使学生充分享受文学形象的感染作用和情感共鸣作用,激发再创造的兴趣,学生与作家、作品、角色间的交互作用得以深入,从而丰富自身的艺术经验,提高想象、联想、应变、语言表达及组织协调能力。 2.2.4案例教学法通过真实案例向学生讲述良好的医学人文素养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对病患的身心健康起到的积极影响,使学生获得直观的印象,从而了解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技术是相辅相成的,医护人员的耐心、爱心,全心全意为病患着想的精神,救死扶伤、不计得失的品质以及良好的交流沟通能力是无形的珍贵的医疗资源。这种现身说法式的教学方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很受学生欢迎。 2.3打破传统考核方式,注重过程性考核首先,在考试目的上,应注重学生个体发展,以素质能力的提高为旨归;其次,在考试内容上,将知识考核为主转变为能力考核为主,注重过程性与结果性评价、理论考核与实践考核相结合,检验学生文学感受能力、语言应用能力以及沟通能力、判断能力、应变能力、协作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等人文素质水平;再次,在考试形式上,可采取口笔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静态评价与动态评价结合等,力求全面评价学生的知识和技能水平,主要包括包括:考勤纪律、讨论发言、朗诵训练、读后感(观后)写作等。 3结语 文学欣赏是一门极富发展性、创造性的课程,在医学高职院校开设文学欣赏课,可以帮助学生提升审美能力,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职业道德素质,增进医德医风教育,全面提高人文素质。高职院校顶层设计者应将文学欣赏课程建设与专业建设相结合,任课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能力水平,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同时要学习一定的医学常识,在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能力培养之间找准契合点,积极探索与专业课教学融合的模式,使课程建设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作者:王斯蓓孙浩张金耀单位: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欣赏论文:高职课程教学的文学欣赏论文 1.按照突出能力目标、任务训练、学生主体的原则对文学欣赏课进行单元教学设计 传统课程单元教学设计是以学科知识体系和逻辑为导向,以知识传授为中心,以满足教师讲授和示范需要来组织教学,缺乏有效的职业能力训练。行动导向模式则反其道而行之。文学欣赏课的单元教学设计可依据诗歌吟诵、美文品读、小小说创作、独幕剧表演几个大的项目,将每个项目以任务的形式分成若干个教学单元。围绕学生主体,满足学生能力训练和素质提升的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内在动力,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来进行课程单元教学设计。例如,小说欣赏可以通过完成一篇小小说的写作来进行单元教学设计;而剧本欣赏则可以通过分组角色扮演完成一个短剧或一幕剧的表演来进行单元教学设计。 2.以项目教学“六步法”为主导实施合作课堂教学,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文学欣赏课虽然不像其他专业课可以模拟职业岗位真实工作环境有效训练学生的职业能力,但还是可以按照学生自主获取信息、自主计划、自主设计、自主实施、自主监控、自主评价的过程来组织教学,并在不同的教学环节分别运用头脑风暴、角色扮演、案例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来实施教学。学生要完成诗词朗诵、美文品读、小小说创作、话剧表演等项目、任务,就需要依靠团队合作去收集有关学习资料,进行精心的策划,并通过小组竞赛的方式组织实施。在整个教学实施中,教师充当好导演、顾问、裁判的角色,让学生充当好演员,成为课堂真正的主角。 3.创新考核方式,多元评价,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 为了满足行动导向教学的实施,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必须改革课程成绩的评价方式。一是突出学生在评价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学生自我评价、小组评价和教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在合作课堂中的参与程度、发挥的作用、随堂表现等进行综合评价,突出学生自我评价、小组评价的比重。二是重视过程评价。对文学欣赏课设计的项目、学习任务,在学习中的每一个环节进行评价,避免以期末考核单一的方式来确定学生的成绩。三是创新课程学习管理方式。文学欣赏作为一门选修课,学生来自不同班级,比较分散。为了便于管理,可建立课程学习QQ群,由课程代表来协助老师管理,老师可以通过QQ群布置学习任务,了解学生学习状况,检查任务完成情况;学生可以通过这一平台提交学习资料,完成作业,反思学习得失,这样可有效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果。 作者:吴凤莲单位: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欣赏论文:高校文学欣赏论文 一、开设意义研究 (一)文学欣赏选修课对加强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具有重要作用 文学欣赏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素质类选修课,应充分利用其课程资源,引导学生加强艺术熏陶,提高审美能力,从而达到提高自身人文素质修养的目的。郭俊敏认为文学欣赏课可以帮助学生“提高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能力,拓宽视野、增长知识,提高学生的认知素质”、“提高艺术修养,增强学生的审美情趣,增强心理素质”。邹积艳在研究中提出了在文学欣赏课中实施人文教育的方法。王秀娟就文学欣赏课程的性质,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及如何有效地在文学欣赏过程中实施素质教育等问题进行探讨。赵志英、王爱峰从高职院校进行人文教育的意义、文学类公选课蕴含的人文精神以及高职文学类选修课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举措三个方面,探讨文学类公选课与大学生人文精神、人文素养培养之间的关系。 (二)文学欣赏选修课是学生文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生从小接受语文教育,但应试教育的压力下教学重在语言文字基本知识的记诵,真正能在文学世界中欣赏、体味,得到审美享受的机会并不多。王晓彬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学校教育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的文学教育”“,现行的语文教育充满功利色彩”“,文学教育彻底远离了情与美,文学作品失去了应有的魅力,学生也对文学失去最基本的兴趣”。郭俊敏认为,“利用文学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要远远超过语言教育的价值”,而“文学欣赏课是展示、发挥文学作用的最好形式”。文学欣赏课能“通过对古今中外的名作赏析,使学生感受到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通过作品的感染力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健全的人格个性”。罗杰文指出,文学欣赏课应重视培养审美情趣,并与审美文化教育结合,而其关键在于教师。 (三)文学欣赏选修课对学生思想品质、心理素质的积极影响 罗杰文还指出,文学欣赏课要促进健康人格的完善,并与心理健康教育挂钩。教师应注意通过文学作品中典型形象,对学生进行形象的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其健康人格不断完善。“这种与文学教育挂钩的心理健康教育效果来得更加深刻和扎实,对青少年学生的健康人格的形成更具恒久性。”席云玲、袁庆华等研究者具体分析了文学欣赏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主要包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乐观向上的心理品质,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等。谭莉萍针对教学过程中的德育教育进行了专门的表述,提出在制定课程教学目标时,除了知识素质目标、能力素质目标外,还应树立思想品德素质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有意、有机、有序、有效地渗透德育教育。 (四)文学欣赏选修课对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反映出学生的整体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也通过强大的精神感染力影响着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优秀内容,文学欣赏课程在推动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应当充分利用文学欣赏这一宝贵资源“,不断丰富学生的文化活动内容,于潜移默化之中陶冶学生的情操,提升学生的道德文化修养”。王世银提出,文学欣赏是构建大学校园文化的主流样式,文学欣赏态度与观念是校园文化构建的方向,文学欣赏课程是校园文化构建的平台,文学欣赏活动是校园文化构建的方式。 二、开设现状分析 文学欣赏选修课在高职生学习生涯中充当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其课程开设现状及实际收到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研究者纷纷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策,以期改进课程的教学状况。陈萍、李连富认为,深化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首先必须澄清学生在以下问题上的模糊认识:选修课与必修课、文学欣赏课与语文、文学欣赏课与专业课。选修课与必修课之间并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文学欣赏课的学习对掌握专业知识、习得职业技能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付玉东分别从学生自身、学校、社会角度分析了高职院校学生文学欣赏能力不高的原因,阐述了高职院校学生在文学欣赏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文学欣赏教学应当遵循感性体验和理性启悟相统一的原则,改革的途径主要是吸收传统文学审美教育的“和谐”理念、树立批评意识、把握科学理性的价值取向。朱建宏认为当今文学欣赏选修课开设存在以下问题:选修课发展不平衡、文学欣赏正受冷落;选课程序不够规范、教学环节缺少管理;选修制度不够健全、文学师资力量缺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建议:加强文学欣赏课程价值认识;规范文学欣赏课堂教学管理;加大文学欣赏选修制度管理;配备文学欣赏课程优秀师资;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选编高质量的教材。马春志针对文学欣赏课程实际教学效果下降的问题,提出要针对高职学生特点,重视学生的体验,激发学习兴趣。万薇薇则针对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提出了有效的对策。刘丽娟指出“,职业技术学院文学选修课的根本性矛盾表现为教学内容与特定教学对象及教学条件之间的尖锐冲突”,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从学校实际出发,寻求目的与手段、动机与效果的统一。 三、教学改革研讨 传统的高职文学欣赏课程教学重理论,轻运用实践;重讲授,轻参与。学生学习完全是被动的接受,失去了学习兴趣。为适应高职教育目标的需要,高职文学欣赏课程需要进行改革。 (一)教学内容改革研究 王婷认为“教学内容应当突出文学文本的常识性、文学语言的审美性和文学体验的情感性,同时应选取一些贴近高职学生日常生活和情感生活的文本”,“在理论讲授部分,应该注重深入浅出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同时,课程也承担着扩展学生知识面的功用。万薇薇提出当代流行文学作品的选择可以尝试让学生参与讲课篇目的制定,以激发起他们的阅读兴趣。 (二)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王丁在概述了不同学者对文学欣赏概念的诠释并阐释了文学欣赏的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形成集师生文本选择互助、课堂文本赏析互动、课后文本创作促进为一体的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万薇薇根据教学实践,设计出“五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即课堂教学主要由五部分构成:教师讲授、课堂讨论、个人发言、教师评点、书面成文”。 (三)教学方法改革研究 王婷针对高职学生思维活动较为活跃的特点,提出应该采取和开发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问题讨论分析法、角色扮演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等。陈娴娴具体探讨了行动导向教学法在文学欣赏课程中的具体操作,如“采用头脑风暴法,激活和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采用角色扮演法,有利于学生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何彩霞指出课堂上要以学生为主体,使学生从“被学习”转为“要学习”,由灌输变为引导,包容不同观点,由“必须”转为“如果”。王晓彬提出要“大力推行以学生为教育主体的讨论式教学、辩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问题教学、直观形象教学,以帮助他们将人文知识内化为人文素质”。 (四)教学手段改革研究 冯华提出为提高教学效果,需引入多种现代化教学手段,“融文学、绘画、音乐、解说、视频技术为一体,声情并茂、图文流畅,使课堂生动活泼”,并介绍了多媒体软件应用于课件制作的案例。 (五)考核方式改革研究 王婷、万薇薇等研究者指出教学内容的优化和教学方法及手段的多元化也需要建立与之相一致的评价机制,注重考核形式的多样化、过程化,综合上课考勤及纪律、课堂活动参与度、课下读书笔记情况和期末考核五部分,从以知识为主向以能力为主转变,让考核真正起到促进学生学习,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作用。此外,还有研究者将先进教学理论和思想引入文学欣赏课程研究,如樊洁、王芳《对话理论在文学欣赏教学中的应用》、何红梅《高职院校文学欣赏模式化教学探析》等。 四、学情学法研究 还有研究者站在学生的角度,提出要发挥学生在文学欣赏中的主体性作用,掌握文学欣赏的方法,提高文学审美能力。许丽总结了“以文学的眼光赏析文学作品”、“走近作者的世界”、“入其内,出其外”及“体味深层的哲学意味”四种方法。闫灵芝在总结高职学生文学欣赏中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提高高职生文学欣赏能力的途径:稳定注意、感知形象、展开想象。万薇薇还提出要有效利用第二课堂等方式指导学生在课外大量阅读作品并开展有效的课外阅读交流活动。 五、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研究展望 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如何使文化素质类课程在高职院校最大化地体现其意义和价值,承担起应有的教育功能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要进一步结合高职学生的实际,学习教育教学先进理论,系统开发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优化教学内容与方法,构建适用于学生全面发展的课程体系。目前,基于特定专业或院校类型进行文学欣赏课程开设研究的开始增多,如针对工科院校、财经院校、医学院校,再如高职学前教育专业、高职文秘专业等等。这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文学欣赏课程需要经过一系列专业调研,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特点调整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同时分析不同专业背景高职学生在未来职业发展过程中将遇到的不同问题,以期在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能力培养之间找准契合点,人文知识和能力更好地与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教学相融合,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思维能力、就业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作者:王斯蓓李旭张超王英栋单位: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欣赏论文:基于审美教育的文学欣赏论文 一.在诗歌欣赏中提升审美感受力 审美教育是教育者用美的对象来教育人的过程,也是受教育者感知美、欣赏美、追求美和表现美的具体过程。提升审美感受力,首先要明确自然美育的教化作用。自然美是最直接、最形象、最生动的美,欣赏自然之美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开阔视野、陶冶性情。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美丽的城郭,馥郁的山谷,凹凸起伏的原野,蔷薇色的春天和金黄色的秋天,难道不是我们的教师吗……我深信美丽的风景,对青年心灵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教育影响,教育家的影响是难和它匹敌的。”文学欣赏课程在审美教育的实施方面,应抓住自然美育的教育契机,用以提升学生的审美感受力。在古代诗歌当中,包含着大量歌颂自然之美的优秀作品。如苏轼的《春江晚景》一诗,通过竹林、桃花、江水、芦苇、野鸭等意象,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江南仲春时节的优美景色画卷。在诗歌欣赏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诗人眼中的美丽自然物象。对于诗歌中自然之美的欣赏,可以引发学生美的感受,对美的热爱之情亦不断提升。对于幼师生来说,审美感受力的提升不但可以增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与鉴赏能力,也为其日后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基础。《3-6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对幼儿教师提出了以下教育建议:“和幼儿一起感受、发现和欣赏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中美的事物。如:让幼儿多接触大自然,感受和欣赏美丽的景色和好听的声音……与幼儿一起讨论和交流对美的感受。”幼儿教师在将自身的审美感受传递给幼儿的过程中,间接的也激发了幼儿对于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热爱之情。 二.在散文欣赏中激发审美情感体验 情感教育是审美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蔡元培曾说过:“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作为教师不仅要注重文化知识、技能、技巧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向学生展示一个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世界,通过美的形象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积极引导学生的情感价值取向,以达到建立学生高雅生活情趣的教育目的。钟嵘在《诗品•序》中曾提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文学作品体现了作家的真性情,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真实体验与感受的直接反映。在诸多散文作品中作家常常将主观情感寄托于外在景物之中,对散文作品内在意蕴的深层挖掘能够调动思考、引起共鸣,从而激发阅读者个人的审美情感体验。如朱自清的《春》就是一篇优美的写景抒情散文,作者从初春的山、水、太阳、春草、春花、春风、春雨、春天里的人们等几个方面来描绘春天的景象,细致的勾勒出江南春天所特有的风貌,抒发了对春天的赞美和热爱之情。在散文欣赏的过程中,学生自然会被带入到这幅优美的春景图中,被春光所陶醉,为诗情所感染,审美情感得以激活。《3-6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的建议中提到:“幼儿教师应和幼儿一起发现美的事物的特征,感受和欣赏美。”审美情感体验在美的感知与欣赏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能够帮助幼师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意识,为日后的幼儿审美教育奠定坚实基础。 三.在小说欣赏中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与审美取向 审美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人们美的心灵与健全的人格,它借助于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等多种手段,在审美实践中达到对审美对象的认识与反映,以此为参照充分地感受、体验、判断和评价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审美欣赏就是人作为审美主体“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在审美领域当中,真、善、美是人类生活的三大基本价值,美与真、善是相通的,美离不开真、善,美又能达到真与善。在真善美的引导下,美丑观、善恶观、是非观、爱憎观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与审美取向得以确立,人们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文学当中的美相较于现实中的美更加典型、更加集中,对人的感染也更加强烈。小说作品是作家对现实的提炼与再造,反映着人类心灵的真善美,小说欣赏即是对作品表现出的价值判断与审美取向进行评价与取舍的过程。在《巴黎圣母院》中,卡西莫多这个外貌丑陋的残疾人,内心却无比真诚与善良,他将自己全部的生命和热情寄托于爱斯梅拉达的身上,为了她的幸福可以牺牲一切。在极端的美丑对照之下,学生能够真切体会到作家对于真善美的歌颂与假恶丑的批判,作家的价值判断与审美取向对于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幼师生应明确价值观对幼儿成长发展的导向作用,用积极进取的人生信念为幼儿树立榜样。《3-6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提到:教师要“关注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整体性……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协调发展”。幼儿教师应用自身积极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与纠正幼儿的不良思想,培养幼儿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四.在戏剧欣赏中促使审美道德的养成 素质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审美教育在人的自我完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审美与道德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认为:“只要深入地认识那些美丽的事物,就可以用它来培养出美的爱好者和成熟的人道主义者”。人的本性中普遍存在着爱美的需求,而美中蕴含着善,受教育者在审美过程中被美所感染的同时,必然会受到善的引导,德性升华,从而实现人的自我完善。正如朱光潜所说:“美育是德育的基础”。审美教育提升了个人的道德修养,为高尚的道德品质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戏剧文学作为文学艺术中的一种特殊类型,以其强烈的矛盾冲突作为区别于其它文学体裁的重要特性。而戏剧人物的内在心理矛盾展示了其情感与理智的冲突,道德与欲望的对抗。在戏剧《哈姆雷特》中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父复仇的延宕行为恰恰体现了其高尚的道德品质,克劳迪斯的罪行理应受到惩罚,但以恶制恶的方式势必无法真正消除罪恶,道德与责任拷问着王子的灵魂,使其复仇行为再三延迟。通过戏剧文学的欣赏,学生受到作品中善行的感化,审美活动实现了道德教化的功能,道德修养得到逐步提升。审美道德的养成对于幼师生师德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师德是教师和一切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教育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教师的言行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会对幼儿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教师必须严格遵守师德准则。《3-6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建议幼儿教师:“了解并倾听幼儿艺术表现的想法或感受,领会并尊重幼儿的创作意图。尊重幼儿的兴趣和独特感受,理解他们欣赏时的行为。”具备高尚的师德品质可以确保幼师为幼儿营造一个充满包容、尊重与关爱的环境,有利于幼儿健康快乐的成长。 五.结语 审美素质的提升已成为当代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幼师生的审美教育应抓住文学欣赏课程这一重要渠道,在文学作品的赏鉴过程中逐步塑造学生美的理想、美的情操、美的品质及美的人格,为幼教事业的发展与振兴夯实基础、输送合格人才。 作者:吕小婉单位: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欣赏论文:高职文学欣赏论文 一、合作课堂简介 合作课堂是合作学习的一种范式,小组是合作课堂重要的物理基础。一般情况下,学生分为4~6人一组(以6人组居多)。在实验的学校中,作为一种课堂教学模式,合作课堂有四个基本的组成模块:预习(导学案)、展示、教师精讲和点拨、当堂测评。合作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质是“释放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主动性,让学生在导学案的指引下,在自主、合作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激发自我生命的潜能,发展合作学习的能力,成为学习的主人”。目前,合作课堂已经在广西的一些中小学里进行实验,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在教学实际中,根据高职学生的学情特点对在广西中小学实验的合作课堂教学模式进行了改造,探索高职院校外国文学课程合作课堂的新模式。这个新模式的教学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导向,培养学生自主、合作学习的习惯与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新模式的合作课堂由四个基本模块构成:专题构建、导学设疑、小组讨论、展示点评。由于外国文学优秀的作品数量众多,文学流派纷繁复杂,针对课时有限的情况,合作课堂的新模式不采用传统的语文课或文学欣赏课以作家、国别、体裁、流派等形式来设置教学内容、教学单元的方法,而是通过专题设置的形式,以专题为主线综合学习文学作品,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课前教师根据专题讨论的需要,投放讨论题,布置各小组自主学习——收集作品与文学评论等的有关学习资源,经过小组讨论,形成本组的讨论意见,在班上进行研究成果展示,师生共同对各组的展示进行点评。通过合作课堂,做到真正把课堂还给学生,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形成合作的习惯与能力,提高高职院校外国文学欣赏课程教学的有效性。 二、高职外国文学欣赏课程的合作课堂教学 (一)专题设置。 总的来说,专题设置应在课程定位的思想指导下进行。高职学生在高中阶段已经学习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外国文学知识,高职院校的外国文学欣赏课程的要求应在此基础上有所提高。根据高职学生的学情特点和外国文学欣赏的本质,高职院校外国文学欣赏课程定位可做如下设置:从文学本身的角度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自身魅力,培养对外国文学作品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和人文精神,学会自主、合作学习。专题设置好了,才能使外国文学欣赏课堂得到优化,达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根据以上的定位,笔者在教学中采取的专题设置的原则是: ⒈选择与高职学生学习、生活、思想、专业等息息相关的内容。 例如,高职学生都是17~20岁的青年人,正处在青春期,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是很正常不过的,但这个阶段他们对爱情的体验、经验也明显不足,有时看法可能会偏颇或偏激,以致可能会不太合理地、不太理智地对待爱情。外国文学作品中不乏优秀的爱情主题的作品,外国文学欣赏课可以开设一个“爱情专题”,专门讨论相关的作品,以期在讨论学习中,不仅学习外国文学知识,也使青年学生学会正确对待爱情,树立起正确的恋爱观。 ⒉选择学生兴趣浓厚的内容。 高职院校外国文学欣赏课应充分地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2013年好莱坞大片《虎胆龙威5》上演,这是由导演约翰•摩尔执导的一部硬汉形象的影片,片中主角约翰•麦克莱恩不仅有着顽强的毅力、超乎常人的技能,更有着俊朗的相貌、发达的肌肉,观众对约翰•麦克莱恩的硬汉形象印象深刻。而且,近年来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中硬汉形象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类型,学生对这类电影也很感兴趣。针对这种现象,教师设置了“硬汉形象”专题。 ⒊兼顾文种、国别、流派。 外国文学流派繁多,作品风格各异,单靠课时数不多的欣赏课程难以全部学习这些作品,要解决这个问题,教师在专题设置时就要考虑到在专题中融入更多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例如“爱情专题”就可以选择不同国别、不同风格的作品进行分析,例如:英国的《呼啸山庄》《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法国的《茶花女》、德国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美国的《麦琪的礼物》、匈牙利的《我愿意是急流》,等等,作品风格各异,这样可以较好地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 (二)导学设疑。 导学设疑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专题学习的重要环节。在此,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题目设置要合理,覆盖面要广,问题具有典型性。 例如“硬汉形象”专题可以给出如下导学题目:(1)外国文学作品的小说中有哪些引人注目的硬汉形象?(选定范围)(2)外国文学中的“硬汉形象”具有什么特点?(基本的人物分析)(3)怎么看待西方文学中的“硬汉形象”?(深入地的讨论)(4)除了外国小说作品外,近年来的西方影视作品有哪些硬汉形象?(铺陈,扩大视野)(5)硬汉形象的美学意义是什么?(升华,文学本质性的认识)(6)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硬汉”?(联系实际)这些问题覆盖教学内容的面广,也具有典型性,同时问题的设置环环相扣,逐层深入。此外,教师在上课前应提前一至两周将导学方案布置给学生,使学生有充分的时间予以准备。 ⒉根据专题的需要,教师列出学习资源目录。 例如“硬汉形象”专题,教师可以给出下列学习资料单:(1)美国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影《虎胆龙威5》;(2)朱振武《论海明威小说的美学创造》(《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四期);(3)樊朝辉《浅谈〈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的形象塑造》(《作家杂志》2009年第五期);(4)管军、罗小娟《国内海明威研究现状及趋势分析》(《山花》2011年第九期)等。布置学生按导学方案要求去分工合作。教师给出学习资源的目录,能较好地引导学生快速地寻找到相关资料,以节省查找材料的时间,也避免了学生寻找材料时出现的盲目性。 (三)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是合作课堂学习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完成得好,合作课堂的学习才能得到有效地保障。笔者在教学中主要运用小组讨论的形式来完成合作探究的任务。要求学生结合导学问题阅读材料并进行小组讨论,形成小组意见。在小组收集资料和讨论环节,要注意引导小组的各个成员都要参与其中,避免出现学习小组中只有少部分或个别同学在完成课题、其他同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的情况,从而达到共同进步。在学生小组讨论阶段,教师作为“导演”参与其中,对学生的疑惑提示解决的方法,引导学生自主解决,而不是代替学生思考问题。 (四)展示点评。 合作课堂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展示点评。这个阶段的做法是:各个小组派代表发言,公布本组的答案及研究成果。实践证明,小组代表发言是检验合作课堂学习成果的好方法。 ⒈汇报形式灵活多样。 这个阶段各小组汇报的形式可以灵活多样,例如,可以进行演讲汇报,也可以采用PPT展示等图文并茂的形式,以促进课堂的生动性。因为高职学生入学后在学校学习了PPT课件的制作等计算机技术,制作PPT课件是大多数学生都能完成的工作。 ⒉要求每个小组成员都有上讲台锻炼的机会。 每次汇报发言轮流进行,使得小组每个成员都有上讲台锻炼的机会。并采用以汇报带考试的做法,推动学生汇报学习成果的积极性。每个代表的发言成绩就是本组每个成员的学习成绩,这样可以激励小组的学习热情和激发代表的荣誉感,从而进一步启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⒊师生共同点评。小组汇报后由师生共同进行点评。点评是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点评可以发现各个小组的闪光点和不足之处,甚至偏差的地方,及时纠偏。师生共同点评的方式改变了传统的书面考试由教师一人评判学生的做法,以进一步发挥学生发现问题的积极性。以评促学,带动合作学习课堂的良性发展。 三、合作课堂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主导作用 在外国文学欣赏课程中运用的合作课堂教学模式,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引导学生自主、合作学习;学生是课堂的主角,思考问题、探索答案,都是由学生“主演”。但是,合作课堂教学不是放任学生去进行教学。教师的主导作用体现在下面几个环节上:导学方案的制订环节、引导学生讨论的环节和点评环节上的精讲点拨等方面。例如,教师可以通过简介作品的写作背景和作品所呈现的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知识讲解来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外国文学作品与国内文学作品最大的区别就是作品写作的文化背景不同,学生学习外国文学作品时,对写作背景不了解,容易导致在理解作品的主题和思想意义上的偏差,就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所以教师在进行外国文学作品的精讲点拨时要注意讲解文化内涵和文化背景,通过教师的精讲点拨帮助学生克服因文化差异造成的学习障碍。再如,教师可以在学生代表发言时的点评环节上进行把控。教师应该有自己的独到、新颖的见解,在学生发言时能及时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和不足之处,对课堂进行及时地把控,以免课堂发言流于形式或出现严重的偏差。 四、结语 高职院校外国文学欣赏课程的合作教学模式体现了先学后讲的特点,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潜能。在合作课堂的教学中学生较为容易形成自主学习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与当今的学习型社会的要求是相一致的。相信通过这种能力的培养,可使高职学生形成一种“带得走”的能力,为今后在职场上的发展提供前进的动力。 作者:梁彩群单位: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欣赏论文:文学改写欣赏作用管理论文 所谓文学欣赏就是运用自己的思维器官,对文学作品进行感受、体验、想象和思索,从而获得美的感染和愉悦,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它包含感受艺术形象,体味艺术境界,领会思想内容,激起情感反应,玩赏艺术魅力,鉴别作品质量。由于文学欣赏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只在精神层面存在,就使文学欣赏的评价和指导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当然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多样的,而改写不失为将欣赏活动外化的有效途径。改写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将白话文改写成现代文、古典诗歌改成现代诗歌,小说改编成剧本,诗歌改写成散文、小说……改写不是对原作的翻译或简单的扩充、简略,而是对原作的丰富和再创造。从美学角度来看,改写其实就是阅读过程中依照意象的再创造,它使欣赏文学作品中美成为一种情感体验。它要求学生将自我感悟、自身共鸣乃至自我创见融入作品,得其神韵,再造神奇。 改写可以展示对原作的自我感悟 以诗歌为例,诗歌是含蓄凝练的艺术。它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把繁复的生活现象、浓烈的思想感情蕴蓄到最典型而有最简约的形象中。正因为如此,让学生体会诗歌中那微妙的意境也就成为教学的一个难点。分析诗歌时,教师往往陷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尴尬境地,学生心有所悟,但无法用精确的语言来传达,从形象到表述形象,从虚到实,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如果换成形象到再现形象,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学生用自己感悟的形象来再现原作中的形象的神韵,从虚到虚,虽不可言传却可意会。 比如将《长亭送别》中“一煞”改写成现代诗歌。要求:体会其情景交融的抒情美,尽量用曲中意象,从莺莺的视觉表现离别之情。原作: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我为甚么懒上车儿内,来时甚急?有学生是这样改写的:远去了/你怎么忍心让我苦苦思念/连送别都隔着青山/就像我们的艰难的爱情/偏偏生存在悬殊的院墙/疏林/却不能再挽留一会夕阳/或许/你也如我一样的迟疑/旁人怎么知道/我们的害羞与执着/是淡烟与暮霭的融和/他走了/连呼吸也变的安静/夕阳下的古道竟没有人说话/只剩得这听不得马嘶/慢慢行吧/这里有他踏过的痕迹。这样的改写,既保留了原作的诗韵,再现了原作的意象,又结合了作者自己的审美情感,可以说,这样的改写完全体现了原作的审美意境,从中也可以看出学生的审美能力、欣赏水平也达到一个较高的层次。 改写可以实现与原作的自我共鸣 我们都知道“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感受,不同的鉴赏主体对鉴赏客体的理解也会不相同,几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偏爱的作品,几乎每个人都会从各自不同的生活经验出发,用不同角度去感悟同一部作品,学生也会在作品中汲取与自己情感相通的共鸣,和作者一起发千古之幽情。从这一点讲,学生就不可能对作品有相同的见解,当他们想各抒己见,却没有那么多课堂时间的时候,改写就当仁不让地发挥它的作用了 例如:改写《山居秋暝》,要求结合自己的想象,摹写自己心中的“空、静”境界。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示例: 雨说停就停了,村庄被冲洗得清清爽爽。袅袅娜娜的炊烟似山间某间寺院敲响的晚钟,在秋天微凉的空气中缓缓游动。 偶一抬头,月亮不知什么时候挂上了树枝。晶莹的光辉,在松针的锋芒下,碎得满地都是。一些清澈的声音,潺潺地淌过石头,然后又隐隐约约地流向远方。 溪边,竹林遥响了几声喧笑,月光下,一群长发飘扬的少女提着浣纱的竹篮,走进了各自的柴门。今夜,又有人会被梦中的王子拥进新房! 一阵渔歌牵动了莲荷,水波荡漾的河心,收网的汉子们,驾着满仓沉甸的收成穿过夜色,沿流而返。他们知道,无论何时踏进家门,总有一盏灯将温暖到天明。 时光如水,春芳消歇;滚滚红尘,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真的好想做一个隐者,从此万念皆寂,醉卧山间,不究世事。惟把这份淡泊,这份淳美,这份幽静而飘渺的景致,留在生命的最深处。 学生在改写中合理想象了景物、人物,摹写了采莲女子、捕鱼汉子恬然自适的生活状态,这是王维与学生在隐居这一事件上的共鸣,尽管他们各自的原因并不一致:学生是“时光如水,春芳消歇;滚滚红尘,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王维是因为“悟禅”。在诗歌教学时,教师只能分析作者的心境,而不能对学生欣赏作品而产生的共鸣做出唯一评价,教师要做的就是鼓励学生结合自身阅历,他为己用,将对他人作品的欣赏融为自身观照,并通过改写展现这种自我观照。 改写可以表现对原作的自我创造 文学欣赏的最大成就在于再创造,就如文学作品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一样,文学欣赏亦可以源于作品又脱离作品。记得2002年高考某考生作品《谏屈原书》,借用屈原之口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弊端,获得众考官的击节叫好,将满分收入囊中。因此学生对作品的再创造可以用现代生活诠释古人行为,可以用旁征博引点化同一意象,也可以用人类的共性点评他人的个性。 许淇先生对苏轼的《西湖》诗就是这样创造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西子妆 “若把西湖比西子”,著妆不著妆都一样。 若是雪黯天,山便昏昏,湖便洁净了。迷离的灯火映着孤山的题诗。 若是夕阳里荡舟,晚风水语阵阵,看岸边的树如人立,簪着半规新月嫣婉的侧影。 若是风潇潇淆漾恣纵,残荷的枝叶声声争响,影响怒于潮,便聆闻空山之瑟了。 若是一路石径上天竺,万竿雨竹。诗僧真能在韬光巢构坞,望见生命之海汹涌么? 多少次在湖滨徘徊,已不记得哪次更令我感动。我总是向游人少处行,我总是寻找独立和你相对的时刻。 你本来应是一个人的风景。 当我是你的风景,我老了,西子却年轻。 还是当年露湿的石凳上,等候朋友逃课出游的柳浪闻莺么?还是当年我辈少年相约买鱼而登的炊烟么? 还是淡妆!依旧淡妆!已非淡妆! 再没有波闲水淡的时候。“神飘忽而无所著”。据说西子终于傍大款陶朱公下海了,如今你浓妆艳抹,世俗红绿,总不相宜。 如将西子喻为中国的司芬克斯,我已是她谜中的三条腿的动物,还是赶快躲开,以免被难解的人生之谜吞噬。 我的西子是我记忆中的一个人的风景。 我爱淡妆。已非淡妆! 在文中,作者只是由苏轼诗的三个信息点西湖、西子、浓妆淡抹展开联想,想到西子的装饰、有关于她的传说,有关于西湖的景象,在鉴赏中揉进了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感情纠葛,又用现代生活来诠释古人的行为。这就实现了自己的创造。此时的改写是取作品之神而不见其形,已非外在意象、事件上的延伸,而是对作品灵魂精髓的再创造,是高层次的文学欣赏,教师应鼓励学生尝试这种欣赏活动。 苏霍姆林斯基说:“在学生的脑力劳动中,摆在第一位的并不是背书,不是记住别人的思想,而是学生本人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进行生动的创造。”我们在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时,既要让学生用自己的情感把作品中浓缩的生活和情感“泡”开,还原回原生态,更要让学生把读出的“自己”的而非“别人”的感悟抒写出来,即让学生对原作进行创造性的补充和发挥,使作品具有更为广阔的意象群,同时使艺术形象得到再造和扩展。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使鉴赏主体(学生)与文学作品完美统一,真正实现培养学生鉴赏能力的目的,达到文学欣赏的最高境界。 文学欣赏论文:浅谈刍议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教学 论文关健词:高职院校 文学欣赏 课程教学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现状的分析,提出加强文学欣赏课程的必要性和提高学生对文学欣赏兴趣的途径以及如何在教学中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中提到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要求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高职学院注重对学生职业技术与岗位技能的培养,往往忽视了对学生的人文精神教育和人文素质的培养。所以,高职院校必须通过课程教育加强对学生素质和品德方面的教育。 《礼记·大学》中写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最高理想。当代高职学生的思想前卫,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优秀的传统和悠久的历史也是当代高职学生必须要掌握的。笔者在近几年的教学过程中发现当今的高职学生不仅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更是知之甚少,这有悖高职教育的宗旨。要培养一个优秀的高职学生不仅要培养他们具有一技之长,更需要提高他们自身的文化素质,即加强学生人文素质方面的培养。2006年《文学欣赏》被列人教育部“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教高〔2006〕9号)。根据新时期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发展和需要,文学欣赏成为高职学生不可缺少的一门培养人文素质的课程。文学欣赏课程引导学生养成欣赏习惯,提高欣赏能力,同时突出人文教育、重视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作为一种审美再创造活动,对修身养性乃至兴邦治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学欣赏课程在高职院校的尴尬处境 1. 1文学欣赏课程地位不受重视,学生重视不够 文学欣赏课程是提高高职院校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课程之一。但事实上,该课程缺乏像英语、高数、计算机等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那样的权威性,也没有过级的压力,很多学生为了应付学分而选择该课程。由于高职教育的特殊性,对专业技能的要求较多,强调专业的实用性,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很多学生重理轻文,厚专业而薄基础的错误认识导致很多学生对这门课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1. 2高职院校对文科教师的培养力度不够 由于文学欣赏课程大多为高职院校的选修课,学科地位不高,科研空间相对狭小,教师培训的机会不如理工科专业教师多,接受再教育的时间有限,只有靠自己的专研,所以很难全方面提升自己的授课水平。 1. 3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方法简单陈旧 在教学方法上,很多教师沿用大学语文或者高中语文的授课方法,一味的讲授,比如字词的意思、语法的使用、段落的归纳,没能让学生感到文学欣赏课程的审美情趣,导致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学失去本来意义。另外,教学手段比较单一,简单的幻灯片加板书就是上课的主要方式,这很难让学生融入到传统文学的浓厚氛围中,难以培养学生文学欣赏的浓厚兴趣。 2加强文学欣赏课程的必要性 2. 1文学欣赏有利于学生正确认识自己 从高中的应试教育过渡到大学的学习,学生从繁重的教学任务解脱出来,高职学院的弹性学习方式让多数学生不能适应,表现为思想上懒惰,不能正确理解高职学习的意义,更加不知道自己学习的目标学习上不主动。文学欣赏课程可以有效改善学生这一现象。文学欣赏课程从中国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到外国文学,涉及的内容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他们浓缩了中国文学上的精华,选载的都是积极向上而富有哲理的文章。曹操的《短歌行》表达了作者对人才的期望,这就让学生深刻认识到社会需要的是有实力和能力的人才,促使他们在校期间努力学习。庄子的《秋水》可以让学生了解到为人应该谦虚,不能沾沽自喜,学无止境的道理。通过文学欣赏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艺术文化传统和外国的优秀艺术成果,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展个性,启迪思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 2文学欣赏有利于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 文学欣赏课程中的优秀文章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文学的巨大魅力,让学生也感觉到自己心灵的净化和人格的升华。比如“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为主线,着重描写荣、宁两府由盛到衰的过程。在教学中不仅要使学生了解到封建社会的人性世态及种种无法调和的矛盾,更要让学生知道曹雪芹是在“举家食粥,破毡遮寒”情况下写出了这样伟大的著作,曹雪芹从天堂到地狱的生活变化,不但没有打倒他,反而给他增强了生活的勇气,写出了一部不朽的著作。作者艰苦的生活和不屈的精神会使学生意识到当今和谐的社会更应该刻苦努力,唤醒他们内心求学的渴望。孔子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诸葛亮的“鞠躬尽瘁”、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文学名句,可以引导学生思想积极向上,使学生在精神、情感以及道德品质上得到全面的提升,健全他们的人格。 2. 3文学欣赏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美是能够使人们感到愉悦的一切事物,它包括客观存在和主观存在,审是人们对一切事物的美丑作出评判的一个过程。如果一个人缺少对美的感知能力,就不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审美,除了愉悦自己的目的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完善自己。文学欣赏课程的任务就是通过文学作品的欣赏引导学生走进作品,感知文学作品中的美,让学生感到美的形象、美的情感,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陶冶其情操,让学生感到真善美。所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是文学欣赏课程的重要目标。 3提高学生对文学欣赏课程兴趣的途径 文学欣赏课程主要以文学作品为重,但是也要兼顾历史、哲学、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除创作、研究篇目外,对学习与研究文、史、哲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也要有所指引。如何在课堂上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欣赏文章、如何提高学生积极思考的兴趣、如何让学生在欣赏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阅读水平,提高自身素质,教师就必须思考课堂上怎样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指导学生进行再创造活动。 3. 1善用启发式教学方式 在孔子丰富的教育方法中,“启发式”教育是其创见。他主张“不愤不启,不徘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愤”就是学生对某一个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通时的矛盾心理状态;“徘”是学生对某一个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这句话是说学生如果不经过思考并有所体会,想说却说不出来时,就不去开导他;如果不是经过冥思苦想而又想不通时,就不去启发他。教学过程中,要把灌输变为启发,把被动变为主动,使教与学相得益彰。比如在教授白居易的《长恨歌》,要让学生了解整个叙事诗中有讽刺,但是基调中还有同情和激赏。为什么白居易会在诗中表达这样的思想呢?这就可以启发学生去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学生会通过阅读、查询资料等各种方式找到答案,这就把灌输式变为启发式,让学生在学习中找到快乐。学生通过一个叙事诗,不仅让他们了解到了诗歌表达的本意,也让学生更深人地了解到当时的历史背景,还可以从诗歌中理解到一个诗人对当时现实社会的看法。 3. 2善用现代化教学设备 如何在课堂上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兴趣,促进学生主动思考呢?由于所欣赏的文章年代的久远、时空的限制等,学生学习课文时,很难把握作品的意境。这时要根据教材的内容和教学需要,善于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并配上相关音乐,开发学生的观察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为学生创设学习情景,诱发学生愉快的学习情绪,从不同角度欣赏文学。比如中国话剧《茶馆》,单读文字,学生很难理解到半个世纪的世事变化及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层面。这就可以借助多媒体,播放《茶馆》话剧,让学生走进清末到抗战胜利后的50年中,体会老北京的社会风貌及各阶层人物的不同命运。 3. 3善用灵活的考试方式 文学欣赏课不是单纯的语文课,虽然同属于人文科学范畴。但是文学欣赏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在精神上获得愉悦和满足、情操得到陶冶和提升、养成并提高欣赏能力、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所以在考试的方式上应选择灵活的考试方式。在教学过程中采取平时成绩和笔试成绩相结合,各占50%。平时成绩包括出勤(10%)、课堂提问及积极回答问题(10%)、课外阅读笔记(20%)、作业成绩(10%)。平时成绩的要求养成学生学会主动学习的习惯,这样的计算方法让学生的积极性大大增强,大部分学生平时会认真完成作业,欣赏作品的兴趣大大增强。而在笔试中,尽量以灵活多变的方式考查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掌握的情况,不出偏题和难题,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比如让学生欣赏一篇美文后作出评析,评析自己最喜欢的文章、设想自己生活在某位作者的时代是否有同样的思想等灵活的题目。 4结语 多年来的教学实践,让我深切感到欣赏能力对于大学生的重要意义,特别是针对现在90后的高职学生,加强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是新时期教师必须重视的事情,他们正处在长知识、长身体,陶冶情操丰富心灵的大好时机,而文学作品正好具有陶冶情操美化心灵提高人生境界的功能。 文学欣赏论文:浅谈幼儿文学欣赏客体的选择原则 论文关键词:幼儿文学 欣赏客体 选择原则 论文摘要:文学欣赏客体是读者获得意义的源泉,是文本意义具体化的出发点,它为欣赏主体规定了欣赏活动的范围、方向和路线,对它的选择至关重要。为幼儿选择文学欣赏客体大体应考虑这几方面的原则:一、选择有幼儿情趣的作品;二、选择含蓄蕴藉的作品;三、注意题材、体裁和形式的多样性;四、注意作品情感的丰富性。 幼儿文学的欣赏客体是作家创作出来的适合幼儿欣赏的作品。它是介于创作主体与欣赏主体之间的审美对象,是幼儿文学欣赏的中心环节,因此,选择欣赏客体—文学作品就显得至关重要:既要考虑到作品的审美功能,也要考虑其非审美的功能,还要考虑幼儿的欣赏趣味和欣赏能力。文学欣赏活动中为幼儿选择作品时应注意下面几个原则: 一、选择有幼儿情趣的作品 幼儿作为幼儿文学的主要消费者,其年龄特征制约下的生理、心理、情感等是决定“产品”生产的重要因素。创作幼儿文学作品强调适龄性,欣赏也是同理。适龄性主要指选择的作品适合幼儿的心理水平和相应的欣赏情趣。幼儿情趣是指幼儿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幼儿情调和趣味,也就是说它制约下的幼儿文学应该同时具有“幼儿性”和“文学性”。 第一,必须是“幼儿”的文学。既然是幼儿文学,作为本质特征,就应具有“幼儿”属性。 首先,是为幼儿的文学,是创作者适应幼儿的审美需要而创作的文学。“儿童文学不等于写儿童的文学。”“写儿童的不一定都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应该是为儿童而写的文学。”幼儿阶段是儿童的文学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现实生成的阶段,语言和表象等符号能力的发展使他们正式步入文学的殿堂,成为幼儿文学的审美主体。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化程度不高,成人社会那些思想习惯、复杂的社会现象、抽象的概念是不能为其认知结构吸收和接纳的。因此,必须本着为幼儿创作的原则,在创作时考虑到幼儿读者的审美需要和接受能力,使作品的深浅程度与幼儿感知事物的规律、年龄特点取得一致。 其次,必须是幼)l能接受的文学。超过幼儿理解水平或者不适合幼儿听赏的文学作品不应该属于幼儿文学的范畴。幼儿主要通过‘听’来接受文学的方式对幼儿文学的题材、主题、情节、结构、形象、表现手法等都有特殊要求。 第二,必须是幼儿的“文学”。由于幼儿文学作品必然要以幼儿的审美趣味和幼儿的文学接受能力作为创作的基础,所以,它所应用的艺术要素总是体现幼儿能适应的特殊规范和要求,呈现出特殊的组合形态和构成状态,表现出特有的幼儿情趣,即具有纯真、稚拙、荒诞、游戏味浓厚等幼儿文学特有的审美特点以及表现形式。 二、选择含蓄蕴藉的作品 即使是幼儿,在阅读时都有自己的期待视野,因此,必须选择那些能给读者留下理解和想象余地的优秀作品。这也是中国文论中所要求的含蓄和蕴藉。事实上,越是含蓄、蕴籍,越是内涵信息丰富的作品,越有艺术生命力,越能被读者接受。这看起来似乎与幼儿文学浅显、明快、童真、稚拙的美学特点相矛盾。其实,幼儿文学照样具有含蓄、蕴藉的美,只不过那是在其纯真、稚拙的外表下隐藏的幼儿似的含蓄和蕴藉,需要孩子们在不断的成长中去感悟。一篇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品不应该是孩子们一次就能读懂,或者其美学意蕴一次就被开掘完的,它应该存在着不确定性和空白,具有一个刺激读者去解读、去想象的“召唤结构”。 即使是幼儿文学作品,它的意象结构也存在着各种方向、层次的空白与模糊,包含浅层与深层的不同意蕴,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可以掌握领悟自己能懂的那一层意义。这种意义应该包括:一,基本(或者自然的)意义,它是由作品描写的基本事实和表现的具体感情或情绪形成。二,习俗意义。例如对某一事物的描写,却表现了另一喻义,像青松代表着长寿或者坚强的风格,荷花代表着高洁,小草代表着旺盛的生命力等等,这同民族历史、心理、文化有关。三,内在意义。即作品的深层意义,往往积淀着特定的社会文化因素。一般情况,低段年龄的孩子可以从形象人手去理解具体形象和具体情感,大一点的孩子可以从高一点的层次来理解,甚至可以终其一生来解读作品的深刻含义。比如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幼儿可以读出荒唐皇帝的滑稽可笑,儿童可以理解欺骗的可耻下场,青少年可以看出更深层次的讽刺,而成人应该从皇帝和他的群臣以及百姓的相互欺骗、附和,不敢说真话,共同歪曲事实等表面现象下,悟出安徒生对社会、人生、世相的愤怒和批判! 好的或者较好的作品总是在形象体系和意义结构中留出了较多的空白与不确定点,形成潜在的“召唤结构”,以调动读者的想象力,激发探究的积极性。 所以,为幼儿选择欣赏客体时一定要有意识地选择含蓄蕴藉、有余味的作品。 三、注意题材、体裁和形式的多样性 孩子从婴儿时最早开始接触儿歌到慢慢听讲故事,总是处在与作品的相互作用之中。各式各样的幼儿文学作品一定会通过自身的各种特征来暗示他们:不同的作品存在不同的信息。大量相同或者类似的信息成为审美经验后,会为孩子预设一种特殊的接受方式,一旦在文学欣赏过程中遇到相关作品就会发出特殊指令,唤起他对以往经验的记忆,也唤起由先前欣赏过的同类或者近似作品所形成的准则,使之进人一种特定的情感状态之中,产生对作品的审美期待,形成特定的审美心理定势。因此,为全面培养幼儿的审美能力,应该为幼儿选择多种多样的文学作品进行欣赏教育。具体表现为: (一)选择题材多样的作品 从文学作品多元价值的实施考虑,应选择题材多样的作品,让各种题材包括美学、哲学、伦理、科学、艺术等丰富内涵和多方面的知识经验与儿童相互作用,让孩子通过文学作品更多地了解社会生活。比如对“美”的认识,既是一种感悟又是一种认识。大量的幼儿文学作品本身就是美的典范:美的形式、美的内容、美的音乐,更有直接教育孩子如何认识美的作品,如《谁最美》,形象地告诉幼儿小白兔、小松鼠、百灵鸟、长颈鹿、孔雀的美都是美在外表,蜜蜂的美,是外在美和心灵美的统一,这样的美才最美。有关生活技能、道德认识、科学知识等等题材内容在幼儿文学作品中可以说无所不包,选择题材多样的作品可使幼儿得到立体的熏陶和教育。 (二)选择体裁多样的作品 文学欣赏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孩子的审美能力。审美能力是在反复欣赏不同体裁的优秀作品后建构起来的。每一种体裁都有自身的风格、独特的审美价值。幼儿诗歌,感情充沛、想象丰富,形象生动,语言精炼、音乐和谐,集中体现了语言艺术的美学特征。幼儿散文,语言精美、描绘生动细腻。欣赏散文,在感受意境美、语言美、情感美的同时,可以提高对自然美、社会美的敏感性。幼儿故事有引人人胜的情节,有重复变化、多样统一,均衡完满的整体结构,可以满足儿童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其他体裁各有其自身的美学特点,都可以全身心地陶冶幼儿。 (三)选择形式多样的作品 幼儿文学作品的外在形式多种多样,每一种体裁都有自己特定的形式,诗歌的分行排列、散文的分段排列、图画故事的图文并茂等都有自己特定的美学意蕴以及形式美的法则。形式美的法则包括对称、均衡、重复变化、整齐一律,对立统一等。幼儿文学作品讲究形式美的意义在于:第一、具有对称、均衡、回环、起伏有致的段落结构的作品,像一架架彩虹,一座座山峰,符合情感张弛的规律,容易使幼儿感到生命的愉悦,从而增添美感体验。第二、容易使幼儿从中发现文学形式美的规律,积累故事和诗歌“语法”,以及对故事和诗歌的形态和结构规则的直观把握。儿童对作品语法的积累使得他们在欣赏时产生猜想和预测的愉悦;在运用时也会逐渐产生自发的迁移,获得各种能力。第三、结构工整的幼儿文学作品经常使用反复等修辞手法,这能使幼儿在反复中把握人物的性格情绪,自然记住关键性语词和句型,对语言习得有着很好的示范作用。在具体的欣赏活动中我们发现,虽然很多幼儿不能把形式从形象中分离出来进行理性的分析,但是不意味着幼儿不注意形式。幼儿对艺术表现形式有天生的敏感和理解,他们通常更容易将儿歌、诗歌当成游戏,视为虚构,而将故事、童话等叙事性作品当成真实。当孩子听“丫头丫,打蚂蚌;蚂蚌叫,丫头笑;蚂蚌飞,丫头追;蚂炸蹦得高,吓得’‘头一大跳”时,觉得有趣的是句子的音乐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游戏性,会有兴趣的重复句子,表演动作。这首儿歌其实也有很浓厚的戏剧情节,几个动词生动形象地将小姑娘刻画出来,具有明显的故事性,可孩子的注意力不在这上面,在乎的是儿歌整齐对称、充满韵律的音乐性。但如果把这个儿歌变成一个故事,孩子可能关心的就是蚂蚌的命运,它有没有被捉住,小姑娘又怎么样了? 当然形式不能脱离内容,只有形式美和内容美高度结合的作品才是真正完美的作品,这也是选择作品要注意的一个原则。 四、注意作品情感的丰富性 人在与社会需要相联系而产生的情感中,有最基本的情绪,表现为喜、怒、哀、乐,借此可以表达人当前的需要与愿望,同时也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还有一些高级情感,如道德感、理智感、美感等,这些高级情感的形成和发展对儿童个性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作用。儿童通过欣赏文学作品,从人物情绪的展示中,可以学到更多标志复杂情绪的词,同时也促进识别情绪能力的发展,丰富自己情绪表达的能力。因此,重视幼儿文学作品的情感类型,也是选择作品的重要原则之一。这可以从两方面选材,一是按普通情感类型选材,一是按高级情感类型选材。 (一)根据人物普通情感类型选材,要注意选择贴近幼儿生活的具体情感表现、注重塑造再现生活形象的文学作品,即所谓“再现性”的作品 这一类优秀作品往往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各种社会情感渗透到幼儿看得见、能理解的文学形象之中,使其感到亲切有趣、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如《小熊过桥》,形象地再现了小熊过桥的全过程,由胆小害怕到超越自我后的喜悦.还有一类“表现性”作品,即表现作者心灵的作品:不直接描写生活形象,而是通过想象、隐喻抒发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是社会情感的抽象形态。这在幼儿诗歌和幼儿散文中表现得较为集中,它们一般有比较典型的审美结构形式,有较为工整的重复和变化;通过比喻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形象的对应物来抒发各种情感,比如《摇篮》里把母子之情比作摇篮和宝宝的关系,一共四段,每段有四句,四个不同的喻体:星宝宝、鱼宝宝、花宝宝、树宝宝,其余是重复。喻体贴近幼儿生活,儿童容易通过类比思维变换喻体,实现部分形象的创造,获得对母爱情感的具体认识。 由于不同年龄的幼儿对情感的匹配、认识能力不一样,应视情况选择不同作品供其欣赏。比如从人物具体情感而言,可以为小班幼儿选择情感比较单一或者两极对比鲜明的作品,《小兔乖乖》可以让小班孩子与小白兔共同体验喜悦、紧张、狂喜的心情。中班幼儿可以欣赏一些人物带有多种情绪色彩的作品,包括喜悦、忧伤、惊奇、渴望;同时还可以有较多的情感转移、情感变化。如,《三只蝴蝶》、《小黄鹏;(金波),《张老师的脸肿了》(朱庆坪)等,这些作品较多地表现出了情绪变化。供大班孩子欣赏的作品中,人物的情感、情绪类型可以更加复杂些。比如幼儿故事《玲玲摔倒以后》,写玲玲摔倒以后其他孩子胆怯、旁观、辩白,就是不出手相助,在老师的启发下终于醒悟,积极帮助玲玲站起来的矛盾冲突,表现了孩子们的内疚感、羞耻感、同情心等比较复杂的情感、情绪体验。此外,由于儿童在4-5岁以后,活动能力提高,认识范围扩大,理智感和意志力得到了明显的发展。所以从中班以后,可以欣赏一些意志和理智成分更多的情感作品,感受同一人物情绪、情感状态(力的模式)在程度上的不断加强。在《花瓶打碎了以后》,妈妈武断地逼迫京京承认他没有做的事情,而京京却一直坚持“不是我摔的”,无论如何都不乱承认。而且最后借老师说的话“不是自己做的也不要乱承认,那才叫诚实呢。”表明主旨。京京的坚定、诚实、勇敢一步步加强,情感也一步步递进。作品人物情感之间的冲突,是力的表现性之间的差异和矛盾的反映。京京和妈妈的力量对比有较大的悬殊,妈妈一步步紧逼,直至要动手打小孩,是一种武断和专制,而京京虽然弱小,代表着勇敢和诚实,表现了一种反抗的力,在事实真相面前,这个弱小的力量取得了胜利,其情感冲击力是巨大的。 (二)按高级情感类型选材。要考虑崇高、优美的作品和喜剧美、悲剧美的作品 崇高的作品可以使儿童获得仰慕、崇敬、崇拜、自豪的情绪感受,如神话和英雄故事。优美的作品,可以使儿童获得温馨、舒适、安全的情绪感受。比如儿歌、幼儿诗歌、散文等。喜剧美的作品,使幼儿获得轻松、滑稽、幽默的感受。悲剧美的作品,可使儿童获得伤心、难受、气愤、同情等情绪感受。虽然悲剧情感不符合幼儿的审美期待,在幼儿文学作品中这类作品比较少,即使有也通过艺术处理冲淡了悲剧色彩,比如稽雪的《雪孩子》,对雪孩子救白兔的牺牲行为没有过分渲染,而是让雪孩子变成天上的彩云转换了生命形式,使作品获得喜剧色彩,符合幼儿文学浪漫的特点。但是,悲剧情绪是生活中的正常情感,有必要让幼儿局部地体会一些,为未来的个性发展提供情感上的先期准备。可以选择一些只有局部忧伤情节而结局完满、表现手法生动活泼的作品供幼儿欣赏。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接受水平,小班的孩子适宜欣赏优美的作品,中班的可欣赏优美和诙谐、略带忧伤的作品,大班可欣赏优美、崇高、喜剧美、悲剧美的作品。 以上是选择作品的不同角度和原则。但无论从哪种角度都应更多地选择各人名著,因为名人名著的经典性和情操陶冶作用那是一般作品难以企及的。 文学欣赏论文:浅谈 文学欣赏 教学方法探析 论文关键词:文本 主体角色 教学情境 论文摘要:如何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是《文学欣赏》课教学中需要特别关注的。精心选择学生喜爱的教学内容,充分重视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作用,创设研讨与互动的教学情境等方式,都有助于唤醒学生的参与意识,使课堂气氛生动活泼。 1精心选择教学内容让学生与文本进行心灵对话 开设文学欣赏课,是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一个尝试,所以,目前还没有固定统一的教材可供使用,而面对涉猎文学作品相对少的学生,选择什么样的文学作品,选择哪些文学作品,这是教学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为此,在开课前,可以先让学生在纸上列出自己喜欢的作家,读过的文学作品,以了解学生的欣赏趣味。当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学生的欣赏趣味不一样。有喜欢古典文学的,有喜欢现当代文学的,有喜欢台湾文学的,有喜欢外国文学的,这样,在安排教学内容时,就应尽量顾及每个学生的兴趣,有的放矢。同时,也应选择一些他们不熟悉但非常重要的作品穿插其中,这样不仅可以满足他们的欣赏趣味,而且还可丰富他们的学识,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还应让学生认识到,名著思想深邃、艺术精湛,阅读和欣赏名著是一生一世的精神享受,课堂学习只是让他们走近名著,感受名著,从而喜欢名著,只有不断地阅读、理解名著,他们的精神世界才会不断丰富宽广。 随着影视、网络的普及,学生的文本阅读量越来越少,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巨著读过原著的人寥寥无几,多数学生是从影视上了解故事情节的,无法感受原著的语言美。建构主义研究表明,人们对知识的接受和理解是一个主体不断建构的过程,即只有通过个体的真实体验来达到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才是最有效的。因此,要特别强调与文本的直接对话,每次开课之前,把要讲的篇目发给学生,让他们阅读,并在课堂上谈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不读评论文章,以免先人为主的评论影响了学生对文本的个体见解。而对于一些诗词,可以采用课堂诵读的方法,激发学生在诵读中分享文本中的情慷。最有价值的尝试是自编自改文本剧情的方式:学生以“导演”的身份进人文本,对其中的结构、情节、人物设置进行自己有特色的删改和重新编排。这种方式能激发学生再创造的兴趣,使学生与作品问的交互作用得以深人,从而丰富自身的艺术经验。 2重视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角色和引领作用 将课堂主体由教师变为学生是非常重要的理念转变,必将有效提升和活跃课堂气氛。而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学生经常是被动、机械的教育对象,没有作为主动的主体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这限制了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压制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因此,在文学欣赏课的教学活动中,要注意加强教师对现代教育理论、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的学习,积极改进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可针对某一作家或作品,提出一些问题,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或者利用多媒体现代教学技术,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观看一些名著名片,然后谈观后感。这样可以促使学生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不仅在课后阅读了许多作品,查阅了许多相关资料,更有许多同学把改编成影视的名著与原作进行比较讨论。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也要参与其中,更善于听取和分析学生的解题思路,给予各种不同意见以充分表达的机会。同时,还要不时地给他们以启发、引导。课堂上,老师既要把学生看作一个知识的学习者,更要把学生看作一个有丰富内心世界、有独立人格尊严和巨大生命潜能的生命体,尊重他们,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学生思考的成熟与否,观点的幼稚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学生都能主动地参与并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确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的生命潜能和创造精神在丰富多彩的自主活动中得以充分释放,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是激活学生思维,形成良好教学效果的关键。 3创设崭新的教学情境 3.1学生研讨式 对话教学是目前比较先进的一种教学理念,它提倡建立自由、开放的心理场境,体现民主、平等、自由、开放、沟通、合作等特征,培养学生主动积极的意识和自由开放的个性,力求创设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充分参与的课堂教学情境。建立和谐氛围,是创设充分参与的课堂教学情境的前提。现代教学理论认为,课堂教学除知识对流的主线外,还有一条情感对流的主线。民主、平等、友好的师生关系是愉悦、和谐的课堂环境形成的基础。在这样的情境下,教师不轻易指责或批评学生,常给学生以鼓励和支持,使学生心情舒畅、兴趣盎然、无拘无束地参与教学活动,为学生的学习创没一个良好的心理环境。例如,在欣赏金庸小说时,设定的情景是“金庸小说研讨会”,同学们坐成圆桌式,畅所欲言,教师不加任何评论,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同学们在谈到金庸小说中的“大侠”时,有的认为是郭靖,因为他“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有的认为是令狐冲,因为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的则认为是萧峰,因为他为了和平,为了阻止大宋与契丹两国交兵而不惜牺牲性命。在谈到谁的武功最高时,有的学生说是韦小宝,因为他的逃跑功最厉害(不时引起哄堂大笑)。实践证明:给学生创设成功的机会,体验成功的愉悦.能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强化学习动机,使之满腔热情地投人学习。 3. 2师生互动式 在对话教学中,教师的权威性被消解了。教师虽然还要控制整个教学过程,但他不再是课堂教学的中心了。在传统的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以教师为中心”的倾向,教师要求学生必须听话,并把听话与否作为判断学生好坏的标准。而对话教学则要求教育者首先是一个好的引导者,即引导学生表达出自己所想表达的东西。教师作为引导者,既要保持一定的权威性,又要以一种伙伴的姿态介人学生之中,做到既外在于学生,又与学生同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以一个普通参与者的身份公布自己的阅读成果,以便与学生平等交流。此时,在同属文本读者这一点上,教师的地位与学生是平等的,教师提供的只是一家之言,并非“标准答案”,因而并不具备强迫学生接受的性质,学生和教师享有质疑的权利和解释的义务。例如,我们在学习小说鉴赏时,教师与学生一起评论《三国演义》,在分析诸葛亮这个人物时,讲到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他是作者“仁君贤相”创作思想的体现者,他为了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但有的学生对此观点提出了质疑:一位同学认为,诸葛亮在辅佐刘备建立了蜀国之后,就应该想办法让蜀国强大起来,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而不应该再劳民伤财地去打仗,诸葛亮的做法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个人的名声,是不值得歌颂的。还有的同学对曹操“奸雄”的提法提出了异议,认为曹操所谓的“奸”是他的谋略,《孙子兵法》中不是也提到“兵不厌诈”吗!在对话过程中,学生的思维是活跃的,很多见解是独到的。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阐发自己的观点,形成对话能力。 文学欣赏论文:浅谈 高级英语 教学中学生文学欣赏能力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高级英语》教学 文学欣赏能力 论文摘要《高级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可从关注作品的背景信息、关注作者的谋篇布局、品位作品的语言特征、辨析作品呈现的价值观并从中获取教益四个方面实现。 《高级英语》是英语专业开设的一门主要实践课程,涵盖了训练学生的阅读理解、语法修辞与写作能力等综合英语技能。课程通过阅读和分析内容广泛的材料,巩固和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技能,逻辑思维能力与独立思考的能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加深学生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同时培养学生对名篇的分析和欣赏能力、跨文化理解与交际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而就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而言,这是对英语教学的更高要求和对英语学习的升华。因为文学欣赏是读者观赏文学作品时特有的精神活动,是以文学作品所提供的形象为根据的感受、体验和认识的过程。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说,文学欣赏是必备知识之一。具备了文学欣赏的素养,也就有了更高层面的感知世界上美好事物的能力,从而拥有了更多的生活乐趣。但因文学欣赏涉及诸多因素使得这一要求在教学中遭到冷落。本文就如何充分利用教材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提出几点方法。 一、关注作品的背景信息 文学作品是以情感与艺术形象来表现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即文学作品是一种审美的精神产品。文学欣赏是指读者阅读文学作品过程中对艺术形象进行感受、体验、理解和评判,从而获得美感享受,领悟作品所包含的思想内容的过程。这是一种以感性领悟为主,感觉与理解、感情与认知相统一的精神活动。读者从对艺术形象的具体感受出发,获得某种愉悦和满足,受到作品思想感情的感染、陶冶和教育,同时也得到某种理性的认识。然而文学作品是对过去的再现,反映的是人们曾经的经历与想像。不同的作者会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同一话题,甚至他们的态度、观点也可能迥然不同,所以文学创作的过程便是作者个人的构建过程。换言之,作者个人的社会存在必然摆脱不了身处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个人的生活经历、家庭背景及所处的时代的影响,而这一切影响都将被深深烙在文学作品之中。只有充分关注作品、作者的相关背景知识,才能充分了解作者传递的信息,并更进一步透过表面看实质,明白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张汉熙的《高级英语》第一册第2课hiroshima一一the "liveliest" city injapan为例。如果读者不能了解二战的相关信息,也就没法了解作者在来到广岛时会内心有强烈的愧疚感,也就体会不到作者用引号加注单词“liveliest"时心里的那份沉重,更别说明白作者的写作意图:呼吁人们维护世界和平。 二、关注作者的谋篇布局 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源自两个方面:意境美与形式美,也即是内容与形式的紧密结合,二者辩证统一:互为条件、互为依存、互相过渡、互相转化;没有内容,形式无所依凭;没有形式,内容无从表现。没有意境美,作品无法经久流传;没有形式美,作品也就无法被认同。因此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必然包括对文学作品的形式的理解,即分析表现作品内容的内部组织构造和外部表现形态的总和,包括体裁、结构、语言、表现手法等。简单地说,即是关注作者的谋篇布局。 谋篇布局,从字面上理解,可以分解为“谋篇”和“布局”两个方面。写文章时,在下笔之前先构思文章的主旨,明确文章的目的,即为谋篇;考虑先写什么,后写什么,想清楚文章的结构,这是布局。结构是谋篇的物化,谋篇是结构的前提。作为读者只能从作者的布局中推敲其谋篇,即从篇章结构中感受作者的匠心独运。 结构是文学作品的骨骼,它是作家思想的集合点,也是理解作品人物性格和作品思想,以及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哲学家兰德尔说:“结构是一切意思和意义的基础”,“没有结构任何东西都不存在,都不可设想。”在一篇文章中,结构和语言一样,都是给文章内容以具体形态的东西。对如何起笔收笔、如何衔接过渡、如何调配材料的主次轻重,都要做到胸有成“竹”。好的结构能使文章中心突出、脉络分明、思路完整。写作要遵循此原则,而鉴赏则要从此原则出发,透过“布局”的外形,把握“谋篇”内核。只有这样才能整体把握,由形人神。 以张汉熙所编写的《高级英语》第二册中第三单元pub talkand the king’s english为例,全文结构松散,以口语化的风格,随意的语言体现酒吧闲聊的独特魅力—没有固定的话题、没有输赢的纷争、没有强加于人的观点。具体地说,文章从开篇的标题pub talk and the king’s english就误导读者。因为标题呈现的应该是酒吧闲聊与规范英语的关系,而实际上作者却是以此文为例说明酒吧闲聊的随意性。开篇后,文内出现了两个主题,让读者费解。紧接着,文章从第五段开始出现离题的现象,这种缺失对于成熟的作家来说怎么可能发生呢?此外,文内两种形式的语言交替出现,既有口语化的表达,又引用了不少历史和文学典故。还有,全文的措词少有大词、难词、抽象词,取而代之的是短词、简单词和不符合句法要求的片断句。然而,这一切的非同寻常并非作者不善写作,而是故意为之。他不仅要告诉读者酒吧闲聊的独特之处,更是以一个切身的例子来充分展示此主题。这样的构思与众不同,超乎想像,远比直接陈述来得直观、形象且有力,真正实现了“形散神不散”。 三、品位作品的语言特征 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必然包括对作品语言特征的鉴赏,探讨作者如何透过语言传递其写作目的,以及内容与形式如何通过语言形成有机的整体并使得文学作品独具特色和魅力。以张汉熙的《高级英语》第一册第四单元everyday l1se for grandm。为例,文章通过刻画三个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待文化遗产的不同态度来反映黑人的价值观。文章充分展示了母亲对小女儿的那份怜爱、对大女儿的既恨又爱的那种复杂的心情。而对这种不同情感的刻画完全依赖于文章的措词。如果读者能透过语言的表面看到作者的真实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写作目的,才能有身临其境的绝妙感受。 对语言特征的欣赏还包括文章使用的修辞手法如何服务于作者的写作意图。同样以张汉熙的《高级英语》第一册为例,第五单元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期间德国入侵苏联时作的一篇广播讲演稿。文章的最终目的是要说服英国人民全力以赴帮助苏联人抗击德军。既然是政治演说,而且是在战争的紧急时期,文章必须简明扼要、短小精悍,但要措词准确,且具有说服力,所以全篇演讲稿只有不到一千词汇量。为了让演讲能引起共鸣,除了内容上的精心安排、词汇选择的恰当外,作者大量使用了排比结构、重复、头韵、尾韵、对偶、倒装、比喻、强调句等修辞手法,使得全文读起来节奏感特别强。难怪收人该文的丘吉尔所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能获得195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语言的优美功不可没。 四、辨析作品呈现的价值观并从中获取教益 文学又称“想象的艺术”。文学形象虽然不能通过读者的感受器官来直接把握,但它通过语言的中介,激发读者的想象,同样可以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产生如临其境的审美效果,使文学形象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地呈现于读者的心灵。所以它是“惟一的仅仅运用语言符号来创造艺术意象体系、形成艺术作品的艺术”。同时,文学又是人学,文学作品表现的内容必然涉及最为基本的社会价值关系,大而言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小而言之,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故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必然包括对文中体现的价值观的了解。 再以everyday use for grandma为例,文中母亲在描述小女儿的可怜情形时用了这样的比喻:have you ever seen a lame ani-mal,perhaps a dog run over by some careless person rich enough toown a car,sidle up to someone who is ignorant enough to be kind ofhim? that is the way my maggie walks.此处如果不能明白东西方文化中“狗”的联想意义有天壤之别,那就无法切身体会到母亲传递的那份心碎的感觉。在另一篇文章blackmail中,如果读者不了解英国的等级观念,以及由此在语言中的体现,也就没办法体会故事中两位主人公—伯爵夫人与宾馆侦探—对话中暗藏的威胁、恐吓,也就没法体会黑侦探的无耻和贪婪以及作者透过故事传达的价值观—善恶有报。 所以文学作品是通过语言展示的艺术,是对生活态度的模拟,再现的是作者内心深处的经历、感受和价值观。它不仅带给人们一种艺术美的享受,愉悦读者并传递相关民族的社会、文化、传统、习俗方面的信息,促进民族间的了解。同时它也是社会感化手段,对读者施行教化的作用。在文学欣赏中学习者应学会区别不同的价值观并从中获取教益。 五、结语 有人说文学创作是抒情编码,而文学欣赏则是密码解读。在高级英语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是引导学生深层次读书,实现“话变画”,提高学生的感悟能力,激活思维,陶冶性情,提高文学素养的好办法。通过学生的读和品,又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创造性学习的能力。在此过程中,如果协调好其他技能,如读、写、译的共同发展,则使高级英语的教学实现了兼纳并蓄的奇妙作用。 文学欣赏论文:浅谈职业教育文学欣赏课教学改革初探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 文学欣赏 改革 【论文摘要】职业教育的教学无论在教育观念、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文学欣赏课之类的文化课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亚待改革。 职业教育中的文学欣赏课,其实就是对学生进行美育和美感教育,就是通过教材或其他优秀的文学作品载体,向学生传递传统的、现实的、国内的、国外的人类优秀而高尚的精神、思想、道德、情操,启发和引导学生以审美的方式感受本民族的、外民族的、传统的、现实的人性美,认识人性美,从而感染、影响、熏陶和塑造自我,完善自我,使自我成为美的心灵、美的精神、美的道德情操的载体。 一、文学欣赏课应分层次教学 (一)引领学生进人阅读欣赏诗歌的心理状态 1.在一节课的开始,先播放或展示一些与作品内容相关的音像、图片资料以营造一定的课堂气氛,用于调整和调动学生的心理情绪。例如,在讲授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时,一开始可以先让学生听一听古曲《春江花月夜》。在讲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时,可以展示一些富于意蕴的古代山水田园画。如果没有直接反映所讲内容的音像资料,也可以播放或展示一些在风格上与所讲作品接近的音像、图片资料。这种在听觉和视觉上给学生提供的形象,直接而鲜明,很快便能调动起学生的情绪,使他们进人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在进行下一环节的学习时就会较为自然顺畅。 2.对作者的了解是欣赏古典诗词时必不可少的一环。在介绍作者时,不是流水账似地叙述一遍他的生平经历,而是要通过介绍他的生平展现出他的精神世界,包括思想感情和个性气质。目的是带领学生进人作者的精神状态,以作家独特的心理品质吸引和打动学生,使他们与作家产生心灵上的共鸣,这对理解和欣赏作品无疑能起到一个必要的心理铺垫作用。 以上这几步都是针对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调整学生的欣赏心理而做的前期工作。 (二)对作品的文本赏析 欣赏一首诗词作品,首先要弄懂它的文字意思。对于字词句的理解并不是学生在阅读欣赏时的难题,所以,教师可以把这项工作先布置给他们作为预习的内容。另外,关于作品的创作背景,亦可由教师提供相应的材料由学生自行了解。那么,课堂教学的重点则应放在对作品情境及内在意蕴的把握上。诗词的欣赏过程是一个读者之情与作者之情相会的过程,而诗人之情主要借助于物象的描绘表达出来,于是,欣赏过程也就是读者根据诗歌的外在之象还原为诗人的内在之意的过程。因此对诗歌意象的领悟是欣赏诗歌的关键,对意象领悟的途径是联想和想象,读者通过联想和想象复活和还原作品所呈现的景象,并从中揣摩作者的情感。同时由于诗词形式上的特点决定了它对生活的反映只能是截面的、片断的,在简约的形式中隐藏作者浓郁的情绪。这就要求我们在欣赏时通过想象来补充作品简省的内容,使作者的情感清晰、完整地呈现出来。因此,在做好上述前期工作之后,教师便应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以及知识储备对诗词的内容做初步的想象。想象是一种主观色彩十分强烈的活动,因此,想象的主体是学生,教师只是一个引导者和点拨者。 二、文学欣赏课教学中情感教育的渗透 大凡优秀的文学作品,其内在的艺术魅力是经久不衰的,而艺术魅力是缘于作者真挚的富含情感的文质兼美的语言。拿来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由于日常生活和语言积累,学生在初读之后,都会有个感性的认识。在讲授辛弃疾《破阵子》这首词的时候,学生先行阅读,进行总体感知,为引导学生感受意境,配以古筝曲,学生在幽怨激荡的古筝曲中读“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自然会有一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感受;读“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难免会心生幽怨迷蒙之情。诗词配乐,学生的情绪被诱发起来,热情自然高涨。此时学生内心有各种情感在涌动,颇有一种一吐为快的感受,但此时学生的感受还只是模糊的,飘忽不定的,此时就要进人欣赏的第二个阶段。 学生初读之后,对全词的把握带有一种明显的个性特征,正处在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阶段,基调是否把握准确是一个问题,所以需要学生们讨论切磋。“水本无华,相荡乃成涟漪;石本无光,相击而发灵光”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这一阶段仍辅以古筝曲,在激越优美的曲调中让学生去思考把握词中所创造出来的一种韵味,一种氛围(意境)。只有经过这一个阶段,学生认识才可能由表层走向深层,由此获得自己的感悟。还以辛弃疾的《破阵子》为例,由初读而形成的模糊的、不确定的情感体验经思考讨论后就会形成这样的共识:词人笔姿飞扬,描写了带兵的理想图,谱写出收复河山的胜利歌。绘出的是一幅雄浑悲壮的画面:悲鸣的号角声,激荡在逸通连绵的军营,回响在族旗飘舞的天空,词人挥刀上马,射箭杀敌,整个画面活脱脱地跃现在我们的面前。此时,学生的情感不仅仅是一种情绪上的激动,而是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的共鸣,学生心随意到,这是渐人意境阶段。 三、文学欣赏课教学中进行审美教育要耐心地“引” “引”,就是引导。语文教材中的范文和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美、人性美和形象美及艺术美,都不是直观显露的,必须深人赏析后才能领悟其美。所以,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赏析作品,领悟美的内涵,感受美的意义,进人美的境界,接受其美,使学生的情感得到理性的引导,使其从本能的欲望和冲动中,升华到高尚、纯洁的精神境界,使其情感从自然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的自由。 文学欣赏论文:浅谈情境教学在职高语文文学欣赏单元中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情境教学 直观情境 文学欣赏 论文摘要:情境教学强调学习情境的作用,尤其注重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中学习,因此,情境教学具有更加人性化的特点,它较其他教学方法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更易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职高语文教材无论在课文的选材上,或是在教科书的整体编排上,都有意识地加大了对学生文学审美能力和人文修养方面的着重培养。尤其是以小说、散文、诗歌和影视剧本为主的文学欣赏单元,更是通过对一篇篇风格迥异却又饱含真挚情感的文学作品的教学,帮助学生理解不同体裁的不同特点,提高鉴赏诗歌、小说等的能力和运用语言的能力。 作为一名年轻教师,我一直有着这样的想法:一名教师要上好一堂课,很关键的一个前提便是,对所教课文的真实感受。《诗大序》曾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衷而形于言。”只有对一篇文章或一段文字有了自己真正的感觉,方能有感而发,发言为诗,达到课堂的“诗意化”。 对于文学欣赏单元教学,为了使学生能够真正地理解、欣赏并有感于文章,作为教师,是有责任努力去达到这一目标的。因此,通常可以从以下四种方式来营造直观情境: 1图像展示—由教师或学生收集、或自行制作图片来展示教学内容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就很好地揭示了诗与画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样,借助图画再现课文情境,可以把课文的内容直接具休化、形象化。讲授《林黛玉进贾府》时,在学生通过文本对“三春”、“王熙凤”、“林黛玉”的肖像描写片段有了初步体会后,借助使用了不同手法—工笔、写意、兼工笔带写意绘制的牡丹图,加深学生对不同写作手法塑造不同人物形象、展现不同人物性格的认识。语文课上利用图像展示可以打通语言和图画之间的界限,从而为学生在文字与形象间架起了一座连接的桥梁,调动了多种智能,锻炼了思维能力。 2音乐渲染—通过音乐营造特定的气氛,让学生在欣赏的过程中体味文章的情景 音乐是一种可以跨越国界、跨越古今的神奇的语言,它可以直达听众内心的深处,唤起情结,引发共鸣。如果在课堂上适当的使用音乐渲染的方法,则在课堂气氛营造上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诗歌教学中,“意境”的学习和体会是非常关键的。但极其凝练的中国古诗往往给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那么如何引导学生去“意会”呢?例如,在《琵琶行》教学中,选择一曲凄婉的琵琶曲运用在导人中,能够让学生了解这种乐器的音质特征,从而为内容教学作好铺垫。指引学生在诵读时做到“委婉处还它个委婉,激昂处还它个激昂”(叶圣陶)。 3交流感受—通过学生之间亲身体验的交流.营适具体的生活情境 同学间经验的交流比教师单纯的传授,从学生接受心理的角度来看,效果更好。例如,作文教学中习作片断的分享学习,从而懂得究竟怎样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而不仅仅局限于教师泛泛而谈的注意事项。学习《感悟珍珠港》时,先由学生谈谈自己所知道的一些战争的情景,交流这些战争所造成的危害,唤起学生对战争的深切感受,进而拉近学生与作者所传达的信息之间的距离。这样很容易就拉近了学生约文本之间的距离,也便于他们对文章的理解,而且他们在课堂上的参与度也能大大提高,真正地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4短剧表演—通过排演课本剧的方式,营造情境,促使学生深入地研读文本、把握人物性格和原作主旨 舞台艺术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课堂短剧表演也可融合文本、肢体、服装、音乐等多种因素。除了课本中设定好的戏剧单元、影视剧本单元外,其他课文可以同样尝试改编、排演课本剧。如《项链》、喊阿q正传》、《鸿门宴》、《邹忌讽齐王纳谏》、《雷雨》、《茶馆》等等。发挥学生的能动性,由表演带动语文综合实践活动中剧本的编写和对课文的阅读理解,促使学生发挥想象力和创新意识,更深人地研读文本,分析人物心理,更好的把握文章的内容。然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多种因素的使用、调动,可以开发学生多种智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也符合了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认识过程总是伴随着情感,而适度的情感又反过来诱导认识过程,使之,顺畅而深人地进行。情境教学能把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智力的开发以及情感意志的陶冶结合成一个整体,作用于学生的心理,以促使认知活动与情感活动的有机结合,从而取得一石数鸟的教学效果。 情境教学顺应了人的感知心理和审美规律。这种教学方式形式多变,生动活泼,学中有乐,身心俱动,非常适合调动职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实践表明学生对这种方式非常欢迎,它能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的主动性,有效地培养学生联想想象的能力掌握通过各种途径感知教材的科学方法,利于学生自学能力的形成,是通往叶圣陶先生所谓“教是为了不教”的理想王国的有效途径。我相信,情境教学的优势一定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在语文教学,尤其在文学作品教学中得到广泛而卓有成效的应用。 文学欣赏论文:试论文学欣赏课程与大学生人文情怀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文学 人生 文学欣赏 人文情怀 论文摘要: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以及人文情怀的培养,愈来愈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文学艺术作为重要的人文学科之一,由于其丰厚的人文内涵,理应在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教育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从“文学与人生”的角度,探讨了如何综合开发与利用文学欣赏这门课程,发挥其人文情怀的熏陶与培育作用。 我国高等教育在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种种不足之处,其中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总体下滑与人文情怀的普遍缺失,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现状,笔者认为,教育改革势在必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作为与人文精神密切关联的高校人文学科,理应承担起传递和培育人文精神即“传道”的历史使命。因为人文精神主要是依靠人文知识来进行传播的,人文学科理应是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 令人欣慰的是大学人文课程的设置与教学之重要性已逐渐为人关注。近年来,为了强化高校素质教育、重建大学人文精神,不少院校开设了各类艺术欣赏课,如书法、绘画、音乐、戏剧、影视欣赏等等。与文学有关的除了开设大学语文等传统的人文课程之外,还开设有文学欣赏类课程,如文学欣赏导引、文学文本解读、中外文学欣赏等。这些都是教育界试图通过提高大学生文学艺术的修养来达到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人文情怀的努力。 那么,文学艺术与人文精神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借助文学欣赏这门课程培养大学生人文情怀,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本文对此试作一些探讨与论证。目的是欲引起更多教育界同人的共同关注,一起加人这门学科的建设队伍之中,使文学欣赏课程得到更广泛的推广,发挥其应有的学科意义与作用。 一、文学艺术与人文精神 1.文学艺术的学科属性及其特质 何谓文学?文学何为?在文学被人遗忘和冷落之际,竟然成了一个需要重新追问的话题。文学艺术,按其学科属性无疑属于人文学科。人文学科其性质与意义,正如叶朗在为“21世纪素质教育系列教材”中“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系列”所做的《丛书总序》中所言:“人文学科总是要设立一种理想的目标或典范。人文学科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去追求人的完美化。”咬学其特质是以语言为工具,艺术地反映人类生活、传达人类情感的精神产品。文学艺术在人文学科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仅仅是因为其源远流长,更是因为它是人类自身命运的生动记录,表现的是人的心灵与精神世界。阅读欣赏文学,就是在重温人类的心灵史、精神史。 对于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孔子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可以净化情感,赫尔岑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歌德和莎士比亚抵得过整整一所大学。”恩格斯则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从当时所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可见,文学具有认识世界、启迪心灵、娱乐感化等等作用。文学是人类艺术的宁馨儿,其价值与意义本无须质疑。而怀疑文学存在的价值,质问“文学有何实际意义?”“文学能带来经济效益吗?”折射出的只能是发问者对人类文明、文化艺术的无知或功利主义的目光短浅。 2.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 “人文”这一概念,可以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在中国,“人文”一词最早见于《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这里的“人文”意义可以宽泛地理解为礼乐教化。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则出现了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其优秀是对人的尊重。那么何谓人文精神?一般认为: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是尊重人格和人性,肯定人的价值,关注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等等。人文精神的培育与塑造应该成为高校教育的优秀之一,因此才有人呼吁:人文精神应是大学教育的灵魂。 3.文学艺术与人文精神的关联 文学是人的生活活动的特殊形态、高级形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艺术展示。故而文学又被认为是“人学”,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其蕴涵的丰富内容以及表达意义的方式也都与人性、人生、人文等等“人学”的范畴有关。无数文学经典名著都贯穿着人文精神的内涵:如关注人自身的命运、尊重人的价值;如揭示人类追求探索真理的精神;如追问宇宙人生的终极意义,对现实的批判意识与超越精神等等。 文学被人接受欣赏或消费的方式是通过情感的共鸣、心灵的体悟,通过审美体验来进行的。文学是超越现实功利、庸常生活的,如果一定要追问文学之功用,那么它是关系着人类心灵的更广大更长远的功利与效用。正如加拿大学者弗莱所说:“它加深我们的同情心,扩大我们的度量,为我们提供对事物的新视角,并加强我们表达自己或别人信念的力度。”即通过文学欣赏,我们可以丰富内在的情感世界、开阔认识外在世界的视野,并有助于表达人类的情感和信念。德国学者姚斯认为:“阅读经验能使人们从一种日常生活的惯性、偏见和困境中解放出来。这句话点出了文学欣赏具有使人超越现实功利的意义,从而使我们对于个体认识世界、体验生活的局限性有所超越和突破。同时,流连在文学艺术的美境之中,也会令人获得审美愉悦,提升精神境界、陶冶道德情操。 鉴于文学艺术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必然联系,借助文学欣赏以培养人文情怀自是无须赘言,而且,这也应该是文学欣赏的最终目的。 二、如何发挥文学欣赏课程在培养大学生人文情怀中的作用 1.理性分析,坚定信心 面对人文学科包括文学遭受冷落以及当代大学生人文情怀缺失的现状,面对当今时代“文学何为”的质疑,作为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师,首先要学会理性分析探索其中的原因,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其实,文学自诞生以来,在历史上既受过恩宠与青睐,也受到过冷落与排斥。如在中国古代有墨家的“非乐”、法家的“息文学而明法度”;在西方则有柏拉图欲将诗人逐出“理想国”。“读书无用论”在20世纪贻害中国多年,而当下之“文学何为”的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其中原因很多,过去主要是源于政治的干扰,现在则是日趋功利化的价值观之盛行所致。然而,只要人类还要继续自己的生存、发展自身的文明,还要有精神生活的话,那么,文学就不会真的灭绝;而文学必将继续发挥其艺术地记录人类心灵史的作用,必将继续发挥其启迪心灵、陶冶情操的人文价值。对此要有坚定的信心。其实,即使是在当今所谓的“消费主义时代”、“信息爆炸时代”、“视觉文化时代”,文学也从未真正消亡。我们着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继续发挥文学在教育中的人文价值与意义。 2.选择切合当代大学生心理需求的文学欣赏视角 当前大学生面临着一个急速发展变革的时代,一个人生观与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同时又面临课业、考试、升学、就业等等压力。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案例告诉他们:文学,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文学,有益于我们的人生。那么,就有可能激发他们对文学的兴趣,从而发挥文学服务于人生的功能。 例如,文学作品中许多反映的都是人生永恒的话题: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个人与集体的冲突等等,我们可以紧扣“人生’,这一主题,结合文学名篇,让大学生在畅游文学园地之际得以品味人生,或反观自己人生中遭遇的种种问题,或认识到人性的复杂多变,从而获得重新看待世界与人生的眼界与心胸。 因此,在文学欣赏中,虽然需要了解文学史、文学常识,掌握一定的文学理论,学会分析鉴赏文本,甚至学会文学创作,但是这些都还不是文学欣赏的最终目的。文学是人学,创作之源是作家的人生,阅读的目的是丰富读者的人生。教师要从文学艺术创作与接受的特点人手,在教学中避免应试教育的干扰,避免枯燥的说教和课堂气氛的沉闷乏味,积极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以及阅读文学原典的热情,如不失时机的课堂讨论、课后组织文学读书会、交流读后感等。总之,贴近心灵、启发诱导、共同思考、唤起共鸣,让学生在文学欣赏的过程中获得审美体验,培育自己的人文情怀,这才应该是文学欣赏的最终目标。 3.发挥经典名著的人文价值 笔者认为,文学欣赏课程在有所选择地接纳各种新的文学门类如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等等前提下,还应坚持以古今中外的经典名篇为引导学生阅读的主要方向。不仅仅是因为大学生的阅读时间有限,更是因为经典名著是历经岁月的淘洗、筛选而留下的人类艺术的精华,其触及灵魂、涵养精神的力度,尤其是营养成分,与那种快餐式的普通读物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一流的文学家往往能够通过作品传达出人类共同的渴望和梦想,能够揭示那些带有普遍、永恒意义的价值与情感,所以他们的作品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阅读文学经典就是与世界一流的文学大师对话。正是在这种跨越时空、种族、阶层的对话中,人与人之间获得了心灵的沟通。在当前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资讯爆炸的时代,学习与阅读必然要有所取舍,而文学欣赏选择经典名篇为主也是必由之路。 面对大学教育人文精神的缺失,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与努力。作为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师,也要努力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从而发挥教师的引领与示范作用。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文学艺术的学科特点和优势,为培养当代大学生的人文情怀尽一份力量。让师生一起直面纷繁的现实人生,通过文学艺术的熏陶,了解历史、认识社会、体悟人生,从而重塑人文情怀,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富人文理想的事业。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教育的灵魂,这不仅关系到中国能否真正建设出世界一流的大学,更关系到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和未来。 文学欣赏论文:浅谈接受理论在大学文学欣赏教学中的应用 论文关键词:文学欣赏 接受理论 教学 论文摘要:如何上好文学欣赏课是摆在每一位大学语文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文学欣赏教学只有以学生为审美主体,让学生积极参与文学欣赏活动,获得文学体验,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文学素质。接受理论无疑是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提高学生欣赏能力的行之有效的理论。 文学欣赏教学是一种通过对具体作品来体验和领悟文学美的教学形式,它通过学生的审美活动,培养学生的语文兴趣,扩大文学视野,提高感受、体验、欣赏、评价文学的能力,并提高想象力、丰富情感,促进学生品德、智力、审美能力的全面发展。如何上好文学欣赏课是摆在每一位大学语文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文学欣赏教学只有以学生为审美主体,让学生积极参与文学欣赏活动,获得文学体验,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文学素质。接受理论无疑是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提高学生欣赏能力的行之有效的理论。 一、接受理论的主要观点 接受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研究中一种新兴的方法论。这种理论把思维的重点放到文学与现实、文学与读者、文学的功能与社会效果等问题上,特别注重把读者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他们认为,文学作品的存在与读者的阅读阐释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不经读者阅读的作品,不过是一堆毫无生机的语词材料。读者以阅读实践使作品从语词符号中解放出来,赋予其以现实的意义。文本的意义既不是作者赋予的,也不可能由文本自动完整地生成,意义的最终完成有待读者的阅读填充。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只有通过阅读才能实现。正是这种理论强调读者文学阅读过程中的积极性、能动性,所以对于文学欣赏课程培养学生欣赏能力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接受理论对学生创造性阅读的激发 传统文学欣赏教学强调教师为主体,教师分析、讲解,把作品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从语言形式_l对之解剖,不厌其烦地分析句法、段落、层次、思想等,单向性传输给学生,让学生在被动记忆中完成受教育,结果排斥了学生的创造性阅读,学生自己对文学作品的体验和看法,被排斥在教师的理解范围之外,教师的讲解就是所谓的标准模式。接受理论能够激发读者对作品的再创造阅读,为转变教学模式,强调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方法,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并在实践中能够激发学生的创造性阅读。 首先是读者期待视野的存在,事实上,作为读者的学生在接触一篇作品之前,一定存在着自己对某种文学作品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学生根据自身的阅读经验和审美趣味等,对于文学接受的预先估计与期盼,这就是所谓的“期待视野”。它是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尧斯提出的。简单地说,“期待视野”就是接受者以往在鉴赏中获得并积淀下来的对艺术作品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的认识理解。基于这种期待视野,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必定会产生不同于作品作者原意的理解, 其次是文学作品本身“空白点”的存在需要读者去进一步“填空”,按照接受理论的主张,一部文学作品一旦进入社会,便与作者分离开来,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任何文学文本都具有未定性,它的存在本身是一个“召唤结构”,具有很多“空白点”。这种“召唤结构”中的“未定性”和“空白点”,对于读者接受而言就是一种不确定性。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读者对文木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过程,也是文学作品得以真正实现的过程,文学作品不是由作者独家生产出来的,而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读者不只是鉴赏家、批评家,而且也是作家,因为鉴赏和批评的本身就是对文学作品的生产,就是文学作品的实现。事实上,文学作品,由于其语言的蕴藉性、含混性等大量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留给人们大量的想象空间,“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园里的景色到底怎样,需要每个读者去展开联想。根据接受理论,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投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情感,将抽象的文学符号转化为具体的文学形象,“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三、接受理论在文学欣赏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根据接受理论,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创造性阅读,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 首先是作品形象的具体化,即对作品形象的再现、补充、丰富和改造 对于叙事性作品的创造性阅读,这一点更为重要。读者在阅读此类作品时,可以通过创造性想象复现符合文学作品描绘的形象。事实上,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形象,都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这一点就为导演可以根据自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来挑选剧本的演员提供了可能性。很多观众往往认为影视剧中的演员和自己心目中的作品形象相差很大,就是因为其中参与了导演的创造性阅读。比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郭靖的形象描绘模糊性就很大,这种模糊性正是给读者留下了想象和创造空间。同样,在擅长白描手法的鲁迅先生那里,其小说中很多人物形象都是粗略勾画儿笔,让你联想万千,“阿q ”、“孔乙己”、“祥林嫂”等诸多形象皆是如此。因此,教师在进行这类作品的欣赏教学时,应该根据接受理论的精神,让学生进行自己的创造性阅读,不可越俎代庖。 其次是对情感的再度体验,即引导学生将作品中的人物情感与作者情感转化为自己的具体的情感,在情感的共鸣中得到升华与熏陶。文学作品是情感性的,华兹华斯说过:“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列夫托尔斯泰也曾一言:“艺术品是将自己的情感通过它来传递给别人”。通过欣赏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作者喜怒哀乐的情感,或潜然泪下,或荡气回肠。朱自清的《背影》,通过儿个镜头的剪切,描写了父子之间相爱相怜的真挚情感,至今让人回味无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给我们表达了时间无穷,人生有限,壮志难酬的悲歌,怀才不遇的诗人,面对辽阔的山河,前思古人,后念来者,独立于悠悠天地间,孤独寂寞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这种情感也更容易激起抱负远大却怀才不遇者的共鸣。对于文学作品中这类情感的再度体验,学生可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净化白己的灵魂,进而达到文学欣赏教学的根本目标。 第三,允许学生对作品进行合理性误读,接受理论的理论来源解释者认为,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一种误读,“哪里有解释,哪里就有误读”,而接受理论要求的误读,是一种合理性误读,即读者的理解虽与作者的原意有所抵悟,但作品本身却客观上显示了这种理解的内涵,从而使这种误读又显得合情合理。在他们看来,这种合理性误读,正是读者创造性阅读的表现。比如鲁迅的小说《狂人日一记》,其本意只是表现一个人内心的紊乱和烦躁,鲁迅对此并不满意,时任《新青年》编辑的钱玄同却读出了“弦外之音”,感受到该作品巨大的反封建内涵,于是当即发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此事也从此更坚定了鲁迅走文艺救国道路的决心。再如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本来是表现恋人间的相思之苦,但今天的读者却把它用来比作教师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被大家广泛接受。可见,这种体现了读者主观因素的误读未必不能让人信服。在文学欣赏教学中,特别对于象征性的作品,比如现代派文学作品,更要注意提倡这种合理性的误读,更大限度地发掘学生的创造性。 四、结语 接受理论,把文学评价的方向从先前的以作者为中心的评论模式,转向了以读者为主体的阅读模式,读者的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因此,在大学文学欣赏教育过程中,提倡这一理论,对当下大学生文学修养的培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文学欣赏论文:海外新儒学的文学批评实践——试析刘述先的《文学欣赏的灵魂》 论文摘要:作为较少为内地学者关注的现代新儒学的第三代人物刘述先先生,其著《文学欣赏的灵魂》是新儒学为数不多的文学批评的代表作。该著拥有一个独立自足的完整的系统,包含了作者对文学与哲学、文学欣赏与文学批评等多重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文学背后的“人性光辉”的深入挖掘。 论文关键词:海外新儒学;文学批评;刘述先;《文学欣赏的灵魂》 现代新儒学的学者有不少关于文学的理论,但却很少有进行文学批评的实践,而刘述先是个例外,他以哲学研究者自居,却曾出版一本文学批评的论文集《文学欣赏的灵魂》,此书受欢迎程度颇高,影响颇大。笔者相信,深入解读和挖掘该著,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刘氏思想,也为我们研究新儒学思想的发展延续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文学欣赏的灵魂》在1960年由香港人生出版社初次出版,除附录的一篇论文完成于20世纪后期外,其他20篇基本都是写于20世纪中叶。虽写作时间较早,但篇篇读来都有春风迎面之清新触感,不失深度也不乏高度。 首先,虽然是论文集,但刘著却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独立自足的完全的系统。这在众多的文学批评的著作中是比较少见的。刘述先先生是个搞哲学的人,喜欢建立系统、体系自不为怪,然而人们肯定还是好奇,一篇篇独立的文学评论论文如何组成一个自足的系统?先来看看刘著的目录: 序言:人性的光辉;一、堂·吉诃德的时代意义;二、古典希腊神话文学的起源与其意蕴;三、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精神与歌德的《浮士德》;四、左拉的作品及其自然主义;五、屠格涅夫《罗亭》与写实的真谛;六、《复活》和托尔斯泰的艺术;七、纪德的《纳蕤思解说》和西洋哲学中的二分思想形态;八、莎翁的人生观;九、狄更斯作品的人性和人情味;十、哈代的定命主义哲学观和他的悲剧文学;十一、屠格涅夫《父与子》的分析;十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观念;十三、纪德的《窄门》和《田园交响乐》;十四、史笃姆《茵梦湖》流露的人生意趣与生命情调;十五、雷马克和战乱中的最后一点人性;十六、红楼梦的境界与价值;十七、高尔斯华绥《苹果树》的诱惑;十八、劳伦斯作品放射的异端生命光辉;十九、杰克·伦敦反文明的《原野的呼唤》;二十、苍凉凝重的北欧神话含藏的悲剧意境;附录:苏忍尼辛的短篇小说与散文诗;我写《文学欣赏的灵魂》自跋单从目录看,21篇论文似乎并无多大关联,刘氏也在自跋中提到这些文字并不是完成于一个预先的有计划的系统架构下的作品,发表时也并无先后次序。但由于它们同流出于一个活泼的一贯的思想心灵之上,所以并不缺乏统一性,有着一贯的意蕴。以堂吉珂德一文为各篇论文的起点,刘氏意在指出我们务必重新学习堂吉珂德追求新奇的精神。事实上,不论在哲学方面还是在文学方面,刘先生都志在有所开创,开创的方向就是首先溯回到古典作品,于是就有了第二篇到第五篇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等系统分析的论文;作为总结,托尔斯泰一文包含了对前面几篇文字所探寻得到的最后结论,向读者展示了文学上解决问题的金钥。第七篇则告诉读者,在这个东西文化大碰撞的时代,人们将何去何从,有了原则性的构架以后,刘氏便运用这一欣赏原则依次分析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十几个作家及其代表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他关于文学的基本看法及其文学批评的风格。如此看来,除《红楼梦》评论的一篇不言,刘著整体上倒颇有些像一部西方文学的简史,它包含了对整个西方文学发展潮流和起伏波涛的追踪总结,读罢即会让读者对西方文学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加之语言平实优美,可谓是一部雅俗共赏的文学批评著作。 《文学欣赏的灵魂》虽名为“文学欣赏”,实则包含了作者对文学与哲学、文学欣赏与文学批评等多重关系的关注,这是刘著的又一显著特色。刘述先由衷热爱文学,但由于自己背负着另外的哲学使命,曾几何时,他把文学作为自己苦涩哲学研究的一层外表的糖衣,以惯常的哲学思维解读文学。结果,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的他,始终与文学的本质隔了一层。我们知道,文学与哲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凡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乏真实的人生体验和深刻的哲学意蕴,凡是深刻的哲学思想都源于对人间世相的敏锐感受,对芸芸众生的深切同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但文学毕竟不是哲学,文学的本质在“感”,而哲学的本质在“思”,赤裸裸的思想只能形成枯燥的哲学论文,无法成为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文学。因此,很多伟大的哲学家,虽然可能也深爱文学,但在他们的哲学心灵中,依然有着一层与真正的文学灵魂之间永远不能戳破的薄薄隔膜。而刘述先,却有幸戳破了这一层隔膜,故而他没有使超越的哲学堕落成为分析的技术,也没有使自己的文学欣赏成为他哲学研究的注脚。他似灵魂出窍,暂别了一个哲学心灵,翩然飞进一个美妙的文学心灵,在新的世界悠游漫步。 这部著作的每一篇论文,都不是在一种辛辣的精神下写成的,所以刘氏特别为自己的小书命名为“文学欣赏”,而不是“文学批评”。诚然,欣赏与批评是有着很大区别的,但二者又似乎难以截然区分。刘述先指出:“唯有真正经得起批评的作品才值得我们欣赏,同时也唯有真正能够作最深刻的欣赏的人才能够有资格作尖利的批评。而在二者之间,最初的优先显然属于欣赏,自己的欣赏趣味既已提高,自然而然会在长久的阅读习惯中,培养出一种高度的批评的标准来。”可以看出,刘氏特别提出欣赏和批评两个概念,意不在作区分,倒更像是在批判现实。的确,我们这个时代,批评和破坏太多,欣赏和建设相对少了。我们生吞活剥拿来西方的理论武器,极尽能事地对作家作品进行体无完肤的“批斗”或彻彻底底的解构。我们尽可以用五花八门的方法、理论对文学做多角度的解读甚至误读,但是不要忘了,文学是有生命的,每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一个生动活泼的生命体,批评的利剑往往会破坏这美丽的生命和这生命背后那个深邃的心灵,最终把文学葬送了。笔者非常认同刘述先先生提出的对待文学应有的态度:先学会欣赏,再去批评。过早地把握了一把批评的利剑,只会使自己的视野和心胸狭隘,陷于自家井底无法自拔。刘述先在上个世纪中叶的台湾看到的问题,也同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可谓一针见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对我们的文学批评进行反思,可是在此起彼伏的批判声中,现状并未发生多大改变。 至此我们方明确,刘先生为何要特别说明文学与哲学、文学欣赏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他是要提醒大家莫违背了文学的本质,莫扭曲了文学批评的功能。大概正是出于希望回归文学本质的目的,刘述先先生将自己的书命名为“文学欣赏的灵魂”,此书名本身就是该著的最大特色。多么美丽而富诗意灵性的文题!读者也不禁要追问:到底何谓“文学欣赏的灵魂”。刘先生说,他曾经也是和一般人一样,“在外部浮泛地欣赏着文学在人间世所表现的丰富的灵感而已!我记熟了很多动人的文学故事,也能够为许多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而可以类比之于我自己的切身经验的神来之笔感动而流泪,但是我忽视了去寻觅文学作品自身所含藏的内在独立的灵魂,我只是站在我自己的渺小的主观立场作着合乎自己的口味的取舍而已”。这样的天地依然是狭窄的。他在书中追踪西方文学流派的发展,最后得出结论,文学作品的优劣不在乎它追随哪一派的主义潮流,而在乎它能否完美地艺术地去表现一些宇宙人生的真实题材,而所有这些题材的优秀,便是“人性的光辉”。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人类灵魂的挖掘者,他们能够直透生活的本质。我们应该通过作品挖掘出一个真正的文学欣赏者对人生的深邃体验,体验作品闪现的人性光辉。综观刘著的二十一篇论文,篇篇都在凸显被完美表现在作品中的各种形态的生命光辉,即文学欣赏的灵魂。刘氏为何特别强调这一点呢?恐怕还是源于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作为现代新儒家特有的忧患意识。他敏感地发现,人性的光辉,是这个时代渐趋消逝的东西,人类以及人类文化要走出困境,必须寻回这样东西,发扬之,光大之。刘述先表面上在探讨文学问题,实际上也是在思索社会问题,或者说整个人类的问题。此乃新儒家的本色,一种学者的大境界。 刘先生还经常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观念术语引入现代文学批评,体现了他们努力打通中西的学术追求,可说也是该书的特色。相信该书一定能给读者带来完全不同于当下潮流的一些新的思考和感受。不过刘述先作品中仍然有一点令笔者费解的问题,作者多次强调要读者挖掘文学作品中含藏的完美,而对于这种美又没有一个清晰的解释,虽然可能也会有人与先生产生些许共鸣,但这毕竟是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学欣赏和批评的标准,这种标准,又如何让更多的读者去领会呢? 文学欣赏论文:英美文学作品的欣赏方法探析 英美文学作品的欣赏方法探析 一、文学作品阅读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英美文学作品解读和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少。2000年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文学课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上述目标的实现要求在教学中必须将文学史和文学作品两者并重,史料结合。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因为教学内容过多以及时间安排不合理,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上述教学目标。常常是在学期结束时,教学内容还停留在浪漫主义时期,或者尚未完成18世纪英国小说,这样学生对作家和作品的理解支离破碎,就无法形成对文学史的框架理解。 许多学校的英美文学课采用“文学史+选读”的模式。上文学史课时,教师罗列一大堆文学史知识,让学生死记硬背。学生因为是被动地接受老师的“复述”,对怎样形成自己对文学作品的见解便无从谈起。传统的文学课除了教授文学史外,还要讲一点文学选读,作为对史的补充。这种“语录”式节选,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教师处理这些选段时,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解释句子和单词的意思上面。学生浅尝辄止,虽然上了一两年的文学课程,却没有接触过一部完整的小说或一个完整的剧本,没能学会如何欣赏和分析文学原著。由于教学内容是些死的知识,不少人便觉得英美文学课乏味、无用。在传统的文学史课上,教师往往以“满堂灌”的方式,向学生传授文学知识。其实,生活在信息时代的学生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网络、百科全书光盘等途径搜寻到这些知识。 调查表明有些院校英美文学的教学手段落后、教法单一。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沿袭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学生被动接受成分较多,易消耗学生对文学课的兴趣,更无从谈创新与发现。文学课授课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分析问题和独立解决问题等方面的能力培养。外语专业的本科生往往缺乏相关学科的知识。部分学生知识结构和人文素养偏低直接影响了英语文学课的教学和阅读效果。 针对英美文学教学和阅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提出以下积极有效的欣赏方法。 二、按照文学形式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 英美文学课的重点应放在指导学生如何欣赏和分析文学作品上面。针对不同的文学形式,读者学习运用不同的欣赏方法和角度全面把握作品的意义。 在对英美小说的分析上,我们既要对小说的概念进行把握,又要理清小说的分类。小说的构成要素一般为背景、氛围和基调、情节和结构,以及人物塑造,叙述角度等。在阅读作品的基础上,读者要学会分析主题表现、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叙述角度、象征细节、语言风格等。不论是短篇、中篇还是长篇小说,赏析的方法基本是一致的。在哈代的《还乡》中,伊登荒原的贫瘠、苍白、幽暗、单调和神秘似乎一直扼杀人们的欢乐与幸福的追求。这样的背景预示着不幸,象征着厄运,生发出了种种悲剧。在《傲慢与偏见》开局的一句:“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真理:一个有钱的单身汉,必定需要一个妻子。”这种反差的基调产生了幽默,创造了轻松活泼的氛围,这也就是整部小说的基调。詹姆斯•鲍德温的《向苍天呼吁》讲述的是一个男孩成长的经历。作者运用倒叙的手法描绘他的母亲和继父的所作所为,从而使读者对主人公性格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回顾,对影响个人成长的环境有了广泛的社会透视。对小说中人物塑造手法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对小说的理解,人物带动情节,显示主题。《简•爱》中塑造的简•爱的形象是多面性的,简•爱的形象为我们解读作家本人的生活,作家所处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社会面貌以及作品所反映的主题意义都有较大的影响。叙述角度指作者在叙述一个故事时确立的一种视角。作者总是通过一定的角度向读者展示一部虚构作品中构成故事叙述成分的人物、情节、背景和事件。如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的第二人称叙述视角就十分独特。尼克的叙述对本作品的主题表达、人物塑造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诗歌一般指人们用韵律语言富有想像地对世界、对自身,对世界和自身之间关系的强烈感受的一种文学形式。由于人的审美趣味千变万别,审美能力不同,阅读诗歌的目的也不尽相同,人们阅读诗歌的角度和目的也不尽相同。作为普通读者,我们首先要以作品本体为中心阅读。也就是说,将注意力放在诗歌作品本身的语言结构、修辞手段、文体风格、意象、韵律、节奏等纯形式的因素上,这是最重要最具审美价值的欣赏角度,也是读者丰富自己诗歌审美能力和经验的基本角度,有助于读者提高语言的理解能力。w•b•叶芝的《当你年老》这首情诗所使用的丰富的意象、包孕的韵律、整齐的节奏都旨在表达作者本人对心爱的女人的一片痴心,读罢令人十分感动。其次,读者要注意作者的角度。对一首诗歌的欣赏,我们常常需要对作者有所了解。从作者的角度欣赏诗歌就是注重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文学素养、哲学和社会观念、思维方式和心理特点、个人特征,以及作者的文学主张与实践等因素,尤其是这些因素与作品的联系,例如爱伦•坡的诗作——《安娜贝勒•李》就显示作者自身的审美情趣和独特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再次是读者的角度。这一角度是指读者发挥自己的主体性,随心所欲地运用自己的主观欣赏能力去阅读诗作。阅读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未走的路》一诗时,读者体会到人生常常面临着无数的选择,不同生活阅历的人会做出不同的人生选择,对诗作做出不同的阐释。 戏剧作为主要的文学形式之一,有漫长的发展历史和深邃的意义。戏剧主要有四个基本类型——悲剧、喜剧、悲喜剧和情节剧。戏剧的构成要素一般有:结构、动作和语言、舞蹈和音乐、舞台效果等。剧本的赏析方法往往因人而异,但大致分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戏剧性感受,其次是作者技巧分析、再次是作品意义和主题分析等。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剧作给人留下荒诞不经的感受。在笑声和漫画式动作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可悲而又严肃的主题:在现代生活中,人们遭受着巨大的失败和痛苦,生活在盲目的希望之中,在遥遥无期地等待着一个模糊而难以实现的希望。结果是失望,再等待,再失望,到头来只是一场梦。戏剧舞台是人类社会的缩影,剧中的流浪汉正是人类的象征。尤金•奥尼尔的《琼斯皇》中逐渐增强的鼓声是琼斯内心外化的表征。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中人物的独白揭示人物内心的冲突,推动剧情的发展,同时,点明剧作的主题。与小说、诗歌不同,戏剧作品既要把握其主题意义、分析其创作技巧,同时,戏剧的独特的舞蹈和音乐、舞台效果都影响着戏剧作品成功与否,因此,莎士比亚十分关注自己作品的演出,奥尼尔创作的作品也是先演出,再修改,然后出版发行。人们在观看或阅读一部戏剧作品时必须注意戏剧的特点。首先,在阅读作品的时候,读者要有丰富的想像力。在重视文本的同时,还要注意戏剧的艺术形式。戏剧论文还包括了空间设计、灯光照明、服装的安排、音响的效果、音乐、动作、舞蹈等等。我们在阅读一个剧本时应努力想像舞台的场面和气氛。戏剧一般都有人物的对话和独白。因此在阅读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剧作家语言的运用。读者需要认真读对话部分,了解对话的含义,更要有意识地揣摩对话以外的各种内涵。《奇异的插曲》中有一段尼娜的独白:“我的三个男人!……我感到他们的欲望都汇聚在我的身上……形成了一种完美的男人的欲望,我感触到了……他们都溶化在我心中,他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跟三个男人怀的孕!丈夫!……情人!……父亲!……还有第四个男人!……小男孩!……小戈登……他也是属于我的!这样才算完美无缺!”这一席话就把一个贪婪女人的丑恶嘴脸刻画得活灵活现。戏剧的“强化”特点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舞台的生活是高度浓缩了的生活。小说可以用很大篇幅描写人物,刻画背景,而在舞台上演出的戏剧作品只能抓住主要人物的主要经历,不可能按照时间年代按部就班地叙述。 三、其它有益的阅读和欣赏方法 我们除了可以按照文学形式来欣赏文学作品,要更好地把握作品的主旨,还要注意阅读的方法和角度。读者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来阅读文学作品。 1.细读完整的文学作品。所有真正的文学欣赏活动都从文本的细读开始。作品选读虽说是精选经典作品的华章彩段,但由于是只选片断,破坏了作品固有的整一性,难免有支离破碎的感觉。如果只是读了《哈姆雷特》关于“是生还是死”的片段,是无法对哈姆雷特本人和莎士比亚做出全面的评价和判断的。只有认认真真读过莎士比亚一个剧本,读者才能对莎士比亚的创作特色真正有所了解,才能说“我读过莎士比亚”,才能与人讨论莎士比亚,也才能写出有自己见解的评论文章出来。阅读文学作品,从整体上去感受体验,读者才能形成自己的思想,才能有所震动,有所启迪。 2.读者要重视文学理论的学习与运用。文学理论可以帮助读者开启一扇观察文学世界之窗。理论的指导意义不言而喻,它对我们的阅读实践和文学欣赏活动至关重要。可以说没有理论指导的文学欣赏实践是肤浅的和表面化的活动,为了充分阅读与把握文学作品的意义,学生需要学习文学理论,并且把文学理论应用在文本解读中。我们决不一般地排斥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对文学解读的认知功效,但也不因理论的巨大作用而生拉硬套去比附和解说文学作品。我们应充分利用文学理论为我们的文学欣赏插上翅膀,同时又要不为理论所囿,永远保持精神自由与阐释的个性化和独创性。 3.读者要养成写阅读心得的好习惯。读书贵在有自己的心得体会。文学作品可以为写作提供题材和内容,写作则又深化了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两者互为补充。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许多名家均为语言大师。读者通过阅读,受其熏陶。写阅读心得和读书笔记,有助于读者及时总结自己的思考,积累第一手资料,为将来的写作打好良好的基础。同时,英美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成为一门素质培养课。读者主动参与文本意义的寻找、发现、创造过程,逐步养成敏锐的感受能力,掌握严谨的分析方法,形成准确的表达方式。这种把丰富的感性经验上升到抽象的理性认识的感受、分析、表达能力,将使读者终身受益无穷,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上立于不败之地的真正有用本领。正如柏拉图所言,“知识没有实际用途,它的存在仅仅对人的灵魂有益。”在这过程中,不仅读者的英语水平会得到提高,而且会提升读者的人文素养,受益终生。 知名学者夏仲翼教授针对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经典论述对我们欣赏文学作品同样有用。他说:“成熟的教学方式是应该学术讲坛式的,英美文学教学当然实以知识传授为主,但授予学生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也相当重要。不同的方法适用解读不同的作家和作品。而不是从一而终地用一种固定不变似乎统领一切的分析方法来讲授性质不同的流派和作品。在生动运用批评视角里展示每部作品的特色,要告诉学生解释可以各各不同的,这是读者的理解,作品的本义和读者的理解有时并不等同,这将会使学生终身受益。授课教师用自己的学术观念来阐释文学作品,一个讲坛,培养一个学派,出现一批学者。文学的繁荣就将进入自觉的时代。”(《外国文学研究》(5)2005:9-10) 文学艺术关乎着人生的终极意义,文学作品是我们人类外化的生命。开展包括英美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了解外国文化,丰富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智慧,繁荣我们国家的文学创作和方法。促进中国文学发展,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外国文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中学生阅读论文:高中学生英语阅读能力培养论文 一、抓好基础,掌握词汇奠定阅读基础 词汇是语言教学的地基,是感知语言的触角,是实现交际,促进沟通的神经。高中阶段的英语是义务教育阶段英语教学的延续发展,阅读材料的词汇量与词汇难度明显加大,很多学生都产生了一时无法适应的高原现象。因此,笔者以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妨秉承“狠抓基础,拓展词汇,打好根基”的阅读教学策略,从文本的构成源头入手,丰富学生们的词汇储备量,奠定阅读的基础。教学译林版高中英语模块四《Unit1Advertising》这一单元时,笔者考虑到,随着信息传播的日新月异,各式各样的广告(Advertising)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可谓无孔不入。因此,在教学前,笔者采取头脑风暴法,引导学生们以“Advertising”这个中心词汇四面拓展,以日常生活中接触过的各种广告为素材,快速地说出与这个主题相关的词汇。在学生们苦思冥想过程中,笔者适时地利用多媒体课件,呈现一些学生们日常常见的广告图片或商标,给出提示,如当教师呈现著名运动品牌安踏的商标时,不少同学立马脱口而出:“keepmoving!”通过这样的词汇互动,能够使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自觉地关注词汇,夯实学生的词汇基础,为随后的阅读实践活动奠定基础。 二、找准关键,逆向推导准确定位内容 高中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较为独立的逻辑思维能力,具有明确的抽象意识,因此,对他们而言,阅读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审美的体验,更是一个思维漫步之旅。笔者认为,教师在阅读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发展学生英语逻辑思维,引导学生学会抓文本的关键词,以逆向推导的文本阅读思维精准定位本文结构与所需内容,从而提升学生的英语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教学译林版高中英语模块一《Uni3Lookinggood,feelinggood》时,笔者在引导学生阅读“Dyingtobethin”这篇文本时,引导学生们采取“带着问题抓关键”的阅读策略攻克难关。在阅读前,笔者引导学生以快速横扫的方式,揪出所给问题的关键,如WheredoesAmycomefrom?(圈出关键词Where);WhatkindofpillsdidAmytake?(圈出关键词Where和pills),引导学生养成带着问题、抓着关键找答案的阅读技巧。在教学中,笔者发现,通过由问题再阅读的逆向推导方式,能够有效地帮助学生缩小阅读范围,精准定位阅读内容,提高阅读效率,促进学生自主阅读能力的长足发展。 三、瞻前顾后,精泛结合提高阅读效率 在阅读学习中,瞻前顾后的阅读能够帮助学生科学合理地把握文本,周全有效地考虑问题,提高学生们的阅读效率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实际教学中,笔者往往会引导学生学会将精读与泛读相结合,通过泛读快速地定位文本类型、情感基调以及题末问题;通过精读,细细品味英语文化魅力,寻找细枝末节里的玄机,从而提高英语阅读的有效性,提高阅读课堂的目的性与指向性,让每个学生都能明确阅读目的,采取符合自己阅读习惯的阅读策略。教学译林版高中英语二《Unit3Amazingpeople》时,笔者在课堂阅读实践活动中,以多媒体课件的形式补充了一则关于BillsGates的阅读材料,通过这则补充材料帮助学生理解比尔`盖茨为什么被称为“Amazingpeople”。在文本阅读过程中,笔者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采取瞻前不忘顾后、精读泛读巧妙结合的阅读策略,结合教材中有关BillsGates的简介,泛读找相似,精读破问题,在泛读和精读相结合的基础上,总结回答“Howcanhebecomesorichatsuchayoungage?”这个探究性学习方法。 总之,阅读是高中阶段英语教学中一块“大蛋糕”,如何让这块“蛋糕”新鲜诱人,帮助学生吃到、吃好这块“蛋糕”,是新课程背景下每一位英语教师都应该深入探讨的教学课题。因此,作为教师的我们,应该着力打造与学生们心理相容的阅读氛围,为学生们提供紧跟时代、贴近实际、彰显文化魅力的英语阅读素材,为学生们创设丰富多彩、轻松愉快的阅读实践氛围,让阅读变成愉快的体验而非喘不过气的学习压力。 作者:邱美芝单位: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中学生阅读论文:初中学生语文阅读教学论文 一、提升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策略 (一)围绕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教学手段 初中语文阅读其实是教师与学生就文章进行交流,阅读是交流的媒介。但是由于师生之间存在年龄、认知能力、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师生之间的阅读能力也存在很大的差距。那么,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当中,教师应当了解学生认知和心理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规律,切实贯彻初中语文阅读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完成教学目标。结合本人多年的教学经验,以下介绍几点教学原则:第一,抓住文章中心思想的原则。在新课程标准的指导下,教师可选取教材中一些经典的并且容易理解的文章来作为案例进行语文阅读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阅读的信心,也为了激发学生对阅读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第二,紧密联系生活实际的原则。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应当结合课内知识和课外的生活实际,将一些处事方法、思想价值观念传递给学生,让学生多关注生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品质和素养。第三,理解文章整体结构和首尾呼应的原则。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注意文章结构的分析,注意文章开头和结尾的呼应,注意文中过渡句和过渡段的作用,从而有效地提高阅读效果。 (二)以教学目的为准则,挖掘对学生有益的教学内容 语文课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点学科,语文课具有综合性和联系其他学科的特点,因此学好语文课对于其他科目的学习起到了基础的作用,因而合适的、良好的教学内容是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为此,初中语文教师应当仔细研究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从学生的视角出发选择最有利于培养学生知识和能力的教学内容。教师只有深入教材理解和把握,体现出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素养,才能受到学生的尊敬和喜爱,从而得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总而言之,教师要充分挖掘对学生有益的教学内容,才能逐渐地提高学生的思想,实现教学目的。 (三)教师要合理安排教学顺序,提高学生注意力 合理安排教学顺序,有利于明确教学目的,避免课堂上出现没头没尾的现象。在安排教学顺序时,应当综合考虑到学生的心理发展趋势,坚持符合学生认知事物的原则,突出教学重点,从而激发学生对语文阅读学习的兴趣,提高效率。 (四)教师要指导学生利用感情进行阅读 情感是事物之间进行交流的有效手段,也是初中阅读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语文教师既是语文基础知识的传播者,也是文章作者情感的疏导者,每一篇文章都会蕴含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学生只有理解了作者的情感,才能真正达到阅读教学的要求,实现语文阅读教学的最终目的。 (五)掌握语文阅读教学的手段和方法 1.增强语文课堂气氛,激发初中生对语文阅读的兴趣 语文阅读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合作、共同交流的过程,因此教师必须平等看待学生,学生必须尊重语文教师,才能制造良好的语文课堂气氛。在课堂上,教师要认真地帮助初中生融入作者的世界里,感知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建立一个合理而和谐的课堂氛围,让学生有意识地发表感想,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们的阅读兴趣。 2.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素质 在进行课文阅读的过程中,学生不可避免地会碰到生僻字词,这时教师不应该帮助学生认识生僻字词,而应教导学生要自觉使用语文工具书和相关文章资料进行查询,以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此外教师还应该培养学生能够独立地完成课堂任务,提高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 二、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在进行初中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应当注重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从学生的真实需求出发,不断地更新现有的教学方法,为学生创设良好的阅读环境以及真正从文本出发进行阅读教学,以此有效地提升初中语文阅读教学质量,让学生真正对阅读学习充满兴趣,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活动中,从而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作者:徐平 单位:江苏省阜宁县施庄初级中学 中学生阅读论文:指导中学生课外阅读的要领及技巧论文 [摘要]阅读是因文得义的心理过程,是以文会友的交往过程,是书面文化的消费过程,是人类素质的生产过程。长期以来,我国中学生阅读素养始终没在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课外阅读常常热衷于表面形式上的轰轰烈烈,而不愿深层的理性思考。本文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讨论课外阅读对于学习主体——学生的重要意义;第二部分是对目前中学生课外阅读的现状进行调查;第三部分是教师对中学生课外阅读应如何进行指导,指出了几条建设性的指导策略。 [关键词]中学生课外阅读现状指导策略 一、中学生课外阅读的重要意义 关于课外阅读的重要性,许多语文教育的老前辈都有过重要论述。叶圣陶先生在《 略读指导举隅 前言》里说:“学生在校的时候为了需要与兴趣,须在课本或选文以外阅读旁的书籍和文章;他日出校之后,为了需要和兴趣,一辈子须阅读各种书籍和文章;这种阅读就是所谓的应用”。他认为“就教学而言,精读是主体,略读是补充;但是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备,略读是应用。”“如果只注意了精读,而忽略了略读,工夫便于工作只做了得一半。其弊害是想象得到的。”尤其是在当今开放的语文教育体系中,课外阅读更不应该是游离于语文教育体系之外的“点缀”,更不是可有可无的“软任务”,而是语文教育的一个得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学生课外阅读的现状 1.学生课外阅读的盲目性 中学生在进行课外阅读时,缺乏甄别力,读物良莠不齐,一项调查显示46.7%的初中生和35.8%的高中生课外阅读以消遣为目的,在中学生购买的报刊图书中,知识类书刊占55.6%消遣类占44.3%。中学生由于受年龄、阅历、阅读水平的制约,审美能力较差,搞拒诱惑的能力差直接造成了读物的优劣不等。他们读的书大多不是有意识的选择,大多数都是无计划无目的,无选择,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2.学生课外阅读缺乏指导 由于学生的课外阅读得不到教师的理解和支持,也就很难获得有益的指导;由于教师认为课外阅读占用了时间,耽误了学习,所以反对或限制他们的课外阅读,使多数学生不能光明正大地进行课外阅读,更顾及不上阅读的效益和质量,不能充分发挥兴趣阅读的作用。 3.缺少适合学生阅读的课外读物 目前,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就是图书资源匮乏,难以得到优秀读物。这也是制约中学生健康的课外阅读的一个重要原因。真正投资于语文学科的并不太多,大多集中在“习题集”、“题典”上,很多的课外读物是仅仅有几本“作文选”。 三、中学生课外阅读指导策略 中学生正是形成阅读习惯、培养阅读能力的重要时期。然而受年龄和思维的限制,学生迫切需要指导。调查显示有72%的学生希望教师在课外阅读方面给以指导。然而不少语文教师对学生的课外阅读还只是停留在一般性的“号召”上,而缺乏切实有力的措施,少数教师甚至放任自流。因此,如何加强指导,使学生课堂学习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1.激发兴趣策略,让学生爱读书 课外阅读兴趣指对自身从事课外阅读活动的主动性心理倾向和对阅读材料及意义进行积极探究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常表现为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课外阅读兴趣受阅读者的年龄阅历、知识、爱好及阅读目的的制约,读物本身的内容形成也会直接影响课外阅读的兴趣。 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主要靠语文教师的培养和引导。要从认识着手,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辅以及时的鼓励和表扬,要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用古今学者劝人博览群书的名言警句启迪学生,以酷爱书籍,通晓各学科间的生动事例教育学生,体会广泛涉猎的必要。 2.推荐书目策略,让学生多读书 我们提倡的课外阅读。绝不是“放羊式”的阅读。也不是只要数量不要质量的任务式阅读,学生由于年龄、认识水平等原因,许多学生在书籍的选择上具有盲目性。这就要求教师推荐阅读书目给学生,明确阅读内容与范围。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多读书。在书目内涵的把握上要注重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文化的弘扬;注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渗透,注重借鉴与学习外国优秀文化。既有广度,又有深度,还要有梯度。 (1)结合课堂教学推荐,读物的内容和形式要尽可能和课内阅读取得某种程度联系,内外联动,相得益彰。 (2)结合课程标准推荐。《课文课程标准》的课外阅读推荐书目是人类文化的精品。文质兼美,又结合了学生的学力、智力、心力等实际,要逐步让学生阅读。 (3)结合时尚热点推荐。教师只要善于引导,必能让学生在轻松的阅读中了解开放的世界,愉悦身心。 3.掌握技巧策略,让学生会读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让学生顺利地进入阅读的成功之门,教师要进得方法指导,教会学会开启阅读之门的技能。读书之法,因人而异。但就目前中学生的课外阅读,仍要把握一些基本东西。 (1)养成良好阅读习惯。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学生在一学年开端就要订立本学年的读书计划,一学期、一个月、一星期读多少书,有个合理的安排。读书须思考。 (2)读书方法点拨。教师在指导课外阅读时要系统地对学生阅读方法进行点拔,三大读书方法:精读法。略读法、快读法相结合,要让学生明白“精读是准备,略读、快读是应用,是人生阅读活动的主体”,课外阅读应以课堂教学为基础,着重培养略读和快读能力。 (3)鼓励学生个性化阅读。阅读作为精神产品的消费和再生产活动,要展现阅读主体的本质力量。课外阅读极富个人特点的学习结果,使学生对阅读材料的反应呈现多元化趋势,事实上,这也是新的语文课程标准积极提倡的语文教学效果,强调学习是学生的个性活动。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通过个人的选择、感知、理解和深悟,得出“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结论。作为教师,要特别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提倡多角度的、有创意的阅读”。如果对学生的独特见解不假思索地加以否定,就可能泯灭了学生智慧的火花,后果将不堪设想。教师要做一个充满激情的导游,引导我们的学生走进他们富有个性的阅读世界中去。 中学生阅读论文:语文阅读教学中学生迁移能力培养方式论文 迁移是已经学过的东西在新情境中的应用,也就是已有经验对解决新课题的影响。这一现象广泛地存在于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的学习中,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问题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讨,终于对迁移过程中复杂的认知活动有了较完整而科学的认识,发现迁移过程是由审题、联想、分析类化几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认知成分构成的,即首先必须形成对有关问题的最初映象,让映象激活头脑中有关知识结构,然后统一分析新问题与旧知识的内在联系,将具体问题归入原有知识结构,形成概括化联想,从而解决新问题,构成一次完整的迁移。 这一理论在语文教学中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主要表现为通过对已有知识的概括和对生活经验的总结,进而达到独立写作的迁移,不断用原有知识解决新课题的迁移,等等。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迁移能力是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重要途径。 下面仅就阅读教学中学生迁移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谈几点看法。 概括能力的培养是进行迁移的重要前提 迁移,是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过程。已有知识结构的概括水平决定了问题的最初映象,也就是说,概括的知识结构为新的问题的嵌入提供了一个框架,所以,对已有经验的概括水平不同,其迁移程度也不同;概括水平高者,其迁移过程较压缩,迁移速度就快;相反,概括水平低者,其迁移较迂回,迁移速度也就较慢,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呢?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抽象概括 事物的本质特征往往被纷繁复杂的外表所掩盖。文艺是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揭示生活实质的,那么要了解文章的内涵就需要通过对外部形象的分析,找出事物的本质。所以在阅读教学中,一定要运用各种方法培养学生抽象概括的能力。 比如《风景谈》一文,主题是“自然是伟大的,而人类更伟大”,这一主题通过六幅风景表现出来。如何通过阅读抓住其主旨呢?如果仅凭借语言文字逐一讲解分析,最后点明主旨,学生固然也能接受,但其抽象概括的能力未得到锻炼。为培养学生的能力,这样的文章我们可以采取图画教学,即选其中两三处风景制成图画,只是减去原文中人物活动部分,上课时先让学生看画面用自己的语言描绘,然后翻看原文,两相对照,找出自己描绘的风景之所以不如原文有韵味的原因,除语言不够准确精美外,主要是缺少了什么?学生很容易发现自己的描述中缺少了“人类的活动”,因而缺少了那份鲜活的神韵。这时文章的主题已揭去朦胧的面纱,显现在学生面前,学生自然能概括出“自然之所以伟大,风景之所以美好,正是因为有了人类的活动”这一主题。 中学语文课本中很多文章都是培养学生抽象概括能力的好材料:小说,通过对人物肖像、语言、行动、心理等描写的具体分析,概括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思想变化;杂文,通过表层语言的分析,揭示其深层含义,等等。 再如教材中的文言文,句法词法中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可从具体实例中概括出来。就拿名词活用做动词这一词类活用现象来说,我们可以从课文中找出很多例子:“置人所罾鱼腹中”(《陈涉世家》)、“昔先皇颁僧保所货西洋珠于侍臣”(《记王忠肃公翱事》)、“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口技》)、“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察今》)、“客将至,不冠不袜”(《大铁椎传》)、“公将鼓之”(《曹刿论战》)等等。我们仔细研究这些加点的名词所处的位置,会从具体句子的分析中找出它们活用的条件和规律,进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①名词放在“所”字后面,活用为动词,如前二例;②名词放在能愿动词后面,活用为动词,如中间两句;③名词放在副词后面活用为动词,最后两句就是这种情况…… 透过现象看本质,并进行抽象概括,为知识迁移能力的提高做好准备。 二、归纳概括 中学语文课本中的许多知识是相互联系具有共性的,运用各种方法,把零散的、分散的知识加以归纳概括,则对某种事物有了完整、准确的认识,形成规范的知识结构。这种概括能力应当引导学生循序渐进,逐步提高。 首先,以单元为单位进行归纳总结。新编中学语文教材,以文体组织单元,按难易排列顺序,划分系统而科学,每单元所选文章都有一定的共性,结合单元知识进行概括,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高中语文第一册第一单元有四篇散文《雨中登泰山》、《长江三峡》、《难老泉》、《我的空中楼阁》,虽然这四篇文章在时间上、地域上跨度很大,在表达方面也各具特色,但它们都紧扣题眼写景状物,《雨中登泰山》围绕一个“雨”字大作文章,《长江三峡》写出了“三峡”各自不同的特点,《难老泉》突出“难老”二字,《我的空中楼阁》抓住“空中”的特色,于是我们归纳出这一单元散文的一个特点:抓住景物特征进行描写。其他单元依此类推,学生会归纳出议论文“观点与材料相统一”的规律,会明确复杂记叙文“线索联缀全篇”的要求,会概括出说明文“抓住特征说明事物”的特点。 然后,对所学文章定期做整体的归纳概括,从单元括展到一册书再到全部课文,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知识网络。 比如,课本中的散文,纵贯古今、各具情态,分布在各册书之中,把它们集中起来仔细分析比较,则能找出很多共有的特征。仅就文章的结构技巧而言,无论作者如何与众不同、匠心独运,都要归于“形散而神聚”的原理,像《荷塘月色》以淡淡的喜悦和淡淡的哀愁交织的不宁静的心绪为神,为我们展现了“荷塘上月色”与“月色下荷塘”的朦胧谐和的风韵;《土地》由对土地的热爱、保卫和建设这一思想为纲,纵横驰骋,展开丰富的联想,古今中外,无所不及。这两篇文章其一舒缓恬淡、意境幽远,其一纵横捭阖、气势宏伟,但都是紧紧抓住“辔头”而任“野马”纵横飞奔的。这就概括了散文结构的一个重要特色——形散而神不散。再进一步进行同类归纳:记游的散文,一般以作者行踪为线索组织材料,如《雨中登泰山》、《长江三峡》;咏物的散文,一般以咏赞并赋予象征意义的具体事物为线索,如《灯》、《荔枝蜜》;叙事的散文,往往以某一中心事件为线索,如《猎户》、《娘子关前》;写景抒情的散文,常常以某种情感为线索,如《荷塘月色》、《绿》。 通过归纳概括,使知识系统化、类型化、整体化、为迁移的进行做好了准备工作。 三、总结概括 在对课本所学知识进行概括的同时,对生活经验的总结也不容忽视。绚烂多姿、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而现实生活中闪动的哲理的火花又恰恰是我们开启作品内涵的最好的钥匙,所以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学生勤于观察、善于总结的好习惯。这个能力的提高可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观察。让学生注意日常生活的人和事,一个动作、一个表情、一句话、一首歌,时时加以总结。比如手发抖这个动作很常见,这是人在感情上有波动时的外在表现,但仔细观察,有的是由于高兴激动,有的却是紧张恐惧,还有的是恼怒气愤,情况各不相同,那么在分析别人作品时就可以通过这类动作描写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来透视人物的心理。 二步是体会。观察生活并亲身体会才能丰富自己的经验。例如,风和日丽的时候,自己会感到心情很开朗;风雨交加的日子,自己会感到心情抑郁。春天里的一个绿芽,会使自己的心怦然一跳;秋日里的一片黄叶,竟让自己的情绪怅惘失落。这些景物给人带来的不同感受,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作品中景物描写的作用。把丰富的人生体会积累起来,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别人的作品。 第三步是挖掘。挖掘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刨根问底,这是一种极为值得提倡的精神。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不仅可以带来伟大的发明,同样也能探究出深刻的哲理,给人生以重要的启示。举个例子来说,暑假里到一位住在偏僻农村的同学家去玩,一到那儿,就被他家人和邻里的热情与真诚所感动,你在觉得无拘无束其乐融融的同时开始思索:他们的热诚与质朴是因为你从城里来所以仰慕你吗?也许是较城市这里贫穷而落后所以相互依赖保持着原始的品格吧?这些想法较狭隘;但当你和同学一起离开那里回去上学时,看着一张张亲切平和的笑脸,透过相拥送别的人群,你再深深地思索,你会看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庞大的力量,它就是中国人团结向上、互帮互助的民族的精魂。 中学生阅读论文:阅读教学中学生文化意识的渗透论文 摘要:本文探讨了如何在日常的阅读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文化意识的培养,即:1)重视社会和文化差异的对比;2)加强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3)充分利用多媒体扩大文化接触面;4)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关键词:阅读教学培养文化意识 语言学习不是一个孤立的学习过程,任何一种语言总是和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或国家,以及其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等因素息息相关的。接触和了解英语国家文化有益于对英语的理解和使用,有益于加深对本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有益于培养世界意识。在教学中,我们应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逐步扩展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文道结合。教学中涉及的英语国家文化知识应与学生身边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用以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除了在课堂教学中应注意语言与文化的渗透之外,还应引导学生多去阅读、浏览一些文学作品、报刊时文,鼓励他们留心和积累有关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资料来补充文化营养。因此,在英语阅读教学中对学生文化知识意识的培养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重视社会和文化差异的对比 从一种语言我们可以看出该语言社会和文化背景,看到该社会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英语国家的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区别。然而,中国学生由于受到思维定势的影响,往往从本民族的文化视角来看待英语国家的文化,这种文化负迁移必然导致理解和交际中的障碍。因此,我们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应重视社会和文化差异的对比,以帮助学生消除交际失误。如在英语阅读中我们遇到了BabyShower,有的学生可能理解为中国的“满月”,而实际上则完全不一样。BabyShower当属美国各式各样的派对最温馨可爱的一种。名为BabyShower,却不是给婴儿沐浴,而是给准妈妈的一场“物浴”和“灵浴”:在婴儿预产期的前一两个月内,准妈妈的女性好友将准妈妈的女同事们、女亲戚们召集起来,共同把祝福、忠告、礼物连同幽默洒向准妈妈,为的是帮助她做好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准备。 二、加强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 教学中我们会遇到大量的介绍东西方风土人情、文化风俗存在很大差异的文章,有时学生的文化背景知识匮乏是制约学生对文章整体理解的重要因素。我们应该充分挖掘教材中的交际因素,给学生介绍一些有利于语言有效传递的背景知识,对保证语言教学的顺利进行是很有益的。例如:《21stCenturyTeensSeniorEdition》(IssueNo.256)上有一篇这样的文章:“Whatdoesadragonmeantoyou?”在这篇文章中,东西方文化意识领域的差异有了碰撞的机会。东方文化里‘睿智威严’的龙变成了西方文化中的‘凶恶残暴’的怪兽。趁这个机会给学生介绍东西方文化中在不同的动物、数字、等诸多方面理解上存在的差异。开阔了学生的知识面,增强了他们的文化意识。 三、充分利用多媒体扩大文化接触面 多媒体教学,特别适合知识更新和随时在教学中增补学术前沿的内容,尤其在英语教学中,对英语国家的文化导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教授Disneyland,Charliechaplin,ATaleofTwoCities,Australia等等的课文,我们可以选择相关文化的VCD让学生观看。在教学中,还可以适当地穿插使用如FamilyAlbumU.S.A.(走遍美国)、FollowMe(跟我学)等原版教材,让学生听到地道的英语,观察说话人的bodylanguage等非语言交际文化以及周围的环境,体验和感受异国的文化氛围,加深对英语国家文化的了解。 四、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通过教材的学习,加之多媒体的辅助手段可以让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感受英语国家的文化,但要真正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必须让学生进行交际实践活动。因此,营造校园文化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尤为重要。如我们在校园开设Englishcorner,Englishbroadcasting,举办Englishparty,组织英语表演等,学生学过的如theNecklace,theMerchantofVenice便是很好的现成剧本。聘请外教教授口语,让学生同外国人直接接触,直接对话,这对增强学生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有着很大的帮助,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只有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文化因素,才能真正地提高学生的文化交际能力。 英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交际,就是为了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全面地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大幅度地提高学生的英语语用能力。作为教师,我们需要正确认识跨文化交际教育在外语教育的中的重要地位,提高对跨文化交际教学在当前教学中的地位的认识,并在课堂教学及课外辅导,尤其是阅读教学中全面反映出来。为培养出具有跨文化交际素质的人才而不断努力。 中学生阅读论文:中学生课外阅读探究论文 一、反思篇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老祖先早就形象凝练地道出了关于阅读的要义——我想无论如何,在教书先生的学堂是破不了万卷书的,唯有在学堂外也即今天的课堂外才有可能去读成千上万卷的书,也才能达到“下笔如有神”的境界。“学生自发的课外阅读兴趣有助于作文能力的发展,增加课外阅读比增加经常性写作训练对帮助发展学生作文能力更有效。”这是美国的斯迪芬·德·克拉森教授通过对写作与课外阅读的关系进行长期调查和研究后在其《作文:研究,理论与应用》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与中国古人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然而我们既丢掉了优秀的传统,也没有借鉴外国学者的先进理念,却走进了讲课文讲作文“唯讲是上”的死胡同,在“讲”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具体看来,对课外阅读的忽视直接导致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两大硬伤:无趣和贫乏。“语文天然是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语文是反映生活又反过来服务于生活的一种工具。现在有一种现象,在‘应试教育’影响下,家长和学校都把学生束缚在教材中,不鼓励学生课外阅读,孰不知,这就切断了学生了解生活和社会的一条重要通道,也压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刘国正先生的这段话十分清楚地阐明了轻视课外阅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闭塞中压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即抑制了学习的兴趣。在许多地方和学校,语文课成为学生最反感和最不受欢迎的课。爱因斯坦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无疑为语文早早地判了死刑。学生对语文失去兴趣,这正是我们长期以来不重视课外阅读所付出的最惨重的代价。 另外,忽略课外阅读致使学生囿于狭小的“课本”空间,成为“井底之蛙”;大多患有“贫血症”,从而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总是同样的答案,作文中总是同样的思路同样的材料,甚至是同样的假话、空话和套话,孰不知这一恶果的酿造正是我们自身的失误。张志公先生指出:“语文这个工具,要掌握得好,运用得好,首先必须手中握有丰富的材料,贫乏是语文能力的致命伤。古人一直强调多读,他们认为只有多读,才能善写。他们不主张狭窄,主张广博。”“多读”“广博”正是课外阅读所承载的任务,要治愈语文的致命伤“贫乏”,唯一的药方就是走进课外阅读。 二、实践篇 基于在语文大讨论中的反思,基于对语文高考命题原则“知识点在课内,题在课外”的理解,更基于深圳学生(尤其是笔者所在学校生源为三类)因阅读少而文化底蕴浅,因广东白话的影响而语感差的现状,为适应高考改革形势,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我把抓好课外阅读作为突破口,从1998年起在高三这个敏感的雷区大胆进行了尝试和摸索,连续四届高三均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为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其中也包含考试能力)走出了一条希望之路。 我尝试的方法和探究的途径可概括为课外阅读“五个一工程”。 一、喜爱一本杂志。推荐内容丰富、类型多样、人文性较强、国内知名度和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为日常读物(也可选择《青年文摘》《视野》《中国青年》等),并开展“读《读者》评《读者》”课前演讲活动,学期结束将演讲稿由学生自行设计、编辑、打印、装订结集为作品集。每期《读者》约15万字,一年24期,约360万字。 二、欣赏一个作家。买或借自己喜爱的作家作品,潜心阅读,高三一年内读所喜欢的作家作品不少于20万字,加深对作家的感情,并写出自己的体会。 三、辑录一本《作品精选》。每周选择抄写一篇自己喜欢的作品,给予点评,并写出喜欢的理由。文体不限,每篇不少于1000字。一年约有3万字。 四、推荐一篇好文章。每周轮流由一名同学给全班推荐一篇自己欣赏的好文章,要求写出百字左右的推荐语,印发给全班阅读,每篇不少于1000字,文体不限。一学年全班累计有6万字。 五、做一系列专题对比阅读。借《语文学习》杂志上的“阅读新空间”栏目,指导学生进行专题阅读。共进行了如下10个专题: 1.倾心阅读(关于读书与人生) 2.音乐之声(关于音乐与人生) 3.学会倾听(关于感悟自然) 4.品读文化雕塑(关于文人与古迹) 5.风景的再造(关于唐诗宋词散文化) 6.最后的家园(关于环保) 7.感受奥运(关于奥运会与体育文化) 8.疯狂足球(关于足球、球星与人生) 9.感受余秋雨 10.语言的艺术 以上每个专题各由3篇同一话题不同角度的文章组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适于对比。每个专题约有6000字,共计6万字。利用课外辅导课进行。 阅读“五个一工程”的尝试实验取得了五大成果: 第一,培养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并使之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在高三读《读者》成为学生学习生活重要的一部分,据班主任反映,在学习之余学生借读《读者》做调节的为最多。在调查中有50%的同学能期期必买必读,有90.2%的同学读完每期一半以上的文章。还有不少同学课桌上同时有几份杂志,阅读兴趣高涨,阅读蔚然成风。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选抄佳作时,有许多学生一次抄10页以上甚至20页,我劝他们不要因此而费太多时间,应适可而止时,他们竟风趣地说:“这是我们的权利,我喜欢,你管不了。”在学生离校前的调查中,有95.8%的同学认为经过高三一年的培养,已基本养成了经常阅读的习惯,从而为学生终生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完成了阅读积累,开阔了视野,增强了语感能力。北师大博导刘锡庆教授强调,一个人学语言,第一是靠积累。阅读“五个一工程”一年提供给学生的阅读总量达到了近400万字,有60%的同学阅读总量达到了300万字以上,有30%的同学达到200万字以上,其余同学也在100万字左右,远远超过了新大纲要求高中三年阅读300万字的要求,而在高三以前每学年的课外阅读量在20万字以上的只有9.85%,10万字以下的却有70.4%,而每学期的课外阅读量在3万字以下的所占比例最高,达36.6%。300万与10万之比是30倍,300万与3万之比竟达100倍,而这又是在学业最紧张繁重的高三完成的,面对如此大量的阅读要求持赞成的同学高达97.2%,认为量有些大的只有2.8%,不赞成的为0。有85%的同学认为阅读开阔了视野。有57.7%的同学认为增强了对文章的感悟力和理解力,是培养语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有62%的同学认为提高了分析和鉴赏的能力。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认为“西洋的语言是法治的,中国的语言是人治的,要习得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汉语文能力,积累语言素材,培养语感是一条非常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五个一工程”阅读中“读读—说说—抄抄—背背—写写—讲讲”的方式方法也切合了时下被语文界认同的语感培养模式。 第三,顺应了教育改革,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变“苦学”为“乐学”,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以“讲析”为主要特征的课堂阅读教学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就是把学生当成纯粹的“听客”或“看客”,消磨了学生求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五个一工程”阅读给予学生极大的主动性,课外阅读的性质就决定了学生本身是阅读的主人,老师即使“欲讲不休”也只能是“鞭长莫及”。无论是“喜欢一份杂志”“欣赏一个作家”,还是评《读者》演讲,推荐文章和选抄文章,都突出一个“自己”,尊重学生的选择权,以学生自己“最喜欢”和“最欣赏”为标准,充分体现学生的个性,决不替代学生,老师只做一个组织者和参谋者。即使是“专题对比阅读”,也是以学生阅读、交流、讨论为主。自主性不但使学生有了做学习的主人的强烈优越感,也为语文学习带来了极大的语文空间。令人惊讶的是曾经不喜欢的鲁迅成为学生的最爱,钱钟书、沈从文、托尔斯泰、余秋雨也成了学生经常谈论的作家。原先在自习课看不到学语文的状况极大地改变为人人都在学语文,致使其他学科羡慕不已。而当高三的课外辅导课在学科安排上有冲突时,学生总是以最快最急切的声音呼唤语文课。在多次问卷调查中,语文课总是我所任教班最受欢迎的课。 第四,高考结硕果。尽管素质教育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高考依然是评判老师教学效果的重要标准,禁得起高考检验的教改实验才能得到学校、家长和同行的认可。令人欣慰的是在进行课外阅读“五个一工程”实验的四年中,实验学生的高考成绩年年有进步,届届有突破。1999届有4位同学突破了700分,12人在600分以上;2000届政史地班平均分达522分,最高765分,600分以上10人,其中班级9名本科生的语文成绩有7名在600分以上,是语文的受益者;2001届政史地班均分创历史新高达555分,理化生班的均分也比上年提高25分;2002届理化班和生物外语班均分均达530分,较上年提高30分,创学校理科班均分新高,600分以上12人,最高725分。这些成绩的取得,我想主要应归功于课外阅读,2000届几位学生戏称自己的本科是读《读者》读来的,戏言中有真意。2000届王雁声同学回北京参加高考,语文竟考了139分、北京市第二的优异成绩(最高为140分),她说坚持读《读者》,爱读余秋雨作品是成功的根本因素。由此看,以为大量阅读、少做练习会影响考试成绩的看法大可休矣。 五,提升了人生境界,强化了人文精神,真善美广植人心。“人文精神”的失落是语文失去魅力的根本原因。课外阅读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学生的人文精神。以人性、人道、善良、美好为基本标尺的《读者》作为国内最具人性、最具温情的杂志,被读者喻为“温暖灵魂的阳光”。余秋雨先生这样评价《读者》:“它的大多数篇目,只是挖掘出了许多普通人蕴藏在心底的点滴美好;这些美好并不壮丽却纯净得不羼杂质,因此可以一篇篇、一期期地融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天地;执掌这个天地的主角不是悲剧英雄,凌世超人或深思智者,而是平民百姓;平民百姓不再是呻吟者、诉苦人或抗击者,而是心灵光亮的点燃者。”难怪学生中有80%把《读者》选为自己最喜欢的一份杂志,人文精神的光芒使它散发出了恒久的迷人魅力。学生喜欢的作家鲁迅、沈从文、钱钟书、朱自清、巴金、托尔斯泰、哈代、莎士比亚……无不是人性的化身。10个专题阅读所选的文章也都与文化与人生相关,学生推荐的文章大多也是向真向善向美。钟锦云同学在《满溪流水香》的推荐语中写道:“柔弱的溪水尚且能不畏阻挠而勇往直前,那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生活着的人的我们又有什么做不到呢?只要我们用心去把握那股冲劲,那么当深度、广度、纯熟度合并为一时,便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成为我们的阻碍了。”在选抄点评自己喜欢的文章时,同学们更是自由地抒发出了一些对人生的体验和理解。“一台破旧的冰箱竟成了夫妻二人爱的结晶,物件因为爱而有了生命,世界也因为爱而充满生气,只要珍惜眼前的一切,满眼都是爱!”“文章是随性随心的东西,它的美需要共鸣和应和的。凡事只求不负心,不负心,便有了宁静;而宁静,恰是绵延的源泉。”这两段文字分别是周家荣和钟玉清两位同学对《满眼都是爱》和《缺口》写的点评,课堂是教不出这种体悟的。在学生评价课外阅读的意义和价值时,“有书相伴,人生不寂寞”“在阅读中品味人生”“提升了人生的境界”选择率高达90%,学生的所得,正是我的期望,也是课外阅读的一种必然收获和最大收获。 三、启迪篇 课外阅读是阅读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做得既让学生乐于接受,又获得良好的效果,从四年的实践体会来看,以下五个问题至关重要。 第一,激发兴趣是前提,养成习惯是最终目标。国际阅读协会把“鼓励人们养成终生阅读的习惯而努力”作为根本宗旨。语文教学的“叛徒”——复旦附中教师黄玉峰自豪地说:“学生们爱读书,会读书,将来养成终生与书为伴的习惯,我的教学就成功了一半。”养成习惯的前提是激发兴趣,使学生对读书达到入迷的程度,从而自发地去大量阅读课外读物。中学生年龄增大,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他们欲了解社会,关心天下事,要求探讨人生的价值;他们课业繁重,开始人生的烦闷,欲寻求解脱,愉悦自我心情,调整生活节律;他们还想提高修养,涵养气质。这些精神需求正是引导学生投入课外阅读的内在有利因素。还有更直接的外在功利因素是阅读的积累可强化语感,提高理解力,提高语文成绩。只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充分利用积极有利的因素,就一定能激发起学生的阅读兴趣,进而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实现阅读的最终目标。 第二,积累是首要任务。实现积累要达到三个要求。一是量要多,曾有学者将语文教学的问题归纳为“三少一多”,其中一少就是阅读量少。新大纲要求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分别要达到400万字和300万字,就是对量的要求。量的保证,才能带来质的变化。二是范围要广,阅读视野要开阔。刘锡庆教授提出:“经典名作和有兴趣的好书,或应读、可读之书等,都可以尽兴去读,越多越好。”著名作家贾平凹也建议:“文学书要读,政治书要读,哲学、历史、美学、天文、地理、医药、建筑、美术、乐理……凡能找到的书,都要读读。若读书面窄,借鉴就不多,思路就不广,触一而不能通三。”《读者》杂志视野的开阔和涉及领域的广泛性是获读者好评的原因之一,因而被称为“百科杂志”。三是要坚持长期性。课外阅读主要利用课余时间,是一点一滴积累所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口也吃不成胖子。应指导学生充分利用学习期间的边角料时间或休息日来阅读。语文阅读还要积极与其他课争抢学生的时间领地,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主动让时间给数理化和外语。也不能给学生没时间的借口。高三学生尚且一年能读300万字,其他年级更无理由不读多一些。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时间如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苟子曰:“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坚持就是胜利。 第三,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阅读要体现自由性。复旦附中黄玉峰老师的语文教学班与学生达成共识突出一个“自己”:靠自己看书,靠自己领悟,靠自己修炼;让学生自己看书,和古人对话,和外国人对话,自己升华。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是不可逆转的教育改革潮流,教师应充分地相信学生无限的潜能,尊重学生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生活,用自己的心体味人生。只有这样,学生在实践中才能产生学习的愉快感和自豪感,并享受探求知识的快乐,学习的兴趣会越来越浓,越学越要学。 第四,阅读的读物和方式要多样化,切忌单一。课外阅读的读物应允许在统一中求个性,阅读的方式要在稳定中有变化。在“五个一工程”阅读尝试中,“最喜爱的杂志”以《读者》为主,也允许选择《青年文摘》等;“欣赏一个作家”任学生自由选择,不求一致;“课前评《读者》演讲”因锻炼了学生的口语表达力和心理素质能力而受欢迎;“推荐一篇文章”因同龄人推荐,更有知音之感,并给了学生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而大受赏识;“系列专题阅读”则因开阔了阅读的视野得到70%同学的肯定;即使是被少部分学生反对的“每周抄写并点评自己喜爱的一篇文章”的阅读方式也仅仅由于“抄文章也是一种享受”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学的维护和认可。让名著经典与杂志时文并存,读写抄评与听说论辩融为一体,使学生在多样中获得丰富,在丰富中拥有厚实,在厚实中求知欲得到满足,从而保持经久不衰的阅读欲望。 第五,提高品位,突出人文性。浙江师大王尚文教授认为,语文界数十年高举语文的工具性,致使语文学科的人文价值、人文底蕴严重流失,应当掀起以突出人文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三次浪潮。课外阅读在尊重学生阅读的选择性和自主性的前提下,一定要积极地引导学生阅读那些充满人性,关注人类命运和地球家园,使学生明辨是非、善恶、真假、美丑,具有正义感,爱好和平,拥有爱心和温情的报刊杂志书籍,尤其要诱导学生与那些人类良知的代表者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鲁迅、曹禺、巴金等大师对话,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培养起他们对人的终极关怀,奠定坚实的人文底蕴。巴金说:“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倘若通过课外阅读,让每一个学生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那么便达到了阅读的最高境界,也实现了阅读的终极价值。 中学生阅读论文:中学生阅读能力培养论文 巴金先生曾说:“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慢慢地体会到他们的好处,也就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可见,广泛阅读,熟读成诵,是储备语言材料、培养语感、发展语言能力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尊重学生的个性,创设宽松的阅读氛围,放手让学生阅读,拓宽学生的阅读面。在读物的选择上,采用推荐,学生自选,学生与学生交换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广泛阅读自己喜爱的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强的读物。 补充与课文相关的阅读材料,以弥补现行教材的不足,让学生在博览群书中提高语文水平。如学习《草船借箭》、《赤壁之战》后,引导学生读《三国演义》中的有关故事。我还引导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记录好词、佳句、歇后语、精彩片断,写读书笔邙、读后感等。既积累语言,又培养了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 加强背诵训练,也是提高学生阅读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小学阶段是人生中记忆力最旺盛的时期,让学生把大量精彩的段落或篇章背诵下来,绝不是一种过重的负担,而是语文学习的一种必要途径。通过背诵,让学生积累大量的佳词妙句,精美篇章,不断充实语言库存,并从背诵中领悟体味作者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的匠心所在,悟得表达方法的真谛,这将使他们终身受益。教学中,我设法引导学生多读优秀课文,多背古诗词。除课文规定背诵的内容外,对那些语言表达上有特色的课文或课文中形象生动的句子、精彩片断、好的开头、结尾等,也引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上练习背,扎扎实实地促进学生语言能力的不断提高。 重视学生读写结合、学用结合。在增加学生语言积累的同时,及时引导学生为我所用。在多读感悟基础上完成相应的笔头练习。如《桂林山水》第二自然段语句优美,教学时在引导学生反复颂读、品尝好词佳句的基础上,要求学生仿照这种写法,写一篇赞美家乡的可爱短文。这样,做到课内打基础,课外求发展. 中学生阅读论文:英语教学中学生阅读能力培养论文 摘要:阅读理解、获取信息是提高学生素质的重要手段之一。就如何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本文以“流程式”工序对英语阅读理解做了新的尝试,旨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突破难点,从而提高学生的理解、感悟、交流的能力,最终实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教学目标。 关键词:英语;阅读能力;培养 英语阅读是以文章作为语言载体,对书面信息进行认知构建的言语过程。阅读的目的是从阅读中获取信息(readingforinformation),而能够从中获取足够的有用的信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阅读能力。阅读能力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语言交流能力,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更是提高听说读写能力的有力杠杆。目前职业高校的学生普遍存在着阅读速度慢,理解能力弱的现象。例如,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读完一篇文章后却不能很好的总结中心思想,一个段落读完后却不能很好地概括其大意;遇到生词不能根据上下文或构词法等技巧猜测词意,更不必说理解作者的观点、立场和写作意图等等。因此,我认为在英语教学中,针对职业学院学生不良的阅读习惯及缺乏有效的阅读技巧和方法等问题,认真地设计并利用好每一节阅读课,集中地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训练,帮助学生掌握一些答题技巧,让学生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提高阅读理解能力显得格外重要。 笔者在平时的英语课文阅读教学中,做了一些教学改革,狠抓阅读教学的四个环节,以提高阅读教学的效益。 第一环节,开动学习内部动机,激活阅读教学 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好奇心是“学习内部动机的原型”。因此教师在安排教学程序的过程中要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动机。各种富有创意的读前导入活动设计能够极大的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因此,教师可以借助标题讨论,图片评说,文化背景介绍和生活体验等方法导入,使学生产生阅读预测,即通过预测,产生设想,从语篇中找出有关信息验证假设。 第二环节,快速浏览,抓住主旨大意 快速浏览就是根据文章的特点和文章的篇幅,让学生在限定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把握文脉,理顺文章的行文线索,归纳全文的中心思想,提取最主要的信息。 这一过程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快速阅读习惯。因为学生在阅读时普遍存在两种错误:一是认为阅读就是大声朗读,二是习惯于逐词阅读,用手指点读,惟恐漏读。克服这两类错误就是进行快速阅读训练,传授略读和跳读技巧,在读的过程中不过分强调正确率而重在速度。第三环节,猜词悟义,剖析疑难句式 这一环节是学习性阅读阶段,所要培养的阅读技巧是根据语境猜词悟义,并引导其剖析结构,话解难句,进行疑难句式识别的训练。 猜词悟义。理解词义是阅读的基础,猜词是应用英语的重要能力,教师应培养学生运用多种方法猜测词义的能力。具体来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训练。一是利用上下文推测词义。作者有时为阐明自己的某一观点,往往会反复使用的语句加以论述,这时,我们就可以从已知的句子中猜测出生词的词义。二是巧用关联词推测关联词,就可以猜出词的词义。三是利用构词法推测词义。很多英语单词是根据英语构词法的一些规则构成的,我们完全有理由据此推测词义。猜词悟义不仅适用于课外阅读,也适用于课文教学。让学生先读课文,再学生词,有利于培养阅读能力。如此句:Peoplehavebeenpoisonedbyeatingcontaminatedseafood.根据构词法,seafood是sea(大海)与food(食物)合成的词,故猜出它的含义是“海鲜食品”。 解读难句。现在的英语考试中阅读理解不仅信息量大、生词多,而且难句较多,长句、复杂句、省略句、倒装句、插入语等语言现象随处可见。其实,这种难句并不可怕,我们要善于引导学生弄清句子功能并且理清句子的基本结构,分层理解内容,整理全句语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句子的理解是整篇文章理解的基础,主题句的理解还会直接影响到文章和段落中心大意的把握,其次还要弄清句子所处的具体语境,因为即使是同一个句子,由于语境不同也会有不同的句义。例如:Notonlydoseaanimalsandplantssufferfromwaterpollution,butpeopledotoo.先让学生通读该句,再分析其结构可知:当notonly出现在句首时,往往起强调作用。这样的句子常用倒装结构,通过这样的分析,本句的结构就清晰了。 第四环节,分析推理,培养创造思维 这是在前三个环节的基础上,把阅读活动引向深入,进行深层理解的问题,主要是训练学生推测、推论的能力,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英语试题中往往有学生推测的题目,每一篇文章,都有作者的写作意图,或表现一种感情,或表现一种观点,这种意图,如果作者直接说明,考生可直接获得,如果作者不直接说明,这就需要考生进行必要的篇章分析,或者借助某些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进行分析,然后得出正确的判断。这种考题是对考生的综合素质的全面考察,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做这种测试题时,考生推测、推论一定要以常识为依据,根据文字的表面信息,通过语篇逻辑推理,细节的暗示,推敲作者的态度,理解文章的“弦外之音”,而不能根据自己的特殊理解来妄加推测,不能就事论事,以偏概全,导致推断错误,失去应得的分数。这一环节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超越文字符号所传递信息的思维推理活动。 总之,阅读是一个多因素作用的过程,让学生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和技巧是阅读教学的主要目的。只要我们在阅读教学中狠抓四个环节,就一定能提高阅读教学效益,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中学生阅读论文:中学生阅读教学论文 一、“期待视野”的由来 纵观文艺学发展的历史,不同时期的理论各有其侧重点。19世纪中叶,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出现了“传记式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两种模式。“传记式批评”侧重探讨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强调作品是作者天才的产物。“社会历史批评”侧重研究作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现实对作品的决定作用,将文学作品等同于社会现实的简单再现。这两种模式都被视为文本外部研究。20世纪初期产生的所有形式主义潮流一致摒弃了这种文本外部研究,强调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形成了“文本研究”模式,进入了文本内部研究。但这些理论都只注重了美国当代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著名的文学四要素说(作品、作家、宇宙、读者)中的前三项,真正将读者提到重要地位,开始将读者和作品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主体,并探讨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反应及接受的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德国学者姚斯和伊瑟尔提出的接受美学理论。 伊瑟尔提出:“作品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它是作品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隐藏在作品之中,等待阐释科学去发现的神秘之物”[1]。而姚斯则说:“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界”[2]。这两位大师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作家创作的作品与在阅读过程中将作品具体化的读者之间的融合。那么读者是如何融入到作品之中,并赋予作品新的意义的呢?这里我们就要引入接受美学理论的优秀概念,即“期待视野”。“期待视野”应当既指作家层面的预期期待,又包含读者层面的审美期待。本文中,因更多涉及对学生阅读的指导,所以我们更强调读者的“期待视野”。读者的“期待视野”就是指在阅读接受活动中,自身各种经验、素养、知识、心理等形成的对作品的要求和期望,也就是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阅读过程中,这种期待不断被证实和打破,读者便融入到作品之中,进而解读和理解作品。 二、“期待视野”的形成因素 “作品的接受是以读者的审美经验为前提的”[3]。这表明,我们在阅读前或阅读时,总会猜测该文中还未阅读的事件或信息,这种期待在贯穿我们的阅读过程。“期待视野”这个名词虽来源于文艺学理论,但在阅读其他材料,如报刊、杂志、专业文献时同样适用。学生的“期待视野”主要来源于学生的世界知识(生活常识)和文本知识(文本内部关联)。通过教学实践,笔者发现,下列因素会帮助学生在具体阅读中进入“期待视野”: 1.不同文体,不同期待 在阅读中,我们往往期待体验小说故事的高潮,期待获知新闻中的新信息,期待读到笑话的发笑点,期待听到辩论中正反两方的声音等等。这表明,我们在阅读一篇具体的文章前,就因为我们对相应文体规范、法则、标准的原有认识而对该文章的阅读有了“期待视野”。我们以德国著名作家贝哈尔特·施林克1995年创作的以豪劳考斯特(注:即Holocaust(音译),焚烧的意思,专指屠犹。)为背景的作品《朗读者》(注:也译作《生死朗读》。)为例。该作品一经出版,有关该作品是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文学著作的信息可谓铺天盖地。读者在阅读前已知该作品的文体,或者说有些读者就是冲着这是一部文学作品而去阅读的。而作为一般的读者,我们对此有相关的知识储备,也就是: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被出版,一定有其撰写的动机和目的。因而读者在阅读中总会不自觉地企图从作品中读出或体会出该作品的写作意图和出版的意义等。 2.审视标题,注意开篇 对一篇文章的标题或第一段的阅读是读者接触该文本的开始,也是读者开始形成相应“期待”,产生阅读兴趣的关键时刻。如我们在课堂上曾开展这样的试验:开始,学生只得到一张写有标题“世上最高的人”的字条,接着便进入了对正文内容的期待,如:此人的身高、姓名、国籍、年龄、职业、生存环境、长高原因等。经过讨论之后,我们让学生对第一段进行了阅读,学生们获知,这个世上最高的人有他苦闷的地方。于是,学生们又期待通过下文内容的阅读,搞懂此人为什么苦恼,苦恼什么,能不能解决他的苦恼等。所以在很多报刊或专业文章的阅读时,读者往往通过标题及开头的阅读,就能把握整个篇章的大概。但这一惯例却不适合文学作品的阅读,因为很多文学作品的标题或开篇都非常不确定(注:这里的不确定指有很多的空白点,可导致很多的可能性。),读者一般不能确定相应的具体场景,或读者对标题和开篇描述的内容存在不止一种期待。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只能期望在下文的阅读中能够打破先前的这种不确定性,建构起对作品内容的“期待视野”。《朗读者》这一标题同样允许我们有所期待:由于“朗读者”既不能视为一项职业,也不能当作一种爱好,所以,谁在朗读?给谁朗读?为什么要朗读等一系列问题在下文中的阐释我们都有期待。通过第一章的阅读,我们得知《朗读者》讲述的是一个15岁小男孩和一个中年妇女之间的故事,至此,三个问题中的前两个已得到明确的回复,还遗留一个问题。也正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又有了要继续阅读下去的期待。 3.语言手段,语义手段 通过语言手段和语义手段,也可以获得相关期待。一方面,副词、连词或短语会给我们一些启示。比如在一篇文章的阅读中碰到像“首先”、“第一”、“从一方面说”之类的词语,我们势必会期待在下文的阅读中找到相应的“其次”、“第二,第三”、“从另一方面说”等相应的表达。另一方面,指称手段,特别是后指称手段的运用也是进入期待的惯用手段。德国语言学家Dressler说过:“篇章后指称功能特别适用于唤起读者对新信息的好奇和期待”[4]。这也是为什么后指称手段在文学作品和报刊新闻中频频使用的原因。在小说《朗读者》中就运用了该手段。作者以“但是,我知道那个人就是她。她站在那儿,望着我,一切都晚了。”结束了第一章,但我们并不了解这最后一句话的含义,因为这一句话起着后指称作用,它所包含的语义内容通过后续阅读才可获知,所以这句话激发起我们继续阅读第二章的兴趣,也正是在第二章的阅读中我们才得知“一切都晚了”的含义:由于男主人公的一时犹豫错过了与女主人公的告别。4.文章结尾,出其不意 一般来说,文章的结尾往往代表信息、事件、故事等的结束,但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会读到一些开放式的结尾。也就是说,虽有结尾,却无结局。读者对故事的进一步创作会产生自己的假设或想法。笔者认为,这种假设或想法也可以看作是对作者未明确给出结尾的一种期待。小说《朗读者》的结尾就可看作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读者在完成该作品的阅读后,会产生诸如:汉娜为什么会自杀?男主人公或社会对此要负什么责任?该故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它想诉说什么等一系列问题。也就是说,读者对作家未明确给出的结尾也能产生相应的“期望视野”。如果把这些问题综合成对整个作品创作意图和目标的探究,那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就是对读者审美期待的回复。一、“期待视野”的由来 纵观文艺学发展的历史,不同时期的理论各有其侧重点。19世纪中叶,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出现了“传记式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两种模式。“传记式批评”侧重探讨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强调作品是作者天才的产物。“社会历史批评”侧重研究作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现实对作品的决定作用,将文学作品等同于社会现实的简单再现。这两种模式都被视为文本外部研究。20世纪初期产生的所有形式主义潮流一致摒弃了这种文本外部研究,强调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形成了“文本研究”模式,进入了文本内部研究。但这些理论都只注重了美国当代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著名的文学四要素说(作品、作家、宇宙、读者)中的前三项,真正将读者提到重要地位,开始将读者和作品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主体,并探讨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反应及接受的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德国学者姚斯和伊瑟尔提出的接受美学理论。 伊瑟尔提出:“作品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它是作品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隐藏在作品之中,等待阐释科学去发现的神秘之物”[1]。而姚斯则说:“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界”[2]。这两位大师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作家创作的作品与在阅读过程中将作品具体化的读者之间的融合。那么读者是如何融入到作品之中,并赋予作品新的意义的呢?这里我们就要引入接受美学理论的优秀概念,即“期待视野”。“期待视野”应当既指作家层面的预期期待,又包含读者层面的审美期待。本文中,因更多涉及对学生阅读的指导,所以我们更强调读者的“期待视野”。读者的“期待视野”就是指在阅读接受活动中,自身各种经验、素养、知识、心理等形成的对作品的要求和期望,也就是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阅读过程中,这种期待不断被证实和打破,读者便融入到作品之中,进而解读和理解作品。 二、“期待视野”的形成因素 “作品的接受是以读者的审美经验为前提的”[3]。这表明,我们在阅读前或阅读时,总会猜测该文中还未阅读的事件或信息,这种期待在贯穿我们的阅读过程。“期待视野”这个名词虽来源于文艺学理论,但在阅读其他材料,如报刊、杂志、专业文献时同样适用。学生的“期待视野”主要来源于学生的世界知识(生活常识)和文本知识(文本内部关联)。通过教学实践,笔者发现,下列因素会帮助学生在具体阅读中进入“期待视野”: 1.不同文体,不同期待 在阅读中,我们往往期待体验小说故事的高潮,期待获知新闻中的新信息,期待读到笑话的发笑点,期待听到辩论中正反两方的声音等等。这表明,我们在阅读一篇具体的文章前,就因为我们对相应文体规范、法则、标准的原有认识而对该文章的阅读有了“期待视野”。我们以德国著名作家贝哈尔特·施林克1995年创作的以豪劳考斯特(注:即Holocaust(音译),焚烧的意思,专指屠犹。)为背景的作品《朗读者》(注:也译作《生死朗读》。)为例。该作品一经出版,有关该作品是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文学著作的信息可谓铺天盖地。读者在阅读前已知该作品的文体,或者说有些读者就是冲着这是一部文学作品而去阅读的。而作为一般的读者,我们对此有相关的知识储备,也就是: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被出版,一定有其撰写的动机和目的。因而读者在阅读中总会不自觉地企图从作品中读出或体会出该作品的写作意图和出版的意义等。 2.审视标题,注意开篇 对一篇文章的标题或第一段的阅读是读者接触该文本的开始,也是读者开始形成相应“期待”,产生阅读兴趣的关键时刻。如我们在课堂上曾开展这样的试验:开始,学生只得到一张写有标题“世上最高的人”的字条,接着便进入了对正文内容的期待,如:此人的身高、姓名、国籍、年龄、职业、生存环境、长高原因等。经过讨论之后,我们让学生对第一段进行了阅读,学生们获知,这个世上最高的人有他苦闷的地方。于是,学生们又期待通过下文内容的阅读,搞懂此人为什么苦恼,苦恼什么,能不能解决他的苦恼等。所以在很多报刊或专业文章的阅读时,读者往往通过标题及开头的阅读,就能把握整个篇章的大概。但这一惯例却不适合文学作品的阅读,因为很多文学作品的标题或开篇都非常不确定(注:这里的不确定指有很多的空白点,可导致很多的可能性。),读者一般不能确定相应的具体场景,或读者对标题和开篇描述的内容存在不止一种期待。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只能期望在下文的阅读中能够打破先前的这种不确定性,建构起对作品内容的“期待视野”。《朗读者》这一标题同样允许我们有所期待:由于“朗读者”既不能视为一项职业,也不能当作一种爱好,所以,谁在朗读?给谁朗读?为什么要朗读等一系列问题在下文中的阐释我们都有期待。通过第一章的阅读,我们得知《朗读者》讲述的是一个15岁小男孩和一个中年妇女之间的故事,至此,三个问题中的前两个已得到明确的回复,还遗留一个问题。也正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又有了要继续阅读下去的期待。 3.语言手段,语义手段 通过语言手段和语义手段,也可以获得相关期待。一方面,副词、连词或短语会给我们一些启示。比如在一篇文章的阅读中碰到像“首先”、“第一”、“从一方面说”之类的词语,我们势必会期待在下文的阅读中找到相应的“其次”、“第二,第三”、“从另一方面说”等相应的表达。另一方面,指称手段,特别是后指称手段的运用也是进入期待的惯用手段。德国语言学家Dressler说过:“篇章后指称功能特别适用于唤起读者对新信息的好奇和期待”[4]。这也是为什么后指称手段在文学作品和报刊新闻中频频使用的原因。在小说《朗读者》中就运用了该手段。作者以“但是,我知道那个人就是她。她站在那儿,望着我,一切都晚了。”结束了第一章,但我们并不了解这最后一句话的含义,因为这一句话起着后指称作用,它所包含的语义内容通过后续阅读才可获知,所以这句话激发起我们继续阅读第二章的兴趣,也正是在第二章的阅读中我们才得知“一切都晚了”的含义:由于男主人公的一时犹豫错过了与女主人公的告别。 4.文章结尾,出其不意 一般来说,文章的结尾往往代表信息、事件、故事等的结束,但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会读到一些开放式的结尾。也就是说,虽有结尾,却无结局。读者对故事的进一步创作会产生自己的假设或想法。笔者认为,这种假设或想法也可以看作是对作者未明确给出结尾的一种期待。小说《朗读者》的结尾就可看作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读者在完成该作品的阅读后,会产生诸如:汉娜为什么会自杀?男主人公或社会对此要负什么责任?该故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它想诉说什么等一系列问题。也就是说,读者对作家未明确给出的结尾也能产生相应的“期望视野”。如果把这些问题综合成对整个作品创作意图和目标的探究,那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就是对读者审美期待的回复。 中学生阅读论文:中学生课外阅读兴趣论文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学生获取知识信息的来源,不能只局限于课堂教育。图书馆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场所。因此,图书馆要改变陈旧的管理思想、服务方式,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充分发挥教育、知识信息等优势,有计划、有目的地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创新能力。 关键词:课外阅读;培养;兴趣 中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只有把握各个时期的阅读行为,分析各个阶段的阅读需要,才能较为准确地掌握他们各个阶段的阅读动机,从而在读者工作中掌握主动,指导课外阅读。 培养课外阅读兴趣是图书馆读者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读者的阅读兴趣千差万别,要培养他们好的阅读兴趣,有针对性地做到符合读者的要求,收到良好的效果,并不是容易的。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读者,研究读者的学习心理、阅读动机、阅读兴趣和爱好。 读者的学习心理,阅读需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由于社会因素、职业、年龄以及个人兴趣爱好、求知欲、性格等特征,都会直接影响到读者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和阅读的能力。 阅读动机是反映阅读需要引起兴趣的行为,并为了达到一定的阅读目的的内在原因。培养读者的阅读动机,首先是通过阅读目的,激发读者的阅读,通过阅读的过程,调节个人的阅读活动,引向一定不变的方向。同时还要不断创造各种“诱因”来引发读者,培养读者阅读动机。中学生尚未正式进入社会,职业尚未定向,知识能力、思想感情等方面还不成熟。因而,他们的阅读目的只能是为了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而做好准备,主要是做好知识能力、行为思想方面的准备。图书馆就要开展有计划、有目的地辅导学生课外阅读,开展各种座谈会、报告会、图书展览等来激发学生,把直接、间接主导和辅导的结合起来,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帮助他们塑造健全的人格。 阅读兴趣也是人们获取知识、研究问题、探索未知的一种认识倾向和心理素质,是人们对阅读某种出版物的一种特殊的情绪倾向。培养读者阅读兴趣是图书馆当今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内容。要怎样才能更好地培养读者阅读兴趣呢?由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文化水平和年龄差别,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读者阅读兴趣是有它的广泛性、深刻性、选择性及自觉性。读者阅读兴趣都是由一定的需要而引起的,或是实践的需要而决定,亦受社会政治、经济、社会职业、活动、环境、个人兴趣爱好等影响而产生的兴趣。而中学生的阅读往往凭兴趣,随意浏览,遇到什么看什么,没有一定的阅读目的。因此,阅读起来缺乏方向性和系统性,特别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市场“鱼龙混杂”,有些书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帮助学生选择有益身心健康的优秀读物,是非常重要的。根据以上的特点,我们就要充分利用各种条件来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给予创造条件,根据不同爱好兴趣,提供不同的读物,并提供一些爱好以外的读物,作参考阅读,培养学生的多种阅读兴趣,这也是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的一种手段。 培养学生课外阅读兴趣,不仅使学生开拓视野,丰富知识,增长智慧,扩大知识兴趣和思想品德教育,而且还能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中学生阅读兴趣亦有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之分。他们二者能够有机结合。能够使阅读兴趣持久下去,并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培养课外阅读兴趣。首先要做好: 一、学校图书馆应为师生提供学习资料 现在的课程结构是由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组成。除了必修课以外,选修课有知识类(实用知识和理论知识)、技能课(家电、电脑)和体、艺类(体育活动和艺术教育)以及研究性的学习等多种类型。活动课也将是丰富多样的。因此,图书馆要为新的课程结构、新的教学内容提供多种学习资料,要按上述教学内容和要求,添置各类课外读物供师生阅读。 二、搞好课外阅读,培养学生读书兴趣和阅读能力 中学时期是人生里程的关键阶段。中学生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其年龄、身体、性格、思想、学识等各方面都经历着跨度较大的变化。学生不但需要在课堂内打下坚实的基础,也需要从课外获得广博知识。其主要是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类作品。为此就要开辟学生阅览室,让他们在良好的场所阅读图书、报刊资料,逐渐培养阅读兴趣,提高阅读能力。 三、积极引导,诱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为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要正确选择课外读物,而中学生的辨别是非的能力正需要通过课外阅读来提高,在当前浩如烟海“良莠”并存的课外读物中,我们根据需要选择一些思想内容健康,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艺术性的书,课内学习有关的读物,谈理想、人生、思想品德修养、介绍学习经验和学习方法的著作,也要读一些具有时代精神,反映时代风貌的文章,如《人民文学》《少年文艺》《中学生阅读》《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阅读与鉴赏》《阅读与写作》等刊物中的优秀文章。还要适当读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革命领袖、名人、英雄人物的传记《名人传记》《名人录》和一些介绍新知识、新科学、新成果的科普文章、科学小品《科学世界》《求知与探索》《飞碟探索》等,以扩大知识面以及图书展览,进行直观宣传,使一些五颜六色、有趣的封面,各种题材的优秀作品,使学生眼馋手痒,使他们认识到除了教科书以外,还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书世界。从而激发他们的读书欲望和兴趣,使他们逐渐接近图书馆,利用课余时间自觉到图书馆借阅各种书籍,加深阅读兴趣。 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而有细致的工作。在培养阅读兴趣过程中,内容是多方面的,形式是多样的,还需要多下点功夫。作为一名中学图书馆工作者,为了提高教育质量,让更多师生得到更多的好书,指导学生阅读,培养课外阅读兴趣,以开拓他们的视野,培养合格的人才,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努力做好为读者服务的本职工作,使课外阅读工作取得更大成绩。 中学生阅读论文:中学生阅读能力及其培养 文/王志勇 阅读的要求,有人认为应该是“既要把握原文的本意,又要得出独特的见解”。章熊认为有效的阅读应该达到以下目标:认识和筛选信息;对抽象的道理加以具体说明,或对具体的材料加以抽象和概括;把阅读所获信息加以组合、调整,纳入自己原有的知识系统;作出扩展,对作品的是非得失、优劣加以判断。新颁布的《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对高中语文阅读作出了大致相同的几点要求,笔者认为,高中生应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阅读能力。 1.认读感知能力。它以敏锐的语感能力为优秀,要求认读速度快、广度大,感知选择性强、准确性高。 一般地讲,不发声的默读由于省掉了发声器官的发音过程、听觉分析器的分析过程,直接经过视觉分析器将文字信息传给大脑,所以较之诵读速度快。更重要的是读者的知识水平越高,就越能快速有效地辨识字词篇章所表达的概念、意旨,认读速度也就越快。汉语表达的特征具有很强的“板块”性状,在中心意义——“神”的统摄下,流水一样发展,这就要求在快速阅读过程中加大视觉范围和认读广度,尽可能多地抓住词句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准确把握板块单元的意旨。 识别文字信号,不可能将所有文字信息全部传给大脑,使之对应内化为“义”,而是要通过视觉分析器来扫描有效信息,检索出与自己阅读目标一致的内容,善于跳开与目标无关的内容,这种选择的能力强,则感知的能力强。有人逐字读完一段话、一篇文章却并不能明白意义,其原因多出于缺少选择有效信息的能力。同时还要善于认知语言符号的意义,准确把握语境特征,填补语意空白,准确体识语体风格,这就是感知准确度高。要确保准确度高,还须能抓住初感,因为它是对文字代码的直觉,这种直觉因对新鲜刺激特别敏感,无心理定势干扰,往往最易于捕捉真实可靠而最有价值的信息。 2.理解和分析能力。这是在认读感知基础上对词句所作的解释和对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所作的分解和剖析。要能够理解词句的含义,尤要善于抓住关键词句,前后关照,统摄整体,注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分散而关联的思考途径;要分析作者的思路层次,分析材料和中心、材料和材料的关系,分析材料使用的详略、先后,分析表达方式和表现方法,从整体感知入手到细部咀嚼体会,进而归纳整合,形成新的整体感知,实现螺旋式上升的理解分析效果。 3.评价和鉴赏能力。这是建立在对文本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面、准确、深入理解分析基础之上的,它要求读者对作品所传达的知、情、义的丰富或单薄、正确或谬误、健康或消极,表达方式、方法的恰当或不足、高明或笨拙、有益或有害等方面作出判断,从而真正认识阅读作品的价值,形成一种新的情感体验。 这种评价和鉴赏能力,既是以原有的知识和能力为基础,又是知识和能力水平进一步提高的具体表现;它既要对现有作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更要通过新旧体验的联系,同其他作品进行比较、对照;它必须以正确的思想观点和健康的审美情趣作为标准,并且在阅读实践中不断提升标准的层次,从而不断提高评价鉴赏的水平。 4.想象和创造能力。阅读是读者的主动的心智活动,它以读者和作者的知识、思想情感的撞击为特征,因此,阅读从来都不只是对文本意义的重建,它还非常突出地表现为根据读者的经历、体验、知识、性格、思想在阅读中作丰富的想象和创造:或是据作品的语言信息在头脑中形成一种形象的表征,产生一种如临其境的感觉;或是在作品语言信息的诱导下,根据经验,延伸想象的时间、空间,强化、丰富现时的体验、感受,或是由文本出发,产生对自己的一种观照、思考,对社会其他事物的比照思考,使阅读成为一种超越文本意义的构建,从而使阅读超越作者的思路,使读者的认识超越作品本身的意义。 高中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①循序渐进,注意训练目的的合理性和科学的阶梯性。新颁布的教学大纲和新修订的语文教材,对于阅读能力的要求、训练充分尊重了学生的认识心理规律。语文教材规定,高一年级着重培养理解分析能力,高二年级着重培养初步的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高三年级则着重培养研讨、评价能力,尤其是高一年级的现代文阅读教材,其训练的阶梯则更加合理、科学,从实践的效果看,这种安排是非常可取的,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阅读能力的培养无章可循、效率低下的弊病。须知,教师的要求和训练,必须以学生在阅读实践中不断产生成功的体验为基础,方能真正取得持久不断的成效。 ②养成良好习惯,形成阅读技能。根据对阅读能力的分析,笔者认为要注重阅读的外化行为活动对内化活动的促进作用。在中学生的阅读实践中,下大力气通过良好习惯的培养,使中学生形成有效的阅读技能,从而提高阅读效率、能力。比如通过强化阅读的注意力,学会跳读,突出选择性,提高速度;通过抓关键句理清文章的思路和要点,强化整体意识;通过咀嚼、品味重点词句的语境义、语里义,提高理解能力;通过结构形式的比较分析,提高评价、鉴赏能力;通过联想、想象,提高创造性阅读的水平。在总体的操作上,注意默读和吟诵相结合。在学会思考的同时,勤动笔,圈点、批注、摘录、写随感、作评论,不一而足;常思辨,善讨论,相互启发,主动交流,在合作中提高。 ③注重思维能力的训练。阅读能力的优秀是思维能力,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作品语言信息的传递实质上是思维在活动。阅读言语作品,是理解作者语言所表达的思想,阅读的是语言,接受的是思想感情;同样读者要感知、辨析、评价、创造,也是借助于语言在思考。因此,要引导学生了解作品表现的一般思维规律,遵循认识思维规律,在阅读过程中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相结合,发散和概括互为补充,尤其要根据汉语言表达的“板块式”特征,学会抓住词句以至段章的内在联系,从模糊含混中体会丰富的意蕴。坚持从信息的筛选到处理加工,均以思维能力训练为主线,使阅读能力的提高不至于停留在一般的朗读记诵、一般的信息接受的层次,使读者的心智得到不断的开发。 ④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构建宽厚的知识文化背景。现代信息化社会的阅读,必然是多元的。开拓学生的阅读视野,一方面可以增加信息的吸收、阅读的积累,另一方面各类信息的收集、碰撞,又常常会使读者在信息的交融碰撞中产生新的启发、认识。阅读能力的提高,也是必须以深厚的知识文化素养为基础的。知识文化背景的宽厚不同,直接影响读者阅读心理活动,而且包括阅读技能、良好的阅读习惯,甚至是敏锐的语感能力,也都必须以一定的阅读量作为基础。 因此高中阅读能力的提高,必须在以课堂阅读为中心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扩大阅读视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引导者的作用,在阅读目标的确定、阅读对象的选择上做有效的指导,还要善于通过阅读交流活动的开展,促进学生的自主阅读精神的增强,使学生善于在阅读实践中提高阅读能力。 中学生阅读论文:中学生课外阅读误区初探 [作者] 朱忠敏/湖北 拓宽中学生课外阅读,无疑是当前中学语文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践中我们了解到,在指导学生课外阅读这一环节上,教师对“读什么”、“怎么读”这两个主要问题把握不够准确,所以相当一部分学生觉得,在课外阅读方面虽然下了很多功夫,而仍然于语文能力的培养无甚裨益。造成课外阅读这种“高投入、低效益”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然而主要症结所在,还是由于这些学生在课外阅读活动中,不知不觉陷进了某一“阅读死角”,以致徘徊、困惑,从而制约了语文诸多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我们把这种状况姑且称之为“课外阅读的误区”。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形成中学生课外阅读误区的原因,试图引起同行的重视,以期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因“偏食”而形成“阅读误区” 对于中学生课外阅读,教师往往放任自流,忽视和淡化了其具体的指导,学生凭兴趣遨游书海,久而久之,必然因“偏食”而形成“颇具个性”的读书嗜趣。在中学阶段,学生的迁移能力、鉴赏能力、审美能力还很不成熟,看语文作品,难免“情人眼里出西施”。比如偏爱古典诗词的学生,就以为古诗词以外别无书读;热衷钻研文言散文作品的学生,对现代文一类的东西往往觉得不屑一顾;港台及内地的某一类文章读多了,部分学生就认为文章不绮丽,不柔情,不浪漫就不够味。我们曾抽查过部分学生的读书笔记,发现了三种比较特殊的情况:有些学生的读书笔记摘抄的多是些古典诗词,有些学生的读书笔记尽是些绮丽柔情的支言片语,还有一些学生的读书笔记摘取的大多是些险僻的词句。学生如此进行课外阅读,仅在课堂测试里边,就会暴露出许多问题来。比如我们常常听到学生这样一些类似的反映:对文言语段的阅读感觉还可以,对现代文语段的阅读却没有把握;写起记叙文来还比较顺手,写起议论文来却无所适从,如此等等。针对这些类似的问题,我们曾借用1995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对1996届高三毕业班的部分学生进行过模拟测试和抽查。结果表明,这些学生文言语段阅读(第二大题)平均得分率在65%左右,而现代文语段阅读(第四大题)平均得分率只在53%左右。这一结果与上述部分学生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作文题测试的结果也表明,记叙文(32小题小作文)的得分率也明显高于议论文(33小题大作文)。 以上情况显示,部分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是不平衡不全面的,而制约这种能力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因学生阅读“偏食”而形成“误区”,有所偏废,导致“受力不均”,终至无所“增益”。 二、因“涉奇”而形成“阅读误区” “涉奇猎异”是人们的一种普遍心理,尤其是中学生,阅历浅,求知欲旺盛,“涉奇心理”更加突出。具体在课外阅读的时候,就有一部分学生总是“唯奇是取”,余者不顾。比如读长篇小说,一些学生一般只追求离奇的情节;读报纸杂志,总是对林林总总的奇谈怪论感兴趣。 我们曾作过这类实验调查,暑假前,布置学生阅读长篇小说《红楼梦》,学生返校后我们拟出六个小问题要求学生回答:①有人说,袭人是主子的奴才,又是奴才的主子。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②贾宝玉吟诗、题对、制艺(应试作文)三项,他最擅长哪一项?最讨厌哪一项?③宝钗身上有缺点吗?若有,试举两例说明。④贾蓉与“红楼二尤”是否是亲姨甥关系?⑤晚唐的李商隐以抒情诗而盛名,多情的林黛玉对李诗持何态度?⑥“木石前缘”的优秀内容是什么?结果显示,前面三个较重要的问题,大多数学生不能回答,后面的三个问题,反而有多数学生答得上来。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后面三个问题所涉及到的小说情节有一定的“奇”味在里面,比如“红楼二尤”的情节,“黛玉论诗”的情节,“木石前缘”的“神话”情节,都是学生比较感兴趣的一些片段。因而比较关注,而对那些与主题密切相关的情节内容以及鲜活而细腻的人物刻画,反而忽视了。所以,学生虽然花了一定的时间读了《红楼梦》,仍然还是懵懵懂懂。 我们还在学校图书馆进行过一次“热点图书”调查,发现同样是1995年的新杂志,《知音》、《少男少女》、《爱情·婚姻·家庭》等杂志很抢手,而于语文学习有直接帮助的《散文》、《散文百家》、《杂文》等杂志,学生反而较冷淡。这一状况同样表明,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课外阅读只是一种盲目的涉奇猎异,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开阔眼界、丰富知识这一目的,而被五花八门的奇闻异事所吸引。 三、因“求速”而形成“阅读误区” “求速”,是部分学生希望通过课外阅读找到一条提高语文能力的捷径,以期“学以致用”、“现趸现卖”的一种表现。有些学生反映,他们为了提高作文水平,“中学生写作范文”一类的文章也读了不少,可是写起作文来,眼前还是一片茫然。我们甚至发现,在平时的作文训练或考试中,有些学生竟将所谓的“范文”照搬或“移植”。这类情况显示,部分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有一种“贪便求速”的心理,试图取那些“优秀作文”的“现成之长”来填补自己的“眼前之短”。于是就有一些学生竟像清朝的童生读“八股文”一样,捧着《中学生一流作文荟萃》之类的书籍如获至宝,不管是与不是,硬是横念倒背,朝夕揣摩,而对其他优秀作品则视而不见,不予理睬。步入这一阅读误区的学生,写起记叙文来就只见“故事”而不见“人物”。写起议论文来几乎每篇都只是填充一些司空见惯的例证。古人说,欲速则不达。部分学生通过背几段“妙文佳句”,或者眼光只盯在一些“同龄人”的“佳作”上,来模仿套用程式,其结/,!/果只能是邯郸学步,作文越写越别扭,越写越空洞。比如今年湖北省考生高考作文,在谈“人无完人”的问题时,许多考生仅能列举秦始皇等的功过是非来作论据材料,而那些典型、新颖、独到的论据材料在考生的试卷里几乎很少发现;在谈“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问题时,有些学生甚至“强拉”张海迪、居里夫人来佐证。 这些情况表明,课外阅读“贪便求速”,势必导致囫囵吞枣,生吞活剥,不但无益于中学生的能力培养,反而大大禁锢了他们的发散思维和创新意识,其结果只能是得不偿失,甚至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要清除当前中学生课外阅读的“误区”,应急需教师加强指导,帮助学生解决“读什么”、“怎 么读”这两个主要问题,而“读什么”的问题是前提,只有先解决这个前提,才便于解决“怎么读”的问题。仅将这些情况摆出来,自己实无善策,希望引来方家教正。 中学生阅读论文:浅谈阅读教学中学生迁移能力的提高 [作者] 李莹 [内容] 迁移是已经学过的东西在新情境中的应用,也就是已有经验对解决新课题的影响。这一现象广泛地存在于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的学习中,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问题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讨,终于对迁移过程中复杂的认知活动有了较完整而科学的认识,发现迁移过程是由审题、联想、分析类化几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认知成分构成的,即首先必须形成对有关问题的最初映象,让映象激活头脑中有关知识结构,然后统一分析新问题与旧知识的内在联系,将具体问题归入原有知识结构,形成概括化联想,从而解决新问题,构成一次完整的迁移。 这一理论在语文教学中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主要表现为通过对已有知识的概括和对生活经验的总结,进而达到独立写作的迁移,不断用原有知识解决新课题的迁移,等等。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迁移能力是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重要途径。 下面仅就阅读教学中学生迁移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谈几点看法。 概括能力的培养是进行迁移的重要前提 迁移,是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过程。已有知识结构的概括水平决定了问题的最初映象,也就是说,概括的知识结构为新的问题的嵌入提供了一个框架,所以,对已有经验的概括水平不同,其迁移程度也不同;概括水平高者,其迁移过程较压缩,迁移速度就快;相反,概括水平低者,其迁移较迂回,迁移速度也就较慢,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呢?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抽象概括 事物的本质特征往往被纷繁复杂的外表所掩盖。文艺是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揭示生活实质的,那么要了解文章的内涵就需要通过对外部形象的分析,找出事物的本质。所以在阅读教学中,一定要运用各种方法培养学生抽象概括的能力。 比如《风景谈》一文,主题是“自然是伟大的,而人类更伟大”,这一主题通过六幅风景表现出来。如何通过阅读抓住其主旨呢?如果仅凭借语言文字逐一讲解分析,最后点明主旨,学生固然也能接受,但其抽象概括的能力未得到锻炼。为培养学生的能力,这样的文章我们可以采取图画教学,即选其中两三处风景制成图画,只是减去原文中人物活动部分,上课时先让学生看画面用自己的语言描绘,然后翻看原文,两相对照,找出自己描绘的风景之所以不如原文有韵味的原因,除语言不够准确精美外,主要是缺少了什么?学生很容易发现自己的描述中缺少了“人类的活动”,因而缺少了那份鲜活的神韵。这时文章的主题已揭去朦胧的面纱,显现在学生面前,学生自然能概括出“自然之所以伟大,风景之所以美好,正是因为有了人类的活动”这一主题。 中学语文课本中很多文章都是培养学生抽象概括能力的好材料:小说,通过对人物肖像、语言、行动、心理等描写的具体分析,概括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思想变化;杂文,通过表层语言的分析,揭示其深层含义,等等。 再如教材中的文言文,句法词法中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可从具体实例中概括出来。就拿名词活用做动词这一词类活用现象来说,我们可以从课文中找出很多例子:“置人所罾鱼腹中”(《陈涉世家》)、“昔先皇颁僧保所货西洋珠于侍臣”(《记王忠肃公翱事》)、“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口技》)、“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察今》)、“客将至,不冠不袜”(《大铁椎传》)、“公将鼓之”(《曹刿论战》)等等。我们仔细研究这些加点的名词所处的位置,会从具体句子的分析中找出它们活用的条件和规律,进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①名词放在“所”字后面,活用为动词,如前二例;②名词放在能愿动词后面,活用为动词,如中间两句;③名词放在副词后面活用为动词,最后两句就是这种情况…… 透过现象看本质,并进行抽象概括,为知识迁移能力的提高做好准备。 二、归纳概括 中学语文课本中的许多知识是相互联系具有共性的,运用各种方法,把零散的、分散的知识加以归纳概括,则对某种事物有了完整、准确的认识,形成规范的知识结构。这种概括能力应当引导学生循序渐进,逐步提高。 首先,以单元为单位进行归纳总结。新编中学语文教材,以文体组织单元,按难易排列顺序,划分系统而科学,每单元所选文章都有一定的共性,结合单元知识进行概括,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高中语文第一册第一单元有四篇散文《雨中登泰山》、《长江三峡》、《难老泉》、《我的空中楼阁》,虽然这四篇文章在时间上、地域上跨度很大,在表达方面也各具特色,但它们都紧扣题眼写景状物,《雨中登泰山》围绕一个“雨”字大作文章,《长江三峡》写出了“三峡”各自不同的特点,《难老泉》突出“难老”二字,《我的空中楼阁》抓住“空中”的特色,于是我们归纳出这一单元散文的一个特点:抓住景物特征进行描写。其他单元依此类推,学生会归纳出议论文“观点与材料相统一”的规律,会明确复杂记叙文“线索联缀全篇”的要求,会概括出说明文“抓住特征说明事物”的特点。 然后,对所学文章定期做整体的归纳概括,从单元括展到一册书再到全部课文,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知识网络。 比如,课本中的散文,纵贯古今、各具情态,分布在各册书之中,把它们集中起来仔细分析比较,则能找出很多共有的特征。仅就文章的结构技巧而言,无论作者如何与众不同、匠心独运,都要归于“形散而神聚”的原理,像《荷塘月色》以淡淡的喜悦和淡淡的哀愁交织的不宁静的心绪为神,为我们展现了“荷塘上月色”与“月色下荷塘”的朦胧谐和的风韵;《土地》由对土地的热爱、保卫和建设这一思想为纲,纵横驰骋,展开丰富的联想,古今中外,无所不及。这两篇文章其一舒缓恬淡、意境幽远,其一纵横捭阖、气势宏伟,但都是紧紧抓住“辔头”而任“野马”纵横飞奔的。这就概括了散文结构的一个重要特色——形散而神不散。再进一步进行同类归纳:记游的散文,一般以作者行踪为线索组织材料,如《雨中登泰山》、《长江三峡》;咏物的散文,一般以咏赞并赋予象征意义的具体事物为线索,如《灯》、《荔枝蜜》;叙事的散文,往往以某一中心事件为线索,如《猎户》、《娘子关前》;写景抒情的散文,常常以某种情感为线索,如《荷塘月色》、《绿》。 通过归纳概括,使知识系统化、类型化、整体化、为迁移的进行做好了准备工作。 三、总结概括 在对课本所学知识进行概括的同时,对生活经验的总结也不容忽视。绚烂多姿、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而现实生活中闪动的哲理的火花又恰恰是我们开启作品内涵的最好的钥匙,所以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学生勤于观察、善于总结的好习惯。这个能力的提高可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观察。让学生注意日常生活的人和事,一个动作、一个表情、一句话、一首歌,时时加以总结。比如手发抖这个动作很常见,这是人在感情上有波动时的外在表现,但仔细观察,有的是由于高兴激动,有的却是紧张恐惧,还有的是恼怒气愤,情况各不相同,那么在分析别人作品时就可以通过这类动作描写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来透视人物的心理。 第二步是体会。观察生活并亲身体会才能丰富自己的经验。例如,风和日丽的时候,自己会感到心情很开朗;风雨交加的日子,自己会感到心情抑郁。春天里的一个绿芽, 会使自己的心怦然一跳;秋日里的一片黄叶,竟让自己的情绪怅惘失落。这些景物给人带来的不同感受,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作品中景物描写的作用。把丰富的人生体会积累起来,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别人的作品。 第三步是挖掘。挖掘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刨根问底,这是一种极为值得提倡的精神。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不仅可以带来伟大的发明,同样也能探究出深刻的哲理,给人生以重要的启示。举个例子来说,暑假里到一位住在偏僻农村的同学家去玩,一到那儿,就被他家人和邻里的热情与真诚所感动,你在觉得无拘无束其乐融融的同时开始思索:他们的热诚与质朴是因为你从城里来所以仰慕你吗?也许是较城市这里贫穷而落后所以相互依赖保持着原始的品格吧?这些想法较狭隘;但当你和同学一起离开那里回去上学时,看着一张张亲切平和的笑脸,透过相拥送别的人群,你再深深地思索,你会看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庞大的力量,它就是中国人团结向上、互帮互助的民族的精魂。 所以说观察生活、仔细体会、深入挖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理解人生。不断对自己的所见所闻做恰当的总结概括,然后用这些从生活中总结的哲理去品味别人的作品、了解作品的内容,理解作品的内涵。 培养联想力是进行迁移的关键 对所学知识和以往经验进行了高度的浓缩和概括,但在解决新问题时却不能让映象激活旧有的知识结构,产生准确的联想,也同样无法进行迁移。 联想,是由此及彼的思考,这是一种使概念相接近的能力,它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心理活动过程。刘勰说:“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就是强调联想的重要性。在语文教学中学生联想能力的提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学生自读,准确审题 在阅读教学中,读课文是学生理解与接受作品内容的第一步,所以不论是课上课下、默读朗读,都要求准确地展现作品的内容。准确的阅读,能引导学生审准方向,正确地展开联想。《风景谈》一文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人类的高贵精神的辐射,填补了自然界的贫乏,增添了景色,形式的和内容的”为了强调“形式的和内容的”,作者把这一定语后置,阅读时重音一定要放在这里,如果不能准确阅读就无法深入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也就不能把这个句子顺利地套入“变式句常识”的知识框架中。再如文言文阅读,断句很重要,“今齐地方千里”(《邹忌讽齐王纳谏》)一句,如果把“地方”连在一起读就不能正确翻译全句,也就不能准确联想,当然也就不能把“地方”嵌入到“古今同形异义词”的知识网络中。 所以一定要培养学生的自读能力,久而久之就进入高层次的阅读,即凭语感自动地、直接地了解课文,快速准确地产生联想。 二、教师点拔,寻找契机 教学中有很多问题是学生自己无法解决的所以这时教师的作用就极为重要,对学生进行适当的提示和启发,从新问题中寻找契机,激发学生的思维,使之迅速准确地产生对旧有知识结构的联想。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学习散文《灯》时,教师可做这样的提示:“本文属于哪类散文?”学生如果还不能产生联想就进一步提醒:“是写景的,还是记事的,还是咏物的?”明确了这是咏物的散文后,再进一步引导:“咏物的散文多以什么为线索?”学生立刻会联想到旧有知识中对散文线索的概括——“咏物的散文往往以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为线索”。至于“灯”的象征意义,教师可以刺激学生联想自己的生活感受:“漆黑的夜晚,一只萤火虫在面前飞过;半夜在噩梦中惊醒,母亲打亮了台灯。这样的亮光会给人什么样的感觉?”学生自己会想到“光明、温暖和希望”,这样“灯”的象征意义就明确了。 三、师生共创,设立情境 为了让学生展开充分的联想,还可以借助音乐、绘画、诗歌等形式,提供与新课题有关的条件,创造适当的情境,使新旧知识自然地联系起来。 学习屈原的《涉江》时,放一段慷慨悲怆的古乐,让学生在乐曲声中充满感情地朗读课文,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同作品、音乐融合起来,“精务八极、心游万仞”,体会当时诗人眷恋祖国又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报国无门、上下求索的矛盾痛苦的思绪。 在学习《雄关赋》之前,同学生和着录音带一起高唱《万里长城永不倒》,把学生带到古老的长城,回顾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和奋进的足迹,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在心中充满了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之后,再去分析课文,准确把握文章的中心。 再如为了更好地体会诗歌的意境,用图画,像《野渡舟自横》、《独钓寒江雪》等,通过直观的感受,激发学生联想旧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挖掘诗歌深沉的内蕴。 在学习戏剧冲突时,可借助数学中的坐标,横、纵坐标轴表示矛盾双方,中间用波线图的起伏表示冲突的缓急,使抽象的东西具体化。 分析类化能力的培养是迁移的最终环节 通过联想,激活头脑中有关知识结构,回想起与之有关的旧有的知识经验,之后就是通过分析旧知识与新问题的相似点与相关处来解决问题,这个环节就是分析类化。 一、同化迁移中的分析类化 同化就是已有经验应用到同类事物中去,以揭示新事物的意义、作用,从而把新事物纳入已有的知识结构中。这类迁移中,有了高度概括的知识、经验,再有准确的联想,教师因势利导,新问题会迎刃而解。 例如,学习叶圣陶小说《夜》时,可以把它嵌入到鲁迅先生的小说《药》中去分析它的情节线索及主题。两篇小说都有明暗两条线索:《药》明写华家,暗写夏家;《夜》明写老妇人,暗写革命夫妇。《药》通过对明线上华家代表的民众的愚昧和暗线上夏瑜为代表的革命者的英勇的描写,反映小说深刻的主题——揭露封建统治阶级毒害人民、镇压革命的罪行,启示人们:只有启发民众共同革命,才是救治中国的良药;《夜》通过明线上老妇人的逐步坚定和暗线上革命夫妇的无畏,揭示“四·一二”大屠杀的罪行和人民群众已觉醒,将前赴后继进行斗争的主题。 同样的,在分析《夜》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老妇人形象时,可以把它套入《母亲》的人物框架中,以分析老妇人这位映川的母亲与高尔基笔下的巴威尔的母亲一样的由胆怯到愤怒再到坚定的心理历程。利用旧有的知识解决新问题进行知识迁移。 二、顺应迁移中的分析类化 顺应是指将已有的经验应用到异类事物中去,对已有的经验进行重新组合,以形成能包含新事物的新的更高一级的认知结构。这类迁移中,旧有知识只能是开启新问题的钥匙,旧知识与新问题之间只有相关之处,分析类化的整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创新的过程,这就增大了学习的难度,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培养其灵活性,提高应变能力。 如,我们在学习《祝福》时重点讲了“画眼睛”的手法,并概括出通过“画眼睛”的手法可以反映人物的遭遇和心理历程,揭示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尤其是祥林嫂死之前的“只有眼珠间或一轮”的描写,更成了学生记忆中难忘的一页。那么当学习《明湖居听书》这篇小说时,同学看到王小玉“那双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宝珠,如白水银里头养着两丸黑水银,左右一顾一看”时,自然想到祥林嫂的“一轮”,但这一旧有的知识只能提示学生“画眼睛”可以展示人物不同的心理和性格,而绝不能生搬硬套说王小玉“精神麻木”,恰恰相反,这“一顾一看”反映的是人物明眸善睐,聪明灵慧的特点,学习经过分析,把原有知识结构加以重新组合,形成一个对于“画眼睛”手法反映人 ! 总而言之,知识迁移在语文教学中广泛存在,注重学生迁移能力的培养,可以说是提高语文教学整体水平的关键所在。 中学生阅读论文:语文阅读教学中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摘要:阅读教学中,要把思维训练贯穿于听、说、读、练的全过程,通过思维训练带动语言训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关键词:阅读教学 ;探究辨析;思维能力 在阅读教学中,要把思维训练贯穿于听、说、读、练的全过程,通过思维训练带动语言训练。怎样在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呢?结合自己平时的教学实践,总结了如下: (1)提问导读。例如教《十三岁的际遇》时,开始进行这样的谈话:什么是际遇?(生:机遇,时运……)课题中十三岁的际遇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提出,很快地引起学生的兴趣,从而带着问题去研读课文。发现疑点是学生读书的起步阶段,引疑之后,教师要相机疏导,让学生一边读,一边想。 (2)辨析词语。把课文中的关键词语,换成另一个词表达,让学生分析、比较,激发其思考的兴趣。如《多收了三五斗》一文中有一句:那些戴旧毡帽的大清早摇船出来,到了埠头,气也不透一口,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学生知道这里的“透”是喘一下气的意思;“占卜他们的命运”是指询问米价。我进一步追问学生,如果把“透”换成“喘”,把“占卜他们的命运”换成“询问米价”,表达的意思有什么不同?通过辨析,学生明白原句反映了农民丰收后心中很不踏实,是捏着一把汗去问米价的,所以“气也不透一口”像“占卜”一样,关注他们的凶吉祸福。 (3)创设情境。努力把课文中描写的人物、环境变成可以感知的直观形象,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如教学《蔚蓝的王国》一课时,通过画面、音乐、语言的描述方式把那种优美的情境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让学生如临其境,通过眼看、耳听、口诵、心思,学生陶醉在屠格涅夫营造的蔚蓝梦幻的意境之中,展开联想,激发思维,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 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通过模仿课文中的典型人物的言行来创设情景,给学生以强烈的刺激,以激发其求知欲。 (4)分析综合。对一些基础知识,应采用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基本思维过程进行教学。如教《天上的街市》一课,讲事物和联想时,我边提问边板书,“远远的街灯亮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这里的第一个明星,第二个街灯是诗人看到的吗?(板书:联想)这些联想是看到什么才产生的?(板书:事物)诗中用来联想的词是什么?(板书:好像) 教师通过这些具体内容,讲清了什么是实实在在的事物,什么是联想,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以及事物加联想的作用和常见的形式。接着,又要学生运用这些知识,写由事物引起联想的句子,使概念具体化。 (5)步步探究。如教学《孔乙己》一文时,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同学们,你们知道孔乙己叫什么名字吗?”我话音刚落教室里顿时哄堂大笑,既而教室里逐渐安静下来了,接着就发现少数同学窃窃私语,互相讨论。不一会就有几位同学纷纷举手回答:“孔乙己没有名字,只知道他姓孔。”接着绝大多数同学都说孔乙己没有名字。于是我立马抓住教学契机又提出第二个问题:“孔乙己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名知识分子和丁举人一样都是读书之人,只是由于他屡试不中,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最后却落个穷困潦倒的悲惨结局,以致连个完整姓名符号也没混到,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这一连串的提问,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步步探究,激发思维,最后使学生深刻地体会到文章的主旨。 (6)揭示规律。规律应具有指向性和层次性。规律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自始至终起作用。比如,写人的文章常有一些语言反映文章的中心和人物的思想。这些语言,句子短、意义深,教学时我们要引导学生去捕捉、思索。 (7)大胆质疑。指导学生质疑,能在阅读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陶行知先生曾编了一首诗:“发明千千万,起点在一问,禽兽不如人,过者不会问。智者问的巧,愚者问的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如我教《我的叔叔于勒》,一开始不少学生提出:为什么课文对于勒有那么多不同的称呼?我启发学生自己读书分类找答案。 (8)求异思维。学生的思维过程是“发散——集中——发散——集中”,教师逐层深入地思维引领,可以使学生的思维突破常规和经验的禁锢,不断产生新的答案,有价值的答案出现的概率就愈来愈大,从而使学生的思维向独特性和创造性方面发展。 黑格尔说得好:“没有人能够替别人思考,正如没有人能够替别人饮食一样。”阅读教学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探求阅读教学规律,摸索阅读教学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但在探索研究的过程中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学生的阅读思维能力。这是一个难题,还有待我们在教学中进一步摸索探究。 中学生阅读论文:对中学生课外阅读的思考与实践 一、反思篇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老祖先早就形象凝练地道出了关于阅读的要义——我想无论如何,在教书先生的学堂是破不了万卷书的,唯有在学堂外也即今天的课堂外才有可能去读成千上万卷的书,也才能达到“下笔如有神”的境界。“学生自发的课外阅读兴趣有助于作文能力的发展,增加课外阅读比增加经常性写作训练对帮助发展学生作文能力更有效。”这是美国的斯迪芬·德·克拉森教授通过对写作与课外阅读的关系进行长期调查和研究后在其《作文:研究,理论与应用》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与中国古人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然而我们既丢掉了优秀的传统,也没有借鉴外国学者的先进理念,却走进了讲课文讲作文“唯讲是上”的死胡同,在“讲”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具体看来,对课外阅读的忽视直接导致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两大硬伤:无趣和贫乏。“语文天然是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语文是反映生活又反过来服务于生活的一种工具。现在有一种现象,在‘应试教育’影响下,家长和学校都把学生束缚在教材中,不鼓励学生课外阅读,孰不知,这就切断了学生了解生活和社会的一条重要通道,也压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刘国正先生的这段话十分清楚地阐明了轻视课外阅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闭塞中压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即抑制了学习的兴趣。在许多地方和学校,语文课成为学生最反感和最不受欢迎的课。爱因斯坦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无疑为语文早早地判了死刑。学生对语文失去兴趣,这正是我们长期以来不重视课外阅读所付出的最惨重的代价。 另外,忽略课外阅读致使学生囿于狭小的“课本”空间,成为“井底之蛙”;大多患有“贫血症”,从而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总是同样的答案,作文中总是同样的思路同样的材料,甚至是同样的假话、空话和套话,孰不知这一恶果的酿造正是我们自身的失误。张志公先生指出:“语文这个工具,要掌握得好,运用得好,首先必须手中握有丰富的材料,贫乏是语文能力的致命伤。古人一直强调多读,他们认为只有多读,才能善写。他们不主张狭窄,主张广博。”“多读”“广博”正是课外阅读所承载的任务,要治愈语文的致命伤“贫乏”,唯一的药方就是走进课外阅读。 二、实践篇 基于在语文大讨论中的反思,基于对语文高考命题原则“知识点在课内,题在课外”的理解,更基于深圳学生(尤其是笔者所在学校生源为三类)因阅读少而文化底蕴浅,因广东白话的影响而语感差的现状,为适应高考改革形势,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我把抓好课外阅读作为突破口,从1998年起在高三这个敏感的雷区大胆进行了尝试和摸索,连续四届高三均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为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其中也包含考试能力)走出了一条希望之路。 我尝试的方法和探究的途径可概括为课外阅读“五个一工程”。 一、喜爱一本杂志。推荐内容丰富、类型多样、人文性较强、国内知名度和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为日常读物(也可选择《青年文摘》《视野》《中国青年》等),并开展“读《读者》评《读者》”课前演讲活动,学期结束将演讲稿由学生自行设计、编辑、打印、装订结集为作品集。每期《读者》约15万字,一年24期,约360万字。 二、欣赏一个作家。买或借自己喜爱的作家作品,潜心阅读,高三一年内读所喜欢的作家作品不少于20万字,加深对作家的感情,并写出自己的体会。 三、辑录一本《作品精选》。每周选择抄写一篇自己喜欢的作品,给予点评,并写出喜欢的理由。文体不限,每篇不少于1000字。一年约有3万字。 四、推荐一篇好文章。每周轮流由一名同学给全班推荐一篇自己欣赏的好文章,要求写出百字左右的推荐语,印发给全班阅读,每篇不少于1000字,文体不限。一学年全班累计有6万字。 五、做一系列专题对比阅读。借《语文学习》杂志上的“阅读新空间”栏目,指导学生进行专题阅读。共进行了如下10个专题 以上每个专题各由3篇同一话题不同角度的文章组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适于对比。每个专题约有6000字,共计6万字。利用课外辅导课进行。 阅读“五个一工程”的尝试实验取得了五大成果: 第一,培养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并使之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在高三读《读者》成为学生学习生活重要的一部分,据班主任反映,在学习之余学生借读《读者》做调节的为最多。在调查中有50%的同学能期期必买必读,有90.2%的同学读完每期一半以上的文章。还有不少同学课桌上同时有几份杂志,阅读兴趣高涨,阅读蔚然成风。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选抄佳作时,有许多学生一次抄10页以上甚至20页,我劝他们不要因此 而费太多时间,应适可而止时,他们竟风趣地说:“这是我们的权利,我喜欢,你管不了。”在学生离校前的调查中,有95.8%的同学认为经过高三一年的培养,已基本养成了经常阅读的习惯,从而为学生终生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完成了阅读积累,开阔了视野,增强了语感能力。北师大博导刘锡庆教授强调,一个人学语言,第一是靠积累。阅读“五个一工程”一年提供给学生的阅读总量达到了近400万字,有60%的同学阅读总量达到了300万字以上,有30%的同学达到200万字以上,其余同学也在100万字左右,远远超过了新大纲要求高中三年阅读300万字的要求,而在高三以前每学年的课外阅读量在20万字以上的只有9.85%,10万字以下的却有70.4%,而每学期的课外阅读量在3万字以下的所占比例最高,达36.6%。300万与10万之比是30倍,300万与3万之比竟达100倍,而这又是在学业最紧张繁重的高三完成的,面对如此大量的阅读要求持赞成的同学高达97.2%,认为量有些大的只有2.8%,不赞成的为0。有85%的同学认为阅读开阔了视野。有57.7%的同学认为增强了对文章的感悟力和理解力,是培养语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有62%的同学认为提高了分析和鉴赏的能力。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认为“西洋的语言是法治的,中国的语言是人治的,要习得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汉语文能力,积累语言素材,培养语感是一条非常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五个一工程”阅读中“读读—说说—抄抄—背背—写写—讲讲”的方式方法也切合了时下被语文界认同的语感培养模式。 第三,顺应了教育改革,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变“苦学”为“乐学”,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以“讲析”为主要特征的课堂阅读教学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就是把学生当成纯粹的“听客”或“看客”,消磨了学生求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五个一工程”阅读给予学生极大的主动性,课外阅读的性质就决定了学生本身是阅读的主人,老师即使“欲讲不休”也只能是“鞭长莫及”。无论是“喜欢一份杂志”“欣赏一个作家”,还是评《读者》演讲,推荐文章和选抄文章,都突出一个“自己”,尊重学生的选择权,以学生自己“最喜欢”和“最欣赏”为标准,充分体现学生的个性,决不替代学生,老师只做一个组织者和参谋者。即使是“专题对比阅读”,也是以学生阅读、交流、讨论为主。自主性不但使学生有了做学习的主人的强烈优越感,也为语文学习带来了极大的语文空间。令人惊讶的是曾经不喜欢的鲁迅成为学生的最爱,钱钟书、沈从文、托尔斯泰、余秋雨也成了学生经常谈论的作家。原先在自习课看不到学语文的状况极大地改变为人人都在学语文,致使其他学科羡慕不已。而当高三的课外辅导课在学科安排上有冲突时,学生总是以最快最急切的声音呼唤语文课。在多次问卷调查中,语文课总是我所任教班最受欢迎的课。 第四,高考结硕果。尽管素质教育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高考依然是评判老师教学效果的重要标准,禁得起高考检验的教改实验才能得到学校、家长和同行的认可。令人欣慰的是在进行课外阅读“五个一工程”实验的四年中,实验学生的高考成绩年年有进步,届届有突破。1999届有4位同学突破了700分,12人在600分以上;2000届政史地班平均分达522分,最高765分,600分以上10人,其中班级9名本科生的语文成绩有7名在600分以上,是语文的受益者;2001届政史地班均分创历史新高达555分,理化生班的均分也比上年提高25分;2002届理化班和生物外语班均分均达530分,较上年提高30分,创学校理科班均分新高,600分以上12人,最高725分。这些成绩的取得,我想主要应归功于课外阅读,2000届几位学生戏称自己的本科是读《读者》读来的,戏言中有真意。2000届王雁声同学回北京参加高考,语文竟考了139分、北京市第二的优异成绩(最高为140分),她说坚持读《读者》,爱读余秋雨作品是成功的根本因素。由此看,以为大量阅读、少做练习会影响考试成绩的看法大可休矣。 五,提升了人生境界,强化了人文精神,真善美广植人心。“人文精神”的失落是语文失去魅力的根本原因。课外阅读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学生的人文精神。以人性、人道、善良、美好为基本标尺的《读者》作为国内最具人性、最具温情的杂志,被读者喻为“温暖灵魂的阳光”。余秋雨先生这样评价《读者》:“它的大多数篇目,只是挖掘出了许多普通人蕴藏在心底的点滴美好;这些美好并不壮丽却纯净得不羼杂质,因此可以一篇篇、一期期地融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天地;执掌这个天地的主角不是悲剧英雄,凌世超人或深思智者,而是平民百姓;平民百姓不再是呻吟者、诉苦人或抗击者,而是心灵光亮的点燃者。”难怪学生中有80%把《读者》选为自己最喜欢的一份杂志,人文精神的光芒使它散发出了恒久的迷人魅力。学生喜欢的作家鲁迅、沈从文、钱钟书、朱自清、巴金、托尔斯泰、哈代、莎士比亚……无不是人性的化身。10个专题阅读所选的文章也都与文化与人生相关,学生推荐的文章大多也是向真向善向美。钟锦云同学在《满溪流水香》的推荐语中写道:“柔弱的溪水尚且能不畏阻挠而勇往直前,那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生活着的人的我们又有什么做不到呢?只要我们用心去把握那股冲劲,那么当深度、广度、纯熟度合并为一时,便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成为我们的阻碍了。”在选抄点评自己喜欢的文章时,同学们更是自由地抒发出了一些对人生的体验和理解。“一台破旧的冰箱竟成了夫妻二人爱的结晶,物件因为爱而有了生命,世界也因为爱而充满生气,只要珍惜眼前的一切,满眼都是爱!”“文章是随性随心的东西,它的美需要共鸣和应和的。凡事只求不负心,不负心,便有了宁静;而宁静,恰是绵延的源泉。”这两段文字分别是周家荣和钟玉清两位同学对《满眼都是爱》和《缺口》写的点评,课堂是教不出这种体悟的。在学生评价课外阅读的意义和价值时,“有书相伴,人生不寂寞”“在阅读中品味人生”“提升了人生的境界”选择率高达90%,学生的所得,正是我的期望,也是课外阅读的一种必然收获和最大收获。 三、启迪篇 课外阅读是阅读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做得既让学生乐于接受,又获得良好的效果,从四年的实践体会来看,以下五个问题至关重要。 第一,激发兴趣是前提,养成习惯是最终目标。国际阅读协会把“鼓励人们养成终生阅读的习惯而努力”作为根本宗旨。语文教学的“叛徒”——复旦附中教师黄玉峰自豪地说:“学生们爱读书,会读书,将来养成终生与书为伴的习惯,我的教学就成功了一半。”养成习惯的前提是激发兴趣,使学生对读书达到入迷的程度,从而自发地去大量阅读课外读物。中学生年龄增大,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他们欲了解社会,关心天下事,要求探讨人生的价值;他们课业繁重,开始人生的烦闷,欲寻求解脱,愉悦自我心情,调整生活节律;他们还想提高修养,涵养气质。这些精神需求正是引导学生投入课外阅读的内在有利因素。还有更直接的外在功利因素是阅读的积累可强化语感,提高理解力,提高语文成绩。只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充分利用积极有利的因素,就一定能激发起学生的阅读兴趣,进而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实现阅读的最终目标。 第二,积累是首要任务。实现积累要达到三个要求。一是量要多,曾有学者将语文教学的问题归纳为“三少一多”,其中一少就是阅读量少。新大纲要求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分别要达到400万字和300万字,就是对量的要求。量的保证,才能带来质的变化。二是范围要广,阅读视野要开阔。刘锡庆教授提出:“经典名作和有兴趣的好书,或应读、可读之书等,都可以尽兴去读,越多越好。”著名作家贾平凹也建议:“文学书要读,政 治书要读,哲学、历史、美学、天文、地理、医药、建筑、美术、乐理……凡能找到的书,都要读读。若读书面窄,借鉴就不多,思路就不广,触一而不能通三。”《读者》杂志视野的开阔和涉及领域的广泛性是获读者好评的原因之一,因而被称为“百科杂志”。三是要坚持长期性。课外阅读主要利用课余时间,是一点一滴积累所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口也吃不成胖子。应指导学生充分利用学习期间的边角料时间或休息日来阅读。语文阅读还要积极与其他课争抢学生的时间领地,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主动让时间给数理化和外语。也不能给学生没时间的借口。高三学生尚且一年能读300万字,其他年级更无理由不读多一些。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时间如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苟子曰:“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坚持就是胜利。 第三,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阅读要体现自由性。复旦附中黄玉峰老师的语文教学班与学生达成共识突出一个“自己”:靠自己看书,靠自己领悟,靠自己修炼;让学生自己看书,和古人对话,和外国人对话,自己升华。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是不可逆转的教育改革潮流,教师应充分地相信学生无限的潜能,尊重学生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生活,用自己的心体味人生。只有这样,学生在实践中才能产生学习的愉快感和自豪感,并享受探求知识的快乐,学习的兴趣会越来越浓,越学越要学。 第四,阅读的读物和方式要多样化,切忌单一。课外阅读的读物应允许在统一中求个性,阅读的方式要在稳定中有变化。在“五个一工程”阅读尝试中,“最喜爱的杂志”以《读者》为主,也允许选择《青年文摘》等;“欣赏一个作家”任学生自由选择,不求一致;“课前评《读者》演讲”因锻炼了学生的口语表达力和心理素质能力而受欢迎;“推荐一篇文章”因同龄人推荐,更有知音之感,并给了学生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而大受赏识;“系列专题阅读”则因开阔了阅读的视野得到70%同学的肯定;即使是被少部分学生反对的“每周抄写并点评自己喜爱的一篇文章”的阅读方式也仅仅由于“抄文章也是一种享受”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学的维护和认可。让名著经典与杂志时文并存,读写抄评与听说论辩融为一体,使学生在多样中获得丰富,在丰富中拥有厚实,在厚实中求知欲得到满足,从而保持经久不衰的阅读欲望。 第五,提高品位,突出人文性。浙江师大王尚文教授认为,语文界数十年高举语文的工具性,致使语文学科的人文价值、人文底蕴严重流失,应当掀起以突出人文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三次浪潮。课外阅读在尊重学生阅读的选择性和自主性的前提下,一定要积极地引导学生阅读那些充满人性,关注人类命运和地球家园,使学生明辨是非、善恶、真假、美丑,具有正义感,爱好和平,拥有爱心和温情的报刊杂志书籍,尤其要诱导学生与那些人类良知的代表者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鲁迅、曹禺、巴金等大师对话,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培养起他们对人的终极关怀,奠定坚实的人文底蕴。巴金说:“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倘若通过课外阅读,让每一个学生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那么便达到了阅读的最高境界,也实现了阅读的终极价值。
欧美文学论文:浅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与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优秀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及中西文化差异 【摘要】文学及科普作品是文化的表现形式,通过文学及科普作品能够更容易读懂一个国家的语言特征、文明发展、文化变迁、经济状况、政治生态等。在现代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和传播活动中,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和语言特点,与汉语的古典著作有非常大的差别。 【关键词】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文化差异;翻译 但是,就近代文学及科普作品的影响力对比看,由于中文文字及语言处于高语境文化,理解与书写较为困难;而以西方诸多国家为代表的英语(语言)作品传播渠道和认同感较强。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力要比我国的文学及科普作品的大(当然,经济力量的薄弱、政治扩张力不足也有直接关系)。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和“大国梦想”的国家战略,我们的文学作品及科普作品,特别是能够反映我国当代优秀文化内涵和科技水平的作品一定要走向世界,展示给全人类。因此,这些作品的传播就离不开对作品的翻译工作。同时,现代文明是文化交流的结果,我们也无法避免西方文化的输入,既然要进行文化进步,就必须研究人类文明,必须透彻的了解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本质内容以及它带来的文化蕴含。本文主要对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翻译的过程进行探讨,找到文化差异,求同存异。 一、早期的中西方文学交流 为了增进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解,我国早期的翻译家陈季同翻译了中国的古典小说和古典戏曲外,他还详尽的在书中描绘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陈季同写了两本重要的书,即《中国人自画像》(1884)和《中国人的快乐》(1890)这两本书在西方影响很大,两书都有英译本。特别是《中国人自画像》,188年由法国巴黎卡尔曼.利瓦依出版社出版,当年即重印六次。英译本中介绍的中国人的文化在许多方面却惊人地与美国人的风俗习惯相雷同。这说明,中西文化存在差异的同时,也存在文化相似之处。当然,很多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在不同时代也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英语翻译过程中有效的强化了不同语言的运用技巧,在使用语态和人物刻画过程中形象生动的表现了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语言习惯,有些简洁,有些直白,有些甚至在中国的一些“阳春白雪”类的文学作品中根本就看不到的,粗俗的字眼的语言。然而,却更贴近生活,贴近广大的民众,同时也强烈的、明确的弱化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我们知道,虽然不同民众之间相隔万里,语言习惯差异很大。但是,不管是底层还是上层,都无可避免的归属与人类的范畴,遇到好事欣喜万分,遇到坏事痛苦不堪,对好坏的标准也是有一定想通之处的。因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及科普作品在通过多方和双方的交流过程中,作品的本身的内涵得到更大程度的体现,展示了不同语言文化所带来的不同感受和对人的内心的冲击,从而对读者形成强烈的吸引力,引起读者的共鸣或者其他的感受,这种感受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说,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生命力在中国大地上如果得到了广泛认可,其实就代表了中国人对其文化的认同,至少体现在这一作品上。反之亦然。对于我国的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而言,能够使得它们与欧美的文化和科普作品在相互间交流与传递,并且达到很好的效果,也就说明欧美人民对中国的文化和科普作品内容、形式、文化的认同。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在中英语言之间交流、互动。取决于翻译者对文学及科普作品中的语言、内容、人物性格和思想特点的把握。要翻译出好的作品,必须掌控对人物性格的理解,行为过程的关注,作品结局的把握,思想内容的精炼等。这其实要求翻译者对文化差异进行深入理解和对源语言的良好学习,甚至对该民族的发展历史也要有很好的理解。否则,可能达不到读者的共鸣和喜爱。这也是衡量译作是否为优秀作品的重要标准,也是前提。 二、文学与科普作品的翻译特点 从建国以来,由于历史文化的影响,科普作品在中国从根本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比于欧美文学读者更少。由于我国大多数译者均来自高校,而高校的老师是做为教学主力的,没有太多的精力从事专门的翻译工作。而我国的自由译者人数并不多。因此,科普作品翻译在我国的数量是凤毛麟角,不敢相比于欧美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应该说,同样容量的译作,从语篇、词汇、读者三方面来说,科普作品翻译的难度甚至高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这是因为,如果原作者在书中以大量实例来说明科幻、科普作品,那翻译者就要具有同样或更高的专业知识、储备,甚至于领悟能力都要高些。在此基础上,科普作品的翻译还要针对不同的读者或者根据读者的水平进行异化或归化,进行翻译,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是有人掌握了语言能力,由于缺乏相关的科普知识,那翻译出来的作品会脱离“科普”轨道,或许更像是一部说明书。而如果掌握了相关的专业技术,却没有相当的语言能力,疏于语言习得,对原作的语言文化了解不深,同样不能够把科普作品翻译的像样子。从文体学的观点来看,无论是科普作品还是欧美文学作品都是个庞大的体系,属于科技文体类,两者的层次多、范围广。要对它们进行翻译,通常来说更需要了解它们的语域和语篇问题。在了解了翻译词句的语场、语旨和语式的情况下,才能够着手去翻译。这是一项综合技术融合度较高的工作。相比于与科普作品,文学作品则显得很灵活,提成则更是多种多样。就语言标的的风格来说,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本身的精彩程度、语言外在的吸引力,让读者阅读非常的时候是通俗易懂的,从而达到让大家都喜欢阅读的目的小说和诗歌等。不管是欧美还是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可能在语言上比较生涩难懂。但是,另一面则是追求语言的内涵;而一些看起来朴素的毫无出彩之处的语言,通俗平淡的语言也可能蕴含了强大的力量,正如鲁迅先生的小说,内涵丰富,语言精彩。这说明文学语言和科普语言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提示给翻译,但译者却不能只看到差异并做为窠臼,重要的是以内容的表达为主。 三、欧美和中国文学作品及科普作品的翻译 要正确的对欧美和中国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就必须了解两者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的语言特征和中英差异。首先,既然本文说的是作品的翻译,就离不开词语。因此,下文强调“英汉词语的社会文化内涵”:(1)独特文化孕育了独特的词汇。每一种独特的文化相对应的就有一种独特的语言,而独特的语言包含了独特的词汇。北京人把走街串户的小商贩叫“胡同串子”;等等。(2)文化差异导致相同词汇表达的含义有差别。英文中的“red”和中文中的“红色”有时就含义不同。如词组“TheRedNose”意指为婴儿猝死。直译成汉语则是“红鼻子”,词意相差甚远。(3)文化差异影响到语义和要表达的内容不对等(不等值)。如英国作家乔叟的小说《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个叫巴思的妇女,作家把她刻画成一个风流的女性,其中在描写她的装束时就用了“脚蹬深红色长筒抹”(译文:Herdosewereofthefinestscarletred,garteredtight)。这里scarletred带有红色,可是在英语里,却也有“放荡”的联想意义。再如,英语中形容红男绿女们的放荡生活用aredwasteofyouth表达。Isshereallysored意思是说“她果真那么不检点吗?”因此说,相同的词汇,如果用汉英两种语言来表达,可能会出现差异。即使用同样语言不同语境下意思也可能不一样呢。那么,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的翻译异同在哪里呢?显而易见,是内容不同。文学作品可以极度渲染甚至是编造,科普作品则不能;其次是,语用词汇不同,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可以根据情节内容用不同的语言风格来做处理。但是,科普作品往往有固定的词汇和语用规律、搭配。最后,科普作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文学作品只要遵循一般规律就可以了。这些特点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在语域、语场、语旨上。因此,翻译文学和科普作品,不但要了解中西方的语言文化习惯,还需要了解不同文体所带来的问题。 四、结论 语言是文化艺术宝库中绚丽多彩的瑰宝和重要组成。各民族的语言都有其引人入胜的一面,也有不同的营养蕴含其中。人们运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以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以联想、诙谐等等态度将喻体和本体的相似点进行比较,从而深动地刻画事物,传递信息,说明道理。我们只有了解中西方文化对各种形象的联想和喻义的相似、相异及相同之处后,才能正确地使用和翻译英汉词语。 作者:苗国栋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欧美文学论文:谈论欧美文学人道主义精神 一、人道主义精神 所谓的人道,是指的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它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这样一种世界观。由此可见,人道的思想是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而萌发的[1]。在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的脑中,它意指着一种能够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思想。到了15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人道即是指文艺复兴的精神和指导思想,它代表着反对封建教会专制,提倡充分发展人的个性的一种理念。直到19世纪,人道始终是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而关于它的思想内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完整。综合古典和现代的各位欧美文学思想大家关于人道的阐述,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基本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就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尊重人,关心人,维护人的一切权利,进而坚决杜绝和反对任何危害人的行为。此外,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倡导和弘扬人性中那种美好的、善的、充满慈悲的东西,抑制人性中那种恶的、残暴的东西。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提倡以仁爱、宽恕代替暴力、仇杀,反对以恶治恶,提倡道德的自我完善。这种人道的思想可以说一直贯穿在整个西方文学当中,被人们笼统地称为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又把人道主义的内涵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起着反对封建制度的积极作用。这也可以看做是人道主义精神出了文学的界线后,在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作用。详细的来说,人道主义的三大要素是:人性、理性和超越性。即倡导在对人性的基本尊重的基础上,保证头脑清晰理性的思考能力,保持对真理追求的热心和耐力,最终实现超越性的认识。不仅仅是对于事情本身,而是生命的真谛!文学将人作为研究的要义,其中体现的具体含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无非就是倡导人的价值。早有说法是,将其归结在三个方面:一是,肯定人在这个尘世间的幸福,人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二是,承认人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肉体上人是动物,有生老病死;精神上,人因为有精神灵魂的存在而不同于其它动物。三是,人的尊严,尊严高于幸福,人活着就得活得有尊严。人要有充分的主观能动性,能够用自己的头脑和意志来做事情,才能获得幸福。 二、萌芽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从萌芽时期到现代社会,欧美文学发展中的点点滴滴都蕴藏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关于欧美文学的起源有很多说法,比较权威的是希腊神话[2]。追踪溯源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其中包含的人道主义的痕迹。希腊神话中很多人物的性格特点、做事风格和故事的描述,都可以让我们找到现实中对应的映射对象。天神宙斯,他是众神之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更可怕的是他具有最大权威,能够使用可怕的雷电惩罚神与人,他知道神和人的一切事情,能预知未来。所以,当面对背叛的普罗米修斯时,他完全将自己处于高处的位置而想知其于死地。这是我们理想化的,但是故事的他没有这样做。此时的他,露出了和人性一样丑恶的一面,对普罗米修斯进行了残忍的折磨,只为了然他说出所谓的“秘密”。或许我们可以说,即使是神又如何,永远摆脱不了窥视人内心,掌握全局的这些可怜的欲望。此时此刻,宙斯不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众神之首,只是一个失去理智,想尽一切办法满足自己欲望的普通人而已。所以是,希腊神话,并不是神话,其实源于中世纪实际生活的例子,其是宗教统治的工具。在神话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人性的真实面,让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真人,真情。还有大家所熟知的太阳神阿波罗,他是宙斯与黑暗女神勒托的儿子。他的名字即寓意着“光明”,人们在他的身上找不到黑暗,因为他从不说谎,光明磊落。更有着真理之神称号的他,也很擅长弹奏七弦琴,旋律优美动听;又精通箭术,他的箭百发百中,从未射失。除了多才多艺之外他更是众神中最美最英俊的男子,被塑造的如此优秀的他,简直可以说是大家膜拜的对象。这也就是人们理想中的美好伴侣,有着高超的技艺和俊美的外表,受到众人的一致赞赏。再比如,判官帕里斯在判断要将“不和的金苹果”判给谁的时候,毅然选择了爱神阿佛洛狄忒。虽然,天后赫拉还有智慧女神雅典娜都想要这个可以使人成为天下最美丽的女人的金苹果,但是他们给判官帕里斯的东西都不是他想要的。帕里斯最终在放弃了伟大君主职位,最伟大的英雄的名誉,选择了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这里,赤裸裸的展示了君主好色的本性,为了女色而不惜一切代价。由此可见,虽然中世纪宣扬着神学统治,但是神话人物形象中仍然避免不了现实的人道主义精神。更何况,在黑暗的中世纪中,仍然有大批的文学作品渲染着这种不可忽视的精神。中世纪文学类型基本有四种:教会文学、骑士文学、英雄史诗和曲谣、城市文学。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其中更不乏反对封建统治的先进思想。骑士文学就是歌颂忠君护教行侠以及行为举止的文雅知礼的骑士精神,骑士抒情诗更体现了解放封建教会下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感情。很多始终都有描写骑士与贵妇夜晚幽会之后在黎明前分离时依依惜别的情景和感情。这写在教会看来大逆不道的行为,真真实实反映了人们内心的人情人性。到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关于宣扬尊重人性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浮现。薄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这些先进的思想被寓于文字中,呼吁大家摆脱这种压抑人性的束缚。 三、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17、18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它为资产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被看做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3]。启蒙时期的封建社会已经在走下坡路,即将诞生的是一个新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启蒙运动试图通过文化思想的利剑,打破传统的束缚,将人们从黑暗中解救出来。启蒙思想超出了以往反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执着尘世,面向现实的观念,大胆提出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方面来。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认为,社会之所以不进步,人民之所以愚昧,主要是由于宗教的神学势力对民众精神的统治与束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科学和理性的思想观念。思想家认为只有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才有存在的必要性。启蒙运动致力于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参与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更加希望在传播科学知识以启迪人们的头脑,破除宗教迷信,从而增强人类的福利。从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自由、平等和民主。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除了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四大启蒙作家外,还有英国的哲学家洛克,科学家牛顿,德国的美学家莱辛和海尔德尔,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德意志的康德等等。从这些可以看出来,启蒙运动此时已经突破了欧美地区的国界限制,在更多的地方传播自己的以“人”的本性的思想。比如卢梭的著名小说《新爱洛依丝》,这部以书信体裁构成的小说,讲述了两个年轻人为了自己美好生活而不断努力奋斗与命运相抗争的故事。女主人翁同自己的家庭教师相爱了,但是自己的父亲是极力反对的。父亲将两人分开,并且将女儿嫁给了和她在身份上有很大差距的男人。在别人看来这个故事可能就结束了,可是后来,由于女主人翁和深爱的家庭老师一直有书信联系,便有了后来的一系列故事。女主人翁夫妇和家庭老师老师,打破了传统男女恪守的关系,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关系。毋庸置疑,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有的事。作者在书里这样大胆的想象和描写,塑造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人需要自爱、自尊,爱被人、尊重别人,这是一种为人的新道德观。卢梭也在试图告诉我们,只有真的将人的基本品质—道德,看做是世上最美好的事物,才可以算是实现真的人性。推崇感情,,热爱大自然,,赞扬人性的自由、独立、真挚、坦诚、宽容、谅解,这就是卢梭文学作品的真谛。 四、资本主义后的人道主义精神 19世纪的欧洲已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此前用来反对封建社会禁锢人性的人道主义的表现更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主题。巴尔扎克的的《人间喜剧》,狄更斯的《双城记》等都是这一时期把人道主义精神彰显到极致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有很多作家在深刻描绘人被金钱异化的剧章中,处处流露着对金钱社会腐蚀中物质腐坏了人的灵魂、毁灭了人的天性、破坏了人的一切正常关系的哀悼之声。为人熟知的雨果、托尔斯泰这些著名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以宣扬人道主义为天职。他们笔下的人物,无不体现着正义的人道主义本性,体现着宽恕、人爱的美好品质[3]。这里不得不提到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小说似乎有意选取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背景,描写了两家人之间的悲欢离、恩恩怨怨。书中的梅尼特医生和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作者笔下形成鲜明对比的两个人物,当然也是狄更斯自身惩恶扬善的意志指导下的产物。梅尼特医生集中体现了仁爱宽恕的思想,他年轻时就正直高尚,对兄弟仗义相助,并且能够接纳仇人的后代为女婿,并在监狱中为所有的人看病。他的志愿就是想用爱消除罪恶,宽恕仇恨。与此同时,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个泯灭人性,残暴的人。甚至为了私欲,残害了农妇一家。结局是,他最终被革命党杀死。同时期的雨果是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成绩斐然的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雨果几乎经历了法国的一切重大事变,1827年发表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其被学界公认是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运动的宣言。此外《爱尔那尼》的演出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并走向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后期浪漫主义。进入20世纪的现代社会的欧美文学,对于人性的表达更加的直白、质朴和自然。这一时期的文学紧追时代的潮流,在物质和精神的交叉领域中不断抒发着它的想法。我们清楚的知道,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各方面都进入发达阶段。但是世界大战、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环境污染、艾滋病的蔓延、自然灾害频发等,危机着人类的生活。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地区,各种压力促使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扭曲。《变形记》就是描述人类在同命运都在中不幸被残酷现实打败的作品,卡夫卡形象生动的文笔让我们感受颇多。 五、结论 欧美文学就是如此孜孜不倦的展现出人性的真善美,不论是古老的神话主义,还是现代的理想主义,都倾注了人道的精神。神话故事的梦幻美好,现实生活的真实残酷,人道主义都是它们表现的主题。原因是,它们清楚的知道文学以人为表现主题,而人也注定最美丽的风景。 欧美文学论文: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嬗变 骑士现象虽然孕育在欧洲中古封建社会的土壤之中,但是,伴随着骑士制度而形成的骑士精神却超越时空的限制而代代相传,成为欧美文学中经久不衰的主题。以“荣誉,爱情,尚武,忠贞”为优秀的骑士精神,与其说是对中古骑士客观精神状态的准确描述,还不如说是欧洲封建时想化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体现,是人类所共有的天性和基本欲望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积淀,和东方中国的“侠义精神”相呼应,代表了人类共同的渴望。所以,骑士精神不仅是中世纪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的精髓,而且在文艺复兴以后乃至近代,不同时代的作家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心态将骑士精神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伦理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追溯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衍变轨迹,不仅使我们管窥到欧美文化的发展变迁,还可以感受到文化与世俗之间血脉相连,互相滋润的互动过程和内在联系。 一、骑士精神的渊源骑士制度形成于欧洲中古时代。 长子继承制这一独特的家庭结构使贵族家庭中的次子以下男性转而求之于外,以战争、抢掠为主要谋生手段,成为职业乘马骑士这一特殊的封建阶层,替国王或领主出征从而获得封赏或采邑。11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更凸现了骑士们相对于步兵的优势和独特的存在价值,骑士制度进入全盛时期。12世纪曾经出现了从国王到大小封建主都参加的骑士团组织,如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等。在当时,当骑士是一件非常荣耀和时髦的事情,往往需要一定的过程和艰苦的训练。一般是在七八岁时给父亲当随从,12岁左右到父亲的领主家里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学习社交礼仪和军事技术,直至跟随主人作战,如果表现合格,则举行一系列庄严的仪式封受骑士封号。骑士制度的存在有着丰富的社会功能,它不仅避免了家族内耗,培养了对外开拓的精神,而且培养了尚武之风,实现了藏兵于民,从而节约了国库开支,国家也有了一支庞大而高素质的准军事阶层,除此而外在精神层面还孕育了荣誉与浪漫这两大主题,对于西方文化和社会可以说是其泽绵绵,至今不绝。 (一)来自于宗教的荣誉感欧洲中古区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显著特征是它的基督教化,骑士与首领之间固然仍保持着蛮族时期首领与侍从之间的传统忠诚关系,但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他必然对基督教社会和教会保持忠诚。骑士制是专业武士的基督教形式,骑士是基督教的战士,十字军东征就是依靠宗教热情的力量把形形色色的人联合起来。更是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介入”实际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忠诚关系,骑士的根本目标在于荣誉,而且既然那个时代上帝是人类的救世主,那么骑士仿效上帝担起拯救世界的使命是最荣誉的事。英雄史诗《罗兰之歌》中的罗兰,《熙德之歌》之中的熙德都是救世主式的骑士英雄,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旧约》中讴歌的英雄,救世主,和先知摩西的影子。这两部史诗都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诞生于战乱频繁,封建割局的法国和西班牙,而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或叛乱的各附庸国形成对抗状态。国王和骑士英雄自然而然地是当时进步的力量,是人民心目中拯救世界的上帝。所以罗兰、熙德等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并不是违背自己主观愿望所尽的单纯义务,而是根据荣誉原则所做的个人独立选择。他们是民族英雄,也是为信仰而战的殉道者。《罗兰之歌》中大主教杜尔滨对罗兰等人说:“如果你们死了,你们将成为神的殉道者,在天上的乐园中你们也将有一个位置。” (二)来自东方的爱情观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使西欧逐渐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妇女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提高。与此同时,拜占廷王国的圣母崇拜意识经东征的十字军和朝圣者带回欧洲,逐渐取代了夏娃“恶”的形象;投射到文学作品之中,女子也从夏娃的“恶”走向了圣母的“圣”,理想的物化和真理的象征不再是上帝和君主代表的国家,而是世俗女子,是贵妇人。对这种新型的世俗的骑士理想进行描绘的文学作品包括骑士抒情和骑士传奇,都是以爱情为中心旨趣。例如,《特里斯丹和绮瑟》只是开头描写了骑士英雄特里斯丹的冒险经历,相对于整个传奇而言,似乎仅为引入讴歌特里斯丹和绮瑟刻骨铭心爱情的楔子,最为打动的也是他们这段“此恨绵绵无尽期”的爱情悲剧。骑士之爱,又称浪漫之爱,风雅之爱,在欧洲文明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当时封建基督教化的社会结构中,这种罗曼蒂克的爱情理想实际上暗示了人们对一种新型社会行为模式的探索。这种爱的复兴,虽然是充满不着边际的幻想,但确可看做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奏。罗素曾说过:“说到爱的复兴,假如没有骑士制的浪漫为它开路,文艺复兴是断然不会如此成功的。” 二、骑士精神的演变中世纪结束了,骑士制度也成为陈腐的过去,但骑士精神并没有衰亡,反而借文学的媒介而薪尽火传。 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骑士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中世纪的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对于骑士精神所持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将其看做一种精神理想而大唱赞歌。这种态度在后世的作家笔下则难以看到。对于塞万提斯,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来说,骑士精神已经成为他们剖析时代的工具和切入主题的基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杰作。堂·吉诃德并不是骑士,他的穷乡绅身份注定他没有做骑士的资格,他也无骑士封号,他所生活的社会根本不存在骑士制度,他仅仅是在自己的幻想的世界里扮演一个所谓的骑士角色。于是塞万提斯奉献给读者两个世界,一个是清醒的堂·吉诃德世界,一个是疯狂的堂·吉诃德世界。“高贵的骑士”在自己疯狂的世界里按照骑士的最高标准行事,他那强烈的个体意识与拯救世界的上帝情怀达到了最完美的和谐。可悲的是,这种和谐与他周围的现实世界却是格格不入。 塞万提斯越是把堂·吉诃德的骑士美德夸大,就越显示出他多么符合骑士道德的最高理想,也就越把他和他的崇高理想道德推入尴尬的境地,与冷酷贪婪的外部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崩溃之后,文艺复兴使人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但是自由的代价是沉重的,人类丧失了已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资本积累的疯狂尽显了人性的贪婪,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太阳城”根本不可能实现。《堂·吉诃德》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它反封建的指向,而且在于借堂·吉诃德之口倾诉了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面对现实而发自内心的悲哀。在塞万提斯看来,虽然骑士道德有其过时而腐朽的一面,但它毕竟倡导了一种理想的价值观念,一种落后的却仍有诱惑力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人类的某种共同愿望和理想。“我们应当承认在堂·吉诃德的性格中有着崇高的自我牺牲的因素,只不过是从滑稽的方面来理解罢了。”屠格涅夫的这句话至今仍是评论堂·吉诃德的经典之据。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都是借骑士精神来表现现代意识的。他们在各自的小说中通过理想的骑士形象的塑造,极力讴歌骑士精神,借此表达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抨击现实的贪婪、残酷和非正义。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塞万提斯是相似的,但他们没有塞万提斯那种复杂纠结的情绪。他们的历史小说,意在通过复苏“古代精神”来观照现实。 大仲马的《红屋骑士》着力渲染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红屋骑士穆朗千方百计营救即将上断头台的王后的英雄事迹以及营救无效自杀殉情的悲壮结局。这在客观上或许起到了“讽刺”骑士道德的作用,但大仲马营造悲剧的目的似乎是为了突出骑士英雄富有浪漫色彩的不平庸的生活历程,从而以一种古老的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主义吸引读者,与塞万提斯的审美旨趣殊不相同。雨果认为,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用奇异的力量使读者在几个钟头之内恢复了在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这里的“古代精神”就是指骑士精神。在司各特的代表作《艾凡赫》中,我们又一次品味了中世纪骑士文学的浪漫气息;对个人人格的爱护和尊重;为被压迫者和被迫害者牺牲全部力量甚至自己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对“爱和美的王后”的崇拜;向无穷遥远的未来追求一切秘密的欲望。《艾凡赫》所展现的是12世纪末狮心王理查在位时英国尖锐的社会矛盾。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者内部的矛盾等等。司各特继承了中世纪骑士文学重想像和虚构的传统,把奇妙和真实这两个史诗的要素放进小说里面,使平民百姓质朴的语言和诗情画意互相辉映,骑士精神在他的生花妙笔下散发出迷人的诗意和盎然的生机。正如雨果所言,司各特还使当时及后来的读者突然发现了那种“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中所蕴涵的某些并不过失的有价值的东西,发现了一种当代人苦苦寻觅而不得的精神力量。波兰作家显克微支针对的《十字军骑士》同样昭示这一点。19世纪后期的波兰处于帝国主义瓜分的铁蹄之下,显克微支创作《十字军骑士》的意旨十分明显,他希望从祖国过去的历史中寻求鼓舞人民摆脱困境反抗侵略的力量。这部小说热情讴歌一批波兰贵族骑士在保家卫国过程中立下的赫赫功勋,同时也揭露了“十字军骑士”的野蛮残暴行径;“骑士精神”是贯穿全书的红线,是高尚与卑劣的分水岭。波兰的胜利也是骑士道德战胜邪恶的胜利。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教学 在知识膨胀、网络速递的今天,各大高校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人员遇到的问题越来越繁复、棘手。譬如,学生不愿意花费大量精力阅读文本,怎么办?教师简单地以多媒体教学模式取代传统教学模式,可取吗?外国文学作品质高量多,而许多学校的课时不断缩水,教师们按照时代与国别为序的方式详细地讲解,可行吗?传统讲授外国文学基本上把重点放在20世纪之前的欧美文学方面,那么20世纪以来的文学,到底怎么取舍?在不断模糊高校师范生与非师范生的界限时,外国文学教学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说到底,就是我们该怎么迎接课程变革、时代挑战的问题。我们认为,面对教学、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现状,每位教师都应按照自己学科的特性,结合个人的所长,积极行动起来,不断优化教学资源,为社会输送优质人才。本文主要就外国文学的讲授内容、阅读文本的选择、讲授方式诸方面进行论述。 一、强化“两头”授课内容,加强彼此内在联系 就目前的教学现状来看,各大高校都在根据新要求调整教学内容与授课时间。随着新的课程的不断加入,教育部门要求各教学具体实施单位挤压原有的授课时间,为新课程保驾护航。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原先每节课50分钟,现在减少为40分钟。这就要求教师们在授课内容上做出相应的取舍。在授课内容方面,教师“教什么”,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重视“两头”,一头是古希腊罗马文学,另一头是20世纪西方文学。体系完整,具有神人同形同性、人情美、人性美的古希腊神话不仅是古希腊艺术的宝库和土壤、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源泉,而且也以神话原型的力量影响着后世欧美文学。古希腊神话原型属于世俗神话原型,包括女性神话原型、男性神话原型、英雄原型、漂流原型、寻找原型、父子冲突原型、母子冲突原型、两性冲突原型等,形成了西方文学的母题。 施教者惟有让初涉西方文学的学生领略到她的博大精深与绚丽多姿,才有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也才有可能静下心来去阅读、玩味、鉴赏、评论她,并把西方文化中合理、优秀的部分转化为自己的内在养分。因此,一般学者对重点解读古希腊罗马文学部分大致没有异议。但对于20世纪的西方文学,传统的中国学界,还存在一些成见。他们认为,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看,还没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不适宜简单地下结论。例如,意识形态浓、哲理成分重的某些作品,还有一些遵从官方意志的遵命文学,的确下结论略嫌仓促。这部分作品多半是20世纪冷战以后东西方阵营对垒的结果,既有某些人对某一利益集团的愚忠,又有某些人的阶级或种属的偏见,原因种种,不一而足,历史上学术界把这部分作品调子定得太高,这显然需要重新审视。对于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学术界的看法相对一致,我们所熟知的英、美、法、德和苏联的现实主义文学,精彩纷呈,大家如云,这是人类文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分歧最大的主要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作品,诸如意识流小说、表现主义小说与戏剧、超现实主义诗歌、荒诞派戏剧、新小说以及正在产生的新的文学作品等等。对于这些在技巧上刻意求新求变的先锋实验性作品,有些老教师还有所保守,不知该如何进行讲授,毕竟,20世纪的文本与文论都过于庞杂了。他们的担心也有道理,因为轻易讲授在学术界尚无定论的东西给学生,似乎显得不够尊重学术,也对学生不大负责。文学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小觑的“晴雨表”。通过文学,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以独特的方式记录时代的变迁和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浮尘起落与心路历程。因此,作为21世纪的研究者,我们更应当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来关注社会与每一个个体。更何况,随着许多中国家庭单位人口的减少,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每一个个体的时间与空间被社会多层级的分割与压缩,真正属于我们的自由时空少之又少。事实上,工业化程度越高,社会个体的自由度就越小,这时候人们就只有退守到心灵深处,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理想的灯塔、洗涤自己的伤口,进行自我疗救。 而这一切,我们可以在西方现代作品中找到,把那里作为我们心灵的栖居地。除了“两头”之外,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文学与19世纪文学都不应偏废。为了让学生具有一个文学史的全局观念,讲授者不仅要在时空布局上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进行整合,更重要的是要树立“文学是人学”的观念,以人本、人文、人道、人性为发展主线,挖掘“人的魅力”。我们在梳理文学的整体发展脉络的同时,要强调文学的审美功效(包括教化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时代、每个个体精神向上的努力就是人类走向至真至善至美过程。当然,对于拥有优质资源的学校,又可以别开生面,或以文明史的不同进程将全球纳入自己的视野,进行各国之间的文化对话,或以专题形式(譬如英雄主义、妇女命运、流浪汉小说、战争题材作品、爱情作品等)授课,而不是按照国别史的序列进行授课。这样学生学习后就会有一个更加系统的了解,更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外国文学,更有充盈感、坚实感和系统性。 二、外国文学文本的选择问题 虽然在宏观上我们分析了外国文学课程讲授的内容,但在具体文本选择方面,我们应该如何定位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认为,既要把重心放在传统经典文本的阅读上,又要紧抓地方性文学不放,同时也不可放松对各种实验性文本的阅读。此外,我们也要读一些二三流的作品,不断积累、丰富自己的文学经验,重新认识、审视文学。 1.选择经典文本(包括文学理论著作)进行阅读。每一个时代都有经过大浪淘沙、汰洗下来的经典著作,我们可以让学生不带有个人的“偏见”去阅读那些文本,这样既可以使学生为流传下来的各民族的经典文本有所“感动”,以便于传承各民族文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敦促学生以挑剔的眼光去面对那些作品,发现其中的异质内容,帮助学生与文本保持历史间距,增强阅读与理解的张力。古往今来天生就带有时代基因的作品,又有哪一部没有当代性?例如《荷马史诗》《俄狄浦斯王》《美狄亚》《变形记》《哈姆雷特》《失乐园》《伪君子》《红与黑》《傲慢与偏见》《荒原》《尤利西斯》等。以《荷马史诗》为例,盲诗人荷马吟诵古希腊人的英雄业绩时,就鲜明地反映了他与那个时代的关系。在他的世界里,那是宁为“人雄”而不作“鬼雄”的时代,是英雄展示个人又服务于集体的时代。那时的人们陶醉于人的力量,是一次对人的力量与价值的有意义的大发现,讴歌人自身,理所当然就成为了《荷马史诗》的中心主题。可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又从中读到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今天的读者在阅读《荷马史诗》时,首先就把特洛伊战争定位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将道德的天平倾斜到特洛伊人一边。有些读者甚至联想到国际环境与家国的关系,他们其中的一部分或由于绵绵不断的战火而丧失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家人,深感生存环境的恶劣,惊恐灾难的到来;或曾经通过战争获得了可能的一切,建立起了令人炫目的事业大厦,他们阅读的感受自然又不相同。当然,为了一个女人而进行长达10年的战争也令今天的读者感到不可思议。总之,经典作品具有强大的可塑性,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能从经典作品中寻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典文学作品正是各个时代不同精神产品的交易中心疗治中心。在选择经典文本时,有一个不能不提的现实因素,就是我们的学生常常有排斥外国文学的想法。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中国古典诗词语言多么精炼、含蓄、深刻,从《诗经》《西厢记》到《红楼梦》,哪一件不令人称奇!而西方的作品叙述话语常显得冗长啰嗦、繁复难解,譬如《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环境描写偏长,人物的名字也因偏长而难以记住,再则学生看到的基本上是翻译文学,翻译过程中外国语言的优美处常常也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一些。虽然有的作品经过译者创造性处理,但与原文本相比还是有距离的。简单地说,这些同学主要从语言的角度来维护中国传统文学。屠格涅夫就曾说俄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学生对母语的热爱之情值得肯定,但如果因此而否定外国文学中的优秀成分,就需要思量了。另外阅读和欣赏心理的定势特性,也是学习别国文学的大忌。作为外国文学教师,我们需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学新感悟力、新冲动、新趣味,使其不致画地为牢、固步自封。 2.重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文学作品在语言上可以有地方特性,在选材、表现内容和形式上都可以具有地方色彩。地方特色文学的兴起,是伴随着各地域民众对地方特色文化的关注而日渐成为世界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潮流。地方文学立足于各民族文化,富有独特的地理、风俗、心理、性格等地域特性,它不仅折射出各地民俗、神话、民族精神等的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文化内涵,而且由于其鲜明独特的地域表达方式和地域特色,可以凸现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强烈对比,从而获得了隐喻性和指向性,丰富与深化了各民族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沈从文、张爱玲的声名鹊起,一定程度上就是得力于文学的地域色彩。美国的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同属此列。这部作品作为描写南方社会地方性的小说,着力表现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地域风情和社会变迁,同时也记录了主人公的成长过程,美国人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其实这样的事例很多,譬如福克纳、肖洛霍夫、马尔克斯等。在授课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进行拓展,比如,分析福克纳与肖洛霍夫、福克纳与沈从文、莫言与马尔克斯等作家笔下的地域色彩浓郁的世界,以便获取感性与理性高度统一的文学认知。在信息共享的时代,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文学地方色彩的重要性。地方文学既可以突出文学的个性色彩,更可以为文学创作、文学阅读、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作家在创作题材、风格、写作方法上自觉求新求变,使学生在阅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阅读习惯、变化自己的研究角度。尊重不同国别的地方性文学,也是文学多元发展的需要,是尊重世界各民族感情的需要。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教学与高校生人文素质培育 欧美文学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素质有以下几方面作用:一、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辨证的思维品质,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间题;三、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审美素质;四、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逆境生存能力,适应当今竞争的社会环境。关键词欧美文学;大学生;素质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投身于社会实践的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正是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只教人一种专门知识、技术是不够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虽然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给他一个和谐人格。最重要的是人要借着教育获得对于事物和人生价值的了解和感情。”爱因斯坦说的正是在学科教育之外,应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 一、1995年,针对当时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国家提出在高校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并在全国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一些偏颇与不足,其中人文教育薄弱尤其突出。针对这一状况,国家提出通过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这一设想在高校引起强烈反响,得到普遍的认同。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有利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弥补了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同时也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大学语文的教学作为一种素质教育,占据重要地位,它和许多其他人文学科一样,成为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所在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设大学语文课,至今已经有10多年。目前我校在大学语文课的基础上,又开设了一门新课—欧美近代文学,作为大学语文课的延伸,也必然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产生积极的意义。 因此,本文将谈谈欧美文学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影响。当我们谈到人文素质培养时,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人文素质。人文素质在人的全面素质中占据重要地位。一个人的全面素质应主要包括:知识素质、道德素质、情商素质、行为素质和身体素质等。与此相对应,全面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应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协调发展,使之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关心,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文素质教育是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也就是说,通过人文素质的培养使大学生在学好专业的基础上,具有较广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审美能力,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关心。在大学语文中,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我国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一个继承的问题;而外国文学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这是一个借鉴的问题。它们一起组成了世界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当今的世界上,国际间的交往空前频繁,文化传播的工具越来越发达,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文学史上出现的无数优秀作品,本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是时代的记录,民族的心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方项的情况,以至风俗礼仪、心理等各方面的特征,无不鲜明生动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艺术形象、生活画面和社会知识、是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宝贵材料。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形象地、而不是抽象地认识世界各国的历史演变过程,了解他们的生活和风俗习惯,这是其他任何学科所不能代替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总结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理想的精神探索的历程,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起着思想教育和道德陶冶的作用。欧美文学,对于提高大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那么,欧美文学教学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欧美文学教学的结果,究竟要使学生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欧美文学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素质有以下几个方面作用:的,它是大学生成才的“发动机”和“导航器”,为其提供成才所需的不竭的动力和正确的目标方向。它要求大学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勿因恶小而为之,勿因善小而不为”,是谓“积小善而成大德”;“学会做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民族社会集体和他人的人。从而克服感情的混乱和失调。扫除人生道路上的种种迷障,以便把握人生,创造和实现人生的价值。文学中的“寓教于乐”正是指这一点。关于树立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远大的人生目标和矢志不渝的追求,欧洲文学史上随处可见。但丁渴望祖国统一和复兴,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对国家民族做了好事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就予以赞扬,哪怕是自己的政敌。欧洲文艺复兴巨人多,其中莎士比亚是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的代表作是《哈姆雷特》,并成为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关于人性复杂、人性悖谬的思想,影响了近代欧洲文学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也将启发当代大学生对于人生问题的思考。而从理论上讲,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在他的《诗学》中提出了悲剧“净化说”,肯定了文学的教育作用。对于改革开放的今天,爱祖国、爱中华民族,依然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我们要培养新一代的大学生肩负起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要有民族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改革开放才不会偏离轨道。 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辩证的思维品质,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一、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道德素质是求善,是人文素质的优秀与灵魂。善者,在于祟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远大的人生目标和矢志不渝的追求等等。道德素质是与“四有”新人中的“有理想”相对应为什么说欧美近代文学可以教会大学生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待问题?这就是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按照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社会,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历史。在欧洲文学史上,大量的经典作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对当时社会历史作了真实的反映。欧美文学课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讲解,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这些作品,更加能够培养大学生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马克思主义对欧洲文学的分析本身就是典范。意大利诗人但丁是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欧洲社会从中世纪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其代表作《神曲》虽然采用中古流行的梦幻文学的形式,包含着中世纪繁琐哲学思想和禁欲主义的说教,但它却是中世纪文学中最先创造出广泛反映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巨大思想认识价值的伟大诗篇。恩格斯说:“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取材于12世纪的一部丹麦史,经过莎翁的改编,一段中世纪的封建复仇故事,变成了一部深刻反映时代风貌、具有强烈反封建意识的悲剧。到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更加明确了文学与社会的联系。巴尔扎克就曾经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他的书记。”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认为他“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列宁认为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我们突出文学的教育功能,丰富的欧美文学正成为大学生认识欧美历史、培养辩证思维的重要工具之一。不仅如此,培养学生的历史感,立足当今,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去了解和认识当今社会以及社会赋予的历史责任,促使学生解放思想,使他们的思想更开放、更合理、更有活力,也是欧美文学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把欧美作品中的主题与当今社会的主题结合起来讨论是一件常做常新的事情。对于大学生而言,也是一件有成效的事情。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回归自然思想 一、希腊神话中的遵循自然 希腊神话是欧美文学的源头,它的好多做法对欧美文学的发展具有开创、引领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里探讨回归自然的思想当然不能不从它的源头说起。大家知道,在希腊神话里,古希腊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神”,而在这些形态各异的“神”的身上,既倾注了他们丰富的情感,同时也充分反映出他们渴望了解自然以及对自然现象作出合理解释的强烈愿望。但是对于当时那些知识和智力都极其有限的原始初民们来说,要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作出解释,谈何容易,他们甚至对物的兴衰和人的生死,都一片茫然,于是他们便不断地幻想,不断地沉思,终于在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了美妙的神话。只是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想象不是一点没有道理而不着边际,而是他们也在以“此”推“彼”,企图以人类自身的经验寻找出大自然的规律,于是便有了最起码在他们看来是“合理”的解释。在他们的想象中,宇宙万物都与人一样有着生命,而且都在冥冥之中被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主宰着,而这种神秘的力量在他们看来那就是“神”。 这就是他们的思路,即“神”尽管神奇,法力无边,无所不能,但他们必定也与人一样有来处,有习性,有情感。于是在他们创造的神话中,便有了这样的描述,即一切皆从混沌开始,然后,混沌生了地神该亚,然后衍生出黑暗和光明、白天和黑夜以及天空、海洋、冥界等等。再之后苍穹之神乌拉诺斯和大地之神该亚结合,成为世界的主宰。他们一共生下了六男六女,即十二泰坦巨神。这样一来,世间万物便各归其主,各有其属,而且还各行其责。你看,宙斯掌管天,波塞冬掌管海洋,哈得斯则掌管着冥界,而太阳神阿波罗、智慧女神雅典娜、爱神阿弗洛狄忒以及农神、火神、月神、家神等等,都分别掌管着世间各种各样的事务,于是便事无大小,不论巨细,都“冤有头债有主”,显示出了大自然的一片秩序。在这样的一种构想中直让你感到不论世界有多大,有多复杂,总会有一个或几个“神”在统领着,绝对不会无序。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神话中古希腊人还将这些神完全“人格化”,把他们描述得不仅有计谋,而且有情欲,甚至有小心眼儿,比如天父宙斯就经常下界追逐引诱凡间女子,而他的妻子赫拉则如同一个妒忌心极强的女人不断迫害她的情敌。当然,既然是“神”,就必定与“人”有区别,这就是长生不老、可随意变形,而且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下界人类的生杀祸福起着决定作用。总之,我们读希腊神话,可以感到古希腊人处处都在探寻世间万物的奥秘,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找到每一种事物的“对应物”,而且极力想找到它们的来龙去脉。这种“前因后果”的推导的思路,是完全照着我们常说的“自然规律”在走,它充分反映出古希腊人遵循自然、描画自然、展现自然,最终热爱自然的情感和思维定律。正因为源头就与自然密不可分,所以这才有了后面的“回归”自然。 二、中世纪的违反自然 公元5世纪至14世纪,是欧美文学史上被称作中世纪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它不仅“时间最长,成就最差”,而且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也显得“暗无天日”,让人不愿回顾。原因就在于在这段时间里,欧美文学完全被宗教神学所统治,与当时所有的事情一样,违背了自然规律。在中世纪,基督教是整个欧洲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作为当时欧洲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基督教在当时的作用主要是被统治阶级用来麻醉民众。我们知道基督教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对上帝的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它宣扬世间万物由上帝创造,引导人们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基督教教义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人生在世根本谈不到实现所谓的“现世价值”,而是为了赎罪,为了死后灵魂进天堂。这即所谓的“原罪意识”。应该讲,在基督教文化里,绝对包含着对人的理性和道德伦理的追求,绝对包含着对人性的执着提升的意义,否则她是绝对不会成为日后西方人普遍信奉的东西的。然而在当时,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作祟之下,她被完全“反动”了,这就是统治阶级利用人们对上帝的服从,利用这种“原罪意识”把他们的意志说成是上帝的意志,让人们实行禁欲,甘愿接受他们的奴役。 很显然,正是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这种作祟之下,基督教被用来实行神权统治,其结果就是禁欲主义盛行,人的天性受到大大的抑制甚至是封杀,长期发展起来的那种张扬人性的希腊罗马文化被视为异端邪说,科学文化也被当作了神学的奴婢,所以她本身一些积极或正面的东西被掩盖了起来。作为文学,在整个中世纪都是以教会文学为主流。它一味地宣传宗教教义,鼓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完全沦为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所以说到底,中世纪文学是违反自然的,是反人性的。它为人们迷失自我崇拜神权起了推波助澜甚至主导的作用。从这一点看,不能不说是文学的一个悲哀。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超越自然 我们知道所谓文艺复兴指的是14~17世纪初在欧洲出现的一场大规模的几乎遍及整个欧洲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是当时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面对中世纪的黑暗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旗号而掀起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在此之前那种长期被宗教蒙昧思想统治,古希腊罗马文化开创的那种张扬人性的思想几乎丧失殆尽,人的所有权利,包括情欲、争取自由的行为等统统被封杀的可怕状况。因此它的出现,意味着欧洲历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它对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常说矫枉必过正。正是由于中世纪太黑暗了,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解放也就在一片释放之中显出了“过正”之嫌。比如在非常有代表性的描写人性解放的《十日谈》里,高尚的爱情和低俗的情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甚至纵欲都被认为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而得到了肯定与提倡。莎士比亚敏感地看到了这一切。他在后期的创作中,写下了大量由野心、私欲导演出的一幕幕罪恶的悲剧。比如他的四大悲剧《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和《哈姆莱特》就深深地反映出了纵欲的可怕。 他的这种表现是发人深思的。所以我们说莎士比亚的创作是在寻找着一种情感与理性间的平衡,是人文主义思想和基督教精神的双向选择,是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融合的典范。 四、启蒙时期的回归自然 毫无疑问,与“回归自然”思想最吻合的就是启蒙时期作家们的表现了。这个时期的欧美文学,将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二者的和谐。我们知道18世纪对于欧洲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原因就是继文艺复兴之后,一场新的具有更加深远影响的伟大的启蒙运动兴起了。可以说西方世界一向炫耀的就是他们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他们那种先进的管理,他们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一向被人们津津乐道。而此时的启蒙运动正是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阶级的统治扫清了道路,进而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全面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对于整个欧洲来说,启蒙运动的意义简直无法估量。所以康德曾经在谈论启蒙的著作中说,一切皆在启蒙!由于启蒙文学与启蒙运动的密切结合,它与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比起来都太不一样了。它倾向鲜明,饱含哲理,把“理性崇拜”作为旗帜,涌现出了一大批真正从骨子里追随自然的作家和思想家。 其中法国的卢梭是最典型的代表。卢梭的一生,始终在追求一种独立、自由、美好、纯粹的人生境界。他所有著述的轴心问题就是阐述“返回自然”,以此针砭和抗拒那个专制的处处违背自然规律的“不自然”社会。无论是他的理论著作《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还是他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新爱洛依丝》、《爱弥儿》甚至《忏悔录》,里面都充满了对不自然的人为、专制、邪恶的憎恨和对自然、本真、善良的赞美。他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通过对一切自然美好的呼唤,让社会变得自然美好起来。比如《爱弥尔》是一部讨论教育的哲理小说,“爱弥尔”这个名字是作家在书中拟定的一个学生。据说作家写这部书构思了二十年,撰写了三年,可见它的重要。小说于1762年出版。卢梭在这部书中指出了旧教育的失败,同时,积极地提出了建设新教育的系统的方案。全书分为五卷,前四卷指出当时男子教育的荒谬,提出“顺乎自然”的改革方案;第五卷提出女子教育改革的设想。整部著作夹叙夹议,其主线就是回归自然,发展天性。 比如卢梭认为,对儿童的教育要充分尊重儿童的天性,要启发诱导。他说,儿童在幼年时期应该在乡村的自然中进行教育,应该读的唯一的书是《鲁滨逊漂流记》,应该学的工艺是木工。他为什么倡导在乡村进行启蒙教育呢?因为乡村是最少工业文明浸染的地方,是最接近自然的。为什么要读《鲁滨逊漂流记》呢?因为《鲁滨逊漂流记》是最能体现自由冒险精神的,也就是最鼓励发展人的自然天性的。为什么要学习木工呢?那是因为木工是最能体现“心灵手巧”、最符合“自然天成”美的规律的一种工艺。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卢梭处处想着“自然”。至于被称作“卢梭主义百科全书”的《新爱洛依丝》,就更是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归结为自然的东西(这点我在《论欧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主题》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在赘述)。总之,卢梭告诉我们,要找回美好,那就是也只有是“返回自然”!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悲剧意识思索 在以欧美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中,其悲剧意识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传统,而且也许是由于民族性格的差异,他们常常喜欢把作品中的“人类之悲”渲染到极致,这一点甚至成为外国文学的一个表征。以下让我们顺着由古到今的脉络来游历一番,看看他们到底是如何来渲染这种人类之悲的。 一、不是一般的悲,而是大悲 鲁迅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在外国文学中,从古到今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而且他们的这种“撕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撕碎,而是追根究底,撕心裂肺,甚至有点惊世骇俗,让你掩卷难忘。让我们就从古老的荷马史诗说起吧!大家知道,荷马史诗是在“古老的谎言”———希腊神话的基础上锻铸成的,它在转述神话的同时又在好多理念方面有重要的贡献,比如人与命运的冲突就是史诗所特有的。在史诗中荷马认为,除了神以外,人生还受到另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即命运或“命限”的约制。人与“快乐的”神相比,除了“可怜”或“可悲”之外他们还从一出生就受命运摆布,带上了死亡的阴影。人生短暂,苦海无边。你看太阳神阿波罗承认不会“为了可怜的凡人”和裂地之神波塞东开战,因为凡人的活期“就像树叶一样”,只有一秋。所以在战场上,在你死我活的搏杀中,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壮士们尖叫着纷纷倒地,死神却只管张开血盆大口吞噬咀嚼,即便勇烈如阿基琉斯(其母是一位“不死的女神”),最终也将走上战死疆场的悲酸之路。而且即便没有战死疆场,归途中的奥德修斯也已是历经艰险,九死一生。 因为在荷马看来,人生就是苦难的历程,在这个苦难的历程中,人在不停地用那有限的生命抗拒着无限的困苦和磨难。这绝对是古希腊人的人生观,也是西方“悲剧意识”的源头。最早的三大悲剧家之一索福克勒斯有著名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在这部流传千古的名剧里,作家以他特有的悲剧意识,书写出了人在与“命”相抗争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杀父娶母”这一不可思议的人类之悲。在剧中作家是这样给我们描述的:主人公一出生就被神示将来要杀父娶母,于是被父王派人用铁钉穿过脚跟扔到荒野喂狗,仆人不忍,将其送给了邻国的一个牧人,但后来他却偏偏被这个国家的国王收养成了新的王子。长大以后,当他知道命运的安排后,他离开了这个国家,宁可成为乞丐也决不做伤天害理之人。但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抗争———流浪,恰恰酿成了大祸。途中他遇到了一个老人,莫名其妙地与他发生争执并失手将其杀死,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老人竟是他的生身父亲。再后来由于他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拯救一个国家的百姓于水火之中,得到了全国民众的拥戴,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国家的新国王,于是也就很自然地娶了新寡的王后为妻,而这个王后正是他的母亲。 就这样他一步步地“成全”了这个“命运”。这个悲剧的确昭示得有点让人可怕,因为我们感到确实是“天命难违”,人从一降生便被命运锁住,不会有丝毫改变,人生永远也走不出“命”的怪圈。这是一种连环套式的演绎,作者在此确实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命中注定”。试想如果俄狄浦斯一开始“屈从”命运,老老实实做他的新王子,不要管什么“杀父娶母”的神示的话,也许就不会有以后的一连串出走、与老人争执、被推举为国王等等,这个“命”说不定倒真能避免。可悲的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处处与命作对,结果“一错再错”,终成“大孽”。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俄狄浦斯最后的这种结果既是他命中的安排,同时又是他不甘做命的奴隶起而抗“命”的报应,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反抗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即与“命”作对越抗争越悲惨。这里起码有两点让人震撼:一是题材的选择,二是抗命的悲惨。杀父娶母这太不可思议了,但也正是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大悲大叹中让我们感悟到了作者超出常规的悲剧意识。正如萨特所言: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行动。这恐怕就是索福克勒斯昭示给我们的悲剧的全部意义吧!我不由得想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恐怕是很认“命”的,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而西方人对这个“命”恐怕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们看来,恐怕越是“命中注定”的事,才越有一搏,因而也才越具有艺术表现上的“戏剧性”。索福克勒斯给我们呈示了这样的故事,司汤达更将这种故事演绎得出神入化、入木三分。在以往对《红与黑》的评述中,一般都把于连看成一个坏的典型,一个反面人物,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物恰恰是作家倾心歌颂的一个“革命”的典型、反叛的典型。从他的身上,很能让我们悟到西方人的悲剧意味。不是吗?于连本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茬”,但为了抗拒命运,他不惜改变意志、放弃爱好,像猴子似地一个劲向上爬。他先是放弃30岁当将军的夙愿苦读《圣经》,赢得了当时颇有威望的神甫的赏识被推举到市长家当了家庭教师,后又在与市长夫人的恋情败露后来到贝尚松神学院深得神学院院长的器重,结果经引荐当了巴黎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如果再后来不是前面那位市长夫人的搅和,他就一定会成为侯爵女婿获得更大的成功,从此摇身一变成为“上等人”。这种看似忍辱负重,甚至有点低三下四的做法实际却包含了一种为达目的不惜牺牲一切,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这完全是人类的一种特质,是一种雷打不动的征服心理,是绝对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生真谛,根本用不着半点含糊遮掩的。但是作家在展示这个与命相抗的结果的时候,却是以于连被枪杀而结束的,这显然是典型的悲剧。明明是“合情合理”的人生奋斗,却偏偏要贯之以搅和人心的“大喜大悲”,就是不让你舒舒心心,这恐怕是传统的东方理论无法解释通的,但西方人偏偏喜欢这样做。所以我觉得首先在悲与喜的问题上西方人的理解与处理就与我们有些不大一样,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二、“魔鬼”悲,“上帝”也悲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古一点的作品,上帝与魔鬼是经常要写到的两个形象。也许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形象”(或者说是理念)对他们太重要了,所以在作品中就使得这两个形象寄予了作者太多的意念也太让人咀嚼玩味了。其中的悲剧意识自然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大家熟悉的《圣经故事》,魔鬼撒旦无疑是“罪恶之源”,因此它总是要遭受上帝的惩罚,说到底他一定要失败。但是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作家却赋予了故事以全新的演义,甚至因果关系也完全颠倒了。在这部名著中,撒旦成了革命的“典型”,胜利的“得主”,上帝倒成了一个失败者。难道不是?你看这“撒旦”虽因纠集天使作乱被打入地狱深渊,囚禁在金刚不朽的镣铐和永不熄灭的刑火中,但他死不屈服,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运用智慧引诱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致使这对夫妇被逐出伊甸乐园,实现了他对上帝“恶作剧”似的复仇。这里的寓意是很不寻常的,除去作品独有的革命主题之外,仍有好多东西值得我们玩味。 常情常理在这里得到的是颠覆,而表面的得势与实际的结果又构成两个不同的意义层面。平时受尽折磨、吃尽苦头的一方成了(或可能成了)最终的得意者、胜利者,而一向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一方倒栽了个“底朝天”。这正像体育比赛中的“得势不得分”,结果更可悲。这种打破常规、惊世骇俗的做法一方面显示出故事演绎的高人一筹,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悲剧理念或意识。再如著名的《浮士德》,它是大师歌德花了六十年心血锻铸成的经典之作,其良苦用心不言而喻。在此作中大师用“浮士德博士”这个人们熟悉的人和事,本质性地揭示出了人性矛盾对立的两面,这就是:当“上帝在我心中”的时候,“我”是一心向善的,我充满了对知识的饥渴、对爱情的盼望、对艺术的挚爱、对事业的慕求、对美好的向往;而当“魔鬼缠身的时候”,“我”则丑态毕露,恶贯满盈,无恶不作。因此在作品中,歌德既全面地描写了浮士德对学问、爱情、艺术、事业的孜孜以求,也详尽地展示了他“沉迷爱欲”、“附着尘世”的难以自拔。对这样的一个人真是“魔鬼悲,上帝也悲”。当然作家远远没有到此为止,他揭示主人公的一生奋斗,不论爱情还是事业均以失败而告终,深刻地寓示了一种“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意味,这就是用有限追求无限的可悲可叹:生命是短暂的,至善至美则没有穷尽,所以人生永远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这种大彻大悟的悲剧意识,实在不是悲观,而的的确确是一种清醒。 欧美文学论文:谈论西方宗教文化与欧美文学教学 一、我们都知道,欧美文学来源于两大系统,这就是来源于具有人文主义内涵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和来源于具有唯灵主义内涵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 从欧美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两大系统存在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渗透,形成了欧美文学丰富多彩的画面。但是,由于中国的欧美文学学者和大学教师受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惯性和制约,致使他们在编写欧美文学史的过程中过分关注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中的人文理念,而对欧美文学史中同样重要的和客观存在着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中的宗教理念却缺乏应有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欧美文学学者对这一领域研究兴趣的扩大和深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起来,无论是对个别作家的宗教理念的剖析,还是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疏理,都比以前更为深入细致,这就为把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融合到欧美文学教学中来提供了丰厚的科研基础。然而,从目前的欧美文学教材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教材并没有摆脱过去的思维定势,其基本构架仍然是沿着人文理念的线索来设计整个欧美文学教学内容的,比较典型的就是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郑先生主编的教材是近年来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构架都是比较新颖的教材,特别是在把外国文学中的宗教理念与人文理念相互融合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此教材虽然在整体结构上沿袭着以往教材的结构,但就是这个结构框架里,却融进了一些近年来的有关宗教理念的研究成果,它包括在概述中增加与宗教文化有关的一些内容,也包括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中增加其宗教内涵,这就使得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这方面与以往教材相比取得了较大的突破。然而,即便是这样,此教材里的宗教理念也不是欧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仅仅是对以往教材内容上的一种附加,因而,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增加宗教理念上的缺陷是明显的,它的主要缺陷是缺乏对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的系统性把握,也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挖掘欧美文学中蕴藏着的宗教内涵。这种情况我觉得在更新旧观念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就可以改变这种现状,从而恢复欧美文学内涵中的本来面目。 二、实际上,从整个欧美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人文理念和来源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宗教理念都是同等重要的精神力量,他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对立又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欧美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古希腊文学中,其人文理念和宗教理念是融为一体的,古希腊宗教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仅是通过严格的宗教仪式和刻板的教规来进行宗教活动的,它是通过最富有人文色彩的文学形式来表达深厚的宗教理念和实现宗教沉思的。从文学的角度上说,古希腊文学诸样式表达的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精神状态,具有纯审美的性质,古希腊文学中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对英雄主义行为的由衷崇尚,以及对自身命运的严峻思考,无不显示出古希腊文学关注人本的特点。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古希腊文学表达的是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过程中确立父系血缘和社会关系的宗教理念。 古希腊人确立父权制的过程,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完全靠教义、宗教仪式和禁忌来强制实现的,而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在充满审美特质的氛围中自愿去认同这种新制度和新血缘。由于古希腊人的宗教理念是一种智慧活动,因而它很快演变为哲学上的唯灵主义和怀疑主义,古希腊哲学上的唯灵主义是日后与犹太教进行融合的精神基础。而古希腊另一种人文理念由于缺乏崇高、神圣的宗教理念的支持,就逐渐退化为单纯的享乐主义。古希腊人的享乐主义在人文和宗教交织的时代还具有高贵和浪漫的性质,但到了古希腊社会后期,这种享乐主义就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情欲泛滥。而古希腊社会的直接继承者--古罗马社会则把这种情欲泛滥的享乐主义推向了极端,从而导致了古罗马社会的全面腐败和虚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就作为古罗马社会享乐主义的拯救者的姿态出现了。基督教虽然长期以来受到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残酷迫害,但它肩负的使命却非常崇高。对于腐败、虚伪的罗马帝国来说,基督教最大的使命在于瓦解这个帝国的基础,以使整个帝国免于更大的堕落。而对于同样愚昧和野蛮的北方蛮族来说,基督教的救世使命在于对他们野蛮和强悍心灵的驯服和皈依。由于罗马帝国的瓦解和日尔曼人的大规模迁徙,整个欧洲社会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状态,惟有基督教不仅在原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发展了强大的教会组织,而且在原日尔曼人的荒蛮之地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顺理成章地担负起了统治欧洲的责任,基督教主教们不仅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宰者,而且是世俗生活的统治者。基督教的教义要求人们鄙视现实生活的意义,因为人类始祖的堕落使得人在现实中总是处于有罪状态,人惟有尽心侍奉上帝,才能获得生命价值的升华,这种注重来世的价值观才是人现实生活的最终目的。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强大的精神力量,阻止了罗马帝国物质主义的进一步堕落,才使得纷乱中的罗马帝国和野蛮、强悍的北方部落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虽然基督教有黑暗、鄙视人性的一面,但也有对抗罗马帝国的情欲泛滥和制服、驯化北方少数民族的巨大贡献。文艺复兴时期是古希腊人文主义的新发展,虽然它是以基督教来世主义、禁欲主义和朦味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但人文主义也不是与基督教思想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随着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宗教改革和文学上诸如莎士比亚等作家的反思,使得人文主义内涵逐渐与基督教思想实现了融合,变成了所谓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是对传统基督教教义的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否定基督教的宗教理念,而是改革那些违反人性的教义,其结果就是人文主义的内容融合进了基督教教义中,从而增强了基督教的世俗内涵。另一方面,人文主义思想由于有基督教价值理念的支撑,也使得它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获得了升华。 这种升华在法国古典主义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法国古典主义特别是在路易十四时代,是一个穷奢极欲的时代,贵族们聚集在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极尽奢华之能事。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奢华并不粗俗,反而由于他们审美趣味的高尚显得相当的雍容华贵,他们不仅衣着得体,举止文雅,而且逐渐培养出一种具有浓厚贵族气息的高贵、典雅的审美趣味和风尚。路易十四本人就是这种新风尚的典范,相传他在参加舞会时还对他的侍女们脱帽致敬。虽然古典主义在政治上是对传统封建制度的回归,但在文化风俗方面它却使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得到提升。在传统的欧美文学体系中,18世纪的启蒙运动常常被阐释成是与基督教文化完全对立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但实际上启蒙思想家们反对的只是基督教会的虚伪、阴险、残暴和教士们的腐败堕落,是对基督教抽象的、违反人性的教条的批判,而对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即基督教人文主义,则不但没有抛弃,反而通过阐释,把它植根在人的最内在的情感体验中,从而改变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属性,即由信仰外在的上帝转变为信仰人心目中的上帝。这种基督教信仰属性的改造由法国作家卢梭开始,并逐渐演变为一种道德神学,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就是在这种新神学的背景下催生出来的。因此,从宗教理念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运动是对宗教的某种回归和超越,通过浪漫主义运动,人们对内心体验的宗教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而从文学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又具有人文理念的属性,它表达的是人的内在情感的张扬,对自然纯洁性的赞美以及对古希腊文化的回归。这种宗教性与人文性的交融正如奥克塔维奥·伯斯所总结的:“浪漫派的宗教性是非宗教的、反讽的;浪漫派的非宗教是宗教的痛苦的。”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是欧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这个时期人们一方面向往着未来世界的美好,并为创造新生活而不断努力,因而使得这时期文学表现出关注现实生活,张扬个性和反叛传统等精神素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动荡对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摧毁,使得人们在心灵上更加需要传统的宗教信仰来获得灵魂的安宁,因此,这个时期大多数作家都不同程度的表达了祈求宗教来拯救社会危机的精神意向,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表现得更加紧密,这时期作家不仅表现了浓厚的宗教理念,而且还自觉地承担了宗教的救赎功能,从而使这时期的文学具有浓厚的救世色彩。 欧美文学论文:女巫叙述与欧美文化及文学创作 美国萨勒姆(Salem)小镇因女巫而出名。早在1692年,萨勒姆一个牧师家的一对男女小孩,声称看到了异象。紧接着他们人形大变,呻吟作苦。官方很快将疑点集中到牧师家的印第安女仆身上。女仆屈打成招,招认曾暗领撒旦密旨,作法迷心,加害两位小主人。可法官哪肯就此善罢甘休,“女巫”干脆将邻里中略有桀骜之气的女子一一供出,一下揪出数百女巫,数十人被法庭绞死。平静祥和的萨勒姆小镇被搞得人人自危。这段历史不仅给小镇,也给整个美国历史带来耻辱。 女巫审判中有一位特殊的法官――约翰・哈索恩(Judge John Hathorne)。他痛剿女巫,不知多少人在他手下做了冤鬼。之所以提到哈索恩法官,还缘于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后代――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作家深以祖先为耻,给自己的姓氏里多拼了个字母W,以示与家族决裂。祖辈的耻辱,反倒让霍桑对清教传统重压下的妇女寄予同情,创作出不朽的名著《红字》(The Scarlet Letter,1850)。还有二十世纪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也根据萨勒姆审判创作出影响戏剧史深远的《炼狱》(The Crucible,1953)。在麦卡锡恐怖时代,该剧逆风而动,因深藏讽刺而成为名剧。名著、名剧演绎的女巫迫害,主旨大都是控诉美国传统文化的保守、落后与压制,以及主流社会的偏见与冷酷,也暴露愚顽氓众的人性泯灭。但是,女巫传统毕竟不仅仅是政治或社会问题,还不能说它早已落套为历史旧谱,或权当授古诫今的逸事。发达、现代的美利坚,虽然科学技术很先进,功利与消费的资本主义文化深入骨髓,但女巫文化还有一线生机,深植于新英格兰的风土人情之中。时光荏苒,它虽饱经世变,却并未在快餐文化里委靡。 纽约州界有一处叫“燕尾服”的地方,是全美第三的“恐怖森林”,其实只是个运营成熟的游乐园。看到“燕尾服”的地名,我想起一句老话: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在一本研究女巫的著作《女巫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Witches)中,我读到中世纪女巫午夜聚会时,魔鬼总化身公羊或人形,虽着一身庄重的黑色礼服,却常露出公羊的角和脚来。 该书作者巴罗伽(Julio Caro Baroja)是位研究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人类历史学家。虽然形式上是学术专著,但该书内容生动,纪事写景都很丰富,兼有大量鲜活的一手史料。如果想对巫术历史溯流寻源的话,可以在两千年前凯尔特人对时间交替轮回的崇拜里找到蛛丝马迹。与主流文明不同的是,古凯尔特文化相信“一日之际在于晚,一年之际在于秋”,所以在一天的“开始”(即黄昏时分),或一年的“开头”(即晚秋时节),凯尔特人会祭天狂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美国人会在十月底过万圣节。《女巫的世界》给我们展示了欧洲大陆女巫历史的生动侧面。作者收集了大量教会图书馆珍藏的巫术审判档案,有一段17世纪初的巴斯克女巫审判最为精彩。1609年,国王亨利四世指派法官德・兰克(De Lancre)去巴斯克审理堆积如山的巫术案。这位法官是个有心人,在血腥裁断过程中摇身一变成了作家,用审判记录做素材进行创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叙述。 《女巫的世界》就是以德・兰克留下的档案史料和“创造性叙述”为对象,分析16世纪巴斯克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状况。从书中罗列的档案里可以看出,这位法官很擅长把犯人的口供惟妙惟肖地呈现给读者。《女巫的世界》一书援引了兰克法官完整的审判记录,大大增加了可读性,而且还配有不少插图,更显得情趣盎然。该书的分析和阐释部分试图发现巴斯克女巫盛行的根本原因,于是从风土人情入手,展现出巴斯克与西班牙和法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这里一直比周围地区落后、贫穷,基督文明未能扎根于民间。在以渔业为主的巴斯克沿海地区,男性对家庭缺乏责任感,除了经济上供养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外出,或海上捕鱼或寻欢作乐。因此,巴斯克妇女主导着社会生活,她们以特有的方式――巫术维系着集体认同和信仰生活。但我想女巫历史也许还有另一层,就是以女巫为题材的绘画、文学和文献作品之所以长盛不衰,不仅仅是因为女巫审判对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还有男权社会对女巫叙述的需求。在教会统治的压抑时代,德・兰克将女巫审判的档案,添枝加叶转述成奇闻逸事,绘画作品也借诅咒巫术为名,渲染女性的身体和性幻想,满足男性的窥淫欲望。从根本上说,德・兰克不过是唱着维护世道人心的高调,行着声色货利的实务。 逃到北美的女巫也许后来颇有建树,因为八十年后新英格兰又上演了一出场面宏大的女巫审判。17世纪的萨勒姆异常贫瘠荒凉,诸果不实,杂木丛生,森林敝日,颇显荒野蛮风。从“五月花”号上登陆美洲的部分移民,早在此安家立业,开荒拓土,传宗接代了。他们终岁辛劳耕作,敝衣恶食,光景绝望。但因久客而恋异乡,定居于萨勒姆的清教徒,与宗邦英国越来越疏远,与荒蛮的异乡越来越亲近。虽然坚守加尔文清教,但时移世变,人心不古,本地荒原的风貌和土著迷信渗透到萨勒姆人的血脉之中。他们的信仰也开始芜杂混乱,既虔诚信主祈福,又怕鬼神妖怪附体,于是占卜符咒,避凶趋吉。美国作家霍桑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小布朗先生》(Young Goodman Brown),正是以那个时代的萨勒姆为背景,以巫术为题材,创作出一个梦幻般的午夜聚会场景。 小说主人公布朗先生是个基督徒,卑微平庸,循规蹈矩,却鬼使神差地答应参加一个可疑的午夜聚会。他在日暮时分踏上山路,伴着教堂钟声,消失在遮天蔽日的森林里。接下来的怪事连连发生,在一片林中空地,布朗发现村上的善男信女和来自康涅狄格、罗德岛的显赫名流等悉数到齐。哀婉亵渎的巫教大合唱,应和着篝火的起伏升腾。魔鬼被召唤,口出狂言,污秽神圣……曙光渐散,布朗先生回到萨勒姆小镇的街道,昨夜看到的少女、老妇、牧师像往常一样在镇上忙碌着……布朗先生糊涂了,不知昨夜巫术大会是真是梦,可耳中分明还回荡着黑夜啼血的杜鹃鸣声。 霍桑的叙述很是精彩,让人思索玩味。他虚构的新英格兰巫术聚会,完全不同于欧洲人对女巫的想象。在德・兰克这位法兰西法官的笔下,欧洲巫术更具有自然崇拜的神秘色彩,充满巴斯克民间幻想、市井风俗,是乡土文学的肥沃土壤。而霍桑笔下的萨勒姆巫觋,相形之下更社会化,或者说具有“现代文明”特征,人类社会行为的种种偏狭乖张,虚伪荒唐,在巫觋与教会的博弈里,明若观火。霍桑虽然对世道人心痛下针砭,却少了德・兰克的天真、蒙昧与率性。从巴斯克巫术中我们看到的是自然之美,而从萨勒姆女巫审判中,却读到了人事之丑。 我曾特意感受过与欧洲文化迥异的巴斯克风情、言语和传统。巴斯克横跨西班牙和法国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个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地区,被西、法肢解成了两部分,所以才有旷日持久的巴斯克独立运动。据考古发现,六万年前由克鲁麦农人演化而来的巴斯克人,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后来,印欧语言影响扩大,上升为欧洲主要语言,而巴斯克语却特立独行。当现代语言学家把世界各民族划入不同的语系时,巴斯克语却茕茕孤立,无法归类。更有趣的是,巴斯克人的血型也与其他人群不同,“Rh 阴性”血型的人口比例高居世界第一。但遗憾的是,这个文明没有记录自己的传统,关于巴斯克的叙述和记载,往往来自像德・兰克这样的主流欧洲人。半个多世纪前,巴斯克地区还是躬耕捕鱼,瓦屋纸窗,与欧洲其它地方的生活迥异。现在素朴清淡早已了无痕迹,现代都市气息扑面而来,街上随处可见一幢幢雄伟堂皇的中世纪教堂。原来巴斯克异教巫术既然如此盛行,天主教会必苦心孤旨收拾人心,好让巴斯克人持护名教,皈于圣道。巴斯克人现在终于得了正果,过上欧洲一体化的后现代生活。 打听起巫术的情况,当地人说有巴斯克学者做专门研究,但不大有人关注了。相比之下,北美对巫术的关注和利用从来没有绝迹。在美国大众文化中,女巫一直是娱乐消费的符号,每年不断有女巫故事和童话大量出版。好莱坞每年万圣节档期不断推出女巫或僵尸影片,更不用说《哈利・波特》《指环王》等异教传奇全球热销,至于里面到底有多少传统文化元素,则另当别论。女巫、魔法可能只充当着后现代消费生活想象贫乏的空洞能指罢了。 灵鬼、巫术是基督教和现代科学剿杀的目标,它们与现代人的世界观早已无缘,但未必不能与审美相映成趣。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志怪和传奇,曾是古典创作的重要源泉,《封神演义》《西游记》可谓古典文学的重要脉络,曾开拓中国文学想象的广阔空间。当代中国文人、艺术家对鬼怪题材热情不高,“封建迷信”或“愚昧不化”两个尖顶高帽,足以让“现代知识分子”自惭形秽。但是,这个全民奔竞躁进、阔步前行、心急求变的时代里,能否驻足回望,在灵异鬼怪文学的资源中披沙拣金,重新思索玩味那些已随时移世变、早有隔生之感的人情物理,让生活在这个想象贫乏时代的人们,从不同角度感受自然万物之美? 小说以1692年发生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萨勒姆审巫案为缘起,讲述了女博士生康妮在暑假回到萨勒姆一栋旧屋后,所发现的与过往纠缠的联系以及种种神秘事件……作者凯瑟琳・霍伊正在波士顿大学攻读美洲和新英格兰研究的博士学位。其先人曾卷入萨勒姆审巫案。凯瑟琳・霍伊认为,在历史或者文学作品里,萨勒姆审巫案通常都是作为其他东西的表征出现:要么是社会力量对抗;要么是表现殖民地社会中妇女的角色和地位。在这些视角之外,人们忽视了一点对于经历过萨勒姆审巫案的民众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作者尝试从萨勒姆村民的视角去考虑问题,用历史知识、传说、人类学知识牵引读者深入17、18世纪,探索历史上作为清教徒的新英格兰人的恐惧、厌恶以及喜乐。 欧美文学论文:试论欧美文学中的“个性自由”特性 摘 要:“个性自由”是欧美文学作品中最为关键且重要的命题,将人类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当做人类生命永恒的追求。 关键词:欧美文学;个性自由;个性特点;个人主义;特征 特别是古希腊文学作品作为欧洲文学的开端和典范,在作品中大幅度描写个性自由的内容,对人类的发展历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欧美文学的辉煌灿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阐述早期欧美文学中的个性特点 (一)古希腊传说和古罗马文化 古希腊传说为早期欧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古希腊传说中,除了极少部分属于神祗传说,无论是关于爱情、王位还是财产争夺等方面,大部分英雄人物都将个性解放和自由当做毕生的追求,都不会以民族利益或者是集体利益为个人动机。例如,在《荷马史诗》中,荣誉是英雄人物个人价值的体现和生活的意义,很多英雄为了追求荣誉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尤其是为了实现个人英雄价值,不惜采取极端的方式,个性十分张扬,这种极端的追求方式和张扬个性逐渐占据了古希腊文学的主流,成为其创作的优秀内涵和文化基点。尽管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指出,古希腊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人本主义具有原欲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切以“我”和“人”为中心,张扬个性和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特点极为鲜明和突出。 (二)中世纪文学 中世纪文学既继承了传统古希腊文学中的部分文化,又对其进行了延伸和发展。在中世纪文学中,重视人类理性的回归,鼓励和提倡人类通过励志来对原欲进行控制,更加强调精神和理性的重要性,挖掘其本质内涵,形成了中世纪时代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也为基督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三)人文主义文学 在中世纪基督教中,所弘扬的观念主要就是人本来就是有罪的,出生主要是为了赎罪,只有控制和禁锢各种欲望,才能在来世有更好的人生,这种教义使得当时的神本意识逐渐取代了古罗马时期的人本意识,在起初对维持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发挥了一些很好地作用,但是后期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导致文化经济一直停滞不前。因此爆发了著名的文艺复兴活动,反动各种封建行为和教会思想,以“人文主义”为主要文化复兴目标。随着文艺复兴的不断推广和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诞生了众多著名作家和学者,开创了人文主义文学先河。所谓的“人文主义”,就是重视“人”的价值,对人的各种权利进行保护,以人为本,反对封建社会统治者主导一切的思想,反对神的权威,要求立足于“人性解放”角度审视历史。从本质上讲,人文主义也就是个人主义,突出个人的价值,将个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优秀,对个人的利益和意志予以充分强调和肯定。文艺复兴活动否定了中世纪文学禁锢原欲的行为,肯定了传统古希腊文化,并对其进行了复兴和发展,进一步弘扬和推崇个人自由,追求和实现个人价值。皮特拉克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诗人,他是第一个提出“人学”观念,鼓励发展“人学”,强烈反对“神学”,其代表作品――《歌集》中,对其爱情进行了全面抒写,推崇和表现了对自然自爱的追求和向往。再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也对中世纪的各种封建宗教观念特别是禁欲道德思想进行了抨击和完全否定。在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一系列大师无一例外的强调个人尊严和权利,体现个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文艺复兴并不是对传统古希腊文化的简单复兴和重复,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基督教的正确观念进行吸收和融合,例如人人平等以及仁慈宽恕等观念。可以这样理解,文艺复兴对古罗马文化和中世纪文学进行了结合、继承和发展,是这两个时代文化结合的综合性体现。文艺复兴思潮的发展被看做是西方文化历史上的关键和转折点,结束了中世纪文化统治,使人类社会文化逐步走向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时代。 二、后现代主义中的个人主义 随着后现代文学的不断发展,文学本身以及文学评论价值观都出现了巨大变革,个人主义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导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有多重因素,工业革命和科技的发展是推动后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成因。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文学的表达方式和内容更加丰富且多变,文学作品面临着严重的叙事危机,同时各种文化和文学的矛盾也导致不同类型的文学主义应运而生,形成了多元化的后现代文学主义。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评析时,也不能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哲学和历史角度,而应该进一步从科技、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等多方位角度去对文学价值进行分析和判定。以后殖民主义为例,后现代主义推崇文化相对主义来对其进行分析。英国认为自身文化优于印度文化,处处表现出对印度的歧视和不满,体现出英国自身的文化霸权。然而导致这一观念产生的根本性原因主要是由于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深受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后殖民主义则为了消除这一观念而进行努力,希望能够以新的视角和态度看待这种现象。再如女权主义,将重点放在对男性中心意识的消解方面,解放女性自由和权利,使女性所写出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视为经典而广为流传,同时也为女性解放以及文学创作带来了很多积极作用。然而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女权主义所存在的缺陷,例如浓厚的政治色彩以及偏激的行为等也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 三、总结 综上所述,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时代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是反映当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媒介。在欧美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人性自由始终是其发展的主流方向,对人类命运发展和社会前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欧美文学论文:基于全球化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研究 摘 要: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自创世以来就一直成为交融和引进的状态,在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同步比较发展的进程中,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氛围中,科学、民主和文化为精神提升点,将中国原有的文学理念与西方的哲学和话语掺杂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文学理解,在全球化的文学共融时代,全球化的话语和视角使辩证地、多维地思考和解决问题,而不苟泥于决定主义的偏见和僵化,以我们今天的中国,重新审视欧美文学经典、比较性地创设全球化概念之下的价值审美体系,进行文学语境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全球化;欧美文学;中国文学;中国化; 在全球化的态势之下,经济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整合的大的时代,当今的中国文学,已在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吸收和融合了欧美文学形态当中的新的文学元素,成为了一种动态的、变化的文学形态模式,我们要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清晰地认识到变革的方式和欧美文学翻译的全球化共享趋势,要变革泊来文化的引入和借鉴的单一化观念,通过构建全球化的大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化的文学再造和自觉的理论新建过程。 一、欧美文学中国化的理论概念及理解构筑 在现代文化的文化表达形式上,发生了新的文化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概念,诸如:原来的文学作品在当代的文学研究中已称为了“文本”、文学语言表达已称为了“文学话语”、还有“语境”的概念等等,文化理念已在全球化的态势下呈现出泛化的、互通性的特性,而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则由来已久,其“中国理解”的文学语境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表层递进式结构创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被另一个民族引用和借鉴之时,其对另一个民族的影响是层递式的、渗透性的,欧美文学进入中国文坛的过程也是如此,它由最初的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形式进入中国,由欧美语言转为中国语言的过程中初步渗入,其次,再由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学者进行欧美文学文本的相关探讨,在中国文化学者的不断思考与争辩之下,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对欧美翻译文本的理论框架,这种理性的文学思考过程,无疑更进一步地深化了对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中国式理解;在经过中国理论学者的思考与反思之后,欧美文学文本语境便逐步进入中国文学应用的领域当中,其欧美风格的文学创作手法、欧美流派的文学理念已融入到中国的文学创作之中,更甚至,欧美文学文本已渗透到中国人民的生活形态当中,这更有力地证明了欧美文学的逐步层递式的中国化内容,形成了表层的欧美文学中国化框架。 (二)深层的现代价值观的构建需求。中国在千百年来的封建文化沿袭之中,一直尊奉着古典的哲学观,信奉着“中庸之道、仁爱、诗言志和风骨”等文学价值观,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为传统文学所崇尚。而随着清末民初的、伴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当中,逐渐引入了欧美先进西方国家的译介外国文学,欧美大量的新思潮涌入而来,各种先进的政治思想资源接踵而至,新的文学思想价值观正应合了现代中国价值观构建的需求,大量的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和文人所运用,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进程中加以梳理和融合,用现实与浪漫相结合、具体与意象相组合的方式,构建了崭新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文学史体系。 (三)双向的文学体系影响。在历史的进程中,欧美文学引入中国,我们不但要分析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看到,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之后,为中国传统文学所影响,其欧美元素被中国化的影响过程。由于我国具备自身足够强大的传统中国文学基础,足以对外来的欧美文学进行以中为本的译介和解读,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文学的同时,中国文学研究者就立足于中国之根本,将西方文学进行有意识的、有顺序的译介和阐释,就像我们学习政治文化所知道的:我们学习外国文化知识,只是借鉴和运用,而不是全盘照搬照抄。这就是欧美文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化的自觉意识所在,它以中国学界独有的视角、独特的文学史观和独特的艺术解读,构建了中国化的欧美文学。 二、全球化的文本旅行使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欧美文学在不断涌入而被中国学者进行翻译和解读的时候,推动了文学研究方式的转型和改变,文本旅行这一形象化的描述即是基于全球化范畴的文本流转的研究思潮,其寓意指文本如同人一样,人在“旅行”的过程中必然会携带自身文化观念,在旅途中会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文化相碰撞,最后与当地环境相融合,成为其中的一员,文本研究也是同理。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也与中国的文学相整合,在研究的过程中实现了与中国相融合的介质,呈现出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一)应合了中国新文化建设文学语境。文学欧美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建设同步进行,它成为了新中国三个阶段:五四民主时期、新中国建立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背景,在这中国化建设的三个阶段进程中,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自觉地加以阐释和运用,在不同的时期进行欧美文学合理的延伸,用抗争与命运为主旨自觉地指导五四民主时期的中国文学。 (二)具有与中国传统文学比较和借鉴的自觉性特征。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对外来文化不是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地加以借鉴与引用,因此,欧美文学在一进入中国文坛之时,就成为了与中国传统文学进行比较的意识之下,在通过对欧美文学进行尊重与比较的同时,我们熟悉地看到了欧美文学中与中国传统文学所相似的背影,诸如:西方的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象征手法、西方的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之中的写实创作、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诡谲与奇幻文学”等,中国学者在现代化的精神引领下,从比较与借鉴的视角,在批判性的意识之下,进行中国传统文学的反思与批判,既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吸取了西方文学的内容,对欧美文学内容加以中国化的再造和重塑,在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思与自我反思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有特殊研究意义的中国化的欧美文学体系。 三、结束语 欧美文学有其本土的原文学形态,它在进入中国历史进程的过程之中,不断地应合中国特定环境的历史阶段需求,用其与中国传统文学相连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建设阶段的现代化文学价值观的渴望与呼唤,中国学者与文人在对欧美文学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过程中,不断融合其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相融的一面,用引进、尊重与包容的文学态度,在文学自觉意识的指导下进行外来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进程,用清晰的中国现代价值观来阐释和解读外国欧美文学流派,实现欧美文学的中国化新形态。 欧美文学论文: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影响的研究 摘 要:在欧美文学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都会以修辞的手法表达其生动的内容。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欧美文学中的修辞方法发生了改变。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方面,就会以修辞的手法来表达思想。该论文着重研究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 关键词:后现代文化思潮 当代欧美文学 修辞手法 研究 中图分类号:I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1(c)-0192-02 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上,就会以修辞手法来表达思想。 1 后现代文化思潮引起了剧烈的文化震荡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起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在60年代就已经在美国和法国兴起,进入到80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欧美文学作品中就已经有后现代思维方式。中国的学术研究界对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定位,首先是从建筑和文化领域中形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得以扩展后,被融入了哲学、艺术、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因素,因此而被纳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后现代文化思潮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引发了意义深远的效仿热潮,以致于在欧美各国引起了文学震荡。 2 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方法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为了能够使作品的语言更为丰富,往往会采用恰当的修辞手法,以渲染作品的语境,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2.1 比喻的修辞手法 比喻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修辞方法,不仅可以使文学作品更为有声有色,而且还可以提高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与汉语的比喻修辞手法相同,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比喻,主要为明喻和暗喻。明喻,是将具有相同特征的两种事物和现象相互对比。比如:He looked as if he had just stepped out of my book of fairytales and had passed my spirit.译为:他看上去好像刚从我的童话故事书中走出来,像幽灵一样从我身旁走过去。暗喻具有较为强烈的情感色彩,在欧美的文学作品中,暗喻的手法要经过品位和咀嚼之后,才能够感受深意,令人回味无穷。比如:Rise,like lions after slumber.In unvan-quishable number,shake your chains from you likedew.在这首诗句中,将觉醒的奴隶比喻为沉睡中苏醒的雄狮。这句话当然不是表面的意义,而是采用了暗喻的手法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在涵义。 2.2 幽默的修辞手法 在文学作品中,幽默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以将文学语言的表达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给人以阅读上的美感。比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 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这句话的前半句和后半句在表达上极具对比性。前半句采用了哲学式的庄重语气,后半句则是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这种不协调的语调,将英国上流社会的无聊与空虚表达了出来。从语言的运用上,这种语言表达很显然违背了语言规范,但是正是这种幽默的修辞手法,才会让文学作品的思想表达更为生动而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2.3 反讽的修辞手法 反讽的修辞手法在海明威的《光荣的战士》中极其强烈地体现出了诗文本身所富有的情感抒发,以极其强烈的讽刺手法营造出文章情节中的紧张气氛。E.M.哈里代(E.M.Halliday)曾说过:讽刺使海明威的作品在无形中成为了思想情感宣泄的伟大小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意图与行动之间等矛盾的焦点当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着讽刺性的差距,而对于讽刺手法来说,其不仅仅是对情感的宣泄,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反讽具有一种艺术价值,在夸张的反讽修辞手法面前,能够将一个人脱离真实的存在体,从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形象的构造,能够给读者带来思维上的美的感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助于读者情感的一种释放,能够让读者充分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达到艺术上的共鸣。 另外,反讽能够使相应的文章中的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心情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如《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所使用的反讽手法,对麦康伯和玛格丽特两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的细节描述,并对他们的生活通过反讽的修辞手法,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从而让人们在阅读当中的细节之处时,能够清楚地看到小说故事背后的真实现实生活,用悲愤的言语来反映作者内心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使文章的情节更加地生动而富有真情,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活跃人们的思维,提升人们的阅读兴趣。 2.4 象征修辞手法 在国外一些文学作品中,象征修辞手法通常情况下给读者带来生动的画面感。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充分地体现出了丰富的象征修辞手法,其中对雪峰上的豹子进行生动的描写,是文章体现死亡的象征体,以豹子作为死亡的象征,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作者情感的抒发,通过豹子透视出更多事物的本质,以物象征作者的内心感受,从而对相应的情感进行描述,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看清事物背后所喻指的相关内容,并且其能带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 2.5 对比修饰手法 在欧美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运用到对比修辞手法进行相关的情感抒发,其丰富的内涵给读者带来更多情感的震撼,对于修辞手法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而言,看似单调的文学作品其实质具有丰富的内涵,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细细品味,不仅能够增加自己的阅读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相应的阅读审美。 在《一天的等待》中作者对父亲出门狩猎这段情节进行描写,并将其与孩子的相关死亡过程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将两个角色之间的内心情感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在对孩子面临死亡的过程与父亲打猎过程中的愉悦心情进行对比,从而将悲痛无限地进行放大,带给读者内心情感的震撼,透过父亲打猎的愉悦心情对孩子死亡形成强烈的情感反差,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强烈的悲痛情感,在死亡与美好生活之间进行对比,从而形成情感的矛盾体,使读者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透过作者的对比手法,在内心活动中形成强烈的矛盾情感,从而致使读者感同深受,在很大程度上对读者的情感进行有效的升华,以至于读者能够清楚作者文笔下具体思想情感的源泉,从而在情感中达成共勉。 3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的影响 3.1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的渗入从修辞手法上得以体现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多元文化观念,思想意识决定了在文学创作中所采用的修辞手法,因此而形成了具有当代特色的写作倾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只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而在文学创作中,用以表达思想的修辞手法却是同中存异,似乎只是一个自觉程度上的差异。以诗学为例。现在主义在诗歌创作上,更倾向于写实描述,而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则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诗歌原本就是浪漫 的,但由于修辞手法的体现上的同一性,使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渗透于许多的后现代文化作品中,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以美国当代文学创作特点为例。美国文学作品在创作主题上,以追求自我为主,小说的内容多以写实的手法,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其中不乏真实的史实。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仅仅是写实当然是不够的,于是,作者就运用了修辞的手法,通常是采用多种形式的比 喻,或者是明喻,或者是暗喻,以将文学作品浪漫的气息释放出来。 3.2 幽默的修辞手法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重要体现 对于传统文学观,后现代作家给予了批判,认为传统文学过于原则化,特别是在现实描述的表现原则上以及故事叙述中的内在心理过程的表现方式,都是建立在模仿论的基础上,而并非文学创作。后现代文化思潮讲究文学体裁边界的模糊化,以荒诞和虚无的写作手法,将文学分类法打破,采用幽默的修辞手法,将传统文学作品的教化目的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语言排列组合的游戏。后现代主义的崇尚虚无之能事通过幽默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4 结论 综上所述,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后现代主义精神与现代主义大相径庭,但是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却存在着共性。在文学创作上,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因为有了各种虚构的神话和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穿插于其中,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小说叙述风格。后现代文化思潮由于在思想意识上对传统的反叛,因此而对于当代的欧美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欧美文学论文:试论欧美文学中的“个性自由”特性 摘要:欧美文学中有一个常见的、且永恒的特性命题是“个性自由”。在人的有限生命里,我们人类在努力探讨和追求的人生最大价值和人生幸福感使欧美文学的专注和永恒。欧美文学中关于人的“命运”和人的“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和方向性的启迪,其意义极其深远。 关键词:欧美文学 个性自由 意义 引言 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起源,各国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发展基本都是以口来传播,口是最早的文学小说传播形式,后来发展到书面文学中。其中“个性自由”。作为欧美文学中最长用的命题“个性自由”,我们从欧美文学作品及发展的历程中得以认识。 一、古希腊文学中的个人特性 古希腊英雄传说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除少数神祗和传说(如普罗米修斯及其故事)外,他们的个人行为动机都不是为了民族集体利益,而是满足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或为爱情、或为王位、或为财产、或为复仇。荷马史诗中英雄们对荣誉的崇尚,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极富张扬的个性特点成为古希腊文学的优秀内涵,也成为古希腊文化的基点。虽然说古希腊文学中体现的世俗人本意识是原欲型的,但以“我”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个性张扬和个体自由是十分鲜明的。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之后是千年的中世纪文学。重视人的精神和理性本质,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之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 中世纪基督教义提出的人之原罪,救赎,禁欲主义,乞求来世,让古希腊的人本意识蜕变为神本意识。14至17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是一场针对中世纪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一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就是人文主义文学。 “人文主义”,亦即人道主义,它强调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以“人类的本性”作为观察历史的准绳,反对神的绝对权威。人文主义其实质是个人主义,即强调把个人放在一切社会关系的中心,充分肯定个人的意志,个人的利益。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基督文学、文化的否定和对古希腊文学、文化的复兴,是对古希腊文学中提出的个人自由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进一步倡导。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最早提出了“人学”与“神学”的对抗,他的抒情诗集《歌集》,其中绝大部诗作是抒发对自己所钟爱的劳拉的爱情,大胆讴歌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上的爱。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彻底否定了中世纪的宗教观及禁欲主义的道德观。总之,这时的许多作家,如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显示了人的尊严和权利,展开了精神个体的无限多样性。当然人文主义决不只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单一性延续与继承,更不是简单的重复;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也拥有了人人平等、仁慈宽恕等基督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人文主义又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结合的产物。从中世纪的“人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转变到文艺复兴的“人应成为独立的精神个体”,这是西方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转变,它标志着中世纪文化的终结、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开始。 二、17世纪后文学作品中的“个人主义” 17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比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疏远了与上帝的联系,也显得更理智、冷静和成熟,但也缺少热情、缺少自由意识和生命意识。18世纪欧洲各国发生了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思想革命运动――启蒙运动。如果说人文主义者的注意中心是如何从宗教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肯定人享有世俗幸福的权利,那么,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更要求破除宗教迷信,摧毁宗教偶像,反对贵族特权,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而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合乎资产阶级理想的社会。自由与平等是启蒙运动最鲜明的两面大旗。作为一个广泛的思想革命运动,也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许多启蒙家直接进行文学创作,把文学作为宣传启蒙思想、批判封建制度的有力工具。卢梭的文学作品中对个性自由的崇尚是其的启蒙主义、丰富的感情自由的典型,基督教的原罪说他予以否定,因为人至善是人的本性,这种至善是美的,及发自原始的人性和欲望要求是人类的合理的,在人类创造文明的发展过程是对人性的污蔑和罪恶的孳生地。歌德在他的作品中一个很广袤的天地中深刻地体现了人类的思想问题。这种启蒙主义文学思想对人类的“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理想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反古典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文学、更强调自我人性自由与追求。浪漫主义文学中表现“人性自由”不再是表现在人的理智和情感上、个人的私欲和人类社会道德之间找平衡,他表现的是个人及自我的人生价值。比如“沉浸在天地合一”,人溶于美好的自然景色,天地合一的这种忘我境界,幻想描述一个美好的文明社会,塑造一个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这种体现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个人自由观和人生观的理想境界和归宿。 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科技的发展,欧美国家的工业进程发生很大进步,这时的文学作品,主要以现实主义为代表作。人类历史的进步是物质和财富的创造来推动。这种创造财富的过程是人性的发展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个性随着财富的变化而发生了很大的失落。现实主义文学更多的是对人性处境和人生命运的关注,从人道为出发点,它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现在的作品通过文学彰显了物质化的社会现实,深深地解剖人在物质欲望的驱动下人性深处的心灵变化,揭示和引导警告人们在物质面前人的脆弱及对人性的泯灭。也是对这种物化下失去人性自由的批判。 20世纪的欧美现代文学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随着资本主义的科技发展、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类在这个世纪里付出了惨巨的代价,一战和二战对每个民族及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空间、权利和尊严发出挑战。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生存空间发生了对立的很大变化。那种人与万物、社会、自然及民族语民族人和人关系变得不再美好。从思想内容看,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是“现代人的困惑”,即揭示周围世界的荒诞、冷漠、不可理解,以及人置身于其中的孤独、陌生、焦虑、痛苦的情绪。到18世纪,西方人认为自己凭借着理性的力量可以摆脱“命运”的支配而走向自由,但到20世纪初,仿佛从云端一下子跌入深渊,而且带着远比古代人更加浓重的悲哀和绝望。卡夫卡小说中的人变成了“甲虫”;艾略特的《荒原》中,物质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毁灭,世界也就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人“原欲”的自由没有了,对于回归原始状态、获得非理性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又是充满着忧虑 ,而现代物质文明下的“自由”也丧失了。总之,一种比19世纪更深重的恐惧、焦虑、痛苦,乃至绝望的情绪弥漫了20世纪西方社会。但是20世纪欧美文学在人本意识上的变化,说明了20世纪作家在对“人”自由和个性问题上的探索更加深化了,只是在人性“自由”问题上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境地,或说,在寻找过程中的失落和痛苦,因此只能继续像“戈多”一样等待,或像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地守望。 三、结论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表现的“自由”是把对原欲追求和个人荣誉当作人生幸福和实现个人价值的主要内容。中世纪的宗教文学对此加以了否定,今世赎罪和来世才是他们向往的地方,精神的追求代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声色享乐。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是对中世纪宗教文学的又一否定,它重新呼唤人的自然属性的回归,但在否定中世纪对声色、肉欲的摒弃外,也部分吸收了宗教文学的博爱仁慈等理性的内涵。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文学,更是在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自由和个性追求之外,探讨人的理性下的自由和个性。浪漫主义文学,对个性自由更强调人的自然天情和自由情感,想与大自然的恬静形成一种默契,而弱化了自然属性和理性的平衡。现实主义文学警告人们不要无限制地追求物质享受,不要被物化而丧失人的自由的天性。现代主义文学,指责现代文明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严重贱踏,使个性自由和个人价值几乎丧失殆尽,作品表现的是物质文明给人带来的更沉重的异化和危机感的情况下,表达出的一种失望甚至绝望的情感。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知道,首先,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的文学探讨从关注人与外部世界关系、个体与集体关系到理性与情欲的冲突内容直至更加深入地展开了内部的诸多矛盾,包括潜意识层面。因此,随着历史的进程,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所探讨的内涵在不断地丰富和深化。其次,争取个性自由,正是在追求实现个体人生价值的最大化,追求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过得幸福、活得有价值,个性自由的实现程度正是一个人幸福感强弱的最集中体现。由此可见,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命题的持恒热衷正是在探讨人的有限生命如何更具幸福感和如何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大命题。第三,无论命运如何坎坷但却始终不屈,因为欧美人把个人荣誉和个人价值最大化视为人生最高的追求,视为人生最大的幸福,他们宁可选择自由而短暂、光彩的人生。这就让我们明白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是一个命题下的两个集点,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人类的极境是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命运的多舛和对命运的不屈和抗争,争取个性自由,让在有限的生命里实现个体价值的最大化,欧美文学对这一命题的探索还在延续,虽然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最佳的答案,“达到这一境界需要付出异常艰辛的努力,走过极为漫长的路程。”但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的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方向性的启迪和指导性的作用,其意义极其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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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专业论文: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论文 一、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时代,以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技术为标志的移动互联网,实现了人和人之间跨时空的即时交流。大学生对手机媒体的依赖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亲人、朋友的依赖,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已经发生了的人的异化。海量的信息裹挟着我们,承载多样化信息的媒体“掌控”着我们。 1、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目前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正在加深,他们的学习、生活、娱乐、购物等所有的生活都在手机上完成。大学的课堂上不再出现学生窃窃私语或大声喧哗等扰乱课堂的行为,静悄悄的课堂上只有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师生互动的场景在这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里绝少出现。学生们沉溺在移动互联网络的虚拟世界里无法自拔已经是现代大学课堂的一个常见的现象。这种现象在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的课堂上屡见不鲜,学生在课堂上貌合神离的状态,令老师们头痛,学生管理方面也显得束手无策。 2、充满危险的人际交往 随着手机上网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中越来越普及。大学生中也盛行虚拟交往,交往对象也是多元的,既包括现实世界中与自己具有血缘、亲缘、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的特定人群,也包括各种陌生人。他们会因为网络世界中的某些共同关注的话题而结识社会上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这就给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人际交往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新媒体时代,虚拟人际交往中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分享”心理浓厚,他们热衷于依靠即时地理位置信息交友的移动应用,个人地理位置能轻易被定位,让虚拟社交的人有了更真实的体验,但这种真实性也可能导致现实人际交往的潜在风险。 3、真假难辨的就业渠道 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人都可以通过手机上网浏览信息,信息,这种自由度很大、门槛很低的信息传播环境极大地唤醒了人们的自我表现欲,表达欲,同时也带来了网上信息真假不分的问题。面对互联网上海量的招聘信息,高校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显得既欣喜又无奈。网上关于就业招聘信息数量庞大,但鱼龙混杂,很难辨别真假。 二、改善的新举措 新媒体时代,手机上网受到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热捧,他们的学习、生活、就业都与移动互联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界限日渐模糊的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者如何利用新媒体,融入学生的虚拟交往圈,为现实的学生管理工作服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建立师生互动交流的网络平台 新媒体环境下,随着手机上网的盛行,媒介对生活的介入和渗透可谓是无孔不入。在这个人人上网,处处分享的年代,教师可以通过手机QQ、微信等进入学生们的虚拟人际交往圈,倾听他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关注他们的生活,以此加深对学生的了解,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生管理制度提供现实依据。 2、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 新媒体为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沟通方式,借助移动互联网络中的社交平台,教师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如今的大学生已经不再是天之骄子,他们要为考证、考级发愁,为毕业就业发愁,社会的快速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情况下,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部门要把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作为重点工作,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邀请心理学专业的教师在大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给予不同的心理健康辅导。针对个别突发事件,要进行恰当的心理干预,疏导学生中的不良情绪。此外,学校要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调查,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时作出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把不良心理和情绪消灭在萌芽状态。 3、帮助学生筛选甄别网上就业信息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毕业求职基本上以网络应聘为主,网上招聘信息的真伪辨别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新闻专业学生的管理部门可以联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帮助毕业生筛选、甄别真实可靠的招聘信息。首先是借助计算机技术对网上招聘信息中的重复信息进行剔除,然后借助搜索引擎,筛选真实的招聘信息(可以搜索招聘单位的真伪),然后按照学校本身的发展水平(即所开设的专业)筛选出与本校毕业生相关的用人单位,这样经过了就业指导中层层把关,筛选出来的招聘信息再经由高校新闻学专业相关院系的学生管理人员,及时地到学生的移动社交网络平台QQ群、微信圈等,学生通过手机即可及时获取自己感兴趣的招聘信息,避免学生自行浏览网络的盲目性,也消除了虚假招聘信息、传销组织欺骗到学生的隐患。 4、线上交流与线下沟通相结合 新媒体时代,学生和教师都比较偏爱虚拟人际交往,通过手机QQ、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老师和学生既可以克服面对面交流的拘束感,又可以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是一种最经济的人际沟通。但是在线沟通毕竟是一种虚拟化的人际交流,少了面对面时的丰富表情、动作等,交流的真诚度大大降低,交流内容的真实性也值得商榷。学校要加强对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管控,老师和学生的面对面交流必不可少,只有在师生双方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老师才能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学生。当然了,线上虚拟化的交流,尤其是移动社交平台的“关注”、“分享”可以增加彼此的亲近感,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生活、情感等方面的最新变动,为师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打好基础。 三、结语 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生活、就业等重要事宜都与移动互联网息息相关。他们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取学习资料,通过移动互联网购物、休闲,通过移动互联网上的招聘信息求职就业,他们的生存高度虚拟化了。这种虚拟化的生存状态对于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方便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无限制”沟通,有利于老师对学生的管控;另一方面,虚拟交往中信息真伪的不确定,也增加了学生管理的难度。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我们回避它的存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者必须着力加强师生间的移动互联,密切师生关系,以期为干预和指导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加强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提供依据和工具,最终提升学生管理工作的水平。 作者:马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论文 一、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基本情况 (一)教学计划及实践教学方案的调整与修订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2010年11月启动,经历了相关文件精神的学习讨论、媒体单位实地调研、校内外专家反复分析论证等过程,于2014年6月完成。与该专业2006版的教学计划相比,2014版的教学计划在课程体系设置方面突出了应用型专业的特点,适当压缩了理论课学时。专业必修课中新增了电视专题片创作、视听语言训练2门实验课,专业必修课中实验课程合计25学分,占专业必修课程总学分(57学分)的43.8%。任意选修课中新增灯光技术与艺术、录音技术与艺术、影视片头制作、网页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5门应用性较强的实验课程。其他实践类课程含专业实习8周8学分,毕业论文(设计)8学分(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或毕业设计的创作),社会实践2学分,军训2学分,新增课外创作2学分,合计18学分。实验课程与其他实践类课程合计49学分,占该专业总学分(168学分)的29.1%。不仅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计划中的比重有明显增加,而且实践类课程的手段,如实验教学、实习实训、课外创作、毕业设计等也日渐丰富。 (二)实验室及实习基地建设 1.实验室建设实验室建设对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为保证该专业实验课程的正常开设,2003年10月,人文学院筹建了器材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学生购置了少量摄像机、功放、组合音响等急需的设备。2006年6月,学院正式成立了广播电视实验室。当年人文学院和学院各出资11万元,购买联想开天计算机31台,筹建了非线性编辑实验室。2007年5月,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前夕,学院采取应急措施,购买专业摄像机10台,约30万元设备。2008年11月,日元贷款项目索贝编辑机等价值66万元的专业设备到位。至此,前期投入该专业实践教学的专业设备总值已经超过120万元。2011年8月,由该专业申报的采编技术实验室成功获批2011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获得中央财政支持下拨的专项资金300万元。2013年12月,项目完成,共新建专业实验室5间。其中,新闻编辑与播控实验室购置了索贝节目编辑工作站、节目上下载及播出控制工作站、节目播出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等设备,能够完成新闻采集、素材下载、剪辑制作、节目审核、节目上载、节目播出等一整套的新闻节目制作流程;影视后期制作实验室拥有苹果影视后期工作站、数据采集工作站、服务器等设备,既可以对虚拟演播室后期生成的视音频信号进行录制和编辑,也能够完成电视节目及广告作品的剪辑、特效处理、包装、渲染等;虚拟演播室主要由主控室和演播大厅构成,主要设备由图形渲染工作站、主控工作站、抠像合成色键器、演播室摄像机、蓝箱、存储设备、监视监听设备和灯光系统构成,并有虚拟演播和实景演播两个功能区,能够满足新闻、文艺、专题等各种电视栏目录制实验和电视节目主持实验的需要;配音实验室有两间,主要设备有录音工作站、配音工作站、调音台、高保真录音话筒等设备,它能够满足所有实验室在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录音与配音需要,能够提供兼容性高和数字化的高保真声音文件,也可以用于广播节目的录制实验。可以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使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验平台的建设在硬件和软件上有了质的飞跃,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新闻采编制作专业的办学条件,而且为相关专业进行媒体仿真训练、学生综合素质训练,以及课外创作活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2.实习基地建设为拓展实践教学的空间,学院加大了实习基地建设的力度。2006年11月至2011年7月,学院分别与伊犁州、伊宁市、兵团四师、塔城、阿勒泰、克拉玛依、兵团七师、奎屯、博乐等地的媒体合作,建立了22家专业实习基地。目前,该专业是学院拥有专业实习基地最多的非师范类专业。通过专业实习基地建设,不仅为该专业学生见习、实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也为进一步加强该专业与地方媒体的沟通与合作搭建了平台。 (三)实践教学体系的建构 作为一所边远的地方高校,尽管该专业的办学历史只有短短的十余年,对于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索也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但宏观上主要的实践教学环节设置已经相对稳定,并能结合本校实际形成自己的特点。就笔者观察,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专业课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即在专业课教学中,将理论讲授与实践操作环节结合起来。对于广播电视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节目策划等课程,该专业教学计划中明确规定了一定比例的实践课学时,要求教师将课堂上的理论讲授与课上、课下的实践实训操作环节紧密结合起来。理论课堂融入了实践课的内容,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学生的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得到了培养和锻炼。2.实验课程中的实践教学即围绕该专业优秀技能的培养,以强化学生某项实践操作技能为目标,开设独立的实验课程。如摄影技术与艺术、摄像技术与艺术、播音、主持艺术、非线性编辑、电视节目制作技术、视听语言训练、纪录片创作等。3.专业见习即低年级阶段的短期认知实习,分为校内和校外专业见习。校内专业见习通常是指学生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自主参与校园广播站、校报、校园新闻网等校内传播媒介的实践活动,对记者、编辑、播音员等工作进行初步的见习。校外专业见习主要指学生利用寒暑假就近在家庭所在地的电台、电视台或其他新闻媒体对媒体工作流程进行观摩、体验和学习。专业见习是专业实习的热身和准备阶段,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学院不作统一安排和硬性要求。4.专业实习即高年级阶段的媒体综合实习。专业实习既是对学生四年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所获得的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验,也是对学生即将“上岗”就业的一次实战演练。专业实习列入该专业教学计划,安排在第四学年的第二学期,时间为8周。在专业实习的准备阶段,一般由院系作实习动员,明确该专业实习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实习单位原则上由学生自己联系,找不到实习单位的学生由院系负责联系安排实习单位。院系按实习生地域分布情况把学生编成若干个实习小组,分别选派教师或委托媒体单位进行具体指导。5.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旨在提高本科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近年来,针对一些学生单纯以毕业和完成学位为功利目的,拼凑、粘贴内容空泛的论文现象,该专业要求集体开题,严把论文选题关。引导学生尽可能结合媒体尤其是新疆传媒业的实际进行调查分析与研究,以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对毕业论文环节进行改革,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或毕业设计的创作,将毕业设计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大胆地尝试。尽管毕业设计的相关要求、评价标准还存在一些缺陷,尚不成熟,但此项举措无疑将对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产生积极的影响。6.课外创作即以兴趣为导向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和创作活动。该专业曾经组织学生成立过摄影、摄像兴趣小组,参与学院校庆、运动会、文艺晚会等大型活动的拍摄;也曾经依托学生社团,成立主持艺术协会,举办过多届校园主持人大赛;2008年以来,更是连续6年承办了学院大学生校园DV展;这些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和独立创作的欲望。近年来,先后有6名学生在自治区主办的各类主持人大赛中崭露头角;2011年10月,该专业2007级学生刘毅龙拍摄的纪录片《锡伯文化的传承》荣获第二届全国校园摄影作品展示活动DV赛项大学组二等奖;2014年5月,该专业2011级学生迪力亚尔创作的反映新疆塔城地区哈萨克族游牧民原生态生活的人文纪录片《游牧人家》一举夺得第九届“科讯杯”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国际分组赛西部组纪录片类金奖及“科讯杯”第九届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总决赛“最佳音效大奖”,为学院争得了荣誉。整体观之,以上六个方面的内容既相互区别,各有侧重,又互为联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该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主要内容。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前文所述,该专业自办学以来,在教学计划及实践教学方案的调整与修订、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了多方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进一步深化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也面临着复杂的矛盾和问题。 (一)缺乏真正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专职教师 从2001年开办之初没有1名专任教师,发展到今天拥有8名专职教师,该专业师资紧缺的情况有所好转,且80%的专职教师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和讲师以上职称,专职教师的学历、职称水平也有较大提升。但8名专任教师中,有实际操作能力,能够承担实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仅有3名。可以说绝大多数专职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从学生到老师,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但实践经验严重缺乏。为避免照本宣科,纯理论背景的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往往会采用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等方法加以弥补,但因为其自身缺乏新闻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所以他们对案例的解读与分析往往加上自己想当然的理解,也因此往往与媒体实际并不相符。这样一来,课堂教学内容与媒体实践的脱节也就不可避免。即便是有一定操作能力,能够承担实验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他们所开设的实验课程,也往往是依托实验课教程,一般是由教师先讲,学生按照教师的布置或实验教材指导书上的步骤,按部就班地完成实验操作。在这种模式下,虽然也有实验能力的培养,但这种实验能力是被当作技能并以“知识”的形式加以传授的,教师自身缺乏对知识的迁移能力和创造能力,必然导致学生“创造性”应用能力培养的缺失。由此观之,缺乏真正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专职教师,是目前直接影响该专业实践教学质量和效果最为关键和最为突出的问题。近年来,该专业也曾经倡导专职教师去媒体观摩、见习或进行专题调研,但因为目前学院教师工作量考核体系只承认学时,即课堂教学工作量或其他能折算成教学工作量的工作(毕业论文指导、专业实习指导等),教师因而缺乏主动参与媒体实践的积极性。 (二)实践教学的主体单一,缺乏与媒体行业的深层次合作 尽管经过十余年的摸索,我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但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实践教学的主体比较单一。高校与媒体行业的交流还停留在依托专业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的层面,缺乏较深层次的合作。与媒体对接、合作办学等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尚未展开,人才培养脱离媒体实际的矛盾比较突出。 三、相关对策 (一)培养“双师型”教师 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界的通则和共识是新闻传播教育一定要学用结合。在国外,新闻学专业教师通常要有较长时间的媒体从业经历,很多人甚至认为,新闻从业经验而非博士学位,才是聘任一位新闻学专业教师的先决条件。但在我国,大部分高校新闻院系的教师普遍缺乏新闻从业经历和实践经验,高校专业教师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一般都是硕士、博士。实际上,教师的学历层次越高,实践经验往往也越少。目前,内地高校新闻院系为解决此问题一般要求从事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的教师到新闻单位实习或在新闻单位兼职。我院也可以借鉴此类做法,有计划地选派部分专职教师到媒体见习或在本地媒体做一些兼职工作。当然,为调动教师主动参与媒体实践的积极性,学院教学管理部门应考虑将教师去企业(含媒体)观摩、见习、兼职工作等与毕业论文指导、专业实习指导一样,折算成一定的教学工作量。总之,采取可行的措施,下大力气培养既熟悉媒体工作,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又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的“双师型”教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专业教师理论与媒体实践严重脱节的矛盾。 (二)积极探索新闻院系与媒体行业协同创新的机制 2012年4月,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协同创新的理念。简而言之,协同创新是国家提升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旨在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与各类创新力量开展深度合作,探索创新要素有机融合的新机制,以实现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同步提升。在探索新闻院系与媒体行业协同创新机制方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走在了前列。早在2001年12月,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共建新闻学院,在全国首创地方党委宣传部门和高校共建新闻学院的模式。部校共建“推动记者编辑进课堂,教师学生进媒体”,打通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促进了业界与学界互动、教学与科研贯通,充分利用业界资源,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质量的复合型、应用型新闻人才的同时,进一步整合发挥了复旦大学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对新闻教育教学改革作出了可贵的探索。2014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将课堂搬进央视《今日说法》演播室,开展“法制报道案例分析”课的现场教学,使新闻课堂与实践进一步接轨。以上案例在高校新闻院系教学改革中尽管并不一定是普遍现象,但它预示了未来新闻教育改革的方向。无疑为我们探索地方高校与媒体行业如何建立协同创新的机制,建立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实践教学体系,进而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作者:曹丽虹 关清泉 单位: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伊犁电视台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专业双语教学论文 一、双语教学的定义及教学模式 双语的英文是Bilingual,美国传统词典(双解)解释为“①能熟练地使用两种语言的:使用或能使用两种语言的,尤指同样或几乎同样流利地;②用两种语言的:恰当地使用两种语言的,以便促进那些掌握母语而正在学习另一种语言的学生的学习”。《国际教育百科全书》认为双语教育的最低标准应该是一种在教学的某些过程中至少使用两种教学用语的教育。教学使用两种语言,不一定同时使用,不必在同一学期内使用,而是在各年级连贯地使用两种语言。对于双语教育一词,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西格恩(Siguan)和麦凯(Mackey)对“双语教学”的理解是指一个把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体系,其中的一种语言往往是——但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语言。”①将“双语教学”作为一个教育体系,它则是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教育系统中老师、学生、教学媒体、教学内容的四个基本要素同样也是“双语教学”的四个基本要素,②这样有利于从系统的角度进行双语教学的设计、评估及优化。双语教育英语为“bilingualeducation”,但国内几乎是将“bilingualeducation”翻译成“双语教学”,也就是说国内学术期刊中提到的“双语教学”其研究的就是“双语教育”,而不在是“BilingualTeaching”。 我国高校双语教学一般是指高校试图通过大量运用外语(当前主要指英语)进行学科教学以达到培养双语人才目标的教育。它以外语应用为目标,实现语言形式与学科内容统一,促进大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尽快与国际接轨。目前国外流行的双语教学模式有三种,浸润式(immersion)、过渡式(transitionalbilingual)和维持式(maintenancebilingual)。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双语教学不但使学生掌握双语,还连带着使学生理解、认同和掌握两种不同的文化。浸润式(immersion)是在实施了特定的语言环境和条件下,让学生完全沉浸在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环境之中,完成学习任务;过渡式是一种将第二语言(或外语)作为教学媒介语逐步导入教学全过程,即学生进入学校后部分或全部使用母语,然后逐步转变为只使用第二语言进行教学;维持式是指在将第二语言(或外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同时,继续用母语来维持学生理解的一种教学模式。二、高校双语教学的特点 我国的“双语教学”与国外的“双语教学”相对比在有着显著的不同,主要体现在,①国外的双语教学的目标是解决少数民族及移民通过学习第二种语言融入其主流社会,国内高校的双语教学主要是以“加强英语,提高英语习得的效率”为出发点的;②语言环境不同,国外双语教学都是在以英语为社会主流或官方语言的环境下进行的,而我国双语教学基本和是在没有语言环境情景下进行的;③师资配备不同,以美国为例,双语教学基本上都由操本族语(母语)的教师授课,而汉语均由讲汉语的华裔教师教授,华裔教师不仅能讲两种语言,更能同时用两种语言的思维方式进行教学。回顾我国的双语教学历程,在双语教学过程中应当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1.层次性 由于我国高校数量及办学规模差异性大,教育资源的配备、及地域等条件的制约,双语教学无论从学生、教师、教学内容、教学媒体的选择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硬件上的差异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行政及市场手段得以解决,但软件上(学生水平、师资水平等)的差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这样有助于我们开展不同层次的双语教学活动,从而保证教学效果。要在吸收国外成功双语教育经验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课堂英语渗透力度因所处地区,学校财力,教师水平,学生水平,使用教材,学科要求和应试权重的不同而异。这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客观因素,应当容许渗透力度有大有小,在不同层次上展开。我国双语教学的层次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的改变。 2.多样性 要正确认识我国的双语教学,其内涵应当是双语教育,实际上双语教育是更加广阔的一个概念。推行双语教育,不仅仅是第二语言的习得,恐怕更是一种综合文化素质的习得和人文底蕴的提高,双语教育不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之中,更应当贯穿在学生的课外学习之中。中国的外语教学在课堂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从儿童时期持续到大学毕业,而效果并不理想,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反思,并在双语教育中注意解决的东西。中国以往的教育过多地注重了课堂教学及教师的主宰作用,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及教育观念的更新,借助于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学校教育更加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双语教学不能只局限于课堂,应当选择不同的教学策略,不论是什么模式的“双语教学”,能起到加强英语,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就行。 3.连续性 知识更新的加快,终生教育成为现实。随着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不断加大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有些地方在小学、中学阶段就已经开始双语教学,这使双语教学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学校学习之中,双语教学从时间上来看是连续进行的;学生进入大学后,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从大学英语到专业外语再到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从大学生的课程体系来看,大学英语、专业英语可以视为双语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学的双语教学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三、对新闻传播专业双语教学的思考 新闻教育领域开展双语教学,最早的是在1978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创办的新闻系,由中国社科院、新华社、中国日报三家联合设置英语新闻采编专业。从1978年到1989年,该专业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优秀人才。在高校的实践起源于1983年,由、国家教委、新华社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在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中国新闻学院等高校开设双学士学位的国际新闻专业。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过度到普及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相继开设了新闻学专业,由94年的66个急剧增加到2006年的661个,双语教学也在各学校展开。新闻专业的双语教学工作受到学校及教师的高度关注,高校新闻专业的双语首先要根据学校的总体目标和发展规模,办学类型、层次、学科专业、服务面的向的定位,开展不同层次的双语教学。只有定位准确,才能事实求实地运用现有资源,并积极创造条件,将双语教学做实、做好,对双语教学提出过高的,立竿见影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鉴于师生外语水平的局限性和差异性,以及外文教材选用中的现实状况,在教学要求、建设目标上应当注意结合实际,体现双语教学的层次性;③其次,要认真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由于新闻学专业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更应当充分运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开展多样化的双语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新闻学专业的双语教学应当根据各校的人才培养计划,本着层次性、多样性、连续性的原则展开,办出自己的特色。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研究论文 一、新闻学专业的基本类型与新闻学实验室建设现状 目前我国新闻学或者相近专业有600多个办学点,根据各个大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创办新闻学专业的前提分析,我们可以把目前高校新闻学专业分成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现状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1.理工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理工科院校由于理工科对技术和实验的依赖性,因此实验室都比较完备而且具有较大的规模。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闻学专业大多是依靠学校既有的相关的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比较注重实践性,对技术性强调比较多。从实验室建设角度看,理工科型学校各种实验室比较完备,有不少完全可以和新闻学专业共享使用,或者适当改造适应新闻学专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实验室建设经费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理工科型院校的领导经常接触各种层次实验室建设的报告,这种报告经常涉及到大宗的经费,相比而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使用的经费是相对有限的,因此非常容易得到批准。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理工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但是由于过于依赖技术,他们能站在技术的前沿,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理论的把握。这应当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2.文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这种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一般最开始都是挂靠相关的文科专业起家,因此人文色彩比较浓厚,理论建设比较完备,科研上也比较突出。但是客观地讲,实验条件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方面体现在文科型学校科研和教研经费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校始终把新闻学专业定位为一个文科型专业,在新闻学专业投入上相当有限。这使得新闻学专业在发展上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其实即使在文科型院校,投入一定的资金办好新闻学专业,还是可以产生相应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如果领导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文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将大有可为,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分析。 3.综合性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对于综合性院校来说,后起的新闻学专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生存空间上讲,学校领导一般都会在新生事物上投入相当的物力和人力,这使得这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一般起点都比较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都会形成一定的特色在全国产生相应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新闻学专业一般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上能够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4.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例如体育院校创办的体育新闻专业、财经院校创办的财经新闻专业、农业院校创办的农业新闻专业、外语院校创办的国际新闻(涉外新闻)专业等。这些新闻学专业创办单位往往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将自身的专业和新闻学结合起来,打造复合型人才,在业界也有着较好的影响。因为要打造特色,学校也往往能够在新闻实验室建设上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相比较而言,外语学院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偏向文科性,有点类同上面谈及的第三种情况。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能够把自身优势同新闻学结合起来,学生的就业市场一般比较广阔。不过目前专业院校新闻专业存在的问题是,教师在教学时存在两张皮的状况,也就是懂新闻的老师不太懂体育、经济等专业,懂经济、体育专业的老师又在新闻传播方面少有研究,这一点是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的。 二、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投入上的思维误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在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中,文科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例如场地非常有限,经费投入有限使得实验器材相当短缺,实验室也缺少专人管理,这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 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和相关人士存在相应的思维误区有着密切关系的。根据具体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学专业作为一个文科专业,不需要有太多的实验 目前,很多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最开始都是依托中文系或者其他社科系创办起来的。中文等院系深厚的人文氛围的确为新闻学专业的成长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因为这种情况,有些领导就认为,既然新闻学专业依托中文专业或者其他相关专业,就应该强调学生多写多练,有相关人士就曾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过:新闻学专业是依托强大的中文系创办起来的,你们应当发挥中文系的先天性优势,让学生勤写多练,至于实践操作,等他们到媒体工作后,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媒体虽然每年都会招聘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加盟自己的队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强调工作经验,强调动手能力。试想,我们的学生一没有工作经验,二没有动手能力,怎么找到一个好工作,继而弥补自己在学校学习过程所存在的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虽然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用一定的虚拟性实践操作环节,但是这只能相对缓解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而不能起到根本替代性的作用。 2.新闻学专业投入大经费是否值得? 的确,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必要的,例如师范院校应当坚持自己师范教育特色而不能放松,非师范专业始终只能充当师范院校里面的配角。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想法的存在,使得决策者在新闻学专业的扶持力度上非常有限。他们的考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国有很多知名院校都有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我们的新闻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可能和别人竞争(何况有很多媒体宁愿招聘名校的非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而不要二三流高校里面的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的新闻学专业是不可能办得很大的。另一方面,我们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各院系之间的老师许多时候还可以打通使用,但是新闻学专业同其他专业相通性不是很大,因此在投入上是非常大而效益是相对有限的。文科型院校尤其是师范型院校,本来在教学科研经费上就比较紧张,没有必要耗费太多人力和物力来将这样一个专业做得非常好。正是这样两方面的考虑,学校是不太情愿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新闻学专业上。 三、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产出分析 目前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风起云涌,很多学校都在加大投入,努力打造强大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争取使得自己学校的这个新办专业能够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在新闻业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决策者在思维上不能走出上述的一些误区,就会使得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发展相对艰难得多。 实验室建设是新闻学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实验室办好,学生才能学以致用,教师才能把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目前很多职业技术学院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很容易得到媒体的第一认同感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媒体很快就显示其后劲不足,这是因为理论功底过于薄弱所导致的)。因此,学校加大力度建好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将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我们自己为例,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目前是海南省惟一的新闻学本科教学单位,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快速发展,其未来前景将非常可观。如果丧失这一最好发展时机,以后发展将会更加艰难。目前学校对我们新闻学专业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最主要是在考虑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认为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是一个高投入,基本上没有什么产出的“买卖”,在“教育经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今天,有这方面的考虑是应有之意。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在产出上绝不是无所作为,相反,它极有可能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甚至是其他专业或者学科门类所无法替代的。 1.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新闻学专业虽然主要是面向内地招生(每届五六十名学生中,海南籍的学生只占到10%左右),但是学生在海南学习生活四年之后,不少学生会把海口作为自己择业的第一选择地。如果学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学生在学校能够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加上专业教师和海南本地媒体的友好往来,我们的学生留在海南媒体工作是有很大可能的。学生就业形势好,这无疑成为招生宣传的一张名片,会促使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作为自己求学的地方,这样海南师范大学的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无疑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相反,假如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因为动手能力太差而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那就会相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些本来打算选报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会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与之擦肩而过。 2.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实验室也能给学校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也可以体现在几个层面: 第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如果比较完备的话,学校各个层次的宣传可以借助新闻学实验室这一平台得以完成。这样,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实践性平台,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更早进入媒体操作角色,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省不少经费开支。 第二,目前海南媒体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给新闻学专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海南各媒体目前在设备上是非常紧张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和相关频道或栏目合作,将部分制作场地搬至我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进行,收取相应的机器使用经费,这些经费一部分可以用以实验室的维修和保养,另一部分可以进一步适当扩大实验室规模。第二方面,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正在各级广播电视媒体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离”的原则。这无疑给社会上的民营广播电视机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相关的条件成立一个广播电视制作公司,制作相应的广播电视节目出售给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这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3.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关联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既能够给学校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两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我们借助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立相应的影视制作机构,一方面给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如果我们能够走出思维误区,加大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投入,新闻学专业是可以做大做强的,然后,新闻学专业将用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来反哺学校。这样,我们的新闻学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才能真正走上发展的快轨道。 摘要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上是相对薄弱的,这主要缘于决策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思维误区。如果我们能克服相应的思维误区,新闻学教育就能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科型新闻学教育分析论文 一、新闻学专业的基本类型与新闻学实验室建设现状 目前我国新闻学或者相近专业有600多个办学点,根据各个大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创办新闻学专业的前提分析,我们可以把目前高校新闻学专业分成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现状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1.理工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理工科院校由于理工科对技术和实验的依赖性,因此实验室都比较完备而且具有较大的规模。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闻学专业大多是依靠学校既有的相关的理工科专业,一般都比较注重实践性,对技术性强调比较多。从实验室建设角度看,理工科型学校各种实验室比较完备,有不少完全可以和新闻学专业共享使用,或者适当改造适应新闻学专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实验室建设经费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理工科型院校的领导经常接触各种层次实验室建设的报告,这种报告经常涉及到大宗的经费,相比而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使用的经费是相对有限的,因此非常容易得到批准。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理工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但是由于过于依赖技术,他们能站在技术的前沿,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理论的把握。这应当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2.文科型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这种学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一般最开始都是挂靠相关的文科专业起家,因此人文色彩比较浓厚,理论建设比较完备,科研上也比较突出。但是客观地讲,实验条件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方面体现在文科型学校科研和教研经费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体现在学校始终把新闻学专业定位为一个文科型专业,在新闻学专业投入上相当有限。这使得新闻学专业在发展上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其实即使在文科型院校,投入一定的资金办好新闻学专业,还是可以产生相应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如果领导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文科型院校里面的新闻学专业将大有可为,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分析。 3.综合性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对于综合性院校来说,后起的新闻学专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生存空间上讲,学校领导一般都会在新生事物上投入相当的物力和人力,这使得这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一般起点都比较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都会形成一定的特色在全国产生相应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新闻学专业一般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上能够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4.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 例如体育院校创办的体育新闻专业、财经院校创办的财经新闻专业、农业院校创办的农业新闻专业、外语院校创办的国际新闻(涉外新闻)专业等。这些新闻学专业创办单位往往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将自身的专业和新闻学结合起来,打造复合型人才,在业界也有着较好的影响。因为要打造特色,学校也往往能够在新闻实验室建设上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实验室条件一般都比较好。相比较而言,外语学院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偏向文科性,有点类同上面谈及的第三种情况。专业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因为能够把自身优势同新闻学结合起来,学生的就业市场一般比较广阔。不过目前专业院校新闻专业存在的问题是,教师在教学时存在两张皮的状况,也就是懂新闻的老师不太懂体育、经济等专业,懂经济、体育专业的老师又在新闻传播方面少有研究,这一点是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的。 二、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投入上的思维误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知道,在四种类型的新闻学专业中,文科型院校创办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例如场地非常有限,经费投入有限使得实验器材相当短缺,实验室也缺少专人管理,这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 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和相关人士存在相应的思维误区有着密切关系的。根据具体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思维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学专业作为一个文科专业,不需要有太多的实验 目前,很多文科型院校新闻学专业最开始都是依托中文系或者其他社科系创办起来的。中文等院系深厚的人文氛围的确为新闻学专业的成长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因为这种情况,有些领导就认为,既然新闻学专业依托中文专业或者其他相关专业,就应该强调学生多写多练,有相关人士就曾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过:新闻学专业是依托强大的中文系创办起来的,你们应当发挥中文系的先天性优势,让学生勤写多练,至于实践操作,等他们到媒体工作后,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媒体虽然每年都会招聘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加盟自己的队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强调工作经验,强调动手能力。试想,我们的学生一没有工作经验,二没有动手能力,怎么找到一个好工作,继而弥补自己在学校学习过程所存在的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虽然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用一定的虚拟性实践操作环节,但是这只能相对缓解实践操作上的不足,而不能起到根本替代性的作用。 2.新闻学专业投入大经费是否值得? 的确,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必要的,例如师范院校应当坚持自己师范教育特色而不能放松,非师范专业始终只能充当师范院校里面的配角。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想法的存在,使得决策者在新闻学专业的扶持力度上非常有限。他们的考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国有很多知名院校都有新闻传播相关的专业,我们的新闻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可能和别人竞争(何况有很多媒体宁愿招聘名校的非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而不要二三流高校里面的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的新闻学专业是不可能办得很大的。另一方面,我们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各院系之间的老师许多时候还可以打通使用,但是新闻学专业同其他专业相通性不是很大,因此在投入上是非常大而效益是相对有限的。文科型院校尤其是师范型院校,本来在教学科研经费上就比较紧张,没有必要耗费太多人力和物力来将这样一个专业做得非常好。正是这样两方面的考虑,学校是不太情愿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新闻学专业上。 三、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产出分析 目前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风起云涌,很多学校都在加大投入,努力打造强大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争取使得自己学校的这个新办专业能够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在新闻业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决策者在思维上不能走出上述的一些误区,就会使得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发展相对艰难得多。 实验室建设是新闻学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实验室办好,学生才能学以致用,教师才能把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目前很多职业技术学院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很容易得到媒体的第一认同感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媒体很快就显示其后劲不足,这是因为理论功底过于薄弱所导致的)。因此,学校加大力度建好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将会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我们自己为例,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目前是海南省惟一的新闻学本科教学单位,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性优势,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快速发展,其未来前景将非常可观。如果丧失这一最好发展时机,以后发展将会更加艰难。目前学校对我们新闻学专业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最主要是在考虑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认为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是一个高投入,基本上没有什么产出的“买卖”,在“教育经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今天,有这方面的考虑是应有之意。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在产出上绝不是无所作为,相反,它极有可能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甚至是其他专业或者学科门类所无法替代的。 1.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新闻学专业虽然主要是面向内地招生(每届五六十名学生中,海南籍的学生只占到10%左右),但是学生在海南学习生活四年之后,不少学生会把海口作为自己择业的第一选择地。如果学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学生在学校能够把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加上专业教师和海南本地媒体的友好往来,我们的学生留在海南媒体工作是有很大可能的。学生就业形势好,这无疑成为招生宣传的一张名片,会促使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作为自己求学的地方,这样海南师范大学的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无疑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相反,假如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学生因为动手能力太差而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那就会相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些本来打算选报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会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与之擦肩而过。 2.新闻学专业产生的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实验室也能给学校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这也可以体现在几个层面: 第一,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如果比较完备的话,学校各个层次的宣传可以借助新闻学实验室这一平台得以完成。这样,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实践性平台,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更早进入媒体操作角色,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省不少经费开支。 第二,目前海南媒体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给新闻学专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海南各媒体目前在设备上是非常紧张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和相关频道或栏目合作,将部分制作场地搬至我校新闻学专业实验室进行,收取相应的机器使用经费,这些经费一部分可以用以实验室的维修和保养,另一部分可以进一步适当扩大实验室规模。第二方面,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正在各级广播电视媒体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离”的原则。这无疑给社会上的民营广播电视机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的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相关的条件成立一个广播电视制作公司,制作相应的广播电视节目出售给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这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3.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关联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新闻学专业实验室既能够给学校带来社会效益,又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两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我们借助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立相应的影视制作机构,一方面给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如果我们能够走出思维误区,加大新闻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的投入,新闻学专业是可以做大做强的,然后,新闻学专业将用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来反哺学校。这样,我们的新闻学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才能真正走上发展的快轨道。 摘要文科型新闻学专业在实验室建设上是相对薄弱的,这主要缘于决策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思维误区。如果我们能克服相应的思维误区,新闻学教育就能实现投入和产出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文科型新闻学专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分析论文 [摘要]: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相应的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先后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或主张新闻学吸取传播学来完善自身,或倡导用传播学来取代新闻学,或批评传播学统治了新闻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缺乏深入的体认。本文在回顾有关讨论演进轨迹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入辨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主要是大众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相互交织,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促进彼此间的互动与吸取,使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而使新闻学与传播学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必人为轩轾,制造“你死我活”的无谓争论。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关系 一、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历史回顾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逐渐呈现在国人的学术视域中。这是因为,要阐述什么是传播学,就牵涉到与新闻学的关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1]显然,这样的比较已涉及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 进入90年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学科建设问题。1992年,王泽华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提出“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不同层次和分支,但传播学又不能代替新闻学。”[2]从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就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96年,喻权域《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写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作者利用会议空隙“与来自各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学者专家,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接触过的所有学者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3]作者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开展调研,且强调“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显然包含了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学界已经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 检索有关文献,不难发现90年代中期确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1994年,明安香在《新闻学向传播学的历史性发展》一文中写道,随着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新闻学’这一传统概念和术语同其所研究的众多媒介对象、庞杂的传播实践相比,就像恐龙蛋同其破壳而出迅速为庞然大物的恐龙一样,极不相衬、极不适应。”因此,“当前世界上新闻学正在向传播学发展”,这是一种“历史性趋势”。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确定无疑进入了大众传播阶段。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我国新闻学研究及时转入到以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为主的研究,已经势在必行。”[4]尽管明安香没用“取代”一词,但文章内容特别是结论确乎有“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意味。1995年,邵培仁在《新闻传播学》一书中则明确提出:传统新闻学“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老,即将成为‘一门绝望的学问’”,“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5]。因此,“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这实在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趋势,历史的必然,并不以那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左右它、阻挡它。”[6]其后,邵培仁在一篇论文中又重申:“用‘新闻传播’取代‘新闻报道’、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乃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7]邵培仁的说法是“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不过他又说“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将其观点概括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似乎不成问题。与邵培仁的主观设想不同,裘正义则从事实上判定传播学已开始取代新闻学。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学科的发展即意味着否定。传播学通过自身的研究已部分地取代了新闻学。”[8] 正是由于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议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1996年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李启在《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中作了专门探讨,认为“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和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研究的重点(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提供的知识和理论也不同,因而相互之间不可能取代。”“传播学同新闻学的关系,可以定位为传播学是一门同新闻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科学。”[9]1996年5月8日,《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举行专题研讨会。“会议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不过,对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会议“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性意见,但是,从中大家都感觉到传统新闻学教学与研究的困境,更看到传播学在我国已站住了脚跟。”[10] 由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学界在如何对待传播学的问题上先后产生了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倡导主张借鉴、吸取传播学来改革、发展传统新闻学;一种则是强烈批评传播学对新闻学的“侵占”乃至“一统”天下。 1998年,李良荣、李晓林在《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一文中提出:“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借鉴大众传播学的优秀成果是新闻学的当务之急。”对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哪些内容”来“为己所用”,文章说:“首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优秀内容受众理论”;“其次,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理论”;“最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中有关媒介经营理论”。[11]从字面上看,“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这一表述很容易被解读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然而,作者的本意是吸取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理论来改革和发展传统新闻学。应当说,这种思路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的一种主流思路。正如吴廷俊所说:“1984年至1988年,中国传播学出现一次高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12] 2001年,李希光在一篇文章中慷慨激昂地发问:“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李希光认为,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新闻学专家和学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传播理论家手中,其结果是用理论传播学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而“用传播学那种经院式的教育模式一统新闻传播院系,将会影响新闻院系与主流媒体业界的关系”。“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13]李希光的这些批评,点燃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声讨”传播学的炮火。后来有论者呼应说:“传播学成为了近几年来新闻界最为时尚的新闻术语,以至于一些年轻的新闻理论工作者断言道:未来的新闻将是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新闻学消失论乃至于成为了一种时髦,在许多人的嘴里传播着。”“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新闻学渐渐模糊着自己的本质,甚至有被传播学所取代的趋势。”[14] 有学者认为,李希光的文章“失之偏颇”,“但问题却很尖锐,可惜没有形成讨论”[15]。其实,回应是有的,不过没有指名道姓。2002年,张骏德《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一文,认为传播学的引进“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16]这些论述,显然是针对李希光的。 如果说1996年前后出现的第一次讨论主要是关注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那么2001年以后出现的第二次讨论则聚焦传播学是否支配了新闻教育,即事实上开始取代新闻学。因此,在第二次讨论中不仅有以李希光为代表的一方在“讨伐”传播学“侵占”了新闻学的领地或“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也有另一方的论者在感叹传播学教育尚未走出新闻学的阴影。汤晓羽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课程设置雷同,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渊源在于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似乎总是受到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在课程设置上也跳不出新闻学的旧框框。传播学的课程安排无非是一两门传播学基本理论之类的专业必修课,如传播学概论等,再加上新闻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课程,涵盖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名为传播学,实际上还是新闻学范畴。”[17] 孰是孰非?难以简单回答。上述争论之所以反复出现,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不容忽视的是,人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各自的规定性还缺乏准确的把握,对其区别与联系也缺乏深入的辨析。因此,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必须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或定位。张国良指出,“立足于中国,展望传播学科的未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的定位,包括它与新闻学科的关系。”[18]不少学者也强调:“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9],“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2],“无论是传播学还是新闻学的发展,首要任务是搞清学科界限”[21]。 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 搞清学科界限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强调这一点,难以避免片面性,辩证的方法是既弄清学科界限,又看到学科联系。只有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以及相关的我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现状,才能科学地判断上述两次争论的是是非非。 前已述及,《新闻大学》编辑部1996年曾专题研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但会议综述表明,大多是即兴发言,分析并不深入。倒是过去十多年间的几篇专题论文,阐述还相对充分一些。这些文章主要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王泽华,1992)、《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李启,1996)、《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李良荣、李晓林,1998)、《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张骏德,2002)等。由于张骏德的文章论述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引用李良荣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李启的文章侧重介绍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只有王泽华和李良荣等的文章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王泽华从研究视角、研究侧重点、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比较其区别,李良荣从学科背景、研究领域、主攻方向、研究方法、研究风格五个方面比较其差异。两位学者的表述有所差异,有的名异而实同,如“研究视角”与“研究风格”,都是说新闻学着眼微观而大众传播学侧重宏观,“研究侧重点”与“主攻方向”也基本一致,“学科属性”与“学科背景”也有一定关联性。当然,各自的阐述有所不同。两位学者也注意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但王泽华只说了一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良荣则认为:新闻与信息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同胞式的研究内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具有重叠性,新闻学的“读者需要”理论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衔接”[22]。 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位学者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异同的分析都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描述,而且是以个人的观察为依据的描述,难免主观随意,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关键句与具体阐述之间时有不吻合或不准确的现象,显得学理分析不足。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国人所引介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即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尚未得到充分介绍,论者对传播学的理解局限于主流传播学,几乎没有考虑到批判学派的传播学,比较分析的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在对传播学有了更充分更全面更深入认识的今天,我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同的把握,理应更加科学而且准确。 应当承认,要科学而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传播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本身就有争议。潘忠党2003年在为《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所作《总序》中指出:“虽然‘传播学’在教育部认定的学科分类中被安放在了‘新闻传播学’之下,但它的学科面貌仍然不甚清晰。即使在被认为是‘传播学’发生的美国,它也是一片混沌。曾有学者力主‘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science)’,但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达涉及传播现象的某一类研究,主要是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而建立的传统。很多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批判研究的学者,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媒介研究(mediastudies)’;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studies)’。这不是刻意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对传播现象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取向,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各有侧重,也各有所好。”潘忠党表示,他“更倾向于使用‘传播研究’”的表述,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应全面开放,不必画地为牢”。因为“大众传播研究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ofstudy),而尚不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独立学科(discipline)[23]。潘氏之论,先获我心,深为赞同。当然,国内学界也有比较中庸的看法:“大众传播学既是独立学科,又是重要的研究领域。”[24] 为行文方便,姑且悬置传播研究的学科性论争,仍采用国人惯用的“传播学”及“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作比较,同时充分考虑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的异质性。本着这样的立场,我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特别是与大众传播学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异同。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媒介范围的异同,一方面是媒介内容的异同。在媒介范围方面,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媒介,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也涉及新闻期刊,现今还有互联网;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即新闻媒介加上电影、书籍,新闻期刊也扩展为所有不同种类的期刊。在媒介内容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概括为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等五种主要的信息类型[25],那么,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与言论两块内容,而且主要是围绕着新闻与言论之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制、出版等“新闻工作”来进行研究。大众传播学则研究包括新闻与言论在内的所有信息类型,而且是将其作为一种整体来加以研究。诚然,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这些信息类型各不相同,如何作为整体来研究?要知道,大众传播学并不是一般地描述这些信息类型,而是从传播过程切入,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活动所共有的传播规律,这是主流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过程所赖以进行的社会生产机制,以及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色情、暴力对青少年所产生的影响等等,这是批判学派传播学所关心的问题。 (2)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的异同。长时间以来,所谓“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或者说“新闻学偏于‘术’研究,传播学则偏于‘学’的研究”之类说法,已被固化为人们的“常识”。其实,这样的理解并不准确。因为,这种比较忘记了传播学也有其业务研究的应用学科——公共关系与广告,只拿国人心目中作为概论性质的“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相比。如果承认新闻、广电、公关、广告都是不同形态与质态的传播活动,而且承认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传播规律,广播电视学是研究广播电视规律,公关学是研究公关活动规律,广告学是研究广告活动规律,那么就应当承认,大众传播学是研究包括新闻、广电、公关、广告在内的所有形态与质态所构成的传播活动总体的规律。换言之,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层面是基于新闻、广电、公关、广告之上的一般性传播规律的整体性层面,因而其学理层面也就比新闻学的学理层面更加抽象,更加一般,也更富有理论的概括性和指导性。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传播学的应用学科,比如公关、广告的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又处于大众传播学之下与新闻、广电相类似的层面上。 (3)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异同。这里,必须注意主流传播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与传播学批判学派之间的原则性分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及其不同学派的产生可以看出,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差异导致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性差异。传统上,新闻学是为培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媒体人才而产生的,因此,新闻学研究与教育一方面注重职业技能的培训,一方面注重专业理念或专业伦理的培养,也就是注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灌输与养成。归根结底,新闻学具有鲜明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美国主流传播学则是为了满足政治、军事、企业等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而产生的,具体说,是为了探究媒体企业如何争夺商业广告、广告主怎样获得理想的广告效果、政治竞选采取什么传播策略、国家军队如何开展战时宣传等问题而出现的,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方法与策略,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难怪有学者认为,“美国传播学……本质……就是一个企业运作的理论。通过对社会学、心理学一些现象的缜密分析以求找到获得最大传播效果的方法,如果套用商业语言的话,就是如何投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26]因此,美国主流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行为科学取向,是社会科学。而传播学批判学派往往将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视为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组成部分,着眼于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乃至哲学的角度综合探讨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着重研究传播现象的阶级性、历史性与社会性,尤其重视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体制、传媒文化工业、传媒与权力等根本问题的批判性考察和深层分析,追求的是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具有鲜明的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要注意的是,尽管传播学批判学派与新闻学都具有人文取向,同属人文学科,但两者的学术立场仍然同中有异:传播学批判学派是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而新闻学仅仅是强调要正面传授人文理想。相应地,两者所关注的学术问题处于不同层次,新闻学偏重“术”而传播学偏重“学”,可谓精神相通而层次有别。 (4)研究方法的异同。传统新闻学从来没有单独将研究方法作为问题提出来,这表明新闻学缺乏研究方法的自觉。这自然是一种基于科学主义立场所作的判断。事实上,新闻学主要是运用归纳与演绎这些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开展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业务操作,即新闻的采、写、编、评,以及新闻节目的摄影摄像与制作。美国主流传播学一直强调运用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等“科学性”方法来研究传播效果,通过量化与统计的过程来求得实证性的结论,对传播实践作出准确的事实判断,作为改进传播活动的依据。与主流传播学注重事实判断不同,传播学批判学派则注重传播现象的价值判断,认为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不可能从根本上阐明纷纭复杂的传播现象,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明显的哲学思辨特征,以确保其理论思想能从宏观的总体的辩证的高度上把握传播的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传播学批判学派不仅迥异于主流传播学,而且与新闻学相比也是同中有异,因为其哲学思辨已深入到辩证逻辑的范畴,而新闻学主要运用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方法,尚处于形式逻辑阶段。当然,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常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所共同采用,这又是其相同的一面。为明确起见,我们可以将以上各项内容列成如下简表:新闻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新闻媒介; 人文学科取向; 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研究方法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形式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实证的科学方法: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哲学思辨(辩证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 1962年,托马斯·库恩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的过程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的变化就是范式(paradigm)的转换。所谓范式,就是一套共同的科学习惯,“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27]。借鉴库恩范式理论的思想,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这几个方面的异同所构成的整体,决定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差异与内在联系。三、正确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分殊与吸取 上述分析表明:在全面理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内涵之后,特别是在充分考虑传播学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异质性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往往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并非以往论者所分析或想当然的那样简明单一,泾渭分明。或许正是其复杂的学科关系,导致以往的研讨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因此,此前引起关注和争议的一些看法需要加以认真反思。 (一)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否统治了新闻学? 从学科发展历程来看,新闻学与传播学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学科发展经历了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这样几个历史阶段[28]。问题在于,能否从这样的学科发展进程得出传播学将要取代新闻学的结论?上文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质性与关联性的辨析表明,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主流传播学,抑或批判学派传播学,由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这几个方面的异质性,显然无法相互取代,而只能相互补充,相互吸取,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所谓“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设想,其实是一种急于改革传统新闻学弊端而产生的幻想,既不切合实际,也不符合学科发展规律,是一种“左”的认识误区。诚然,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比传统新闻学更富理论性,值得新闻学借鉴。然而,正如芮必峰1988年指出的那样,“就像美学无法替代其他具体艺术部类的研究一样,传播学也不能代替新闻学的研究”[29]。而且,在我国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闻学界的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主张吸取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改革和完善传统新闻学。 与“取代”说这种“左”的认识误区相对,所谓“传播学统治了新闻学”的说法则是一种“右”的认识误区。不少学者习惯于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讲“传播学有取代新闻学之势”。例如:在美国,“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了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30];“在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教育中,传播学科有取代新闻学科之势,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31]。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即“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问题在于,这种“更名”是一种“发展”还是一种“取代”,我以为,解读为“发展”更为切实。何况也有新闻院系并未更名,像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等著名新闻学院,就没有更名。再说,美国90年代以来出现的关于“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的争论[32],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美国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在传播学、传播教育发展起来以后并未被取代吗?在我国,只能说近年来传播学发展较快,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传播学“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在李希光批评“用传播学一统新闻教育天下”[33]的文章里,我们看不到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难怪黄旦毫不客气地指出,“新闻学被传播学吃掉”是一个“伪命题”[34]。 (二)传播学、传播教育是否伤害了新闻教育? 在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上,不同的国家是有差异的。在英国,新闻专业与传播专业界限严格。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RodAllen)认为:“新闻学更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传播学研究效果,而不注重过程”,“最理想的状态是,新闻系和传播是在不同的学院,因为他们对学生的培养方向和目标是不同的”[35]。在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则界限模糊。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会长乔·福特(JoeFoote)说,美国的新闻学、新闻教育与传播学、传播教育“两者常常共存于同一学院。在很多时候,很难说清楚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36]。应当说,我国的情况类似于美国。吴信训感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尤其是新闻人培养与传播人才培养的界限颇为模糊”[37],恰好表明了这一现状。 诚然,美国确有人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结合表示不满。《纽约时报》前总编辑基恩·罗伯特认为:“人文学科,如文学和历史是新闻学的天然伙伴,更贴近新闻实践和媒体实践。而从社会科学派生出来的分支学科——传播学与新闻实践没有密切关系和实际意义。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聚合’或新闻学‘陷进’传播学,制约了新闻学这门学科的价值的张扬和个性的发展。”[38]这样的看法,正是李希光用来抨击传播学、传播教育伤害了新闻学、新闻教育的主要依据。其实,罗伯特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并非不刊之论,大有商榷的余地.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新闻学探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启蒙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也。”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也许有人注意到徐宝璜也讲到代表舆论、制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同新闻学启蒙者们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他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凭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制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读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可以看出,徐宝璜所说的制造舆论与梁启超讲过的制造舆论,意思很不一样。无论是代表舆论还是制造舆论的说法,均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3、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曾发表文章,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新闻学是新闻事业产生以后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社会领域存在着作用和反作用的互动关系。有学者将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这种结构功能关系的总和称之为“媒介的生态环境”。1学者们往往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上述关系,进而将目光聚焦在某一关系层面上,并以此建立自己的理论观点甚至思想体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研究视域。 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有一系列“给定”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养职业科学家的教育机构和教科书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影响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托马斯•库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2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 研究视域显然不同于科学范式,也不具备科学范式那样的革命力量。但它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限制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规定着新闻理论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某些理论观点争论不休、某些工作原则和方法对立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样看待新闻媒介与政府或执政党的关系?新闻单位究竟应该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媒介自身的形式与媒介传播的内容何者更为重要?难道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吗?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能不能作为判断媒介优劣的标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保护消息来源等要不要有个“边界”?如果要这些“边界”该怎样划?为什么这样划?凡此种种问题,不同视域的理论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视域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视域的学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不同,对上述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的“合理性”则体现在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关系上。 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域: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在新闻学术史上,尽管四种研究视域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形发展脉络,但其间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域的研究。其次,专业视域是新闻传播由一种职业(occupation)发展成一门专业(profession)的产物,由于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进程不同,这种研究视域在各国出现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国自身看,较之其他三种研究视域,它都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研究视域。第三,特定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该国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而其他边缘化视域一方面对上述主导视域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形成某种理论张力,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无论中外,新闻学的研究视域基本上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这样一条大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 一、政治视域: 中国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为治国安民的事务或者活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现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即政治体系展开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体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视域首先与这个“焦点”联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从诞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与政府以及后来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党报理论以及发展新闻学理论等,当代新闻学中这些带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几乎都是这种视域的产物。约翰•梅里尔(JohnMerrill,1974)在总结新闻学各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circle),认为所有这些理论无非表现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经由“国家主义”而彼此相通的路径。4 政治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即逻辑起点是新闻媒介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而发挥的作用。媒介是独立于政府还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它们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集权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实体的存在,公共权威的代表,有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闻媒介毫无疑问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权力的工具之一,必须依附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就是党的工具,就应依附于党。自由主义理论坚持认为,国家只是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新闻传播也是这种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手段的新闻传播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或服从另一种手段,相反它应该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只有独立的媒体在政治体系中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管两种理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根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也不管它们还有多少花样繁多的变化形式,政治视域的逻辑归宿最终都会落实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可以说,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都是较早形成的一种研究视域。政治体系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运作形式。具体到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新闻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从时期形成的新闻理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国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此,在政治视域下追问一种新闻理论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涉及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已经超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全球新闻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则面,而国际新闻交换领域里令人瞠目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为新闻编辑人员在了解新闻透过这块水晶石后将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5 从政治视域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看,新闻媒介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倾向性与客观公正等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最多只能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几对关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别的研究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二、经济视域: 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劳动分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变成了交换者,这种交换关系把当代社会的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交换关系在人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是这种交换关系的反映和体现。“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6当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经济逻辑的典型代表。 经济视域是西方“大众化报刊”出现,媒介逐步成为一种私营企业的产物。作为一种企业的新闻媒介自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只要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采纳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形式既与政治视域相冲突,又为文化视域所不容。所以除了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新闻实践中以这种极端形式出现的媒介并不很多,以上述极端形式表现的理论也不很多。但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身影。 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两大视域的不同逻辑中。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当一种视域被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变成一种“视域霸权”后,其他视域的研究自然就会受到压制或排斥。1958年,王中因提出“报纸是一种商品”而受到压制,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受到排斥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同样,西方一些学者长期拒绝承认新闻传播的宣传作用,坚持新闻媒介是完全独立的“社会公器”等,也有这方面原因。 然而,政治与经济毕竟不是两块完全分割的领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又影响并制约经济。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两种研究视域又可能相互利用对方的理论,服务或加强自己的观点,从而把对方的逻辑纳入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比如,根据一定的政治逻辑,媒介的独立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最佳效应;但到了经济逻辑中,媒介的独立则成为有效经济运作的可靠保证。在政治逻辑中,受众(读者)观念是实现宣传效益的前提;但在经济逻辑中则成为争取广告客户、赢得更大利润的手段。从经济视域着眼,媒介集团是市场竞争中经济运作的产物,做大做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政治视域着眼,媒介集团化是应对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坚守和巩固自己的舆论阵地。 毫无疑问,党报理论是政治视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7党报理论拒斥经济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新闻学研究视域发生重大转移,经济视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明显增多,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媒介实践的发展,这种研究视域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闻学研究视域的转移是我国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媒介实践变化的反映。经济视域是对政治视域的重要补充,但不能替代政治视域,更不应变成一种新的“视域霸权”。总体上看,经济和政治都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手段。因此,包括这两种视域在内的各种研究视域的逻辑,最终应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逻辑,即服从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三、文化视域: 人是文化的动物。从人类制造的器物用品到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可以归入文化的名下。可以说,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切由人创造的、对人类构成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文化。因此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以及意义的创造、交流和理解。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文化视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视域基本上借鉴了传播学中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就像媒介文化理论基本上借鉴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样。媒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一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当然,许多研究者在对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时,也大量涉及到媒介在彰显这些内容时所处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以及人们在解读这些内容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但文化视域与政治、经济视域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区别从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8 20世纪3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使“媒介文化”研究得到广泛重视,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姆(Max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本雅明(WalterBenjamin)等。随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此作出进一步贡献,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霍尔(StuartHall)、本尼特(TonyBennett)、沃勒考特(JanetWollacott)、费斯克(JohnFiske)等。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的“批判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庞杂、成分各异,一直影响至今。总体上看,它们都非常注重从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和所有制形式来批判和审视媒介文化,9可以视为宏观媒介文化理论。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媒介组织的文化生产过程更值得关注,因为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这些描述方法,主要源于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新闻生产(当然也可以推及其他媒介产品的生产)包括“选择”(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两个重要环节。前者关系到从材料的挑选到传递成品的一系列决策,后者则与影响这些产品性质的工作惯例的运用相联系。卢因(KurtLewin,1947)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高尔图(Galtung)和鲁格(Ruge,1965)表述的“新闻价值”(newsvalues)概念,以及费什曼(Fishman,1980,1982)、塔奇曼(Tuchman,1978)的相关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选择的过程;滕斯托(Tunstall,1971,1993)、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5)、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1991)等对媒介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加工的过程。10媒介不仅仅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对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Innis)和麦克卢汉(M•McLuhan)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英尼斯(1950,1951)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介对时间和空间有自己的“偏倚性”(biased),与具体物质在场紧密联系的媒介,如羊皮纸、陶土、石块等偏倚时间,而那些轻便的、保存不那么长久的媒介,如印刷纸张、广播等偏倚空间。时间意味着历史、道德和神圣,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麦克卢汉接受并发展了上述思想,并以自己特有的表达风格,对技术媒介的意义做了更加深入和极具启发性的解读。今天的一些学者,像美国的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1990,1995)、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1999)等,仍在沿着他提出的一些思路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做进一步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视域是对政治、经济视域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所以较之政治、经济,它出现的时间相对又晚一点儿。对于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文化视域尚属一种新的研究视域,在这一视域下形成的科研成果还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基本处在译介阶段。但由这种视域所唤起的、国内学界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重视,已经产生出积极的作用。 四、专业视域: 直到如今,新闻传播是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这种争议并不影响新闻学研究中专业视域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11但事实上,几十年来,西方关于新闻专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近年来被国内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其实是只有“专业”,没有“主义”。我们所说的专业视域是一种学术立场,一套思维方式,一种理论建构。它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上,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致力于新闻学“元理论”(metatheory)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理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我们认为,新闻学要想发展到“学术性专业的层次”,这种研究视域和理论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视域对新闻学研究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外在性,那么专业视域则是新闻学研究的内在视域。它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和质的规定性来思考各种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专业视域称之为“本质视域”。 没有“主义”的专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的“主义”应该是由该专业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而不应该是为一些外部力量所强加;应该是新闻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他由”走向自由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诸如“成名的想像”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利诱的结果;应该是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统一,而不应该是历史和逻辑的割裂,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对立。因此,它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系统归纳的基础上。无论中外,新闻学似乎还缺少这种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纳,与一些更为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大量的经验性总结和太多的“拿来主义”,令一些人对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学术性专业始终表示怀疑。宁树藩(1997)曾有感于此,提出需要加强“本义新闻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设想。 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还是社会意识范畴?新闻能等同于新闻报道吗?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新闻传播?新闻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什么样的独特地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独特作用?新闻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真实、客观、公正应该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何必须坚持这些标准?这些决不是一些“没有意义”问题,也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理论空谈。恰恰相反,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才真正有“学”可言,这门学科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上厘清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公器”与“喉舌”等一系列关系,进而对新闻传播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视域,因为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事业与这些领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新闻传播毕竟有它自身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报刊“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2其他不同视域的研究可以丰富、补充甚至完善新闻学研究,但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新闻专业视域自身的研究。因此,在新闻学研究的四种不同视域中,专业视域应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轴心作用。当然,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如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一样。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自身的逻辑来源并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总逻辑,同时又是这个实践总逻辑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各种研究视域可以而且应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前提。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的创立研究论文 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经历了启蒙和创立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紧密的联系,但在观念体系上又有相当的差异。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阐述。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市场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眼光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风、谤木谏鼓之类可以通上下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以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国人最早论证报纸意义的文献是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干的《资政新篇》。他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29条改革建议中,其中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干并非没有谈到现代报纸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政府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与洪仁干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无不蒸蒸日上”。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大都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导向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述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性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像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却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讲,这里的语态显然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缘起》)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纸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的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辱、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辱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说明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说:“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敬告我同业诸君》)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报纸文章在国人眼里类似于文论诗赋,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启蒙者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维护中国的道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维新派的启蒙者们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理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例如梁启超,他在引进各种新闻学新观念时,模糊和消蚀掉了它们与儒家传统不相容的成份,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清议报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主张;现代舆论理论,则为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依据。(参见《开明专制》、《致袁世凯书》)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过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 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袁世凯和两大强权之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于是,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新文化运动中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因为中国的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而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出现的《新闻学》(1919年,徐宝璜)、《应用新闻学》(1922年,任白涛)、《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年,邵飘萍)、《中国报学史》(1927年,戈公振)等代表著作,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真正创立。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新文化运动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阜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材料看,那个时期中国南北的新闻学者们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也。”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也许有人注意到徐宝璜也讲到代表舆论、制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同新闻学启蒙者们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他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著论立说。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凭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制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读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可以看出,徐宝璜所说的制造舆论与梁启超讲过的制造舆论,意思很不一样。无论是代表舆论还是制造舆论的说法,均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1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22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种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60年代,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原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悄然出现在美国,该文论述了新新闻学的内容和社会背景,客观地评价了新新闻学的理论及实践中的价值。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乱交,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风骚,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新闻学专业论文:现象学新闻学理论体系论文 摘要 “新闻无学”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久。比起已经有了几千年历史的哲学、数学、天文、历史、地理等学科,新闻学的确是缺乏深厚的学科积奠,缺乏精致填密而独立的理论体系;比起在现代科技理性指导下兴起的建筑、医药、机械、化工等学科,新闻学似乎又缺乏了那样强有力的现实功效性和不可替代的技术指导性,流于空泛的理论。于是,这样一来,新闻学是既不够“学”,也不够“术”。 那么到底是因为新闻不足以建“学”,还是因为新闻学的历史还太短,还没有能够从那些基础学科金碧辉煌的学科大厦之下的阴影中走出来,逐渐发展起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坚固而严谨的学科体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新闻学独立学科体系的建立,并不是要脱离于人类思想成果的发展之外,独立于思想史之外重新浇铸智慧的砖瓦。相反,它应该和谐地融入进整个人类的学术发展中来,成为整个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人类思想、科技的发展也是前后相继因果相连的。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只不过是找到新闻学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合理的位置,并采用适当的方法,为起搭建可靠的根基。 在本篇论文中,作者试图以现象学的思想方法重新整理、建立新闻学的体系,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展开新闻学理论的探讨。重新建立关于新闻的本质和要素;新闻的认识;新闻的价值和守护几方面的内容,建立独立而统一的理论框架,这项研究在国内外新闻学界都尚有欠缺。因为是新闻基础理论的体系大纲,所以对具体操作上的新闻实践诸问题不作过多探讨,并且有别于以往的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文本,对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体知识、具体的业务类别等也不涉及。 关键词:现象学;新闻学;悬置还原; 1.引言 何谓“新闻无学”?新闻能否“有学”?如果可以的话,那新闻作为一“学”的理论基础应该如何建立? 1.1传统新闻学的误区在哪里? “新闻”不同于“太阳”,不是纯粹客观的实在物;新闻也不同于“三角形”,不是纯粹主观和先验的表象。因此,我们既不能将它的本体设立为一个主观或者客观的“物自体”,以为不停地向上追溯就有可能不断接近新闻的“共相”,也无法将它看成一个遵循逻各斯的有严格内在规律或者规范的存在。一言以蔽之,新闻没有被建成形而上学或其分支的基础。以往形而上学的方法,使得新闻学探讨的领域一超出经验领域也就同时超出了学科边界,跨入哲学、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等所探讨的范围。“与多学科交叉”的说法实际上正是表现出了新闻学没有自己的“根”,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无学”是真的。于是,真正属于新闻学自己的东西,很大程度上退守为不需要太多学理根基的新闻实践经验的罗列,或者,还有人以类似宗教教条的方式建立新闻学,更是不必纳入我们讨论的范围内。 1.2新闻如何“有学”? 然而,被消解了存在的新闻,并不是无意义的、散乱不可收拾的现象。人们之所以要为它建“学”,也首先是内在地感受到它包含着一些稳定的东西可以以某种方式被人的理性统摄起来。从其发生的意义来讲,新闻来源于人类历史性的活动;从其内涵的心理基础上讲,新闻建诸于人的可约定的主体间性;而从认知的层次上讲,新闻既是人审美的对象,也是知性的对象,它可以同其他一切人造自然一样,被看成是人格的对象化客体,因此它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多变的。若是以传统形而上学的眼光,的确是不屑于把新闻当成一门崇高的、深奥的学问来对待的。但是,现象学的方法则提供了另外一种人性化的视角,悬置“存在”而关注多样化多层次的心理表象,关注丰富的感性和知性直观,关注此时当下,这种方法和尺度为包括新闻学在内的诸多非基础性“显学”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和广阔的发展平台。 1.3什么是现象学的方法? 1900年,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次公开提出“现象学”的命名及其理论与方法。随即,思想史上的一次大转折由此拉开序幕,一场轰轰烈烈的现象学运动席卷了欧洲,其后几十年间,一大批现象学家如普凡德尔、舍勒、海德格尔、帕托契卡、梅络庞蒂和萨特等等崭露头角。他们相互之间差异甚大,完全不能归结为一个流派,这也正体现着现象学以“方法”反“认识中心主义”的特征,体现着这一方法所彰显出来的开放性。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出现,现象学在人类思想史中也有着它深厚的渊源。 .3.1理性主义的症结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西方人就有着从个别事物中寻求一般原理,从可见事物中发现看不见的规律,排除现象和意见而不停探求永恒和绝对的理性主义传统。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人类的思想获得了极快的速度,在形而上学、逻辑学、修辞学、数学、天文物理等等领域都取得了足以照亮后世几千年的辉煌成果。智慧的成果不停地累积,经过几起几落和几次脱胎换骨之后,各学科的知识大厦一天比一天更加宏伟、坚固、精巧、华丽。特别是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实证方法飞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地球日渐成为村落,知识不断膨胀,人类的智慧超越了自然环境,驾驭了自然规律,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诸多障碍,直观地展示为巨大的、无坚不摧的力量。这种力量爆发的结果,不仅足以摧毁坚固的大地和人类的肉体,就好比核弹,更加足以反过来对抗人自身,使人“异化”,使人沦为自己的工具。而到了这一步,人类理性可以说是生病了,变得冰冷、生硬、独断专横。当学科细化,可操作化和功能化越来越明显之后,人们往往专注于这些经验的、枝节的次一级科学可能带来的现实成果,并对其确信不疑,而忽视了对它赖以建立的假定性基础的反思;忽视了对认识之认识和科学之科学的追问;忽视了对最直观、最可确定的起点的审视。 新闻学专业论文:我国新闻学的变革论文 关键词:新闻学基本概念传媒职能客观公正作为商品的新闻 [摘要]:本文通过阐述1978年以后几个新闻学基本概念回归本学科的历史进程,说明对新闻、新闻传媒的认识是否科学,对于传媒业的发展、新闻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特别在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作者认为,推动我国新闻学基本概念回归的动力,与其说是不同意见长期争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不如说是1978年的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实践,不断推动着人们对以往认识的转变。 如果现在我们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传媒的主要职责是向公众及时报告新闻;传媒应当反映社会舆论;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新闻具有商品性;报纸要为读者服务,等等,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感觉这是不言而喻的,还用再说什么吗?但是,如果把这些说法放在30年前,说出哪句话都要冒着受到批判的风险。现在研究“新闻自由”、“表达自由”的文章很多,专著都出版了数本。然而在30年前,若不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等词写出来、说出来本身,也是要冒风险的。 观念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只是在这种变迁基本完成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一些观念才会与现实情况逐渐吻合;然而,随着新的环境变化,可能好容易接受了的观念或认识,接着又面临更新的观念的挑战。我国新闻学在改革开放30年中,便经历着这样的变化过程。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痕迹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是当时只是在指导思想上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很多具体的观念认识,不可能,也来不及一一清理。像如何评价这样的大事,一年前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还在说这是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仍然对它持肯定态度,当然不能指望一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能对此做出肯定或否定的明确结论。“”是在三中全会以后三年,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其做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如此重要的问题尚要经过数年的党内思想交锋才能最终得出结论,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学科领域内的事情了。 我国新闻学教学和研究在“”中遭到了灭顶之灾,“”完全控制这个领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当时重要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部门,随着人民大学在“”中被解散,新闻系当然亦不存在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虽然存在,大批判亦全部否定了解放后的前十七年。所以,对于我国的新闻学来说,改革开放之后的首要工作是从零开始,恢复学科的建设。我们不得不从讨论“什么是新闻”开始学科的建设。因为,几乎所有涉及新闻、报刊、广播(当时电视不普及,还未被列入考察对象)的观点都深深浸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印记。资产阶级新闻学和无产阶级新闻学、资产阶级报刊和无产阶级报刊的根本区别等等,此前曾经是新闻学研究者绞尽脑汁思考和必须回答的问题。在这种回答中,充满了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由此带来的常识性谬误。 例如“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概念,在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大约十几年,才逐渐淡化,最终消失的。 “”时期的1967年1月,《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造反派夺权,得到的支持。《人民日报》1月19日社论《让思想占领报纸阵地》,文章说:“我们党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968年9月1日,经批示“此件可用”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指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大力宣传思想,用思想批判一切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革命思想,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后,“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概念被推广。 197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出版的《新闻理论讲话》(本人当时作为工农兵学员参与写作[1]),将这个概念列为新闻理论的基本概念。这本小册子写道:“承认不承认报纸、广播、通讯社是阶级斗争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及要不要在新闻阵地上向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新闻战线两条战线斗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2]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对“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提出质疑,认为是“”的理论。然而,1980年代初期新闻学界的几篇权威文章,一方面批判了“”通过传媒迫害群众的罪行,一方面坚持这个概念是正确的。文章写道:“经过批判、的谬论,并经过正确解释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还是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3]显然,我们当时仍然没有从理论上实现对新闻业的认识回归到新闻业和新闻学本身。1988年,一位作者对此评论说:“批判者费了老大劲,进行猛烈的‘口诛笔伐’,却仍然在理论上没有实现从对象——新闻事业本身出发,也没有回归到对象,结论不得不继续以对象的伦理功用取代对象本身,只不过对功用的现实作了一些价值调整。起点未变,轨迹照常”。[4]这种情形在1980年代的表现是很突出的,实现认识观念的转变,其实很艰难,传统的思维惯性表现得十分顽强和抗变。 经历长时间转变的新闻学概念 1980年,北京高校新闻系,当时职称最高的才是副教授,而且仅甘惜分一人(其他教师中,讲师最长的有20多年了,因为评职称的工作停滞了十几年)。于是,甘教授被请来请去授课,讲述的第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新闻”。他得出的结论是:“新闻是报道或评论最新的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这里,主语“新闻”这个概念用错了,应该是“报刊”(当时没有传媒、媒介这样的概念),不然,后面作为第二谓语的动词“报道或评论”无法与主语“新闻”匹配。这个关于新闻的理解,压缩为主谓宾结构就是:新闻是手段(实际意思是:报刊是手段)。显然,这个对新闻的认识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印记。我在1981年底写了一篇文章,标题采用的是陆定一1943年说过的新闻定义,即“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内容为比较、分析当时的各种新闻定义,包括甘的定义。最后的结论是:回到陆定一的新闻定义去!其实,我对陆的定义并不满意,但它没有显示工具论思想,又是我党历史上已有的说法,提出来容易被多数人接受。然而,就是陆定一的这个老观点,亦被当时的文章温和地批判为“客观上给资产阶级新闻学多多少少涂脂抹粉”。[5] 再如“出版自由”这个概念,我们一向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理论和体制。1978年以后,我们获知这样一个数据:世界上出版最多的图书之一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的大部分版本是由西方国家的出版社出版的。如何解释这个事实呢?《红旗》杂志1981年第七期的一篇文章的解释思路是:他们出版《资本论》是为了批判它、歪曲它、围剿它,所以,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是虚伪的。 传媒是社会舆论的反映,当时已经查出来马克思说过,但是若要把这个观点作为基本概念提出,就不得不考虑人们头脑中已有的既定观念。想来想去,有的作者便先提出“报刊是阶级舆论的反映者”,待这个观点被接受了,再进一步说,阶级舆论也是社会舆论的一部分,所以也可以说是社会舆论的反映者。[6] “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是1979-1980年我国最早的三次新闻学研讨会的主题之一,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想说出,报纸除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外,还应当有自身的基本职能,但是当时讨论来讨论去,这个问题一直被表述得“犹抱琵笆半遮面”。直到80年代后期,在一次各报总编辑的会上,一位中央级报纸的副总编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报纸的基本职能是传播新闻”,得到了大家的热烈赞同。然而,即使提出来了,这个说法也得在较长时间内要与“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一起说,以避免遭到指责。 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这个说法长期以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刘少奇1956年提出,新华社的新闻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同时有立场。这个观点在“”中遭到批判。1980年5月,刘少奇平反,当月北京新闻学会第一次学术活动便是讨论刘少奇的新闻思想,新闻要“客观”,再次被肯定。但是同年和以后几年内观报道,这是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界标榜的信条”。[7]1991年,“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被列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八条的第五条,似乎问题在认识上解决了。但是,1997年该文件第二次修订时,这一条被删除,对此没有任何解释。 关于新闻的商品性,最早的讨论是1982-1984年在北京《新闻学会通讯》上进行的,跨越两个年头,总共了五篇文章,三个人参与,一个人反对,一个人赞同,各两篇文章,我写的第五篇实质上赞同,但鉴于当时的环境,说得有些含糊。1985年,在一次地方召开的学术会上,有的研究者说,把新闻是否具有商品性作为研究对象,是不严肃的和不科学的,会降低我国新闻事业的水平,导致新闻事业迎合低级趣味,改变我们报纸的无产阶级性质。[8]既然事情被上纲到这个层面,后来的数次关于新闻商品性的讨论,均以否认新闻是商品收场,尽管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已经提出要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1998年,有的研究者提出,因为美国和联合国的文件把新闻业视为是服务业,所以新闻是服务,不是商品。围绕这个说法的讨论,其实就在于该作者不知道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常识:服务是商品的一种表现形式。[9] 关于报纸为读者服务,提出以后争议不大,但仍然有分歧。依照“报纸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主要表现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那么这样说就可能降低报纸的政治职能。只要看看1982年涉及的禁载内容,就可以想象那时为什么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徐惟成说:“有些信息我们的报纸是不应传播的,比如口红哪里有卖,理大包头在哪家理发店等。”[10]1998年,在中央五部委召开的纪念刘少奇诞生100周年的研讨会上,一位参与者的论文针对刘少奇说的“为读者服务”写道:“刘少奇的提法有缺陷,表述不准确。读者、人民群众是两个概念。无产阶级报纸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人民群众,但是这些报纸的读者并非都是人民群众。读者、人民群众在这里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宜混为一谈;混淆了会引起歧异和混乱。正确的提法是报纸为人民服务。”看了文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这样的观点还停留在1957年,而现在发生了多么大的社会变迁啊! 环境的变化最终导致观念的变革 30年过来了,只有经历的人才会深切体会到观念的转变重要,但是转变本身又是多么的曲折。而观念本身对于社会发展,学科的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特别在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1876年,美国发明了电话。英国议会请来邮政部的总工程师询问:英国是否需要发展电话?这位工程师回答:英国有的是邮差,我们不需要电话。因为这个接近决策层的人认识落后,结果,英国出现电话比美国晚了整整十年! 推动我国新闻学基本概念最终变化到现在的状态,与其说是不同意见长期争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不如说是1978年的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实践,不断推动着人们对以往认识的转变。例如,当“传播媒介”、“信息”这样的概念出现的时候,与我们常说的“报纸是党和政府的工具”的说法差距太大,以至当时有人批评“传播学的要害是否定阶级斗争”。现在怎样呢?“传媒”的概念不是普及了吗?当传媒业作为重要的产业,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为国家提供滚滚财源的时候,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不准说新闻是商品,就变成了“皇帝新衣”的故事了。真理有时候很简单,但是束缚我们头脑的原有思想却十分顽强。因此,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些党的十七大一再强调的要求,对于保证我国沿着1978年开始的历史进程继续前进,十分及时和重要。 对新闻学基本概念的认识,也伴随着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以后,不言而喻地要承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通过的一系列国际文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同年,经全国人大批准,我国加入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此前的1998年,我国政府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尚待全国人大批准)。这些国际公约对于包括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在内的“表达自由”,给予了科学的表述,现在公认的最科学的关于表达自由表述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1.人人有权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2.人人享有表达自由的权利;这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面的或者是印刷的,还是采取艺术形式,或者是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媒介。3.行使本条第2款所规定的权利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可以受到一定限制,但是这些限制限于由法律所规定并为下列所必须:a)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b)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现在,我国新闻学界关于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表达自由的研究,已经在这样的国际公约基础上进行了,与30年前对此的认识相比,观念进步是十分明显的。 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 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的讲话,使用了很多新闻传播学的概念,强调我们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要按新闻传播的规律办事。他说:“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以改革创新精神做好工作。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要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要完善新闻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这些话语中,其中不少本身就是新闻传播学的概念。总书记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要求新闻传播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做到五个“创新”,把握三性(时代性、规律性、创新性),研究现状和受众心理,舆论分析,设置议程,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等等,这些新闻传播学界现在经常使用的概念,已经变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话语。 从和刘少奇1948年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到现在的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时代和环境不同了,话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新闻学话语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外表形式,而与实际事物的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它反映了30年来我国社会,特别是新闻传播业结构和形态的巨大变化。可能我们以前有过争论,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你对了,在那个问题上我错了,可能我们都有过跟不上实践发展的认识问题。然而,学科发展到今天,是我们共同努力和推动的结果。在现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需要团结一心,奔向学科发展的未来。 新闻学专业论文:新闻学学科体系研究论文 长期以来,业界、学界和一些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大都认为“新闻无学”。以至于近年来,新闻教育在全国似乎出现从未有过的繁荣,新闻类的教学点已达到661个(据2005年底数字统计),似乎什么人都可以办新闻教育,什么人都可以教新闻,什么人都可以学新闻,什么人都可以做新闻。那么,新闻到底有没有“学”,“学”在哪里? 那么,如何建构当下我国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呢?我以为,必须建立一个比较科学的学科体系模型,特别要在理论新闻学方面做好基础性的工作,因为理论体系是一个学科体系里面最重要的支撑内容。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我以为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主要内容:其一是概念体系,其二是方法体系,其三是价值体系,其四是效果评价体系。如果用一个表格来表示新闻学科的理论新闻学学体系,拟作出如下图形: 为什么要做如上建构呢?它的道理在哪里?下面拟从四个方面逐一论述。 一、概念体系 一门成熟的学科,一定要先有一组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概念是什么?如前所述,概念是定义,概念是设定,概念是一种约定,概念是共同讨论问题的前提和依据。 我一直认为,数学与哲学是同宗同源。新闻学学科的概念和理念,完全可以从数学与哲学中借鉴一些东西。类比我们的新闻学学科,新闻学的诸多定义是什么?它有没有“公设”,有没有“公理”,如果有,它们又是什么呢? 每个学科的概念,都有其不同的形态和范畴。我认为,新闻学的概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元”概念和“衍生”概念。 (一)关于“元”概念 给出这样一个概念的分类考虑,主要是基于想把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概念区别一下,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新闻理论的概念与新闻实践的概念有时是亦此亦彼的,很难分清。所谓“元”概念,是指主概念、大概念,是起统领作用的。比如:关于新闻、新闻事实、新闻价值的定义等。关于新闻的定义是新闻学学科中最重要的定义和范畴。据说国内外关于新闻的定义有上百个之多,以至于有多少人去解释新闻,就有多少个“新闻”的定义。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我认为在这些表象的背后有几条最根本的东西,在国内外学界、业界还是比较认同的: 其一,新闻必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 其二,新闻必须是广泛传播的; 其三,新闻必须是人们所普遍关心的。 这三条合在一起,构成了新闻文本最主要的基本优秀内容,随你怎么变,都不会离开这三条,且缺一不可。 关于新闻事实,它属于“元”概念的范畴。所谓新闻事实,就是构成新闻优秀要素的那些东西。比如,时间(when),地点(where),人物(whn),原因(what),为什么(why)和一个“H”怎样解决(how),即我们通常讲的五个“W”和一个“H”。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在哪里,这六个东西都是构成新闻事实的优秀要素。 所谓新闻价值,实际上就是衡量新闻事实的尺度、标准,像我们通常讲的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冲突性等。但对一个具体的新闻事实来说,看它是否时新、重要、接近、趣味、冲突,都是要靠人去判断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尺度和标准。 (二)关于“衍生”概念 “衍生”概念是相对于“元”概念提出来的。“衍生”概念是小概念,是在“元”概念的前提下衍生出来的。比如:关于新闻,我们一般是这样定义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衍生”概念就是在这个大定义下,去考虑何类报道或怎样去报道的问题。再如像新闻真实性、新闻自由、新闻客观性、新闻舆论、深度报道等都属于这一类。对“元”概念中的新闻价值,不同国家、不同利益集团,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不同利益集团对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冲突性要求的具体体现。 对新闻学科中的“元”概念和“衍生”概念,需要认真梳理一下,真正区分好“元”概念与“衍生”概念的范畴、意义和内容。一般讲,“元”概念主要是强调其初创性、定义性、共识性、普适性,而其共识性和普适性是一种舍弃了社会人的主观意识的东西,放之四海而皆准,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衍生概念就不如“元”概念那么客观,它夹杂了人的主观意识的东西。因此,衍生概念具有非统一性、多样性。 二、方法论体系 方法论是任何一门学科实现有机联系的重要内容,它是一种特殊的学科内容,没有方法,这门学科就运转不起来。比如,孔子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就是中庸,中庸是孔子思想的最高境界,孔子说过“中庸之为德”;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对立统一论等。 新闻学的方法论是什么?我以为很难用一句话或几个简单概念去表述,这是由新闻学理论和新闻实践的普适性、大众性所决定的。概而言之,我以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宏观层面上的方法。这是大方法,指导性的。比如: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主客观统一以及新闻是一种调查研究等。这些都是大方法,带全局性、决定性意义的,这些方法对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新闻实践起指导性作用。 比如:采、写、编、新闻策划①等方面的方法。这类方法是支撑新闻学的每一个分支,起一种承上启下作用,承上是指在宏观视野下,启下是说它要对一些具体的东西起一种指导作用。 采访方法论主要是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采访与环境,成功的采访均是创造了一个和谐的采访环境,和谐出真知,和谐出事实,和谐出新闻。 二是采访与事实,如何把握事实,如何理解事实,怎样获取事实。 三是采访与思维,这是贯彻始终的。特别是要掌握采访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灵感思维之间的辩证关系。 写作方法论主要是解决描述事实的问题。包括事实与主题的问题,事实与角度的问题,以及事实与背景、结构,通读写作过程中的借鉴等内容。写作方法论,说到底就是如何生动地陈述事实、描述事实,使受众获得最佳阅读、理解效果。 编辑方法论主要解决一个如何把新闻文本变成一个受众易于接受的好文本。删选稿件有一个取稿的价值标准,处理好审稿与知文、润色的问题。要突出主题,提升价值。编辑方法论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把编辑工作视作创造性劳动,编辑的创造性劳动是事半功倍的工作。 策划方法论就是要寻求和找出新闻策划的意义价值、一般规律。概而言之,新闻策划的要旨就是要实现新闻传播的价值最大化,如果一个新闻策划没有实现新闻传播价值最大化,那这个策划就是失败的。新闻策划的一般规律主要是四条:调查研究是基础,创新思维是关键,找准选题是突破,社会效果是目的。近年来,新闻策划已经成为媒体优秀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之一。 再比如,我曾在研究新闻写作思维方法时提出过十个关系如何统一的问题②,那十个关系的处理,就是在宏观层面前提下的中观层面上的方法论的具体化。这十个“关系”是: 1.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的关系; 2.逻辑与非逻辑的关系; 3.传统与非传统的关系; 4.经验与理性的关系; 5.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6.创意与选择的关系; 7.主流与界缘的关系; 8.时代性与历史性的关系; 9.收敛思维与发散思维的关系; 10.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 党报改革问题,一直是我国新闻改革的最艰巨任务之一。最近,我在思考党报改革时,借鉴了有些同志的意见,经自己认真思考,又提出了六个统一和六个服从的想法③,即: 1.坚持政治家办报与报人办报的有机统一,报人办报要服从政治家办报。 2.坚持按党的纪律办报与按新闻规律办报的有机统一,新闻规律要服从党的纪律。 3.坚持新闻宣传主旋律与新闻宣传多样性的统一,多样性要服从主旋律。 4.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 5.坚持新闻规律与执政规律的统一,执政规律要服从新闻规律。 6.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党性要服从人民性。 关于第六条,我是这样理解的,温总理于2007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明确提出,“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四个“一切”的归宿最终落脚在“人民”上,“党性”为什么不可以服从“人民性”啊。事实上,如果我们的新闻宣传离开了“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可言。 对上面的这些思考,其立足点都是在中观层面上。 其三,微观层面上的方法。这类方法是在中观层面意义上的一种具体化。比如:新闻写作中的白描法和春秋笔法;新闻写作中的逻辑思维、灵感思维、抽象思维;通讯采访中的形象思维法;一般消息写作中的倒金字塔法。采写过程中的采访与环境,材料与事实,角度与事实,主题与事实,予与取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事实与主题,角度与主题,编辑过程中的删繁就简等,这类方法侧重操作实务,侧重技巧。 三、价值体系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以往,我曾在研究新闻学学科体系时,借鉴数学上的“三点共圆”,明确提出新闻学学科体系的“三元价值”结构④,即由自在性价值观、制约性价值观、效果性价值观,并由这三者构成一个新闻文化的完全的价值观体系。见下图: 这个三元价值体系,当时主要是从媒介生态学意义上去考虑的,或者说是从新闻本体论的框架结构上去理解的,应该说是抓住了新闻传播最优秀的东西。我以为,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什么人去研究新闻或去从事新闻工作,都是围绕如何处理好这三个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去进行的,舍此别无他途。它们之间的关系,常谈常新。 (一)自在性价值观 主要是指新闻事实本身。哲学意义上的新闻事实,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二是对客观事实反映以后,通过一种符号再现的新闻文本中的事实;三是对真理性的认识或真实性的描述。这里讲的也就是那些可以使事实成为新闻的那部分东西。一般讲,这部分东西主要是“新”和“真”的内容。新闻姓“新”,不管在什么时候,或者说在何种地区、何种民族、何种时空条件下,新总是新闻文化最根本、最重要的价值属性。离开新,无从谈新闻的价值。一般讲,“新”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时间近,不管是事件本身,还是人物、思想、行动、经验、成果,都应当是新近发生的。二是内容新,不然就失去了新闻的意义。越是首创的,人们不曾料想到的,就越有价值。求“新”是人们的普遍欲望,新则为人喜;求“真”是人们的本分,真则为人信。 关于新闻的真实性,我认为至少应当在三个方面给予充分体现: 其一,新闻报道的事实必须真实; 其二,对新闻报道事实的概括必须真实; 其三,新闻报道的事实与这类事实的总体要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讲的是新闻的自在性价值,但事实上,在任何新闻实践中,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纯客观的自在性。因为自在性本身也是靠人去定义的,它当然不可避免地夹杂了部分个人的主观好恶。 (二)制约性价值观 体现在传播过程中的诸多因素里。新闻只有传出去,才能产生价值。在今天,新闻传播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的信息杠杆,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监督社会的有益镜鉴,引导舆论的文化先锋,均已完全超出狭隘的价值体系,成为一个大的社会价值系统中的最重要环节之一。新闻文化这样一种高位价值体系角色,使得它必然成为掌握政治与经济权力的代言人。诚如赫伯特·阿特休尔讲的: 新闻发展的历史证明,报纸以及形形色色更现代化的新闻媒介已日趋满足掌握新闻媒介经济命脉者个人利益的需要,同时又通过服务于新闻消费者的利益来确保新闻媒介的形象。期望新闻媒介会出现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并对其经济命脉操纵者的愿望嗤之以鼻,无疑是一种最狂热的乌托邦式的痴心妄想。⑤ 离开政治的报道是不可能的,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⑥ 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也说过: 新闻报道者不是简单的传播者,他们的作用远不是纯然被动的,相反倒是有决定意义的。⑦ 这些都说明,不管在东西方任何地方,新闻文化的传播效果都是受到一定制约的。制约性价值有大小道理之分。比如就我们党的新闻事业而言,大道理就是大的原则,这主要是指党性原则。 媒介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是一个中间环节,它不是简单地反映现实、再现现实,而是受到多方面制约后的一种对现实社会的语境呈现。媒介反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技术层面上的载体,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马克思也曾把印刷术称之为“新教的工具”,认为印刷术“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在当下,除报纸以外,其他诸如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等都表现得更加充分。作为符号系统的传播载体的网络新闻文本带给我们的思考更是多方面的,因为它更有助于读者了解新闻的深层背景和相关信息,更有利于新闻的价值实现。媒介的制约性反映在各个方面,英国学者J·科纳就说过: 大众传播是通过大型组织的工业生产活动产生出来的,这种生产组织的政策和职业规范存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的结构之中。⑧ 在制约性价值中,新闻自由是不能不涉及的。因为新闻自由问题是对传播价值产生影响的最主要内容之一。美国的杰克·富勒在分析新闻自由时说: 在这些对言论自由的颂扬中,你找不到提及新闻界应承担何种职责的只言片语。让我们正确无误地认识这一点:除了在某些范围狭小的情况下(例如欺诈和诽谤),言论自由体系并不对从事表达工作的人强加任何特别的义务。事实上在大多数话语领域,言论自由向人们提供了撒谎的许可证。因此,一个开放社会的政府无权强制他人执行新闻工作准则,即便是必须讲真话的准则。⑨ 自20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包括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媒体传播过程中的价值观念与信息资源紧密结合。因而,在制约性价值观里面,市场经济影响的因素将越来越重要。哈贝马斯说: 一种传播工具的引导使我们能够让信息瀑布通过,产生一种调节行为的效果,鼓励人们借助现代手段更新工具秩序的传统观念。⑩ 曾有专家设计了如下一个表格,专门把主要的社会制约性因素列出,这对我们可以提供有效的借鉴,我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了部分修改、增删,见下图: (三)效果性价值观 与其他价值观不一样,一般讲,价值是主体对客体的效用,新闻的效果性价值主要是指新闻传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包括其反馈效果。这样,由自在性价值、制约性价值和效果性价值三位一体,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一个完整的学科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结构最主要地体现了人类传播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目的性结果,体现了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效果性价值是文本后价值,是指新闻事实经传者到受者那里所产生的效果,这种效果是通过人们的态度变化体现出来的。比如,从它对人类的致利、致善、致美方面来讲,是一种精神价值;从文化传承的角度上讲,是一种文化价值;从对世界的解释方面,它具有认识价值和信息价值,因为它把真理告知人们,把事实告知人们,给人们提供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资讯服务;从政治学的视野看,是一种宣传价值;从舆论学的角度看,它可以借助“议程设置”收到“沉默的螺旋”的效果,来达到预期目的;在审美视野里它可以使人的灵魂、人格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总之,价值的最终目的是以其有用性为前提的。当然,新闻文化的效果性价值有些是显现的,有些则是潜在的。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确定传播效果先要从大的方面去考虑:一是社会效果,二是经济效果。从传与受来讲,评价传播效果,最根本的是要看受众评价和他们的认知程度。从传播效果的层次分析,一般认为有几个层面上的效果,比如,认知层面上的效果,这种效果比较广泛,它是以基于定量基础之上以定性的形式出现的;心理、意识、态度方面的效果,这种效果比认知层面要进一步,因为它已经进入到人的意识这个比较深入的层面上了;再就是行动层面上的效果,它是信息传播的终极效果。正是这些效果,对经济发展、人们的价值实现、社会进步等起着最直接,也是影响最大的传播效果。 (四)关于功能体系 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在传播效果的意义下,新闻学还明显具有另外一个“三元”结构的功能体系,即:信息功能、文化功能、整合功能。见下图: 这个功能体系是从新闻学对社会的功能实现的意义上提出来的,这个“三元”功能体系也是新闻学所独有的,是新闻学这门学科生生不息、壮大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1.信息功能。这是新闻学的最本质属性之一,新闻学就是一门研究如何传递有效信息的学问。 2.文化功能。这一点无需再做详细解释,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文化实际上是传媒对关于当下人们生活样态的一种生动、有效、客观的描述,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它不仅具有文化内容,同时也具有文化的传承。 3.整合功能。这种功能属性是舆论文化所具有的,是舆论文化引导性的具体体现,同样也是其他载体文化所不具有的。新闻文化是置于意识形态领域前沿的一种大众文化、媒介文化和舆论文化,它对人们价值观念的整合性是大张旗鼓的,铺天盖地的登高一呼,具有一种典型的鼓动性。它不仅可以引导人们的消费,给人们提供娱乐服务,同时还可以在整合人们价值观念上发挥重要作用。 评价效果性价值观一般要看其社会效果,这个社会效果是由两个“优秀价值观念”构成的,它充分体现了政党利益和公民利益的关联性。在社会主义的利益机制下,严格讲来二者应是统一的、一致的。政党利益与公众利益就如同是一个椭圆上的两个焦点,当这两个焦点隔得较远时,这个椭圆就很偏,当这两个焦点趋于重合时,它就接近一个圆了。如果从V[,1]至V[,2]的长度等于W[,1]至W[,2]的长度,即F[,1]与F[,2]在原点(0,0)处重合,那这个椭圆就成了一个完美的圆了。见下图: 理想的传媒价值体系,其两个优秀价值应该是非常一致的。这是因为,对政党的维护,并不一定以损害公民利益为前提,而对公民利益的维护,也不排除对政党利益的更高维护。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是不存在没有冲突的价值体系的,特别是在分配机制不公,多种经济体制并存,多种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矛盾就愈加显得突出。 四、效果评价体系 新闻学学科过去很少涉及效果评价体系,以往的理念就是我讲你听,我登你看,效果怎样,全然不管。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传播学引入,有同志借鉴传播学的方法做了一些工作,但不系统。社会发展到今天,媒体对于人们的影响,受众对于媒介的发展,特别是受众对媒介的消费,其作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的。美国的利昂·纳尔逊·弗林特早在1925年出版的《报纸的良知》中谈到“报纸影响力”问题时,就曾引用过美国长老会牧师、演说家亨利·沃德·比切的一段话来说明其重要性:“你曾停下来设想过上百万人没有文学,没有学校,没有布道台,而只有报纸的情形吗?10个人里没有一个会看书,但我们每一个人,除了那些极端贫穷无助的人,每天都用报纸来塞满自己的头脑。它是我们的父母、学校、大学、剧院、布道台、榜样、顾问,(所有这些角色)它都集于一身。我们身上的每一滴血都受它的影响。”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媒体已远远不止报纸,还有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通讯等。因此,我们必须注重建立效果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传”,二是“受”,“传”是影响力之源,“受”是影响力的效果。利昂·纳尔逊·弗林特甚至悲观地说过:“没有人将这个问题简化成一门精确的科学,最多只能得到个大概。”(11)不过,他还是为这个问题建构了一个数学公式: 影响力=可信度+说服力/偏见+惰性 研究新闻传播的效果评价,必须借鉴传播学的理论,像以往的子弹论模式,有限效果论模式,温和效果论模式,强大效果论模式,都要进行扬弃,吸收其合理的内核。 研究新闻传播效果,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评价方法,既考虑到定性,又要考虑定量,从定量中去看定性,从定性中去分析定量。完整的科学的效果评价体系,应当是建立起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因果关系的科学体系。 建构新闻学的理论新闻学学科体系,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而这样一篇短文是难胜其任的,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只能是一个初步的论纲,更深入的研究,只能俟诸来日,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新闻学专业论文:文化运动和新闻学研究论文 “科学,作为服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的;在这种场合,就不是从它本身而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从另一方面看,科学也可以脱离它的从属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在这种地位,它就无所依赖,只实现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 ---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0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70年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也70年了。然而,知道后者的为数很少;知之者中,对此持轻率态度的又居多。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那是“照抄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是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第二,内容“肤浅”、“庞杂”。偏见和麻木使中国的新闻学如此轻视自己的历史,这在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是少见的。久而久之,年轻一代的新闻学研究者能够面向世界,却几乎忘掉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历史足迹。但是,时间无法消灭过去。处在中国文化氛围内的新闻学,只有了解自己从何处来,才可能真正知道往何处去,特别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当今,用历史的观念观照新闻学,对以往重新评价,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 新闻学从启蒙到创立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自公元前841年至清末,只有太史采风、兼听天下、通达民隐、教化蚁民等等一整套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以及使国人引以自豪的古老的邸报。16世纪以来的现代新闻学观念,对封闭的中国来说,是海外妖言。邸报的钦定性质,使任何读者都必须把它视为神圣和永远没有错误。因而,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论(1842年)中就不无讽刺地说:“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这种报刊的原型好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存在了。”(1)同样基于这种对中国“报刊”性质的准确认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亵渎邸报列入了“大逆罪”。 显然,现代新闻学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和创立,从逻辑上看,是纯粹的“西化”过程。但在强大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面前,这个过程的开始,却几乎表现为“东化”。这种“东化”,从最早的几家外国传教士办的中文期刊的发刊词(上个世纪10--30年代)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传教士们谙练孔孟之道,满口“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穷至事物之理焉”;“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2),等等,而所要宣达的西方新闻学观念,则淹没在这类中国传统的说教里了。这个时期,中国依然被怡然自得的天朝心态笼罩着,统治者对几本期刊在大陆的传播,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意。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形势改观了。当中国的文人们还没有清醒过来的时候,马克思对中国已经看得很透了,他写道:“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如果说马克思讲的“旧中国”是指清王朝,那么他的预见是天才的;如果他同时也理解为旧中国的传统和黄色文明的迅速解体,那么他就太性急了。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立足的艰难过程,足以说明这一点。 朦胧地意识到中国古老的交往体制面临危机的,首先是一些较多地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文人。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他们向西方寻求现代新闻学的观念,撰写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着手创办国人自己的现代报纸,以尝试自强御侮的新方法。图强意识和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唤起了新闻学的启蒙。但是,这种启蒙还必须依赖于天朝心态这根思想支柱。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尽管可以用许多赞美的词汇描述西方新闻事业的发达和交往的开放,但却都把这些视为“仿于中国之邸抄”(汪康年),“抑亦乡校之遗意也”(王韬),“窃取我中国作誓作诰之遗意,以为传檄露布之先声也”(陈衍)。“西学原本中国考”之类的文字,在早期国人所写的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中,几乎篇篇要加以重复。传统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在新闻学启蒙中显然居支配地位;为洋务运动到的一系列“国事”服务,始终是新闻学启蒙的主旋律。在这一总体环境中,即使感到需要发出“危言”,也得以承认“同治中兴”为前提。郑观应的著名论文《日报》(上、下两篇),便是这样囊入他的《盛世危言》的。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早期鼓吹新闻学启蒙的梁启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着眼点。在其“新民说”的新观念下,他摒弃了泰西报纸中国源的旧论(虽然有些含糊),而认为现代报纸与中国的古代采风和邸报性质不同,并为启蒙中的中国新闻学提供了言论出版自由、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新内容,设计了一套通过现代报纸改造国民素质的方案。从新闻学的“东化”到梁启超喊出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梁启超只是一位中国新闻学史上的过渡人物。在他那里,新闻学始终不是“学”,而是“术”;现代报纸和通讯社,只是服务于其政治理想的“器”,一种现代化的新“器”。在他考证报刊史资料时,可以心平气和地讲出邸报与现代报刊的性质差别,而一轮到他宣传自己的报纸作用时,便又把断烂朝报搬出来打动人心:“中国邸报视万国之报纸,皆为先辈,姑无置论。......”(4)即使摆脱了天朝心态,这时的政治依然要求新闻学服务于它的一时需要。梁启超在回忆往事时这样作了结论:“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5)。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会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解决的。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袁世凯和两大强权的时空地带,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对这一时期,不少论著反复谈及“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口号,却忽视了“自由”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相当多的论著把注意力集中到五四是否全盘反传统和西化、中化的论题上,却没有着意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不朽建树;近年的一些论著所重视的五四风云人物几乎是一致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等,但都忘掉了蔡元培--这位具有中国式的温良恭俭让风度、推崇古希腊精神的美育、倡导希伯来平等意识的五四风云人物。 正是五四时期强烈的自由意识,打破了古老中国学术的大一统和一元化,开启了一个兼容并蓄的学术多元化时代,成就了蔡元培“培国家之大本,立学术之宏论”的志愿,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等等一系列独立的学科和各种学派。中国的新闻学经过40年的启蒙之后,也顺利地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宣告了自己的独立存在。由于它缺乏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根基,与其他学科相比,在中国的独立存在更为困难。只有五四时期,新闻学具有完全独立的品格。 随着救亡运动的再次兴起和持续,政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为新闻学的主旋律,甚至与之合一。中国的新闻学何以会如此命蹇时乖?它如何以独立的品格重新自立于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林?在此,历史的回顾和分析是必要的。 “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是在具体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商品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基本上是空白,或者完全“东化”了。 西方传教士们创办的现代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是从中国的历史环境角度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上古时代的太史采风、谤木谏鼓之类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的《资政新篇》,是国人最早论证现代报纸意义的文献,它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大大小小29条改革建议,显示出这位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农民领袖的敏锐眼光。其中第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并非没有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末官方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于洪仁?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下)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禅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扁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隆无不蒸蒸日上,......将见直道复行于天下矣”。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完全相同。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本身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均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也”(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传统的“重民”、“民本”思想贯穿其中。试看谭嗣同《 湘报 后叙》(下)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证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象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确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看,这里的语态显然都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退,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6)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7)《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刚刚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刊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侮、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报章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侮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和义务。 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表现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写道:“抑今日之世界与昔异,轮船、铁路、电线大通,异洲之国犹比邻而居,异国之人犹比肩而立,故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他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于是乎报馆之责任愈益重”。(8)广大的政治胸怀和昂扬的政治热情,使新闻学的启蒙者们(主要是维新派)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9)怪不得梁启超要高呼“中国各报馆万岁!中国万岁!”(10)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新闻学在国人看来,类似于文论诗话,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在王韬、郑观应、陈炽那里,新闻学只是作为“术”而被部分接受。他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拥护中国的传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郑观应),“形而上者谓之道,修道之谓教,......亘千万世而不容或变者也”(陈炽),等等,表达有异,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在维新派的新闻学启蒙者那里,他们虽然几乎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里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想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一致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因此,现代新闻学与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的差异,远没有被揭示出来。就象刚学会外语的人,总要在心里把外国话译成本国语后才能讲出来一样,翻译本身亦是一种“东化”。 例如西方词汇里的“发言”、“表达”、“嘴巴”、“机关报”等等,总是与一定的主体相连的,不带有被动意味。只在特指一些人或机构,专为别人当喇叭而没有独立意识时,才使用相当于中文“喉舌”一词的概念,如Sprachrohr(德,喉舌)、Mundstock(德,传声筒)、mouthpiece(英,代言人),等等。也许缺乏与西方相应的词汇,当梁启超在中国第一次将“喉舌”用于比喻现代报纸作用时,即使他很清楚这个“喉舌”不同于西方的代言人或传声筒,但它在中国读者头脑中闪现的只能是本国现实和历史中相应的喉舌模式。何况,梁启超自己对此也是模糊的。“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11)“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12)这里的“喉舌”与政治相联系,是古代“王之喉舌”简单的反向运用,颇有革命色彩,却未能跳出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在百日维新失败后,转而思考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向国人提供了一系列现代新闻学观念。然而,这些观念被模糊和销蚀掉了与儒家传统绝对不相容的成分。就在他最集中论证这些新观念的文章里,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13)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的“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的主张;(14)现代舆论理论,为他教练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思想依据。(15) 梁启超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带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脱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无论如何,这些新闻学的启蒙者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们有关新闻学的论文,不论带有多少中国的传统色彩,毕竟是创造性的。正是通过这些文章,现代新闻学的大部分观念被简单地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梁启超,他那带着感情的笔端所流淌的一系列西方新闻学观点,构成了新闻学启蒙和新闻学创立之间的必要的思想环节。 自由意识和新闻学的创立 隋唐以来,将文人的绝大部分招纳入政,一向是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体系的一部分,致使中国的文人以仕途为唯一理想归宿,自由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并且多视为叛逆。因而,思想文化的新陈代谢往往只发生在官僚文人阶层(严格地说,中国只有文人,没有知识分子)。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的历史局限,也在于此。只有严复在维新运动高涨时讲过几天“自由为体”,但很快连“自由”一词也不提了,他所译密尔《论自由》一书,出版时改成了《群己权界论》。梁启超对现代自由的理解,竟是“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减”(16)如果说他们缺少些什么,那就是个体的心灵自由。他们作为洋务派或维新派整体的代言人,其思想是自由的,因而可以激扬文字,讲出一番泰西报纸如何的宏论;而一旦实现个体心灵自由的条件具备了,他们反而要求退回去。于是,五四“新青年”接替了昔日的“少年中国之少年”,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辛亥革命的胜利,袁世凯的垮台,昔日仕途的废除,西方文化的刺激,给新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从未有的心灵的解放。他们不象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年--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五四新文化,其特点若从学术研究角度讲,即在于它补充了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所缺乏的个体自由意识。若没有这种补充,新闻学也许将永远以启蒙的形式被固定在“国事”的卵翼下。“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17)这便是五四新青年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五四时期政治文化领域的风云人物,如陈独秀、、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阐发的一系列与新闻学有关的政治自由理论,实际上为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和传播铺平了道路。这些论证无一不与人的自我觉醒相关。陈独秀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学术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学术依附于政治。他痛切陈词:“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学者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18)“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对个体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同样流注笔端。他写道:“自由之价值与生命有同一之贵重,甚或远在生命以上。”(20)“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余故以真理之权威,张言论之权威,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原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21) 在下面三个问题上,五四时期普遍而强烈的自由意识,在陈独秀、的论证中表现出思想认识的深刻性。 第一,对言论思想自由的认识。在他们那里,言论思想自由早已不是梁启超式的宣传口号,而是进行了理性思考的问题。陈独秀说:“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22)“谋个性之发展也“。(23)也认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24)“此与文化进步最有关系者也。”(25) 鉴于这个认识的基本前提,他们都主张言论和思想(不是行动)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对言论和思想的强力压制。写道:“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柔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26)陈独秀也认为:“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27)这种对思想言论兼容的态度,也表现在他们编辑的报刊上.《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对反对意见,不论能够接受与否,只要不是谩骂,均留有一栏之地。陈独秀把它称为“讨论自由之自由权”。(28) 或许会有人说,难道言论思想自由就不要法律了吗?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思考超出了一般的庸俗之见。他指出:“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基于这种强烈的反省意识,他认为:“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29)他对中国文化的“静”的特点看得很透,因而用西方文化的“动”,对“静”进行了一次冲击。从自身的现在跳出来,站在将来的位置反观自身,永远认为现在需要改变,这种在西方新教传统下才可能有的意识,出现在中国五四新青年中,实在是一大进步。言论思想自由在这里不再纠缠是否允许讲某些话,而是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对比一下马克思的论述,能够更清晰地看到陈独秀的论证与西方文化的联系。马克思写道:“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因为对法律的任何批评都会在公民的脑子里,因而也在他的内心,引起与现存法律的不协调,又因为这种不协调给人的感觉是不满,所以,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30)显然,二者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只是,马克思用这个观点批评普鲁士政府对舆论的钳制;陈独秀则要用这个观点唤起人民认识不具备自身反省机制的中国传统文化。 或许还会有人说,难道诽谤、泄密的言论也自由吗?作了回答。问题在于除了诽谤、泄密的明条法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制定限制言论思想自由的法律。他痛切外感到,“世界出版最不自由之国,首推中国及俄罗斯”,从而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及其他几个国家的宪法经验十分重视。指出:“吾以为关于出版,绝不可施行检阅制度,除犯诽谤罪及泄露秘密罪有明条外,概不受法律之限制,仿各国以严禁检阅制度揭于宪法明文中为宜也。盖是非以辨析而愈明。果其是也,固当使人得是以明非;即其非也,亦当使人得非以察是。”(31)显然,努力要人们扭转中国传统法制的观念,不要总想着如何用法制限制自由,而要改变思路,考虑宪法如何保障不制定限制自由的法律。在此20年前,郑观应首次提出“善订报馆章程”的朦胧认识,到这里,这种认识已经变得十分清晰和完全现代化了。 第二,对自由政治(民主主义)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多次对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庸俗化理解进行了辩正。许多刚刚接受民主观念的人,常常将自由政治简单地看作“少数服从多数”,并且从这种粗陋的认识导出凡多数人统治合理的结论。则指出:”愚尝论之,多数政治与自由政治不同。”(32)自由政治的精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公同的认可。”(33)“意谓少数之公认,非迫于多数之强力,乃发于自由之信念,其服从非服从多数势力之自身,乃服从表示公认之方法。”“使多数者挟其意志之总计以制少数,使之意志之一致,愚敢断其徒劳而无功。”(34)他赞同“舆论政治”、“民声政治”这类尊重多数人意见的概念,但一再强调:“切不可由此遽以断定真正平民政治(即民主政治。翻译的差异。--引者注)的基础,亦在多数之强力。”(35) 在这场多数政治与自由政治的论战中,的视点依然是人的心灵自由。如果在多数人的势力和少数人的理性之间选择,他宁可站在后者一边。基于这种立场,他赞同密尔(旧释穆勒)的观点,写道:“穆勒著《自由》一书,于言论自由之理,阐发尤为尽致。综其要旨,乃在谓‘凡在思想言行之域,以众同而禁一异者,无所往而合于公理。其权力之所出,无论其为国会,其为政府,用之如是,皆为悖逆。......’。”(36)“专恃强力的政治,不论其权在于一人,抑在于多数,终不能压服少数怀异者的意思”。(37)在看来,衡量自由政治的实现程度,不在于看多数人是否享有自由,而在于看少数持不同思想者是否不受压制,因为多数本身已经给予了自己自由。 对比同一时期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的论述,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的这个认识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卢森堡写道:“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38)与卢森堡的思路显然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更学理一些,后者具有直接现实的意义(对俄国十月革命后意识形态政策的批评)。在五四以前的中国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中,象这样的“自由信念”,是绝不会出现的。 第三,对党见舆论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论证颇为出色,其要点是区分党见与舆论,反对将党见与舆论完全视为一物。他写道:“党见舆论,亦未可始终视为一物。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展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39)陈独秀本人是有鲜明“党见”的,并且很热心于政治。他提出区分党见与舆论时,谈的虽然是宪政,实际上这一认识贯穿《新青年》前期的整个活动,它使学术研究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并非不过问),促进了各学科在兼容的氛围里得以创建和发展。即使论战中包含一定党见,也绝无后来人们用“两条路线斗争”观察的那样剑拔弩张,而是客客气气,称兄道弟,学术研究高于党见。“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40) 陈独秀、的以上论述,对新闻学的创立而言,实际上构成了它的理论基础。这些思想认识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那里,便具体表现为这样一个办学方针:“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41)为培养学生的自由意识,他到校后第一次演说,便要求学生摒弃旧传统的仕途之路,“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新闻学的留学生徐宝璜,便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被蔡元培从《晨报》编辑部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的,同时他还是校长室秘书。若只有五四时期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和追求内心自由的新思潮,而无蔡元培对新闻学的热心提倡,依当时新闻学在国人眼里的不足道地位,恐怕中国新闻学的历史就没有那么长了。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对中国新闻学的贡献,不亚于陈独秀、在新闻学基础理论方面所做的创造性工作。 1918年10月14日晚8时,在北京沙滩那座蜚声中外的红楼三层,由蔡元培发起组织、徐宝璜帮助筹建的第一个新闻学术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宣布成立。它“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蔡元培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凡事先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之后。”中国的报纸,“全持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此吾人所以是出新闻学之意也。”成立大会上,徐宝璜作了题为”新闻纸之职务及尽职之方法”的报告。也到会讲了话。研究会的两位导师是徐宝璜和邵飘萍。1919年2月,蔡元培当选为会长,徐宝璜当选为副会长。研究会还出版《新闻周刊》。 五四以后,中国新一代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如、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高尚德,杨晦等,都曾是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作为会员的,在研究会听了半年的新闻学课,他当时对学术研究的认识,反映了五四一代青年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写道:“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我们当以一己之心思,居中活动,如月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42)新闻学研究的响应者和倡导者在认知方向上的一致,使得新闻学的创立极为顺利,没有发生任何学术论战。这看来是好事,但也潜藏着新闻学经不起摔打的天生弱点。 就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前后,中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在《东方杂志》连载。第二年,该著的第四稿成书出版,书名《新闻学》。几乎同时,任白涛在日本写完了他的《应用新闻学》(1922年出版)第一稿。“几未,学潮勃发,踉跄回归,是为吾书出版之一大顿挫,--在蹉跎复蹉跎中,频频造成与吾书以新生命--易稿--之机会。”(任白涛自序)显然,尽管任白涛没有处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他的新闻学著作同样受到了五四文化精神的强大影响。王拱璧在该书的成书上、胡适在该书的出版上予以了关注。 蔡元培称徐宝璜的书“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43)王拱璧称任白涛的书是“中国新闻学的头生儿”。(44)孰先孰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的强烈的个体自由意识,使中国新闻学在启蒙以后,没有无限期地等待,获得了一次独立生存的天赐良机。 “以新闻为本位” 中国新闻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创立,其意义在于,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五四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创立时期的新闻学代表作,主要是以下五部:北方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18--1919年的讲稿,1923年修改后成书出版)和《新闻学总论》(1924年出版);南方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6年初完成,1927年出版)。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五四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埠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在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一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内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经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资料看,五四时期中国北难的新闻学者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圣贤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象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来说,摆脱政治的旋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和通讯社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说:“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乃新闻纸之重要职务”。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拱璧为《应用新闻学》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报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为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惟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事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指专司采访的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尽管在以后的时代里,动荡的世界政治不断地使这一转变趋势中断,以致很多人摒弃了这种认识,然而,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显然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新青年》在五四时期政治与学术保持距离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新闻学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觉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45)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计有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46)这些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显然,梁启超的“天职”指政治义务,而非职业革命。 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那里,从事新闻工作和从事政治是有区别的。他们的“天职”之说,认识上已颇有西方新教“天职”(德Beruf,英calling)的意味(在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的终身使命)。(47)请看徐宝璜:“新闻纸之职务甚重。新闻事业,为神圣事业;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之责任。”“在政府固为不智,然新闻纸即因此畏首畏尾,置职务于不尽,亦为不可。盖为舆论殉,为正谊殉,本为光荣之事”。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在任白涛那里被归结为这样两句话:“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再看戈公振:“为争绝对的言论自由,应先有一种强固的职业结合。纵报馆之主持者以营业关系,不得不屈服于非法干涉之下;而自主笔至访员,为尊重一己职业计,则不必低首下心,同一步骤。果全体认为有采某种行动之必要者,则全体一致进行,宁为玉碎,无为瓦全,......拥护言论自由,室亦国民之天职也。” 如果作一比较,马克思当年作为《新莱茵报》主编时所持的观念,与他们很相象。他特殊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但在谈到一般意义上的报刊时,立即回到了职业使命的意识上,指出:“报刊按其使命(Beruf)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48)从这方面看,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已具有相当强烈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中国人的民族责任感,使他们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感,使他们要求新闻与政治分开。至少在学理上,他们的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自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 到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这种表达。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谓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哭泣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音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有架子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音机器”的说法讲得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呼唤,而是五四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如果能够理解他们的话,那么就不应过于责难(用“阶级斗争”批判)他们对官报和党派机关报的厌恶,也不要指望在他们的著作里会有很多当今作为政治术语流行的“舆论监督”(有,但不多,是从新闻职业角度谈的)。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 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的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范畴。他在《实际应用新闻学》里还谈及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写道:“政治新闻与社会新闻,特方面之不同,其价值并无差异。若扩充社会之意义言之,则政治亦社会中所具现象之一。社会可以包括政治,政治不能包括社会,可见范围之孰大孰小。故推测人群进化之趋势,将来殆只有社会问题而无所谓政治问题。”如果说圣西门预见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可以被恩格斯称为“天才的远大眼光”(49)的话,那么,并非社会学家的邵飘萍能够预见到未来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新闻将包容政治问题和政治新闻,至少够得上思想深邃吧! 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工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五四新思潮能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为病夫也。”(50)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同样出于对人类精神交往的关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珍视言论出版自由,容不得任何对“天职”的横蛮干涉。例如关于新闻与法律,邵飘萍的主张是:“余个人颇觉,关于新闻纸之特别法为不可少。惟必须由新闻界联合一致,以要求立法机关制成保护之法。庶几新闻事业之地位,可以益臻于巩固。既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侵凌,更不受司法机关引用刑律之蹂躏,则言论界之尊严,方为一般社会所认识”。戈公振的主张与五四时期的看法相同,他分析说:“我国宪法应仿美国先例,以绝对自由条文,明白规定于宪法中,删去言论自由项下‘非依法律不得限制’,而加入‘人民言论出版自由不得以法律限制’一项。夫所谓绝对自由者,非绝对不受法律之制裁也,实不受专为言论出版而设之法律之制裁耳。”显然,仅仅是论证的角度不同,造成了相反的意见,从中可以感觉到的是他们共同的要求尊重新闻工作规律的愿望,以及对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 我们不妨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按照传统的认识,这不过是照搬照抄西方或者说:“西化”。其实,直到五四时期,中国的新闻学才从“东化”转向”西化“。但这时用简单的“东化”、“西化”无论如何说明不了问题。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应当理解为一种文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表现为两种文化的渐进的交流和影响。新闻学创立者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留学美国,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英、德、日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都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中国本没有新闻学,如果仅仅因为中国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来自西方而责难它照搬照抄,无异于在孩子出生之前窒死他。问题在于,中国的新闻学是否做到了蔡元培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所讲的,总结“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从而“归纳之而印证学理”。通览初创的五部新闻学著作,除任白涛的“中国特色”稍嫌不足外(因为他在日本写的),其他四部都完全做到了现代新闻学原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新闻工作实践的融会贯通,其结构设计和论证形式都是中国式的(正名、起承转合等等),绝大部分例证也都是中国新闻工作(包括作者本人)中已发生的,每部著作在新闻学的一个领域构成了独立的结构体系。他们从外部汲取了足够的有关新闻学的信息,以我为主,俯视一切,充满自信地进行着创造。 具体说来,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仅一万余字,提及的参考书和文件(中国的不计)就有英、德、日三种文字,22部(件)。整篇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 就系统的新闻学著作的结构体系而言,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先进之列。对英文版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中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成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无一见也。本书虽仍不完备,然对于新闻学之重要问题,则皆为有系统之说明;而讨论新闻纸之性质与其任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上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并不过份。《新闻学》虽然仅六、七万言,但从理论到实践,从业务到经营,包括前辈国人从未论及的通讯社,都有所论证,自成体系,做的确是开创性工作。特别是从心理学角度对新闻价值的分析,相当出色。看来,对中国新闻学当时在世界新闻学的地位,蔡元培1919年的看法是公正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日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51) 不少人认为五四是中国文化的断裂,但至少对新闻学来说,是裂而不断。新闻学的创立者们是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象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带有学究式考证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商品化生产的讨论,等等。然而,在他们的著作里依然留下了新闻学启蒙者的某些认识痕迹。例如徐宝璜的《新闻学》开篇引证松本君平(他把新闻学看作政治学的一部分)的话,对报纸政治作用的描述显然有夸大的成分;新闻纸职能中“提倡道德”一项,也显然是中国伦理化社会的产物。即使在倡导新闻学的蔡元培那里,当他为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题字时,也免不了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清议”传统,写道:“飘萍先生立德立功立言”。 最近的一些文章,责备五四缺少对“毕先生”(business)的重视,这在总体评价上也许有道理,但对新闻学来说,重视新闻生产的商品化,却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商品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新闻事业的独立地位与它的经营形式几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在他们当时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经过近几十年对“毕先生”的讨伐,在人们的选择性记忆里已经被筛掉了。不仅如此,整个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在人们的记忆里还留下多少呢? 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可以视为五四时期新闻学的终结。就在这部著作的最后几行,作者对世界新闻事业进行了三点预测:一、“日趋于平民化”,即信息日益为最广泛的大众所普遍享受。二、“日趋于艺术化”,即新闻事业的各个方面,日益都要作为科学供人们研究。三、“日趋于世界化”,即新闻事业日益推动世界文化的形成。当然,新闻事业本身亦即这一文化的组成部分。“准斯三者,以观往来,测将来,则于报学,思过半矣。”从现在的眼光看,这是天才之见。然而,它被埋没了,一种无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自豪感埋没了它。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现代新闻学是对现代新闻事业的形而上的思考,而现代新闻事业产生于15世纪开始的世界交往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商品经济要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52)的本性,大大刺激了新闻事业的迅速崛起和新闻学的诞生。然而,中国是在大炮的威胁下被迫纳入世界交往体系的,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并不植根于自身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的内心自由和个性发展的环境,中国新闻学诞生了。尽管这是一种中西方文化融会的产物,且有创立者自身丰富的中国新闻工作实践为依据,但日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的新闻事业所发生的作用,却几乎等同于在沙漠中布道。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现代报刊的主题,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辛亥革命以后的报刊,在失去政治斗争目标后,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对问题作了一些分析,指出:学以为仕的传统仍在起作用,许多人视报纸为做官的“过渡宝筏”;一些文人玩政治,投机心切;军人政客利用报纸,混淆舆论视听,等等。但他与学术同行们一样,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稳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商品经济的历史炼狱。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著名新闻记者的血,在中国唤起的是新的政治上的觉醒,而不是新的对新闻学理的倾心;中国多数新闻从业者从中领悟的不是抗争,而是新的禁忌。现代形式下的传统舆论控制观念体系,几乎没有声响地吞没了独立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当救亡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时,从事思想启蒙的一代新青年们,面临着道路的选择。经过了许多尝试,陈独秀、等曾给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提供基础理论的风云人物,接受了既有乐观的远大理想和具体的改造方案,又有革命的战斗精神和严格的组织原则的思想理论--马列主义。他们来不及对以往的思想启蒙进行从容思考,迅速从学理研究转入了纯粹的政治斗争。中国新闻学的四位创立者中三位早逝,如果在选择道路的时候他们都在世,根据各人已有的思想发展趋势,邵飘萍和戈公振也许会最终接受马列主义,而投入救亡和革命运动;徐宝璜也许会和任白涛一样,在中国新的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夹缝中,继续从事新闻学研究和教学。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其学术良心大多要求保持超然和独立,但不得不依附于国民党而生存。这一时期(1949年以前),他们出版了二、三百部新闻学著作。尽管他们的工作产生的影响很小,但就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他们的工作应该得到积极的肯定。 随着中国政治出现新的两军对垒,具有独立品格的新闻学消失了,新闻学的主题在一个新的认识层次上由政治统帅了。如果用一句话表达这以后的新闻学的主题的特点,那就是向忠发1930年讲的“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53)许多很新鲜的关于新闻学的概念,都源出于这一看起来颇为简单的定论。新闻学主题的转变,其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的政治斗争,另外还有更深层的传统文化因素、中国新闻事业与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错位因素等等。这里无法展开,只就五四时期的新闻学观念转变到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一些过程特点,作一分析。 承接五四和新的革命斗争时期的,其思想变化很能说明新闻学主题转变的特点。对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是很关心的,他先后参加过1918年和1922年北京大学两个新闻团体的成立大会,并在会上演说。在1922年北大记者同志会上,他说:“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这些看法,与新闻学者们关于新闻纸主要职能的认识,大体是相同的。 1924年,就路透社驻中国分社播发孙中山逝世的假新闻一事,了一篇短文《新闻的侵略》。他把问题提到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新闻侵略”的高度,以“各国中从无许外人在内地自由传播消息的事(俄国便是一例)”为根据,要求“根本取缔外国利用通讯社在国内各地宣传”。他还指出:路透社为此造谣的成就,一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在这里,他看问题的视角已完全脱离了新闻学领域,而进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领域,其民族气概和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清晰可见。 路透社获知孙中山逝世的假消息,不经调查而立即播发,其政治上的幸灾乐祸的心情,显然在起主要作用。若从新闻学角度看问题,新闻机构所发的消息被证实为假后,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是不可能的,除非它准备自己损害自己的声誉。另外,若尊重事实的话,外人在西方主要国家能够自由传播一般性新闻是常规,而苏维埃俄国为防止帝国主义的颠覆禁止外人自由传播消息,则是例外。把事实的主次颠倒了。这里完全没有责难之意,旨在说明,当两军对垒的时候,新闻学常识需得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即使智者也在所难免。 为了解决中国社会危亡的巨大问题,五四新青年中一部分追求实效的中坚力量,找到了“根本解决”问题的马列主义。这一理论中关于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政党建设等等行之有效的内容,仅就改变中国幼稚腐败的新闻事业的状况而言,它们也比什么新闻学原理显得更强有力。在这种情形下,学究式的吹毛求疵是无人理睬的,问题一开始就要求新闻学在阶级斗争中选择服务于哪一方。于是新闻学愈来愈成为政治理论的一部分,所有新闻活动纳入了阶级分析的取景框里。中国共产党人所写的新闻学论文,以这种崭新的理论为武器,使五四新闻学改变了模样,其基本观点和推理过程就如下面一段话(1933年):“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的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即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压迫阶级,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还有同一阶级,在分解过程中有时也用新闻互相攻击。”(54)在上面观点的基础上,下面的结论亦是很自然的(1946年):“决没有一个报纸是没有一定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背景的;决没有一个报纸是不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政治斗争的武器的。”(55) 辩证唯物主义从苏联传入后,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成为分析新闻学原理的另一有力武器。它从认识论上给五四新闻学一个下马威,并与阶级分析方法相结合,简单而有力地否定了当年戈公振的某些研究成果,其高度的自信,很实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开中国报界新纪元”的气魄。这种分析和推理就如下面一段话(1943年):“唯心论者对于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闻的本源乃是某种渺渺茫茫的东西。这就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所谓‘性质说’。最早的‘性质说’认为‘新闻乃是时宜性与一般性之本身’。后来,花样越来越多,代替‘时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谓‘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趣味”。(56) 除了批判地接受“五个W”、记者实地踏查等技术性观点,以及对外从政治上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外,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学基本上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从事政治宣传的经验总结。这种宣传的指导思想,直接受到列宁、斯大林关于党性、组织作用等等论述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并没有给中国带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而只带来了并不完整的列宁以及斯大林关于党报工作的论述。从现有的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有关文件和新闻学论文看,具有西方新教色彩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新闻学观点,是一个无人知晓的领域;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关于党报工作的话,则随处可见,还有《列宁主义与党报》的专门论文(1931年)。1933年纪念《红色中华》100期的文章中,有一篇文笔很漂亮的文章,其结语便是这样两句诗一般的口号:“记着:世界革命领袖的指示:‘报纸是我们最尖锐的武器’(史达林)!‘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而且是组织者’(列宁)!”(57) 也许这是信息不通造成的,但即使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在两军对垒的革命战争年代,被引进的也只能是与环境相适应的列宁、斯大林的某些关于党报的论述。马恩时代三权相互制约的党的报刊体制,党内批评自由的原则;列宁关于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的论述、在党章中确认少数派的党内言论出版自由的措施,等等,也许从事译介的人是知道的,但它们就象马、恩、列的其他观点一样,被回避掉了。 于是,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党报理论。第一个关于党报的专门决议是在1931年做出的。决议指出:“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论文要带有指示文件的性质,要带极高限度的具体性,应当给与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以具体的建议。”从这时起,即使对于党内,党的报纸也明确摒弃了“以新闻为本位”,而成为党的一个工作部门,甚至是领导中心。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关于党报的文件,是1942年为改造党报而发出的通知。通知的几个要点是:“(甲)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乙)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丙)......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丁)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这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基本文件之一,它不仅再次强调了反对“新闻本位”,而且提到“党性”的高度,要求高级领导机关直接参与党报工作,把报纸作为指导工作和动员群众的主要工具。 40年代,党已拥有了大片解放区,如何进一步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斗争,成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而不充分利用报纸这一在解放区最便利的传播工具,是不可想象的。这时,“以新闻为本位”的观念简直成了达到这一目的的重大障碍。党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党的新闻工作者“改造世界观”的任务提到了日程上。这种情形就如当时所说:“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于是,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斗争开始了,“这是我们党的领袖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58)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比其他人更熟悉中国的农民,他最懂得如何动员他们投身革命战争。因而,当都市青年带着五四的新闻学观念来到延安后,要求他们来一个思想感情的变化,去接近工农(主要是农民)。“以新闻为本位”的现代新闻意识落实到几乎不需要任何现代报纸的偏僻农村,不仅是愚蠢的,也是不能允许的。1942年的这场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批判,不仅改造了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不知不觉地改造了他们的新闻活动形态。其特点是,一切新闻的选择更加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甚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党性原则成为第一要义。“要看对党有利无利”、“注意政治影响”、“考虑政治后果”等等意识,是新闻工作者的唯一参照系。最后,“新闻”概念本身也无形中发生了变化,它可以是远离社会注意力的人或事,只要报道他们对革命有利。 这一次对新闻学的改造,就实际效果看,是极其成功的,党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真正发挥了巨大的鼓动和组织作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进程。从现代的眼光看,无论它显得多么原始和缺乏人性,对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它永远具有英雄史诗般的魅力。 当党作为一个整体与另一整体实行力的较量时,在内部对新闻学的这番改造是无可非议的,甚至一些明显违背新闻工作起码规则的行为,也可以视作军事策略而承认其合理性。例如,为迷惑敌人的各种假新闻或半真半假的新闻、为壮声势而普遍加倍报道战果的新闻(1945年反对这种做法,但已成传统,反也难。平型关战斗消灭敌人3000人之说,直到40年后才纠正为1000人)。这是因为新闻只能被看作是“今天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形式”(59) 新闻学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战争环境中,只有其中的“术”(如何写作)得到一定的发展。在的选择性记忆里,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上生动地讲“术”的情景被保留了下来,而徐宝璜讲的“学”,却没有留下痕迹。当然,“术”的发展也受到整体环境的影响,写新闻主要成了写典型,没有宣传价值的新闻不是好新闻。讲:“昨天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是关于一个完小的消息。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60)领袖对“新闻”的无意认识,当然最普遍地代表了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环境中作为新闻工作第一要义的“党性”的认识,在列宁的基础上也得到了发展。它不仅指在整体对整体的斗争中保持鲜明的党派意识,而且指一个整体内部对其中央,在思想言论上的完全一致。例如,1942年新华社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111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其党派意识应当讲是很强的,但它不符合党中央的策略原则,因此,就此要求“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61)这种由于战争而带来的军事化要求,被普遍解释为每句话、每个字都代表党(指党的中央及最高领袖)是十分自然的。例如下面的一段话(1947年):“报纸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是代表党讲话的,必须是能够代表党的。......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必须是对人民有用的和有利于人民的”。(62) 当新闻、党性的含义被改造或发展的时候,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在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适应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他们断然否定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宁愿将自身看作是由工农养活的“公仆”,他们完全接受工农的思想感情,而无论其中有多少狭隘性。这种淳朴的偏执可以从下面的话中透露出来(1943年):“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63)从工作业务上,他们断然否认存在个人见解,而宁愿做另一种公仆:“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要有恭谨勤劳的态度”(64)(1942年)”每一个做党报记者的同志,要认识到自己作党的喉舌、党的眼睛、耳朵是很光荣的,要打下长期事业心“(65)(1944年)。革命的需要,表达整体意志,排斥个人自由,甚至自由的思想和感情,等等,在雄浑的战争背景下,它体现的是一种伟大的不流血的(少数情况下也流血)革命浪漫主义气概。 以战争为特征的整体社会生活,强调它的支配性,因而思想意识的封闭,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它要求思路固定,一切服从于精神鼓舞的实效目的,稍稍的偏离都将不被允许。丁玲第一次受到怀疑,便仅仅由于她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三八节有感》,披露了延安医院的一些阴暗面。新闻工作如此,新闻学研究也是如此,不然,介绍“五个W”就不必首先以批判的形式出现了。这种思想意识的封闭在和平时期的延续,似乎更加残酷和更具排它性。作为党的代表派到新闻学领域的王中教授,讲了一些似乎与传统的党报理论略有差异的话,1957年这些话转眼间就变成了“思想”和“反动的新闻理论”;刘少奇1956年关于新华社当老百姓,不做国家通讯社的设想,最终也没能躲过“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帽子,并且至今这样想也是犯忌的;当年在延安具体领导改造新闻学的陆定一,决没有想到,他批判“旧社会的新闻学理论”时肯定“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一事,会在40年后,被指责为”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新闻学涂脂抹粉”。 唯一例外的是恽逸群的《新闻学讲话》(1946年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讲授)。他开篇承认“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是一本好书”,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狗咬人、人咬狗”那条新闻定义,讲到许多人生疏的新闻价值、报纸的发行和广告等等。他是企图将五四时期的新闻学与解放区的党报理论融合起来的第一人。然而,这仅是一种机遇造成的,作者诚惶诚恐地一再解释:”新闻专科学校的课程,是我首先讲《新闻学概论》,接着由范长江讲《人民的报纸》。因为这样分工,所以我讲的内容就尽量减少涉及政治性的问题,避免与范长江同志讲的重复。由于这两个原因,有许多讲法是不妥当的,甚至某些地方是错误的。“(66)可惜的是,恽逸群从50年代起就陷入冤狱,1980年彻底平反时他已离开人世。《新闻学讲话》这本在战争年代出版的唯一新闻学基础知识著作,几乎完全被人们忘却了。 新闻学主题转变带来的一切变化,如果当事者、特别是领袖人物,能够意识到这是新闻学以自身的退化,为社会和历史的进步付出的代价,那么这种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特别对一个整体的内部而言,这种代价的付出看来利大于弊。但是,若把对整体内部而言的一套规则扩大到整个社会,其结果却是灾难性悲剧。 社会进步的尖锐需求,使新闻工作和新闻学产生“偏至”现象,悲剧发生的原因在于,意识不到这是一种文化偏至,甚至把偏至现象上升为永恒的准则。从40年代末起,已经转变了主题的新闻学,在已有的“偏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理论得到丰富,如反客观主义、本质真实论,舆论一律和不一律的理论(作为一项制止反抗的措施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成为“理论”)、政治家办报、新闻事业反映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公有制基础上集体经济的反映),报纸“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的强调,直到“”中反复讲的“报纸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等等,军事上的一切战略策略,在和平时期的新闻工作中被人们运用得相当娴熟。在这种情形下,党的新闻工作所常有的战争组织模式及其观念,横扫一切,一往无前,直到10亿人口剩下40家报纸,一个声音为止。 如果不是由于讲话人“出了问题”,下面这段“”中被新闻工作者背得烂熟的话,是会持续到“”结束的:“要尽量使用党中央、提出的全国性语言,以及全国流行的语言。......如果来稿没有这种语言,编辑部审稿时要加上去,因为这些东西,有的下面是不知道的。......昨天讲的,今天就要反映出来。要经常变,要根据党中央、各个时期所提出来的全国性的口号、提法、语言来变化。”(67)这种新闻学的偏至达到了峰巅,也就走到了终点。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说过,历史经常两度出现。中国新闻学主题的这次转变,似乎是五四以前新闻学启蒙时期的再现,除了政治局势的必然性外,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规律、因素、习惯和力量,几乎都可以透过新的时装隐约看到或感觉到。但是,这第二次出现的表演,确实过头了。 当人们重新看到整个世界时,尽管时时感觉到已经变成传统的新闻学观念,象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但新的视野带来的兴奋是抑制不住的,人们终于发现了自己,也发现了中国新闻学在世界上的尴尬位置,过去编织的“水深火热”之类的神话变得荒唐可笑。这已是一个信息过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新闻早已冲破政治见解的樊篱而成为人们共同的精神财富和生活必需品,新闻学已被人类信息沟通现象的研究所替代。经过几年的酝酿,人们终于小心翼翼地再次说出“新闻机构的第一位任务是提供新闻”,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常识。看来,不论怎样阻挡,对中国新闻学的重新思考是不可避免了。 这是对五四新闻学的回归吗?形式上也许是这样,因为从1978年开始的新闻学领域的拨乱反正,其武器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思想外,便是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新闻学著作。人们不得不从头开始,明确新闻定义、新闻价值、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新闻法等等常识,但这不过是补课,以便迅速在新闻学研究的更高层次上--人类信息沟通的层次上,跟上世界的前进步伐。尽管改革已经开始,中国依然缺乏与这种学术研究相适应的现代化传播工业体系以及现代化的新闻体制,因而,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道路将是曲折而漫长的,它需要伟大的五四文化精神的照耀。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时期创立的中国新闻学不应被人们遗忘,也不会再被遗忘。
中学语文教育改革探讨: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思考 一、从历史走来的语文教育 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与以儒家思想为优秀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教育紧密相连,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价值观念和事业追求于语文教育之中,文字教育与思想教育不可分离。中国传统语文教育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完备的价值教育体系,产生了宝贵的古代文学文化。在教育方式上,经典哲学思想通过书面记录、口头语言以及艺术作品等形式得以传播和发展。对于语文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主要强调把儒家经典文献作为中心开展伦理德教,从而达到自然成俗、不治而成的社会目标,同时却相对忽视了其作为语言的工具性价值。对于个人价值取向,古代语文教育将理想中的人格作为归宿,表现为“君子”或是“圣人”,“学而优则仕”、“学以致用”,以超脱的姿态为社会和民众服务。对于语文教育静态的内容,以汉民族文化为中心、融合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和海外文化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向心的文化,它海纳百川,博大精深,意蕴丰富,将天地万千融于一身,既综合,又显多样。对于语文教育动态的方式,在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大量的教育经验被积累,发掘出了更多根本性的道理,成为了宝贵的财富。对于语文教育和文化的关系,古代语文教育促使传统文化在社会中不断自我完善,持续千年的教与学中,旧的文化不断传播,新的文化不断形成,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更是不断地进步,造就了一个薪火相传、自新图强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传统文化传播这条明线中一直隐藏着古代语文教育的暗线,这条暗线通过书面记录、口头语言、器物刻画等多种多样的传播媒体在传统文化体系中传播、流传。文化传播在内容上的丰厚性、形式上的多样性给今天的语文教育提供了不少借鉴,特别是在文化育人、人文化成方面的极大成功无疑是今天处于价值多元化社会的语文教育应该努力学习和借鉴的重点。由此可见,中国语文教育具有鲜明的历史传承性,是人类社会文明繁衍演变的重要支撑和有力工具。 二、与国外交融的语文教育 中国语文教育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观,同时受到西方文化教育的影响和冲击。1903年,清政府在洋务派开办的学堂中将语文单独设科,开创了中国百余年的语文教育。可以说,中国的语文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受到国外思潮影响的。其中在外国教育思潮中对语文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形成倾向性和主导性,大致有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凯洛夫教育学说以及后现代主义课程观。语文教育百年中的前半叶,在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的深刻影响下,我国初步形成了具有民主及科学特色的崭新的现代课程标准。教学内容上,教材里突出充满新时代生命气息的白话文,尽可能与学生的现实生活交融成一体;教学方法上,倡导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自主性,反对传统的灌输法,尊重并培养学生的读写趣味;发展目标上,关注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过程中学生现代语言能力的发展,同时还关注其思维和心智的提升、情感和德性的涵养。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给语文教育产生了最大影响的是苏联的教育模式。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的思想。他用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观念来建立一个牢固的教育学体系,具有可操作性强、政治性强等特点。提出了教学过程“五环节”: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有心理学理论依据且方便实用。凯洛夫的《教育学》是当时全国学习教育理论的基本教材,语文课普遍使用他的教学方法。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以美国教授威廉•多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从基本教育观到课程观实现了对现代主义课程理论即“泰勒模式”的全方位超越。威廉•多尔后现代课程理论更多地强调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倡导师生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尊重学生的批判和质疑。其理论精华为语文新课程的崛起提供了直接的理论营养。由国家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出现,充分反应了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从而标志着新型教育思想在我国扎根生长,并引发了中国语文教育最深刻的一次嬗变。由此可见,我国语文教育理念的每一次变化,都是与西方文化思潮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面对西方文化思潮或教育理念的冲击,我们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妄言否定,而是要在汲取精华的同时,坚持独立探索,走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改革之路。 三、向和谐前进的语文教育 中学语文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不但代表着分数的变化,更有着承接初等教育、为学生未来发展打基础的重任。因而,中学语文教育的好坏不单单影响和决定着学生未来对语文这门课程的兴趣和感情,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其语言文字素养的形成和发展,并且在最后影响和决定了这个学生的发展道路及其人生航向。由此一来,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只关注学生语文能力、当前语文素养发展水平,更不能只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而应当将学生眼前的成长和未来的发展统一起来,更加重要的是,必须思量当前的语文教育能为学生以后的学习积淀多少知识,对未来的发展提供多少支持,如此才能体现出教育对学生本身的关怀。新时期的中学语文教学应是一种将每个生命成长、发展作为终极目标的教学理念,对生命尊重、关怀、拓展、升华,并将深刻的生命价值与意义包含其中。用“科学发展观”来说,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引导学生思考“我打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为何而活着?我能活成什么样?我为什么这样活着?”语文课程的人文性,是指语文学习过程是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是激发人创造力与生命力的过程。中学语文教育活动处于特定的时空中,老师与学生通过双向的积极的生命运动,发展尊重人,尊重具体的人的生命价值、文化及其多样性的教育,最终追求的是中学语文教育的和谐。因此,中学语文教育必须也只能是以学生为中心。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革命家以及编辑出版家叶圣陶先生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多次言明:学生,是“有生命力的生活体”、是“自由的人”。叶圣陶先生主张教学民主,学生应彰显个性,他十分反对教师依赖各种教学参考书、教学设计,而忽视了学生是“有生命力的生活体”。教师应将学生当作有生命力的人,使学生所学的知识能在今后的生活中一辈子受用。 四、结论 中国的语文教育历经百年沧桑,造就了一代代鲜活的中国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变化的脚步再次走在了路上。中学语文作为初级语文教育和高级语文教育的支点,在吸纳优秀思想的同时,以和谐为目标,本着为学生未来负责的理念,将“以人为本”的“人”发挥到极致,定能划出属于自己的轨迹。 作者:黄义 单位:湖北省秭归县水田坝初级中学 中学语文教育改革探讨: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重点和方法研究 摘 要:中学语文教学是一项关乎国家根本的基础教育,只有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的发展教学中的不足并加以指出和改进,才能最终确保中学语文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让社会、学校以及学生等方面受益。本文作者结合多年来的工作经验,对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重点和方法进行了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中学语文;改革;对策 一、引言 我国中学语文教育受到几千年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是一种典型的应试教育。在这种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中学生更多的是一种长于应试,短于实际运用的人才。中学语文教育改革应该发现当前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合理对策加以解决。 二、中学语文教育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中学语文素质要素不完善 1.基础知识掌握不扎实。中学毕业生应该能够掌握常用汉字、语法修辞、工具书使用等等最基本的知识,但是目前很多即将毕业的中学生不能有效的掌握这些知识。更为严重的的,很多学生没有将所学的知识进行有效的转化,无法做到活学活用。从而让学生误以为学习语文基础没用用。 2.基础能力不强。中学生基础能力薄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阅读方面,中学生必须具备理解阅读能力,会正确使用快速阅读、精读、朗读等等方法。但是在现实学习中,能够掌握这些技巧的初中学生并不多。至于深层次的赏析、鉴赏和批评性和创造性的阅读,中学生更是没有能力做到。 3.智力培育方面做的不够。中学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思维模式。但是目前更多的是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忽略了学生智力的培养,只是片面追求成绩,追求片面的升学率。 (二)中学语文素质结构不够合理 1.对语言技术的教育多于道德人格的教育。正确重视语言教育是对的的,而且要想学生掌握语言技术就必须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使学生能够更好的掌握语言运用技巧,从而为今后更好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提供必要工具。但是如果学校和教师因此而过分重视语言教学而忽视了对学生进行必要的道德教育,那么将无法实现教学育人的目的。尤其是中学阶段,更是构建内心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阶段,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是这个阶段形成的主要时期。 2.强调读写能力而忽视交际能力。中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薄弱是当下教育的一个热门话题。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源于我国的教育制度,应试教育制度之下,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更关心的是学生的应试成绩,而对不涉及考核内容的方面不予重视,从而造成中学生应试能力不错,但交际能力差,无法与人有效沟通。 (三)教科书编撰过于乏味枯燥 中学语文教学需要依靠课本教材来实现,教材编写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教学质量的高低。一本好的教材能够让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兴趣,并在学习过程中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一本好的教科书应该体现文辞优美、贴近生活、富有哲理、强于思辨,易于教学等等。这样的教学教材才能让学生的学习更加高效有序、有趣有益。目前的中学语文教材在这方面有着很大的不足。 三、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方法对策分析 (一)健全中学语文的教育体制 为了实现课程的完善,需要从多方面着手:首先是要打破传统模式下的“一纲”制度。就是全国不能实行统一的教学大纲,需要将编制权下放到地方,并根据当地方文化需要编制有特色的中学语文课。其次,要彻底打破传统教学大纲中的内容体系,重新确定一种新的语文素质教育构建体系,改变以往片面追求教学成绩的教学方式。最后,需要着力改革中学语文课的结构。教学大纲需要对教学中的必修内容、选修内容、课外阅读内容等方面进行明确的规定。 (二)改革中学语文教学和学生评价方式 在改革中学语文教学和学生考核的方式中,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革教学方式,这需要从教师方面着手。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更多的是通过灌输式的模式向学生传授知识。当下,教师更应该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方式实现教学目标。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将语文课本丰富的展现在学生面前,让教学生动有趣,灵活多变,增加教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感染力。同时也需要调整好师生角色关系。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将学生作为教学主体,一切教学活动要以学生为主,教师只是起传播与辅助的作用,减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宰成分,给学生更多参与和主动的机会。其次,要用好考试这件法宝。教学质量需要通过学生考试来统计分析。在中学教育改革过程中,可以通过考试来引导改革目的。为了实现改革目标,可以将德育教学、口语交际教学等内容纳入考核系统,从而让教师和学生更加重视这些需要考核的课程,最终自觉的投入到学习当中。 (三)建设一支具有高素质的语文教师队伍 负责培养中学语文教师的高等院校在招收学生之前就应该了解这些生源是否热爱教育事业。只有热爱教育事业并愿意终身投入教育的人群才可能成为出色的教师。高等院校在录取生源之后需要根据中学的教学特点有针对性的培养中学需要的语文教师。中学除了招聘更适合的教师外,还应该通过后期培训、再学习等方式让更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进步,保持与时俱进的教学需求。 总而言之,中学语文教学是一项关乎国家根本的基础教育,只有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的发展教学中的不足并加以指出和改进,才能最终确保中学语文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让社会、学校以及学生等方面受益。 中学语文教育改革探讨:比较文学基本理念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 邹建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研究》副主编、《世界文学评论》执行主编、《中国诗歌》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出版有《“和”的正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多维视野中的比较文学研究》(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现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现代诗的意象结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等,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 胡雅玲(以下简称胡):邹教授,您从事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多年,出版过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研究专著多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文学伦理学与文学地理学有精深的研究;同时,我知道您对中学语文教育也很了解。这里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当代中国的语文教改这些年,语文新课标实行也有好几年,您如何评价当代中国的中学语文教改?当前的中学语文教育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邹建军(以下简称邹):我个人的感觉是,中学语文教育在最近十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教师的教学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也有了长足的进展,所以说中学语文教学改革是有成效的,但成效并不令人十分满意。从高考的作文写作与自主招生中的特长生情况来看,中学语文教育的确是在新课标的要求下有了很大的改善。原来那样一种使用教材五花八门的情况有所改变,教学中只注重向学生满堂灌的情况也有所改进,背诵几条术语与观点而应付期中与期末考试的情况有所改进。我们发现,注重对学生的读与写的训练,已经成为许多中学教师的理念,许多学生都写出了好文章,在作文大赛中多次获奖,报纸上发表了许多中学生的作文,有的报纸还专门办有中学生的作文专版。不过,我这里所讲的只是一种总体情况,并不表明所有中学语文教育都达到了同一水平。如果要说中学语文教育存在什么问题的话,我认为主要存在这样三个问题:一是现代教育观念没有受到重视,二是阅读原文的传统没有得到真正的恢复,三是各种文体的写作没有取得更好的效果。传统的学术观念在语文教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现代的教育观念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现代的教学理念是根据新的形势要求而提出来的,而一些知识结构老化的教师改变起来有困难。读原文本来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优势,然而在应试教育中不可能得到落实。语文篇目是为审美而设计的,如果没有阅读与背诵就没有审美的过程与审美的体验。作文的形式是多种式样的,笼而统之的作文概念很难体现学生对于文体的把握,所以小说、戏剧、散文、诗歌、游记、日记、杂文、随笔、评论等多种多样的文体,都要受到同等重视。问题是多种多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并且不可能在一时之间就全部解决,可以有一个先后秩序。我认为观念决定方法,方法决定成败,因此中学语文教育与比较文学理念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比较文学理念对于有的中学语文教师来说,也许是比较陌生的,然而它特别重要,因为它正是当今世界最基本学术理念与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 胡:从您个人的理解来说,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与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它拥有哪些最基本的理念?这样一些理念对中学的语文教育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与意义? 邹: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中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在当前的中外文学研究中得到最广泛的运用,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为中外学者所共同关注,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体现了一种新的学术理念。 比较文学最基本的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比较的理念。从前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者,往往就作家论作家、就作品论作品,因此许多时候我们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样的视角如果能够集中深入对象,也并不是不可以存在。然而,真正要认识到一个作家与作品的价值与意义,还是要将其放在与他者的比较之后,才会有更准确与更深入的把握。我认为比较文学研究中有两个最为优秀的术语,一个是自我,一个是他者。自我无疑是重要的,因为没有自我,就没有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任何见识都是建立在自我的阅读与体验基础之上的;但是,只有自我而没有自我之外的他者,就不会有比较的视角与比较的视野,那么我们对于作家与作品的判断,也许就只限于自我的一己私见,不会有科学性,也就不会真正地发现所谓的真理。虽然有人说“比较不是理由”,似乎认为比较没有任何的意义,我并不这样看。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确不是由于比较方法的采用,然而比较文学最为基本的理念还是在于“比较”二字,也就是说,在比较文学研究者看来,在自我之外要有他者的地位,要处理好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比较文学的多元视域才能建立起来,才有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同一个作家与作品的可能性。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根基虽然不是比较,但比较却一定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理念,比较文学学科一定不能离开“比较”。因此,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教师一定可以从比较的角度来对相关的课文进行讲解,比如,我们在讲鲁迅《狂人日记》的时候就可以联系到果戈里的同名小说,讲李白《静夜思》的时候就可以联系彭邦桢的《两个月亮》。一个是中外的联系,一个是古今的联系,都是名家与名作,看一看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差异。这样的讲解就比单纯讲一个作品更好,至少可以让学生从一种比较的视角对相关的作家与作品进行思考,可以为他们接受中外古今的文学打开一个新天地,让他们认识到在中外文学史上原来还有那么多的同类作品,不仅扩展了学生的知识面,而且可以让他们思考更多的问题、探讨更多的文学现象。 二是跨越的理念。比较文学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跨越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跨国家与跨学科,不是要求研究对象同时要跨越四个方面,只要能够跨越其中的一个方面,就可以体现比较文学的跨越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如果研究的对象没有跨越性,就不能构成为比较文学研究。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四个跨越”。比较文学的跨越性,主要体现在两种民族文化的跨越,即我们研究的对象只要是两种文化的跨越,就能够体现出独立的比较文学的意义,即认识到两种文化之间的文化差异,因为这是两种文学存在可比性的基础,两种以上的文学之所以存在各自的价值之最根本的原因。在四个跨越中,跨国家与跨民族并不说明实质性的意义,或者说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跨越。从一般的意义而言,只要跨越了语言也就跨越了文化,然而也不尽然,比如英语世界中却存在多种多样的文化。因此,跨越性的理念其实就体现在跨越文化上,只有跨越文化才与文学的不同特点产生密切的联系。跨越性的理念与中学语文教学有什么联系呢?如果能够体现这样一种跨越理念,可以让学生的知识面得到更大扩展,尽可能地在两种文化的比较里来认识作家与作品等文学现象。我们在讲郭沫若早期诗作《凤凰涅磐》的时候,就可以联系到阿拉伯的民间传说与印度的佛教文化来认识“菲尼克斯”意象;我们在讲曹禺话剧《雷雨》的时候,就可以联系到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进行比较分析。自然,这样的讲述是存在相当难度的,因为如果只是从思想与艺术上分析作品本身,与要从两种文化的联系与高度进行比较,其途径与方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将一些具有跨越性的文学现象还原到具体的历史境里,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西互动进行讲解,学生得到的东西也许就不仅仅是一种理解,更重要的是一种观念。 三是整体的理念。比较文学研究与从前的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相比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整个世界的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不是像从前那样只注重个体的作家作品及其他文学现象,那样的研究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只有将整个世界的文学当成一个整体,才有超越二元以上的比较方法的产生,才可能将一个对象放在与其他相似对象的比较中进行认识与分析,只有这时比较文学才产生了。我在给本科学生讲授比较文学课程的时候,讲过一句比较直观的话,说比较文学其实就是我们在大学中文系里所学过的所有课程以及即将要学的所有课程的综合,因为比较文学学科的三个大的方面,即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具体体现在中国语言文学各门课程的交汇上。比如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之间的关系,不是影响关系就是平行关系;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文艺学、民间文学、人类学、宗教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跨学科的研究。如果我们能够将所有的课程所讲的内容联系起来思考,发现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在做比较文学的研究了。比较文学可以做个案的研究,并且最好是从个案研究入手,但这种个案与从前文学研究中的个案是不一样的,它是由两者或两者以上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而整体却是比较文学的一种基本观念,比较文学研究者就是讲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就是要以自己的努力来追寻这种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最后寻求到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如果我们在文学研究中能够眼观六路而且耳听八方,那我们就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了,因为我们的研究体现了比较文学的整体观念与整体研究的方法。 四是变异的理念。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中有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与形象学,最近几年中国学者又提出变异学或者叫变异研究。平行研究也许是一种静态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于两个以上的作品进行审美的发现;而影响研究中的流传学、渊源学与媒介学中,都着重于对其中种种变化因素的探讨。变异研究就更是如此了,其研究的对象就是变异的过程、方式、成因与价值。所以,我认为变异也就成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基本的理念。中国最古老经典之一的《周易》,其实就是讲变易之理与变易之道的,虽然此“变异”与彼“变易”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但“变”却是一致的。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变,也要研究在这种“变”之中或者之后而产生的“异”。这就体现了一种观念,就是世界上许多民族文学之间是有联系的,在这种联系中会产生变与不变,会发生异与不异,而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有自己的价值,平等对话是世界文学发展的基本道路,也是世界文学构成的重要方式。在中学语文教所选入的作家与作品,也能够说明如此的观念。 胡:您认为中学语文教师如何才能学到这样的比较文学理念?比较文学理念对于中学教师的语文观念的现代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邹:首先,我们要看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师是不是拥有比较文学的观念。从中学语文教师的人员构成而言,有一部分教师对于比较文学应当是比较了解的,如近十年来从师范大学或者进入211行列综合性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他们是必须学习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据我的了解,北师大、华中师大、上海师大、东北师大、天津师大、湖南师大等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与研究生,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是必须学习比较文学及其相关课程的。像华中师大汉口分校、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也是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的。因此,近十年来从这些高校毕业的本科与研究生,如果他们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工作的话,在教学实践中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文学观念与研究方法的运用;然而,如果是五十以上的那一批高中教师,对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学观念,也许就不是那么熟悉了。所以,这有一个层次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我们不能说高中语文教师都没有比较文学观念,或者都有比较文学的观念。但高中语文教师的确是需要有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基本了解,要有一定的比较文学理念。 中学语文教师如何才能拥有比较文学观念?可以通过这样四条路径:一是通过培训。在21世纪初,教育部师范教育司曾经提出这样的要求:中师与中学语文教师需要重新学习一些新的课程。其中就有比较文学。北师大的刘象愚与陈两位教授,曾经主编过专供其用的《比较文学》,由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究竟有多少中学与中师语文教师参与了这样的学习,我们不得而知。我认为这样的构想是很好的,因为教师是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充电的,将一些最新的学术观念与学术研究方法提供给他们,是有重大意义的。二是要求现有的还没有硕士学位的中学语文教师在职攻读教育硕士学位,而现有的学科建设・语文专业的教育硕士课程中就有《比较文学》。有了一个系统的学习与了解的过程,可以用比较文学的观念与研究方法来探讨中学语文教学问题,写成硕士论文。这样就可以取得很好的成效。三是提倡现有的中学语文教师订阅一些比较文学方面的书刊,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动态有所了解,自然就会建立起比较文学观念。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办有《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另外像我们主办的《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评论》,以及北京出版的《外国文学评论》等都有一些比较文学的栏目,通过阅读也可以了解比较文学最新的研究成果。四是自学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中学语文教师都是在职工作,平时很忙,要他们花许多的时间再来系统的学习比较文学,并不是都能办到。如果能够选取一到两种比较文学的最新教材,进行自学式的阅读,也会很有意义。最适合于中学语文教师学习的,一是曹顺庆教授主编的《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一是胡亚敏教授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华中师大出版社)。如果能够选取其中的一种进行阅读,对于比较文学的基本理念就会有全面而系统的了解。如果能够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适当地加以运用,就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比较文学理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师语文观念的现代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首先,中学语文观念存在不存在一个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是相对于什么观念而言的?语文观念的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的语文观念而言的。由于所接受教育传统的差别,有的语文教师的语文观念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教育与文学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强调字词句篇的阅读,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是也,老师可以不进行讲解与分析;有的语文教师则喜欢按西方的教育观念与教学方法来教导学生,如加大对课外文章的阅读量,开出比较多的书目,让学生在一定的时间里进行阅读与讨论,鼓励学生发表不同意见。教学观念需不需要现代化呢?邓小平同志早就讲过,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其中就包括了教师要有现代化的教学与学术观念,这样才能适应现代教育的需要,适应现代人才培养的要求。那么,比较文学观念是不是一种现代的文学观念呢?是不是一种具有发展潜力的研究方法呢?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各门学科里面,在外国语言文学的各门学科里面,比较文学是最具有自己独立的基本理念的学科,在研究方法上也是最具有创新意义的学科。上述比较文学理论中的比较的理念、跨越的理念、整体的理念与变异的理念,都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独立的学术理念。不过,因为比较文学是一门具有综合性的学科,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者所运用。比如说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就成为了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主要方法。因为平行研究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对两种及其以上的文学现象特别是作品进行文本细读,没有一个自我投入的审美过程,其实就没有办法进行比较分析与学术价值判断。而所有这些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对中学与中师的文学教学而言,如果没有基本的比较文学理念,并在一定程度上把握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那他绝对算不上拥有了现代的语文观念。现代的语文教育要求适应现代人才培养的需要,现代人才是一种综合性的、拥有世界信息的、面对世界而能解决问题的人才,而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就能够提供这个方面的素质与能力。 胡:邹教授,您认为比较文学理念的建立,对于当代的中学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比较文学理念在当代中学生的现代观念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邹:比较文学理念对于当代中学生如何成为一个现代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在他们的人生观念与文学观念的结构里,会占据一席之地。从前的中学语文教育比较注重对于单篇课文的阅读,比较注重对于字、词、句与篇的理解,而比较文学强调在阅读一篇作品的同时,也要与相关的作家与作品联系起来,与同类的文学现象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让学生扩大自己的阅读量;同时,将多种文学现象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对于其写作水平与认识能力的提高,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比较文学理念与研究方法,对于中学生们更清楚地认识一部作品的特点与价值,往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在教高中语文第四册中曹禺《雷雨》的时候,就可以联系到影响这部话剧写作的古希腊悲剧、易卜生《玩偶之家》等进行一些对比分析,可以认清其来源,也可以帮助他们更清楚地认识经典作品之间的差异。我们在讲中学语文第三册里李白自然山水抒情诗《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时候,也可以联系到华兹华斯抒情长诗《序曲》进行比较分析,看一看他们是如何描写中国与英国的自然山水的,他们是如何处理自我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读诗必此诗,并非真诗人”,如果我们要求学生读哪一部作品就只知道那一部作品就可以了,与读一个作品而了解许多同类的作品,并且能够联系到相关的作品进行研究,其效果则大不相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训练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与文化视野,让他们在对比之中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为课外阅读提供助力,为日后的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当代中国正在强调素质教育的重要性,而在语文教学中注入比较文学的观念与研究方法,正适应了素质教育的更高要求。现代的教育观念强调要面向现代、面向世界与面向未来,比较文学正是面向整个世界文学的研究,也是面向未来的具有前瞻性的文学研究,因为比较文学学科建立一百多年以来,一直与时代同步发展,从来没有落后于其他学科,总是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理论资源与发展动力。中学生的现代观念,主要包括自我观念、平等观念、自由观念、民主观念、美学观念、辩证观念、全局观念与历史观念,而比较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念与学生需要的全局观念是一致的,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比较观念与学生需要的辩证观念是相通的,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各民族文学对话的观念以及以审美为基点的平行研究与比较诗学研究,与学生需要的民主观念与美学观念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所以,就中学生现代观念的构成而言,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育的结合就显得尤其重要。 胡雅玲,武汉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戏曲音乐创作的两个问题 当代戏曲音乐创作的两个问题 “”以后到现在,戏曲音乐在创新方面的成就不突出,新作品虽有一定数量,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佳作很少,总体看这三十多年的戏曲音乐创作未能打开新的局面,迈上新的高度。回顾历史,明清两代和20世纪前期,表演艺术各门类中分量最大、创作最繁盛的是戏曲,音乐园地里创作成就最高的也是戏曲音乐。昆曲的水磨调和梆子、皮黄的“板腔体”等,先后代表了明清和民国时期中国音乐创作的最高水准,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最宝贵的遗产。上世纪50年代到“”时期,戏曲音乐也有显著成就,例如京剧“样板戏”的音乐也走在该时期中国音乐创作的最前列。然而这三十多年来,戏曲音乐却进退失据,越来越走不出“低迷”。当然三十多年的戏曲音乐创作是个很大的研究题目,笔者的接触范围和认识水平都很有限,本文只能管中窥豹,就其中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略陈己见,以向方家求教。 一,关于创作指导思想 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戏曲音乐在处理新、旧关系方面的指导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也有过一些明显变化。其实戏曲自形成之日起,艺人就很懂得创新的重要性,因此戏曲音乐的“传统”从来就不是固步自封和僵化。例如程砚秋1939年所作《致凌霄汉阁主谈歌法》一文,便是与剧评家徐凌霄(凌霄汉阁主)讨论唱腔的“推陈出新”问题,[1]名满戏苑的“程腔”也无疑是艺人自觉发扬创新精神的典范成果。上世纪50年代一批新音乐工作者被派进戏曲剧团,与艺人一道从事戏曲音乐改革和创作,为戏曲音乐注入了很多新的成分。但新音乐工作者和艺人在磨合过程中,围绕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也出现过不小的分歧,为此戏曲改革的领导者们提出了相应的原则。当时戏曲改革的领导者中不少人都很熟悉戏曲,有些还曾投身戏曲创作实践(如田汉、马彦祥、马少波、欧阳予倩、杨绍萱、任桂林、张庚、马可等),在音乐创作上推行的指导思想也兼顾了迈出新步和保存传统两个方面。这里可看1958年在文化部组织的一次现代戏联合观摩公演后部分音乐工作者的总结:“这次参加联合公演的剧目,在音乐上,都保持了本剧种的鲜明特色,使人听来非常亲切,没有格格不入的感觉。在具体唱腔的设计上,都是尽先考虑运用本剧种的传统唱腔,不足时再加以创作。”“要突破传统音乐在表现新人物的思想感情方面的局限,就必须加以创作。但是这种创作,又要在继承传统音乐的基础上进行,难就难在这里。”[2]这些意见既肯定了创新的必要,更强调了对传统的尊重:旧有唱腔要尽量沿用,不足以表现新内容时才进行创新,而且创新不能走得太远。这些言辞谨慎的话,正体现的是当时戏曲音乐在处理新、旧关系上的基本原则,概括起来便是“传统第一,创新第二”——摆在第一位的还是尊重和延续传统。按照这样的原则,当时的戏曲音乐创作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不少新戏的音乐都不远离传统,同时也有时代气息,曾经出现的“冒进”倾向(如“创造新歌剧”等)也很快得到抑制。 但在60年代编演现代戏的热潮中,为了突出表现“革命精神”,音乐出新的步子显著加大。“”时期的“革命”狂潮,更使“传统第一”的原则变成了“创新第一”。京剧“样板戏”的音乐大大突破了京剧音乐的传统,让人耳目一新。各地剧种在移植京剧“样板戏”时为了“不走样”,更将本剧种的音乐传统大量抛弃。不过京剧“样板戏”的音乐创作水准很高,在体现新的“时代精神”的同时,也未完全脱离京剧音乐的传统,应该说是对传统进行大幅度的加工改造和提炼升华的产物。 “”后,戏曲音乐创作重又回到“传统第一”的轨道。此期间创作的新戏音乐一般出新幅度不大,常显得半新不旧(多是包装新而内里不新),而且艺术高度远未超越60~70年代的京剧“样板戏”。又因传统戏曲的流失越来越严重,保护传统成为日益迫切的任务,因而在新戏创作中,往往更多强调的是“移步不换形”一类理念。然而这一时期戏曲的外部环境已大不同于以往:文艺园地在“改革开放”形势下空前热闹,新奇事物纷至沓来,让人眼花缭乱,艺术爱好者(消费者)们的选择十分多样。社会音乐文化的总体水准也在节节提高,看看欧美音乐剧的舞台风貌和音乐,便可知道在当代人(尤其年轻人)眼里什么样的舞台艺术才能算“新”。身处这样的环境,戏曲音乐必然是不进则退。创作的“低迷”和与观众的大量流失,不能不促人反思:戏曲音乐创作的指导思想是否应该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作一定调整? 不能不注意的一个基本事实是:随着时移世易,戏曲传统与时代的距离已显著扩大,并且还在不断扩大。60年前戏曲音乐的传统好些方面还不是太旧(习惯上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也会被算作“传统”),因此当时的创作不需要太多出新,也不会显得落伍。但时至今日,新、旧之间的距离已远远超过60年前,在同样的传统基础上的同样幅度的出新已完全说不上是“新”了。因此新戏创作要跟上时代,只能加快前进步伐。在这样的局面下,特别需要提倡不拘一格的创作理念,即允许多种不同做法(包括不是“传统第一”的做法)积极尝试。常识告诉我们:创作的自由度越大,出好作品的几率越大;反之路子越窄,出好作品的希望越微渺。总体上讲传统当然不能抛弃,但每一部新戏在具体做法上都应该有自己的选择。不同观众群的口味不同,不同时期的风尚不同,不同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定位不同,不同剧种的传统基础不同,不同创作者的才情和理念不同……因此每一部新戏都是一个独特的“个案”,应该有自己专设的创作目标,包括对传统有自己的取舍,在“出新”上有自己的追求。 主张创新不离传统的理由之一,是新戏应该承担保存传统的任务,这种理由其实很需要反思。传统保存需要尽可能原汁原味,新戏创作却需要大幅度出新,如果两种需要很难调和,就不妨让它们各行其是:传统的主要载体是老戏,老戏在传统就在,因此保存传统的重点应该是保护好老戏;新戏的主要任务是走出新路,跟上 时代,因此不应该让新戏更多承担保存传统的职责。要急追时代,当然要“轻装”前进。新戏能多多延续传统再好不过,但前提是符合每一部作品自身的艺术需要,不能为保存而保存。强调保存传统无疑会加大新戏创作的难度(上面引到的半个世纪前的那篇文章就已感叹“难就难在这里”),如果勉为其难把作品搞得半新不旧,看起来是一举两得,实际上却可能适得其反:既不能体现时代风貌,也不是真正保存传统。数十年来新戏数量已不少,但总体看不仅创新不理想,而且传统也没保存好,其中的教训很需要总结。 二,关于作品评价机制 戏曲在过去时代是靠观众为生,观众是戏曲的“上帝”。观众中数量最大的是普通民众,他们常常代表市场的力量。同时昆曲一类“高雅戏曲”主要以文化精英为“知音”,他们人数少,但文化水平高,影响力大。不论普通民众还是文化精英,观赏戏曲都是为了获得艺术的愉悦,他们对作品的艺术质量当然很“挑剔”,他们评价作品的原则当然是“艺术第一”。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热爱戏曲,一些人还热心习唱习演,甚至投身创作,因而很熟悉戏曲的“门道”。在这样的“上帝”面前,出色的艺术必然得到赏识和鼓励,水准低下的作品也必然难以立足,这样的“上帝”当然是推动戏曲不断攀登新的艺术高度的巨大力量。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戏曲由政府全面管辖操办,这种体制意味着戏曲的“上帝”不再是广大观众,而是“上面”。戏曲的评价机制由此发生根本改变:一部戏的好赖主要是由“上面”判决,观众的意见无足轻重,与此相应,戏曲的存活状态也不再由市场决定。在这样的评审中,艺术的位置不仅排在“第二”,而且对艺术的评审结果不一定“靠谱”,因为官员中戏曲行家(尤其戏曲音乐行家)很少。举一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我在某剧团的乐队工作,一次文化局长审查我团一部新排的戏,提的一条意见是主奏乐器板胡的声音不够大,因此建议用两把板胡一起拉。这样的意见剧团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好在那位局长只是说说便罢,没有坚持一定要照办。近年来有关部门主持的种种评审成为戏曲新作评价的重要形式,为了体现评审的“专业性”,评审者中也会有专家,但专家是“被组织”的,他们的作用往往有限。而且专家也不一定能代表广大观众,因为从实际情况看,并不是专家评价高的作品,广大观众就一定都会喜欢。 有关部门主持的评奖和资助,已成为戏曲创作重要的“导向”。对于既给奖又给钱的评审,剧团当然趋之若鹜,创作上也会有所迎合,有时还会加上“戏外的功夫”。这种以获奖和争取经费为目标的创作,自然很难将观众的欣赏需求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也很难做到“艺术第一”,因此,有些作品缺乏艺术光彩、不受观众欢迎再正常不过。有些获奖作品很少公演,更难得看到这些作品的唱段在群众中传唱的情形,这也说明这样的创作与广大观众的艺术需求并不吻合。纵观近年来的新戏音乐创作,艺术水准不高是一个普遍问题,这与缺少来自观众方面的检验当然很有关系——不经过观众的认可,等于“绕过”了艺术产品最重要的质量检验环节,撇开了试金石,如何验真金呢? 从戏曲音乐的发展历程看,观众与创作者的积极互动十分重要。一方面,演出过程中观众的现场反应(叫好之类)有即时校验的作用,可以让创腔者(也是演唱者)随时体察创作上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改进提高。另一方面,剧场之外创作者与观众(尤其懂“门道”者)的种种交流,也会对创作者有很大促进和帮助。上面举到的当年程砚秋与徐凌霄的交流便很典型:徐是素养很高的文化人(著名记者、作家),又是能唱能演的票友,艺术识见很高,有很多论说戏曲的文字见诸报刊,并有《记“程”》、《伶工特记· 程砚秋》等文专门讨论程砚秋的创作;[3]程对徐的见解很“倾服”,特意写成那篇《致凌霄汉阁主谈歌法》公开发表,并陈说自己在用嗓、运腔、咬字等方面的体会。显然这样的切磋和砥砺,对创作者的助益极大。没有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戏曲在明清两代至20世纪前期不可能成为“艺术性”与“群众性”达到最大一致的艺术品种。这种关系在上世纪50~60年代仍有延续,当时不少新戏的唱段在观众中广为传唱(有些唱段一直唱到今天),同样是创作者高度重视观众的欣赏需求的结果。然而今天的局面已完全两样,新戏新腔普遍与观众很隔膜。不少新戏很注重形式包装甚至追求“大制作”,但艺术内涵很薄弱,唱腔缺少内在的美质和隽永的意味,难以打动观众的心灵。创作者并不把观众当作“上帝”,作品主要不是为满足观众的欣赏需求而创作,这样的作品如何能赢得观众的喜爱?在 这种局面下,创作者又如何从观众方面获得积极有益的反馈,从而推动自己不断提升? 作品的艺术质量也与上一节讨论的创新问题有重要关联。上一节之所以强调创新要不拘一格,步子要迈得更大,是因为太多迁就传统,容易导致艺术上打折扣。但深一层看,新、旧成分的比例还不是决定作品优劣的最终因素,例如“大制作”虽然“新”,却不能征服观众,虚有其表的“新”还会惹人生厌。反过来说老戏的唱段永远有人喜爱,也不是单纯因为“老”,而是因为那些唱段有艺术魅力,能与欣赏者的内心真正“合拍”。可见只是一个“新”字,还不能保证作品在艺术上一定成功,关键还是艺术水准。缺乏艺术水准的出新是为新而新,那类作品的问题不是形式上不够新,而是艺术上不够好。 评价作品的艺术质量,就是评价创作者的水准,因此作品评价机制也与创作人才的激励和选拔紧密相关。过去时代的艺人主要在市场中打拼,高超的艺术造诣是他们赢得观众的根本保证,谭鑫培的“谭腔”、程砚秋的“程腔”都要经过广大观众(包括行家)的严格检验,“阳春白雪”的昆曲也首先要在文化精英中经过高水平的品鉴。反过来说,只有真正把艺术放在第一位的社会评价,才能催生真正一流的作品和一流的创作人才。如果不重视对作品的艺术性的评价,或者无法准确鉴别艺术上的高低优劣,以致艺术水准不够的作品也能名利双收,那样的评价机制不仅不利于选拔优秀作品和激励优秀创作人才,而且贻害无穷。正像老师给学生作业打分:如果60分的水平打成90分,甚至反过来90分的水平打成60分,以后还会有多少学生朝真正的90分努力呢?目前戏曲音乐创作人才奇缺,队伍一年年老化,既能吃透传统,又有很强的创新能力的人才难得一见,这种状况实在堪忧。人才评价的导向对戏曲音乐的创作队伍建设来说至关重要,对戏曲音乐来说实在是生死攸关之事。 从历史的情形看,官办文艺体制本来有很突出的优势,例如可以集中优质资源,打造真正“高精尖”的作品,以重点示范方式带动艺术发展。但这需要主事者是真正的行家,并真正按“艺术规律”办事。例如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宫廷音乐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顶点,主持者李隆基正是著名的“知音天子”。上面说到的上世纪50~60年代戏曲音乐创作的成就,也和当时戏曲事业的领导者中有不少行家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官办体制容易出现“政治标准”狭隘化的问题,这又会导致艺术之外的“规律”压倒艺术规律的现象,对艺术创作很不利。这在“”时期的京剧“样板戏”中也有鲜明体现:主创者中也不乏戏曲(音乐)行家,但被推至极端的“革命精神”却对作品的艺术性造成明显伤害——英雄人物总是不近人情,他们的唱腔也几乎是一味的“高快硬响”。其实,“政治标准”的内涵如果是指内容的“真善美”,就不会与“艺术标准”相抵牾和冲突,它们之间也不存在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的问题——对于真正的艺术创作来讲,内容的标准和形式的标准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第一”,没有必要把二者放在一起“排座次”和区分孰轻孰重。古今中外哪一部真正的艺术杰作是把艺术放在“第二”的位置上? 戏曲音乐创作当今面临的问题,从“外”看是跟不上时代,从“内”看是艺术质量不高。要紧追时代,就要减去过多的负载,包括反思已奉行多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原则”。要提高艺术水准,就要真正按艺术规律办事,把艺术放到“第一”的位置,所有相关环节都要把提升艺术作为主要目标。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想收获什么样的“果”,就要播种什么样的“因”,这个道理本来很简单。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思考 摘 要 本文通过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针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并将伦理学融入音乐文化的思考中,提出了不仅要树立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的观念,还应该以此来指导音乐教育行为,从而真正实现中国音乐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音乐艺术 音乐文化 文化 文化相对主义 在当下有关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是否具有可比性,中国音乐文化是否可走现代化发展道路等问题的争论中,“音乐文化”是一个被大家频繁使用的名词,但同时也是一个被误解,误用最多的概念。最为常见的误解之一就是将它的内涵等同于“音乐艺术”。在某些学者的言论中,“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常常被混为一谈,不加任何区分。于是便出现类似“音乐的现代化”,音乐价值的相对性等等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表述。 一、“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概念的提出 严格的讲,“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然而,“音乐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音乐艺术”所限定的范围。音乐文化包含音乐艺术,但却并非指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总之,“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音乐艺术”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我们不能用小的概念来涵盖大的概念,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探讨的是“音乐文化”这个概念属下的诸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 文化,按照广义,通俗的理解,就是指人类的创造,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音乐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必然也是物质、制度、观念的综合体。从历史的,文化人类学的全部观点来看,审美价值是音乐文化多种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其全部价值或唯一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从意识的,艺术的,审美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更要结合着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 二、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音乐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应用于课堂。但是,中国的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从近现代到如今近百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文化与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着水平上的差距。 中国的音乐文化无论在物质的,制度的层面,还是在观念的,意识的层面,都没有能够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没有能够充分的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以音乐教育为例:就物质层面而言,教育设施的匮乏,办学经费的短缺,师资力量的不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的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大量音乐人才的分布与流动极不平衡,一些专业音乐院系人满为患,而大量的音乐普及教育岗位则无人问津;就观念层面而言,音乐教育观念陈旧、闭塞、学术视野短浅、狭隘。以上三个层面是阻碍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新音乐文化与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摩擦 中国的音乐文化,需要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各个层面上,全面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从而尽快跟上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现代化的音乐文化是开放的,其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交流范围的广泛性,足以使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带来各种新意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形式。中国近百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变迁事业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向世界敞开国门,如果彻底拒绝现代化的进程,或许我们的音乐文化会保持更纯正的中国口味,会赢得那些喜欢异国情调的老外们更多地赞叹。但是这样以来,我们中国人就必须放弃发展的机会和选择的权利,我们就只能为别人去做传统的守护神,而不能为自己去做新文化的创造者。 当然,新文化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传统文化一概“淘汰”。举个例子来说,一对年轻人结婚,如用传统的拜天地,坐花轿的方式来举行他们的婚礼,这一举动显然有着传统的中国味道,从而得到旁人的赞美和羡慕。但是,假如一位家长不顾“婚姻自主”的原则,硬要按照中国传统的老规矩为自己的儿女包办婚姻,这就有理由遭到人们的反对。再假如那位先生还想效法旧时代“一妻多妾”的传统,要给自己添上几房“姨太太”,那么这一行为不仅要为已经“西化”了的中国人所不齿,而且还要受到国际法律的制裁。这个例子说明,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化不相抵触的东西,自然可以继承和发展,反之,便决没有不被割除的道理。 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探索 20世纪的中国新音乐是整个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选择“新方式”来做事情,过生活的结果之一。“新学堂”的建立,“学堂乐歌”的兴起以及其成熟的发展,中国的无调性作品,中国的十二音作品的陆续出现,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我们中国人“听音乐”,“做音乐”的方式有了明显的质的改变。这些行为令那些不习惯接受中国新音乐的外国学者感到费解。其实赵元任先生早已说得明白:“中西音乐有异,中国音乐有自己的‘国性’,只得保存跟发展。但我们中国人得在中国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只穿了一种学博物馆的服装,专预备你们来参观。”可见,那种要求我们中国人的音乐文化永远停止在1840年以前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更是“不人道的”。 自宋代以后,中国音乐主要是以本土繁衍、变异的方式在发展。直到清末,外来音乐文化,尤其是西洋音乐文化与日本近代音乐逐渐传入,音乐由此兴起。而这种现象确实为中国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知识经济发展加剧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弘扬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使中华文明在信息大潮中绽放异彩是音乐教育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出版物和远程教育的发展,东西方音乐文化将形成全方位的碰撞,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命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方面各民族音乐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会增加统一和普遍性;另一方面,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繁荣和生存面临着威胁。全球信息网络一体化极易使西方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长驱直入。在这场以文化渗透为主要途径和手段的新的“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和社会价值观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统一的成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产力。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革命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为此,我们要主动出击、积极应战,大力开发音乐文化信息资源。将伟大的民族精神、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信息送上国际互联网,使中华灿烂文化绽放异彩;激浊扬清,用中华文化抵御外来腐朽的文化的侵蚀,在我们民族的精神广宇里筑起思想文化的万里长城。 五、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思考 但是,还有一些人反对将音乐纳入现代化进程,这类人被称为“文化相对主义者”。他们以“文化相对主义者”作为理论依据。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文化相对主义者”原本是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宽容,相互理解,尊重,各尽所长,共同发展。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当赞同。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一些“文化相对主义者”否认存在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否认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性,否认社会历史进程的阶段性、规律性、否认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此,我们必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深入细致地分析,弄清那些文化现象以及这些文化现象的哪些价值具有相对性,共通性,普遍性,进而在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相比较中,分清哪些是“不同”的不同,哪些是“不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人云亦云。 然而,一些信奉“文化相对主义者”的学者们却没有这样去做,以至于“文化相对主义”在他们的手上完全变了味,走了调,成为一种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借口。他们以一种对立的心态,来看待中西方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彼此通融的历史与现实,以虚无主义的观点来否定现代化对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意义。由此可见,这些学者手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其实只是,狭隘民族主义及“国粹”论的结合物,它既不新鲜,也不先进,用它来解释文化历史现象,或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必将造成观念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失误。 总之,文化、音乐,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20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首先是为20世纪的中国人民而存在。中国音乐文化朝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自主的,正确的选择,同时,也是21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化进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新型的、开放的,有生命力的同时也是在审美趣味上更加多元化的音乐文化。它是中国音乐文化与世界音乐文化之间完美的交融。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任重而道远,而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化则是整个社会现代化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当代音乐论文:电影音乐对当代电影发展的影响探析 电影音乐对当代电影发展的影响探析 影视片中最能渲染观众情绪的莫过于影视片中音乐的编配,电影的高潮部分往往都是靠背景音乐来烘托出影片感人至深的情感,这种音乐艺术形式是我们影视创作艺术中的一种。电影艺术因为有了音乐艺术的加入而日趋完美。能够增强影视剧感染力及营造出影视剧所需的一种特定情感氛围功能的就是电影音乐的特效。在电影的发展历史当中,早期电影展现在观众面前是没有声音的,在电影的播放过程中是通过演员的各种动作和姿态,加以穿插字母来表达剧情的发展。所以这种电影当时称为无声电影,也称为默片。电影真正和音乐结缘是始于为默片进行现场音乐伴音,它能更好掩盖影片播放时的一些杂音的同时,也能增强影片的播放效果,后来就渐渐融入影片中来。电影和音乐的相互融合也是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艺术磨合之路,例如我国著名的无声电影片《神女》就是这一时期无声电影的典型。后来有人为了弥补电影没有声音的缺点,安排配音人员在后面说话,但是这种方法很快就被淘汰了,因为他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反而让观众感觉不舒服。后来又有人想出将部分音乐穿入电影当中,在电影播放过程当中进行音乐伴奏。这种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电影的内容,音乐的参与也弥补了电影听觉上的缺陷,但是从根本上不能解决电影画面和音乐的完全融合,这种做法就是电影音乐的雏形。真正能够推动有声电影取代无声电影的因素还是高科技的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录音技术的出现,标志着无声电影的终结,录音技术的发明使得电影进入到了有声音的高速发展阶段,为了电影而进行的音乐艺术创作作品迅速融入影片中来,这让人们在欣赏影片时音乐的出现成为了常态,让人们在观看影片时对音乐的欣赏也成了观看影片情绪高低的导火索,这一时期的影星新老交替也见证了无声电影走向有声电影的艺术创新之路。当代高科技技术全面发展,电脑技术的应用,使电影音乐与电影画面完全融合,使观众体会到视觉和听觉的美感和震撼,那么音乐对当代电影的作用有哪些呢? 一、渲染气氛 在当代电影的发展过程当中,音乐的基本功能就是作为影片的整体上的感情基调,从而在增加视觉感受上的效果以外又能增加音乐播放过程的感染性。电影音乐的独特艺术功能也将电影艺术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发展契机,这就说明了电影音乐是最能表达出思想感情和人们内心细微变化的艺术元素,是任何艺术所不能替代的。电影音乐作为电影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有能力为影片烘托出所需的情感氛围和诠释影片画面的。国际上著名的影视评论家明斯特贝格有句至理名言:“假如我们能够认真探究一下音乐,这样我们就能够更了解电影艺术在美的世界中的真正地位。”许多的影视片中采用大量的背景音乐来渲染影片的故事情境,像许多经典的恐怖片整部都是靠着背景音乐来渲染扣人心弦的紧张气氛,像国际著名的大导演希区柯克,大师拍摄的影片大都采用音乐背景来渲染烘托出悬疑恐怖的影片气氛,从而达到引人入胜的境界。在当代电影中经常有这样经典的形象:当心爱的人死去,这时伴随着悲伤的音乐,通过音乐让观众融入画面当中,仿佛自己就是画面中的一员,让人印象深刻。又如在好人出场或者胜利的时刻播放欢快的音乐也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这是当代电影在发展过程中,音乐所起到的基本作用。 二、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 电影音乐由最初的只是想掩盖剧场杂音而诞生的电影艺术有着极强的艺术生命力,这一艺术特点充分反映在渲染影片的情绪上,正是这一电影音乐的基本功能造就了其在影片中独有的艺术魅力,其中电影音乐的抒情是最能够充分激起影片高潮的,能够深刻反映出特定时期时代背景和剧中人物内心的情感交融,电影音乐艺术的出现弥补了无声影片无法生动客观表现出影片所需的情感流入和交融,电影音乐已经是影片成功与否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影片中主人公的思想情感的起伏不定往往都是靠电影音乐来渲染和表达的,能够在影片中起到让观众跟随电影音乐的起伏不定而进入影片的情感世界从而打动观众引起对影片所表达的内涵产生共鸣,比如我们在观看著名的抗美援朝影片《上甘岭》中,我们的民族英雄王成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拼着最后的力气对着话机喊出:“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向我开炮、向我开炮……”这时背景音乐适时响起曾激起了多少国人的潸然泪下和对侵略者的愤怒,电影音乐深刻地刻画出了我们民族英雄在危难之时的民族精神。影片的成功离不开电影音乐艺术,一部好的电影,是视觉和听觉高度融合的产物,这两个因素都是电影的灵魂,其中电影音乐在对电影人物的塑造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电影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其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电影音乐适时介入能够给影片人物形象定型和对时代风格及影片内涵进行诠释,如我们在欣赏影片《红岩》时,江姐从容就义时背景音乐的衬托,形象刻画出英雄人物此刻的情感和完美塑造出英雄的大无畏气概和人物形象,使得观众因为受到音乐的渲染而产生情感上的震撼及心灵上的洗礼,从而随着音乐的落幕而久久难以忘怀。影视剧的情感起伏往往都是靠着影视音乐来渲染和调节。电影艺术的多元化发展离不开电影音乐的影响和启发。纵览许多经典的影视歌曲都是电影艺术最好的表达和展现,如我国著名的影视片《铁道游击队》其著名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美国著名的电影《魂断蓝桥》插曲《友谊地久天长》,再如美国电影《北非谍影》的著名插曲《卡萨布兰卡》。这都无一不是证明了电影艺术的多元化发展离不开电影音乐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电影音乐和电影艺术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当代流行电影《哈利·波特》系列。第一部魔法石中,结尾处邓布利多为学院颁奖。随着他为格来芬多的勇敢一一加分,音乐也逐渐转入高亢。激昂的音乐烘托出哈利等人激动的喜悦,轻松地把气氛带入欢庆之中,令观众随之一同兴奋起来。而后,在踏上归途之前,哈利与海格道别,海格将自己精心制作的哈利父母的相册送给了哈利。此时的哈利表情复杂,他翻开相册,看到了婴儿时代的自己与父母的合影。这时影片的精髓音乐伴之响起,每一个音符都慢慢地打在观众心头,勾起一丝心酸。悠悠动听的旋律夹带一丝不露声色的伤感,却又充盈了温情与感动,把哈利对父母的爱与对海格的友情与感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看至此,都会被深深打动。所以在电影的播放过程中电影是人物内向情感的间接体现。这也是当代电影发展过程中音乐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之一。 三、体现并深化影片的主题思想,塑造形象 在上面的介绍过程当中,电影音乐可以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变化,其实人物的内心变化基调和电影主题思想是一脉相连的,这种关联性为塑造人物的形象做了良好的铺垫。《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电影当中,在主人公因为家庭的原因而离婚,这时的小主人公的处境非常凄凉,在这种情节发展的同时,电影播放《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曲,不但直接体现了当时的主人公凄凉的境地,而且通过歌曲直接表明家庭和睦的这一主题,使小主人公赢得当时观众的同情。直到今天一提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电影的主题思想直接体现在观众的心中。所以在这部电影中随着电影音乐的播放,观众的感情被迁移着飘动,最终指向电影的主题。这正是当代科学技术的使用情况下,电影音乐与电影画面良好融合,也确定了《世上只有妈妈好》当时的影坛地位。 四、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在电影当中随着电影音乐的播放,电影故事由此展开,伴随悠扬婉转的音乐,体现了一种爱情的缠绵;通过紧张刺激的音乐展现电影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在电影音乐的烘托下使电影情节高潮起伏、扣人心弦,使我们在场的观众有身临其境、如痴如醉的感觉。例如在当代经典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音乐,可以说将此作用体现到了极致,带给我们那不能忘怀的一幕幕。其中影片中最经典的永远让人忘不了的那一幕,杰克拉着罗丝的手,在纷繁熙攘的人群中肆无忌惮地快速穿行。这时,欢快得如跳舞的黄鹂的音乐声明朗地响起,推动着情节越来越轻松自然。可能是在情殇中大伤元气,罗丝已经很久没有尝试过如此兴奋刺激了,一种像小鸟挣脱了牢笼般地飞奔着,此时的她早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贵族身份,在杰克的拉动下享受着飞的感觉,在轻快的奔跑中放肆开怀地爽朗大笑。这些情节都是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而展开的,对故事情节的推动具有很好的烘托作用。 电影艺术因为有了音乐艺术的补充而日趋完美,电影有了音乐语言后使得影片更具有艺术魅力和商业价值,音乐和影片画面形成了独特的影片审美效果,因为有了艺术上的创新使得音乐在电影中有了最重要的地位和崭新的艺术诠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音乐赋予了电影全新的艺术生命力,音乐在影视剧中的作用使得电影艺术更具有艺术魅力和商业竞争力。在当代电影的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电影音乐的突出作用,才使得有许多的当代经典影片深入人心。影视片中有了音乐艺术的加盟,给了电影更多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多元化艺术发展的方向,可以说在当代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部经典的电影必定有经典的音乐为其烘托。电影音乐对当代电影的突出作用是功不可没的。所以我们在观看电影的同时要学会研究电影音乐,因为是电影音乐推动了电影的高速发展。电影也给了音乐全新的艺术诠释和艺术魅力。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乐教育哲学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已出现了多种流派。作为一个专业,其在北美的发展更是呈现诸种理念共存、共生发展的局面。其中,音乐教育审美哲学和音乐教育实践哲学是特色最为鲜明的两个流派。众所周知,戴维·埃里奥特(david j. elliott)的著作《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music matters?押 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1995)标志着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正式出现。而就在它出版的前两年,国际学术组织“五月组”(mayday group)便已经作为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阵地宣告成立。包括戴维·埃里奥特在内的学者的思想在此得到更深更广的探讨,各种音乐教育问题也得到了哲学层面上的关注和阐述,这一组织在当代国际音乐教育研究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五月组”概况 “五月组”是音乐教育研究的一个国际学术组织,由美国的特里·盖茨(terry j. gates)、托马斯·里吉尔斯基(thomas a. regelski)等人创立于1993年5月1日,其成员来自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国家,包括当今活跃在国际音乐教育研究界的韦恩·鲍曼(wayne d. bowman,加拿大),戴维·埃里奥特,戴斯蒙·马克(desmond mark,澳大利亚),玛丽·麦卡锡(marie mccarthy,美国),凯思·斯万维克(keith swanwick,英国)等。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民间学术团体,目前已经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多名音乐教育者成为它的成员。“五月组”拥有自己的门户网站(http?押//act.maydaygroup.org/)、行动理念,并不定期出版电子期刊,另外还有相关的专著专门阐述它的行动理念。在其网站上,不仅能查阅这些资料,还能听到有关学者发表的关于音乐或音乐创作的讲话。 二、“五月组”的行动理念 “五月组”的口号是“为了改变音乐教育而行动”。在这个大方针下,他们确立了作为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纲领性文献的七大行动理念。这份于1996年在波士顿定稿的文件,作为思考随后音乐教育面临的不同层面的重要问题的方针,也引发了关于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来的诸种讨论。1998-2004年间,七大行动理念一直是“五月组”研讨会的论题之一。 五月组的行动理念共包括七个部分的内容,全文如下: (一)音乐素养 作为充满思想的音乐成就的音乐性行为是音乐制作活动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有效地进行音乐教育的必要条件。 对概念的应用漠不关心、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技能而技能的做法导致了缺乏音乐完整性的音乐制作活动。事实上,熟练的音乐制作活动要求充分的计划以及对音乐素养的恰当实践。专业音乐家发展了批判和反思的能力,能够充满思想地应用知识和技能,使之为音乐效果服务。因此,任何音乐技能、知识和理解的正规教育都应该同时包含批判的、反思的而不是不加思考的、流于表面的音乐制作活动。 1.音乐教育专业如何才能减少那种孤立的、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技能而技能的做法,而更多地发展批判反思的音乐素养,以使每个教师或指导者都充满思想并能独立地作出音乐抉择? 2.从个人的角度来来说,对发展独立的音乐素养的漠不关心在哪些方面助长了思想贫乏的行为并导致非音乐性的实践? 3.在教育语境中,如何通过各种音乐活动中达到音乐的完整性,同时提高表演者和观众的批判能力和独立的音乐思考能力? (二)社会与文化 音乐行为的社会文化语境融合在音乐的意义之中,在音乐教育中不应被忽略或削弱。 审美理论宣称音乐的意义和价值是超越时间、地点、文化语境、人类的目的和对它的运用的,因此它无法全面地解释个体和集体的音乐行为的内在意义。这样的理论无法为音乐制作活动或应用教学提供充足的依据。与之相对,应该认为所有的音乐都与社会、文化语境和环境条件紧密相连。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必须考虑音乐和音乐制作的语境。因此,音乐教育者必须拥有将制作音乐的行为与这些行为的各种语境结合起来的理论基础,使音乐意义恰当地包含音乐的各种人为的及实在的功能。 1.就人的需求及其产生于其中的语境而言,如何才能理解音乐的价值,同时恰当地维持音乐素养和音乐性的标准? 2.音乐教育中关于音乐素养和音乐性的哪些标准可以用与审美理论相关的传统来指引,与此同时依然强调我们所讨论的音乐实践的语境性? 3.怎样才能引导学生提高他们的志向,确认并满足不同音乐和语境中唤起的关于音乐素养的需求? 4.音乐素养的哪些实际品质可以取代假想中的、短暂的审美品质,成为恰当地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教与学和评价音乐制作活动的基础? (三)领导能力 由于人类的音乐行为创造、维持并重塑了音乐的文化,因此,音乐教育者可以而且应该正式参与到这个文化进程中来,以影响它的发展方向和它所体现的个人与集体的价值观。 一种音乐文化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它不是一系列的作品或特定的实践活动。它从传统与变革的特殊合力中发展而来,对于它的人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它也并非简单地一成不变的、超越时间推移的传统。因此,音乐教育者不应该简单地满足于把任何音乐文化视为已被接受的永久的“事实”。他们应该引导学生拓展原初拥有的音乐创造力、选择能力和音乐素养的水平,不局限于他们在学校之外就已经获得的能力,帮助各种音乐文化获得持续发展,同时引导学生进行其他文化的音乐表达。 1.音乐教师如何才能更负责任地提高这种可能性?即学生会在他们的整个人生中珍视音乐的参与? 2.通过音乐课程而得以存在并提高的各种活动、创造能力、选择,音乐教师可以做些什么来提高个人、家庭及社会? 3.可以发展哪些策略来提高、促进和鼓励社会中某种特殊的音乐传统?同时,帮助个体在各种音乐文化中,而不仅限于在他们成长的音乐文化中变得更灵敏,也更有成就。 4.音乐教育专业如何能进行一场持续的运动来激励社会中的音乐生活,进而拓展音乐对人生命的贡献? (四)各种机构 学校、学院和其他音乐机构为音乐文化所做的贡献是重大的,但这些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必须得到系统 的检验和评价。 学校、大学、专业团体、教堂及大众媒体的机构,除了日常作出的良好愿望和高尚宣言之外,它们传达出来的关于音乐文化的观念是无法预料的,通常还是自我破坏的或自我限制的,但一旦被认可,音乐和音乐行为就会被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伦理的、经济的和教育学的动机和活动日程所改变。音乐教育的任何理论和实践都应该圆满地解释这些现象,同时关注批判它们的方式,还要开始注意减少这些机构给个人或社会层面带来的负面影响。 1.正规的音乐文化机构在那些方面影响了社会现实的音乐生活?当它们的影响是无效的、微弱的或负面的时候,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可以对它们进行批判? 2.音乐教育的理论如何能阐明各种机构为音乐带来的影响,提供评估这些机构对文化有益或有害的方式,并为它们贡献方法,使之能够对文化有益而不是有害? 3.我们怎样才能影响诸如出版公司、大众媒体这样的机构,使之为提高社会和文化生活的音乐品质作出更多的贡献? 4.音乐教育机构可以为普通民众重新确立非专业的音乐活动的文化规范做什么,以反对那种主要培养专业的表演者以及倾听他们的听众的规范? (五)跨学科 为了有效地工作,音乐教育者必须和其他学科的思想与研究者建立并维持联系。 音乐和音乐教育学习和研究的主导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其与音乐以外的影响的联系和应用。这种模式在知识和应用上的狭窄和局限使音乐教师和音乐家们处于偏狭的境地,隔绝了与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其他人的交流,也隔绝了与其他有益的专业之间的交流,最终隔绝了与普通大众的交流。未来的教师和音乐家们应该运用其他领域中有价值的观点来解决音乐家和教育者常常面临的问题。 1.音乐教师(以及他们的教师)如何才能拓宽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 2.如此宽广的面向实践的知识基础应该由哪些学科来描绘? 3.我们在何种程度上以及怎样才能使教师们不再不加批判地模仿他们的老师的技巧,而是在新的事项上发展出原则性的、反思性的和有效的个人教学方法? 4.专业的组织可以改变什么来促进培养学校音乐教师和教授的普通音乐教育? (六)研究和理论 音乐教育的研究和理论基础应该同时在他们的理论旨趣和相关实践中提炼并作深刻的拓展。 一种新的对解决音乐的教与学的问题的探究必须取代当前的专业目标和结果,后者推动了大量的研究的结论,但最后,它们通常在理论上乏善可陈,与实践亦毫无关联。我们倡导这样的音乐教育研究方式,即它的问题和结论都来自并应用于人们的真实音乐行为,从而也来自那蕴含着异常丰富多样的意义和经验的音乐。进言之,由于音乐教育中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探究其他学科,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必须远远超越传统认可的狭窄范式和局限性。 1.如何发展更为充分的音乐教育研究批评,以形成一个专业?其他学科的什么理论和发现支持这样的批评? 2.在专业广泛的研究过程中,哪些内容应该包含在内,并可预见它们能为良好的实践提供更充分的研究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怎样才能使这些内容得到优先考虑? 3.音乐教育专业如何能在鼓励研究者进行独立自主、富于批判性的研究的同时,嘉奖那些与已有传统相矛盾的创新方法、合作行为和结果? 4.另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发掘出来审核和传播研究的结论?如何才能同时促进评审者的方法论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 (七)课程 必须对音乐教育课程进行广泛集中的思考,这是建立一种更大的专业团结的基础,同时这些思考必须受到健全的哲学引导。 在促进音乐教育的任何努力中,课程都占据着基础的、优秀的和决定性的地位,因此,应该优先考虑教学和研究的技巧、方法、材料和评价。然而,这些和监督通常是在没有具体的课程标准的情况下,或是在误认为特定的传统方法自然能确保音乐结果有价值的观念下进行的。根据前面的六个理念,很显然,当期待的结果不清晰时,方法、材料和学习就会变得散乱随意(这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或者危险重重(最糟糕的)。因此,课程标准的一致性——有效的教与学的标准——应该成为音乐教育者的准备和实践中的一部分,就像音乐素养的标准一样重要。 1.哪些哲学的、课程的、心理学的和社会的原理和标准应该引导课程发展、评价和批评? 2.由国家或地区实体——如音乐教育者协会、政府——发展或颁布的标准,或那些为了使课程设计成为音乐教师准备的重要部分的具体尝试,是否能给课程带来最佳的影响?它们能有效地相互作用吗? 3.与良好结果更为一致的课程如何才能把关系到课程实施的制度优先性、当地条件和资源考虑进来? 4.音乐教育课程在何种程度上、怎样才能把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因素纳入它所考虑的范围内?① 从上文可以看出,“五月组”的行动理念涵盖了音乐教育研究的各个重要领域,它们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影响着音乐教育的实践和研究。行动理念明确指向了“五月组”的两个目标:a)运用批评理论和批判性思维来思考音乐教育的目标和实践;b)肯定音乐活动在人类生活中的优秀作用,并由此确认音乐在全人类的普通教育中的价值。 三、“五月组”历年来的研究活动与进展 除了制定具有积极意义的七大行动理念,“五月组”还通过以下的活动和努力推进了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 (一)举行多次学术研讨,主题丰富多样 1.“五月组”不定期举行研讨会,讨论的议题丰富多样,包括女性主义与音乐教育、音乐的社会因素与音乐教育、种族、音乐认同以及对某些学者的专著的讨论,如2007年6月14—16日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举行的会议,主题为“音乐教育与健康”;2008年6月5—8日在波士顿大学音乐系举行的研讨会主题是“学校音乐与社区、社会及生活中的音乐相连:课程、政治与实践”;2009年6月4—6日于美国南加州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主题是“转变中的大学音乐教育”;2010年6月17—20日,在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主题则是“音乐教育与伦理:理论与实践”。 “五月组”2010年的研讨会已经是第21期,从中可以看出,在它诞生的十多年来,学术之间的研讨与交流是活跃的。这些研讨会,最后都基本形成了文集,刊载于它的电子刊物,使全世界的学者都能便捷地通过它的网站,了解新近学术的动向。 2.出版高水平的电子刊物 自2002年起,“五月组”还不定期出版电子期刊,以专题的形式出现,刊名为《音乐教育的行动、批判与理论》(action?熏 criticism?熏 and theory for music education,简称act?熏 issn:1545-4517),刊发知名学者的论文,目前已经出版8卷,并在其网站上,供全世界的学者查阅。发表的论文中有戴维·埃里奥特、特里·盖茨、托马斯·里吉尔斯基、韦恩·鲍曼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音乐教育审美哲学进行了批判与解构。这些都是实践哲学关注的主题。从近年“五月组”的电子刊物及举办的研讨会议题看,其范围已经拓展到了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诸种问题,如女性主义、社会正义与教育公平、教育专业化的重新解读、音乐在日常生活的意义,等等。 3.出版行动理念的实践指导专著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在“五月组”主要成员的努力下,由特里·盖茨和托马斯·里吉尔斯基主编的阐述七大行动理念的专著《变化时代的音乐教育:实践指导》②于2009年10月由纽约springer出版社出版,作为“艺术、美学与教育”(the arts?熏 aesthetics?熏 and education)系列图书的一部分。该书由“五月组”的14名成员的论文组成。14篇论文分为七组,每组两篇,分别阐述五月组的七大理念。该书不仅突出了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理念,还突出了实用主义的视角。相信五月组这部经过多年探讨与积淀的著作会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引起广泛的关注,也将对音乐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起到应有的作用。 4.建立在线论坛,倡导开放交流 “五月组”在网站上开辟的论坛,为全世界的学者提供一个交流与学习的园地。参与者可以对电子期刊中论及的观点或有关学者的观点提出自己的问题,也可以自己创立论坛的议题,吸引别人的关注和讨论。开放的观念、争鸣的氛围,使“五月组”充盈着多元的声音。这样的学术交流氛围,对于音乐教育哲学的持续深入发展,也必将是有所助益的。 四、结束语 1990年,美国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menc)正式成立的“特殊研究兴趣小组”(special research interest group,简称srig)就倡导人们专门研究音乐教育哲学。“五月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它的行动理念综合了当今先进的音乐教育理念,对音乐和音乐教育的性质进行了不局限于哲学层面的解读。同时,它对音乐教育的研究既进行理论的阐释,也致力于实践的应用。这样的研究取向对音乐教育研究形成了良好的导向,促使人们从更具批判和反思的视角来考察音乐教育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成立十余年来,它在促进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走向更加开放、更加深入、更加多元、更加国际化的道路上发挥了很大作用。笔者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它增进了解,越来越多的关注也会投向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这对中国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程都将是富有意义的。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音乐学科的发展与高校音乐教学改革 在21世纪的今天,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教育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技术和知识创新的水平。因此,创新、改革成为当代高校音乐教育教学的主题。 传统教育以知识的传授为中心,由此形成了教师教学以教材讲授为中心的模式。由于这种教学忽视了学生的主体能动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 一、在改革的大背景下,高校音乐教育教学应进行改革、发展和提高 1.目前一些高校教师仍沿袭音乐专业院校的课程设置模式——专业课采取一对一的小课教学模式。由于课程的产生和发展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所以过去综合院校借鉴专业院校课程设置的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综合院校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连年扩招,这样片面强调专业课的做法已不合时宜,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和高师学生发展的需要。 2.高师音乐教材建设是高师音乐教育发展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教材是教学的依据,是实施课程标准的基础,它将直接影响教学的质量以及目标的实现。因此教材建设也应纳入改革之中,否则将阻碍音乐教育的发展。过去高师教材大多选用的是以前专业音乐院校的教材,特别是钢琴、声乐、管弦乐器等教材(有的直接从外国教材中选用),但目前对于师范院校的学生而言面向全体、全面使用已有难度。因此改革现今师范生所用的教材,建立符合时展所需求的配套教材及设施是当务之急。当然这也有一个经费问题。经费短缺是目前面临的难题。有的学校设备陈旧,教学器材落后,事实上已阻碍高师音乐教育的发展。 3.师资队伍建设是今后几年的工作重点和难点。培养人才离不开教师。教师若只有狭隘的视野和残缺的知识结构,则很难胜任教学工作,难以担负起“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所以说培养具有改革创新精神和意识的教师是当前高等音乐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所谓创新型教师就是善于吸收最新教育科研成果,将其运用于教学中,并且具有独到见解,能够发现行之有效的新教学方法的教师。且具有以下特点:具有很强的求知欲,具有改革创新的思想和能力,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能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改革。 虽然,目前我国各高校师资队伍的建设有一定的成果,教师整体素质普遍有所提高。但有些专业不精,学历不达标的状况仍旧阻碍教育的发展。因此各高校必须逐渐加大投入培养经费,制订教师进修计划。随着校内外及国内外交流机会的增多,许多新的音乐教育观念和音乐教育方法还有待高校教师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所以高校师资队伍的建设也要注重教师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提高。 4.在目前的教育改革中,教学方法改革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有了新的要求,所以高校音乐教育的教学方法也要进行全面的改革。教育改革一定要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提高学生的能力为目标来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如何促进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我们必须摆脱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遵循教育规律建立新的教学模式,建立起与传统观念相对立的知识教学观,即自由、发展。所以,新的教学方法不是传授给学生现成的知识,而是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 5.教师队伍建设与教学方法改革相互依存。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强有力的师资队伍,师资队伍的建设培养是事关教学改革的成败。我们每一位教师都应积极探索和采取灵活多样的现代化教学方法,才能创建出有利于创新改革的课堂环境。 总之,教师队伍建设是当前教学改革的关键。要取得良好的效果,教师进修的目标不能单纯集中在学历的提高上,而应放在教师职业角色内涵发展上,要切实提高高校教师质量和教育教学水平。除此之外,高校还应抓住改革时机,淘汰一些不适应教师岗位的,不合适或已经落伍的教师。 二、 高校教学改革要注重文化建设 1. 没有一流的人文也就没有一流的大学,高校要从思想等各个层次上进行文化建设。传统的音乐教育往往重视技能轻视文化,这是与未来发展不相适应的。高师培养的目标不是具有某种音乐技能的专业人才,而是同时具有全面素质的美育实施者,音乐文化传播者,音乐才能培育者,这才是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音乐教师。所以,高校音乐教师只有把音乐放到文化的视域中施教,才能培养出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音乐教师;也只有那些具备全面深厚音乐文化素养的教师才能成为合格的高校音乐教师。总之,改变过去那些以技能传授为主的音乐教育观念,代之以音乐文化和音乐技能相结合的高师教育,必须从领导、教师、学生以及其他教育管理人员的思想上改变。此外,学校还要在制度层面上,制定一系列的措施加以引导,通过大规模地宣传、讲解来营造音乐文化教育的氛围。 2.高校音乐教育要成为音乐文化的辐射源。几十年来,我国音乐专业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专业人才。可是随着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我们的音乐教育也应从狭窄的专业教育向广泛的基础性教育转化。高校音乐教育要成为音乐文化的辐射源。要让培养出的学生真正成为音乐文化的传播者。他们不仅要掌握专业理论技能,更要全面提高学生音乐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从而使他们将来能在不吸收新的音乐文化元素基础上开展他们的教学工作。 结语 当前,我国高校音乐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如何在继承传统的教学中的合理方面又寻找并实施符合新世纪要求的教学模式,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音乐文化传播者,是高校音乐教学改革必须完成的时代命题。 当代音乐论文:浅析对当代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文化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区音乐舞蹈文化 老龄化 政府 室内公共场所 论文摘要:现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社会转型期,其剧烈性、复杂性、艰难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在这种空前多变的社会环境里,音乐舞蹈社会生产近乎完全商品化、音乐的良性社会循环机制的缺失、音乐舞蹈听众的高度离散化等新问题大量涌现,这些社会音乐舞蹈问题是对社会全体获部分群体的音乐舞蹈生活产生社会影响的一类普遍现象。 “音乐舞蹈社会学既是促进认识的基础科学,也是社会参与的应用科学。在中国,我们面对社会日益扩大的社会音乐舞蹈洪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音乐舞蹈社会学,绝不是社会生活的旁观者和无任何指导倾向的观察员。音乐舞蹈社会学,应当以科学、冷静的态度研究社会音乐舞蹈生活,在此基础上,以满腔的热情引导、作用与社会音乐舞蹈生活。”①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中国音乐舞蹈社会学的学科职能具有强烈的“社会干预论”特征,这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和音乐舞蹈社会学者所具有的教育经历和所持的哲学观所决定的。因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时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列的社会建设指导思想都是以辨证唯物主义作为它们的哲学基础,而辨证唯物史观认为人类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是可以改变所处的现实社会环境的。因此,在对待当代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文化,应充分重视音乐舞蹈文化活动在当代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发挥的良性作用及所能取得的社会功效,以求突出音乐舞蹈社会学对社会的干预职能,同时,对当代城市社区音乐舞蹈的发展作出客观思考,用学科研究的新成果对社会与音乐舞蹈文化的良性互动产生有益的作用。 从目前社区音乐舞蹈文化活动的现状来看,“传必求通、传必有应”是其传播关系上的显著特征,音乐舞蹈在社区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是毋容置疑的,音乐舞蹈文化活动在当代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份量和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现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社会转型期,其剧烈性、复杂性艰难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是一场直接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混合体形态跨越巨大的发展差距,向信息化社会跳跃式发展的根本性社会变革,在这种空前多变的社会环境里,由于物质文化变化快,精神文化变化慢而引起两者的脱节现象,即社会传播方式日益视觉化、音乐舞蹈社会生产近乎完全商品化、音乐的良性社会循环机制的缺失、音乐舞蹈听众的高度离散化等新问题大量涌现,这些社会音乐舞蹈问题是对社会全体获部分群体的音乐舞蹈生活产生社会影响的一类普遍现象。体现在: 一、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活动中的戏曲音乐舞蹈远远高于其它类型音乐舞蹈,缺乏艺术广泛性 当代中国处在社会生产方式由农业社会及工业社会直接向信息化社会过渡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整个社会的音乐舞蹈文化类型也随之呈现出众彩纷纭的局面。但是各个地域居民之间不同的观点意识、情感和生存方式,地域社会居民的情感、情绪、意志、思维和感知生活的方式都深化为戏曲这种艺术形态通过主体的具体行为呈现在社会时空中,对地域社会发生着各种作用。 当代城市社区居民仍以戏曲音乐舞蹈型态——这种中国农业社会的艺术产生物作为其日常音乐舞蹈活动的主要体裁,主要社会原因是在现代社会化保障制度下的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群体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闲时间比以往任何时代里的农民的农闲时间都要多,而戏曲音乐舞蹈形态的某些特点非常适合于这种生活节奏和劳动节奏舒缓的社会生活方式。这种略有畸形趋势的音乐舞蹈社会现象的产生是有着深厚的内在社会传统和文化原因的一种隐性问题,需要地方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部门予以重视并给以引导解决,使当地的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文化保持一种动态的均衡,以求社会音乐舞蹈生产形式体裁的全面与多样化,避免陷入一潭死水的畸形状态。 二、参加社区音乐舞蹈文化活动的城市居民年龄结构偏于老龄化 大量的现场观察访谈记录,笔者发现参加社区活动的人群十分明显的以中老年人群为主,城市社会音乐舞蹈文化的活动主体呈现处老龄化的隐性忧患。造成这种情况的 原因可能由以下几点:其一,是整个中国社会老龄化现象出现的大环境所至;其二,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很多家庭的青壮年人口不能与长辈共同生活在一起,空巢家庭大量出现;其三,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中习俗流变造成的社会现象,城市家庭的子女成人后,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提高及子女同父母的代沟原因,一般较多地选择离家独立生活,老人在子女亲情缺失后的一种精神补位,从而参加社区音乐舞蹈活动。 三、城市社会音乐舞蹈文化活动缺乏全天候的室内公共场所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市场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这使得很多文化、体育、公益活动的场地,比如,当地的文化宫、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市工会职工大楼、工人文化宫等等诸如此类的公共场馆设施被他们的实际管理者作为单位完全背离了文化、体育场馆等公用设施的建设与使用目的,使得一边是风霜雨雪中无处活动的社区群众,一边是拿社会公共设施谋取小集团利益的管理单位。这种情况似的城市居民只有到全天开放的公园、广场、绿化带或居民社区空地等露天场所进行室外活动,天气良好的时候还无关大局,但遇到天气恶劣所有的活动只有搁浅,这对于露天进行音乐舞蹈活动的群体无疑是一个难以通过个人激情和主观努力能克服的客观障碍。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行政管理者应该加强对这种问题的处理力度,为社区文化、社区音乐舞蹈活动以及群众性的文艺体育活动创造适宜的室内固定场所。 四、政府职能部门重视度不足,缺乏统一的联动机制和财政支持 城市社区社团大多是群众自发的社团,少部分有政府背景的音乐舞蹈社团,不论那种形式,他们大量的音乐舞蹈活动不仅营造了整个地域社会鲜活生动的文化氛围,而且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性的社会活动,义务奉献地为运动会、艺术节、政府会议、福利院、老年公寓,慰问部重点工地,甚至到农村社区进行表演活动,起到了积极社会作用的正面影响。但是有一段时期当地城市社区里街头户外音乐舞蹈活动却被某些政府职能部门人为地干扰,城管部门说是影响城市面貌。这种可笑的悖论说明社区音乐舞蹈文化活动还处在一种近似自发、无序的发展状态,缺乏统一有效的协调机构与联动机制,不利于当地社区音乐舞蹈文化活动的深入持久发展。因此,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应以积极支持的态度多加扶持,毕竟,政治是文化的监护人。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环境是自然、社会、和人文三位一体的多维空间环境,社区音乐舞蹈文化艺术性的提高离不开三者之间的互动,如果良好的设施加之具有专业知识和社会组织能力人才的参与,相信城市社区音乐舞蹈文化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当代音乐论文:现实题材与歌剧音乐剧创作——兼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与价值观偏斜的冲突 论文关键词:改革开放 现实题材 歌剧音乐剧创作 价值评判 论文摘要:在当代歌剧音乐剧创作中倡导现实题材并提高其思想艺术质量,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当代艺术家必须承担的时代使命和创造使命。准确理解现实题材与创作自由、与歌剧音乐剧艺术规律、与“三性统一”的辨证关系,努力克服种种与改革开放时代潮流不相适应的不良创作风气,纠正某些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念偏斜,便是达此目标的必经之路。 文化部举行 2008全国歌剧音乐剧现实题材创作研讨,当然体现出政府的一种创作导向,即在中国歌剧音乐剧创作中大力提倡现实题材。按笔者理解,文化部领导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提倡,可能对近年来我国歌剧音乐剧创作有两个不满意: 其一是对现实题材的关注程度和表现热情都很不够 ,导致剧目数量的偏少;其二是对现实题材的表现深度和艺术质量均不到位,导致精品佳作的缺乏。 其实,对于现实题材保持高度的关注和表现热情一直是中国歌剧创作的优秀传统,并诞生了一系列优秀剧目;改革开放30年来,也有不少现实题材的作品问世。只不过,新时期艺术家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成就,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与无比丰富鲜活的当代现实给予我们的创作激情与灵感、与广大观众对于歌剧音乐剧艺术的热切期待 、与当代艺术家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相比,依然不相适应,仍有一段距离。 为要将政府的提倡化为剧作家、作曲家的自觉行为和充满艺术魅力的舞台演绎,有一些理论问题需要探讨 ,有一些创作难题亟待解决,有一些不 良倾向必须克服。笔者选取以下四个命题分别论述。 一、 创作自由与现实题材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指出:“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摸索和逐步求得解决。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②。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自然也包括“写什么”和“怎样写”的自由,前者属于题材选择自由,后者属于风格表现自由。于是,如何理解“贯彻创作自由”与“提倡现实题材”的关系便成为一个必须探究的问题。 题材选择自由,为文艺创作展开一个无比广阔的表现内容的天地。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既可以是历史的、神话的、民问传说的和外国的,当然也可以是现当代的。因此,艺术家的题材天地逻辑地包含了现实题材,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也必然地包含着选择现实题材的自由。任何将艺术家对于现实题材的选择自由与表现自由排除在创作 自由之外或将两者对立起来的主张和做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与 20世纪60年代“大写十三年”所导致的题材大一统完全不同,如今我们在歌剧音乐剧创作中提倡现实题材,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题材。多元时代的多元创作,其题材、风格、样式也必然是多元的,而现实题材是其中最值得当代艺术家热情关注和大书特书的一元。 在创作题材问题上,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还必然地包括创作自觉。当代艺术家是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不但因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冲突而引起的人间喜剧与悲剧亘古不变地在我们身边上演着新篇章,而此前从未有过的新故事、新人物和新风尚更激起我们的艺术灵感和创作冲动,现实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 、新矛盾和新争论也向当代艺术家们发出诘问,引起我们心灵深处的震颤与思考。一切有使命感和历史感的当代艺术家绝不可能甘于置身事外、对此无动于衷,而是作为改革开放建设者、创造者中的普通一员,怀着高度的创作自觉去主动亲近它们、拥抱它们,满怀诗情地用 自己所从事的歌剧音乐剧艺术去表现它们,积极参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二、歌剧艺术与现实题材 歌剧艺术是人类最伟大、最神奇的天才创造。其创作过程之庞大复杂、综合元素之多元多样、内部结构之精微细密,为其他任何一种舞台艺术形式所无法比拟。据此有人说,当代生活日新月异,歌剧这个庞然大物的制作周期很长,对外反应较慢,因此更适宜于表现古典题材、历史题材和神话传说题材而较难表现现实题材。 这个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先看欧洲的歌剧和音乐剧:在欧洲歌剧史上被誉为不朽经典的《费加罗的婚礼》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对腐朽贵族制度的无情鞭笞 、对于第三等级的热情赞颂,反映了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威尔第的《茶花女》和普契尼的《蝴蝶夫人》都是现代题材。百老汇音乐剧《西区的故事》描写了当时美国社会严重的种族歧视和移民问题 ,英 国音乐剧《西贡小姐》所表现的则是越南战争给越南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些被我们耳熟能详的剧 目所描写的,都是现代题材或现实题材。 再看我国的歌剧和音乐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诞生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和 1945年的《白毛女》,描写抗 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和一群中国普通农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命运遭际,在当时属于典型的现实题材。创作演出于 1955年的《草原之歌》和60年代初期的《红珊瑚》也都是现实题材,这些剧目在中国歌剧史上都是无可争议的精品。新时期以来我国原创音乐剧的佼佼者《芳草心》、《四毛英雄传》、《未来组合》,均以当代都市青年的生活和爱情为表现对象,属于典型的现实题材。 中外歌剧音乐剧史上的这些事实证明,歌剧音乐剧艺术同样可以表现现实题材,而且只要具有足够的艺术魅力,同样能够成为艺术精品。 不可否认,新时期现实题材的歌剧音乐剧创作,其整体质量仍不能令人满意,但却另有原因在(下文再述),而不能归咎于现实题材本身。 三、现实题材与三性统一 就歌剧音乐剧创作的基本规律而言,现实题材与其他题材并无根本区别,即同样追求戏剧的音乐性与音乐的戏剧性以及所有综合元素的高度统一;就它们的评价标准而言,过去是追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今天则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三性统一”。 在《讲话》中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据此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④明确表示反对。但这种倾向非但没有根治,日后反而有了恶性发展 ,所谓“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论”、“政治任务论”、“简单配合论”大行其道,导致“标语 口号式”、“标签化”、“脸谱化”、“公式化”、“概念化”创作模式和低劣作品泛滥成灾。到了新时期,这种倾向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并没有绝迹。可见这种倾向在我国艺术创作史上是一个顽症。 现实题材创作之于当代艺术家,是一项崇高而光荣的艺术创造使命,必须抱着十分严肃的态度和精品意识来对待,而不能当作一项临时性的政治任务草草从事、敷衍了事,或者为了在某些文艺评奖中获得现实题材的优势而追时髦、赶浪头,唯独不肯在艺术本体的精雕细刻上花大气力、下苦工夫。而一些地方和一些评奖的实际做法,也助长了此类“投现实题材之机 、取主旋律之巧”风气。新时期现实题材的歌剧和音乐剧作品之所以质量不高、艺术感染力不强,当然与艺术家对歌剧音乐剧艺术规律认识不够、整体驾驭能力缺乏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创作心态浮躁而导致艺术上的粗制滥造,枯燥无味的情节铺陈、干巴巴的艺术形象、空洞刻板的政治说教等不良现象之依然存在于当代创作中,说到底还是过去时代那些“题材决定论”和“简单配合论”等错误倾向的死灰复燃。 要在现实题材创作中真正做到“三性统一”,很不容易。艺术家如果对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种种新现象和新问题缺乏具有历史感和预见性的哲理思考,如果满足于闭门造车或者对他所表现的人物、事件做浮光掠影的猎奇式描写,就不可能有深刻的思想性;如果没有将崇高主题 、生动情节、鲜活人物与歌剧音乐剧所有表现手段严密整合成一个活泼舞台艺术生命的精湛技巧,就不可能有高度的艺术性;如果不深入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观众审美情趣和文化市场的变化并在创作实践中强化剧目的生动性和趣味性 ,使我们的舞台演绎真正做到故事抓人、形象生动、语言新颖、音乐好听、舞蹈好看,就不可能有较强的观赏性。 因此 ,“三性统一”是以“三贴近”-——贴近时代 、贴近生活、贴近观众——为根本前提的。艺术家如果不能切实做到“三贴近”,所谓“三性统一”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而当前现实题材创作的大忌,就是“三疏远”——与时代疏远,与生活疏远,与观众疏远。坚决克服“三疏远”,扎扎实实“三贴近”,是现实题材创作获得成功的不二法门。 这些话说来容易做来难。但只要当代艺术家中的有志者持有这样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切实地付诸于创作实践,他就必定会占据现实题材创作的制高点,为我们奉献出无愧于这个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精品佳作。而文化部举办本次研讨会并采取一系列激励措施以支持、奖掖现实题材创作,则为这些精品佳作的尽早出现发挥了助产士的作用。 四、现实题材与价值评判 现实题材创作中的价值评判问题,主要是指艺术家对剧中人物、情节、事件所持的价值观念和评判尺度,艺术家通过其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到底肯定和赞美了什么,批评和鞭笞了什么。显然,这一切都与艺术家本人的价值观念紧密相关。 当然,对于任何题材的艺术创作而言,价值评判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命题,但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中却显得格外重要这是由我们表现对象的当代性所决定的。在近 3o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发生 了历史性巨变,过去时代某些被认为是值得歌颂的东西 ,如今却成了落后意识形态;而某些遭到批判的现象,今天则成了社会进步的标志。当代艺术家在坚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前提下 ,必须跟上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更:新 自己的价值观念否则 ,某些旧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必然会在作品中顽强地表现出来,从而因与当代观众的价值观发生龃龉,引起审美心理的阻抗,降低作品的思想高度,消解其艺术感染力。 不妨举几个例子。 稍远一点的是创作演出于 20世纪 8o一9o年代之交的音乐剧《请与我同行》。此剧描写个体户与歌星的生活和爱情作者的价值观显然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前,对勤劳致富的个体户抱有很深的偏见,对他的所作所为采取鄙夷和批判态度 ,好像穷人一但致富就必然灭失人性。这种价值观念和艺术处理,实际上反映出一种小农心理。 最近的作品是音乐剧《三峡石》。这个剧目在价值观念上存在某种习惯性偏斜。作者为全剧的矛盾冲突设置了两个对立着的优秀意象,其一是三峡石,象征三峡工程;其二是流星雨,象征三峡建设者的个人爱情和幸福。在作者的价值评判天平中,这两者是冲突的,不能兼顾的,必须以牺牲建设者的个人爱情和幸福来完成建设三峡工程的伟业。这种价值评判天平典型地体现在全剧一号人物罗磊身上——这个在 3o年前就因三峡建设而不得不冒着被妻子误解和谩骂而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和家庭的水利专家,到了新时期依然以三峡建设为由反对自己的女儿辛恬与自己的学生程风建立恋爱关系,认为这种无望的爱情必然造成“两地分居遗患无穷”。全剧的主要情节正是围绕着这个矛盾焦点展开的。 结果,就在三峡大坝泄洪发电之时,罗磊双目失明而不能亲眼目睹这个辉煌景观,而他自己却在夫妻反目更成仇 、父女相见不相认的无尽遗憾中离开人世,终于酿成 了他个人的爱情、家庭和命运悲剧。他在临终前,曾痛彻肝肠地说: 我对不起所有的人,可我对得起三峡! 同时对因失恋而打算离开三峡的程果说: 可以为三峡放弃爱情 ,不可以为爱情放弃三峡! 作者通过这两句话,完成了对于罗磊“三峡石”英雄形象的塑造 ,再一次点出并强化了全剧的崇高主题。然而一连串问题也随之而来: 其一,3o年前,罗磊因三峡建设而被迫离开 自己的妻女,到底是什么原因?剧本除了交代是由于“两地分居”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原因。剧作者为了强调罗磊对“两地分居”的极度恐惧,甚至让他说出“两地分居遗患无穷”这样的话来。罗磊反对程风与辛恬恋爱的惟一理由,也正是这个“两地分居”。“两地分居”果真这样可怕,就必然导致夫妻反目、家庭破碎吗?事实上,“两地分居”固然不够人道,但这种现象古今皆有,根本与三峡无关,而且也并不必然会导致婚姻和家庭悲剧。就连剧本中也通过眼镜这个人物之口,引用宋词中的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来为“两地分居”辩解,说明作者自己也否定了这个剧本为罗磊家庭悲剧所设定的前提,因此作者将“两地分居”作为全剧戏剧冲突焦点的设定也是自相矛盾的,无法自圆其说。 其二,即便在封建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固然断送了无数年轻人的爱情,但也不乏冲破这个藩篱成就美满婚姻的例子。然而本剧故事发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罗磊,竟然因为自己对于“两地分居”的恐惧而以父亲和老师的双重身份,可以对 自己的学生发出不许他与辛恬恋爱这样封建专制色彩极为浓烈的命令来;而同样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程风,居然也将这个充满封建宗法观念的命令当作封建时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折不扣地遵奉,甚至连半句“不”字也没说出口。这是一个突发性的舞 台事件,并决定了此后情节和冲突的发展方向。这种封建家长制对于年轻人爱情和婚姻的粗暴干涉的情形竟然能够在今天上演,其实与三峡大坝建设毫无关联,而是剧作家为了自己的需要主观编造出来的虚假冲突,其中充溢着封建专制主义陈腐观念的气味。 其三,主人公罗磊在临终前说的那两句非常重要的话,好像三峡和爱情天生就处于尖锐冲突之中而根本无法调和似的。其实,令我们无限景仰、值得当代歌剧音乐剧艺术家为之讴歌不尽的牺牲精神、忘我精神和献身精神,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在两者根本无法兼顾的特定情境中,面临非此即彼抉择的紧要关头,方显出英雄与懦夫、崇高与卑微及其人生价值取向的真成色。而《三峡石》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国家利益与个人幸福的矛盾无法调和、因此必须用牺牲小家来成全大家的客观情势。此剧如果产生在 20世纪5o一60年代,这样的价值评判无可非议,但到了新世纪,再用这样的评价尺度和道德标准来写人写戏,是很难让人接受的。难怪不少观众看戏过程中总觉得在情感和心理上疙疙瘩瘩,不能融入到情节发展和情感流程之中,无法达到与主人公的戏剧行动同悲喜、共呼吸的审美境界。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大型jii歌音乐剧《黄颜色,绿颜色》的剧本中。作者笔下的邓立梅形象 ,有一个基层干部“立党为公”的基本素质,性格泼辣干练,办事雷厉风行,但由于文化不高,科学知识缺乏,法律观念不强,因此在决策过程中简单粗暴、独断独行,也有些“大公无私”、不顾一切的意思,连 自己的丈夫和孩子都不要了。但她在上级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教育下,认识了自己的不足,改进 了工作作风,从而不但在带领群众集体致富这个根本问题上取得胜利,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也重新找回了失去的爱情和亲情。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总觉得这个人物可敬而不可爱、不可亲。她的一些做法(以自家的住房为抵押为全村贷款、把性生活当作获取丈夫支持的手段、丈夫对她的决策一时不理解就轰出门去 ,而且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对丈夫和孩子几乎不闻不问)也实在不近人情。 好像她一心为公就完全不考虑个人和家庭的正当利益了。如果说,这样的干部产生在5o一6o年代还有可能的话,到 21世纪就缺乏真实性,因此也减弱了这个形象的可信度。而且,即便这类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也不是我们今天要大力倡导的时代英雄。当然,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评价尺度也充满了矛盾:有时对她的所作所为持批评态度,但更多的是掩饰不住的欣赏和赞美。这类价值评判尺度或道德观念的偏斜问题,在《桂林故事》和《娘啊娘》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当然也有处理得较好的例子。广州歌舞团的音乐剧《星》,对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及其最终结局的处理基本上能够做到合情合理,没有出现价值判断偏斜的情形。例如对文化经纪人邓大龙的描写分寸感掌握较好,既写出这等猎头人物的职业化的特点,也没有像过去不少文艺作品那样,将他写成黑道人物。即便对犯罪分子如花,也写了她的亲情,揭示其人性未泯的一面。而剧本最后写阳光的牺牲,尽管客观情势的描写很不充分,但作为便衣警察这种特殊的高风险职业的优秀代表,做这种悲剧结局的处理,观众理解和接受起来也不存在观念排斥和心理障碍。 巧合的是,《星》剧与《三峡石》同样设定了一个关于“星”的优秀意象,而且两剧第一主人公的最后结局都是悲剧性的,但两者对此做了完全不同的处理——《三峡石》中的“星”是流星,因此它在《流星雨》中唱道“苍穹博大无垠,不在乎几颗流星”,在这里,渺小而短暂的流星与博大苍穹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对星的价值评判持否定态度;而《星》中之星是光明的象征,因此它的主题歌唱道“浩瀚星空,留下不熄不灭的记忆”,在这里,星与浩瀚星空是和谐统一的,对星的价值评判持肯定态度。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态度,实际上反映出剧作家在历史观与价值观上的差异。 当然,《星》的剧本创作也有自己的问题。限于时间,就不在这里说了。 我以为,新时期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已经引起全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变革。当代新型价值观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个体价值,认为推进社会进步、实现公共利益并非一定要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倡公共利益与个人幸福的一致性、尊重个人权利和个人价值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①。这话的意思是,没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不可能有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在浩瀚星空中,包括每一颗流星在内的所有星座都各有 自己的价值,无垠的苍穹正是由一颗又一颗看似渺小的星星组成的;如果有人逐一否定它们存在的价值,那么星空便不再浩瀚,苍穹也不再无垠,而必然变成茫茫虚无和黑暗空洞。以往我们在崇高目标 、伟大口号下粗暴冒犯公民尊严、肆意践踏个体价值的种种观念和做法,实际上与所谓“以今世苦难换取来世幸福”的佛家信条异曲同工,既不合马克思主义,也悖乎当今时代潮流。因此,与当代普通人具有亲近感和亲和力的当代英雄,是七情六欲俱全的血肉之躯,是善于将 自我价值、个人幸福与公共利益、社会进步统一起来的大智大勇者。除非出现某些两者实在无法兼顾的特殊情境,当代艺术家应当通过 自己笔下的艺术形象强调这种统一而不是相反。 总而言之,现实题材之于歌剧和音乐剧创作,是一个大题目、一篇大文章,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然而归根结底,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命题而是一个实践命题。我这篇发言提出的若干不成熟意见必须接受创作实践的检验,时代的召唤、政府的提倡、当代观众的需要也只有通过剧作家、作曲家们在创作实践中自觉而积极的探索创新才能落到实处,才能将这个伟大时代波澜壮阔的现实图景化为歌剧音乐剧舞台上魅力四射的形象和精彩绝伦的演绎。 当代音乐论文:浅析西方流行音乐对当代日本文学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吉本芭娜娜 n .p 音乐 文学 论文摘要:音乐和文学自古以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代日本文学作品中,各种类型的音乐成为了作家们表现主题的又一个有力工具,特别是六十年代的西方流行音乐。本文通过对吉本芭娜娜小说《n•p》中的音乐元素的分析,揭示了音乐与当代日本文学不可离分的关系。 吉本芭娜娜(1964-),日本当红小说家。《n•p》是吉本芭娜娜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围绕着一部名为《n•p》的小说集展开,《n•p》既是吉本这部长篇本身的题目,也是作品中一个贯穿全篇的重要道具的名字,还是吉本透露给读者的一个音乐符号。 1. 音乐元素在《n•p》中的作用 1.1 《n•p》象征着精神疏离 小说标题“n•p”是“northpoint”的缩写,是一首由英国人mike oldfield创作的、悲伤的老歌。实际上,“northpoint”是个真实的地名,在那里有一所监狱,歌曲表现了被关押在监狱灰色高墙中的囚犯们内心深处的悲哀,倾诉了他们从压抑的空间获得解放的瞬间幻想。高濑皿男和吉本芭娜娜以此为题有着深层的隐喻,无论是歌曲中的监狱囚犯还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们的心境都是与外界隔绝而备感压抑的,对外面的世界他们有着太多的陌生与疏离。在n•p的监狱象征着他们难以融入外界、无法与他者接触的心灵的闭锁状态。也象征着在外界看来、近亲乱伦的人是罪人。高濑以此题回首自己人生的不堪和无奈、自责自己的罪恶,吉本则借监狱那阴暗封闭的空间来表现由亲人之间的爱憎纠结而成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精神世界。“n•p”是受桎梏的心灵的象征,是孤独的恐惧的象征,是日本社会“精神疏离”的象征。 1.2 《n•p》也象征着自我救赎 这种空虚孤绝以至陷于荒谬的人生状态在其他作家如村上春树的作品中也有所反映,比如《转动世界轴心的鸟》中那个下到井底苦思冥想三天三夜,每天只能见到十几秒钟阳光的“我”。《n•p》中以箕轮萃为代表的几个人物都带有明显的象征意味,他们如照片显影般显现了日本当今社会年轻人的“精神疏离”状态。在小说行将结束时,箕轮萃获救于一场即将开始的正常婚姻。一如监狱中的囚犯获救于世俗的宽容。结婚对象并未在小说中出现,这个虚置的人物作为一种暗喻昭示出改变命运的真正出路在于与他者的交流和沟通,在于对自我的超越。吉本写下了“n•p”中没有唱完的超越。最后,沉重的乱伦故事终于伴随着在篝火中燃烧的高濑遗稿一起化为灰烬。正如歌词中所唱到: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新的一天开始了。世界的门打开了。 2. 日本当代文学里的西方音乐怀旧风潮 以西洋歌名为书名的风潮,似乎也与日本特有的崇拜西方文化的方式不无干系,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人就开始崇拜西方的先进文化技术,作家们也纷纷出国留学,学习国外作家的写作方式,至今这种情绪仍然蔓延在文学作品里,近年来日文小说里出现的“西方”除音乐之外,情节里的异国恋情、跨地域的情节流动,满篇的外来语等等,早已令人眼花缭乱,而以吉本和村上春树为代表的日本作家们,除了同样有着西方情结之外,更是对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音乐有着很深的情结。 日本畅销小说的书名总和六七十年代的西洋歌曲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吉本的第一部作品《月影》的名字也来自于mike oldfield的老歌“moon light shadow”。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书名也同样来自于beatles乐队的一首老歌。 六七十年代是是吉本的少年时代。西方音乐正是那时代的中心潮流。吉本和村上都曾是那“六十年代的孩子”。吉本把六十年代孩子们的安魂曲,继续唱给当代迷失的年轻人。也许这些年轻读者们,这些处于动荡期的族群们,正需要这样的老歌来作为心灵的罗盘吧。 3. 音乐带给文学的认同感 曲子的名字或者艺术家的名字,对熟悉这些音乐的人而言,单单看了这些文字,也会感到认同,就好比某时代的风景或气味在一瞬间重现。而且那个年代所流行的新奇玩意儿或文学、初恋情人的脸或睫毛,甚至当初钟爱的鞋子的颜色,也可以在一瞬间回想起来,或许有人会因此而流下感动的眼泪也说不定。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在文学里找到共鸣,而喜欢文学的人听见同名的歌曲,也许一样会找到共同的心灵的震动。这是一种特别的魔力。 歌曲的标题是 “专有名词”。在这世界上是唯一单独存在的。基于这个理由,我们可知道,音乐标题对于读者而言,深具撩拨性。艺术家死后对世人而言,他所留下来的最深的痕迹,恐怕就是他的名字。这是举世唯一的。麦克•欧非尔德、詹妮丝•乔普林、约翰•列侬,这些歌手的名字,对世人而言,其威力迄今仍隐隐约约蕴藏着。所以,与其反复用言语来阐释涵义,倒不如使用具有共通性的、已经印在意识里的音乐标题,更能显现出那个遥远年代的味道,更能激发读者的潜意识形态。吉本的文字轻巧而熟练,阅读时,你可能会无法分辨自己究竟身在何处。这种轻巧感,正是音乐带来的,不需要过多的语言,一首曲子,已经此刻的心情很明了。 吉本的小说在欧美也受到极高的关注和喜爱,正是因为小说里,有欧美读者们熟悉的音乐,顺着熟悉的音乐的流淌,他们能找到自己的理想天堂。 4.结 语 日本的古典物语,最初都是由艺人们弹唱出来的,后来才被记载为文学样式。音乐有天籁之音,文学有神来之笔。二者都是灵感与技巧的高境界升华。艺术是相通的。如果说音乐是通过听觉来感染我们的情愫,打动我们的心灵,文学就仿佛涓涓细流洗涤着我们的思想和灵魂。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音乐多元化趋向的代表 跨界音乐译自英文的“crossover”,有的翻译为“crossover music”,但在欧美直接使用“crossover”的更多一些。跨界音乐的主要形式常见的有几类:一类是用古典的方式演绎流行,一类是用流行的方式演绎古典,一类是流行与古典的串联融合,还有一类是在创作时就已经融合了古典与流行。当然在中国还出现了民族与古典和流行的相互融合的中国特色的跨界音乐。相比较传统的古典、民族和流行音乐,跨界音乐因其特有的多元化因素,使其一出现便迅速被大众所接受,成为当今音乐舞台上最受听众喜爱的音乐种类之一。 跨界音乐的出现比较晚,大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其实在开始的时候,跨界音乐还仅限于流行音乐各种类之间。当时美国流行音乐的排行榜中出现了一些乐曲既上了迪斯科榜,又上了节奏布鲁斯榜,而流行榜(pop chart)更是不管是爵士、摇滚还是古典,只要热门便可上榜,“crossover”便由此而广泛被接受并流行起来。 本毕业论文搜集整理于毕业论文网 进入70年代,fusion jazz(融合爵士)的出现引发的巨大的爵士热潮,各种各样风格的爵士音乐造就了爵士音乐市场的复兴,而这些新的爵士音乐被统称为“crossover jazz”,这可以说是跨界音乐的第一次热潮。 之后又出现了“classical crossover”(古典跨界),而且成为排行榜中的一类,非常热门。世界权威的美国billboard排行榜新增古典跨界专辑榜(top classical crossover albums),格莱美在1998年设立了best classical crossover album的专属奖项,台湾金曲奖也自第十四届起新增最佳跨界音乐专辑奖。 伴随跨界音乐的不断发展,众多音乐人开始关注并投身其中,出现了一大批创作型跨界音乐人,并创作出许多经典乐曲,大家所熟知的有创作了大量名誉世界的音乐剧如《猫》《歌剧魅影》等的安德鲁洛伊韦伯、雅尼、挪威的神秘园组合等等。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跨界音乐蓬勃发展,出现了诸如像莎拉布莱曼这一类的跨界音乐巨星,将跨界音乐推向了又一次巅峰。 莎拉布莱曼因主演安德鲁洛伊韦伯的音乐剧《歌剧魅影》而成名,被称为天籁之音,尤其是剧中《告别时刻》一曲更是被广为传唱,之后又与意大利盲人男高音安德烈•波伽利深情对唱此曲的同名专辑畅销超过一千万片。至2008年莎拉布莱曼的演唱专辑销售已突破2500万张,成为跨界音乐的里程碑。 海莉(hayley westenra)是来自纽西兰的歌手,歌声纯净,歌曲涉及各种曲风,专辑《纯净 pure》畅销1500万张,在世界各地多种音乐奖获奖无数。日剧《白色巨塔》片尾曲便是来自于她的《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曾获奥斯卡最佳电影主题曲奖提名的电影《魔戒》的主题曲《may it be》的演唱者是恩雅,她仿佛仙女般虚无缥缈的嗓音,自然而甜美,给人以无限神往的想象。她追求唯美,追求灵感,多年才出一张唱片,也是跨界音乐的典型代表人物。 沙费纳(alessandro safina)凭借音乐剧电影《红磨坊》中背景音乐的优异表现崭露头角,首张专辑《一路上有你》销售便破百万张,经典曲目《月神》以美声演唱,配乐却是激烈的摇滚节奏,由此成为摇滚歌剧(rock- opera)的新一代形象。 乔诗•葛洛班(josh groban),一位才二十刚出头的美国年轻歌手,却因为在古典和流行两端成功的跨界而走红欧美歌坛。有人说他是男声版的席琳•迪翁或萨拉布莱曼,也有人说他将会是安德烈•波伽利或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未来的接班人。他的声音磁性而饱满,庄严而不失浪漫,散发着淡淡的忧伤,不能不让人着迷。2001年在影集《艾莉的异想世界》演唱的《you’re still you 》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在该续集中客串并演唱了《to where you are》。 在跨界器乐作品里,雅尼毫无疑问是一位作品丰富且影响力巨大的演奏家、作曲家。两度被格莱美奖提名,其作品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广播音乐的最爱。在连续完成了雅典卫城,中国紫禁城,印度泰姬陵音乐会后,2000年之际推出了专辑《if i could tell you》—— 一次直击心灵的音乐旅程。2003年更出版了《ethnicity》,用音乐表达了世界和平的祈愿。 成立于1994年的神秘园,是由两位才华出众的音乐家组成,一位是在挪威音乐界享有盛誉,曾为不同的音乐家担任作曲、监制并身兼键盘师的罗尔夫,他是神秘园的灵魂;另一位则是来自爱尔兰的小提琴家雪莉,她曾接受正规的古典音乐教育,曾与多位世界级音乐家及流行歌星合作,与罗尔夫相遇后,由于两个人的音乐理念和生活态度包括哲学观念都很相近,对音乐的热情和追求一拍即合即组成了神秘园。1995年,他们的探路之作《夜曲》一举夺得欧洲歌唱大赛冠军,1996年4月推出的首张专辑《来自神秘园的歌》再次大获成功,影响遍及世界各地。之后的几张专辑《白石》、《红月亮》、《新世纪的曙光》都以不同的音乐形式,呈现出独特、优雅、多变的“神秘园”色彩。 班得瑞乐团的首脑奥利弗•史瓦兹由于相当喜爱具印象派质感的新世纪音乐,因此在八零年代末期与一群年轻的作曲家、演奏家一同合组班得瑞乐团,九零年开始窜红于欧洲各地。bandari的音乐风格通常是以电子合成乐音为演奏的主体,再结合他们所采撷的大自然音效,在这两相结合之下,您可以见识到从自然而来的气息。 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是属于另一类跨界,他就像一个每日游荡在世界各地的音乐精灵,听他的音乐,如同在进行一次世界文化之旅。如果你要听到他演奏的皮亚佐拉的《soul of the tango》,你绝对难以置信这是一个古典音乐家在演奏。 跨界音乐进入我国时间不长,但发展很快,我们经常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晚会上看到各种形式的跨界音乐演出,戴玉强、廖昌永唱流行,刘欢、韩磊唱艺术歌曲, 十二乐坊类型的跨界音乐组合、新民歌运动等等,甚至北京奥运会上刘欢和萨拉布莱曼的《我和你》、春晚上宋祖英和周杰伦的组合,充分说明跨界音乐的受欢迎程度。 事实上,随着音乐的不断发展,跨界音乐也会越来越形式多样,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不同音乐形式的跨界,与更多不同艺术的跨界音乐会层出不穷。比如谭盾的水交响、纸交响等,就是音乐与行为艺术的跨界。 多元化的世界,多元化的音乐,多元化的跨界音乐,我们拭目以待! 当代音乐论文: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乐教育哲学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已出现了多种流派。作为一个专业,其在北美的发展更是呈现诸种理念共存、共生发展的局面。其中,音乐教育审美哲学和音乐教育实践哲学是特色最为鲜明的两个流派。众所周知,戴维·埃里奥特(david j. elliott)的著作《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music matters?押 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1995)标志着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正式出现。而就在它出版的前两年,国际学术组织“五月组”(mayday group)便已经作为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阵地宣告成立。包括戴维·埃里奥特在内的学者的思想在此得到更深更广的探讨,各种音乐教育问题也得到了哲学层面上的关注和阐述,这一组织在当代国际音乐教育研究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五月组”概况 “五月组”是音乐教育研究的一个国际学术组织,由美国的特里·盖茨(terry j. gates)、托马斯·里吉尔斯基(thomas a. regelski)等人创立于1993年5月1日,其成员来自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国家,包括当今活跃在国际音乐教育研究界的韦恩·鲍曼(wayne d. bowman,加拿大),戴维·埃里奥特,戴斯蒙·马克(desmond mark,澳大利亚),玛丽·麦卡锡(marie mccarthy,美国),凯思·斯万维克(keith swanwick,英国)等。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民间学术团体,目前已经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多名音乐教育者成为它的成员。“五月组”拥有自己的门户网站(http?押//act.maydaygroup.org/)、行动理念,并不定期出版电子期刊,另外还有相关的专著专门阐述它的行动理念。在其网站上,不仅能查阅这些资料,还能听到有关学者发表的关于音乐或音乐创作的讲话。 二、“五月组”的行动理念 “五月组”的口号是“为了改变音乐教育而行动”。在这个大方针下,他们确立了作为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纲领性文献的七大行动理念。这份于1996年在波士顿定稿的文件,作为思考随后音乐教育面临的不同层面的重要问题的方针,也引发了关于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来的诸种讨论。1998-2004年间,七大行动理念一直是“五月组”研讨会的论题之一。 五月组的行动理念共包括七个部分的内容,全文如下: (一)音乐素养 作为充满思想的音乐成就的音乐性行为是音乐制作活动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有效地进行音乐教育的必要条件。 对概念的应用漠不关心、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技能而技能的做法导致了缺乏音乐完整性的音乐制作活动。事实上,熟练的音乐制作活动要求充分的计划以及对音乐素养的恰当实践。专业音乐家发展了批判和反思的能力,能够充满思想地应用知识和技能,使之为音乐效果服务。因此,任何音乐技能、知识和理解的正规教育都应该同时包含批判的、反思的而不是不加思考的、流于表面的音乐制作活动。 1.音乐教育专业如何才能减少那种孤立的、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技能而技能的做法,而更多地发展批判反思的音乐素养,以使每个教师或指导者都充满思想并能独立地作出音乐抉择? 2.从个人的角度来来说,对发展独立的音乐素养的漠不关心在哪些方面助长了思想贫乏的行为并导致非音乐性的实践? 3.在教育语境中,如何通过各种音乐活动中达到音乐的完整性,同时提高表演者和观众的批判能力和独立的音乐思考能力? (二)社会与文化 音乐行为的社会文化语境融合在音乐的意义之中,在音乐教育中不应被忽略或削弱。 审美理论宣称音乐的意义和价值是超越时间、地点、文化语境、人类的目的和对它的运用的,因此它无法全面地解释个体和集体的音乐行为的内在意义。这样的理论无法为音乐制作活动或应用教学提供充足的依据。与之相对,应该认为所有的音乐都与社会、文化语境和环境条件紧密相连。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必须考虑音乐和音乐制作的语境。因此,音乐教育者必须拥有将制作音乐的行为与这些行为的各种语境结合起来的理论基础,使音乐意义恰当地包含音乐的各种人为的及实在的功能。 1.就人的需求及其产生于其中的语境而言,如何才能理解音乐的价值,同时恰当地维持音乐素养和音乐性的标准? 2.音乐教育中关于音乐素养和音乐性的哪些标准可以用与审美理论相关的传统来指引,与此同时依然强调我们所讨论的音乐实践的语境性? 3.怎样才能引导学生提高他们的志向,确认并满足不同音乐和语境中唤起的关于音乐素养的需求? 4.音乐素养的哪些实际品质可以取代假想中的、短暂的审美品质,成为恰当地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教与学和评价音乐制作活动的基础? (三)领导能力 由于人类的音乐行为创造、维持并重塑了音乐的文化,因此,音乐教育者可以而且应该正式参与到这个文化进程中来,以影响它的发展方向和它所体现的个人与集体的价值观。 一种音乐文化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它不是一系列的作品或特定的实践活动。它从传统与变革的特殊合力中发展而来,对于它的人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它也并非简单地一成不变的、超越时间推移的传统。因此,音乐教育者不应该简单地满足于把任何音乐文化视为已被接受的永久的“事实”。他们应该引导学生拓展原初拥有的音乐创造力、选择能力和音乐素养的水平,不局限于他们在学校之外就已经获得的能力,帮助各种音乐文化获得持续发展,同时引导学生进行其他文化的音乐表达。 1.音乐教师如何才能更负责任地提高这种可能性?即学生会在他们的整个人生中珍视音乐的参与? 2.通过音乐课程而得以存在并提高的各种活动、创造能力、选择,音乐教师可以做些什么来提高个人、家庭及社会? 3.可以发展哪些策略来提高、促进和鼓励社会中某种特殊的音乐传统?同时,帮助个体在各种音乐文化中,而不仅限于在他们成长的音乐文化中变得更灵敏,也更有成就。 4.音乐教育专业如何能进行一场持续的运动来激励社会中的音乐生活,进而拓展音乐对人生命的贡献? (四)各种机构 学校、学院和其他音乐机构为音乐文化所做的贡献是重大的,但这些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必须得到系统 的检验和评价。 学校、大学、专业团体、教堂及大众媒体的机构,除了日常作出的良好愿望和高尚宣言之外,它们传达出来的关于音乐文化的观念是无法预料的,通常还是自我破坏的或自我限制的,但一旦被认可,音乐和音乐行为就会被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伦理的、经济的和教育学的动机和活动日程所改变。音乐教育的任何理论和实践都应该圆满地解释这些现象,同时关注批判它们的方式,还要开始注意减少这些机构给个人或社会层面带来的负面影响。 1.正规的音乐文化机构在那些方面影响了社会现实的音乐生活?当它们的影响是无效的、微弱的或负面的时候,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可以对它们进行批判? 2.音乐教育的理论如何能阐明各种机构为音乐带来的影响,提供评估这些机构对文化有益或有害的方式,并为它们贡献方法,使之能够对文化有益而不是有害? 3.我们怎样才能影响诸如出版公司、大众媒体这样的机构,使之为提高社会和文化生活的音乐品质作出更多的贡献? 4.音乐教育机构可以为普通民众重新确立非专业的音乐活动的文化规范做什么,以反对那种主要培养专业的表演者以及倾听他们的听众的规范? (五)跨学科 为了有效地工作,音乐教育者必须和其他学科的思想与研究者建立并维持联系。 音乐和音乐教育学习和研究的主导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其与音乐以外的影响的联系和应用。这种模式在知识和应用上的狭窄和局限使音乐教师和音乐家们处于偏狭的境地,隔绝了与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其他人的交流,也隔绝了与其他有益的专业之间的交流,最终隔绝了与普通大众的交流。未来的教师和音乐家们应该运用其他领域中有价值的观点来解决音乐家和教育者常常面临的问题。 1.音乐教师(以及他们的教师)如何才能拓宽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 2.如此宽广的面向实践的知识基础应该由哪些学科来描绘? 3.我们在何种程度上以及怎样才能使教师们不再不加批判地模仿他们的老师的技巧,而是在新的事项上发展出原则性的、反思性的和有效的个人教学方法? 4.专业的组织可以改变什么来促进培养学校音乐教师和教授的普通音乐教育? (六)研究和理论 音乐教育的研究和理论基础应该同时在他们的理论旨趣和相关实践中提炼并作深刻的拓展。 一种新的对解决音乐的教与学的问题的探究必须取代当前的专业目标和结果,后者推动了大量的研究的结论,但最后,它们通常在理论上乏善可陈,与实践亦毫无关联。我们倡导这样的音乐教育研究方式,即它的问题和结论都来自并应用于人们的真实音乐行为,从而也来自那蕴含着异常丰富多样的意义和经验的音乐。进言之,由于音乐教育中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探究其他学科,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必须远远超越传统认可的狭窄范式和局限性。 1.如何发展更为充分的音乐教育研究批评,以形成一个专业?其他学科的什么理论和发现支持这样的批评? 2.在专业广泛的研究过程中,哪些内容应该包含在内,并可预见它们能为良好的实践提供更充分的研究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怎样才能使这些内容得到优先考虑? 3.音乐教育专业如何能在鼓励研究者进行独立自主、富于批判性的研究的同时,嘉奖那些与已有传统相矛盾的创新方法、合作行为和结果? 4.另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发掘出来审核和传播研究的结论?如何才能同时促进评审者的方法论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 (七)课程 必须对音乐教育课程进行广泛集中的思考,这是建立一种更大的专业团结的基础,同时这些思考必须受到健全的哲学引导。 在促进音乐教育的任何努力中,课程都占据着基础的、优秀的和决定性的地位,因此,应该优先考虑教学和研究的技巧、方法、材料和评价。然而,这些和监督通常是在没有具体的课程标准的情况下,或是在误认为特定的传统方法自然能确保音乐结果有价值的观念下进行的。根据前面的六个理念,很显然,当期待的结果不清晰时,方法、材料和学习就会变得散乱随意(这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或者危险重重(最糟糕的)。因此,课程标准的一致性——有效的教与学的标准——应该成为音乐教育者的准备和实践中的一部分,就像音乐素养的标准一样重要。 1.哪些哲学的、课程的、心理学的和社会的原理和标准应该引导课程发展、评价和批评? 2.由国家或地区实体——如音乐教育者协会、政府——发展或颁布的标准,或那些为了使课程设计成为音乐教师准备的重要部分的具体尝试,是否能给课程带来最佳的影响?它们能有效地相互作用吗? 3.与良好结果更为一致的课程如何才能把关系到课程实施的制度优先性、当地条件和资源考虑进来? 4.音乐教育课程在何种程度上、怎样才能把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因素纳入它所考虑的范围内?① 从上文可以看出,“五月组”的行动理念涵盖了音乐教育研究的各个重要领域,它们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影响着音乐教育的实践和研究。行动理念明确指向了“五月组”的两个目标:a)运用批评理论和批判性思维来思考音乐教育的目标和实践;b)肯定音乐活动在人类生活中的优秀作用,并由此确认音乐在全人类的普通教育中的价值。 三、“五月组”历年来的研究活动与进展 除了制定具有积极意义的七大行动理念,“五月组”还通过以下的活动和努力推进了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 (一)举行多次学术研讨,主题丰富多样 1.“五月组”不定期举行研讨会,讨论的议题丰富多样,包括女性主义与音乐教育、音乐的社会因素与音乐教育、种族、音乐认同以及对某些学者的专著的讨论,如2007年6月14—16日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举行的会议,主题为“音乐教育与健康”;2008年6月5—8日在波士顿大学音乐系举行的研讨会主题是“学校音乐与社区、社会及生活中的音乐相连:课程、政治与实践”;2009年6月4—6日于美国南加州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主题是“转变中的大学音乐教育”;2010年6月17—20日,在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主题则是“音乐教育与伦理:理论与实践”。 “五月组”2010年的研讨会已经是第21期,从中可以看出,在它诞生的十多年来,学术之间的研讨与交流是活跃的。这些研讨会,最后都基本形成了文集,刊载于它的电子刊物,使全世界的学者都能便捷地通过它的网站,了解新近学术的动向。 2.出版高水平的电子刊物 自2002年起,“五月组”还不定期出版电子期刊,以专题的形式出现,刊名为《音乐教育的行动、批判与理论》(action?熏 criticism?熏 and theory for music education,简称act?熏 issn:1545-4517),刊发知名学者的论文,目前已经出版8卷,并在其网站上,供全世界的学者查阅。发表的论文中有戴维·埃里奥特、特里·盖茨、托马斯·里吉尔斯基、韦恩·鲍曼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音乐教育审美哲学进行了批判与解构。这些都是实践哲学关注的主题。从近年“五月组”的电子刊物及举办的研讨会议题看,其范围已经拓展到了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诸种问题,如女性主义、社会正义与教育公平、教育专业化的重新解读、音乐在日常生活的意义,等等。 3.出版行动理念的实践指导专著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在“五月组”主要成员的努力下,由特里·盖茨和托马斯·里吉尔斯基主编的阐述七大行动理念的专著《变化时代的音乐教育:实践指导》②于2009年10月由纽约springer出版社出版,作为“艺术、美学与教育”(the arts?熏 aesthetics?熏 and education)系列图书的一部分。该书由“五月组”的14名成员的论文组成。14篇论文分为七组,每组两篇,分别阐述五月组的七大理念。该书不仅突出了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理念,还突出了实用主义的视角。相信五月组这部经过多年探讨与积淀的著作会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引起广泛的关注,也将对音乐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起到应有的作用。 4.建立在线论坛,倡导开放交流 “五月组”在网站上开辟的论坛,为全世界的学者提供一个交流与学习的园地。参与者可以对电子期刊中论及的观点或有关学者的观点提出自己的问题,也可以自己创立论坛的议题,吸引别人的关注和讨论。开放的观念、争鸣的氛围,使“五月组”充盈着多元的声音。这样的学术交流氛围,对于音乐教育哲学的持续深入发展,也必将是有所助益的。 四、结束语 1990年,美国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menc)正式成立的“特殊研究兴趣小组”(special research interest group,简称srig)就倡导人们专门研究音乐教育哲学。“五月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它的行动理念综合了当今先进的音乐教育理念,对音乐和音乐教育的性质进行了不局限于哲学层面的解读。同时,它对音乐教育的研究既进行理论的阐释,也致力于实践的应用。这样的研究取向对音乐教育研究形成了良好的导向,促使人们从更具批判和反思的视角来考察音乐教育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成立十余年来,它在促进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走向更加开放、更加深入、更加多元、更加国际化的道路上发挥了很大作用。笔者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它增进了解,越来越多的关注也会投向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这对中国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程都将是富有意义的。
课外阅读论文:剖析小学语文课外阅读不可少论文 [论文摘要]课外阅读的丰富性为学生的个体发展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通过对学生课外阅读氛围的营造、兴趣的培养、方法的指导、习惯的培养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探索新形势、新标准下课外阅读有效引领方式,完善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有效引领策略,提高小学生课外阅读引导的实效性,培养小学生良好的课外阅读习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当今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空前提高,知识、信息以其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膨胀着、裂变着,由此牵动了人类物质生活、文化与精神活动方面的改变。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方面,阅读活动以锐不可当之势融入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开放的语文教育体系中,课外阅读不是游离于语文教育过程之外的“点缀”是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扩大课外阅读量势在必行。 当前《新课程标准》提出,小学语文必须高度重视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首次把“丰富语言的积累”写进了教学目的,并用具体条款要求“注意积累语言材料,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明确规定背诵优秀诗文不少于150篇(含课文);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150万字。“积极创造条件,指导学生多读书,并采取多种形式交流读书心得。”教学要达到大纲这样的要求,不能仅靠课堂上的课文阅读指导,还要指导学生在课外大量阅读。 课外阅读对提高小学生语文水平和获取生活知识经验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如何有效地指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本文作了一些探讨。 一、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和氛围 学校读书环境是一种语言,良好的读书环境的能够激发师生的读书欲望。把班级布置成一个小型图书室,开展了“自给自足”式的补充图书方式,进一步规范了图书角的建设,学生的课外书籍实现资源共享。充分利用教室的墙壁展出名人名言、经典诗文,乃至优秀学生的读书自创“小名言”。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每一面墙壁,都浸润着文化气息,飘溢着浓浓书香。我们学校早已把课外阅读列入课程表,每周三下午固定有一节课外阅读课,它已成为综合活动的主要课程。 二、培养阅读兴趣,让学生爱读书 兴趣是阅读最好的老师。只有让孩子读书的欲望增强,产生阅读的内部动力,才能开发心智,主动去了解、研究,渐渐培养学习的持久性,提高读书能力,抓住学生的心理特点,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孩子的读书兴趣。 1、“以讲诱导法” 孩子不爱课外书,从根本上说是对课外书缺少了解。老师可以利用各种契机,用自身的语言描述给孩子建立一个有趣的课外书表象,让孩子产生对课外书的一种向往。每周三的阅读课,我们根据不同的年级学生特点,适当安排一定的时间,引读部分童话故事、成语故事、作文天地、精典名着,用生动的描述和精彩部分的嘎然而止,激发学生强烈的看书欲望,激发孩子阅读类似书籍的兴趣。 2、“以身示范法” 古语道:其身正,不令侧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每次读书时间,老师也和学生一起读书、笔记;每次读书展示周,老师和学生一起撰写读后感、共编阅读小报。我们用自身阅读的状况、频率、习惯等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以师道的示范作用带动孩子,让孩子们在不知觉中爱上课外阅读。 3、“赏识激趣法” “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为了学生能保持读书的热度,在阅读教学的开展中,老师要以赏识的眼光关注每一个孩子的阅读过程,发现其“闪光点”,不失时机为孩子某一做法进行激励、表扬、喝彩,激发孩子的内在动力。我们还开展“读书小明星”、“课外知识小博士”、“书香小姐”等荣誉的评比活动。我们通过多种途径激发阅读愿望,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三、传授读书方法,让学生会阅读 1、在阅读中积淀阅读方法 我们应当教会学生自主阅读的方法,让学生调动多种感官,发展多种思维,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读书方法,提高阅读能力。以下介绍三种: 选读法。这种方法的运用一般是根据学生在课内学习或写作上的某种需要,有选择地阅读有关书报的有关篇章或有关部分,以便学以致用。 精读法。所谓精读法,对于一本书中的重点篇章段落,集中精力,逐字逐句由表及里精思熟读的阅读方法。教师指导学生地进行课外阅读的精读,要求学生全身心投入,调动多种感官,作到口到、眼到、心到、手到,边读、边想、边批注逐渐养成认真读书的好习惯。 速读法。速读法就是对所读的书报,不发音、不辨读、不转移视线,而是快速地观其慨貌。这就要求学生在快速的浏览中,要集中注意力,作出快速的信息处理和消化。 摘录批注法。此阅读就是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自己的需要将有关的词、句、段乃至全篇原文摘抄下来,或对阅读的重点、难点部分划记号,作注释,写评语,做到读与思共,思与读随。 2、在活动中砺炼阅读品质 课外阅读的习惯不是一朝地夕就能养成的,如果不及时检查督促,容易自流。为了提高阅读质量,把该项活动引向深入,每学期应进行若干次定期和不定期的阅读检查、评比,展开各类读书活动,可以是“我是小小推荐家”、“我是小小评论家”、“我是小小创作家”、“我是小小编辑”……,还可以是读书经验交流会,与作家面对面等,这样一系列的活动开展能让学生充分感受到读书的乐趣,在活动中砺炼阅读品质,提升阅读品位,从而进入阅读的两良性循环。 3、在评价中培养阅读情感 阅读到一定的程度,学生也会在日记中有所表达。因此,鼓励学生在习作中运用积累的语言特别重要。对学生作文中的好词好句,教师在修改文章时,用红笔标出并加以好的评价,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慢慢体会到正确应用积累的语言的方法。同时,还要鼓励学生在课外语言实践中运用语言、评价同学的语言。在辩论会上,在小记者会上,在演讲会上,对学生在表达时应用的好词好句,都要予以充分的肯定。在班级制度中,组织学生运用多种形式交流所积累的语言,积极进行展评,从而给学生一个舞台,让积累腾飞。 四、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教是为了将来不用教”小学语文教学应立足于促进学生的发展,为他们的终身学习、生活和工作奠定基础。教师理所当然要强化学生自主阅读意识,培养他们良好的阅读习惯,具体做法如下: 教会学生做文摘卡片。让学生置备卡片盒,避免散乱,每张卡片应适当留有空白,以备补充资料。教会学生不仅会做文摘卡片,而且还要求学生勤做文摘卡片,蜜蜂一样及时地不断地把精彩的片段、重要的材料和信息随时摘录下来,指导学生到知识的海洋中去寻宝。 创造口头交流信息机会,进一步加强指导怎样选择、积累有益信息,让他们在交流中获取更多信息。 “不动笔墨不读书”。鼓励学生多读书勤动笔,既可以在书上做眉批,划线打重点号,也可以边读边思考,阅读后用读后感的形式对文章的内容发表自己的体会、见解,督促他们做到勤动笔多看书,及时写自己的感受,促进理解消化,提高表达能力。 在学生认真写读书心得的基础上,定期利用语文课进行交流,评出优秀读者给予表扬,做到以读促说,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学生在课外阅读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同时也领悟到阅读和写作的方法,学校或教师要适当地提供学生把阅读的感受和习作展示出来的场地。 总之,课外阅读不仅是学生开阔眼界、储备知识、训练能力的有益桥梁,而且更是大语文课堂所必不可确的一项重要内容。组织学生进行自主的、有序的、有效的课外阅读学习,让课外阅读为学生的人生打好底色,为终身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课外阅读论文:课外阅读对孩子的重要性论文 【摘要】有阅读的人生是精彩的人生,让阅读的欢乐充满整个校园,让“书香校园”成为孩子们遨游知识海洋的乐园。 【关键词】阅读兴趣;读书技巧;读书条件 小学生正处于人生的起步时期,如刚破土的幼苗,渴望吮吸知识的甘露,这“甘露”的获得,不能只满足于课内有限的阅读内容,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更需要学生依靠课外阅读去采集吸收。要让学生有广泛的阅读,有更多的积累,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加强对小学生课外阅读的指导,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引导其养成良好的课外阅读的习惯,使课外阅读成为学生内在的需求,成为儿童生话中的一种人生体验,成为他们的一种新的自觉的生活方式。在课外阅读指导实践过程中,我尝试了以下几点: 一、激发阅读兴趣,让学生想读 “新课程标准”十分强调学生的课外阅读,重视语言积累,并且对学生的阅读量也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因此,我在平时的教学中努力提倡学生多读课外书,不时给学生布置一些读书任务,然而却时常遭遇尴尬,“老师,我家中有许多书可以看可就是看不懂。”“老师,我不知道买什么书才好。”……诸如此类,一学期下来,推脱课外阅读的理由积了一大箩筐,能坚持课外阅读的学生寥寥无几。 许多研究结果表明:兴趣是人们从事任何活动的动力,阅读当然也不例外。学生有了兴趣,才能从心灵深处对课外阅读产生情感需要。因此,教师要努力激发学生课外阅读的欲望,让他们快乐地看书。 1.1现身说法,激起共鸣。 于是我借了一些中外名著(青少年读本)摆在班级的显眼位置,一开始孩子们极少光顾借阅,我便多次有意地从书架上取书阅读,然后不露痕迹地赞赏作品的精彩,吸引孩子去看。学生终于经不住我的“诱惑”,没有枉费我的良苦用心,不但认真看完了班里的名著,还缠着我给他们借新书。我还有计划有目的地搜集了一些关于读书的名言,讲述名人读书成才的故事,激起学生对读书人的崇拜,对书的渴望,使学生们在课余时间主动地进行阅读尝试。 1.2巧用故事,诱发兴趣。 故事是儿童最喜爱的一种文学形式,是儿童认识世界的门户。教师可以用声情并茂的讲述,把孩子们带入一个或神奇,或惊险的情感世界里。记得有一次,我给学生们讲《草船借箭》的故事,当我讲到诸葛亮令军士高喊“谢谢曹丞相赠箭”之时闭口不语,学生迫切想知道结果。而我却让他们先猜猜结局。在一一否定了他们的答案后,我便出示《三国演义》一书。此时,学生浓厚的兴趣被激起了,纷纷要求借书。让学生在享受故事情节所带来的奇妙境界中感受到课外读物的诱惑,主动去进行阅读,这效果恐怕比任何说教都有效。 二、指点读书技巧,让学生会读 虽然兴趣是激发学生阅读欲望的重要因素,但学生若凭兴趣漫无目标、不讲方法地去茫茫书海中闯荡,其意义和收效可想而知。作为老师,我们应该向学生传授一些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 2.1借助工具书、网络等媒体。 小学生阅读理解能力有限,学会正确使用工具书帮助阅读是课外阅读的重要方法。如学习了《宇宙生命之谜》一课,为了使学生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人类与地球、自然的密切关系,我让学生阅读《人与自然》一书,学生在这里受到更大的心灵震憾;学习了《奇妙的国际互联网》之类的课文后,我指导学生去网上查阅相关的资料,再选择自己所需要的部分,以此培养他们查找资料和运用资料的能力。2.2做读书笔记。 孩子们阅读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只注意作品的故事情节,对作品的思想和语言仅满足于一知半解。因此做读书笔记是克服这一毛病的最好办法。小学生在做读书笔记前要告诉他们读书笔记的形式,主要在书上作眉批、摘录名言警句、概括主要内容、写提要和读后感等。这些方法可按课外阅读的目的与需要灵活应用。 2.3结合课堂教学传授方法。 课内阅读教学是学生获取课外阅读方法的主要途径。日常教学中我们常要求学生先通读全文了解课文的大概,再找出不懂的地方通过查字典等方法解决疑难字词,接着在重点词句的地方作上记号,最后熟读全文质疑问难。指导学生将课内学到的阅读方法迁移到课外,这种方法有很强的针对性,学生易接受,效果也好。 三、营造读书条件,让学生多读 没有一个良好的阅读情境和阅读氛围,是很难收到良好的课外阅读效果的。因而教师要利用各种机会,努力为学生创造课外阅读的条件。 3.1组建互动图书平台。 要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和氛围,阅读的物质资源是基础。因此,我们首先应为学生提供丰富课外阅读资源。为了弥补书源的不足,教师可建议学生把个人的图书暂时存放在班里,由学生自己管理借阅。图书角设在教室里,课余随时借还,十分方便。也可采用“流动图书箱”的办法。由班干部轮流负责图书的保管、借阅工作。同时,还可采用由学生损赠一部分优秀书刊,用班费订阅一部分优秀书刊等方法开设图书角和阅览角。 3.2确保充足的阅读时间。 为了让学生有充裕的时间阅读。教师所要做的:就是给学生释放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使学生的阅读变得轻松。因此,我常安排自习课作为学生读书的时间,让学生每人带一本书,在教室中进行阅读。书可以是自己带来,也可是与同学换着读;一有机会就让他们走进图书室,到浩瀚的书海中去遨游。平时,我总是严格控制学生的作业量,尽量减少无意义的机械抄写,作业尽量安排在学校完成,以确保学生在家中也能自由支配一定的时间进行阅读。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构建了良好的阅读时空。 以上是我在课外阅读指导实践中的几点尝试,在指导学生课外阅读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这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教学有法,但无定法,我相信,没有最好的,只有更好的,在今后的阅读指导过程中继续探索前进。 有阅读的人生是精彩的人生,让阅读的欢乐充满整个校园,让“书香校园”成为孩子们遨游知识海洋的乐园。 课外阅读论文:课外阅读对语文教学作用论文 摘要:语文教学是一门繁琐复杂的工作,除注意书本知识教学外,课外阅读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语文教学;课外阅读 多年的语文教学实践使我体会到,学生越是喜爱课外阅读,写作水平就越高。《教学大刚》明确指出,语文教学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外活动是语文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课外阅读是最经常、最重要的语文课外活动。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课内阅读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学生的课外阅读,大量的课外阅读才能使学生知识丰富,提高写作水平。目前,多数学校没有语文课外阅读,也没有统一的阅读指导,对课堂教学研究得较多,对课外阅读的研究几乎很少。下面结合我的工作实际,对培养学生课外阅读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1.激发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儿童最富有好胜心、进取心,学习兴趣很浓,我们应从有兴趣入手,向乐趣、志趣发展,在阅读教学中采取多种方法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心理。在阅读中,我时常采用表扬、鼓励、比赛等方法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每一位学生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学习的主体,应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去阅读。比如,每当学生阅读完一篇文章之后,我都给予一定的表扬、鼓励、使学生心理上产生一种成功的欢乐,这样一来不光是这个学生感到光荣和高兴,从而更好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激发了学生强烈的课外阅读的激情,良好的阅读习惯也就养成了。 2.拓宽阅读面 有些老师要求边读书边做笔记,这种做法当然好,但如果每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要写一点东西,那实在是太烦了,反会影响阅读兴趣。我认为应该放手让学生去读,只要不是坏书,只要学生有兴趣,读也好,似读非读也好,日积月累,各方面的知识沟通起来,形成迁移的能力,量变总会发生质变。当然,有时可以适当点拨。叶圣陶先生说过: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应从语文教材入手,目的却在阅读种种的书。课堂上理解词句、划分段落、归纳中心和写作特点的能力训练,目的是要让学生掌握规律,运用到课外阅读中去。比如学过《乌鸦和狐狸》一文后,要求学生课外搜集阅读童话故事;学过诗歌后,要求学生背诵一些成语故事,浅显易懂的诗歌;学过《詹天佑》一文后,要求学生回去后阅读中外科学家的故事,并做读书笔记或写出一些内心的感受。 3.教给方法 在上述基础上,老师也不能放任自流,应经常教给学生阅读方法,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后,方可自学。首先,教师要上好自学方法课,进行阅读方法简单训练。如怎样查字典,怎样划分段落层次,怎样提出课文的疑难问题,怎样概括和总结课文,并进行严格训练,为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再次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教法,给学生起到示范作用。使学生潜移默化,吸取教师的教学方法,变为学生的自学方法。最后要教给学生触类旁通的自学方法。如对一篇课文,必须从读懂全文入手,理清文章思路,再找出文章的重点段落、重点词句,细读深思的自学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有机地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提高课外阅读效率。 4.处理好家庭作业和课外阅读关系 抄写生字、词语是最主要的家庭作业,不管是低年级、中年级还是高年级,我想,对于一些基础较扎实的学生来说,抄写生字词已成为一种负担,为什么不让他们回去读课外书呢?有些同学回家就是做作业,甚至还让家长出题目,批改,根本没有时间读课外书。对于小学生来说,实在没有这个必要,小学阶段的课外时间应该大量阅读,有些书面作业完全可以在校内或课堂上完成。有些老师怕学生回去不自觉读书,又没法检查,放心不下,所以千方百计找一些东西让学生抄一抄。我想,要想让学生能自觉阅读课外书籍,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同时指导学生给予必要的督促。再加上教师的检查、点拨和鼓励,课外阅读一定能替代语文家庭作业。 总之,语文教学是一门繁琐复杂的工作,除注意书本知识教学外,课外阅读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环节。特别是一些文学名著,读之能提高学生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品味能力,满足学生审美心理的需要,阅读这样的书籍不次于一付良剂。 课外阅读论文:中学生课外阅读探究论文 一、反思篇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老祖先早就形象凝练地道出了关于阅读的要义——我想无论如何,在教书先生的学堂是破不了万卷书的,唯有在学堂外也即今天的课堂外才有可能去读成千上万卷的书,也才能达到“下笔如有神”的境界。“学生自发的课外阅读兴趣有助于作文能力的发展,增加课外阅读比增加经常性写作训练对帮助发展学生作文能力更有效。”这是美国的斯迪芬·德·克拉森教授通过对写作与课外阅读的关系进行长期调查和研究后在其《作文:研究,理论与应用》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与中国古人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然而我们既丢掉了优秀的传统,也没有借鉴外国学者的先进理念,却走进了讲课文讲作文“唯讲是上”的死胡同,在“讲”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具体看来,对课外阅读的忽视直接导致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两大硬伤:无趣和贫乏。“语文天然是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语文是反映生活又反过来服务于生活的一种工具。现在有一种现象,在‘应试教育’影响下,家长和学校都把学生束缚在教材中,不鼓励学生课外阅读,孰不知,这就切断了学生了解生活和社会的一条重要通道,也压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刘国正先生的这段话十分清楚地阐明了轻视课外阅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闭塞中压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即抑制了学习的兴趣。在许多地方和学校,语文课成为学生最反感和最不受欢迎的课。爱因斯坦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无疑为语文早早地判了死刑。学生对语文失去兴趣,这正是我们长期以来不重视课外阅读所付出的最惨重的代价。 另外,忽略课外阅读致使学生囿于狭小的“课本”空间,成为“井底之蛙”;大多患有“贫血症”,从而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总是同样的答案,作文中总是同样的思路同样的材料,甚至是同样的假话、空话和套话,孰不知这一恶果的酿造正是我们自身的失误。张志公先生指出:“语文这个工具,要掌握得好,运用得好,首先必须手中握有丰富的材料,贫乏是语文能力的致命伤。古人一直强调多读,他们认为只有多读,才能善写。他们不主张狭窄,主张广博。”“多读”“广博”正是课外阅读所承载的任务,要治愈语文的致命伤“贫乏”,唯一的药方就是走进课外阅读。 二、实践篇 基于在语文大讨论中的反思,基于对语文高考命题原则“知识点在课内,题在课外”的理解,更基于深圳学生(尤其是笔者所在学校生源为三类)因阅读少而文化底蕴浅,因广东白话的影响而语感差的现状,为适应高考改革形势,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我把抓好课外阅读作为突破口,从1998年起在高三这个敏感的雷区大胆进行了尝试和摸索,连续四届高三均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为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其中也包含考试能力)走出了一条希望之路。 我尝试的方法和探究的途径可概括为课外阅读“五个一工程”。 一、喜爱一本杂志。推荐内容丰富、类型多样、人文性较强、国内知名度和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为日常读物(也可选择《青年文摘》《视野》《中国青年》等),并开展“读《读者》评《读者》”课前演讲活动,学期结束将演讲稿由学生自行设计、编辑、打印、装订结集为作品集。每期《读者》约15万字,一年24期,约360万字。 二、欣赏一个作家。买或借自己喜爱的作家作品,潜心阅读,高三一年内读所喜欢的作家作品不少于20万字,加深对作家的感情,并写出自己的体会。 三、辑录一本《作品精选》。每周选择抄写一篇自己喜欢的作品,给予点评,并写出喜欢的理由。文体不限,每篇不少于1000字。一年约有3万字。 四、推荐一篇好文章。每周轮流由一名同学给全班推荐一篇自己欣赏的好文章,要求写出百字左右的推荐语,印发给全班阅读,每篇不少于1000字,文体不限。一学年全班累计有6万字。 五、做一系列专题对比阅读。借《语文学习》杂志上的“阅读新空间”栏目,指导学生进行专题阅读。共进行了如下10个专题: 1.倾心阅读(关于读书与人生) 2.音乐之声(关于音乐与人生) 3.学会倾听(关于感悟自然) 4.品读文化雕塑(关于文人与古迹) 5.风景的再造(关于唐诗宋词散文化) 6.最后的家园(关于环保) 7.感受奥运(关于奥运会与体育文化) 8.疯狂足球(关于足球、球星与人生) 9.感受余秋雨 10.语言的艺术 以上每个专题各由3篇同一话题不同角度的文章组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适于对比。每个专题约有6000字,共计6万字。利用课外辅导课进行。 阅读“五个一工程”的尝试实验取得了五大成果: 第一,培养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并使之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在高三读《读者》成为学生学习生活重要的一部分,据班主任反映,在学习之余学生借读《读者》做调节的为最多。在调查中有50%的同学能期期必买必读,有90.2%的同学读完每期一半以上的文章。还有不少同学课桌上同时有几份杂志,阅读兴趣高涨,阅读蔚然成风。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选抄佳作时,有许多学生一次抄10页以上甚至20页,我劝他们不要因此而费太多时间,应适可而止时,他们竟风趣地说:“这是我们的权利,我喜欢,你管不了。”在学生离校前的调查中,有95.8%的同学认为经过高三一年的培养,已基本养成了经常阅读的习惯,从而为学生终生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完成了阅读积累,开阔了视野,增强了语感能力。北师大博导刘锡庆教授强调,一个人学语言,第一是靠积累。阅读“五个一工程”一年提供给学生的阅读总量达到了近400万字,有60%的同学阅读总量达到了300万字以上,有30%的同学达到200万字以上,其余同学也在100万字左右,远远超过了新大纲要求高中三年阅读300万字的要求,而在高三以前每学年的课外阅读量在20万字以上的只有9.85%,10万字以下的却有70.4%,而每学期的课外阅读量在3万字以下的所占比例最高,达36.6%。300万与10万之比是30倍,300万与3万之比竟达100倍,而这又是在学业最紧张繁重的高三完成的,面对如此大量的阅读要求持赞成的同学高达97.2%,认为量有些大的只有2.8%,不赞成的为0。有85%的同学认为阅读开阔了视野。有57.7%的同学认为增强了对文章的感悟力和理解力,是培养语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有62%的同学认为提高了分析和鉴赏的能力。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认为“西洋的语言是法治的,中国的语言是人治的,要习得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汉语文能力,积累语言素材,培养语感是一条非常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五个一工程”阅读中“读读—说说—抄抄—背背—写写—讲讲”的方式方法也切合了时下被语文界认同的语感培养模式。 第三,顺应了教育改革,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变“苦学”为“乐学”,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以“讲析”为主要特征的课堂阅读教学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就是把学生当成纯粹的“听客”或“看客”,消磨了学生求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五个一工程”阅读给予学生极大的主动性,课外阅读的性质就决定了学生本身是阅读的主人,老师即使“欲讲不休”也只能是“鞭长莫及”。无论是“喜欢一份杂志”“欣赏一个作家”,还是评《读者》演讲,推荐文章和选抄文章,都突出一个“自己”,尊重学生的选择权,以学生自己“最喜欢”和“最欣赏”为标准,充分体现学生的个性,决不替代学生,老师只做一个组织者和参谋者。即使是“专题对比阅读”,也是以学生阅读、交流、讨论为主。自主性不但使学生有了做学习的主人的强烈优越感,也为语文学习带来了极大的语文空间。令人惊讶的是曾经不喜欢的鲁迅成为学生的最爱,钱钟书、沈从文、托尔斯泰、余秋雨也成了学生经常谈论的作家。原先在自习课看不到学语文的状况极大地改变为人人都在学语文,致使其他学科羡慕不已。而当高三的课外辅导课在学科安排上有冲突时,学生总是以最快最急切的声音呼唤语文课。在多次问卷调查中,语文课总是我所任教班最受欢迎的课。 第四,高考结硕果。尽管素质教育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高考依然是评判老师教学效果的重要标准,禁得起高考检验的教改实验才能得到学校、家长和同行的认可。令人欣慰的是在进行课外阅读“五个一工程”实验的四年中,实验学生的高考成绩年年有进步,届届有突破。1999届有4位同学突破了700分,12人在600分以上;2000届政史地班平均分达522分,最高765分,600分以上10人,其中班级9名本科生的语文成绩有7名在600分以上,是语文的受益者;2001届政史地班均分创历史新高达555分,理化生班的均分也比上年提高25分;2002届理化班和生物外语班均分均达530分,较上年提高30分,创学校理科班均分新高,600分以上12人,最高725分。这些成绩的取得,我想主要应归功于课外阅读,2000届几位学生戏称自己的本科是读《读者》读来的,戏言中有真意。2000届王雁声同学回北京参加高考,语文竟考了139分、北京市第二的优异成绩(最高为140分),她说坚持读《读者》,爱读余秋雨作品是成功的根本因素。由此看,以为大量阅读、少做练习会影响考试成绩的看法大可休矣。 五,提升了人生境界,强化了人文精神,真善美广植人心。“人文精神”的失落是语文失去魅力的根本原因。课外阅读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学生的人文精神。以人性、人道、善良、美好为基本标尺的《读者》作为国内最具人性、最具温情的杂志,被读者喻为“温暖灵魂的阳光”。余秋雨先生这样评价《读者》:“它的大多数篇目,只是挖掘出了许多普通人蕴藏在心底的点滴美好;这些美好并不壮丽却纯净得不羼杂质,因此可以一篇篇、一期期地融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天地;执掌这个天地的主角不是悲剧英雄,凌世超人或深思智者,而是平民百姓;平民百姓不再是呻吟者、诉苦人或抗击者,而是心灵光亮的点燃者。”难怪学生中有80%把《读者》选为自己最喜欢的一份杂志,人文精神的光芒使它散发出了恒久的迷人魅力。学生喜欢的作家鲁迅、沈从文、钱钟书、朱自清、巴金、托尔斯泰、哈代、莎士比亚……无不是人性的化身。10个专题阅读所选的文章也都与文化与人生相关,学生推荐的文章大多也是向真向善向美。钟锦云同学在《满溪流水香》的推荐语中写道:“柔弱的溪水尚且能不畏阻挠而勇往直前,那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生活着的人的我们又有什么做不到呢?只要我们用心去把握那股冲劲,那么当深度、广度、纯熟度合并为一时,便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成为我们的阻碍了。”在选抄点评自己喜欢的文章时,同学们更是自由地抒发出了一些对人生的体验和理解。“一台破旧的冰箱竟成了夫妻二人爱的结晶,物件因为爱而有了生命,世界也因为爱而充满生气,只要珍惜眼前的一切,满眼都是爱!”“文章是随性随心的东西,它的美需要共鸣和应和的。凡事只求不负心,不负心,便有了宁静;而宁静,恰是绵延的源泉。”这两段文字分别是周家荣和钟玉清两位同学对《满眼都是爱》和《缺口》写的点评,课堂是教不出这种体悟的。在学生评价课外阅读的意义和价值时,“有书相伴,人生不寂寞”“在阅读中品味人生”“提升了人生的境界”选择率高达90%,学生的所得,正是我的期望,也是课外阅读的一种必然收获和最大收获。 三、启迪篇 课外阅读是阅读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做得既让学生乐于接受,又获得良好的效果,从四年的实践体会来看,以下五个问题至关重要。 第一,激发兴趣是前提,养成习惯是最终目标。国际阅读协会把“鼓励人们养成终生阅读的习惯而努力”作为根本宗旨。语文教学的“叛徒”——复旦附中教师黄玉峰自豪地说:“学生们爱读书,会读书,将来养成终生与书为伴的习惯,我的教学就成功了一半。”养成习惯的前提是激发兴趣,使学生对读书达到入迷的程度,从而自发地去大量阅读课外读物。中学生年龄增大,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他们欲了解社会,关心天下事,要求探讨人生的价值;他们课业繁重,开始人生的烦闷,欲寻求解脱,愉悦自我心情,调整生活节律;他们还想提高修养,涵养气质。这些精神需求正是引导学生投入课外阅读的内在有利因素。还有更直接的外在功利因素是阅读的积累可强化语感,提高理解力,提高语文成绩。只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充分利用积极有利的因素,就一定能激发起学生的阅读兴趣,进而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实现阅读的最终目标。 第二,积累是首要任务。实现积累要达到三个要求。一是量要多,曾有学者将语文教学的问题归纳为“三少一多”,其中一少就是阅读量少。新大纲要求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分别要达到400万字和300万字,就是对量的要求。量的保证,才能带来质的变化。二是范围要广,阅读视野要开阔。刘锡庆教授提出:“经典名作和有兴趣的好书,或应读、可读之书等,都可以尽兴去读,越多越好。”著名作家贾平凹也建议:“文学书要读,政治书要读,哲学、历史、美学、天文、地理、医药、建筑、美术、乐理……凡能找到的书,都要读读。若读书面窄,借鉴就不多,思路就不广,触一而不能通三。”《读者》杂志视野的开阔和涉及领域的广泛性是获读者好评的原因之一,因而被称为“百科杂志”。三是要坚持长期性。课外阅读主要利用课余时间,是一点一滴积累所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口也吃不成胖子。应指导学生充分利用学习期间的边角料时间或休息日来阅读。语文阅读还要积极与其他课争抢学生的时间领地,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主动让时间给数理化和外语。也不能给学生没时间的借口。高三学生尚且一年能读300万字,其他年级更无理由不读多一些。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时间如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苟子曰:“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坚持就是胜利。 第三,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阅读要体现自由性。复旦附中黄玉峰老师的语文教学班与学生达成共识突出一个“自己”:靠自己看书,靠自己领悟,靠自己修炼;让学生自己看书,和古人对话,和外国人对话,自己升华。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是不可逆转的教育改革潮流,教师应充分地相信学生无限的潜能,尊重学生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生活,用自己的心体味人生。只有这样,学生在实践中才能产生学习的愉快感和自豪感,并享受探求知识的快乐,学习的兴趣会越来越浓,越学越要学。 第四,阅读的读物和方式要多样化,切忌单一。课外阅读的读物应允许在统一中求个性,阅读的方式要在稳定中有变化。在“五个一工程”阅读尝试中,“最喜爱的杂志”以《读者》为主,也允许选择《青年文摘》等;“欣赏一个作家”任学生自由选择,不求一致;“课前评《读者》演讲”因锻炼了学生的口语表达力和心理素质能力而受欢迎;“推荐一篇文章”因同龄人推荐,更有知音之感,并给了学生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而大受赏识;“系列专题阅读”则因开阔了阅读的视野得到70%同学的肯定;即使是被少部分学生反对的“每周抄写并点评自己喜爱的一篇文章”的阅读方式也仅仅由于“抄文章也是一种享受”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学的维护和认可。让名著经典与杂志时文并存,读写抄评与听说论辩融为一体,使学生在多样中获得丰富,在丰富中拥有厚实,在厚实中求知欲得到满足,从而保持经久不衰的阅读欲望。 第五,提高品位,突出人文性。浙江师大王尚文教授认为,语文界数十年高举语文的工具性,致使语文学科的人文价值、人文底蕴严重流失,应当掀起以突出人文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三次浪潮。课外阅读在尊重学生阅读的选择性和自主性的前提下,一定要积极地引导学生阅读那些充满人性,关注人类命运和地球家园,使学生明辨是非、善恶、真假、美丑,具有正义感,爱好和平,拥有爱心和温情的报刊杂志书籍,尤其要诱导学生与那些人类良知的代表者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鲁迅、曹禺、巴金等大师对话,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培养起他们对人的终极关怀,奠定坚实的人文底蕴。巴金说:“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倘若通过课外阅读,让每一个学生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那么便达到了阅读的最高境界,也实现了阅读的终极价值。 课外阅读论文:语文课外阅读分析论文 一、了解现状分析原因 我校绝大多数的学生来自农村。在语文教学中,教师感到学生语文成绩萎靡不振,没有学习的热情。教师也普遍产生了“语文越来越不会教了”的念头,甚至是常以“语文成绩差,是小学与初中衔接严重断裂的缘故”来自慰,语文学科成了提高我校教学质量的瓶颈。 课程改革的新形势下,“语文教什么?怎么教?”之类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每一个语文工作者。我也感到困惑,但没有放弃思考。我们对05级新生的阅读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学生的“课外阅读”状况令人担忧。 思考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由于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是以写作为中心的,加上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小学语文教学长期存在一种倾向,即忽视阅读教学,尤其是忽视课外阅读。语文在学校中是最不受重视的学科,学生大量时间都被数理化占去了。数理化作业都是硬任务,而语文需要背诵、理解、阅读和欣赏,这些作业是无法通过书面来检查的,有的学生也就不做了。在“应试教育”影响下,一些学生走入学业误区,编选精良的教科书日益受到冷落,《语文读本》中精选名篇因为不在考试范围内而被学生撕下扔进废纸篓。一位学生坦言:与其有闲功夫学不考的东西,干嘛不多猜猜题? (二)、前些年提出“向45分钟要质量”的口号,在加强课堂教学的力度和深度上有过积极影响。但也导致教师只管45分钟而忽视了课外,只刻意追求质量而忽视了数量。语文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时时学、处处学的过程,如果忽视了广阔的课外学习,无异砍掉了一只臂膀。 (三)、在家庭中,家长也不能成为学生课外阅读的榜样。由于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农村家长在工作之余,几乎不阅读书籍,也较少督促子女去博览群书,家庭内缺少阅读的氛围。在多数家长的心目中能自觉完成家庭作业的孩子,就是一个乖孩子。 (四)、农村中小学图书室发展迟缓,有许多学校至今仍无几多藏书。即使有,人均占有率也极低;有的学校干脆不开放图书馆。因为有诸多的主客观因素,所以根本难以满足学生的阅读要求,致使学生出现了课外阅读半饥半饱的现状。 (五)、虽然一部分学生有阅读热情,可是方法不当,效果不佳。有的饥不择食,良莠不辨,不管对身心健康有益与否,只要是书就囫囵吞枣地读;极个别的,为了满足猎奇心理,到街头小摊寻求色情、凶杀等低级庸俗的书刊报纸,使课外阅读误入歧途。 由此可见,学校硬件设施的不足、社会和家长认识不够、学生学习方式单一、教师观念尚未根本转变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都严重遏制了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等方面能力的发展,使得学校教育远离学生生活、脱离社会实际,陷入了教师单向灌输的“疲劳教育”误区,使语文课外阅读成了空中楼阁。 二、阅读积累学习语言 语文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许多语文教师对此见解颇深:不仅应当培养学生掌握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还应当通过广泛阅读,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陶冶情操,健全心理。 其实这两方面互为依存。学生掌握和运用语言是语文教学的根本,而阅读是学生接触语言的途径。通过广泛阅读积累语言、掌握语言、表达语言是一个“举三反一”的过程。而我们的绝大多数的教师在教学上的整体思路还是“举一反三”。每学期以二三十篇文章为“例子”,进行非常“科学”细致地“拆解”、深入地“鉴赏”、精心地“把玩”、反复地“历练”,以此达到让学生“循例”学会听说读写。前面师生对二三十篇“例子”文章的拆解、把玩、历练,即“举一”,后面学生“循例”“繁衍”大量言语即“反三”。 “举一”的“一”,还指语言学习的局促性:一本教材、一个教师、一个教室、一个班的四五十个学生。每学期只凭一本教材、在一个教室中、在一个语言导师指导下、一个班的四五十个学生一起学语言。一本教材就“典范”地代表了所有语言,一个群体四五十个学生就代表了整个生活,一个教师就是语言的唯一导师。 这种“举一反三”的思路,实际就是一种完全理科化的路子,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的路子。学数理化等理科课程,讲深讲透一个例题,后面就附着相当数量的习题;学生学会一个例题,就会做数量相当多类似的习题。大量的研究、实践表明,语言的学习规律,恰恰是“举三反一”,“举多”而“胜少”。语言的学习,是在“巨大数量”言语“例子”的反复撞击、反复刺激下,才点点滴滴“说出”,成年累月数量无限加大后,才“奔涌而出”的。因此,数量的巨大,例子的极大丰富,交往范围的扩展,生活接触的广泛,才是形成言语能力的最根本的通衢!婴儿学口语的事实颇能说明这个问题。孩子呱呱坠地时,一言不会,一周岁左右说出最简单的“妈、爸”等,二周岁左右就能自如运用语言,说出奇妙的句子。为何口语学得这么快、效率如此高?他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更不讲究什么“深细透”的语法,他是在一个小社会中,在与众人的交往中,接触了“天文级数量”言语“例子”!所以我坚定地认为,语言学习的规律是决非“举一反三”,而是“举三反一”。语文教学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增大阅读量,打破封闭的教室,复归生活,引入大社会(与生活交往、阅读名著、接触网络等媒体),由阅读一本小书到阅读众多大书,纵身跃入语言的大海! 语文教学如果忽略了“读”这一语言积累的根本环节,学生怎能听得懂、讲得清、写得出?学生的语言实践能力无法得到培养,语文能力又哪来“厚积薄发”呢? 三、阅读拓展培植精神 前面谈到阅读是掌握和运用语言的根本。而语言其实就是人本身,语言就是世界本身,语言本身也是文化。母语教育,说到底,实际就是“人的精神培植”,就是“丰富人的精神经验、丰富发展人的生命个性的教育”,是一种“本民族文化的教育”。这是语文教育最根本的内在本质。语文教育,在外在的效能上,才是语言能力教育和训练。或者说,训练语言能力本身就是训练精神!可以说,学习一个词,就是给人的精神打开一扇窗;学习一句话,就是给人的精神打开一扇门;学习一篇文章,就是把人领进一番新天地! 优秀的语文教育的一个鲜明的特征,是训练和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听说读写思等)。但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鲜明特征,是分内外两层的。外在,是语言能力的提高;内里,却是精神经验的丰富、个性生命的成长、生命本体的活跃、文化涵养的加深。 古人道:“腹有诗书气自华。”书读万卷,浸润的不只是笔下文字,还有灵魂。优秀课外读物具有巨大的人格力量。一部好小说,一篇好文章,会给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甚至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这在青少年时期尤其是如此。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青少年不仅以现实生活中的人作为楷模,学习的榜样。他们常会自觉不自觉的把自己的行为同这些“理想的化身”作比较,从中评判自己行为的优劣。从书中人物的身上获取崇德重义的价值取向、自强务实的人生态度、见贤思齐的理想人格、尽忠报国的爱国精神、礼仪之邦的伦理准则等等。读钱钟书体味不动声色的智慧,读沈从文感受生命的诗意与从容;读《简爱》明白坚强与尊严可以使平凡的生命绽放不平凡的美丽;读《悲惨世界》懂得宽容与仁爱远比强权与暴力更能照亮阴暗的灵魂。书如圣水,洗亮我们的眼睛,净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双眸更加澄澈明净,看的见更加深邃辽远的空间。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静静的躲在薄薄的纸页背后,那些遥远而亲切的灵魂,仿佛在倾诉,也在倾听。透过那些似曾相识的快乐与忧伤,透过那些朴素或华丽的文字,感觉自己被理解,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书是心灵的慰籍,灵魂的傍依。当然语文教材也发挥着很好的德育功能,但总是有局限。教材既要相对稳定就免不了滞后性,篇幅所限也容不得长篇的东西。古今中外无数名家名作,这些都远比语文教材丰富、及时,而且教育性也很强。加强课外阅读对奠定人的精神根底起着积极的作用。 从这一层面上来关注课外阅读,就应该特别强调阅读空间的自由性与广泛性,重视人性化的阅读。 四、阅读落实实践反思 (一)创造条件,促进阅读。 我们高一备课组将调查情况和加强语文课外阅读的设想反馈到学校,很快得到校领导的大力支持:首先,将“课外阅读”列入05级课程之中,每班每周安排一节课开展课外阅读活动。其次,在图书馆增设了语文课外阅读专用阅览室。第三,针对学校馆藏书籍陈旧过时的状况,学校专向拨款购置了一批时新书籍。第四,教师利用阅读课组织学生上网电子阅览或图书阅览。硬件设施的创设不仅满足了学生课外阅读的要求,激发了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而且调动了教师指导学生课外阅读的积极性。 新购课外书籍(部分)学生踊跃借书 学生课外书籍阅读学生电子阅览 (二)组织发动,大力宣传。 我们大力鼓吹:“如果你不想当‘乡巴佬’,那就和我们一起阅读吧。”也正如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所说的一样,我们始终坚持做一件事,即让学生明确:除了做好自己的功课外,多读些课外书,可以让自己终生受益,书会影响人的情趣,扩展人的心胸,使我们懂得多角度去观察事物,独立思考,培养欣赏人类丰厚的文化的能力。这样,就会变成一个有文化修养、品德高尚、懂得学习的人。 (三)汇集图书,随时阅读。 学生已认识到课外阅读重要性,但是,单单凭一个语文图书阅览室,一周一节课外阅读课,就能扩展学生的阅读面了吗?我认为这远远不够。于是我在自己任教的班级就地取材,用多种方式多渠道地保证了阅读资料的来源: 1.除了课程安排外,充分利用中午空余时间,开放图书馆语文阅览室,既能引导学生进行阅读,同时也明显减少学生四处游逛的安全隐患。虽然馆小书少,但在教师有组织的利用下,每天中午阅览室内座无虚席。让学生能自由地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既使紧张的大脑得到放松,同时也汲取了知识的琼浆。 2.充分利用学校的旧报纸,变废为宝。学校的报纸种类较多,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教育报》、《文汇报》、《南湖晚报》等等。我定时、定量地将借来的旧报纸发放给学生,并在两个班级间交流。同时在征求学生意见的基础上,又让学生集资以小组为单位征订报纸一份。我向学生推荐了《环球时报》、《杂文报》、《语文报》、《中国简报》、《文摘报》、《报刊文摘》、《参考消息》等等。这样,学生能“快捷”地从这一“窗口”了解到学校外面的大千世界,从而让学生进一步去贴近生活、感受生活、认识生活。 3.“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途径一是动员学生向家长宣传我们所开展的阅读活动,鼓励学生将闲置在家的图书汇集到班里(所有权不变);途径二是我主动将家藏书籍贡献出来。教师贡献书籍给学生,对学生有很大的激励作用;途径三是学生出资购置部分书籍。如此三管齐下,先办起班级图书箱或班级阅览角,并少量收费(事先与学生讨论沟通),学生代表负责登记保管。买学生喜爱的书籍(此过程教师坚决不碰“一分”钱,全程学生管理),增加了书籍量,几乎每天每人手中都有一本课外书、一份报纸,学生如置身书的花丛,成为了“花丛”里快乐的“蜜蜂”。 4.引导阅读练习册《沙场点兵》中的“课外阅读能力训练”题,不仅可以进行知识迁移训练,更能培养读书兴趣,拓展学生视野,进行语言信息的积累。 5、备课组教师团结合作,把平时看到的时文美文印发给学生阅读。 班级课外书籍登记册班级图书借阅情况登记 班级图书目录班级图书箱(部分图书) 这样,我们虽没有像其他学校那样拥有优越的阅读环境,但师生们凭着战天斗地的精神,人为地创造了“知识百花园”,让心灵有了放飞的广阔天地。 (四)读写互动,相得益彰。 上网阅览的最大弊端就是“垃圾文化”对学生的侵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每次电子阅览我都预先给学生布置专题研读,专题研读主要是课内向课外的延伸。如学习《胡同文化》后提供网站:\bjview\,研读主题是“你如何看待‘保护历史文化遗迹’与‘发展现代文明城市’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学习《‹呐喊›自序》后,提供“鲁迅专栏”的网址,来个“鲁迅专题研读”;学习《勾践灭吴》后,研读主题确定为“影响中国的100次战争”等等。有的专题研读一节课是不够的,只要学生有兴趣,可以三到四节阅读课都研读同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研读结束要求学生做好阅读笔记,互相交流后,完成阅读感悟文章一篇。 学生课外阅读摘抄本 请看学生专题阅读“我心中的陶渊明”的写作片断: 例1:《心为形役》 当心自由如一只风筝在晴日风中飞舞,攥住那根线的始终是陶渊明自己。古往今来的文人都是哀怨的。忧虑是一种苦,束缚着文人的心。陶渊明深受庄子影响,站在宇宙的角度上,审视自己的忧。他就这样忧虑着,其实是一种自我超脱。也是为一个文人莫大的悲哀!陶潜所表现出来的忧是一种疼痛,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感。《庄子》里有一则寓言,有一种树,树干粗大却无人砍伐。因为这种树做船船沉,做棺棺朽,做器器毁,做门流油脂,做柱生蠹虫,毫无用处,所以得以保存。陶潜犹如这一棵特立独行的树。在黑暗的官场中摸爬滚打一阵后,深知要保全自己就要不为任何人所用。自由的最高境界是摆脱一切束缚。所以他选择自然作主导的田园生活,逃避疼痛。结果,肉体自由了。 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潜只字未提官场的纷争,但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对官场的不满和鄙弃。但离开官场,便再无展示自己的平台,才华将被埋没,怀才不遇给陶潜带来疼痛。因对官场的鄙弃但又希望体现自身价值的这组矛盾同样给陶潜带来疼痛。尽管陶潜竭力描写他在自己的乌托邦世界里生活的如何逍遥,但他的精神似乎依然没有完全的解放! 例2:《悠中有忧》 陶潜,高出不胜寒,欲乘风归去。便化龙潜回了日思夜梦的高山绿水,田园深处。归去来兮,倦了的陶渊明回到自己的小屋,洒脱孤傲,无牵无挂。 饮酒作乐,以琴书来消愁,你可曾想到借酒浇愁愁更愁! 坐车载舟,寻壑经丘,寻美景以排愁抒情,沉醉在这万物复苏,自由任性的世界却又保有一丝清明。又曰:“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说是排忧,不如说是为自己凭添忧愁。 寻高山以放歌,是在宣泄无法再压抑的忧愁伤痛吗? 顺应自然,乐天安命,安度余生,还犹豫什么呢?陶渊明,你是在犹疑什么呢?听天由命,唾弃自己了吧?难道是任其自生自灭?寂寞的烟花在怒放。它们寂寞的无奈,却又不甘寂寞,不甘被人漠视,才不断地变幻自己的装束,不断呼啸着划过夜空。宣泄自己的不满,愤恨!陶渊明如果见了,也会舍下那菊,来哀怜这瞬间的美吧! 纵然青史已成灰,人却各有性,复言归去来兮。 类似这样的文字在学生那里有很多。这些丰富的阅读感悟是很难从有限的课堂教学中获得的。所以有效的开展网上专题研读不但丰富了学生的精神经验,更能促进学生对教材的多角度解读。 学生有了一定的阅读积累,产生了许多独特的感悟,抒写出一篇篇亮丽的文章,这时需要的是一个展示自我、交流沟通的平台。于是我把这些随感编辑成册,学生命名为《畅想集》。一年多来汇编成集的已有13册。学生不但爱读课外书籍,也爱读他们自己的《畅想集》,更喜人的是他们对写作的态度由原来的畏惧厌烦转向了兴趣。 学生作文集——《畅想集》 (五)实践反思,贵在坚持。 一年来,语文教学活动不再囹圄于教科书上相关文章的填鸭式教学,坚持引导和培养学生博览群书的兴趣与习惯,让学生通过富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阅读活动,了解到学校外面的精彩世界,也在知识的海洋中得到独特的精神体验,更从中领悟到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有益启迪,促使了学生能力的自我发展。教师观念的转变、学生自主参与活动积极性的提高,教师、学生与文本间对话的加强,也使原本刻板呆滞的课堂日趋轻松、活跃、和谐,而且充满朝气与活力。 但是还有几个问题值得反思: 1.激发兴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最好的刺激,是对资料的兴趣。”爱因斯坦说过:“把学生的热情激发起来,那么学校所规定的功课,就会当作礼物来接受。”兴趣是学习的先决条件。为此,我预想今后应定期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又有一定梯度性的语文活动,作为学生参与阅读活动的“兴趣加油站”,让各类学生时时保持一种新鲜感、趣味感。例如发动组织阅读卡、墙报、手抄报等阅读活动的成果评比、举办各项比赛等。 2.点面结合。教师还要认真及时地做好反馈、矫正工作,进而更好地激励学生进取,不断强化学生的求知欲望。面上,肯定成绩,指出倾向性问题,提出矫正意见;点上,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因人而异。活动中对表现好的同学加以扶植,使其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做得不够的则充分理解、尊重他们,以勉励为主。“良言一句三冬暖”,只要他们敢于参与,便是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即使做得不尽人意,也应从形式上,内容上或思维上予以充分肯定,使他们从心理低谷中走出来。总之,最终目的是让各层次的学生均能读有所得,形成一股浓郁的阅读气氛,这对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大有裨益。 3.教师参与。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学生也可成为我师。在语文活动中,教师不是局外人,不仅仅是学生阅读的引导者,更是一名阅读的参与者。这样就缩短了师生间的距离,让学生有一种亲近感,师生也就容易沟通,学生易于接受教师的引导。教师在语文活动中也应像学生那样,坚持到位,并取学生之长,补己之短,做到“教学相长”,认真提高自身“听说读写”的能力,避免那种在学生面前不敢读、不敢写的尴尬场面。 当我再度手捧《语文课程标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多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鼓励学生自主选择阅读材料”赫然入目,我感慨万千:一年来,我们坚持“以学生为本,关注情感体验,指导自主阅读”的路子是走对了。但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我更明白:路漫漫其修远兮。为了让每一个学生的个性获得充分发展,培养出丰富多彩的人格,我还将在“大语文观”理念的指导下,坚持进行以“课外阅读”为主线的“学习方式转变”的探索与实践,引导学生走出教科书,走进社会,从生活中积累素材,并积极地观察自然、了解社会、思考人生。 语文课堂教学和课外阅读就好比是一只船上的两支桨。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这两支桨缺一不可。一桨用力,一桨不用力;或者一桨划得有力,一桨放任自流,船都难以保持正确的航向。让我们协调地荡起双桨,只有这样,语文教学之船才能端正航向,破浪前进。 课外阅读论文:新课改下学生课外阅读能力培养论文 一、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兴趣是一种心理倾向,是最好的学习动力。没有强烈持久的兴趣作依托,阅读势必流于应付或猎奇。要提高学生的课外阅读能力,必须首先重视对学生课外阅读兴趣的培养。 1.通过名人名言激发阅读兴趣 名人是学生学习的榜样,名言是学生学习的动力,如“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等格言就深入人心。名人热爱读书的事例也举不胜举,比如匡衡凿壁借光、王融废寝忘食,手不释卷,对于这些名人读书故事,我们可以利用“每日一言”、“每周故事”向学生推荐。平时,有意识地向学生们介绍古今中外热爱热书的一些名人名家。如文学家高尔基、鲁迅,大作家老舍、巴金、冰心等等来激励学生,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使学生逐渐认识到只有多读书,肯读书,才能有效增强阅读能力,才能提高综合素质。 2.通过文学名著激发阅读兴趣 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大量的文学经典作品。在中学阶段,语文教材中选用了一批中外名著,这是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的很好载体。图书馆可以在完成规定的教学内容外,介绍一些关于原著全文内容、历史地位、作者相关作品的文字使学生产生阅读原文和其他作品的强烈欲望。 3.通过活动体验激发阅读兴趣 每个学生都是一个学习路上的探索者,同时更渴望自己是一个成功者,这是每个学生的共同心理。针对学生这种心理,图书馆应创设各种机会,搭建多种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如经常举办读书心得征文评选,选出佳作在校园橱窗中展示;开展手抄报比赛,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收集素材,确定刊名,撰文画图,设计版面;组织学生参加故事剧本表演,让每个学生都有平等参与和展示自我的机会等等。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让学生积极主动去想、去做,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表现自己的才能,并在活动中不断积累成功的体验,腾起不断努力的希望,从而更加自觉地进行课外阅读。 二、教会学生利用图书馆 图书馆是世界各国公认的“人类的知识宝库”,面对这座宝库,不会利用很难进入书的世界。要想充分利用这座人类知识的宝库,使自己成为文献的主人,善于掌握和运用检索文献资料的方法显得尤其重要。为了让学生利用图书馆来提高自身的阅读能力,我们应通过开设图情知识课指导学生掌握利用图书馆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教会他们查目录,检索资料,使用工具书。使学生能自由、便捷地在图书馆吸取知识,获取信息。一旦学生能真正掌握利用图书馆这把“金钥匙”,对于他们自学能力的培养及将来实现终身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做好课外阅读的引导 如今的课外读物包罗万象,良莠不齐,受年龄和知识结构的限制,中学生在对图书的选择和识别方面还不够成熟。那么,如何选择优秀的并且适合自己的书籍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要主动做好学生的课外阅读的引导和推荐,尤其要做好以下六类读物的推荐工作。 1.课程参考书目类 这类书对学生的课内学习有直接的帮助。如各科学习指导书、学习方法指导书等以及与必修选修课文相关或有链接的书目。 2.科普读物类 科普读物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可以启迪智慧、丰富想象。如《十万个为什么》、《大自然探索》等等。它们可以打开青少年的科学之窗,激起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的兴趣,为他们今后成长奠定基础。 3.名人传记类 这些读物可以帮助学生比较系统、完整地了解革命领袖,名人和英雄人物的生平事迹,学习他们的高贵品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如《雷锋的故事》、《一代伟人邓小平》、《谁是最可爱的人》、《传》等。丰富多彩的优秀图书具有无限的魅力,马克思的伟大贡献、的谋略智慧、的鞠躬尽瘁,雷锋的平凡伟大、张海迪的顽强不屈,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等等,这些凝聚着光辉思想的动人事迹,会激励青少年不断完善自我。 4.优秀报刊 如《少年文艺》、《中国少年报》、《我们爱科学》、《少年百科知识》等。版面新颖、内容丰富、趣味性强,含有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5.知识读物 这类读物可以促使学生了解祖国的历史和现实。如《中国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故事》等。 6.经典名著类 这类书籍,可以丰富学生的文学知识,提高文学修养,也能为写作打下厚实的基础,当学生们读名著目光炯炯,神采飞扬时,教师会感受到经典名著对学生心灵的启迪,精神的滋养已如春雨点点入土。如唐诗、宋词、元曲、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中国历代文选》、《安徒生童话》、《爱的教育》等古今中外的名著佳作。 此外,还可以向学生推荐一些优秀的电子读物等等,知识载体的丰富多样也是吸引学生课外阅读的因素之一。 四、指导学生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曾预言:“未来的文盲不再是目不识丁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教会学生科学正确的阅读方法将使学生终身受益。 1.精读与略读 精读即重点地选择一些与学习密切相关或自己最感兴趣的章节细细揣摩,边读边想,在文章紧要处、感触最深处圈点勾划,较深入地理解文章的语言文字和思想内容;略读即先看序言、提要、编辑大意和目录,以了解全文的性质、内容和规模,再阅读全文章节标题及段落首句和尾句,最后浏览全文,综述大意,获取自己所需要的材料和信息。学生在课外阅读中,只有根据自己阅读的需要,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久而久之,才能获得较多的知识信息,真正做到读有所得。 2.阅读与思考 朱熹说:“读而未晓则思,思而未晓则读。”要善于学会将厚书读薄。鲁迅先生读书坚持“五到”,即“口到、心到、眼到、脑到、手到”。他特别强调不仅要用心记,更要用脑思索,善于发现规律,勇于创造,从而标新立异。“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阅读的一种渐臻佳境的境界。学生要在阅读的过程中多思考,在理解、消化的基础上善于将所读之书进行概括、浓缩、抽象等,找出知识的精华,培养阅读概括的能力。 3.摘录与随感 许多学生在课外阅读过程中往往过多地注重书中的故事情节,收效甚微。因此在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时,要求学生随时把精彩优美的词句、片断摘录下来,广撷搏采并消化吸收,学以致用。要让学生养成写读书笔记的良好习惯,古人云:“不动笔墨不读书。”课外阅读就要“养成做读书笔记的习惯”。读到好文章,摘录好词佳句,记下心得体会,日积月累,潜移默化,这就是阅读的收获。 五、利用网络,提高学生课外阅读能力 信息社会的到来,使得网络阅读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种方式,也为学生的课外阅读提供了丰富的网络资源,为学生的阅读提供了又一理想空间。指导学生网络阅读,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1.要对学生进行网络知识、信息技术及检索技术培训,让学生了解搜索引擎的使用,掌握快捷有效的获取网络信息的方法。 2.让学生学会积累整理网络资料的方法,并将优秀的学习资料能科学有序地分类、整理。 3.要有明确的阅读目的,使学生快速提高获取信息、利用信息的能力。 4.面对浩如烟海的网络世界,让学生学会分析和鉴别健康有效的信息,自觉抵制有害信息的侵害。 总之,培养学生课外阅读能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任务十分艰巨但意义深远。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让学生变聪明的方法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量,而是阅读、阅读、再阅读。”为了学生的未来、国家的未来,让学校、家庭和社会都来关心中学生课外阅读能力的培养吧! 课外阅读论文:小学语文课外阅读分析论文 一、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和氛围 学校读书环境是一种语言,良好的读书环境的能够激发师生的读书欲望。把班级布置成一个小型图书室,开展了“自给自足”式的补充图书方式,进一步规范了图书角的建设,学生的课外书籍实现资源共享。充分利用教室的墙壁展出名人名言、经典诗文,乃至优秀学生的读书自创“小名言”。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每一面墙壁,都浸润着文化气息,飘溢着浓浓书香。我们学校早已把课外阅读列入课程表,每周三下午固定有一节课外阅读课,它已成为综合活动的主要课程。 二、培养阅读兴趣,让学生爱读书 兴趣是阅读最好的老师。只有让孩子读书的欲望增强,产生阅读的内部动力,才能开发心智,主动去了解、研究,渐渐培养学习的持久性,提高读书能力,抓住学生的心理特点,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孩子的读书兴趣。 1、“以讲诱导法” 孩子不爱课外书,从根本上说是对课外书缺少了解。老师可以利用各种契机,用自身的语言描述给孩子建立一个有趣的课外书表象,让孩子产生对课外书的一种向往。每周三的阅读课,我们根据不同的年级学生特点,适当安排一定的时间,引读部分童话故事、成语故事、作文天地、精典名著,用生动的描述和精彩部分的嘎然而止,激发学生强烈的看书欲望,激发孩子阅读类似书籍的兴趣。 2、“以身示范法” 古语道:其身正,不令侧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每次读书时间,老师也和学生一起读书、笔记;每次读书展示周,老师和学生一起撰写读后感、共编阅读小报。我们用自身阅读的状况、频率、习惯等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以师道的示范作用带动孩子,让孩子们在不知觉中爱上课外阅读。 3、“赏识激趣法” “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为了学生能保持读书的热度,在阅读教学的开展中,老师要以赏识的眼光关注每一个孩子的阅读过程,发现其“闪光点”,不失时机为孩子某一做法进行激励、表扬、喝彩,激发孩子的内在动力。我们还开展“读书小明星”、“课外知识小博士”、“书香小姐”等荣誉的评比活动。我们通过多种途径激发阅读愿望,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三、传授读书方法,让学生会阅读 1、在阅读中积淀阅读方法 我们应当教会学生自主阅读的方法,让学生调动多种感官,发展多种思维,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读书方法,提高阅读能力。以下介绍三种: 选读法。这种方法的运用一般是根据学生在课内学习或写作上的某种需要,有选择地阅读有关书报的有关篇章或有关部分,以便学以致用。 精读法。所谓精读法,对于一本书中的重点篇章段落,集中精力,逐字逐句由表及里精思熟读的阅读方法。教师指导学生地进行课外阅读的精读,要求学生全身心投入,调动多种感官,作到口到、眼到、心到、手到,边读、边想、边批注逐渐养成认真读书的好习惯。 速读法。速读法就是对所读的书报,不发音、不辨读、不转移视线,而是快速地观其慨貌。这就要求学生在快速的浏览中,要集中注意力,作出快速的信息处理和消化。 摘录批注法。此阅读就是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自己的需要将有关的词、句、段乃至全篇原文摘抄下来,或对阅读的重点、难点部分划记号,作注释,写评语,做到读与思共,思与读随。 2、在活动中砺炼阅读品质 课外阅读的习惯不是一朝地夕就能养成的,如果不及时检查督促,容易自流。为了提高阅读质量,把该项活动引向深入,每学期应进行若干次定期和不定期的阅读检查、评比,展开各类读书活动,可以是“我是小小推荐家”、“我是小小评论家”、“我是小小创作家”、“我是小小编辑”……,还可以是读书经验交流会,与作家面对面等,这样一系列的活动开展能让学生充分感受到读书的乐趣,在活动中砺炼阅读品质,提升阅读品位,从而进入阅读的两良性循环。 3、在评价中培养阅读情感 阅读到一定的程度,学生也会在日记中有所表达。因此,鼓励学生在习作中运用积累的语言特别重要。对学生作文中的好词好句,教师在修改文章时,用红笔标出并加以好的评价,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慢慢体会到正确应用积累的语言的方法。同时,还要鼓励学生在课外语言实践中运用语言、评价同学的语言。在辩论会上,在小记者会上,在演讲会上,对学生在表达时应用的好词好句,都要予以充分的肯定。在班级制度中,组织学生运用多种形式交流所积累的语言,积极进行展评,从而给学生一个舞台,让积累腾飞。 四、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教是为了将来不用教”小学语文教学应立足于促进学生的发展,为他们的终身学习、生活和工作奠定基础。教师理所当然要强化学生自主阅读意识,培养他们良好的阅读习惯,具体做法如下: 教会学生做文摘卡片。让学生置备卡片盒,避免散乱,每张卡片应适当留有空白,以备补充资料。教会学生不仅会做文摘卡片,而且还要求学生勤做文摘卡片,蜜蜂一样及时地不断地把精彩的片段、重要的材料和信息随时摘录下来,指导学生到知识的海洋中去寻宝。 创造口头交流信息机会,进一步加强指导怎样选择、积累有益信息,让他们在交流中获取更多信息。 “不动笔墨不读书”。鼓励学生多读书勤动笔,既可以在书上做眉批,划线打重点号,也可以边读边思考,阅读后用读后感的形式对文章的内容发表自己的体会、见解,督促他们做到勤动笔多看书,及时写自己的感受,促进理解消化,提高表达能力。 在学生认真写读书心得的基础上,定期利用语文课进行交流,评出优秀读者给予表扬,做到以读促说,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学生在课外阅读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同时也领悟到阅读和写作的方法,学校或教师要适当地提供学生把阅读的感受和习作展示出来的场地。 总之,课外阅读不仅是学生开阔眼界、储备知识、训练能力的有益桥梁,而且更是大语文课堂所必不可确的一项重要内容。组织学生进行自主的、有序的、有效的课外阅读学习,让课外阅读为学生的人生打好底色,为终身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课外阅读论文:课外阅读指导论文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增加知识,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学会处世,培养良好的心态,形成独特的风格。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课外阅读更是提高学生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课外阅读,能够巩固和发展课堂教学的成果,更快地完成语文教学任务,更好地达到语文教育目标。课外阅读如此重要,那学生们是否在进行课外阅读?特别是在办学条件相对比较薄弱的农村初中,学生在读些什么书?他们是怎样读书的?他们读书的过程中有哪些潜在问题?而我们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一、调查过程 我们设计了两份调查问卷,了解初中生课外阅读的情况。调查结果表明: 1、大部分初中生经常看课外书,43%的同学平均每二周去一次书店,29%的同学每周去一次。只有6%的同学很少去书店,在被调查人中,占了小部分。说明在当今社会里,知识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许多学生都积极地从课外书中汲取新知识。但是,有些学生不经常看课外书,认为忙于学业、游戏,没有时间。 2、现在初中生的课外阅读面很广。体裁上,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喜欢小说,因为小说贴近生活,但对诗歌、散文等也有一定的阅读量;内容上,文学、历史、地理、军事,包罗万象。另外,外国名著对农村初中生吸引力较小。对中国名著、名家精品的阅读还不够一定的数量。学生接触名著的机会比较多的是在暑假中的电视剧场,阅读整部名著的人较少。 3、大部分学生是自己挑选课外书。可见,现在的家长对孩子的课外读书比较理解、支持,也不会干涉孩子选书的自由。但有一部分学生的书是由家长、老师挑选,排除师长“参考”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些学生对读书缺乏主动性。学生挑选的课外书主要集中在辅导书上,否则得不到家长的支持。 二、总结原因 首先,大语文教育观尚未确立。大语文教育观要求改革单一的语文教学模式,建立一个课堂内外相互结合的新的语文课程体系,实行教学内容的开放性,把“小课堂”与“大课堂”紧密结合起来,让学生多渠道地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学会学习。但有相当一部分学校和教师未能真正确立这一点,对课外阅读的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重课内灌输,轻课外阅读。 其次,有些学生家长往往认为课外书是“闲书”,读“闲书”是不务正业,会影响考试分数,因而对学生看“闲书”也大多持否定态度(当然,这也有唯恐学生缺乏分辨能力而误入歧途的考虑),也给课外阅读设置了障碍。即使“通情达理”的家长,这也往往局限于让学生读“作文选”之类,岂不知这不仅无益于学生的能力培养,反而禁锢了学生的思维和创新意识。 除此之外,一些学校忽视语文环境建设,没有一定的图书配备,加之社会上公共图书馆的开放率低以及影视作品的冲击等,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课外阅读的开展。那么,怎样才能改变目前的现状,切实开展好课外阅读呢? 三、解决方案 首先,要充分认识课外阅读的作用。 1、与课堂教学的互补作用 一方面,在课外阅读过程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选择自己的阅读天地,可以自由思考,自由发表见解,使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内化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从而既拓展学习的空间,积累写作的素材;同时又可以自觉不自觉地把课内学到的知识与方法加以实践应用--印证、对照、比较、揣摩,促进知识和能力的迁移,有助于自学能力的形成,达到“不待老师教”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课外阅读又可以促进学生对课堂所学知识的理解与把握,学习一些阅读的方法、技能等,寻求一把开启阅读天地的金钥匙,从而激发学习兴趣,强化课堂教学,做到课内带动课外,课外促进课内,二者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2、有助于落实语文教学的素质教育要求 语文课外阅读以其实践性、自主性的特点,可以弥补课堂教学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带来的不足,同时又有其相对独立的价值,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发展健全的人格,从而使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的目标共同指向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实现素质教育的要求。 3、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智力背景”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阅读是智力和思维发展的源泉,因此,应多读课外书籍,以提供良好的“智力背景”。他说:“如果我们想减轻学生的负担,那么就应当让他所阅读的东西比要记住的多数倍……如果学生除了教科书以外什么都不读,那么他就连教科书都读不好。如果学生其他书读得较多,那么他不仅能学好正课,而且会剩下时间去满足其他方面的兴趣。”而博览群书也正是一个人汲取文化知识,丰富人生经验的手段。课外读物本身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熔铸了作者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和探求。学生在阅读中不仅可以获得广阔的生活空间和生活阅历,还可以被引导着回到生活中去观察、体会和求证,从而使学生的学习和当前的生活息息相关,有助于给学生提供更广阔的语文学习的源泉。其次,要加大考试评估制度改革的力度。 考试内容、命题方法对语文教学具有很强的制约和导向作用。要有效地开展课外阅读活动,必须改革考试方法和教学评估工作。这首先应从拓宽考试内容上突破,要对听说读写进行全面考核,将课程标准推荐初中生课外阅读的经典篇目纳入考评内容,以利于课外阅读的引导;同时要从改革评估手段上深化,用知识、能力的综合考评结果取代唯学科分数的结论,可着重考查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为课外阅读的开展提供正确的导向,从而促进课外阅读的开展。最后,要切实加强课外阅读的组织与指导。 课外阅读与语文教学既具有内在联系又各自独立。因此,必须把课外阅读作为学生学习过程的重要内容,进行认真的组织与科学的指导,从而实现课外阅读在语文教育教学中的最优化,促进语文教育教学效率和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 1、制定计划,统筹安排 开展课外阅读活动必须从学生实际水平出发,依据课程标准的要求,结合课堂教学,与阅读教学、作文教学紧密配合,统筹安排,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包括课外阅读的目的、要求、步骤、方式、书目等,以避免随意性和盲目性,这是开展好课外阅读的前提。 2、加强引导,激发兴趣 初中生兴趣广泛,感情充沛,但自制力不强,分辨能力较差,课外阅读上易受情感的支配,往往沉湎于武侠、言情小说,或迷恋于情节离奇的卡通读物,也有一些学生由于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缺乏读书的兴趣。因此,一定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阅读心理,引导学生多选择一些健康有益、切近学生生活的读物来读,当然,教师也应通过课堂教学或举办讲座、专题介绍等形式,对有关的文章、作品等进行精当的点评,留下一些思考的问题,以增强学生的好奇心,激发他们通过阅读课外书籍以寻求答案的兴趣。同时,对读过这些作品的学生要及时给予表扬鼓励,促使其他同学产生向往之心,从而营造一种良好的阅读氛围。 3、配合教材,推荐书目 叶圣陶先生认为:“课外阅读的鼓励和指导必须配合着教材随时进行。”因此,为了提高课外阅读的效果,应根据课堂教学的进度,适时向学生推荐有关的书目,以解决“读什么”的问题。学习节选的课文可推荐全文让学生去阅读,通过阅读全文,能加深理解课文,如果是小说,则更能够完整、深刻地认识人物形象,如学了《分马》可读读《暴风骤雨》,学了《杨修之死》可读读《三国演义》等等。这样配合教材,与课本内容对接,从而带动学生广泛阅读,不仅能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更能促进课外阅读的开展。 学期或年度书目的推荐,一定要根据课外阅读计划,配合教材的学习,认真审慎地选取高品位、高质量的读物,开列一个比较适量系统的清单,不能仅局限于与课文关系密切的内容,仅局限于书籍、报刊,应注意“杂一点”,广播、影视作品等不妨也列入一些,以利于学生全面提高,尤其应引导和鼓励学生多阅读一些科普读物。4、指导方法,培养习惯 培根说过,有的书浅尝即可,有的书可以狼吞虎咽,少数书则须咀嚼消化。吕叔湘先生也说过:“课外阅读的指导很重要。”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效率和效果,浏览、精读、略读、读书笔记,必须从实际出发,指导学生掌握科学的读书方法,切实解决“怎么读”的问题,以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而不能听之任之,放任自流。方法的指导既可结合课堂教学进行,也可开设专题阅读方法指导课。 5、组织交流,检查督促 在课外阅读中组织好学生之间的交流至关重要,学生间的相互影响产生的作用有时比教师的指导更大。交流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新书推荐、书评、朗诵会、讨论会、专题墙报以及小型征文比赛等等,可结合有关的语文活动来进行。通过此类交流,学生阅读的兴趣往往大增,对于提高语文学习的积极性大有裨益。 同时,对于课外阅读也要及时进行检查督促。检查的方式也应灵活多样,如召开课外阅读调查会、检查读书笔记或书面总结阅读情况等等,并及时公布结果,总结经验,予以表扬,找出不足,加以改进,以促进课外阅读的进一步开展。 课外阅读论文:课外阅读价值管理论文 新课标以全新的理念谈到了课外阅读的问题,要求“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有较丰富的积累”,不仅对课外阅读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且对课外读物提出了建议。“有较丰富的积累”不仅是指语言的丰富,还包括精神世界的丰富。因此,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必须做到质和量相统一:既要让他们完成量的规定,更要让他们在阅读中真正受益,努力使每一次阅读都成为丰富语言和精神的有效阅读。 一、从功利阅读向经典阅读回归 在当今这个多元文化交汇的时代,我们会发现许多孩子手中捧着卡通漫画、通俗故事、作文选编和流行杂志等。这种感性化、浅层次的功利性阅读,占据了他们许多课余时间。功利阅读的需要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放松,二是应试。放松是因为学生学习生活紧张,读一些轻松休闲的图文,可以调节情绪。为应试而读则更为明显一些。家长把作文选、作文辅导用书当作孩子最好的读物,认为对提高作文成绩有用,于是累案的作文书包围了孩子,最终导致他们阅读兴趣的失落。 功利性阅读是需要的,但绝不应该成为学生阅读的主流。从学生发展的角度来说,只有多读经典作品,才能完善他们的人格,丰富他们的人生底蕴,引导他们走向积极健康的人生之路。这已是形成共识了的。因此,我们要引导学生去品味经典的醇香,从功利阅读向经典阅读回归。 回归经典阅读,关键在于教师的引导。新课标中推荐了一些经典篇目,还给教师留下了推荐的空间。语文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个具体的经典作品阅读计划,提供必读书目和选读书目。在实际阅读中,很多经典作品的内容远离学生的生活,不易读懂。因此教师要利用课外阅读指导,向学生介绍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生平,赏析精彩章节,为学生阅读经典提供帮助。教师除了指导之外,还应创设一个阅读经典的氛围,如在班级张贴作品的插图,播放相关的影视片段,摘抄作品中的名言警句等,让学生在这种浓郁的经典文化氛围中成长。 二、从兴趣阅读向意志阅读跃迁 兴趣是阅读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是阅读动机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对绝大多数中小学生来讲,阅读活动主要表现为兴趣化的阅读。他们只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读物,而对一些虽然有意义、有价值,但不感兴趣的读物很少顾及。实际上,仅靠兴趣来维持阅读是不长久的,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成效。而新课程标准以及教师推荐的读物,并不是每个学生都感兴趣的;课程标准规定的阅读量,学生不下一番苦功夫也是难以完成的。然而,这规定的阅读量是提高语文素养的基础,是必须完成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这就要求学生有高度的阅读自觉性、自制性,需要他们用意志来支撑,保证阅读任务的顺利完成。从这一点来看,阅读指导不能完全迁就于学生的兴趣,应该在激发兴趣的同时,注重阅读意志的磨练,促使他们从兴趣阅读向意志阅读跃迁。 培养阅读意志,首先要有明确的目标导向。教师要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将阅读量的目标任务分解到每个年段、每个学期,甚至每一天,让学生逐步达到规定的要求。其次是要运用阅读成果来强化意志的培养。阅读过程是艰苦的,学生很容易半途而废。因此教师要定期举行读书节、报告会等阅读活动,让学生交流、汇报自己的阅读成果,以成功的体验来补偿过程的辛劳,增强战胜阅读障碍的信心。三是要发挥阅读兴趣与阅读意志的相互促进作用。学生在阅读开始阶段往往受兴趣的支配,随着阅读任务的加重,困难越来越多,兴趣就渐渐失落。这时就需要意志来维持阅读活动的进行。学生在意志的支撑下,阅读取得明显成效的时候,又会增强阅读的兴趣。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既要注重阅!""#年第$期读兴趣的激发,又要注重阅读意志的培养,充分发挥两者的互动作用,推动阅读活动持续深入地进行。 三、教师阅读与学生阅读共生 阅读是语文教师的立身之本,不爱阅读的语文教师肯定是不称职的。只有热爱阅读的教师,才能充实自己的课堂,体验学生阅读的甘苦,找到与学生进行心灵对话的话题,及时向学生推荐有益的读物,成为学生阅读的榜样。我们每一位教师在大力倡导学生阅读的同时,也要自我反思一下:自己的阅读状况如何?读了多少书?读了哪些书? 在实际教学中,语文教师的阅读深刻地影响着学生的语文学习。教师阅读与学生阅读之间要努力形成“共生”效应,达到相互依存、彼此有益的境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共同阅读。推荐给学生的必读书目,教师要先去读。同时,教师的阅读面一定要拓宽,既要读好经典作品,还要关注当代作品,及时为学生推荐优秀读物;不仅要阅读原著,还要阅读一些相关的评论文章和背景材料,以提高对学生的指导能力。其次是共同感悟。师生在阅读中都有体验和感悟,但由于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差别,他们的感悟和体验是有区别的。因此,师生及时交流,进行心灵的对话,不仅有利于师生情感的沟通,而且有利于学生精神世界的充实。第三是共同打造班级“阅读文化”。文化的熏陶具有滴水穿石的力量,师生合力打造的“阅读文化”,能对阅读活动的推进产生深刻的影响。“阅读文化”的打造可以从氛围营造、环境布置、活动开展等各个层面进行。如教师和学生人人拿出自己喜爱的几本书,在班级建成“小书屋”,再辑录一些关于读书的名人名言张贴上墙,营造浓浓的读书氛围。又如,教师与一些学生结成书友,定期交流阅读情况,对师生双方的阅读都能产生激励和督促作用。这种浓郁的书香将引领学生踏上与书为伴的人生之路。 课外阅读论文:课外阅读能力研究论文 俗话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话言简意赅地向我们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书读得多,语言积累到一定程度,文章就会写得好,笔下就会生花。在平时的作文教学实践中,我们常常发现,很多学生或没有材料可写,或表情达意不够流畅、准确、生动,归根到底是没有丰富的语言积累和语言经验。基于这样的实际,我在教学中十分重视通过加强课外阅读,让学生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增长智慧,从而提高写作能力。下面就结合实践谈谈自己的做法。 一、重视营造读书氛围。 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入门的向导”。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曾经说过:“对学生最好的刺激乃是所学的材料的兴趣”。可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至关重要。对此,我主要是通过在班级中营造读书氛围,激发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 首先,我通过引导收集关于读书的名言名句营造氛围。通过引导,学生搜集了“书犹药也,善读则可以医愚。”“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等多个热爱读书的名人名言。学生收集名言后,我还组织学生交流,并选择代表性的名言请书法好的学生写出来,张贴在班级墙上。其次是动员、引导学生从家中带来自己喜爱的书充实班级图书柜,在班级中创设一种浓厚的“书香”氛围和“书林”境界,让学生产生一种追求读书的神圣感。 再次,利用家长会的机会,由学生向家长汇报从课外阅读中得到的收获,请家长介绍自己引导孩子进行课外阅读的方法和经验。实实在在的人和事,打动了广大家长,他们自觉地为孩子创造阅读环境。如:让孩子拥有自己独立的房间、自己的小书架等,父母带头读书、读报,做孩子阅读的榜样,主动与孩子讨论书中的问题。 此外,坚持引导学生定期去图书馆看图书、借图书,定期更换从家中带来的与大家“共享”的书籍。并且每周安排2~3节课时间去阅览室看书。 二、重视教给读书方法。 要提高课外阅读的效率,还需教给学生阅读的方法。这里,我主要是结合教材,指导学生阅读课外书的方法,做到“得法于课内,得益乃至成长于课外”,“以课内促课外”“以课外补课内”。如,我告诉学生拿到一本书后首先得问问自己:我想从中得到什么?接着快读目录,以得到一个总的概要。然后找到你想研读的内容,边看边想,在读中自悟,在读中自得,不懂之处画上符号。待阅读全书后再理清条理,思考不懂的问题。最后,欣赏品味精彩片段,体悟写法。 我校学生有人手一册配合课程标准,引导课外阅读的《亲近母语》,书中精选、精编了题材、体裁多样的文章,对不断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运用能力有很大好处。我有计划地利用阅读课的时间,组织学生运用课上学到的方法进行阅读,每周一个单元,并结合共性问题展开讨论,交流读书方法和收获。此外,还积极引导学生通过阅读相关的其他书籍,或上网查阅资料解决遇到的问题,激发起学生自主阅读的兴趣以及大量阅读的渴求,真正达到活跃思维、开阔视野、陶冶情操的目的。 三、重视读写结合,提高读书效益。 “不动笔墨不读书”,苏霍姆林斯基也说过:“应该把读书笔记作为作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课外阅读的效益,我要求学生每人准备一个积累本,并自己给一个名字,坚持要求学生摘录所阅读文章的好词、好句、好段,写读书笔记,或写阅读感受。通过几年的训练,学生的词汇量增加了,写作素材丰富了,作文水平也提高了。 其次,重视仿写训练。主要是指导学生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或者真实的感受,借鉴别人的某些写法,写出富有个性的文章。例如,《亲近母语》(适合五年级读)中有一组题为“知己”的文章,共三篇,从不同角度、不同国度向我们描述了邂逅知音的快乐与幸福。在学生读懂原文,体会到文章主要内容,弄清文章所表达的中心后,指导学生学习文章中语言的运用以及表达方法的突出特点,找出自己生活中与范文相类似的事进行仿写,写出自己实际生活中的真情实感,从而达到逐步提高学生作文水平的目的。 四、重视检查阅读效果 心理学告诉我们:“好表现”是学生的天性。我认为给他们表现的机会,让他们有一种成就感,则更能激发学生主动阅读的动力。基于这种认识,我的做法是:首先在班级中展开读书比赛,定期在课外阅读登记栏上公布每个学生的阅读篇目、笔记篇数、摘抄的条目数。第二,抽取一些读书笔记,定期举办读书笔记展览。第三,经常组织读书经验介绍。第四,召开读书心得交流会。第五,注意发现优秀习作,积极组织向校内外刊物投稿。通过多种形式的检查,让学生互相学习,看到别人的优点,看到自己的不足,学生就会不甘落后,就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从而使爱读书的氛围更浓,更加有利于调动学生读书的积极性。 课外阅读论文:课外阅读循环教学论文 摘要:《语文课程标准》更加重视课外阅读,这符合语文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大量的课外阅读是全面提高语文素养的必由之路。在课外阅读的选书、阅读和回应等方面,教师在循环圈中起着提供、激励、示范和反馈的作用。在电子影像时代,课外阅读是让孩子亲近文字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课外阅读教师作用 中图分类号:G423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一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在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课程目标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在学生的课外阅读部分,“语文课程标准”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版)相比也是既有继承又有变化。例如,在继承方面,在每一学段的“阅读”部分,都对课外阅读的字数总量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一学段(1~2年级)是“不少于5万字”,第二学段(3~4年级)是“不少于40万字”,第三学段(5~6年级)是“不少于100万字”。也就是说,整个小学阶段,课外阅读总量应该不少于145万字,这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2000修订版)相差不多;在变化方面,《语文课程标准》在附录的第二部分专门来谈“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属于小学阶段的大致有: 童话:《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中外现当代童话等; 寓言:《伊索寓言》、《克雷洛夫寓言》、中外古今寓言等; 故事:成语故事、神话故事、中外历史故事、中外各民族民间故事; 诗歌散文作品,如鲁迅《朝花夕拾》、冰心《繁星·春水》等; 其他提到的一些长篇小说,如吴承恩《西游记》、笛福《鲁滨逊漂流记》、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也适合小学高段的孩子阅读。除此之外,《语文课程标准》还在其他许多地方提到课外阅读问题,如在“教学建议”部分,提出要“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鼓励学生自主选择阅读材料”。 应该说,《语文课程标准》更加重视课外阅读了,这同语文课程标准中关于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首先,课外阅读是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必不可少的环节。语文课程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语文素养的提高必须依靠大量的语文实践,仅靠每册课本里的三十多篇文章,不到10万字的阅读量是肯定不够的。其次,提倡课外阅读体现了语文教育的特点。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学生的语文能力主要不是靠系统地讲授语文知识和单调的语文训练来提高,而是要“充分利用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语文教育资源,使学生凭借丰富的资源和大量的实践,在学语文、用语文中渐渐习得语文学习规律,不断提高整体把握能力”。[1]再次,课外阅读有助于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在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方面,课外阅读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当学生从课外书中获得了足够的乐趣后,学语文的主动意识才会长久保持。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课外书进行阅读,本身就是自主学习的一部分;最后,课外书是丰富的语文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个体、班级、学校、地方的差异是很大的,课外阅读具有开放性,学生完全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自由地选择课外阅读材料。另外,课外阅读还具有丰富性,有助于各学科间的相互融合(如知识读物)。 对课外阅读的重视并非始于语文课程标准颁布之时,历次颁布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也多次提到课外阅读,老师也越来越重视。但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如:经济欠发达地区课外书数量有限;对课外阅读老师不是作为教学任务来完成,随意性较大;老师缺乏对课外阅读进行切实的指导,在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上老师还缺少手段;由于缺乏适当的评价手段,学生的课外阅读往往落不到实处,等等。但较为突出的问题还在于,老师缺乏一套可供操作的方法来指导学生的课外阅读。本文试图以阅读循环图为例,论述教师应如何指导学生的课外阅读。 二 课外阅读总是遵循着一定的循环历程,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导致了另一个结果,这一过程并不是一个直线关系,而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英国儿童阅读专家艾登·钱伯斯(AidanChambers)曾以这样一个阅读循环示意图来表示[2]: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整个循环过程中,有协助能力的成人(教师、家长、图书管理员等)居于中间地位(并非中心),他起着提供、激励、示范和反馈的作用:他提供图书和时间让孩子们阅读,并尽力创造一个吸引人的阅读环境;他可以激励孩子,让他们愿意去阅读,并从中获得阅读的乐趣;他可以为孩子们示范念读故事和评论书本,让孩子们掌握阅读的技巧;他还可以在阅读群体中,反馈和分享大家的阅读心得。值得注意的是,在课外阅读中,孩子仍然居于中心地位,在选书、阅读和回应的循环过程中,成人(本文主要指教师)应该充分尊重孩子的意见。下文将从选书、阅读和反馈三个环节来讨论在阅读循环圈中教师应起的作用。 (一)选书 小学阶段,学生的课外阅读理应以儿童文学为主,因为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儿童文学时,都有自己较为明确的读者对象的定位,在表达内容和表达技巧上,也比较符合儿童的阅读口味,能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我国儿童文学界一般把广义的儿童文学按年龄分为幼儿文学、童年文学和少年文学三个层次,小学阶段以阅读童年文学为主。但应该注意的是,三个层次的划分并非铁板一块,它们的边缘是模糊的。例如,在小学低段,图画书仍可以作为学生阅读的主体;小学中高段,阅读能力高的学生也可以阅读一些经典的长篇作品。然而,我国每年的儿童读物出版数都在2万种以上,如何从中选择优秀的儿童读物,是教师首先应该考虑的。 1.教师的儿童文学观。 选择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取决于教师的儿童文学观。如果把儿童文学看成是“教育儿童的文学”(儿童文学作家鲁兵语),那么在选择儿童文学时就会选择教育性比较强的作品;如果把儿童文学看成是娱乐儿童的文学,那么在选择儿童文学时就会选择趣味性较强的作品。在国内儿童文学界,儿童文学观也经历了一个从“教育儿童的文学”到多元价值功能观的转变,如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曾提出儿童文学“导思、染情、益智、添趣”的多元功能论。[3]教师在选择课外读物时,应该从培植儿童的阅读兴趣入手,屏弃教育意味过重、艺术水准一般的作品。 什么样的儿童文学作品才算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呢?法国著名文学史家保罗·亚哲尔把适合儿童阅读的好书的标准定为以下几类:[4] 忠实于艺术的书。就是诉之于“直观”,而得以培养儿童观察力的书。是孩子们读了,也会觉得它具有质朴之美的书。 可以解放儿童的心,使他们喜悦的书。这种书可以保护儿童,守住想象世界的幸福,避开现实法则的束缚。 能把人类高贵的感情吹进儿童心灵的书,使儿童尊重一切生命——包括动物的生命、植物的生命、森罗万象的生命。 承认游戏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活动的书。知性和理性的锻炼,并不是可以立即产生利益的,也不是能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作用的。好的书应该不以立即的效果为目的,而且决不可把它当做目的。 启发儿童知识的书,帮助孩子认识人性——人类心情的书。它们能促进孩子们旺盛的成长力,使他们的精神圆熟,绽开睿智的花朵。 含有高尚道德的书。这种道德是永远不变的真理,能让人类的心灵活泼起来、激奋起来,愿奔向真理的道德。 当然,这几类书并没有囊括所有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但它给我们的启发是:教师的审美判断能力是选择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关键。教师要提高自己的儿童文学的鉴赏水平,就应该更多地阅读儿童文学的经典作品,在丰富的感性经验上提升理性的判断能力。 2.抛弃自己的阅读成见 教师在个人的阅读习惯中,会建立起自己的阅读偏好,或者会对某些书籍形成刻板化印象(Stereotypical)。例如,卡通书对孩子是有害的;小学生还不能读长篇小说;只有经典作品对孩子才是有益的,等等。在现代社会中,教师应该以宽容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孩子的实际阅读状况,例如,许多卡通书都是有益有趣的,只有有色情、暴力的卡通书(色情和暴力并非卡通所独具)对孩子才是有害的。1990年、1991年来自32个国家二十多万名儿童参加国际教育成果评估协会(IEA,theInter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EvaluationAchievement)的考试,结果芬兰儿童的阅读分数最高,而芬兰儿童最普遍的消遣书刊是什么呢?59%的芬兰儿童几乎每天都看一本漫画书。[5]这说明我们在选书时不能犯“因噎费食”的错误。教师还应该避免以自己的阅读偏好来影响学生,除为了开展讨论活动外,最好不要指定学生阅读某一本书。课外读物和教材不一致的地方是,如果说教材突出的是规范性和典范性的话,课外读物应该突出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培养阅读兴趣的小学阶段,选择课外阅读作品时理应把趣味性放在首位——这也是在影像时代的明智选择。 选书的前提是要求有较大的选择面。这要求教师平时要留意儿童读物的出版资讯。关注媒体上推荐的图书但又不为媒体所左右,关注获奖的儿童图书但又要考虑专家眼光和孩子兴趣之间的距离。在班级为学生选书时,要充分尊重学生的意见,国外的通行做法是由教师、家长和孩子共同组成选书委员会,大家一起来商定课外阅读的书目,这也是培养孩子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有效途径。 课外阅读论文:课外阅读能力管理论文 一、评价原则 1.模糊性原则。课外阅读是一个开放式的不受时间、地点、形式约束的语文学习方式。对它的评价不能按照课内阅读那样运用语感、语素等要素进行细微评价,而要采用模糊评价的方式,从总体方面对课外阅读开展情况进行评价,如对课外阅读量、阅读面进行评价等。由于课外阅读具有开放性、广泛性,所以又不能强行对每一位学生统一要求、统一步调、统一内容,评价的标准不能一刀切,在评价时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促进每个学生的健康发展。只要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学生课外阅读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消除学生的自卑感,增强自信心,评价的目的就达到了。 2.重过程原则。从课外阅读的过程来看,它是一个“积累于现在,得益于未来”的过程,其效果很难在短时间得到收效。因此,我们的评价要注重课外阅读的过程的评价,收集能够反映学生阅读过程和结果的资料,淡化课外阅读结果的评价。 3.导向与激励性原则。课程改革目标之一是改变过分强调评价和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课外阅读评价是建立在导向性与激励性基础上,通过建立科学评价体系,引导学生达到《语文课程标准》要求的阅读量,对其进行课外阅读的方法与过程、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评价,使其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会读书、善读书,形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二、评价内容 (一)爱读书──兴趣与习惯 1.建立《学期课外阅读计划》。(学期初完成) 2.建立与语文课程学习内容有关的《周课外阅读计划》。(每周一完成) 3.建立《课外阅读登记卡》。(记录每天阅读情况,每周阅读量不少于1.5万字) (二)多读书──内容与范围 1.在《学期课外阅读计划》中,选择适合自己读的健康有益的书。鲁迅先生曾说过:“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专看文学书也不好。”要博览群书,要涉及名家名篇,现代、当代文学作品,科普读物,报刊,天文、地理、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对新发现的好书进行阅读,可以申请更改《学期课外阅读计划》,将其列入《学期课外阅读计划》当中去。 2.《周课外阅读计划》,可以按照教师推荐的书目进行阅读,也可自行寻找与本周学习课文有关的文章、书籍、报刊等。 3.上课时间每周阅读量不少于1.5万字,寒假或暑假每周不少于2万字,总体阅读量每学期不少于25万字。 (三)会读书──技巧与方式 1.“得法于课内,得益乃至成长于课外。”学生要上好课外阅读指导课,并能运用精读、泛读、浏览、速读等多种方法开展课外阅读活动。 2.积极参加读后叙述课、评价课等语文活动课。 3.上好读书笔记交流课,并运用摘抄型、提纲型、感想型、评价型多种方法,写好读书笔记。 (四)善读书──积累与运用 1.坚持每周能完成一篇感想型、评价型读书心得或摘抄型、提纲型读书笔记,字数不限。 2.有条件的建立自己的书库,不断充实书目,并按类别编号归档。 三、评价手段 依据评价原则和评价内容,采用如下评价方法: 1.资料查阅法。查阅内容:《学期课外阅读计划》、《周课外阅读计划》、《读书卡》读书笔记、读书心得。查阅时间:《学期课外阅读计划》学期初审核、期末验对,其他内容每周查阅一次。 2.活动评价法。学生在广泛的课外阅读中搜集许多信息,奇闻轶事、生活常识、历史传记等,有急于告诉他人的愿望。因此在广泛调查学生阅读范围、篇目的基础上,每月开展一次阅读活动,每学期开展2-3次具有专题性的课外阅读活动课,或是阅读经验交流,在活动中评价学生阅读情况,促进学生语文能力提高。 3.作品展示法。学生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有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个人阅读成果、独特感受的需要,有展示自己的独立发现的需要,教师要努力为学生提供习作发表的机会。充分利用好图书角、黑板报、学习园地、班报等媒体,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及时展示学生课外阅读成果。通过作品展示评价学生的阅读成果,注重个性差异,使学生感受成功的乐趣,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 四、评定时间与成绩显现方式 1.评定时间。每周查阅一次读书笔记、读书卡,组内互相评价给出等级。教师不定期抽查,并写出评语。每月进行一次课外阅读总体评价,并填写评价表。期末师生依据平时情况进行总体评价。 2.成绩显现方式。课外阅读评价形式采用等级和评语相结合的方法,学生自评、小组互评、家长补评和教师总评的方式。教师总评要根据学生四项评价总成绩确定学生本月课外阅读的成绩。设置四个等级:未达标、达标、良、优。完成课外阅读任务可记为达标,否则为未达标。优与良两个等级用作区别课外阅读质量。学期末学生根据自己在本学期四次的总成绩确定自己本学期的课外阅读成绩。以优为主的评为“优”,以良为多数的评为“良”。如果学生的阅读成绩越来越好,可以把最后一次作为学期成绩。教师的评语要以鼓励为主,优点肯定要充分,指出一两点不足,提出今后发展目标。 课外阅读论文:课外阅读指导管理论文 指导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是课程教材改革方案中活动课的重要部分,也是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适应社会的需要。教科书不可能包罗学生所需的一切知识,也不可能及时地反映社会发展中不断更新的知识。学校教育是有局限性的,而课外阅读却是“终身教育”。因此,开展课外阅读是十分必要的。 加强课外阅读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促使他们去探索还不知晓的知识,获取丰富的营养,能帮助学生把握阅读范围——选择要读的书,克服“偏食的习惯”,防止学生良莠不分。还能提高学生阅读质量,让学生学会深入思考读物的含义,使阅读成为一件智力游戏和艺术享受,成为“现实生活的教科书”。 近几年来,我们学校是这样开展课外阅读指导活动的: 一、制定课外阅读指导序列 循序渐进是教学的一项基本原则。在课外阅读指导方面也必须遵循这项原则。我们根据课程标准,发动全体语文教师拟定了课外阅读指导的序列。 一年级阅读要求: 1.在老师指导下,能阅读教材中的阅读课文及其它注有拼音的低幼读物。阅读量不少于3万字。 2.在老师指导下,能正确、清楚地用两、三句连贯的话口述读物内容。 3.发展学生的想象力,指导学生将读物的内容用图画表现出来,开始积累词语。 4.教育学生要爱护图书。 二年级阅读要求: 1.在老师指导下,能阅读浅显的、注有拼音的儿童读物,并能了解读物的内容,阅读量不少于5万字。 2.在老师指导下,能正确、清楚地用连贯的语句,讲述读物的主要内容。 3.学习积累好词好句,并开始作简单的文字记叙。 4.继续培养学生爱护图书的习惯。 三年级阅读要求: 1.能初步独立阅读浅显的儿童读物,初步理解主要内容,并根据读物内容发表一些简单看法。阅读量不少于20万字。 2.能正确、清楚、简要地口述读物的主要内容,并学习用完整的语句正确地、有条理地提出读物内有关问题。 3.在老师指导下,分门别类地积累好词佳句,并开始学习写简单的读书笔记。 4.在老师指导下,开始自编、自画、自排版、自设计、自书写小报。 5.培养学生每天读20分钟课外读物的习惯。 6.继续培养学生爱护图书的习惯。 四年级阅读要求: 1.能独立阅读浅显的少儿读物,理解读物的主要内容,并能对读物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感想,阅读量不少于30万字。 2.能正确、较流畅地叙述读物的主要内容,并能用完整的语句正确地提出读物内的问题。 3.能分门别类地积累好词佳句,继续学写读书笔记和办小报。 4.培养学生每天读30分钟课外读物的习惯。 五年级阅读要求: 1.能独立阅读少儿读物,理解主要内容,在老师指导下,具有初步的分析能力,阅读量不少于40万字。 2.能正确、流畅地叙述读物的主要内容,并能发表读后感想。 3.继续练习写好读书笔记及办好小报。 4.培养学生阅读各类读物的兴趣及阅读方法——圈圈、划划等。 5.培养学生每天读45分钟课外报纸、书刊的习惯。 六年级阅读要求: 1.能独立阅读少儿读物,理解主要内容,并具有一定的分析能力,阅读量不少于50万字。 2.能正确、流畅、有感情地叙述读物的主要内容,并能发表读后感想。 3.在老师指导下,制作阅读卡片,继续写好读书笔记及办好小报。 4.继续培养学生阅读各类读物的兴趣及读书方法(圈圈、划划、评注)。 根据课文阅读的序,我们要求各年级每学期为学生精心选择阅读篇目从以下4个方面着手: 1.将期刊列入课外阅读的范围。 因为期刊能及时传递各种最新的信息与知识,它涉及面广,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有天文、地理,有历史、文学等。 2.结合课内学习内容选择。 课外阅读是课内的延伸,依据课文,有计划地向学生推荐一些儿童读物,会使他们加深对课文理解。如六年级学了《春》课后,就向学生推荐朱自清的《匆匆》等散文,使学生进一步理解散文的特点。又如四年级学了《谁该照顾》一课后,就向学生推荐《大地的儿子》,使学生更了解关心、爱护群众的品质,激发学生对的崇敬。 3.结合学校的各项活动选择。 学校举办“迎香港回归”的活动,向学生推荐《香港一百年》《香港的故事》等。学校举办科学月,我们向学校推荐《100个科学家的故事》《科学小实验》《动物趣谈》《地下宝藏》等书,激发学生的志气,引导他们对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4.根据班级的实际选择。 针对一些学生有粗心大意的缺点,可推荐《小马虎奇案》《粗心的小画家》等书,让学生联系自己,克服缺点。 我们在为学生选择课外读物时,注意内容的现实性、体裁的广泛性。小学生阅读的面宜广,不但阅读的内容要广,阅读的体裁、风格也要广。 二、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方法 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知识水平,我们所采用的方法也就不同。 1.摘录法:指导学生在读书、读报时,把看到的好词佳句、精彩片断,分门别类地摘录在学校统一定制的《课外阅读札记》本上,分类的形式不拘一格。有的按景物描写;有的按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的描写等;有的按名人名言、格言、警句等;有的按汽车种类、动物舌尖的作用等进行,总之,在摘录的分类上,也体现了学生的兴趣、爱好及他们的特点。 2.剪贴法:剪剪贴贴,既培养了学生的阅读能力,又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在阅读过程中,学生把自己需要的、喜欢的内容或图画剪下来,(剪时要细心、认真,边要齐),然后贴到阅读札记本上。贴的方法不求统一,如要便于查找,就归类贴;如要美观,就按剪下来的大小贴……不管怎样贴都可以,旁边还可配上用彩笔自画的插图。这样,学生在读读、剪剪、贴贴、画画中获得了知识。 3.圈划法:要求学生养成边阅读边思考边圈划的习惯,进而理解内容,提高学生对作品的感知能力。 4.制卡法:通过阅读,要求学生根据内容制成卡片,卡片上写清题目、作者、类别、编号、出处及内容。卡片的内容,可以是易读错字的辨析,也可以是佳句美文、概括读物的主要内容等,这种方法难度较高,我们只要求在高年级学生中进行。 5.评析法:阅读后,要求学生用日记、读后感、交流、演讲等形式对文章的内容发表自己的见解、想法,或分析一下利弊,也可以把自己不懂的地方或不理解的词句提出来等,目的不仅仅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还在于提高学生的思维力、表达力、辨别力、分析力等。 三、拓展课外阅读指导的途径 为了使课外阅读深入化,我们以读书、读报为载体,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 1.结合学校的德育工作或少先队工作,每学期举行两次演讲比赛或故事会活动。例如,本学期我们举行《我的祖国》《哪里有红领巾哪里就有新风尚》的演讲比赛和故事会,比赛以年级为单位,自觉报名参加。年级评选出优胜者参加校级比赛,学校的师生集中在操场上进行观看,最后评出一、二、三等奖。通过演讲、故事比赛,学生不但对内容加深了理解,同时也营造了浓厚的爱国、爱校、爱他人的氛围,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情感的感染、陶冶和启迪。 2.除了要求学生经常写读书笔记外,我们还组织中、高年级学生每周举行一次佳句美文的交流、欣赏会或诗歌朗诵会。可以交流读后体会,可以朗诵诗,也可以欣赏散文等,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获取知识,了解我国灿烂的文化,并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3.开展“一月一报”竞赛评比活动。三年级以上学生每月每人自编、自画、自排版、自设计、自书写一张小报。把学生的阅读、写作、画画、书写等各种能力融于一体,在自我教育中使学生的素质得到提高。评选出的优秀小报在学校的“报花世界”栏中展出。 4.每两周举行一次知识竞赛。以班级为单位,每班出席5名,这样既增强学生的荣誉感,又提高了学生的阅读兴趣。 5.每学期末进行一次《课外阅读札记本》《读书笔记本》的展览、评优活动。全校学生人人参加比赛,全校师生人人都是评委。特别是高年级学生的本子,画面点缀得那么美,富有艺术感,让人感到新鲜有趣,逗人喜爱。 通过课外阅读,我校学生在4个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是学生的读书兴趣高了;二是学生读书的习惯好了;三是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提高了;四是学生行为文明了。一句话,学生的整体素质有了提高。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课外阅读的指导过程,必须是教会学生“会学”的过程,并在学法指导的过程中,尊重学生的个体意愿,调动学生的思维,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才能。 课外阅读论文:语文课外阅读研究论文 现代阅读认为,一般意义上的阅读,是搜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语文的课程阅读同样也应这样理解。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语文课程标准》在“基本理念”部分就强调“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在总目标中又要求在阅读方面注意“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然后在各阶段目标中再对此加以具体化,导向是很明确的。语文的学习是很难做到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只有“厚积”才能“薄发”。没有积累,谈不上培养良好的语感,当然学不好语文。为落实这一思想,我认为首先应从阅读的数量入手。这包括两方面要求:一是倡导学生扩大阅读面,要求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收藏并与同学交流图书资料,扩展自己的阅读面。以扩大阅读范围,拓展自己的视野;二是为学生规定课外阅读量。《语文课程标准》中已经明确规定:小学第一学段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5万字,以后逐渐递加。第二学段不少于40万字,第三学段不少于100万字,《语文课程标准》还提倡读整本书,并在附录中提出了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其次,还应明确向学生提出积累各种语言材料、加强背诵的要求。《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在阅读中积累词语”,“积累自己喜欢的格言警句”,“积累课文中优美的词语、精彩句段、以及在课外阅读和生活中获得的语言材料”。积累语言材料,也可以看作是形象材料,或者思维材料、情感材料,这些材料储存于大脑,将成为学生终身的营养,也就是语文素养的重要构成。它们一旦被激活,就会产生综合效应,极有利于学生接受和表达能力的提高。那么,如何有效地组织学生扩展自己的阅读面、以丰富自己的语言积累呢?在我校承担的课题《小学语文课外阅读实践活动组织形式的研究与实践》的研究过程中,我作了一些探索和思考: 一、开展多种形式的课外阅读实践活动 要使孩子们保持对课外阅读的兴趣并逐渐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年龄小,注意力不够集中,维持对某件事的热情的时间很短,许多孩子都只具有所谓的“三分钟热情”。因此,丰富多彩而又具有实效性的组织形式会更利于帮助他们对课外阅读实践保持持久的兴趣和注意力:(一)、帮助孩子们选择适当的读物。“适当”是指读物在内容上要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通,与学生的精神世界息息相通,与人性中最基本最普遍的情感息息相通,读物的表述水平略高于学生,语言在现实交际中具有广泛实用性和较高的使用频率,并为学生所喜爱。在教学实践中,很多教师都发现:孩子天生爱幻想,这就决定了他们爱读带有幻想的故事,如童话、科学幻想小说等;好奇是孩子们的又一天性,因此喜欢读一些探险和探秘的故事;孩子们的思维仍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因此喜欢读一些具体形象的小故事,如寓言故事等;儿童诗反映了孩子们的世界,表现了孩子们善良的童心,天真的童趣,为孩子们所喜爱;千古传诵的经典范文,一来文字精美,学生爱读,二来所描写或反映的是世间常景常物,人之常情常理,具有普遍性和广泛的迁移性,应指导学生多读;反映现实生活的时文在内容上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通,语言水平略高于学生,但为学生所理解所喜爱。这些读物都符合“适当”的原则,应该尽量向孩子们推荐。)(二)保证组织形式既丰富多彩又富有成效。1、自读自悟这是最普通,也是用得最多的一种组织形式。因其具有灵活方便、自主性强等特点,因此深受师生欢迎。但是若对这一方式把握不好,就容易流于形式,导致孩子们对所阅读的材料缺乏深入的思考,“读而不思则罔”;如果对阅读材料的选择不当,还会对孩子们的课外阅读活动产生误导。因此,教师在给学生充分的自主、自由的同时,也要对阅读过程适时监控和正确引导。如为他们推荐适当的读物,随时随地与学生交流,了解他们的阅读情况,并及时组织相关的、有针对性的讨论、辩论活动等。2、组建课外阅读小组,开展小组间的阅读比赛。在课外阅读的指导中,我还尝试让学生自己选择阅读伙伴并组建课外阅读小组,自己命名并列在教室后面的板报上。每天的课外阅读课时间,便在组长的带领下开展阅读和交流,并定时展开评比。如:每读完一本书,便加一颗星;每背完十首古诗也加一颗星…这种以小组为单位开展的比赛,不仅引发了学生间的良性竞争,还利于孩子们互相鼓励,维持对课外阅读的长久兴趣,使“读好书、好读书”在校内蔚然成风。3、在扩散性阅读中拓展学生的语言积累,培养学生的思辩能力。在语文教学中,我始终坚持“三圈相结合”的原则,即:课文为一圈,引申、延伸为一圈,课外阅读为一圈,三圈呈同心圆,紧密结合,围绕“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这一主题开展扩散性阅读,让学生阅读更新、更活的大教材。在扩散性阅读中,学生的精神空间不断扩大,精神探索能力不断增强,与此相伴随相统一的语言感知量、积累量也不断增加,领悟力也不断增强。在实践过程中,针对低、中、高段的学生特点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对于低段的孩子,重在激趣。如:学习了生字“鲸”,便让学生交流自已对鲸的了解,孩子们便主动到《十万个为什么》、《动物世界》等书上去寻找相关的资料,甚至回忆起自已看过的电视片,要求他们认真阅读以便讲给别人听;不求深度和广度,以学生愿读、爱读并乐于表达为目的。对于中段的孩子,则引导他们有目的地读整篇的故事。同样对“鲸”的相关资料的阅读,就会要求他们主动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了解鲸的体形特点、生活习性等知识,并在课堂上交流,互相补充,以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对高段的学生,除了围绕主题收集资料,开展阅读活动并交流外,还要引导学生对所阅读的材料作深入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带领他们通过质疑、辨论、争论等形式,开展探究性阅读和审美性、批判性阅读。这种思维的交锋不一定非要产生一个正确的答案,只要学生敢于质疑、敢于提出富有个性的独特的见解,就应该得到教师的肯定和提倡,以帮助孩子形成“不唯书、不唯师”的思维品质。4、为孩子提供展示的舞台,鼓励孩子多读书。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只有尽量为孩子提供展示他们的阅读成果的舞台,才能更好地鼓励孩子多读书。因此,我们开展了“课本剧表演”、“手抄小报比赛”、“古诗擂台赛”、“诗歌朗诵赛”、“优秀读书笔记展评”、“校园童话节”等活动,让孩子们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在活动中树立自信,培养兴趣。 二、保证学生课外阅读的时间和空间 为了让学生有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时间开展课外阅读实践活动,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认真学习《语文课程标准》,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提倡“精讲多读”,把大部分时间留给学生自主阅读、自主感悟。2、所有年级均不准留书面家庭作业,引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多读书、读好书。3、将每周二和周四的中午活动课时间定为“课外阅读指导课”,专门用来指导学生的课外阅读,开展读书会、讨论会、演讲会、辩论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以培养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4、为了保证学生课外阅读材料的数量和质量,除了向实验班级全面开放图书室、网络教室外,还倡导各班建立了“小图书箱“,号召学生将自己的好书带到学校与同学们交流,以实现“资源共享”。5、为了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还专门印制了课外阅读资料汇集本――――《记忆的碎片》,指导学生将自己在课外阅读中的积累和感悟及时记录下来,不拘形式,张扬个性。三、收获与困惑我们欣喜地发现:课外阅读对课堂教学的促进作用也十分明显。因为有些课文往往以有限的文字反映出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又有着复杂的背景。如果没有足够的背景材料作依托,要理解课文是有难度的,如《长征》、《赤壁之战》等;因为阅读是一种信息输入,说写是一种信息输出,没有输入,哪来输出?而适当的扩散性阅读,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拓展了学生的心理空间,它为学生解读语言文字、领悟相关内容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撑。通过一年的尝试,实验班级孩子们的表现也令人惊喜:不仅顺利完成了阅读任务,而且在创新思维的形成、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一年级的孩子们便出了一本日记小册子《小脚丫》;在阅读古诗“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时,孩子们也敢于向古人发问:既然山水俱翠,又何来“白银盘”一说?…更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发现孩子们对课外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一下课便三、五成群地阅读、讨论;自习课做完作业后,总是迫不及待地问:“老师,可以看课外书吗?”课外阅读的范围更是广泛:童话类、科普类、小说类……课外书,已成了孩子们学习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到周末,新华书店、图书馆成了最吸引孩子们的场所;家长们也纷纷反映,孩子更爱读书了、更懂事了!由于课外阅读实践活动的开展对传统的语文教学形成了一定冲击,因此,有部分教师在开展活动的同时也患得患失,担心影响学生对基础知识的巩固,担心自己一旦放开将难于驾驭;担心学生难以考出高分;甚至有老师开玩笑说:这样的教育对孩子的长远发展固然有益,但是应付考试还是需要点“急功近利”…老师们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在《语文课程标准》的实施过程中,与之相适应的考核制度的改革非常重要。此外,在课外阅读实践活动中,学生的个体差异、个性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如何照顾不同层次的学生的发展,使他们都能在阅读活动受益,也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需要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作更加深入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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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论文 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同时,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与救国救民思想的介绍和讨论也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1899年,《万国公报》4月号发表了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节译的蔡尔康的《大同学》一文,提到近世学派中“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思”。这里的“马客思”即是Marx在我国的最早译名。[1]随后,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社会学说的介绍陆续出现在报章杂志和各类书刊。但这段时期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还是零碎的。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瞿秋白、李达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以孔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缺陷进行批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优秀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小城镇研究、家庭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展望 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展。当前世界和中国具有这样一些社会趋势: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2]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量。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形态和形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深入拓展。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社会学学说,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的社会学思想、社会学说,以及当代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所阐述的社会学理论和学说。本文梳理了马克思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论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学理论解释和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社会学理论论文:结构化现代性与全球化——试论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透视 论文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大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研究,探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他理论的某些偏颇,提出了质疑。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优秀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但是,他对全球化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有下面几点:①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从吉登斯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全球化思路与现代性分析一脉相承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分析其实还是他的晚期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吉登斯特别指出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具有国别指向的,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分析范围上,他关于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描述方面,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将一个范围有限的研究思路简单地推及到全球范围,有简单复制的嫌疑。②“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一样,吉登斯全球化的制度维度也包含了民族国家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分析单元,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上的: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欧洲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并且全球化没有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但是,全球化社会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来重新孕育现在的标准化民族国家,而很多学者也指出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特定的组合。 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大都是直接对应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围绕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能否解释性质上属跨国现实和全球化现实的语汇,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比如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的概念:主权、监控等,能用来对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社会的分析吗?3.关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有简要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文化事实在全球化范围有了流通和透明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全球化会对文化的各种特质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使得他对全球化的分析显得很不完整,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硬”的制度方面。罗兰.罗伯森指出:“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得以结合;这一点无法通过简单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而准确把握,……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性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 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理论的优秀主题及其古典传统的创新——兼论社会学理论中“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建立 内容提要: 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其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与根本使命就体现为以“现代社会”为范本进行“现代性方案”的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推进。然而,随着当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社会转型,并由此深刻地影响到了一贯以反映社会现实变化为特征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传统上。社会学要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并对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就必须重新反思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在整合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传统的重建与创新。 关键词: 现代性 全球化 研究范式 社会学理论 一、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及其危机 笔者曾在《逻辑起点与优秀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现代性议题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社会学理论演进历史的系统梳理与考察,论证了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其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现代性。不仅如此,从其诞生之时起,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命运就与现代性紧紧拴在一起了。无论是古典社会学阶段,还是现代社会学或当代社会学研究阶段,其理论建设和目标取向的主旨都是围绕着现代性而展开的,其优秀主题与根本使命实际上都体现在建设现代性和推进现代化这一大的主题范围内。[i] 因此,围绕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这一优秀主题,从社会学诞生之时起,古典社会学理论中便产生了一连串的对现代性内涵不大一致的定义,最典型的如有马克思(K.Marx)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涂尔干(E.Durkheim)通过有机团结的定义、韦伯(M.Weber)通过对合理化的定义来理解现代性的主要内涵,[ii]而且每一个定义又都是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如生产方式(马克思)、劳动分工(涂尔干)、理性化的多样性(韦伯),同时还包含了一系列方法论类型与分析方法:社会关系(马克思)、社会事实(涂尔干)、社会行动(韦伯)[iii]。上述三种对现代性富有代表性的不同界定中,恰恰代表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即批判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理论传统。而且,从社会学理论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是处于批判主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三种不同传统的张力之中。[iv]一方面,它注重对研究现象作实证的、经验主义的考察与分析,强调的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注重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究。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强调的是人文主义、阐释主义的传统,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v]而与此同时,它又意识到了任何研究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注意研究中的权力关系以及研究对知识建构和社会改革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同时又具有一种后现代式的社会批判意识,强调一种强烈的价值介入。[vi]毫无疑问,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上的这一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对立的紧张局面业已造成了社会学领域内在“实质性”理论建构、具体的研究程序乃至学术共同体从业人员中潜在的或明显的分裂。尤其在当代,这一局面又与社会学知识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论题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情势。[vii] 但是,回归到整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之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不同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尽管在形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在最为本质的价值取向上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以现代性的内涵为坐标,以现代化的实践为尺度,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还是当代社会学)在理论建构与目标取向上始终没有摆脱过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其所遵循的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一种以西方中心论、民族国家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主要学术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而且,这种研究范式的优秀内容与方法在社会学理论的古典时期就已经基本上得以确立了。比如,从古典社会学开始,社会学就已基本确立了“秩序”、“进步”和“理性”这一现代社会最为优秀的价值主题,总是想为现代化实践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并从社会之外对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各种制度、关系进行描绘、解释和说明(这一研究取向和传统可以说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这种对现代性的论述以及基本理论的建构,虽然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已趋完善,但它至少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并为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 尽管人类对自身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及其后果的思考,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系统考察和论述的却是启蒙运动以后的事。社会自人类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社会思想也随此而产生,但社会学作为一种全面、系统研究现代社会的知识系统则到19世纪后才得以产生的。[viii]古典社会学体系中研究领域的形成、研究主题的选择以及适用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以分析现代社会现象并赋予社会秩序,提供管理生活与理性控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技术为其目标取向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正是靠这些广泛的概念和预设,而在“现代性建设”和“现代化实践”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拥有“合法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社会学理论所开创的理论传统虽然在形式上曾被不同时期的社会学家吸收、借用或更新,但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超越与创新。 现代性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结合所产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意味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优秀主题,而且也从总体上规范了社会学理论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方法以及价值取向。大凡现代性与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如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人类主体中心论以及形形色色的二元对立等)也多半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品质和特色,同样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潜在危机也演变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ix]尤其在新的社会转型之下,伴随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危机的日益显露和严重化,社会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现代性的危机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一样,滞留于现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二、全球化:新的社会转型及其对现代性的超越 在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变化莫过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笔者称之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三次社会转型[x])。这次新的社会转型与现代性之间具有天然的紧密关系。正如吉登斯(A.Giddens)所指出的,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的犹为明显[xi]。从大约17世纪起,欧洲开始在思想意识、军事力量、航海技术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社会的这种惊人转型促使它把新的制度传播到全球各地,并且引发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现象,这正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逻辑起点[xii]。现代性的这种全球化趋势,本身就在其动力机制之中,时空的重组、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性都内在地具有扩张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时空的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变迁之间的发展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化蔓延。[xiii] 毫无疑问,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并让我们看到一个越来越有“共性”的现代性的涌现,即西方现代性或启蒙方案已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获得体现。但是,现代性从其全球化的倾向来看,并不是一种特别的西化之物,因为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决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当然,如果把“现代性”仅仅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状态,那么“全球化”则更像一种“理想类型”的概念,它不是指一种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而是指一种不断变化的整体化趋势。在民族国家阶段,“现代性”与广义的“全球化”具有某种重合之处,即“现代性”的扩张过程实际上就是全球的现代化过程。但是,当“现代性”在某些国家得以成熟并获得充分体现之后,也就是在某些民族国家完成现代化以后,其所面对的可能主要不再是一个“现代性”与“现代化”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已经被加深化了的现代性的“全球化”问题[xiv]。犹如现代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现实一样,全球化也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时至今日,现代性的近期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整体化方面,而且解构了秩序、进步、理性这些启蒙时代形成的经典信条,代之以机会、风险和更多的偶然性。因此,更准确地说,全球化进程现在并没有扩大现代性,而是成了其转变的加速器。而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将“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xv]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现代性”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或“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况且,“现代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整体,那么对现代性制度做出多种反应就是可能的。事实也是如此,各种“超越”现代性的运动已经在全球体系中出现了。同时,现代性的全球化后果也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影响之上,而且也体现在知识的反思性上,这种反思性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新的社会转型也在不断加速,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正在变得日益跨国化和全球化,这使得一贯以宏观研究而称著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传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正如费舍斯通(M. Featherstone)所指出的,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古典社会学理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解释新现象、新问题。古典社会学传统由于把社会等同于有边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由于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能动者(agency)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对全球化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xvi]。那些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学(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中的一系列概念体系、理论观点再也难以解释新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全球性现象了。社会学理论缺乏探讨跨国实践(transnational practices)和全球现实的语汇,人们继续依赖与民族国家相应的传统社会学术语、概念和经验数据,使社会学理论在全球化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因此,要理解全球化对现代性的超越及其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就必须对新的全球化时代和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并通过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把握新时代的本质。[xvii]因为理论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性、推论性建构,它应该具有在指出过去的潜势并设想可供选择的未来的基础上,解读社会现实的特性。其实,一种社会学理论能否提供引导去进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不全然在于此理论能否提供一个程序和规则,使之符合实证主义的“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等原则,而也应该取决于此理论能否把抽象的理论转化成较为具体的架构,给研究者提供指引,把他要研究的对象概念化。主流社会学理论(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失误就在于它从不同的理论基准出发去批评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有效性,因而忽视了深层理解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xviii] 其实,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展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也并不是要试图在当今庞大的全球化研究领域中创造出一种更宏观的社会学理论,并建立起所谓的全球化社会学(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体系,而主要是从反思传统社会学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出发,面对全球化所改变的社会学理论赖以立足的现实基础,探讨社会学理论该如何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对这种变化,以建立起一种能够足够适应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会学理论层面上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当前发生在社会世界中的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在促使社会学反思的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学重新定位的要求。如果说过去几年来社会学知识的衰退是不够确切的,那么,为了应对社会世界的这种变化,社会学家当然要建构出新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型来说明这一切。[xix] 三、全球化研究范式:社会学理论传统的重构与创新 当代全球化趋势的研究表明,我们应更加以积极的方式来检讨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工具及环境,以充分回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不仅迫使现代人去反思其生活形式的转变,而且也同样促使学者去斟酌其研究范式的转变,两者都面临同等的焦虑与压力。其实,完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本身就应该包括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不同层次,不应像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那样只注重前面几个层次而忽略了全球层次的研究。今天,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其它学科一样,社会学理论需要迅速地扩展它的地理和智识(intellectual)边界,即承认地方社区和民族社会的本质属性正面临着全球范围内深刻变迁的巨大挑战,而对这种挑战直接反映的结果就是要在重建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转型的需要。 那么,如何实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创新呢?近20年来,各种对既存社会学理论传统进行多元综合的做法越来越多,其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大致包括以下四种。一是重建。即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吸取其他理论的益处,重新构建原来的理论,使之更加完善。如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和多向度社会学(multidimensional sociology)、费恩(C.Fine)的新符号互动论、库克(S.Cook)的新交换理论等等。二是扩展。即扩展原有理论的传统界限,向新的领域发展。如文化社会学出现了从阐释学解释向社会学调查转变的动向,常人方法学也突破了仅仅分析日常生活的对话和互动的局限,将其领域扩大到分析社会制度、结构与个人的关系等主流社会学理论所关心的问题上。三是联结。即寻求某种途径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行动等不同层次、领域的现象联结起来。如科尔曼(J.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就提出了以微观层次为基础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理论途径,而亚历山大则主张以宏观层次为出发点来寻求微观与宏观的联结。埃利亚斯(N.Elias)的“构型社会学”或“过程社会学”也是将微观层次的个人行为与宏观层次的国家联结起来进行分析的典范。四是整合。即试图以超越“重建”、“扩展”、“联结”的辩证综合方式,来创立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语言,以整合了的理论来认识或重新解释曾被忽略、歪曲了的多维而完整的社会现实[xx]。如瑞泽尔(G.Ritzer)提出的社会学元理论化(sociological metatheorizing)就是对社会学多重范式的整合,[xxi]还有诸如女性主义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等各种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兴起,其不仅整合了传统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种思潮,而且还充分吸取了政治学、人类学、历史研究、法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从而在整体上促使了批判理论从社会学理论视野转向了社会理论领域。[xxii] 通过对社会学理论发展史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趋向总体说来是其研究范式的变迁,或者说是其方法论体系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动力则来自其研究范式的分化与整合。社会学作为一门对社会实践和现实的结构关系与运行状态的理性反思的科学,理所当然地是随着社会现实的转型而不断变化的。由此,社会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研究范式等等都应当随之而不断发展和调整,只有这样,社会学才能体现出其本身的学术活力及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在21世纪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笔者认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将逐步得到确立。这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整合的结果,它表明了社会学理论正处于一个解构已有的研究范式、重构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文化和知识境况中。正如当今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一样,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正处于其历史发展的转型期中。在这个转型期中,社会学理论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境况。社会学是否有更辉煌前景,社会学理论是否比以往更有效力,就看我们是否能够不仅在理论视野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在战略眼光上,而且在实际运作中能够适应社会学本身的发展逻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这种适应全球化趋势和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全球化研究范式”将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全球化研究范式”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超越与扬弃。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各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冲突,使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局限在一个个有限的民族国家之中,无法阐释和说明在全球层次上出现的大量跨国事实,而且在实践上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及人类内部的冲突、斗争、彼此消解的紧张状态,使不同主体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从而给社会学理论研究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而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将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突破现代化发展内涵的“单一性”和指导思想的“非人化”所导致的“发展悲剧”,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和谐发展观,为社会学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支撑。 二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所体现的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其视野是一种多学科渗透和融合的学术视野。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特征就是知识交叉、信息爆炸、传播迅速,并构成了一个在学科上融合渗透、在时空上交叉蔓延的立体化、全球化知识语境,这就要求社会学理论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自己的思想深度。随着全球性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大力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和人类对自我生存意识的深化,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视界日益走向融合,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认同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社会学家也逐渐放弃对绝对理念的追寻,日益表现出对其它知识的尊重。“全球化研究范式”特征显示出一个融合各种学科优势的知识时代即将出现。因此,社会学理论研究者就不能固步自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应该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拓深自己的思想维度,多一分知识的维度和多一点思想的深度更有利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有利于社会学理论整体性思维方式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与确立。 三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表明了以往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些传统的研究对象和命题日益走向式微,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行时代性的转型和变革。在过去,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是一些普遍主义的东西,企图以绝对、普遍的宏大理论框架来指导自己的经验研究。实际上,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主义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都是极为有限的。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显示,社会学理论应该从普遍主义的理念转向人所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现实和个体化的人类存在,应该将宏观架构与微观事件、客观环境与主观行动结合起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以,社会学理论研究在当今的发展更向具体实在的社会现实开放,实践性的社会现实始终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点,多一点现实的关注,多一点实践的眼光更能使社会学理论充满发展的活力。 四是“全球化研究范式”更加重视本土化社会现实的研究。“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给社会学理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具有权威性的许多经典命题不再是经典命题,那种囊括宇宙、贯通历史、解释一切也决定一切的真理意识不再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目标。社会学理论一方面应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思想眼光和知识视界,另一方面也应当立足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研究策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口号,这正体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视野、研究对象和研究意识的转变。“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策略也正在我们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兴起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给我们提供宽广深厚的学术视野,而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则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更强烈的现实色彩,同时也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更具有实践的操作性、理论的开放性和学科的建设性。 五是“全球化研究范式”中各种“后学”(如后工业、后现代、后殖民、后马克思主义、后资本主义等)的出现弥补了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不足,也从一个方面大大丰富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内涵。全球化中各种“后学”词语的大量涌现已经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理论是一种终结,而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性的重构,一种解构中的重构。当代社会学理论多元发展的事实预示着,社会学理论的地位不是越来越失去它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它的地位和价值将日益显著,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随着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事业,社会学理论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发展性和开放性的事业,多一点发展和开放的眼光是极为必要的。 由此看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事实出发,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动态而多维的社会现实,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全球化研究范式”。这其中包含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马克思所一再强调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个人与社会才得到体现,个人特征与社会特征才得到反映,也正是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才得以联结起来,双方的互动才成为可能,才在社会活动系统的整体中统一起来。如果我们把“宏观社会-微观个体”、“客观环境-主观认知”作为两对具有连续统(continuum)特征的坐标两极的理想类型,并以瑞泽尔已划分的三种社会学范式(即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研究范式”不仅将具有整合这三种基本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特点,而且,还能够较好地概括和包容“社会批判范式”的内容,因为不同研究范式实际上只是社会现实完整结构中的不同侧面而已。[xxiii] 总之,作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的多元整合,“全球化研究范式”实际上能够在纵向上整合从微观个体到最宏观的全球社会的所有层次的研究对象,在横向上整合从主观心理到客观环境的所有领域的研究。而“微观—宏观”、“主观—客观”又是两个不同维度上的动态连续体,它们能从纵横两个坐标维度囊括人类社会所有方面的所有行为,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开放性和动态性。因此,在具体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同时去理解社会与个体,使微观与宏观研究互补、主观与客观解释相互验证,从而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无论社会学理论家是否愿意,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理论的传统研究对象和能够运用的研究范式都将在“纵”、“横”两个方面得以深化和拓展。[xxiv]全球化及其所带来新的社会转型并不是让社会学理论走上终结的道路,而是给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前景,社会学理论的古典传统也将在整合以往研究范式和吸收新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迈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的新时代。 。 社会学理论论文: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 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优秀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优秀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优秀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优秀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社会学理论论文:试析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三人谈——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理论 理论建设 理论思维 理论建构 论文摘要:对于如何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郑杭生认为,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的变革,社会在要求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界应当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刘少杰分析了经验描述社会学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局限性,肯定了费孝通所创建的重视经验考察,同时又不忽视理论概括的社区人类学研究,认为应当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提升到理论思维的层面上。谢立中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分析了五个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理论雏形,认为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面貌。 中国社会学兴起于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成长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其学术发展和自身建设遭到了各种无法回避的冲击,于是,急于使中国社会摆脱困境的社会学研究,往往来不及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理论概括,便被卷入新的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之中;引用或借鉴国外现成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常常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方便形式与快捷途径。特别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美国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研究轻视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的经验化倾向。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学自其发端之日起,不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热切地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以深刻的学术思考去建构对中华民族乃至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学理论。譬如,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以及、李达和等人阐述的历史发展理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等等,都是对世人产生强烈震撼、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与建构方面都有重要的创新性贡献。正是这些社会学家立足中国社会实际,汲取古今中外的社会学理论成果,创造了内容丰富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使得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之林中争得了立足之地,并启发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去深入思考。 如今,中国社会学重建已经二十多年了,尽管我们开展了大量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翻泽了许多国外社会学新近学术成果,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分化、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等重大现实问题上作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但相对于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理论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日渐明显的不足。 第一,对中国古代、近现代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理论挖掘和总结不够。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先秦以来卷帙浩繁的中华经典文献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深入研究这些思想理论,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传统衍化的历史,而且对于了解蕴涵在今天现实中的很多深层因素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仅没有编写出一部充分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或社会理论的著作,而且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的总结整理工作也开展得很有限。 第二,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评介和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受简单化的实证社会学观念限制,我们通常把研究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理论视野,限制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范围内,而把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欧陆社会学理论称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排斥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之外,把某些引入的国外社会学理论不加分析地应用于我们的经验研究中,导致某些经验研究成为国外社会理论观点的简单证明。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也限制了对不断创新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理解。 第三,把社会学简单地解释为经验学科,以为只要开展经验观察和事实描述就是在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或忽视理论概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生的社会学理解。而某些学术杂志却以此来决定稿件的取舍,在论文的评审中以此来决定分数的高低,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及其表达的严重失衡。这种观念和行为导致中国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很多表层化、平庸化现象。例如,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人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够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上,那种仅仅进行经验研究而不上升为理论概括的研究,不能被视为规范的深人的社会学研究,这一观点早已为中外经典社会学家所充分论述。 第四,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历史的深人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展开的理论视野、思想内容和方法原则,毫不逊色于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传统。然面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至今尚未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就连社会学的业内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也缺乏一定了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对社会学的狭隘理解。相当多的学者仅仅从实证主义原则理解社会学,似乎社会学只能是实证主义的一统天下,超越了实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就不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僵化理解。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仅仅被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附带阐释,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有甚者,社会学还常常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学说或伪科学。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消极影响,在我国则还要加上“”的消极影响,产生了“低潮综合征”。这一病症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偏见和片面理解。例如,似乎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要有那也仅仅是革命斗争型的,等等。综上所述,为了克服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局限,大力推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我们应当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第一,牢记费孝通先生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多次发出的呼吁:要突破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应当像费孝通谆谆告诫的那样,中国社会学既要重视科学精神,也要发扬人文关怀;既要开展客观性的经验研究,也要开展张扬主观性的价值评价;既要立足当下中国社会实际,开展参与性、对策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也要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思想精华,开展历史性、思想性的意义阐释;既要依据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问题、形成理论观点,也要利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会意”、“将心比心”的理解和交流方法,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解释中国社会学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费孝通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的呼吁,是他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宽阔的理论胸怀,积七十余年社会学研究的深刻体会,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争取更大发展留下的重要嘱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像费孝通主张的那样突破保守而片面的传统社会学观念,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开拓社会学发展的新空间。 第二,根据当代国外社会学在思想理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积极突破社会学传统观念,在崭新的思想境界中开展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一批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做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美国社会学界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今天的欧美社会学已经展现了一个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新局面。 为此,我们不能再用时过境迁的陈旧社会学观念看待国外社会学,特别是不能把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了解或引入的一些实证社会学的枝节观念,当成是国外社会学的全部,用实证社会学的旧观念、旧原则限制我们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应当像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论述的那样,既坚持社会学的理论观念和理论视野,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用能够真实反映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新思想、新理论指导对现实生活的新研究。 第三,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并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型、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丰富社会现象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有解释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当代社会学的视角,对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所需要的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矛盾的处理、社会信任的重建等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社会学的回答。我曾在1989年指出:“社会学之引人中国,在我国获得较大发展,取消27年后又不得不重建,归根到底也是适应了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前进。” 上述三点,归结起来仍然是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如何创造性地实践中国社会学百年历史所走过的道路,即“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总之,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变革,社会在呼唤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应当肩负起光荣的历史使命,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论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学理论解释和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社会学理论论文:祛魅、解构与大众文化的自主性——当代语境中的布迪厄美学社会学理论 【内容提要】 本文选取於梨华、白先勇、丛苏、聂华苓等作家作品为分析个案,探讨了冷战时期旅美台湾作家群创作中的华人认同问题。台湾作家群曾经构成了美华文学的主流,他们的很多作品有意味地表现了两岸分割状态下离散华人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绘描出海外华人在美国想象和中国想象之间彷徨忧郁的心灵图像。 一 在美华文学史上,曾有过早期华人过境处天使岛墙上屈辱血泪凝聚的汉语诗篇,也有过近代至五四留美知识分子文化盗火心态驱使下启蒙与救亡的文学行动,还曾出现过文化使者意义上“脚踏东西文化”的文学书写,以及40年代的华侨文艺……但真正以文学叙事形式形成一股耀人眼目的潮流,并分别反馈回祖国大陆和台港澳且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当数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文群,他们以杰出的文学成就创造了美华文学史的第二个高潮,直至80年代后才退出美华文学主流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与美国分属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二者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自然也就杜绝了一方国民留学和移民另一国的可能性。此间台湾社会则出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二次留学和移民潮,初期的留学生以生于大陆随父母来台的第二代青年为主,后则扩大至个人条件许可的台湾青年。冷战期间台美有着特殊关系,台湾社会崇美意识盛行,美国政府修改移民律,取消旧的移民配额制度,种种因素导致美国成为台湾人出国的首选目标,相当长一段时期,留美移居被一般台湾民众视为一种世俗的成功标尺。这一时期台湾的“留学热”大多以离开台湾移居国外为目标,其直接结果就是留学带来了一大批华人知识分子移民。“在美台湾移民主要是留学人员及其眷属。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将近15万台湾学生来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台湾大学……理科学生赴美留学者高达70%-80%。”②相关学者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深层因素,“它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普遍崇洋迷外的殖民地意识;另一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对台湾政治前途和经济前景的不满与失望;同时,这种‘离去'情绪还积郁着他们流寓台湾的父辈渴望摆脱困厄孤岛窘境的心理要求”③。而这一分析在台湾文群的文学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留美学生,一般多以留居美国为成功目标,这与五四前后中国留学生的回归祖国意识并不相同。他们不再是匆匆过客。这就意味着他们多数人愿意或必须接受连根拔起移植异国的事实。作为少数族群置身于竞争性极强的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台湾留学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应对生活和心理的不适。尽管许多中国人凭着勤奋和智慧获得了稳定的工作收入和不错的社会地位,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但不可否认,仍有不少人在美国强势文化面前产生主体性缺失的焦虑。在《中国人在美国》一书中,华裔学者李玫瑰(rosehumlee)提出“边缘人”概念,描述的就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困窘境况。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受到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冲击,产生认同的焦虑,成为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边缘人。由于笔者要论述的50—70年代台湾留美作家中相当一部分拥有大陆和台湾人生经验,在异己的文化境遇中未改民族文化认同,即使拥有了美国国籍,其民族情感归属与文化归属依然是中国。这个群体的创作生命因此总是与台湾和大陆保持着难以分割的文化和精神联系。 二 所谓认同,简言之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斯图尔特?霍尔指出:我是谁?“真正的”我是在与多种异己的叙述关系中形成的。迄今为止存在着两种文化身份观,一种我们熟知的本质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真正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另一种后现代身份观则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④。这两种对立观念之间,还存在着游移、过渡、交叉、矛盾、浑融等认同状态。拔根移植新土的跨文化经验令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更形复杂。对于台湾留美作家而言,留学和移居过程的种种生活挫折和文化休克症是产生异乡人感觉的重要因素,个人的受挫感越强,就越是敏感于被排斥、被歧视等消极性经验,也越容易从昔日的故乡回忆和历史脉络中寻找认同皈依的方向;再者,赴美前的美国想象与亲历的现实美国图景之间存在着落差,也会导致认同的混乱;当然,家国意识与乡愁情感是海外华人保持中国认同的内在原因,如德国哲学家赫德所言,移居者(流亡者)的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民族的想象与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母语等密不可分,在部分台湾作家的心目中,“中国”与他们的个体生命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规定了他们本能的乡愁方向,成为他们想象的共同体以及建构自我认同之重要依据。流散海外的境遇并未改变他们的中国人自我认同,异己的环境反而可能强化他们的文化回归意识。一些旅美作家长期在主观上坚持自己的中国作家身份⑤,从中国人的立场看,这种感情自然令人亲近;但是,毕竟他们已从地理、国籍、公民身份等方面逐渐脱离中国,与移居国社会的广泛联系成为他们必须正视的生存现实。因此,在早期留学生文学中,边缘人的痛苦和自我认同的困扰是相当普遍的主题,被视为“留学生文学”代表作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於梨华在小说中塑造了牟天磊这一边缘人形象。小说以牟的返乡探亲为叙事线索,交叉呈现了三个不同的叙述流程与画面:一是他在美国辛苦打工、寂寞苦读、失去台湾恋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生存现状;一是赴美前记忆中台北的淳朴、亲情的温暖和爱情的甜蜜:一是现实台湾社会崇美风气盛行,美国经济与文化的渗透无处不在,“唯有在食经方面,中国文化保留得住一座未倒的堡垒,未为美国的文化侵略掩盖”⑥。小说情绪强烈地表达了留学生在这三者之间的认同困扰和价值困惑。过去的十年他一直未能融入美国社会,现在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在台湾也同样感到陌生疏离。于是,他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孤独和矛盾:留下还是不留?由于邱尚峰这个理想主义气质的真率知识分子的直接影响,作品收场前把牟天磊迟滞反复的犹豫徘徊推进成为一个明确的决定:按自己的心愿留在台湾,尝试做一番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还要试试能否挽救爱情。在最后关头,人物终于从多余人式颓丧的自我沉溺中破茧而出,这一结局的安排表明,作者在宣泄了足够浓烈的失意情绪之后,由衷地需要堂吉诃德式积极明快的行动主义。牟天磊的台湾本土身份认同与中国身份认同完全一致,这一点不言自明,但不可否认的是,冷战时期两岸对峙的现状加剧了海外中国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困境,内战带来的两岸分裂现实让那些自大陆流亡台湾以及放逐异国的中国人尤其感到困扰和痛苦,因为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母国,只能存在于他们的个人记忆和缥缈想象中。故土难归的悲情,构成了台湾乡愁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结的优秀情感,直至80年代的两岸交流才使这种积聚数十年的情感得到疏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印刷媒体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但他也认定此共同体并非虚构,“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⑦。牟天磊正是倚赖昔日的记忆来想象中国,而他的个人记忆与中国现代历史水乳交融。 与於梨华相比,白先勇赋予人物更为强烈的悲剧宿命色彩以及更为深沉的历史脉络。他留美之后的“纽约客”系列大多讲述了受二战和内战影响的“流浪的中国人”的身世遭遇,他的小说亦触及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 摩天楼是白先勇笔下有关美国想象的一个重要符号,它既有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文明的傲人光环,又闪烁着金属与玻璃的冰冷色泽。对于追慕美国文明的台湾留学生,它是一种高等文明范式的诱引与召唤;但临近它,也会发现它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酷与傲慢。像吴汉魂,企图脱离自己族性文化负担(汉魂)来拥抱摩天楼,却只能在摩天楼的地下室里煎熬度日。《上摩天楼去》更是将台湾人对美国都市文明的急切向往开宗明义地显示在题中。白先勇小说善于营造一种幻象然后打破它⑧,这篇作品里的幻象包含两点:主人公玫宝与姐姐见面之前对美国的想象以及对姐妹情感的想象。但真实打破了她脑海中的幻象。玫宝的故事让人联想起白先勇三姐先明不如意的留美生活,也会想起肯尼迪被刺后白宫易主时那种在中国人看来冷酷无情的交接方式对白先勇的文化冲击⑨,相信这些事件与这篇小说有着内在的联系。总之,故事里的玫宝迷失在幻象与真相之间的灰色地带,也迷失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温暖亲情和美国理性文化的冷漠无情的两种文化感觉之间。 《谪仙怨》这篇书写中国姑娘海外遭际的作品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放弃中国身份与道德的堕落似乎都是无可奈何的选项,主人公以国别模糊的东方女性身份出卖身体就成为海外商业化体制里的一种平淡交易。如果说《谪仙怨》讲述了中国女性在异国的混世故事,那么《谪仙记》就称得上是一出离散华人自我放逐的深刻悲剧,它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结局悲惨的女性人物李彤,她的个人命运也隐喻了海外中国人的自我放逐与内战历史的直接关系。火红旗袍的中国富家女孩的亮丽形象,以及她们在美国校园引人瞩目的青春风光,折射了抗战胜利之初中国的短暂欢庆景象和国际地位提升后的中国想象。然而国共内战爆发又一次将中国推向战火与离乱,李彤父母乘坐的逃往台湾的轮船失事,高傲的“中国公主”开始了浪迹天涯的自我放逐,最终投水自杀于威尼斯。她的悲剧,是铭刻在宏大历史浓重阴影下的一抹伤痕。 一般说来,中国认同在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根深蒂固,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历史纵轴,但是当移民从无根飘零转而落地生根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基本弃绝了回归祖国的现实可能性,而立意在新土繁衍生息。他们必然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美国化来适应新土生活,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为典型的abc(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这样,他们之间可能会因文化适应的程度差异而引起错位与矛盾,两代人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就更可能出现较大差异和冲突。白先勇写于1964年的《安乐乡的一日》主要探讨了这一普遍存在于华人移民社会的问题。这篇小说前半部分细致描摹安乐乡里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华人移民家庭主妇依萍一天的日常生活和社区环境,并回顾与穿插这位主妇的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内容,为后来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做足够的酝酿和铺垫。她无法融入社区,找不到在家的感觉,时刻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境况。她的痛苦还在于,在中国人最重视的家庭中她同样是异类,丈夫伟成和女儿宝莉两人已轻松自如地美国化,这使得坚持中国身份和生活习惯的她不合时宜而分外孤独郁闷。作品前半部分为后文出现的冲突进行了充分铺垫和渲染,使得高潮即母女间的剧烈冲突变得水到渠成。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宝莉与小朋友的争吵,孩子认为小朋友称她为中国人是对她的侮辱,坚称自己是美国人,母亲在向孩子灌输她是中国人而得不到孩子认同后产生了极端的情绪反应,盛怒之下打了孩子。丈夫批评她:“你怕孩子变成美国人,因为你自己不愿变成美国人,这是你自己有心病,把你这种心病传给孩子是不公平的。” 这个华人家庭的这场矛盾冲突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形象地表明第一代华人移民彻底融入在地社会的困难。小说借此呈现了华人移民的两种认同观念:伟成以理性实际的快乐主义为生活准则,比较容易放弃自己的族性身份认同而建构新的认同,认为这样做物有所值;依萍则以较为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面对移民生活,处理现实问题趋向情感化和保守化,因此对于丧失和改变自我的中国身份而焦虑不安,企图在异己的环境里仍然保全自己的文化价值。在此,自我意识的强弱影响了个人能否安然接受另一种身份取代原先身份的事实。伟成父女的自我民族意识相对较弱,比较容易归化为美国人;而依萍的自我民族意识较强,也就难以接受自己和家人不再是中国人、成为美国人这个事实,她是一个维护中国身份的“殉道者”。小说力图呈示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面对华人移民在美国繁衍生息过程中认同的自然变迁和其间的必然创痛。 丛苏是台湾文群中比较鲜明地坚持中国性民族认同并广泛关注美华社会问题的作家。70年代以后她的小说主要收入两个小说集子:《想飞》和《中国人》。她往往运用华人为叙述视角,敏锐观察美国社会多元民族的生活百态,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弊病如治安问题,女性、老人、同性恋、少数民族等弱势境遇问题,都进入了她的视野。比起早期留学生文学,她的题材有了较大拓展,但华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惑仍是丛苏最为关切的对象。令人深思的是,丛苏的多数小说展示的美国想象都是负面的:社会动荡,经济滑坡,治安混乱,道德失范,弱势群体自生自灭……以都市符号摩天楼为例,丛苏笔下的摩天楼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宏伟气派,倒呈现了破旧邋遢阴暗的景象。这与白先勇的描写存在着有趣的区别,白先勇并不否认摩天楼的现代气魄,只是反感它盛气凌人和冷漠异己的压迫性;而丛苏则对这现代都市符号外在面容的现代性也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这一方面反映了丛苏眼中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经济萧条滑坡的部分真实,另一面,也是丛苏内心浓烈的怀乡情感和坚定的族裔主体意识使然。她小说里,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都是亲切温暖的,有时几句爽朗的山东乡音就足以让祖籍山东的作者心动,族裔—语言的民族情感在家国之外显得更加珍贵;如《中国人》里的华大姐所言:“在一个过着漂鸟生涯的人来说,有朋友,有亲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家。”小说集《中国人》清晰集中地表达了作者这种弥漫着民族意识的创作理念:“塑造某种典型——这时代里流浪的中国人。”⑩20世纪以来,“民族认同”开始变得混杂而矛盾,“它是一个由各种社会群体与个人讲述的故事 的集合作,尤其是边缘人与局外人、外来移民、前殖民地的人、流放者与低层人士所讲述的故事集”11。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民族融合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是普遍存在。华人在美国是少数民族,这并未让所有华人都愿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拥有自己的神话、传统、记忆和梦。丛苏以小说形式表达了被美国主流社会忽略不及的中国人的少数话语,她描叙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和移居者在学习、工作、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边缘弱势境遇,分析他们中的一些人坚持将民族情感当作他们精神寄托的社会原因,不断地铭刻富有象征性和神话性的族性记忆,并希望摆脱华人知识分子柔弱消极的乡愁梦呓,赋予海外华人的族性更为坚强的力量。 作者的认同倾向也深深影响了人物的塑造,《野宴》和《中国人》中其实也存在持另一种认同观念的人物,如顺利进入中产阶层的林尧成博士有一套自己的成功者生活观念,文超峰和沈梦不能丢弃的民族情感,在他眼里只是阻碍个人发展的情感包袱,但这个比较现实的人物在小说中被视为一种势利主义者,遭到华人留学生的鄙视。显然,在那一时期美华文学中,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丢弃民族认同的行为是不被鼓励的,而受到或多或少的批评和质疑。这一现象在六七十年代台湾作家群的美华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美华的台湾文群中,聂华苓是相当令人瞩目的一位。赴美后创作的《桑青与桃红》堪称她的代表作,也是作者最具雄心亦最富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品。强烈的政治隐喻和性议题的率直表现让这部作品个性泼辣鲜明,叙事和结构的刻意经营也使作品亮点突出,而中国女子肉体的越界漂泊与精神的跨国流离更让作品意蕴深幽促人回味,因此一向受到华文学界重视,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亚裔离散文学(diaspora)、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与比较文学的重要范本。此作迄今依然不乏可以重新解读的丰富话题。《桑青与桃红》分为四部分,每部分皆由桃红给美国移民局的一封信和桑青的一段日记组成,桃红的信提示主人公当前在美国境内的流浪行踪,桑青的四段日记则记载桑青半生越界跨国无根漂流的人生经历。日记里的故事发生在四种不同时空:抗战胜利前夕的瞿塘峡、国共内战结束前夕的北平、50年代末期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台岛阁楼,以及六七十年代相交时的美国独树镇。桑青日记中有这样沉痛的自语:“中国人是没有地方递解的外国人。这是他们调查其他国籍的外国人所没有遭遇到的困难。”12人物宿命式的漂泊被渲染了一层家国政治悲剧意味和冷战时代色彩。聂华苓笔下的现实中国动荡而分裂,作家以明晰、感性而又有些诡异的叙述技法呈现了主人公经验中的时代乱像,并以女性的身心体验演绎诡魅的家国历史,传递有关家国政治的思考。如果把“流浪”、“逃”与“困”13作为界定小说女性主人公生存状态的关键词,不难发现作品有意识呈现人物的放逐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借用詹姆逊的说法,即《桑青与桃红》可以被视为一则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寓言。从这一角度看,女性人物“逃”与“困”的辩证也正对应了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困境:近现代中国受困并逃离专制落后的封建社会体制、频频受困于外侮与内战并企图挣脱、战后陷入两岸对峙与冷战格局而在不同的理念框架中建构各自的现代性……此外,作品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及少数话语的反抗意识同样瞩目,在《桑青与桃红》里,民族国家寓言、性别政治因素和跨界少数话语被有机而策略地缝合于一体,这几种命题此起彼伏的交织绵延,使得作品具备了一种史诗性的女性叙事特质。 作品最为瞩目之处在于塑造了桑青/桃红这一人格分裂的疯癫之女形象。关于桑青、桃红的命名和意涵,存在一些解释:“桑是很神圣的一种树,中国人把它当木主,可以养蚕,蚕可以吐丝,丝可以纺绸子。青就是桑树的颜色,是春天的颜色……”14作者还有如下解释:“一个是内向的、忧郁的、自怨的、自毁性的,另一个个性是向阳的、向上的、有希望的,这个是桃红,前一个叫桑青,这两个名字我起的时候是用了一番心思的。”15以及:“桑青可以象征一种传统的文化,桃红是鲜艳的、奔放的,象征的是进发的生命力,就是这么一个对照。”16“桑青追求自由;桃红却在没有社会责任、没有伦理约束的自由中精神崩溃了。”17实际上,桑青与桃红的分裂是人物长期被外力压迫造成自我身份认同困扰的结果。桑青曾经是明朗的,有着鲜活的青春和朝气,但是战乱、婚姻、流亡、幽闭无情地吞噬着她的活力和希望,以至在极端异化状态中将她变成了桃红。从早期桑青的形象设计看,人物并不符合西方主流视野里中国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被动、柔弱、缺乏主体性。桑青的生命活力被老中国旧伦理和时代的困厄所遏制,但她一直没有放弃挣扎和寻找。逃往美国的桑青变异为桃红,是生存危机、认同混乱、精神崩溃的表征,也是桑青潜在叛逆个性的释放,于是我们看到了绝望和虚妄中诞生的嬉戏疯癫之女:桃红,这是桑青挣脱忧郁和恐惧化身为蝶的方式。与阁楼叙事中桑青的隐匿逃避策略完全相反,桃红自由随意地游走于江一波、小邓、移民局官员、美国警察之间。桃红的身体政治在作品中的价值显而易见。“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长期以来,妇女们都是用身体来回答迫害、亲姻组织的驯化和一次次阉割她们的企图的。”18以身体的裸露来戏耍戴墨镜的移民局男性,以身体的游戏自主让虚伪的江一波陷入尴尬,身体成为桃红颠覆权力话语的载体。桃红陷入身休的放纵,反得以跳脱权力话语的规训。在桃红狂放的身体表演面前,原本自以为是的移民局官员显得手足无措;在桃红嬉笑怒骂的身体操纵过程中,江一波作为两性主导者的男性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总体上,作者将自己对女性生命本质的自由主义理解融入了疯女桑青/桃红身上。 “楔子”与“跋”中女娲、刑天和帝女雀等中国神话人物意象颇为耐人寻味,也许可以解读出桑青/桃红的文化英雄气息,这一点一向被忽略。如果说刑天这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男神寄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猛志故常在”的不屈和勇毅,作者不乏以此寄寓家国情怀和族性精神想象的可能性19;那么女娲和帝女雀这两个女性神话人物的出场就不仅具有民族精神溯源的意味,还被巧妙地镶嵌进女性话语意识和策略。无疑,这两个女性神话形象及其衍生的中国文化想象在作品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作为中国神话中最为古老的始祖母神、大母神、化万物者,女娲的非凡之举首推“造人”和“补天”。“楔子”交代了桃红与女娲之间的“母女”血脉联系,而“跋”则叙述了帝女雀填海即“精卫填海”的故事,提示桑青/桃红与帝女雀的内在关联。作者以精卫与女娲这样的神话人物,隐喻桑青的弱势存在现状和不屈的精神,以及桃红的自由意志和不羁反抗,其内在逻辑显示出作品不仅意在书写华人悲情的流浪境遇,还有意将人物想象为一个富有抗争精神和行动力量的女性文化英雄。桃红身上延续并改写了刑天、精卫等叛逆者形象的民族文化精神,融合了自信、疏放、反抗强权的自由意志。桑青/桃红的住宅墙壁上留下了混乱而大胆的留言:“女生须/男生子/天下太平矣……谁怕/谁怕/whoisafraidofvirginiawoolf……桑青杀父杀母杀女……”似乎混乱谵妄的言语却涉及始终困扰人物的国族政治和性别政治,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与成为小说解构的政治符码,西方女权主义代表人物vir-giniawoolf也成为作者汉语写作需要挑战的目标。正如福科所言:“在那种陷入疯癫的作品中的时间里,世界被迫意识到自己的罪孽。……疯癫的策略及其所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辩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20正是桃红的疯癫言行解构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以及政治偏见和种族偏见,同时桃红本人也因疯癫而放逐了无边的恐惧和黑暗。 三 冷战时期台湾文群笔下的海外华人形象群重复诉说着一种在路上的感觉,他们是无根的飘族,身心的离散构成他们生命的基本境遇。“离开了母土的流浪人是脆弱,无根的,无着落的……对于一个流浪人,土地和语言是他在流浪生涯里日夜渴望,不能忘怀的!土地象征着他和他的祖国的根源的关系,语言象征着他和他的同胞的联带关系。没有失却它们的人永远不会感到它们的可贵(正如我们不会日日赞美阳光和空气一样),而一旦失却了它们,那流浪的人却像脱壳的游魂,国际飘荡,日夜向风来的方向探寻故乡的信息。”21这样的表述说明,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明确无疑地保持着以共同血缘、肤色、语言、历史文化传统等为基石的民族身份认同。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陈若曦是台湾作家群中一个特别的个案,她将留美转化成重回中国大陆的契机,践履其左翼思想,亲炙母国土地。然而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动主义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华人作家大多在异域经营文字中的故国之梦,表达他们哈姆雷特般的忧郁情怀。他们笔下的“流浪的中国人”常被寂寞、孤独纠缠,甚至走向疯狂和死亡之绝路,触目惊心地诠释了冷战时期离散华人的认同困境和精神悲剧。 作为中国留学生和移民,台湾文群的个人历史与生存现实都与中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他们又实实在在跨越了国家的地域和文化疆界,身在异乡,这就注定他们的人生形态和文学创作拥有基本的双轴:一是与自己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故土;一是与自己存在现实密切联系的新地。前者牵连着离台前的个人生活和家族历史,涉及他们的情感记忆,后者则已经切入美国的商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生存现实。这样的双轴特性鲜明地体现在台湾文群的华文创作之中80年代初期,白先勇曾指出50—70时代美华台湾作家群的几个重要特征:第一,他们旅居海外,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治潮流和历史变动,对他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二,他们的作品也热切关注中国民族和文化前途和命运;第三,他们置身海外,对海峡两岸都能采取独立批评的态度;第四,他们的创作对台湾和大陆的文艺思潮都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22。这一看法基本符合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的创作主流,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般说来,留学和移居的华人接触异域文化时存在几种不同的认同反应特征,一是“工具性的因应”,即在某种工作接触中自然参与异域文化;二是“认同”,即乐于学习当地风俗习惯并作出重大转变和适应;三是“退缩”,即对参与异域文化感到失望,而退回原母国人际圈中,他们对异域文化抱有挑剔和消极态度,对故乡社团则有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四是“抗拒”:坚持自己的祖国认同,不愿改变这一观念23。观察六七十年代台湾文群的美华小说会发觉,这几种人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其中刻划最为深刻、也最能引起作者情感认同的人物大多属于三四两种。对于第二种人物,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更能适应国外环境、不执念民族情感的那一类人,或许他们活得比较如鱼得水,但是他们却很少得到作家们的青睐。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阶段台湾文群虽经历着强烈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出国初期),但他们基本上未曾改变自己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他们在文学想象世界里辨析着这种认同带来的苦恼和困惑,但却并不赞成放弃这种认同而彻底归化,对于归化倾向的人物常加以批评和讽刺。徘徊在中国想象(台湾想象)和美国想象之间,冷战时期的台湾作家较多地塑造了悲剧性的“流浪的中国人”形象,铭刻并延续了梁启超、鲁迅、郁达夫、老舍、闻一多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域外创伤体验,唤起了近现代中国屈辱苦难的历史记忆。这批来自台湾的华人作家以文学叙事寓言性地表明一个弱势国家在后发现代化的曲折过程中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分裂的惨烈;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体味着第三世界弱势处境下海外华人自我的失调与失重,还深刻体悟到冷战时期的两岸分离与国家裂痕带给海外游子的无所适从之苦,他们从偏隅于小岛到蜉蝣寄身异国,强烈地体验到身份认同的困扰,台湾—大陆—中国,这种一体性中的历史裂痕令20世纪中叶的海外中国人对民族国家政治有了难言的痛切感受。 社会学理论论文: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 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优秀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优秀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优秀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优秀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社会学理论论文:结构化现代性与全球化——试论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透视 论文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大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研究,探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他理论的某些偏颇,提出了质疑。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优秀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但是,他对全球化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有下面几点:①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从吉登斯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全球化思路与现代性分析一脉相承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分析其实还是他的晚期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吉登斯特别指出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具有国别指向的,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分析范围上,他关于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描述方面,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将一个范围有限的研究思路简单地推及到全球范围,有简单复制的嫌疑。②“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一样,吉登斯全球化的制度维度也包含了民族国家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分析单元,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上的: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欧洲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并且全球化没有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但是,全球化社会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来重新孕育现在的标准化民族国家,而很多学者也指出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特定的组合。 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大都是直接对应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围绕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能否解释性质上属跨国现实和全球化现实的语汇,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比如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的概念:主权、监控等,能用来对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社会的分析吗?3.关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有简要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文化事实在全球化范围有了流通和透明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全球化会对文化的各种特质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使得他对全球化的分析显得很不完整,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硬”的制度方面。罗兰.罗伯森指出:“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得以结合;这一点无法通过简单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而准确把握,……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性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 社会学理论论文: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及其整合 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优秀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优秀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优秀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优秀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社会学理论论文:祛魅、解构与大众文化的自主性——当代语境中的布迪厄美学社会学理论 【内容提要】 本文选取於梨华、白先勇、丛苏、聂华苓等作家作品为分析个案,探讨了冷战时期旅美台湾作家群创作中的华人认同问题。台湾作家群曾经构成了美华文学的主流,他们的很多作品有意味地表现了两岸分割状态下离散华人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绘描出海外华人在美国想象和中国想象之间彷徨忧郁的心灵图像。 一 在美华文学史上,曾有过早期华人过境处天使岛墙上屈辱血泪凝聚的汉语诗篇,也有过近代至五四留美知识分子文化盗火心态驱使下启蒙与救亡的文学行动,还曾出现过文化使者意义上“脚踏东西文化”的文学书写,以及40年代的华侨文艺……但真正以文学叙事形式形成一股耀人眼目的潮流,并分别反馈回祖国大陆和台港澳且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当数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文群,他们以杰出的文学成就创造了美华文学史的第二个高潮,直至80年代后才退出美华文学主流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与美国分属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二者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自然也就杜绝了一方国民留学和移民另一国的可能性。此间台湾社会则出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二次留学和移民潮,初期的留学生以生于大陆随父母来台的第二代青年为主,后则扩大至个人条件许可的台湾青年。冷战期间台美有着特殊关系,台湾社会崇美意识盛行,美国政府修改移民律,取消旧的移民配额制度,种种因素导致美国成为台湾人出国的首选目标,相当长一段时期,留美移居被一般台湾民众视为一种世俗的成功标尺。这一时期台湾的“留学热”大多以离开台湾移居国外为目标,其直接结果就是留学带来了一大批华人知识分子移民。“在美台湾移民主要是留学人员及其眷属。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将近15万台湾学生来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台湾大学……理科学生赴美留学者高达70%-80%。”②相关学者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深层因素,“它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普遍崇洋迷外的殖民地意识;另一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对台湾政治前途和经济前景的不满与失望;同时,这种‘离去'情绪还积郁着他们流寓台湾的父辈渴望摆脱困厄孤岛窘境的心理要求”③。而这一分析在台湾文群的文学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留美学生,一般多以留居美国为成功目标,这与五四前后中国留学生的回归祖国意识并不相同。他们不再是匆匆过客。这就意味着他们多数人愿意或必须接受连根拔起移植异国的事实。作为少数族群置身于竞争性极强的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台湾留学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应对生活和心理的不适。尽管许多中国人凭着勤奋和智慧获得了稳定的工作收入和不错的社会地位,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但不可否认,仍有不少人在美国强势文化面前产生主体性缺失的焦虑。在《中国人在美国》一书中,华裔学者李玫瑰(rosehumlee)提出“边缘人”概念,描述的就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困窘境况。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受到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冲击,产生认同的焦虑,成为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边缘人。由于笔者要论述的50—70年代台湾留美作家中相当一部分拥有大陆和台湾人生经验,在异己的文化境遇中未改民族文化认同,即使拥有了美国国籍,其民族情感归属与文化归属依然是中国。这个群体的创作生命因此总是与台湾和大陆保持着难以分割的文化和精神联系。 二 所谓认同,简言之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斯图尔特?霍尔指出:我是谁?“真正的”我是在与多种异己的叙述关系中形成的。迄今为止存在着两种文化身份观,一种我们熟知的本质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真正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另一种后现代身份观则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④。这两种对立观念之间,还存在着游移、过渡、交叉、矛盾、浑融等认同状态。拔根移植新土的跨文化经验令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更形复杂。对于台湾留美作家而言,留学和移居过程的种种生活挫折和文化休克症是产生异乡人感觉的重要因素,个人的受挫感越强,就越是敏感于被排斥、被歧视等消极性经验,也越容易从昔日的故乡回忆和历史脉络中寻找认同皈依的方向;再者,赴美前的美国想象与亲历的现实美国图景之间存在着落差,也会导致认同的混乱;当然,家国意识与乡愁情感是海外华人保持中国认同的内在原因,如德国哲学家赫德所言,移居者(流亡者)的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民族的想象与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母语等密不可分,在部分台湾作家的心目中,“中国”与他们的个体生命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规定了他们本能的乡愁方向,成为他们想象的共同体以及建构自我认同之重要依据。流散海外的境遇并未改变他们的中国人自我认同,异己的环境反而可能强化他们的文化回归意识。一些旅美作家长期在主观上坚持自己的中国作家身份⑤,从中国人的立场看,这种感情自然令人亲近;但是,毕竟他们已从地理、国籍、公民身份等方面逐渐脱离中国,与移居国社会的广泛联系成为他们必须正视的生存现实。因此,在早期留学生文学中,边缘人的痛苦和自我认同的困扰是相当普遍的主题,被视为“留学生文学”代表作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於梨华在小说中塑造了牟天磊这一边缘人形象。小说以牟的返乡探亲为叙事线索,交叉呈现了三个不同的叙述流程与画面:一是他在美国辛苦打工、寂寞苦读、失去台湾恋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生存现状;一是赴美前记忆中台北的淳朴、亲情的温暖和爱情的甜蜜:一是现实台湾社会崇美风气盛行,美国经济与文化的渗透无处不在,“唯有在食经方面,中国文化保留得住一座未倒的堡垒,未为美国的文化侵略掩盖”⑥。小说情绪强烈地表达了留学生在这三者之间的认同困扰和价值困惑。过去的十年他一直未能融入美国社会,现在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在台湾也同样感到陌生疏离。于是,他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孤独和矛盾:留下还是不留?由于邱尚峰这个理想主义气质的真率知识分子的直接影响,作品收场前把牟天磊迟滞反复的犹豫徘徊推进成为一个明确的决定:按自己的心愿留在台湾,尝试做一番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还要试试能否挽救爱情。在最后关头,人物终于从多余人式颓丧的自我沉溺中破茧而出,这一结局的安排表明,作者在宣泄了足够浓烈的失意情绪之后,由衷地需要堂吉诃德式积极明快的行动主义。牟天磊的台湾本土身份认同与中国身份认同完全一致,这一点不言自明,但不可否认的是,冷战时期两岸对峙的现状加剧了海外中国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困境,内战带来的两岸分裂现实让那些自大陆流亡台湾以及放逐异国的中国人尤其感到困扰和痛苦,因为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母国,只能存在于他们的个人记忆和缥缈想象中。故土难归的悲情,构成了台湾乡愁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结的优秀情感,直至80年代的两岸交流才使这种积聚数十年的情感得到疏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印刷媒体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但他也认定此共同体并非虚构,“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⑦。牟天磊正是倚赖昔日的记忆来想象中国,而他的个人记忆与中国现代历史水乳交融。 与於梨华相比,白先勇赋予人物更为强烈的悲剧宿命色彩以及更为深沉的历史脉络。他留美之后的“纽约客”系列大多讲述了受二战和内战影响的“流浪的中国人”的身世遭遇,他的小说亦触及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 摩天楼是白先勇笔下有关美国想象的一个重要符号,它既有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文明的傲人光环,又闪烁着金属与玻璃的冰冷色泽。对于追慕美国文明的台湾留学生,它是一种高等文明范式的诱引与召唤;但临近它,也会发现它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酷与傲慢。像吴汉魂,企图脱离自己族性文化负担(汉魂)来拥抱摩天楼,却只能在摩天楼的地下室里煎熬度日。《上摩天楼去》更是将台湾人对美国都市文明的急切向往开宗明义地显示在题中。白先勇小说善于营造一种幻象然后打破它⑧,这篇作品里的幻象包含两点:主人公玫宝与姐姐见面之前对美国的想象以及对姐妹情感的想象。但真实打破了她脑海中的幻象。玫宝的故事让人联想起白先勇三姐先明不如意的留美生活,也会想起肯尼迪被刺后白宫易主时那种在中国人看来冷酷无情的交接方式对白先勇的文化冲击⑨,相信这些事件与这篇小说有着内在的联系。总之,故事里的玫宝迷失在幻象与真相之间的灰色地带,也迷失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温暖亲情和美国理性文化的冷漠无情的两种文化感觉之间。 《谪仙怨》这篇书写中国姑娘海外遭际的作品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放弃中国身份与道德的堕落似乎都是无可奈何的选项,主人公以国别模糊的东方女性身份出卖身体就成为海外商业化体制里的一种平淡交易。如果说《谪仙怨》讲述了中国女性在异国的混世故事,那么《谪仙记》就称得上是一出离散华人自我放逐的深刻悲剧,它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结局悲惨的女性人物李彤,她的个人命运也隐喻了海外中国人的自我放逐与内战历史的直接关系。火红旗袍的中国富家女孩的亮丽形象,以及她们在美国校园引人瞩目的青春风光,折射了抗战胜利之初中国的短暂欢庆景象和国际地位提升后的中国想象。然而国共内战爆发又一次将中国推向战火与离乱,李彤父母乘坐的逃往台湾的轮船失事,高傲的“中国公主”开始了浪迹天涯的自我放逐,最终投水自杀于威尼斯。她的悲剧,是铭刻在宏大历史浓重阴影下的一抹伤痕。 一般说来,中国认同在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根深蒂固,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历史纵轴,但是当移民从无根飘零转而落地生根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基本弃绝了回归祖国的现实可能性,而立意在新土繁衍生息。他们必然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美国化来适应新土生活,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为典型的abc(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这样,他们之间可能会因文化适应的程度差异而引起错位与矛盾,两代人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就更可能出现较大差异和冲突。白先勇写于1964年的《安乐乡的一日》主要探讨了这一普遍存在于华人移民社会的问题。这篇小说前半部分细致描摹安乐乡里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华人移民家庭主妇依萍一天的日常生活和社区环境,并回顾与穿插这位主妇的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内容,为后来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做足够的酝酿和铺垫。她无法融入社区,找不到在家的感觉,时刻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境况。她的痛苦还在于,在中国人最重视的家庭中她同样是异类,丈夫伟成和女儿宝莉两人已轻松自如地美国化,这使得坚持中国身份和生活习惯的她不合时宜而分外孤独郁闷。作品前半部分为后文出现的冲突进行了充分铺垫和渲染,使得高潮即母女间的剧烈冲突变得水到渠成。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宝莉与小朋友的争吵,孩子认为小朋友称她为中国人是对她的侮辱,坚称自己是美国人,母亲在向孩子灌输她是中国人而得不到孩子认同后产生了极端的情绪反应,盛怒之下打了孩子。丈夫批评她:“你怕孩子变成美国人,因为你自己不愿变成美国人,这是你自己有心病,把你这种心病传给孩子是不公平的。” 这个华人家庭的这场矛盾冲突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形象地表明第一代华人移民彻底融入在地社会的困难。小说借此呈现了华人移民的两种认同观念:伟成以理性实际的快乐主义为生活准则,比较容易放弃自己的族性身份认同而建构新的认同,认为这样做物有所值;依萍则以较为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面对移民生活,处理现实问题趋向情感化和保守化,因此对于丧失和改变自我的中国身份而焦虑不安,企图在异己的环境里仍然保全自己的文化价值。在此,自我意识的强弱影响了个人能否安然接受另一种身份取代原先身份的事实。伟成父女的自我民族意识相对较弱,比较容易归化为美国人;而依萍的自我民族意识较强,也就难以接受自己和家人不再是中国人、成为美国人这个事实,她是一个维护中国身份的“殉道者”。小说力图呈示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面对华人移民在美国繁衍生息过程中认同的自然变迁和其间的必然创痛。 丛苏是台湾文群中比较鲜明地坚持中国性民族认同并广泛关注美华社会问题的作家。70年代以后她的小说主要收入两个小说集子:《想飞》和《中国人》。她往往运用华人为叙述视角,敏锐观察美国社会多元民族的生活百态,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弊病如治安问题,女性、老人、同性恋、少数民族等弱势境遇问题,都进入了她的视野。比起早期留学生文学,她的题材有了较大拓展,但华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惑仍是丛苏最为关切的对象。令人深思的是,丛苏的多数小说展示的美国想象都是负面的:社会动荡,经济滑坡,治安混乱,道德失范,弱势群体自生自灭……以都市符号摩天楼为例,丛苏笔下的摩天楼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宏伟气派,倒呈现了破旧邋遢阴暗的景象。这与白先勇的描写存在着有趣的区别,白先勇并不否认摩天楼的现代气魄,只是反感它盛气凌人和冷漠异己的压迫性;而丛苏则对这现代都市符号外在面容的现代性也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这一方面反映了丛苏眼中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经济萧条滑坡的部分真实,另一面,也是丛苏内心浓烈的怀乡情感和坚定的族裔主体意识使然。她小说里,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都是亲切温暖的,有时几句爽朗的山东乡音就足以让祖籍山东的作者心动,族裔—语言的民族情感在家国之外显得更加珍贵;如《中国人》里的华大姐所言:“在一个过着漂鸟生涯的人来说,有朋友,有亲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家。”小说集《中国人》清晰集中地表达了作者这种弥漫着民族意识的创作理念:“塑造某种典型——这时代里流浪的中国人。”⑩20世纪以来,“民族认同”开始变得混杂而矛盾,“它是一个由各种社会群体与个人讲述的故事 的集合作,尤其是边缘人与局外人、外来移民、前殖民地的人、流放者与低层人士所讲述的故事集”11。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民族融合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是普遍存在。华人在美国是少数民族,这并未让所有华人都愿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拥有自己的神话、传统、记忆和梦。丛苏以小说形式表达了被美国主流社会忽略不及的中国人的少数话语,她描叙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和移居者在学习、工作、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边缘弱势境遇,分析他们中的一些人坚持将民族情感当作他们精神寄托的社会原因,不断地铭刻富有象征性和神话性的族性记忆,并希望摆脱华人知识分子柔弱消极的乡愁梦呓,赋予海外华人的族性更为坚强的力量。 作者的认同倾向也深深影响了人物的塑造,《野宴》和《中国人》中其实也存在持另一种认同观念的人物,如顺利进入中产阶层的林尧成博士有一套自己的成功者生活观念,文超峰和沈梦不能丢弃的民族情感,在他眼里只是阻碍个人发展的情感包袱,但这个比较现实的人物在小说中被视为一种势利主义者,遭到华人留学生的鄙视。显然,在那一时期美华文学中,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丢弃民族认同的行为是不被鼓励的,而受到或多或少的批评和质疑。这一现象在六七十年代台湾作家群的美华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美华的台湾文群中,聂华苓是相当令人瞩目的一位。赴美后创作的《桑青与桃红》堪称她的代表作,也是作者最具雄心亦最富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品。强烈的政治隐喻和性议题的率直表现让这部作品个性泼辣鲜明,叙事和结构的刻意经营也使作品亮点突出,而中国女子肉体的越界漂泊与精神的跨国流离更让作品意蕴深幽促人回味,因此一向受到华文学界重视,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亚裔离散文学(diaspora)、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与比较文学的重要范本。此作迄今依然不乏可以重新解读的丰富话题。《桑青与桃红》分为四部分,每部分皆由桃红给美国移民局的一封信和桑青的一段日记组成,桃红的信提示主人公当前在美国境内的流浪行踪,桑青的四段日记则记载桑青半生越界跨国无根漂流的人生经历。日记里的故事发生在四种不同时空:抗战胜利前夕的瞿塘峡、国共内战结束前夕的北平、50年代末期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台岛阁楼,以及六七十年代相交时的美国独树镇。桑青日记中有这样沉痛的自语:“中国人是没有地方递解的外国人。这是他们调查其他国籍的外国人所没有遭遇到的困难。”12人物宿命式的漂泊被渲染了一层家国政治悲剧意味和冷战时代色彩。聂华苓笔下的现实中国动荡而分裂,作家以明晰、感性而又有些诡异的叙述技法呈现了主人公经验中的时代乱像,并以女性的身心体验演绎诡魅的家国历史,传递有关家国政治的思考。如果把“流浪”、“逃”与“困”13作为界定小说女性主人公生存状态的关键词,不难发现作品有意识呈现人物的放逐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借用詹姆逊的说法,即《桑青与桃红》可以被视为一则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寓言。从这一角度看,女性人物“逃”与“困”的辩证也正对应了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困境:近现代中国受困并逃离专制落后的封建社会体制、频频受困于外侮与内战并企图挣脱、战后陷入两岸对峙与冷战格局而在不同的理念框架中建构各自的现代性……此外,作品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及少数话语的反抗意识同样瞩目,在《桑青与桃红》里,民族国家寓言、性别政治因素和跨界少数话语被有机而策略地缝合于一体,这几种命题此起彼伏的交织绵延,使得作品具备了一种史诗性的女性叙事特质。 作品最为瞩目之处在于塑造了桑青/桃红这一人格分裂的疯癫之女形象。关于桑青、桃红的命名和意涵,存在一些解释:“桑是很神圣的一种树,中国人把它当木主,可以养蚕,蚕可以吐丝,丝可以纺绸子。青就是桑树的颜色,是春天的颜色……”14作者还有如下解释:“一个是内向的、忧郁的、自怨的、自毁性的,另一个个性是向阳的、向上的、有希望的,这个是桃红,前一个叫桑青,这两个名字我起的时候是用了一番心思的。”15以及:“桑青可以象征一种传统的文化,桃红是鲜艳的、奔放的,象征的是进发的生命力,就是这么一个对照。”16“桑青追求自由;桃红却在没有社会责任、没有伦理约束的自由中精神崩溃了。”17实际上,桑青与桃红的分裂是人物长期被外力压迫造成自我身份认同困扰的结果。桑青曾经是明朗的,有着鲜活的青春和朝气,但是战乱、婚姻、流亡、幽闭无情地吞噬着她的活力和希望,以至在极端异化状态中将她变成了桃红。从早期桑青的形象设计看,人物并不符合西方主流视野里中国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被动、柔弱、缺乏主体性。桑青的生命活力被老中国旧伦理和时代的困厄所遏制,但她一直没有放弃挣扎和寻找。逃往美国的桑青变异为桃红,是生存危机、认同混乱、精神崩溃的表征,也是桑青潜在叛逆个性的释放,于是我们看到了绝望和虚妄中诞生的嬉戏疯癫之女:桃红,这是桑青挣脱忧郁和恐惧化身为蝶的方式。与阁楼叙事中桑青的隐匿逃避策略完全相反,桃红自由随意地游走于江一波、小邓、移民局官员、美国警察之间。桃红的身体政治在作品中的价值显而易见。“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长期以来,妇女们都是用身体来回答迫害、亲姻组织的驯化和一次次阉割她们的企图的。”18以身体的裸露来戏耍戴墨镜的移民局男性,以身体的游戏自主让虚伪的江一波陷入尴尬,身体成为桃红颠覆权力话语的载体。桃红陷入身休的放纵,反得以跳脱权力话语的规训。在桃红狂放的身体表演面前,原本自以为是的移民局官员显得手足无措;在桃红嬉笑怒骂的身体操纵过程中,江一波作为两性主导者的男性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总体上,作者将自己对女性生命本质的自由主义理解融入了疯女桑青/桃红身上。 “楔子”与“跋”中女娲、刑天和帝女雀等中国神话人物意象颇为耐人寻味,也许可以解读出桑青/桃红的文化英雄气息,这一点一向被忽略。如果说刑天这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男神寄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猛志故常在”的不屈和勇毅,作者不乏以此寄寓家国情怀和族性精神想象的可能性19;那么女娲和帝女雀这两个女性神话人物的出场就不仅具有民族精神溯源的意味,还被巧妙地镶嵌进女性话语意识和策略。无疑,这两个女性神话形象及其衍生的中国文化想象在作品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作为中国神话中最为古老的始祖母神、大母神、化万物者,女娲的非凡之举首推“造人”和“补天”。“楔子”交代了桃红与女娲之间的“母女”血脉联系,而“跋”则叙述了帝女雀填海即“精卫填海”的故事,提示桑青/桃红与帝女雀的内在关联。作者以精卫与女娲这样的神话人物,隐喻桑青的弱势存在现状和不屈的精神,以及桃红的自由意志和不羁反抗,其内在逻辑显示出作品不仅意在书写华人悲情的流浪境遇,还有意将人物想象为一个富有抗争精神和行动力量的女性文化英雄。桃红身上延续并改写了刑天、精卫等叛逆者形象的民族文化精神,融合了自信、疏放、反抗强权的自由意志。桑青/桃红的住宅墙壁上留下了混乱而大胆的留言:“女生须/男生子/天下太平矣……谁怕/谁怕/whoisafraidofvirginiawoolf……桑青杀父杀母杀女……”似乎混乱谵妄的言语却涉及始终困扰人物的国族政治和性别政治,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与成为小说解构的政治符码,西方女权主义代表人物vir-giniawoolf也成为作者汉语写作需要挑战的目标。正如福科所言:“在那种陷入疯癫的作品中的时间里,世界被迫意识到自己的罪孽。……疯癫的策略及其所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辩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20正是桃红的疯癫言行解构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以及政治偏见和种族偏见,同时桃红本人也因疯癫而放逐了无边的恐惧和黑暗。 三 冷战时期台湾文群笔下的海外华人形象群重复诉说着一种在路上的感觉,他们是无根的飘族,身心的离散构成他们生命的基本境遇。“离开了母土的流浪人是脆弱,无根的,无着落的……对于一个流浪人,土地和语言是他在流浪生涯里日夜渴望,不能忘怀的!土地象征着他和他的祖国的根源的关系,语言象征着他和他的同胞的联带关系。没有失却它们的人永远不会感到它们的可贵(正如我们不会日日赞美阳光和空气一样),而一旦失却了它们,那流浪的人却像脱壳的游魂,国际飘荡,日夜向风来的方向探寻故乡的信息。”21这样的表述说明,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明确无疑地保持着以共同血缘、肤色、语言、历史文化传统等为基石的民族身份认同。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陈若曦是台湾作家群中一个特别的个案,她将留美转化成重回中国大陆的契机,践履其左翼思想,亲炙母国土地。然而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动主义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华人作家大多在异域经营文字中的故国之梦,表达他们哈姆雷特般的忧郁情怀。他们笔下的“流浪的中国人”常被寂寞、孤独纠缠,甚至走向疯狂和死亡之绝路,触目惊心地诠释了冷战时期离散华人的认同困境和精神悲剧。 作为中国留学生和移民,台湾文群的个人历史与生存现实都与中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他们又实实在在跨越了国家的地域和文化疆界,身在异乡,这就注定他们的人生形态和文学创作拥有基本的双轴:一是与自己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故土;一是与自己存在现实密切联系的新地。前者牵连着离台前的个人生活和家族历史,涉及他们的情感记忆,后者则已经切入美国的商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生存现实。这样的双轴特性鲜明地体现在台湾文群的华文创作之中80年代初期,白先勇曾指出50—70时代美华台湾作家群的几个重要特征:第一,他们旅居海外,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治潮流和历史变动,对他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二,他们的作品也热切关注中国民族和文化前途和命运;第三,他们置身海外,对海峡两岸都能采取独立批评的态度;第四,他们的创作对台湾和大陆的文艺思潮都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22。这一看法基本符合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的创作主流,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般说来,留学和移居的华人接触异域文化时存在几种不同的认同反应特征,一是“工具性的因应”,即在某种工作接触中自然参与异域文化;二是“认同”,即乐于学习当地风俗习惯并作出重大转变和适应;三是“退缩”,即对参与异域文化感到失望,而退回原母国人际圈中,他们对异域文化抱有挑剔和消极态度,对故乡社团则有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四是“抗拒”:坚持自己的祖国认同,不愿改变这一观念23。观察六七十年代台湾文群的美华小说会发觉,这几种人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其中刻划最为深刻、也最能引起作者情感认同的人物大多属于三四两种。对于第二种人物,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更能适应国外环境、不执念民族情感的那一类人,或许他们活得比较如鱼得水,但是他们却很少得到作家们的青睐。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阶段台湾文群虽经历着强烈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出国初期),但他们基本上未曾改变自己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他们在文学想象世界里辨析着这种认同带来的苦恼和困惑,但却并不赞成放弃这种认同而彻底归化,对于归化倾向的人物常加以批评和讽刺。徘徊在中国想象(台湾想象)和美国想象之间,冷战时期的台湾作家较多地塑造了悲剧性的“流浪的中国人”形象,铭刻并延续了梁启超、鲁迅、郁达夫、老舍、闻一多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域外创伤体验,唤起了近现代中国屈辱苦难的历史记忆。这批来自台湾的华人作家以文学叙事寓言性地表明一个弱势国家在后发现代化的曲折过程中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分裂的惨烈;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体味着第三世界弱势处境下海外华人自我的失调与失重,还深刻体悟到冷战时期的两岸分离与国家裂痕带给海外游子的无所适从之苦,他们从偏隅于小岛到蜉蝣寄身异国,强烈地体验到身份认同的困扰,台湾—大陆—中国,这种一体性中的历史裂痕令20世纪中叶的海外中国人对民族国家政治有了难言的痛切感受。 社会学理论论文:结构化现代性与全球化——试论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透视 论文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大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研究,探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他理论的某些偏颇,提出了质疑。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优秀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但是,他对全球化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有下面几点:①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从吉登斯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全球化思路与现代性分析一脉相承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分析其实还是他的晚期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吉登斯特别指出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具有国别指向的,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分析范围上,他关于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描述方面,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将一个范围有限的研究思路简单地推及到全球范围,有简单复制的嫌疑。②“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一样,吉登斯全球化的制度维度也包含了民族国家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分析单元,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上的: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欧洲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并且全球化没有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但是,全球化社会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来重新孕育现在的标准化民族国家,而很多学者也指出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特定的组合。 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大都是直接对应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围绕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能否解释性质上属跨国现实和全球化现实的语汇,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比如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的概念:主权、监控等,能用来对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社会的分析吗?3.关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有简要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文化事实在全球化范围有了流通和透明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全球化会对文化的各种特质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使得他对全球化的分析显得很不完整,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硬”的制度方面。罗兰.罗伯森指出:“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得以结合;这一点无法通过简单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而准确把握,……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性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 社会学理论论文:经济社会学理论在经济法研究中的作用 一、什么是经济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是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需要明确的是,虽然他和经济挂钩,但是经济社会学内在的理论进路和分析理路仍然遵循了社会学模式,它不会将经济现象独立于社会结构去看待。这门学科特色在于,它是社会学家以社会研究的视角对经济学领域进行的介入,而这种介入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可以说经济社会学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反思和挑战。熊彼特被认为是最早倡导“经济社会学”的人物之一,在《经济分析史》中他提出本文由收集整理了“经济社会学”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研究“经济制度”的科学。但需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倡导的“经济社会学”更多着眼于“经济”,这就与现今我们所言的经济社会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是最早对经济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认定作出贡献的人,在其著作《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他对社会学进行了三大类的划分,分别是一般社会学、社会形态学和社会生理学,经济社会学就被他划分在了社会生理学之下,成为了社会生理学的一个分支。诚如前文所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仍然是社会学式的,重点关注经济过程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而经济学则偏重于研究这一过程中的经济因素。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尚无定论,一般认为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包括: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等。经济社会学对消费的研究主要沿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侧重于研究消费者内在的购买行为以及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二是侧重于分析消费行为方式发生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环境;三是对于消费文化的关注侧重于研究符号的意义、消费文化的形成以及行为感受过程。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把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纳入消费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较早时期对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作出贡献的学者就有韦伯、涂尔干、凡勃伦等,当代较有影响的经济社会学家则有帕森斯、斯梅尔塞、熊彼特、杜森贝利、西美尔、布迪厄、理斯曼和鲍德里亚和富永健一等。 二、主要研究方法与理论 作为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经济社会学的本身理论体系其实还尚无定论。有的学者将其理论体系概括为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几大组成部分。其中的经济行动是社会人一系列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且这些行动的目的也并非仅仅着眼于最大利润的获得,而是一种对多层次需求的满足。社会经济结构论就主张作为社会系统子系统之一的经济系统需要同其他社会内部的子系统达到互助的满足效用,从而使经济发展水平同社会结构相适应。社会经济变迁论是当代经济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它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变迁所具备的心理特质、发展的指标体系、发展中的协调与失调等问题。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论则是社会经济变迁论的理论延伸,主要是运用长远的目光去分析一国经济发展应有的道路,以便在联系本国实际的基础上,为经济发展出谋献策。 从具体内容来看,各国关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但依据其内在共性,可将其大致分为五个研究方面:(1)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一般认为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起着决定作用,不同的群体结构、活动会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造成差异很大的作用。(2)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发生这些影响的诸多社会条件,具体就是社会当中政治、文化、人口、地域等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3)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主要研究支配人们开展一定经济行为的社会因素。(4)经济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包括对经济活动各环节的社会学分析,还会分析不同经济集团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5)研究经济政策的实施,主要是着眼于实施经济政策的社会依据和社会条件。 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基础理论有如下几种:(1)理性选择理论,即认为最大化的实现私利是决策者行为选择的标准,纯粹的理性在于人是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2)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成本和时候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3)谈判理论,以传统的价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项资源从股价低的主体转移到股价高的注意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 三、对经济法研究的助益所在 1、有助于揭示经济法的社会性本质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它的首要价值目标是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或某一团体的利益。这种社会性是对普遍而非特殊的强调,也是对全局而非局部的强调,它突出的是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体性。可以说社会性在经济法领域的凸显,既回应了现实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又满足了法律本身不断分化和完善的要求。作为一门以社会学视角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交叉性质学科,经济社会学主张经济法研究中运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对于经济法社会性本质有着很好的揭示作用。 2、有助于为经济法研究提供多种科学视角 经济社会学主要依托的还是社会学视角,这种实证的学科手段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前文中所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法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可以说这些经济社会学基础理论为经济法研究积累了不少的理论基础与创新方法。 3、有助于经济法之经济目的的体现 经济法始终调整经济关系,调整的目的就是使社会的整体经济能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而且其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纵向经济关系,但对横向经济关系会产生明显的影响;采取的手段既有惩罚性的,也有补偿性的,既有鼓励类的,也有禁止、限制类的,体现了明显的综合调整的特征。对于以研究经济现象为目的的经济社会学来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加以运用其理论与方法,对于经济法其本身经济目的的实现,是有着很大的助推作用的。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论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学理论解释和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社会学理论论文:浅谈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拓展训练分析 【摘 要】社会学理论主要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社会学领域理论是拓展训练中的团队学习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拓展训练操作技巧的理论指导,对于认识拓展训练中的现象和规律具有重要的作用。 【 关键词 】社会学;拓展训练;应用 一、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社会互赖理论的认知 社会互赖理论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德国柏林大学。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库尔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体是成员间的互赖性,是可以变化的动力整体,这就首次提出了“群体动力整体性”的观点。 考夫卡的同事勒温(K.Lewin)在其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发,他认为群体的本质是其成员基于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赖,由此促使群体成为一个整体,若群体中任何成员或次群体的状态发生改变,将会影响其他成员或其他次群体产生改变;群体成员内在的紧张状态能够引发完成共同目标的动机[1]。 勒温的弟子莫顿・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两种社会互赖: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互赖,从目标结构角度得出了合作与竞争的理论。最终莫顿・道奇的弟子约翰逊兄弟将这一理论进行统整与拓展,形成了社会互赖理论体系。约翰逊兄弟将社会互赖分为三种情况:积极的社会互赖、消极的社会互赖、没有社会互赖。社会互赖理论将合作和竞争作为关系变量而非个体变量来进行研究。它不仅关注在完成任务中合作和竞争的效果,而且对互动方式、心理过程、人际关系、对自我和工作的态度等也进行详细研究。在教育领域,社会互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学习的兴起与繁荣。 (二)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社会互赖理论主要研究个体间在合作性和竞争性的社会情境中相互影响时的行动效率、内在心理过程、互动方式及结果。虽然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单打独斗的年代,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已经逝去,团队合作在当今时代备受青睐。但是合作离不开竞争,没有竞争的合作是肤浅的、毫无生机的;竞争也离不开合作,没有合作的竞争,是孤单的、狭隘的。 拓展项目的设计更倾向于合作与竞争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课程实施过程中,既强调学员之间的合作,又注重培养学员的有序竞争,最终达到一种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培训效果。团队目标的达成,是学员间合作的结果,但是也离不开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的同时鼓励竞争,有助于提升团队个体的能力,进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而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又要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竞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竞争中合作应体现“双赢”原则。一个人再强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个强大的团队可以攻克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难题,这就是团队力量的最好彰显。 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完成拓展项目,达成团队目标过程中,学员之间容易相互诱导和影响。积极互赖使学员间产生促进性互动,如果学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可以感染到团队中的每位成员。这样不仅促进个人小目标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团队大目标的实现。消极互赖往往使学员间产生阻抗性互动,对困难程度评估过高,或者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过低,都会使学员产生消极的互动,如果这种消极互动得到扩散,会对目标的达成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而没有互赖就意味着不会产生互动,目标也就肯定不会实现。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群体动力学理论的认知 群体动力学(groupdynamies)亦称“团体动力学”,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的理论。群体动力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Lewin)的“场论”。“场”是他借用物理学上力场的概念,其基本要义为:在同一场内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响;当某部分元素变动,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会受到影响。勒温采用格式塔心理学观点,将个体行为变化视为在某一时间与空间内,受内外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勒温认为[2],群体行为由构成群体的个体来执行,但群体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对个体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来表示,即个体行为B是个体所处环境特征E与个体自身特点P互动的函数。 群体动力学主要研究群体的凝聚力(如决定群体凝聚力强弱的因素),群体压力和社会规范(如从众现象等),群体目标(如群体目标的有无对群体性能的影响)和成员的动机作用(如竞争与合作)等等。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拓展训练强调团队学习的氛围,整个过程就是帮助团队和每个成员不断发现团队和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断向好的方向改善的过程。拓展训练的各个环节都能体验到团队精神。在场地项目和情景项目中,目标的完成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在高空项目中,个人的成功挑战也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鼓励。 拓展训练课程中会形成以团队为单位的“场”,学员也会在这个“场”中体验项目,并在体验中促进个体的感悟的形成。虽然群体动力源于个体动力,但是群体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动力。由于每位学员在生活学识、经历等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所以他们对拓展训练的理解角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就导致学员在参加拓展训练过程中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当团队这个“场”形成之后,以团队的整体性来引导和影响学员行为,会使整个团队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团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即使有个别学员存在消极的情绪,但受到积极氛围的感染,也会产生从众现象,融入到团队之中。反之,如果整个“场”的氛围是消极的,哪怕有积极的学员,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利于团队目标达成的消极因素。 三、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符号互动理论的认知 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theory,又称象征互动理论),是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传播学基础理论之一,也是重要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米德(G.Mead),其优秀的三个概念是“符号”、“自我”、“互动”。虽然“符号互动论”是布鲁姆提出的名词,但符号互动理论是米德独一无二的思想,在其著作《心智、自我与社会》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和呈现。这个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学观点理论对社会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受到其他许多 学者的影响,尤其继承了C・H・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 米德认为象征符号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他综合了新达尔文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将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贯穿于社会互动之中[3]。他认为,人们具有独特的心智过程,他们通过“体味而理解他人的角色”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行动者可以更准确地估计他们对他人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并进而增加与他人合作性互动的可能。(下接49页) (上接53页)符号互动理论在后期的发展中分为两大学派,一派是由布鲁默领导的芝加哥学派,继承了米德的研究成果;另一派是以科学取向为特征的衣阿华学派,代表人物有M・库恩、卡奇等。两派的基本区别在于方法论,衣阿华学派采取量化的取向。 (二)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的课程,对拓展训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符号是指传达信息的基本单元。它是对事物的表征,也是语言、动作、表情等的代码形式。而互动则是一种使对象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彼此发生积极的改变的过程。符号互动论强调人们在感受并理解他人角色的过程中自我概念在不断地成熟,使学生获得“镜中我”的感觉,视他人态度和意向而行动的能力也会不断地增强。 在拓展训练课程实施过程中,培训师要创设情境,通过精心设置的项目,利用模拟的环境,引导学员变换角色去体验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观点、价值观等。运用“成功导向”和“关系导向”的引导方式,适时加以鼓励并引导其以成功为目标,提高个体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那么在此过程中就存在着两大角色,即培训师与学员,那么也就存在着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则是通过项目导入及规则介绍得以体现。也就是互动情境“文本”的解读过程,师生通过对互动符号的理解与解释而达到互识和共识。生生关系则主要表现在学员之间为了完成团队目标,而进行的符号互动。 符号交互作用理论把社会相互作用解释为符号交换、直接沟通,人们能想象他人或群体怎样看待自己[4],即个体自己能扮演他人或群体的角色,相应地解释情境,并决定自己如何行动。符号交互作用理论现在拓展训练中得到广泛地应用。使用的较多的是莫利诺在1960年所创建的“角色扮演技术”。拓展训练过程中,主要采用角色扮演技术,让学员在一种特定的或创设的情境中扮演某一角色,使其认清角色的理想模型,了解项目对角色的期望和自己应尽的角色义务,从而有助于他们去控制或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以达到改善人际关系和提高工作或学习效率的目的。 四、结语 拓展训练打破了单一的说教与灌输的传统教学方式,以一种先行而后知的体验式学习方式倍受推崇。伴随着拓展训练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得以充实。团队学习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课程,将学员放到一个团队的环境中去,在团队中与他人互动合作学习,共同成长。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互赖理论、群体动力学和符号互动理论都是拓展训练进行团队学习的理论依据。(作者单位:西藏昌都地区八宿县中学) 社会学理论论文: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社会学理论构建 [摘要]文章在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构架的基础上,通过对当前高校场域与高校教师惯习之间的关系透析,提出应在薪资与福利激励机制、加强高校人文气息的建设、高校教师自主权利的构建、构建高校场域与教师惯习的良性关系五个方面逐步完善高校教师的激励机制。 [关键词]高校教师 激励机制 场域 惯习 教师作为高等院校教育最大的资源,是培养具备综合能力和身心健康的高素质大学生的优秀与支柱,是高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人力资源。如何充分调动教师在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一套管理高效、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成为当前高校进一步深化素质教育改革、机构行政改革和人力资源改革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本文从社会学的建构理论角度出发,以当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厄迪的场域理论作为方法论,旨在建立良好的教师激励机制和提升高校教师的整体素质提供合理的建议和方法。 一、布厄迪场域理论的概念与实践意义 布厄迪曾就场域(Field)这一概念说过:“所谓场域,意旨位置间的一个关系网络或者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存在某种客观限定的。”他的场域概念,不是一种被一定实在边界包围的空间领地,也不等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领域,而是一个内部包含着力量的、生机勃勃的、潜能无限的抽象集合。在布厄迪的概念范畴中有很多场域,譬如美学之场域、宗教之场域、法律之场域、政治之场域、文化之场域和教育之场域等。每一个场域都是以市场作为纽带,以符号化的识别形式将场域中象征性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相互联系起来。例如,教育场域包括学生、教师、学校管理者、教育理论家、科学学者、科研人员等。在场域中的每一名活动者都是有主体性、有自我意识的个人,都有具有本我的“情感倾向系统”,布迪厄称这个系统为惯习(Habitus)。 在高校这个特殊的场域当中,课程教学、科学研究和教师的自身发展过程中有着诸如权利、制度、组织和管理之间形成的盘根错节的网格,它由教学资源、行政体制、管理制度等组成了具备客观逻辑性和共同趋向性的立体空间(符号性空间)。该空间具备以自身存在为必要条件的运作模式,体制内的参与个体及团体产生互联而生产出具有自为约束力的系统。高等院校教育教学的场域可作为整个大教育场域内包含的一个分支空间,是指参与教育活动的高校学生、教师和其他与之相关的参与者之间自发生产出的一种以知识能力和应用知识的技能之制造、撒播、复制和消费的基础,以大学生知识储备和应用能力的生成与发展而作为客观的关系网络。惯习则是在长期积淀过程中,教师逐渐形成的一系列具有一定程式化的教学模式、方法,以及衍生出的科研方法和自身发展趋向的总和。惯习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同时也具可变性,它既是具有客观性的共同趋向,同时也是具有主观性的个体选择,它是教师与高校主管部门、高等院校行政部门以及教师之间的深层互动体系。因此,场域理论在实践层面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高校教育师资内在的关系网进行社会学的构建。 二、场域中的教师主体动机 1.薪资和福利场域。教师作为社会的必然单元,要在社会中生存得有尊严有质量,首要的需求就是基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紧接着就是社会地位和被他人尊重的需求,然后才是道德的需求。因此,要想让高校教师在职业道德上充分发挥自主性和自觉性,首先就必须满足其基本的物质需求和获得社会尊重的需求。过往的激励机制更多地强调精神激励。我国高校基本集中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社会生活的成本必然相对较高,高校的教师同样面临家庭生活保障问题、子女受教育的费用问题,尤其是当代不断高涨的住房价格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严重制约教师的需求层次向上发展。因而高校薪资和福利水平作为影响高校师资建设和职业水平发展中的第一场域而不可回避地存在于整个大场域当中。 2.绩效与责任场域。在资本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数字化评价方式成为各个行业重要的考核标准,因此,绩效往往作为政府、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对各高校的评价的客观要求。在当今就业形势仍旧严峻的情势下,高校大学生的就业率往往与高校的绩效相挂钩,这种单纯以就业率来评价学生是否成才的方式被大众简单地予以接受。在这样一种社会引导下,与就业无关的很多课程(例如体育课、文学欣赏课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教授该类课程的教师在高校中的地位和绩效相应得不到重视,责任感难以发挥,自我进步和远期发展的内在动力自然被遏制,从客观上反而不利于大学生形成身心均衡发展,打造健康的体魄和积极的心态。因此,绩效和责任场域本质上是牵动教育师资建设走向的动力性场域。 3.发展空间场域。发展的需要是需要层次中的高级需要,仅满足基本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远不能建立完整的道德人格,可持续的发展空间是高校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所必需的,其深刻地影响到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手段的创新和教学效果的评价。一个自由宽松、发展潜力大和支持获得性强的平台对教师职业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此类空间可以更好地促进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教学和科研活动中的成败。所以发展空间场域是高校外场域当中的可拓展场。 4.整体发展策略和教育理念场域。高校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系统及其下属主管单位对本校和本省教育的发展策略和理念方向对教师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升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不重视发展策略和教育理念的情况下,一味要求教师自我提升,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在高校教育的课程教学当中,“身心和谐”的理念和“终身教育”的大策略实质上囊括了对大学生身体素质、兴趣爱好、长远发展、综合能力、身心和谐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要想真正被予以实践,就要求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彻底摈弃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那么,这必然对作为场域动力的高校管理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如何积极引导教师进行教学反思、改进教学手段、不断完善教育内容、持续提高教育水平都是作为管理方的高校管理者应当主动参与的。与技术性课程相比,人文类课程的多样、多元性使得这门课程的授课内容更加丰富,主题性也更强,如果相应主管部门在相关发展策略上有所缺失,就会导致很多教师停滞在自己业已形成的惯习当中,失去创新和变化的活力,进而产生僵化的模式教学。因而可以把高校管理层的发展战略和教育理念场归结为引导性场域或导向性场域。 三、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场域系统构建 在心理学意义上,激励指的是外界为主体心理所提供的一种外在驱动力,源于内外交互刺激而共同产生的动机激发、行为鼓励和动力形成。激励可以使人产生足够的心理应激去应对外部现实,这个外部现实就是场域,而本研究的场域即是高校,其内部惯习是教师的自身惯习。因此,高校教育师资的激励机制就是高校场域和教师惯习交互作用结果的客观实现。 1.薪资与福利激励机制。薪酬和福利待遇之所以能够作为提升高校教师工作积极性的重要方式之一,从人的正常需要范畴看,高校教师势必会追求高报酬以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由于目前高校在薪资和福利机制上各有其不完善之处,传统管理理念的惯性长期存在,与现代高校人力资源制度形成了一定的矛盾,致使现行的教师薪资激励机制形式仍旧比较单一化。这种单一化的模式,对教师的自主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调动力非常有限。所以,高校应着手制定教师工作的多元绩效考核模式,让该模式既充分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原则,又能够根据本校和各个分教学系统的具体情况来逐级放权,在不同的方面调整教师的收入结构,逐步建立一种以体现岗位责任心、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多元薪资评价体系。可以说,建立行之有效又不失人性化的竞争激励机制是当前让高校教师实现个人内在价值向外在价值转化的保障,以最终达到内外价值高度统一的目标。因此,应通过制度改革,在根本上为教师在教学实践、科学研究中发挥其潜能和创新精神提供优秀动力,想方设法为教师提供教学的各项保障,在这种大前提下,高校教师才可能真正有条件、全心全意地为高校教育事业服务、为大学生的未来负责。 2.加强高校人文气息的建设。如果说薪资和福利激励是物质的外在激励的话,那么,加强高校强场域内的文化内涵,为教师创造开放的思想文化环境和创新环境,关注教师自我实现的需求就是再激励的构建过程。高校应制定明确的短、中和长期发展规划,以此为背景来增强高校教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合理和科学的竞争氛围中,教师会自然地把高校自身的发展与其切身利益直接关联起来,如果每一位高校教师都能够充分意识到个人利益是建立在高校本身良性运转基础上的,就会真正把个人的价值与高校的整体价值联系起来。团队精神是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优秀动力,教育学科的建设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开放的胸襟对待科研工作,以各个学科交叉融合作为突破点,更好地把握当代学术发展的脉络,才能够组建学术目标清晰、科研能力强的团队。共同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的作用是实现某些重要群体目标的根本,深入群体成员之间的场域研究,深刻认识人与人之间如何逐渐建立各种联系,并如何在相互配合和协调下,构建起一个紧密的教学集体和科研团队,才能够最终实现整体绩效的最大化目标。 3.高校教师自主权利的构建。对高校教师的评价包括正面、负面和辩证的形式,各异的评价方式必然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主观幸福感就是以人性得到肯定为前提的心理机制,是主观心理体验与客观道德体悟的有机统一。因此,高校教师的幸福感即是教师因自身需要得到满足(包括各需要层级)的一种综合体现。譬如,让大学生掌握一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的手段和技巧,或者让大学生形成了一种从事各类社会实践的兴趣,或者让学生学会了如何体验健康的生活理念,这都会使高校教师在自身需要与理想的精神满足中得到实现,从而获得职业成就感和人生的快乐感,这是其他任何物质奖励都无法相比拟的,是高校教师实现自身幸福感的自发性动力。因此,作为高校管理者,应充分给予教师以相当程度的自主权,让教师在保障教学任务完成的基础上,充分体会教学、训练和科研过程中的幸福感。 4.高校场域与教师惯习的良性关系构建。高校场域同场域内的教师个体惯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针对场域与教师惯习要有持续而深入地研究和细致入微地把握。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加强场域――惯习之间关系领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为高校师资建设铺设坚实、客观、翔实的理论基础,停留在宏观层面上的主观猜想应当坚决予以抛弃。另外,切实加强高校相关领导对教师激励机制的重视,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简而言之,加强高校管理理念改革力度,拓宽领导干部知识领域,挖掘教师教育潜能将是激励机制永葆高效的活力之源。
社会新闻写作探讨:社会新闻写作失实的探讨 美国马克大学新闻学院在组织学生进行模拟采访训练时,曾闹出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学院请来一位“能源利用专家”讲课,这位专家说他与另外两位教授一同发明了一种“微型信息处理机”,只要家庭安装上这种机器,就可以强制节能。他介绍完自己的“发明”之后,学院的教授要求学生们按照记者工作的程序,每人写一篇新闻稿件。结果,当学生们的作业交上来后,让这位教授很失望。这些作业多是在谈此项“发明”的重大意义,没有一个人对事实提出疑义并进行核实。教授很生气,他给所有作业都打了“0”分,并写了同样的评语:“那人讲的是假的,你核对过事实真相吗?”原来,这是学校里有意提醒学生们采访时必须认真核对事实,才让一位别的系的老师来扮演“能源利用专家”,炮制了一条假新闻素材,没想到学生们全部“中弹”。马克大学的这次模拟训练,让许多学生们都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作为新闻记者,你搜集素材与写作的本领再大,如果不会核对事实,所写出的稿件是建立在虚假事实基础之上的,这样的“新闻”又有什么意义呢? 既然新闻写作核对事实如此重要,我们在采访时就要有“质疑”精神,绝不轻信任何新闻素材,要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读者负责的精神,不怕麻烦,对已掌握的素材逐一进行核对,直到确认所有新闻素材都是真实可靠以后,才可以写作成文。那么,怎样核对事实才能确保新闻的真实性呢?笔者认为,下述几种方法可供参考:现场核实。写社会新闻,记者自然要经常深入第一现场采访。有的记者认为,只要到了现场,亲眼目睹了事件发生的过程,就能确保写出的新闻稿件不失实,正所谓“眼见为实”!其实,问题并不那么简单“,眼见为虚”的情况也时常发生。上世纪60年代,刚果发生了内战,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决定亲自飞往北罗得西亚调停。消息传出后,各国记者都涌向北罗得西亚的恩多拉机场等候秘书长的降临。黄昏时分,站在警戒线以外的记者们看见一架飞机降落后,从机舱里走出了一位男子,便推断哈马舍尔德来了,便纷纷发出电讯。第二天,很多报纸都报道说秘书长已到达北罗得西亚。 而事实上是,哈马舍尔德已在中途遭遇空难丧生。这次失实报道的教训告诉我们,记者的观察力固然重要,但当仅靠观察不能确定新闻素材的准确性时,绝不能用“推论法”去判断事件的真实性,而应该在现场就进行核实。实际上,采访的过程,也是求证的过程,因为新闻当事人都在现场,边采访边核对事实,既可省去事后核对事实的诸多麻烦,又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新闻失实!向主管部门核实。当对某一事件采访结束后,为确保新闻的真实性,还应向有关部门求证。因为社会新闻所涉及的内容与人物,大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主管部门,这些部门不仅能提供更加真实权威的材料,而且对所管辖范围发生的事件有更全面的认识,找他们核实新闻素材,既能确保新闻的真实性,又很容易全面掌握情况,还可以请他们帮助参谋一下,你所采访到的素材从哪个角度报道效果更好。可以说,向相关部门求证,是“一箭三雕”的好办法,在采访中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向当事人核实。社会新闻记者在实践中经常会遇到,所采访到的新闻事件找不到相关部门核实。有些新闻事件虽然能找到主管部门,但由于种种原因,主管部门不愿承担审查、核对的责任,拒绝介入此事。这时,记者可以另辟蹊径,直接找当事人、知情者核实。这种求证法应特别注意,不能只听个别人的介绍,对于重要事实既要向当事人求证,又要找尽可能多的知情者核实。必要时,还可以从侧面去印证。只要记者的采访作风扎实,不怕吃苦,同样也能达到求证之目的。运用资料核实。 因受记忆力所限,有的当事人在向记者讲述新闻事件经过时,也很难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特别是口述的一些数字,更不能轻易相信,应通过查阅相关权威资料进行核对。对于采访到的某些细节不太了解或拿不准时,就更应查阅相关资料进行求证,否则很容易闹出笑话。现代芭蕾舞剧《沂蒙颂》上演时,美国的一位记者由于对剧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并不了解,也看不懂舞剧,他又不肯仔细查阅相关资料,结果错误地理解了剧情,写出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报道“:这是一个关于共产党士兵同一位美丽的农妇相爱的浪漫故事。她把他藏在山洞里,给他吃,给他喝,还给他生了一个孩子。”(见《中外新闻采写借鉴集成》)试想,只要他看过《沂蒙颂》之后能查阅一下相关资料,是绝对不会出现如此差错的,正是缺乏这个环节才弄出了笑话。由此可见,运用资料核实所采访来的新闻素材是何等重要! 总之,核对事实是社会新闻写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步骤,应该引起记者的高度重视。只要我们能认真做好新闻事实的核对,在采写时慎之又慎,就能把失实之处消灭在见报之前,确保见睹媒介的社会新闻都真实可靠、经得起读者的推敲! 作者:靖海汀单位:沂蒙晚报传媒有限公司 社会新闻写作探讨:社会新闻与文学结缘的写作传统 【摘 要】随着大众传媒和新闻传播的兴起,社会新闻与文学写作有着深厚的渊源和紧密关系,研究社会新闻与文学写作结缘的传统、社会新闻转化为文学的传统写作方法,可以拓宽当下文学写作视野和思路,创新文学写作类型和形式。 【关键词】社会新闻 新闻文学 文学写作传统 社会新闻与文学结缘,首先要从大众媒介的产生与新闻报道的兴起说起。因为,新闻和文学的载体都离不开传播媒介。现代传播媒介也就是机械印刷时代的报刊,催生了以晚清“报章体”、“五四”白话文为起点的近现代文学。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报纸上,除了刊载新闻的版面以外,还出现了刊载文学作品的副刊版面,因此,副刊版面上的文章大多是文学作品,由于都出自报纸,新闻和文学自然是近邻,在题材选择、表现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相互影响成为必然。于是,新闻与文学写作结下不解之缘,在社会变革、文化转型、革命斗争、文学发展的需要下,副刊文学蓬勃兴起,以至20世纪初出现刊载文学作品的“四大副刊”、20世纪末出现“散文热”,也涌现出当代文学史上一大批文学家及他们创作的若干文学精品,社会新闻与文学写作结缘便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传统。 一 社会新闻与文学结缘的写作传统之体现 1.副刊文学与正刊新闻相呼应,成为对社会新闻内容的整合、延伸及其价值意义的提升 如1909年10月26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被韩国志士安重根刺死的新闻,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民吁日报》副刊随后发表纪实散文《流血之风云儿伊藤博文传略》;维新志士林旭被清廷杀害,林旭的妻子闻讯后痛不欲生,自杀殉夫,于是《民吁日报》副刊又发表新闻故事《沈氏归天》,对清政府中的顽固派进行谴责。① 再如鲁迅的杂文,大多也是对社会新闻的呼应。他在《伪自由书・前记》中说:“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因此,在他的一些杂文中,可以看到“首都《救国日报》上有句名言”“报载热河实况曰”“据中央社消息”“本月九日《申报》载”等字样②,并且在他的杂文中为了论说有据,还大量直接引用社会新闻。这说明鲁迅的杂文与社会新闻关联密切,是对社会新闻的呼应,也是对新闻内容的延伸、整合和提升。这种依据新闻事件的文学创作传统,从晚清、民国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一些报刊。 2.社会新闻与文学在题材选择、情节结构、语言风格上互相借鉴吸收 从选材上看,如近代李伯元、吴趼人等一批谴责作家的小说创作,“尽量援用真人真事,把小说改装成新闻纪实的模样”③,力图以真实性的小说形式,发挥其抨击时弊、唤醒民众的作用。不仅选材如此,情节结构上也直取新闻事实。如1944年,山东莒县发生“平鹰坟”事件,基本事实是山东莒县农民魏老头,出于自卫打死了庄姓大地主的鹰,于是“庄阎王”把魏老头打得死去活来,还硬逼魏老头把仅有的三亩多地卖了,扎纸鸡、纸兔,雇八个吹鼓手,买上棺材,给鹰出殡,同时强逼魏老头披麻带孝、哭鹰爹。中国共产党到来后,发动农民斗争恶霸地主,枪决了“庄阎王”,捣平了象征地主罪恶的鹰坟。1946年5月28日的《解放日报》和1946年6月11日的《人民日报》先后报道了这条新闻。根据这个新闻事件,作家王力、方纪、萧也牧、秦兆阳都把这个情节用在他们的小说中。只不过,王力的《晴天》是在新闻报道之前的1944年为了宣传八路军镇压恶霸地主而写的,萧也牧的《羊圈夜话》是在新闻报道之后的1946年为了宣传“”需要而写的,方纪的《老桑树下的故事》是1949年为了宣传新中国成立、农民翻身得解放而写的,秦兆阳的《大地》是1982年写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代表作。四篇小说的情节一模一样:“毒打、买棺材、披麻戴孝、送葬”,只不过新闻事件中的“鹰”变成了小说中的“狗”而已。④ 由此可见,新闻报道的内容由于具有时代性和宣教价值,其人物和事件具有典型意义,因此也符合文学写作的需要,在主题意蕴、情节构造和典型塑造方面,往往被文学写作所采用。在语言风格上,为了适应报纸杂志等现代传媒表情达意和普通大众阅读理解的需要,自晚清梁启超倡导“六大革命”⑤、五四时期掀起白话文运动以后,文学语言大量吸收通俗化、社会化的新闻语言,广泛运用平实通俗、明白畅达的语言叙事说理,形成“条理细备,洗练锐达,雄放隽快,慷慨淋漓”⑥ 的一代文风。 3.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大家都知道,“现实主义提倡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或精确细腻地描写现实,真实地表现典型坏境中的典型人物。”(《辞海・文学分册》)当然,文学创作上的现实主义,是将“客观的态度”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主观性或能动性”结合起来,但不管怎样,生活、事实、现实存在,以及由此带来的感情、感悟、反思、批判,是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基本元素。如杂文、纪实散文、报告文学、“非虚构”小说、“新闻创作”等,一直大行其道,甚至还出现像刘继明写《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载《山花》2004年第9期)与李锐写《扁担》(载《天涯》2005年第2期)那样,不约而同关注到同一条新闻而使二人小说“撞车”的现象,直到近年出现“底层叙事”“打工文学”写作风潮。尽管“文学重复新闻”的写法有许多非议,但像《南方都市报》副刊“城市笔记”里描写“世相百态”的散文、随笔、小故事,像《恐惧无爱》《中国农民调查》《国难》《血泪打工妹》等关注弱势群体、揭露官场腐败、揭示社会矛盾的报告文学,像《带灯》《我是刘跃进》《手机》《蜗居》《第七天》等写变革与冲突、困境与挣扎、苦难与反抗的长篇小说,通过对“生活的本来样式”或“精确细腻”的现实描写,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为弱势群体代言,张扬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及其创作传统的延续。 二 社会新闻与文学结缘的写作传统之方法 1.在选材上强调时新性和典型性 就前者而言,就是善于发现和利用新近发生的人们关注的事物和事件,尤其是热点和焦点,以及人们期待着回答和解决的有关问题;就后者而言,就是紧扣时代脉搏,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社会现象和重要事实。选择时新性和典型性的题材,就是从现实生活中寻找能够集中体现时代精神的人物、事物或事件以此作为写作对象;从文体上看,报告文学、大特写、新闻小说、政治抒情诗等,在选题上都十分讲究时新性和典型性。 2.社会价值突出、情感立场鲜明 也就是说文学作品表达的旨意十分明朗,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批判性;问题意识和聚焦能力较强,能挖掘新闻背后所隐藏的人性和社会本相,能触动社会敏感的神经,引起受众的广泛关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杂文是这样,60年代初的邓拓杂文也是这样,80年代中后期的报告文学和90年代的随笔散文更是这样,这些传世文章,无不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强大的社会价值。 3.在细节上善于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 细节强调真实可信、符合生活实际,但细节又必须典型化、允许适当加工。社会新闻与文学结缘后的“新闻文学”,善于处理好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因而其人物和故事十分鲜活。当然,不同的文学类型有着不同的虚实处理手段。小说在讲求事件真实性的同时,又在具体环境、情节结构上合理加工,使故事性更强、人物更丰满。散文的保真程度则要高一些,它没有故事,靠的是思想情感和精美的语言在支撑,如果情感是假的散文就没有意义;散文也切忌过分写实和议论,如果停留于直呈事实,难免显得粗糙单调,失去“韵外之旨”和审美趣味,尤其是在“以小见大”时,更应注意思想的锤炼和哲学的浸润,否则难有文化品位的提升和境界的升华。杂文是在真实事件叙述的基础上加以议论,保真程度更高,当然它往往像鲁迅那样通过形象化、类比法、组合法进行综合加工,使枯燥的议论产生幽默有趣和讽刺效果。报告文学必然真实,其中的细节是构成事实的重要元素,因而细节不能虚构,结构安排和语言描叙用文学手法处理,使之故事化、形象化。政治抒情诗的虚实关系更加明显,其创作的功力体现在抽象力与形象性的处理上,因为政治抒情诗的题材往往是宏大的,它关注时代主旋律,描绘祖国发展蓝图,反映民众心声,表现社会重大事件,但是用这些材料入诗时则进行高度概括与提炼,通过对具体事实的抽象化处理体现出一种精神纯度的表达,而不是事实本身的直陈与罗列,因而也就进行形象化转换和诗意的创造,让静态的政治策略、政治术语变成动态的形象语言,让人感觉是一种充满诗意的政治交谈,是一种出于心灵的政治歌唱。 4.语言运用上善于处理直接性和间接性的关系 新闻是用直接性语言明朗地表达构成事实的诸要素,文学是用间接性语言含蓄地表达事物的多重意蕴。作为“新闻文学”的语言,既富有个性色彩又具有大众化和时代性特征。“新闻文学”的语言没有过分辞章化,也不过分规范化,而是简洁、朴实、鲜活、生动,符合大众传播的特点。当然,“新闻文学”毕竟属于文学的范畴,因此它的语言又是含蓄的、充满意蕴和情感的,是一种既具有产生文学奇境的个性语言,又具有时代特征的大众语言。 社会新闻写作探讨:浅谈社会新闻写作的基本原则和规范 记者站在党性、人性的立场上,眼睛紧紧盯住社会的弱势群体艰难而苦涩的生存状态,用正义的笔触,反映他们的苦痛,帮助他们伸张正义,呼唤人们的善心和人性的复苏与觉醒。曾要求记者“应该多方面的报道社会生活,特别要注意报道社会底层的情况”。 社会新闻的写作,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这里仅提一些原则性的要求和操作规范。社会新闻分积极、中性、消极三种情况,每种社会新闻都应该报道,关键是如何报道。这有角度选择问题。积极健康的社会新闻是我们报道的重头戏,应该强化报道,但是报道不好,往往会令人反感,这里又有一个报道艺术的问题,那就是要善于引导,寓教于乐。 一、要选准角度,提升社会新闻的价值 角度选择要增强群众观念和生活观念。对于边缘性强的新闻,角度的选择决定新闻题材的内容,一般情况下,为扩大新闻的社会影响,结合媒体的定位,应多考虑采用群众角度和生活角度进行报道,将边缘性社会新闻写成社会新闻,比如报道消防新闻,如果从工作角度去写,很可能就会写成消防部门如何制定措施,领导如何重视,如何抓落实;如果从群众和生活角度来写,就要关注群众生活中存在的消防隐患,应该如何预防和应付火灾等问题。写作边缘性社会新闻,一要勤于研究,了解群众生活,了解群众的痛苦、冷暖、所想所急。这样的报道,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二是在掌握其政治、经济、社会等思想指导的前提下,分析其与群众生活、需求之间的“关联点”以及关联程度。这个关联点往往就是群众角度、生活角度的切入点。 二、重视舆论导向,搞好“红色新闻”报道 我国新闻界老前辈赵超构先生1989年在《我们应当怎样办新民晚报》一文中讲了一段很有名的话:“资产阶级在社会新闻上搞黄色新闻,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社会新闻上搞红色新闻呢?”社会新闻既然是重要的新闻舆论阵地,我们就应该研究社会新闻,充分发挥社会新闻的舆论导向作用,而不是不动脑筋,做表面文章。社会新闻的“正确舆论导向”作用往往通过生动活泼、实实在在的新闻事件来体现,或是报道正面典型引人学习、借鉴;或是揭露丑恶现象,使其无处藏身;或是对工作中的不足提出善意的批评,促其改进;或是通过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表明立场,弘扬正气。总之是通过具体的事件报道,引起受众的共鸣,在潜移默化中发挥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所以,它的舆论引导功能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 比如,对拥军的宣传报道,每年都有,尤其是在每年的征兵期间,但读者不一定都重视。对交通事故逃逸事件的报道也已是屡见不鲜。近年来,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明显增多。但深圳特区报在《军属王大妈被撞》的事件报道中,使读者对拥军工作的热情得以提升,对交通肇事逃逸更加痛恨。有天晚上,该报记者带回来一条线索:胸戴红花的王大妈,送完参军的儿子,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小轿车撞了。小轿车撞人后逃逸,王大妈脚被撞伤,路人将她送到医院。记者在现场拍回了照片。当时正值全市征兵工作全面展开,当晚11点,该报果断地把该照片登上了版面。接下来的几天,深圳特区报1版、4版连续刊发了群众对王大妈的关心、市领导到医院慰问王大妈、交警全体行动追查肇事车辆、小区保安提供重要破案线索、肇事车辆显形、肇事司机落网等稿件,将报道逐渐推向高潮。通过这一活生生的新闻事件的连续报道,在深圳掀起拥军热潮,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 三、人文关怀,在“情”字上做足文章 “人文关怀”是针对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的精神关怀方面有所失落,继“物质丰裕,精神家园荒凉”后提出的,即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特别是关心贴近人的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在报道中,要明确定位,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滤光镜来透视一切社会新闻,筛选、采写报道社会新闻。在对社会新闻的理性寻思中,瞪大眼睛发掘出社会文化精神的新亮点,寻找人伦架构中的新变化,这样,就使社会新闻不只是人们饭后茶余的消遣品,使其社会服务和舆论导向功能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首先要抓住典型社会事件,弘扬时代主流所需要的人文精神。1996年6月3日,南方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的以《为了一个受伤弟兄》为题的长篇通讯,是党报在社会新闻的报道上张扬社会主义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较为成功的一例。这篇通讯反映的是:武汉“广广蛇府”的打工仔阿水被毒蛇咬伤生命垂危,得知此事的工友、群众和民航、医院行动起来,各尽所能伸出援助之手。老板黄海达及其股东果断拿出12万元,千里包机救阿水。这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关怀。这一事件发生后,先后有数家新闻媒体参与了报道。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的南方日报,抓住这一典型的充满人间真爱的社会新闻,广泛采访,深入挖掘,占有充分的事实材料,并且采用新的视角进行报道。这篇报道读后不仅让人回味,更让人去思考。可贵的是,作者站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上,对社会变革作了深入挖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劳资关系作了深刻剖析,从而使报道生动地体现出新时期存在的那种难能可贵的人间真情,进而在群众中引发了一场人格情操的大讨论。 其次,要做好“人情”文章。在紧张、多元的现代生活中,人类更需要情感的滋润,社会新闻应在“情”字下功夫,做好做足“人情”文章。记者在报道中,一方面要注重思想教育作用,另一方面要抓住多样的人伦之情,做好文章,让受众的心田得到情感的沐浴和慰藉。我们反对煽情主义,但恰如其分的、积极的煽情是可取的,社会新闻本身具有与生俱来的煽情功能,运用得好,往往能产生奇效。记者要善于抓动情点,在亲情、友情、人情上做文章,调动受众积极、健康的情愫。 另外,要关注困难群体的生存条件和空间,在人文关怀与舆论监督中,倾注新闻关爱。媒体上的社会新闻,不能只满足于休闲性的文化娱乐功能,被动地反映社会生活,完全可以能动地介入社会生活。在一些人群和社会阶层人文精神严重缺失,甚至违背伦理道德、触犯法律的现实背景下,新闻的良知和对困难群体的关爱至关重要,不能丧失。记者站在党性、人性的立场上,眼睛紧紧盯住社会的困难群体艰难而苦涩的生存状态,用正义的笔触,反映他们的苦痛,帮助他们伸张正义,呼唤人们的善心和人性的复苏与觉醒。曾要求记者“应该多方面的报道社会生活,特别要注意报道社会底层的情况”。 四、研究表达艺术,掌握表述方法 一是要善于取舍,详略得当。对负面、消极的社会新闻进行报道,选材很重要。在选材上应服从主题需要,要考虑舆论导向和社会效果,不能一味地迎合少数受众的低级趣味,而不加选择地和盘托出。色情、血腥、恐怖、怪诞的情节和细节要坚决割舍。不能有闻必录,有闻必报。社会上确有凶杀、奸情、乱伦、盗窃、诈骗、赌博、腐败等丑恶现象,但我们不能听风就是雨,原封不动地搬给读者。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要严格选择和取舍。有的压根儿就不值得报道;有的只需少数人知道,不宜公开报道,可写内参上报;就是公开报道,也不能自然主义、纯客观地去报道。如犯罪过程、作案现场、作案手段和工具等不宜写得过细和过实。 二是确保社会新闻干净、健康、文明,除了把好选材关之外,在具体写作中,还要讲究详略、虚实的表达艺术,该详该实的,则详写实写;该略写、没有必要写的,就简笔带过;该虚写的,就概而言之。比如作案动机的交待和对社会危害、家庭、个人影响的分析等,则可以详写;而色情行为、血腥的场面、作案的过程、破案的手段等则要略写,甚至不写;而像受害妇女、未成年人的住址、单位、姓名以及夫妻间的个人隐私等则不能写。有家报纸在刊登一条“扫黄”消息时,连嫖客如何“嫖”,付多少嫖资,公安人员如何侦查,采用何种手段捉拿等等都津津乐道,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三是处理好叙述与描写的关系。叙述是对事物的概况、性质、场面的抽象交待,具有间接性,不会引起感官的直接刺激;而描写是具体事物、情景、细节等的再现,具体、形象、生动,具有直接的感官刺激。积极、健康的新闻,可以运用描法交待情景和细节;负面、消极的新闻,不适宜用描写的手法来交待事件的过程、情景和细节。负面、消极的社会新闻,在写作中,一旦遇到不得不交待的情景和细节时,应采取叙述概括的方法来交待,以避免对负面情景的渲染展览,避免对免疫能力不强的青少年产生腐蚀侵害的作用。我们采写社会新闻的原则是,提倡健康的社会活动形式,宣传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为读者的生活、学习和健康的娱乐服务,揭露和批判不良风气及一切丑恶现象。因此对犯罪案件的报道,不能写恐怖残忍的场景;对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要分析批判;对封建迷信活动,要选取揭露的角度来写。绝不能像资产阶级记者对待黄色新闻那样,肆意渲染、暴露,而不顾社会效果。 (作者为广西贺州日报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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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学术论文:高中作文教学高中语文论文 一、高中作文的分析 一些高中学生在初中时期学习不好,比较爱玩,他们的语文基础和作文能力很差,学习其他学科也很差劲。对于他们来说,作文是困难的,因而对作文不感兴趣。从传统的作文教学来看,尤其在高中的教学中,很多教师不重视作文的教学。更何况有些学生存在这样的心理:认为写作课不重要,没必要去学;也有部分高中的学生认为:“读书为了技术而学习的,不是为了学作文的。”这样的学生,作文的基础差是可想而知了。高中学生的作文情况,反映出了大多数的现象,即有的是胡编乱造,有的是虚假的故事、虚假的情感。作文教学长期这样的话,很难接近学生的实际、生活、情感的需要。一些高中学生作文素材的积累是通过死记硬背的,写出的作文格式相同、单一;作文的内容存在空洞、乏味、泛泛、枯燥、单调等缺点。而且很多学生习惯通过摘抄“优秀的作文”来烘托自己作文段落的气氛。 二、语文写作的必要性 在进行语文教学的活动时,我们应该把现实的生活放在其中,即把语文变得生活具体化使得学生能够联系学校、家庭、社会。对于语文能力的发展,应该在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的发展下进行,通过“读、写、听、说”等训练来提高其能力,从而激发学生积累知识,陶治情操。课堂学习是教学的重心,要能体现学生的生活。为了使学生能从抽象、虚拟的课本中得到解脱,能够很好地去感受在各个方面的东西,如自然的、社会的、事实的、事件的、人物的等等,我们可以通过教学与现实、生活联系,使得生活化教学得以实现。所以,在我们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时,注意提升其语文的素养。我们还可以把语文与生活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语文教学所在的实质,是生活联系的优秀部分。所谓“教学策略”,是指:为了构建教学的机和确定教学的方式,来实施教学所用的方法。在生活化的教学中,通过创设情境,把学习的内容联系学生的体验,使得学生在原有的、认知结构的基础上,逐渐得到接收、理解。总之,优化学习过程是通过这个策略得以实现的。 三、语文作文教学策略 在教学中,我们的方法是通过课外阅读、课堂的教学以及研究性的学习等形式开展教学,促进语文的学习。 1.通过课外阅读来提高语文。所谓课外阅读指导,是指以学生课外自读为主,教师集中指导内辅助的。对于这样的教学活动,一般归类于:统一阅读、自由阅读等两种方式。实现这种的做法是:通过激发其阅读的兴趣,给予阅读的策略,来培养其阅读的习惯、读书的方法。 2.通过改进课堂教学措施,来提高语文效率。语文的课堂教学往往是依靠教材教学,而为了提高教学的效率,需要做到的是课堂的外延。其范围是:在时间上的外延,即在课前要预习;在课后要深化;而内容上的外延,即通过多渠道、多角度,来搜集和教学内容有关的材料;而在空间上的外延,指的是:学生从社会、图书室、微机房所得到知识,都应用在各学科。或者在课堂教学上的外延,即通过语文观的树立,使得学生的眼界得到开拓,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得以培养。 3.实现语文生活化的策略。在教学中,学生通过教师的引导,能够完成学习的任务,需要灵活运用,以下的方法和手段。 4.通过激发兴趣来实现。对于学生学习的动力,只有产生兴趣,才能实现。在教学中,教师的任务是鼓励学生、肯定学生,从而使学生产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 5.通过加强指导来实现。教师的指导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6.多向互动。在教学上,利用信息技术、网络资源,来扩大学习的范围。我们要从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开始,培养学生的思维,在阅读理解和阅读迁移的基础上,使得学生的阅读具有创新,使其能力得以培养。另外,开展活动,家长的职责是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学习的环境。 7.心理的调适。在学习过程中,教师指导的作用是为了调节学生的心境,保持其学习的积极性。由于,学生的学习是一个时间较长、困难较大的过程,因此,大部分学生是需要付出毅力、耐心的。 总而言之,语文要生活化,对于教师来说,以生活来教授语文课程,学生才会用生活来学语文,从而提高了课堂的效率。 作者:胡相国单位:河北省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学术论文:愉快教育高中语文论文 一、什么是“愉快教育” “愉快教育”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方法、技能或技巧,让学生快速接受并完成学习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教学水平的高低,综合体现在教师的教育机智、思想境界、人格力量和学识水平等方面。在激励、唤醒与鼓舞学生摄取精神营养,充实和完善自我的学习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主导作用。可以说,愉快教育不仅是让学生愉快地学习,更是让教师愉快地教学,这样的教学模式与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异曲同工。作为教师,我们不仅要学习这样教学模式,还要在自己的实际教学中运用这种模式,给学生一个容易接受的教学课堂,让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都能有所发展。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真正地应用愉快教学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必须要在自己的课堂教学中不断地摸索探究,寻找合适的方法,为学生的学习做出正确的引导。 二、如何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实现愉快教育 (一)开展愉快教育,教师首先要提高自身的修养 我们教师总是让学生读一些类似《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书,其实这些书对教师自身的帮助也很大。我前段时间研究了一下《弟子规》认为,这样的书能够提升教师的自身修养,让教师在教学中能够注重自己的言行,为学生树立好的榜样,得到学生的认可,在一基础上再开展愉快课堂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满招损谦受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虽然从小就念过许多这样的名言警句,但我却没有意识到谦虚是一种品质,反而常常争强好胜,骄傲自满。想一想骄傲自满的确让自己落后于别人一大截。通过学习《弟子规》让我认识到恭敬和谦虚的重要性,人不可有傲慢之心,在工作和学习过程中,必须找准自己的人生目标。因为人生是一个过程,过程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目标。我的人生目标是好好教育学生,让他们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我相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十份耕耘十份收获。只有以身作则,努力提高自身修养,才能更好地开展愉快教育,提升教学效果。 (二)在愉快课堂教学中,教师不要使用不文明的语言 在我们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总会有一些学生违反课堂纪律,甚至搞恶作剧,干扰和破坏课堂的教学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一定要运用智慧,不要在课堂上与学生发生正面的冲突。现在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自尊心强,抗打击能力差,教师一定要有耐心,用爱心来教导他们,不要用不文明的语言进行讽刺和挖苦,以免对学生造成心理上的伤害。遇到学生不遵守纪律时,我们可以先安抚他的情绪,尽可能地把课讲完,控制课堂的进度,照顾大多数学生的利益。对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要具体分析,不能动不动就说学生笨,什么都学不会之类的话。只有尊重学生,才能让学生乐于学习,提升学习效率。 总之,愉快教育并不是要摈弃刻苦学习的精神,而是着眼于寻找苦学和乐学的统一性。如果学生能够自觉地刻苦学习,那么他的主观心理体验将是以苦为乐,其乐无穷的。 作者:周灵敏单位:河北省宁晋县职教中心 高中语文学术论文:文学作品高中语文论文 一、提高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 (一)读懂文章,训练语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首先从文学语言的感受力方面得到培养。对每一篇文学作品,其中的每个字、词、句、段落都必须认真分析,即文章中的字、词、句,必须读懂,这是鉴赏文学作品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在课本中,存在大量的文言文与白话文,而学生理解这些内容有点难度。所以,在对作品进行阅读的时候,教师要针对一些学生难以理解的句子进行相应的指导,尤其是遇到文言文的时候,既抽象又很不好理解,这时候,教师就要给予相应的引导。 (二)注重朗读训练在语文教学中,朗读训练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教师在让学生进行阅读的时候,要首先让学生明白这部作品主要描述的大致意境,运用自己的想象,对这个画面进行回想。学生多次对作品进行阅读后,结合自己的想象,逐步体会理解文章的内容,对文章的中心也就有很好的理解了。这样,通过学生的反复阅读训练,学生在语言感受力得到提高,加强了对文章的理解,学习语文的鉴赏能力逐渐得到提高。 (三)提高朗读的重要性读文章,也是一个学问。如果马马虎虎地去阅读就不会收到好的效果,在朗读文章时,在语音方面要求准确、在语句意义上要求清晰。这有这样,读出的文章才有情感,我们理解文章才比较好。所以,我们在朗读时,要读出文章的情感,尤其对文中的词、句,我们要进行细致琢磨。在不断思考的过程中,理解文章中隐含的深层含义。总而言之,无论是理解还是朗读课文,这些方式都能够帮助学生,增强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因此,教师要想到各种提高学生对作品的欣赏的方式,拓展学生的视野。 二、对文学作品的知识内容的学习 (一)要对文学作品有一定的鉴赏能力学生的知识水平占据着重要的作用,除了对文章的理解外,还要加强对作品的各个角度的了解。比如说,从文章的主题方面、材料的选择方面、语言的运用方面,都要有一定的鉴赏方法。教师这这些方面,可以设计一定的课外活动,帮助学生将这些知识拓展到生活当中,这样,在理解起来,也就容易了。同时,还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他们的非智力因素,将这些文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二)学生不仅要学会课上的内容,更要对课外的知识进行积累只有越来越多地获得知识,才能使得学生自身的知识能力提升。学生可以通过扩展阅读量来增加自己的积累,这对文学作品在感悟力上也有提高。 (三)了解文学作品的作者与创作背景教师要引导学生对写作文学作品的作者,进行一定的知晓,知道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为什么要创作这部作品,在什么环境下创造的,都要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在理解文学作品的时候,才能把握作者的撰写思维,不至于对主题理解偏,我们才能更容易去理解文章的内在含义。 (四)文学作品的意义文学作品是在现实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出来的物质,作者通过表达,反应自己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不同态度。所以,在不同的时期创作的文学,有其历史下的不同背景、具有不同的内容。即便是处于同一个时期,每一位作者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对作品的理解也有出入。因此,在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的时候,要对作者,以及当时的创作环境有所了解,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作者的意图。 三、鉴赏方法 (一)着眼整体,鉴赏局部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先确定其中心,从整体出发,再写作局部,以各个局部的分支构成一个作品。针对文学作品的某一方面,我们要找到其特殊之处,将隐含的情感和局部内容进行连接,共同表现主题思想。所以,当我们在鉴赏文章的一部分的时候,要根据文章的整体内涵来把握,结合文章的主体,对局部内容进行比较好的了解,最后融入整个文章的思想,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地体会和把握作品,在思想感情方面进行理解。 (二)根据文章的体裁进行鉴赏针对表现手法不同的文章而言,学生在对此进行鉴赏的时候,要根据作品的重点内容进行欣赏。对于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在表达主题的方式上,也是不同的,在运用的表达手法上却几乎相同。所以,在鉴赏文章时,根据不同的体裁,我们要抓住表达的主题,尤其在表达方式上,围绕主题的中心、思想,对文章运用的表达手法进行分析。所以,要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刻的理解,就要把握不同题材的作品的重点内容,体会当中人物形象的设置。 四、总结 综上所述,当我们教学生如何鉴赏文学作品的时候,首先要有一定的基础,即对文学作品的知识内容有所了解,然后在平时的学习中,要积累知识,不断培养学生的学习语言的感受能力,同时要结合文学知识,对文章中作者的写作意图进行理解,最后,把握总体思想,逐步实现对文章的鉴赏。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不断培养学生这些方面的能力,培养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意识。 作者:吕淑艳单位:河北省怀安县柴沟堡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学术论文:课堂教学高中语文论文 一、课堂设计完整,课堂气氛活跃 教师经历过多次示范课、公开课、研究课等,所以在教学时大概形式上取得了统一,从导入到分析都能显得条理清晰,课堂教学环节的设计很完整。不仅如此,教师都能够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分成小组对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并有各小组之间的竞争,也能够给学生充足的时间来展示自己的成果。所以从课堂效果来看,不再是原来的死气沉沉,教师一味地讲,学生一味地听,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进步。 二、教师用语规范,教态大方 随着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毕业人数逐年增长,高中阶段教师的基本素质得到了保障。新毕业的大学生都能够用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教学,课堂用语也趋渐规范和形象。教师更有自信,在课堂上教态大方,用语规范,能够很好地教学。 三、课堂教学的某些细节还需注意 1.板书设计随意。随着任课教师对多媒体的钟爱和依赖,越来越多的教师倾向于满堂课使用多媒体教学,而很少有板书。偶尔有写板书的,也往往是随手乱画,没有精心设计。没有板书是个问题,而大部分教师的板书不够漂亮,凸显了汉字书写的尴尬。有一个教师讲杜甫的《蜀相》时,从诗歌的起承转合角度讲起,将学生分组,用多媒体展示了起承转合的意思,并伴有例讲,然后让学生分组讨论,一边写下学生给出的回答。这个教师的课堂设计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她先例讲,然后再围绕诗歌的“起承转合”引导学生逐步探究诗歌内在的联系。激励和调动学生的手段运用得也娴熟,使得课堂气氛相当好,驾驭课堂的能力也很强,能较好地控制课堂教学的节奏。但是她对于板书设计没有用心,字写在黑板的什么位置有些随意,也没有进行归纳和梳理。 2.问题设计不够精致。有个教师讲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时,没有从篇章的角度入手,而是选择最后一句“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中“揾”字的含义,首先让学生注意在考试中对这类试题答题技巧的总结,让学生遵循一定的思路写出答案。然而,他对学生的回答缺少进一步的引导和追问。他设置的问题是让学生理清自己的思路,然后来解题,学生回答完问题之后还需要告诉他遵循的思路,第一位学生就回答出字词分析先要解释再谈抒情。这是正确的思路,只是还欠缺对表达效果的描述。如果在此时追问学生“除此两点还有没有需要想到的呢”,可能会给后面回答问题的学生带来启发,效果会更好。 3.忽视了对于基本语文知识的强调。教师只顾使教学生动、活泼,却忽视了让学生积累字词,识记常识,使得语文课有些轻飘。 四、对文本研究不够深入 尽管许多教师都已经注意到文本阅读的重要性,但大多数教师对文本的研究还不够,只根据教参理解文本,缺乏个人的体会和认识。然而,教参提示得越来越少,教师如果不深入研究文本,就不能体会到作者的深厚情感,也就不能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文本内容。比如,在教学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时,教师要提到“江南游子”是很重要的意象,应该将其丰富涵义讲出来,此外,“登”“楚天”“拍”“揾”都是需要仔细体会的词语,这对学生理解这首诗的情感具有重要作用。 五、历次课堂听评活动总结 1.在教什么和怎样教方面,我们应该追求课堂的实效性,制定明确的教学目标,摒弃华而不实和哗众取宠的做法。课堂设计的原则和出发点应该是“我要教给学生什么”“我怎样帮助学生学会它”,而不是“我怎样让课堂热闹”和“我怎样使用多媒体”。 2.在师生互动方面,我们应该照顾到学生的上课状态,学会盯着学生的眼睛上课,注意观察学生反应,不能只顾得要讲完课。讲完自己准备的课不是目的,教师应该与学生一起研究、探讨、学习。 3.在研究教材方面,我觉得我们做得还是不够。如果教师照本宣科,课堂教学会很生硬。教师深入研究文本,被作品感动,才能以情动人。另外,教师不能只看教参,要有自己的判断和理解。比如,对于《故都的秋》,多数教师都处理得简单了。教师要考虑以下几点。首先,郁达夫写“故都”而不是“北京”,为什么?因为“故都”是个文化符号,而“北京”是个城市名字;其次,“自古逢秋悲寂寥”,悲秋的文章太多了,如果郁达夫这篇散文也只是写秋的悲凉,那还有何价值?再次,“秋味”到底是啥“味”,文章后半部分为什么要写人? 作者:郭玉珍单位:河北省邢台县会宁中学 高中语文学术论文:课前预习高中语文论文 一、语文课前预习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语文课前预习目的不明确,学生无所适从高中阶段每一科都需要课前预习,语文学科也不例外。在语文学习中,学生每学完一课后,教师一般都会提醒学生去预习下一课,但大多学生的提前预习都很简单,只是读读课文、记记生字,基本上起不到预习应有的作用,长此以往,学生对预习也就没有兴趣了,预习就只能流于形式。这样的结果和教师的指导有关,有的教师本身就对课前预习的认识不足,不够重视预习,认为课前预习是学生自己的事,自己从不去多加关注,没有对学生的课前预习做好正确的指导,没有提出相应的要达到的目标与要求,最终导致学生对预习失去了兴趣,从而影响了他们学习语文的积极性。 (二)教师没有对布置的课前预习任务进行检查语文课前预习往往会出现这种问题:语文教师给学生留下了作业,让学生去进行课前预习了,但是教师上课后却没有去对学生预习的情况进行检查。比如,课前给学生归纳某一课文的阅读提纲、段落大意等任务,但教师上课后自己就在课堂上开始讲授这些内容,只是让学生自己对照检查,并没有对所布置的预习任务进行实质性的检查。学生看到教师对自己留下的作业都不检查,下一次自然对这种作业就不会重视了,可能就不再去进行课前预习了,语文学习效率自然会大打折扣。 二、预习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预习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为新课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预习能使学习变得更有目的性预习能使学生的听课变得有目的性。在课前预习中,学生能发现自己不懂的问题、不明白的地方,知道哪些内容自己已经懂了,哪些内容还需要教师的讲解,就能带着问题去听课,学习效率就会提高。这样,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就会占主动权,学习的积极性就会增加,自学能力也会相应提高。 (二)预习后可以紧跟教师的节奏有时教师的讲课节奏较快,学生的思路可能跟不上教师的节奏,出现似懂非懂的现象。课前预习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课文的内容学生都已提前学过了,即使有的地方不清楚,学生只要抓住这点内容就可以,学习效率会提高很多,听课的心态也会放松很多。如果课前预习效果好,学生就不仅能跟上教师的思路,还可能跑到教师的前面,更加主动去学习。 (三)预习可以提高学习效率有的学生认为,课前预习浪费自己的学习时间,因此对课前预习不够重视。孰不知课前预习得法、预习效果好,就能掌握本节知识的80%左右,同时还提高了课堂知识的接受率和吸收率,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功就是这个道理。课前预习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通过课前预习,学生课堂知识的掌握速度明显提高,听课的效率也提高了,而处理课后作业的时间反而减少了,做作业的速度变快了,学生的自信心也增加了,学习语文的热情也提升了。 (四)预习可以巩固学过的内容预习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有目的地进行的。课前预习过程中遇到不懂的、不明白的问题,学生就会联系以前学过的知识来解决出现的新问题,能起到复习旧知识的作用。这对已学过的内容是一个重复的过程,也是一个知识的积累过程,有利于对旧知识的记忆,为学好语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总结 总之,课前预习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是一个系统工程,教师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不仅要从预习方法上指导学生,还要从预习结果上考查学生,同时让学生知道预习对自己学好语文这门课有着很大的帮助。正所谓“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我希望全体学生都能搞好课前预习,为学好语文课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张保华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二十一中学 高中语文学术论文:少数民族地区高中语文论文 1.少数民族地区高中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1)师资力量薄弱。教师是教学的重要基石,师资力量的丰厚与否直接决定着教学质量的高低。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条件艰苦,没有能力吸引更多优秀的师资力量,再加上学校对于已有教师的进修培训意识不足,致使少数民族地区高中语文教学的发展受到严重限制。 (2)教学手段落后。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学手段仍旧停留在传统教学手段的使用上,对于先进教学手段的运用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式造成了教学方法陈旧、落后,再加上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知识能力水平有限,先进教学手段的融入需要更多的契机,所以很多教师就懒得改变,也不愿意积极主动地学习研究。 2.少数民族地区高中语文教学的思考 (1)重视语文目的教学。首先应该从根本意识上强化语文教学的重要性,并渗透到语文教学的各个阶段,而不仅仅是高中阶段。其次,从语文的功能性上加以引导,学生将来面对的是更大的社会圈子,而不仅限于少数民族地区,加强语文学习,可以强化学生的知识和能力储备,以更加坚实的基础走向社会。最后,让学生明确语文教学对个人素养和内涵的重要性。 (2)更新教学设备,拓展教学资源。高中阶段的学生有能力接触更多层次和广度的知识,其接收的知识范畴决不能仅限于书本知识,这会限制和扼杀学生的能力发展,所以学校要为学生创造更多接触新鲜信息资源的途径,在这方面,学校需要加大资金投入,也可以申请国家财政拨款,以更加坚实的教学后盾提升教学质量,保障教学成果。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吸取更多优秀青年教师到少数民族地区从教。雄厚的师资力量是保障教学成果的重要基石,这其中,包括教师先进的教学理论思想、科学的教学手段和与学生交流沟通的有效方法,等等。学校可以采取更多的优惠政策吸取更多优秀的青年教师到少数民族地区,这能有效地为少数民族地区注入更多新鲜的血液和思想。另外,学校也应该重视加强对教师的培训意识,给教师提供更多学习交流的机会,使教师在强化自身技能的同时,也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信心教导学生。 (4)与时俱进,改进教学手段。新颖的教学手段不但能有效促进教与学的科学融合,还能有效激发学生的知识潜能。先进的教学手段是符合学生的性格和知识特点的,比如寓学于乐,让学生在活动中理解、掌握和运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可以将复杂的知识简单化,将繁琐的程序简易化,有利于学生的长久掌握。教师可以多加强自身学习,积极创新,吸取优秀教师的教学方法,并用于教学实践中,然后积极总结、反思,不断提升教学手段,使先进的、科学的教学手段成为学生不断进步的强劲推动力。总之,少数民族地区的高中语文教学需要教师不断地总结和进步,在不断解决客观问题的基础上,扫除语文学习障碍,不断强化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 作者:王瑜红单位:甘肃省合作市中学 高中语文学术论文:情感体验教学高中语文论文 一、情感积累,教师情感素质培养 语文是由文字、语言和文学等因子组合而成的课程。语言文字是人们传递信息思想交流的重要工具,不管这些文字用于什么场合,都包含作者的一定情感。所以,教师首先要注意情感积累,在阅读文本时,要先于学生蓄积情感,这样才能在实施教学行为时,用丰富的情感艺术去激发学生的心灵,学生被情感所打动,教与学才能实现和谐共鸣。高中语文教学需要历练学生运用语言文字表情达意的能力,而情感体验传递不仅是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在体验过程中也能够帮助学生提升语文素质。如《都江堰》,这篇文章最显著的特点是把都江堰和长城进行比对,突出都江堰造福人民的实用性。学生对这个情感因素的接受是笼统的,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都江堰地域,都江堰的恩泽没有惠及到我们身上。如果教师能够设计一个场景:我们的家乡就在都江堰,这条母亲河给我们带来多少恩惠呢?这条河养育了多少英雄豪杰呢?学生会在讨论学习中获得更多情感体验,对都江堰的感情自然也会升华到另一个高度。 二、角度探索,教学情感激发手段 语文课堂实施情感体验教学,需要筛选合适角度,这样才能准确切入。高中学生有一定感知能力,对情感体验要求也比较高,教师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还远远不够,巧妙设计情感教学入口方式,激发效果才能体现出来。如教师范读,这是激发学生情感的重要手段。虽然可以用专家朗诵录音,但情感激发远没有教师亲自操刀示范来得真实激烈。如果教师能够用磁性十足的声音朗读教材文本,学生获得的情感体验可以用震撼来描述。教学情感体验传递未必要困在文本思想内涵上,对文本的感知是多角度多层面的,选择学生需要的教师擅长的情感传递方式,教学效果势必显著,反之,教学难免陷入无应答的尴尬境地。如《兰亭集序》这篇文章,涉及情感因素非常丰富。儒、道、玄、佛等思想都在此汇集,作者论生说死,传递鲜明观点,“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是对玄佛思想的否定,坚持儒道思想。如果教师只是从这个角度进行情感教学设计,未必能够引起学生的积极响应。《兰亭集序》开辟了清新自然的文风,情景交融、吐露心胸、激而不浮、朴素简洁的文字,给我们带来的是晴朗明媚的感觉,这些经典的语言,大大丰富了祖国语言宝库。教师可以从文字运用这个角度进行情感引导,想必一定能够赢得更多应和之声。 三、空间拓展,学生情感体验实践 语文教学情感体验方式众多,教师为学生情感体验设计时,要注意学生情感基础、接受能力和学习习惯等因素,要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积极拓展思维宽度,拓展情感体验空间,不断提升情感体验水平。教师要尊重学生情感体验的个性差异,坚决杜绝“大一统”式教学行为,要极力提倡创新思维,尊重个性发展。《滕王阁序》是一篇美文,不仅句式整齐节奏明快,而且辞藻华美境界无限,由地写到人,由人写到景,由景触及到情感,阅读这样的文字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学生文字水平有差异,对美文的认知也存在差距。教师在指导学生情感体验时,不妨先进行文意梳理,并给学生一些提示。学生在具体操作时,就会很容易进入到美文美境之中。高中语文教学进行情感体验传递,这是语文教学的本位回归,完全符合新课标精神。 新课标要求:“应关注学生的情感发展,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重视语文教学情感体验传递,为学生进入情感世界开辟入口,学生在具体情感体验中获得情感历练,教学过程由知识传授向情感体验过渡。这应该是语文教学本质的根本诉求。 作者:袁玲 高中语文学术论文:阅读教学转变下高中语文论文 一、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理念的转变 我们发现,我们在高中语文阅读上取得了很多成功的范例。主要的转变在于改变以往高中语文教师在课程讲授中的主导地位,教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下边听和记笔记,这样的被动的局面在新课程教学理念下都得到了转变,改变了高中语文传统教学理念。主要改变体现在有以往注重学生阅读知识的传授,向主要培养学生的具体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上发展;教师在语文阅读课堂上主要是设计好教学环境,让学生在具体课程环境中去学习,改变了以往教师讲授为主的局面;让学生对高中语文阅读教学内容去体会、去思考,教师不再给出唯一正确的答案;改变以往全班一个模式的教学困境,注重对学生的个性,和社会需要的培养,以培养学生合作探索的教学模式转变;加强了对学生语文的人文精神培养,对学生在高中语文阅读中所学到的知识与生活相互联系,注重学生整体素质的培养。 二、高中语文阅读教学方式的转变 我们所研究的就是要对过去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存在的不合理的问题进行总结,提出一些适合高中语文阅读发展的需要。新课程标准明确表示我们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要大力发展学生主导性、自主性,让学生能够积极主动的去思考语文阅读中的内容,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来引导学生去思考问题。因为高中的年龄和心理的结构已经接近了成年人,在一些问题的思考上有着自己的看法,教师要抓住这些生理和心理结构,多对课程环境进行设置,让学生主动来参与到高中语文阅读的知识中来。教师要改变以往教学方式,在课程设置上要多设置一些能够让学生主动思考,与别人合作的教学环境,使得学生能够在高中语文阅读课堂上学到一些社会生活经验,让学生多体验实践的意义。 三、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角色的转变 新课程教学改革明确提出来要求高中语文教师要改变自己的角色,这一转变主要是体现在要改变以往教师的主导地位,教师的一言堂、教师权威地位,高中语文教师在阅读课程上要做到以人格魅力来感染学生,让学生对老师的人格魅力的认同,这就需要高中语文教师在阅读课程中尽量多体现一些人格魅力,主要是体现在教师的爱心、教师对语文知识的热爱、教师的内在美等方面。教师在自身的角色上做到学生兴趣的引导者,学生知识体系的指导者、学生困难的帮助者,在阅读课程教学中做到多组织学生开展相关活动,并且让学生以合作方式进行,教师给与适当指导,教师也可以适当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作为一名参与者的身份。 四、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课堂特性的转变 新课程要求我们改变以往课堂教学要素,对过去传统的教学存在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改革,就是在以往单一的教学要素上进行多元要素共同参与的课堂,实现多元素共同交流的局面,使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家长可以进行相互对话,对教学内容进行及时反馈,做到相互之间的互动,同时也能够了解到学生、家长心理需要什么样阅读课程,教师要怎样准备一堂好的阅读课程。在教学课堂上管理实行人文关怀,从过去的一手抓到现在让学生去进行自主尝试、自主去体验,对一些阅读知识体系教师要及时给予指导与帮助,让学生尽量做到自我管理,从探究式的学习中体验到快乐。因此,在新课程教学改革背景下,我们要不断地总结过去,积极地寻求改变现阶段高中语文阅读课程教学方法,把自身语文教师的角色调整好,不断结合实践对课程进行改革,只有我们在一线教学的教师的不懈努力下,高中语文阅读课程一定会发展得更好,为高中语文整体发展提供支撑。 作者:王一丹 高中语文学术论文:有效性教学高中语文论文 一、确立全面合理的教学目标,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语文教师要深入分析文章内容,制定出合理的教学目标,目标要全面,包括选材、人物背景以及中心思想等,从而有效地提高语文教学效率。比如,我在确立《廉颇蔺相如列传》一课的教学目标时,将教学的目标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要掌握的知识点。(1)学习本文在选材、布局以及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具有哪些特点。(2)体会课文善于剪裁和组织材料的方法,自己组织语言总结文中表现人物性格的手法。(3)掌握文中出现的重点文言词语、语法现象和特殊句式。(4)理解蔺相如机智勇敢以及不畏强暴的精神,理解廉颇公忠体国和勇于改过的精神,理解廉颇和蔺相如思想品质的可贵之处,学习他们以大局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 2.学生能力训练点。(1)让学生领会史传作品在选材、布局和表现人物性格等方面的特点,提高学生阅读欣赏史传文学作品的能力。(2)积累文言文中常用到的词,并且能正确使用这些词。 3.德育渗透点。学习廉颇、蔺相如的为人处事和遇到重大事件时以大局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教师确立了全面合理的教学目标后,教学重难点就明确了。然后教师根据教学目标让学生阅读全文,把握文章中的三个故事,了解全文的写作线索,“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廉蔺交欢”三个故事突出表现了蔺相如临危不惧以及顾全大局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语文教学中创设情境,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文本内涵的理解。因此,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适当创设情境,让学生走近作者,与文本对话。 1.利用音乐创设情境。音乐是一种令人心情放松和愉悦的语言,可以带给我们美感,让我们融入其中,充满想象。例如,我在教学《雨巷》一课时,这篇课文本身就是一幅唯美的画面,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笔者是这样创设教学情境的:运用多媒体课件播放一段带有音乐的视频,独自撑伞的年轻女子,独自徘徊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用音乐来渲染丁香姑娘的惆怅、徘徊,渲染书中的优美意境。那女子幽怨、哀伤的神情尽收学生眼底,身影并不清晰的丁香姑娘就这样走进了学生心里。这样的情境可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2.在教学中创设情境,要着重在文章中的难点和重点上下功夫,保证情境创设的有效性,并且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语文教学效率。比如,我在教学《雷雨》一课时,创设了这样的一个情境:文章中的周朴园是个十足的反面形象,但是他就没有一丝一毫的人性了么?通过这样一个问题创设情境,便于学生根据这个问题阅读课文,紧接着再展开激烈的讨论,从多个角度去分析。这就改变了过去单纯地讲解的单一教学方式,在这样的讨论下,课文中一些人物的形象也会逐渐丰满起来。在这种情境中,语文课堂教学效率也得以提高。 三、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高中语文教学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设计合理有效的问题,让学生自主探究知识。教师还应该把改进教法和指导学生的学法有机结合起来,为学生提供更多主动参与课堂学习的机会,创造有利的条件,有效地发挥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主体作用。比如,在教学必修课《中国建筑的特征》一文的时候,为了让学生更详细地了解我国建筑的特征,我提出了两个问题:西方建筑和我国建筑有哪些不同点;中国的建筑中,南方和北方的建筑又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针对这两个问题,我让学生自己去动手查阅相关的资料,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这样,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又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增长了他们的见识。总之,教师要不断更新教学理念,要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不断优化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作者:靳磊苗单位:河北省沙河市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学术论文:渗透法教学高中语文论文 一、渗透素质教育 在语文学科中渗透素质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语文学科本身就有人文性的特点,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也是新课标的要求。在语文教学中,渗透素质教育,也就是要把素质教育寓于听说读写之中。素质教育的优秀是爱国主义教育。教师要以教材中的典型事例启迪学生心智,引导学生从狭隘走向博大,激励他们为了民族、国家而奋发向上。课文中有许多为追求真理献身事业的仁人志士值得学生学习,如《记念刘和珍君》《指南录后序》《五人墓碑记》《 黄花岗烈士事略 序》《我有一个梦想》等,就是这类好文章。学习屈原的《涉江》时,可结合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事迹,融进那种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而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精神。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思想品德教育也应该是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在教学朱自清散文时,可自然渗透进他“宁可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的崇高品格。总之,教材中这些人文因素不胜枚举,星星点点都发射出熠熠光芒。在教学中渗透进去,对陶冶、教化学生有至关重要。 二、渗透审美教育 语文教育离不开审美。只有把审美素质的培养渗透进语文教育,才能全面完成语文教学的任务。语文教学中的审美包括感受美、欣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等。语文教学要充分发挥审美渗透作用,渗透进审美形象的感受、理解和体验。例如,在学习《海燕》《雷雨》《爱莲说》《陋室铭》时渗透进美的教育,通过对象征意蕴的领悟,使人产生深刻、愉悦的美感。又如《赤壁怀古》的豪放不羁的崇高美、《百合花》的清秀俊逸的轻灵美均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学习《陈情表》《项脊轩志》可以渗透亲情美教育,学习《荷塘月色》《听听那冷雨》可以渗透自然美教育。这些“文质兼美”的典范文章不仅折射了作者的美感,而且也是一个民族心灵的历史、情感的历史,通过对一篇篇璀璨隽永的文学艺术作品的欣赏和学习,藉以了解它所涵盖和再现的重大历史背景。 三、渗透现代语文知识教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未来的事业,在新世纪,语文教学的内容也应该与时俱进,把当代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纳入教学范围,从大语文观的高度去选择、组织和分析语文文本的内容。这就必须更新观念,具有现代意识,冲破应试教育的樊篱,渗透进有关现代语文知识的内容,提高学生的实际能力,使全体学生全面且主动地得到发展。语文虽是基础性学科,但教者也不能死守教材而无现代意识和创新意识。语文教学要发挥学科优势,树立大语文观念,融进现代教学内容。联系实际,运用渗透法,在课文内容、语法、逻辑、修辞等语言基础知识方面灵活机动地渗透相应内容,使学生对当前语文动态有所掌握。例如,学习《我与地坛》,不仅要介绍史铁生有关自身经历的散文,而且可以对比性地介绍有关其他散文,这样便于学生较早地链接当代文学的新题材。又如,在学习语言基础知识时,向学生介绍以语言的存在形式及其特征为主线来组织教材的内容体系。 四、渗透学法教育 根据现代教育的新观念,现代教育对学生的要求已经不是“学到什么”,而是“学会怎样学习”。这就要求在语文教学中运用渗透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学能力,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思维方法是思维能力的基础。所以,首先要对学生渗透进思维方法的训练、培养,或综合,或演绎,或分析,或分类,或比较,或想象,或假设,这些方法都来自思维,同时也在思维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在教学过程中,恰当地运用这些方法,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例如,通过“同题作文”渗透发散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发散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能力,使学生认识到发散思维和逻辑思维的重要意义。其次,在教学过程中要渗透进掌握知识的基本方法,语法、逻辑、修辞等内容的学习各有其法,记叙文、议论文、散文的写法也各有不同。这都要给学生以规律性的指点,使学生能够归纳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激发学习动机和兴趣,培养自信心、进取心和意志力。 总之,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要自觉地运用渗透式教学法。但在具体运用时,要注意渗透的内容和方法,切不可为了渗透而渗透。改革教育,提高质量,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而渗透式教学法确实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作者:马强单位:江苏省新沂市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学术论文:阅读体验教学高中语文论文 一、把阅读欣赏的权利还给学生 在学生进行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不是要让学生把课文中看到的语言原封不动地转述出来,而是要让学生通过内心的语言加工和自己对文章的理解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这样学生的印象才会深刻。甚至有时候,学生不需要语言交流,只要与作者有了心灵碰撞的火花,就能够感受到文中人物的喜怒哀乐。阅读一篇文章是学生自己要做的事情,教师不能代替他们去思考和理解,即使学生在阅读中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教师也要给予学生思考和独立解决问题的时间和空间,因为只有这样,学生才能获得阅读的独特经历和体验。教师只是课堂教学的主导者,学生才是语文教学活动中的主角。我们不能总是把整篇文章化解成一个个枯燥死板的考试点,即使细枝末节也要讲,要引导学生自己去观察和感悟,提高他们对文章的理解和审美能力。同一篇课文,不同的教师会有不同的教法。学生的认知水平有高有低,他们的情感体验也是不同的,教师讲述的内容要有特色的,使每一个学生都能表达出自己读这篇文章时的真实感受。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其给予学生适当的指导,让每个学生都能真正地理解课文内容,这样,学生才能去文中人物有思想上的碰撞。学生如果不自己去朗读、去感悟,就不会有真实的感受。 二、把语言知识的梳理总结变为学生整体的感悟 每个学科都有自身的特点,语文和数学就有着很大的区别,数学知识是相当具体和明确的,数学教学的重点就是学生对于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和对于数学技能的形成过程,而语文教学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每篇课文中涉及的知识点,课文只是一个案例,重要的是要让学生通过一篇课文来阅读、欣赏和感悟,语文学习更侧重的是感性的体验。传统的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总是将课文中的知识点总结陈列出来,或者针对这些知识点设计一道又一道的测试题,让学生进行很多机械性操练。教师的题海战术把文科的感悟体验变成了理科的训练,使语文教学失去了本身的人文性。在倡导新课程理念的今天,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自己去阅读和感悟,让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感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 三、在学生和优美的文章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教材不是金科玉律,学生也不是容纳知识的容器,作为教师,我们要允许并且鼓励学生对于教材中的文章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评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引导学生带着猜测和批判的精神去阅读一个作品。如果有不同意见,学生可以进行改编和创作。这样的批判和创新可以让学生在阅读的同时进行语言文字的训练。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寻找相同体验,引起情感共鸣学生在阅读课文时,很多时候由于没有书中人物的真实经历,不能体会人物的心情,遇到这样的情况,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适时的引导,对人物的经历进行情感转移,让学生结合日常生活中相类似的经历来感悟,使学生能够将心比心,达到情感的共鸣。 (二)读与写相结合,加深文章理解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感悟课文内容,教师可以运用读与写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语文教学,让学生根据自己课上对文章的理解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续写或者改写这个故事。学生的想法可能各不相同,只要不背离课文的主旨都是值得鼓励的。在这个重新写作的过程中,学生的想象力得到了充分发挥,自信心也提高不少。学生的心灵和课文真正地实现了碰撞和对接。 (三)增加课外阅读,拓展学生眼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把眼界放宽,不要仅仅局限于教材中的文章,要跳出语文学语文。语言的学习无处不在,让学生不断拓展语言信息的渠道,使语文学习充满乐趣和生机。语文的学习过程是美好的感性体验过程,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把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有机结合,引导学生在作品中体会文学的魅力,获得美好的情感体验和对于自然、生活的感悟,提高学生的审美和创新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作者:陈志锋单位:江西省贵溪一中 高中语文学术论文:美育渗透下的高中语文论文 一、美育的概念和当下高中语文教学的现状 当下高中语文教学的现状对学生来说,高考无疑是他们一生之中最重要的考试,能够决定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语文作为高考中非常重要的科目,一直被放在关键的地位上。语文学科的学习不仅仅关系到学生高考语文成绩的优劣,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随时随处可见且需要使用的。但是由于应试教育和“填鸭式”教学方法一直存在,使许多学生产生了一种为考试而学习的心态,这非常容易造成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厌烦心理。笔者经过实际考察,将当下高中语文教学的现状总结为以下两点: 1.学习语文是为了应付考试繁重的课业压力和众多的考试给现阶段的高中生带来了非常沉重的压力,以至于他们学习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学生变成了只会考试的机器。还有的学生仅仅关注教师划定的考点,并不关注语文知识的延伸和运用,从不对所学知识进行深刻思考,缺乏对语文学科的深度认识。 2.忽视语文学科的学习高中生需要学习的科目繁多,语文虽然是学生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科目,却不能引起学生的重视,在高中语文课堂上,常会出现学生走神、睡觉,甚至偷学其他科目的现象。久而久之,学生的语文成绩不断下降,这又导致他们厌烦语文学习,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二、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美育的方式 (一)创设相应情境,感知美的存在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美育,创设相应的情境是非常重要的。据相关资料显示,直观感知是人们进行审美活动的心理基础,也是进行审美活动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因此,在进行美育时,教师要为学生创设适当的情境,以此来对学生的性情进行陶冶。我国伟大的美学家王朝闻曾经说过:“想要引起人们的强烈的感动的情绪,就需要对其进行具有感觉的熏陶。”可见,适当地为学生创设美育情境是非常重要的。语文教师在为学生讲解知识点的时候,要充分结合知识点的内容,设置相关的情境。例如,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进行相关的音乐、视频、图片的演示,让学生能够直观地理解知识点,这对于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师还可以根据所需讲解的知识点的具体内容,查找与之相关的背景资料,并用多媒体为学生播放。如果知识点涉及少数民族或国外的风俗,教师就可以作更深层次的讲解,使学生充分了解和掌握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民俗风情,从而感知不同风格的美。 (二)朗读古诗文,在想象中感知美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朗读所要学习的内容,能够很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相应的知识点。就美育来说,朗读也是进行美育的重要方式,通过朗读,学生能够充分感受到千变万化的文字的魅力,在阅读中真正学会审美。例如,教师在讲解《归去来兮辞》《春江花月夜》《逍遥游》《赤壁赋》等古典文学作品的时候,就可以为学生播放相关的朗读视频,并为文本内容配上动态的画面,让学生在声音与形象紧密结合的情境中理解文本,充分调动学生的审美情感,使其学会欣赏不同语言所营造的不同的审美氛围,在感知中通过想象学会审美,进而全面融入到文本所营造的意境中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有些语文教师又会走入另一个极端,即以视频中的朗读代替学生的朗读。朗读视频只能起到示范和引导的作用,课堂朗读的主体必须是学生。当然,学生的朗读能力可能有限,这就要求教师做好指导工作。学生只有真正把握文本的情感,才能控制好朗读的节奏,也才能读出古诗文的韵味。 (三)自发地欣赏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多多引导学生自发地欣赏和朗诵课文,真正使学生进入到审美的意境中去,而摒弃之前教师一味地讲解知识点的传统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学习空间和思考空间,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教师在课后可以为学生推荐一些适合其年龄,并具有很强的审美价值的书籍,让学生在个人阅读后再以小组的形式在课上进行关于读后感的讨论,这对于培养学生创造美的能力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久而久之,学生对文学作品会产生强烈的情感认同,并养成通过阅读和朗诵欣赏文学作品的审美能力。 三、结语 审美教育是高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语文教学承担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丰富学生审美体验的重任。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恰当地渗透美育,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美感和创造性,也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语文知识,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成绩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渗透美育要做到“润物细无声”,也就是说不能将美机械地灌输给学生,否则会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这样会适得其反。因此,教师在进行美育时,要充分了解和掌握此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和兴趣,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为学生选择他们感兴趣的教学内容,多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传授知识。美育博大精深,需要高中语文教师不断地探索,以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作者:王忠良单位:忠县新立中学校 高中语文学术论文:文本资源开发下的高中语文论文 一、精挑细选,高中语文文本资源贵在精 高中语文文本资源特色之一就是精。在高中语文文本资源中,精是语文文本中的一个特色,每一篇文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这是高中语文的一个优势特色,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把握这一优势特色,发挥出高中语文精的这一特点。在苏教版高中语文文本中,我们放眼一观,每一篇文本都是在文学史中熠熠发光的一个华彩篇章,上自先秦,下迄近现代,博贯古今中外。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历史中的关键时期,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优秀的作品,看到一个时代的缩影。有古代大文学家韩愈的《师说》,有我们伟大主席的诗作,有朱自清先生的经典散文《荷塘月色》,有海伦•凯勒的励志名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当然,苏教版的文本资源的选择远远不止于此,它还有许多许多的经典名篇,都是在无数教育工作者精心挑选的基础上,汇编而成的给现代高中语文教学梳理教学思路的系统体系。高中语文教学中,每一位高中语文教师都需要发挥这一优势,把握住精这一特点,充分开发和利用高中语文文本资源。在教学的实际中,我们要以高中语文教学文本为主,要充分利用高中语文文本资源,深入剖析每一篇课文,充分发挥每一篇文本资源,使其能够更好地辅助高中语文教学。例如在教学实际中,关于《记念刘和珍君》这一篇文本资源的语文学习,我们就需要充分把握文本的利用程度。这一篇是一个真猛士的悼歌,是中国文学斗士鲁迅先生对于一位革命勇士的最深刻的悼念。在学习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利用这篇文章,深刻地体会到一个时代的悲剧故事,看到一个直面人生的勇敢斗士。这一篇精挑细选的文章,我们需要体会到汇编者的良苦用心,需要发挥精这一优势,因此,我们需要学习的不仅是一篇课文,而是课文给我们带来的启示,给我们创造的精神财富。文本资源精,我们更需要用心利用,深化高中语文教学。 二、主题教学,高中语文文本资源贵在专 高中语文文本资源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专。专体现了高中文本资源的专题性质,更利于高中文本资源的学习,通过相似的专题能够深化语文教学的目的,加强语文文本资源对语文教学的优势作用,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语文教师要发挥专这一优势,促进语文教学的进一步深化。在实际的教学实际中,以“一滴眼泪中的人性世界”这一专题为例,其下设计了三个小的专题来解剖人性世界———“灵魂的对白”、“美与丑的看台”、“人性在复苏”,分别是《雷雨》、《一滴眼泪换一滴水》、《辛德勒名单》。这三个专题都是围绕人性、眼泪这两个关键词展开,分别节选了中外的不同文学名著,来深刻的剖析了人性这个话题。而眼泪则突出了文章中一定的悲剧,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人性则是读者读完之后应有的思考,应该受到的启发。在这个专题的学习中,高中语文教师就要充分发挥专题的优势,深入剖析人性,以及基于人性基础之下的大众悲哀,呼唤人性的苏醒,让学生能够更好地读懂专题。《雷雨》中突出强调的是人性中灵魂的魅力,《一滴眼泪换一滴水》更强调的是世界上美与丑的社会百态,而《辛德勒名单》则是一次人性复苏的号召。这三个专题层层递进,更便于学生学习人性这个深邃的话题。因此,教师应该要充分发挥专题这一优势,把握住专题的主旨思想,围绕着专题紧密地开展教学工作,充分开发利用文本资源。 三、延伸拓展,高中语文文本资源贵在广 高中语文文本资源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广。广是指涉及面全面,能够更好地促使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和培养,促进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建设,实现教育中学生素质全面培养的目的。高中语文教师要充分发挥文本资源广的优势,构建全面的语文教学体系,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在苏教版的高中语文文本资源中,广这一优势也展现得淋漓尽致。专题的广,选文的广,都赋予了苏教版高中语文文本资源的无限可能,使教师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不断的深化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促进高中语文的学习、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在教学实际中,高中教师要把握住广这一文本资源优势,尽可能地开发文本资源,合理利用文本资源,从而达到深化高中语文教学目的。以高中语文教学专题为例,从“向青春举杯”,到“月是故乡明”,到“珍爱生命”,到“历史的回声”,再到“文明的对话”等等,我们不难发现,它的专题设计是十分的广泛的,有歌颂我们青春活力的华彩篇章,有我们深切的思想愁绪,有我们对生命的歌颂赞美,有我们历史未来的精神对话……在高中语文的学习中,高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广这一优势,以此为基准,深化拓展专题,延伸学生的课外阅读体验,促使学生全面发展素质能力,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符合教学目的的新型人才。在把握住语文文本资源广的优势,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苏教版的高中语文文本资源的三个特点分别是精、专、广。精是文本资源选材的精细,我们要发挥精的优势,深入解析每一篇文章,达到细致的体会、领悟;专是文本资源特色的大小双重专题设计,我们要发挥专的优势,用专题方式来深化学生的主题感悟,深化学生的学习体会;广是专题涉及的广泛,包括众多的专题设置,发挥广的优势,能够更好地促使学生全面发展,培养个人能力素质,实现新时代背景下教育的目标。在教学实际中,教师要充分发挥精、专、广这三个特色优势,开发和利用文本资源,深化语文教学,实现语文教学的目的。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语文文本资源,才能够避免囫囵吞枣的教条式教学,深化语文教学的主题、内涵。 作者:王文君单位:江苏省镇江中学 高中语文学术论文:创新教学高中语文论文 一、创新师生关系,从“师道尊严”向“和谐民主”转变 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格外关注师生关系、教学氛围等方面的因素,高中生正处于青春期,自尊心强、表现欲望也高,和谐的师生关系能够让学生提高语文学习的兴趣,在学习中更加投入。部分教师习惯于在教学中板着面孔,一副师道尊严、高高在上的姿态,这无形中将会与学生之间拉开心理的距离,不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笔者在教学中及时调整心态、转变理念,以和谐民主的态度对待学生,在师生之间拉近心理的距离,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一方面,笔者对待学生始终保持和蔼的态度,无论是课堂教学中的态度语气,还是课后交流环节的态度,都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亲切,乐于和教师交流,乐于接受教师的观点。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为语文教学活动营造良好的氛围,有助于调动学生积极的学习情感,这是教学活动得以有效进行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笔者还经常与学生进行沟通,了解他们在语文学习中的难处,帮助学生分析学习中遇到的方法问题,并听取他们对语文学习的意见和建议,这样的民主方式能够让教师的教学活动更具针对性,更加贴近学生的思想与心理状态,从而有利于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二、创新教学要求,从“统一要求”向“因人而异”转变 高中语文教学中,知识、情感与能力三维目标的实现应当体现因人而异的目标,尤其是知识与能力两个方面。部分教师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坚持统一要求,对全部学生都是按照一个标准组织实施教学活动,这种教学模式最为显著的弊端是无法兼顾中后位置学生的实际情况,容易诱发学生的消极学习情感,尤其是畏难情绪。笔者在教学活动中对目标要求进行了调整,进行分层级要求,在现行语文教学目标的基础上增加难度,调整为优秀生的学习目标要求,降低难度成为学困生的学习目标要求。这样的方式有效兼顾了不同层面学生语文学习的基础能力,使他们始终保持良好的状态。在这一教学模式中,学困生侧重于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的训练,在教学中降低对这一群体的要求,有助于保护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在高中语文教学目标体系中,分层要求体现了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的原则,其对整个语文教学活动具有目标引领作用,教师应当从课堂提问、作业布置、能力考核、阶段检测等各个方面贯彻这样的要求,使整个语文教学活动更加贴近学生学习需求和发展实际。 三、创新教学模式,从“单向灌输”向“重在自主”转变 体现学生语文学习活动中的自主地位,是落实新课改目标的重要措施,也是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路径。和应试理念下的单向灌输模式不同,笔者在语文教学中更加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体现他们的学习自主地位。首先,笔者在教学中不再直接进行讲解灌输,而是采取思维方式启发、重难点点拨与学生自主思考、合作探究相结合的方式,让整个语文教学过程变得更加自主互动。在这一教学模式中,学生需要认真阅读教材、深入思考问题,以及和同小组成员之间进行交流、每个小组之间进行交流,在这样的多层次交流互动中纠正观点、完善答案。教师给予适当的点拨与点评,帮助学生有效完成语文学习目标任务,这一点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既实现了知识点掌握的目标,同时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让他们在这样的过程中动口、动脑、动手,实现了综合素质的提升。其次,笔者在语文教学中注重为学生创设展示的平台,尤其是在复习教学的环节,对于一些知识点的复习巩固,在教师讲解的基础上鼓励学生走上讲台,以自己的视角、理解方式以及学习经验,进行更为便捷的复习引导。许多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具有自己的复习方面技巧,笔者鼓励他们走上讲台,讲述自己是如何理解的,能够为其他学生提供思维方式上的有效借鉴。这样的角色转变既可以增强学生复习记忆的有效性,同时也活跃了课堂氛围,增强了语文教学的生动性效果。另外,笔者在教学中还充分渗透了学法技巧的指导,将授人以渔体现在语文教学的全过程,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学到技巧、积累经验。例如在阅读分析教学中,笔者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分析课文是怎样精心选题的,是怎样通过一些表现手法刻画人物形象的,以及如何通过技巧性处理达到表现目的的,这样的渗透过程也是对学生写作技巧方面的有效培养。笔者还鼓励学生自己总结语文学习的一些方法在全班开展交流,大面积提高学生语文学习的能力,实现磨刀不误砍柴工的效果。 四、创新帮扶方式,从“亲力亲为”向“资源整合”转变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学生之间存在着能力基础的差异,尤其是处于班级后列的学生,更需要得到老师和同学的帮助。语文学习帮扶活动是弥补学生层级之间鸿沟、缩短相互差距的有效方法,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亲力亲为,同时更要整合班级的资源。因为仅靠教师一人的力量难以完全兼顾学生的帮扶工作,教师可以通过帮扶小组的形式,以二帮一、三帮一、多帮一等形式对语文学困生进行帮扶,可以采取每人帮扶一段时期,或每人帮扶一种类型知识点等形式,为学困生提供基础知识回顾、学习技巧辅导、学习思维渗透等方面的立体化帮扶。这样的帮扶活动既能够帮助学困生夯实基础知识、提高学习能力,同时也有利于他们积极学习情感的激发,让他们在和谐的氛围中全身心投入到语文学习活动之中,这对于学生语文学习成效的提升具有积极的帮助。 综上所述,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广大教师要注重理念创新,尤其要重点抓好关键环节,通过切实有效的改进措施提升语文教学成效。 作者:卢晓卓单位:江苏省丹阳市第六中学 高中语文学术论文:小说教学高中语文论文 一.高中语文小说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学的理念落后新时期,国家越来越重视对学生的素质教育,注重学生的情感和知识的培养,但是很多地区的学校仍然采用旧的教学理念和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语文小说的教学。为了应对高考,很多语文教师都是将重点放在小说的写作方法、架构、思路和作家的介绍,而且往往都是照搬原套参考书上的内容,忽视了学生的真实的需求以及小说教学的真正的意义。教学理念的落后,难以发挥对学生价值取向进行引导和学生情感的有效激发,不利于学生文学欣赏能力的提高。 2.教学的方法不合适在高考这个大背景下,很多教师将高中语文小说的教学变成了类似的流水线作业,这种模式化的教学方式就是进行作家背景及文学常识的介绍,并要求学生强行记忆这些内容,然后对小说写作的方法、思路及其架构进行分析,其大体上都是套用教学参考书里的内容,最后是对小说所表达的思想进行教学,而且这种教学往往比较生硬,大都是灌输式的教学。 3.学习资料的作用有限同样是高考的重担,使得学生忽视语文的学习,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理化生的习题练习上,很少进行小说的课外阅读。即便有些学生会偶尔的翻看文学小说,也会有所收获,但是缺少老师在中间进行科学的引导,这些知识也难以变成学生的知识储备。另外,教学的沉重压力使教师在小说教学中没有更多的时间对小说进行必要的整理和归纳。总之,由于高考的原因,有很多精彩的小说和教学资料都被荒废,其潜在的价值没能够充分的发挥。 二.高中语文小说教学的运用对策 1.交流讨论,塑造人物的形象事实上,学生的理解力和感知力有着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现代教育就是要认识并重视学生之间的这种个体的差异性,重视对学生的个性发展的教育。因此,高中教师在小说教学中要善于使用交流讨论的教学方式来了解学生理解知识的水平以及学生的潜能,使不同层次上的学生在小说教学的课堂上都能够有不同程度的收获。交流讨论中,教师有必要对学生的积极发言给予适当的鼓励、肯定和指导。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一些开放性的问题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完成对小说人物的形象塑造,从而理解小说所具有的艺术性。如在《一个人的遭遇》里,教师可以先设置问题:你认为小说中的“一个人”是谁以及索科洛夫有着怎样的遭遇等。然后鼓励大家积极参与讨论,通过问题来使学生塑造自己心目中的人物形象。 2.深化主题,理解小说的外延小说的主题可以说是小说的灵魂,在教学之中,教师应当从多方面入手来分析小说故事的本质及人物命运等。如《祝福》的教学,不但要对主人公祥林嫂被迫害的命运进行分析,还要对她质朴和顽强的性格进行分析,同时理解封建礼教下的社会的黑暗本质,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又如小说《药》,教师在教学《祝福》的过程中进行适当穿插《药》的讲解。描写了革命者对封建制度的英勇抵抗而牺牲,然而他流的血竟然被华老栓买去为儿子治病。发人深省的事件,揭示了革命与群众的关系,整篇小说的氛围都是阴冷而凄凉的,只有结尾夏瑜坟前的花环是彩色的,留下了希望,深化主题。教师在小说教学中需要重视从文本和学生两方面来做实践探索和创新研究,立足课程,着眼小说教学终极目的,熟悉学生实际情况,使学生深刻吃透教材,理解小说的外延。 3.环境分析,掌握小说的内涵一篇小说,除了具有鲜明的人物形象之外,往往还体现了环境特点,其大多是借助于人物的语言、动作、肖像和心理的描写,这些描写通常有密切的联系,不仅要融入故事情节也要融入到自然或社会环境的环节。小说中人物特征的形成与小说的环境密切联系,既推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又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通常教师应当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方面入手。如《祝福》里描写鲁四阴暗、破旧的书房,年年如此的平淡祝福,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等等,构建了祥林嫂悲惨命运的生活环境,深刻反映了悲剧必然会发生的严酷事实。 三、结语 小说是语文中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运用正确合理的教学方式,发挥小说的价值意义,是教师应尽的职责,也是新课标的要求。实际教学中,小说教学往往会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是经过教师在实际教学中的不懈努力和完善,使得高中语文小说教学的效果有着很大的提高,不过仍然需要教师勇于挑战、解决问题,才能使得小说教学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作者:熊琴红单位:江西省高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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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类毕业论文: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启示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摘要】《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其人文素养。但在教学实践中,此目标常难以实现。基于此,论文从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入手,探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常见问题 改革 《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是英语专业高年级阶段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的学习目标是通过简要介绍英美文学历史阶段的特点以及重要作家和作品,使学生对英美文学有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欣赏能力,进而感受英美文学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人文精神,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得以提高。然而,大部分学生在结束该课程学习后,并未达到课程学习目标。以邵阳学院为例,很多学生在结束《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学习后,且不说他们的人文素质得到了提升,就连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都没有显著提高。可见,英美文学教学改革迫在眉睫,然而,该从何下手?这也本文讨论的重点所在。本文拟从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入手,探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一、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 毕业论文写作水平的高低往往是学生思维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高低的直接反映。通过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不仅能看出学生在思维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上的不足,更能发现英美文学教学中的问题。 1.选题范围狭窄。笔者以邵阳学院2016届学生的327个毕业论文题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和分析,发现327个毕业论文题目中以文学研究作为论文研究方向的有139个,这些题目绝大多数涉及的是对十八、十九世纪英美文学作品的研究,如:“The Passwords of Happiness to Jane Eyre’s Marriage in Jane Eyre从《简爱》看简爱婚姻的幸福密码”、“Pure Woman’s Tragic Fate:Study of Fatalism in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纯洁女人,悲惨命运――《苔丝》的宿命论解读”、“On Human Nature in Oliver Twist论《雾都孤儿》中的人性”、“An Analysis of the Marri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不同婚姻”、“On the Source of the Heroine’s Tragic Fate i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还乡》中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等。从这些题目可见,学生的选题范围相对狭窄,且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大部分学生的研究重点都是婚姻和女性。 2.内容深度不够。内容深度不够是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又一常见问题。多数学生仅对文学作品中的某一问题进行表层讨论,未涉及文学作品内涵的深层次探讨,如:“An Analysis of the Marri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不同婚姻”,此论文实际上就是对小说里四对青年男女爱情和婚姻的梳理,是小说主要故事情节的重述。这样的论文不仅内容深度不够,也没有任何研究价值,因为它没有给读者带来任何有实质意义性的启示。 3.语言表述欠佳。论文的语言表述欠佳主要体现为语法错误过多、中式英语表述明显、论述的重点不突出以及文章层次混乱等。如:“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besides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first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position of Macbeth. Finally, a brief view is given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thesis and the great meanings of the study.”此段来自一个学生毕业论文的摘要,是语言表述欠佳的典型。语法错误、中式英语表述、论述重点不突出以及层次混乱问题在该段都有体现。 二、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启示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选题范围狭窄、内容深度不够、语言表述欠佳是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启发了英美文学教学,为其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1.扩展教学内容。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之所以出现选题范围狭窄的问题,就是因为学生阅读量过小,视野不够开阔,仅知道几本谈论得最多的文学作品。基于此,文学课堂上,教师可以适当扩展教学内容,如在讲授简・奥斯丁及其作品时,除了重点讲授奥斯丁最有名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也可涉及她的其他作品的简绍,如《理智与情感》、《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以及《劝导》。此外,奥斯丁的作品多探讨女主角自我发现、自我成长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意识,因此,教师也可以适当介绍一些其他带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小说,如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作品――《夏日鸟笼》、《登台表演》、《金色的耶路撒冷》、《瀑布》、《针眼》、《冰期》、《中途》、《闪光的路》、《自然的好奇心》、《象牙门》、《磨盘》等。通过教学内容的扩展,学生对文学作品的了解数量会大幅增加,其毕业论文的选题范围也会得到相应扩展,选题不会再局限于那几部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 2.开展研讨式教学。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内容深度不够主要是因为学生本身对文学作品缺乏深层次思考,因此,在文学课堂上,教师应开展研讨式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反思能力,尽量避免教师一人在课堂上唱独角戏,学生被动吸收的填鸭式课堂教学模式。 研讨式教学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如分组式研讨教学。教师将全体学生分成几个讨论组,每次课前先布置要讲授内容的一些思考题,让各讨论组自行探讨思考题的答案,下一次上课时,各组就这些思考题进行回答和讨论。通过分组式研讨,学生的视野能够更为开阔,因为每一个小组都有可能对同一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这些不同的回答会让学生对文学作品有更多更为深刻的理解。此外,教师也可以采用启发式研讨教学。每次上课时,让一个学生对某个作家的作品做一个十至十五分钟的陈述,然后启发其他学生找出该学生所讲内容的不足,并通过讨论进行进一步的内容扩充。 研讨式教学能让学生主动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层次思考,让他们找到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发掘学习文学的意义所在。但是研讨式教学也有其弊端,少数学生可能会在研讨式课堂上滥竽充数,没有积极地参与到研讨之中。因此,教师需要更合理地设计课堂活动,保持课堂讨论气氛的活跃,确保每一位学生都是讨论的主体。 3.以文学作品为范文,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学生毕业论文里出现的一系列语言表述欠佳问题归根结底是学生英语基本功过于薄弱。因此,在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让学生以文学作品作为范文,进行仿写训练,使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提高。仍以简・奥斯丁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为例,小说的第一段就是一段很好的仿写范例。“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学生可仿照此段写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段落,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new China without the Communist Party.”或是“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water is the mother of life.”这样的仿写既能避免各种语言表述欠佳问题,也能让写出来的文章更具文采。再如弗朗西斯・培根的经典散文――“Of Studies”,这也是一篇相当好的仿写范文。散文从“读书”的功用立论,分析了“读书”对人生不同凡响的意义。学生可以仿照散文的篇章结构和经典语句,写出一篇属于自己的优秀散文,如“Of Life”、“Of Success”、“Of Failure”等。 三、总结 总言之,在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常见问题的启示下,英美文学教学改革有了思路和方向。首先,英美文学教学需要扩展教学内容;其次,英美文学教学需以研讨式模式展开;再次,教学中可督促学生以文学作品作为范文进行仿写,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作者简介:汪虹(1982-),女,湖南邵阳人,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文学类毕业论文: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思考 大学英语教育是普通高校课程中的重要科目之一,是大学生在大一和大二期间的必修课程,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当今社会,对英语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也面临着挑战。在大学阶段,英语语言知识和语用知识已经不能满足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本着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向多元化发展的目标,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不再只是单单重视学生听、说、读、写等能力,在课程中引入了英美文学类课程,可以更好地提高大学生对英美文化的理解,对英语运用能力的提高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英美文学类课程的特色 文学这一概念是由历史文化决定的。在英美国家发展的长河中,留下了璀璨的文化,包含着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思想,并且影响着英语语言的发展。 1.英美文学中的时代因素 英美文学的创作与社会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作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受社会意识和其他综合因素的影响,创作出影响深远的作品。例如,英国二十世纪的著名小说家劳伦斯,他的作品和风格中现实主义尤其凸显,在《菊花香》这部作品中,作者以自己的家乡为写作背景,突出描写了劳伦斯家乡诺丁汉郡的风土人情与自然风光,让人们在阅读作品时,能够在头脑中,形成二十世纪一个英国郡的三维立体画面,形象生动。在作品的写实描写中,读者也能感受到矿工家庭的心酸血泪,生活艰难不已。作者以自身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为蓝本,精心地加工和描绘,把二十世纪英国工业发展迅速以及工业革命的发展为工人阶级带来的变化深刻地展现在了人们面前。在每一本著作的创作中,作家都是深受社会的发展所影响的,作品能够很好地反映现实环境、历史环境和人文环境。在大学英语教育中的英美文学类课程需要在当时的现实环境、历史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去解读,在理清人物背景、时代背景等当时社会发展情况后,再去解析和欣赏英美文学作品。 2.英美文学中的历史因素 文学是在时代的发展中产生的,受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影响,文学受时展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特点。每一本传承后世的作品都深受时展和变革的影响。在英国从文艺复兴运动到批判现实主义时期中,产生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就美国而言,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的文化影响是巨大的。美国的城市和工业在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对美国这个时期的优秀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时期的作品多数描述了当时社会人们的内心世界,使内心的境界和精神的世界得到了很好的升华,同时也表现了当时人们对生命的呐喊,在文学形势和内容上实现了很好的创新。在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课程中,要理解和分析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要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事件对文学作品的发展影响巨大,只有在理解历史背景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当时创作作品的心理状态和作品要表达的情感和内涵,对鉴赏优秀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分析风格有很好的作用。理解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在作品中感受英文化的沉淀,才能实现开设英美文学类课程的实际意义,提高大学生的英语语言素养和文化素养。 二、大学英语教学中英美文学类课程设置的思考 在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的开设有其深刻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英美文学课程是以大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教师的专业素养为基础设置的,充分考虑到了大学英语教育的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才能在实际的基础上完善课程的设置,实现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目标。 1.英美文学课程要考虑到大学生的基本情况 大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区,所接收的英语教育不同,英语水平差异大。在英美文学的课程中,要时刻注意到学生英语基础的不同程度,因材施教。课程的设置可以根据本学校学生的特点,开设基础阶段的课程和提高阶段的课程,学生在基础阶段的课程中,可以很好地巩固原有知识并逐渐地提高英语水平,在提高阶段的课程中,学生可以很好地培养文学素养。 2.师资力量是优化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课程的重要因素 是实现英美文学课程优化的具体实施者。教师的英美文学素养的系统提高是大学英语教学中英美文学课程优化的保障。应该提倡教师加强自身文学素养和对英美文学的科研,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并且在实际的教学中,积累经验和方法,实现在实际教学中的反思和提高。 3.英美文学课程的具体教学方法是实现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课程优化的具体措施 教师要在学生的英语语言条件基础上,充分斟酌英美文学课程的内容与目标,把握好课程的质量评估,以及学生接受程度与教学效果的平衡等。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的构思和研究需要在实践中去提高和完善。英美文学课程能够帮助大学生在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中,解析优秀文学作品的同时扩大大学生的视野和提高他们的知识素养和文化素养。实现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的优化对实现我国英语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吴燕 单位:内江师范学院 文学类毕业论文:小学教育专业的文学类课程群研究 1小学教育专业文学类课程群开发建设的依据 1.1培养目标的特殊性 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根据小学实行“包班制”的教学实际,直接对高师培养可以胜任多门学科合格小学教师提出明确要求,这与中学教师普遍采取分学科培养显然不同,显示出其特殊性。比如美国,人们认为教师教育应该以培养“全能型”、“理想教师”或“反思型的教师”为目标。培养目标导致美国课程建设十分重视通识教育和文化教育,重视师范性和学术性的统一,注意培养学生的文化底蕴。日本、法国、俄罗斯等也很重视通识教育。在日本,小学教师教育课程以培养具有多学科教学能力的教师为目的。我国不少省市和地区的小学依然实行“包班制”教学,要求教师至少担任两门学科的教学,这就需要具有综合素养的教师。高师小学教育专业基于“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能力强”的指导思想,坚持培养多能一专、学有专长,综合素养过硬,能适应小学教育需要高素质、专业化合格的小学教师为目标。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的基本确定,进一步深化小学教师教育改革,自然就是构建凸显多科性、全面性的学科专业课程群,以适应小学对学科教师专业化高素养教师队伍建设的迫切需要。 1.2国家教育政策的支持 在我国,教师专业化和教师教育工作者专业化已经成为教师教育的依据和导向。国家也明确指出:“提升教师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在2012年教育部下发的《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也强调了教师的专业化特色:“小学教师是履行小学教育教学工作职责的专业人员,需要经过严格的培养与培训,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教育部《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在小学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目标里,要求小学教师教育职前培养的课程设置和实施要使学生“熟悉至少两门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方法”。语文是小学的主科。“语文素养”是《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一个引人注目优秀概念。文学素养是语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召集人。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指出,“所谓语文素养,是指中小学生具有比较稳定的、最基本的、适应时展要求的听说读写能力以及在语文方面表现出来的文学、文章等学识修养和文风、情趣等人格修养。”[5]要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小学教师就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学素养。这是高师小学教师教育职前培养和在职培训一个重要标尺和依据。1.3工具性与人文性结合的语文课程特点课标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强调了人文性和工具性的自然融合是语文课程的基本性质。文学是文化的载体。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人文教育和审美教育。语文教学可以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生命教育、生活教育,促进其审美人格和精神生命的成长。学前和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文学素养的初始阶段。小学语文教材有许多文质兼美的课文。在教学中侧重工具性的同时要自然而然地融入文学教育。张志公先生曾说过:“应当向儿童,少年,青年进行文学教育。”高师小学教育专业文学课程群的开发建设,要基于小学教学教育实际和师范生未来专业化发展需要,开发建设可以切实提升学生文学素养的课程群。在文学教育中,培养学生对文学作阅读感悟力和心理模式,形成良好阅读习惯,感悟丰厚人文内涵,丰富想象力和个性化情感体验,逐渐养成温儒敏先生所说教师应具备一种可以“化育人”的博雅气质。 2文学类课程群开发建设的策略 2.1搭建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学教育平台 首先要拓宽渠道,搭建一个全开放的文学教育平台。比如,让学生自由到其他院系如中文系选课听课成为可能,可以解决不少小学教育专业设在缺乏语言文学类师资的教育科学院或文学师资不足院系的问题。其次,要开出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学类课程群。多样化体现在:既要开设作为专业的文学类公共基础课,如写作、儿童文学、现代汉语、大学语文等课程,也要开设往语文学科方向深入开去,依据文体分类不同以文学文本导读为主的系列课程,这些课程可以作为专业任意选修课来设置,以便学生个性化选择。如唐诗欣赏、宋词赏析、明清小说选读、20世纪欧美文学专题、中外文学经典导读、儿童文学名著导读、中外童话经典导读、电影欣赏、课本剧编创等等。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学教育课程平台的搭建,可以发挥高校中文教师研究专长和优势,引领学生亲近经典,咀嚼经典,了解文学研究领域前沿信息,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切实提升文学接受力和文学素养。同时也能满足学生对文学课程不同层次的需要。这就兼顾到文学教育的阶段性和层次性,有利于未来教师建构学术性强、宽厚的文理基础知识和学科专业知识结构。 2.2构建一个学科融合的文学课程体系 受认知科学影响,当今发达国家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趋势之一,是将学科专业知识和教学相结合。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多年的研究探索,人们在小学教师教育课程改革上也已达成基本共识:小学教育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必须考虑其多学科支撑的复合结构,凸显学科知识和教学知识相融合的特点,保障未来教师任教充足的学科知识涵养。首先,要多设置经典文本导读的课程。教师要摆脱长期以来受传统中文系重视帮助学生系统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知识构建的影响。教学中加强文本细读指导,丰富学生个性化阅读体验,增强学生对文学的感悟力和接受力。其次,要开发建设一些将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相融合的课程。除了“小学语文课程教学论”、“小学语文教材分析”、“小学语文案例分析”等文学与学科融合的专业教育课程,还可以开设如“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古诗鉴赏与小学古诗教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外国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中外童话与小学语文教学”等系列课程。这些课程以一种前沿性、综合性、交叉学科的特点,将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师范生带着进入社会的期待视野,积极参与到课程学习中,积淀和丰富文学经典阅读体验,文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目标才可能落到实处,学生的语文素养才切实得到提升。 2.3鼓励学生参与丰富的文学实践活动 课标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文学课程教学要使学生在积极主动参与大量的语文实践活动中,多读多写,涵咏诵读文学经典,受到文学“随风潜入夜”的熏陶浸润。首先,多开发建设文学实践类的课程,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比如,开设儿歌采风、童话创编、课本剧创编等与专业相关实践性强的文学实践课程。还可以多开发建设文学隐形课程,通过营造浓厚校园文化氛围,培养学生对文学的热爱与兴趣。多开展讲儿童故事竞赛、经典朗诵竞赛、儿童课本剧竞赛、演讲比赛、儿歌创作竞赛、童话创作大赛、儿童节目主持人大赛等。其次,职前和职后一体化,充分利用在职小学语文教师师资培训的资源,反哺本科小学教育专业的文学教学。如让学生观摩、学习特级教师文学教育新理念的课堂教学;聆听优秀教师校本研究经验;从优秀语文教师成长历程经验交流会中汲取有利于自身专业化成长的营养等。再次,改进文学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师可以根据课型的不同,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手段与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角色扮演,朗诵经典,课本剧表演,读书讨论会,模仿根据经典改编的影视片段等。综上所述,旨在开发建设更多既适合提升学生语文素养、又能形成跨学科综合性教学能力的小学教育专业文学课程群,切实提高高师职前小学教师教育质量,有效促进学生的专业化成长。 作者:吕沙东 单位:广西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 文学类毕业论文:开放教育文学类形考作业评语探索 摘要:开放教育的目的是借助线上线下的教育资源,培养和提高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大量劳动者的素质。在开放教育文学类专业教学中,对于网上形考作业的评语大多程式化,笼统而流于形式,缺乏温情。如果立足于学生本身,量身定做适合他们个性特点的的作业评语,对激发开放教育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养育学生人格会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开放教育;文学类形考作业评语;学生人格养育 一、引言 当前开放教育突出以育人为本,以提升学生的软硬实力为本,而学生的人格养育离不开教学中的点点滴滴。在开放教育学院文学类专业课的教学中,形考作业评改是重要的一环,而给开放教育学生形考作业下评语,则是这一环节中的点睛之笔。评语是师生间推心置腹的交谈的载体,既有评价功能,又有导向作用。精妙真诚的评语,在学生职业素养的行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能从诸多方面完善开放教育学生的人格。因此,教师应考虑学生的职业和人格发展,追求字斟句酌的评语,从而发挥最大的指导和育人效能。 二、诚于嘉许,宽于称道——驱动开放教育学生“进取”的动力 现在开放教育学生学习基础较为薄弱,加之工学矛盾,对学习没有浓厚的兴趣和较强的信心。“如果学生没有学习的愿望,我们所有的计划、所有的探索和理论统统都会落空。”无论是哪个时期的学生都渴望得到老师的肯定,赞赏,而凝聚着他们心血的作业更渴望和老师能有一种心与心的交流。在网上教学实践中,开放教育的教师应常怀赞美之心,在不尽人意的地方发现学生作业中的惊喜,哪怕是几个词语,一个句子都要真诚的鼓励。拟定评语中,老师应诚于嘉许,宽于称道,毫不吝啬地赏识学生,不遗余力地鼓励其学习热情。对那些学习不主动的学生,老师更应该给予学生情感的慰藉,帮助他们唤醒学习的热情和激发进取的动力。 三、春风化雨,至爱无痕——拨动开放教育学生“感动”的心弦 “言为心声”,做人讲究一个“情”字,文学本身深含一个“情”字。对文学类学生的评语,要以情动人。这要求教师能深入到开放教育学生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心灵最细微的活动,要以朋友的身份来“谈心”,把公式化的泛泛评语转化为发自肺腑的真诚帮助。这样缩短了彼此间的心理距离,还会使师生关系变得和谐融洽,大大提高开放教育学生对评语的阅读兴趣。“似家常絮语,像亲朋叙旧”,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字字句句扣击学生的心弦。只字片语中传递出的是老师在用心去关注他,用情去欣赏他,用爱去发现他。进而熏陶引导他们去关爱他人关照万物,熟悉感动,心怀感恩。 四、推心置腹,有的放矢——打开开放教育学生“真诚”的心灵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说诚信之言,立真人人格。我们要求教育开放教育学生诚信为人,在文学作业中有我的心迹。因此,老师在评价开放教育学生的作业时,也要遵循开放教育学生各阶段的年龄特点和认识事物的规律,要做到正确客观,不要随意拔高要求,不要求全责备。在学生作业面对的问题中分析,重点点评,给他们拨除迷雾,指明方向,开出“对症良方”来,使其有所警醒和收获。教师的评价时还要因人而异,推心置腹,客观公正,治学严谨,必然会对开放教育学生耳濡目染,真心换真心,教师的真诚必会打开开放教育学生心灵中的那扇真诚之门。 五、智慧幽默,少下断语——丰富开放教育学生的健康情感 开放教育学生情感丰富,面对社会与竞争,他们承载太多的精神压力,因此有些作业中表现出一种悲观的情绪。教师要善于发现,可用商量探讨的口吻,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其中,提出自己的看法,使之能获得一种思索的冲动,产生再创造的欲望。所以,老师在理解他们的基础上,可采用启发式评语,委婉含蓄,尽职地启迪开放教育学生,引导他们遇事冷静,少抱怨,多些正能量,积极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有如此健康的生活的态度,豁达的胸襟和高境界,开放教育学生笔下才会流淌出清新、俊美的文字。 六、少下断语,多些商榷——培养开放教育学生的合作意识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毫无疑问,教师的评语只能代表一家之言。所以,教师不应轻下断语,而应多站在平第的立场上进行探讨。探讨式的话语是一种对学生充分尊重的体现,会传达给学生一种老师客观看待事物的态度。教师可采用绵针式评语,有目的的暗示开放教育学生改正作业中的不足,使作业写的更加完美。教师的这种客观、平等、民主、宽松的讨论氛围,也培养了开放教育学生良好的合作意识,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人格要求。开放教育要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而在网上教学教学实践中,教师要鼓励学生重观察,重思考,重真情实感,要说真话,说实话,说心里话,不说假话、空话,教师也要借助手中的笔,与开放教育学生坦诚交流,借助智慧,在作业评语中渗透对学生的人格养育。 作者:周岑 文学类毕业论文:都市消费者与文学类书籍设计论文 一、消费者和书籍设计 (一)书籍的艺术性和商业性。书籍装帧设计的艺术性和商业性,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其中,书籍装帧设计的艺术性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精美实用的设计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得到美的享受。但是书籍设计的艺术性同时也具有依附性,不能只强调书籍设计的艺术性而忽略了书籍的基本功能,使书籍设计丧失最基本的信息传达功能,而走入形式主义的歧途。富有创意的书籍装帧设计其艺术性是书籍本身价值的一部分。而书籍的艺术性本身就是具有商业价值,精美新颖的书籍装帧将打动读者的心,潜移默化地让读者对该书有了好感,唤起读者的购买欲望并下定决心进行购买。 (二)书籍设计的前提——消费者。当今设计作品在市场中华丽商业价值时,就需要面临经济效益、生产工艺、制作成本等必然的问题。书的使用价值固然是书籍最本质核发的价值,但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仅满足于书籍的使用价值是不能深切打动消费者的。在众多的书籍中,如何使一本书具有自己的个性而与众不同就显得非常重要。设计师在设计书籍时首先要考虑消费者的消费心理。 二、现代都市生活与书籍设计 正如庸所说的“男人、女人之外,上班族是人类的第三大族群!”,都市上班族内心的压迫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存在,外表光鲜的写字楼对上班族有一种无形的压力,驱使着上班族以一种一致性很高的生活方式方法生活,这个群体的同质性远远大于差异性。作为设计者,要以第敏感的眼光观察都市上班族的生活,抓住这个族群的生活共性特点才能设计出适合他们的书籍。 (一)生活方式与艺术设计。人们的生活方式决定着设计,具体到都市文学类书籍来说,其设计是和生活在都市的人密切相关的。在书籍装帧艺术中,每一位设计师都应该考虑到实用与审美功能相结合的设计原则。作品《包豪斯》一书的设计,从策划、立意到书籍形式、版式、开本及翻阅方式的独特设计,都是围绕着表现包豪斯的实用精神、功能性至上又不失设计美感的原则与宗旨来进行策划设计的。 (二)人性化设计。设计是满足人需要的设计,是为人的设计。设计艺术起到了人与物和谐亲近的桥梁。如《漫话旗袍》一书的函套设计,提取了服饰本身的各种元素并将这些元素应用到书籍的函套设计中。以“旗袍”的领口、花扣、开衩等局部结构形态为设计元素应用到书的函套设计中,希望整个书的函套拟人化,将衣装的概念直接直观地融入到书中,设计意图明确,传达力很强,更受大家喜欢。再如《藏地牛皮书》,采用了柔软轻飘手感的荷兰蒙肯纸,方便阅读者携带;书籍内部,字里行间有许多用铅笔随意圈点的框框和一些手绘箭头,另外再加上各类手绘地图,就像一个亲切的导游,引导读者发现旅途中的快乐,充分体现了人性化设计的独到之处。 三、减压理念与书籍设计 近些年我国书籍装帧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对书籍的需求量增大。对于书籍“消费者”这个概念,不同的消费群体由于生活习惯不同,具有强烈的个性。而生活对习惯相似的消费群体具有很大的共性,设计师应该从这个特定的消费群体的生活中总结出他们的共性特点,设计出来的书才能符合这个消费群体的需求,不能对消费者一视同仁。在现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没有自己特色的设计作品是会被埋没在众多的同类作品之中的。 (一)都市紧张的快节奏生活。都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上班族们披星戴月的奔波忙碌,甚至忽略了自己内心深处某个角落的自由空间。而书籍是人们的精神食粮,可以给他们带来慰藉,在文字的海洋中,忙碌的人们可以放开沉闷的工作,放飞自己的心灵,来一次心的旅行。书籍设计者的使命就是将书籍的内容和书籍的形式完美的结合起来,在视觉上给人美的享受,引起读者的购买欲。 (二)减压理念在设计中的体现。1、修长开本的设计。修长形状的开本设计给人以崇高感,使书籍的形态显得清秀淡雅,明丽挺秀,增加了几分浪漫和诗意美,是小资情调的钟爱。设计作品《张小娴散文集》中张小娴把现代都市人的思念方式用一种冷静智慧的语言描述得无比透彻,都市上班族是她的书籍中大部分的消费者,他们追求高品质的、清秀的、精致的美。因此修长的书籍开本形式是这类书籍设计很好的选择。2、清新色彩的设计。清新的色彩给人轻松愉快的感觉。对设计者来说,白色总是意味着挑战。白色在设计中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空白能突出要表达的内容。作品《张小娴散文集》中力求利用白色空间以求达到精致的效果,白色纸面的空白显得宽阔无比,能更好地突出其它颜色或图形的魅力,是一种自然的流露,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吸引力。3、笔记本式的设计。为了缓解上班一族整日快节奏、紧张高压的心理状态,使书籍的设计更具亲和力,作品《张小娴散文集》的设计将“书”与“信”的概念结合在了一起,书的封口,由依次排列的黑色色块组成,它们由上至下将书的封口占满。每一个色块都代表一个章节,这样的设计方便读者的查询与记忆。书的每一页都是向内折叠的,这时的书籍就是一本信纸簿,当展开书页反向折叠,信纸便又恢复成书的功能,表达思想传承信息。整体设计就是让读者通过亲自动笔书写、绘画、圈点来记录心情感受,就像我们写日志随笔那样可以随意记录自己的心情与读书感受。力求营造一种轻松的意境,给读者清新、自然、乐观、美好、向上的感觉,符合张小娴的散文风格。 (三)实用的赠品设计。在如今竞争激烈的出版市场,读者的选择越来越多,为了使书籍设计显得与从不同,设计者还要努力挖掘出他们设计产品还能满足消费者别的需求。作品《张小娴散文集》设计了一个随书赠送的台历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都市上班族工作繁忙,精美实用的台历放在他们的办公桌上,可以方便的提示出日期、记录事务等,增加了书籍的附加值,犹如一个出色的推销员,使这套书籍在众多的书籍作品中脱颖而出。 结论 综上所述,在都市文学类书籍设计中充分调查研究都市消费群体是很有必要的,是适合现代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需要的。书籍设计者只有把书籍的艺术性和商业性很好的结合起来才能在众多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顺利的实现书籍价值,实现书籍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作者:成卓 单位: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类毕业论文: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摘要]由于各行各业对既精通专业业务又有较强的外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培养英语复合型人才成为各大高校的目标。因此需要重新构建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模式,对人才的各方面的提升提出具体的培养措施和培养方案。 [关键词]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模式方案 在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于人才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不仅增加了对外语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也提高了对外语类人才的综合素质的要求。社会对高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在质量、层次、综合素质上均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对外语应用能力的要求更加具体化。因此,有效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的英语复合型人才,为社会输送高质量、全方位的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也成为该领域师生共同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目前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状况 近几年,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在招生数量上呈现出了明显上涨的趋势。根据教育部高教司的统计,我国高校目前与外国语言文学类相关的专业已下设64个。在我国,目前1145所普通本科高校中,设有英语专业的高校达994所,日语专业的达506所,俄语专业的达137所,德语专业的达102所,法语专业的也达到126所,西班牙语新增到58个。虽然各高校在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招收上都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基本上都是同类专业的简单复制,缺失人才培养的特色教学,缺少全方位精英人才的输出。 二、当前我国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的不断攀升,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语人才不仅要掌握本专业语言、会话扎实的基本功,全面了解目的语国家的风俗、文化,而且要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也有所掌握。以英语为例,根据2000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可以分为三大类:英语专业知识、英语专业技能以及相关专业知识。也就是说,大纲对新时代的英语专业的学生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即:既要掌握英语专业基础知识和提高用英语沟通的能力,也要拓展其他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全方位、高质量的外国语言文学类的毕业生。然而,这种高质量、全方位外语人才的培养,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诸如教学条件、教学手段、师资力量等不利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在实际的教学中总会有各种问题亟待解决。 (一)教学目标不明确 培养学生在外国语言文学方面的能力是外国语言文学教学的主要目标。一方面,学生要增加对外国语言文学作品的阅读量并提升理解能力,从而能透析外国语言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学习者要在实现外国语言文学基础教学目标的同时注重语言综合应用能力的提升。我国许多高校却不能协调好这两方面的关系。在日常的教学工作当中,教师不能将外国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与应用型课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能很好地培养学习者跨界学习的本领。教师自身还没有弄清楚、弄明白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的教学目标、培养目标,更别说是培养出符合更高要求的优秀人才了。 (二)课程定位偏低 良好的教学效果离不开准确的课程定位。而在我国,传统的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学生培养的教学目标致使课程定位偏低。在大多数高校,教师在教授外国语言文学课程的时候多以教授作家作品为主,或主要局限于讲授文学发展史,对提高外语综合应用的技巧与技能帮助不大。事实上,教师在教授此门课程的过程中,应着眼学习者未来,着眼世界,让学习者掌握文学基础知识的同时,提升其目的语的应用能力。课程定位偏低,培养的学习者将很难适应瞬息万变的语用场合,达不到人才的合格输出。 (三)教学方法老套 传统老套的教学方法无疑会阻碍高素质,全方位的人才培养目标。在我国各高校,外国语言文学的讲授者们大多还是无法摆脱老套的着重讲解文学书上的史料,事实,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仍是很多高校教师的桎梏。同时,学生也没有认识到该课程对于其个人外语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学习过程中也基本是背诵点名家、名句应付了事,这大大阻碍了学生学习该课程的内动力,其教学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改变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方法刻不容缓。 (四)师资力量薄弱 当前,高校外语专业所实施的教学方法,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对于师资力量的要求很高,师资力量及其水平也就成为了教学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不少高校教师并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自己的教学上,为增加收入从事兼职等社会工作,这些都极大地牵扯了精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此外,由于某些高校地处偏远,现代化的先进教学手段,例如网络技术应用、电子、多媒体教学等技术在外语教学中运用较少。随着国家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招生数量的不断扩充,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民众关注的热点,而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水平的滞后,对深化高校教学改革,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标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只有不断加大对复合型教师队伍的培养力度,才能实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目前,我国高校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亟待提升和扩充的师资力量,换句话说,提升师资力量势在必行。 三、外国语言文学类人才培养模式方案构建与实施 (一)找准教学目标 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师首先要明确该课程的教学目标不只是单纯的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既要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力,提升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又要扩充学生语言以外的知识面。另外,教师在工作和学习中也要多了解未来人才需求的趋势以及外国语专业人才未来的社会职业走向,只有这样,教育者才能在实际教学中找准教学目标,以更高的目标要求和定位学习者,从而为社会输出更多高质、多面的人才。 (二)明确课程定位 课程定位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为此,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课程的定位既要完成培养目的语学习者的语言技能提升目标,实现他们的语言交际能力、文学素养的双面提升,又要考虑该课程对学习者未来职业生涯的影响与帮助,只有在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前提下的课程定位才能平衡语言教学中的偏重现象,也只有有了明确的课程定位才能取得优质的教学效果。 (三)革新课程教学模式 在我国,教育者一直传承着传统的教学方法,这其中有很多优良的部分值得教育者去传承,但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者不仅要掌握大量的文学常识、信息,还要有灵活运用所学语言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灵活应变能力。所以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和培养目标的未来需求,不断革新传统的教学方法和课程模式。教育者在教学时,应该将课堂的主体中心由自己的一言堂转化成学生的竞赛、讨论,竞赛使学习者获得了学习的动力,产生学习的兴趣,而讨论让学习者的思想碰撞,汲取各自的思想精髓,拓宽思维,提高英语的思辨能力,从“了解是什么,到理解为什么”,对所学知识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而教师在学生的课堂讨论过程中,要找好自己的角色定位,尽量和学生以平等的身份共同讨论,尽量做到不干预,让学生们知道,每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学习者那都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不要单纯的判断某种声音的对与错,必须让学习者理解,每一个问题都有不同的思维角度,如果只是一味地执着于一个角度就可能造成对问题理解的偏颇。在参与的同时,教师有要适时做好课堂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坚决不做“权威、专家”,因为那样只会禁锢学生创造性思维火花的迸发。 (四)培养学生进行文本文学阅读能力 阅读是人类汲取知识,终身学习的需要,对于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者来说更是如此。阅读能力是文学学习中最基础的技能,也是教师首先要对学习者强化训练的优秀本领。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一方面要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给学生介绍值得鉴读的好书籍,让学生在这部分阅读中充分汲取养料,由开始读书到会读书,另一方面教师要在课上介绍阅读方法的同时,反复训练学生对这些阅读方法的运用。在信息、书籍如此浩瀚的今天,好的阅读方法无疑会使学习者在阅读过程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教师要注意对学习者语言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多元化阅读的基础上,提高自身对文学作品的赏析力、甄别力,进而激发自己的创造力和语言应用能力。 (五)切实提高现代化教学设施的应用效率 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已经走进课堂,成为辅助教师授课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多媒体教学以其声动、直观、承载的信息量大等特点,越来越多的被教师使用,以此来扩大课堂的容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但在这些现代化教学设施的日常应用过程中,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师首先要注意,多媒体教学是为了增加课堂的学习乐趣,为语言学习者营造实地学习的语言氛围,绝不是教师为了方便,将自己的教案,讲稿照搬照抄的从纸质材料上转移到课件当中。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学习、研究,提高自身对现代化教学设施的认识水平,切实发挥他们的教学辅助作用。另外像现在很多高校都采用的4A网络平台,是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师进行“翻转”课堂教学的一个很好的辅助手段。教师可以将需要学生单纯记忆的知识,文学信息事先到平台,这样学生就可以在课下独立完成这部分知识的学习,而教师同时也可以将扩展语料、信息到平台,布置讨论话题,有限的课堂时间讨论未完的话题可以在平台上继续与学生互动。 作者:张敏 单位:黑河学院 文学类毕业论文:戏剧影视文学类人才培养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大学是知识创新的发源地,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摇篮。因而,各个高校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专业特点,正确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探索一条适合校情的创新人才培养之路,提高教学质量,使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对于新建本科院校来讲尤为重要。新建本科院校是指2002年以来经教育部评审批准的、由专科层次升格为本科层次的高校和少数升本较早些但仍然处于转型期的高校。这类高校由于是在专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从办学层次上来讲属于本科院校,但其教育理念、管理模式、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等依旧受专科模式的影响,要真正完成质的飞跃、顺利度过转型期依旧尚需时日,并非一蹴而就。新建本科院校相对于老牌高校来讲,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建设都处于劣势。例如,实验室建设短缺、师资力量薄弱、教育实习基地不完善、教学管理制度跟不上发展的步伐、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制度不完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还处于摸索阶段等等,这些不良因素都会影响到新建本科院校的专业建设水平以及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因而,新建本科院校各个专业应该依据自身实际情况构建各个专业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在此基础上,才能凝练出新建本科院校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笔者认为,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以下简称戏文专业)作为新建本科院校的艺术类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紧扣培养目标,量身制定专业人才培养计划 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明确指出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培养目标的是:“培养具备戏剧、戏曲和影视文学基本理论及剧本创作能力,能在剧院(团)或电视台、电影厂、编辑部等部门从事文学创作、编辑和理论研究工作,以及能在国家机关、文教事业单位从事实际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这个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有三层含义:一是该专业毕业生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二是要有电影、电视等剧本创作的能力,三是要有文学艺术方面的基本功的复合型创新人才。根据教育部人才培养目标,新建本科院校要量身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既不与教育部戏文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相违背,又要有自己的特色。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要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拓宽专业口径,从课程体系及课程模块上打好基础,造就“一专多能”的高素质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人才;二是密切结合自身办学条件、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确定一个专业人才培养的主攻方向,有别于其他院校,进而来凝练专业特色;三是戏文专业生源均为艺术生,文化课成绩较差,基础薄弱。而本专业的研究对象是戏剧、戏曲和影视文化现象,如果没有深厚的综合文化素养,学生对于本专业的学习就很难深入。因此,人才培养方案中极有必要设置相关加强学生文学素养和创作基础技能的课程。 二.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与课堂教学改革相结合 戏文专业属于艺术类专业,学生思维非常活跃,文化课基础薄弱,对理论学习具有畏难情绪。专业基础理论课的教学主要是为学生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但专业理论课教学又往往比较枯燥单调,因而,传统的理论课讲解并不能充分调动戏文专业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很有必要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活跃课堂气氛。教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教学改革:一是除了对基本概念理论、重要知识点讲解要详细、深入浅出适当拓展外,还要适时采取案例教学法。比如讲授长镜头的概念时,将当下比较流行的电影中的长镜头作为案例给大家讲解,通俗明了;比如讲授《中国戏曲史》时,由于学生对昆曲的曲牌、宫调等戏曲专业知识并不是很了解,可以结合戏曲界比较关注的青春版《牡丹亭》中的几出,用抢答的方式数某一曲牌出现的次数,不同宫调和不同曲牌之间的区别,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也使学生对所学知识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二是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开展教学,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一张嘴、一支粉笔讲到底”的填鸭式教学模式。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课堂容量大,内容丰富,以声音、色彩、画面等相互配合,可以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激发学生学习的浓厚兴趣具有重要作用。三是要给学生预留充分的创新思考的空间,理论课教学时可以留一些悬念,引导学生就某一个问题进行课堂讨论和小组专题发言,营造自主学习课堂氛围,培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四是由课堂讲授延伸到课外研究。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求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还要列出较为丰富的课外参考书目和参考论文,引导学有余力的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进而将教学由课堂延伸到课外研究,初步培养他们的学术能力。 三.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与考试改革相结合 考试是对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检验。传统的考试方式是一张试卷定成绩,学生在考前临阵磨枪,一番紧张的突击后获得一个好成绩。这种考试方式对于实践性教学较强的戏文专业来讲,并不能真正检验出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发挥,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例如,《剧本创作与实践》是戏文专业的优秀课程,以影视剧写作技巧与实践训练为主要的教学目标。在教学中,该课程重点在于对学生剧本格式的讲授与剧本各个元素、写作技巧等写作实践的训练。这门课程如果采取传统的一张试卷考试方式来进行理论检验,就无法突出本门课程以剧本写作为优秀的检验目标,使得平时授课的讲练环节与现有的考试环节严重脱节,势必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教师授课的有效性。因此,基于这门课程的特殊性,为了更好地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必须对传统的考试方式进行考试。比如,采取“自创剧本考试”的方式或者“平时成绩+剧本创作成绩”的考试方式,既让学生的创新思维得以自由发挥,又让他们在舞文弄墨之中感觉到学有用武之地。此外,戏文专业的其他优秀课程,例如《表导演基础与实践》、《视听语言》、《摄影摄像技术》等都绝非简单的通过一张试卷考试的形式,就能够来检验出教师教的效果和学生学的质量。因而,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与考试改革相结合,采取灵活多样的考试方式来检验学生的成绩。 四.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由于戏文专特别注重实践,无论是实践课教学还是在基础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特别注重学生所学知识的灵活运用。如果培养出的学生能够单纯的掌握理论知识而不具备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那么,人才的培养是失败的。因而,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努力改变传统的大文科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将理论教学与实践能力的培养紧密结合。例如,该专业优秀课程《表导演基础与实践》的教学,就不能拘泥于理论讲解,要将学生的实践教学搬到课堂,理论与实践同步进行,既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又体现出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教师可以精心挑选学生自创的剧本,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将之排演成DV短剧。这种教学实践活动不仅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还锻炼学生的编剧能力、导演能力、表演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习和兴趣融为一体,让学生充分体会到学习和创造的快乐,也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情感。 五.戏文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要与隐性课堂相结合 如果说课堂教学是显性课堂的话,那么课外活动则可以称之为隐性课堂。学生在显性课堂教学中更主要的是学习基础理论知识,隐性课堂则是充分让学生学会如何将理论知识内化并运用于实践、锻炼学生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场所。因而,创新型人才培养必须与隐性课堂教学相结合,充分利用学生课堂以外的时间,对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进行培养。新建本科院校要结合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特点,给学生提供给你充分的隐性课堂活动空间,让他们有展示自我、进行创新活动的空间。例如,可以成立学生摄影协会、DV空间、剧社等各类学生活动社团,定期举办摄影大赛、DV作品大赛、剧本创作大赛、话剧大赛。让戏文专业的学生能够将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充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不仅使学生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感悟,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如果说教育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支柱,那么大学教育则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础。新建本科院校只有根据实际情况、专业特点和学生特点,正确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走教学改革之路,才能探索一条适合自己校情的创新人才培养之路。 文学类毕业论文:应用型文学类实践教学 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以下简称“中文专业”)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以理论教学为主,在教学中重知识传授、重课堂讲授、重单向灌输,久而久之导致高分低能的现象比较严重。在市场经济双向选择背景下,毕业生就业、创业普遍遭遇困难。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及高校人才培养时明确指出:“注重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能力”。这是中央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的新的要求,充分说明从知识教育向能力培养转变是高校共同面临的问题。在当前高校教育质量工程中,优化课程结构,狠抓学生优秀能力的培养,将学生能力培养置于人才培养的优先地位,便是当前的关键性实务。具体到中文专业,就应根据其专业教育教学规律,对传统中文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造,改进相应的教学方式,设计新型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中文专业人才培养的模式,完成由知识型人才向能力型人才培养格局的突破和转变。实践教学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知识转化为能力的重要环节,如何融入整个专业教学体系中,形成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以优秀能力培养为主线,重构课程内容 课程体系的建构立足于人才培养目标。以笔者所在成都信息工程学院为例,中文专业在实践教学方面的目标确定为: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目的,强化全过程的实践教学,着力于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注重课堂实践教学与课外实践活动的有机结合,使实践教学成为学生能力培养的根本途径。基本指导思想为“高素质、强能力、显特长”,构建具有专业特点、岗位要求和学校层级类型三维关联度的中文专业学生优秀能力体系。结合其定位的“文化信息传播”方向,优秀能力表述为:合旨得体的言说和写作能力、自如灵动的沟通与策划能力、持续发展的学习能力等。教学的重点围绕优秀能力培养来展开:提炼汉语言文学优秀课程的理论精髓,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突出专业方向课程、选修课程的实践内涵,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具体而言,保留中文专业传统的专业基础课程,以确保专业课程体系的完整性———凝炼优秀课程,把握相应的理论精髓;综合课程内容,合理取舍,形成语言类、文学类、写作类、应用传播类四大课程群,利用现代传媒的技术手段,鼓励学生合理利用这个载体学习、提高。首先,文学类课程内容注重名著解读的学理归纳,培养学生“思”的能力。将原来文学分阶段授课的方式改为块状式讲解的课程,弱化史的完整性,以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体形式发展为线索讲解,以考察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为主,并辅以具体作家作品研究的系列选修课,重点培养学生艺术感悟、艺术欣赏和审美判断能力。其次,适应市场需求,优化语言类课程教学,强化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操练,培养学生“说”的能力。以应用语言学内容为主,重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自我表达能力和倾听理解能力协调发展。第三,优化写作类课程内容,强化学生文字表述训练,培养学生“写”的能力。根据学生个性需求,提供相应的文学写作、日常应用写作、新闻写作等课程,加强与外部的联系,外聘著名作家、记者、编辑等开设专题讲座,负责学生课外写作辅导,全面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从本质上改变原有写作课侧重于理论的性质,使写作课的实践本质落到实处。第四,加强应用传播类内容的实验化,利用传媒技能实验室优势,强化学生办公、制作等操作实践,培养学生“做”的能力。 二、分立教学层次,改变“教”、“学”态度和方法 调适知识性、理论性课程与实践性课程的比例,注意课程设置与学生专业素质、专业能力培养之间的匹配,强化实践性课程的比重。中文专业的实践教学是一种设计性教学,其优秀环节是设计有效的实训。实践教学体系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课程内非独立实践环节;一是独立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大量包含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的开设,如计算机文化基础、多媒体技术与运用、动态网页制作、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应用写作等必修和选修课程,支撑“文化信息传播”的专业方向,并针对实践教学环节内容,编写出完整的教学大纲,设计出详细的实践教学内容与考查措施。这样就有助于强化学生基本专业能力,有利于提高其专业特质的显示度。独立实践教学环节分为实践环节必修课和实践环节选修课程,如社会调查、专业实习、学年论文、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作为必修的专业实践课程,新闻采编实践、传播策划实践以及办公文秘实践等作为选修实践课程。每门实践课程通过时间安排、过程评价和综合考查措施的完整设计、确立实训主体并激发其内在动力从而达到实训目的。如实践必修课程“社会调查”,在学生第二学年结束后,利用两周时间进行实习。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提前到社会中去锻炼,检验自己的学习效果,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强化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了职业技能。以上是显性计划里能反映出的并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课程设计,另外还鼓励所有老师进行课程实践性探索。如《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如何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的任课老师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获得成功:从传统的角度,要求学生多读、多背、多写,立足传统打基础的一个方面。从创新的角度,强调师生互动,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新精神。(1)除了老师讲授之外,某些次要章节的内容布置给学生,由学生在课堂上主讲,老师补充。有些章节也直接安排学生自学,写出相应的学习提纲;(2)就重要的教学内容,设置论题,布置辩论会,在课堂上由教师引导学生展开论辩;(3)布置某一专题的学习时,让学生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独立完成小论文;(4)利用成都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把课堂延伸至名胜古迹,如在讲李白和杜甫时,组织学生到江油太白堂和杜甫草堂,让学生感受传统历史文化。 三、恪守“结合”原则,加强过程评价,形成职业能力。 1.理论教学和技能培训相结合。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过程中,始终贯穿“能力培养”这一主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专业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学习和创新思维的开发。当前社会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学生是否掌握相应的职业技能,能否快速适应岗位需要,是用人单位在接收毕业生时优先考虑的因素。因此,与社会职业技能鉴定接轨,鼓励学生在完成模块教学后衔接参加社会各种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考试、测试,取得社会公认的职业技能资格考试证书,不失为一条提高学生职业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我们在教学中积极推行职业资格的培训,如普通话等级证、秘书证、教师资格证、广告从业资格证等。通过这些职业资格的培训,培养学生从业规范和良好的职业素质,使其在毕业后能够达到劳动准入制要求的相关技能等级,为自己顺利就业“添砖加瓦”。在此涉及到师资问题,从中文专业教师基本构成看,博士、硕士学位和教授、副教授职称教师居多,但多数只能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由于自身缺乏实践,无法真正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所以安排教师到实习基地或指定单位兼职进行“锻炼”,培养“双师型”教师以弥补实践性环节的缺失是目前切实可行的做法。 2.课内实践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一方面采用“岗位模拟”这一行之有效的实践方式,充分利用课堂、实验室和校内其他资源,如校园电视台、校报编辑部等,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提高学生的基本技能。一方面开门办学,积极利用社会资源形成双方互利性的校外实习基地,集中开展实践实训,推动并完善人才培养方案。通过课外学分的设置和管理,把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学生综合素质和操作能力的提高、专业教学内容的深化和拓宽、社会发展人才类型需求相结合,在相对稳定的专业教学与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求之间构造一定富有弹性的中介。这对学生走向社会、适应社会,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20世纪初,西班牙著名思想家奥尔特加曾经指出:“大学不仅需要与科学进行长期的永久的接触,否则就要萎缩退化,而且需要和公共生活、历史事实以及现实环境保持接触。大学必须向其所处的时代的整个现实环境开放,必须投身于真正的生活,必须整个地融入外部环境。” 3.教学实践活动与学生社团活动相结合。能力只有在活动中才能体现出来,课内活动由于教学时数的限制,无法进行充裕的安排,因此与课内作有机联动的活动设计,然后通过课外活动来实现成为十分重要的实现途径。充分利用中文专业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优势作用,通过创办文学刊物,组织文学社、开展读书征文竞赛、演讲比赛、写作比赛、辩论赛、话剧表演等,在活动中提高学生的各种能力。 4.与教师科研项目相结合,培养学生初步科研意识。学生毕业论文和各种科技创新竞赛活动,选题均可源于专业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通过师生间研讨式交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5.正确进行能力评价,注重过程考核。评价既是一种压力或激励,又是一种反馈环节,可以帮助学生从中获得积极的修正信息,自觉提升短缺的能力。能力评价方式走向多元化,不拘一格,通过书面的或口头的、常规与竞赛结合等等,评价的组织也改变单一模式,个体评价(师与生)、小组评价(教师小组、学生小组、师生混合小组)、评委评价(以比赛方式进行评价时)等等结合使用。根据中文专业学生优秀能力培养指标,制定学生专业基本能力测评方案。如秘书实务课程,任课教师选择几个岗位,描述出岗位要求,组织其他专业教师构成招聘团,对学生进行分组模拟招聘演练,学生感觉如临现场。又如,我们考核学生的写作能力,采取制作手抄报的考核方式。学生自行设计、制作版面,组织材料时强调对原创性文章视数量多少和质量好坏进行奖励加分。这样一份小报既可以培养学生的版面设计能力、书写(打字)能力、审美能力、美术能力、材料遴选等能力,又因自己作品跻身期间具有某种发表的“模拟”,可以有效调动学生写作的积极性。学生小报制作完成后,教师在班上展出,学生自行评定分数,最后择其优者进行推广展示,产生良好的效果。今后,拟不断地通过课程跟踪、毕业生就业情况、社会用人单位需求变化等的系列分析、调研,完善中文专业的实践教学。 文学类毕业论文:彝语言文学类发展过程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彝族总人口为776•23万人,彝族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均有分布,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有470•57万人;四川省,有212万人;贵州省,有90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有近1万人。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同属彝语支的语言还有我国的哈尼语、拉祜语、傈僳语、纳西语、白语、基诺语、桑孔语、怒族怒苏语、怒族柔若语,以及泰国的阿卡语、姆比僳语、姆比语,老挝的普诺伊语、西拉语,越南的彬语等。彝语分六大方言:北部方言,分布在四川西南部和云南西北部大小凉山一带;东部方言,分布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和广西西部;东南部方言,分布在云南东南部;南部方言,分布在云南南部;西部方言,分布在云南西部;中部方言,分布在云南中部。各方言之间差异较大,主要表现在词汇上,其次是语音上。说不同方言的彝族彼此不能通话。彝文,史称“爨文”、“韪书”、“罗文”、“倮倮文”、“夷文”,约有一万多字,是处于表意向表音发展中的一种音节文字,通行于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方言地区。发现较早的金石彝文有:贵州的《拦龙桥碑记》(1259年)、《成化钟铭文》(1485年),云南的《镌字崖》(1533年)等,后又发现贵州的《妥阿哲纪功碑》,推测可能是蜀汉时期的作品。从字体看,那时的彝文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按照我国宪法所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从继承和发展彝族语言文化的长远利益出发,有关部门及国内的有关彝学专家学者先后对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传统彝族文字进行了整理和规范,并在各省的彝族聚居区试验推行了各自规范(整理)后的彝文,取得不同程度的推行效果。西南民族学院也顺应时代要求,开办了彝语文专业。 一、新彝文的出台及彝语文专业的设置 1950年,中央西南各民族访问团在西昌专区访问期间,就协助西昌军管会对彝族语文进行了科学的调查研究,1951年1月设计了一套拼写彝语的新文字。同年2月2日西昌专署召开发展彝族语文座谈会,决定实验推行这种新文字。中共西昌地委书记梁文英在这次座谈会上,号召专区各机关干部努力学习彝族语文,决心长期为彝族人民服务。这个号召得到各民族干部和西昌民族干部学校、省立西昌师范学校全体师生的热烈响应,从3月到7月,便先后在西昌和大凉山中心区的昭觉一带,掀起了学习彝族语文的高潮。参加学习的干部和学员们都认识到学习彝语文的重要性,把这项工作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西昌专区民族干部学校、省立西昌师范和昭觉的基层干部训练团是当时热烈学习彝语文的三大中心。发展彝族语言和实验推行彝族新文字的工作,从一开始起,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结合着彝族人民的需要来进行的。因此,如彝族师资的培养,彝族小学和民族干部学校各科教材的编译,彝族干部的识字教育,以及汉族干部的彝语文教学等工作,从1951年3月初便有步骤地展开了。西南民族学院也为了适应彝族地区社会需求,设立了彝语文专修科。这就是彝语言文学专业的前身。彝语文专修科开办以后,采取了多层次办学,多学制并举的办法,共培养新彝文编译、教师和推行人员近2000人,成为新彝文最大的实验教学基地。针对学生的不同层次和不同学制,编写多种教材,在编写教材和进行教学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开展了多方面的科研工作,为新彝文的实验教学以至新彝文方案的修订完善工作作出了贡献。彝族、汉族、白族、纳西族、僳僳族等各族学员毕业后,有的被分配在彝族地区开展彝语文工作,有的在地方民主改革工作队工作,有的在政府和部队当翻译;有的被分配到国务院彝文翻译处为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全国党代会和其他全国性的会议及活动做翻译;有的被分配到省级机关和教育部门继续进行彝语文人才的培养工作。1958年,民族语文工作受到严重挫折,民族语言委员会等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单位被撤销,并取消了彝文学习、实验推行等工作。彝语文专修科中断招生。1960年5月24日,凉山彝族自治州第四届人民代表会议正式通过了撤销“新彝文”的决议。 二、规范彞文的推行与彝语文专业的复兴 彝语文工作曾经走过较长的一段弯路,教训是深刻的。正如四川省委川发(1975)72号文件中指出的,“1951年创制的《凉山彝语拼音方案》(即新彝文)离开原有彝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条件不具备,没有搞成。1958年停止推行后,又离开原有彝文直接推行汉文。也由于绝大多数彝族不懂汉话,只学汉文,形成语言和文字脱节,不容易学,也不容易巩固”。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广大彝族干部群众一致强烈要求使用自己的原有文字。1974年9月,四川省委决定采用原有彝文,在整理、规范的基础上予以推行。根据省委的决定,四川省民委和凉山州政府对原有彝文进行了整理规范,在原有彝文字的基础上,以四川凉山喜德语音为标准音、以圣乍话为基础方言,从近万个原有彝文字中选出了819个原字加上次高调符号及一个替音符号共1165个规范彝文,并引入现代标点符号等新成份,制定出了《彝文规范方案》。规范后的彝文为表音的音节文字,不论其词义有何不同,只要读音相同,均用一个字表示。规范彝文有43个声母,10个韵母,4个声调;为了使书写统一,彝、汉文对照翻译时排列一致和使用方便,规范书写格式一律从左到右横排。《彝文规范方案》还确定使用国际通用的阿拉伯数字和彝文原有的数字。四川规范彝文使用范围是北部方言区,包括凉山彝族自治州、雅安地区、甘孜州、乐山地区、云南西北部的宁蒗县、昭通地区等。彝族人口共有230多万,不懂汉语的占80%。规范彝文通过在四川省成功推行后,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西南民族学院也恢复了彝语文专业。当年,彝语文专业的考生除了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以外,还要进行彝语文口试及面试,彝语文面试是委托考生所在地的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进行的。当时,160多名彝族青年踊跃报考西南民院彝语文专业。最后录取了49位作为恢复后的第一批彝语文专业大学生。由于受当时条件限制,彝语文专业缺师资,缺教材,教师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编教材,用蜡纸刻印教材和辅助学习材料等,克服困难,艰苦奋斗,创造条件把彝语文专业办得非常成功。当时彝语文专业在教育部的教学大纲中还未设立,所以,该专业不能以彝语文专业毕业,必须同时学完教学大纲规定的汉语文专业的全部课程方能毕业。为此,学生的学习负担加重了一倍,一方面要学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全部课程,一方面还要完成彝语言文学专业的全部课程,再加上学校为了办好第一届彝语文本科专业,要求教师在工作上一丝不苟,创造性、摸索性地教学,教学质量要求高,教学的各个环节一环扣一环,学生们背负双重学习任务,刻苦学习,最后除了一位同学降级以外,其余48位学生都以优异成绩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被分配到中央机关、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四川省级机关、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人民出版社、四川省广播电台以及凉山彝族自治州州级机关和县政府工作,成为第一批各条战线的规范彝文工作骨干。由于师资力量有限,另一方面为了认真总结经验和进一步改善、加强彝语言文学专业的办学条件和教学大纲的制定,西南民族学院停止了1978年的彝语言文学专业的招生。在做好充分准备后,1979年开始,按照彝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大纲,进行了每年的常规招生。1977年恢复招生后,彝语言文学专业与藏语言文学专业和汉语言文学专业合并成立语文系。1984年,彝语文专业和藏语文专业脱离语文系成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1992年,单独成立了彝语言文学系。2000年,彝语言文学系更名为彝学系。2003年,彝学系更名为彝学学院。目前彝语言文学专业在校学生500余人,其中,本科生421人,硕士研究生70余人,彝学方向博士研究生11人。30多年来,彝语言文学专业先后开办了短期进修、专业证书、中专、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等各种层次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班。迄今为止,已经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浙江等省区的彝、汉、白、藏、纳西、哈尼、傈僳、壮、侗、佤等16个民族的考生中招生。先后培养了3000多名不同层次的彝语言文学人才。一批批彝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走向彝族地区,成为彝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建设者和骨干,为西南民族地区,特别是广大彝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做出了积极贡献。此外,还先后接收了来自美国、法国、瑞士、德国、波兰、捷克、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和台湾地区的留学生前来学习彝语文和彝族文化,为加强国际交流、宣传彝族文化、逐步实现“中国彝学、世界彝学”的学科发展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历经60年的艰辛创业,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蓬勃发展,彝语言文学专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坚定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办学之路。目前,彝语言文学专业已经发展成为国家民委和四川省的重点学科、四川省品牌(特色)专业和教育部特色专业。2001年,彝学系被确定为四川省彝汉双语本科人才培养基地。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的结果,是学校党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社会各界关心支持的结果。是一代代潜心于彝学事业的志士仁人无私奉献、锐意进取、改革创新、倾注毕生的心血,共同写就了彝语言文学专业发展壮大的华丽篇章。 三、彝语言文学学科专业在改革中发展壮大 纵观彝语言文学专业60年发展历程,所取得的成绩主要得益于特色优势。西南民族大学彝语言文学专业是国外没有、国内少有的传统优势特色专业,目前在国内外同一学科专业中处于领先水平,是西南民族大学的特色和品牌。但是,当今世界正在走向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国际化、市场化、大众化,赋予今天的大学以新的内涵,影响着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传统的特色专业,如果不经营、不改造、不发展,就只能成为保守的特色、落后的特色、苍白的特色,最终必然会被全球化、现代化所淹没。因此,必须赋予传统的特色专业以崭新的时代特色。惟有如此,传统的特色专业才能与时俱进,才能不断地走向辉煌。这便是改革与发展的使命。当然,这种改革,并非背离传统,而是“经营传统,经营特色”,让“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让“民族的”成为“世界的”。正如大河奔流,一脉相承,贯穿古今,融通中外,承先启后,与时俱进。 (一)双语(多语)教育教学改革实践 在学校“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中,彝语言文学专业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深化教学改革,大胆调整和拓宽专业口径,脚踏实地地走出了一条双语教育教学和双语人才培养的崭新路子。从理论上讲,“双语”或“多语”现象在本质上是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交流、吸收、融合、互补的最直接的体现。“双语”或“多语”劳动者的目标是既保存世界语言的多样化,又促进信息交流的顺畅和通达。这也是为创造未来文明的人们所共同期盼的。从现实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彝族地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彝汉”双语和“彝汉英(日)”等多语已经成为广大彝族地区和彝族人民的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传播、获取信息的重要载体。国内近800万彝族人民主要以大杂居、小聚居的形式分布于滇、川、黔、桂四省区。这一特点导致彝族地区和彝族人民急需熟练掌握“双语”和“多语”的各类专门人才,而且,这种需求是长期的、大量的。基于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彝语言文学专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专业改造,从单一的“彝语言教学”走上了一条“双语”和“多语”教育教学和“双语”、“多语”人才培养的崭新路子。赋予了传统的特色专业以崭新的时代色彩。在保留彝语言文学这一传统特色专业的同时,先后开办了“彝汉双语文秘”、“彝汉双语经济管理”、“彝汉双语行政管理”、“彝汉双语师资”、“彝汉翻译”等多个专业(方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开办的“彝汉双语文字信息处理”专业,是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的典范,是古老的彝文走向信息化、数字化的有益尝试。2002年,彝学系又成功开办了“彝英双语”专业方向,这个专业方向的开办,标志着传统的“彝学”正在努力走向世界,为让“彝学”走向世界,让世界关注“彝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08年,新开办了“彝日双语”专业方面,标志着彝学院的“双语”和“多语”教育教学步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至此,彝语言文学专业已经初步建成了包括多个本科专业(方向),2个硕士点和1个博士点研究方向的学科专业结构。这一学科专业结构的建成,标志着古老的彝文作为一种国家学历教育文种,在共和国学历教育的各个层次上已经全面实现“通车”。目前,彝语言文学专业常设4个本科专业(方向),即“彝汉双语语言文学”、“彝汉翻译”、“彝英双语”和“彝日双语”。这些专业培养目标明确,课程设置科学,知识结构合理。 1.彝汉双语语言文学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彝汉双语语言文学全面系统知识和其它文科知识的,能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党政管理部门及相关单位从事有关教学、研究、管理、编辑、翻译、新闻、出版、文学创作、文秘等方面工作的专业人才。主干课程:现代彝语、彝文文选及习作、彝族传统文化、彝族文献学、彝族文学概论、彝族尔比克智、彝族哲学、彝族诗学、彝族语言与文化、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概论、汉语写作、汉语普通话、文艺美学、彝汉翻译理论与实践、彝族史、民俗学等及普通高校规定的公共基础课。 2.彝汉翻译培养目标:本专业以培养具备彝翻汉、汉译彝、彝汉双语语言文化、文学艺术、社会历史等全面、系统知识的彝汉双语高素质本科人才为目标,能在彝族地区文化教育、党政管理部门及相关单位从事有关教学、研究、管理、编辑、翻译、新闻出版、古籍整理、文学创作、文秘等方面的工作的专业人才。课程设置:现代彝语、彝语方言比较、彝文文选及习作、彝族现当代文学、彝族文献学、彝族文学概论、彝族尔比克智、彝族诗学、彝族文字学、彝族传统文化、彝族语言与文化、彝族史、彝汉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汉语写作、汉语普通话、文艺美学、民俗学等及普通高校规定的公共基础课程。 3.彝英双语培养目标:本专业以培养具备彝英双语语言文化、文学艺术、社会历史、经济管理等全面、系统知识的彝、英双语高素质本科人才为目的。注重彝族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及有关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知识,以及英语听、说、读、写、译等专业方向素质的培养。该专业方向人才的培养,能逐步满足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教育、旅游管理、涉外经贸、新闻传播等行业对少数民族复合型人才的极大需求。主干课程:基础英语、英语听力、英语口语、英语阅读、英语语音、英语语法、英语写作、高级英语、欧美文化、彝族传统文化、现代彝语、彝族文学概论、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文艺美学、文化人类学及普通高校规定的公共基础课。 4.彝日双语培养目标:本专业以培养具备彝日双语语言文化、文学艺术、社会历史、管理研究等全面、系统知识的彝、日双语高素质本科人才为目的,注重彝族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及有关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知识,以及日语听、说、读、写、译等专业方向素质的培养。该专业方向人才的培养,能逐步满足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教育、旅游管理、涉外经贸、新闻传播等行业对少数民族复合型人才的极大需求。主干课程:基础日语、日语会话、日语听力、日语语音、日语泛读、日语语法、日语写作、日语视听说、日语翻译、高级日语、日本文学作品选读、彝族传统文化、现代彝语、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汉语写作、演讲与口才、文化人类学等及普通高校规定的公共基础课。 (二)着力提高双语(多语)人才培养质量 彝语言文学专业针对彝族地区人才需求情况的变化,加强彝汉双语和彝汉英三语人才培养。在人才培养的具体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观,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注重学生整体发展、个性发展和终身发展为原则,使学生真正做到思想上自强、学习上自立、心理上自信、行动上自律,从而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健体、学会审美、学会做事。尊重学生中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因材施教,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近年来,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本科毕业生陆续考上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大学等国内重点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有的在校生作为与海外大学的交换生被选派出国学习,有的毕业生远渡重洋,赴国外攻读硕士和博士。这是彝语言文学专业改革实践成果在人才培养上的具体体现。2009年,“彝语言文学专业多语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荣获四川省人民政府教学成果一等奖。 (三)有力推进教材建设、课程建设和科学研究 由于彝语言文学专业的特殊性,专业课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主要靠教师自己编写。1977年恢复招生时,彝语言文学专业没有一部正式出版的教材。为了解决专业教材匮乏的问题,多年来,彝语言文学专业教师编写出版了《彝族文学概论》(“九五”国家重点教材)、《彝语概论》、《当代彝族文学作品选读》、《现代彝语》、《彝族民间文艺概论》、《彝汉翻译》、《20世纪彝文优秀作品选读》、《彝族民间长诗导读》、《彝文写作教程》、《〈勒俄•玛木〉释义》、《彝族尔比克智释读》、《民俗学概论》、《现代彝语概论》(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等一系列质量较高的教材,彝语文专业教材匮乏的老大难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改观。课程建设方面,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专业口径的不断拓宽,彝语言文学专业坚持“经营特色”的理念,加强课程体系建设,优化课程结构,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更加科学、更加规范、更加合理,课程质量不断提高。2005年、2006年和2007年连续3年间,“现代彝语”、“彝族传统文化”、“汉彝翻译”和“民俗学概论”等4门课程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并在为实现部级精品课程零的突破不懈努力。彝语言文学专业教师结合彝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彝学学科专业发展的需要,开展了一系列特色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30多年来,先后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译作80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100余部,承担国家及省部级项目50余项,40多项成果获各级各类奖。这些成果中“彞文信息处理”等相当部分成果填补了国内外同一学科研究领域里的空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益。 (四)强有力的师资队伍 1977年恢复招生时,彝语言文学专业仅有4位教师。难以想象这4位老师在当时承担着多么繁重的工作任务,才撑起了一个学科专业!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彝语言文学学科专业建设中的重中之重。长期以来,通过选留、引进、培养等多种途径,加大彝语言文学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力度并已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在西南民族大学各专业师资队伍中,彝语言文学专业师资力量是最强的队伍之一。全校现有彝语文专业教授9人,副教授8人,其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人,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2人,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2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1人,四川省教学名师1人,二级教授1人,三级教授6人,博士5人,在读博士3人。应该说这是一支政治素质较高,教学、科研能力较强,热爱党的民族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2007年,这支队伍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教学团队。回顾历史,彝语言文学专业的改革与发展,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光彩在闪耀,内力尚不足。也就是说,在经营特色,凝练特色,彰显特色的教育教学改革和学科专业建设实践中,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获得了众多的荣誉。头上的光环不少。但是,实事求是地讲,自身的优秀竞争力还不够强。主要表现在:学科专业尚处于弱势地位,做大做强困难重重;重大特色项目的立项研究不多,学术地位不够高;精品课程建设还没有达到部级水平;人才培养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等。今后,彝语言文学学科专业的改革与发展,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总结过去、研究现在、谋划未来,摒弃那些不利于学科专业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作风,坚持改革创新,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坚持高标准、高要求,紧紧依托“一体两翼”发展战略,继续保持和充分发挥特色优势,适度扩大本科教育规模,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坚定不移地走“双语”和“多语”教育教学及“双语”和“多语”人才培养的特色之路,力争在精品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上实现重大突破。加强特色研究,提高科研水平,提升学术地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的整体结构,进一步增强凝聚力和创造力,努力把彝语言文学专业建设成为一流的特色优势学科专业。 文学类毕业论文:高等教育改革下汉语言文学类发展 21世纪是我国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综合实力不断提高的世纪,这个世纪需要更多的高质量复合型人才,这类人的基本条件是:1、有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即拥有稳固而宽广的基础知识和坚定而精深的专业知识,还具备开拓创新和综合分析的能力;2、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即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预见力,能够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还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竞争意识。要培养出这类人才,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基本趋势是转变培养人才观,要教会大学生如何进行思维创新,培养综合实践能力,促使大学生成长为符合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因此,这也对作为我国高校独立专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本土特有的语言文学专业,历史悠久,而且是我国高校中设置最普遍的一个基础性文科专业。长期以来,我国各类高等院校都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能在高校、新闻文艺出版部门和科研机构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传方面工作的人才。但是,社会的不断发展、终身教育理念的不断加深对我国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不仅仅是需要从事语文教育教学的教师和学术研究人才,还需要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语言功底的复合型人才,这类人才具备良好的文字宣传能力和扎实的新闻知识,能够起草合同、策划广告等。为了培养出这类人才,我国各类高等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必须进行改革。 一、改革教学计划 教学计划是指人才培养方案,其中包括培养要求、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以前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科研型、学术型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日后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因此,构建一个以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为优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迫在眉睫。 二、改革课程目标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目标要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的目标来设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因此,这门课程的目标是要培养学生的文献资料搜集整理能力、日常应用文写作能力、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文学作品创作能力和批判性思考问题的能力等。 三、改革教学内容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要从最常见的语言现象手,培养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实用能力,针对具体现象提出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从而使得学生运用的语言、文字等更加灵活、形象。另外,还要将最前沿的研究话题和最先进的研究成果整合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中去,使学生能够拓展视野,放眼世界。 四、改革教学方法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与招聘单位的需求相脱节,原因就在于学校安排的实践环节过少,学生必要的能力不能得到强化。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要提倡实践教学,使学生能在实际的工作中接受锻炼、提高能力。首先,在校要对学生进行专业能力的训练,使之能够从事写作、阅读等基本的工作,同时,学校要设立一批实践基地,使学生早日接触社会上真正需求的知识,力争缩短学业与就业之间的距离。 五、改革考核方式 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是以学习技能性、应用性课程为主,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要考核的不仅仅是理论课程,还要考核学生实际掌握的技能。课程考核要将“过程性考核”和“结果性考核”结合起来,在学习过程中要灵活变化考核方式,通过提问、习作、小论文、作品研讨会、课堂讨论等方式考核学生在学习中掌握的技能。另外,高校还可以让社会的职业权威人士、认证部门来考核学生的某些课程,引入社会考核体制。 综上所述,在高等教育改革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要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着眼点,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为日后顺利走上工作岗位奠定良好的基础。 文学类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类个性化教育 个性化教学在中国教育史上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论语》就极其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大教育家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对其弟子的个性化教学案例。孔子认为人的智力有智、愚之分,人的性格有卤莽、文雅之异,人的心理状态有勇进与退缩之别,每个人的潜质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因此,教学中只有根据这些不同的心理特点,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才能获得理想的教育效果。根据学生的基础和个性的不同,分别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施教不同的教育内容,达到同一的目标要求,这既切合教学对象的思想实际,又体现出教学内容的层次性。让学生在不同的层面上获得提升,这就是孔子所提倡的“因材施教”的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一、个性化教学是远程教育的必然要求 所谓个性化教学是指教师以个性化的教为手段,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目的,并促进个体人格健康发展的教学活动。个性化教学包含三个因素,即教育者、教材、受教育者。“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是个性化教学的具体体现,个性化教学是教育规律的必然要求。受教育者当前掌握的知识和所达到的能力水平等智力因素及其性格特点、学习动机类型、认知风格等非智力因素千差万别。针对不同受教育者,教育者只有因材施教,才能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近几年,电大开放教育招生专业不断增多,地方中小学教师学历不断达标,政府公务员学历持续提升,但汉语言文学专业却出现了招生人数递减的情况,很难形成传统意义上的班级规模。学生人数过少的现象,给开放教育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带来了新的挑战。汉语言文学专业迫切需要个性化教学以适应目前的现实。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远程教育个性化教学特点 1.网上辅导多于面授辅导课时随着远程开放教育模式的改革和探索,教师面授课程已经逐渐为网络教学所替代。传统的教师面授课时正在大幅度地减少。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进行个性化教学,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质量,已经成为电大教师共同关心的问题。网上教学资源建设和虚拟空间社区的师生交流被提上日程。 2.教师一专多能在电大远程教学中,“传道、授业、解惑”作为教师的基本职责,已经有了新的内涵。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是学生学习方法的引导者,要“授之以渔”,而且是知识载体的创建者,教师要运用现代化手段完成网上教学资料整理更新以及课程资源建设任务。电大课程责任教师既要熟悉教学理论内容,又要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其教学工作量不是减轻了,而是比以前更重了。事实上,开放教育教师往往要负责很多门专业基础课程或对多门课程进行教学辅导。在多媒体教学方面,电大远程教学要优于传统教学,各专业教师基本会制作或参与制作多媒体课件和网络课程。 3.个性化教学的优秀———创新性每年专升本的学生中都有在专科阶段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在基础知识衔接上比较困难。学校针对这部分学生要开补修课。教师教的学生人数每届总量并不多,但辅导学生的课程数量却很大。每一个教师精力是有限的,随着新课程的不断出现,旧课程内容的不断更新,要把工作做好,唯一的途径就是不断创新,挑战自我。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远程教育个性化教学实践探索 1.灵活的授课机制电大学生多数是成年在职人员,学生上课出勤率受到一定影响。当某届学员本身人数少而又出现严重缺勤时,大班授课方式就很不合适。经过探索,我们认为出勤率较高时在教室授课较好,因为有多媒体大投影,可以方便学生边听边看课件,可以提问或集体讨论。而出勤率较低时,采取教师和学生面对面座谈交流方式比较好,或与学生一起浏览课程网页,营造出教和学的和谐氛围。 2.根据教材设计不同的授课方式对于文学性较强的课程,比如中国现代文学专题和中国古代文学专题课程,学生兴趣较浓厚,教师以讲课为主,提问和课堂讨论为辅;对于比较抽象的理论性课程,比如中国古代文化要籍导读和西方文论等学生不太感兴趣的课程,可采用师生共同参与、合作讲课的方式,即教师给学生示范讲解后,让学生轮流上讲台,每人讲一个作家或作品,难理解的地方教师在讲台下配合解释。学生参与式教学,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台上学生讲得认真,台下学生听得注意力集中;对于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比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课程,则是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授课方式。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的学生,多数是中小学教师,在课堂上让这些在职的中小学教师讨论发言或讲解课程设计方案,非常贴近教学实际,来自于教学实践中的具体案例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3.进行多样化的网上教学辅导网上教学辅导是课堂教学的继续。在网络远程学习环境中,应该给学生提供具有可操作性、有明确学习目标的课程资源。网上教学辅导的内容包括自主学习指导、电子教案、课程BBS论坛、期末复习指导、历年考试真题分析及答案、形成性考核作业指导等。自主学习指导内容包括公布上课的时间和地点、预习上课的主要内容、课程的重难点提示、思考题。电子教案是对全书内容框架的梳理,以及对每个章节重难点的详细分析。课程BBS论坛是网上师生互动的平台,教师根据教材内容和考试重点定期专题讨论题和小组讨论题,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可非实时提问。期末复习指导侧重各章复习重点训练并给出参考答案。历年考试真题分析及答案,是让学生熟悉课程的考试题型及解题思路。形成性考核作业指导,是学期临近结束时网上公布作业参考答案,便于学生反思自己的答题方式是否准确。 4.富有特色的形成性考核方案电大学生平时成绩占终结性成绩的一定比例。平时成绩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即上课出勤率、书面作业和网上学习。平时成绩的标准,一要突出电大特色,网上学习分值比重加大;二要突出成人在职特点,上课出勤率所占分值相应较小;三是突出自主性,学生的学习进程和网上学习方式可以自己做主;四是学习时限性,应该有一个大致时间范围。对于网考课程,中央电大制定了详细的形成性考核方案,布置了网上作业,并限定具体的答题时间,逾期成绩为零。中央电大形成性考核方案的优点是督促学生按时完成作业,提高学习效率;不足是尽管教师不断提醒学生学习时限,但是学生由于工作繁忙,有时还是来不及按时答题,结果失去了考试机会。 总之,“因材施教”实施个性化教学,是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教学的必然选择。在开放教育中,“材”包含两个含义:其一是指教学的对象———学生,学生不同,教学方法应该不同,对于电大开放教育的学生,应该以网络远程教育为主,面授辅导为辅。其二是指教学的媒介———教材,教材不同,面授教学方法以及相应的网上教学也应该有所不同。电大开放教育的课程责任教师承担多门课程,课程性质不一样,资源建设应各具特色。无论是教育对象,还是教育媒体,都彰显了电大教育是远程“因材施教”,这也决定了我们对开放教育个性化教学的探索任重而道远。 文学类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类实训教学 “行动研究”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和他的学生在研究不同人种之间的关系时提出来的,他当时对“行动研究”的定义是“将科学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之智慧与能力,结合于一件合作事业之上的方法”。他的这一理论很快传入了教育领域,许多教育界人士对“行动研究”都下过定义。综合众多的说法,我们这里所说的“行动研究”指的是通过对学校教育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局部性的改革探索,在实践中寻求解决问题的一种教育研究方式。研究个案之一:文学社对提高学生写作、采编能力的尝试运用行动研究来探究文学社对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作用,我们课题组已经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为了提高中文系学生对写作的兴趣,进而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我系于2007年成立了“红杏花”文学社,指派有写作经验的教师担任文学社的总顾问和指导老师,同时不定期邀请外面的作家和本校的专家来举办这方面的讲座,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如曾请中国作协会员、江西省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程维来讲诗歌创作,激发学生的文学创作热情。考虑到学生发表作品较难,经上报院党委宣传部批准,系里于2008年创办了内刊《红杏花》杂志。这本由学生自己写、自己编辑出版的期刊,既为广大学生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同时也成为他们进行实训的阵地。 “能说会道,能写会造”,这是我们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要求。“写”是一般的写作要求,这里所说的“造”指的是创造,也就是能进行文学创作。文学创作要比一般的应用文体写作要求更高,由此必须给他们更多的锻炼机会。从理论转向技能,除了教师的指导,还要不断地进行写作实践,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提高。通过调查发现,红杏花文学社有专门的章程,有固定的活动,每年有自己的计划。它每年定期举办的诗歌朗诵会、戏剧表演节、小说研讨会,对促进学生的文学兴趣、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将来就业的方向除了从事教育工作,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会到新闻出版业工作。为了拓宽就业面,在实训教学上我们对学生采编能力的培养也十分重视。系里的指导老师会经常在文学社举办采编业务方面的短训,对新生进行业务指导。2010年12月3日,笔者对文学社全体成员进行了编辑业务方面的培训。当时内部刊物《红杏花》正在编辑第三期,已经排出了样刊初稿。作为总指导,笔者在审阅过程中发现了较多的问题,于是从稿件内容把关和编辑排版两个大方面,对全体社员提出具体要求,并结合已经在审的杂志清样,从正反两方面的例子进行了讲解。如这期杂志中文学社社员何某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这个喧闹的世界,加上几千年的礼义思想的影响,办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往往非要复杂地给各个有关部门、有关人员送点东西。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并不是批判什么,而是强调钱的重要性。……”笔者明确告诉学生:民族宗教问题绝对不能碰、政治问题不能随便碰、消极颓废内容不宜发表。 通过指导老师对文学社学员的指导,学生的写作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学院报纸的副刊上,曾多次发过“红杏花文学社作品专版”。江西省写作学会每两年要举行一次“大学生写作大赛”,系里指派作家祝春亭教授担任这项赛事的指导老师。除2002年首届比赛没有参加之外,其余的比赛中文系都组织学生参加了。在这项比赛中,中文系的学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数十名学生分别获得了一、二、三等奖。其中获得一等奖为第二届6人,第三届、第四届都是10人。由“红杏花”第四任文学社社长、中文系2008级专科一班杨高海编剧的《爱在苗乡》,在学校演出获一等奖,该剧参加全省高校校园心理情景剧大赛,获得了旅游商贸学院赛区三等奖。与此同时,学生的采编能力也得到提高。他们拟于2011年4月出版第四期《红杏花》杂志,在审稿和编排上与第三期相比,同样是这些学生唱主角,但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杂志内容健康向上,编排美观得体,获得了广大师生的好评。有的学生在学院的报纸任采编,有的则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了作品。由此可见,加强写作、采编能力方面的实训教学十分必要。研究个案之二:表演与研讨会对推进学生科研能力的作用运用“行动研究”来推进学生的科研能力,必须遵循“行动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一般来说,教师开展教学“行动研究”的操作程序如下:①发现教育问题;②分析问题,找出原因;③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④实施方案;⑤反思方案的实施效果。根据这一理论,我们结合教学内容和教学实际,从中去发现学生当前存在的问题。从2006级、2007级本科班毕业论文的写作上来看,我们发现他们普遍存在着科研能力不够强的情况,专科学生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例如,许多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不新,重复别人的观点,缺乏学术价值;还有不少学生只会就事论事,叙述作品的情节占太多篇幅,论文的理论性不够;另外还有部分学生写出的论文逻辑性不强,整篇文章不知所云。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日常教学中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锻炼不够,学生主动进行的研究性学习太少。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系里决定加强实训教学。在实训教学方面,重点又加强学生阅读分析能力的培养。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分析能力,我们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通过文学作品的表演,加深学生对作品的理解;二是通过开作品研讨会,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这些专业课,涉及的文学经典作品很多,其中不少作品被搬上了银幕和荧屏。让学生组织剧社,进行文学作品表演,学生要演好角色、进入角色,就必须对作品和角色有一定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对作品的认识往往会有所创新。 诗歌朗诵会,是实训教学中经常举办的一项活动。“红杏花”文学社成立后,每年4月都要举行大型诗歌朗诵会,以提高学生对诗歌的感悟能力。戏剧表演,也是促进学习的途径之一。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分角色朗读来体会戏剧作品,如《雷雨》《钦差大臣》《威尼斯商人》都曾作过尝试。“红杏花”文学社为庆祝成立一周年,当时准备了丰富的文艺节目,其中就有话剧《雷雨》片断的表演。在此之前,中文系学生曾将《简?爱》的精彩片段以话剧的形式搬上舞台。学生还自编、自导、自演过话剧《爱在苗乡》。为了加强探索性内容的实训教学,笔者曾于2009年4月22日在2006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班的《世界华文文学》课上举行过“林海英作品研讨会”,要求全班每个同学必须发言,会上大家发言踊跃。互联网的发达,使学生可以上网查找一些研究文章,这使得他们可以对别人的研究成果加以借鉴。然而也有其负面作用,就是一些不愿动脑筋的人会抄袭别人的研究成果。为了避免其负面作用,我们在2010年3月16日举行研讨会,特地将本系作家祝春亭新近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清商埠》作为研讨的对象,以杜绝他们上网抄袭。再如2011年3月19日举办的路遥作品“《平凡的世界》研讨会”,系里派了四位指导教师,邀请了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和江西电力职业学院的文学社代表参加。学院督导郭教授对此也很感兴趣,牺牲周末休息时间前往观摩,并在学院的《督导简报》上作了介绍。学生的发言稿,一部分准备修改后发表。研讨会形式实际上是一种“课题研究模式”(也叫项目研究模式),是一种研究性学习模式。实践证明,课堂与课外相结合,通过表演和研讨会等形式,加强探索性内容的实训活动,对学生阅读分析能力的提高有较大的作用。经常性地开展表演和研讨活动,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研究个案之三:技能竞赛对提升师范生综合素质的促进我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中,有一大部分是师范类的。作为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以赛代训是实训教学最常见的形式。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训相关的比赛,开展得较普遍的主要有书法比赛和演讲比赛。“三字一话”(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普通话)和课件制作,是成为一个教师要练好的基本功。书法比赛也是为了提高学生的三字水平,而演讲比赛、辩论比赛则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和表达能力。这些实训形式,对师范生极为重要,所以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训教学必不可少的内容。结合校园文化活动,通过竞技促进实训教学,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办法。例如师范生基本功技能大赛,学生参与的热情就很高。 江西省教委师范处2008年推出了第一届师范生基本技能大赛,要求师范生在演讲、钢笔字、毛笔字和粉笔字以及课件的制作上,能一展自己的基本功。笔者单位每学年都要在班、系两级举行演讲、辩论、朗诵、书法、制作课件等比赛,在比赛之前让相关老师给学生作辅导,但主要准备工作由学生自己去做。导师团对此项活动进行全程指导,葛林、万师齐等学生代表学院参加省里比赛取得了不俗成绩。在全省师范生基本技能大赛中,中文系有五位学生分获二、三等奖,特别是本科组,获得团体总分第四名的成绩。2010年学院为迎接省里第二届师范生基本技能大赛,先举办了本校的选拔赛。通过指派专业教师进行指导,参赛学生的基本技能和素质有了进一步提高。以师范生基本技能大赛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举办类似的大赛的确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以我系为例,为参加学院的师范生技能赛,系里先举办了预选赛。学生知道如果能获奖,对将来他们应聘教师很有帮助,因此踊跃报名。通过比赛,他们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不足,明确了努力方向。而对预赛选拔出来的学生,系里分别指定了三位在书法、演讲和课件制作上有经验的老师,对他们进行了专门的辅导。这样便可弥补其中某一项内容的不足,使他们在师范生的综合素质上得到整体提高。 文学类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类实践教学调研与策略 近年来,高校教育越来越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而且普遍认为,实践教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知识转化为能力的重要环节,实践教学在培养和造就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几乎各个高校的各个专业都在强调实践教学。我国传统的人文学科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也不例外。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研究的论著论文也比较多见,但我校作为民族类高等本科院校,有其自身的特征,即“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的办学宗旨。其他高校的经验对我校不一定适用。因此,我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需要结合自己的校情生情进行实践教学。为此,笔者于2011年6月对北方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进行了一项有关实践教学的调查。调查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当前学生的能力现状、当前学生对本专业实践教学的看法,分析其特点,以便进一步探讨、改革、创新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力求建立体系化的实践教学,从而突出能力培养,突破制约学生顺利就业的瓶颈。 一、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抽取了2007级和2009级的部分学生进行调查。2007级是作为毕业生的调查样本,对2007级学生的调查是在学生毕业前夕(2011年6月3日)进行的。2009级是作为在校生的调查样本,对2009级学生的调查是在大学二年级的第二学期末(2011年6月29日)进行的。2007级共有学生93人,抽取了55个样本,有效样本55个,抽取人数占59%。2009级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共148人,抽取了110个样本,有效样本109个,抽查人数占73.6%。根据调查的需要,对两个年级分别设计了两份调查问卷,其中有些问题是相同的,目的在于比较。我们对2007级的学生设计的调查表,从10个方面调查了今年毕业生的情况,了解学生面对就业所需的知识和能力,以及他们感到自己需要加强的知识能力。对2009级的学生调查,主要了解在校生对于实践的需求以及对学院、系里组织过的实践的评介。 二、结果与分析 (一)大学毕业,学生选择工作还是继续读研究生的情况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学毕业后选择工作还是读研?笔者对2007级学生和2009级的学生分别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是,200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93人,其中考上研究生继续读硕士的只有13人,占13.9%。抽样调查的汉语言文学专业2009级109人中,打算考研的有49人,占44.9%。笔者进一步调查了2009级打算考研的学生“选择考研的原因”,49人中,选择“喜欢读书研究”的有12人,占24.5%,选择“避免就业的竞争”的有2人,占4.1%,选择“硕士比学士就业好些”的有35人,站71.4%。从调查数据不难看出2009级打算考研的学生,其根本的目的是处于就业的考虑。也可以预计,在打算考研的49人中,能有多少人能够考上研究生呢?恐怕至多一半。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毕业后大多数人的去向是进入职场。 (二)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状况我们调查了文史学院2007级和2009级汉语言专业的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2009级的学生,在回答“你对自己现有的口语表达能力(说和讲的能力)满意吗?”这个问题时,选择“满意”的有20人,占18.3%,选择“不满意”的有89人,占81.7%。在回答“你对自己现有的文字表达能力(写各种文体文章的能力)满意吗?”这个问题时,选择“满意”的有14人,占12.8%,选择“不满意”的有95人,占87.2%。综合两个问题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到,80%以上的的学生对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不满,(这里指汉语表达)也就是说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亟待提高。调查结果明显表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口不能言、写不达意的现象比比皆是,学生的说写能力令人担忧。另一方面,学生又普遍认为,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是最需要的能力。同样,我们通过调查数据可见。2007级学生回答“你在毕业找工作中,感觉最需要的能力是什么?(可以多选)”,选择a项专业知识的有22人,选择b项口语表达能力的有38人,选择c项文字表达能力的有24人,选择d项人际交往能力的有45人。他们在回答“你在毕业找工作中,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中最需要提高和强化的能力是什么?(可以多选)”选择a项专业知识的有20人,选择b项口语表达能力的有33人,选择c项文字表达能力的有32人,选择d项人际交往能力的有31人。可见学生在寻找工作的实际中,普遍认为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重要性要高于专业知识,并且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中最需要提高和强化的是口语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应加强说和写的能力的培养。 (三)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情况毕业论文(设计)是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检验学生专业知识的重要手段,对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是学生毕业和学位资格认定的必备条件。毕业论文的质量,直接体现人才培养的质量。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的情况,笔者对2007级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对于“撰写的毕业论文的内容”的调查,学生的选择是:选a项“2/3抄网上或书上的”有1人,1.8%,选b项“1/2抄网上或书上的”有5人,占9.1%,选c项“1/3抄网上或书上的”有18人,占32.7%,选d项“参阅资料,自己写作”的有31人,占56.4%。a、b两项合起来共有6人,占总数的10.9%,c、d两项合起来共有49人,占总数的89.1%。由此,我们可以说89.1%的学生的毕业论文是符合学术规范的,不是抄袭剽窃的,学生在尝试自己完成。对“你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最大困惑是什么?”的调查结果是:“不知道写什么”的有8人,占14.5%,“面对很多的材料不知道怎么用”的有30人,占54.5%,“没有自己的思想”的有17人,占30%。数据表明54.5%的学生阅读归纳、驾驭材料能力不足。30%的学生“缺少创新思想。 (四)学生对于实践的需求对“你希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形式是什么?(可以多选)”的问题调查结果是,2007级的学生希望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形式的人数依次是:实习、技能训练、第二课堂活动和其它社会实践、参观调查、毕业论文。2007级学生已经经历了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的撰写和答辩,在这两种学校集中组织实施的实践里,学生优选实习。同样的问题,我们对2009级中109名学生也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是:2009级的学生希望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形式的人数依次是:实习、技能训练、参观调查、第二课堂活动和其它社会实践、毕业论文。2009级是大二第二学期末,他们没有经历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的撰写和答辩,但对于这两种实践的心理期待竟然与2007级学生的选择如此相同,可见学生很看重、很需要实习这种实践形式。而且实习和技能训练这两种实践形式竟然都是排在前面的,而且次序也完全一致,可见两个年级的学生都认为这两中实践是他们最需要的。对于上面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毕业后的主要去向是进入职场。(2)由于我校学生50%以上是少数民族的学生,汉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所以,学生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较弱。(3)学生毕业论文抄袭现象不很严重,但存在驾驭材料能力不足,缺少创新思想。(4)实习是学生的首选的实践形式。 三、实践教学改革之策略 结合客观调查的资料以及情况分析,我们了解了客观存在的学生生态,阅听了学生的接受与需求,然后提出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改进之策略。 (一)以“学以致用”为目标,调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计从学生的实际需求,社会的价值趋向来看,我校汉语言专业的课程设计需要考虑毕业后就进入职场的绝大部分学生,使学生通过某些课程的选修能够增加职场竞争力,“学以致用”应该不只是一种口号,应该成为普世的教学价值。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计围绕“一主线”,就是以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主线,培养理论与实践、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并重的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尤其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增加一些实践性强的课程,比如现代汉语、应用文写作、演讲与口才、普通话培训等,以便学生提高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二)固本与实用联姻,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固本”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传统的课程继续保持,而且对于经典学科的教学和演练需要加强,比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小说、古今汉语等,这些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加强基于务实固本。“实用”是指固本的基础上,课程设计兼顾实用化、创意化、现代化。我校的类型属于“教学型为主的普通高校,以本科教育为主,有条件的可适当担负研究生培养任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1],不是高职高专院校,培养岗位型、技能型人才。所以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进实践教学的规划和落实上,必须考虑学校的这一根本定位,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不能把我们的学生训练成技术工人。所以在进行实践教学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握一个原则———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并重发展观念。在具体实施中是以课程为依托,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过程,始终贯穿“能力培养”这一主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专业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学习和创新思维的开发。为什么采取这样的举措呢?这是基于专业属性、课程特点和学生的实际而采取的办法。中文系的许多课程是人文内容,人文素养是能力形成的潜在因素。人文的高度与格局是一个人后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张高评认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毕业进入职场,的确凭借专业能力[2];之后五年、十年,谁脱颖而出?谁能领袖群伦?谁能独挡一面?谁可平步青云?就不再是专业能力挂帅,而是人文素养决定了态度和高度。汉语言文学教学是人文素养的集散地,是创意思维的大本营,是养成美好态度,提高崇高格局的加油站。所以,我们在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时,注重理论与能力并重,避免一味强调实践而忽视了有些课程的人文功能,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读、说、写、用”。对学生这四种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首先贯穿并落实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中。比如我们的尝试,各门课程都给出相关的阅读书目,定期检查,以训练学生“读”的能力;配合要求阅读的内容安排课堂讨论,训练学生“说”的能力;布置完成课业小论文,训练学生“写”的能力;“读、说、写”综合起来,训练学生“用”的能力。“读、说、写、用”的训练要求在每门课程中教学中都有所体现,这一点我们学院已经对每位教师明确提出要求。同时在典型的课程中强化训练,做到由面到点,由分散到集中的不断强化训练。比如以写作课为代表集中训练“写”的能力,以“演讲与口才”课、“普通话培训”课集中训练“说”的能力,同时对语言类课程设计整体规划,注重“学以致用”。 (三)实践形式多样化,提高学生实践的兴趣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对某一事物若没有兴趣,便不会主动关注它,所以一般来说效果不会好的。比如,学生不愿意实践,不愿“读、说、写、用”,其中主要原因是学生对此不感兴趣。由于不感兴趣,即使学生从道理上明白实践的重要性,即使学校通过测评来检查学生的实践情况,学生也只会停留在应付测评,至于一些具体问题的关注、思考和研究那是不可能的。可见兴趣对人学习的重要性。怎样培养学生“读、说、写、用”的兴趣呢?基于上面的调查,根据学院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们从改进实践形式入手,通过多样化的实践形式,吸引学生参与。 1.教学实践活动与学生社团活动相结合。使学生社团的组建和活动的开展,围绕教学目标和教学实践进行。如创办文学刊物,组织文学社、演讲与口才协会,开展读书征文竞赛、写作比赛、语言艺术表演大赛、教学技能大赛等,在活动中提高学生的各种能力。 2.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相结合。校内实践为主,校外实践补充。校内有针对的活动是普遍形式,但仅限于校内学生容易形成“审美疲劳”,参与的热情会逐渐降温,尤其是对于大二、大三的学生,他们对大学的新鲜感随着大学生活的熟悉,逐渐褪去,对于校园的一些活动开始无所谓或者冷漠。怎样让他们继续保持实践的热情,我们的有效办法是把他们带出校园,到社会去实践。这种做法我们已经初步见效。对于2008级我们组织了一次社会实践调查,到永宁纳家户进行语言文化调查。对于2009级学生组织了一次社会实践———“宁夏西海固文学采风”。此行学生们了解了西海固的风土人情,在宁夏师范学院听取了关于西海固文学的讲座。对此次实践,学生的看法如何?笔者跟踪调查了其中的109名学生,设计的问题是“对这次西海固文学采风的实践形式,你的看法是什么?”调查结果是:选择“好,有助于学习”的有46人,占42.2%,选择“好,有助于了解宁夏”的有46人,占42.2%,选择“好玩,对学习意义不大”的有11人,占10.1%,选择“不好,对学习意义不大”的有6人,占5.5%。合并前两项的数据,很明显地表明80%以上的学生对此次实践的看法是肯定的,只有15.6的学生是否定的。由此,我们可以说,这种实践可行。可行但是否有效呢?这又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追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学生的实践成果里找到了答案。这次实践,学生的任务是,在实践结束后每名学生撰写两篇于文章,内容与实践内容相关,文体不限。最后学生的文章,分组交给相关的教师评阅,评阅教师的普遍认为,绝大部分学生的文章有内容,有感情。我们能看到实践给学生提供的创作素材,提供了认识社会的机会。这印证了古人的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生的实践成果,很能体现其效果,而且这个效果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计目标。 3.分散实践与集中实践相结合。分散模式形式多样,自由灵活,可以是学生利用假期分散进行社会实践,也可以是学生根据自己的方向进行相关的实践,分散实习的关键在于务实,不能流于形式。集中模式是指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有组织地进行,如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形式。 本文通过调查,了解了学生的能力现状、对实践的需求等各种情况,结合我校民族类普通高等学校的特点,提出了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策略。一是以“学以致用”为目标,调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计。二是固本与实用联姻,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三是是实践形式多样化,提高学生的实践的兴趣。 文学类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类人才锻炼方式 洛阳理工学院属于地方性的新建本科院校。根据学校特点,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实际,在全纳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把培养目标定位为实用型的、一专多能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力求为地方的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 1汉语言文学专业存在的问题剖析 汉语言文学专业,目前的本科层次有两种,一种是普招本科,4年学制;一种是专升本,2年学制。层次多,学生来源面广。再加上本科设立时间短、基础较薄弱。于此,专业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课程设置存在问题,专修课课时明显不够,实践课学时较少,学生职业技能培养不足;其次,考核制度和形式不规范;再次,学生专业认同感不强,认识的深度不够。同时,学生就业率低,就业水平不高。为此,多次组织本系老师对我国特别是本省的教育现状、社会需求、学生学情等开展较全面的调查。先后走访了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并和省外其他著名院校就中文教学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调研和交流,获得了大量的教改信息和宝贵的教改经验。通过与兄弟校的交流与比较,使我们基本把握了新建院校中文专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方向。科学思考之后,我们选择了目前国际上最新的教育理念———全纳教育来指导我们的教育改革。构建了“平台+模块”的人才培养模式。所谓的“平台”是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素质平台,这是人才培养的基石和关键,侧重于基本知识和人文素质;“模块”更多的是侧重于应用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主要分为3种类型:研究型(考研深造)、教师型(教师职业)、应用型(文书、秘书、记者、编辑)。 2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新的课程体系 我们的教学改革旨在吸取“全纳教育”思想理念和执着精神,让不同层次有着不同需要、不同个性、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都能获得最好的发展。为此,我们对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重新修订和调整。在课程结构的设置上,共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主干课程、专业拓展课程、综合素质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等6大类。这里重点阐述后3类课程。 2?1专业拓展课程是在专业主干课程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专业发展方向和职业生涯设计的延续性课程。在专业拓展课程设置上,我们设置了3大模块。(1)考研深造类课程主要从语言和文学两大类别来设置,提供了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修辞学研究、文字学……和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专题、《诗经》的文化阐释、唐诗宋词专题、明清小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专题、“五四”文学思潮等课程。(2)教师教育类主要设置了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文学解读学、经典文学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方法、教师职业技能训练、现代职业礼仪和演讲与口才等课程。在教师教育类课程体系中,不仅要培养普通学校的教师,也努力向特殊教育领域拓展,力求培养全纳型教师。(3)文秘编辑类主要设置了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编辑与采访等课程。此类课程适合于将来从事文书和公务员等职业的需要。在3大模块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个人需求、职业生涯设计在一个或多个模块中自由选课。这样,学生既有专业发展方向,又有利于专业领域的深化与拓展。 2?2综合素质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综合素质课程是拓宽学生知识面,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展现教师研究专长,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讲座型课程。包括人文素质、政治外语、教师教育、科学专题和艺术体育等5个类别,学生可以根据需要选修。实践教学课程是为了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实践创新能力而开设的实践性课程。包括基础性实践、专业性实践和综合性实践等3个类别。除了常规性的军训、生产劳动、专业见习、教育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实践课程外,还结合专业特点,探索活动课程体系。主要实践课程包括文学采风、学年论文、文化资源调查、非线性编辑、报刊排版和文书档案管理等。 3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不能混同,有的人把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当成一种方法,这是不科学的。方法更多的是指解决问题的思路、程序和步骤,而现代教学方法体现在“教”与“学”两个主体的互动之中。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运用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才能提高教学质量。 3?1运用“系统讲授法”,建立学科的知识结构大学低年级学生开始认识专业的概念,但尚未形成该专业的知识结构。因此,要对学生进行系统的讲授,使学生对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整体认识。有人认为一开始就实施研究性教学法,提早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这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是不切实际的。实践证明,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第一年打基础阶段,运用“认知—同化”学习理论,合理地使用系统讲授法或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学生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便于学生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 3?2倡导“指导—探究”性教学法,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方式虽然第二学年的专业学习仍然是基础课程的学习,但是随着学生的专业理论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课程内容逐步深化,教学方法可以逐步由以接受性学习方法为主过渡到以“指导—探究性”学习方法为主。所谓“指导—探究性”学习,就是让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从学习中去主动地探索、发现,从而增强思考力和创造力,培养创新精神。这种课程形态的优秀是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强调一种主动探究式的学习,形成学生的自学能力。但这种教学法决不能忽略教师的作用。教师的指导更多地表现在组织上和服务上,空间由课堂延伸到课外。 3?3尝试“问题中心”教学法,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到了高年级,主要是一些选修课和应用技能课。这个阶段主要采用建构主义的方法进行教学,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解决问题的各种活动,建构知识体系,创造性地形成自己的观点。通过这种教学方法,学生构建起以解决问题为优秀的知识结构,也就是我们所提出的专业应用能力。但是,这种教学法的实施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精力,学校的教学评价机制和教学工作量的计算办法需要作适当的调整。 4强化实践环节 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不同专业方向的要求,形成专业见习、专业实习、教育实习和课外活动一体化的教学实践体系。 4?1适时组织专业见习,使学生体会汉语言文学原理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意义专业见习一般在第2学年进行。主要是结合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直接参加学校、机关、文化单位的实践活动。应用所学的理论和方法,见习课堂教学和班主任工作、机关文秘工作、文化产业管理工作。专业见习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记忆,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且能够增进学生对于工作的理解和感情,增强其事业心,为专业实习奠定基础。专业见习以短期为宜,视情况可多次进行,也可按专题进行组织。 4?2组织“顶岗”专业实习,使部分学生能够实习和就业衔接高级文秘方向的学生,专业实习拟安排在第4学年的第2学期,时间是一个学期。跟汉语语言文学方向的学生不同,一个单位接收实习生数量不可能很多,实习地点分散,教师指导不方便。从以往实习接受单位的要求来看,他们往往把接受实习和考察用人结合在一起,顶岗实习成了专业实习的特殊方式。它的优点是实习生角色意识增强,因为这种实习是把实践活动与职业生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习生的应用能力、现实表现决定了他的去留。它的不足是用人单位的不同要求与专业设计的科学标准有一定的差别。因此,专业实习必须制定统一的要求与考核程序,并与实习单位交流沟通,学生在毕业前必须完成专业实习的程序并考核及格方可毕业。 4?3开展丰富的课外活动,使其成为培养学生应用能力的载体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制定相关的激励、扶持政策。鼓励学生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作品,资助少数学生出版学术专著和文学作品。积极发动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和专业建设活动。组织学生参加各类竞赛,力争在竞赛中取得好的成绩。实践证明,将这四种途径有机结合,可以全方位地、有效地促进培养目标的实现。 5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合理配备师资,搭建优秀教师队伍。教师毕业于不同的院校和专业,个人的兴趣爱好也不一样。本着发挥每个人长处的原则,安排其在最合适的课程教学岗位之上。除此之外,把眼光放在全院,选聘有专业特长的系外老师担任相应的课程教学。这些教师的加盟,保证了“课程群”教学任务高质量的完成,拓宽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办学效率。在提高教师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落实教学质量全过程督导,达到提高教学质量之目的。每位教师在接每门课程时要做好以下环节的案头工作:制定教学大纲、考试大纲;拟订教学实施计划;编写讲稿、教案;期末出试卷、标准答案;写教学小结。在教学过程中,时时接受学院教学专家组的督导,期末每位学生还要给教师打分。同时,严格执行教师互听课制度和青年教师导师制度;制定科学的测评方案,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科学评价。经过近四年的建设和实践,洛阳理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已步入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 汉语言文学类应用型人才培育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从学历教育向职业能力教育转变。大众化教育的主要特征是办学规模的扩大、办学模式的多元化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多层次化。面对这样一种大的转变,一些专业的培养模式与目标必定要进行大的调整,必定要尽快适应新的社会需求。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这中间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文科类专业中的主干和优秀专业,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发展比较成熟的传统专业。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的有用之才。作为一个传统专业,几乎各个层次的高等院校都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历年来招生人数有增无减,社会需求虽然也在不断增大,但总体来说是趋于饱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同其它专业一样面临着结构性就业难题,而这一难题对地方院校来讲就更加严峻。地方院校应有符合适应地方社会要求和其自身办学条件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体系。依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和我国高教的实际情况,潘懋元教授将中国高等学校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研究型的、综合性的,这类大体上是我们的重点综合大学;第二类是应用型的、专业性的,培养各行各业各种专业的应用型的各种专门人才,包括一般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第三类是职业性的、技术技能型的。第一类大学侧重于科学发明与创造、研究型人才的培养;第二类侧重于科研成果的转化和技术开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第三类侧重于生产现场的技能操作、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就此看来,培养应用型人才应当是地方性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因此,对地方性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人才培养的重心必须下移,由以往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转向以培养适合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主。正确认识和客观分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历史与现状,积极探索和制定适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体系,使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保持其原有优势的同时焕发新的活力,在当前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发挥更好的作用,应该成为地方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革的当务之急。 地方本科院校作为依托地方、主要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院校,承担的是大众化教育的培养责任。然而,在实践发展过程中,部分地方本科院校仍然沿袭传统的单一化人才培养模式,像一些重点综合性大学一样,以培养研究型、学术型人才为己任,与研究型、综合性特点突出的重点综合大学盲目攀比,贪大求全,导致所培养的人才与社会需求相脱节。有的尽管调整了培养目标,但是,没有建立合理有效的培养体系,专业结构以及相关的课程设置仍然没有实际性的变动。所以在大众化教育的背景下茫然失措,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适应不了现实的需要。就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讲,地方性院校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知识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对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自然也有了新的要求。社会现实要求其所培养的,已不再仅仅是具有审美能力、写作能力、语言沟通能力的单一知识型人才,而是要求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审美品位,良好的语言交际能力,并能很好地运用语言进行教学科研、文学创作、文秘写作、广告策划、新闻宣传、公关谈判、对外交流等活动,具有综合实践能力的人才。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程大多局限于文学类科目,比较单一。而目前市场需要的是综合汉语言文学及其它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这也是由汉语言文学专业较宽泛的就业面所决定的。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地方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其主要弱势表现在:其一,知识转化能力低,转化率低,学校所学知识不能变成自己在工作岗位的实际能力。由于缺乏必要的实践素养,高校毕业生任职后,就业单位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付出相当多的经济资源和技术资源,对毕业生进行培训,以完成从毕业生到社会人才的角色转换,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其二,社会适应能力不强。表现为人际交往、沟通能力欠缺,自我定位不准确,承受挫折的心理准备不足。团队合作精神不强,或自我封闭,或以自我为中心。其三,实践能力弱,动手能力差。如办公自动化设备操作不熟练,公文写作水平不高等。加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多数毕业生在离校前很少接触社会,缺乏对自身能力水平的清醒认识,对市场的深入调研,在校期间的职业准备明显不足,不能很好地培养和挖掘自己从事岗位工作的潜力,导致不能成功择业。积极探索和制定适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体系,是当前地方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革发展的首要任务。但是在强调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时候,必须充分注意一个问题:即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的理解,不能机械地复制实用性专业的“应用型”内涵,而必须顾及该专业的特殊性。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是体现人文精神———对社会、对生活、对人体悟的最直接的载体,它担当着传承与提升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任。该专业人才培养一方面要考虑职业技能的训练,又要考虑人文素养与素质的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重心在于学生的人文素养,而非一对一的实用性技能,它的应用型,决不能仅仅体现在“技术”或“技能”的层面上,而应更广泛地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它作用于人的精神层面,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着一般实用性专业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当看到,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提供的一些精神底蕴,是其它具有特定职业对应性的专业所不及的。汉语言文学作为传统专业,在其长期的发展中,孕育出了许多新兴专业,如新闻、广告、文秘、文化事业管理专业等基本上都是从汉语言文学这个母体里剥离出来的。这正是它的基础性、综合性、宽泛性的有力证明。因此,在考虑这一专业的改革发展时,我们应该有更宽阔的视野,完全应该打破人为设定的专业界限,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汉语言文学的综合优势。在保证专业根基扎实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与职业应用相关的技能培养模块的设计。教育与教学、新闻传播、文秘与公关、社区文化管理、广告文案等都可以设计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模块,学生通过这些模块的学习获得动手能力和从业能力。 要使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改革和建设稳步进行并取得良好效果,就必须从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进行改革。转变观念,突破陈规,从培养目标及要求、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方面做出适合现实要求的变革。汉语言文学培养方案的设计原则应该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既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化熏陶和精神培育功能,又充分考虑社会和个人的即时性需求;既充分注重深厚人文素质的培养,又认真考虑某些应用技能模块课程的安排;还要有对更高层次深造有切实帮助的课程设置。这样才能真正帮助本专业学生完成“在学习中研究”和“在研究中学习”的思维转换。在整个培养体系中要大力强化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的培养,这既能给学生未来的发展带来益处,也能使学生素质有明显的改观,对于树立人才的整体形象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要坚持以培养能力为本位,坚持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专业改革指导思想,积极调整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定位于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想很好地实现提升学生综合应用能力这一培养目标,就必须针对本专业目前所存在的实际问题,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遵循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教学规律,对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进行大的调整和改造。在保持专业优势与特色的同时,设计新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进行科学的课程规划和相关的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完成由知识型人才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化,由单一学科背景下的专业教育向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教育的转变。将学校教育与未来职业所需能力相融合,真正做到学有所用,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根据新形势下专业发展的实际要求,课程设置应围绕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加强应用性,二是突显特色化。开设的课程必须注重实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未来的网络编辑方面的人才的需求量将会有进一步的上升。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未来各类媒体的从业人员仍将会以汉语言文学专业方面的人才为主体。我们应根据未来行业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大力开发应用类课程,提高这类课程在专业课程中的比重。 提高计算机能力以应对办公自动化、交际信息化、影像化的时代特征。当然,我们要十分清醒地把握住,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追求应用性过程中决不能失掉其自身特色。本专业的许多基础课看似只能陶冶情操,在未来工作中少有实际功用,但正是这些课程提升了学生的人文素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人的思想在感性层面上获得了理性的提升,对人未来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我们要以专业知识为优秀,培养实用性人才为导向来优化课程体系。课程结构可以由基础课、专业课、实践课三大板块构成,同时开设相关的应用模块。基础课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为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课程等。专业课又可分为专业优秀课程和专业辐射课程。专业优秀课主要是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专业辐射课是与专业相配合的一些选修课以及对就业有针对性的训练课程。如:公共关系学、社会心理学、公文写作、秘书概论、公关礼仪、新闻采编、广告设计、办公自动化等课程,尽量向学生传授最前沿的知识。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考研、就业意向有侧重地进行选修。实践课包括毕业论文、实习、见习等职业实践和技能培训活动。这样以专业优秀课为学生的专业素养提供基础支持,以专业辐射课带动、促进专业的改革。拓展专业口径,完善课程结构,优化课程内涵,建立起合理的知识结构。使学生既有扎实宽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又能根据人才市场的变化,自我调适,自我发展,不断地获取新知识,掌握实际技能,成为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新型人才。 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不足的现象,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就显得尤为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平时作业、毕业论文、实习等,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落实到每一个环节,保证实践教学的顺利进行。2007年在大学生就业政策方面,教育部等十部委联合采取五大新举措,其中有一条是“广泛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技能培训和就业见习活动,使一大批高职学校的毕业生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虽然这只是对高职院校毕业生提出的要求,但也是本科专业改革、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的重要参考。要鼓励学生在校期间积极参加与本专业相关的各类资格证书考试,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职业竞争力。我们应着重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注重第二课堂训练,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培训。在保证课堂学习的基础上,注重课内课外结合。引导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和学生社团的各类活动,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努力培养和加强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进行有效的衔接,帮助学生完成由学校走向职场的过渡阶段。二是加强实习基地建设,加大职前培训的力度。积极借用、整合教育资源,为学生搭建课外训练平台,加强学校和用人单位的合作,建立学校与实习基地间的直接通道,扩大实习基地的选择范围,可由原来的学校、机关、新闻媒体扩大到社会各行各业,以适应毕业生实习多样化的需求。注重实效,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专业适应能力。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到有关业务部门学习锻炼,或进行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建立适合地方性院校特点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使汉语言文学由过去的那种单一型的中文专才培养,转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兼备的多能复合型人才培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由过去的知识型人才培养,转向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多途径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是地方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然选择。我们应该通过地方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探讨改革,达到既充分发挥汉语言文学专业自身的文化熏陶和精神培育功能,又充分考虑社会和个人的即时性需求,扩展学生就业渠道,提高竞争能力的培养目的。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特殊性,解决目前地方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中存在的就业与深造两方面的困境,拓展就业途径,提高就业能力,缩小学校人才培养和社会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提升本专业学生的就业能力与继续深造的能力,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文学类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类学生应用能力锻炼 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力,指综合运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能力、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储备能力、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阅读能力、审美能力以及敏锐地感知并吸取新知识的能力等。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能力是在专业能力的基础上,将汉语言文学各学科所涉及领域内的知识转化为实践成果或指导实践发展的能力,也包括学科毕业生运用专业知识的实践能力和水平。长春大学光华学院在学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能力培养及实训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的改革和实践。 一、围绕专业应用能力培养,科学设置课程体系 首先,在突出专业优秀课程的基础地位以保障学生的专业素质的基础上,增设并强化部分对学生专业应用能力培养作用较大的课程。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包括文学类、语言类两大课程群。为保证专业基础课的整体性和稳定性,本专业的优秀课程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理论、写作在我院继续开设。通过专业基础课的学习,使学生把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本知识结构,形成汉语言文学专业领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围绕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几项基本应用能力的培养,设置了相关课程,形成课内教学指导与课外第二课堂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写作能力的培养主要定位于应用性文体的写作。叶圣陶曾说:“大学毕业生不一定要能写小说、诗歌,但是一定要能写工作和生活中实用的文章,而且非写得既通顺又扎实不可”。为此,我们压缩了写作基础课的学时,增加了应用写作、新闻与采访写作、学术论文写作系列课程,引导学生进行不同文体尤其是应用性文体的写作训练。根据学生实际写作基础,对文章字数不作过多要求。创建文学社,积极鼓励学生投稿。主讲教师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网站上创建“雏鹰习作”平台,发表优秀的学生作品,并以作品发表的数量作为期末考核的重要依据。具体实施方案及考核要求由课程主讲教师完成。同时,文学史及文学理论主干课程,结合学生写作能力培养目标,要求大一的学生能够完成“读书笔记”;大二的学生能够完成“热点评述”、“问题综述”;大三的学生能够进行“读书报告”及“学科论文”的写作。具体实施过程及考评措施由相关主讲教师负责。围绕口语表达能力开设《演讲与口才》课程,同时结合《现代汉语》语音部分,对学生进行普通话规范及表达能力的训练。《演讲与口才》课程突出课堂实训,并采用精讲精练的方式,考核方式以口试为主。同时定期举办诵诗会、演讲比赛、辩论赛。围绕文章阅读解读能力的培养,开设《先秦文史哲精读》、《论语研读》、《外国文学名著经典精读》等经典文本解读类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不同风格作品的赏析方法。文学类课程除了基本的文学思潮及知识点外,要求教师用主要精力引导学生阅读、感悟作品,以培养学生阅读元典的能力。 定期开展读书报告等活动,强化对学生课外阅读的管理,使课内课外有机结合。其次,分设专业方向,开设系列专业技能类课程,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此部分课程主要根据市场“出口”确定课程内容,使学生的专业学习能与社会工作接轨。目前针对汉语言文学的专业特点结合就业需要,开设了教育教学方向、新闻传播方向、文秘文员三个基本方向,实施低年级通修专业基础课,侧重培养专业基本能力;高年级分流主修专业方向选修课,侧重培养主攻方向能力的模式,并鼓励跨专业方向兼修,以适应学生就业流向多元化的趋势。再次,加强开设专业拓展类课程,如中国文化史等,开阔学生的视野,拓展学生的社会工作适应性。同时适当压缩专业深化类课程,保留一些对于完善学生专业知识能力结构,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的课程和系内特色课程,如文献学、中国文学批评史、比较文学、西方文论等。增加选修课门数,扩大学生选择的自由度,整体课程体系突出“开放式”和“动态型”。开放式指课程向就业所需课程辐射;动态型指除决定专业性质的专业优秀课程系教育部规定的公共基础课程外,部分课程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毕业生就业趋势以及学生选择意愿适时调配。课程体系改革与建设为学生专业应用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以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加强保障专业应用能力培养 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基础性综合性强、适应面宽等多方面优势,但在以科学技术、物质生产、经济指标为价值尺度的现代社会,却凸显劣势。尤其是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由于成立时间较短,基本沿用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加之生源素质的差异,培养的学生很难与一本、二本院校的同类专业学生相抗衡。因此,只有注重应用能力的培养实现“错位竞争”才能更好地生存发展。学生专业应用能力的形成除了基本课程的调整外,还需增强实践教学环节来保障。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特点和未来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在切实提高学生理论水平的基础上强化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已成为高校研究的重点课题。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环节内容主要为学院统一规定的课内实训、毕业见习、毕业实习。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就业面较宽,很难进行统一的实习,大多采用分散实习方式,指导教师很难进行跟踪指导。因此我们将实践课与活动课列入正式的课程体系,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变过去积极分子个别参与的实践活动为普及式教育,使每个学生都在实践性环节中受到专业技能与职业技能训练。同时,鼓励学生在校期间积极参加与本专业相关的各类资格证书考试。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职业竞争力。 三、以教学方法的改革强化专业应用能力的培养 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尤其是独立学院的学生学习基础差,缺乏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课堂听课状态及课堂纪律都与其他本科类院校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教师讲什么、讲多少不是首要问题,学生学了什么、学了多少才是最重要的。基于此情况,我们尝试运用了以下教学方法。 1.运用“系统讲授法”,建立学科知识结构大学低年级学生尚未形成所学专业的知识结构,同时独立学院学生由于入学分数较低、知识面较窄,因此要对学生进行系统的讲授,使学生对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整体认识。合理地使用系统讲授法或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学生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使学生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为避免出现“一言堂”的情况,可以设计讨论等环节。 2.倡导“学导式”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方式这一方法主要在高年级实施。随着学生专业理论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课程内容逐步深化,教学方法可以逐步过渡到以“学导式”学习方法为主。所谓“学导式”学习,就是让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主动地探索、发现,从而增强思考力和创造力,培养创新精神。倡导学在导前,凡是学生能独立完成的课程内容,尽量让其主动完成,教师主要进行过程指导。这种课程形态的优秀是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强调一种主动探究式的学习,形成学生的自学能力。教师的指导更多地体现在组织和服务上。师生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课下讨论交流,使教师对学生的指导由课内延伸到课外,也使学生在探究性学习中充分展现自我,增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形象塑造论文:塑造艺术形象分析论文 各种不同的艺术用来塑造艺术形象的方式和使用的材料各不相同。绘画、雕塑、建筑,采用的是线条、色彩、泥土、砖瓦;音乐、舞蹈,用的是音响、节奏、旋律、人体动作……文学塑造形象的材料是语言,所以,文学是“用语言来表达和造型的艺术”,或者称为“语言艺术”。 用语言来塑造形象的有小说、诗歌、剧本、散文等等。作家把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体验、认识、理解,用语言表达出来,构成文学形象;读者通过作品的语言,经过一番理解、感受和再创造,在自己头脑中形成了文学形象。因此,语言成了作家与读者心灵沟通的桥梁。 文学借助语言来塑造形象,具有其他艺术无法相比的优势。因为一幅画可以画出一个人的相貌和神态,却很难画出这个人头脑里思维活动的复杂过程;但是一篇小说就不同了,它不仅可以描写出人物的肖像、衣饰、表情等外表的东西,而且还可以表现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和细致的心理活动。语言可以状物抒情、叙事议论,可以描绘事物发展的过程。它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自由灵活地表现过去与未来、现实与虚幻的各种各样的情境。所以,用语言塑造形象的艺术——文学,是艺术门类中最富有表现力的一种艺术。 文如其人的风格 相传,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曾把李清照的词句混在自己的作品内,让朋友品评,朋友说就是“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两句最好。原来这两句正是李清照的句子。 这位朋友为什么特别赏识这两句呢?这是因为李清照的词,有她自己的风格——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气质,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等佳句,赵明诚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 风格,实际上就是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作家、艺术家由于所处的环境、生活经历、立场观点、文化素养的不同,就形成互不相同的思想气质和性格特点,并在创作过程中自然流露出来。在处理题材、表达主题、选择体裁、组织篇章、描绘形象和语言运用等方面,都各有自己的风格。 俗话说:“文如其人。”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家、艺术家的主观因素决定的。但是由于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作家、艺术家所处的时代不同,民族相异,文学、艺术作品的风格也就有多种多样了。 从创作方法来说,风格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分。而从民族特点来看,有中国、外国之别。从作家个性特点来看,有的沉郁顿挫,有的热情奔放,有的尖锐泼辣,有的飘逸潇洒等等。文学、艺术也因风格的多样性而显得绚丽多姿。 作家的艺术追求——意境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山居秋暝》充满了“诗情画意”。诗中写的是景,但寄托着诗人对安静纯朴的山村生活的热爱。可以说写景中含情,抒情中藏景,真正做到了情与景交融,诗与画结合。这种把生活图景与思想感情互相融合所形成的艺术境界,就是“意境”。 凡是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追求意境。比如元代作家马致远的散曲《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作者描绘的是秋日傍晚的景象,勾画了一幅凄凉萧瑟的图画,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气氛,从而抒发了作者漂泊天涯、孤独无依的愁思。像这样的作品,不仅画面传神,而且语言简练、概括,感情非常真切,意境十分新颖,因此,历来受到人们的称道。 文艺作品的意境创造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因为生活本身丰富多彩、千姿百态,作家的思想又是无限丰富的。所以,有的可以像李白那样创造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豪迈壮阔的意象;有的可像李煜那样抒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愁苦凄凉的思绪;有的可和岳飞一样表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壮怀激烈的豪情;也有的可以像柳宗元那样写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超尘绝俗、傲岸不屈的志趣。但是,无论哪一种意境,只要做到诗与画结合,情与景交融,都可以说是作品成功的标志,也是作家、艺术家终生追求的目标。 作品成功的标志——典型 俄国大作家果戈里有一次听到一个故事:有个小官吏非常爱好打鸟,省吃俭用,还利用休息时间找额外工作,好不容易积蓄了一笔钱,买了一枝猎枪。不幸得很,他在第一次打猎时就把猎枪丢了。这个小官吏费尽气力也没有找到这枝猎枪。回到家就发起高烧来了。同事们知道这件事后,凑钱给他买了一枝新猎枪,他的病才慢慢地好起来。但是从这以后,当他一想到丢枪的事,脸色就会发白,仿佛像个死人一样。 果戈里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但是他又感到小官吏丢猎枪而急得生病的事,只是一种个别现象,还不能表现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东西。后来他就把这个故事进行加工、概括、提炼,写成世界文学史上的名著《外套》。他把小官吏改成了一个地位卑微、成年累月坐在老地方抄写文书的九品文官。同事们瞧不起这个九品文官,嘲弄他、挖苦他。他为了度过严寒,节缩开支,积攒了一些钱,做了一件外套,只高高兴兴地穿了一天,就被强盗抢走了。他要求将军帮他设法找回外套,却挨了一顿训斥。他跌跌撞撞回到家里,不久便一命呜呼了。九品文官死后,为了报复,竟在黑夜中剥了许多人的外套,特别是将军的外套。经过作家的创造,主人公形象既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征,又能反映沙皇专制制度的黑暗冷酷,以及小公务员悲惨的命运,这种有代表性、又有很大社会意义的艺术形象,就是典型形象,或简称典型。 典型是一部作品成功的标志。文学形象的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完美融合。首先,这个艺术形象应该是血肉丰满、个性鲜明,是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如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王子哈姆莱特,鲁迅笔下的阿Q,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碰到,但又不一定是哪一个人。所以,典型人物形象又称为“熟悉的陌生人”。 其次,典型人物形象,还必须具有巨大的概括力量,使读者通过这一形象,认识到更多的人。比如,看了阿Q,人们可以领悟到“精神胜利法”的本质,知道人们的弱点。所以,有时人们就把那种有着虚幻的自我满足的人称作“阿Q”。同样,看了哈姆莱特的形象,我们可以认识到18世纪欧洲人文主义者的共同弱点,还可以把那种办事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人称作“哈姆莱特”。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这是文学史上两大创作方法。 凡是读过杜甫的名篇“三吏”、“三别”的人,都会感到他的诗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景象。比如读他的《石壕吏》,我们仿佛目睹了安史之乱时官吏深夜捉人,老翁偷偷地翻墙逃走,老妇悄悄开门觑看以及吏呼妇啼等一幅幅具体、逼真的悲惨场景;而读李白的诗歌,我们则钦佩他那种奇特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例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人一会儿把你引入仙境,一会儿又把你带回人间,时而又借用神话传说,来抒发自己的理想。同样,我们读小说《红楼梦》,读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贾宝玉,无论他们是吵闹哭笑,还是吟诗作画,都觉得实有其人,一点不假;而读小说《西游记》又不同了,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手拿千钧棒,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他一会儿腾云驾雾大闹天宫;一会儿摇身一变去降妖伏魔。谁都知道,这是作者的想象。 但是不论杜甫还是李白,也不论是曹雪芹还是吴承恩,他们在作品中都表现了自己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只不过在表现这些内容时,采用不同的创作方法罢了。杜甫与曹雪芹常用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李白与吴承恩常用的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特点,是要求作家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来写作,强调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它要求从细节、情节、环境到人物外貌与内心的描写,都要符合生活的逻辑。作家思想感情和倾向性应该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和画面自然流露出来,而不是作家自己直接说出来。而浪漫主义创作就不同了,它的特点是作家按照理想中的生活来写作,强调理想性。它要求作家充分表现对理想社会的热烈追求,而不必拘泥于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描绘。它常常采用幻想的形式、虚幻而离奇的情节,并运用大胆的夸张手法。这类作品总是以想象丰富、情节离奇、感情充沛、语言华丽而见长。 文学史上有许多用现实主义方法写出杰作的作家,如中国的杜甫、曹雪芹,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等人。也有许多用浪漫主义方法写出杰作的作家,如中国的屈原、李白、吴承恩,英国的拜伦,德国的席勒,俄国的普希金等人。 现实主义创作办法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并不是对立的,有时会被同一个作家所采用。像鲁迅写的《呐喊》、《彷徨》,基本上运用的是现实主义方法,写《故事新编》时就较多地运用浪漫主义方法。 人文主义思潮和文学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通过主人公哈姆莱特的口,对“人”作了这样的赞颂。 这种对“人”的肯定,对“人”的价值、地位的重视,在14世纪至16世纪的英国以及整个欧洲,正代表了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又称人道主义。这种思潮主张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人权”反对“君权”,提倡尊重人、关怀人、以人为本位的世界观。人文主义思潮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批判宗教、神权的思想武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其中有着人文主义文学的一份功劳。人文主义文学通过艺术形象提倡人性,宣扬个性解放,反对蒙昧主义。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薄迦丘,西班牙的塞万提斯都是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 薄迦丘的代表作品《十日谈》,揭露了僧侣贵族的腐朽和堕落,赞美了平民的聪明和勇敢,向封建教会的禁欲主义提出挑战。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品《堂·吉诃德》,写了堂·吉诃德企图恢复过时的骑士制度的许多可笑举动,讽刺了西班牙封建社会的不合理现实。人文主义思潮结束了欧洲中世纪长达一千多年的黑暗思想统治,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人文主义文学也掀开了世界文学史新的一页,从此人代替了神,人成为文艺作品的歌颂对象。 崇尚理性的古典主义 17世纪法国著名作家高乃依写了一部戏剧《熙德》。描写一对情侣唐·罗德里克和施曼娜,因为两人的父亲不和,由情人变成仇敌。这时摩尔人大举入侵,罗德里克为了保卫国家,奔赴战场,英勇杀敌。立功后,国王亲自出面调解矛盾,罗德里克和施曼娜终于结成夫妻。这部戏剧既说明了王权的至高无上,也反映了理性高于一切,强调国家利益放在个人恩怨之上等等,指出了政治和道德观念的标准,因此成为古典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古典主义文学创作的特点是推崇古代,把古希腊、罗马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作为典范,并根据古代作家的创作理论和表现方式,对文艺形式作了严格的规定。要求作品只能有一个故事情节,并且这个故事情节必须在一个地点、一天时间内完成。这就是所谓的“三一律”。 古典主义文学在人物塑造上,往往只重共性而轻视个性,或者只求突出人物性格中的某一个特点,而忽视对人物作生动、具体、全面的描写。因此这些人物缺少感情,不是血肉丰满的典型,而只是一些美德或恶行的化身。他们要么是忠诚、勇敢、慷慨、智慧的代名词,要么就是邪恶、怯懦、吝啬、虚伪的形象化。 古典主义文学具有情节简单、结构紧凑的优点,但由于它把一些本来合理的东西变成清规戒律,就束缚了自己。同时,又把作品作为抽象理性的代言人,失去文学最重要的因素——感情,限制了文学的发展。到了19世纪,古典主义就被浪漫主义文学取而代之了。 强调客观纪录的自然主义 法国作家爱弥尔·左拉主张创作应该客观地纪录生活中的事实,他不赞成作家对生活现象作政治的、道德的和美学的评价。他自己写小说时,就醉心于对那些琐细的、表面的、偶然的生活现象和细节,作纯客观的描写。比如他的小说《饕餮的巴黎》,用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巴黎菜市场的景物,有的地方竟一连写了近三十种鱼虾,并不厌其烦地描绘它们的颜色、花纹、形状等等;有的地方对萝卜、白菜、豆荚、茄子等二十多种蔬菜,作了详细的介绍。由于对被描写的对象不作概括和评价,读者看不出作者到底要表现什么样的意图。左拉的这种创作主张和创作方法,就是人们常说的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是西方的一种文学创作方法,它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以后相继蔓延到欧美其他国家。左拉是自然主义的主要代表。自然主义作家不是从人的社会性入手,而是从生物学、遗传学、病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人、描写人。他们认为人只有动物本能,只能消极地被环境和遗传因素所决定,因此在有些作家的笔下,不管是写什么人,都是庸俗、低级和丑恶的,甚至充满着兽性。比如在左拉的《小酒店》中,作者连篇累牍地描写工人酗酒,认为这是遗传带来的结果,但没有能揭示出酗酒的社会原因。这种描写,当然无法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 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虽然都主张反映现实,但二者有很大的区别。现实主义强调对生活要进行概括、提炼,并用典型化的手法来反映生活的本质,而自然主义则强调客观纪录,也就不能很好地反映生活的本质。 名目繁多的西方现代派 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写了一部小说《变形记》。故事是:某公司的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萨姆沙失去了工作能力,不仅无法供养父母、还清债务,而且成了全家的一个累赘,因而受到全家人的冷遇和折磨,最后在孤独与痛苦中悄悄死去。于是,全家人如释重负,“感谢上帝”。 人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甲虫,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显然是属于一种荒诞的虚构。但是卡夫卡对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甲虫后所产生的恐惧感、灾难感和孤独感,却描写得非常具体、真切。后来,人们往往就把带有这类思想倾向和艺术特点的作品,称作西方现代派文学。 西方现代派是从19世纪末开始流行的一种复杂的文艺现象。所谓现代派文学,是相对于西方古典文学而言,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流派,而是包括各种名目的创作派别。其中有用象征的方法暗示作品的主题、情节,宣扬神秘主义、悲观情调的“象征主义”;有专门表现作者内心孤独、绝望、潜意识的“表现主义”;有表现梦呓、混乱和荒谬形象的“达达主义”;有表现世界荒谬、人生痛苦的“存在主义文学”;有宣扬存在就是荒诞,人与人之间关系只是一种隔膜的“荒诞派戏剧”;还有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嘲笑黑暗可怕的现实社会的“黑色幽默”等等。 西方现代文学是西方社会精神危机在文学上的反映。20世纪以来,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经济萧条、劳资危机、核恐怖等等一系列世界性的灾难,使越来越多的人对个人的命运和世界的前途,抱悲观绝望的态度,心灵受到很大的创伤,从而促进了现代派文学的兴起和盛行。 现代派文学的典型特征,是表现人性的扭曲、精神的创伤、变态的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现代派作家特别注重描写个人的内心生活,个人的情绪、联想和幻觉。在他们心目中,个人是孤独的、渺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无法沟通的。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在《门关户闭》一剧中有一句名言:“别人就是我的地狱。”意思是说人与人之间只有仇恨,没有理解。这种思想,代表了现代派文学的共同倾向。 形象塑造论文:媒体女性形象塑造管理论文 [摘要]在探讨媒体和社会的关系时,一个主要的问题在于媒体究竟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还是社会现状的维护者。本研究以媒体女性形象塑造为缩影来探讨在中国社会环境下媒体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对中国的官方英文女性杂志《中国妇女》杂志的352幅封面人物形象的分析,本文探讨了在党和政府控制下的政治和媒体环境里,媒体女性形象塑造如何受到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妇女》杂志封面所展现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意识等变化的影响。与社会现实的真实再现不同,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女性形象是在中国女性生存状态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党的政治思想方针、杂志编辑政策和读者要求等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党的领导和社会变革的相互作用最终决定了杂志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塑造的典型的中国女性形象。 [关键词]媒体形象塑造;社会变革;杂志封面;性别传播;中国传播 一、引言 在探讨媒体与社会的关系时,学术界始终关注的话题包括:媒体究竟是社会的“塑造者”,还是社会的“反光镜”;媒体究竟是促进了社会变革,还是维持了社会现状。[1]西方传播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早先的“镜子原理”(themirrorapproach)运用镜子的比喻描述了媒体的社会作用,认为媒体展现了真实、客观的社会现实。[2]“互为抵消效果理论”(thenulleffects)也认同媒体内容大致与现实世界相符,但把这仅仅看作是卖方(传播者)与买方(受传者)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3]然而,一些研究表明媒体所呈现的画面与现实世界存在差异。[4][5]媒体内容并不纯粹是现实世界的反映,而是有所取舍地“重塑”了现实世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媒体展现的形象及其内涵是由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集团有意塑造的“歪曲的或是错误描述的社会现实”。[6] 女性主义研究学者通过分析电视、报纸、杂志、广告中反映性别角色的内容,将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与社会现实相比较来探讨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国内外一些研究表明,媒体经常将女性边缘化(underrepresentation)或是表现出对女性的刻板成见(stereotypes),女性始终处于被动的、驯服的、附属的社会地位。[7][8]由此,媒体进一步宣扬了性别差异和性别歧视,从而充分地满足了父权社会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需要。[9]然而,另外一些研究也发现,媒体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适应女权运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也日趋多样化,从以前完全将女性限制在家庭空间转而强调女性的独立职业形象。[10][11]但即使出现了这些积极变化,媒体塑造的女性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角色之间仍存在着“鸿沟”。 跨文化比较研究发现媒体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受到了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桑古普拉(Sengupra)在比较美国和日本的广告后发现美国广告里的女性更多地扮演了诸如高级商业管理人员等职业角色,而日本广告里的女性则更多是以娱乐人物的身份出现。在反映女性的家庭角色时,美国广告里的女性在家休闲娱乐的比例较高,而日本广告中的女性则更多地承担了做饭、洗衣等家务活。[12]加拉赫(Gallagher)认为,“少数一些国家如中国和西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媒体因受到政府的管制而对女性解放有强烈的认同感和使命感,因而媒体少有地塑造了很多积极向上的女性形象并强调了女性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13] 总体来说,以往的研究表明媒体女性形象塑造是与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的。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与其说是媒体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或是歪曲,还不如说是由社会各种因素交织构造下的“现实世界”。[14]因此,任何有价值的媒体女性形象的分析研究都应以具体国家的国情为基础,考虑其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 二、考察原因与目的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通过分析中国媒体女性形象塑造来探讨媒体与社会的关系。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治气氛浓厚,极力强调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并开展了“”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随着1976年的结束和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家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通过实施“四个现代化”来重建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1992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南巡”进一步加速了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巨大的社会变迁对人民生活以及媒体运作和媒体内容产生了深刻影响,为研究媒体内容与社会变革关系提供了典型范例。 长期以来,中国媒体被视为“党的喉舌”,受到党和政府的严格管制,成为宣传党政方针的有效渠道,[15]支持并维护着这一“控制体系”(commandistsystem)。[16]同时,在社会主义中国,妇女被喻为“半边天”,社会地位举足轻重。由此,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党和政府控制下的媒体如何来塑造女性形象?媒体中的女性形象是否随着社会变革而产生相应的变化?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媒体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本研究选取《中国妇女》——中国唯一的官方对外宣传中国女性状况的杂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封面的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的独到性和特殊性在于,较之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媒体女性形象塑造是在一个强有力的“控制体系”的框架里形成的。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不仅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关系。[17]本文试图用媒体女性形象塑造为缩影,分析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媒体内容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此外,现有的关于中国妇女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某一特殊时期,缺乏从历史的角度对女性形象的变化发展进行探讨,因而本文在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上进行的尝试可为以后的媒体女性形象研究提供参考。 三、背景介绍:中国妇女发展状况 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妇女备受压迫和凌辱,对妇女的歧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如家庭、经济、教育、政治和文化等。[18]传统的中国妇女深受“三从四德”等封建礼仪的压制和束缚。在父权家长式的社会体制里,妇女没有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利,而多是由父母做主的买办婚姻。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其是否能为夫家传宗接代。成为贤淑的女儿、妻子和母亲是传统中国妇女的最高道德价值标准。[19] 对妇女的封建压迫和奴役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才得以结束。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妇女解放了,才能实现所有阶级的解放。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下,中国政府贯彻实施了“男女平等”的政策,并于1954年正式将其纳入国家宪法。[20]1950年,政府颁布了《婚姻法》,保障妇女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利。此法的颁布被视为是“废除具有压迫性质的封建父权社会体系所迈出的关键性的第一步”。[21]1950年的土地革命进一步保障了妇女拥有平等分配土地的权利,从而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地位。随后,1953年的《选举法》规定妇女享有选举权。所有这些政策调动了妇女参加经济和社会建设的积极性。1958年妇女就业人数达到了700万,是1949年的10倍。[22]政府不仅鼓励妇女从事传统观念中只能由男性主导的工作,同时也保证了男女“同工同酬”。1966年掀起的进一步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涌现出大批女干部和女模范。 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伴随而来的社会意识、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对中国妇女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政府包办就业体制的废除使妇女有了更多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妇女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从50年代的20%上升到了90年代中期的40%。妇女经济上的独立使得她们在家庭中拥有更多的决策权。同时,妇女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也有了显著发展。文盲中妇女所占比率从1949年的90%下降到了90年代初期的32%;女童的入学率则在同期从20%上升到了96.2%。[23] 然而,随着国家充当妇女的解放者和保护者的“家长式地位”的削弱以及市场主导力逐渐强大,妇女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仍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没有了包办就业,女性较男性更易遭受被解雇的厄运,70%的城市下岗人员是女性。[24]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社会上曾几度出现了“让妇女回家”的论调。与此同时,改革也增强了职业的性别化,使得妇女集中在劳动力密集、薪水偏低的行业。[25]调查表明,1991年妇女的平均工资水平是男性的50%;1994年,该比率下降到42%。改革后女性在政府机构担任高层职务的比例也有所下降。197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10.3%是女性,198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5.2%,到了1992年则略微增长到6.4%。[26] 此外,妇女必须承受家庭和工作的双重负担。据统计,女性平均每天要比男性多做2~3个小时的家务活,而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也逐渐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27]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有了显著提高。然而,由于封建思想的残余影响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别歧视仍然存在,实现完全的“男女平等”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四、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为了考察社会变革对中国媒体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我们选取了《中国妇女》杂志进行案例研究。《中国妇女》杂志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管并发行,旨在对外宣传中国妇女成就和党的妇女政策。它的办刊理念是“要向全世界介绍真实的中国妇女现状”,使杂志成为“连接中国妇女和世界的桥梁”。[28] 建国初期,外国对中国妇女的情况知之甚少。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妇女仍然深受封建压迫,比如裹脚和包办婚姻等。在这种背景下,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决定创办《中国妇女》杂志以宣传中国妇女解放,包括妇女发展的成就和儿童生活状况的改善等。杂志于1954年试刊,两年后正式出版季刊。1966年至1976年间杂志因的爆发而被迫停刊,1979年3月杂志复刊后改为月刊。由于建国初期外国了解中国的信息渠道不多,由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发行的《中国妇女》杂志受到外国读者的欢迎,期发行量达到了60,000册。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信息渠道的增多,《中国妇女》杂志必须不断进行改革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从80年代中期开始,杂志承接广告业务。读者群也逐渐扩展,包括政府官员、专家、组织机构、在华工作和学习的外国人以及国内的大众读者等。目前,杂志已发行到全世界130个国家和地区,月发行量达到了150,000册。在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妇女》杂志已不仅依靠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发行,而是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营销网络。如今,《中国妇女》杂志社除出版发行英文《中国妇女》杂志外,还创办了两本完全市场化运作的中文期刊(《中国女性》海外版和《创业女性》杂志)。 将《中国妇女》杂志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中国妇女》杂志历史悠久,历经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多次重大社会变革和媒体改革。其次,作为一本官方的对外宣传杂志,《中国妇女》杂志是处于以“控制体系”(commandistsystem)为特征的中国媒体环境中的一个典型。对《中国妇女》杂志的个案研究能够从一定层面上考察党和政府控制下的媒体是否也会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而社会变革对媒体的女性塑造又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研究对象包括了1956-2003年间《中国妇女》杂志所出版的所有期刊(1967-1978年杂志停刊)。所收集的数据被归纳为三个时期进行比较:1956-1966年,1979-1992年和1993-2003年。第一阶段是从杂志正式创刊到爆发;第二阶段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第三阶段则是中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和文化体系的时期。据统计,三个时期分别出版了54期,166期和132期,共352期。 研究分析单位选取了杂志的封面。杂志封面是“一本杂志的脸面,是读者最先接触到的内容,是编辑们表达他们意图的方式”。[29]《中国妇女》杂志的前主编刘中陆在接受采访时就谈到,“杂志封面的选择是与杂志的风格和内容相一致的,封面形象代表了各个时期‘典型’的中国女性形象。”值得一提的是,鉴于此研究的重点是女性形象塑造,个别封面因为只有男性或是儿童的形象而没有列入分析范围内。为了突出重点,人物形象的具体分析仅限于封面中的女主人公。 主要变量及其属性: 封面种类:按照乐赫斯(Lehus)对《时代周刊》杂志封面进行的分类方法,杂志封面可分为人物封面和主题封面两类。[30]人物封面专门对封面人物进行了介绍(注明了人物的姓名和身份),而主题封面则没有具体介绍。 人物种族:包括汉族、少数民族等。 人物年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儿童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人物职业:政府官员、企业家、商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建筑师、服装设计师等)、工人、农民、学生等。 人物外貌:分为普通、漂亮等类型。 人物化妆程度:素面、淡状、浓状等。 人物衣着:传统服饰、便装、时装、套装、运动装、舞台装、制服等。 着装颜色种类:暗色、亮色等。 着装颜色数量:单色、双色、三色或三色以上。 人物所处地域:农村、城市等。 人物活动场所:公共场所、工作地点、家居环境等。 封面主题:国际国内事件、传统风俗与文化、职业发展、自身发展、时尚美容、家居生活、少年儿童、妇女问题等。 封面所体现的文化价值观: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平、传统、知识、平等、地位、成功、家庭、美丽、尊老、爱幼等。 封面分类的过程: 分类工作由两位精通汉语和英语的传播学研究生担任。分析人员经过初步的培训掌握分类方法和要求,熟悉变量的属性定义,利用封面的说明文字和封面故事帮助进行判断,并通过15期封面的试测进一步修正和明确属性定义。在正式分类中,由一位分析员将所有的封面分类,再随机抽取20%的封面(72期)由另外一个分析员重新分类,并针对每个变量计算出柯里潘道夫(Krippendorf)的阿尔法(Alpha)值来求证分析的可信度。测试结果表明:相对客观的变量(如封面种类)的Alpha值都在0.90以上甚至达到了1.0,而相对主观的变量(如封面主题)的Alpha值也都在0.8以上,均超过了威摩(Wimmer)和多米尼柯(Dominick)指出的最低值0.75,因此获得的相关可信度是令人满意的。[31] 除了进行样本分析外,作者还在《中国妇女》杂志编辑社调查研究达一个星期,观察他们的工作流程,采访杂志前任和现任的社长、主编、版面编辑和摄影记者等。 五.分析结果 作者运用国际通行的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将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三个时期的封面特点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 首先,封面类型有所改变(见表一)。虽然第二阶段较之第一阶段的变化不是十分显著,但是在第三阶段突出个人的人物封面却急剧增加,约占封面总数的五分之四。 就人物整体的外在形象而言,封面女性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注重打扮,衣着也明显地亮丽起来(见表二)。穿着时装的女性从无到5.2%;亮色服饰的比率从55.8%上升到73.9%;服饰的颜色也趋于多样化,三色或三色以上的服饰比率从11.6%升至21.3%。 与此同时,人物所处地域也出现了显著变化(见表三)。在第一时期绝大多数人物所处的地域背景是农村,而城市背景却成为第二和第三时期的主流。具体说来,农村背景的封面所占比例从第一时期的59%下降到第二时期的40%,而到了第三时期就只占18%。相反,城市背景的封面所占比例持续上升,从41%到60%,再到82%。就人物活动场所而言,三个时期并没有明显变化。封面人物很少出现在家居环境中,出现几率只有8.0%。绝大多数的封面人物都出现在公众场所或是工作地点,所占比率分别是54.0%和38.0%。其中,封面人物在工作地点出现的几率从第一时期的28.6%升至第二时期的39.6%和第三时期的40.9%。 伴随着人物所处地域的变化,人物职业也出现了相应改变。主要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见表四)。在第一时期,农民形象占了封面人物的近20%,随后下降到了14%,而到了第三时期就只剩下了1%。与农民一样,工人形象所占比率从17%减少到7%,最后减至1%。而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妇女接受了高等教育,第二和第三时期涌现了大量专业技术人员的妇女形象。此外,企业家和商业人员的形象也逐年增加。在封面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家与商业人员的现象,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中的职业变化;而 仍占全国总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工人形象的急剧减少,则体现了他们在大众或是传媒眼中受关注程度的逐步下降。 纵观各时期的封面主题,没有发现明显变化(见表五)。封面主题主要集中在“职业发展”,将近一半的封面都体现了这一主题,显示了杂志编辑政策的连贯性,也符合杂志的办刊思想和宣传重点。“自身发展”和“时尚美容”这两个主题在第一时期都没有出现,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在封面上有所体现。到了第三时期,还罕有的出现了反映妇女问题的封面,但只占该时期封面总数的1.5%。 从封面所体现的文化价值观的变化来看(见表六),“平等”、“地位”和“成功”这三种价值观在三个时期都占据了重要地位。其中,体现“男女平等”的封面几率从开始的24.1%升至37.3%,最后大幅增长到56.8%;反映“女性地位提高”的封面几率从最初的25.9%减少到21.1%,随后又迅速窜升至49.2%;体现“女性成功”的封面几率从开始的27.8%减少到25.9%,最后显著增长到51.1%。其他一些价值观的出现几率也呈现了显著变化。如体现“崇尚知识”的封面持续上升,从5.6%到24.1%,最后达到了25.8%;反映“家庭”的封面几率从最初的1.9%突涨到13.9%,最后又回落到3.0%;而反映“集体主义”的封面则出现了急剧减少的情况。 (一)1955-1966年:建国初期 建国初期占主体地位的女性形象是工、农业生产中相貌普通、衣着朴素的劳动模范(分别占到了16.7%和20%)。这些形象的刻画显示了女性与男性平等地参与社会生产劳动,体现了党和政府在建国初期充分认识到女性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大力号召女性投身社会经济建设。以1957年第5期的封面为例(见图1)。 封面塑造了一位长江大桥的女电工。她身着宽大的深蓝色工作服,头顶电焊护面具,手戴脏旧的大手套。在危险的工作环境下,她那没有任何粉饰的脸上看不出半点怯色,却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这样一个没有典型女性特征的形象生动印证了主席的号召:“只要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同样可以做到”。“男女平等”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演变成了“男女没有任何差别”,以女性能够从事男性主导的高危行业来体现“男女平等”的社会优越性。 建国初期超过半数的封面人物所处的地域背景都是农村。封面上塑造了许多参加生产的农民形象,反映了党和政府高度强调以农业为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为了进一步支持农村建设,政府于1960年实施了“上山下乡”政策,派遣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农村体验生活。这一运动在1966年第2期的杂志封面上也有所体现(见图二)。从封面上看,读者很难分辨哪位女孩来自城市,正如编辑在封面介绍中所写道的,“城市学生(左边)和农村姑娘(右边)就似一对亲姐妹”。封面少女被塑造成没有城乡差别,投身农村建设的革命新一代。 除被刻画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女性也被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的封面中就涌现出了大批的艺术工作者(占27.8%),包括传统戏剧演员、民间舞蹈家等。封面中唯一的一位歌唱家来自西藏,在表演独唱《我的祖国》。革命题材电影《党的女儿》中两位女主角的剧照也出现在封面上。这些形象的塑造充分反映了革命年代里文艺在统一大众思想意识方面的重要性。 在建国初期,担任政府部门职务的女性形象也占了相当比例(11.1%)。女性参政议政的形象展示了新中国女性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相反,女性很少被刻画成“家庭主妇”(2.8%)。而事实上,女性在积极投身社会建设的同时,其承担的家庭义务并没有实质上的减轻,承受着“双重负担”的巨大压力。 总而言之,建国初期的封面形象印证了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妇女从封建压迫和奴役中获得了自由和解放。大多数的女性都被塑造成新中国具有革命开拓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作为“党的喉舌”,《中国妇女》杂志着重对外介绍了建国初期中国妇女解放的成就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充分发挥了政治宣传的作用。 (二)1979-1992年:转型期 转型期里半数以上的封面人物所处的地域背景都是城市,与建国初期的地域分布截然相反。建国初期占重要地位的工人、农民和政府人物的形象在转型期急剧减少。与之相反,专业技术人员所占几率从5.6%大幅增长到25.7%。转型期中封面女性职业的多样性反映出经济体制改革为妇女创造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以1990年2月的封面为例(见图三)。封面展示了一位装着入时、充满自信、直视镜头的女服装设计师。她的形象代表了全国妇联在1980年底开展“四自运动”所树立的女性典型,旨在鼓励中国女性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为了追求理想职业,跟上改革步伐,女性更加渴望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知识观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弘扬,在封面中体现的几率也从5.6%上升到了24.1%。比如封面上出现了后第一届女大学生形象和贫困地区辍学女童重返学校等画面就生动地证实了中国妇女教育的发展。 [page_break] 与建国初期过分强调女性牺牲自我和家庭,投入集体劳动生产相比,转型期对女性家庭生活的关注程度有了明显提高,从1.9%上升至11.1%。封面上反映婚姻和家庭的画面体现了女性从家庭生活中所获得的个人情感的满足。虽然由于转型期所伴随的就业压力使社会上出现了“让妇女回家”的论调,但女性参加社会生产仍是社会主义实现“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因此身为家庭主妇的女性形象在这一时期只占到了4.6%,大多数的成功女性都被刻画成“事业有成的好妻子、好母亲”。以1980年3月的封面为例(见图四)。画面上展现的是一位女劳模和她幸福、和睦的一家。在画面中,女主人抱着小孩坐在中心位置。与建国初期所塑造的“铁娘子”形象相比,她显得较为温和,能够处理好家庭和事业的关系,使她成为成功女性的典型。 转型期里对女性美容的日益关注也值得我们注意。在建国初期尤其是时期,注重个人外表被批判成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行为。随着思想意识环境的日渐宽松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关注外在形象。伴随着社会变革所产生的思想意识变化,《中国妇女》的封面形象也跟着“亮”了起来,有关服装和美容的内容也出现在杂志封面上。 回顾过渡期杂志的封面,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对外宣传刊物的《中国妇女》杂志在这一时期虽然仍主要侧重于宣传中国妇女发展的成就,但同时它的封面形象和内容也反映了过渡期社会变化的一些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占主体地位的女性形象从单一的、有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劳动模范转变为文化层次高、职业分布广的专业技术人员;二、人物所处地域背景从农村逐步转为城市,从侧面体现了“四个现代化”政策实施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三、随着思想意识环境的逐渐宽松,封面在集体层面上的关注慢慢转向个人层面,如家庭生活、个人的外在形象和自我成就等,反映了集体主义的淡化和个人主义的抬头。 (三)1993-2003年:改革深化期 进入改革深化期以后,绝大多数的封面人物所处的地域背景都是城市(占82.3%),反映了中国在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融入全球经济文化的过程中,城市文化高度发展并逐渐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虽然农民仍是中国人口构成的主体,但农民形象却在1992年以后逐渐在封面上消失,从13.8%降至1.0%。工人形象也大幅下降至1.0%。与之相反,新兴的受人青睐的职业如商业人员却迅速从0.9%增长到9.6%。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女性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商业活动。有关数据表明:自1995年以后,中国46%的商业机构由女性注册成立,而其中私有企业占了41%。[31]女性已成为商业界的新生力量。 改革深化期里占主导地位的女性形象仍然是专业技术人员(占26.9%)。虽然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失业率增高的现象,中国政府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坚决反对“让妇女回家”的论调并鼓励妇女参与各行各业的建设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除了专业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的形象在同期也占了很大比例,从转型期的10.1%上升至21.2%。值得注意的是,建国初期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革命形象在改革深化期已经被流行的影、视、歌星形象所替代。这些明星的频频亮相,不仅仅是因为其事业上的成功,青春亮丽的外形也是重要因素。以2002年1月的封面为例(见图五)。封面上刊登了一位女演员的近照。她年轻漂亮,打扮时尚,直视镜头露出迷人的微笑。这些与以往传统的革命形象风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印证了市场商业化对传媒的影响。杂志的封面形象塑造已日益适应市场的需要,迎合大众的文化消费观。 此外,政府官员形象在改革深化期里的出现频率有了明显提高,从转型期的6.4%增长到13.5%,而事实上在改革的进程中女性在政府高层任职的比率反而有所下降。[32]对于杂志本身来说,政府官员在封面上出现频率过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杂志的政治色彩,受众尤其是国外读者会把杂志当成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而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影响杂志的市场销售。但做为党的对外宣传杂志,《中国妇女》杂志必须承担一些宣传义务以达到政治传播的要求。2002年的杂志版面设计上出现封面是政治人物形象而封底是服装模特形象就集中体现了杂志为同时满足政治宣传和市场的双重需要所作出的努力。 谈到改革深化期的封面主题,占主导地位的仍是“职业发展”,这与政府始终倡导妇女就业以实现男女平等的方针政策是一致的。但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反映“妇女问题”的封面却值得我们关注。在建国初期,任何社会问题都不能在杂志上有所体现,而到了过渡期,封面内容中出现了妇女问题的讨论,比如妇女的“双重负担”问题。到了改革深化期,社会更加开放,杂志也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因此展开了更多读者关心的妇女问题讨论,甚至妇女问题在誉为‘杂志脸面’的封面上也会有所反映。比如2003年2月的杂志封面(见图六),封面背景为北京的女子监狱。封面的主人公是一位女狱警,她正注视着一个只露出小半背影的女囚犯。在她身后监狱栏杆的右后侧,还有一个模糊的女囚身影。封面上,大号标题“女性犯罪(WomenCriminals)”格外引人注目。虽然封面体现了“女性犯罪”这一妇女问题,但它还是以塑造正面的女狱警形象为主,而将女罪犯的形象弱化。 总体来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逐渐融入全球经济文化体系,《中国妇女》杂志封面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占主导地位的是居于城市的专业技术人员形象,而身在农村的农民形象却被明显地边缘化。在市场需求和大众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商业化形象开始逐渐出现在封面上以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政治宣传形象和商业化形象的共存体现了杂志处于同时满足党和大众需求的两难境地。然而,尽管《中国妇女》杂志越来越商业化和民主化,它首先还是党领导下的对外宣传杂志,这决定了杂志封面仍是主要塑造和宣传党和政府所倡导的女性形象。 六.结论 这项研究显示,虽然《中国妇女》杂志一直处于党和政府控制下的媒体环境中,它在封面上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明显地受到了中国过去几十年所经历的社会变革的影响。 封面变化大致出现了几个趋势:一、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封面人物所处的地域特征从农村转向了城市;二、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集体主义的观念逐渐淡化,同时由于政府放宽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干预,封面人物的展示角度逐步从集体层面过渡到个人层面;三、在中国从革命建设时期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以往封面中出现的旨在强调男女没有任何差别的“去女性化”现象(de-feminization)转向了重视女性自身特征和需要的“女性化的回归”(re-feminization)。 以往的实证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媒体运作方式和内容相应地出现了一些变化,但党的基本媒体政策决定了媒体归根结底仍是政治传播和宣传的载体。[33]作为党控制下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妇女》杂志也不例外。它有责任也有义务对外宣传党所贯彻执行的“男女平等”政策,颂扬中国妇女解放和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证实社会主义制度下“女性半边天”的优越性。因此总的来说,《中国妇女》杂志的封面展示了党和政府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发展时期所倡导的具有“典范性”的女性形象。由于党和政府始终坚持女性就业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基本途径,《中国妇女》杂志的封面也主要强调了女性的职业角色。“平等”、“地位”和“成功”的女性价值观始终主导着各个时期的封面,以进一步证实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然而,《中国妇女》杂志的封面内容并不仅仅是由党的政治宣传方针所决定的,同时它也受到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中国的任何一本杂志,即使是对外宣传杂志,它的内容也必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现实。只要社会不断地产生变化,刊物内容也会出现一些相应的改变。从这一点上来说,党领导下的官方杂志与西方自由体制下的女性杂志都是如此。虽然《中国妇女》杂志的编辑政策无疑是要受到党的政治思想方针的影响,但却不可能完全决定女性形象的表现形式。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媒体内容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并不完全是现实世界的翻版。媒体不断地塑造社会现实以符合它们各自的立场或迎合读者的胃口和要求。因此,《中国妇女》杂志封面上的女性形象也不可能完全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中国女性的生活和工作状况。杂志总是强调中国女性的某些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来塑造党和政府所倡导的中国女性形象,或是杂志认为读者所希望看到的中国女性形象。 总之,《中国妇女》杂志封面女性形象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意识等变化的影响。与社会现实的真实再现不同,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女性形象是在中国女性生存状态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党的政治思想方针、杂志编辑政策和读者要求等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特别是在党和政府控制的中国媒体环境中,党的领导和社会变革对媒体的女性形象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两者的相互作用最终决定了《中国妇女》杂志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塑造的“典型”的中国女性形象。 形象塑造论文:品牌形象塑造中广告设计论文 一、广告设计的任务内容 广告设计需要有明确的目的性,要能够准确表达商品的信息,广告在进行传播或推广中要能够准确的传达商品的名称、特点、功效等信息,使受众群体清晰准确的了解广告的内容,判断该商品是不是为受众群体所需要,从而做出是否购买的决定。广告信息内容传递的准确与否,也直接决定了消费群体的购买动机和购买欲望,同时也是商家能否获得经济价值的关键因素。良好的广告策略对于品牌形象的树立和提升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企业的形象和品牌又决定了消费者对与该企业和产品的认知程度,从品牌标志、品牌包装、甚至品牌形象的代言人,都是品牌个性的体现,在广告推广中出现的理性诉求方式或感性诉求方式都是品牌营销策略的表现。长期有效的广告策略可以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有助于品牌形象的形成和完善。广告在促进消费及情感诉求方面也有其特殊的作用,广告在推广中往往大力渲染购买商品之后的效果,同时一些促销广告的传播也能够很大程度上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促使消费者产生购买动机。另外,部分广告的诉求方式很有特点,能够紧紧抓住消费群体的心理,引起情感的共鸣,从而使消费群体对与该商品或品牌产生信赖感。 二、品牌形象的打造及推广 品牌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是品牌的优秀,同时也是品牌经久不衰的支柱之一。在品牌慢慢发展及成型当中,要不断的寻求创新,保证质量,使用科技手段来完善品牌,在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的现在,服务也已经成为了企业竞争必然的焦点。当然服务也是品然战略的重要部分之一,拥有优秀的服务可以大大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而使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更加稳固。广告运用在品牌推广是当今市场最稳健的发展之道,若是企业资金充足,那么大多数都会通过电视广告或是平面广告进行品牌推广,这是效果明显的广告模式;若是中小型企业则多数都会采用一种常见的广告模式即网络广告,这种广告见效快的同时操作也十分的方便。要品牌形象得以更好的发展,它的推广方式无疑是最好的加分点。品牌形象的推广方式有这么几种。 1.主题化推广: 大多数品牌的推广,往往会忽略品牌之下各别产品之间的连带升值的机会。所以在推广产品时,进行品牌化使其形成一个大的主题,可以发现隐藏在产品背后的价值主次性,并且有针对的引导主要的推广主题和辅助性的推广主题。这样可以防止系列产品推广中的散漫现象,提高推广的递延效应。 2.风格化推广: 在现在产品不断更新的情况下,许多厂家都忽略了风格的变化,导致产品渐渐脱离了竞争行列,所以在进行品牌化的推广时,需要给产品识别系统的铺垫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在不同产品的外观设计中融入统一共同的品牌价值,让产品的定位和价值更加显而易见。 3.优势化推广: 在一些产品呈现良好的销售情况后,部分厂家会出现自满的状态,导致所有的产品资源一视同仁,造成产品的结构混杂。殊不知在这些产品中有些潜力股,造成了大量的损失。把这些优等资源放弃原有的资源分配模式,以重点的打造对象建立产品的优势,来提高整个品牌的市场形象力。Ⅳ、时尚化推广:在潮人涌动的当下,跟不上时尚潮流的产品已经难以满足消费者的新鲜感。只有不断得应时而变才能保持着鲜明的时尚性消费的持续性。 4.持续化推广: 每个产品都有其特定的使用寿命,产品使用寿命的短暂直接影响产品推广收益期。只能通过产品向品牌的转换,才能通过持续化推广来有效的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使得产品在多变的市场需求里获得持续受益。 三、品牌形象的价值体现及维护 品牌形象的塑造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广告的投入,品牌文化的建设,品牌理念的形成,品牌竞争力的凝聚,都在品牌塑造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品牌形象一旦形成,则代表了消费者对于商品和品牌的认知程度的提升,品牌的价值也会随之转化为市场营销力,形成了固定的消费群体,从而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这是企业长期保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品牌之间的竞争以及品牌形象的维护显得愈发重要,如何保持和维护品牌的生命力是企业迫切需要注意的问题,市场需要的变化以及消费者对于品牌需求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品牌的生命力,良好的预防手段可以防止品牌老化,抵御品牌竞争,使品牌可以较长时间的保有其生命力,这也是要求只有不断的完善商品的质量及服务,提升优秀品牌价值,加强市场安全防范意识才能够更好的做到对企业品牌形象的维护。 作者:李辉 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形象塑造论文:中文学形象塑造音乐艺术论文 一、音乐文学形象的定义及其特征 (一)音乐文学形象的概念文学语言紧密结合音乐形成音乐文学,它是充分呈现文学内容以及歌舞形式的一种文学作品,也是音乐与文学艺术的完美结合,尽管其本身属于文学,但却必须具备音乐性,所以要求运用特定的创作方式。音乐文学在广义上通常涵盖了戏曲、歌剧、曲艺(各种说唱艺术)、歌词、民间小曲等。而狭义上的音乐文学指的就是歌词。音乐文学形象指的是利用歌词所体现出来的十分感性的、具备很强的艺术气息、蕴含了非常丰富的情感、包含了审美价值的各种人物形象、有着具象事物的有形表现,充分反映了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加工、提炼并不断升华,通常指的是歌词的各种形象,主要包含了所传承的历史文化,所描述的地域特色、风土人情,所诠释的十分细腻的情感以及心情等等。其实质是它所具有的音乐属性,其表象是它的文学特性。古代诗歌是我们国家最初的歌词文学形象,比如我们国家的第一步诗歌总集《诗经》、汉魏六朝(即曹魏、晋朝以及南朝)的乐府民歌等等这全部是一些可以唱的歌词,诗歌创造出来的形象在本质和歌词形象并无区别。 (二)音乐文学形象的基本特征 1.特定的研究对象:音乐文学形象是一门属于音乐紧密结合文学的交叉学科,歌词是其重点研究的对象,而普通文学形象所研究的对象通常是文学文本,在创作歌词时要受到音律的制约,并需要符合节奏性与审美性的要求,传递出让人们充分体会到诗意以及乐感的双重享受。与单纯的文本表现形象进行对比,歌词和音律有机结合展现出来的音乐文学形象具有更强的美感以及欣赏性。 2.审美功能更具协调统一性:创作音乐文学是灵活运用各种艺术形式以及技巧把那些自然的、处于游离状态的生活元素转化成严谨有序的艺术形式,从而使得那些无序的原生态的具体形象升华为规范有序的艺术形象,使得体现出来的文学形象更为集中,进而达到外在与内在形象的协调统一。3.时代性特征:歌词形象有着强烈的时代性,在古代歌词通过诗歌形式表现出来,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社会现实生活、思想理念以及情感价值。到二十世纪初,我们国家所创作的歌词形象逐步摆脱诗词格律的制约,朝着自由化、口语化趋势转变。所创作出来的歌词形象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有着较强的新时代的气息或者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1926年赵元任谱曲的刘半农的白话诗《教我如何不想他》、徐志摩的《海韵》等都充分体现了时展的脉搏以及浪漫主义情怀,光未然的《保卫黄河》、李叔同的《祖国歌》等充分反映了人们的爱国革命情怀。建国之后涌现了诸如《祖国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众多歌颂新中国的歌曲,时期创作出了许多单一化、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的歌曲,比如《思想放光芒》、《思想传万代》等。改革开放之后是我们国家歌词创作的新高峰时期,尤其是跨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所创作出来的歌词形象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优秀歌词形象不断涌现。 二、塑造音乐文学形象的方法 (一)歌词在创作文学形象中的重要作用创作音乐文学形象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创作歌词形象。歌唱所抒发出来的情感是最为感性的,且歌词的基本内容以及创作灵感往往源于现实生活,有很强的通俗性,所以歌词这种文学形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其它的文学形象进行比较,它更加通俗易懂、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加上音乐所赋予的十分强大的活力,词因曲而更美,一首优秀的歌词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力大大超过其余的文学形式。同时,普通的文学形象需要借助阅读者自己人生经历以及文化素养而对之加以想象得以构建,而音乐形象主要利用音乐的节奏、韵律以及和声等方式进行表现,无需借助外力、更加直观而深入人心。 (二)创作歌词形象的基本方法歌词和诗歌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均注重格律以及词语的相互搭配,重视情感的升华。所以,对于歌词形象的创作在方法上能够参考创作诗歌的基本技巧,不过歌词更加侧重通俗易懂,在表现音乐方面能够让人非常直观地获得情感的共鸣,而诗歌更加讲究意境以及诗眼,存有很大的想象余地,所以所创作的歌词在语言方面应当尽量避免晦涩以及跳跃性的语言。 1.准确把握音乐的主题是创作歌词的优秀,也是音乐文学形象的前提,要想充分反映音乐主题就必须使得词曲实现协调统一,主题的组成要素主要有歌词、韵律、节奏、声调、伴奏以及音区等等。 2.歌词韵律充分结合曲调、准确掌握韵脚的尺度,避免在同样的段落中间转换韵脚,最好在段首或段尾转韵,并且段首与段尾的韵脚应不一样。 3.孙宁在创作歌词过程中对于词语的选择以及搭配方面,应当按照旋律的不同内涵选择力度不一样的词语,并注重创新,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让人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4.还应当按照音乐自身的需要,对歌词仔细斟酌与修饰,针对不能满足韵律流畅性要求的部分进行剔除、修正或者弥补,以实现音乐文学形象的内在以及外在的协调统一。 (三)歌词形象的延伸与升华音乐文学形象来源于现实生活形象的进一步的延伸,歌词形象的基本素材同样取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并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更具渲染力。创作歌词的人员根据自身的体会,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对现实生活中的具象事物进行延伸,并进行自由发挥充分联想、想象,此外,还通过在精神层面的创造活动,从而在意识层面获得进一步的升华。歌词创作人员运用形象思维进行理性的拓展,使得众多的想象元素完美融入现实生活元素中去获得艺术的升华,从而实现创作内在形象的目的。用来进行思维的形象事实上是比较观念化的一种形象,通过这些思维活动,最终实现从文学形象到艺术的快速升华。 三、结束语 伴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我们的民族声乐事业也随之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声乐交流越发的频密,这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中所具有的内涵。民族声乐的跨越发展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它是歌唱的艺术,我们需要勇于借鉴其他声乐的演唱技巧,取他人之长来补己之短,表现歌曲中的独特韵味,这样方能全面推动民族声乐的良性发展。歌词在文学形式的分类中并不是一种单独的文体类型,而是涵盖于诗的文体中,但是歌词是比较独特的文学形式之一,歌词形象所具有的双栖性、演唱性、通俗易懂性,感官享受与意境美感的双重性等特性,这些是别的文学形象难以相提并论的。从时代的发展潮流、艺术发展的方向以及人们喜好的程度而言,将音乐文学形象当作一种单独的文学形象、使其在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显得十分重要。 作者:孙宁单位:北华大学师范分院音乐系 形象塑造论文:形象塑造服装企业品牌论文 一、我国服装品牌现存问题 首先一点,设计薄弱,内涵不足。很多设计师的创作还是在拷贝国外的款式,没有自己明确市场定位的产品对消费者来说是不具有吸引力的。第二,品牌延伸过快。当品新产品和原有主打产品的市场不同时,会使品牌形象变得模糊,影响品牌独特的识别。第三,中国服装加工贸易占据服装出口的半壁江山。许多企业放弃自己的品牌,进行贴牌经营。这将导致品牌建设资源的匮乏。 二、我国服装品牌形象塑造的必要性 商品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品牌独特的文化是一种无形资产,品牌附加值将是企业获利的源动力。在服装行业国际化大环境下,质量与创新已不是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战略性的品牌形象塑造与管理已成为企业赢得市场的有力武器。 三、我国服装品牌形象塑造的途径 1.明确定位,提炼品牌内涵我国服装品牌建设首先要明确品牌的定位,全方位地提炼品牌的价值观和内涵,以此建立品牌个性形象。品质、品位的提升,才能让品牌在如今产品同质化严重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2.完善终端视觉形象终端店铺是品牌形象给消费者最直接的呈现,所以要完善终端视觉形象的各个细节。店铺空间环境,模特的组合方式及系列感,货架上服装的色彩组合,正挂侧挂的搭配陈列,品牌的logo及活动pop,店铺内音乐及视频的播放,陈列道具的点缀等,做好这些细节,就能够建立起良好的营销氛围,带给顾客以感官享受,加深顾客对品牌的直观了解。如果缺乏终端视觉体验这个环节,很难引起消费者对品牌的亲和力,认知感。 3.合理采用品牌延伸策略品牌延伸是企业研发新产品时采用已经在市场上定位成功的知名品牌名称,进行品牌繁殖。但它是把双刃剑,新产品借助原有产品的口碑,可以尽快在市场上渡过引入期;但延伸的不好不但对新产品造成不好的影响也会损害已有的品牌形象。浙江服装企业较多采用品牌延伸,基本上都取得了良好的业绩。 4.合理的价格策略一些品牌服装缺乏市场调研,前期制定的价格较高,销售过程中,会频繁打折促销。商家相互压价,最后有的产品甚至以低于成本价倾销;因此,品牌不能轻易打折,要传达给消费者:产品是高质量的,所以我们的品牌不打折,从而维护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较高定位。 作者:秦一河单位:皆柏贸易(杭州)有限公司 形象塑造论文:品牌形象塑造中广告设计论文 一、品牌形象的打造及推广 品牌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是品牌的优秀,同时也是品牌经久不衰的支柱之一。在品牌慢慢发展及成型当中,要不断的寻求创新,保证质量,使用科技手段来完善品牌,在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的现在,服务也已经成为了企业竞争必然的焦点。当然服务也是品然战略的重要部分之一,拥有优秀的服务可以大大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而使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更加稳固。广告运用在品牌推广是当今市场最稳健的发展之道,若是企业资金充足,那么大多数都会通过电视广告或是平面广告进行品牌推广,这是效果明显的广告模式;若是中小型企业则多数都会采用一种常见的广告模式即网络广告,这种广告见效快的同时操作也十分的方便。要品牌形象得以更好的发展,它的推广方式无疑是最好的加分点。品牌形象的推广方式有这么几种。 Ⅰ、主题化推广:大多数品牌的推广,往往会忽略品牌之下各别产品之间的连带升值的机会。所以在推广产品时,进行品牌化使其形成一个大的主题,可以发现隐藏在产品背后的价值主次性,并且有针对的引导主要的推广主题和辅助性的推广主题。这样可以防止系列产品推广中的散漫现象,提高推广的递延效应。 Ⅱ、风格化推广:在现在产品不断更新的情况下,许多厂家都忽略了风格的变化,导致产品渐渐脱离了竞争行列,所以在进行品牌化的推广时,需要给产品识别系统的铺垫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在不同产品的外观设计中融入统一共同的品牌价值,让产品的定位和价值更加显而易见。 Ⅲ、优势化推广:在一些产品呈现良好的销售情况后,部分厂家会出现自满的状态,导致所有的产品资源一视同仁,造成产品的结构混杂。殊不知在这些产品中有些潜力股,造成了大量的损失。把这些优等资源放弃原有的资源分配模式,以重点的打造对象建立产品的优势,来提高整个品牌的市场形象力。 Ⅳ、时尚化推广:在潮人涌动的当下,跟不上时尚潮流的产品已经难以满足消费者的新鲜感。只有不断得应时而变才能保持着鲜明的时尚性消费的持续性。 Ⅴ、持续化推广:每个产品都有其特定的使用寿命,产品使用寿命的短暂直接影响产品推广收益期。只能通过产品向品牌的转换,才能通过持续化推广来有效的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使得产品在多变的市场需求里获得持续受益。 二、品牌形象的价值体现及维护 品牌形象的塑造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广告的投入,品牌文化的建设,品牌理念的形成,品牌竞争力的凝聚,都在品牌塑造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品牌形象一旦形成,则代表了消费者对于商品和品牌的认知程度的提升,品牌的价值也会随之转化为市场营销力,形成了固定的消费群体,从而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这是企业长期保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品牌之间的竞争以及品牌形象塑造的维护显得愈发重要,如何保持和维护品牌的生命力是企业迫切需要注意的问题,市场需要的变化以及消费者对于品牌需求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品牌的生命力,良好的预防手段可以防止品牌老化,抵御品牌竞争,使品牌可以较长时间的保有其生命力,这也是要求只有不断的完善商品的质量及服务,提升优秀品牌价值,加强市场安全防范意识才能够更好的做到对企业品牌形象的维护。 作者:李辉 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形象塑造论文:城市形象塑造雕塑艺术论文 从历史的角度看,雕塑是一个时代的重要标志,具有时代标志性意义,雕塑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雕塑能够反映每一个朝代的政治信仰和主张,某些雕塑是某个时期的英雄人物的化身,通过雕塑可以记录每个时期的一些具有纪念价值的人或事,这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便于后人查询历史的证据;其次,雕塑还广泛的被应用到君王的祭祀和随葬中。同时,从人类文明进程中可以发现很多雕塑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性质,比如说埃及的金字塔,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王权专制的社会性质、强化权力无限扩张和人类控制自然的极致体现。这些都是历史时期雕塑的价值。在当代社会中,雕塑不仅具有文化艺术价值,而且被运用到城市形象塑造中。雕塑在城市形象塑造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艺术可以改变环境,而雕塑艺术可以改变城市环境。同时,雕塑本身也因为所处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含义,这样的艺术与环境的结合可以给人们更多的美的享受,雕塑公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城市雕塑是构成都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要素。 一、雕塑的城市价值 雕塑承载着人们强大的精神力量,它与城市的人文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雕塑是一个特定时期城市发展的结果,它随着历史变迁和城市的发展进步而不断地变化,它是一个城市文明发展的不可磨灭的标志。另外,每个城市都具有地方文化属性,而雕塑艺术也具有自身的独立特性和地方属性。无论城市如何发展,作为城市文化空间载体都应当符合地方文化属性。 二、雕塑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运用体现 雕塑艺术在城市未来的发展和城市文化形象建设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记录了城市发展的各个阶段。另外,城市的发展需要充分的文化积累。城市的形象是城市文化不断积累的结果,文化环境也可以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雕塑艺术与建筑艺术共同构成城市文化形象的时代特性。 (一)城市雕塑的分类 根据雕塑在城市形象塑造中所起作用不同分为五类,即纪念性雕塑、主题性雕塑、装饰雕塑、功能性雕塑、陈列雕塑。第一,纪念性雕塑是用雕塑的形式来纪念某些人或事,比如纪念碑就是用来纪念某些具有纪念意义的人和事迹,但不是所有的纪念碑都有雕塑,而纪念性雕塑中雕塑要占主导地位,与雕塑结合的其他要素放在次要位置。第二,主题雕塑指的是雕塑要与建筑相结合,补充了建筑物本身的缺陷,主题雕塑的雕塑要求比较高,要通过雕塑来展示某一个主题。第三,装饰雕塑所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它可以作为一个城市的标志。第四,功能性雕塑,这是一类具有特定目的的装饰雕塑。第五是陈列雕塑,指的是具有特定位置的一类雕塑。 (二)雕塑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应用 城市是人类的重要生存空间,人们对城市文化的认识是从城市的公共空间开始的。公共雕塑在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中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的发展是城市文化发展的综合体现,雕塑艺术作为城市景观艺术的体现,需要有自己的特性。城市雕塑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反映了民众的精神面貌,它是城市精神文化的浓缩。随着城市文化的发展雕塑艺术也在不断地发展,公共雕塑是城市景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雕塑的运用要根据雕塑本身的特征,再结合城市特定的地点和环境来确定。它在城市形象塑造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城市雕塑通常立于一些大的公共场所,城市雕塑的应用使得城市因为建筑物集中的拥挤、单一、呆板得以缓解,同时增加了城市空旷场地的平衡感。 三、结语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时期,我国推出了文化强国战略。雕塑艺术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成分,它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雕塑艺术同我国文化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雕塑艺术形式。同时,雕塑艺术广泛地被应用到城市形象塑造,也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新时期下,在走文化强国之路的中国,广大的雕塑家和艺术爱好者将肩负起更多的责任,推进我国雕塑艺术进一步发展。 作者:孟继兵 形象塑造论文:旅游企业形象塑造课程改革论文 一、旅游企业形象塑造课程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交叉课程内容重复多 旅游企业形象塑造课程内容繁杂,与其它专业课程重复内容较多,如旅游企业形象调查课程内容有重复,旅游企业形象危机处理课程内容有重复,旅游企业形象案例内容有重复。因此,在组织《旅游企业形象塑造与维护》课程教学时,要根据开课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学时等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避免课程之间的重复,保证教学内容的系统性。 2.传统的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掌握教学内容 旅游企业形象塑造在教改前始终延续着传统的教学方式,即课堂讲授。这种教学方式使学生对所学的知识停留在表面,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较差。如讲授企业形象cis战略等实践性很强的内容时,教师只能通过课堂上对各子系统的设计和构建的叙述让学生了解授课内容,但是无法达到学生真正掌握和操作的目的。 3.实践教学内容简单,学生实践能力差 由于高职院校实践教学经费和实践教学条件有限旅游企业形象塑造在教改前仍以理论教学为主,实践教学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如做旅游企业的形象调查项目,原理性强,计算较多,学生对理论知识掌握较难,学生只能通过在教室内假定命题进行项目的设计与计算,但具体的调查过程受教学实习条件和课时少的限制而不能具体的实施,由于学生设计的方案的合理性无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影响了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和实践技能的提高。实训实习过程中以认知性项目为主,如企业外在特征的识别、了解知名企业形象塑造的案例等,不利于学生实践技能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二、教学内容的改革 1.明确教学目标 在旅游企业形象塑造与维护课程教学中,首先要根据旅游企业岗位需求重点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和技能的综合应用能力;其次教师在每次授课时需要提供详细的授课方案,详细说明课程的具体安排,包括每小节课的授课目的、重点及难点,学生应完成的任务及要求,从而使课程清晰明了,利于学生明确学习方向,安排学习进度。 2.修改教学大纲,调整教学内容 教学大纲制定的是否切合实际,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效果。对旅游企业形象塑造课程进行改革,就必须根据高职旅游相关专业人才从事的不同类别岗位的培养目标修订科学、合理的教学大纲,针对授课过程中出现的重点不突出、教学效果不理想等问题进行整合,根据学生的类别、课程的性质、培养目标调整学时数,适当地简化理论教学,重点讲授与实践操作联系紧密的理论知识,注重不同章节内容的层次性和连贯性,不断优化教学内容。 3.强化实践教学,并将实践任务纳入考核 首先,在保证不偏离教学大纲的前提下,整合实践教学内容,实践教学学时不低于教学总学时的50%,体现理论与实践并重,强化实践教学的指导思想;其次,设立独立教学实践周,安排一个星期的独立的集中实习,安排学生在校外旅游企业管理实践,将学生分为6-8人一组,布置实习任务并进行考核,通过集中实习,再次巩固学生掌握旅游企业形象的调查、设计、维护等实践技能。最后,注重产学结合,组织学生积极参与模拟创业设计活动,利用学生创业设计进行实践教学。同时充分利用校外实训基地开展现场教学,确保学生人人动手参与不同岗位,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 三、教学方法的改革 1.灵活应用多媒体教学 为改变传统黑板的枯燥的抽象教学方法,使理论教学内容更加形象,采用网络搜集案例、图片、现场拍照等途径,制作旅游企业形象塑造教学课件,可以更清晰的传授教学内容,增强真实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多媒体教学容量大、直观性强,学生能够从不同的层次了解教学内容,便于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更多的知识点,起到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多媒体教学的同时辅以板书,可以减缓多媒体的教学速度,提高学生对多媒体教学内容的理解和吸收,促进搭建良好的师生交流平台。 2.交互式光盘在教学中的运用 交互式光盘将色彩画面、配音解说、现场讲解等真实场景引入课堂,更具有直观性,增强教学效果。交互式光盘具有仿真性和交互性,使得教学内容真实可信,更便于学生自学。仅靠有限的学时就学到企业形象设计塑造的技能是不可行的,而交互式光盘可以在电脑上播放,引导学生在光盘的指导下有选择性地学习,为学生巩固学习成果提供了可能。 3.项目兴趣小组教学法 学生学习分为主动学习与被动学习两种,在教师授课过程中,学生始终是被动接受者,接受知识的效率有限。只有基于学生自身的主动学习,才能提高学习效率。在每个班级组织建立2个课程兴趣小组,在没有教师主导的情况下,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学习与课程相关的知识,由学生自己通过搜集资料、方案设计、方案实施来完成全部过程。使学生学习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 四、课程教学改革成效 通过对2010、2011、2012、2013级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教改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满足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符合社会岗位需求;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多途径教学方法促使学生学习积极性高;教学效果明显改善,学生顶岗实习及就业后,从事旅行社计调、旅游企业活动策划、旅游产品销售等岗位工作的毕业生均能零距离就业,缩短用人单位的再培养时间。旅游企业形象塑造课程内容对于高职旅游相关专业毕业生就业至关重要,是最直接的专业知识技能课,因此要培养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就要积极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同时要求具备充足的教学经费、必需的教学设备和完善的实训基地等是教学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作者:潘元单位: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形象塑造论文:美国电影中的青少年形象塑造探索论文 摘要:青春电影主要是指以青少年生活为题材的电影。在近些年出现的美国青春电影中,青少年的形象大钵可以概括为积极的、浪漫的、堕落的以及颠覆性的青少年形象等几种,这些形象的出现和青少年的生活状态与心理特征等方面的因素紧密相连。由于好莱坞成熟的商业体制以及美国文化的影响力,好莱坞青春片这一美国类型电影越来越频繁地进入普通观众的视野。实际上,除了好莱坞之外,在世界范围内都曾出现过一些引起人们关注的青春电影,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青春电影更是进入了一个高产期。本文从当今美国青少年心理特征及社会环境的角度剖析了美国年轻人在校园电影中的形象及其所折射出的美国年轻人生活态度及生活状态。 关键词:青春类型电影;青少年形象;心理特征 一、在美国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中,青春类型电影(也被称为青少年电影、校园电影或者成长型电影)一直备受美国乃至世界各地青少年观众的喜爱。 尽管几乎从未被视为影迷中最富洞察力的骨干群体,青少年却无疑是最为有力的好莱坞青春电影票房的保证。这些主要以青少年生活为题材的电影,尽管故事风格不同,表现手法多样,但却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了美国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及生活状态。而当代的美国年轻人,作为多元化的一代,在美国青少年电影中也折射出了不同类型,风格迥异的青少年形象。最容易为观众拍手称赞的青春电影为青春励志型电影,它给我们塑造了一系列积极向上、不断进取、不怕挫折,并充满热情的青少年形象。在这种类型中,青春成为主题,青春片是一种并不纯粹的电影类型。如果把它放到一个世界性的类型参照系中.它既不像西部片那样有着明显的视觉符码,也不像歌舞片那样有着固定的外部表演模式.甚至也不像喜剧电影那样谈得上有稳定的风格效果。在青春片那里,只有一些通常的母体式的主题类型或某些常见的环境标志。如家庭、校园。确切地说,青春片更接近于一种题材,而励志则成为叙事的主线,成为主体的行为动机。这类电影多以喜剧为主,尽管剧情有时落人俗套.却丝毫影响不了人们对于此类电影的热衷。作为涉及机能与情感的作品,好莱坞青春电影尊奉着一条体现在所有幽默中的心理规律,即它们令观众身心放松。这也成为青春电影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青春励志片之所以近几年来在美国、日本等国大受欢迎,并受到极大地关注。这和它自身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密切相关。人物角色的错位,必然产生一定的喜剧效果。贬低、不一致、机械作用和解脱之感。都是笑的源泉.而这些源泉绝不是详尽无遗的了。不过,在这些源泉当中。最巨大的源泉无疑是不一致。俄国著名哲学家别林斯基(v.G.Belinskiy)在诗的分类中也曾说过:“喜剧的内容是缺乏合理的必然性的偶然事件。是主观幻想的世界或者似乎存在而实际上不存在的现实的世界。”喜剧的主人公是离开了自己精神天性的本体性的人们.“喜剧的实质是生活的现象同生活的实质和使命之间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在喜剧中便表现为自我否定。在青春励志片中,就出现了这种“不一致”.作品的内容都是“缺乏合理的必然性的偶然事件”,从而产生了喜剧效果。 以爱情为主线的美国青少年电影也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校园电影。在动人的校园爱情故事中。这类电影给我们塑造了充满活力并纯情浪漫的青少年形象。而好莱坞的一些青春片中青少年的浪漫形象则由于好莱坞的商业机制而表现为另外一种特点。上个世纪90代中期以后,好莱坞的青春电影进入了一个高产期。在这个时期,《一吻定江山》《我恨你的十件事》《美少女啦啦队》等一批描写高中生生活和初恋故事的影片相继问世。 青春电影是关于青春的,所有上文提及的影片都包含年轻的角色以及他们特殊的问题和生活方式。很明显,影片中的这些设置都是为了吸引年轻观众的。然而,和日本唯美、青涩、浪漫的青春电影有所不同,美国的青春类型影片非常注意将校园文化和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因此在这些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健康美丽的形体和优美动感的舞姿;可以欣赏到在年轻人中受欢迎的流行音乐和摇滚乐:可以听到高中生流行口头语:而生日派对、毕业舞会这些高中生活必不可少的场景也频频出现。再配以初恋的故事,青少年的形象在这些影片中显得浪漫又不失幽默和时尚。很显然,好莱坞青春片中青少年的形象的这些特点与好莱坞的商业体制是分不开的。定位于暑期档、以青少年为主要观众的好莱坞青春电影。制作时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目标人群的欣赏口味,生产出一个个带有明显商业特征的浪漫故事。而青少年也乐于在观看这些人为的浪漫中得到青春宣泄,并从片中青少年的形象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二、清新浪漫的青少年形象之所以在美国青春电影中一再出现,和青少年的心理特点不无关系。 可以说,青春期是青少年对异性的心理需要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时期,也是最容易并最渴望与异性交流、了解并成为朋友的时期,应该说青少年在青春期出现对异性朦胧的情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爱情也因此成为青春电影中永恒不变的主题之一。而这种情感因为初涉人世而显得更加美好和浪漫。初恋的故事往往因为其所表现的不掺杂其他因素的纯粹的爱情而令人感动和流连。 除了正面形象的塑造,我们在许多美国青春电影中也看到了各种叛逆的,堕落的甚至走向毁灭的人物形象。这就是被称为“青春启示电影”(youthapocalypsefilms)的亚类型片。青春启示电影有个特点,或者破坏力急剧爆发,或者受到压抑直至毁灭。美国白人青少年在此类影片中总是被塑造为这样一种形象:他们往往具有病态的暴力倾向,并对现实和未来表现出骇人的冷漠。进一步说,被认为与这种对病态的暴力和快感的渴望相一致的,正是他们对于白己的白人青少年身份的认同需要。这一片型完全不同于曾在美国80年代流行的平庸青春片。青春启示电影常常受到一部分年轻观众的狂热追捧并享有无上地位,其中某些影片也同时获得了惊人的票房和评论界的赞誉。 这些走向毁灭性的青年形象的塑造暗示了我们最深切的社会和个人的焦虑。那就是:性恐惧、社会失序和青年人前途黯淡。这些无疑在不同层面影响着部分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和方式。而媒体对于对少年犯罪、暴力和性的大肆渲染和夸张,艾滋病的威胁等等对于尚处于青春不稳定期且模仿力很强的年轻人来讲,无疑会受到极大影响。因此在青春启示电影所呈现的特定媒介环境中,青春期及其相关问题应当被视作某种社会现实而得到力求真实的反映和重新思考。 电影《半熟少年》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故事,其情节展开也并未遵循常规的开端、发展和结局。反之,影片记录了“不算主角的主角”几位生活在都市中的少男少女24小时之内的生活状态。影片追随其男主人公们在曼哈顿的街上和公园里游逛,记录他们追求女孩、偷啤酒、闲逛、玩滑板、消磨时间、买、吸毒和斗殴。尽管他们有不同的社会背景,然而这些男孩的不同种族的身份设定却受制于他们所共同拥有的百无聊赖和对性的追求与沉迷。他们的欲望大多数都围绕着性:追求它,保有它以及对自己曾有过的性经历的自吹自擂。影片还表现了女主人公珍妮的遭遇。当她被确诊为感染了艾滋病时,她试图寻找泰利,正是泰利将艾滋病毒传给了她。泰利并不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更不知道他已经传染给珍妮。在影片结尾,当珍妮找到泰利时,他正在奸污下一个纯洁的受害者达茜,而且很可能也传染了她。然而,当珍妮发现他们时,她自己已经因服用而变得茫然麻木,所以并没有对此加以阻止。 这些少年的所作所为,加上他们不断提及的,所表现的正是我所认为的“年轻身体的破坏力”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些少年对他们自身及其体液的失控是一种表层的、象征性的失控,而这实际上是对于他们的“反叛的”行为的巧妙隐喻。 而曾在美国创下超高票房记录的《美国派》《大学新生》等所谓青春性喜剧类型的电影,则以轻松幽默的方式给我们展示了另外一种另类、特别、颠覆传统,但并非走向毁灭的年轻人的形象。性既是好莱坞青春片的心理学规律的一部分,也是其社会学规律的一部分。好莱坞青春片中的其他身体机能亦然。以《美国派》为例,这部影片因为它对于传统观念的颠覆和戏剧性的故事而大受人们欢迎,片中的四个高中生也受到了青少年观众的狂热追捧。有人认为,这部影片使用的狠衰的语言和以色情为基础的滑稽场面显得过于粗俗。但不管怎么样,人们不得不承认,在它之前,还没有哪个银幕形象能够把青少年的性焦虑表达得如此幽默和透彻,因此这四个高中生受到青少年观众的喜爱也是必然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青少年形象的出现也是颠覆性的,它消饵了青春电影中“浪漫”与“毁灭”两种形象之间的界限。《美国派》中的主人公撕破了浪漫青春片中异性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对于性采取了直言不讳的态度;另一方面,和反映青少年问题的电影不一样,性在《美国派》中被处理得理俗而又清澈,丝毫没有罪恶感。公务员之家 美国学者埃?拉宾认为,青春片的优秀主题是“作为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既不是无能为力的儿童,又不是自立的成人,而是处于一种成长中的过渡状态”,它涉及“年轻人的生活脱离大社会中成人所关心的问题和责任的转移”。这也明显使得青春片标志着一种统一的消费行为,其中既包括每个时代对电影的消费,也包括对电影中所表现的时尚的消费。美国学者斯蒂芬尼?扎切莱克在论及《美国派》等“青春喜剧片”时认为,这些青春喜剧满足了青少年心想事成的实用主义心理。 无论积极向上,活力浪漫,还是堕落颓废,美国青春电影中所塑造的各种青少年形象都不同程度地给我们展示的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这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当代青少年的喜、怒、哀、乐和他们当中所存在的问题。跃动的青春,教会了美国青年们坚持自己的梦想,也教会了美国家长们尊重孩子的梦想。而笔者认为通过播放正面的青春类型电影,不仅能够大大提升中国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也能带来不错的教育影响。 形象塑造论文:现代城市形象塑造定位策略旅游营销研究论文 摘要在现代城市形象的塑造中,将定位策略加以灵活运用,将会对城市形象的个性塑造起到重要的作用。各种具体的定位策略都可以被运用于具体的城市形象塑造。在运用过程中有相关事项需要引起注意,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关键词定位城市形象运用 城市形象是指城市内部诸要素(比如城市布局、城市资源等),经过长期综合发展后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印象和评价。。城市形象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历史文化性、整体系统性、长期规划性和地方特色性等四个方面。从总体上来说,城市形象涵盖了城市空间形象、城市环境形象、城市功能形象、城市景观形象和城市产品特色形象(即产业结构)等内容。 一、现代城市进行形象塑造的作用 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城市文化与形象的竞争日益成为世界城市竞争的主要方面,因此,城市形象问题刻不容缓地提到了各地政府的战略规划高度。城市形象是一座城市的内在历史底蕴和外在特征的综合表现,是城市总体的特征和风格。拥有一个良好的城市形象,无疑是在为城市做着生动的活广告,它一方面展现出城市的巨大魅力,另一方面则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吸引力、辐射力,成为扩大对外交往、吸引投资与游客的“金字招牌”,并使有形资产进一步增值,把无形的精神财富转化为有形的物质财富。 第一、城市形象的塑造与改善,可以提高城市的知名度,扩大城市的影响力。良好的城市形象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而城市知名度的提高是吸引外资、引进人才的外部条件,也是集聚经济、信息、科学技术的基础,并能进一步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第二、城市形象的塑造,有利于树立新的城市风貌与城市精神,改善市民的行为、心态,是一种城市文明的投资。良好的城市形象可以给市民带来自豪感,并由此形成奋发向上、敢于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城市发展的一种生产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塑造城市形象其实也是在发展生产力。 第三、城市形象塑造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旅游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良好的城市形象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旅游业的发展又可以带动相关旅游产品的开发。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从长远观点来看,旅游项目已不完全局限于传统的山水园林和自然景观,城市特征形象和一些经济文化活动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 第四、良好的城市形象有助于提升城市竞争力,全面推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通过城市形象的塑造与经营,使城市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得以改善,政府管理效率大大提高,城市文化得以发展,这不仅为城市现实竞争力的提高创造了条件,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城市发展的基础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这将有助于全面城市的整体竞争力。 总而言之,城市形象是“新经济”条件下极其重要的“注意力资源”,它不仅本身构成了一个独立的高层次的城市生产力要素,而且是“新经济”资源的整合器,在高层次上担负着整合城市其它生产力要素的重要功能。 二、定位策略运用于城市形象塑造的意义 定位策略的创始人艾·里斯和杰,特劳特于1969年6月在《广告行销杂志》发表了《定位:同质化市场突围之道》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定位”一词,用来指在产品模仿日盛的市场环境里新的市场竞争策略和手段。 1981年艾·里斯和杰·特劳特出版了《广告攻心战略——品牌定位》一书。对定位一词做了如下解释:定位是你对潜在顾客心智上所下的功夫。也就是把产品定位在你未来潜在的顾客心中。定位是一项内心中用以决定是否让其进行系统组织的门户,其观念是基于传播,只能在适当的时间及适当的环境之下,才能得到沟通。定位是“种逆转的思考方式”,不以你自己为出发点,而是以潜在顾客心智状态为起点。 由此可见:定位策略很注重产品与其目标顾客(即目标受众)之间的关系列接:即通过定位使产品在目标受众心目中占据一个特别的位置。这个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独特的、是其他竞争对手很难轻易取代的。而城市形象的建设就是为了使每个城市有其鲜明的、对手难以替代的特征或优势,以避免城市形象的雷同与接近。从这个角度来看,将定位策略恰当运用于城市形象的建设就有了现实的意义。 第一,定位策略在城市形象塑造上的成功运用,将有助于树立该城市鲜明而独特的形象,以和竞争对手有效区隔开来。这是定位策略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一个直接作用。定位策略通过挖掘城市的特性,结合目标受众心智中的空白,将该城市的特性放置在目标受众心智中的空白处,这样就使得该城市在受众心智中占据了一个相对优势,其竞争对手要再挤占这个独特的心理位置是比较困难的,从而该城市独特的城市形象也就得以树立。 第二、有助于形成城市与其目标受众之间的心理对应关系。定位策略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成功运用,将会使得目标受众在心理对该城市有一个明确的印象,从而形成一种心理对应关系。比如,现在社会大众一提到义乌,就会自然而然的首先联想到小商品,这得归功于义乌鲜明的定位:小商品的海洋。义乌在其独特的定位确立之前,只是浙江众多小城市当中默默无闻的一个,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闻名全国的小商品集中地。 第三、借助定位形成的鲜明城市形象将极大地推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借助定位形成的鲜明城市形象一旦被受众认可,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能量,从而推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点从上海的发展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上海一直将自身的城市形象定位于“国际化大都市”,这一鲜明的城市形象定位使得上海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一直保持长三角地区的领头羊地位,其城市经济也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中。 第四、有助于城市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在新一轮的城市竞争中,竞争焦点开始聚集到城市形象上。这从央视逐年攀升的城市形象广告宣传上也可窥见端倪。各城市要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获得优势,占据竞争中的有力地位,那么一个很好的武器就是借助定位形成个性鲜明的、对手无法模仿的城市形象。 三、城市形象塑造中的具体定位策略 在城市形象塑造中不仅要运用定位策略,而且这些定位策略还需要结合城市自身的特色与优势,只有这样的定位才具有针对性,也才更加有效。此外,还需要挖掘城市形象众多要素当中最能代表该城市特征或者最能形成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的某一个方面加以突出,这样,鲜明的城市形象就呼之欲出了。 第一、文化定位策略。文化定位就是将文化内涵融入到城市形象建设之中,进而使城市形成文化上的识别,文化定位能大大提高城市的品味和附加价值,使城市形象更加独具特色。城市的功能与属性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而城市的文化内涵却是竞争对手所模仿不来的。如果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一个精髓与城市形象的定位结合起来,是很容易实现城市与目标受众之间的心理对应的。运用文化定位的一个典范就是山东曲阜。曲阜将自身的形象定位于孔子故里,就是采用的文化定位。孔子及其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曲阜采用这种文化定位就使得自身的形象更加厚重,对于社会大众所产生的心理吸引也是非常大的。 第二、历史定位策略。所谓历史定位简而言之就是将城市沉淀的历史底蕴挖掘出来作为城市形象独特的要素来加以彰显。我国的西安、开封、北京、洛阳等都是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这些城市本身长久的历史就可以成为其城市形象塑造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比如洛阳的广告语就直接体现了其历史定位:“千年帝都”。这一广告语以很简省的方式将洛阳厚重的历史沉淀加以彰显。 第三、比附定位策略。所谓比附定位就是攀附社会大众已经耳熟能详的、知名的事物,从而达到提升自身知名度的目的。在城市形象塑造中,采用比附定位,就意味着该城市在竞争中要甘居第二,而非第一。这样比附定位才可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在比附定位中,城市可用于攀附的事物是很多的:它可以是知名的大山、河流,也可以是建筑,甚至是其他知名的城市……。当一座城市自身的知名度不是很高,而又期望能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知名度时,如果能找到一个很好的攀附对象就是一个不错的策略。比如泰安就可以采用比附策略进行城市形象的塑造。泰安因泰山而得名。从古语“泰山安则四海皆安”中来,寓意“国泰民安”。”泰安本身的知名度是相当有限的,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攀附对象,那就是全球都很有名的“五岳之首”——泰山。因此,其城市形象塑造就完全可以比附泰山,泰山是世界上第一个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改写了世界遗产的分类,其地位可想而知。因此,泰安比附泰山来进行城市形象的塑造是有很好的根基的。 第四、情调定位策略。情调定位是使受众在对城市的接触过程中能体会出一种良好的令人惬意的生活气氛、生活请调、生活滋味和生活感受,从而获得一种精神满足,该定位能使城市融入受众的生活中,成为受众的生活内容,使城市形象更加生活化。情调定位可以赋予城市以精神气质,使城市灵动鲜活,倍添情调魅力;同时情调鲜明的城市形象还可以拉近与受众的心理距离,富有感情色彩,有利于增强城市对人的精神引力。情调定位策略的运用在杭州城市形象建设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_这从其广告语“东方休闲之都,品质生活之城”可以明显看出来。 第五、功能定位。所谓功能定位就是将城市某一方面的功能加以特别提炼而直接在定位中彰显出来,这样,当目标受众一想到这个城市就首先想到它的某个独特功能。这一策略非常适合那些自身的经济发展在某一领域已经形成独特优势的城市。公务员之家 第六、旅游资源定位。城市的旅游资源是城市形象最显性的组成部分之一。运用旅游资源给城市进行定位,可以使城市特色突出,加强人们对城市的印象。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主要是因为旅游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前转移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城市独有的标记符号,因此一些城市开始以其独特的旅游资源来塑造并对外宣传其城市形象。运用旅游资源进行城市形象定位的成功典范不少,比如杭州曾经做过的“情系西湖,中国杭州”、海口的“椰风海韵,南海明珠”、桂林的“山清·水秀·城美”等都是以城市本身特有的旅游资源来塑造其自身的城市形象与城市特色。运用旅游资源进行城市形象的定位与宣传还有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可以在短期内引发城市旅游热潮,刺激旅游消费,增加旅游业收入。 第七、品质定位策略。品质定位简单来说就是彰显城市的品质与品位。在这方面,上海就是典范:国际化大都市。这个定位就直接彰显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品质与品味:上海的经济、贸易、金融都与国际接轨,成为世界闻名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公务员之家 四、城市形象塑造中运用定位策略应注意的问题 在城市形象塑造过程中运用定位策略要注意一些事项,否则,定位策略产生的实际效果将不会很理想。 第一、这个定位一旦确立,还需要借助一定的方式将城市的独特定位告知社会大众,这样,定位才真正发挥作用。传播城市定位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城市形象广告。城市形象广告如果紧扣城市定位,并用精练的语言将城市的定位加以彰显,那么对于城市形象的塑造又可进一步发挥推广作用,从而切实提高城市形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借助城市形象广告来宣传城市定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城市形象广告的表现要有新意、有个性。这样才能真正吸引受众的眼球,并在他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借助城市形象广告来宣传城市定位的时候,要做好目标受众群的细分,并在受众细分的基础上确定相应的传播媒介。如果目标受众和媒介的运用不能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很可能导致城市形象广告传播了,但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 第二、城市的定位一经确立,就不要轻易变动,否则,频繁变动的定位将会使受众对城市形象的认知更加模糊,而不是更加鲜明。 第三,有关城市的定位必须具有鲜明个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城市形象定位必须有扎实的根基,而避免空洞、无实际内涵的口号。比如“魅力之都”,这样的定位尽管确立,但会因为其缺乏独特内涵、替代性太强而无法真正塑造城市的鲜明形象。 形象塑造论文:管理公关传播矛盾塑造职业培训机构良好形象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公共关系传播成为职业培训机构宣传的一种有效手段;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公共关系产生于西方工业社会,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公共关系、传播是连接公共关系主体和客体的桥梁、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的矛盾、信源,即信息的者、传播者、职业培训机构需要采取灵活措施,积极培育全员公关传播意识、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的矛盾、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的矛盾、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的矛盾、职业培训机构的职能部门应当充分认识到创新精神对机构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本文就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做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这些矛盾包括: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矛盾;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矛盾;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矛盾;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传播公共关系公共关系传播 一、公共关系传播成为职业培训机构宣传的一种有效手段 公共关系产生于西方工业社会,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公共关系。对于公共关系的认识,学界对其也有不同的界定,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我们把公共关系理解为:一个社会组织为了推进相关的内外公众对它的理解、信任、合作与支持,为了塑造组织形象、创造自身发展的最佳社会环境,在充分尊重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利用传播、沟通等手段而努力采取的各种行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关系。 传播是连接公共关系主体和客体的桥梁,是特定的个体或群体运用一定媒体或形式向受传者进行信息传递与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传递和分享。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公共关系活动就是以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为主要方法的一种组织与公众交流行为。 当前,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终生学习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的迫切需要,职业培训日益成为人们再学习的一种有效途径。面对竞争激烈的培训产业,传统的宣传方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了,职业培训机构纷纷采取公共关系传播的方式加强组织的宣传。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常常发现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存在着信息的个性与共性等方面的矛盾。 二、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 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影响到职业培训机构形象的传播,这些矛盾包括: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矛盾,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矛盾,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矛盾,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矛盾。 1、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的矛盾 信源,即信息的者、传播者。从职业培训机构公关传播的角度来讲,笔者认为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应当具有全员性的观念,即公关传播的信源应该是职业培训机构的全体成员。这一观念对内能提供职业培训机构的凝聚力,对外能表现职业培训机构的良好组织形象。在与客户的交往过程中,职业培训机构员工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客户对机构形象的认知,影响机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然而在实践中,职业培训机构公关传播信源的个别性现象比较突出。有些职业培训机构看不到良好的公共关系传播对自身发展的重要作用,领导不重视,员工不参与。大多数人认为公关活动是可有可无,即使要开展,那也只是专职公关部门或专职公关人员的分内事。这些现象显示了职业培训机构全员公关意识淡薄。 面对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的矛盾,职业培训机构需要采取灵活措施,积极培育全员公关传播意识,并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一言一行中,从而形成一种无意识的职业习惯,树立机构良好的精神风貌。职业培训机构全员公关意识是一旦形成,将会给职业培训机构的发展带来长期的、深远的和积极的影响。 2、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的矛盾 信宿,是指接受并利用信息的人。公共关系传播的信宿是社会公众,社会公众以数量不等的群体或个人形式存在,并形成对组织以不同影响的环境。[ 如果把社会公众看成是一个系统的话,那么这个系统是由内部员工、消费者、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社区居民、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和其它利益团体等要素组成的一个动态稳定的统一整体。因此职业培训机构在开展公关传播过程中,必须善待社会公众中的每一位成员,注重公关传播的广泛性。 然而在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实践中,有的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对象过于单一,主要选择政府和知识消费者,而对媒体、社区居民、合作伙伴、竞争对手等其它社会公众缺乏关注,致使公关传播活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公关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面对这一矛盾,职业培训机构在公关传播实践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公众因素,加强与不同类型的社会公众进行沟通,从而达到公关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3、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的矛盾 在当前培训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状态下,传统的广告营销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宣传的需要,因此很多职业培训机构也热衷于公关传播。然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慢慢培养才行。特别是在职业资格培训市场,虽然我国教育部、人事部、信息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国务院各部委都做了职业资格认证相关方面的规定,但是持证上岗还没有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特别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比较少,对社会的认知还不够深刻。其次,用人单位对持证上岗的认识也不够。因此,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不能一味考虑眼前的利益,而应注重传播的长期性。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少职业培训机构的领导或者工作人员认为开展一两次大型的公关传播活动就能迅速地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客户就会迅速认可自己的培训项目,过于注重公关传播的近期利益。这就造成了公关传播的长远性与实际操作中的近期性的矛盾对于职业培训机构来讲,公关传播活动不仅是一项近期的活动,更是一个长期的有计划的充满艰难与坎坷的系统工程。每一次具体的公关传播活动都只能看成是通往长远目标的一个环节。用公关传播活动来塑造组织形象的道路是没有尽头、没有终点的。职业培训机构要将每一次活动,每一天工作都看成是公关传播的一种表现形式,踏实做好当前的每一件事情,立足长远,才能卓有成效地完成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任务。 4、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的矛盾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世界各国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以及文化一体化的趋势明显。与此同时,当今时代也是一个多元化或者说是个性化、差异化的时代,如政治多元化、经济多元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等等。两种趋势同时并存,两者辩证统一,不可分割。面对这一趋势,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不仅需要遵循职业培训行业的相关政策,而且需要不断创新,善于塑造独特的组织文化,从而提高职业培训机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在实践中,有的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形式过于呆板,缺乏特色,难以引起职业培训机构内外公众的广泛关注。在职业培训机构公关传播方式中,“物质公关”相对较多,对人性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另外,有的职业培训机构也狭隘地认为公关传播就是迎来送往,喝酒干杯等等。在公关传播活动中,有的职业培训机构甚至采取有违社会公平竞争秩序和伦理道德习俗等手段,刻意贬低竞争对手,欺骗社会公众。 面对这一矛盾,职业培训机构的职能部门应当充分认识到创新精神对机构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当前人们对职业培训的需求强烈,但职业培训机构众多,竞争激烈,任何一个职业培训机构唯有创新,才能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首先职业培训机构的职能部门要鼓励创新,奖励创新,重视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提拔。其次,要在职业培训机构内部形成一种善于学习、积极学习的组织氛围,构建学习型的组织文化。第三,要采取灵活措施加强职业培训机构的平行沟通,上行沟通和下行沟通,碰撞思维的火花,分享创新的乐趣,从而在职业培训机构内部创造一种和谐的人际氛围。 总之,目前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还存在着许多矛盾。面对这些矛盾现象,职业培训机构要善于承认矛盾、认识矛盾才能更好地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达到塑造职业培训机构良好形象的目的。 形象塑造论文:塑造职业培训机构形象矛盾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公共关系传播成为职业培训机构宣传的一种有效手段;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展离不开公共关系、传播是连接公共关系主体和客体的桥梁、终生学习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的迫切需要、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的矛盾、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的矛盾、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的矛盾、传统的广告营销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宣传的需要、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的矛盾、两种趋势同时并存,两者辩证统一,不可分割、任何一个职业培训机构唯有创新,才能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本文就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做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这些矛盾包括: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矛盾;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矛盾;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矛盾;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矛盾。 论文关键词:传播公共关系公共关系传播 一、公共关系传播成为职业培训机构宣传的一种有效手段 公共关系产生于西方工业社会,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公共关系。对于公共关系的认识,学界对其也有不同的界定,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我们把公共关系理解为:一个社会组织为了推进相关的内外公众对它的理解、信任、合作与支持,为了塑造组织形象、创造自身发展的最佳社会环境,在充分尊重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利用传播、沟通等手段而努力采取的各种行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关系。 传播是连接公共关系主体和客体的桥梁,是特定的个体或群体运用一定媒体或形式向受传者进行信息传递与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传递和分享。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公共关系活动就是以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为主要方法的一种组织与公众交流行为。 当前,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终生学习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的迫切需要,职业培训日益成为人们再学习的一种有效途径。面对竞争激烈的培训产业,传统的宣传方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了,职业培训机构纷纷采取公共关系传播的方式加强组织的宣传。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常常发现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存在着信息的个性与共性等方面的矛盾。 二、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 职业培训机构公共关系传播的矛盾性影响到职业培训机构形象的传播,这些矛盾包括: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矛盾,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矛盾,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矛盾,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矛盾。 1、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的矛盾 信源,即信息的者、传播者。从职业培训机构公关传播的角度来讲,笔者认为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应当具有全员性的观念,即公关传播的信源应该是职业培训机构的全体成员。这一观念对内能提供职业培训机构的凝聚力,对外能表现职业培训机构的良好组织形象。在与客户的交往过程中,职业培训机构员工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客户对机构形象的认知,影响机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然而在实践中,职业培训机构公关传播信源的个别性现象比较突出。有些职业培训机构看不到良好的公共关系传播对自身发展的重要作用,领导不重视,员工不参与。大多数人认为公关活动是可有可无,即使要开展,那也只是专职公关部门或专职公关人员的分内事。这些现象显示了职业培训机构全员公关意识淡薄。 面对公关传播信源的全员性与个别性的矛盾,职业培训机构需要采取灵活措施,积极培育全员公关传播意识,并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一言一行中,从而形成一种无意识的职业习惯,树立机构良好的精神风貌。职业培训机构全员公关意识是一旦形成,将会给职业培训机构的发展带来长期的、深远的和积极的影响。 2、公关传播信宿的广泛性与单一性的矛盾 信宿,是指接受并利用信息的人。公共关系传播的信宿是社会公众,社会公众以数量不等的群体或个人形式存在,并形成对组织以不同影响的环境。 如果把社会公众看成是一个系统的话,那么这个系统是由内部员工、消费者、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社区居民、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和其它利益团体等要素组成的一个动态稳定的统一整体。因此职业培训机构在开展公关传播过程中,必须善待社会公众中的每一位成员,注重公关传播的广泛性。 然而在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实践中,有的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对象过于单一,主要选择政府和知识消费者,而对媒体、社区居民、合作伙伴、竞争对手等其它社会公众缺乏关注,致使公关传播活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公关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面对这一矛盾,职业培训机构在公关传播实践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公众因素,加强与不同类型的社会公众进行沟通,从而达到公关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3、公关传播着眼点的长远性与近期性的矛盾 在当前培训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状态下,传统的广告营销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宣传的需要,因此很多职业培训机构也热衷于公关传播。然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慢慢培养才行。特别是在职业资格培训市场,虽然我国教育部、人事部、信息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国务院各部委都做了职业资格认证相关方面的规定,但是持证上岗还没有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特别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比较少,对社会的认知还不够深刻。其次,用人单位对持证上岗的认识也不够。因此,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不能一味考虑眼前的利益,而应注重传播的长期性。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少职业培训机构的领导或者工作人员认为开展一两次大型的公关传播活动就能迅速地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客户就会迅速认可自己的培训项目,过于注重公关传播的近期利益。这就造成了公关传播的长远性与实际操作中的近期性的矛盾对于职业培训机构来讲,公关传播活动不仅是一项近期的活动,更是一个长期的有计划的充满艰难与坎坷的系统工程。每一次具体的公关传播活动都只能看成是通往长远目标的一个环节。用公关传播活动来塑造组织形象的道路是没有尽头、没有终点的。职业培训机构要将每一次活动,每一天工作都看成是公关传播的一种表现形式,踏实做好当前的每一件事情,立足长远,才能卓有成效地完成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任务。 4、公关传播信息的个性与共性的矛盾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世界各国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以及文化一体化的趋势明显。与此同时,当今时代也是一个多元化或者说是个性化、差异化的时代,如政治多元化、经济多元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等等。两种趋势同时并存,两者辩证统一,不可分割。面对这一趋势,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不仅需要遵循职业培训行业的相关政策,而且需要不断创新,善于塑造独特的组织文化,从而提高职业培训机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在实践中,有的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形式过于呆板,缺乏特色,难以引起职业培训机构内外公众的广泛关注。在职业培训机构公关传播方式中,“物质公关”相对较多,对人性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另外,有的职业培训机构也狭隘地认为公关传播就是迎来送往,喝酒干杯等等。在公关传播活动中,有的职业培训机构甚至采取有违社会公平竞争秩序和伦理道德习俗等手段,刻意贬低竞争对手,欺骗社会公众。 面对这一矛盾,职业培训机构的职能部门应当充分认识到创新精神对机构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当前人们对职业培训的需求强烈,但职业培训机构众多,竞争激烈,任何一个职业培训机构唯有创新,才能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首先职业培训机构的职能部门要鼓励创新,奖励创新,重视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提拔。其次,要在职业培训机构内部形成一种善于学习、积极学习的组织氛围,构建学习型的组织文化。第三,要采取灵活措施加强职业培训机构的平行沟通,上行沟通和下行沟通,碰撞思维的火花,分享创新的乐趣,从而在职业培训机构内部创造一种和谐的人际氛围。 总之,目前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关传播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还存在着许多矛盾。面对这些矛盾现象,职业培训机构要善于承认矛盾、认识矛盾才能更好地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达到塑造职业培训机构良好形象的目的。 形象塑造论文:记者招待会记者形象塑造论文 一、记者招待会及其特点 当前,对于记者招待会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各类官方机构、各种社会团体的代表或知名人士等为了塑造自身形象重大新闻信息、回答受众关心的问题,便于媒体进行报道而专门为新闻记者举行的会议。另外与此类似,还有新闻会的说法。有人认为记者招待会只回答记者提问,不新闻,新闻会只新闻,不回答记者提问。但是在现实中,记者招待会并非只回答记者提问,也新闻信息。新闻会也回答记者提问并非只信息。由此可见,记者招待会和新闻会区别不大。也有人将二者合二为一,把新闻会作为记者招待会的一种类型。本文所说的记者招待会同样是包括新闻会在内的。 那么记者招待会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是权威性。记者招待会的举办主题,都是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等。答记者问的一般都是有关方面担任着重要职务的负责人或能够代表一级组织讲话的人士,甚至是党和国家、单位、部门、社会团体的最高领导人。记者提出的问题代表这群众共同的想法意愿,而不是个别现象和个别情况。答问的内容也是经过有关方面反复研究确定下来的,答问者是代表“官方”立场,也不是个人的意见和看法。 其次是开放性。记者招待会大都是公开举行,且有多种媒体参与报道。有关方面所论及的政策、立场、观点、态度,重要问题和重大事件的经过、细节等,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播工具,为千百万人所了解,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透明度。 二、记者招待会对记者形象的要求及塑造形象的重要性 (一)记者招待会对记者形象的要求 记者招待会因其具有权威性,所以形式比较隆重,规格比较高。记者招待会现场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特定性,但是它所吸引的眼球却不止现场的数十或数百人。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的记者招待会上,比如每年两会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广播电视几乎都要进行现场直播,那此次二次传播的对象就是数以万计的媒体受众了。因此,这首先对与会的记者的外在形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起码要求穿戴整洁,其次是能突显个性。 与会记者一到会场就会跟不同的对象打交道,会议开始前后与同行们打交道。更重要的是,在争取到发言机会时与发言人打交道。尽管记者提问时间只有那么短短的一分钟左右。但这一分钟左右记者的一言一行不仅完全显露在会场的每一个人眼里,同时也显露在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这就对记者形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了。 (二)塑造记者形象的重要性 1、记者形象能传播媒体组织形象。 记者形象是媒体组织的子形象(个人形象)、记者个人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公众对媒体的总体评价。媒体组织成员的个人形象是构建媒体组织整体形象的基础。在媒体组织行为中,记者个人形象的塑造与组织形象的塑造是同步进行的,记者个人形象是展示、传递组织形象的载体,而记者往往又活跃在媒体受众视野的最前线,因此只有首先拥有良好的记者形象,才能保证形成积极正面的媒体组织形象。记者的塑造是组织形象塑造中关键的一环,并且是可以控制的一环。只要媒体组织树立这种意识,并有效地执行,就一定会实现双赢。整体是不能忽视细节的,在组织形象塑造中,细节就是记者形象的塑造。 2、记者形象能扩展媒体组织形象。 记者形象不但可以有效地传播组织形象,而且还可以扩展组织形象。前提是记者形象必须在公众面前能非常优秀地展现出来。公众往往对最近发生的对感官刺激强度最大的事物留有崭新的印象。良好的记者形象可以给在场的和间接接触到会场画面的公众留下美好印象,公众进而会以此联想到记者所代表的媒体的整体形象也是良好的。1998年朱镕基亲点吴小莉,让全国人民认识了吴小莉,她的从容、自信与美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吴小莉一炮而红,凤凰卫视也借此迅速地进入了广大公众眼中。 三、记者招待会记者形象及内涵 (一)外在形象 人被认识首先从视觉上开始,人的外在形象是他人接触到个体的第一感知。在记者招待会上。首先被他人认知的就是外表形象,即记者的衣帽服饰和仪容仪表。这是他人跟记者尚未进行言语交流时候首先得到的形象信息。因此,记者首先在服饰上要穿着得体,正规的场合必须穿戴整齐。在规格比较高的记者招待会上,如两会期间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国家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各省市政府机关等召开的记者招待会,记者还应该穿着正装。在一些规格不高的记者招待会,记者可以不着正装,但是切忌不可以穿短裤、拖鞋到达会场。 人被认识不单从视觉上进行感知,也从听觉上进行感知。因为人与人之间离不开言语的交流。这种言语交流包括说者和听者的实际互动,也包括单向的,即说者和听者没有进行直接交流的单向。出席记者招待会。记者必须跟到场的包括会议组办方、其他媒体记者、会场的其他人员进行交流。因此记者应该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和姿态动作,做到举止高雅、谈吐大方。这些都是记者跟另一方在进行双向互动。所谓的单向,即记者在向信息方提问时与电视广播受众的间接交流。记者的谈吐举止都被受众尽收眼里、耳里,而受众对记者的评价只有部分会滞后地反馈到媒体单位。而大部分的评价则转化成另外一种以支持或不支持媒体的态度出现的反馈。例如,一位记者因在提问时候声音颤抖、表达不清、举止不雅而令受众对其及其所在媒体产生负面评价,进而表现为不收看收听该媒体的节目。(二)内在形象 出席招待会的记者首先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才会拥有敏捷的思维、敏锐的洞察力和清晰的思辨,才能提出深刻的问题,才能赢得发言人的青睐和公众的认可。或许记者因为所在媒体名声好而得到了提问机会,但是错漏百出或者毫无新意的问题会让人大失所望,形象一落万丈。每年两会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公众往往也非常地关注哪家的记者被点名提问了,他们提的问题水准如何。 其次要求记者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良好的心理素质可以让记者在与众多同行交流时表现出独有的自信,良好的精神风貌。同时良好的心理素质可以造就开朗的性格,从而健谈而沉稳。尤其在获得提问机会时能表达自然流畅,表现出从容的一面。 再次要求记者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工作能力是综合多方面的集中体现,如与现场人员的交流沟通能力,对会议主题的准确把握、寻找出最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在招待会现场最忌讳就是记者一来到会场就一声不吭地坐在角落里等待会议开始。不主动与人交流不但不能很好地让别人了解和熟悉记者所在的媒体,更有甚者,还会影响到媒体的形象。主动与同行交流或许还可以知道对方的写作方向,进而改变策略,另辟蹊跷,创造出更有新闻价值的新闻来。 四、记者形象塑造的原则 (一)内外一体化原则 记者内在和外在形象二者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有什么样的内容,必然有什么样的形式与之相对应,内容的发展决定着形式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因此,内在形象决定外在形象,内在形象是个人形象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外在形象的基础,一个人的内在素质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其形象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次,形式又积极地影响内容,对内容有巨大的反作用。因此,个人在重视内在修养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外在形象的塑造。只有内外有机结合,才能塑造完美记者形象。 (二)个性鲜明的原则 健康鲜明的个性能使记者形象增值。记者形象的塑造应该讲究突出个性,体现自我,展示特有的个人气质。鲜明的个性。特有的气质更容易引起他人注意和记忆。 五、当前记者招待会记者形象之差距 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对每一个社会地位的人都提出了期待要求(理想角色)。而每一个人因所处环境不同对自己充当的角色的理解可能会产生差异(领悟角色),进而在实践中又因人的行为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不可能完全按照理想角色和领悟角色那样去做,以至实践出来的角色可能会与理想角色和个人领悟角色有很大的差距(实践角色)。 衣着不讲究,外在形象大打折扣。有些记者认为,记者是一种行动相对自由的职业,因此认为穿着可以自然随便。有些记者出席招待会还戴帽子,尤其年轻的记者,觉得那是一种时尚和个性的体现。有些男记者身穿中短裤,脚着凉鞋,这是相当不合时宜的。我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形象的记者站在一位头发梳理整齐、西装笔挺、皮鞋锃亮的发言人面前进行采访,那是一幅多么不协调的画面! 会议迟到,留下不守时的印象。有些记者出席会议不准时。会议开始后才灰溜溜地跑进来。新闻工作者因新闻的特殊性本质注定它是讲究时间效率的职业。记者在招待会上,不但严重影响个人形象和媒体形象,甚至还可能错过最有新闻价值的信息。 言行举止不规范,严重损害形象。有些记者一到会场就大声地喧哗,高声谈论会议主题以外的话题。有些记者在会议期间嚼口香糖。旁若无人。记者招待会是特定的场合,记者的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形象。 提问时紧张过度,语无伦次。礼仪不周。有些记者心理素质差,获得提问机会后由于紧张,声音颤抖、表达不清,出现语句重复和字词回读。由于紧张,提问前忘记报上所在媒体单位名称就直奔主题,提问结束后没有说谢谢。这些记者的表现也往往比较引人注意。因为别人想获知这位记者到底是来自哪个媒体的, 提问的问题不够深刻,既没有表现出深邃的思辨色彩,也没有切中要害,就像一碗清水,喝过后索然无味。为什么每年两会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的提问总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外国记者提的问题总是非常的尖锐和深刻,总会切中问题的要害,给人以无限的思考空间,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 六、如何矫正 首先从外在形象抓起,媒体组织要求记者学习公共关系礼仪知识,培养个人良好的外在修养,懂得依据时间、场合、工作性质的变化,合理调整自身的服饰、语言、行为等,努力塑造良好的个人外在形象。因此,对于媒体单位来说,适时地对记者员工进行礼仪培训是非常必要的。 培养记者的业务素养。从某个角度来说,记者是一个杂家,因此合格优秀的记者除了掌握专业的新闻采访写作技巧外,还必须博览群书,涉猎其他领域,把自己练就成为通才。只有积累了多方面的知识财富,才能获得敏锐的洞察力,才能提出尖锐、切中要害的有价值的问题。 重点培养有实力的记者,代表媒体出席重要的记者招待会(新闻会)。小型的记者招待会,只要派专线的记者出席即可。但是对于比较重大的记者招待会,如部级别的、省市政府级别的记者招待会,媒体可以派出比较有实力的记者出席,这些记者多是媒体的著名主持人、记者、评论员。一方面,这些记者具有丰富的采访能力和较强应变和处事能力,可以保证在招待会上出色地完成任务。另一方面,有声望的记者往往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出色的表现也往往能给媒体形象增值。 领导干部形象塑造研究论文 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是对我们党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是新形势下对全党提出的新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感。我们党要走在时代的前列,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领导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就必须始终坚持“三个代表”,建设一支能实践“三个代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 我们党历来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适应革命、建设和改革需要的领导干部。今天,我们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要保持党的先进性,达到同志“三个代表”的要求,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必须首先在政治上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其次是知识要丰富,能力要全面,能体现时代精神;三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作为面向新世纪的党员领导干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塑造好自己的形象。 一塑造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形象 共产党员思想政治素质最优秀的内容就是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也就是同志所讲的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是共产党员入党时的誓词,是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的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是以理想信念坚定而著称的。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他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及他们的生命和鲜血为我们树立了坚定不移,矢志不渝地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榜样。他们的理想信念经历了生与死、公与私、胜利与失败、成功与挫折,以及执政地位、和平环境、重大政治风浪与复杂局面的种种考验。可以说,这种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政治优势的精神力量源泉。 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宗旨、根本任务所要求的。然而,不同的时代,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却面临着不同的考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的日益多样化,长期以来形成的利益格局、价值体系打破了,现实与传统的观念之间发生了矛盾,人们的思想变得活跃起来,同时又产生了种种迷惘、困惑,我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也同样会处于这一状况中,并且还会比其他人群体验更深。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西方的政治思潮也趁隙而入,“”等邪教也借机蛊惑,这就可能在我们党和人民中产生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这些现象表明,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正面临着一场新的考验。要经受住这场考验,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坚决捍卫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决回击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潮对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挑战和攻击;同时,努力克服党在思想建设上存在的缺陷,进一步坚定全党的理想信念。 我们也应该看到,前进的道路上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长期以来,我们许多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大多基于直观朴素的价值认识,还不是建立在深刻理性思考基础上的自觉稳定而又系统的价值观念。因而也就很难识别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的冲击。另外,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曾经不自觉地把理想信念的丰富内涵简单化、片面化、庸俗化;同时,我们的教育还自觉不自觉地持守农业文明社会的信仰思维方式,信仰、理想、信念与现实生活的联结被割断,使其成为远离现实、与现实脱节的既神秘又完美的“崇高”。教条式地宣传马克思主义,造成我们对“老祖宗”思想的误解、曲解,按误解了的理论去实践社会主义,自然就出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失误,甚至使现实显得荒谬。荒谬的现实与人们头脑中的信仰、理想信念的完美和崇高形成巨大的反差。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盲目推崇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沉湎于灯红酒绿,声色犬马;有的人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思想迷茫,精神空虚,竟然到封建糟粕中寻找慰藉;有的人面对改革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不是挺膺负责,而是消极对待,甚至为自己另谋退路;有的人看到别人先富起来,心理不平衡,不再安心于公职人员的工资生活,远工农、傍“大款”,逐渐由小捞变成大贪。 针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同志反复强调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要使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做到“三个代表”,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好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由于党员领导干部处在重要地位,因此,我们党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关键在于建设一支能够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这支队伍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这样,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就能更好地认识并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前进的客观规律,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使全体党员领导干部无论在什么困难和风险面前,都不动摇共产主义理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定信念。 二塑造体现时代精神的形象 面向新世纪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按照同志“三个代表”的要求,体现出时代精神或新时代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党员形象也应该具有时代的特征,时代的风格。作为“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目的”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直到党自然消亡之前是始终不会改变的。但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党员的具体形象,必须具有时代的特点。因为,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接近并最终达到这个目标。这就是说,每个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有时代使命感,其形象应体现出时代的特征。比如,在革命战争年代,人们见到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是勇猛冲锋,克敌制胜的一派英雄气概。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共产党员则表现出艰苦奋斗,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等等。今天,我们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要完成这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坚持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就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全面提高自身素质。面向新世纪的变革和建设是一个充满新情况,新挑战的过程。适应新世纪要求的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到政治坚定,头脑清醒,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大量的实际问题,面对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具有把握大局,驾驭复杂局面,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也应具有丰富的知识。新世纪是知识加速发展的时代。科学发展的趋势,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交叉。这就要求领导者要按照同志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讲话中提出的要求,“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还要努力钻研业务,要坚持不懈地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法律知识和其他各方面的知识”。从而使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成为各种行业的行家里手,懂得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要坚持发展和创新。事物处在不断运动变化中,人们的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停滞的观点、僵化不变的认识和思维方式,固定不变的工作思路都是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背道而驰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实践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破除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和实行,从姓“资”姓“社”困惑的解除,到所有制观念的革新,以及具体政策上的全方位改革,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同样,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工作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勇于实践不断创新。三塑造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形象 在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中,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三个代表”的最终归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本。 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符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邓小平同志说:“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党的宗旨决定的,是我们党用七十多年的奋斗史铸成的共产党人的标志,是凝聚全党、团结全民的党魂。民主革命时期,为了人民的解放,共产党人英勇斗争、流血牺牲、前赴后继。一些共产主义者抛弃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高官厚禄,冒着杀头的危险加入共产党,他们为了人民大众都过上幸福生活,甘愿去过食不果腹的日子;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战斗;长征路上共产党人吃草根,啃树皮,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用胸口堵枪眼,手托炸药炸碉堡;还有多少共产党人被捕入狱,贤贞不屈,为了人民的解放愿把牢底坐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千百万共产党员为了祖国的强盛、人民的幸福而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焦裕禄、孔繁森、李国安、吴天祥,就是无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领导干部的杰出代表。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由十几个人发展为具有六千万党员的党?为什么共产党历经艰难曲折而经久不衰?为什么在世界社会主义低潮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却欣欣向荣?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有一大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这是支撑社会主义事业大厦的中坚力量。实践证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实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有力量的根本原因。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必须坚持为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保证我们党的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取得执政地位使我们党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日益显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面临着许多方面的诱惑,在这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考验面前,我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渐渐疏远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淡漠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有的领导干部思想不纯,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过时”了;有的领导干部“主仆错位”,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把为群众办事当成是自己的恩赐;有的领导干部沉迷于灯红酒绿,追求奢侈享受;还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把权力当成商品,跑官卖官,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这些都是极端错误的和非常危险的。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应当牢牢记住,不管形势和任务发生怎样的变化,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永远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不能变,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永远不能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永远不能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坚持党性原则与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我们认为,应坚持“各行其道”的原则。按行为学的划分,人的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如亲情伦理行为、社会经济行为、政治管理行为等,各类行为应遵循各类行为的规范。和父母、子女相处,就要遵循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要尊老爱幼。总不能给老母亲倒杯水,还要小费,不给小费就不给倒吧?在市场活动中,作为经济人,就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按照市场法则办事,也不能“把赢利让给别人,把亏损留给自己”,如果长此以往,你也经营不下去。但是,又不能把等价交换原则搬入党内政治生活,也不能把它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作为一个有坚强党性的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是会遵守市场道德,坚持等价交换、互利互惠、利己利他原则,而不会去干那些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的事;在社会生活中,会发扬社会公德,发扬雷锋精神。“各行其道”就好比交通规则一样,汽车走汽车道,自行车走自行车道,行人走人行道。同一个人,你开汽车时,就走汽车道,骑自行车时,就走自行车道。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可以按照“各行其道”的原则处理这两者的关系。 二是正确处理坚持按劳分配的现行政策与发扬无私奉献精神的关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我们长期坚持的现行政策。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党的宗旨,要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有人觉得这两者是矛盾的,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应再提奉献精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那么,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我们认为,要分层次要求。不能因为执行按劳分配的现行政策就降低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也不能因为要求党员干部发挥奉献精神就否定党的按劳分配的现行政策。 按劳分配的现行政策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绝大多数人的觉悟,适合我国国情,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并长期坚持。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我们承认人们正当的个人物质利益,也承认党员干部正当的个人物质利益,这一政策对党员干部同样适用。 那么,党员干部多劳了,也多得了,还如何体现奉献精神?在按劳分配政策下,党员干部发扬奉献精神主要应做到以下几点:1.按劳分配,但党员干部又不搞斤斤计较,按酬付劳。2.多劳多得的事,只要人民需要,党员干部应带头去干;多劳少得的事,只要人民需要,党员干部也应带头去干;有些事情可能是劳而不得的事情,只要人民需要,党员干部仍应带头去干;特别艰苦的工作、危险的工作、别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党员干部也带头去干,这就是奉献精神。3.当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利益发生矛盾时,自觉自愿以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必要时,牺牲个人利益,直至生命。我们一些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党员谈到他们如何发扬奉献精神时,有四点经验:第一是吃苦。凡是吃苦的事,党员、领导干部走在前面,群众自然就会跟上来。第二是吃亏。在某些利益不好平衡时,个人自觉自愿地吃点亏。群众心里都有一杆秤,你不谋私利,自愿吃亏,大家就佩服你。第三是委屈求全,能够任劳,也能够任怨。任劳不易,任怨更难。为了共同的事业,党员领导干部需要委屈求全。第四是敢于开拓敢担风险。在改革中敢于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能创造性地工作,加快本单位的建设与发展。这就为奉献精神注入了时代的新内容。提倡奉献精神,并不是否定党员干部正当的个人利益,按劳分配政策对党员干部同样适用。在通常情况下,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为社会做奉献,自己的正当利益也能得到保障。由于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尤其对党员领导干部要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当在利益要求多样化的情况下,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当为维护人民利益需要作出牺牲时,党员干部要自觉牺牲个人利益。这样做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就会在群众中高大起来。 形象塑造论文:教师形象塑造研究论文 摘要:曾被盛赞的教师威信和地位却逐年下降,每一位有良知的教师都应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从而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形象,重获大众的认可。 关键词:教师形象爱生敬业博学高雅 曾几何时,教师被尊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辛勤的园丁”、“无怨无悔的红烛”,并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然而在如今的社会舆论中,“眼镜蛇”、“变态狂”竟成了一些老师的代名词。最近拜读了李燕玲女士的文章《解构与妖魔化——大众传媒中的教师形象》颇有同感: “电视中的教师(尤其是广告中)通常以古代私塾先生或英国老处女式的形象出现,手持教鞭或戒尺,戴着厚厚的眼镜,古板而严肃地站在黑板前面,不苟言笑,态度生硬。”“在大众传媒中,教师正面形象单一苍白,负面形象则五花八门,教师形象有被妖魔化的趋势。”“教师曾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在过去几千年里,并没有发生过多大的变化。而在当代中国,事情却发生了逆转,政府强调尊重教师,强调提高教师待遇,但在社会舆论中,教师的威信和地位却逐年下降,许多大众传媒更是不遗余力,对教师极尽批判之能事。” 这固然有媒体推波助澜的责任,但也确实有个别教师缺乏师德、不自尊自重,败坏了师风,让广大的教师背负骂名,真可谓“一块臭肉坏满锅汤”!因此,我们每一位有良知的教师都应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从而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形象,重获大众的认可。 “形象”这个词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既可以指人的外表形象,也可以指人的内在形象。良好的教师形象,是教师优秀素质的集中体现,是教师言传身教、圆满完成教学使命的根本保证。它不仅具有外在的表现,也具有丰富的内涵。我认为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关爱学生,无私奉献 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育技巧的全部奥秘就在于如何爱护儿童”。教师对学生的热爱来源于对祖国的忠诚和对教育事业的挚爱,来源于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神圣的历史使命感。热爱一个学生就等于塑造一个学生,而厌弃一个学生无异于毁掉一个学生。每一位学生都渴望得到老师的爱,尤其是那些家庭有过特殊变故的学生,容易形成特别性格,因此不论学生的外貌、秉性、智力、才能、家庭背景如何,教师都应做到一视同仁,特别是不嫌弃、不放弃每一个后进的学生,真诚相待、热情鼓励、耐心帮助,用师爱的温情去融化他们“心中的坚冰”,让他们看到希望,受到鼓舞,让他们在愉快的情感体验中接受教育。 教师对学生的爱是理智的,不仅要善于捕捉学生身上任何一个闪光点,鼓励其发扬光大,而且要善于敏锐地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引导其防微杜渐。教师对学生的爱是全面的,不仅关心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学业能力、身心健康各方面的状况,着眼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对学生的终身负责。教师对学生的爱是无私的,将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人,用宽心去接纳学生,用爱心去感染学生,用耐心去引导学生。学生有成绩时鼓励他;学生有困难时帮助他;学生有缺点时开导他,但绝不会挖苦他、嫌弃他。这种爱超过了亲子之爱,不是父母,胜似父母,是人类复杂情感中最高尚情感的结晶,是一种无私的合乎理智的具有伟大社会意义的情感。 二、立足本职,爱岗敬业 敬业是爱生情感与力量的源泉,敬业与爱生相得益彰。教师爱生敬业,就必须真正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全身心地为学生的一生发展和幸福奠定基础。 教师的岗位是教育教学,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教师只有深爱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才会形成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才会尽自己所能为教师职业增光添彩;一个教师要想成为一名合格教师必须热爱教育事业,辛勤耕耘,甘于奉献。古往今来,凡有作为之人,无不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做为教师更应该立足本职,干好工作,树立良好的工作形象,这是成就事业的前提。作为教师,我们就应该热爱教育、热爱学校,树立坚定的事业心。教师的劳动是平凡的,但平凡中却孕育着伟大。在实际工作中,珍视为人师表的这份荣耀,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才能赢得学生的爱戴、家长的信赖和领导的认可。 具有敬业精神的教师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能呕心沥血,对工作一丝不苟,即使遇到困难也会想办法克服。以学生是否满意、学生是否快乐,作为教育教学工作的出发点;以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作为教育教学工作的归宿。以积极的心态、饱满的热情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虽然明知工作上的付出与经济上的收入永远也成不了正比,但仍无怨无悔地默默奉献着。 三、博学多才,与时俱进 教师不仅要具备本专业的扎实、系统的知识功底,能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更新、充实,了解本专业最前沿知识发展、学术研究的情况,而且要有相关专业的知识。教理科的要懂得一些文科知识,教文科的也要懂得一些理科知识,做到学有专长,文理兼通。此外,还必须掌握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而且体育、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也都应当有所涉猎。对于现代教师来讲,外语和计算机知识与技能更是不可缺少的,教育科学研究方面的知识也是必须具备的。 教师应当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要适应时展的需要,要做好教育工作,就必须通过不断学习来充实、完善和提高自己,所以教师要坚持终身学习。教师是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每一个具有专业水准的教师必定是个读书人,也只有不断地读书,把读书化为生命的一部分,这样的教师才是永远的人师,才是永远走在文化前沿的人,才能展现一身的文化气质以及教育的儒雅。 四、气质高雅,仪表大方 乌申斯基说过:“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学生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教师的特殊职业决定了与学生朝夕相处,学生对教师有着一种特殊的信任和依赖情感,而且青少年儿童模仿性强,教师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对学生起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作用,教师的自身素质,道德修养,客观上就是每一个学生的楷模。教师应以良好的形象率先示范,去影响和激励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和道德素质的提高,以期达到用人格塑造人格的理想教育境界。因此,教师的一切思想行为、言谈举止——无论在课堂内外、学校内外,还是在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中——都应该成为学生的表率。 不同的职业对服饰、外貌的要求也不同。“为人师表”的育人职业特点,对教师外貌形象的总体要求是大方、整洁、自信、稳重。总之,教师不仅要仪表端庄、服饰得体、态度谦和、语言亲切,而且要纯洁高尚,富有同情心与正义感,要宽容、大度、热情、笃实。 当然,良好的教师形象的塑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塑造良好的教师形象,必须经过社会生活和教师教学实践的刻苦磨练,认真向社会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同行学习,向学生学习。 当教师难,当一个好教师更难,但这正是我们的光荣所在!我们既然从事了“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那就应该对自己严格要求,尽最大的努力做得更好一些。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人民的期望、时代的重托,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 形象塑造论文:记者招待会形象塑造管理论文 摘要:当今,记者招待会(新闻会)越来越成为记者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渠道,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代表的是一家媒体的形象,扮演的是一名采集新闻信息、编写新闻稿件的专门媒体机构信息采集者的角色。因此,记者形象的塑造就变得尤为重要了。那么记者招待会对记者形象的要求是什么,记者形象的内涵构成、形象塑造的方法和原则,当前记者招待会记者形象的现实差距以及我们应如何进行形象矫正等内容就成为本文论述的主要方面。 关键词:记者招待会:记者形象;形象塑造 一、记者招待会及其特点 当前,对于记者招待会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各类官方机构、各种社会团体的代表或知名人士等为了塑造自身形象重大新闻信息、回答受众关心的问题,便于媒体进行报道而专门为新闻记者举行的会议。另外与此类似,还有新闻会的说法。有人认为记者招待会只回答记者提问,不新闻,新闻会只新闻,不回答记者提问。但是在现实中,记者招待会并非只回答记者提问,也新闻信息。新闻会也回答记者提问并非只信息。由此可见,记者招待会和新闻会区别不大。也有人将二者合二为一,把新闻会作为记者招待会的一种类型。本文所说的记者招待会同样是包括新闻会在内的。 那么记者招待会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是权威性。记者招待会的举办主题,都是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等。答记者问的一般都是有关方面担任着重要职务的负责人或能够代表一级组织讲话的人士,甚至是党和国家、单位、部门、社会团体的最高领导人。记者提出的问题代表这群众共同的想法意愿,而不是个别现象和个别情况。答问的内容也是经过有关方面反复研究确定下来的,答问者是代表“官方”立场,也不是个人的意见和看法。 其次是开放性。记者招待会大都是公开举行,且有多种媒体参与报道。有关方面所论及的政策、立场、观点、态度,重要问题和重大事件的经过、细节等,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播工具,为千百万人所了解,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透明度。 二、记者招待会对记者形象的要求及塑造形象的重要性 (一)记者招待会对记者形象的要求 记者招待会因其具有权威性,所以形式比较隆重,规格比较高。记者招待会现场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特定性,但是它所吸引的眼球却不止现场的数十或数百人。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的记者招待会上,比如每年两会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广播电视几乎都要进行现场直播,那此次二次传播的对象就是数以万计的媒体受众了。因此,这首先对与会的记者的外在形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起码要求穿戴整洁,其次是能突显个性。 与会记者一到会场就会跟不同的对象打交道,会议开始前后与同行们打交道。更重要的是,在争取到发言机会时与发言人打交道。尽管记者提问时间只有那么短短的一分钟左右。但这一分钟左右记者的一言一行不仅完全显露在会场的每一个人眼里,同时也显露在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这就对记者形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了。 (二)塑造记者形象的重要性 1、记者形象能传播媒体组织形象。 记者形象是媒体组织的子形象(个人形象)、记者个人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公众对媒体的总体评价。媒体组织成员的个人形象是构建媒体组织整体形象的基础。在媒体组织行为中,记者个人形象的塑造与组织形象的塑造是同步进行的,记者个人形象是展示、传递组织形象的载体,而记者往往又活跃在媒体受众视野的最前线,因此只有首先拥有良好的记者形象,才能保证形成积极正面的媒体组织形象。记者的塑造是组织形象塑造中关键的一环,并且是可以控制的一环。只要媒体组织树立这种意识,并有效地执行,就一定会实现双赢。整体是不能忽视细节的,在组织形象塑造中,细节就是记者形象的塑造。 2、记者形象能扩展媒体组织形象。 记者形象不但可以有效地传播组织形象,而且还可以扩展组织形象。前提是记者形象必须在公众面前能非常优秀地展现出来。公众往往对最近发生的对感官刺激强度最大的事物留有崭新的印象。良好的记者形象可以给在场的和间接接触到会场画面的公众留下美好印象,公众进而会以此联想到记者所代表的媒体的整体形象也是良好的。1998年朱镕基亲点吴小莉,让全国人民认识了吴小莉,她的从容、自信与美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吴小莉一炮而红,凤凰卫视也借此迅速地进入了广大公众眼中。 三、记者招待会记者形象及内涵 (一)外在形象 人被认识首先从视觉上开始,人的外在形象是他人接触到个体的第一感知。在记者招待会上。首先被他人认知的就是外表形象,即记者的衣帽服饰和仪容仪表。这是他人跟记者尚未进行言语交流时候首先得到的形象信息。因此,记者首先在服饰上要穿着得体,正规的场合必须穿戴整齐。在规格比较高的记者招待会上,如两会期间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国家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各省市政府机关等召开的记者招待会,记者还应该穿着正装。在一些规格不高的记者招待会,记者可以不着正装,但是切忌不可以穿短裤、拖鞋到达会场。 人被认识不单从视觉上进行感知,也从听觉上进行感知。因为人与人之间离不开言语的交流。这种言语交流包括说者和听者的实际互动,也包括单向的,即说者和听者没有进行直接交流的单向。出席记者招待会。记者必须跟到场的包括会议组办方、其他媒体记者、会场的其他人员进行交流。因此记者应该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和姿态动作,做到举止高雅、谈吐大方。这些都是记者跟另一方在进行双向互动。所谓的单向,即记者在向信息方提问时与电视广播受众的间接交流。记者的谈吐举止都被受众尽收眼里、耳里,而受众对记者的评价只有部分会滞后地反馈到媒体单位。而大部分的评价则转化成另外一种以支持或不支持媒体的态度出现的反馈。例如,一位记者因在提问时候声音颤抖、表达不清、举止不雅而令受众对其及其所在媒体产生负面评价,进而表现为不收看收听该媒体的节目。 (二)内在形象 出席招待会的记者首先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才会拥有敏捷的思维、敏锐的洞察力和清晰的思辨,才能提出深刻的问题,才能赢得发言人的青睐和公众的认可。或许记者因为所在媒体名声好而得到了提问机会,但是错漏百出或者毫无新意的问题会让人大失所望,形象一落万丈。每年两会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公众往往也非常地关注哪家的记者被点名提问了,他们提的问题水准如何。 其次要求记者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良好的心理素质可以让记者在与众多同行交流时表现出独有的自信,良好的精神风貌。同时良好的心理素质可以造就开朗的性格,从而健谈而沉稳。尤其在获得提问机会时能表达自然流畅,表现出从容的一面。 再次要求记者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工作能力是综合多方面的集中体现,如与现场人员的交流沟通能力,对会议主题的准确把握、寻找出最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在招待会现场最忌讳就是记者一来到会场就一声不吭地坐在角落里等待会议开始。不主动与人交流不但不能很好地让别人了解和熟悉记者所在的媒体,更有甚者,还会影响到媒体的形象。主动与同行交流或许还可以知道对方的写作方向,进而改变策略,另辟蹊跷,创造出更有新闻价值的新闻来。 四、记者形象塑造的原则 (一)内外一体化原则 记者内在和外在形象二者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有什么样的内容,必然有什么样的形式与之相对应,内容的发展决定着形式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因此,内在形象决定外在形象,内在形象是个人形象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外在形象的基础,一个人的内在素质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其形象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次,形式又积极地影响内容,对内容有巨大的反作用。因此,个人在重视内在修养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外在形象的塑造。只有内外有机结合,才能塑造完美记者形象。 (二)个性鲜明的原则 健康鲜明的个性能使记者形象增值。记者形象的塑造应该讲究突出个性,体现自我,展示特有的个人气质。鲜明的个性。特有的气质更容易引起他人注意和记忆。 五、当前记者招待会记者形象之差距 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对每一个社会地位的人都提出了期待要求(理想角色)。而每一个人因所处环境不同对自己充当的角色的理解可能会产生差异(领悟角色),进而在实践中又因人的行为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不可能完全按照理想角色和领悟角色那样去做,以至实践出来的角色可能会与理想角色和个人领悟角色有很大的差距(实践角色)。 衣着不讲究,外在形象大打折扣。有些记者认为,记者是一种行动相对自由的职业,因此认为穿着可以自然随便。有些记者出席招待会还戴帽子,尤其年轻的记者,觉得那是一种时尚和个性的体现。有些男记者身穿中短裤,脚着凉鞋,这是相当不合时宜的。我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形象的记者站在一位头发梳理整齐、西装笔挺、皮鞋锃亮的发言人面前进行采访,那是一幅多么不协调的画面! 会议迟到,留下不守时的印象。有些记者出席会议不准时。会议开始后才灰溜溜地跑进来。新闻工作者因新闻的特殊性本质注定它是讲究时间效率的职业。记者在招待会上,不但严重影响个人形象和媒体形象,甚至还可能错过最有新闻价值的信息。 言行举止不规范,严重损害形象。有些记者一到会场就大声地喧哗,高声谈论会议主题以外的话题。有些记者在会议期间嚼口香糖。旁若无人。记者招待会是特定的场合,记者的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形象。 提问时紧张过度,语无伦次。礼仪不周。有些记者心理素质差,获得提问机会后由于紧张,声音颤抖、表达不清,出现语句重复和字词回读。由于紧张,提问前忘记报上所在媒体单位名称就直奔主题,提问结束后没有说谢谢。这些记者的表现也往往比较引人注意。因为别人想获知这位记者到底是来自哪个媒体的, 提问的问题不够深刻,既没有表现出深邃的思辨色彩,也没有切中要害,就像一碗清水,喝过后索然无味。为什么每年两会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的提问总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外国记者提的问题总是非常的尖锐和深刻,总会切中问题的要害,给人以无限的思考空间,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 六、如何矫正 首先从外在形象抓起,媒体组织要求记者学习公共关系礼仪知识,培养个人良好的外在修养,懂得依据时间、场合、工作性质的变化,合理调整自身的服饰、语言、行为等,努力塑造良好的个人外在形象。因此,对于媒体单位来说,适时地对记者员工进行礼仪培训是非常必要的。 培养记者的业务素养。从某个角度来说,记者是一个杂家,因此合格优秀的记者除了掌握专业的新闻采访写作技巧外,还必须博览群书,涉猎其他领域,把自己练就成为通才。只有积累了多方面的知识财富,才能获得敏锐的洞察力,才能提出尖锐、切中要害的有价值的问题。 重点培养有实力的记者,代表媒体出席重要的记者招待会(新闻会)。小型的记者招待会,只要派专线的记者出席即可。但是对于比较重大的记者招待会,如部级别的、省市政府级别的记者招待会,媒体可以派出比较有实力的记者出席,这些记者多是媒体的著名主持人、记者、评论员。一方面,这些记者具有丰富的采访能力和较强应变和处事能力,可以保证在招待会上出色地完成任务。另一方面,有声望的记者往往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出色的表现也往往能给媒体形象增值。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问题探究 一、为什么要实行农业合作化 我国实行农业合作化,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动因。 (一)客观方面的原因: 1.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使贫下中农不仅不能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这就决定了他们有组织起来的要求。 2.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资金,需要农业提供商品粮食和原料,需要农村提供工业品市场,而我国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很难满足这些要求。因为,只有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适应国家工业化的发展。①3.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要求改造以小农经济为特点的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率,达到规模数量,从而保证快速工业化的需要,彻底解决农业拖工业后腿的问题。② (二)主观方面的原因: 1.源于一部分党员干部,包括一些高层领导干部对后农场形势变化的模糊认识③,在形势估计上,夸大了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和两极分化情况,过分强调两个阶段、两条道路的斗争。④ 2.误认为贫农的互助的要求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把劳动互助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绝对化,并以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过工场手工业阶段用作理论论证,得出简单协作可以形成新的生产力的结论。⑤ 3.把单一公有制,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当作社会主义的固定模式。 二、农业合作化步骤加快的原因 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短短三年里迅速完成,发展如此之快,除了这种生产关系形式对农民生产有帮助,农民积极参加外,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党的领导加强等因素有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接二连三地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人为地促进了高极社的大发展。 2.降低高级社的办社条件,一个劲地改变实现高级社的时间。 3.当时从理论上认为,从初级社转到高级社这一生产关系的改变可大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4.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广大农村是纯而又纯的集体所有制,因此追求百分之百的农民加人高级社。 5.从客观上讲,中国共产党在广大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加之后富农经济日趋削弱,这也是高级社之所以大发展的原因。 6.由于初级社土地报酬规定偏低,除了交纳按土地分摊的股份基金,农业税等提成后,农民所剩无几,这是社会主义初级社社员愿意转向高级社,亦是高级社发展过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7.高级社向社员征集股份基金,当时没考虑是否有能力偿还多余的部分,这也是高级社发展过快的另一个重要原因。⑦ 8.1953年8月,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改变了原定的新中国要在一个时期内“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设想,认为过渡时期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因此,对“确保私有财产”和“四大自由”等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批判,指出总路线就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改变生产关系。这样增强了对农民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氛围。 9.1953年开始执行“一五”计划,大城市农产品供应紧张,由于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任务较重,农民用粮也紧张。因此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大力发展合作化,解决个体农业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⑧ 10.很大程度上与的“促进”有关,最关注农业合作社,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收缩”和“砍掉”农业互助合作社,赞成合作化运动高潮的来临,这也是合作化运动加快的一个原因⑨。 三、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收入分配问题 (一)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 互助组只是一种简单的劳动协作形式,没有改变农民的土地产权结构和产权关系。但是,互助组内部体现了集中劳动和分工协作的某些优越性。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产权组织形式上看,可称为土地合作社。这种产权组织形式下的土地资产所有者的权益虽然化为股份,并没有作为分配的依据之一,但是资产实物形态上仍保持某种权属关系。因此,这种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结构关系称为初级分离。受益权、处置权则在合作社与农户之间进行分割。这种产权结构虽然因广泛的思想动员,使广大干部和社员积极性较高,集中劳动和协助分工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矛盾:(1)土地资产实物形态上的权益关系同集中统一使用之间的矛盾。(2)劳动计量与监督难度增加,激励减退。(3)管理水平与农业经营复杂性对管理要求不相适应。。正是由于上述问题和矛盾,使得从1953年底到1955年春,由于合作社数量增长太快(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由1.4万个发展到63.4万个),结果造成不少新社的经营管理遇到很大的困难,合作社的总体质量和经济效益明显下降。在合作化高潮期间合作社效益又进一步明显的下降。 在大力发展合作社过程中,对规模经济的追求,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农业合作社经营与家庭经营相比存在的管理成本,而管理成本的大小决定了集体经营是否比家庭经营更有效益。由于理论上的缺陷和缺乏实践经验,在50年代推行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以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看到农业产业的特点及规模效益与工业的差别。⑩把合作社看作单纯的消灭个体农民的手估,不可能有真正的从国情出发和以发展农业为目的,依据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业经济在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客观要求,选择最能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合作社的具体形式。。应该允许农民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家庭经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经营形式,这些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此消彼长,除了国家依靠经济手段加以适当引导外,主要应依靠经济效益的高低来自由转移。@在我国农村经济管理中,必须认识到生产关系的变革不能搞“一刀切”,必须发挥集体经营和家庭经营的两个积极性,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⑩ (二)关于农业合作社中的分配形式 1.在合作社产品分配中,各个社员在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报酬的形式下,取得的收人并不都是占有别人的劳动,合作社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报酬中,有一部分实际是各个社员自己的劳动所构成的。但是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报酬这些分配形式的存在,毕竟使一部分人可以占有另一些人的劳动。因此,这些分配形式是合作社中的私有因素,在分配关系上的是合作社中非社会主义因素的表现。而合作社中的劳动报酬和公共积累及公共福利基金这些分配形式则完全适合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它们是合作社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在分配关系上的表现,上述这样两种形式不同的分配形式的并存,正是反映了合作社私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的矛盾。至于副业分配问题,它与农业收入中的劳动报酬合并,在合作社中按劳动多寡来分配。⑩ 2.1952一1957年是“评工记分”的分配方式的形成时期,这种分配方式比较适合农村干部经营管理水平,农民比较容易接受。⑩ 3.农业合作社中产品分配的各种形式的比例关系:(1)合作社公共积累和社员个人收人之间的比例关系:按提取公积金的数量大体是,初办社占总收人的5肠左右,以后随生产发展而增加,以至达到10%左右;提取公益金数量大体是:初办社时占总收人的1%左右,以后随生产而增加,一般不超过3写。(2)生产资料报酬(主要是土地报酬)与劳动报酬之间的比例关系:合作社总产品中在扣除了生产资料物质消耗、农业税、公积金、公益金、土地和其它资料报酬后,全部作为劳动报酬。对绝大多数社员来说,劳动报酬的收人大于土地报酬(固定报酬)。⑩用直接管理企业的办法管理合作社,生产按国家指令性计划,劳动过多地采用集体形式,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分配按统一规定实施。⑩使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影响,同时助长了少数贫困户的依赖心理和平均主义观念。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的确达到了阻止两极分化的目的,但代价是使农村发展动力有很大的缺失。 四、农业合作化后我国农村市场变化及农民消费情况 (一)农业合作化后我国农村市场的变化情况 1.农业合作化后,我国农村市场发生了以下变化:(1)农业合作化扩大了生产资料的市场。(2)农业合作化扩大了农产品市场。(3)农业合作化扩大了生产资料的农村市场。⑧ 2.农业合作化生产方式的形成,对我国整个商品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工农业商品产值一致迅速上升,商品市场总量迅速扩大。第二,市场商品构成工业品比重上升,农产品比重下降。第三,市场商品交换量中工农业商品之间的交换比重递减,工业商品相互间的交换比重剃增。第四,商品市场的扩大和经常化。第五,市场参与者减少,商品逐次交换量扩大,计划市场基本取代了自由市场。由于上述原因,从而使我国商品市场的淡旺季渐趋不明显。⑩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实行统购统销的农产品不能进人自由市场,从而使农产品市场商品量缩小。 3.50年代前期,农村商品市场上存在多种市场主体,包括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私营商业及个体摊贩、私商的合作社商业、农业合作社商业及农民家庭贸易。为了活跃城乡市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国家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并随时调节各方面的关系,以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1953年以后,随着经济建设计划的实施,国家逐步加强了对农村商品市场的控制。@统购统销制度的实施割断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土地种什么,信息不是来自市场,农民对自己的产品,处理无自主权,即使有余粮也不能拿到市场上出卖。这就排除了价值规律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作用。农业合作化实现以后,统购统销制度也割裂了私营工商业同农村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农村初级市场萎缩,最后是自由市场网络萎缩。⑩到5。年代后期,各种商业成分中,有的基本退出了农村初级市场,如国营商业;有的被消灭,如私营商业;又有新生的商业,如合作社商业,供销合作社成为农村商业的主要经营者和领导力量,农民贸易(包括农民集体贸易和家庭贸易)的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⑩ (二)农民消费变化情况 1.农民购买力增长:(1)农村购买力逐步增长,绝对值方面,经济作物产区最高;增长速度上,经济作物产区也最快。(2)农民的购买力的提高决定于总收人的提高,决定于单位面积的产量。 2.农民购买力的分配情况:(1)集体购买力的比重由少到多,渐趋稳定。(2)在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比重上,生产资料投资在购买力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 3.农民购买力的支出时间上:生产资料投资集中于上半年,生活资料集中于下半年,但上下半年渐趋均衡。 4.农民购销方式上:(1)集体性加强。(2)要求就地,及时购销。 5.农民生产资料需要的变化:(1)对新农具要求逐年增加。(2)对肥料、水利用具、农药等要求不断增加。 6.农民生活资料需要的变化:随着农民生产水平的提高,农民个人需要也在增加,很多工业品由不用到用,由少用到多用。 五、我国农业合作化与苏联农业集体化之间的关系 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一)50年代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30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翻版,从总的理论发展模式和指导思想上看,它并未跳出斯大林全盘集体化的巢臼。 (二)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决不是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翻版。 (三)中国农业合作化同苏联农业集体化之间共同点和相似点十分突出,但二者又有明显的区别。1.相似点:(l)目标相同:都是要求在农村实现社会主义。(2)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相同:两者重点都是消灭个体经济和个体经营;都把限制和消灭农村商品经济作为主要内容;都改造个体农民。(3)基本道路相同或类似,突出表现在:两者都与国家工业化并举;两国走的都是先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后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道路;两者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都是依靠国家政权自上而下推行的;都采取了群众运动的形式。⑧(4)我国的高级社同苏联集体农庄也有许多相似之处:第一,两者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制度;第二,虽然土地归属权不同,但土地使用权和使用方式相同;第三,两者对大型农具、耕畜等生产资料所有权相同;第四,二者的分配原则和办法基本相同;第五,二者的管理机构基本相同;第六,二者的组织规模都比较大。@2.不同点:(1)基点有差异: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起点比苏联集体化运动起点低。(2)农民对合作社的态度有差异:苏联农民对集体化的热情普遍不高,态度上带有更多的被动性,而在我国农民态度上带有更多的主动性、自觉性。(3)依靠力量上有差别。(4)具体手段有差别。(5)步骤上有差异严3.与苏联农业集体化相比,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具有以下几点成功经验:(l)创造了逐步过渡的形式。(2)采取工业化与农业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3)通过和平道路消灭富农阶级。(4)强调解放发展生产力。 六、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评价 1955年夏季以后形成的“合作社高潮”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几乎把全体农民纳人了单一的合作杜经营形式中,并且迅速过渡到规模更大,公有化程度更高的高级社。这不仅超过了大多数农民的经营管理能力,而且也违背了自愿互利的原则,其结果虽然没有象苏联那样立即引起农业生产下降,但是也使当年农业经济效益严重下降,引起部分农民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得不靠行政手段来维持和巩固合作社。这不仅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增加了国家对合作社和农民的非经济控制,助长了基层干部“唯上”和强迫命令作风,从而为后来的“”和化提供了客观基础。⑧这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存在以下的局限:(l)从生产关系变革的角度看,改造以后的农村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是很低的。(2)这场改造运动没有建立一个保证农业生产力平稳增长的机制。(3)社会整体的现代化程度有限。(4)伴随着这种改造模式建立起来的工农业两大部类之间、全国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并没有朝着现代化经济所要求地行业、地区分工协作的关系演进。 总结这场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我们应吸取以下教训:(1)在农业合作化与农业生产关系上,要以发展农业生产力为中心。(2)农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要从实际出发,经过实践的检验。(3)农业合作化不应忽视农民家庭经营的作用。(4)农业合作化组织形式不宜单一化。 农业合作化论文:试议早期农业合作化方式 一、探讨的主要问题 农业合作化运动论著和史料集的相继出版,推动着科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论文更是车载斗量。数以百计的文章从农业经济、文学艺术、中国近现代史、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体制改革、人物传记等诸多领域展开了唇枪舌战,可谓百家争鸣。研究者之间不断进行商榷,使得这一课题经久不衰,焕发着勃勃生机。综合所见文章,归类整理,学术界大致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党内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和争论,主要围绕农业合作化的条件、时间和规模等问题这些文章基本缕清了农业合作化中三次重大争论的过程和前因后果,介绍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的思想、观点,并分析了产生分歧的原因以及争论带来的影响。研究者一致认为这些分歧和争论不是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总路线,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对农业合作化发起时间、发展条件、发展速度、发展规模等具体实践工作有不同的看法,对公有经济和个体经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认识不够深刻,并指出争论的结果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步伐一再加快,开启了“左”倾错误的先河,给党内政治生活投下了阴影。 (二)从多角度、多方面探析了农业合作速度过快的原因谢毅认为,“推进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农业合作化加速发展的直接原因”;温小雁认为,“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建国后深受经验主义的羁绊”;叶扬兵认为,农业合作化高潮形成的原因是“在《农业发展四十条》所描绘的美好愿景吸引下,许多农民不愿再从事原先对其具有吸引力的非农职业,抱着过高预期纷纷加入了高级社”;顾晓静分析了加快合作化步伐的社会基础,指出“共产党领导农民推翻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使他们得到了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共产党,实现集体化不仅没有什么损失,还能分享富裕农民的财产,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张昭国认为,导致由支持农业合作社“停”、“缩”,转向强调“发”,是因为一系列特殊信息的误导,尤其是“1955年4月到南方视察,沿途所见麦子长得半人高,不由得对邓子恢先前汇报的农村紧张状况产生怀疑,加上沿途其他干部的不实汇报,导致了决策的转变。”这些多维思考拓宽了研究者的思路,同时也亟需对这一问题做个整合,以便有个全面的把握和认识。 (三)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阶层的划分和农民的心态后伴随我国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中农化趋势和一定范围内的贫富差距的现象,党内的分歧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一现象,它不仅影响到党的政策制定,而且也影响了整个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方向。邢乐勤认为,“由于党对后农村社会阶层变化问题的错误分析和判断,给农村政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造成诸多失误”;杨娜认为,“农民阶级的社会分化造成政治的两次分野,将上亿农民纳入到互助组、合作社中,加强了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但同时也使社会成员的身份流动体系刚性化,丧失了自由发展的选择权和自由权”;苏少之引用表格和数据分析了新富农的产生、发展和影响,认为它是“中农化不可避免的产物”。还有文章探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心态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如:朱智宾、孟富国从感激和归属、均平和求富、需要和压力几对矛盾的关系,分析了农民对合作化的复杂心理;宋徽瑾、张晓玲根据不同阶层农民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积极、对抗、从众几种复杂心态;李瑞山的硕士论文指出,“为了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农民把还未来得及捂热的土地与其它生产资料投入到集体经济组织当中,这种转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社会动员推动的结果。”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心理的研究是近几年逐渐被关注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开始趋向关注合作化运动的主体———农民本身,这是以往的研究所忽视的,这和新时期以人为本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研究多是基于期刊和档案资料,这就不免带有时代局限性,因此,深入农村寻访亲历者,加入一些口述材料,更能还原历史的本真。 (四)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调整与整顿针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中共中央也做出过相应的调整和整顿,有人称这些调整和整顿是反冒进,也有人称它是“砍社”,也许是由于整顿没有刹住这场运动急转的车,而且很短暂,也许是因为整顿是邓子恢直接领导的,而邓子恢遭到过严厉的批判,所以,以往对于整顿合作社方面的研究较少,近些年才逐渐浮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文章大多介绍了急躁冒进倾向的表现和原因,以及整顿的措施和效果。赵增延肯定了整顿之举,并进一步指出“虽然反冒进是中央统一部署的,也得到了的支持,但时隔不久却又遭到批评,这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关。”辛逸、高化民通过介绍1955年“砍社”的前因后果,指出对刘少奇、邓子恢的指责是没有实事根据的。叶扬兵则引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说明“在严厉批判‘小脚女人’、主张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发展的同时,也反复提出注意质量和进行整顿。”实际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其他任何一场社会变革一样,都是螺旋式上升,迂回式前进,冒进、整顿、再冒进、再整顿,既有全国性的统一部署,也有不同的地方小插曲,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的梳理和探析还不够清晰和透彻。 二、研究的意义 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成为工业化目标提供助力的重要“一翼”。在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能够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拘泥于苏联模式,开创地走出了一条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在广大农村进行政治动员,按照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建立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采取了由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平稳过渡。可以这样说,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近代中国最突出的贡献有两个:一个是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另一个就是领导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探索新型农业合作与发展的今天,重新审视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于我们更好地调整和制定农业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方向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耕地在逐渐减少,既要确保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又要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如何合理高效配置农业资源成为党和政府的重大课题。因此,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作者:王雅馨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农业合作化论文:少数民族作家农业合作化材料作品 众所周知“,农业合作化题材作品”是特定历史中的产物,是与我国建国初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合作化运动密切相关的,也正是由于这类作品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关系之紧密已胜于作品与艺术的关系,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多被认为是“政治的附庸”或“特定时代的产物”,而较少全面研究其艺术价值。当历史的一页又被翻了过去“,对这段文学的叙述进入两难境地,既不能肯定大批判的思路,也不能回到由过去命名而形成的叙述成规,真所谓‘左’边是深渊,‘右’边是陷阱,至少用一种简单的非‘左’即‘右’、非此即彼的分析和判断问题方式是行不通了”[1]。当代文学的研究学者重新将目光置于“十七年”文学之时,也认为对这段特殊时期文学的研究“不仅是对过去一段文字历史的探讨与评价,而且也关系着20世纪下半叶整个中国文学命运的思考。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对当下文学灵魂的设计,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2]。然而,如何对其定位研究与评判鉴赏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既然非“左”即“右”的评价行不通,而掌握其中的“度”又是如此难以把握,看来只有先“把历史还给历史”,而后在这还原了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中进行作品细读了。 整体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不难看出其总体方向是以较快速度地发展壮大前进的,但仔细研读史料会发现这场运动也并不总是朝一个方向往前冲的,其发展也在根据具体数据而不断进行一定的调整。从1951年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开始,直至1958年的建立,各地不断推进农业合作化,1952年上半年的数据就显示农业合作社已占全国总农户的40%左右,但是从各地农业合作社的调研报告中,中央也发现了其中存在一些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有冒进偏激的问题。因此,1953年3月8日,中央便通过了《中央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的指示》,之后也通过了《中央同意中南局关于纠正试办合作社中急躁倾向的报告》等纠正各地急躁冒进工作的指示。但走合作化道路依然是不容更改的,在1953年12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与宣传提纲》中就明确写道: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经过合作化的道路。1953年10月与11月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也表明了这一态度“:华北现有6000个社,翻一番——摊派,翻两番——商量••••••控制数字不必太大,地方可以超过,超额完成,情绪很好”“,‘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3]。这种发展与控制的反复一直存在于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道路中,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新生事物在一个全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的发展,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了。虽然在农业互助合作发展的指示与的讲话中都提到,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尚未完成,可以暂时不搞,但历史证明,远在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投身于这场运动之中,只是由于具体情况的不同而略有区别。1954年2月10日,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布了全疆57个县、3个市,共1520个乡的胜利完成,而此时的中国大部分农村开展农业生产合作运动已有些年头了。新疆则在此之前也已初步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了,在1953年12月召开的新疆省第四届生产会议上,王恩茂作了题为《为大力搞好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的报告。在1954年3月新疆分局向中共中央呈报的《关于新疆互助合作工作的汇报提纲》中显示,当时全疆已成立农业互助组58773个,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0%,但当时全省仅有10个生产合作社;到1954年9月,合作社就已达到138个了;1955年冬季后其发展速度更快,全区入社农户达总农户的85%以上。新疆不仅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维吾尔族中有不少人从事手工业劳动,新疆同时也是祖国重要的牧区,因此,新疆的合作化运动也极其重视手工业合作社与畜牧业合作社的建立,这自然也是新疆手工业与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54年年底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所作出的1954年工作总结中便显示,新疆已建立牧业互助组1780个,并在试办试验中也在不断调整畜牧业生产合作社的方式方法与政策措施。1955年5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召开常委会议,要求各地党委要从新疆地区的特点出发,按照社会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到1956年2月2日,仅乌鲁木齐市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便已达到了89个,参加合作社(组)的手工业者已占全市手工业者总数的97%。 当然,本文的重点并不是评判农业互助合作生产的是非曲直,而是那些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农业合作化题材的文学作品。尽管这类作品有图解政策、宣传合作化、过于贴近意识形态之嫌,但我们也难以否认在这样波及全国的运动中,身处其中的作家的确乐意展开这一时代所赋予的话题。这与新的政治话语的普及、新的文学观念的建制、权威意识形态对审美趣味的转变与体制化的文学艺术生产机制势必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它们也的确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带给农民巨大的变化,而这鲜活的生活又产生了鲜活的“三年早知道”、“小腿疼”、“吃不饱”、“自古道”等人物形象,他们并不是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能够简单抽象出来的,而是在那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所滋生的。且不说梁生宝是否就是现实中王家斌的化身,马烽那近似报告文学的作品中的人物是否存在,仅凭这些作家在当时文艺政策的指导下深入农村生活、体验农民感情便可知,这些作品中的多数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宝贵的剪影与故事,能够让我们在时空交错中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与激情似火,以及当时各地农民的复杂心态及不断变化。从建国后各地农村情况的报告便可见农业的互助合作是针对其产生的问题而做出的相应举措,而且根据当时我国农民的实际情况与心理状态加以分析,也可见在这场自上而下的大规模运动中,不仅有意识形态与国家总体目标的作用,同时也是契合不同农民心理的,这些在农业合作化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孟富国在《农业合作化初期的农民心理分析》一文中,将其心理分为三种。首先,使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所有者,使其对共产党、政府、的感激满溢于胸,尤其是那些原本没有土地的贫雇农,就像《创业史》里梁生宝的父亲梁三老汉在拿到土地证后的那样欣喜若狂。但这也同时造成了这类人加入合作社的困难,中国农民对土地怀抱的深深眷恋而对土地再次“被收回”入社产生恐慌。正如《山乡巨变》中的陈先晋一样,旧社会的他尽管勤劳肯干,却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后,他决心大干一场,让他加入合作社自然难以接受,因此《山乡巨变》中陈先晋入社前后的矛盾心理与变化便成为作品的一大亮点。但这类人中的绝大多数由于感激与归属感而决心为祖国多生产、多打粮,国家让成立合作社便一心直奔合作社,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多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例如《狠透铁》中的狠透铁、《创业史》里的梁生宝等为了合作社上下求索,呕心沥血。其次,是几千年来农民逐渐形成的“均平”与“求富”的心态。建国初的中国农村自然是贫下中农为多数、富裕中农为少数,这些人自然希望大家都共同走向富裕,哪怕是《创业史》里想发家致富的郭振山,也会在下力狠干时产生动摇,不知自己的独自创业是对是错,因为独自富裕毕竟与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不相符合的。多年的战争结束了,国家稳定了,渴求富裕的美好生活不仅是农民的心愿,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党和国家对合作化的宣传迎合了农民的这种心态。1950年,党和国家通过明快上口的墙头标语、基层宣传员的讲解、文化站图片展、民间义演等各种宣传途径极力渲染合作化的美妙前景。”[4]这些在《山乡巨变》、《三里湾》等文学作品中也可见,《山乡巨变》里的盛淑君带领青年团全村贴对联挨家宣传,《三里湾》里则将乡村的未来找画师描绘了无比美好的图画,这些浅显易懂的方式都将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后的乡村与公路、拖拉机、电灯、电话等现代化工具联系在一起,使农民相信这将是更快捷的致富之路。其三,是小农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与其所面临的压力。后的农民虽然拥有了土地,但由于长期经受的剥削与压迫,家底依然很薄,尤其是缺乏生产工具和资金“,当时的贫雇农每户平均占有耕畜0.47头,犁0.41个,一年用于购置生产资料的支出只有30元,其中购置生产工具的只有3.5元”[5]。这个问题不仅在各地的农业报告中可见,在许多农业合作化题材的作品中也可详知,在马烽的《四访孙玉厚》中坚持办社的贫农都是因为没有畜力而无法单独生产,共同克服困难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还有一种需要就是农业基础设施与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都是小农经济无法解决的难题,但是通过互助合作与政府帮助便大不一样,例如《三里湾》里的一件大事就是解决开渠经过私人地基的问题,大伙儿参加了合作社、土地、农具、耕畜统筹安排便使问题迎刃而解,同时也为生产丰收打下了基础。第三种则是在较早地区所产生的新的中上农与富农,他们对今后的发展方向产生了犹疑,想继续发展又怕犯错误,毕竟刚刚经历过的还令人有所顾忌,这些人迫于国家政策与被孤立的危险而加入合作社,就像《创业史》里的梁生禄虽然入了社可心却不在社里。马烽的《三年早知道》里的社长甄明山设身处地地去理解赵满囤“:其实满囤过去那样自私自利,也不是啥奇怪事。不要说他是中农,又是被逼到社里的,就是自愿入社的贫农也不是个个人一入社马上就变得大公无私。农民嘛,祖祖辈辈一家一户过活惯了,从古至今都是各家打各家的算盘。农民社比单干再强,乍入社总不是一下就能转过弯来。”[6]这些在新疆的农业合作化题材作品中也或多或少,或相同、或有所区别地都有所体现。 由新疆少数民族作家所创作的合作化题材作品为数不多,但也涉及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与戏剧,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维吾尔族作家祖农•哈迪尔创作的短篇小说《锻炼》了。这虽然只是一篇短篇小说,但作品的艺术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却丝毫不比许多该题材的长篇小说逊色,这部作品在1981年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三十年文学作品评选活动中获得一等奖。小说看似描绘了一个懒惰的单身汉——40多岁的麦提亚孜。他是一个独生子,被母亲娇生惯养,父亲是一个手工业者,给他传授了理发的手艺,父亲去世后他便把父亲留给他的摊铺改卖瓜子和大豆,很快也因经营不善而倒闭了。但他却并不是一无是处,他从小就喜欢学手艺,尽管他的家又破又乱,却有很多工具,他不仅有铁匠、木匠、鞋匠和理发匠的手艺,还喜欢修东西。他尽管喜欢学手艺,却也总是有始无终,且做事懒散。他为村民剃头,边剃头边讲旧小说里的故事,甚至有时都会忘记自己是在给别人剃头。虽然他在剃头之前要认真地为来人洗头,但由于他揉搓的时间太久“,洗头的脏水顺着那个人的耳根,眉毛流下来,弄湿了衬衣”,他也满不在乎。他为心爱的伊扎提汗做皮鞋花了一个多月,当他送去时连伊扎提汗也忍不住揶揄他“:呦!我真以为这双皮鞋要到沙漠上开了花,骆驼尾巴触了地才给我做成呢。”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善良、真诚的人,他帮别人修农具、做皮鞋、剃头尽管很慢,却也认真负责,而且“从来不计较工钱,就是什么也不给他,只说声‘谢谢你’,他也心甘情愿。若是有人送他一两碗奶皮茶喝么,那他就会高兴得像上了天”[7]46。他给伊扎提汗做好皮鞋不仅亲自送上门,还用他那“散发着汗臭”的黑花手帕包着,第二天,他又拿着这条手帕包干粮了。当然,麦提亚孜也确实有着懒惰的毛病,他懒得常常让人忍俊不禁。他去种地却怕太阳晒,就躲在桑树下避暑,从家里出发也懒得带水和干粮,口渴难耐却懒得去大河边喝水,因为离大河有一里多路,为了这些小困难他甚至想到“:为什么把我生在这多苦多难的世界上呢?还不如小时候死掉也就免得受这些洋罪了”。但是,他还是会仰面躺在桑树下幻想着“:桑葚成熟啊,落到我的嘴里来吧!”然而仔细分析便会发现,他的懒惰是有原因的。作为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出生的人,麦提亚孜传承到的不仅是手工技能,同时还有手工业者的生活方式、处事方式与价值观念,而这些在一个40多岁的人身上应该已经是定了型的。国家发生了重大改变,但由于新疆地处偏远,并没有与内地同时同程度地进行各种运动,作为一个乡下人的他自然对这些变化的理解尚需要时间。新疆虽也进行了,让普通农民都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由带来的巨大喜悦曾让中国的多少农民都欣喜若狂,《创业史》里的梁三老汉甚至拿上土地证后把它往墙上一钉,就激动地跪下给像磕头了,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这些对于麦提亚孜这个手工业者的意义却并不明显,甚至还为他带来了新的困扰。麦提亚孜不仅没有农具和牲畜,而且他根本就不会种地,他面对分来的土地束手无策,他甚至开玩笑要在这块地里建一个花园。无奈之下,他先在半普特地里撒了半缸子包谷籽,却只长出了25棵苗,因为他既不会犁地播种,也不会治理田地,种籽都被乌鸦吃了。对于剩下的土地他更加束手无策,他甚至想把它卖掉“好好地吃些油水”,经艾木拉劝说“:既然是这样,你就应该在这块土地上种些庄稼,等收割了以后,你吃了它也好,换来油水也好,那就随你的便了”,结果缺少农作知识的他一想“:我看犯不着买来卖去的,干脆就在这块地上种油菜,岂不更好”[7]50,这样,他便在艾木拉的帮助下阴差阳错地种了油菜。同时,手工业者的生活方式并不要求他像农民那样有较强的时间限制,因此长久以来他便形成了自由散漫的做事态度,本来依照常理,像他这样一个既没有农具与牲畜,也没有农作技能的人,应当最渴望加入互助组以获取他人的帮助,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却让他害怕互助组里繁忙的工作,尤其是“他想一旦入了社,便不能自由自在地想睡觉就睡觉,想干活就干活了”。 当然,作品的重点不在描写主人公的懒惰与滑稽,更重要的是表现他加入互助组,经过劳动“锻炼”后所发生的巨大转变。在《山乡巨变》里为了说服不愿入社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下派的青年团县委副书记与当地干部可谓使尽浑身解数劝其入社,而整个《山乡巨变》也纠结于“入社”这一难题,甚至让人觉得“不入社,这日子也难过下去”,不免令人感到生硬及意识形态的点滴渗入。而《锻炼》中麦提亚孜的入社则很自然,艾木拉作为村里的互助组组长因为看到了麦提亚孜的困难便想去帮助他,艾木拉提议月夜由互助组的人帮助麦提亚孜割油菜,因为油菜虽然长成了,但由于麦提亚孜的散漫“,因过了收割期在地里就撒掉了很多油菜籽,其余的一部分在捆绳勒索的时候撒到他那经过的路上了,还没有捆起来的一部分又被牲口糟蹋了”[7]61。第二天,睡到日上三竿的麦提亚孜下定决心收割却发现他的油菜已经有人帮他收好了,这种以行动帮助的方式自然比宣传、劝服更容易打动人。当然,一个多年有陋习的人自是无法一日改变,麦提亚孜在修水渠时还是因为偷懒想藏在杏树丛里,结果大伙发现了被树枝挂住羊皮袄的他,这使他再一次成为大家的笑柄。但是渐渐地,一个孤单生活的人体会到了和大伙一起有说有笑的劳动是多么的愉快,而他本人也因此变得开朗了。当然更重要的是组长艾木拉发现了麦提亚孜作为“匠人哥”的长处并极力发挥它,在互助组成立了副业生产小组,麦提亚孜当了技师,专门生产套具、麻绳、抬把子、筐子等,麦提亚孜很自然地便在自信的劳动中被“锻炼”出来,最终也与伊扎提汗结婚,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整篇小说干净流畅,语言平淡却风趣幽默,尽管作者要展现的是新疆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但整个运动以及运动的先锋——互助组组长艾木拉都仅仅是主人公麦提亚孜在劳动中锻炼成长的背景与陪衬,这反而使作品显得自然,也更加凸显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是合情合理的。在这一点上,本文所塑造的麦提亚孜这个人物形象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创业史》里的梁三老汉、《三里湾》里的范登高与《山乡巨变》里的亭面糊,因为将他这样一个懒散成疾的手工业者在互助劳动中逐步锻炼成一个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人真地是难上加难。麦提亚孜的成功塑造不是偶得的,这与作者有着紧密的联系。首先,祖农•哈迪尔出生于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他熟谙手工业者的生活方式与心理心态,自然才能深入挖掘其内心私密的感受,也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他面对巨大变化的不适应。同时,《锻炼》一文的写作是深入农村体验生活的结果,尽管这也是党和政府交付的任务,但当时的知识分子怀抱着为祖国多做贡献的激情,在情绪情感上是主动的,这部作品的成功自然也得益于作者对生活的深入接触与感受。除此之外,1954年随新疆省文联创作小组在南疆的喀什、阿克苏、莎车生活五个多月的祖农•哈迪尔还与玛纳甫合写了一部五幕话剧《喜事》,作品通过一个老中农对互助合作运动态度的逐步转变展现了农村的社会主义转变道路。新疆还有一位创作了一些农业合作化题材作品的作家——哈萨克族作家郝斯力汗,他的《起点》(1957)、《牧村纪事》(1959)、《阿吾勒的春天》(1963)等作品都是描写新疆牧业合作社的。他的这些小说创作得较《锻炼》晚些,作品中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对立与斗争也更多,不像《锻炼》里中农反对麦提亚孜加入互助组也仅仅是说些风凉话而已。因此,在郝斯力汗的合作化题材小说里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支持并坚决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分子,他们过去是遭受牧主欺压的牧民,而今却成为干部或积极分子,自然全心全意投入合作社。如《起点》中的玛丽亚,不顾他人挑拨其夫妻关系坚决要求加入合作社;《牧村纪事》里的红泉公社的养羊模范铁亚那老汉和他做队长的女儿达麦特干一心保护牧区与牲畜;《阿吾勒的春天》里的老牧民库肯为了保护解放军的骆驼母子而不顾自家的牲畜,这些人都坚决保护公社与集体的利益。而另一种人则以反面角色出现,试图破坏集体和公社的利益,有的为了肥私,有的则出于报复心理,如《起点》中的库地雅尔因为自家作春窝和秋窝的草地在合作社的统筹安排下要改作耕地而反对合作社;《牧村纪事》里的奴尔哈里生活富足,不愿与穷鬼伙着干,公社成立前他便企图把所有的家畜都卖掉,因被达麦特干揭发受到批评而怀恨在心;《阿吾勒的春天》里的碧海莎则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爱占便宜、好说闲话的喜剧角色。这些反面角色虽然都对集体利益产生了伤害,但是这些伤害都不是致命的,而充分反映了有生产条件的中农对待合作化道路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们由于在整个群体中较富裕,便害怕其个体利益受到损害,一旦稍有不如意处或利益受损,他们便将愤怒与不满投射于合作社并试图对其进行破坏;另一方面,他们并不是剥削者,仍是劳动者中的一部分,其破坏都是有限的,还上升不到阶级的对立,当其小阴谋失败暴露后,通过教育这些人也是能够转变的。新疆的农业合作化题材作品相比《山乡巨变》、《三里湾》、《创业史》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所遭受的困难似乎较少也较简单一些,这与新疆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由于较晚、少数民族较多、情况较为复杂而开展较晚也是有一定联系的,在内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当地情况及时做调整,收到的效果自然也会好一些,这些在作品的对比中也有所体现。 除了以上作品外,新疆的作家还创作了一些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诗歌,如克里木•霍加的《在路上》、《阿依罕》,郭基南的《早安,金色的伊犁河谷》、《草原接羔忙》、《播呀播》等。尽管这些作品都体现了地域特色与民族风情,描绘了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手工业者、牧民如何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的过程与结果,独特的边疆风光、生动的民族语言、风趣幽默的维吾尔族人与爽朗直率的哈萨克人所展现出的民族个性都是如此的不同,但他们仍是中国当代文学合作化题材作品中的一部分,也较为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农民的生产生活与情绪情感的波折与变化,为曾经的历史留下生动的一页。 农业合作化论文:历史视角下农业合作化研究与启示 摘要: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意义深远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倡导新型农业合作化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教训。通过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思想基础、发展路线、重大失误,对当时改造农民,发展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的成就予以肯定,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失误进行总结。最后,对我国当今社会如何推进新型农业合作化,如何发挥合作化经济价值做出相关启示。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运动;新型农业合作化;农民;政策启示 1引言 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领导的合作化运动是我国农业的一次社会主义改造,其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农业合作生产。1951年到1957期间,我国经历了以农民为主体,从农业生产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合作化经济组织演变过程。合作化运动的出现是一个国家先进农业的表现,也是社会现代化水平和竞争能力的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经营模式的确立,调动了农民的自主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取得卓越成就。然而,家庭经营下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在农业商品化市场中逐步显现。市场竞争不足和农村生产力发展缓慢促使一些地区合作化组织的重新出现。2013年,党中央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我国对于发展新型合作生产经营模式的支持使得国内相关学者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经济发展问题十分重视,其研究内容也涉及广泛。研究视角多从合作经营自身运行机制,合作化经济组织与政府机构的相互关系,农民利益与参与意愿等出发对合作制经济发展进行相关研究。但鲜有学者从历史视角对新型农业合作化经营发展进行研究,其原因是夸大、扭曲的合作化运动给人们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然而,农业合作化作为现代化农业先进经济制度的体现,其本身并没有缺陷。因此,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合作化运动的确立和发展的重新认识对我国推进新型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只有正视农业合作化运动,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国新型农业合作化才能长远发展。 2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不仅与自然进行交换,也要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生产交换,协同合作,这样才能真正进行劳动生产(徐文俊,2015)。他们认为农民阶级必须进行合作生产,以合作社的形式共同劳动才能避免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渐淘汰的趋势。并且,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合作生产是农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但决不能以强迫和剥削的形式逼迫农民转变生产经营方式,以引导的途径让农民真正意识到合作生产的重要性,使农民主动联合起来走向合作化运动的生产路线,打破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同时,列宁同志在十月革命之前提出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具体体现,是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合,社会主义下农业生产的最好形式。并在十月革命之后带领苏联积极建设农村合作运动,以合作互助的联合生产代替小农经济(陈卫东,2002)。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提出的合作制思想基础下,形成了结合我国农村现实条件下的农业合作化生产路线。而农村合作化思想的提出并不单单是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作制思想,同时也是以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形成的。因此党中央以改造农民、发展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为主要目的开辟了一条从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合作化道路。 3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必要性 完成后,我国农村形成了以农民个人占有若干小片土地为基本形式的分散经营模式。虽然这种分散的农民个体经营为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其分散经营的不稳定性和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出来。 3.1小农经济限制农民利益发展 虽然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为农民争取到了土地,实现了农民耕种的自主权,但其经济体制依然是私有制下的小农经济。农户个体经营土地的分散性使得农民不愿也没能力投入过多的精力和资本在农业基础设施和水利设施的建设;其次,农民的小农经济意识使得他们还保持自耕自种,自给自足的保守思想,不愿意承担尝试新技术或开发新品种带来的风险;并且,分散的个体土地经营导致农民没有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农民基本生活依靠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高裴,2015)。 3.2农民利益两极分化严重 虽然使得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按人口分配到应有的土地,但在生产工具、牲畜、资金等方面仍有很大的差别。在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农民个人所得利益实际上是私有制基础上家庭经营小块土地的体现。对于生产条件、生产工具和生产劳动力较为S富的农民,其农民收益较多,生活也较为富裕;而对于生产条件较差、生产工具和劳动力不足的农民,虽拥有同等土地仍不能保证相同的农民收益。且在几乎没有自然灾害抵御能力的前提下,更造成了条件较差的农民难以自救,颗粒无收的现象(高照明,2005)。 3.3农业生产与工业发展供需不平衡 小农经济的个体生产不能满足工业迅速发展下对粮食和原料的需求,生产资料与消费品的生产严重不匹配。其次,分散经营极大限制了机械化、农药、化肥等农业工具的使用,严重影响了重工业的发展和农村生产条件的提高(沙健孙,)。以分散土地为经营模式的小农经济极大的限制了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阻碍了我国工业化发展的进程,违背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改造的根本需要(王景新,2001)。因此,在新的形势和社会发展需求下,我国必须引导农民转变思路,开辟一条新的农村发展路线。 4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失败教训 从农业合作化进程可以看出,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演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自我升级的内部过程。但由于其特殊的社会背景,这一演变过程在实现时存在一定的强制、冒进和盲目的成分。 可以看出,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开展初期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为解放农村生产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各地区出现了急躁发展,不顾社会现实需求冒进变革,夸大产量的行为,为我国农业带来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降低、农业产量减少的预期偏差,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4.1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不平衡 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以解放农业生产力为主要目的开展土地制度改革。完成以后,我国彻底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农民生活得到基本保障。为进一步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被提出。邓子恢指出,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水平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根本目的,其次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工农矛盾(薄一波,1991)。然而,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开展过程中却忽视了根本目的,只重视私有制的消灭和公有制的建立。片面追求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和规模的行为违背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在农业合作化实施初期,对合作化速度做出规划:1960年完成初级农业合作社的转变,再过五年后完成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转变。不久之后,缩短规划时间,将完成社会主义高级社的时间提前一年,并预计三年后基本完成社会主义。规划时间的压缩和规模的扩大使得各地区只忙于完成指标,扩大合作社数量和规模。仅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国便完成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生产关系的快速转变并不符合当时农业经济条件,速度与规模上的失常发展并没有从根本触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4.2违背农民自愿互利原则 恩格斯指出小农经营模式下的农村经济必将走向灭亡,但不应人为干预加速它的灭亡。政府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尊重自然演变过程,仅扮演促进和引导农业合作社发展的角色,为农业合作社建立和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帮助。政府需要给予农民足够的时间对小农经济和合作化经济,在农民未做好转变准备时应加以引导和教育(马克思等,1995)。 合作化运动初期,党中央倡导各地区按照自愿平等原则引导农民加入,农民权益基本得到尊重。然而农业合作化后期,合作社发展开始急躁冒进,改造目的已从原有的解放农村生产力转变为单纯的完成任务指标。为追求合作社数量和规模,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强迫农民入社的行为。1956年粮食秋收产量下降,农民收入降低,部分农民要求退社。政府为“保障”合作社数量与规模,强制农民不得退出,严重违背了自愿原则。“自愿入社,自由退社”原则开始变质,农民逐渐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农民生产积极性遭到破坏,消极怠工现象普遍。政府的强制干预造成高级社经济效益明显降低,农民利益被剥削,农业发展停滞不前。 4.3农业合作组织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 合作化运动后期,大规模合作社的快速建立导致组织内部管理十分混y,社内成员管理能力和文化知识较低。首先,由于文化水平较低,管理经验不足的农民是合作社成员的基本组成,导致合作社管理人员无法有效组织生产。高级社的快速成立使得他们没有充足的准备和适应时间,有限的管理经验无法合理安排规模较大的组织内部。其次,夸大冒进的生产计划严重脱离现实,超越有限的农业生产能力。社内管理人员不切实际的生产目标和不健全的生产计划使得农民产生消极情绪,降低生产积极性。最后,财务制度的缺失和混乱使得农民利益分配缺少约束。财务专业人员的缺乏导致多数合作社账目糊涂,收入支出不明确,更有甚者没有财务账目。这种情况下,社内成员收入不清晰,劳动工分评定模糊,农民分配出现不公平的问题。高级社下的利益分配已无法按照按劳分配原则合理分配,更倾向于社内全部劳动成果均分化。“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已名存实亡,社内成员之间矛盾加剧,社内成员不满情绪增加。而农民农业生产的负面情绪直接带来的后果是经济组织的整体低效。 5农业合作化运动对新型农业合作化发展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只经历了短短六年,但深远地影响着我国农业的发展。它的实践经验和历史教训为我国发展新型农业合作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5.1遵循客观规律,尊重基本国情 规律是自然形成且具有强烈的客观性、强制性,并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规律,依照客观事实前进。一切违背规律的行为必将受到惩罚。农业发展也同样需要依据基本国情,尊重客观规律向前发展。新型农业合作化建立和发展中要始终强调在遵循农村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寻求合作。 首先,新型农业合作化发展需要遵守生产规律。农业是一个具有时间规律的产业,不同的农作物具有各自的生长周期,其产量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因此,农业的发展需要持续不断地观察和管理,根据土地和农作物的实际情况制定目标规划。新型农业合作化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根据不同情况调整合作方式和策略。其次,发展新型合作化需要尊重地区经济。我国南北差异较大,各地区自然和经济条件各不相同,生产力水平极不平衡。这种农村基本国情意味着我国不能集中统一农业经济组织形式,需运用市场调节主导农村资源配置。以小农经济为主导地位是我国农村经营的现实条件,农业发展出现瓶颈是我国农村现阶段的客观事实,改造农村经营体制是我国客观条件下的主要任务。政府一方面需要在现有经营体制下采取保护措施,保证农业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在小农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引导农民转变经营模式,实施有效政策,提供外部力量。 5.2坚持自愿原则,开展新型合作化 自愿互利原则是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宝贵经验,这一原则的违背也是后期走向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农业合作化思想的主要理论,也是建立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思想。新型农业合作化的“新”并不是摒弃历史经验教训,而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历史的教训证明不以农民意愿为条件的强制集体化,不仅剥削了农民的权利和权益,也会遭到农民的反抗,阻碍农业发展(李尚勇,2011)。1978年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定就是在农民自愿的条件下成功组织发展起来的,其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尊重农民意愿是发展新型农业合作化,建立合作化经济组织的基本原则。其发展目标也不仅仅是生产关系的单纯转变,而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经营组织带来的农村经济变革。而农业合作化模式也应该以肯定家庭经营下的小农经济合理性的前提下建立的合作经济组织。 5.3维护农民利益,建设新型农村 农民利益是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农村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农民为主是新型农业合作化经济组织的主要特点。只有正确处理农民与组织和国家的利益关系,保障r民基本权益,才能真正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合作化运动时期对于农民利益认识的偏差,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使得整个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破坏。在现代农村经济发展中,只有保持农民与组织,农民与国家的利益平衡才能取得经济进步。新型合作化经济组织要摆正位置,以服务农民、帮助农民致富、规避农民风险、减轻农民负担为主要工作,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其次,惠农辅农政策精准实施,有效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新型农业合作化还须依靠国家的扶持才能真正把农民组织起来。只有农民切身感受到利益受惠,才能从根本意识上参与到农业合作化道路上。 农业合作化论文:民国时期华洋义赈会农业合作化运动探析 摘 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洋义赈会在农村地区倡导并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缺乏资金的问题。华洋义赈会首先在河北省的多个村庄成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试点,随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关键词:华洋义赈会;合作化运动;民国时期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中国的经济命脉,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比较重的比例。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各地军阀混战,加上各地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对农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此时合作思想渐渐兴起,华洋义赈会便结合这一思想来解决农村的经济问题,并从1922年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对中国以后的合作化运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 华洋义赈会与合作思想 华洋义赈会的全称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正式成立于1921年11月16日,由中外人士共同组织成立的民间救灾团体,总会设在北京。华洋义赈会自成立以来一直是以救济灾民、筹款防灾作为主要工作。由于灾民多数为农民,如水灾、旱灾之类的各种自然灾害,对于农民的打击都是毁灭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华洋义赈会逐步认识到,救灾不如防灾,防灾要靠民众。而农民最缺乏的就是钱,没有钱就不能从事农业生产,所以经过多方调查研究,认为在农村开展合作化运动。 其实,早在我国古代这种合作思想就已经有了雏形,比如各种钱会,而这种组织实际上就是合作思想的具体实践,是合作化运动在中国的雏形。当然这种组织有利有弊,好处是能够解决农民短期内的资金需求,满足进行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不足。但是这种自发的互助组织,组织较为散漫,体系也不够完善。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合作社起源于英国,接着很快扩展到西欧和北美各国。”后经日本传到中国,为后来的合作化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在了解合作思想之后,想要把这种思想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合作思想的早期拥护者,如薛仙舟、戴季陶、于树德等。 2 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 1922年4月,华洋义赈会决定在农村开展合作事业,成立信用合作社。合作社的种类很多,华洋义赈会主要推行的是雷发森式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由1860年德国人雷发森创办的,“主要是让农民自己筹款建立一笔合作社基金,以低利率贷给为生产目的借钱的社员,通过发展生产来增强农民的抗灾能力,以免除高利贷的剥削。”雷发森式的信用合作社对于社员的信用审查十分严格,除了贷款之外,同时也吸收社员和非社员的存款,这种信用合作社既是农村借贷金融机构,也是吸收农民存款的储蓄机构。 华洋义赈会仿照德国信用合作社的章程,制定了《农村信用社合作社章程》,1923年6月在河北省的香河县成立了第一个信用合作社试点,成为“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的先驱社。”此后,河北省的信用合作社在华洋义赈会的倡导之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唐县、定县等地相继成立了乡村信用合作社,河北省的信用合作社开了我国合作事业的先河,意义深远,影响重大。到了1927年底,“全国合作社总数仅为584社,可见直隶省占绝对多数。”华洋义赈会倡导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属于民间自主经营发展的独立组织,合作社一般至少由7人以上组成,借款的数量是根据信用合作社社员的数量来确定的,依据各信用合作社的规模和还款日期来决定还款的各项利率,根据1925年12月25日华洋义赈会总会的规定,“社员40人以上的合作社最多只能借800元,40人以下的每社最多只能借200元。” r村信用合作社成立之后,主要业务包括存款和贷款。存款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往来存款三种。信用合作社吸收存款没有局限于社员,相反非社员的农民也可以进行存款,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贷款形式较为多样,主要有信用贷款、保证贷款、抵押贷款、贴现贷款、农业信用贷款和特别贷款等,信用合作社贷款的对象仅限于社员。贷款最重要的就是要兼顾公平,力求能惠及到每一位社员。还要对社员借款的用途进行考察,并对社员进行信用评定,以此来确定贷款的金额。对于有困难,确实不能偿还贷款的社员,信用合作社会先用特别公积金还款,然后再催促社员偿还贷款,除了这些业务以外,还包括收付款项等。 3 对华洋义赈会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评价 华洋义赈会作为一个民间救灾团体,在资金有限,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始终坚持在农村推行信用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这一时期农村的信用合作社不仅在河北省大力开展,在山东、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陕西等省也得到了一定发展,其他一些省份也间接地得到华洋义赈会的帮助,并且带动了政府对农村合作事业的重视。可以说,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创立发展,与华洋义赈会是分不开的。华洋义赈会在没有前人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勇于探索,制定了一套适应中国国情的规章制度,并取得了一定效果。综上所述,华洋义赈会办理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方法对于当今从事农村合作事业的个人和团体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信用合作社,几乎都是以华洋义赈会的信用合作社为蓝本进行开展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虽然农村合作化运动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它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资金,受资金的限制,贷款额度较小。一些投机分子为了能多贷一些款,出现了跨社分子、双料社员、挂名社员及冒牌社员等问题。而地方政府官员的敲诈、种类繁多的税收、土地占有的不平均、民情民风的差异、农民教育程度的不同和其它因素的困扰,都严重阻碍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 农业合作化论文: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探析 [摘要]建国初期,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我国在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党灵活地运用了疏与导相结合、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等方法对农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力地保障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顺利完成。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建国初期,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我国在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党运用了形式多样的方法对农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力地保障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顺利完成。 一、疏与导相结合 “疏,就是疏通,广开言路,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导,就是引导,在疏通的基础上肯定和鼓励正确的思想和观点,否定和批评错误的思想和观点,并积极引导错误思想朝着健康、正确的方向转化。”疏通与引导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疏通是引导的前提,引导是疏通的目的。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对于视土地如生命和习惯自给自足、分散经营的农民来说是一个历史性、革命性的变革。所以,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过程中,农民的态度与情绪是复杂的。有的社员担心,入社就是什么都归社,连看病也没有钱用。有的社员因为自己的一头小牛入了社,常常抱怨说:“为什么不早死而得杀吃。”这些消极的情绪,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消极行为的产生,而且任其在群众中蔓延,会动摇其他社员的信心,不利于合作社的稳定。但是也不能一味地“堵”,不让农民发表意见和发泄情绪,要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因此,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有大批的干部、宣传员、教员深入农村,融入农民,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顾虑,安抚他们的情绪,所做的就是疏通农民情绪和思想的工作,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疏通”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要在疏通的基础上对农民的思想进行“引导”。对于文化程度不高,喜欢讲求实际的农民来说,最有效的引导方法就是典型示范。列宁就说过:“多用行动少用语言来进行宣传,只有用榜样才能说服农民。”因此,要做好农民的引导工作,仅凭口头的语言宣传远远不够,还必须为广大农民树立起可供学习、借鉴的实实在在的榜样。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其中讲到一个办社典型:河南省安阳县南崔庄福利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最初办社时只有18户农民,都是缺衣少食的贫苦人家,他们的牲口瘦得站不起来,劳动工具残破不堪。村里一些富裕户讽刺他们说:“一群穷光蛋还想办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但就是这么一群“穷光蛋”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干劲,愣是把一个小社办成了一个有88户农民参加的大社,实现了全村合作化。在为这个典型所写的按语中激动地说道:“‘鸡毛不能上天’,它已经不是真理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除了这些树立起来的全国典型以外,各地也纷纷结合实际情况,挖掘身边的典型。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典型示范的方法在全国上下得到充分地运用,用实实在在的例子取得农民的信任,激发农民的热情。 二、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教育,是教育者通过自己的言行,把一定的政治观点、思想体系和道德规范转化为教育对象的自觉行动的实践活动。”“自我教育,就是广大群众结合自身实际通过自觉学习,自觉克服缺点和错误,进行思想转化、思想修养和行为控制的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既体现了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又激发了教育对象的能动作用。 教育与自我教育要相互作用,产生实效,关键的是教育者要成功激发教育对象积极接受教育的意愿,然后才能进一步在教育过程中通过感悟、启发等手段调动教育对象内心中积极向上的力量,使其实现自我反思、自我教育。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许多合作社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集思广益、想方设法开展了一个个深受农民群众欢迎和喜爱的教育活动,如河南襄城县双庙乡农业合作社通过展览会的形式,在会上展出代表“两种思想、两种行为”的许多实物来引导农民进行自我教育。展品有两头活牛:一头因用心喂养而肥大健硕,一头因胡乱喂养而骨瘦如柴;还有许多农具:有优秀社员在打井运动中创造的“自由升降水车架”,也有一些被不负责任的社员损坏的各种农具;另外还有11幅图片和漫画,分别描绘了模范社员和表现不好社员。与以往单纯的言语说教不同,展览会形式新颖,使农民产生极大的学习兴趣,而且这些具体、生动的展览品形成的一正一反的强烈对比,带给农民们很大的思想震撼,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比较、验证,深刻感受到集体主义思想、行为的可爱和可敬,自私自利思想、行为的丑恶和危害。 当然,除了平等、启发式的教育方式,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教育者引导农民进行自我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海南的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当时是海南规模最大的一个社,代表着海南办社的最高水平。这个合作社有一个叫林志道的党员深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还经常私自做生意赚钱。党支部于是抓紧林志道这个负面典型,在全社范围内展开激烈的批判,并且引导全体社员开展关于新旧两条道路的讨论。原本一些受林志道影响,也蠢蠢欲动想要做生意赚钱的社员,通过这次及时的批判和讨论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严厉批评林志道的思想与行为的同时,也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批评,自我教育,真正从内心深处得到反省。 三、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既要注重理论教育,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面灌输和宣传,同时,又要注重实践教育,强调行为养成,使理论落脚于实践、服务于现实,实现知行合一。 马克思曾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列宁的灌输理论指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不可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必须从外部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先进理论的宣传、灌输,这关系到社会主义实践的命运。对于农民阶级来说,他们的思想意识相对更加落后、更需要先进理论思想的指导,因此加强对农民阶级的理论灌输同样十分必要。也曾说过:“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遵循了灌输原则,有目的、有计划对农民进行了大量的无产阶级先进思想和理论的教育和灌输,将其根植于农民的头脑,逐渐使农民建立起了社会主义信念、集体主义观念,明确了实施总路线和合作化的必要性。 理论来自于实践又应用指导于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彰显其价值与魅力。在对农民进行理论教育的同时,还应组织他们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活动中进一步巩固和夯实理论教育的成果。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声势浩大的爱国丰产竞赛,这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教育的例子。1950年、1951年已有部分地区开展了爱国生产竞赛,1952年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这一运动。为了响应这一号召,1952年3月6日,全国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领导的互助组率先向全国各地农民提出农业丰产挑战。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纷纷应战,并向当地农民提出倡议,开展一省、一县范围内的增产竞赛活动。据统计,山东省参加竞赛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有44,300多个,至于社内队和队、组和组、社员和社员之间的竞赛,就更为普遍。在竞赛中,合作社定期进行评比,比生产安排,比技术进步,比作物长势,比民主团结,夏收秋收后还要比作物产量等等。爱国丰产竞赛活动,充分显示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使农民深刻感受到集体力量的伟大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前景。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灵活多样、效果显著,成功使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观念和合作化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为农业社会改造的胜利扫除了思想障碍。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小说女性人物形象的心态观照 内容摘要:20世纪50到7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小说,塑造了一大批处于新旧过渡的特殊历史时期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既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浴,又受到现代文化观念的滋染,表现出文化身份和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与深刻性。本文一方面由传统女性的救赎心态和大地母亲的神话原型切入,从传统文化心态的角度对这类女性人物形象做出解读;另一方面由现代个体身份认知和婚恋选择着手,从现代文化心态的视角探讨这类女性人物形象的文化扭曲,以期对这类女性人物形象和农业合作化小说进行更合理的文化阐释与把握。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 女性 传统 现代 文化心态 就农业合作化小说产生的时间来看,20世纪50到70年代,是中国女性的地位和身份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时期,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带来了两性关系、女性地位、女性观念的革新。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和形式的变革如火如荼,文化观念的更新却非一日之功,于是出现了传统与现代文化心态交织并现的女性心理特征,农业合作化小说中塑造的一大批类型丰富的女性人物形象无疑是这一现象的缩影。这些女性人物形象不仅是现代个性解放心态的代言人,更是传统女性救赎与包容心态的承继者,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过渡特征。 一.救赎心态与大地之母 中国传统女性的救赎心态渊源悠久,在中国古老的男耕女织型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中,多有男性落难或处于困窘状态,而女性以其法术(仙术)或独有的技能拯救男性,最终获得幸福团圆的情状。这种故事模式无疑在传达一种救赎观念――在对男性和苦难境况的拯救中,女性完成了自我地位和婚恋情感的双重涅,其人格和能力得到肯定和升华。在长期的文化传承和历史发展中,这种传统的女性救赎心态似乎成为一种潜意识被植入女性的心理,表现为女性不自觉地对于苦难的承担和超脱、对于苦难落魄中的男性的悲悯与爱恋。可以说,在传统女性心目中,男性作为家庭生产与社会劳动任务的主要承担者而获得了被爱恋、被推崇的合理性,女性由于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的缺失,其只有通过对苦难的承担、对男性的救赎才能显现自身价值。 与此同时,土地与母亲是一对极为古老、关系极为密切的意象,“大地母亲”的神话原型,使得母亲的形象与文化特征都与土地有密切相关。一方面,大地以其肥硕的土壤、丰厚的养分孕育了人类和万物、见证了万物凋零与新生的循环,这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循环功能与女性的神秘身体有一种同构关系。人类对这种同构关系的最初认知与表达,就是早期人类对女性的顶礼膜拜――“大地母亲”的神话原型也随之而生。另一方面,大地呈现出一种强大的“包容性格”,在传统中国人的较为单纯的感知中,大地总是以其坦荡无垠、坚厚质朴、博大无尽的特征永恒地存在着。因此,当母亲和大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大地母亲时,母亲的形象就具有了大地般的心态――反映在性格特质上,即是怜子舐犊的善良,坚厚质朴的包容。 农业合作化小说中出现的大量女性人物形象,在男性遭遇困难与不幸之时,以自己的坚忍质朴、勤劳勇敢承担现实的责任,以女性的温柔和善良给男性以安慰,对苦难的承担、对男性的拯救使她们完成了从普通妇女到模范妇女的转变;在平和的岁月里,她们又以与生俱来的女性善良本性和强大的包容心态,赢得了众人的亲睐。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创业史》中的生宝妈、刘淑良,《艳阳天》中的大脚焦二菊。生宝妈在灾荒的年月里嫁给梁三,勤劳寡言,善良贤惠,缝补洗涮里里外外一把手;她疼爱生宝和秀兰,对丈夫也体贴顺从;她善良,可以把毫无血缘关系的才娃当亲孙子疼。刘淑良在家里从小就不软弱,胆大心细,勤劳能干,救父亲于水火。结婚后,自己在家里劳动、带孩子供丈夫在外读书,经历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的失败,刘淑良没有自卑、没有胆怯,在工作中更加大方、干练。《艳阳天》中的大脚焦二菊,旧社会里逃出地主的压迫,在丈夫韩百仲病重时女扮男装拉车挣钱,给丈夫治好了病,还了欠的钱;新社会里,照顾孩子、帮助丈夫搞好农业社工作,善良热心、勤劳勇敢。在焦二菊身上,对丈夫的心疼,对孩子的怜爱,对弟弟(焦庆)的照顾,对弟媳的包容和开导,对工作的热诚和尽责,自身坚忍的意志和善良宽容的心地,无一不显现了大地一般地心态。 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传统女性大都是从旧社会走进新社会的苦命人儿,在宏大的政治话语中,作者以深情地笔调塑造了这些温柔善良,勤劳贤惠,敢于承担苦难、拯救男性的女性形象,从承担苦难命运到拯救男性,从怜爱子女、心疼丈夫到包容他人过失,她们身上的神话原型特征尤为明显。从个性解放的角度而言,传统文化对于女性的地位和价值认识都存在偏颇,这种文化形态反过来作用于女性的心理层面,则形成了苦难救赎和大地般宽容善良的传统文化心态。新中国的成立无疑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那么中国女性的文化心态又将何去何从,或者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二.个体身份认知与婚恋选择 个性解放在20世纪的中国被不断触及、不断讨论,自五四以来,个性解放成了中国几代人不懈追求的目标,这无疑是现代文化在中国20世纪最有力的声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女性获得了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独立,个性解放思想对一大批农村女青年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们纷纷摆脱陈旧观念,冲破封建束缚,在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接受新式教育,新式观念,走上新的人生道路。然而这种个性解放思想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它与政治话语和政治身份密切结合起来,在农业合作化小说中,不乏有这样的女性形象,她们敢于冲破封建牢笼,但却从政治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人生和婚姻,并未找到真正的女性文化身份。 现代女性文化身份的获得,要以女性意识为前提,女性要求与男性区别开,认识到自身的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然而,20世纪50到70年代的中国女性,在强大的政治话语中,失去了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在个体身份认知和婚恋选择上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她们多以政治信仰与政治行为衡量自我价值,以政治标准为婚恋选择的标准,走入了政治的圈围。 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新式女性们,并不以女性自我的身份出现,她们常常以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身份自居,甚至有意要与男性一较高下。《新结识的伙伴》里的张腊月,《艳阳天》里的焦二菊,《山乡巨变》中的盛佳秀,《风雷》中的姚兰英,《创业史》中的刘淑良,她们总是以矫健的身姿、娴熟的劳动技能、大方自信的工作风格让男性为之侧目。女性不再注目自己的外表美抑或心灵美,思想的积极进步,劳动的比超赶帮,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的信念剔除了女性本有的扭捏与羞涩,甚至是生理特征与生理缺陷。女性与男性的区别被“模糊化”了――“纤纤细腰及娇美的容貌似乎对她们而言是豪无实际意义的,精神上的充实与坚定的信念似乎胜过了一切,献身合作化事业便是她们的理想价值所在”。(于树军:《50至70年代合作化小说情爱叙事分析》,哈尔滨师范大学,2010年)此外,在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经常出现男性与女性劳动竞赛的场面,女性总是热情满满试图在同种劳动上超越男性;在党团发展中,也经常出现男性和女性以思想进步程度作为自身衡量标准的情景,典型的如《艳阳天》里的马翠清与韩道满。由此,可以明显地感到,从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标准出发(而不是从自我性别的标准出发),女性在试着用同一的政治标准去衡量自己和男性,完全忽略了两性之间的正常差别,这种个体身份的认知无疑是在特殊的年代里,女性走出了传统的“男性附属品”束缚后获得的又一牢笼。 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促使大批农村女青年冲破封建婚姻,寻求自由婚恋,她们对爱情的渴望和主动追求是女性自主自立意识的显现,然而她们对于婚恋选择的标准却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来说那些进步的新型女青年,无论是接受了新型教育的范灵芝(《三里湾》)、焦淑红(《艳阳天》),还是文化水平偏低的玉梅(《三里湾》)、刘淑良(《创业史》第二部)、改霞(《创业史》),她们在选择婚恋对象的时候无一不考虑男青年的政治信仰和思想进步程度。正如《创业史》中改霞所传达的那样,“总要找一个思想前进的,生活有意义的青年,她才情愿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命运扭在一起”,如果没有思想的进步和政治信仰的高尚,她是断不愿意对他委以终身的;也正因了这高尚的政治信仰和追求,“这个男人给她光荣的感觉,是她心上的温暖和甜蜜!”(柳青:《创业史(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48页)她们的爱情选择实则是在政治理性的支配下完成的,“男性为了革命而‘忘情’,而女性则是因为男性的‘革命’而‘生情’”。(于树军:《50至70年代合作化小说情爱叙事分析》,哈尔滨师范大学,2010年) 比这些新式女性更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那些在旧社会遭受身体侮辱的女性,比如《创业史》中的素芳,《艳阳天》中的孙桂英,《风雷》里的羊秀英。她们首先都有过不光彩的性经历,其次她们对于政治都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疏远状态,在婚姻之外对性、欲望的表达与追逐成了她们区别于其他女性的标志。从一定程度上说,她们是农业合作化小说里不多见的意识到自身作为女性的生命特征和欲望存在的女性人物形象。然而,她们对于爱恋对象的选择也都集中在政治先进、形象高尚的合作化领导人身上――素芳爱恋梁生宝、孙桂英爱恋箫长春、羊秀英爱恋祝永康――这其中不仅包涵了女性对男性身体的爱慕,还表现出女性在性别上对于政治信仰高尚化的倾向,可见女性在内心深处更亲睐的是政治信仰。出于这样的观念,这些充满性欲和性别意识的身体,最终会在献身合作化、劳动光荣的政治话语中忘却身体欲望,抛开性别意识。 三.结语:拯救与逍遥 法国作家莫罗阿认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依赖于母性无私的爱、宽容、牺牲和奉献。女性作为母亲,其广博的包容性格与利他本质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母性担负着人类自然繁衍和生命延续的责任,没有母性的伟大付出,人类将不复存在。需要指出的是,救赎心态产生的前提来自对于他者的脆弱之认知和拯救主体高尚的牺牲精神,正如刘小枫所言――“圣子耶稣流泪的双眼正因为看到人的德性的脆弱,方才以自己的亲身受难和自我牺牲的爱托付于难免跌倒的人身”。(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但是不可避免的,当母性的救赎心态作为传统女性的一种潜意识轨道时,女性也极可能因为她的伟大与崇高而泯灭其个体人格和本位价值,导致母性的光荣代替了女性的本质内涵,陷于丧失自我的境地。 如果说人的异化是现代社会中涉及个体和社会生存意义的显在的恒长主题,那么女性的被塑造与被异化则是涉及两性关系建构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隐性主题。在传统社会,长期以来政治的无根和经济的依附,使得女性对政治文化、道德文化具有高度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在长久的代际传承中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使得女性天生具有了易被塑造、易被异化的人格特质。这也是为什么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在新的社会伦理下走入政治圈围的隐性原因。 在苦难的遭遇中,女性敢于成为强者,甚至甘愿主动地代男性受难,这种救赎心态实则是一种女性作为母亲的利他本性;摆脱伦理强加于女性的莫须有的束缚和限制,追求个人价值实现和自我个性独立的逍遥状态,实则是女性对自我生命的重新认知,是自我解放的表现。文化对于人格的熏陶是一个漫长而隐秘的过程,然而它常常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机制和精神状态,具有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双重价值,需要进行细致的研究和深入的挖掘,这也是对农业合作化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文化内涵进行研究的意义所在。 林霆:《政治话语中的女性身体――以十七年文学中的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为例证》[J],《齐鲁学刊》,2010年第3期 平慧峰,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级汉语言文学(试验班)学生。 农业合作化论文: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启示 摘要: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在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村土地私有的局面。把农民个人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思想在中国的应用与实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农村进行了之后,推翻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个人所有制。在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并且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酝酿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在1953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是一场改变生产关系的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思想在中国实践。当前,中国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农村土地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流转,研究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队当前土地生产关系有重要的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合作化思想 对传统的小农经济进行改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根据英国工业革命迅猛发展、不断排挤小农的现实,曾预言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大农业将会代替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和工人运动在欧洲大陆的兴起,恩格斯逐渐认识到,即使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仍可能会存在,于是提出了在我们取得国家政权之后,通过发展“合作社”来改造传统的小农经济,将传统的小农经济引导到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上的设想,并且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对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第一,法国纲领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无论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①指出在资本主义方式下,小农经济受到捐税、歉收、继承人分家、诉讼,将一个一个农民驱向高利贷者;负债现象越来越普遍,所以小农作为未来的无产者,在不可挽回中走向灭亡。第二,同样明显的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绝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赔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②指出不得用暴力手段剥夺农民土地归国家所有,一定要农民主动而不能强迫。第三,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而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③ 由此可知恩格斯关于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想通过合作社,以自愿、帮助的原则而不是暴力、强制的原则将分散的个体经济引导到集体经济,把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占有,进行规模化经营,并且一定要保护农民的利益。 (二)列宁斯大林农业合作化思想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改造传统小农经济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造传统小农经济的基本理论,即要实现农村转型,就要组织农民进入集体农庄。在实践中,列宁试图推行农业公社、劳动组合及共耕社三种试验性集体农庄,组织俄国农民向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共耕制过渡。但是,到了1921年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列宁对合作社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强调发展生产领域的合作社转向强调发展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然后进一步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社“在经济上把千百万小农联合起来,引起他们经营的兴趣,把他们联合起来,把他们引导到更高的阶段;在生产中用多种形式联系和联合起来④合作社就由过去的控制和限制小农个体经济转向为农村商品生产和流通服务。 列宁之后,斯大林放弃了之前的新经济政策,在农村也生搬硬套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社理论,并且为了实行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资金的发展步骤。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强行在苏联全境推行农业集体化,实行集体农庄制度。虽然,集体农庄制度为苏联重工业的发展作了极大的贡献,但是使苏联的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并且僵化。斯大林曾指出:“我们苏联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二战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把苏联当成模板当成范式,基本都走上了集体农庄(合作社)道路。 二、50年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国民经济恢复周,出现在眼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样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1953年2月,党中央将1951年12月下发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作了个别修改,作为正式决议颁发实行,决议要求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有领导、有重点地发展初级农业合作社。初级农业合作社以土地入股为特点,中央认为:“这种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形式又正是富有生命的有前途的形式。”⑤1952年11月决定在各级成立农村工作部,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任部长,农村工作部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四万万农民组织起来,在工业化帮助下,逐步走向集体化。 (一)1955年之前的农业合作化 当时农村经济落后,对工业发展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在发展农业上曾出现过是先机械化还是合作化的问题,最后认为在当前先进行机械化再进行合作化时不合实际的,于是增加农业生产只能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 1953年4月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邓子恢在会上总结指出:党在农村的人物,是领导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走互助合作、共同上升、大家富裕的道路。互助合作运动必须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绝不能操之过急。⑥ 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全国粮食会议之后,在16日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对粮食进行统购统销。粮食供需之间的不平衡,虽然实行了统购统销,但是不能改变农业生产落后工业发展的状况。党中央认为,解决粮食紧张的问题,只能是大量增加粮食生产。在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国家要同上亿农民打交道,所以要深入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1953年12月公布《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在农村掀起了大办农业社的热潮。合作社数量“1954年春为10万个,1955年春为67万个。但是1955年夏季以后,发展速度急剧加快了。年底,参加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0%以上。1956年4月底,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合作化。10月底,多数省市实现了高级形式的合作化。⑦ (二)1955年之后的农业合作化 在1955年夏之前,农业合作化发展还比较正常,但在夏季之后出现了加速,这场加速的转折点就是1955年夏开始的对”小脚女人走路”的批判。1955年7月31日在《关于合作化问题》报告指出当前农业合作的问题,提出“小脚女人走路”的判断,直指邓子恢。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和随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出版更是使这种氛围达到高潮。推动了农业合作化的急速前进。 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速度之争,在七届六中全会结论上提出大发展和小发展之争。 在6月14日的会议上指出:“过去几年的农业合作工作。虽然出了些乱子,但是有很大的成绩,绝大多数的合作社提高了生产。今后的一年内还是应当大发展。方针是:要把现有的社巩固起来,同时注意发展新社的工作,预期在1956年秋收前全国达到一百万个农业合作社。” 但是在视察回来,约邓子恢谈话,提出要把合作社数量发展到130万个,双方开始争论,最后是同志说服了邓子恢及其他同志,农业合作社进入比较急速的阶段。到1956年虽然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但是各地出现的过急状况、工作过程中比较粗糙,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三、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特点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始由一个革命党转向成一个执政党。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宝贵经验,在当下已经不合时宜了。当时,苏联是社会主义超级大国,苏联建设的经验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在1953年中苏进入蜜月期之后,中国派遣代表团去苏联学习,苏联也派专家和顾问来中国进行指导,在对小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就照搬苏联模式了。由此中国农业合作化的特点和苏联模式联系紧密,主要有一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走的是先生产关系后生产力、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因此这条道路从一开始就很艰难,如何正确分析当时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是很重要的,当时中国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还是比较适宜的。 第二,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道路是政府主导的,特别是针对农业合作社的数量都是有指标的。在1955年之后更是出现强制入合作社的情况。 第三,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为了促进工业的发展,是当时整个一五计划大战略的一部分,特别对粮食进行统购统销之后,农民积极性明显下滑。 四、农业合作化的经验与教训 薄一波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教训进行过总结,他认为主要有两个失误:“第一,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在知道思想上有些急于求成。第二,对党内的不同意见和正常争论,错上了路线斗争之纲。” 农业合作化出现的问题其实主要还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不成熟导致的,主要有几下几点: 第一,恩格斯曾经指出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不能去干预它灭亡,而五十年代的中国即使认为干预的结果,当时经过,农民分得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在他们积极性还没有发挥足够的时候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就导致农民对合作化有抵触心理。 第二,列宁曾经指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情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农业合作化期间,虽然进行了总路线的宣传,但是当时中国农民仍然大部分是文盲,实际上对社会主义一知半解。 第三,恩格斯指出“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的社会帮助”来对小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当时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实际操作上实际上违背了自愿的原则,从中央到地方一级压一级,最后是各种强迫命令。 第四,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各有不同,有些地方适合发展合作社,有些则不适合。在当时搞一刀切的方式显然是不行的,不尊重各地的自然条件,这时简单强制的去推行。 第五,不尊重经济规律,当时农村进行合作化实际上超越了当时农村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在所有制、生产和流通领域都进行控制,虽然组织了农民但是农民生产积极性并不高。 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应用,但是当时的中国以苏联为模板,最终也和苏联一样为了工业的发展牺牲了农民的利益。在当前中国家庭联产承保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显然已经不适应农业发展。我们再回顾60多年前的农业合作化必经验,农业必须要走合作化,但是不是在再从生产关系入手这时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前无论是农民的素质还是工业水平都决定当前中国可以走机械化再合作化的道路,但是合作化是不是还是从生产到流通都进行合作化也值得考虑。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农业合作化论文:新型农村改革背景下农业合作化的现实意义 摘要:近几年,安徽省已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实施了新一轮,在土地流转工作的推进下,一批以土地流转为发展基础的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纷纷成立。在农村地区主要通过大包户(即承包农民的土地100亩以上者)自愿以农作物或现金补贴方式获得农民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同时政府参与引导多家大包户一起加入合作社,通过合理的分工合作获得经济收益。 关键词:土地承包;农业合作化;大包户;共赢 本文主要介绍的是新型农村改革背景下的农业合作化,与我国20世纪在50年代实行的农业合作社有重大的区别。首先,从合作社的组成形式来看,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农业合作化,主要是集体生产工具的共同使用,人们集体劳作,成果共享,虽然一开始卓有成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拉动了小农经济,但长此以往,这种公有化程度过高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过于绝对化的统一经营的原则、漏洞百出又执行不到位的记工分制度、限制合作社进入流通领域的合作化等,其发展方式极度抹杀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这种性质的农业合作化必然面对体质溃散的最终局面。在进行对比过后,当下我国施行的农业合作化相对完善得多。本文根据对安徽省潜山县余井镇的实地调研情况具体说明现今实行的农业合作化制度以及它所带来的包括经济效益等各个方面的影响。 安徽省潜山县余井镇包括13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总人口6.1万人。总面积134平方公里。余井镇“三山一水六分田”。水资源十分丰富,皖水在境内穿过,镇域内有长春水库(中型水库)、还有4个小型水库。余井、程祠、民生的世行二期加灌项目工程竣工并通过省政府验收,农田资源也相当丰富,其中优质农作物的种植多达10万亩,包括优质稻5万亩,优质棉1.5万亩,油菜2万亩,茶、桑等。余井镇地区实行的农业合作化的形式主要可以概括为大包户土地承包制。在对当地实施调查期间发现,留守在余井镇地区的主要是老年人,目前的常住居民中近百分之八十以上为60岁以上人口,这也是余井镇地区在实行大包户承包制土地承包种植方式以后能带来经济收益巨大增涨的必要条件之一。 受农村传统因素的影响,农村土地是按户口制分配的,农村的儿子在成家立业之后,整个家庭对土地的使用权进行了重新分配,通俗的说,也就是,在农村,儿子有自己的田产,老人有自己的田产,二者相互独立。如今,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农村青中年弃田外出打工谋生,已经在外购置房产也是常态,由于家中老人身体状况的原因,必然会留下荒置的农田土地,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搁置的农田成了镇政府谋求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在领导班子的商议决策之下,最终余井镇实行了田产的农业合作化。这种农业合作化简要概括为大包户通过以农作物或现金补贴方式获得农民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主要是根据自愿原则,一般而言是采取农作物的补偿方式,考虑到农田土地所处位置,土地自身条件等因素具体标准表现为一亩田补贴350~400斤稻谷,或者以国家保护价为标准,折算成现金,其计算标准每100斤稻付现金138元。 在获得这些土地的使用权之后,大包户会对这些土地进行集体的耕种,他们会雇佣人员来统一播种,整理农田,为农作物除害等。受雇佣的这些人员主要也是当地村里留守在家的村民,由于是日结工资制度,因此在力所能及时也会有很多在家务农的人自愿加入劳作。这样一来,工资就不会太高,工资不高就能够减轻大包户的负担,同时也能够给接受雇佣的部分村民带来一定的收入,这也算是一种双赢。同时,由于承包制,土地使用的比较集中,这样一来,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就会刺激一项新品种的大面积推广或者是专业技术实施,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专业化、机械化操作。在农作物的播种,照料,收获这样一个过程之中会呈现各种问题。比如,大面积统一播种的农田需要集中灌溉的方式,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统一的机械化收割方式能够取代了低效率的人工收割。 需求能够带来供给,由于需要集体的机器收割,于是出现了专门负责农作物收割的大包户,他们购买大量的专业化机器,在农作物成熟期进行统一收割,这样在两种大包户之间实质上就形成了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镇政府敏锐的捕捉到了这种信息,及时引导在农作物播种,收割乃至后来的运输销售环节之中参与的大包户们成立了专门的农业合作社,农作物从开始播种到中间的加工,最后的销售,各个环节有专人负责,形成了环环相扣的链式结构。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农业合作化主导思想主要是集体化和共有化,而通过对安徽省安庆市余井镇的实地探访了解到,现今的农业合作化实质是一个集中闲置资源,进行集中利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村民和大包户各取所需实现一个相对的共赢。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实行农业合作化对余井镇所带来的各个方面的好处。 首先,促进农业的发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解决掉了由于农村青年中年外出务工及农村人口涌向城市造成的农村土地闲置,农田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的问题。同时种植农作物,无论是自我供给还是出售,都能促进余井镇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它带来的经济效益。 其次,大面积的耕种方式,区别于一家一户的播种模式,可以促进利用科学大棚育秧等新技术的应用,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的同时,也保证了农作物的高质高产。另外,由于采取了集体大面积统一灌溉的模式,也节约了农村水资源,保护了农村的生态环境。采用的全自动化的机器收割方式,促进了机械化生产的发展,与各家各户的单一收割想比,能够减少农作物在收割过程中的损失,提高产量。 最后,促进农业产业链的形成,实现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结构。 当然,在余井镇的发展过程中也看到政府领导班子对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视。在对潜山县政府实地走访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为了鼓励农业合作社的形成,政府部门还有专门的示范社评比活动。“为贯彻落实《安徽省农业产业化指导委员会关于印发2015年促进全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发展工作要点的通知》精神,根据《潜山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标准》,经县农委经管科审核认定,潜山县聚宝养殖专业合作社等3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名单附后)为潜山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在中央政府下达的文件中也体现了政府对现有的农业合作化发展的大力支持。首先,农业“三项补贴”的完善政策。2015年,中共中央的财政部、农业部选择安徽、山东、湖南、四川和浙江等5个省,由省里选择一部分县市开展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试点。文件内容明确指出,在我国多数地方,过去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一家一户的农民,或者更明确的说,就是一些农民即使不种粮或者不种地,只要是具有农民的身份,就能享受到政府补贴,但是缺乏对真正从事粮食生产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实质性的物质、现金补贴,故而对调动劳动者种粮积极性、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大大降低。因此,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是增强农业“三项补贴”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的需要。同时还要加强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力度。文件要求地方要从中央财政提前下达的农资综合补贴中调整20%的资金,加上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资金和农业“三项补贴”增量资金,统筹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支持鼓励主要粮食作物的适度规模生产经营,政策重点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最终表现为“谁多种粮食,就优先支持谁”。同时也加大投入来鼓励一个新技术的推广,文件要求各地要坚持因地制宜、简便易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采取积极有效的支持方式,促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重点放在建立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支持上。认为为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贷款提供信用担保和风险补偿可以采用农业信贷担保形式,要着力去解决新型经营主体在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中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无论是从中国“民以食为天”的传统角度,还是分析现实得到的农业的重要性,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在寻求农业科学发展,高效率发展的道路上,政府领导班子们一直尽心竭力带领着老百姓在不懈奋斗,将迎来农业发展的美好明天!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农业合作化论文:深化农业合作化经营模式 2013年以来,昆山市锦溪镇改变传统大户承包的农地流转模式,积极引导农民入股镇农地股份合作联社,并创办“长云农场”进行实践探索。通过合作经营新模式,实现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色。下阶段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改革,探索符合锦溪实际、具有锦溪特色的城乡发展一体化道路。 一、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厚植发展根基 把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新型农业合作经营模式的推广和完善为抓手,推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一是提升现代农业产业化、生态化、集约化水平,实现农业强。在万亩生态良田项目全面完成基础上,继续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农业生产继续沿着农田标准化、品种优良化、耕作机械化、种管科学化道路发展,有效提升耕地利用率和产出率。二是让普通农户共享土地经营效益和增长红利,实现农民富。2014年,在新一轮土地流转中,我镇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增长20.2%,农民土地流转金增长12%,入股农民亩均增收近百元,集体经营、定产包工、网格化管理的经营模式通过了实际检验,群众劳动热情得到进一步激发。 二、守望江南水乡田园,留住美丽乡愁 坚持着眼全市层面的规划和资源统筹,立足锦溪的发展定位、空间特点和资源禀赋,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当好水乡风貌记忆、传统文化遗存的守望者,为城市留住美丽乡愁。一是展现土地丰饶之美,结合退二还一、退渔还田工作,做好基本农田改造,优化田容田貌,实现田成方、路成网、渠相连、水畅通。二是彰显水乡灵动之美,充分发挥稻田作为人工湿地的蓄水、净水功能,通过退潭还水、生态放养实现生态修复,确保水清、水洁、水活、水生态。三是守护村落传统之美。把田园理念融入乡村建设进程,严格按照新修编的镇村布局规划,合理统筹拆、建、留,做到规划先行、有序建设、传承文化、完善配套,做好农村传统村落和民居的保护。四是营造家园和谐之美。既“见物”又“见人”,在留存水乡村落物理形态的同时,以民风建设和环境整治为重点,着力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水平。 三、促进产业联动融合,延展发展格局 以发展农村经济、守护水乡风貌为前提,把生态资源、田园资源作为旅游资源,积极探索一条源于农业、建在农村、惠及农民的产业联动发展道路。优化载体,丰富旅游要素。通过持之以恒推进“四退”工作,让城镇更精致,乡村更田园。对古镇区已腾出的300余亩土地,耐心留白、精心规划,为承载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功能空间。结合水利工程继续推进生态廊道、明镜荡水利风景区等项目建设,形成布局合理、水绿相依、景色优美的湿地生态系统和休闲旅游载体。错位发展,打造“新乡村生活”。以动迁腾出的计家墩村为优秀,营造农耕、乡居、集市的乡村生态圈,为游客提供体味乡土文化、乡间风情、乡愁意韵的窗口,形成全方位“新乡村生活”版块,打造江南乡村休闲旅游目的地,与古镇经典形成差异,向生态游、全境游发展。 总之,我镇将持续深化农业合作化经营模式实践,推动现代农业、富民强村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让广大农民更多更好地共享农村改革发展成果,以实际行动描绘江南“鱼米之乡”的田园画卷。 (作者系锦溪镇党委书记)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运动文献综述 摘 要:我国自1953年实行农业合作化以来,学术界对农业合作化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很多学者对农业合作化的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争议,本文拟就对该问题重点争议的几个部分作一个总结梳理,以使能对该问题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退社;绩效评估 一、农业合作化高潮后的农民退社风潮 关于农民退社的原因问题,学界从不同角度给出答案。 常明明通过对比吉林、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江西、贵州等省份关于收入分配的数据,认为全面合作化的第一年,并不是学界先前所认为的高级社效益严重下降。他指出1956年合作化完成之后,除了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与1955年相比,总体上,该年农户的收入是增加的,但是各阶层农户增收的幅度及增收的户数所占本阶层比重是不一致的。合作化前相对贫困的农户,在合作社中增收的幅度较大,且增收的户数比重也相对较高,因此合作社得到了本阶层绝大多数农户的拥护。在合作化前具有相对较高生产水平的富裕中农和富农阶层增收的比重不大,减收的户数相对较多,进而引起他们中一部分农户的不满,动摇了合作化的信心,这是当时形成退社风潮的重要原因之一。① 刘贵福认为农民退社既有合作化过程本身违背自愿互利原则和高级社缺乏管理经验、干部官僚主义、农民收入降低的表面原因,更有高级社本身脱离中国农村实际生产力水平的深层原因。他指出高级社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把社员的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组织集体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不分男女老少,同工同酬。”这种生产关系是受苏联集体农庄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过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的认识觉悟。②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绩效评估 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绩效,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不同的学者用的评判标准不一样。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取得了较好绩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比如汪青松认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是评判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根本标准。1952年我国粮食产量163亿吨1955年增至183亿吨;合作化后的1956年农业受灾仍增产粮食176亿斤。1957年我国农业又获丰收,从1956年的192亿吨增至195亿吨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先例。③ 高化民指出从1953年到1957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5%,棉花平均每年增长4.7%。1957年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101%,比1952年增长25%。粮食1957年比1952年增长19%,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33%。棉花1957年比1952年增长26%,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93%。其他农作物的产量,也都比1952年有很大增长。④ 有些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绩效并不好。温锐指出,1956年合作化实现后,1957年粮食增长1.2%,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5%下降了2.3%。同时,大牲畜和农用役畜减少三四百万头,农村遭到很大破坏。尹钛认为,1952一1957年间农业生产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国家和农民的投人增加、恢复性增长的惯性以及建国初期成功的农业政策,而合作组织一般是没有效率的,不能将农业增长归功于合作制度。⑤董国强的观点是:从农村改造运动开始到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的有限增长是靠不断增长的政府财政投入维持的,农业方面的投入和产出效益比并不理想。⑥ 从以上几个学者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每个人对绩效的评判标准不一样,有的是按当期增长量、增长率与基期比较,有的是按当期增长率与平均增长率比较,有的是根据投入产出比来比较,而且比较的时间区间也不一样,这样导致得出来的结果差别很大。 武力则通过对农业合作化发展过程中合作社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将合作化运动划分为几个阶段,对合作化的绩效进行了全面完整的评估。他指出,在1951―1953年年底试办阶段,合作社的经济效益是好的,合作社的生产和收人一般高于互助组和单干农民。在1953年底至1955年春,由于合作社发展过快,合作社的效益有所下降。1954年合作社增产、增收情况还是比较好的,而1955年则明显下降;合作化高潮后第一年即1956年,合作社的效益严重下降(前文中,常明明对此存有争议)。⑦ 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绩效评估不可避免的影响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评价。 三、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评价 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仅是一次经济方面的尝试,更是一场政治运动。因此,对于它的评价就难免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难客观。 大多数文章从正反两个方面评析了这场运动:肯定的方面主要提出把农民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了集体经济,巩固了工农联盟,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物质保证等。⑧否定的方面主要在于强调“四过”问题,(指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但是,也有人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不只是“四过”的问题,比如董国强指出,合作化运动中的失误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左”倾错误,在思想认识上的根源是“一脉相承的”,不应把两者“截然地割裂开来”。⑨李安增、陈招顺指出,合作化不仅没有创造出农村的繁荣局面,反而致使农村长期处于贫穷的困扰之中。农业合作化把改造当成头等任务,失落了发展生产力这一真正目的和主题;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为的发动提供了事实依据”。他们认为,如果不是仅仅看到改造期间农村生产还有一定发展的一面,而是多角度地加以考虑和审视,农业合作化就不只是“四过”的问题。⑩从以上几位学者的观点来看,他们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评价产生分歧的根源在于:有没有把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严格区别开来。如果他们之间存在联系,则势必会影响农业合作化的评价。 四、总结 总之,从这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农业合作化的研究集中在80年代和90年代,而近几年的研究越来越少。笔者在总结的过程中发现大多数的争议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没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而这些问题本身也不容易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本文在前人总结的基础上,结合近几年的研究结果对关键的几个争议问题进行补充、完善,以使大家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有个更全面的认识。(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早期典型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业合作化则是这场改造运动的重要内容。当下人们对于农业合作化有着不同的评价,肯定者与否定者都有之。由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就同一历史事件作出不同的评判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对运动初期几个影响较大的合作社进行简要的介绍,也许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农业合作化的认识和了解。 河北: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 河北省饶阳县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在1942年日军对冀中平原进行的“五一”大“扫荡”中,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所在地的五公村遭到严重的抢劫破坏。1943年因天旱形成严重灾荒,先是大旱,从春天到二伏,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庄稼颗粒无收。二伏后虽然下了几场雨,但由于农民缺乏种籽,又想收点实在的粮食,就种了很多晚玉米,谁知玉米刚刚结粒,就被寒露以后不几天的一场寒霜打死。这一年,全村几乎没有什么收成。当时全村共320户,卖土地的101户,卖农具、衣物的218户,牲口由90头减到27头,农民因饥饿病倒的57人,死亡15人。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在抗日政府“组织起来,度过灾荒”的号召下组织起来的。 1943年冬天,五公村的乔万象、卢墨林、李玉田、李砚田等4户农民组织了一个专门进行副业生产的打绳互助组,向抗日政府贷了200斤高粱,合伙打绳度过了冬荒,但到1944年春耕时,各家仍是没吃的。这时必须实行农副业结合,一面打绳子,一面种地,才能度过春荒。这4户农民考虑:如果按一般互助组的办法,只是劳动力合作,可能发生有“闲工”“忙工”、你先我后的争执;如不分“闲工”“忙工”,糊里糊涂地组织起来,又怕发生你长我短、亏利不均的现象。最后,大家觉得:既然各户都是贫农,土地的数量都差不多(其中3人都是10亩地),劳动力又恰好相等(每户男整劳力1人),种籽、肥料又都靠副业收入来解决,不如把土地按产量折成股,统一耕种,秋后按每户土地和参加劳动的多少分粮。于是就按照土地入股,土地和劳力对半分粮,打绳副业按资金和劳力三七分红的办法组织起来。大家觉得这样既简单省事,又各不吃亏。只有中农李玉田认为自己的土地多一些,对半分粮有些吃亏,并且怀疑这样干法不行,就退了组。这时候,和乔万象等3户土地差不多的贫农耿长锁愿意参加进来。耿长锁是共产党员,懂的道理多,人又很忠厚,大家就选他当了组长。农业生产合作社就这样正式成立起来了。 这4户组织起来的农民,都没有牲口和大车,全凭人力耕作。他们把整劳力半劳力都动员起来参加农副业生产,白天上地,晚上打绳。这个合作社的土地因为多用了人工,当年的庄稼收成并不比有牲口户差,每亩地产粮220斤;在副业方面,打绳一直没有间断,到秋收时,谁家也没断过粮,因此顺利地度过了灾荒。退了社的李玉田,这一年却卖了4亩地、一块场、一副大车轮子,生活还是很困难。 1945年,五公村的农民们看到耿长锁的合作社生产不错,许多人都要求参加。合作社于是就由4户增加到17户,土地增加到228亩,并且有了牲口4头、大车2辆。为照顾劳动力强的人,合作社把分红办法改成土地分四成、劳力分六成;并正式订立了章程,明确地提出以农业为主的经营方针,建立了分工、记工和民主管理的各种制度。但因为规模一下子扩大了,缺乏经营管理经验;新参加的人中,有的是为了占便宜而入社的;土地多或劳力少的嫌土地分红少,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加上受战争摧残的经济刚刚开始恢复,合作社对土地投资的力量还很薄弱,所以这一年生产成绩不够好,秋收后每亩土地所分粮食,除缴纳公粮外,只剩了45斤,副业收入也不甚多。这样,新入社的13户中就有8户退出了社。 1946年耿长锁农业合作社只剩了9户,只有104亩地、3头牲口。分红办法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改为地六劳四分粮,副业改为劳六资四分红。这样的分红办法,使劳动力吃了亏,但因为各家的土地、劳力大体相等,吃亏沾光的问题不大,而且又多是老组员,所以每个人劳动都很积极。再加上对土地有了更多的投入,这一年合作社的农副业生产都有了起色。到秋后,全社每亩地平均产粮提高到295斤,超过了一般农民和互助组。副业生产得纯利500多万元(当时的晋察冀边区币)。 1947年,随着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五公村的战争负担也大大减少,耿长锁领导合作社制订了切实可行的生产计划。过去,他们是白天种地,晚上打绳。这时,耿长锁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成农业、打油、打绳3个生产小组,同时进行生产。这一年农业和副业生产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合作社把两头弱牲口换成了两头大骡子,添置了1辆大车,伙盖了8间房子。在这种情况下,原来退出的农民,又逐渐愿意参加进来。但合作社接受了过去社员退社的教训,采取了稳步发展的方针,所以从1947年至1952年初,一直没有吸收新成员。 1948年,五公村完成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加提高,合作社的农副业生产也有了显著的发展。社内又买了2头骡子、1匹马、1辆大车,并且盖了7间房,养了2只猪,又开办了榨油房。 1949年,由于天公作美,政治安定,耿长锁领导的合作社迎来了连续第二个丰收年,粮食平均亩产量达到329斤。这一年五公村其他农民也有很多获得丰收,其中小麦平均亩产120斤,但比合作社要少20斤。 1950年,耿长锁农业合作社在粮食方面每亩平均产量达470斤(全村平均产量250斤),副业方面资金增加到60641斤花生。此外,又盖了3间房子。这一年把副业上劳六资四的分红比例改为劳七资三,每个整劳力在农、副业上平均共分得7000多斤粮。1951年,每亩平均产量折谷511斤,每个整劳力平均分得4834斤粮食。 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引起了中共河北省委的注意。1950年,耿长锁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并出席了这年11月在省会保定召开的全省第一次劳模代表大会。耿长锁在会上介绍了合作社的历史,《河北日报》对合作社的情况作了报道。1951年4月,合作社被正式命名为“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 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了一套比较健全的民主制度,采取了简单易行的记工分红办法,并为此制定了《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社章》。 在组织领导上,合作社以全体社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社员大会每年定期举行3次(农历正月十五、五月初五、八月十五),听取合作社主任的报告,改选正副主任和生产组长等。社员大会开过以后,以家庭代表会为权力机关,一切生产计划、工作计划和较大的问题,都要经过家庭代表会讨论通过,交主任执行。每月开一次代表会,会上除讨论以上事项外,还检讨工作中的优缺点,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每5天开一次小组会,检讨工作进行情况。合作社主任每天都要和各农业、副业组长碰头,帮助各组长布置每天的工作。 在分工方面,正副社主任以下有农业组、打绳组和打油组组长各1名,全社还设有1个会计、1个事务员。另外,喂牲口、收拾车辆也有专人负责。 按照社规,全社劳动力按性别年龄评成固定工。男子18岁到65岁为整工,66岁到75岁算八成工,15岁到17岁算六成工,女子18岁到35岁算八成工,15岁到17岁算五成工,但可根据每人的劳动强度、技术高低的变化和工作实效,经家庭代表会讨论通过,随时升降。女子和男子有同样能力的,也同样记工。在劳动时间方面,把一天算成10分工,早上2分,上午、下午各4分。各种劳动力按参加生产的实际时间记工。每月结工一次。每年年底结账时,把每人在农业或副业上所做工数折成标准工(10分工为1个标准工),按标准工数量分红。不够劳动条件的老人和小孩等参加生产,则以雇工、包工等办法,临时给以报酬。 分红办法是,每年农业上的全部收益和副业上的全部红利,除留5%作为社内公积金和留出次年的种籽外,其余部分按已订的土地劳力比例和资金劳力比例分红。公粮负担由土地所有者自己负责。饲草不分,作社里伙养牲口之用。私人的农具和牲口逐渐由社折成副业资本股,全社牲口农具逐渐成为社员的伙有财产,实行按股分红。 按照规定,社员入社须经全体社员同意,退社可以自由。退社时除公积金不带外,按章程如数分得盈余。半途出社或因发生严重错误被开除出社的,资金也允许抽回,盈余也照章发给,如有亏损,则如数补偿。 山西: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 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华北老解放区的山区村庄,位于太行山区中,耕地很少,又缺水,人畜饮水问题靠窖水解决,生产条件比较困难。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村就有“组织起来”的基础,一直都是互助发展农业。1950年曾获得农业部颁发的金星奖章,是全国农业生产模范村之一。这里又是山西长治地委1951试办的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之一。到1951年底时,全村共有724亩地,94户,366人,党员29人,团员14人。 这个村的互助运动开始于1943年,以后一直没有停止过。到1950年,全村农业生产水平均超过战前水平50%。在战前每亩平均产粮210斤,到1950年平均产粮316.5斤;1943年,耕畜不足20头,羊只有几十只,到1950年全村共有耕畜58头、羊201只。1950年11月,该村在山西省劳动模范大会上被评选为生产模范村。 1951年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前,川底村就有10个互助组,共包括88户。1951年4月,先由郭玉恩、郭小有两个互助组合并起来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有18户76人,其中21个全劳动力,16个妇女劳动力;有土地152亩7分,入社土地共107亩,社员自留地45亩7分;全村的党员骨干分子大部入了社。 郭玉恩互助组成立于1943年,那时耕畜只有3头,羊只有7只,互助组成立后生产发展很快,1944年当选为太行区二等模范互助组。1946年因组员增至24户,分出12户,另组郭小有互助组。组织生产合作社前,两组共有26户,组社时退出了8户。 从1943年到1948年的6年时间里,互助组对于农民的生产,曾起了很大作用,关键是解决了劳畜力困难。但是到了1948年后,劳力畜力的困难一般地解决了,农民生活中“糠菜半年粮”的时代也基本过去。这时,这个村的农民在发展生产上主要面临的问题是:想深耕,但畜力不够,要买好牲畜,单个农户没有资本;要增加肥料,但买不起羊群(当地主要用羊的粪便作肥料);劳动力有了剩余,但由于每个人必须照顾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剩余劳动力难以用于副业生产;想改变种植结构,扩大生产规模,但土地太分散,又买不起较大较好的农具。对于这些问题,靠互助组本身是难以解决的,因而互助组普遍发生涣散的现象。 195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提出了“组织起来和提高技术相结合”的方针,曾对那时开始涣散的一般互助组的提高和巩固,起了显著作用。但对于川底村来说,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可能采取的技术,大部分都采用过了。在这种情况下,川底村的一些农民产生了自满情绪。他们说:“早起疙瘩地蛋(即玉米饼和山药蛋),晌午老瓜闷饭(老瓜即南瓜),黑夜豆面稀饭,行了。”当中共长治地委决定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川底村被确定为试办的十个农业社之一。在长治地委和平顺县委的帮助下,川底村的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办起来了。 郭玉恩合作社试办的第一年,全社的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秋后每亩粮食产量达到了454斤,比互助组时的1950年每亩增加112斤,增产32.7%,比同村单干户的平均产量315斤超过了44%。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了提高,1950年互助组每亩地18个工,1951年合作社用14个工,每亩所用劳力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2.2%。合作社副业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副业收入折合粗粮10250斤,比1950年两个互助组副业生产的2100斤粮增加了388%,并腾出了8个整劳动力从事副业生产。社里除互助组原有的财产外,又增添了3头牛、2辆铁轮车、45只羊和部分农具。由于合作社初步显示出了优越性,社外群众纷纷要求入社,1952年,合作社扩大到了46户、177人。 川底村农业合作社在当时影响很大,各部门争着来帮助工作,总结经验,电影制片厂来拍电影,艺术家来体验生活。1952年4月,作家赵树理为体验生活也来到了川底村,就住在农业社主任郭玉恩的家里。当时,社里18个党员,没有一个会拨拉算盘,赵树理就毛遂自荐,主动承担了会计业务。后来,他以川底村为素材,创作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 山东:吕鸿宾农业合作社 这是山东省的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莒县是山东根据地的重要地区。1944年11月,八路军集中鲁中、滨海及山东军区直属部队万余人,发起著名的莒县战役,解放了莒县县城。1947年莒县进行了。后,该县吕家庄村(由吕家庄、尹家楼、马家街三个自然村组成)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但在生产上仍面临不少困难。首先是耕畜不足、农具缺少。吕家庄自然村本来就是个佃户村,又经过战争的摧残,农民非常贫困。全村32户虽然分得了18顷地,但只有2头牛、3头驴。其次是劳力不足。这时,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莒县一度被敌人侵占。一些农民受敌煽动外逃,加上民工支前,村里剩下的多是老婆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村党支部书记吕鸿宾等人组织了4个变工组,开展夏种夏收,到了秋天,又把小麦种上了。这年底,外逃的群众陆续回家,他们看到该种的种了,该收的收了,对变工组很感激,开始对组织起来的好处有了初步的认识。 但是,变工组是临时性的,农忙一过就散伙。要进一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需要建立一种比较固定的劳动互助组织。于是,吕鸿宾带头组织了互助组。 互助组建立后,积极要求入组的多是贫农,而生产资料较多的中农,自己有独立经营的能力,怕别人沾光,不愿入组,但没有这些人参加,许多生产困难就难以解决。 为了吸引中农参加互助组,吕鸿宾提出了“劳力按效率评定工分,男女同工同酬,畜力按大小强弱评定工分,农具私有公用贴成色”等办法,贯彻了等价互利原则。例如,一头牛顶两个人工,一头驴顶一个半,小车用一天贴11斤小麦,耙用一天贴3斤小麦,等等。既保护了中农的利益,又调动了贫农的积极性。1949年,吕家庄32户人家全部加入了互助组。 吕鸿宾还领导科学种地,选用优良品种,使粮食产量显著提高。互助组成立的第一年,粮食平均亩产比单干多收56斤,当年被乡里评为“模范互助组”。第二年,莒县人民政府又授予吕家庄“全县第一模范村”。1950年吕鸿宾被临沂地委授予劳动模范。 吕鸿宾互助组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各块土地只能按组员各自的需要耕种,不能有效地使用土地和开展农田基本建设;一部分组员经过一定的积累,牲口农具齐备,有了独立经营能力后,就想脱离互助组单干,使互助组出现“春组织,秋垮台,明年春再重来”的现象;一些富裕农民有了余钱后开始放高利贷,甚至买地雇工,而一些贫困农民或因缺乏劳力、或无牲口、或遇天灾人祸而不得不出卖土地,沦为雇工。面对这种情况,吕鸿宾开始考虑如何使劳动互助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1949年冬,吕鸿宾看到报纸上介绍的苏联“共耕社”实行土地伙种的办法以后,就想起将互助组的土地合起来耕种。在第二年春整顿互助组时,他就有意与3个村党支部委员、8个党员、2个团员和2个生产积极分子组成了15户的大型互助组,为土地伙种作了准备。 1950年10月1日,吕鸿宾出席全国工农兵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参加国庆观礼时,遇到了农业部农政司司长刘定安。刘对他说:“鸿宾同志,你从1949年就跟我谈建立土地社的问题,中央可能在全国试办合作社,你那里可以试办一下。”听刘定安这么一说,吕鸿宾坚定了办社的信心。回到住地,就立即给村里写信谈办社的问题。 吕鸿宾从北京回家后,首先向党团员介绍了外省办农业合作社的经验,然后又把互助组的9位家长找来开会,征求意见。开始讲到合作社的好处时,组员们都很满意,但当动员入社时,问题就来了。问组员吕安友入不入社,吕安友说:“兄弟俩过日子还弄不上来,这么些人在一起能行吗?”问组员吕俊对入社的看法,吕俊怕自己的劳动力少吃亏,说家里不同意。会开到半夜,9户中有6户不同意办社,连党支部的两名成员也不愿意参加。 面对这种情况,一夜没睡着觉的吕鸿宾第二天一早,就步行60多里地,到了中共临沂地委汇报办社的筹备情况。他对地委领导说:“原来向地委汇报9户办社,现在只有3户了,这社还办不办?”地委领导说:“这3户怎么样?”吕说:“比较牢靠了。”地委领导说:“鸿宾同志,你回去成立吧,3户就比两户强。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 得到了地委的支持,吕鸿宾心里也就踏实了。回到吕家庄,就准备成立合作社。 1951年11月25日,3户要求办社的农民,集合在社员吕培家,召开农业合作社成立大会。莒县县委派来的工作组和区委的几名干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大众日报》农村版的记者,以及另外两户社外代表列席了会议。会上选举了社领导,吕鸿宾当选为社长。合作社共3户17口人、2.73公顷地、1头牛、1头驴,牲畜农具全部折价入股;分配的办法是地四劳六。合作社成立后,全国有许多的报纸作了报道。《大众日报》报道说:“山东滨海区莒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诞生,值得我们祝贺。” 吕鸿宾合作社建立后,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52年夏,小麦获得了亩产317斤的好收成,受到了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奖励。合作社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参加。夏收时,合作社由3户增加到8户。到了秋天,猛增至59户。 吉林: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 金时龙合作社所在地是吉林延吉县五区的英成村。1947年,这里进行了,由于车马农具都分散到了农民手中,给生产带来了不便。这时乡村干部听说上级号召组织起来,就下了一道命令,让全屯25户农民(包括7户地主和富农)都组成一个互助组。虽然有人不愿意参加,但怕干部说不服从“命令”而被斗争,也不情愿地参加了。 互助组采取评工记分办法,在生产中由于没有很好地组织分工,不管是大块土地还是小块土地,都是全组三四十个劳动力一齐去干。有些不愿参加互助组的农民,早上先到自己的地里干一气活,然后再到组里劳动挣工分。有的觉悟不高的组员说:“好社会到了,干活也吃饭,不干活也吃饭。”秋后结账的时候,地少劳多的人欠别人的工,应当缺工的人反倒赚了工。全组土地还有撂荒的,收获的粮食也不多。一些组员吃亏后到处宣传:互助组是吃人鬼,再互助三年就把咱都吃光了。秋后,互助组终于垮了。 1948年春,东北解放区组织大生产运动,时为英成村公安委员的金时龙在思考一个问题:自从共产党来了之后,农民分到了土地车马,掌握了政权,这一切说明都是为了农民好,可是,共产党提倡的互助组为什么就弄不好呢。他思来想去也想不出一个道理来,就跑到区里把自己的困惑向区委领导讲了。区里的领导给他讲了一番办互助组要坚持自愿互利原则的道理,金时龙顿时豁然开朗。 金时龙从区里回来后,就与村里的其他干部商量怎样再次把群众组织起来,决定召开全组组员大会,重新宣传组织互助组的好处。可是,组员都不愿意来开会,有的人来了,听说是组织互助组,又偷偷地溜了。金时龙见状,就先找积极分子商量,打消他们的顾虑,通过他们向群众宣传,不是组织互助组,而是组织插犋组。因为过去农民就有插犋的习惯,加上各户生产工具不足,生产有困难,群众觉得组织插犋组还行,全屯便组织了5个插犋组。可是4个干部却被群众抛在一边,理由是干部经常要开会,不能好好生产。金时龙等4个干部只好自己单独组织了一个插犋组。 这时,上级组织也了解到村干部参加会议过多,影响生产,就决定减少会议。这4个干部参加会议的时间少了,他们组成的插犋组每一季节生产都走在前头。群众又说:“这些干部去年同我们在一个组,他们尽开会,叫我们给他们干活;今年不在一个组,他们也不开会了!”也有群众说:“明年我自己单干,比他们强。”听到这样的议论,金时龙他们又决定把干部组拆散,分头参加各个群众小组。 这一年,由于干部带头,各组评工记账又很认真,生产组织也好,不但没有撂荒地,而且还开了荒,开展了副业生产,粮食产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群众对互助组的认识也有了根本变化,一年前说互助组是吃人鬼的组员现在也说:“互助组是不错啊,原来不是吃人鬼。”秋后,这5个小组又并成了一个大组,金时龙任大组组长。根据生产的需要,大组下又有时划分为3个小组,有时划分为5个小组。 接下来的两年,金时龙互助组生产年年都有新的发展,并被延吉县评为一等模范互助组。 但是,随着互助组生产的发展,新的矛盾又产生了。例如:水田插秧、谷子铲地的时候,组员都是争先恐后要求全组先在自己的地里干活;给地上肥时,都想给自己的地多上。于是,金时龙互助组实行了“产量保证制”,即根据土地的好坏大小,自报公议评出产量标准,除灾害外,土地所有者按标准额得粮,但经营努力而超产的部分,则归小组劳动力平分。 “产量保证制”虽然解决了插秧、铲地先后的矛盾,但由于劳动经营和增加施肥,一部分耕地的质量提高后,产量增加了。这部分耕地的所有者又提出要重新评定产量标准,甚至还有人在土地质量上升后思量着退组单干,互助组又处在十字路口。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互助组的矛盾,1951年春,金时龙提出了土地入股的办法,并且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支持。这时,组员对土地入股有3种态度:一是完全愿意土地入股,二是想自己单干,三是等待观望拿不定主意。金时龙明确宣布:土地入股完全自愿,不愿意的就不要勉强。结果,有15户自愿采取土地入股的办法,有7户愿意仍旧实行“产量保证制”,这22户还是在一个联组内统一领导,采取不同的方法组织生产。另有两户退出自己单干。 实行土地入股后,由于合理使用土地和劳动力,实现了增产增收,粮食单产不仅超过了单干户,而且还超过了组内实行“产量保证制”的7户,全组副业收入也比没有土地入股前增加了一倍。土地入股的优越性初步显示出来。这时,组内的7户农民都要求土地入股,另外两户单干农民也不愿再搞单干而要求入股,金时龙互助组也就变成了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 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基本特征 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初级社,简单地说,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土地入股分红。这是初级社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入社的农户将土地(也包括耕畜等其他重要的生产资料)以入股的方式,归合作社统一经营,社员仍拥有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按规定的比例参与分红。如《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社章》规定:“入社各户所有土地,一律统一使用,所有权仍属原主。”“入社各户所有的生产工具,一律统一使用,损坏了由社里修理,出社时保证归还。”1953年1月由中共中央批准的《东北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章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社员家庭之土地除各留出自用少量菜地及宅旁果园由自己经营外,其余土地全部入社,实行统一经营。入社土地得各依土地质量及其他条件,取得固定的合理报酬。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试办初期,原采取入股分红办法者,亦可允许。” 土地与劳力的分配比例,初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扣除公积金和公益金之后,有的合作社是土地分红多于劳力分红,如地六劳四;也有的是劳力分红多于土地分红,如地四劳六;还有地劳对半分红,耿长锁合作社就是采取这种方式。其他生产资料主要是采取租借、收买、定期还本付息等方式给予合理报酬,亦有折算为股份参与分红的情况。这样,初级社在分配上既有按生产资料分配的成分,也具有按劳分配的性质。 据1953年1月中共吉林省委的调查,吉林早期的农业合作社在土地入股与分红上,有3种情况:一是土地入股,秋后交了公粮之后,土地与劳力按三七分红,其中有的社车、牛、马、农具没有入股,评工记分时算在劳动力内,也有的社牲口、车辆作价入股,按股分红。二是社员将土地租给合作社,按土地质量的好坏规定每垧地5至8斗的租价,车、马、粮食皆折价入股,劳动力按强弱事先评定也算股份,年终分红时土地分红约占10%,劳动力分红约占63%,其余为车马、粮食、农具分红所得,也就是生产资料的分红约占30%。三是土地入股,车、马、农具按土地多少平均入股,不分红,社员劳动评工记分,秋后交了公粮之后按土地数量和质量及劳动工分分配粮食,1952年分红的结果是劳动力分得的约占75%,土地约占25%。 第二,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统一使用,对社员劳动统一管理,分工协作。耿长锁合作社社章规定:“根据不同技术和生产需要,劳动力统一分配使用。”与互助组不同的是,社员与社员间不再是以工换工,也不再分散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合作社统一安排社内的生产与分配。同时,合作社对社员的劳动进行评工记分,也有的合作社采取定质、定时、定产的包工包产制,或按件记工制,或按活评分制(按每人每日的劳动质量评工记分),或死分活计制(即按社员的劳力强弱、技术高低先评出每人预定工分,再按每日劳动效果评计实际工分)。但不论那种方式,在按劳分配时都以工分多少为依据。 第三,公有因素增多。初级社建立了公积金和公益金。经中共中央审查的《华北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简章》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得从每年总收益内扣除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作为公积金和公益金。”随着公积金的增加,合作社开始添置大型农具或耕畜,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公共财物。 第四,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自愿互利是农业合作社创办时所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东北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章程》和《华北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简章》在总则中都明确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社员入社,须由本人申请或其他社员介绍,经社员大会通过。退社有完全自由。”各个农业合作社自己制定的章程都有类似的规定。可惜在后来农业合作化运动深入发展时没有很好坚持这一原则。 由此可见,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改变土地和其他重要生产资料的私有性质,但已经有了公有的生产资料和公共积累,在分配中既有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成分,亦有按劳分配的因素。根据当年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公有制、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也是初级农业合作社被认为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组织的原因。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农业合作化论文:建国前后刘少奇农业合作化思想探析 【摘 要】建国前后刘少奇同志提出了很多关于农业合作经济发展的颇有价值的思想,主要有: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在流通领域架起一座联系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桥梁,以逐渐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暂不触动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待农民富裕了,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再向更高级的合作社过渡; 在农业合作化道路上先机械化后合作化。 【关键词】合作化,农业合作化,合作社,经济 建国前后,刘少奇对组织合作社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同时完成了几十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谈话、手稿和批示,对合作社的性质、目的和任务以及合作社的具体组织方式等做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丰富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刘少奇这些思想是在充分吸取列宁的合作经济理论并总结我国解放区发展农业合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本文撷取其中三点加以探析,相信对我国目前发展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实现我国农业的再次飞跃,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刘少奇论述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 1948年秋,随着辽沈战役告捷,淮海、平津战役相继拉开战幕,新中国的诞生指日可待,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分工,刘少奇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上,研究我国合作社经济问题。 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刘少奇认为,“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马克思、列宁讲过了,但是要处理中国的土地、农民问题还要靠我们创造,还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1]1在完成后,要通过发展农村合作社建立合作经济,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刘少奇指出“仅仅实行,只能部分地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只有发展农业,实现工业化,使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进而向社会主义发展之后,农民的穷困问题,才能最后解决。的最终结果,不是单纯的帮助农民摆脱贫困,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刘少奇认为,在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后,必须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并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地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合作社这一个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国家去帮助、教育、组织与改造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最主要的形式,”[1]11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1]27“合作社办理得好坏,对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成败,是起着决定作用的。”[1]12他在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指出:合作社问题对于今后农民的趋向和我们国家的前途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碎片化的小农生产是生产的基本特征,我们不能用强制手段去废除农民的小私有制,只能是通过一种过渡环节,也就是实行农业合作化,逐步把农民组织起来,使小农经济走向集体化,这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唯一出路。 刘少奇的上述思想实质上是论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小农生产为主的农业国家,农民不会自发的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必须在先不改变小农生产所有制的情况下,由国家建立合作社经济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二、刘少奇农业合作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优先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从流通入手,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 关于采取何种形式的合作社,刘少奇在《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合作社》一文中就曾提出:“合作社可分两种,即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但由于中国工业的落后,在革命胜利后进行经济建设的最初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广大的范围内组织消费合作社是极端重要的。”[1]32“特别在今天要着重提出商业问题,提出供销合作社问题。因为我们历来重视农业,而忽视了商业的重要性”。[1]23刘少奇认为,我国分散的小生产者,是靠商业关系把他们联系起来,并使他们和工业体系相联结,构成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整体,所以,商业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能够决定小生产者的命运。因此,着重提出商业问题,提出供销合作社问题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承担农村商品交换任务的供销合作社,作为一种合作经济性质的“买卖机关”,易于为远离市场的广大农民所接受和参加。优先组织合作社还因为:“商业如果组织得好,就有刺激生产的作用。”“尽管商业是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但它反过来又可以支配生产。”[1]22 这里实际已经揭示了商品经济对农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刘少奇曾在苏联留学,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结合俄国实际情况,宣布土地国有,交给农民使用,就是希冀从流通领域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通过供销合作社进到生产合作社。刘少奇关于通过农村供销合作社把商品经济引入中国农村经济, 引入中国农业生产过程的思想, 是借鉴了列宁发展俄国合作社的经验,在实践上已经证明是正确的。中国的农村经济繁荣发展的最好时期就是以后到农业合作化的全面完成的这段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农村供销合作社、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农村手工业合作组织等集体经济发展得也最兴旺。其之所以能够如此, 正是因为符合了马克思的“ 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集体化的原则。也是刘少奇优先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 从流通入手, 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具体体现。 (二)不能过早轻易动摇农民的私有制,不要怕农民“冒富” 中国革命胜利后, 刘少奇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应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搞新民主主义,第二步再搞社会主义。当然二者并不是绝对分离,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必须“在有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份, 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 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2]423同时他强调“这种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比东欧、中欧各国人民民主国家长得多。”[3]427基于这一点认识, 他对中国农村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赞成的, 但不同意过急。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 不可轻易地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 不要怕农民“冒富”,只有80%的农户发展到有“ 三马一犁一车” 的富裕程度后, 才可由他们自愿地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他还主张增加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他说“一家农户可以搞副业、可以喂鸡、喂猪, 甚至允许有个人的经济发展计划。”刘少奇明确表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还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他认为过早地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经济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 是与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不相符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任务只能动摇封建私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动摇一般的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他还指出“私有权在今天中国条件下, 一般地还不能废除, 对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还有其一定的积极性。”[3]60刘少奇认为提高与巩固互助组的主要问题, 是如何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 以满足农民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要求, 而不是动摇农民私有财产的问题。这一点必须从原则上搞清楚。1951年他对山西省委给中央和华北局的请示报告的书面批语中,尖锐指出:那种企图“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 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4】如果过早地消灭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 还要把它请回来, 因为它的存在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 只有在经济发展以后才能真正消灭它。 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刘少奇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认为在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并不具备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新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经济。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都应该允许其存在发展,并要加以保护,这样对促进封闭式自然经济的解体,发展农村生产力和农村商品经济,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因此,刘少奇主张保留富农经济。 刘少奇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首先, 那种急于从个体所有的互助组过渡到集体所有的合作社的主张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后, 农村经济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得到了恢复和初步的发展, 但生产力水平并未提高, 仍停留在手工、畜力水平上, 这样的生产力决定了只能搞农民个体所有基础上的互助合作, 不适宜建立集体所有的生产合作社。其次,过早削弱、否定农民私有基础的做法同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是相悖的,实质上是混淆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不同的阶段。新民主主义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 但新民主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这两个历史阶段各有不同的政策, 消灭私有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决不能在刚刚完成就采取消灭私有制的政策,这样做是错误和危险的。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急于消灭私有制,只会助长平均主义,挫伤农民的积极性,这样是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研究刘少奇这一思想, 反思历史的沉痛教训, 再对照今天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的长期不变, 我们更能体会到刘少奇同志这一思想的价值和今天党的农业政策的科学性。 (三)在农业合作化道路上,应该先机械化后合作化 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农业发展道路上到底是先机械化还是先合作化上产生了分歧,并引起了一场争论,这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民主性。主张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刘少奇主张先机械化再合作化。刘少奇曾多次表示,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为条件。早在1949年6月,他就强调说:“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行农业集体化。”[2]430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提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请示报告》,他看了请示报告后,向华北局同志表示: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械化和一定程度的科学、文化水平是难以办到的。1951年5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说:“单用这一种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从以上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刘少奇主要强调了:农业集体化要以工业的发展为重要前提和条件;农业集体化是生产方式上的根本转变,是一场革命,要有工业的发展作后盾,才能巩固集体农庄;单用农业合作化和互助组的办法,农业是不可能直接走到社会主义的,因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所以,没有强大的国营工业,不可能有全体规模上的集体化。刘少奇的这些思想归根起来,就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 刘少奇的上述观点强调了社会主义不能长期建立在落后的、手工劳动的基础之上。它符合不能离开社会生产力水平来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原理。但是他的意见当时并没有被中共中央所采纳,历史选择了主“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主张,并由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不可否认,这场运动一开始确实鼓舞了人们的干劲,从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后期的“一大二公”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偏离了最初搞合作化运动的实旨。薄一波同志在评价刘少奇关于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点时指出:“在我国条件下, 即使没有大批农业机械, 只要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发展合作组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提高生产力的目的, 但是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是不能长期建立在落后的、手工劳动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承认,这些观点从根本上说是对的, 所谓‘根本’就是它符合不能离开社会生产力来谈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原理。”[3]206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农用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的展开、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发展,各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蓬勃发展,认真梳理刘少奇的合作经济思想,学习刘少奇分析合作经济思想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思路,对当前我国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实现我国农业的再次飞跃,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积极的意义。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运动问题简要述评 摘要:近几年来,中国的“三农”问题成了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同的学者也不断地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积极地探索农业发展道路。20世纪50年代中国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是探索农业发展的一条重要道路。本文试图从各学者对合作化道路原因的研究,地方性研究到合作化问题启示的研究这几个方面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做一总结梳理,分别概述这几个问题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运动;若干问题;分析评论 一、 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原因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农业生产关系方面进行的一场革命运动,它仅仅经过几年的时间就改变了后形成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村的集体化。1956年农业合作化出现了高潮。关于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原因,学术界多有论述,目前理论界对于农业合作化之所以能顺利实施的解释大致有如下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推动对于农业合作化的快速完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如吴玉梅认为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具有以运动的模式推进、以多种形式开展、以权威主体领导、以灵活的方式进行等特点。第二种观点则从农民心理和行为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传统文化中的均平、唯上、认同与归属、需求与压力等方面共同作用,使农民在行为选择上没有拒绝合作化,从而推动了合作化运动的全面开展,如孟富国在其文中称:建国初期,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农业合作化存在着复杂的心态。常明明认为,我国实行农业合作化分为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原因,客观方面: 1.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 使贫下中农不仅不能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这就决定了他们有组织起来的要求。2.发展重工业需要从农业上面积累资金,而我国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很难满足要求,因此只有实现合作化,才能满足工业化的发展要求。主观方面的原因:一部分党员干部夸大了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和两极分化情况,过分强调两个阶段、两条道路的斗争。 二、对农业合作化的地方性研究 刘洪升对河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研究,他分两个阶段考察了河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过程,论述了各阶段的特点及其原因,在指出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的同时,充分肯定了河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就。文中还对河北省一批受到赞扬的闻名全国的办社典型作了分析,指出它们不仅对河北省甚至对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都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徐腊梅对江西农业化合作运动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分别从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 省委采取积极领导、稳步推进的方针,江西农业合作化呈现稳步发展态势;就江西省委对中央农业合作化道路决策的贯彻情况而言,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则以1955年7月严厉批判“小脚女人式”的“右倾保守思想”为分界线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呈稳步发展态势,而后一阶段,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省委紧跟形势,超速推进,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冒进中迅速走向高潮。从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失误来看,超越当时的国情、省情,人为地加快和拔高合作化进程必然会受到惩罚,蒙受损失。 张勇对湖南长沙县的农业合作化进行了研究,他分析了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思想前奏,互助运动的兴起,从互助组到初级社的转折,初级社的发展在挫折中前行,大办高级社等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历程,而且还分析了长沙县农业合作化时期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 常利兵对山西农业合作化期间农民的生活做了相关研究,对于山西的合作化运动,作者以1949年5月山西省全境解放至1957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为时间轴,按照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历史阶段展开论述。从土地、劳动和观念三个方面探讨了农业合作化时期山西省农民生产生活的具体变化及其影响。 宿秀娟在《山东省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一文中研究了山东省农业合作化的始末,对山东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由来和背景做了阐述。她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种形式为线索,结合中国共产党对农业合作化的指导思想的演变将其运动分为初步兴起、全面展开和骤然高涨三个阶段。并且在其文中对山东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及成就作了阐述。 其它地区性研究的成果还有很多,如许永杰的《福建农业合作化历史》一书,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湖北农业合作化》一书等等。 三、对农业合作化的分析评论 通过农业合作化这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党中央提出通过互助合作的形式对我国个休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它的功绩在于把广大农民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了集体经济,巩固了工农联盟,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物质保证。而且在全国范围内的合作化避免了两极分化。但是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后期,也陷入“左”的偏向,出现了急躁冒进。 对于农业合作化的评价问题,在汪青松的研究文献中,他把建国以来农村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认为建国以来农村的发展中其实有三个飞跃。他把农业合作化运动看作第一个飞跃,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建立使农业生产力获得解放,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的发展;所以可以看出农业合作化运动积极作用的一面,正确认识农业合作化运动积极的方面,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几十年来,在该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经过梳理,成果丰硕,而且在诸多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不少论著对档案资料的搜集和利用还不够充分,特别是对一些重要史实过于依赖回忆性史料,未能进行细致考订。不少论著往往偏重于从理论出发来演绎历史, 忽视对历史进行具体而深入的考察。为了进一步深化农业合作化研究,今后应进一步挖掘和整理档案资料,加强对一些重要史实的考订工作, 深入挖掘一些尚未披露的历史细节;应从历史实际出发全面地再现历史,注意反映历史的多样性、曲折性和复杂性,努力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和某些深层次的规律;应大力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区域研究,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研究。(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史研究所)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视域下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关系 摘要:统购统销政策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值得人们关注、也是影响最深远的经济政策之一,它主要是由陈云提出来的,但得到了的高度赞同和支持。之所以赞同和支持这项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统购统销政策与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相吻合,即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直接缘由是1952年到1953年粮食年度的粮食收购危机,这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而用合作化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消解这种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之一。 关键词:;统购统销;合作化;国家与农民 一、问题的提出 统购统销政策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值得人们关注的经济政策之一,中外学术界都非常重视对统购统销政策的研究。从目前研究情况来看,学术界讨论和关注的问题主要有这么一些:统购统销政策的形成原因与演变过程、统购统销政策与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统购统销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统购统销政策与中国工业化的路径选择及其对工业化的贡献、统购统销政策的地方实践等等。其中,对于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过程,人们都充分肯定陈云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确,在党内就如何解决1953年的粮食收购危机产生了意见分歧而迟迟不能做出决断的情况下,要当时正在外地休假的陈云“提出意见,以便中央通盘考虑作出决定”,充分表明了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对陈云的高度信赖。陈云在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之后,向中央提出了“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建议,并最终形成为统购统销的政策。 但是,在已有的研究中,人们或多或少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作为党和国家最高决策者的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没有的支持和同意,统购统销作为一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政策就不可能顺利出台。如果联系到1953年初对“新税制”事件的批评,我们就更有理由这么认为。所谓“新税制”事件,是指1952年12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决定从1953年1月1日起,将现行税制加以若干修正予以实行。由于该决定出台比较仓促,事先又没有进行宣传、解释,实行后在地方上引起了混乱,一些党的地方领导机构如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共北京市委和一些省市财经委员会纷纷向中央报告,引起的极大关注和强烈反应,批评“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我看报始知”,“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从这些批评话语我们可能看出,对不经他同意就出台重大方针、政策的行为是非常不满的。换言之,对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是决不会放任不管的。那么,统购统销政策在形成过程中的参予程度怎么样? 1953年10月1日晚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汇报了在农村征购和在城市配售粮食的办法,得到了的赞成。随后,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目前全国粮食情况非常严重。”“为此,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理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在会议总结中表态,“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并谈了他对粮食统购统销的认识,“粮食征购、整顿私商、统一管理这三个问题,势在必行。配售问题可以考虑,我观察也势在必行”。这就是说,统购统销政策是陈云提出来的,得到的赞同和支持,并最终成为中央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方针、政策。但为什么会赞同和支持陈云的提议?在中共党内,陈云的经济工作领导才能为党内所公认,亦为所认可。薄一波曾这样回忆:“到一九五。年四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出现收支接衡、市场物价趋向稳定的可喜现象。记得有一次我向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听后说,哦,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我又重复讲了一遍。听了,没有说话,他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块纸上写了一个‘能’字。我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日能。’点了点头。后来,还说过,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这则材料为我们提供了认可陈云经济工作领导才能的佐证,但我们如果只是从这样一个层面来理解为什么支持陈云所提出的统购统销政策,那我们就是太不了解了。绝对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对某项重大方针、政策的赞同和支持,一定有他自己的深层次考量,或者是因为这项重大方针、政策与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战略发展问题的思考相吻合。在新中国用短短的三年时间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以后,所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以合作化引导个体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认为,赞同和支持统购统销政策的原因之一,与他在这方面的思考有很重要关系。 二、1953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实际上是国家与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之间的关系紧张问题 新中国1953年的粮食危机不是农民生产粮食不足的问题,而是国家在收购粮食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或者说是一种粮食收购危机。根据罗平汉提供的数据,“195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25.7%。到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3278亿斤,又比1951年增长了10,6%,比1949年增长了44.8%,与战前最高产量的1936年的3000亿斤相比,增长了9.3%。”但是,尽管全国的粮食总产量提高了,国家在1952年至1953年粮食年度期间却没有如愿收购上足够的工业用粮和城镇居民消费用粮。对于国家之所以没有能够收购足够粮食的原因,薄一波指出:一是后农民用于自身消费的粮食大大提高了。薄一波用亲身调查证明了这一点:“1953年秋,我在华北作了几十天的调查之后,于11月7日写给的报告提到:‘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在自由市场上私营粮商同国家争夺粮食。罗平汉的研究也同样说明了这两方面的原因,此外,他还指出,农民储粮备荒的思想、等价惜售的思想、手里有钱不急于卖粮的思想也都是农民不向国家卖粮食的因素。 对于1953年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上述研究所指出的原因当然有它的事实依据,但却有些表面化。其更为深刻的原因应该在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上出现了问题,它表现为在国家急需粮食的时候,国家却缺乏有效和有力的手段从农民手里获得粮食。 以后,土地所有制的变更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量增加了。但由于农民自身消费的增加和储粮备荒,国家需要的商品粮不仅没有随着生产量的增长而相应提高,相反在下降,1951年的粮食上市量为28.2%,1952年则下降到了25.7%。另一方面社会对粮食的需求量却在不断上升。再加上私商的哄抢,使得从1952年下半年起,一些地方出现了抢购粮食之风,“如河南省洛阳、许昌等地区,群众纷纷出售棉花、生猪,抢购小麦”,这造成全国很多地方国家粮食部门给出的收购牌价与市价脱节,“江苏省杂粮市价高于牌价15%,有的地区高出30%。河南、江西、安微、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省的粮食市价一般高出牌价10-20%。”粮食市价一高,国家就更难以用牌价收购上粮食了,即使在产粮区也是如此。而且,农民中那些具备经济头脑的人,一看到粮食价格波动,从事粮食贩运有利可图,也就纷纷加入到贩粮队伍里面来,用陈云的话来讲,“只要粮价一波动,搞粮食投机的人一晚上就可以增加几十万”。这进一步增加了国家用牌价来收纳粮食的困难。 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个体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在利益问题上目光是非常短浅的,它们更为注重眼前的物质利益,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经济发展所能带来的长远利益则是很茫然的。当然,千百年来形成的小农特性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对于1953年粮食收购危机的发生,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个体小生产者。当国家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候,国家财政资金的紧张,使政府不可能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运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粮食收购问题,何况在苏联工业化的过程中也没有任何用市场手段来解决粮食问题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只能够设想非市场的途径。同时,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已形成的计划经济取向,也使得个体小生产者长期形成的上述特性被认为是有碍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为此,新中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国家和农民的政治、经济关系,控制和引导个体农民的经济活动,使它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大局。 三、合作化是对个体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而消解国家与农民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 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历代统治者都必须面临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历史悠久、高度发达的国家,在封建时代,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专制和乡村有限自治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具体表现为:第一,国家(也就是封建王朝)在宏观上和整体上对社会实行全面的专制性控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第二,中央权力没有直接到达乡村社会,所谓“王权不下县”,即国家制度性的权力安排只到县一级为止,县以下主要依靠杜赞奇所说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进行治理,这种权力因素“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也就是说,农民实际上处于国家政治的边缘。这造成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松散的关系,对于农民来讲,他们并不十分关心是谁高居于权力之端,谁坐都一样,都要向他纳粮。纳了粮,就算尽到了做老百姓的责任。国家则只要农民纳了粮,也不太去理会他们的生、老、病、死,听其自生自灭。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深入到乡村社会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表征。在中国。这也就是突破“王权不下县”的传统习惯,将乡村社会和农民纳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体系中来。中国的这个转变过程发端于清末,在民国时代,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曾有这方面的努力,但因为受多种因素的牵制而收效甚微。在这方面真正取得成效的是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实际上也是一条把政治权力向乡村社会渗透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路。通过给予农民土地权利的土地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赢得了广泛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运动,让亿万农民群众获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这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因为获得了广大农民阶级的高度认同而变得更加巩固。同时,中国共产党明确宣布,新中国是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彻底结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个体农民远离国家政治生活的局面,在政治上建立了国家与农民的紧密关系。但在经济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马上改变个体农民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后的中国乡村地区还继续保持着小农经济个体生产的状态。 对小农经济的特性,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分析中,影响最深远的是马克思在分析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法国小农阶级时所提出的“马铃薯说”。马克思认为,法国“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当,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过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拥有的“一小块土地,不允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他们“彼此间只有地域的联系”,没有“形成任何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不能代表自己”,“—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就好像是由“一个个马铃薯”堆积而成的“一袋马铃薯”,而他们需要的权威与代表,则好像是从上面赐给他们的“雨露和阳光”。这种分析经过列宁、斯大林结合俄国国情所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对小农阶级的经典认识: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受落后生产方式的限制,受长期的私有观念的影响,有着分散、保守、自私等特点;他们往往具有散漫的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狭隘观点,缺乏远大眼光,无法认识自己阶级的整体利益,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影响。 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以后,当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任务摆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时候,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小农经济特性的分析,正确引导和改造作为个体生产者的农民,克服其私有观念和自私性,也就成了和中共中央所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马克思和列宁早有定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该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而支持这一结论的理由则是农民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对此也是深以为然,早在1943年他就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又进一步指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所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新中国建立后,对以后农村的阶级分化情况十分关注,一方面认为不可避免,但另一方面要力求避免这种趋势的发展。所以,他在1951年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党内争论中明确支持中共山西省委提出的“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意见。赞同中共山西省委的观点,他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强调:“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这就充分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后引导个体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思想是坚定不移的。 四、统购统销政策与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相吻合 当1953年的粮食危机突出地反映了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上所存在的紧张关系时,这种个体农民不愿向国家出售粮食的情况被视作典型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它深深地引发了对个体农民作为私有者的担忧。以后,“从农民是劳动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可以引向社会主义;从农民是私有者和农产品的出卖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如果听任这种自发倾向发展下去,就会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的阵地加强起来,社会主义阵地削弱下去”。这就使感到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改变这种情况,在整体上是引导农民搞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道路,“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具体到粮食问题上,他就高度认可陈云提出的统购统销政策,认为它是一种有效的改造个体农民的方法,能够把个体农民引入到合作化道路上来。 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以及政务院颁布的《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城市和集镇中的粮食交易场所,得视需要,改为国家粮食市场,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以工商行政部门为主会同粮食部门共同管理之。凡进行粮食交易者,均须入场交易,严禁场外成交。”“严禁投机倒把、扰乱市场。”“对投机取巧、扰乱市场、造谣破坏,违反本办法规定者,必须严予议处。” 在这样的制度规定之下,农民必须按照国家要求的农产品数量和种类予以交售和缴纳,这实际上意味着农民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已经没有种什么、种多少的完全自主权。除了缴纳农业税以外,农民必须将扣除口粮、种子粮、耕畜和家禽家畜的饲料粮、家庭副业用粮后所剩下的产品按照国家规定的牌价交售给国家,也就是说,农民没有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有完全的支配和享用权。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统购是农民必须完成的义务,“农民必须无条件和土地牢固结合在一起。他们只能用在自己土地上生产的产品完成国家统购任务和满足自己的需求。可见,统购统销实际已要求农民放弃迁徙和择业自由,成为隶属于国家并依附于土地的劳动者。”也就实际上解决了如何把个体农民纳入到国家计划建设轨道上来的问题,符合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要求。 综上所述,1953年粮食年度的粮食收购危机是引发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直接缘由,而这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国家与作为小生产者的个体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用合作化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消解这种紧张关系的基本思路,统购统销政策契合了这种思路,这是之所以赞同和支持这项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关于消除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采取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来加速改造个体农民的思路,本意是消除这种紧张关系,但从集体化实现以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来看,则未必真正达到了目的。集体化的过程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提升农民生活水平,这使得在中国解决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于探索求解的问题。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心态研究 【摘 要】1949年至1953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在全国许多地区都出现了运动的小高潮,其中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是小高潮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农民为什么会此积极的参与其中,就要从他们的心理状态上来进行分析。通常情况下,农民对以中共为首的新政府的信赖,以及合作化所能带来的好处都是他们积极支持合作化运动的原因,同时国家宣传机器的运作和某些压制性的措施对他们的心理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心理;感恩;逐利;宣传;畏惧 一、农民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感恩心理,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合作化运动 中共之所以能取得全国胜利,其中的一条重要因素便是的实行。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改造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获得了土地的农民从内心深处对共产党及其领袖充满了无限的感激,认为只有支持共产党的政策才能让他们过上理想的生活;加之随着和全国解放的完成,中共及其领导的政府完全取得了农村的支配权,农民们对共产党和新政府的信任心理也逐渐加深。因此,在共产党号召农民开展合作化运动后,相当多的农民出于对共产党的感恩思想、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而组织起来,“共产党领导我们剿匪、反恶霸、减租、,哪一件不都是为了老百姓?现在号召我们组织互助组,也是为了我们打算”。 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印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后,农业互助合作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到1952年上半年时,全国共建立农业互助组802.6万个,入组农户达4536.4万户;建立初级社3634个,入社农户5.72万户,其中相当部分是有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出于忠党爱国的信念自发地组织起来的。1952年春,山东省兰陵县长马河村村民齐四喜和其他四家农户商议道:“共产党给咱分地分家什,让咱吃得饱穿得暖,咱一点都没亏着。现在人家让咱搞互助,肯定也不亏着咱,咱要是不搞互助不就是不信人家共产党?”大家都觉得有理,便在区干部的帮助下成立了以齐四喜为首的互助组。(《临沂地委一年来互助合作运动初步总结》,1952年10月) 一些群众出于对中共的感激和对政府的拥护,为了“赶浪头”、“争光荣”以便向社会主义前进而积极参与组织合作社的活动。辽西省开原县郭家沟村劳模刘春山,在1951年冬从县里劳模会回村后就在村民中宣传:“快走社会主义啦,那时东西归大堆,人都伙吃饭,晚走不如早走,咱们先行一步吧!”盖平县积极分子也说:“早晚得走这条路,晚走不如早走。”他们认为,“互助组没前途,不时行啦,赶不上行市了”,“再不搞农业合作社,就叫人家落下了”,“都搞成农业合作社好领导、省心”。据辽西省统计,全省313个社(1952年)中有92个社出于这种动机而创立的。(《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P85~88)这也是在1951~1953年间大量自发社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合作化运动的优点激起了农民的逐利性 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追求实际利益是他们从事某种活动的根本动力,许多农民积极参与合作化运动的主要动机就是照顾自身利益。农民在参与互助合作时所追求的无非就是两种利益:一种是经济利益,另一种便是政治利益。 一些合作社在成立之后初步显示了其在经济上的优越性,让原先对合作化持观望疑惑态度的农民改变了想法,积极申请入社。山西省平顺县郭玉恩合作社试办的第一年,全社生产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秋后每亩粮食产量达454斤,比互助组时的1950年每亩增加了112斤,增产32.7%,比同村单干户平均产量多产出44%。农业生产率也有了提高,1950年互助组每亩地用工十八个,而1951年合作社则用14个工,每亩所用劳力的劳动生产率提高22.2%。合作社副业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副业收入折合粗粮10250斤,比1950年两个互助组副业生产折合2100斤粮增加了388%,并腾出八个劳力从事副业生产。设立出互助组原有财产外,又增加了三头牛、两部铁轮车、45只羊和部分农具。社外的群众纷纷要求入社,到1952年时,合作社已吸收46户,177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上册》,P199~P217)山东省莒县吕鸿宾合作社在1951年组建时仅有三户17人,1952年夏收时,该社获得小麦亩产317斤的好收成,受到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奖励。许多农民受此吸引而入社,到当年秋天,吕鸿宾合作社成员由初建时的三户猛增至五十九户。(《当代中国典型农业合作社史 下册》,P664~P690) 中共中央在1953年2月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党和政府应当将种子、肥料和农具贷给参与合作组织的农民,或者是提供低息贷款。这对当时缺乏经济支援的农民来说,无疑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辽东省辽阳县胡景禄生产合作社就是为了取得政府贷款而组建的,结果因为生产计划安排不周,造成收支入不敷出,债主每日讨债,社员为此懊悔不已。辽东省委将这种情况定为组织动机不纯,结果事与愿违,“为了政府贷款而组织的(没等组织好,就向政府及银行备了案)因未得到贷款而松懈下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上册》,P555~P556) 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执行“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广大农村地区作为中共最重要的根据地,其所经历的政治运动也远多于其它地区,经历过历次运动洗礼的农民也开始具有了较强的政治敏感。 另外一些农民,主要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及其他有错误的人,他们在政治上处于劣势或者弱势,他们对政治较为敏感。当政府发起合作化运动后,他们中的部分人便积极参与其中,甚至不惜在经济上吃亏,以设法获得某种保护甚至是重新恢复其“剥削者”的地位。江苏省句容县延福乡富农陈凯富,“以经济引诱的方法”加入仕维海互助组,他把农具、耕畜借给公用,不计代价,甚至自己给供销合作社推车拉粮,每次将推车所得工资一万元中抽四千给互助组做公积金用。(《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P171)陕西省蒲城坡上头村富农李春有和两户雇农组织了互助组,他说:“我的车辆牲口强,人力缺,100多亩地,往年雇一个人,连吃带拿,得八石多麦。在互助组里,只出三石麦子就行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下册》,P615)但这种“坏分子”进入合作组织进行“剥削”的情况并不多见。 三、大众宣传的鼓动 一般说来,公众的心理极易被大众宣传所鼓动,尤其是当宣传的内容被不断重复或者着重强调,民众在这种条件下极有可能会接受宣传内容,甚至将这些内容传播给他人。中共早在革命年代就极其注重宣传工作,而建国之后,为了最大限度的运用国家的组织力量开展宣传工作,中共中央于1951年1月1日《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文件规定,“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并建立关于宣传员、报告员工作的一定制度”。同时,中共也投入大量精力发展和完善报刊、广播、电影等大众媒体,以建立一个遍及城乡的国家宣传网。建国前多数农村信息闭塞,与外界媒体缺乏接触,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也普遍偏低,这也使得他们极易被新建的国家宣传网所吸引。 劳动模范的宣传在广大农民脑海中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合作社图景,农民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成为他们加入农业合作社的重要动力之一。1952年春,河北省委在省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介绍了饶阳县耿长锁合作社的先进经验,并印发给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这些材料很快便由地方媒体传播下去。《人民日报》分别于1952年3月19日和22日报道了饶阳耿长锁合作社和川底郭玉恩合作社的先进事迹。1951年11月25日,山东人民广电台和《大众日报》社两家媒体来到莒县吕鸿宾合作社成立大会现场,并对此作了专门报道,继而全国也有多家报纸进行报道。许多地方农民和基层干部对这些报道的权威性毫不怀疑,也纷纷模仿报道中的内容,组织自己的互助组和合作社。辽阳县二台子村支部书记所领导的合作社模仿延吉县金时龙合作社经验实行土地入股,但由于不能正确使用劳力,只好干一天歇一天。(《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 上册》,P555) 1952年4月至8月,中中央派出了以农业劳模为主的中国农民代表团访问苏联。访问期间,苏联高度机械化的集体农场以及农场中现代化设施让代表们羡慕不已,发出了“集体化的好处说不完”的感慨。回国后,这些劳模们不断往返于各级党政机关的礼堂,向无数的听众宣讲他们在苏联的见闻体验。耿长锁在演讲中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的优点太多了,说也说不完。”(《河北日报》,1952年9月18日)李顺达也说:“社会主义以前光听说好,社会主义究竟个什么样子不了解,现在可完全明白了。”(《山西日报》,1952年9月27日)媒体在报道劳模们的访苏活动以及回国报告时,实际上就是在暗示读者,只有走苏联式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才能过上好日子。到1952年11月时,也就是中苏友好月,劳模们对苏联农业集体化好处的宣传达到了顶峰。媒体的大力宣传,以及劳模本身的示范作用,激发了人们参与合作化的热情。 四、农民对强硬措施的畏惧心理 农业合作化运动自展开以来就一直未能避免急躁冒进的问题,诸如强迫命令、强制编组建社的问题始终难以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为了加快合作化进度,不惜以各种非正常手段强制农民入社(组),如给人扣帽子、没收农具、扒院墙甚至打骂群众等等,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心理负担。许多农民由于惧怕和避嫌而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申请入社(组)。 河北省大名县为了完成创办大社的任务,区、村干部直接强迫互助组加入合作社。该县文集村村干部为了建立100户以上的大社,直接就在群众大会上讲:“谁要不参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道路。”党员文绍忠不愿入大社,党支部让他反省一天,当他被迫答应入社后,支部又让他动员所在的互助组并入大社。该村所有的磨粉家具和大车都被合作社控制起来,村干还威胁群众说,不入社就不能再用这些家具,以强迫农民入社。(《人民日报》,1953年3月24日)山西省襄陵中和庄支书在组社时采取强制手段,有党员不愿参加,便召集其他党员斗争他,最后还要召开群众大会让他当众认错。随后村支书问群众:“还有入社的吗?”当即就有十多人举手。后来有群众反映道:“看那架势不入不行,咱怕斗争坦白。”很多农民正是由于这种害怕遭到打压的心理,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意愿办社入社,这种强制入社的现象在许多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单干户通常都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政策上也要求对他们合法的利益进行保护。当合作化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单干户通常会面临两难选择:入社怕吃亏,害怕一入社就把自己的财产归公;不入社又害怕被孤立,被批评。但他们很快就会在现实面前做出选择。1952~1953年冬春之际,伴随着新一轮合作化高潮的开始,部分地区歧视、打压单干户的现象愈演愈烈。 山东省诸城县朱村乡的农业合作社显示出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后,干部和积极分子中产生了好大喜功的思想,他们歧视单干农民,辱骂单干户:“单干户等同地主坏蛋一样”,“单干户走台湾路”。有人受不了这种指责,怕受歧视,甚至半夜提灯报名入社,影响甚坏。(《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 上册》,P82)河北博野县二区有村庄在唱戏时,让组织起来的农民坐在前面,单干农户坐后边;三区的某村干在单干户前声称:“十天以内组织起来,如果组织不起来,每人背十斤米到县受训。”阜平县上堡村干部在房上高喊:“单干耻辱,入社光荣!”该村甚至规定,后入社的是候补社员,要完成社内分配任务。而且也没有发言权。(《中国农报》,1953(8)) 这种想法设法打击单干户的现象不仅违背了党中央强调的自愿互利原则,影响了合作化运动的正常发展,而且引发了农民在心中对“共产”的恐惧,误以为马上就要“共产”。一些单干户在被迫入组入社前,变卖家产、屠宰牲口、大吃大喝,将自己的经济水平降到极低的标准,一时间人心惶惶。 结 语 多种因素的交织导致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小高潮的出现,其中农民自身的心理因素是合作化迅速推广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正确面对这个问题就显得异常重要。 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他们所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利益问题,只有实际的需要才能有效地激发和维持他们的行为。的开展及完成让广大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加深了他们对中共的信赖,进而又使农民相信只要跟着共产党走就会过上理想的生活;合作化所展现出的一些优越性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农民也具有很强的新引力,相当部分农民积极建组入社完全就是冲着“好处”去的。同样,某些地区采用强硬手段来推动合作化,农民在重压之下被迫入社,其实质也是农民惧怕自身利益受到更多的损害而采取的权宜之策。 另外,当时处于相对保守和封闭环境中的农民很容易接受政府的宣传和动员。建国初期的农民多数未受过、或者受过极少的教育,而且多数人只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村落中,对外界所知甚少。建国之后,政府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的宣传体系,通过宣传执行政策的好处、模范人物的事迹等内容,使原本封闭环境下的农民逐步了解到由政府所营建的外部世界,激发他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生活的向往,诱导他们参与国家机器的建造。 农业合作化论文:农业合作化的伟大意义和青年的责任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中央七届六中全会决议在全国人民中间传开了。全国农民正朝着社会主又方向迅跑。预见的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潮头已经涌现。对这个几万万农民参加的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大革命,采取积极的热烈的欢迎的和全力以赴的态度,还是冷淡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是衡量我们政治觉悟的尺度。团中央已经向全国青年发出号召。要我们认真地学习的报告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决议。通过这次学习,受到一次最深刻的教,并要我们积极地参加到农业合作化的伟大斗争中去。 农业合作化的世界意义 我们首先座谈认识到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比更加广泛和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这个革命,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 它的伟大的世界意义就在于——约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农民。和工人阶级在一起。高高举起社会主义的大旗。不要资本主义,要社会主义。世界上这样多的人口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走上了幸福的共同富裕的路,难道它的意义仅限于国内而不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大事吗?这一伟大的事件,它将对世界发生影晌,对全世界资本主义势力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将大大加强社会主义民主阵营的力量。我国农民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农民弟兄一样,永远地摆脱了剥削、压迫和贫困的地位,必然会得到全世界至今仍然呻吟在地主、资产阶级压迫下的劳动人民的欢呼,唤起他们起来争取解放与幸福生活而斗争。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就会逐步地达到最终消灭农村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富农。使我国资本主义在农村断了根。资本主义世界中包括台湾仇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仇视中国人民社公主义事业的人都妄想把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当作他们复辟的依据,当作吸引农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来的磁石,总以为世世代代在小块土地上经营生产的个体农民,习惯于走个人发财的路,一定不合赞成社会主义而宁肯选择资本主义。可是。他们忽视了一件根本事实: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革命利益的一致性,中国农民和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具有牢不可破的友谊。农民在党的不断教育之下,社会主义觉悟日益增长。在农业合作化显示其伏越性的情形下,他们一定选择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农业合作化的彻底实现,就狠狠地打击了一切帝国主又的阴谋家,埋葬了他们寄托的希望。这个意义正如斯大林同志在论苏联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和指明农民全盘集体化的胜利时说的:“各国资本家妄想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点希望,即‘神圣的私有原则’,已在崩溃而化为灰烬了。他们所认为是资本主义滋养料的农民:已纷纷抛弃那所赞美的“私有制度’旗帜,面走上了集休制度的轨道,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妄想资本主又复辟的最后一点希望,已在崩溃下去”。农业合作化的伟大意义,从这裹可以完全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农业合作化问题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某些人们那样的痛恨,因为它那么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世界。 农业合作化进一步巩固,农联盟和加强国家的力量 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又的阶级基础、我们的党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起,就重视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合斗争。在反对帝国主又和封建主义。满足农民消灭封建所有制,获得土地的要求的基础上,全国农民和工人阶级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后,农民要求土地的愿望达到了。工人阶级要继续和农民保持联盟,便必需提出新的能把几百万农民动员和困结起来的伟大目标,建立新的基础,这个目标和新的基础便是社会主义。 我们的党规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心。也只有在强大的工业的援助下,我们的农业的落后状态才可以根本改变,农民的生活才会不断提高。但是,仅仅有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主体是不够的,没有农业的由半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不仅工业的发展会因农业赶不上而遇到绝大困难,而且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蔓延,就会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贫者会埋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说我们为什么不关心他们的疾苦。富裕的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民也会埋怨我们,为什么不让他走资本主义的路。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就有遭到破坏的危险。现时的情况正是富农想竭力保持其地位,并竭力在争取和影晌其他想个人发财不想走社会主义的富裕农民向资本主义发展。而广大贫农和新中农、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中,有很多今天的生活仍是很困难的,他们不要资本主义,盼望着社会主义,把希望寄托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工人阶级身上,他们希望早日得到拖拉机、收割机和实行电气化,希望多得些肥料。能多多的买到些又便宜又好的生活用品。在这种情况下,要继续巩固工农联盟,只能坚决的采取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政策。“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十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农业合作化的政策首先便把估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苦农民团结起来了。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使得他们必须巩固地依靠着工人阶级。农村人口中其余的百分之二十几的富裕农民:虽然他们暂时还不想走合作化的道路,但是,只要我们耐心等待和采取说服教育的态度,他们见到我们关住了资本主义的闸,资本主义“此路不通”,看到农村中大多数人都加入了合作社,看到合作社年年能增产,又好又光荣,单斡没有一点好处,他们迟早也一定要走到农业合作化道路上来。迫样我们就把全体农民都团结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了。 农业合作化把全体农民都团结到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来,富农便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在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便决定分晓了。 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相互发展和相互支援,工人农民和其他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从落后和贫困状况改变过来,我们国家的两十基本阶级的联盟也就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更加巩固,就无比地加强我们国家的力量,使我们的国家能够战胜任何困难和具有粉碎任何侵略者的威力。正如斯大林同志说的:“我国革命和其他一切革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使人民摆脱沙皇制度摆脱资本主又制度而获得了自由,姑且把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状沉根本改善了。我国革命力量雄厚和不可战胜的原因,就在这里。” 农业合作化论文:对解放初期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再认识 摘 要:后,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需要,是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农业合作化后,帮助广大贫苦农民迅速地增加生产,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种种困难,使国家得到比较多的商品粮食及其它工业原料,同时也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能力,使国家工业品得到广大的市场,这就为农村的稳定提供了基础。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把工作方针上的不同意见上纲到政治高度加以批判和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理解教条化、绝对化的教训必须记取。 关键词: 合作化 经验教训 农业合作化是指解放初期在我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互助组发展、初级社发展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三个阶。第一阶段是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二阶段,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发展。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虽然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如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过粗过快,合作化运动急于求成的倾向等问题,但综观解放初期中国的农业、农民的发展状况和新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农业发展提出的要求,可以深刻感受到,农业合作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后,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需要,是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1.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是全国大多数农民的迫切愿望 深刻分析了当时的中国情况:“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者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1](P429)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初步发展,后的农村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有一部分富裕农民依靠资金、农具、劳力等方面的优势,经济地位上升很快,其中少数人通过雇工或放高利贷发展为新富农。大多数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虽有改善,但由于缺乏资金、耕畜、农具或劳力不足,扩大再生产仍有许多困难,更经不起天灾人祸的袭击。一些刚刚分得土地的农民重新丧失土地,或将面临失地危险。所以,为了不使生产萎缩,真正使绝大多数农民摆脱贫困,防止封建剥削关系死灰复燃,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在当时确实是绝大多数农民的要求。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经济,能突破小农经济的局限,能办他们难于办到或办不好的农事,解决单门独户难以解决的困难。据农业部对东北、华北40个初级社的统计,1951年这些合作社单位面积产量平均超过当地单干户产量的39.3%。福建龙溪地委对四个县的五个社、五个互助组、五个单干户的调查,1953年早稻收成情况,初级社平均亩产量526斤,互助组420斤,单干户390斤。由此可见,后,对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变革,反映了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针对这些新情况,党中央十分重视,积极提倡和鼓励发展劳动互助组织,包括临时的季节性的互助组,以及常年的农副业结合的互助组,并制定各种奖励和优待政策。这些互助组织,通过实行必要的集体劳动和分工协作,大多能提高劳动效率,能改进耕作技术和改善生产条件,使农作物的产量超过一般单干的农户,并增加了互助组农民的收入。 2.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是国家工业乃至整个国家发展对壮大农业发展的要求 解放初期的中国,国家工业化对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年年增长的需要,同农业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存在尖锐矛盾。党中央认为,解决粮食紧张问题,只能是大量增加粮食生产。但小农经济潜力很小,在农业中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不是近期能办到的。据统计,1954年以前,以农业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工业品的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50%、占轻工业总产值的80%左右。1953年,随着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展开,要求农业有计划地为工业提供更多的商品粮和原料。但当时的个体农业,满足不了这一要求。个体农业生产水平和商品率都很低,不能为工业化提供足够的商品粮和原料。而合作农业不但能比个体农业提高生产水平,而且商品率也比个体农业高。据国家统计局对25省1.6万多个农户调查,1954年贫农个体农户粮食商品率比社员低18%左右,中农个体农户比社员低5%左右。因此,合作农业比个体农业更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因此根本出路在于走农业合作化道路,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并在合作化基础上适当进行技术改造,才能大幅度地提高粮食产量。正如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2](P431)195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认为,初级社已经在试办和初期发展中显示出优越性,证明它是引导个体经济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的适当形式,是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环节,各地农村工作的重点是转向兴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提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必须先有农业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的重要观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3](P432)又指出:“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4](P432-433) 二、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实现了中国土地的公有化 随着土地及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归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在广大农村建立起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这标志着我国基本完成了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亿万农民彻底摆脱了小块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合作经济的发展道路,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历史时期。在对中国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通过合作制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定了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援助的原则,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社会主义改造形式、把个体农业经济基本改造为集体所有合作经济。实践证明,在农业合作化后,农业合作化排除了生产资料在少数人手中日益集中的可能,从而防止了农村中出现两极分化,帮助广大贫苦农民迅速地增加生产,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种种困难,使国家得到比较多的商品粮食及其它工业原料,同时也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能力,使国家工业品得到广大的市场,这就为农村的稳定提供了基础,而只有农村、农民稳定,工农联盟才可能维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才可能站稳脚跟。在农业合作化后,我国农业的发展就有条件对土地的利用进行合理规划,逐步进行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逐步推广机械耕作、施肥、杀虫等农业科学技术、从而使我国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观。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仍然只在原来的小块土地上做文章,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 三、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历史教训是应深刻记取的 1955年是我国农业合作化发展过程中关键的一年。此前,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在1952年冬和1954年下半年出现了两次局部性冒进,但基本坚持了稳步前进的方针。可是从1955年夏季以后,发展速度突飞猛进,到1956年我国广大农村就基本实现了原定用十五年左右时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 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批判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实质上只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这种批判,把本来属于党内正常的工作方针上的不同意见上纲为“两条路线的分歧”,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邓子恢作为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负责人,在农业合作社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强调必须注意客观条件提供的可能性,坚持“生产需要、群众觉悟、领导能力”三条方法,积极而又稳步地前进。这样做,虽然村具体过程上看,似乎是慢一些,但从整个合作化来看,会是更快一些和更好一些。关于合作社“翻半番还是翻一番”的争论,他认为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增加几十万个社,而在于上面不断加码,会形成各级组织的单纯任务观点,势必给农业生产造成损害。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步骤要稳一些的意见,是符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的。可是,这些意见当时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内受到批判。这不仅损害了党内民主讨论、实事求是的作风,更助长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急于求成的倾向,导致出现一些缺点和偏差。1955年以后,在不断升温的反“右倾”的政治气氛下,决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剥夺中农的财产等政策约束力被大大削弱了。许多地方发生强迫命令现象,规定土地入股的分红比例偏低,对社员入社的耕畜、农具作价过低,未能及时或没有偿付价款等,严重侵犯了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利益。虽然中央提出要认真做好建社前的准备工作,注意控制合作化的进度,要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追求数量的偏向,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做到。许多地方建社前准备条件不足,却要求过急,发展过快,工作过于简单粗糙,使合作化运动在1955年至1956年一个冬春席卷了整个中国农村。到1956年底,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总数已达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初级社户数占85%,高级社户数占878%。就是说,只用1956年一个年头,就基本上完成了高级形式的合作化。在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这个阶段,步子显然走得太快了。 农业合作化过程给我们的历史借鉴和现实启示是,不能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理解教条化、绝对化。当时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广大农村是纯而又纯的集体所有制,来不得半点私有成分。所谓个体经营和多种经营,在他看来都是有悖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他要通过合作化道路,把广大个体农民的私有制,全部改造成为集体所有制。他认为富裕中农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都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须彻底消灭,使资本主义绝种,使小生产者绝种。这样,邓子恢所提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鼓励个体经营和多种经营,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做法,自然受到批判,被认为是鼓动农民“闹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 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这些弊端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认识到,更为严重的是,后来又在高级社的基础上发展起了“”,搞什么“一大二公”,使农村中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共产风”愈演愈烈, 我国的农业也因此而发展缓慢,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这种情况直到1978年以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探讨: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效果提升探索 摘 要: 基于对大学语文课教学现状的思考,大学语文教学应在提升语文水平的同时传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大学语文意味着语言运用技能的落实,设置措施得力的教学实践也是提升教学质量的保障。 关键词: 传统文化 应用技能 落实目标设计方案 大学语文是面向高校非中文专业学生开设的公共基础课,承载着提高大学生语文素质、能力、人文修养,弘扬传统文化的使命,在高等教育中发挥着特有的功能。这门课的教学研究宜着眼于使命和实践。 一、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效果不明显的原因 1.社会教育导向之误。 “科教兴国”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发展战略,含义为发展科技教育事业以振兴国家,指科学和全面的教育。全面教育,首先是成人,其次是成才。要做事,先学做人。 2.高校办学思路功利化。 当前部分高校面临转型,积极培养“应用型创业型人才”,大学语文课和专业没有紧密相关性,虽有应用但没到非学不可的地步。 由于高等教育和实用技术一定程度上的脱节,部分高学历人才往往眼高手低,高不成低不就,不被用人单位看好。专业是看家的本领,工作的敲门砖,被一再强调,学生看重。大学语文类课程不涉实用技术和生产力,在高校(特别理工科)逐渐不受重视,由必修而选修。可有可无,大学语文教师地位尴尬,前程堪忧。 3.学生忽视大学语文课。 语文考试综合面广,得分点均匀铺开,复习需面面俱到,文言文、诗词默写需下功夫记诵,作文水平靠平时素养积淀。大学语文因产品“性价比”低而少人问津,有时为电脑系统分配而“选”成课,学生懈怠应付。上课始拿出课本,下课夹书本走人,平时不看,考前熬夜背,过关即扔掉。 这样的学习,造成中文水平马虎,人文素养没有保证,文化传承令人担忧。教育理念倾向经世致用本来没错,错在不懂得大学语文对提升民族文化层次的深远意义。首先要解决教育导向问题,其次要采取得力措施保证大学语文的博大内涵与学以致用,使学生学而不厌,学有所获,成人成才。 二、大学语文文化应有之义 1.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担当使命。 大学语文浸润着传统文化,担当着传承的使命。爱因斯坦说:“专门知识技术虽然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给他一个和谐人格。最重要的是借着教育获得对于事业和人生价值的了解和感情。”中国传统文化有为学、为道之用,为学可增长知识,发展才智,为道的目的是提升心灵境界,陶冶情操。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以影响个体的生活方式塑造个体。大学语文课就是用传统的优秀文化影响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意识,使之形成健全的符合时展和社会需要的人格精神。 以科技为优秀的现代文明在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地造成社会道德的滑坡:学风是世风的先导,大学是社会的灯塔,教师的责任是:借助传统文化,以文化人,润物细无声地帮助一代青年摒弃假、丑、恶,弘扬真善美,关注学生健康人格的养成、心灵的净化、人性的归宿。 教育的优秀是唤醒崇高的人格,五千年的文明史,养育了中华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足以塑造民族精神。大学语文教育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承传,相对其他课程有绝对优势。文以载道,古代文学经典作品、名家名作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有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坚定的爱国主义情怀;悲天悯人的仁爱心;天人合一的和合思想;诚实守信的端正人格等。以蕴含丰富的德育内容激发大学生的真情和良知,以扎根传统文化而培育学生做人的品行修养。往小了说,是大学生“精神成人”,往大处说,是重塑中华民族的脊梁。教师以讲授、赏析开启民族文学的人文视域,引领学生用民族的心态、眼光、胸襟、情感、审美思维方式感知传统文化,将其人文意蕴和精神发扬光大,融汇到青年人精神世界中,提升人文素养。 2.重视母语水平和听说读写运用技能。 社会永远需要语言文字交流。大学语文不论如何超越,都不能超越母语教育的定位,不能脱离它的工具性,不能忽视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和训练。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要不要听说读写能力?不可或缺,毋庸赘言。教师应该考虑把学生的语文能力落到实处,针对学生的应用需要具体设计,落实到阅读、写作、表达等诸方面水平的提高,为将来工作、生活做准备。学以致用,必须培养学生切实可用的语文能力。叶圣陶先生所说:语文教学的根在听说读写。 三、教学措施与教学实践 1.大学语文教材的择取与编订。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每年推荐几种风格多样、品位高的精品教材给各高校,高校可根据自身教学情况考虑取舍,自由选用大学语文教材。我校大学语文教师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编订了教材,内容有经史传统文化和家国纪事,兼具现代气息,择取15篇进行精讲,篇目逐年有所调适变化;教学以作品赏析为中心,启发学生感悟。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务必牢记学生是课堂主体。教师不能一味讲,否则会产生距离,达不到良好的效果。如思考训练联系社会现实和时代关注焦点,延伸到课外;泛读自学交流使学生在自然阅读状态下接受传统文化;相关单元后穿插进文学史、文体常识,便于理清中国文学发展脉络。 2.设置有针对性的应用能力训练、目标设计与考核评价方案并落实。 教师采用的训练方法、考试模式应直接作用于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内容,以学生应用需要为中心设计语文能力训练,扎实听(听课与互动)、说(口头表达)、读(提升阅读兴趣、欣赏水平)、写(书写、写作)基本功,切实提升学生的语文水平。 考核评价方面,注重对学习过程的评价,客观反映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各个时期的行为、进步状况和努力程度,在实践基础上优化大学语文课的教学与管理。为了尽可能全面综合评判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状态,任课教师宜做到平时作业成绩和课堂发言有记录,朗诵、演讲、论文、辩论有加分,专项训练有专项计分。这样全方位多角度衡量,学期结束时综合评定。让学生一分辛苦一分才。 我校大学语文成绩核算说明如下:考核方式:期末总成绩=平时成绩总分占50%+期末闭卷考试成绩占50%(由系统按比例自动核算)。期末考试考核一学期课堂精讲篇目内容的综合运用。平时成绩分由作业完成情况、课堂参与表现、考勤、机动分构成。具体化为(以满分计):书法专项训练(写字,书法过关者不要求)10分;平时作业(精讲篇思考作业和随笔)20分;演说专项训练15分;课堂互动(平时课堂讨论与回答提问情况,不定次数)15分;记录听课笔记15分;考勤15分(一学期平时考勤3次~6次,依据出勤情况,无故旷课扣5分,迟到酌情扣分,扣完为止);机动奖励10分(作品发表3分/人次;论文写作或有关比赛获奖加分等)。以上方面平时记录在册,期末由任课老师统一结算。 四、结语 教学要逐步完善,追求没有止境。相关能力训练与目标设计方案宜同时跟进落实。在不断改革中,重在让学生喜欢上这门课程,终身学习。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探讨:美育在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内容摘要:《大学语文》课程作为一门与美育直接相关的课程,在整个职业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本文阐述了美育在《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的应用表现,通过大量的案例,阐述了该课程在培养学生对美的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方面的作用。此外,还从三个层面论述了要在《大学语文》课程实施美育,对授课教师也有相应的要求,即要掌握一定的美育理论知识、课堂语言要富于美感、课堂教学管理必须富有艺术性。 关键词:民办高职 大学语文课程 美育 应用 美育,也称审美教育或美感教育,它即通过各种艺术以及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美好的事物等教育形式,培养学生对美的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从而使人具有美的理想、美的情操、美的品格和美的素养。在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中,美育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受学时、经费等因素影响,民办高职院校开设的美育课程寥寥无几。而大多数民办高职院校开设的《大学语文》课程,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则正是一门与美育直接相关的课程。它既能直接提高学生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和对文学美的品鉴水平,又能积极转换为职业能力,促进职业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能起到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和提升人文综合素养的作用。所以,在教学中要积极运用美育相关理论知识,实现以美的力量感染、教化学生的目的,提高其全面素质。 一.美育在《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的应用表现 1.培养学生对美的感受力 与高中繁重、紧张、忙碌的学业生活相比,民办高职院校学习氛围相对宽松,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大幅增多,因此不少学生精神状态不佳,常抱怨生活空虚,未来迷茫,而整日无所事事,甚至沉浸于网络游戏中不可自拔。罗丹曾有名言“生活中从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这里所谓的“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指的就是由于缺乏对美的感受力,而导致对美的冷漠乃至忽视。 《大学语文》课程作为人文类主干课程,可以从思想上点拨学生的迷津,以阅读、思考等各种方式激发学生对美的激情,挖掘美、发现美的存在,使学生感受到美的力量、美的愉悦,使之提高对美的感受力,培养他们敏锐而宽广的视野、敏感而丰富的心灵。 例如在描写人生智慧的文学作品中,可培养学生感悟思想与智慧之美。比如朱光潜在散文《谈静》里指出,只有会领略生活趣味的人才会活得开心,而要领略到趣味,则必须达到心界的空灵。该文对于身处浮躁世事中的年轻人可谓不无裨益。又如叔本华在《我们对待自己的态度》里谈到了如何正确看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作者以哲人的睿智对人生的话题展开了辨析,批评了日常生活中种种常见的不当做法,提醒我们只有返回存在本身才能收获精神的安宁与幸福。 例如在描写人与自然类文学作品中,我们着意培养学生发现大地山河等自然景观之美。比如被誉为“以孤篇压全唐”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描写了一幅如诗如画的春江月夜图,给人以极大的美感享受。又如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作者在秦淮河的美景上又赋予了历史的厚重感,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去主动探索自然景观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例如在描写人间情感的文学作品中,可令学生发现身边的亲情、友情、爱情等真挚的情感。比如杜甫的五律《月夜》,写出了作者在战乱中对妻子儿女的思念,这份深厚感人的亲情在千年之后,仍是那样的朴素动人。又如秦观的词作《鹊桥仙》发前人所未发,写出了真正的爱情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局限而实现永恒,给人以震撼性的启迪。 2.培养学生对美的鉴赏力 许多民办高职学生由于年龄、阅历等限制,缺乏审美判断力和辨别力,往往受从众心理的影响,热衷于追随身边的流行文化,比如对良莠不齐的网络流行小说和影视文化作品不加分辨,盲目追逐,既极大地浪费了宝贵的青春时光,又于身心毫无裨益。 而《大学语文》课程给学生推荐的都是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家作品,它们都是漫长的历史长河积淀而成的人类文化与文学的精髓,给学生提供了各种审美典范,能保障一定程度的审美水准。 此外,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给学生推荐了风格多样、姿态各异的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它们所传递的文学观念有所相异,有时甚至针锋相对。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以宽容、理性的精神去看待它们之间的差异,学会客观、辨正地去评价它们。即使该作品并非自己所偏爱的类型,但并不能因此而贬低它,而仍能以理性的审美态度去看待它们。 比如宋词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两大流派,其中婉约派大家李清照就在著名的《词论》中谈到词“别是一家”, 将协律视为词的最基本的特色之一,进而批评晏欧苏等人之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此外,她还提倡词作的内容主要应写“情致”,而不认可豪放派词人抒写豪情壮志的做法。李清照的观点维护了词的传统性和艺术性,固然有其正确之处,但我们却不应以偏概全,忽视豪放词在词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豪放词的出现,极大地开拓了词作的题材和意境,丰富了词作的表现内容和写作手法,使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式的阶段,其开创性的历史功绩不可抹煞。 又如关于正确看待现代文学史上以周作人、林语堂和梁实秋为代表的“闲适派”作家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正统的文学史都对其评价不高,认为其脱离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历史背景,对于苦难中的中国毫无裨益,而讽其为“帮闲派”。但是客观而言,这一类作家作品正是由于其与政治保持了一定距离,艺术生命力反而更为长远,从而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审美风格。 3.培养学生对美的创造力 民办高职学生思维较为活跃,口头表达能力较强。教学中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其优势,提高其兴趣感和参与度,在此过程中努力实践美、创造美,增强学生的成就感。如针对某个话题进行课堂辩论,鼓励学生各抒己见,积极参与,努力创造。 比如在《大学语文》诗歌鉴赏单元讲解结束后,可组织学生进行一场生动的诗歌朗诵会,从选择诗歌、制作ppt课件到现场的配乐朗诵,全程由学生设计,既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又使他们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发现和创造了美,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谓是对诗歌的再创造。而精彩纷呈、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现场朗诵,则使得学生进一步感悟到诗歌的魅力,对美有了更为直观而深入的感受。 又如在学完朱自清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后,布置作业,让学生写一篇《南京印象》的随笔,并在课堂上朗读佳作。通过写作这样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将学生平时对生活的感悟与思考转化成文学习作,尽管文笔难免稚嫩,但仍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自信,起到了美育的作用。 二.《大学语文》课程实施美育对授课教师的要求 1.大学语文教师要掌握一定的美育理论知识。 美育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它有自己的理论知识框架。大学语文教师要将美育融入到自己的课堂中来,必须熟练掌握一定的美育理论知识,比如有关美育的发展简史、美育的原则和目标、美育的层面和方法、美育的实施途径等。懂得相关的美育理论知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将审美教育渗入到语文教学的整个过程之中。 2.大学语文教师的课堂语言要富有美感 课堂教学语言包括口语、书面语和态势语,大学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善于运用富有美感的教学语言,使学生获得最直接的审美感受。语文教学的篇目往往都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目,语文课堂的语言不能枯燥无味、单调雷同,教师在讲授时要注意声情并茂、绘声绘色,再现课文表现的场景、情节与意境。比如在运用书面语时注意语言的典雅、丰富、生动、形象,在运用口语时尽量充满激情,富有感染力,再加上适当的能表情达意的态势语,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获得直观的审美感受。 3.《大学语文》课堂的教学管理必须富于艺术性 课堂教学管理是一门艺术。民办高职院校的学生大多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课堂效率不高,对理论学习往往较为排斥,而在动手实践方面则较为灵活。《大学语文》课堂要形成积极、和谐的课堂氛围,大学语文教师必须要针对特定的教学对象,掌握一定的教学管理技巧。大学语文教师要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在保证教学环节丰富多彩、课堂设计新颖别致、教学内容精彩纷呈的基础上,要大胆、沉着、冷静地进行管理,以人为本,运用幽默、机智的语言巧妙化解课堂消极行为,以富于艺术性的手法,努力调动全体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之全身心地投入到课堂学习中来。 (作者介绍:陈永红,钟山职业技术学院基础教育学院讲师;张亚琴,钟山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讲师)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探讨:浅谈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提升的改革与实践 作者简介:李楠(1984-),女,汉族,河南南阳市人,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职称:助教,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摘要:大学语文,对于学生的思想观念以及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世界的形成与确立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近些年来,我国的教育体制进一步改革,我国各个学科的教育方法与手段也在不断更新。大学语文课程,特别是对于大一的新生来说,是其学习建设与综合素质提高的必要基础。但是,在我国的大学当中,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因此,本文将以浅谈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提升的改革与实践为题,对我国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提高的必要性进行分析,以其教学现状为基础,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改革;实践;必要性 近些年来,我国的教育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在我国的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当中,大学语文课程作为改革重要内容被提出。在我国社会发展的之下,我国的人才市场对于学生的大学语文能力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因此,在我国大学教育当中,大学语文课程质量的提高已经成为了相关人士关注的重点。因此,本文以大学语文课堂的教学质量作为研究对象,是有一定的社会现实价值的。 一、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提高的重要性 大学语文作为我国大学内必不可少的一个学科,其教学质量对于我国人才综合素质的养成与提升有着重要影响。下面,我们就对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提高的重要性进行几点分析: 1、有利于良好学风的建设 大学语文课程之所以被安排在大一新生入学的第一个学期,是因为其与思想道德修养课、英语课程等,对于良好学风的建设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点上,其一,大一新生在高中课堂上,承受了大量的学习压力,渴望进入大学,拥有一个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高中的教师为了激励学生高效的学习,为其描绘了一个天堂般的大学环境。在这样的引导之下,学生并没有注重大学生学习作用,学习态度极其散漫,没有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而大学语文当中的正确价值观会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使其明确学习目的,找到学习动力。其二,新生入学之时,学校内的各个社团会吸引住学生的眼球,学生会把大量的时间分配在社团活动之上。一些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就想好要进入自己喜欢的社团,参与学生会工作,进行班级干部的竞选等等。这些想法会分散学生大量的精力与时间,使其在学习当中迷失。大学语文课堂中正确学习理念的影响,会使学生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时间,找到学习的重心所在。 2、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创业精神 在社会的不断变化之中,社会发展对于人才的综合素质与创业精神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在现代社会,对于人才的要求不仅要有全面的专业知识,还要有更为宽广心胸与高尚的品格。大学语文作为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其教学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各个方面的知识,对于学生审美情趣的培养与综合素质的提高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大学语文课程在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与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大学语文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发现世界的更多美好,发现更为广阔的天地。在大学语文的教育之下,学生会对自己的知识体系进行合理的调整,更好地提升自己。 二、大学语文课程发展现状 1、客观环境分析 大学语文课程在我国的教育体制当中已经存在上百年之久,一路走来,有过辉煌,也有过落没。在十七大之后,我国的大学语文课程再次起航,我国的教育部展开了对大学语文课程的讨论。以此为基点,我国的大学语文课程全面兴起。各大高校开始组建大学语文老师团队,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大学语文课程迎来了新的起点。但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还是有个别院校没有引起对大学语文课程的重视,大学语文教程的教学质量一直得不到提高,并且其教学内容的陈旧与零散的教学体系对于大学语文教程教学质量的提高带去了负面的影响。大学语文课程以笔试为终,与中学语文并没有多大差别,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主观环境分析 大学语文课程属于公共基础课,没有得到广大教师与学生的重视,一直以大班的形式进行传授,课堂气氛并不活跃。大多数老师以自己的讲授为主,不能使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没有认清学生在学习活动当中的主体地位。在教学内容方面,教师以课本为唯一的基准,对学生进行阅读与讲解。考试之时仅以一张试卷作为衡量学生能力的标准。这使得学生不能体会到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的不同之处,主观上不乐于接受。 三、提高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的改革措施 1、精炼教学内容 在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促成之下,我国大学语文课程将专题式教学作为新的教学内容手法。而我国大学语文课程的具体教学内容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只是以其内容类型为准对其进行了专题性分类。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质量,要对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进行精炼。个人认为,出于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与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培养,最好以感情色彩为准,对大学语文课本当中的教学内容进行分类与精炼,挑选最为精华的课文,为学生提供精华文章。 2、改变教学手段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的改革与创新,其改革与创新在教师的教学手段变换中最易实现。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学校的教学资源不断丰富,硬件设施也越来越充足。因此,大学语文的教师可以摆脱传统的课堂讲授式教学方法,利用网络来收集相关的教学资源,用教室内可以利用的多媒体向学生呈现更为多彩的大学语文知识世界。比如利用多媒体播放一些相关的视频与音频,可以活跃课堂气氛,也可以为学生创造大学语文中人文情怀渲染的情境,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大学语文的精髓。 3、改变师生关系 教师要明确学生在学习活动当中的主体地位,将自己定位成学生学习活动当中的引导者,适当为学生提供帮助与服务。在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当中,教师要与学生建立起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加强与学生的交流与沟通,在交流与沟通当中明确学生的学习需求,更好地提高课堂效率。只有建立了平等的师生关系,学生才有勇气与教师进行思想上深入的交流,教师的正确世界观也可以在交流中对学生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好的提高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质量。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通过对其重要性与现状的分析,找出在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提升的切入点,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我国的大学语文教师可以采用更好的教学手段,丰富学生的教学内容,端正学生的人生态度,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探讨:论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目前无论是高等院校还是学术界,都在积极探讨大学语文课程改革这个重要议题。研究者往往针对大学语文课程改革的三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一,大学语文课程的价值与意义在哪里;其二,大学语文课程应该教授哪些内容;其三,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方法。但在教学实践中,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内容尤为重要,价值意义是通过内容体现的,教学方法也基于教学内容。随着大学语文课程面对的时代变化与学生受众的变化,“教什么”也在高等院校的教学改革中有所不同,教科书版本、选文编排等都不得不变化。我们考察这些改革实践的优缺点,针对问题提出对策,继续调整改革思路,以期确定较为合理的大学语文教学内容。 一、重新编选文章或教材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高等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一直以来多以文选的方式来自主编写教材,或是选择合适的文选类优秀教材进行教学。但是一些大学语文的教材所选文章陈旧,所选教材属于较早的建国初期版本,这些版本所选文章的标准还是反映建国初的时代意识,远远落后于当今时代的社会思潮,一些具有革命阶级斗争意识的文本已经不再适合教授。所以,高等院校大学语文教研人员普遍认为,大学语文教材的选文标准和所选文章需要改革。选文标准应当是适度地强调文学性、时代性和普世的人文性。其中最重要的不是文学性,而是人文性,所选文章应体现人类最精华的精神,让学生感受到人性的真善美,获得潜移默化的情感熏染和人格教育。 内容改革后的高校大学语文课程,大多能够编写或选择较好的文选类教材,比如华中师范大学徐中玉主编2007年版的《大学语文》教材较受欢迎,教材将古今中外的文章按照反映人类精神的不同,分成了以下几章,包括“仁者爱人”、“心怀天下”、“和而不同”、“浩然正气”、“冰雪肝胆”、“洞明世事”、“以史为鉴”、“故园情深”、“礼赞爱情”、“关爱生命”、“亲和自然”、“诗意人生”十二章。此版本教材清晰地反映了编者的选文标准,正是将人类多层次的优秀精神品质展现出来,让学生获得人格教育,形成人文关怀。目前高等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内容的重新选文、重新编写,或是重新选择新版本的教材大多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高等院校编选大学语文的作品时,也遇到了种种问题。一个大学语文教材编者曾经说:“经过中学语文教材编者‘拖网渔船’的‘捕捞’之后,即使有再密、再广的网,我们也只能空手而归了――先秦阶段的《诗经》已无可选之诗,《楚辞》已无可选之辞,诸子已无可选之言,史传已无可选之文。[1]”这说明,几十年来,大学语文教材的诸多版本为了精选文章,与中学语文的选文区别,又要与其它版本的《大学语文》区别,为了标新立异,呈现改革成果,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最后所选的文章只剩新奇,并不见得是优秀的。“据统计,流行的大学语文教材多达1400余种,一种说法是2000余种”[2]。众多的大学语文教材中,只有少数能脱颖而出为大学所用,剩下的教材虽然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却湮没无闻,被精品掩盖。在高等院校中重新选文或重新编写大学语文教材已经成为教师评职称、拿项目的手段,许多教材都是出自研究生之手,导师主编。真正为教学和学生考虑而编选的优秀教材少之又少。 大学语文教学内容改革可以重新选文,但最基本的目的应该是选择古今中外作品的精华,反映人类共同情感、关怀、哲思的作品,而不是耳目一新的作品。大学语文教学内容改革可以重新编写教材,对教材的篇目、体例、章节等进行全新的编写,但必须渗透逻辑性、精神性。更好的方式是在已有优秀教材基础上对大学语文篇目深入理解和深层教学,挖掘作品中丰富的人文内涵和文化魅力。固然古代诗文中的旧时代意识和消极的精神应该去除,但也应该留其精华,不能为了迎合学生的兴趣而忽略较难讲解的文言文作品。华中师范大学徐中玉主编2007年版的《大学语文》教材就能够很好的保留古代作品的精华,所选的古代作品比例很大。如选明末清初民族英雄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这篇文章十分突出地反映了古代知识分子的忠孝观,时至今日,作者的思亲惜亲之情和爱国之情仍然感动着我们。这就需要教师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化难为易的教学方法,情感渲染的教育方式,带领学生充分感受作品的精神、作者的气质和思想。 二、二次精简文章的改革问题与对策 在实际的教学改革实践中,教师往往会针对文章繁多的大学语文教材再次精简选文,确定课堂上实际的教授文章。这样做是因为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其一,大学语文课程的课时数较少,大多高等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只教授一个学期,只有36学时;其二,许多高校还没有专门的大学语文教研组;其三,由文学院教师担任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师,而教师自身的知识背景和研究领域不同;其四,面向授课学生所在学院的不同。这些因素导致教师会灵活把握,因地制宜,因学施教,最终形成不同的实际授课内容。二次选文的授课实践具有一定的优点,就在于不同专业背景的老师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文章教授,能够凭借自己的研究专长,或是古代文学,或是现当代文学,或是外国文学,最大深度地阐述文章。但二次选文的授课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又违背了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初始目的,即全面的给予学生以人类优秀精神品质的弘扬教育,难免在二次选文后,造成以偏概全的不足,教学内容的失衡,学生专门接受某一领域文学作品的审美疲劳,以及因为教学内容的差异导致的课程考核评分的操作性困难等。为了解决以上问题,高等院校必须调整改革思路。 首先,增加师资力量,建立独立的大学语文教研组,而不是将之附属于文学院之下。为了节省教学成本,让文学院本来专业课负担沉重的青年教师担任授课任务,精简与应付式的教学,其效果必定是差的。应该认识到大学语文课程在大学课程体系中的重要性,只有独立的大学语文教研组,专任的课程教师协调调研合作,才能完成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任务。 其次,做到二次选文的统一性,形成精华教学与自主阅读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大学语文教研组应多次组织授课教师及学生进行教学调研,以找到最适合教授的文章。这些二次精选的文章也应该最能体现教材所要展现的人类精神,比如华中师范大学徐中玉主编2007年版的《大学语文》教材,第一章选文中,最能体现“仁者爱人”精神的是选自《论语》的《樊迟仲弓问仁》,就将这一篇作为教授的重点文章,而此章的其他文章可作为学生自主阅读的文章,或可在课堂上开辟讨论时间,由学生简短交流自己的阅读心得。总之,通过研讨,教研组应秉着每章节选文数量平均、古今中外文章比例平衡、各种文体(诗词、散文、小说等文体)比例平衡的原则,最终确定一致的教授文章,这样也有利于大学语文课程优化教学内容,促进大学语文课程的公平考核。 三、增加教学内容的改革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及大学生职业素质需求的影响,一些高等院校在大学语文课程内容改革中,开始注重在文学作品欣赏的基础教学内容之外,加入应用文写作、母语交流与表达、文化教育等内容。 应用文写作加入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内容是一些高职院校的普遍做法,这与高职院校的培养计划、就业指导和社会对专业技能人才的需要是密切相关的。《大学语文》教材也从文选类教材变为综合类教材,甚至有些学校保留“大学语文”的课程名称,而实际上使用《应用文写作》或是《职业素质教程》之类的教材。母语交流与表达加入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内容为一部分改革者认可。他们认为在高中阶段后,学生应当继续学习母语语言文字的规范和运用,包括阅读、写作、听说等多种应用技能。所以,大学语文应该以进一步培养和提升大学生的母语能力为根本目标,增加母语交流与表达这一教学内容。文化教育加入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内容也是近年来大学语文改革的方向,挖掘大学语文课程的人文精神,即“作为一门阐释人文思想的理论知识性课程”[3],改革者将大学语文课程作为文、史、哲类课程的辅助、补充,或是入门课程,有的教材专门开辟出传统文化章节。 当然,增加大学语文教学内容的改革思路和实践是积极的,是大时展对人才全面培养的要求,是对“大学语文”综合性和工具性特点的深入认同,这样博大的“大学语文”课程能够激发和培养学生对大学语文的学习兴趣,对中华民族语言、文学和文化的兴趣,对未来就业的积极实践准备,这些都可以把以往在应试教育中丧失了的语文兴趣重新激发起来。 但是,增加教学内容的改革实践无疑也给大学语文课程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增加教学内容的“大语文”观念,将人文教育、文学教育、通识文化教育、职业技能教育统统加入高等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内容当中,使得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之多、目标之高,致使老师和学生无所适从、不堪其重。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大学语文”的内容减负。 首先,高等院校可以通过开设通识教育课程来解决大学语文的危机,分担大学语文所不能一一承受的教学任务,比如可以开设“中国文化概论”、“应用文写作”、“演讲与口才”等课程,还大学语文轻松的教学过程和良好的教学效果。 其次,为大学语文减负,在优秀选文的讲解中去实现大学语文的综合性和工具性。大学语文仍要以培养学生母语运用能力为中心,但并不是要在文学作品欣赏之外,去另外开辟新的章节专门讲授应用文写作、读写训练和中国文化等,而是在现有的作品讲授与讨论过程中,逐步深入完成文字、文学、文章、文化教育的教学目标。“语文这个工具,作为信息的载体,在实际运用中总是承载着人们所需表达的情、意、理、趣。因此,在语文学科中,学习语文同时也在学人们通过语文工具所表现出的情、意、理、趣,这是语文学科中语文的重要特点。[4]”所以,在已有教材基础上通过精华的选文,在有限的作品中去挖掘无限的潜能,使大学语文教学能更加深入地探究作品中丰富的内涵信息,更加细致地解读作品中包含的文化魅力,更加生动地揭示作品的现实生命力。这种少而精的教育方式才能在短短的教学时间中完成课程的内容教授和目标升华。 综上所述,大学语文教学内容的改革一直以来存在三大问题:重新编选作品和重新编写教材时只顾推陈出新,而忘记了选择优秀作品的标准;教学实践中二次选文带来的教学内容的随意性和非调研性;增加大学语文教学内容而将大学语文变成了应用文写作、职业技能提升等课程。解决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就必须选择较为优秀的教材,教材内容能够展现人类普遍的精神和时代思考;二次选文要经过大学语文教研组的调研统一确定教学内容;通过开设应用文写作、职业技能等通识教育课程,为沉重的“大学语文”减负,更要在有限的教学时间中通过有限的教学内容,即优秀的作品去完成大学语文课程文学教育、语言技能教育、情感教育、文化教育的教学目标。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探讨:浅谈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 【摘 要】大学语文教育对于学生的心理人格以及道德人格的培养有着重要作用。语文教学如果想要取得好的学习效果,就必须对语文课程进行明确的定位。目前一些高职院校中关于语文课程的开设情况并不乐观,对于语文课程定位也不够清晰明确,导致教学比较混乱。本文就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的有效性教学进行相关探究。 【关键词】高职院校 大学语文 课程教学 大学语文教育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心理人格、道德人格等“和谐人格”的培养有着重要作用,它有助于学生知识、能力、技能的提高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基础性意义。因此,对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不能仅仅当做是文化知识的传授,它实际上承担着更重要的使命。下面就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的原则以及它在不同范围里的定位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促进语文教学。 一、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应遵循的原则 (一)科学性和可行性相结合 在教学实践中要以人为本,对学生的综合能力加强培养,将职业能力培养与学生个性完美的统一起来。与此同时不能忽略高职院校及学生的实际情况,比如学校的教学环境怎么样以及师资力量是否雄厚等,这些因素都必须考虑清楚,不然语文教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就会遇到阻碍。 (二)创新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相结合 时代是在不断进步的,信息的整合以及更新也越来越快,所以在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授过程中,必须学会对知识以及教学方法进行适时更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只有不断的创新教育,才有可能使得学生和教育得到可持续发展。 (三)传统继承和与时俱进相结合 过去的传统教学模式虽然已不适应新时展的需求,但是大学语文中的一些古老的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还是应该继承下来,在适应时展的要求下,进行一些创新和改革,使得高职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定位得以顺应社会发展要求。 (四)理论指导与专业实践相结合 大学语文的理论和实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语文素养的培养为学生的实际活动做好了铺垫,学语文就是为了要将语文中的一些基本知识运用到实际活动中来,比如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是技术应用型人才,这就要求他们在掌握职业知识的同时,要学会对职业能力及实践能力加强培养。 二、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的定位分析 (一)大学语文在高职教育课程体系中的定位分析 高等职业学校是为了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对技术型人才进行职业培养而设立的。职业教育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是推动劳动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在实施职业教育中必须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加强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以及职业道德教育,将职业知识传授给学生,对他们的职业技能加强培养,从而使得受教育者的素质得以全面提高。高职学校在进行高素质的技术型人才培养时,必须考虑到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在对办学目标及思路进行调整时要以就业为导向,对职业技术教育进行强化。对于人才培养的模式、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手段和方法等进行改革,加大改革力度。这样高职院校就能以办学特色鲜明、人才培养质量高以及就业率高的形象获得社会尊重和认可。 职业道德教育及职业素质教育必须纳入课程教学中来,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能力。因此,对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进行定位,就必须考虑到学校的办学性质、目标,办学功能以及办学定位,要为实现这些要求而服务。这样高职院校就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培养出高素质的技术应用型人才,他们必须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过硬的技术能力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 要对学生的人文教育、审美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以及创新教育等加强培养,使得他们的综合职业素质得以提升。大学语文课程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定位,就是增强高职学生的基本语文素养、人文素质以及进行各种综合素质的锻炼。 (二)大学语文课程在高职不同专业中的具体功能分析 每个高职院校都根据市场的需求开设了许多不同的专业,比如汽车专业、计算机专业、市场营销、旅游、音乐等。那么大学语文在不同专业中也应该进行明确的定位,使得语文对每个专业学生的素质培养的作用能得到充分发挥。要做到语文课程定位与专业的有机结合。 如果是教美术专业的学生,就可以将那些画面感较强、色彩比较显眼以及充满诗情画意的文章选取出来,这样的话就可以慢慢的凸显出大学语文教学的专业特色,一定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不同的专业,其教学侧重点也不同。例如音乐专业的学生在学习《琵琶行》时,可以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妙琵琶曲的享受和感悟上;而服装专业的学生就可以对那些服饰进行想象,引发他们对古代官府的识别以及再绘。通过这种方式,一定可以营造出轻松愉悦的语文课堂氛围,实现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与专业的有机结合。 (三)关于大学语文课程在所有公共课程中的定位分析 我国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通常有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三大类。公共基础课里面包括政治课、英语课、大学语文以及写作课等,在这些课程里面,大学语文课程是和教育部文件中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最相近的,所以通过大学语文课程的学习来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是必然的。 人文教育的优秀基础课就是“大学语文”课,从教材、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等方面来对大学语文教育实行全方面的改革。依据人文思想体系,在编写体例及选文标准上对大学语文进行总体构架。在教学内容上将作家介绍、背景分析及艺术欣赏等作为学生自主学习的内容,而教师则以专题的形式来对人文思想进行阐释。 综上所述,对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的定位必须考虑到很多因素,在顺应时展的要求下进行大学语文课程的创新学习,才有可能促进语文教学的持续发展以及高素质技术人才的培养。
艺术类论文:爱玛中反讽语言艺术论文 一、反讽语言的风格综述 “反讽”这个词语起源希腊,在古代有三类意义:第一是假装不知道;第二是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就是对手处于其连续不断诘问情况下暴露的可疑之处;第三是罗马式反讽,即词组表面意思和实质含义不相符合或者是截然相反。大众概念里的反讽是在第三种类型的根基之上汇合现代反讽要素,它的关键表现在语言和含义两者间的对峙。在叙事文当中,反讽被使用得相当广泛。在当事人某一些尖锐的语言里,有时候存在着表面和内里两个声音,这是语言反讽。有的时候,当事人不动声色,只是利用人物的行为和语言展现出语言和含义的差别和对立,这是情景反讽。假如作家故意将小说的情节、架构或角色,大概与大家熟悉的某个神话历史平行,进而使每个比照都得到小说对神话的反讽,这就是结构反讽。自19世浪漫主义文论之始,反讽的含义开始延展。到20世纪新的批评派都在运用此概念,使得它的意义有了迅速扩张。虽然韦恩•布斯提出有关何以称之为反讽的问题,评论专家却一直无法作出统一的判断结论。新批评的干将人物之一克林思。布鲁克斯以为,反讽是“一类结构法则”,是一类“有机地关联、制衡着和它引导基调明显对立的各个要素的力量。总而言之,反讽能被划分成三方面:一、修辞反讽。就是利用“假装不知道”的词汇择取以及排布来得到反讽的效果;二、戏剧性反讽。就是利用人物、环境、情节等方面的冲突展现反讽;三、哲学反讽。就是利用小说当中的多元矛盾互相对峙以及融合这种形而上态势,折射出作者关于生活以及世界的了解感悟以及美学判论。反讽透过双关、模糊、过(缺)量表达、讥笑、戏仿、比较、悖谬、漫画等诸多文学手段的使用,得到预期效果。而这种效果在《爱玛》里遍处都是。反讽的基础元素就是反差与对比。而在《爱玛》遍地都是的反讽展现出它最为凸显的特色——二元对立和转化。依笔者来看,保持宽容且平衡情感以及理性之间的矛盾才是她作品的反讽基础以及特色。《爱玛》中反讽就是构建于“情感与理性”对立及统一基础之上的。 二、《爱玛》的反讽语言 《爱玛》里,主人公第一次面对的打击是她关于艾尔顿先生有了不对的评判,以及她对哈莉叶特•史密斯存在特别强烈的掌控欲。小说中,作家重点使用结构反讽的表达手段,结构反讽的重要作用是使得小说里的主角和表述者无法迅速以及有效率压制他们思想里的偏见,这些人多半坚持自己的看法,却能使读者知道实情,可以对人物表达出自身看法,而且最终读者会希冀作者可以改正小说里主角有错的地方。结构反讽重点的是阅读的人能明白作家到底为什么进行讽刺。作者在采取反讽手段之时,就是希望实行某个和读者互动的方法,因此作品里使用反讽的手段普遍情况是树立一个简单而笨拙的主角形象,使得读者和作者之间可以共享事件的真相。小说里的反讽,构建于角色个人看法和实际不能调和这个基调之上。主人公所作所为初期是为了帮助他人,这是友善好意的。可因为其长期以来活在自己的幻想当中,认为自己非常聪明,试图规划其他人的生活,最终差一点毁了他人,同时也害了自己,最后意识到其实连自己都不懂。只有当艾玛从主观幻想的迷雾里跨越到外界,才能看清楚自身以及其他人。这部作品表达了奥斯汀对生活的深度了解:人有着那么执拗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使得愿景和事实之间有了巨壑,阻止大家能够正确地理解自身以及生活,进行对其他人以及本身都有着很大害处。因此需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积极投入到生活里,才可以从其他人的视角看待自身地位,得到真实的幸福。不在现实里得到几次打击和挫折,就没有办法突破这种主观限制。就像特里林所言,奥斯汀的反讽“重要的不是表达成为某个语调,而是要展现成一种理解的方法”,“其不光沉浸在展现各个外在的美德,并且着重展现取得以及实际履行诸如此类美德所要付出的代价”。自大和自傲毫无疑问是致使主人公犯错的主要缘由,作家使用这类结构反讽手段展现了主人公的个性特点,由对爱玛的描述来传达假如只是依赖自身的幻想去断定人和事、毫无疑问将带来很大的危害的道理。由此事来说,读者能够感觉到爱玛自大,同时可以明白爱玛失误的地方,读者可以和作者处于相同的角度来看清爱玛的判别是如何误导别人的。在这部作品当中,奥斯汀利用自由间接引语这种方式将主人公产生的幻想加以展现,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里面能够发现作品用反讽的视角将主人公自命不凡的劣势展现到大家面前来。作家利用对主角的思维方式作出主观性的估计,并对其实际情况里所碰见的不合心意事情进行表述,这些都表现了主角从幼稚慢慢成长,最后懂得究竟哪样才是真正自己希望得到的结果。小说里主人公幻想且遭受打击的桥段一共包括三次,首先是主人公碰见艾尔顿先生的时候,产生包含偏差的解读。这时候,主人公还对哈丽埃特•史密斯有了强烈的掌控欲,总想着时时刻刻都要掌控此人;其次是对弗兰克的臆想,以为弗兰克衷情于自己,甚至误解迪克森以及珍妮•菲尔法克斯两者之间的某种朦胧模糊关联;再次是其听到了弗兰克解救被其他人攻击的哈丽埃特之后,主人公立马意识到能够利用此事使得弗兰克与哈丽埃特团聚。在作品当中,奥斯汀利用自由间接引语来表达,达到使整文里所有部分的反讽得到强调的功效。小说里反讽展现出客观以及包容之特点,有别于普遍意义上的讽刺,它意图在揭露短处,它的实质就是否定。然而小说的反讽有趣地展现了矛盾的地方,超然却不作出绝对的判别,它的实质乃是相互包容。正如前文所言,《爱玛》是“有关生活在臆想以及错觉里的人们的喜剧”;作品里,近乎所有人物均暴露了理解上或者是道德上有缺失的一面,在作者理性标杆之前遭受了深浅不一的反讽。例如,埃尔顿夫妇的粗痞、哈丽特的愚昧、贝茨小姐的啰嗦、伍德豪斯的懒惰无能等。但在这里面受到反讽而冠绝众人之首恰是主人公自己,其“洋洋得意、高高在上、缺少谅解、苛刻冷漠且不断遭受嘲笑和讽刺,直到引发读者蔑视。”虽然这样,小说“还是怀有莫大的同情,相信她一定会觉醒,坚信好变化一定会落在艾玛身上。”小说的最后结局是:主人公最终察觉到究竟在哪里犯错,哈丽特抛弃掉不实际的攀附,丘吉尔恳求他人“原谅”,贝茨小姐取得主人公的怜悯,伍德豪斯不因老年而忧心……大家各取所需,作品里遭到讽刺和嘲笑最甚那一位,到结局里成了最快乐的人。作者的妙处在于虚拟构建了一个不合情理的表象,就是用使人羞愧难当之事来展现好的习俗,展现典雅情调。简•奥斯汀为了使大家重新得到对风俗的深刻体悟而经历刁难难堪的闹腾,她从里面发掘了各种有趣之事。此段文字非常精妙地揭示了作者讽刺之特点,即具备包容典雅以及内在动力。在作品的最后,艾玛真正了解了自己。这也是她作品小说里大部分女主角的发展轨迹,就是将主角们从虚无缥缈里面拉到真实情境当中。在作品里,主人公作出幻想因真实情况而被各个击溃。首先,艾尔顿突然改变求婚人选;其次,弗兰克和珍妮订婚;再次,因为哈丽叶特对奈特利的表白。上述内容和主人公的幻想发生矛盾,正因为其失误迫使她不断陷落到痛楚当中,那些事也使得主人公逐渐成熟,迫使她得到教训。而最后主人公获知生活的真谛时,这种讽刺就逐渐消失了。 三、结语 小说《爱玛》是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汀的代表之作,它透过描写主人公艾玛,表明作家自身关于爱情和婚姻的观念。简•奥斯汀在作品里使用了很多反讽,构成这部作品独特的反讽艺术。与此间作品还展现出简•奥斯汀在语言上的天分以及驾驭的能力。这本小说描述了主人公在成长历程中多次失误,但又可以从失误里中汲取经验教训,因此逐渐成熟起来。《爱玛》这部作品对里面的人物角色进行了一番说教,它娓娓道来,在使人沉醉的描述与迷雾一样的桥段里,在对角色个性以及内心的分毫毕现的描绘里。读者眼前好似浮现出一卷美丽且带有浮夸气息的真实画卷。读者一点也没有遭遇说教的感受,这恰恰是作者高明的写作手段造成的效果。奥斯汀精巧的自由间接引语的表述手法得到了反讽的艺术功效,阅读之人在情不自禁发笑的一刻也坦然能面对这些理念。作者利用反讽达到了创作的最终目的,对主人公的行为进行客观评价。生活是纷乱繁杂的,我们每一位都不能去轻视生活本身,而应当尽可能缩小自身和实际生活之间的差距,看清生活的真相,从而战胜困难。 作者:刘宁宁 单位:山东英才学院 艺术类论文:小学语文教师语言艺术论文 一、通过心灵碰撞,体现教师的语言艺术 教师必须在教学中使自己的语言富有感情,让学生不仅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对老师的产生信任和爱。这种信任和爱会对学生产生强大的推动力,促使他们探究新的领域。文学作品都是表情达意的,而小学语文课本所选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有非常明确的情感和价值指向,而教师就是通过语言来传递情感、传达信息的。因为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一切起伏不定的情绪,就连最微妙的情绪波动,都是由声音表达出来,因此教师只有使自己的语言富有情感,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产生共鸣,在共鸣中不断地产生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未知世界的不断探索。如果教师的语言苍白无力,就不会使学生对知识产生兴趣,甚至会使学生有厌倦情绪,从而导致教学的失败,不会利用情感表达语言的教师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位出色的教师。教师在课前要深入挖掘文章的内涵,在借助大纲及参考书的基础上,对文章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教学中要通过自己的语言,传达这种见解,尤其是一些富有情感的课文,教师富有情感的语言对学生理解课文的内涵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师的语言要处处饱含深情,情是教育的根,因此,作为教师更应该带着感情去传授知识,满怀深情去教育学生。尤其是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用饱含真情的语言,用亲切的语态、深情的语气来感染学生、激励学生、陶冶学生、使学生在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愉悦与满足,从而实现教师语言的情感美。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应该做到声情并茂地以声传情,在设置一个又一个情境的同时,努力酝酿情绪,是自己的语言富有真挚的情感,从而敲击学生的心弦。 二、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表达情感 首先,教师要通过圆润优美的声音来表达情感,使其语言充满无穷魅力。声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师生交流的主要渠道。人们都希望自己的语音准确、清晰、响亮、圆润,并具有一定的魅力,作为一个教师,动听的语音,悦耳的语调,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书面语言没有或无法表达的,有声语言可以表达出来。由于声音具有丰富的感染力、表现力,优秀教师总是很讲究吐字清晰,讲求语调抑扬顿挫,变化有致。”其次,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口语的感情色彩必须通过语调来表现。“语调是语气的外在声音形式,使教学口语声情并茂的技巧,有很强的表意功能。语调是音量的轻重强弱、语调的抑扬顿挫、节奏的起伏快慢、语素的停顿连续构成的一种调式。它直接作用于口语表达效果,制约着口语表达的行为。教师的教学语调是一种有别于其他任何语言的独特的符号系统,它表现细腻的感情,负载丰富的信息。”由此可知,“用什么样的语调说话是件很重要的事。”尤其在教学中,教师的语调有时会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教师如果能用抑扬顿挫的语调来讲授,学生不仅会受到美的熏陶,同时,学生也不会对教师的语言感到疲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能积极地去探究问题,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作者:雷会斌 单位: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实验学校 艺术类论文:唯美主义语言艺术论文 一、王尔德作品中的唯美主义 在当时的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终结在很多人看来是由于王尔德的被捕,由此可见,王尔德在维多利亚时代唯美主义流派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因而,在王尔德的作品中少有传统喜剧中经常出现的粗俗的语言,反而用词优美、语言文雅,这一特点在王尔德戏剧的人物对白中是显而易见的。王尔德的戏剧主要以上流社会的人物和生活为描写对象,因而这些人物往往都说着优雅浪漫的事情,即使这些事件的内容涉及风花雪月之事,王尔德也总让他们避免用粗俗的语言去进行描述。例如在《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就能找到关于王尔德作品语言的唯美主义特征的痕迹。《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作于1892年,是王尔德创作的第一部喜剧作品,它主要尖锐地讽刺和批判了当时上流社会的家庭和婚姻问题,戏剧的优秀是研究、探讨淑女和荡妇之间的区别。王尔德的观点是,淑女和荡妇往往是一念之差,对二者难以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划分,比如一个被人尊敬和爱戴的淑女极有可能是一个潜在的荡妇,同时一个臭名远扬的荡妇也不一定就坏到骨子里去。这样内容的作品,很容易陷入粗俗、卑鄙的深渊,很容易失去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对语言和对白的准确度、深刻度和讽刺的尖锐程度都有很高的要求。王尔德用自己的语言天赋,用唯美优雅的语言营造了一种特殊的艺术感染氛围,使剧中人物形象十分立体、鲜明。比如,作品中的温德米尔夫人这样说到她的丈夫:“他一刻不停地要寻死觅活来恐吓我,我才接受了他的求婚。可是不到一年,他就追求起各种各样的裙子———各种颜色、各种式样、各种质地的他都追求。”这句话中的“各种各样的裙子”“各种颜色”“各种质地”“各种式样”都在隐晦地指代各种各样的女人,即使是同他人说到这样不堪的事情,温德米尔夫人也努力地寻找文雅的词语优雅地、隐晦地对事件进行讲述。再比如,“他很会动感情的,虽然我该说句公道话,他从来没在一个女人身上花过大笔钱,在这个方面,他有高度的原则”,这句话中的“很会动感情”是一个很精确巧妙的说法,这个说法间接而明确地描述了她丈夫的好色形象,一个滥情花心男人的形象跃然纸上,这样委婉间接的表达方式反而比直白的说法更有表达效果、对听者的影响更深刻。王尔德对语言的文雅性的重视也许是来自他天生的浪漫主义,但这样的语言却更加深刻地突出了作品的主题,制造了更鲜明的反差,强调了讽刺的效果。 二、王尔德作品中的悖论语言 在王尔德的作品中,悖论语言这一表达方式的运用是他的作品能流传至今仍受追捧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他的作品中,往往会出现“似是而非”的语境,我们能够发现有些词句的语义在表面看来完全不难加以理解,但是当我们细细推敲语句结构,却发现它们常常颠覆了常理、经不起琢磨和研究。与此同时,当我们对这些初次读来难以理解的语句进行一定深入地推敲时,往往会发现这些悖论语言中深藏着另一层意义,从而又建立出“似非而是”的语言环境。王尔德戏剧作品艺术上的特色就是由这一悖论语言表达方式构成的,研究“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的悖论语言是我们对王尔德作品进行深入解读的重要步骤,也是我们对其艺术深度和艺术价值进行研究的突破口。在王尔德里程碑式的作品《认真的重要性》中,他将悖论的语言表达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用有违常理的剧情结构和不同于常人的人物形象以及悖论的语言表达方式完美地结合起来,成为了一个滑稽的喜剧整体,这部喜剧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王尔德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巅峰。通过这种奇妙的组合,王尔德对上流社会视角中的爱情、婚姻、体面、死亡等严肃圣洁的事情进行了深刻的讽刺,也正是这样,这部喜剧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认真的重要性》中,两位贵族姑娘都希望与品性真诚的绅士结婚,她们的想法也与常人不同———她们都希望嫁给名字是“Earnest”的人,只因为这个名字与真诚同音,这样异想天开的做法吸引了两位贵族公子,他们冒名“Earnest”试图俘获两位小姐的芳心。王尔德就抓住贵族小姐的流于表面不重事物真正内涵的空洞的行事作风,展开故事叙述,使故事向着有违常理的方向进行。流于形式的两位姑娘执着于嫁给名为“Earnest”的男人,与此同时,这两个冒名的贵族公子又希望摆脱名不副实给他们带来的困扰。王尔德在这样的戏剧冲突中塑造了一个个谈吐不凡、言语诙谐的人物,由于这部戏剧的曲折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诙谐的悖论语言,对当时的喜剧文学中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在《认真的重要性》中,王尔德大量采用了荒诞、夸张、反讽、颠倒逻辑、对称结构等语言形式来达到幽默的表现效果,透过剧中人物对心理活动的真实表现,人物的形象都异常生动,作品的喜剧效果也被烘托到了极致。比如,剧中格温多林和赛西丽小姐产生一些误会时的对话就是运用悖论语言表达方式的典型之处。其中提到的“callaspadeaspade”是一句英国的谚语,翻译成汉语的意思即为实话实说,而在针锋相对中,赛西丽把它改成“WhenIseeaspadeIcallitaspade”,来表现自己的真诚态度,而格温多林却利用spade的本意“铲子”来做文章,一语双关,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出身高贵,一方面贬低了赛西丽。这样巧妙、机智的对话在剧中比比皆是。 三、王尔德作品中的修辞手法 对比修辞法的运用。在王尔德的戏剧中,对比句时常出现。对比句可以使语句朗朗上口,对人物形象进行明显突出,还可以深刻地揭示事件的本质。例如,在喜剧《认真的重要性》中,爱杰农对杰克说,“你创造了奇妙无穷的弟弟叫作认真,于是进了城。而我创造了无价之宝的永久病人叫梁冕仁,于是下乡去了”。这句话其实是爱杰农给自己找的一个借口。王尔德在喜剧的创作中,往往利用对比句推动情节的发展,常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效果。矛盾修辞格的运用。矛盾修辞格是指在戏剧创作中语言和逻辑在突然间进行改变,也叫正反句修辞格。这种修辞格在王尔德的笔下常被用来增强喜剧效果,存在冲突的句子组合在一起之后,往往看似矛盾但读来却有其所以然。在《认真的重要性》中,根据布雷纳尔夫人与爱杰农谈论有关哈贝莉的内容,依常理来说,哈夫人是一位寡妇,应该期待着变老,但剧中却反之而为,让她朝着年轻的方向进行一些转变。观众看到这一幕时,也许会觉得这是布夫人的怜悯,但在下半句又听出了布夫人的一丝嫉妒之情。一惊一喜,看起来似乎充满矛盾,但深入体会,却不难发现,这正是哈夫人在丧偶之后的解脱感的一种表现,王尔德用这一正反的修辞格,隐喻出上流社会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奥斯卡•王尔德可以说是维多利亚时代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学语言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与魅力。一方面,他的文学作品提出了对传统的美学的挑战,另一方面,他的作品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和阴暗面。除了本文讨论的这几种王尔德常用的语言表现手法外,他在创作中还喜欢运用夸张、比喻和用典等修辞格。正是由于王尔德对作品语言的严格要求,他的作品才能温和、委婉、隐晦地表达和讽刺。因而,我们在对王尔德的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当着重研究他的语言特色,在他的无数剧作中探索能为我们学习的技巧和手法。 作者:吴娇娇 单位: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艺术类论文:大众化语言艺术论文 1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语言展示强烈的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始,到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原因就在于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正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相结合,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焕发出灿烂的真理光芒。根据中国的民族特点,运用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充分展示中华民族语言艺术的魅力,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到崭新阶段。 1.1睿智超群,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语言作为思维的外壳,是对思想进行注解的载体。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用民族语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完整且精辟的解读。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对此进行了通俗化的阐释,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论述到:“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经过深刻的思考,结合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进行诠释,形成了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用“《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头’”说明人脑的判断推理过程;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古语说明认识必须来源于实践,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引用孔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以及唐朝魏征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说明只有全面深入地了解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才能准确地把握规律,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还以地主和佃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殖民半殖民地为例,说明矛盾着的双方既统一又斗争,推动着事物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把生动形象的语言、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精髓同马克思主义深刻的辩证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人民群众不但喜欢读,还读得懂用得上。 1.2荟萃古今,吸纳中华民族语言的精髓 善于继承中华民族语言宝库中的精髓,运用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成语、诗词、对联、典故等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采用比喻、设问、排比、借代等修辞手段深入浅出地阐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政策,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中国人民所认同并掌握,唤起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共鸣。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愚公移山》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如何获取胜利的思想,运用《列子•汤问》中的寓言故事引出党的路线,即发动和引导人民群众,挖去压在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号召全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种以古喻今的高明手法,把大道理溶于生动形象的故事之中,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既便于人民群众理解记忆,又便于贯彻执行。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思想的深刻理解,写就了经典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做出了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的准确判断。在文中大量运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方言、俚语,如“杀猪出谷”、“牙床”、“打轿子”、“纸叶子”、“打零”、“游团”、“洋学堂”等,出神入化的语言有利于唤起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运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将农民群众紧紧地凝聚在一起,汇合成夺取革命胜利的强大力量,从而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真正地发挥作用,更好地掌握人民群众。 1.3源于现实,提炼实践中的语言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书斋里制造出来的教条,而是在鲜活生动的实践中显示出巨大生命力的行动指南。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者不应困囿于书本或课堂,而应“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的许多篇章、报告、演讲词都是经过实地考察、确凿取材凝练而成的,令人拍案叫绝。比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深刻解读,通过对中国社会小资产阶级的深入考察,采用漫画式的笔调刻画道:“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寥寥数笔便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作了细致入微的描绘,尖锐泼辣的语言既来源于身体力行的实践调查又来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透彻领悟,使人们在会心一笑的同时看穿小资产阶级的真面目。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政党要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根据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进行了阐发,他提出:中国共产党内“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口语化的表述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有机统一,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说,丰富的生产实践、生活实践赋予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推动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走近群众、走近生活、走近实际。 2抱定主旨,甘为公仆———语言体现鲜明的群众性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体现鲜明的群众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又反映了作为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伟大信念,即抱定主旨,甘为公仆。通过演讲、报告、著作等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目标在于让马克思主义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变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2.1明确对象,学习群众的语言 鲜明地提出认识对象、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前提,他指出:“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以反讽的手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想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和理解,必须同人民群众的生产实际、生活实际相结合。因此,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同群众的生活、学习、工作实践结合起来,提炼总结出人民群众的语言。“如果不但是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以其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幽默诙谐的表达方式、睿智超群的思辨才能,为我们树立了学习人民群众语言的典范。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用“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满足于一知半解等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讽刺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从主观意愿出发,缺乏调查研究的风气;同时还使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等语句讽刺不注意联系实际,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这样群众性的语言既简明精炼又直切主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亲和力及说服力,彰显出群众语言强大吸引力和感染力。 2.2贴近群众,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在其生命历程中,始终肩负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这源于他内心深处对人民深深的爱。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使能够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大众化的语言,使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者们只有了解群众、心怀群众、贴近群众,才能更好地让群众信服。首先要了解群众的实际需要,在火热的群众生活中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其次要言为心声,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反映人民群众心底的声音,使“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马克思提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撰文写道:“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以简洁明快又饱含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关切,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为国为民的一片赤子之心。 2.3联系实际,为人民群众办事 自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便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应停留在口头上,而应注重实质,实实在在地让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武器。1920年,开办了湖南第一师范民众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吸纳着众多的知识青年和工人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时,创造性地将“工人”二字连起来,组成“天”字,说明工人的力量大于天,号召无产者联合起来作斗争。1921年秋冬,先后两次深入到安源矿井,通过与工人的亲切交谈,启发着工人的觉悟,打下了扎实的组织基础。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将马克思主义散布到工人阶级中,使之迸发出思想的火花,演化为强大的斗争力量。以敏锐的判断发现中国的农民蕴藏着巨大革命能量,1925年,回到韶山,在同农民打麻将、玩骨牌的过程中巧妙无痕地宣传着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1926年,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期间,号召他的学员们“向党里要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通过脚踏实地的实践活动走进了工农群众的心田,播下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点燃群众奋斗的热情,唤醒群众对新生活的希望,奋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的进程。 3文脉流畅,浅显易懂———语言表现充分的通俗性 列宁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马克思主义从理论的抽象到理论的具体生动,从理论化的话语体系到具体化的行动指南,从被少数人掌握到成为大多数人民群众的锐利武器,这一过程的实现应当以通俗化为基本途径。用气势磅礴,风格壮美,富于想象的语言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性,无论语言内容还是语言形式,或者语言风格都带给人民群众以“真”的思考、“善”的启发、“美”的享受。 3.1语言内容深入浅出,宣传富有感染力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过程中,既注重从中华民族优秀的语言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营养,又注重从当前的革命工作建设实践里吸收养料,力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的深入浅出,形成适合人民群众需要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例如,为了阐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团结问题的重要性,引用了俗语“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民主革命时期,为了纠正党内对革命形势的悲观判断,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比,说明了新生的革命力量必然会不断发展壮大,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过的加工改造,原本枯燥抽象的道理变得通俗易懂,即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又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情绪。讲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联系中国实际情况,借用古语“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并且对此加以创新解释;讲到写文章应当言之有物时,他以“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为例,不仅幽默,还给人以回味和思考;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比作“纸老虎”,帮助人们认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真面目。总之,总是能够以形象生动的语言、贴合实际的例子,传递给人民群众以深刻的思想,使人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3.2语言形式生动活泼,传播具有亲和力 一贯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语言形式应当生动活泼,他指出:“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象个瘪三么?”善于灵活运用多种辞格,增强语言形式的多样性,在真善美相互统一的基础上构成对马克思主义引人入胜的智慧表达。比如在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的基础之上,把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论述道:“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巧妙地以设问的形式引出“人民群众是真正铜墙铁壁”这一伟大的真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的中国化,能够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强烈的震撼力和感召力。通过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预见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撰文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段语言如诗如画,以气贯长虹的排比和比喻给人民群众以信心、勇气和力量,使革命必胜的信念深入人心,成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和宏伟纲领。通过高超的语言艺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良好的入耳入脑的效果,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大众化的过程中产生出强大的威力。 3.3语言风格短小精粹,表达富有吸引力 旗帜鲜明地提出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工作时,宣传的载体———报纸、著作、标语、口号等应注重实质,真正地为人民群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在《反对党八股》中,用“懒婆娘的裹脚布”讽刺一些长且言之无物的文章,要求文章写得短而精粹,言之有物。纵观的名篇佳作,无一不是开宗明义、言简意赅的。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一文为例,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军队队伍进行了精彩的描绘。例如赞扬新四军队伍“抗战有功,驰名中外”;称赞叶挺将军“领导抗敌,卓著勋劳”,一连串四字辞格的使用,读罢令人意志坚定,昂扬向上。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为了表示对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的坚决摒弃,慷慨激昂地论述道“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层层递进又一针见血的排比,体现了出神入化的用语艺术,彰显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魅力。进一步以对联加以讽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总而言之,以准确精炼的语言、匠心独运的句式,精深巧妙的思辨推进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神州大地上焕发光彩,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尖锐武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艺术所展现的民族性、群众性、通俗性正源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性、群众性和通俗性,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其中,语言艺术所展示的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根基,目标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土壤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语言艺术所体现的群众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旨归,最终为了让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掌握人民群众,内化为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并外化为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语言艺术所表现的通俗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要求马克思主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语言艺术民族性的展示应当以群众性为旨归,以通俗性为依托;语言艺术群众性的彰显应当以民族性为导向,以通俗性为途径;语言艺术通俗性的表现应当以群众性为目标,以民族性为指引,从而形成有机统一、三位一体的态势,构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深刻的价值内蕴。从当前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现实条件看,我们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语言艺术加以提炼和总结,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作者:汪馨兰 单位: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社会科学部 艺术类论文:主持人语用原则下语言艺术论文 一、合作原则减少语言的模糊性 语用学中合作原则的目标是以含意的交流为目的。在信息的交流中,语言往往不仅表达字面的意思,在一定语用环境下语言会显现不同的意义,这种意义就是含意。而合作原则正是以含意的准确传达为目标的。这种含意在主持人语言理论中被称作内在语,张颂认为,“播音的内在语是指那些在文字语言中所不便表露、不能表露,或没有完全显露出的语句关系和语句本质。”合作原则在主持人语言中的重要意义受到其传播形式的影响。主持人语言的传播处于一种单向的、虚拟的人际环境中,于是对于主体来讲对传播语境的把握具有很强的模糊性,是一种推测的结果。格赖斯认为,合作原则是“根据会话的目的或交流的方向,使自己讲出的话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交际所需的。”为了消除语言中含意的模糊性,语用学家认为需要从量、质、关系、方式这些层面对语言交流进行规范。其中量与质的层面对主持人语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量的层面要求主持人语言必须具有明确的优秀,涉及的内容需要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在逻辑性的结构中展开。 对于主持人话语量的规定,要求其语言不能超出受众所需要的信息。但是,电视受众的组成是多样而复杂的,同时单向的传播模式也致使主持人无法及时对自己的话语进行调整。于是主持人语言的量准则就需要把握受众需求中的一般性。对于电视新闻报道而言,这种受众需求的一般性直接地通过事实来体现。了解事实信息,是所有受众共有的基本需求,而对事实信息的主观判断与评论就未必适合所有的新闻主持人节目。简单的说,当受众希望看到某位主持人的评论时,其内心已经形成了对这个主持人的兴趣与信赖。优秀的评论节目都具有品牌型的主持人,其栏目往往以主持人冠名。例如CNN的《拉里金•现场》、国内的《老梁观世界》《杨澜访谈录》等等。这说明主持人的语言内容首先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形,话语内容着眼于事实层面还是评论层面与传播主体的媒介形象密切相关。当然,主体形象是可塑的,通过对事实信息的准确把握,理性思维在评论中的应用一个主持人会逐渐赢得观众的信赖。例如,十几年前江苏卫视《南京零距离》的子栏目《孟非读报》就赢得了受众的青睐,主持人孟非通过这个节目被观众熟悉与喜爱。该栏目立足社会热点,通过有力的论证向观众表述观点,这是把握了受众在思维层面的一般性。也就是说,受众可能因为立场而对结论有不同倾向,但是人们思维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把握住了这个优秀,就能成功的说服观众。总之,量准则要求主持人把话语限定在事实和逻辑思维的层面,以适应受众的需求,所有纯粹武断的、主观情绪化的信息应该尽量减少甚至消除。通过这样的方式,主持人语言内容上的准确性得到了保证。 2.质的层面要求信息交流的真实性。 新闻传播的本质与职业伦理强化了这一层面的要求。但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信息的真实性不仅仅体现在报道话语与事实的符合,同时,真实性也具有实用主义的意义。实用主义代表人物威廉•詹姆士认为,“真的东西不过是我们思考道路上的便利之计,就像对的东西不过是我们行为道路上的便利之计。”实用主义真理观作为符合论的一种补充,对主持人语言具有指导意义。从这个层面上讲,主持人所表述的内容不仅仅是要与事实相符合的,同时也应该是对受众有用的。受众通过主持人节目获取事实信息的目的有两点,其一是通过事实信息形成自己对社会状况的判断;另一目的是通过事实信息获得消遣娱乐以应对烦忙的生活。这两个层面适用于数量众多、类型不同的主持人节目当中。当然,前者更集中地体在新闻节目中,后者则倾向于娱乐节目。就新闻节目而言,主持人的语言通过对事实信息的选择来实践实用主义的真实性。 二、礼貌原则体现平等关系 布朗和列文森的面子理论认为,有一些语言本质上和交际者的面子相悖,他们称其为“威胁面子的行为”,如命令、建议或提议等。礼貌原则在主持人节目的单向传播中被简化了,简化为主持人语言对受众的尊重。与合作原则注重内容不同,礼貌原则把焦点集中于主持人语言的形式上。首先,礼貌原则主持人与受众平等关系的要求。主持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掌握了更有力的话语权。在传统传播环境中,媒介较之受众掌握了绝对的信息优势,于是媒体对信息容易形成垄断。这些优势使主持人倾向于以一个说教者的姿态出现在电视观众面前。这在当下仍有残留的“宣讲式”新闻播音可以明确的感受到。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下而言,这种强势往往体现在主持人语言态度的轻率与评论的肤浅。例如,2012年2月22日河南电视台《都市报道扩大版》报道了邻里矛盾的新闻,主持人评论说:“做什么事我个人觉得应该把握三点:一、讲道理。二、不能损人利己。三、别太自私。如果大家都能想到这三点,就不会有那么多纠纷了。”这种评论语言不传递任何与新闻事件有关的信息,只是简单的、抽象的道德表述。受众在评论中感到自己在接受初级的教育,于是一种反感就随之呈现。这是对礼貌原则的一种触犯。其次,礼貌原则显现在具体的语用技巧之中。礼貌是语言面貌的综合显现,在语气、用词、人称方面都有不同效果的体现。主持人语言能否体现尊重与主持人语言表达使用的人称有关。新闻传播要求客观真实,主持人语言首先受到了这个职业原则的限制。于是体现客观性的第三人称,通常是主持人常用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主持人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于一个信息的搬运工,于是受众就不会因为对语言内容的不认同而直接对主持人产生反感。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表述,对于遵循礼貌原则来讲,都是危险的。第一人称表述是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而节目主持人未必是受众所信任的,一旦出现问题就很容易把自己放在与受众的对立面上。这显然不如符合礼貌原则的要求。第二人称表述,直接以“你”为主语,无论是叙事还是评论,第二人称都会对受众的面子构成威胁。例如,河南电视台《DV观察》2008年9月1日的节目中主持人的口语评论:“……不要命啊,您就不琢磨琢磨那东西万一不是在水里炸了而是在手里炸了你这人就完了。拿电电鱼?你倒是不下水,水里头你也不看看有别人没有?你们这玩意儿,你们是为自己能吃口鲜的啊,还是打算拿他卖钱啊?啊,你这样,你要真是改不了这毛病,笑寒(主持人)给你出一主意,你也甭钓鱼,你也甭捞鱼,你也甭电鱼,你也甭炸鱼。你搬两块石头,卖把子力气,你砸(杂)鱼得了。这多好啊,又热闹……”上述评论中,主持人以嘲讽的语气对用炸药炸鱼者进行批评。一方面这些批评都是个人情感的宣泄,表现出了极度的对抗色彩;同时第二人称表述,使这些敌对情绪被所有的观众直观的感受。尽管,电视观众不是评论的对象,却成了主持人泄私愤的对象。于是礼貌原则被严重的触犯。 三、结语 最后要总结的是,由于电视主持人节目具有模拟人际传播形式的特征,于是人际交往的语用原则对其产生了实践性的作用。在主持人节目中,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应用,对规范主持人语言内容和形式都具有重要的方法意义。 作者:李佳瑜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艺术类论文:中职信息技术中语言艺术论文 1中职信息技术课堂教学中语言艺术的淬炼 (一)利用设置悬念的语言艺术,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中职信息技术课堂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充分利用设置悬念的方法,让学生对学习内容产生主动去研究的兴趣和好奇心,在探索和分析问题的过程中,锻炼了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和掌握学习的方法,在不断获取知识的过程中,逐渐提升了自信心,使学生更加主动的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开拓学生思维的灵活性,不断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了提高,也能够锻炼教师的教学语言艺术性。在新课讲解中,当碰到较复杂的问题时,学生表现出困解时,教师通过设置出一个合理的悬念,给学生拓展开想象的空间,为学生的思维进行引导,开启学生的好奇心,学生通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不但解决了问题,还激发了浓厚的学习兴趣,是教学目标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注重信息技术课程的语言规范性的艺术 在中职信息技术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在知识讲授中,特别是一些含义和概念的讲解中,必须保证语言描述的准确规范性,在操作方法的讲述中更应该注重语言的规范性,避免使学生对所讲述的知识点出现误区或者疑点,有效防止在原则上的理解性错误问题的出现。 (三)信息技术课程中充分和合理利用肢体语言 利用肢体语言,能够对口头语言做出相应的补充,合理的使用肢体语言,还能实现口头语言所达不到的效果,肢体语言可以反映出人的态度和内心,在信息技术课堂上进行提问时,在学生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教师应正视学生并且认真的倾听,对学生所回答的答案给予客观评价和适当的肯定,不能表现出嘲笑和蔑视,以此去建立学生的自信心,是学生养成积极参与教师提问的环节中去,使学生积极思考回答问题的好习惯得到了全面的培养,在每一堂的教学中,教师如果一味的进行机械的讲解,不能够充分调动整个课堂气氛,会逐渐使学生脱离课堂,这时如果充分结合肢体语言,表达教师的一种精神状态,而将这种积极的精神状态传递给学生,使师生之间的距离感得以拉近,有效的增强师生之间的交流,最终使整个教学气氛在活跃的环境中进行,有效避免了沉闷和单调的学习氛围,例如在学生周围与学生一起进行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在计算机上机课上,在学生旁边进行走动和仔细观察,检查每一个人的操作是否有错误,并及时进行纠正和辅导,和对学生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和表扬。 (四)信息技术课堂中注重语言幽默性的艺术 在中职信息技术课程中有许多逻辑性较强的内容,这些内容使学生不容易理解,并且内容比较枯燥和抽象,很多学生在遇到这种类型的内容时就会选择放弃,进而也会严重影响到后面与这部分知识相关联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因此,在这个阶段教师要选用合理的教学方法和有趣生动语言和切合实际的实例将抽象的内容具体和形象化,使学生能用最佳的状态和轻松的心情去认真听老师的讲解,注意应该避免的误区,更好的去掌握重点知识,这种心态的学习方式也能够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培养学生勇于突破难题的积极性,利用幽默性的语言,也可以很好的维持课堂纪律,当学生在课堂上聊天或者做出其他有损课堂纪律的行为时,教师可以利用幽默的纠正学生们的不遵守纪律的行为,又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得到预想的效果,可见,在信息技术课堂中利用幽默的语言技术不仅可以解决教学内容的问题,还能够解决师生间的问题。 2结语 中职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中存在一些限制性的因素,但起主导作用的主要是教师的语言艺术,掌握了课堂上的这一门语言艺术能够提高教师语言的准确规范、生动和幽默,对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要求教师要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树立不断学习和探索的精神,逐渐的完善和发挥自己的语言艺术,使早日实现既满足教学要求又适应学生教学的语言艺术的形成,从根本出发,尽最大力量的去调动中职学生的学习信息技术课程主动积极性和主动探索性,不断提升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使中职信息技术的教学内容最全面、教学效果最佳的状态,也对其他学科的学习和研究起到了积极的调动作用,这将对我国中职的教育做出巨大的贡献。 作者:杨敖 廖艳 单位:重庆市经贸中等专业学校 艺术类论文:观察类社会舆论语言艺术论文 一、严格采用专业术语,展示社会系统的真实百态,确立客观性的价值认知 我们不能让这孤独的勇气被冷漠所吹散。如何去正确看待、积极帮助这群有梦的小精灵,让每个孩子的梦想伸出翅膀,舒展翱翔,是值得每一位社会成员思考与践行的现实问题。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有了彼此之间的协助,这个社会才会让人觉得更温暖,更踏实。”正是通过诸如以上专业、精准的语言的添加与衬托,令观众群体真切感知到社会发展的真实现状,也能以更为客观的认知去接触、认可其他社会群体,从而让社会舆论的形成更为客观、科学。 二、合理融入网络流行语,释放切实有益的应对理念,营造协调性的论述氛围 捕捉并呈现社会万象的更新变化,是社会观察类节目的又一特色。网络时代的到来,显著改变了社会群体的用语习惯,继而也影响了社会舆论的话语表现,观众群体也普遍希求能够观赏到更加贴合自身生活环境、契合自身话语氛围的电视节目。为了继续保持收视优势,良性引导社会舆论,电视社会观察类节目也进行了适时改良,其开始合理融入时下颇为热门的网络流行语,调整节目语言的表现效果,着力去凸显不同阶层社会群体的思维理念,继而也充分营造了协调、活跃的舆论环境。譬如凤凰卫视社会热点观察节目《总编辑时间》就在网络流行语的添加、表现上做到了水乳交融,同时也对社会舆论实现了寓教于乐的灵活引导。如在对猖狂倒票的火车黄牛党进行调查报道时,就作了如下解说与点评:“这群头脑灵活的投机者确实很任性,其来往穿行于购票厅、车站广场以及工厂等人流量巨大的场所附近,乐此不疲,其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貌似热情的态度,倒也真忽悠了一大批不明真相的善良群众,于是将白花花的银子都揣进了自己兜里。”“任性”等网络用语的添加,不仅使整个气氛显得轻松自如,同时也鲜明刻画了唯利是图、无孔不入的倒票团伙的丑恶嘴脸,提醒观众群体提高警惕。而在总结辨别黄牛党、整治黄牛党时,其语言设计对于网络流行语的添加利用则更为巧妙、自如,如“对于这些害群之马,我们要擦亮眼睛,一是要坚决到正规的售票单位购票,二是要自觉抵制低价票的诱惑,三是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举报。相信在社会大众的协同努力之下,最终留给这些黄牛的,除了寂寞空虚冷,还是寂寞空虚冷。”通过这种诙谐独特的语言引导,使观众群体不仅形成了对于不法谋利群体的理性认知,而且也掌握了防范犯罪团伙欺诈的应对技能,继而良性引导了对于游走在法制边缘的灰色人群的舆论走向。 三、灵活调度背景旁白,形成细腻别致的感官体验,释放人性化的话语气息 背景旁白是电视节目之中常用的语言手法,其与视觉画面相结合,共同营造了与节目主题契合一致的视听体验。在电视社会观察类节目之中,由于其表现主体多为故事结构复杂、人物个性各异的社会百态,所以也需要相对应的背景旁白来理顺脉络、凸显主题。而为了缩小与观众群体之间的距离感,创造更为温暖、和谐的观感体验,电视社会观察类节目也都开始注重更新其背景旁白的设计,不仅加强了语调语气与词句的和缓衔接,还更多地选择了简洁、温馨的语句,这就有效形成了细腻、别致的感官体验,使得人性化的话语气息充分萦绕开来。譬如深圳卫视的《温暖在身边》就以节目语言表述平和、真善情感传递细腻而深受观众群体的喜爱。该节目在语言统筹上多采用背景旁白与背景音乐呼应并行的表现手法,如在讲述怀揣音乐梦想的单亲少年苦学唱歌、勤工俭学、贴补家用之时,就利用舒缓动人的背景音乐与旁白,对这群特殊群体作了动情讴歌:“每当其他孩子都在甜甜的清晨梦乡中时,他们已经悄悄来到厨房,生火做饭;每当夜幕降临,其他家庭都围坐在饭桌前说笑谈天,他们则在打工店里来回忙碌着。他们本分、踏实,遇到困难只会自己想办法解决,万不得已,绝不去给别人添麻烦,哪怕只是一颗煤球、一盒火柴。只为了能让心中的梦不再缥缈,让自己多唱几首喜爱的歌谣,多看几次父母的微笑,就够了。”在这种温馨、真挚的背景旁白的感染之下,观众群体会主动去感悟温暖、友爱的真情社会,对于单亲家庭的成员群体,也会有更为正确、全面的认知与定位,继而形成科学的舆论氛围。 四、集中增扩激励号召语,促进不同阶层的参与互动,构筑互助化的交流平台 平台功能性是社会观察类电视节目的社会化价值,也是颇能体现其媒体社会效益的一大环节。伴随着全民参与社会发展的浪潮涌动,电视媒体也顺应这一潮流,增加了诸多鼓励普通百姓积极参与、表达意见的新式节目。而电视社会观察类节目本身就具备极强的交流互动性,为了更为有效地促进不同社会阶层参与到节目交流中来,形成更为协调的群体舆论氛围,其普遍都在节目设计之中加入了带有励志性的号召语,以此来聚合各个社会群体加入互动平台,共同探索社会舆论的良性发展。譬如广东卫视于2015年全新推出的社会观察类节目《你会怎么做》,就将鼓励各阶层沟通、带动全民性互助作为节目主旨,力求通过富有特色的号召激励语的添加,激发观众群体的参与热情与互助兴趣,合理引导当前社会舆论朝向科学、人性的层面拓展。如在该节目第2期中,就对活跃在社区、负责交通疏导的义务交通员群体进行了观察与记录。当主持人寻求执勤交通员帮忙指引道路、并故意试探其能否为其导向之时,交通员爽快并热情地为其带路。此时,略带夸张的艺术化词句“我要给他们点一万个赞!还在等什么,乡亲们,加入这支队伍吧!”跳跃在电视画面之上,主持人也对着镜头向观众发起号召:“还在犹豫什么,我这么懒惰的人都抑制不了内心的激动,想要做一回义务交通引导员,来吧!等你。让我们一起加油!”而配合愉悦的背景音乐,一大群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开始紧跟在主持人身后,争当义务交通引导员。此时,节目再次运用旁白发起号召:“别再犹豫了,小伙伴,再不加入你就out啦!”通过这种轻松欢快而极富鼓励性的号召语的点缀,互助化的交流平台得以确立,观众群体都能在节目中获取对社会发展的多样思考,并激发其主动参与、乐于奉献的意识理念,从而也促使整个社会变得更为和谐、融洽。 作者:王子彤 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艺术类论文:合唱指挥肢体语言艺术论文 一、合唱与合唱指挥的肢体语言 (一)合唱的艺术表现形式 合唱是一种音乐艺术形态,其包含着艺术家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构想,是一种物化了的意象形式。从本质上讲,合唱是艺术家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审美意识,将各种体验性的、主观性的素材加以高度融合,形成某种独特作品艺术的表现活动。其作品是一种以词、曲为物化形式的意象表达,是一种专门供观者鉴赏和审美的艺术形象。合唱是一种集体效应下的艺术表现形式,有着丰富的情感内容,能够体现恢弘壮阔的艺术情境。合唱包括青年混声合唱、童声合唱、室内和声合唱等多种形式,表达的是一种集体的力量以及一种合作下的艺术美感。但是,合唱与其他歌唱最大的不同则在于需要在统一的指挥下完成,具有一定的指挥情境效应,这就使合唱具有了诸如某种舞蹈的肢体语言大集合的艺术特征。 (二)合唱指挥的肢体语言艺术特征 合唱指挥往往通过丰富的肢体语言进行对合唱作品内容的表达,指挥人员借助丰富的面部表情、手势动作等技艺形式,形成某种肢体语言对合唱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感情进行意象化的展示。指挥人员需要在对创作家的情感进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通过情感的肢体表达将作品中的情境完美地展现出来,将此种情感化作一种艺术形象,给观者以视觉的冲击与心灵的震撼。合唱团每位成员的文学造诣、艺术修养以及音乐功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合唱团队的艺术水平。但是,这些都是建立在良好的合唱指挥的基础上,只有在完美的、富有艺术气息的以及具有实用效用的指挥基础上,合唱团才能够产生惊人的艺术效果。另外,合唱在于通过不同声部及各种不同的演唱形式达成整合的艺术效果,这就需要一定的完美的艺术指挥。在有序的指挥下,合唱团的合唱人员才能够将各自的特点发挥到极致,从而形成整体效应,达成完美演出的目的。而且,对于观者而言,台上的演唱人员是相对静止的,只有通过指挥人员的肢体表演,才能够对表演进行视觉上的感知,由此形成的强烈的视觉效果使其更加地被现场的气氛及情感所感染。合唱是一种声音的共性艺术,是一种协调性的群体艺术形式,表现了一种和谐之美,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对多种合唱的声音进行协调、训练和统一,由此便产生了指挥的肢体语言艺术。合唱最大的魅力以及独特的艺术表达就在于和声,通过和声使声音的音域更加地宽广、丰富了音色,使声音更加富有表现张力,这是个体及小群体演唱所不能达到的艺术效果。基于其整体性,合唱指挥在整个表演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优秀的合唱指挥能够在表演过程中给观众带来最佳的艺术情感体验,最大限度地激发观者对合唱作品的共鸣与认同。一个成功的合唱指挥需要最棒的指挥技术与最为丰富激情的肢体语言之间达成高度完美的融合。合唱指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指挥者丰富的肢体语言加以表达。合唱指挥在表达上既要充分体现原作的情感,又要对其进行再度创作。合唱指挥在一定意义上是全程艺术创作及合唱艺术本质特征的重要体现,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及艺术美学价值。指挥人员在指挥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通过自己的艺术表达对合唱作品进行演绎,使其具有一定形象化艺术特征,创造出肢体语言的美感效应。指挥人员在表演过程中,将肢体语言艺术化,提升了合唱的听觉艺术价值和视觉的审美价值,使合唱成为具有综合特征的艺术形态,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经典艺术。 二、合唱指挥中肢体语言艺术运用的原则 指挥是合唱团艺术生命的灵魂,其不仅仅是合唱队的优秀人物、领导者与组织者,还是合唱团音乐艺术形式的再次创造者。从观者的角度看,合唱团的指挥人员更是一名表演艺术家。因此,合唱团中的指挥者不仅要具有一定的音乐艺术造诣,还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及较高的艺术审美能力和表演能力。这样才能够使合唱在内外两个层次达到思想性、艺术性的完美协调统一,得到观者的认同。合唱指挥要通过丰富的肢体语言对每一位合唱队员的音乐表现进行引导,要遵循“省、准、美”的艺术原则,以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第一,省的最大特点就在于适度,指挥人员通过对合唱作品思想情感及意向进行精准的把握,对其进行艺术上的再创造,对每一肢体语言进行设计,做到情感表达到位,情绪拿捏到位,多一分则溢,少一分则空的状态。省是指挥人员进行肢体语言艺术表达的最基本的原则,是其他两种原则的基础。在肢体语言运用上,指挥人员应从该基本原则出发,做到艺术形态的完美表达。每一种艺术形式都在一定程度具有适度性,合唱也不例外,尤其对于合唱指挥人员更是如此,合唱的艺术效果不在于个性的突出,而在群体效应。因此,指挥人员要注意对自己情绪的把控,照顾大局,点到为止,不需要做到过“满”,以致影响整体演出效果。第二,准是指指挥人员能够对合唱作品所要表达的意向进行完美精准的再现,包括对音乐节奏的精准把握、对歌唱者换气点及呼吸点的掌握,并给予合唱人员最为精准的预示及情感眼神的交流,使合唱人员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演唱,达到完美和谐的艺术状态。第三,美讲究的是指挥人员在动作上具有艺术美感,富有协调性和舞蹈性,动作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指挥人员通过艺术动作美的呈现给予观者以感官上的冲击,使观者能够通过指挥者的动作体验其内在的情感,从而达到一定的思想情感的交流,使其有所动、有所悟,完成艺术的呈现与交流。艺术不在于观赏,而在于观赏后是否能够激起观者内心的涟漪。指挥人员作为合唱队的灵魂所在,必然是传达某种情感的优秀,因此指挥人员不仅要做到外在表演上的惊艳,更要体现内在情感抒发的美学艺术价值。指挥人员要做到“省、准、美”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将自己内心的情感完美地融入到表演中,使动作富有一种灵动的和谐的魅力。 三、合唱指挥中肢体语言艺术的完美运用 (一)手势语言的艺术表达 合唱指挥最为丰富的语言莫过于手势,通过手势动作不仅能够对合唱团人员进行协调统一,还能充分地将合唱作品中的思想表现出来。指挥的手势语言在合唱指挥的肢体语言中尤为重要,任何思想情感活动都主要通过指挥人员的手腕、手指、手掌、手腕、小臂和大臂的相互协调进行语言艺术的表现与传达。在运用过程中,随着音乐的发展,手势语言应当有所变化,既要有一定的控制感应效果,又要有一定的漂浮感和灵动感。合唱成员一般通过对气息的推动进行歌唱,其在发声过程中既要对气息有一定的控制,又要连贯、强弱得当、声情合一。这就需要指挥人员运用手势语言形成一种阻力来控制音乐。 (二)面部语言的艺术表达 指挥人员需要通过一定的面部表情,根据音乐作品中的情感意象进行艺术信息的传递。面部语言是指挥人员在手势语言表达之外最为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指挥人员主要通过眼、嘴、眉、下巴等面部器官对音乐情感进行表达,特别是作品中较为复杂的音乐情感,直观地再现作品中的喜怒哀乐,是肢体语言艺术表现形式最为生动、直接和灵敏的所在。比如,当表达恐惧、愤怒时,指挥人员会张大瞳孔,在表述哀伤时,会放大瞳孔,放空眼神。 (三)身体语言的艺术表达 这主要是对于指挥人员的身体姿势而言,在表演过程中指挥人员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姿势,即或坐或站。指挥人员一般是保持一种傲然挺拔的端正站立姿势。在正式场合中坐姿较为少见,但是排练时却有所体现。指挥站姿一般要求两脚站稳、身体挺拔端正、肩放松、腿稍分开,给人一种积极兴奋、挺拔向上的沉稳之感,以此达到外形的和谐之美。合唱指挥从专业技术的角度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从审美的角度看属于艺术范畴。因此,合唱指挥既要有精准到位的、娴熟的技能,又要有丰富大方的肢体语言,从而充分展现合唱的内在艺术特征,增强其美学效应。 作者:和桂莲 单位: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艺术类论文: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语言艺术论文 一、新闻评论节目特质对主持人语言的要求 (1)新闻评论节目特质要求主持人的语言更加灵活。 电视新闻评论集图像、声音、文字于一体,有时还运用多种表意符号来传递思想。在节目中,经常会插入现场再现、嘉宾访谈、现场采访连线等,其内容十分的丰富,形式多样。这就要求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除了具有传达信息的能力外,还能够跳出自己固有的思维,跳出自己已备好的语言模板,用自己更加灵活的语言,去串联各方,确保节目的正确方向和顺利进行。 (2)新闻评论节目特质要求主持人的语言更加亲和。 传统的评论总喜欢摆出一副讲大道理、教训人的姿态。而电视新闻评论则不然,无论是主持人、嘉宾、记者、事件当事人,上了镜头,就是面对面的交流。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作为各方的衔接者,要使节目参与各方都能够以最佳状态投入节目,顺畅地传递信息,首先在语言上要做到有亲和力。 (3)新闻评论节目特质要求主持人的语言更具分寸。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性的回归,新闻评论节目对主持人自我语言特点和人性化表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主持人要顾忌人性,该高要高、该低要低、该怒要怒、该喜要喜、该伤要伤,这样才能拉近受众、吸引受众。同时,在评论中要特别注意分寸,应兼顾大多数人的接受水平有的放矢、有分寸地把握语气、节奏,使自己的评论能够更多地得到接受和认可。 二、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应注意的语言禁忌 (1)不要说想当然的话。 作为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更多的职责是将新闻的信息传播好、把参与各方衔接好、尽力得到较为科学、公正的结论。因此,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在参与评论的时候,在语言上一定要留出空间和弹性,一定要谨慎。切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随意地给出结论。 (2)不要说不负责任的话。 新闻评论节目很多的时候是代表政府说话,代表政府传达信息,所以信息的指导性非常强,影响非常的深远。因此,对每一句话都要真正地负起责任,说每一句话都要真正清楚、明确。特别是很多的事件,涉及多方的责任,甚至会涉及政府部门,在这样的情况下,弄不清楚的话,不负责任的话更不能说。 (3)不要说压迫性的话。 新闻评论节目涉及方方面面,所有的参与者都处在一个平等的层面上,没有谁高谁低,也没有谁质问谁,所有参与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新闻能够更加完善,使结论能够更加科学。因此,作为主持人,尽量避免用压迫性的语言,去质问和要求参与者。 (4)不要说虚话。 新闻类节目本身特点就是真实,真实的事件就是需要真实的表达,稍加修饰和做作,就会使之失去原本的意义和特点,大大降低事件本身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因此,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要切忌说虚话,哪怕一点的不实,都会使整个节目出现本质上的改变,原本真实的信息也会被受众怀疑。 (5)不要说废话。 新闻评论节目,信息量的集中储备在新闻描述、在新闻当事人、在评论嘉宾,而不是在主持人。主持人的话太多,自然会占用节目的时间,影响到节目的信息量。因此,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要切忌说废话,要使每句话说到点子上、问到点子上、评到点子上。 三、如何提升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艺术修养 (1)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使语言更主流。 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每天都在剖析、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国内外发生的各种消息。这就要求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具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思想素质,较强的政策观念和新闻敏感。因此,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要注重对中央和各级发展精神的学习,把握方向,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 (2)扩大社会知识面,使语言更丰富。 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每天评论的事项,古今中文、天文地理、人文自然,无不包括,所接触的评论嘉宾很多都是各个专业的专家和高层人士。因此,要真正使自己的语言能够驾驭好节目的开展,知识面的丰富是基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刻苦地学,不断地学,自己的学历层次、文化水平和知识积累。 (3)提升专业能力,使语言更规范。 专业的语言表达能力,是提升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语言艺术修养最基本的要求。要获得良好的声音,必须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声音训练。此外,还要加强口头报道、现场采访等语言能力的训练,加强自身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积极开展语速的训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最多的信息传递给受众,能够在更为紧迫的情况下,准确规范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4)做足准备功课,使语言更恰当。 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在录制节目前,一定要对所播报的问题,详细地搜集有关情况。一定要与编导组一道研究、分析,充分掌握整个节目的初衷、要达到的目的、整体的程序、参加的嘉宾、引导的方向和最终的结论。同时,主持人还要深入细致地了解嘉宾,了解询问的问题,甚至要充分预想或事先询问嘉宾的回答内容。 (5)塑造良好的风格,使语言更精彩。 对一个主持人来说,其风格是否独特鲜明,分析是否深刻,决定着主持的成败。特别是在语言表达上,要有自己的特色,要富有感染力。每一个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自身的语音条件不同,自身的讲述方式不同,所主持的节目也不同,但是风格的培养是必须的,风格培养的方向就是符合节目设置、符合受众要求、符合自身实际,使节目更具人性化、吸引力和感染力。 作者:刘霖 单位:莱芜广播电视台 艺术类论文: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语言艺术论文 一、领导重视提供保障,组织周密章法有度 1.悉心指导,增添动力。 作为提高青年教师授课水平的一个全校性的教学活动,学校领导对此非常关心和支持。在讲课比赛的每一个现场,都能看到学校领导的身影。他们静静来到比赛现场,非常认真地听了有关教师的讲授,并在赛后对参赛教师的讲课效果做了精彩的点评。在整个比赛过程中,校领导密切关注赛事进程,多次亲临教务处进行指导。各院系的领导不仅认真组织试讲、选拔,而且都始终坚持随堂听课,给了参赛教师极大的鼓励。 2.安排合理,井然有序。 任何一项竞赛活动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周密的组织管理。根据《青年教师讲课竞赛实施办法》的文件精神,教务处对竞赛事宜做了部署安排,明确了竞赛程序和相关要求。各院(系、部)根据强化过程、重在提高的原则,认真组织、谋划和落实。竞赛分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原则上采取随堂听课的方式进行。预赛阶段的比赛在各院(系、部)开展,最终选拔出了23位青年教师参加决赛阶段的比赛。参赛教师涉及到全校13个院(系、部),参赛课程涉及到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整个决赛阶段的组织有章法、有秩序。在开幕式上,不仅有上届一等奖获得者的现场示范教学,也有部级教学名师和退休教授交流教学和科研的感悟和体会,给参赛者和组织者以启迪。比赛过程严格按照比赛规程有序进行,赛前有组织、赛后有评议、评后有反馈。参与观摩的教师认真总结,吸取经验,撰写心得体会。教务处安排有专人负责决赛全程的组织、协调和记录,并能对整个赛程进行及时报道,保证了竞赛活动有序开展。 二、参赛教师风采纷呈,课堂演绎别样精彩 各位参赛教师在课堂上的表现可以说是各领风骚、独具魅力,不仅仅体现了师道之高尚,更能使每一位参与者体会到教与学的和谐之美。 1.教学态度严谨认真,富有职业心、责任心、自信心。 教师职业是神圣的,课堂又是教师这一职业神圣之所在。在每次比赛现场,我们都能看到精神饱满、意气风发的参赛教师,他们服饰得体,仪态端庄,举止大方。课堂教学尚未进行,其稳重的师表已经给每位学子做出了表率。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体会到,教师在课堂上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学科知识,更多的是教会学生做人的道理,是能对学生人生道路产生影响的知识。教师树立以学生为主、以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课堂上讲授不仅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是很有责任心地、有意识地传授知识,使学生真正领会、掌握、应用所学知识,表现出来的是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讲课过程不仅是对授课内容的比赛,更是一场展示教师人格魅力的过程。课堂上教师的表现必须要有自信,有自信才能引发出激情,才能淋漓尽致地“传道、授业、解惑”。各位参赛教师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激情和自信,而且大多数教师都具有亲和力,能将感情投入授课中并充分“享受”这一过程,课堂交流融洽、自然,教学气氛活跃、和谐,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效果明显。 2.教学语言优美生动,表达风格化、情感化、规范化。 “披文入情,情动而辞发”,良好的教学语言可以烘托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情感。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教师的语言修养,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脑力劳动的效率。各位参赛教师的语言表达准确清晰、严谨精练、生动流畅,节奏感、逻辑性强,讲课规范有序、张驰有度,极富魅力,语音准确,语调正确,语句合乎语法修辞逻辑,用词恰到好处,准确无误地表达思想与教学内容。大多数教师语言表达都极富有情感,热情洋溢,抑扬顿挫,幽默风趣,显示了不同的教学风格和教学个性,从心理上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教学过程融洽、默契,整个课堂充满情趣与活力。有如小桥流水者,轻声慢语、娓娓而至;有如大河奔腾者,慷慨激昂、抑扬顿挫;有如绘画大师者,尽情泼墨、写意渲染;有如哲理名家者,构思严谨、环环紧扣。能恰当地运用表情、眼神、手势等体态语言对教学进行有机补充,意近旨远,词浅意深,充分发挥了语言的功能策略和交际策略,对学生进行启发暗示,收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3.教学设计精彩恰当,具有合理性、逻辑性、层次性。 成功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对课程环节的安排设计,每位教师都独具匠心、风格各异。参赛教师在平时备课活动中,都分别在深入钻研教学大纲、精通教材内容、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针对课堂教学的目标群、知识结构、板书利用、课堂练习与作业等因素,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诸方面进行了合理设计,在课堂教学中能很好地把握课堂节奏,通过精练的回顾讲解,很流畅、自然地引入本节课的讲授内容,根据翔实的材料、清晰的条理、严密的逻辑,深入浅出,从多个角度去引导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并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 4.教学内容充实丰富,体现知识性、专业性、前沿性。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从竞赛课堂的教学内容上可以看出,教师要非常优秀地完成教学任务,必须依赖于平时的努力;不仅要依靠储备丰富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很强的实践技能和经验。在理论课教学上,教师尽量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联系专业实际和生活实际,提出学生真正感兴趣且有思考价值的问题,增加一些带有探讨性、启发性的教学内容,通过具体实例的讲解,把学生的思维领入到实际生产中去,最大可能地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达到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目的。 5.教学方式灵活多样,突出统一性、适宜性、实效性。 在竞赛课堂中教师能采用诸如启发式、激励式、记忆式、问题式、参与式、案例式、研讨式等不同的方法应用到教学实践中,但也不是凌乱地、毫无目的地应用。在教学手段的选用上,广泛将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于课堂教学,多媒体课件信息量大,制作精良,运用娴熟、自然。课件不是为了表现多媒体这一教学手段而使用多媒体技术,也不是简单地将教材文字转化成电子文档,而是结合科研成果、工作实例,用图表、动画、视频、声音,生动形象地展示所要讲授的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各位参赛教师并没有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是紧密结合课程实际,将传统手段与现代教育技术交互使用,使“多媒体课件+黑板板书+教学模具”有机地结合起来,相映成辉,相得益彰。 三、评审专家工作细致,赛后评议客观公正 在竞赛现场,有一群听众特别引人注目,他们就是学校本科教学巡视组成员、讲课比赛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各位专家都是有着非常丰富教学经验的退休教授,虽然有的已白发苍苍,但依然是精神矍铄。他们本着对学校教育事业负责、对讲课比赛负责的态度,聚精会神听讲课、专心致志做记录。在每次比赛结束后,都分别进行了两场点评,一是由教学巡视员担任的竞赛评委会的点评,二是由各院(系、部)参与听课的领导和教师的点评。各位评审专家在赛后评议中陈述已见,对参赛教师的课堂教学分别从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综合点评,肯定优点,指出不足。另外,为充分体现客观公正这一原则,评审专家在赛后还采取随机听课的形式,了解参赛教师的日常授课情况,以综合表现评定参赛结果。各院(系、部)除了客观点评外,以如何更好地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水平为出发点,院系领导亲临指导,青年教师踊跃发言,畅谈体会、感想和收获,汲取经验,思考如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四、学校搭建交流平台,共同促进教师成长 对青年教师而言,欠缺的是教学经验的不足,即如何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且被学生接受和理解,这就好比要想给学生每人一杯水,教师不仅仅要有一桶水,关键是如何把一桶水有效地注入每个学生的杯中。讲好一节课容易,重要的是讲好一门课,在这方面学校为青年教师搭建了一个锻炼、提高的平台。通过举办讲课竞赛,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的培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有效地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为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作者:刘芬 单位:塔里木大学植物科学学院 艺术类论文:微积分教学中语言艺术论文 1《微积分》教学中的语言要形象、生动 《微积分》的知识内容往往是抽象的,要化抽象为具体就要用心揣摩怎样用比较形象、生动的语言去讲解,比方说,讲到连续函数的介值定理我们可以用流动的水来刻画,也可以用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摆桌子来比喻,这些比单纯的去讲数学证明更能让学生理解,也更能让学生印象深刻。 2《微积分》教学中的语言可以浪漫但是不失深刻 学数学的人给人的印象似乎往往是木讷、活力不够,没有搞艺术的那么潇洒,其实并不如此,德国数学家维尔斯特拉斯说过“缺少诗人气质的数学家不能算是真正的数学家”,尽管我们高校的很多数学老师可能只是一名普通的数学工作者,其实一样可以在课堂上浪漫一些、洒脱一些。比方说讲中值定理,我们可以借用我们古代的一句诗“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来作一个很好的总结。在给学生讲解微积分基本公式时,我们可以来一句英文:“It’sapowerful,beautifulandgalivibleformula”(galivible是时下流行的网络语),此时学生们会惊讶不已。在介绍比较复杂、冗长的泰勒展式时,尤其是几种余项的时候,比方说皮亚若余项,我们可以先讲讲皮亚若的生平、故事、思想,然后强调皮亚若说过一句话:“给学生讲授晦涩难懂的东西,是对人性的犯罪”,进而我们可以说为了不背负此罪名,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讲更简单更人性化的皮亚若余项。这就是一种洒脱,也更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 3《微积分》教学中的语言应该尽量活泼、幽默 人们常常说活泼带给我们青春,幽默带给我们快乐。讲授《微积分》也一样,课堂上不只是有证明、计算、推到,公式、定理、结论,也应该有欢笑、掌声和快乐。一次,笔者给大一新生讲连续和不连续的概念,黑板是上下拉动的,上面一块写满了要拉下来,突然卡住了怎么也拉不动,这时笔者转过身对同学们说“同学们,看到没有,这就是不连续”,教室里顿时哄堂大笑。还有一个学期,上午三节数学课,第二节课休息期间,很多同学都爬在桌上要睡觉,这时笔者想起了网上的一句话,于是稍加改动,对同学们说:“同学们,现在睡觉你会做梦,现在听讲你会圆梦”,课堂里顿时掌声如鸣。在《微积分》的教学过程中要经常做到上面的要求并不是容易的事,需要我们平时的积累,当然还跟我们每个人的性格有关联。教师首先要对《微积分》的教学内容熟烂在心,信手拈来,同时还有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才能在平时的教学中能够充分发挥,驰骋千里;其次要多读些数学史,多想些比书本上更深刻的东西,结合自己的语言风格,形成自己独到的语言体系;最后跟紧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尤其是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能够像海派清口代表人物周立波那样讲讲数学里的“段子”就更好了。 作者:刘双乾 单位:暨南大学数学系 艺术类论文:导游语言艺术论文 一、导游语言的基本原则 1、生动幽默原则 导游语言也应该具备生动形象的表达,这也是导游语言的艺术性和趣味性的具体体现。另外导游语言需要运用适当的幽默,因为导游人员在讲解过程中穿插一些相关的幽默,会使气氛融洽讲解更加生动有趣。 2、灵活性原则 在导游讲解过程中,导游语言应该注重因人而异,因地制宜,要根据不同的对象灵活使用语言进行讲解,使特定的景点讲解适应文化素养,审美各不相同不同层次的游客。导游人员要根据不同的游客灵活掌握讲解内容,使其适应每一位游客,让每一位游客能够享受导游语言艺术之美。 二、导游语言艺术的技巧 1、语音技巧 在导游讲解中,包括语调、音量、语速,要善于进行语调变化,语调平淡的导游讲解会缺乏活力,所以,语调应该有高潮也有低潮,语调的变化能使语言具有节奏感,每个人的声音都有其各自特点,也可以赋予不同的音调,使其适当的以情发声,以声带情。导游人员的语调要自然优美,抑扬顿挫,发音清晰,语言要通俗易懂,而且导游人员要善于控制自己的声音强弱,要富有感情色彩和节奏感,在导游讲解语速上应注意节奏快慢,如果导游人员一直以同样的速度进行讲解,缺乏感情色彩,会令人乏味,缺乏兴趣。所以,导游人员要根据要讲解的内容,游客的反应控制语速,讲解语言速度的快与慢是相辅相成的,在讲解过程中通常讲快了游客跟不上或听不懂,讲的太慢,游客又失去兴趣,所以导游人员应掌握好语速,该快就快,该慢就慢,快慢结合。 2、口语化语言技巧 导游讲解过程中口语化语言是及其重要的,是导游人员必备能力之一,也是导游人员表达的方式,口语化能使导游人员和游客之间清楚明白的了解和接受对方,理解和接受是口语化的特征。当导游人员在讲解时候,游客不感兴趣,这时候导游人员应该注意语言的运用,首先应运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化语言,其次在讲解内容上注意技巧性,讲解语言尽量口语化,避免使用难懂词语,用口语化语言更加贴近游客,激发游客兴趣。导游语言要尽量使用大众化,浅显易懂的词语,使导游讲解贴近游客。另外,强调导游语言的口语化,但是不能忽略导游语言的规范化。 3、语言叙述方式技巧 在导游讲解中运用灵活多变,生动形象的的叙述方法,以便更好地吸引游客,在导游词讲解中如果只是按照顺序方式讲解就会显得十分平淡,没有吸引力,所以在讲解中倒叙和插叙显得尤为重要,如在讲解过程中设置悬念等方法活跃气氛,激发游客的旅游兴致。在导游人员具体带团的过程中,导游人员除了具备基本的导游方法和技巧以外还应该具备自己的特色,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样,才能获得比较好的导游效果。导游艺术的重要部分有导游方法和技巧。导游人员要吸引游客的注意力,激发游客的兴致就必须讲究导游的讲解方法,提高导游的语言艺术。 三、导游语言艺术的作用 1、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旅游是人与人社会交往的活动,导游人员要接待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性格、爱好、信仰的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游客会表现出不通过的行为、习惯、性格和语言,在此过程中要使旅游团始终保持和睦融洽的气氛,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就要求导游用灵活、幽默的导游语言打破沉闷的气氛,避免尴尬的情况,用多样的导游语言提高游客的游兴;运用导游语言艺术能够激发旅游者的积极性,提高导游人员服务质量。 2、协调增进主客关系 在不同的职业中,协调能力是必备的一种工作技能,所以对于导游行业来说也不例外,旅游者初次到达某个地方旅游的时候,旅游者的心理总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和拘谨感,导游人员的语言艺术能够起到协调作用缩短主客之间的关系。当导游与游客之间出现隔阂的时候,艺术性的导游语言艺术能够化解双方的矛盾,是协调主客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 3、提高导游员素质 导游人员是最直接接触旅游者,导游人员的素质和好坏,服务质量的高低,严重影响旅游业和社会声誉,也关系到旅游国家和地区在游客心目中的形象。在旅游过程中导游人员要以游客为中心,大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以自身人格魅力感染游客,导游员带团过程中在游客心中确立威信,带好团队。语言艺术是导游语言的升华,对导游员素质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导游员在提升自己语言艺术的同时也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自身的综合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四、结语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游客和社会对于导游员的要求也随之越来越高,而导游的语言艺术在导游员带团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导游语言运用是否成功在导游员带团中起到极其重要,所以导游人员要不断完善自己的语言艺术,学好语言,掌握语言,带好旅游团。 作者:扎西卓玛 单位: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类论文:地理教学中德育语言艺术论文 一、语言应自然朴实,化难为易 在地理教学中如果说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是一条明线,那么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则是一条暗线。教师只有娴熟地运用语言技巧过好渡、铺好路,才能起到“明”“暗”双收的效果。因此,教师的语言必须朴实无华,犹如潺潺流水激起学生思想的朵朵浪花。例如在讲“海陆的变迁”一节时,虽然内容抽象,但是有利于科学史教育和科学兴趣的培养。因此,教师可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切入正题。故事一:一位科学家在喜马拉雅山考察时发现了海藻、海螺等海洋生物的化石,这是为什么呢?学生直接猜测:“这里过去可能是海洋吧?”教师回应:“对,这里原来就是海洋。”接着教师利用多媒体播放Flash动画———在七千万年以前这里是一片大海,后来由于地壳运动不断抬升,海水渐渐退去,海洋生物沉积形成化石。故事二:20世纪,有人在台湾海峡的海底发现古代森林遗迹,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又有学生猜测说:“这里过去可能是陆地吧?”教师回应:“对,这里原来是和大陆相连的一片陆地。”接着多媒体播放Flash动画———在一百万年前,这里森林茂密,后来由于地壳下沉成为了海峡。不过由于板块的不断运动,台湾海峡还在缓缓抬升,据预测,一万年以后台湾海峡又将成为陆地。教师朴实的语言,自然的引导,引领学生“穿梭”于古今之间,深入浅出地体会知识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从而证实了“海洋和陆地是不断在变化的”这一理论。苍海桑田是大自然的规律。教师的语言自然朴实声声入耳,将知识化难为易。 二、语言应风趣幽默,语近意远 地理教学中常常涉及较为枯燥的人文地理内容,这部分内容对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是再好不过的素材了。所以教师诙谐幽默、生动风趣的语言会让知识富有情趣,使课堂充满愉悦和谐的气氛,这往往比枯燥的说教更为有效。例如在讲“我们需要洁净的空气”时,正好是午后第二节课。走进教室,讲台前有些狼藉,门后的水盆水桶里满是脏水……教师笑着说:“我们经常出入这样一个狼藉的空间,目睹垃圾散落的地面,粉尘飞扬的讲台,享受这浓缩了的人工‘废水’‘废气’和‘废渣’,哎!看来今后上课要必备一样东西———大口罩,你们说怎么样?”学生们听后有的偷笑,有的面面相觑,有的恍然大悟。几个学生立即对教室进行了清理。教师通过这样的“小情景”和风趣幽默的语言,使学生懂得了保护环境要从自我做起,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的“大道理”。信手拈来既不牵强附会,又达到了语近意远的效果。 三、语言应真实生动,饱含情感 常言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地理课上所讲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内容,都应以科学准确且饱含激情的语言,真情流露出对祖国河山的自然情感,从而潜移默化地激发学生的情感,不断增强民族自尊心,树立热爱祖国,立志成才,报效国家的高尚情感。例如在讲“台湾”一节时,“钓鱼岛”就是再好不过的德育内容了。为此,教师在课上可以这样讲述:钓鱼岛位于中国台湾省东北大约100海里的地方,面积为43838平方千米。由钓鱼岛与其周围的赤尾屿、黄尾屿、南北小岛及附近的一些岩礁共同构成。有关钓鱼岛归属的问题一直是热点。但可以证明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确凿证据有三:第一,钓鱼岛与我国东海大陆架相连。根据《国际法》规定,海洋沿岸国家对大陆架是拥有固定的排他性主权的。从这一点来看毋庸置疑,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第二,早在1403年中国人杨载就首先停留在钓鱼岛,而后明朝、清朝《筹海图编》《海国记》等书中也都有关于钓鱼岛的清晰规定和标示。中国政府早在600多年前的嘉靖年间就对钓鱼岛进行了主权管理。嘉靖35年(公元1556年)总督胡宗宪奉命负责守卫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中国海防。第三,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抢占钓鱼岛。二战结束时,钓鱼岛连同日本本土同被美国占领。1971年美国为了对华冷战将其托管的钓鱼岛非法移交给日本。日本当局据此提出钓鱼岛主权归属日本。后又觉不妥,于是日本外务省又进行了无耻捏造,说钓鱼岛是日本于1895年发现的“无主地”。如果说120年前日本强占钓鱼岛是野蛮的军事入侵,那么120年后这一幕的重演,则是日本右翼势力凭借经济强势复活军国主义的重要一举。教师这时可以引导学生说出“中国领土不容侵犯”,“强占钓鱼岛是痴心妄想”,“努力学习,建设强大祖国,实现伟大中国梦”等励志话语,激起学生对日本海上扩张的无比愤恨。因此,在地理教学中教师倾注情感的言语往往具有动人的魅力,具有拨动心弦的力量。正所谓“言为心声,语重心长”。 四、语言应机智巧妙,一语中的 在教学活动中,学生对于教师的讲解常常会产生不解、困惑或者质疑,甚至会有反感和抵触。对于学生的种种变化教师更应明察秋毫,切不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更不可简单地呵斥,而是应该用巧妙机智的语言疏导启发,让学生心悦诚服。教师避重就轻、答非所问、婉转闪躲的语言是教学中最为忌讳的。总之,如何在德育渗透中发挥教学语言的作用,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需要教师的教育机智。因人而异,因情境而异,因内容而异。只有教师不断地自觉追求,不断地加强修养、提升品位、增长学识,在实践中苦心锤炼,从而形成自己娴熟的语言技巧,才能在德育渗透中更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真正地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作者:蔡学芳 单位:鹤北林业局鹤北中学 艺术类论文:教师批评语言艺术论文 一、教师批评的语言艺术原则分析 1.教师批评要尊重学生 21世纪的学生大多都是家里的小皇帝,其生活的环境致使其自尊心较强,在学校尤其重视自身形象。因此,教师在进行对学生的批评教育时,批评语要尽量减少和杜绝语言暴力。在大庭广众下进行批评的行为,不仅会伤害学生的心灵,让学生产生怨恨情绪,也有损教师的形象。因此,新时期的批评教育,教师应该选择人少的场所和课间、午休的时间以聊天的方式和学生推心置腹,体现出教师对学生的尊重与关爱,发挥批评语言的教育实效性,从而达到以德服人的效果。 2.教师批评要公正合理 学生犯错,教师以批评的方式引导学生是一种科学的教育途径。然而,在实际批评教育中,有些教师易受个人感情因素的影响,将工作与生活中的不快发泄在学生身上;有的教师还在批评学生时,依据个人对学生的固有印象进行判断,把对其错误的批评转变为对学生个人性格的责难,造成了不合理的批评行为,丧失了批评教育的公平合理性。因此,教师在批评学生时,要将客观事实与主观因素理清,公平合理地批评学生,让学生心悦诚服地改正错误。 二、提高教师批评的语言艺术的建议 1.保持沉默,进行“冷处理” 学生在犯错的时候,教师使用批评用语的方式提醒并引导学生改错是最为常用的教育方法。然而,部分教师却未使用亲和开导式的语言,而依靠责备的语言镇住学生,并强调其改正错误。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处在青春期的学生一旦受到教师严厉的批评时,容易产生怨恨心理,而不会去反省自己。相反,教师如果发现学生犯了错误时,保持沉默,只需一个眼神也能足以让学生感到紧张与不安,并体会到教师的关爱,保持沉默的“冷处理”方式反而会让学生反省自己的错误。这就要求素质教育实施的大背景下,各教育阶段的教师都应该尽量合理避免正面的批评教育,积极采取“冷处理”的方式教育学生。 2.注重批评场合,维护学生自尊心 学生在犯错的时候,教师的批评教育非常重要,然而批评的场合选择对于批评教育的成效则更加重要。教师在进行批评教育时要讲究场合,对于较为固执、不能及时认识错误的学生,教师可以选择在办公室进行批评教育;对于自尊心强的学生,则应该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下,例如校园花坛、操场等,以聊天的形式使其认识到错误。以学生上课迟到为例,当学生迟到较长时间,教师可以在下课后找该学生亲切地问一句:“是家里出了事呢?还是身体不舒服?导致你上课迟到。”当学生否认这些原因后,教师可以说“那你就是路上贪玩啦?”以设问诱导的语言,缓解了学生紧张害怕的情绪,既能问清迟到的原因,也能达到批评教育的目的,促进学生积极改正。 3.注重含蓄幽默,触动学生心灵 教师在批评学生时,注重批评的语言艺术,较多时候都能发挥出事半功倍的效果。笔者认为这里的语言艺术尤其要注重语言的含蓄与幽默,达到触动学生心灵深处的目的。含蓄的批评语言能让学生在接受批评时保持自尊,幽默的批评语言则能使学生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接受教育。教师应该将幽默的语言巧妙的运用在批评教育中,以此缩短师生之间的距离,缓解尴尬的气氛。例如,教师在检查某教室的清洁卫生工作时,当用手摸到地球仪上,发现了较多的灰尘,教师说了句“为何这里落满灰尘?原来我摸的地方正好是撒哈拉沙漠。”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以此也间接批评了当日的值日生清洁工作未落实到位。从此教室窗明几净,整洁有序。可见,批评的语言艺术是一门大学问,更是教师应该广泛学习和培养的艺术。 4.启发引导学生,让学生自我觉悟 教育家陶行知针对顽皮学生王友进行批评的“四块糖果”故事告诉我们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育人。当学生犯错的时候,教师应能够心平气和地启发引导学生,让学生自我觉悟,这样比严厉地批评,督促其改正错误的效果更明显,最强之处还在于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所以,教师要学习多样的批评教育方法,有的放矢地采取不同的引导方式,必要时需要以表扬替代批评,让学生自我觉悟。例如,课间有故意使坏的学生在黑板上将教师板书的内容添加或删减文字,造成句子句意混乱,教师发现后,可以不露声色的对该学生说,“是不是以为老师弄错了,漏掉了或添加了字,所以就帮助老师完成了。”这样的话语,能让学生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并自觉进行改正。 三、结语 总之,教师的批评是为学生鼓气而不是泄气,其宗旨是为了育人,批评语的运用一定要讲究语言艺术,教育者应使批评成为帮助学生克服和杜绝不良行为的高效教育方法,而不是让批评转化成挫伤和打压学生自尊心的言语武器。 作者:江艳丽 单位:湖北省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艺术类论文:护患交谈语言艺术论文 1具有情感 常言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同是一句话,说话满面春风、语气平静和缓、柔声细语、用商量的口气,避免冷若冰霜、语气急促、高声叫嚷、将收到截然不同的效果。所以,与患者交流、沟通时要具有情感。如在工作中与患者发生误会,解释时要注意场合,不能迁怒、训斥、伤害患者,必要时可用幽默的语言消除患者的误解,解除心理负担。 2通俗易懂 护患交谈的语言艺术语言要简明清晰,必须符合职业道德规范,用词通俗易懂。与护患沟通时,语速要适中,语气要温和,患者交谈离题时要善于引导回到主题,护理操作时多用正面建议,不随意说不、不能、不行等生硬语言。 3符合伦理道德规范 护患关系是以护士为中心的关系,因此,护患交谈的语言艺术要符合伦理道德规范。护士言谈举止要端庄大方,严肃、高尚,温柔中不失自尊,充分发挥语言艺术在护理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对患者解释耐心、使之感到安慰感并给以鼓励,充分调动患者本身的积极因素,使之积极配合治疗,取得协同效果。 4注意保密 护患交谈应注意保密,一般情况下,应实事求是向患者解释病情,说明检查结果,但有时直言相告会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因此,对癌症患者、疾病终末期患者及一些感情脆弱患者,为了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护患交谈时言语要委婉、含蓄,对患者的隐私及部分病情要注意保密,这也是护士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的内涵之一。 5正确运用日常用语 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日常用语也是护患交流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礼貌、介绍、安慰、迎送等语言,这也是护理工作中使用频率最多的语言,必须熟练自然地掌握和运用。语言是开心的钥匙。护患交谈是护患双方交流信息、沟通情感、加深了解的重要渠道。在护理工作中,护士无论运用何种交谈方法与语言艺术,都不能模式化,要因人、因病、因事、因情境而异,要结合患者的生理心理特点,采取灵活多变的交谈技巧与语言艺术。护士应始终围绕患者身心健康这一中心,根据护患双方的关系,采取启发、疏导方式,熟练掌握护患交谈技巧,用正确的语言为患者创造一个愉快、欢畅、可慰、可信的康复环境,这不仅可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护理质量、避免医患纠纷发生,并可促进医德医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塑“白衣天使”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6结语 随着医学模式和人们健康观念的转变,医患交谈的内容将更为丰富,沟通方式方法将呈现多种多样形式。医患交谈的技巧与语言艺术是医务人员经过艺术加工,使医学术语通俗化、形象化的具体体现,通过医务人员运用语音、语调、语速和面部情感来影响患者,使医患交谈语言达到声、像、情的统一。因此,医务人员在工作中要具有高尚的思想情操,态度要热情诚恳,言谈举止要亲切和蔼,充分体现同情和关怀,使患者具有可慰可信感,同时体现医患交谈的语言艺术具有规范性、情感性、道德性和保密性,以达到护患交谈语言艺术的最佳效果。 作者:朱冬红 单位: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类论文:影视作品中音乐艺术论文 一、音乐艺术对影视作品的塑性作用 体现于对剧情的烘托和渲染何谓对影视片“塑性”?使用这一概念旨在将影片所要传递给观众的审美感知和审美感动概括和浓缩起来,即观看一部影视作品人们会收获什么的“感悟”,是这种被感悟到精神形象。每一部影视作品都有其形象,这种形象是影视创作人所精心打造的,也即是影视片所要表现的主旨;这种形象是观众通过视听感官所感受到的,也即是影视片对观众所能达到的审美影响。从影视创作人所打造的影视作品的形象说来,要经过若多个环节来实现,若从剧本的形成开始,这些环节如:制片方认可这个剧本,与剧本创作人达成拍摄协议,物色和确定投资人,购得剧本的拍摄权,确定导演、编剧等,组成剧组。这些环节属于影视作品创作的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影视作品的形象尚停留于剧本的文字描述之中。剧组成立后,进入由编剧和导演、演员实施的艺术创作阶段,这一阶段即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拍摄阶段和后期制作阶段,也可以视为一个时间跨越拍摄和后期制作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影视作品的镜头画面和配音配乐等音响被协调于共同塑造影视片形象的表现中。那么可见,一部影视作品艺术形象是由镜头画面和背景音乐联合组成的,仅有镜头画面的影视作品是影视创作活动的倒退,也即倒退到了无声电影创作时期唯有背景音乐成分的加入,才使得当代的影视作品的形象丰满起来,镜头画面被背景音乐包括主题歌所烘托所渲染,令观众看得见、听得到,形成视听感觉的共振共鸣。影视作品的背景音乐是怎样来塑造作品形象的呢?其前提是因为音乐具有艺术性与实用性双重属性。音乐的艺术性体现于音乐是声音的艺术,人们通过听觉器官的反映来接受音乐,通过对生活中声音形象的体验来感受音乐告诉给自己怎样的形象感受,继而引喜怒哀乐的情绪反应和情感共鸣。音乐出现于早期人类生活之中,因之对人类生活审美需要的不可或缺的价值而流传和发展至今,但电影制作和音乐艺术的合二而一以“电影原声音乐”出现的形式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自此,电影音乐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电影艺术的发展揭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篇章。电影音乐一经出现,人们就发现了其对电影剧情烘托、渲染的“塑性”的重要作用,正如电影音乐大师伯纳德•赫尔曼的评价:银幕上的音乐能够凸显角色的内在性格,能将画面场景所要表现的场景气氛衬托到逼真,甚至于提升到人的感官所能感受到的极致。电影音乐学家汉斯•艾斯勒的评价:音乐可以补充影像所缺少的生命感,带给观众以视觉上的舒适感,解除观众观赏无声影片所带来的静默压力,又可通过音乐形象让画面形象鲜活生动起来,使得观众感同身受。“音乐像一个旁白在电影中者对画面进行评论。”美学家柏拉图的评价:节奏和曲调会渗透到人的灵魂中。乐圣贝多芬的评价:音乐可以带给人们比一切智慧甚至于哲学还要崇高的灵性和启示。哲学家叔本华的评价:声音是音乐的本性,高亢或低沉,急促或舒缓,强烈或轻柔,都具有召唤人的心灵的巨大感染力。先哲们的评价无疑是精辟的。音乐的配置可为影片所要表现的故事内容和故事情节创造出特定的气氛基调,以有限的画面来展示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中的某一个节点,让观众感受到特定的环境感、时代感、地方色彩感、民族特点感等,有了这样一些感觉做积淀,才使得审美感觉拉近与影片创作者对欣赏者的预期期望值的实现。音乐融入影片后是以旋律的整体性效应的画内音乐和画外音乐音乐将画面镜头串联起来和贯通起来的,镜头画面的跳跃性、分散性、有限性所带来的有可能影响观众审美感觉的短板问题被有效解决,正因为音乐具有这样的功能,影片的蒙太奇表现手法才能够充分展示。 以法国影片《放牛班的春天》来具体分析音乐对影片形象的塑性作用。这部影片的主题是仁爱对生命的滋润、感化、助长作用。在这部影片中,写实性音乐与写意性音乐相结合,形成美妙的感染问题孩子们心灵、引导他们健康成长的叙事音乐。写实性音乐也即画内音乐,镜头画面中会看到影片的主人公马修在以钢琴伴奏的形式指挥本来都是些散漫不羁的孩子们排练合唱,孩子们饱含深情的唱着:“风中飞舞的风筝,请你别停下,飞向大海,飘向空中,孩子们在望着你呐,在那暴风雨中,你坚韧地飞翔,别忘了飞回我身旁……”这个时候的孩子们神情专注,他们的心情和面部表现都沉浸于歌曲的意境之中,他们被歌曲的意境所熏陶,音乐的神奇力量在开启他们走向健康成长的心门。写意性音乐即画外的背景音乐,如对因犯错而被体罚到“关小号”的莫杭治和佩皮诺两双凝望窗外渴求自由翱翔眼神的配乐,马修旁白时的配乐,对故事情节全过程的配乐都结合进孩子们合唱的这首歌曲的旋律,将孩子们内心对热爱生活、渴望成长的快乐和幸福的感情表现出来渲染开来。影片中的音乐与剧情所要表现的主旨形象水乳交融的契合起来,充分展现出音乐对人性的熏陶作用,看到孩子们的成长是多么的需要关爱之情的投入的寓意。所以,影片《放牛班的春天》的形象当时以马修为代表的关爱孩子们,给予孩子在爱心呵护、滋润成长环境的形象,这一形象是通过影片的音乐配置真实形象地达成的。 二、音乐艺术对影视作品的符号 作用体现于对剧情的浓缩和记忆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具有历久弥新的不朽生命力,因为这部影视片的音乐旋律尤其是其主题歌曲不会衰老,不会模糊和淡化观众的记忆,会在人们的不断品味和传承中常温、常新、常感动,成为永远地熏陶和洗礼人们性情的经典。以对影片《上甘岭》《我的祖国》这首主题歌曲的分析为例。《我的祖国》这首歌曲在国人中的传唱范围是十分广泛的,生活中,国人的耳边常常会想起这首歌曲的旋律,老少妇孺几乎都会唱上几口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的人气儿和不老的艺术魅力才会让国人记得建国初期摄制的这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国人所澎湃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力量的电影的剧情。 可以说是主题歌曲《我的祖国》赋予了影片《上甘岭》作为经典影片的艺术魅力,因为这首主题曲凝聚和浓缩了这部影片激情豪迈、乐观幸福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主旨,让这部影片的剧情通过传唱主题歌曲的形式在国人中一代代的形成挥之不去的记忆。上甘岭战役是何等的残酷,刀光剑影、枪林弹雨中,战斗在朝鲜国境的我解放军八连战士以寡敌众、以弱挡强地坚守在无名高地的坑道里,一个月的苦战,一个月的坚守,因为敌人的封锁战术,战士们的水、米补养不足,一张张嘴干裂的爆皮,但是他们仍以顽强的力量和必胜的信念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最终坚持到大部队增员的到来,彻底取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的意义无疑是伟大的,但抗美援朝战争又是十分艰苦卓绝的,当以上甘岭战役为代表来表现我国参加这场战争的主旨,无疑主题歌曲《我的祖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在这首歌曲中表达出淳朴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战士们为了保卫祖国而战斗,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战斗,希望用自己的奉献换取祖国和人民的和平幸福。《我的祖国》这首歌曲是典型的A、B段曲式,A段的主歌由女高音领唱,柔润甜亮、细腻悠扬,在歌声中铺开了祖国自然美景与人的勤劳聪慧交相辉映的美好画卷,正如歌词中出现的画面:“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边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B段的副歌是混声合唱,气势磅礴、自信骄傲:“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在歌声中分明表现出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能够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漂亮、温馨和谐的能量。由影视片的主题歌让人们喜爱这部影视作品记住这部影视作品的例子有很多,如由歌曲《英雄赞歌》想到电影《英雄儿女》,由歌曲《少年壮志不言愁》想到电视剧《便衣警察》,由歌曲《向天再借五百年》想到电视剧《康熙王朝》,由歌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想到电视剧《三国演义》,如此等等,其实例可谓之经典影视作品所都能够彰显出的特性。 作者:王延安 单位:北华大学音乐学院表演系 艺术类论文:特长教育音乐艺术论文 (一)外在价值 素质教育要求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而音乐艺术特长培养过程,渗透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几个方面。 1.培养过程中的德育 在这里指的是狭义的德育,即学校德育,教育者有目的地培养受教育者品德的活动。在音乐课堂中老师可以充分运用德育的两种模式,使学生培养良好的思想认识和社会品德。①主体性德育模式。这一种模式侧重的是道德认知。音乐教学中可以充分让学生作为德育的主体,培养学生成为具有主体道德素质的社会主体。例如由于音乐艺术的课堂不同于普通课堂,大多在教室环境上需要重新改变,课前需要按需要重新排列椅子。这个时候让学生帮助老师排列椅子,可以激发学生的参与性和学会帮助他人。并且可以让学生自己选择座位,这必定会发生选座的矛盾,会有两个或更多的同学喜欢某一个位置,这时就需要学生自己商量和思考,由此培养学生的谦让精神。②情感德育模式。这种模式侧重的是情感。首先可以让学生“学会关心”,引导学生从原始的情感提升到理性的关心。音乐艺术特长教学中,学习乐器的学生都会有自己的乐器、学习声乐的学生也会有自己的歌谱。所以,在老师的强调下,学生不仅会爱护自己的乐器和乐谱,也会注意不损坏别人的乐器。所以这最终培养的不仅是“关心”的情感,更是一种责任感。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必定会涉及到乐曲背景、作曲家的故事。千百年来,音乐已成为人类抒发感情、寄托思想的最佳载体。国内外都有很多乐曲充分表达了音乐家的爱国主义情怀,例如肖邦,他被誉为隐藏在花丛中的大炮,9世纪初,波兰遭到欧洲列强的瓜分,肖邦悲愤欲绝,他希望祖国能够强大,不希望祖国灭亡,因此写下了《革命练习曲》,以此来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思念和民族的期望。在对此类曲子的赏析和演奏过程中,学生会被音乐深深感染,体会到浓浓的爱国热情。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都强调艺术的道德教育作用,并且大力的提倡。孔子之所以推崇《韶》乐,就是因其“尽其美,又尽善也”。孟子主张艺术应为“善教”服务。荀子提倡以艺术借美的形式传道、扬善、授礼,达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的政治境界。所谓“文以载道”就是他们一致的认识和主张,音乐教育则无疑可以增强这一种文化自觉。 2.培养过程中的智育 我国的学校教育有两个较明显的特点:偏重于知识的传授和逻辑、语言能力的训练。正是由于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学生的智力的全面发展。智力一般指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力和想象力等。而我国的应试教育进行的是教条式的、严密的培养,对于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的形成与发展是起到阻碍作用的,而观察力和想象力是人类发明创新最需要的动力。观察和想象是艺术的基础。因为有这样一些特点可以在艺术特长教育过程中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观察力。首先在音乐艺术特长教育中,少不了音乐欣赏,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现代多媒体设备教学。例如欣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可以先让学生看一下多瑙河的图片或者动画,然后闭上眼睛听音乐。当序奏一开始,小提琴琴弓轻轻奏出徐缓的振音,同学们会插上想象的翅膀,好像飞到了多瑙河上空,看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拨开了河面的薄雾,平静的河面渐渐荡出波纹。其次,识谱是一个过程,通常的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教学,都需要看五线谱,学生需要通过自己比较,找出每个音位置的不同,这个过程中必然锻炼到学生的观察力。 3.培养过程中的美育 美是抽象化的东西,大众对美的认知是主观的,也会受到社会潮流的影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审美乱象。快节奏的生活伴随着巨大的压力使人们赶到压抑,但是又没法找到恰当的途径来释放压力,从而以扭曲的审美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反抗与对自由的向往。所以从小、从课堂中、从教育里去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艺术修养尤为重要。艺术对审美教育的作用人人皆知,音乐艺术特长教育的培养更是能直观的促进学生的审美。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流传下来,提出很多关于真善美和假丑恶的价值标准问题。在音乐艺术特长教育中,教师不仅教学生唱歌、演奏,还要对乐理知识的讲解、作曲家的相关介绍,这样更可以提升审美能力,因为音乐作品中的节奏和旋律以感性呈现给审美者,审美者又必须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了解有关的形式结构,表现手法和风格流派等,以至有关的背景情况,并且能够懂得乐曲的进行过程,才会有较好的审美效果。现在已经有很多学者提出通过对音乐的理解,可以提高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作美的能力。所以说从政策实施方面来看,加强音乐艺术特长的教育是把素质教育的内在要求充分落到了实处。素质教育从本质来说,就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教育。虽然目前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接受音乐艺术特长教育,但是相信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这种形式的教育会越来越普遍。并且必须看到的是当这部分学生将来走进走入社会,必然对周围人群会产生引领作用。公共文化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得以实现的,当一群在德智体美全方面发展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做出贡献,必然成为大家学习、模仿的榜样,在这样的作用下,才有可能实现人人参与文化,人人享受文化,人人创造文化。虽然本节探讨的的是音乐艺术特长教育的外在价值,其实它已经对学生个人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随后才才由各个个体聚合对社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内在价值 从上文中已经看出,音乐艺术特长教育可以培养学生个人的品德、想象力、观察力、审美能力。那么音乐艺术特长教育过程中还有哪有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呢? 1.自信心的建立 有些孩子出现了胆小、害羞的问题,现在的小问题可能为今后埋下隐患。因为胆小、害羞,不敢和老师交流以至于不会的问题一直没搞懂、不敢在公开场合说话以至于错失很多表现机会。自信心的培养可以完善孩子的人格。学校的音乐艺术特长教育为学生的自信心的培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在音乐艺术特长培养一般是小班教育,所以老师可以充分关注到每一个学生,增加学生的心理满足感,让他更能在课堂上表达自己。教与学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也正因为是音乐艺术教育,老师可以让学生站到讲台上表演,这对其又是另一种挑战,在观察中可以发现,即使是平时站在讲台上可以自信的说话的学生,拿起乐器在大家面前表演也会产生紧张的情绪,只有通过这种形式的锻炼,才能全面充分的提升学生的自信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艺术教育的实质,就是一个人格化的过程。 2.毅力的培养 虽然有音乐天才,但大部分人都趋于普通,所以想要诠释好一个音乐作品,无论是乐器演奏合适还是演唱都需要反复的练习。练琴、练唱这是从事音乐艺术特长教育的老师反复强调的。其实无论学什么肯定都是要付出努力的,熟能生巧是所有人都懂的道理。为什么有人能走到终点而有的人只能半途而废,这跟个人的毅力有很大关系。而学习音乐艺术特长的过程也是毅力的培养和形成过程,虽然教育家不鼓励被迫学习,但也不鼓励半途而废。所以应该让孩子自己选择是否对这个乐器或声乐感兴趣,然后必须下定决心开始学习。通过反复的练习,学生会发现原来没有那么难,原来音乐那么有意思,学生自己心中也会充满成就感,会懂得坚持的可贵。那么在之后的学习、生活、工作中这么坚持必然得以保存和发扬。 3.情商的培养 艺术教育包括艺术的各种门类和形式。在艺术的各种表达方式中,艺术的要素贯穿于其中。即陶冶性情、愉悦身心,而这些属于情商的教育。音乐艺术特长教育更是对学生的一种最直观的影响。有艺术引发的美感是一种高尚的情感,不同于其他靠逻辑论证和有意识的理解、记忆的教育方式,更不同于那些约束、限制的手段。它是通过美育在审美愉悦中得到情绪的调节、情感的净化、精神的升华。实践证明,音乐能影响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特别是情绪活动。现在有很多用音乐来舒缓、治疗心理的方式。通过音乐艺术特长培养,学生会更懂音乐,甚至自己就懂得用音乐来自愈,调节自己的情绪。 4.学业上的帮助 谈及学业上的帮助,这是很多家长让孩子学音乐艺术特长的初衷。且不论其对错,但从内在价值上看,对于国内的孩子来说,对其升学确实有帮助。全国各省市的初中,在小升初招生政策中,很多学校都对音乐艺术特长生有加分优惠或者优先录取。在取消小升初的城市,音乐艺术特长更可能成为学生进入好学校的敲门砖。再论及高考,不容忽视的是艺术特长生的招考制度。艺术特长生是部分高校为活跃校园文化生活、推进学校素质教育而招收的考生。艺术特长生报考的是高校的普通类专业,但同时具有艺术专长。一般而言,艺术特长生通过省级统一测试及招生院校测试,经公示后,可在高考中享受适当的降分录取优惠。2014年有53所高校面向全国招艺术特长生。其中包括了清华、北大、复旦等名校,无疑,音乐艺术特长生成了学生进入名校的又一条路。 作者:杨珂晶 单位:云南大学 艺术类论文: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论文 一、从音乐人类学看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 首先,什么是音乐人类学,“音乐人类学”,就是在西方被称为“ethnomusicology”的学科。音乐人类学又称音乐民族学或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包括对民间音乐、传统音乐、东方艺术音乐、以及当代口头传承音乐的学习研究,也包括对概念性课题的学习研究,例如音乐的起源、音乐的变化、音乐作品与即兴创作、作为象征物的音乐、音乐中的普遍模式、社会中的音乐功能、音乐体系的比较、以及音乐与舞蹈的生物基础。“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不仅仅是两个简单的词语复合行为,实际上体现了一个人类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和最终回归自我的过程。 二、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个性和共性 1、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定义 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形式、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它指代的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都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音乐艺术指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还是不同的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2、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个性 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包括诸多的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音乐文化能够反映出一个时期,一个年代的文化潮流,还能充分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所以,音乐文化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不仅是综合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生活浓缩的结晶。例如:西安的“古乐”,山西的“八大套”等,它们既有传世的古老乐谱,又有数代乐人的相互传承,从这些色彩浓重的地方音乐中,不仅折射出昔日文明的辉煌,也能反映出当今文化的灿烂。音乐艺术是一种听觉艺术,作用于人的听觉器官使人生产生审美感受,音乐以声音为物质手段,又不等于凡声音就都是一种音乐,如现实生活中自然物所发生的一切音响,人的一切言语声音等,就不一定能成为构成音乐语言的主要物质材料。音乐艺术还是一种无形的艺术,它可以不受空间形象构成的限制,而自由发挥创造空间。音乐艺术又是一种时间艺术,音乐在时间里展开,在时间里流动,欣赏一部音乐作品,也需要从开端一直持续听到尾声,才能准确地感受作品整体所带来的效果,而且它是随音乐的演奏、演唱而开始而开始,结束而结束的。最后音乐艺术是一种表情艺术,音乐艺术所擅长的是内心的表现,表现人的感情、意志。它的表现方式,既可以直接地抒发人的内心情志,塑造出特有的音乐艺术形象。如二胡曲《二泉映月》等。也可以采取间接的方式,借音乐的语言来描绘社会生活某一场景或自然景物来抒发人的情志,造成一种音乐艺术特有的意境,塑造出另一种特有的音乐艺术形象。如琵琶古曲《十面埋伏》等。值得一提的是,音乐艺术还有一定的再现外部现实的能力,声音本身就是一种外部现实,因为客观外物,只要一振动都会产生一定的声响。如风声、雨声等等,都是现实声音的表现。 3、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共性 首先,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共性体现在它们的表现形式上,它们都是以音乐为依托,通过视觉和听觉来表达人们内心深处对世界的真情实感以及对当下社会文化精神的传承。其次,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共性体现在它们创作的根源上,它们都是以外界事物为参考反映到作品当中的,如音乐中的“号子”就是受到集体劳动时劳动者喊出的口号的启发而产生的。最后,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共性还体现在你作品效果的实现途径上,它们都是通过对人们感官的刺激从而使人产生精神上愉悦或悲伤的审美体验。 三、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相通性 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在总体上两者是相通的,可以说音乐文化中包含音乐艺术的元素,文化包含艺术,艺术反映文化,两者紧密相连,融为一体。音乐艺术是以审美文化为优秀的艺术,作用于人的情感引发共鸣,激发一系列的联想,浸润人的心灵,使人受到某种意识观念的熏陶渗透,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下社会的某种文化潮流和趋势,最终到达音乐的最高境界。 四、结语 综上,通过对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个性、共性以及相通性的研究和分析,可以得出二者既有区别又紧密相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二者在概念上截然不同,但是从文化与艺术的角度讲,一种音乐文化必然包含着一种音乐艺术,而一种音乐艺术也必然能够表现和反映出一种音乐文化。艺术根植于文化之中,就像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所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艺术传承一样,文化与艺术都是其独立存在的标志,即便是不同的艺术也可以带给人们相同的感动,所以,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在整个世界的和民族的大范围内,是密切联系,融会贯通,不可分割的。 作者:陈瑶 单位:云南艺术学院 艺术类论文:本体化现代艺术论文 1现代艺术设计本体化起源 传统绘画艺术的人文精神和审美追求是现代艺术设计灵感来源和设计思维的基石,现代艺术设计是对传统绘画艺术的人文价值的继承和再创新。在现代艺术的诞生和演变过程中,始终与传统绘本体化画一脉相承。在传统绘画人文精神的熏陶下,设计师将艺术审美与生活服务融合起来,实现设计形式的不断推陈出新。19世纪以来,一大批具有印象派色彩、立体主义的形态建构等现代艺术的艺术理念的西方传统艺术的现代艺术大师实现了设计理念在包豪斯设计学校的传播,使得设计形态逐步摆脱了简单模仿自然的样式,更加趋向主观的再创造。 1.1西方绘画艺术的引领 一方面,现代艺术的变革起源于印象主义,先后经历了印象、新印象和后印象主义的初期探索阶段,使人类对于物象的感知和表现方式产生了新的理解,从而使艺术设计进入了崭新的时代。印象主义对现代设计的色彩语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现代设计的色彩语更加炫彩夺目,也是人们对于设计的审美追求有了新的理解增强了艺术设计的视觉信息传播力,使得设计内容过多地开始强调自然生态中人类自身;另一方面,作为现代艺术的视觉传达形式的两种类型之一的再造自然型,具有强烈的主观抽象的表现特点,体现了现代艺术设计的以人为本,面向人类自身服务的艺术设计理念。 1.2中国传统艺术的滋养 现代艺术设计的肌理技术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技术性,中国传统艺术技法语言的水墨材料体现了浓浓的东方传统文化的人性化精神情节。中国传统艺术追求完美的艺术意境,要求画品与人品相结合,工中带写,许多设计作品在素材选取、构成、色彩以及文字等构成元素上,都洋溢着浓郁的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取向。 2现代艺术设计本体化构建 2.1绿色设计 在当下生态环保理念的影响下,现代艺术设计的审美理念越来越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追求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和谐统一。绿色设计理念也越来越成为评价现代艺术设计优劣的重要标准。在绿色设计理念的指引下,设计师应从尊重自然生态基本法则的角度出发遵循环生态环保的设计理念进行艺术设计;此外,设计师要树立绿色环保意识,积极通过绿色健康的设计作品来引导人们的绿色审美理念,始终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总之,艺术设计出了要关注设计产品本身,也要更多地挂住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借助绿色设计理念和手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也为现代艺术设计开辟新的天地。 2.2低碳设计 低碳设计旨在降低空气中碳的排放,实现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地激发现代艺术设计的人本化灵感。低碳设计、低碳生活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生存意识的主流,从而引发设计低碳的创意趋势。设计旨在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点,维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规律,降低对空气中碳的排放量,保护自然环境,并且最大限度地发掘各种艺术设计的人本性设计灵感,使人们对生活质量和精神享受拥有最大程度的满足感。 2.3非物质设计 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技术设计的理念在于更多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现代艺术设计在设计理念、设计方式和设计导向等方面更多地趋向人性化,向非物质的设计理念发展,更多的是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在更为深刻的艺术设计理念中,面向人类的需求和发展,凸显艺术设计的终极追求,依托本体化设计导向,通过设计所产生的精神效应来抚慰人们在高速度、快节奏的生活压力下所产生的焦虑和不安,使人类超越物质的束缚,进而追求精神健康的体验。因此,现代设计艺术的非物质化是设计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3现代艺术设计本体化化溯源 3.1大众化 现阶段的互联网信息和知识经济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图像视觉信息所传达的人类认知和审美世界。也正是由于当下图像信息设计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现代艺术设计具有强烈的大众性理念,这直接表现在现代艺术设计的文化基础、思维导向和设计灵感来自大众文化,同时也致力于使现代艺术设计到达简洁、深刻、直接和精致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取向。因此,大众性正是现代艺术的时代特征,同时也称为评价现代艺术设计水平的重要参考标准。现代艺术设计借助各种各样的设计形式传递信息知识、表现艺术审美。除了满足人们的物质享受,更多的是启迪人们的审美意识,洗涤人类的审美心灵,提升人们的审美艺术享受。 3.2网络化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论是信息的传递容量还是信息的传递速度都在飞速地增长,使得原先的语言和文字媒介已经无法满足信息传递的需要,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传播快捷的视觉媒介应运而生。由于图像传播媒介不具有文字等的认知隔离和交流障碍,突破了不同地域和文化传统的束缚,超越了时空的局限性,已经越来越成为符合人们交流习惯的交流媒介,也被大众和现代艺术设计界所广泛接受,迅速形成网状传播的设计优势。现代艺术设计通过设计图像将设计理念和图像信息以更加便捷并且覆盖全球的传播途径传递给更加广泛的受众,信息时代的图像艺术设计已经成为艺术理念和图像信息的全球性传播途径以强烈的网络覆盖力深受大众喜爱。借助这种网状非线性的方式,现代艺术设计更加便捷地服务于大众生活。因此,网络性也是现代艺术设计人性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3.3多感化 艺术设计审美的受众是具有多感官的审美本体,多感官途径的艺术理念传达更具有高效的艺术审美效果。因此,现代艺术设计通过多感化的设计理念,彻底打破传达媒介的低劣化应用,通过多样的感官参与体验设计信息的传达,到达了直接、真实、直观的传达效果,一起传播范围更广泛、传播效率风高效的特点被大众和设计师所认同,实现了一种全新的设计传达手段。借助多感官的艺术体验和外感价值的完美统一,使得设计作品的信息传播效率和接受范围获得了质的飞跃,最大化了艺术理念的传播效果。因此,多感官的现代艺术设计理念也是时代大众审美和艺术设计理念的时代诉求和历史潮流。 4结语 现代艺术设计是在传统绘画艺术的人文理念和人文精神的熏陶下,实现以人为本的具有大众化、多感化和网络化特点的绿色设计和低碳设计思想。现代艺术设计以实现对人的服务为目标,致力于在人类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再创造,并且不断追寻本体化的终极设计追求。人本化的设计艺术理念和追求已经成为现代艺术设计的审美理念,艺术设计的根本意义在于对人的主体价值的认同和创造,实现人类自身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体现艺术设计的人本化思想,实现人类社会审美的健康发展。 作者:邢博川 朱海英 单位:甘肃陇东学院 甘肃庆阳西峰职业中专 艺术类论文:民间美术图形现代艺术论文 一、中国现代视觉设计受“全球化语境”与“国际化语言”的影响 作为工业化生产的产物,现代视觉设计和现代社会生活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关联。其将传统美学观念打破了,还展现出创作手段、思维方式和设计理念上的独特之处;其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社会价值而言,现代视觉设计不但有助于收获较高的经济效益,而且还能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独特历史文化很好的呈现出来。当代中国,现代视觉设计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比较迟,然而西方现代视觉设计理念却深深的影响了我们,进而致使现代设计教育几乎可以说是对西方整个设计体系的沿袭。这样尽管使得我们在设计时可以参照借鉴,也对中国现代视觉设计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很多问题也由此引发出来。面对“全球化语境”和“国际化语言”背景,中国设计产业理所应当可以按照国际化设计语汇与现代审美趣味来赢得市场认同。但是,趋于全球化的设计活动并不是说就要促使视觉设计风格的趋同。实际上,每一民族的文化和心理都会深受自然地理和历史条件的影响,其形成的生活习俗、价值体系和生活习俗等的形成与其他民族都是存在区别的。就拿现代主义、国际主义来说,在设计本身的发展中也需要不断调整和改进自身的发展,并且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之后,多元共生的新设计思潮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中国的设计界还在探索现代视觉设计的独特面貌,其必然也需要对这一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未来现代设计的发展,怎样才能从西方模式的影子中走出来,使打造的设计队伍具有民族本土特色,同时对于国际性的设计话语也要兼具。所以,从设计角度来看,关注文化身份,不但是设计者对发达国家强势文化全球化的应对策略,同时也是进行民族特色视觉文化构建的责任。 二、传统民间美术图形的表现手法及其艺术特征 民间美术是来源于劳动群众的日常生活,在其发生发展的进程中必然密切联系着民间文化和民俗活动,并且具有十分广泛的分布,地域文化特色比较强。传统民间美术拥有十分繁多的品类,多样化的风格,对实用性和审美性进行了很好的融合。根据种属来进行分类,主要包括绘画、刺绣染织、雕塑、家具器皿和其它的一些剪纸、服饰、编织等。传统民间美术图形的造型极福变化,主要是劳动群众参照自然物和社会生活,通过独特的观察和思维方式,在加工、演绎的基础上促使其成为固定化、抽象化、图案化的图形符号。这体现了中国古老文化的一种积淀,反映了中国农村的集体审美意识,其具有的社会和文化结构都是特定的,是对广大民众审美需求的体现和文化观念的承载。整体上看来,传统图形采取的表现手法以寓意和象征为主。也就是借助某种直观形象来对其相似的概念进行喻示和象征,从而来对图形隐藏的情感和内涵进行传达,诸如“四神纹”、太极图形、“云纹”等,有着非常多的具象或抽象图形。其都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得到孕育的,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之后,这些图形的特征就会渐渐具有易识别性和内聚性,进而逐步积淀成审美符号。其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同时具有稳定性、普遍性和可传承性的特征,这种创造性思维方式是对民间文化的体现,同时也是人类物质文化的一种关键的传播符号。传统民间美术图形的艺术特征:兼具实用性和审美性;从造型和色彩上来看,不仅简洁、明快且具有较强的可识别性;通常是借助复合、同构形来组合完整的“意象”图形。其蕴含着中国人的很多观念。如今进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现代视觉设计中的很多视觉语言又都深受西方影响。传统民间美术图形在表现手法、艺术特征和设计思维上体现的独特之处必然会为现代视觉设计贡献创新的可能性。 三、传统民间美术图形在中国现代视觉设计中的善用和开新 将传统民间美术图形符号融入现代视觉设计之中,促使这些图形符号成为重要的元素用来进行民族语义的表达,同样借助现代视觉作品也能很好的传播传统图形符号元素、艺术特征以及表现手法等,促进自己一种独特面貌的形成,这应该是现代视觉设计今后探索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底蕴和积淀,当代的很多成功视觉设计作品也都是因为民族文化意味的传统图形符号成为其灵感来源。例如中国联通的标识,就是从传统的吉祥图形“盘长”纹样中取材的,关于佛教中的“佛说回环一切通明”,其正是取义于此。线条往复联通,这样的造型有通信网络路路相通、顺畅的意蕴,还有两个相连接的心形这是对联通公司宗旨的表达,即“通信,通心,联通永远与用户心连心”。这就将传统图形赋予了新的内涵,极具时代感的同时也充满了文化气息与亲和力,两者之间是一种和谐完美的状态。总之,需要深层次的理解、传承和发扬这些传统图形,最终还是要基于民族传统来进行再创造与重构。 四、结语 总而言之,民间艺术是对本土文化精神资源和艺术传统的一种体现,其必将清新的生命活力注入现代视觉设计之中。在研究和运用传统民间美术图形的时候,不能只是在图形符号的表层停留,还需要深入挖掘其造型结构和精神层面的本原特质。应当以现在的视觉艺术设计现状为依据,以全球文化视角为立足点来对传统民间美术进行审视。针对西方的一些设计思潮应当做到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找到契合点,才可以将符合新时代的民族形式打造出来,才可以让我们的现代设计真正属于我们本民族且又可以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作者:石祥永 单位:贵州省畜牧兽医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