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叙事论文:浅谈刍议教育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 论文关键词:质的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 理论基础 研究方法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质的研究形式,教育叙事研究受到很多不同思潮、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具有多重面相和多种焦点的特色。现象学、解释学以及后现论、文学中的叙事学理论、现代知识论等为教育叙事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叙事研究在文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学科,有悠久的开发和使用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叙事和生活故事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变得引人注目,并不断进入包括心理学、教育、社会学、历史等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应用中。但是,在教育研究领域,将叙事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系统阐释,则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克莱丁宁和康纳利系列研究成果的发表标志着教育叙事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的教育研究方法的诞生。作为一种质的研究形式,教育叙事研究起源于很多不同的学科,它同时跨越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物理科学,具有多重面相和多种焦点的特色。现象学、解释学以及后现论、文学中的叙事学理论、现代知识论等为教育叙事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一、后现论 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后现论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也没有统一的理论,但通常后现代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状况、一种哲学导向和一种研究运动。?①20世纪90年代后现论开始进入教育领域。教育学者开始运用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对现今教育的教育目的、研究方法、德育、教育管理、课程改革及教师观等诸多方面进行批判与反思。从1990年起,质的研究进入了后现代时期,也就是说,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影响。?②现代文化中的机械论世界观陷入危机,所谓的“决定性、稳定性、有序性、均衡性、渐进性、线性关系”等现代科学的基本范畴逐渐被“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断裂、突变”等后现代的观念所代替。建立在普适意义上的语言、社会和知识结构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已经崩溃,现代文化创造的三种元神话(人性解放、精神目的论、意义阐释)也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后现代主义主张彻底的多元化,反对任何统一的企图以及将自己的选择强加于别人的霸权,它坚决维护事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主张各种范式并行不悖、相互竞争。?③“一切都被解构了,固定的意义不再存在了,意义只存在于关系之中”?④信奉后现代主义的人们以无信念为信念,以无基础为基础,以无限制为限制,以无规则为规则,他们不对任何信念、基础、限制、规则持确定的态度,而这本身就反映了他们的一种确定的态度。?⑤此时,由于对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实际作用的意识更加敏锐,质的研究更加重视以行动为取向的研究。比如,勒温(K.Lewin)的行动科学和阿吉里斯(C.Argyris)的实践研究范式就是建立行动理论的有益尝试。?⑥被研究者成为研究者,亲自参与研究,打破了科学界对研究的一统天下,消除了笼罩在“研究”本身这一现代神话之上的神秘感。在行动研究中,参与者不再承认任何普适的、绝对的宏大理论,不再企图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更加重视对区域性小型理论的建构。与此同时,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质的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的状况,更加注重不同人群(特别是弱小人群)的声音,在方法上也更加兼容并包。社会科学在一些学者的眼里变成了“杂货摊”,各种文化作品以不寻常的方式在无法预料的地方浮现出来,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被认为是“神圣的”“永恒不变的”或“永不开封的”。而罗沙多(Rosaldo,1993:44)等人却认为,这一比喻巧妙地描绘了后殖民时期世界范围内内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 二、文学中的叙事学理论 文学理论是教育叙事研究首要的智慧源泉。自20世纪70年代以术,叙事学成为文学研究的优秀领域。叙事学中关于叙事的情结、结构、语言、语境、合理性以及口头叙事与书面文本间的转换等,都成为当前教育叙事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同时,新时期叙事学研究由“所指之事”向“所用之叙”的中心转移?⑦以及由经典叙事学向多元叙事学或新叙事学的转向也对教育中的叙事运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20世纪40年代问世的一本蜚声海内外的叙事研究的社会学名著《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堪称为叙事研究的典范,英国伦敦大学教授雷蒙德•弗思在《金翼》的“英文版导言”中评价这部书说,作者“巧妙地设法将这一记述提高到具有真正社会学意义的水平,使几乎每一件事都成为东方农村社会某些进程的缩影。”?⑧同样,叙事学的写作手法同样可以运用到教育研究中来,实现“巧妙地设法将叙述提高到具有真正教育学意义的水平”。 三、现象学和阐释学理论 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方法,受到现象学的影响。现象学对质的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现象学研究把生活世界作为研究的起点,对意义的追寻使得测验、控制、结果、规范和任何别的事物都不再享有优先权,以自然的态度面对日常生活的世界,这种态度就是胡塞尔所描述的原始的、前反思性的、前理论性的态度。质的研究应该有所指向,以对故事现象或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为本质诉求,应该关注被研究者与世界之间的意识活动,研究者需要站在当事人的视角,了解他们是如何对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解释的、他们是如何理解别人的意图和动机的、他们是如何协调彼此的行动的。?⑨其次,现象学认为本质就是现象,如果意向活动受到感觉质料的充实,本质直观便于工作具有“明证性”。这对质的研究的启示是:研究要注意整体性、情境性和关联性,不能孤立地看待问题。对现象要进行“深描”,以此揭示社会行为的实际发生过程以及事物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要“面向事实本身”。再次,现象学认为理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人的意向活动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时间性。时间的三项(过去、现在、将来)由视域所连接,意识活动本身就是处于这个视域之中。这对质的研究的启示是:研究要进入人的意识境遇,要同时考虑到现象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研究者要深入现象的内在联系之中,贴近被研究者自己对时间、历史、空间等概念的理解。 质的研究还受到与现象学密切相关的阐释学的影响。阐释学主要在如下三个方面对质的研究产生了影响。首先,确认“理解”是质的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和功能。质的研究强调在研究中获得对被研究者的理解。“这是因为‘人’既不是一个‘实物’,也不是一个‘概念’,对人的研究不能通过‘证实’的手段,而只能通过‘理解’和‘阐释’”。?⑩其次,对研究者本人“倾见”的认可和利用。“阐释”受到历史、文化和语言各方面的制约,阐释者自己的“前设”和“倾见”是“理解”的基础。“研究者在研究中是不可能选择立场的,因为在开始研究之前他?她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立场”。(11研究者的个人因素,包括自己的文化身份、对研究问题的前设、自己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等,都会影响到研究的进程和结果,需要认真地加以清理和利用。研究者必须意识到,所谓“他人的观点”不是客观存在的、自足的一个实体,而是透过研究者个人的视境构造而成的。再次,“理解”中参与者之间主体间性的确立。研究者的自我意识不仅可以包容被研究的对象世界,而且可以创造一个对象世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双方处于一种新的、可以相互沟通的历史视域之中才使得理解成为可能,对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进行有意识的探究成了质的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不是研究方法上的一个“禁忌”。在探寻当事人意义建构的过程中,质的研究强调研究者长期在当地与当事人生活在一起,通过亲身体验了解自己与对方相互之间是如何影响、互动的,自己是如何理解对方的。 四、现代知识论观点 现代知识观深受杜威、海德格尔、波兰尼、弗洛姆、斯普朗格等人的影响。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在于,致力于克服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寻求抽象、永恒、普适的本质的思维方式,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将人与知识视为孤立的、具有某种先在本质的人与物,其结果是,两者都变成僵硬的存在物,失去了彼此关照的意义。(12这种知识观可以概括为旁观的知识观、静态的知识观或者客观主义的知识观。杜威认为,逻辑型知识代表的是较基本的系统知识的成熟的、专门化的发展阶段,因而当孤立地作为起点呈现给学生时,逻辑型知识就无意义,而且在教育上是有害的,教育的目的在于尽可能把所传授的内容同个人直接的行为及情感反应的内容融为一体,常犯的错误不在于把重点放在传授的事实和观念上,而在于以这么一种孤立的方式呈现,以致它们不能同直接有关的带有感情色彩的内容自发联结起来。海德格尔把人看作可能的、在操劳中认识着的“此在”,人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本质在于此在自身的筹划与操劳,知识在人的操劳中产生,又成为人筹划未来、实现自身可能性的用具,知识的意义等待人去赋予,知识的力量由此得以体现,而人的可能性也由此得以拓展。波兰尼使用“识知”(knowing)一词来统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认为现代科学所宣称的要建立严格分离的、客观的和正式化知识的观点是具有误导性的,除非理论知识被人“内化”并广泛用于诠释经验,否则它不可能被确立,真正的知识在于能应用它。弗洛姆曾指出“占有生存方式”和“存在生存方式”在知识领域的区别表现为“我有知识”和“我懂得”这样两种措辞方式,存在生存方式的至高鹄的就是深刻的知识,而占有生存方式则是大量的知识,存在生存方式把知识看做是生产思想的一部分,而占有式把知识看做是实体性的财产,不与自身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发生联系。斯普朗格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认为:教育即“以环绕个人周围的客观文化材料,使个人心灵的不断介入,得以更为生动、进展”。客观的文化材料仅仅作为潜在价值存在,还不产生教育的作用,它要成为教育的过程,必须由文化的承担者来真正加以理解和评价,同时,这种文化必须与具有体验能力的、不断复苏的个人精神“碰撞”。总之,杜威、海德格尔、波兰尼、弗洛姆、斯普朗格等人强调知识的主体性、实践性和工具性,可称为参与者的知识观或者动态的知识观。波兰尼说:“知识的取得,甚至于‘科学的知识’的取得,一步步都需要个人的、默会的估计和评价”(13而对于每个具体的人来说,客观知识如果不能有选择地转变为个人知识,融入个人的热情、智慧和操劳,就不能成为自己可以自由驾驭的资源。动态的知识观强调知识的个体性、主观性和活动性,与教育叙事研究的旨趣不谋而合,为研究者使用教育叙事研究观察合作者的个人实践理论或教师知识提供知识论基础。 从教育研究的目的分析教育研究不仅是从已然的教育事实中找出实然的教育事理,更要注重从更深更广的知识、历史现实背景中探索教育的应然之理。(14现实的教育问题总涉及个人的活动,而个人的经验积累不同以及个人所处的教育环境不同、个人对问题认识的差异性,导致表面上或者形式上相同的问题,实质上会因人而异。叙事研究旨在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意义,注重参与者的观点,关注不同的人如何理解各自生活的意义,因而能够深入探究人的内心活动和思想的叙事研究弥补了以往那些忽视人类经验的某些特殊层面的研究方法的缺陷。“叙事研究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它是对教育生活探究的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而且也是研究者们的一种生存方式的转变。”。 教育叙事论文:关于教育叙事研究在农村教师中的应用 【论文关键词】教育叙事研究 背景 意义 策略 【论文摘要】教育叙事研究是一种新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它通过揭示有意义的教育教学事件,指导教师以后的教育教学实践。进行教育叙事研究不仅有利于农村教师进行自觉反思、不断成长,还有利于教育科研走向“平民”化。农村教师在具体应用教育叙事研究时,需要把握叙事的标准,处理好叙事者与研究者、特殊性与普遍性、主观性与客观性三组关系。 一、教育叙事研究的内涵 1. 教育叙事研究的概念 教育叙事研究,“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借此来改进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科学理论,促使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更加完善和灵活。”它的研究主体既可以是教育主体,即叙述者(教师)本人(这种教育叙事研究被称为叙事人类学),也可以是专门的研究者(这种教育叙事研究被称为叙事行动学)。一个完整的教育叙事研究应包括:叙述事件——解决问题的具体过程,如解决时的所思所想,何以得到最后解决;反思事件——从整个事件的表面现象提炼出所蕴含的深层次意义;升发事件——从先前的反思中建构新的思想或经验,使主题事件所蕴含的意义普遍化或理论化。 2. 教育叙事研究兴起的背景 教育叙事研究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内率先兴起,90年代末引起了我国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它的兴起受到了哲学现象学、解释学以及人类学中的“田野考察”方法的影响。 现象学强调对事物、事件本身的理解、分析和阐释,强调生活、情景和意义。教育叙事研究正是由此受到启示:回到事实本身、交互主体性和生活世界,提出了它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方式,不满足于传统教育教学研究中追求事物的普遍真理和客观规律,以及对概念等的抽象和泛化分析,而是回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去,用交际和对话等直观的方式从整体上去探索教育教学事件本身中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一些值得他人借鉴的、应引起注意的东西。 教育科学是人文学科,它的研究不同于自然学科。自然学科需要“定量”,需要说明,一个板一个眼。而教育叙事研究则只能“定性”,需要理解,需要合理的解释。这种理解和解释以研究者的“先见”为基础,充分尊重和利用这些“先见”,逃离理论教条的束缚,通过对话确立主体间性关系而趋近合理。主张“理解”的教育叙事研究方式正是受到解释学的影响而由此形成。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研究者深入基层,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通过切身体验获得对当地人和文化的理解。这种“田野式”的研究方式也对教育教学研究产生启发:教育研究者通过对话、交流或倾听,切身体会叙事者的所思所悟,与其产生情感共鸣,达到对相关事件的一些质性认识。这样,教育叙事研究应运而生。 二、教育叙事研究对农村教师的意义 1. 有利于教学反思从“自发”到“自觉”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和生活事件中,教师们有时对于某些现象,头脑中会出现灵光一闪,似有所悟,产生自发式反馈行为,形成某个经验。有心的教师也许会在事后对其作以梳理,略作记录,做出反思。但大部分教师则会无所理会,任其流走,对这笔宝贵的财富视而不见。美国教育专家波斯纳(G . J . Posner)认为,“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或者是肤浅的知识,如果一个老师仅仅满足于经验而不是经验的反思,那么即使他有二十年的教学经验,那也只是一年工作的二十次重复。”可以说,反思是教师的自我成长和专业发展以及教育研究的优秀因素。 教师不应该满足于经验,需要对教育教学行为进行反思,而且反思还应该从自发的状态上升为自觉的行为。无论研究者是否为教师本人,教育叙事研究的过程都贯穿了自觉反思:面对众多的教育教学问题或事件,需要反思、“筛选”;对于教育教学问题的解决方式,需要反思;教育教学问题解决后的效果如何,得到哪些启示、经验和教训,更需要反思。可见,主动的教育叙事研究促成了教师们从以前自发式的、毫无意义的反馈阶段向自觉阶段转化,为教师们进行教育教学的自觉反思提供了契机。 2. 有利于教育科研走向“平民化” 教育和科研是学校里的两大工作。关系紧密,相互影响:教学为科研提供土壤,科研又促进教学的改善和提高。在农村学校,由于经济条件差,设施设备简陋、奇缺,师资不足、水平不高,开展“阳春白雪”似的传统教育科学研究,困难重重,农村教师无力、也无能问津,当然,更谈不上通过科研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而对于“下里巴人”似的新兴的教育叙事研究,操作简单,不需要资金、设备、设施,只需要一颗滚烫而热情的心,农村教师完全可以为之,而且能有力促进教育教学的改善。这样,以前只有依靠少数教育专家、学者和科研机构才能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行为,现在也能在广大的农村教师群体中开展并应用起来,实现教育科学研究的“平民化”。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蓬勃发展,教育教学效益的不断提高。 3. 有利于教师的成长 教育叙事研究对于教师的成长显而易见。主要表现在:第一,能促进教师科研意识和素养的形成。教育叙事研究使得“平民化”的农村教师们除了教育教学外,更对地关注了一定教育教学事件后的反思及经验总结,这种习惯的养成必然会促进其形成一定的科研意识,具备一定的科研素养,为以后从事更高效、更复杂的教育科学研究奠定基础。第二,能促进教师有效处理师生关系和师师关系。教育叙事研究体现了教师对自己和学生生活世界的关注,其间,教师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学生的真实情感和复杂状态,于细微处研究学生、了解学生;更多地与学生对话、沟通和交流。从而实现师生双方彼此的更加理解。对于一项教育教学事件的叙述,教师们可能会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生活体验,产生不同的感受和经验,大家从各自的视域中走出,互动、交流彼此的心声、理解和感悟,必然会促进教师们的共同成长与合作。第三,能促进教师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学哲学。在教育叙事研究中,教师通过对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是日渐麻木的教育教学经历的回顾和反思,对业已模糊的教育教学理论、理念和概念有了一次更加清晰的再认识、再理解和再诠释,从而根据个人的知识来源和形成,选择与建构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与经验。经常的这种教育叙事研究,必然能促进教师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学观点、教育教学哲学。第四,能促进教师成就感、使命感的形成。在教育叙事研究中,教师的真实教育教学和生活状况得以深描,生命的激情和感性的灵光再次在研究中被他人或自己重视,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全面释放,教育教学生活里充满更多的机智和幽默,教育教学效果得到提高,成就感的获得,也必然会促进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形成。 三、农村教师开展教育叙事研究的策略 有效地开展教育叙事研究,教师们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叙事”的标准。首先,要具有“问题性”。教师生活在学校里,每天都会经历许多的教育、教学、生活事件,但教育叙事决不是对每件事件的叙述或记录,只有那些让教师或感动、或困惑、或后悔、或兴奋的能引起教师内心萌动的、值得注意的、表现为某种问题的事件,才值得叙述和研究。其次,要具有“情景性”。情节和环境是故事发生的载体和条件。每个人的思想、行为都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环境,故事也只有在丰富、复杂、变动的环境中考察才有意义。正如杜威所说,“环境不仅表示围绕个体的周围事物,还表示周围事物和个体自己的主动趋势的特殊的连续性。”也只有这样,研究后取得的经验才有其参照性的支撑点。故事情节蕴含着个人丰富的内心体验和细腻的情感变化,有血有肉的情节故事才能打动人、感染人、以情服人,引起听者注意,产生共鸣。最后,要具有“释放性”。对教育、教学、生活事件的叙述要求叙事者真实感情的流露,所思所悟真实的呈现。它不仅是指教师面对自己、同事、研究者要完全甩掉心理包袱,摆脱心理困惑、担忧和顾虑;也是指教师面对传统教育科学研究的那种“自上而下”性和权威压制性要实现个人身心的全面解放和心理完全宣泄,表现出巨大的无畏性。 第二,处理好三队关系。首先,叙述者与研究者的关系。在教育叙事研究的叙事人类学中,叙述者与研究者为同一人。这时,教师不仅要正确发出作为叙述者的声音,也要正确发出作为研究者的声音。同时,在教育叙事研究的叙事行动学中,教师作为单纯的叙述者,在民主、平等的条件下,发出内心的真实倾诉和释放,应受到研究者的尊重和保护。研究者应既站在事件的外面,也“生活”在里面,这样才能获得叙述者的真正所思所悟,自己也才会有客观的经验所得。确定好了二者的关系,才会有双方合作的起点和平台。其次,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教育叙事研究是一种“微观叙事”,是对个别对象个别事件进行的研究,注意研究材料的细节性、生活性、情景性和研究层面的深入性,因此,少有高屋建瓴的抽象概括和泛泛而谈的大道理,呈现出一种特殊性。在研究中,对这种特殊性,不能强调过度,否则教育叙事研究毫无意义。其实教育叙事研究也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表现为一种“启发性”和一定环境条件下的“参照性”。人们了解了有意义的教育、教学、生活事件后,所产生的那种心领神会,唏唏之叹,那种“曲尽意犹在”、“掩卷思不罢”之感,正是这种“普遍性”。随之,后继者也才会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对其参照和仿效。最后,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关系。面对众多的事件,叙事者根据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进行“筛选”,对其所思所悟也无不流露出叙事者以及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取向和态度,体现出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的特色。这本无可厚非,但叙事者和研究者也不能毫无节制地任其主观价值倾向四溢,尽量保持某种客观态度,把握一定的度,坚持“筛选”、“判断” 、“反思”的批判性和理性,遵守起码的研究规则。 教育叙事论文:试论教育叙事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方法 论文摘要:近年来,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方法的一种运用形式,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从其兴起背景出发,介绍了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内涵、方式和特点及其实施的过程,并就目前人们对其一些普遍性的误解进行一些澄清。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教育实验法、教育调查法、教育统计与教育测量等定量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近年来,人们逐步认识到,教育科研应该更注重人本主义的质的研究,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方法的一种运用形式,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教育叙事研究兴起的背景及其意义 教育叙事研究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内率先兴起,90年代末引起了我国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在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们对已有教育研究方法的反思、教师专业化实现的途径与方法以及教育研究的目的与作用等几方面的研究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 叙事研究是教师专业化实现的有效途径与方法之一。教育叙事研究还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它更注重教育故事所具有的意义,并通过对意义的重构与解读,来反思与提高实践,来丰富与优化理论;它关注教育主体实践智慧与个人理论的形成与优化。叙事研究基于对个体经验与故事情境的关注,降低了教师进入教育科研的理论高度,但并不否定教育理论的价值。它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它是对教育生活探究的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而且也是研究者们的一种生存方式的转变。 二、教育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内涵 1、理论基础 后现论 后现代思想家们关于主体的消亡、元叙事、对差异的颂扬等对叙事研究影响很大。反过来,叙事、故事、语境等词汇也成为后现代思想家们高频率使用的语词。 文学中的叙事学理论 这是教育叙事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叙事学成为文学研究的优秀领域,叙事学中关于叙事的情节、结构、语言以及口头叙事与书面文本间的转换等.都成为当前教育叙事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同时,新时期叙事学研究由“所指之事”向“所用之叙”的重心“转移以及由经典叙事学向多元叙事学或新叙事学的转向,也对教育中的叙事运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现象学和解释学理论 这两派哲学的主张为叙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现象学的意向性、交互主体性和悬置等思想,有助于人们暂时悬置主观判断和先见,尽可能地揭示教育事件本身;解释学则从方法沦角度强调了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主张对经验性文本进行解释和理解理解。 现代知识论观点 现代以来不同类型知识的划分表明了人们对知识理解的深入,尤其是加涅(R.M.Gagne)和安德森(J.R.Anderson)的知识分类观点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知识的内涵,并确立了如今日益被广泛接受的一些新的知识观念。如,只有个体积极建构的知识对个体才有意义等。 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理论与方法论 近些年来.随着人类学研究的升温,对人类生存和交往模式的思考及其运用的田野作业法开始对诸多社会学科领域产生影响,同时社会学使用的扎根理论方法、行动研究,以及语言学中的符号互动理论等都构成了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的一部分。 2、内涵 国内目前对于教育叙事研究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广义的,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另一种是狭义的,专指教师叙事研究,当前似乎基于狭义理解的叙事研究居多。 三、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和特点 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教师自身同时充当叙说者和记述者,另一种是教师只是叙说者,由教育研究者记述。 教育叙事研究有其本身独有的特点:时间性、情节性和主观性。教育叙事研究所叙述的内容是已经过去的、实际发生的、有情节的相对完整的教育事件;无论是”所叙之事“还是”所用之叙”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能反映参与者的教育信仰、价值观念和理论水平。 四、教育叙事研究的过程 叙事研究的过程是依照叙事研究自身的逻辑和方法所实施的过程,有研究者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1、现场工作。 主要是指研究者进入研究现场对所研究对象的体验。在这一阶段研究者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叙事研究强调研究者要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活动中去,通过全面深入的了解来获得资料。第二,研究者要从整体上对这一现场所产生的包括历史文化背景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考察。 2、从现场到现场文本。 现场文本不仅包括事件的客观记录还包括研究者和参与者的关系,是经过选择、演绎解释的经验记录。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形成,如口述史、故事、照片、回忆录、现场笔记、文献分析等。 3、从现场到研究文本。 研究文本要回答意义和重要性问题,可以用文学、诗歌、科学等不同风格撰写。 总之,叙事研究在内容与手段上与其它研究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它还要求研究者要具有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写作的能力。 五、对叙事研究几种误解的澄清 有人认为叙事研究就是讲故事,就是把自己的经历与体会表达出来。这样的理解是肤浅的,叙事研究是通过行为者对教育故事的叙述,来反思教育实践的合理性,及重构教育实践的理论意义以优化教育实践规划质量。还有人认为,叙事研究就是不需要理论基础的研究,其实,叙事研究既要求通过叙事来体现理论对实践的解释与洞察力,也要求通过对叙事者个体价值与情感的认可及对故事情境的关注,来丰富理论的视野。更有人认为人人都可以做叙事研究,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实践智慧与个人理论,都具备做叙事研究的可能;但如果只是白描事实,而不反思与重构,不通过重构来丰富个人理论,就不是做研究。 教育叙事论文:关于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辨析 【论文关键词】教学案例 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技术 质的研究 【论文摘要】目前对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尚无清晰明确的定义和区分,不利于研究的开展和写作的规范。本文从目的意义、定义内涵、基本要素、共同点和不同之处等方面,对近年来受到教育界推崇的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研究进行了较深入的辨析,对教师在撰写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研究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教育研究者愈来愈强烈地认识到,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既不同于哲学,也不同于自然科学,那种满足于理论思辨,或以经典自然科学为标准的研究方法难于把握复杂的教育现象。在此背景下,质的研究方法逐渐在教育研究中得以提倡,教学案例、教育叙事研究等质的研究方法得到教育研究者的广泛认同,它的最大意义在于真正能使教师成为研究的主体,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教育研究与教育行动分离、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节的状况,从纷繁复杂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探讨与挖掘那些很难用理论推导或实验数据来概括与抽象的内涵、意义与深层规律。它重视对教育教学过程中人的心理与情感活动的研究,重视行动与反思,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谈,主张“一例胜千言”,提供“样板”与“范例”,提倡移植与借鉴,强调理论要来自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与修正,只有在真实情境下能够应用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这也就是当前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研究越来越受到推崇的原因。 目前对于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研究都没有十分严格的界定,大多数教师甚至教育技术工作者都不知道两者的准确定义和区别。笔者通过百度搜索检索到含“教育叙事”关键词的网页160,000条,以“教学案例”为关键词的网页919,000条,以“教学案例+教育叙事”为关键词的网页16,900条;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到从1979至2006年,以“教学案例”为关键词的论文1940篇,以“教育叙事”为关键词的论文168篇。通过对内容的初步分析,笔者发现存在三种情况:一种是不加区别、混为一谈;一种是自说自话、大同小异;第三种是有所区别、但未进行系统比较。笔者认为:从本质上来说,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都属于同一类教育教学研究方法,即质的研究方法,是教育行动研究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但又各有侧重;教学案例与广义的教育叙事中的一种类型——教学叙事比较接近。为写作和研究方便起见,应加以区别和规范。本文将就两者的异同之处进行辨析,以供广大教师参考并就教于方家。 一、什么是教学案例? 案例一词译自英语“Case”,原意为状态、情形、事例等。案例是一个实际情境的描述,在这个情境中,包含有一个或多个疑难问题,同时也可能包含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案例应有如下几个特征:案例是一个故事(事例)的讲述;案例要有完整的情境和背景、情节和冲突、对问题的思考和解决过程;案例的叙述要具体、特殊;案例要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情感、态度、动机、需要等;案例要有隐含的思想,案例描述的是实践者的所思所想所为,都是具体的甚至细小的行为,但这些行为的背后都隐含着某种思想、信念和理论,等待读者去解读、品味和分享。案例如果没有这种思想,只是一个平淡而肤浅的故事,就没有教育意义。 根据理查特(Ricahert,A.E.,1991)的定义:“教学案例描述的是教学实践。它以丰富的叙述形式,向人们展示了一些包含有教师和学生的典型行为、思想、感情在内的故事。”[1]从这里可以看出,教学案例实际上包含了“教”与“学”两方面实践的记录,它既是“教”的案例,也是“学”的案例。 在教学案例所记录的教学情境故事中,包含了某些教学疑难问题的解决过程与方法。这类案例的搜集必须事先实地作业,并从教学任务分析的目标出发,有意识地择取有关信息,因此研究者自身的洞察力至关重要。 从Internet网上搜索发现,“教学案例”一词还常常被用作案例教学所采用的案例的统称,案例教学中使用的案例,是指那些符合教学要求、能够引起分析和思考、达到教学目的的故事性材料,如生活中具体的事例、病人的病情介绍、刑事案件的案情等,可以称之为“用于教学的案例”,这与本文所指的专门描写教学过程的“教学案例”是不同的。当然,描写教学过程的教学案例也可以作为案例教学的材料。 二、什么是教育叙事研究? 叙事,就是“讲故事”,原本是文学(特别是小说)的要素之一,它所获得的是具体的事实性知识,而不是抽象的真理性知识,因此它长期以来被“科学的研究方法”所排斥。但是,后现代主义对“叙事”给予了新的解释和强调,将之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波尔克霍恩(Polkinghorne,1988)将叙事界定为人们从他们的经历中获得意义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的几位课程学者将叙事研究作为教师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教育领域,从而出现了教育叙事研究。简单地说,教育叙事就是“讲一个教育方面的故事”,教育叙事研究是在“讲教育故事”的基础上,通过对故事进行感悟和反思,来研究教育问题。抽象一点来说,教育叙事研究,就是研究者通过对有意义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与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这些生活、事件、经验和行为背后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从而发现教育的本质、规律和价值意义[2,3]。 目前关于教育叙事的分类很多,也很不统一。比如有将教育叙事分为“真实的教育叙事”和“虚构的教育叙事”的;有将教育叙事分为“教学叙事、生活叙事和自传叙事”的;有分为“调查的教育叙事、行动的教育叙事、虚构的教育叙事”的;还有分为“大叙事、小叙事”的。 三、教学案例的基本要素 1. 教学背景 教学背景包括教学的基础、条件、学情等方面的情况。教学基础指前一个教学活动所完成的教学任务(如前一节课所学的知识及形成的能力),新的教学任务是在怎样的知识、技能、能力基础上进行的;教学条件主要是指教学设备和教学技术;学情是指学生的基本学习状态,如班级学生的总体状况、学习基础、学习习惯、学习风气等。 2. 教学过程 即教学实录。它忠实地记录整个教学活动的细节,包括显性的教学行为和结果,还包括一些隐性的教学行为,即教师、学生的情感活动以及学生的思维反应等。后者是我们经常忽略的地方,比如,学生对某一教学结果作出会心的微笑反应,这样的面部表情流露是瞬间的,但却包含许多学习信息,可能具有重要的教学意义。课堂教学往往是具有某种结构的,应真实地记录结构以及结构内的内容细节。 3. 教师反思 是指教学活动结束后,任教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行为作出的自我评价性介绍。可以由教师自由地阐述自己的教学行为、结果、方法等,也可以由案例设计者提出有关问题,任教教师就这些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教师反思反映了任教教师对教学活动的认识水平,是案例分析的重要对象。一些研究者还主张,教师反思中还应提出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4. 学生反馈 这是目前大多数教学案例所缺少、而笔者特意强调的内容。它是指教学活动结束后,通过师生交谈、问卷调查、学生学习心得体会等形式,所收集的学生对教学活动的认识与评价。从中可以得出大量的反映学习者心理活动和思想感情的信息,对研究教学过程、改进教学设计、提高学习质量非常必要。 四、教学叙事研究的基本要素 1. 故事背景 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但不必面面俱到,关键在于说明故事发生有何特别原因和条件。 2. 情境描述 每个教育叙事都必须有一个鲜明问题或矛盾。不能杜撰,但可以对实际情节进行选择,凸现焦点。要有细节的描写,描写要生动、引人入胜。一般采取叙议结合,即先描述后分析,或夹叙夹议。 3. 问题解决结果或效果 问题或矛盾解决后的情形.可以用一句或几句简单的话进行描述。 4. 反思或评析 反思是指教师把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多角度地进行审视、深思、探究与评价,对教学教育行为的成功与失败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分析。评析是从观察者的角度对他人的教学叙事进行的分析和思考。 五、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研究的异同 1.相同点 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研究都具有质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如自然情境性、自身工具性、情节性和反思性等。 (1)自然情境性 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研究都是教师从教育实践出发,从校园生活出发,从真实教学过程出发,从自然教育情境出发所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显著特征在于“实”,它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对实事、实情、实境和实际过程所作的记录、观察和探究,从而获得对事实或事件的解释性意见。教师平时要善于捕捉这些教育教学故事的“源文件”,只有“原汁原味”的教育教学事件才有特定的意义。 (2)自身工具性 大多数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研究是研究者直接融入并成为主体的研究,研究者本人是研究的工具,他(她)通过自身长期在教育教学的实际生活体验中,在与对象的直接互动与实际交往中,发生了各种生活故事和教育教学事件,对这些事件,教师(或学生、参与者)们通过观察、分析、反思,而获得一些见解或解释性的意见,这就是行动者自身作为主体并直接介入其中的行动研究。 一些描写他人的教育教学故事或与教育教学有关的虚构作品如教育小说、教育电影等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3)情节性 案例和叙事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记述有情节、有意义的相对完整的故事。通常有与所叙述的教育教学事件相关的具体人物、冲突和事件发展等情节。每个案例或叙事都包含一个或多个的“意外事件”或冲突,冲突可以是外部的,也可以是内在的。 (4)反思性 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研究是一种反思性研究。教师在叙事中反思,在反思中深化对问题或事件的认识,在反思中提升原有的经验,在反思中修正行动计划,在反思中探寻事件或行为背后所隐含的意义、理念和思想。离开了反思,教学案例和叙事研究就会变成为叙事而叙事,就失去了它的目的和意义。 2.相异点 (1)目的不同 教学案例是一种在先进教育理论与实际教学活动之间的“中间状态”,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样本”和“范例”,它通过对在先进教学理论指导下的教学实践进行观察与反思,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使专家“倡导的理论”(espoused theories)真正成为教师“采用的理论”(theories-in-use),目的在于用理论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理论。而教育叙事研究则不拘泥于某种具体的理论,更强调回归教育教学实践本身,在日常生活和教育教学事件中,通过观察与反思归纳出解释性的见解与结论。 (2)有无主题 姜瑛俐认为:教学案例要有主题,而教育叙事研究可以只有问题没有主题。主题是案例所要反映的优秀理念和观点,是案例的灵魂和精髓,问题是案例主题的支脉。写案例首先要考虑这个案例所要反映的主题是什么,如是说明如何转变后进生,还是强调怎样启发学生思维, 或者是介绍如何组织小组讨论等等。主题像一条主线把案例故事串起来。案例主题要有指导意义,能引起大家对教育教学中带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的关注,并能促使这些问题解决,不能只局限于个别情景或特殊问题[4]。 (3)方法不同 教育叙事研究采用的是“从实践到解释性见解”的自下而上的归纳法,而教学案例既有自下而上的归纳法,又有自上而下的演绎法,采用的是“理论-实践-修正理论”的途径。教育叙事更强调故事的自然情境性,一般没有事先的安排与设计,主要是事后的感悟与反思;而教学案例事先往往要进行精心的设计与安排,事后要有系统的教师反思与学生反馈,带有较浓厚的“研究”的味道,是一种“有血有肉”的理论。 (4)范围不同 教育叙事的内容一般比教学案例要更加宽泛,可以涉及教育教学领域的方方面面。教育叙事所叙之事大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教育事件,这些看似平淡的教育故事蕴含了丰富的内涵,教育叙事研究正是要多角度、多维度地去体会、去挖掘这些教育故事的内涵,因而其所获得的信息具有丰富性与情境性,但它不能用作评价标准,不可作为推论的前提或基础。相比之下,教学案例一般局限在具体教学的范围,由于有事先的设计与一定的条件控制,因而更有典型性与代表性。 (5)文体与结构差异 教育叙事研究对文体的要求不太严格,也没有比较明确的格式与规范,只要具有某些基本要素就行了。教学案例虽然目前也没有统一的格式与规范,但相对教育叙事来说,还是要严格一些,结构要求越完整越好。教育叙事更强调可读性、故事性,而教学案例虽也要求有可读性,但更强调逻辑性、规范性。例如,对背景的描述,教育叙事侧重于时间、地点、人物与场景,而教学案例则侧重于描述教学的基础、条件、学情等方面的情况;反思方面,教育叙事研究侧重于感悟,教学案例则强调理性分析,而且还要提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写作手法上,教育叙事常采取夹叙夹议,教学案例则大多是先叙述再集中分析。 总之,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研究报告虽比较相近,但仍有多方面区别,研究者不可不细加辨析。 教育叙事论文:浅谈教育叙事视角下的大学英语自主教学模式探究 论文关键词:自主学习;教育叙事;课程创生;后现代教育观 论文摘要:自主学习一直是外语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从教育叙事的视角讲述并解读大学英语自主教学模式下的一堂课。在这个“彻底变革的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融合、平等协商,成为互惠互赖的语言学习“共同体”。“故事”的挖掘旨在说明自主学习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学生获得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自主学习一直是外语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从教育叙事的视角,介绍一位从事了大学英语自主学习理论实践研究长达八年之久的高老师的课堂,并对课堂内外的故事进行解读和深度分析,从“教师、学生传统角色的转换”,以及“创生的课程”几个角度来展现一个“彻底变革的课堂”。通过对于课堂的真实动态地描述及梳理,来探究大学英语自主学习模式,从而展现中国自主学习教育的一角,而促进自主学习的发展。 一、高老师的一堂英语课 故事中的高老师从2002年开始,采取行动研究方式,即有计划地进行相关的理论探讨、实施步骤、观察和反思,并创造性地运用已经选择的、有针对性的教学理论解决了一系列具体的教学问题。 高老师这个自主学习的课堂很特别,学生们分为“教师组”(高老师亲切地称他们为“小先生”)和“学生组”(课堂活动的参与小组)。与其说是高老师的课堂,还不如说是她学生的课堂,因为整个课堂活动的设计、教学目标的确定、都是由“小先生”们课前经过与老师和同学们“协商拟定的”;而课上课堂活动的组织则都由小先生们“把持”着。 整个课堂的活动是围绕着一个主题——jobhunting来展开的。笔者,带着那样强烈的好奇心,带着那么多的困惑和期待,心中自然在把她的课堂和自己的课堂在做着细致的比较。令笔者颇有些吃惊的是这些小先生们还真的有几分大学老师的风范——自信、从容、富有条理;对于演示文稿的讲解不是像笔者的学生那样逐字逐句的读,而是试着用自己的话来表达,阐述其中的要点;而那些“活动参与小组”的学生个个都那样兴致勃勃,积极的学习状态让笔者分不清哪些同学是主角,那些是配角! 课堂上的高老师并没有舒舒服服的坐在那里当观众,她一直在倾听,一直在班级里走动,协调,她还随机应变地把笔者安排到小组活动中。笔者当然乐意之至,为他们出谋划策,改善语言表达……但有时笔者也为高老师捏了一把汗。比如,在词汇练习游戏时,笔者发现学生们ppt中的单词还真的颇有难度,几位竞猜者都没答出,台上的“小先生”便把目光转向了老师,笔者不由得想,“高老师怎么办呢?”这时,笔者看到高老师对大家说,“大家查查电子词典,看看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因为笔者也没见过”……笔者越发感觉到在这个课堂上做老师的不易。 笔者也在观察自己的学生,也许是“走出了家门来做客,笔者对他们的关注有些像把孩子带出去的妈妈。”他们听得很认真,满眼的好奇,被这种热烈的学习气氛所感染。高老师的学生们很可爱,他们怕坐在下面的观众被冷落,时时想着邀请笔者的学生参与活动,后来竟然邀请笔者的学生参加他们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辩论!出乎意料,笔者的学生毫不怯场,竟然还互相推举,选出班里的好学生与他们抗衡,这两个班的学生是一个系的,所以就少了些拘束,辩论热烈地进行着,就连那些平日里懒洋洋、对一切都无所谓的学生们竟然听得那样认真,看得出,他们很为在“台上”的“同胞”们捏了把汗……笔者从没有见过他们这副认真专注的样子…… 课堂的“井然有序”而又“热烈活泼”一直持续到下课前,高老师的研究生(她一直在听高老师的课,做课堂观察,并作为助教协助课堂内外管理)做总结性的点评,笔者发现她很讲艺术,给予学生们更多的是肯定,是赞扬,当然不是无根据的赞扬,但是她很细心地发现了哪怕一点点的可取之处,然后放大,给予鼓励,这些鼓励对于这些学生来讲是多么的意义重大呀! 下课了,笔者把本班的这些“孩子们”带回“家”,笔者说的第一句话是,“怎么样,大家作何感想?”学生们不知为什么,一个个都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神情,笔者感到了一种“自惭形秽”;而扪心自问,“我的学生们处于这样一种学习的颓唐状态,该首先检讨的是笔者这个当老师的!”仔细思考这两个课堂里故事,笔者在教学日志里写道,“学生,即便是大学生,他们也像小树,需要老师的塑造,引导。老师的教学理念,老师的辛勤付出都会在她的每一堂课中,在每一个学生身上得到体现,淋漓尽致的体现!” 二、一场彻底的“课堂变革” 大学阶段的英语学习要完成从“输入到输出”,从“语言知识”到“语言运用实践”的过渡。而传统的外语教育模式、已形成的语言学习观念和策略对于大学生的影响依然很深。大学英语教师们也都在尝试着各种各样的改革,比较常见的是,“老师选择授课内容,设计好课堂活动,布置好学生课后准备的题目,比如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围绕某一话题的对话编写,或者表演……”表面看来,学生们参与了课堂,但实际上他们仍然活动在“老师的设计”当中,并没有掌握真正的学习自主权。 与完全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高老师的课堂无疑是一场“彻底的变革”。在这个课堂上,我们看到的是“退出讲台”的老师;“走上讲台”的“小先生”以及“不再是权威的课本”。下面,我们就来解读这个“变革的课堂”。 在高老师的自主学习课堂上,讲台由“小先生们把持”,台下有“学生们的热烈参与”,她看似是“无所事事”的。但是高老师在课前和课后“为自己安排”的工作却是很发人深思的。众所周知,较之中学阶段,大学英语的课时少,加之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很容易造成“课堂内外学习的断裂”。而高老师的“导师制”却帮助学生们完成了从高中到大学学习转换的适应。比如,在课外辅导中,灌输新的教学理念,协商教学目标,从而引导学生理解大学教育的目标;再如,她将学生们根据兴趣爱好分为固定的活动小组,对学生完成各种任务所需的技术手段予以了尽可能的指导。 课堂上的高老师真正的走下了讲台,她甚至都不是“平等中的首席”,而是融人到了学生当中的一员;同时,她在“闲置”状态中“忙碌着”——沟通,协调,帮助。更值得一提的是,她随时都要准备好迎接“挑战”。在这样的课堂上,老师要随时准备参与到活动中来,随时要准备应对即时性的难题,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对学生们说,“这个问题我也不会”!在这个课堂上我们见到这样一种师生关系一同化关系:师生之间相互融合,平等交流、协商合作、教学相长,双方互相成为新知识、新信息以及智慧的资源。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的构建过程中必须要求一种真实的参与,即承担特定角色、分担职责和义务的主体性参与,而不仅仅是心理或者生理水平的活动。高老师的英语课上,学生们都会轮流当上“小先生”。学生们到讲台上来完成各种教学任务,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高老师的“小先生”们却是真正拥有自主的,拥有课堂组织管理权力的小老师。这些小先生不是老师的“傀儡”——去带领同学们去完成老师设计好的一切活动,而是有着“先进的教育理念”,并且有着高度的“责任感”的真正的“老师”;而那些依然“做学生”的学生们在“小先生”的带领下,都在努力的参与到课堂中来,因为他们也将要走上讲台,需要台下同学的配合;更因为“小老师们”的课堂活动的设计经常是他们也十分感兴趣的话题,乐于加人其中的活动。这是一种生生互惠互赖的语言学习“共同体”。 后现代的课程观重视课程的“建构性”,即,“课程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由课程参与者的行为和交互作用构成的。同时,课程不是封闭的、固定的,而是开放性的、可调整的、随活动情境而变的,也就是说课程要有关联性”。 在高老师的课堂上我们看到,教材依然是教学内容的蓝本。但“小先生”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自己要讲述的单元。他们在充分理解了“固化”的教材内容后,可以自由选择,并且自由拓展学习的内容和方式。课程内容不再是老师带来的现成的“面包”,而是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来创造性地运用的“面粉”。正如吴宗杰所指出,“所谓理解课程,也就是批判性地解读课程符号的教育和社会含义。教师要培养这样一种解读能力,并能与学生一起构建符合人发展所需要的,自己的活动课程‘文本”’。 现代语言哲学认为,语言的意义就是语言本身,就在于语言的具体使用。思想就存在于语言之中,而不存在于语言之外,这就是语言“思想本体论”。在外语教学中,教师们常发现,把语言当作“可随时拿来,不用时便弃之于一边”的语言学习观是无法真正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的。在高老师的课堂上学生们虽然时时会表现出对语言使用的稚嫩甚至误用,但却都在努力地表达着自己的思想,情感,对于人生世界的观点看法。此时,语言不再只是“固化的知识”,而是“流动的思想”;学生们不再为了说英语而说英语,而是在与老师和同学在平等的交流“生活的经验,成长的困惑,人生的感悟……”。这样的课堂不是被理论话语束缚的固然的课堂,而是一个流动着思想情感的鲜活的课堂。此时,外语超越了传递信息的工具而成为心灵沟通之桥梁。口中的言辞也不是作为一种学习的目标和工具,而是融化情景和人的精神的一种自在语言,这正是Haber-mas的交往理论思考中所说的“理想语言情境”。 张中载曾指出外语的“功用之用”和“无用之用”。“无用之用”即旨在“大用”,因为它涉及人的素质和精神的培养。在高老师的课堂内外,学生们真正地获得了“自主”一他们自我确定学习目标、自我制订学习计划、自我监控学习过程、自我评价学习的结果。可以说,他们收获的是对自己学习负责的能力,还有“看不见的”“无法被分数来量化的”持久的学习的动力,张扬着个性自由的学习热情,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同时积极地与他人合作协作的意识和技巧以及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和创新意识的提高等等。其实,这正是那位被人误解质疑的“闲置”教师的教育理念的实践,这其中也有她不经意地传递的,学生不经意地、不知不觉地接受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一种‘无痕’的教育境界”。 教育叙事论文:试论以博客和播客整合平台为路径的教育叙事研究 论文关键词:教育叙事 博客 播客 整合平台 策略 论文摘 要:教育叙事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质的研究方法,叙事的路径和有效性是研究的关键。博客和播客作为信息时代新型的沟通方式,具有极强的叙事功能。教育叙事研究、博客和播客具有各自的特征,以博客和播客整合平台为路径的教育叙事研究具有自主性、开放性、多元性和动态交互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对教育叙事研究具有促进作用,围绕叙事的博客与播客整合策略主要有:以校园网为依托,建立跨区域的学习共同体,通过整合平台优化知识管理,加强同伴教师间的横向交流,促进教师与专家的纵向交流,建立有效评价和激励机制。 近年来,教育叙事研究逐渐成为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与其它研究方法相比,教育叙事研究作为一种非量化、以叙事为主的质的研究方法,使一线教师可以在不必掌握艰深复杂的科学研究方法下以“较低”的准入条件进入教育研究行列,有力推动了教师专业化的发展。以文本表现为主的博客作为一种新兴网络媒体,由于其易用性、开放性、交互性的特点,而成为了很多教师作为教育叙事研究的平台。以音、视频表现为主的播客的出现,更为这个研究平台注入新的活力,使教育叙事研究向立体化方向发展。 一、教育叙事研究 1.教育叙事研究产生的背景。长期以来,教育研究使用一种科学化、抽象化的意义解读方式,追求量化和简单地以量化的程度作为评定教育研究质量的标准。然而,在当代信息社会里,教育应该体现更多的人文关怀,也应关注个体的、情景性的、偶发性的事件,因而,以关注个体或小样本事件为专长的教育叙事研究方法得到教育学界的重视。 2.教育叙事研究的含义。教育叙事研究通常以研究者讲故事、现场观察、日记、访谈等形式来述说自己或别人经历过的教育生活并诠释其中的意义。①教育叙事研究的基本目的是通过“讲教育故事”来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和实践,发现教育的普遍价值和意义,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 3.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教育叙事研究采用质的研究方法。陈向明认为,质的研究方法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研究现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从原始资料中形成结论和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教师自我讲述式,即教师以类似“自传”的方式通过自我陈述来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和实践,构建自己的教育思想和理论,重建自己的教育生活。这种方式也称为“教育叙事的行动研究”;二是他人记述式,即教师是叙说者,而记述工作由教育研究者来完成。以这种研究方式进行时,研究者与述说者之间应遵循着信任、平等、开放的原则来进行。 4.教育叙事研究的特点。教育叙事具有真实性、故事性、教育性、反思性和通俗性的特点。真实性是教育叙事的基石,是教师生命中的真实经历,必须真实可信,不宜虚构杜撰;故事性指叙述的是具有人物、时间、地点、情节等完整性结构的故事;教育性是指教育叙事不是各种教育事件的杂乱堆砌,而是教师通过理性和逻辑思考后阐述的有意义的教育事件,包含积极向上的、有意义的、能够给人的心灵带来影响或震撼的教育思想;反思性在于给教师一个对教育教学进行反思的方法和途径,在反思中探求教育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在反思过程中应避免出现过多的心理刻画和渲染;通俗性指教育叙事要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方便其他读者理解,达到共享共鸣的效果。 二、博客与播客 博客,英文名为Blog,是继E-mail、BBS、QQ之后出现的第四种典型的网络交互方式,它以流水记录的形式来发表日志、文章,可看作一种特殊的网络出版,是一种开放的、低壁垒的交流媒体,也指使用博客的一类人。Jupiter研究公司副总裁丁伯格把Blog的作用概括为:个人自由表达;知识过滤与积累;深度交流沟通的网络新方式。 播客,英文名为Podcast或Podcasting,维基中文百科对播客的解释如下:这个词源自苹果电脑的ipod与广播(broadcast)的合成词,指的是一种在互联网上文件并允许用户订阅feed以自动接收新文件的方法,或用此方法来制作的电台节目。播客也指使用播客的一类人。播客的工作原理是:内容提供者利用录音工具录制一段节目放到公共服务器上,再用导读文件(feed文件,通常为RSS格式,包括出版日期、名称、文字描述等)来指明这个音频文件的位置。客户端使用aggregator(聚合器)的软件订阅和管理导读,这样,只要节目一有更新,便会自动搜索和下载到本地电脑或可随身携带的MP3上。目前,播客除了可以音频和文本信息,还可以传播视频、flash动画等多媒体资料。播客不仅是一种传播媒介,它代表了未来内容可定制、可点播、可携带的互动交流趋势。 三、整合平台对教育叙事的优化功能 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大量的显性知识,还存在着大量的缄默知识。缄默知识是相对显性知识而言,是教师自己获得的、难以明确意识与清楚表达、不能以规则的形式加以传递的知识,是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或“日用而不知”的知识,由教师在日常生活和教学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教育、教学、知识等的观念构成。②斯腾伯格等人研究表明,在显性知识的获得方面,缄默知识可以起到基础的、辅助的、向导的积极作用,也可以起到干扰和阻碍的消极作用。研究者们一致主张有必要使缄默知识显性化。缄默知识显性化是教师成长的重要因素,教育叙事作为教师自我实践的讲述,可以引起教师的共鸣,使一定的缄默知识显性化。以博客和播客相整合的交流平台作为个性化、结构化的流水记录方式,其具有的自主性、开放性、多元性、动态交互性的传播特征,对教育叙事的促进作用如下: 1.自主性。通过博客和播客相整合的交流平台,教师可以在自由的时空中,以一种自由化的方式实现记录、表达、参与的愿望,也以一种更加本真的状态实现对当前教育的解读。教师将整合的平台当作网络空间的一块“自留地”,将个性化的有声播客文件以博客相对固定、结构化的方式存放和传播,强化了个人的拥有感,在张扬个性的同时也强化了网络责任感。 2.开放性。博客以文字和图片的传播为主,而播客传播的是音频和视频信息,两者都是个人通过互联网、管理信息的方式。整合的交流平台具有的开放性打破了传统媒体单一封闭的局面,其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使每个教师都可以成为信息的者,使教学过程的个性化叙述有了现实的依托,形成了教育领域中多个信息中心。 3.多元性。开放文化所催生的另一种文化就是多元。多元性强调个体经验的差异,而非差距。正如杜威所言,它体现的是“一些在价值上独一无二或不可被取代的东西,一种独特的价值差异”。教育叙事是一种包括教育思想的经验叙事。经验叙事强调的不是形式、规律,而是经验意义。其尊重每个个体的生活意义,主要是通过有关经验的故事、口述、现场观察、日记、访谈、自传或传记,甚至书信及文献分析等,来贴近经验和实践本身。③教育叙事研究强调教师个体教学经验的叙述,这些经验是不可复制,独一无二的,却具有强烈的借鉴意义,为教师的快速成长和专业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教师使用整合的交流平台在网络上个人的教学经验等信息时,个性化的叙事使网络中出现了多元的信息中心,彼此之间相互交流、借鉴,形成不同的虚拟学习社区,有力推动教育叙事研究的发展。 4.动态交互性。整合平台的动态交互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教师与整合平台的动态交互,表现在教师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自由地进入平台中发表信息;二是平台与平台之间的动态交互。博客和播客使用的RSS2.0技术使平台都具有强大的链接和动态交互功能,实现资源的简易聚合,为教师提供选择性的、汇总过的web内容;还有另一方面是教师与教师之间的交互。教师之间不但可以看到彼此之间闪耀着教育思想火花的故事,还能聆听到不同的声音,达到心灵与心灵的交流。 四、围绕叙事的博客与播客整合策略 目前,博客和播客已出现相当大的融合,有的博客网站也已提供播客功能,如新浪博客、博客网等,但是主要的运用还仅仅停留在娱乐方面,在教育领域特别是教育叙事中的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笔者认为,围绕叙事的博客与播客整合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以校园网为依托,建立跨区域的学习共同体。以校园网为依托,每个教师都可以拥有以博客和播客整合的交流平台,利用平台进行个性化的叙事和动态地交流。博客和播客都是网络上具有开放性、交流性和共享性的个性化结构记录方式,可以构成一个个基于共同话题的虚拟社区。虚拟社区不是静态的简单地陈列文字、图片、视频和音频的博物馆,而是有着现实中对应的实体,实体之间存在着的较强的同质性使他们可以围绕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对话”交流。一个学校的师资力量是有限的,建立跨区域的学习共同体可以扩大学习与交流的范围。 2.通过整合平台优化知识管理。通过整合平台来管理知识资源,包括文本、视频、音频、动画等个人文档资源。先将知识进行分类,然后在平台中将这些知识资源按不同的专辑或类别进行划分,分门别类地形成个人知识库。博客需要一定的写作水平,而制作播客只需要一个麦克风和一台联网电脑,即可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声音,有条件的可以再配一台采集视频的DV。利用整合的交流平台,每个教师可以使用录音工具或DV将自己教学过程中的讲话或场景记录下来,用简单的视、音频软件编辑后生成MP3或其他视频文件,再上传到播客上管理、回放,在观看中进行自我反思,寻求自我建构,最后通过文字、图片等形式把反思发表在博客上。 3.加强同伴教师间的横向交流。从传播方式看,播客的沟通模式是以时间轴流向为特征的顺序性,其自身双向沟通的“顺序阅读”的缺点可以通过博客的非线性传播方式来弥补,两者的整合加强教师之间有针对性的横向交流,同时,视、音频的加入,使传统的单靠博客传播的“读”教育叙事向“看”、“听”教育叙事发展,这也给不擅长文字写作的教师提供了另一个“出口”。而且,语言作为人类原始的交流方式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人的言语除了具有表达逻辑思想的功能外,还因其音调、音色、力度、节奏等因素而具有情绪、性格、气质等形象方面的丰富表现力。④ 4.促进教师与专家的纵向交流。教育叙事是理论与实践结合,如果仅仅停留在同伴之间的横向交流上,就会缺乏有效的专业性指导,可能会导致低水平的重复,因此需要教育专家学者的引导。通过整合平台的纵向链接,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形成模糊、粗浅的理论成分经过专家学者和更高水平的教育工作者点拨后会更加清晰和牢固,从而内化为自身的理论品质。内化的理论品质继续推进实践向理论的跃升,最终更好地指导和服务于实践。 5.建立有效评价和激励机制。教师通过整合平台写教育叙事,需要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包括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内部激励一般表现在教师在用平台交流中得到同行和专家的鼓励,在反思中得到发展,从而促进其自我效能感的提高。外部激励的关键在于解决制定什么样的规则使教师写教育叙事的行为的实际结果与给定的社会(集体)目标相一致,比如学校对教育叙事的评比和奖励等。通过评价和激励机制,教师通过整合平台反映他们的内在价值,使有价值的叙事得到更加充分、客观的推广。 在信息化社会里,整合的交流平台使教师的所思所想与全球化的数字交流方式融为一体,为每一个普通的教师提供了宽阔的视域和经验共享的空间,使教师以更积极的态度关注自身教育实践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叙述教育实践中进行对话,在对话中获得理解,在理解中进行反思,在反思中给予教育叙事理论解释和更具体的说服力。 教育叙事论文:关于教育叙事研究的内涵与特点及局限性 论文关键词:教育叙事研究 特点 教育研究方法 论文摘要:教育叙事研究是作为质的研究方法而进人教育领域并为学者所接受和认可的,厘清教育叙事研究的内涵、特点,认清教育叙事研究的局限性有利于我们在研究中根据研究的目的和需要合理地选择教育研究方法。 一、教育叙事研究的内涵 康纳利和克莱丁宁认为,叙事是基于反思并通过个人的经验来制造意义,具有整体主义的品质。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了相似的看法。莱布里奇等人认为,叙事研究指的是运用或分析叙事材料的研究,叙事材料可以是一些故事,也可以是其他方式收集到的材料,叙事材料可以作为研究对象或研究其他问题的媒介,也可以用来比较不同的群体,了解某一社会现象或一段历史时期,或探索个人发展史。教育叙事研究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借此来改进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科学理论,促使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更加完善和灵活。也有学者认为,教育叙事研究专指教师叙事研究,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教育叙事就是教师叙说自己在教育活动中的个人化的教育“问题解决”和“经验事实”,并在反思的基础上转变自己的教学观念和行为。 目前,研究者广泛使用教育叙事研究去研究教师。而教师或作为研究对象或作为研究者也很乐意接纳这种研究方法,这使得教师叙事研究似乎成为教育叙事研究的代名词。但是,实际上,教育叙事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教师叙事研究,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现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这不仅有助于教师改进教学实践,而且能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科学理论。此外,从更大的范围来考察,教育叙事研究的应用也不仅仅限于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领域,国家及地区间教育文化传统、价值体系的比较研究、具体的学科领域和教学研究等都可作为叙事研究的教育问题。 综上所述,教育叙事研究就是将叙事研究法运用于研究教育问题的研究,即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教育现象进行研究,通过运用或分析叙事材料,用故事的形式呈现研究结果,并对故事现象或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凡是在教育背景中包含任何类型叙事材料的分析研究都可以称为教育叙事研究。叙述不仅仅是为了解释,而是要寻找故事背后的意义。 二、教育叙事研究的特点 目前,教育叙事研究大致分化出两条道路:一条是“叙事的教育行动研究”;另一条是“叙事的教育人类学研究”。前者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自己展开的研究方式,也可以是中小学教师在校外研究者指导下所使用的研究方式;后者主要是大学研究者以中小学教师为观察和访谈的对象,或者,以中小学教师所提供的“想法”或中小学教师所提供的文本为“解释”的对象。国内外学者一致认同,要看到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的总体特征,不能像规范性的量化研究那样,对其可靠性、有效性及普适性抱以过高的期望,至于具体表述,则各有侧重,这里仅概括其突出的特点。 (一)时间性 时间不仅是叙事文本分析中的技术性需求,而且从根本上来讲叙事的冲动就来自于寻找失去的时间。叙事的本质是对神秘、易逝的时间的凝固与保存,或者说,抽象、不好把握的时间正是通过叙事变得具体可感。教育叙事的视域基是指向过去的。过去和当下的教育经验总是凝结在时间之网中,把握特定时间内发生的事件就等于找到了认识经验的途径,叙事文本中的情节就是时间性的体现。 (二)主观性 教育叙事无论是“所叙之事”还是“听用之叙”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包括对细节的取舍、现场气氛的描述、心理状态的分析等,这本身也反映着参与者的教育信仰、价值观念和理论水平,而这些“弦外之音”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当然,对主观性的调控也是最难的,由于过分受到研究意图的影响而出现的“讨好效应”或“完美效应”必须加以克服。 (三)实践性 从质的研究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以质的研究为方法论基础的教育叙事研究无不体现着实践性特征。“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叙事研究强调研究者本人是研究的工具,通过长期深入实地体验生活从事研究,收集资料的方法如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实物分析等都离不开研究者本人的实地调查,叙事研究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理解后者的行为及其意义解释,而要做到这一点,除研究者的“文化主位”的方式以外,研究者还需要与被研究者不断地接触、沟通,这样才能做到以被研究者的角度去理解、建构文本的意义。 (四)情境性 首先,叙事研究必须在自然情境下进行,对个人的“生活世界”以及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进行研究。研究者本人就是一个研究工具,需要在实地进行长期的观察,与当地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该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其次,叙事研究认为,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的运作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分不开的。如果要了解和理解个人和社会组织,必须把他们放置到丰富、复杂、流动的自然情境中进行考察。 (五)重视意义理解与建构 教育叙事研究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记述有情节、有意义的相对完整的故事。叙事探究并不停留在展示存在者的层面,与建立在客观主义基础上的寻求普适性结论的研究不同,叙事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作“解释性理解”或“领会”,研究者通过自己亲身的体验,对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意义做出解释。 (六)真实性 胡塞尔的“面向事情本身”的思想,经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改造,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叙事研究也尊崇胡塞尔提出的“面向事情本身”。叙事研究强调对研究者要进行“深描”。以此揭示社会行为的实际发生过程,以及事物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描述越具体、越“原汁原味”,就越能够显示现象的原本。同时,对叙事研究的评价不追求客观性和有效性,它强调标准的运用必须适用于情境。叙事关键是看叙事者是否清晰、真实地描述了事件及其背后的心理状态以及叙事本身是否注意到经济性和熟悉性。叙事研究工作的价值也不在于研究程序及结论的推广,而在于具体教育问题的解决、教育经验的意义重构和教育主体(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并期望通过其激发共鸣,使倾听者和阅读者获得基于自身的启示。 (七)重归纳而不重逻辑推演 从研究的基本思路看,叙事研究主要采纳的是一种归纳的方法。质的研究的归纳过程通常由如下步骤组成:1)研究者自己投入实地发生的各种事情之中,注意了解各方面的情况;2)寻找当地人使用的本土概念,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孕育自己的研究问题;3)扩大自己对研究问题的理解,在研究思路上获得灵感和顿悟;4)对有关人和事件进行描述和解释;5)创造性地将当地人的生活经历和意义解释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归纳的方法决定了质的研究者在收集和分析资料时走的是自上而下的路线,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分析类别。分析资料与收资资料同时进行,以便在研究现场及时收集需要的资料。叙事研究的理论建构走的也是归纳的路线,从资料中产生理论假设,然后通过相关检验和不断比较逐步得到充实和系统化。 三、对教育叙事研究的反思 近年来叙事研究招致不少批评。如,过于关注自我经验反省的研究旨趣,容易使研究陷入自我中心或唯我论;由于受到研究的规约而在叙事中出现“好莱坞情节”,即通过人为地化解或折中为所谈及事件中的矛盾设计一个完满结局:由倡导情境意义的特殊性而加剧了相对主义的泛滥,尤其是道德的相对主义,招致工具合理性在学术和现实生活中受到过度批判等。 就目前的观点来看,教育叙事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小样本往往只有一个到几个参与者,因此研究成果的典型性、代表性经常被人质疑,也无法回答普遍性问题。二是时间长。对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丰富资料要花费相对多的时间。当教师事务繁忙或精力不足时参与比较困难。三是评定难。对一叙事研究的相对主观性标准目前还在探讨中,借鉴的典型研究较少。此外,教师相对封闭的专业生活习惯和缺乏自觉反思意识也会影响到叙事研究的开展。四是叙事研究对研究者具有很高的要求。教育叙事研究一方面要求研究者深入了解某一个教育实践现象,另一方面又要有足够的理论视角。只有这样,在叙事的过程中,才知道如何组织事件,才知道事件组织起来后能够表达什么样的理论主题。与此同时,“在叙事研究中,研究者必须以对话者、倾听者的身份同时与三种声音(至少)进行交流:叙事者的声音(包括录音带或文本作者的声音)、理论框架(为解释提供概念和思考的工具)以及对解释与阅读的反思性批判(即对材料所作结论的自我评价与反思)。”。教育叙事研究除了要求研究者“贴近”“身处”教育实践这一前提性条件之外,还应有必要的教育理论作为内隐的支撑,否则。教师叙事难以避免“叙事越叙越贫庸”的结局。 教育叙事研究在我国不过经历了短短几年的时间,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有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对于叙事研究的反思与批评正是叙事研究发展的历史阶段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当前国内外教育叙事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 第一,教育叙事内涵理解褊狭。国内很多学者简单地把教育叙事等同于教师叙事,认为教育叙事研究仅仅适用于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领域,而且,无论是教师叙事行动研究,还是合作研究,对叙事者与研究者的关系缺乏辩证理解,要么取消研究者指导,要么无视教师自主性。 第二,对研究缺乏跨学科视野。如前所述,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很厚重而广泛的,教育领域的叙事研究必须基于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和开放的思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如果囿于所谓的学科独立意识,就教育论教育,叙事便很容易成为教育琐事、经验体会甚至牢骚的代名词。 第三,忽视教育叙事的本体价值考察。一方面,很多学者在运用叙事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了解叙事到底是什么,它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基于怎样的研究假设等,造成了叙事一定程度的泛滥;另一方面,更多情况下,学者仅仅把叙事作为研究资料收集的过程与方法,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叙事其实是教育中人的存在方式,叙事本身也有教育价值,可以作为教师培训项目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四,我国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传统影响了叙事研究的开展。长久以来,我国教育研究中存在着很强的逻辑推演和量化取向,所以觉得叙事缺乏科学性与推广价值。比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提出理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叙事脱离了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加重了教育科研的虚假之风等。对于这些评判,我个人持保留意见。我们姑且不论学者对叙事研究的质疑是来源于我国教育研究对逻辑推演和量化取向的推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以质的研究存在有某种抵触情绪,单就说叙事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忽视理论在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来说,我个人觉得,这也许是学者对叙事研究缺乏足够了解的前提下而得出的结论。 第五,叙事研究只是多种研究方式的一种。布鲁纳把叙事研究以外的研究形式统称为“范式研究(par-adigmatic research)”,与叙事研究相对应,他指出,虽然范式研究也能进行意义阐释,但由于它追求形式化、数学体系式的意义解释系统,运用的只是分类法或概念化的方法并以价值中立式的科学化语言,进行普遍意义的解释,而置个体性的、情境性的、偶发的特殊事件等于不顾,因此它无法适用于对个体或小样本群体或事件的研究,而这正是叙事研究的专长,叙事研究的不可或缺性正在于此。正如布鲁纳所指出的,叙事研究的不可或缺性在于能够弥补范式研究只能以价值中立式的科学化语言进行普遍的意义解释而无法适用于个体或小样或事件的研究,由此可见,教育叙事研究成为教育研究中一种新兴的质性研究方式,并不是否定教育领域中以前的“范式研究”,它只是在以往“范式研究”难以企及的地方,弥补“范式研究”之不足,发挥自己的特色。所以,叙事研究只能是既往教育研究方式的补充、丰富,而不是教育研究的转向。 综合以上的观点,笔者认为对叙事研究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首先,认清叙事研究的局限性有利于我们在研究中根据研究的目的和需要进行合理地选择。其次,从历史的眼光动态地看教育研究的发展,叙事研究为教育研究的多样化注入了活力,而其自身也在随之不断完善与发展。第三,叙事研究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教育叙事研究只是科学经验研究的补充形式,它具有自己的认知风格与洞察能力,但是,它并不排除其他研究方式的存在。第四,叙事研究的开放性说明了无论采用哪种研究方法而得到的结论并不能证明其永久的有效性,而只是为他人的研究有所启示或成为继续研究的基础。 教育叙事论文:关于教育叙事研究在农村教师中的应用 【论文关键词】教育叙事研究 背景 意义 策略 【论文摘要】教育叙事研究是一种新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它通过揭示有意义的教育教学事件,指导教师以后的教育教学实践。进行教育叙事研究不仅有利于农村教师进行自觉反思、不断成长,还有利于教育科研走向“平民”化。农村教师在具体应用教育叙事研究时,需要把握叙事的标准,处理好叙事者与研究者、特殊性与普遍性、主观性与客观性三组关系。 一、教育叙事研究的内涵 1. 教育叙事研究的概念 教育叙事研究,“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借此来改进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科学理论,促使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更加完善和灵活。”它的研究主体既可以是教育主体,即叙述者(教师)本人(这种教育叙事研究被称为叙事人类学),也可以是专门的研究者(这种教育叙事研究被称为叙事行动学)。一个完整的教育叙事研究应包括:叙述事件——解决问题的具体过程,如解决时的所思所想,何以得到最后解决;反思事件——从整个事件的表面现象提炼出所蕴含的深层次意义;升发事件——从先前的反思中建构新的思想或经验,使主题事件所蕴含的意义普遍化或理论化。 2. 教育叙事研究兴起的背景 教育叙事研究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内率先兴起,90年代末引起了我国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它的兴起受到了哲学现象学、解释学以及人类学中的“田野考察”方法的影响。 现象学强调对事物、事件本身的理解、分析和阐释,强调生活、情景和意义。教育叙事研究正是由此受到启示:回到事实本身、交互主体性和生活世界,提出了它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方式,不满足于传统教育教学研究中追求事物的普遍真理和客观规律,以及对概念等的抽象和泛化分析,而是回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去,用交际和对话等直观的方式从整体上去探索教育教学事件本身中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一些值得他人借鉴的、应引起注意的东西。 教育科学是人文学科,它的研究不同于自然学科。自然学科需要“定量”,需要说明,一个板一个眼。而教育叙事研究则只能“定性”,需要理解,需要合理的解释。这种理解和解释以研究者的“先见”为基础,充分尊重和利用这些“先见”,逃离理论教条的束缚,通过对话确立主体间性关系而趋近合理。主张“理解”的教育叙事研究方式正是受到解释学的影响而由此形成。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研究者深入基层,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通过切身体验获得对当地人和文化的理解。这种“田野式”的研究方式也对教育教学研究产生启发:教育研究者通过对话、交流或倾听,切身体会叙事者的所思所悟,与其产生情感共鸣,达到对相关事件的一些质性认识。这样,教育叙事研究应运而生。 二、教育叙事研究对农村教师的意义 1. 有利于教学反思从“自发”到“自觉”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和生活事件中,教师们有时对于某些现象,头脑中会出现灵光一闪,似有所悟,产生自发式反馈行为,形成某个经验。有心的教师也许会在事后对其作以梳理,略作记录,做出反思。但大部分教师则会无所理会,任其流走,对这笔宝贵的财富视而不见。美国教育专家波斯纳(G . J . Posner)认为,“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或者是肤浅的知识,如果一个老师仅仅满足于经验而不是经验的反思,那么即使他有二十年的教学经验,那也只是一年工作的二十次重复。”可以说,反思是教师的自我成长和专业发展以及教育研究的优秀因素。 教师不应该满足于经验,需要对教育教学行为进行反思,而且反思还应该从自发的状态上升为自觉的行为。无论研究者是否为教师本人,教育叙事研究的过程都贯穿了自觉反思:面对众多的教育教学问题或事件,需要反思、“筛选”;对于教育教学问题的解决方式,需要反思;教育教学问题解决后的效果如何,得到哪些启示、经验和教训,更需要反思。可见,主动的教育叙事研究促成了教师们从以前自发式的、毫无意义的反馈阶段向自觉阶段转化,为教师们进行教育教学的自觉反思提供了契机。 2. 有利于教育科研走向“平民化” 教育和科研是学校里的两大工作。关系紧密,相互影响:教学为科研提供土壤,科研又促进教学的改善和提高。在农村学校,由于经济条件差,设施设备简陋、奇缺,师资不足、水平不高,开展“阳春白雪”似的传统教育科学研究,困难重重,农村教师无力、也无能问津,当然,更谈不上通过科研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而对于“下里巴人”似的新兴的教育叙事研究,操作简单,不需要资金、设备、设施,只需要一颗滚烫而热情的心,农村教师完全可以为之,而且能有力促进教育教学的改善。这样,以前只有依靠少数教育专家、学者和科研机构才能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行为,现在也能在广大的农村教师群体中开展并应用起来,实现教育科学研究的“平民化”。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蓬勃发展,教育教学效益的不断提高。 3. 有利于教师的成长 教育叙事研究对于教师的成长显而易见。主要表现在:第一,能促进教师科研意识和素养的形成。教育叙事研究使得“平民化”的农村教师们除了教育教学外,更对地关注了一定教育教学事件后的反思及经验总结,这种习惯的养成必然会促进其形成一定的科研意识,具备一定的科研素养,为以后从事更高效、更复杂的教育科学研究奠定基础。第二,能促进教师有效处理师生关系和师师关系。教育叙事研究体现了教师对自己和学生生活世界的关注,其间,教师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学生的真实情感和复杂状态,于细微处研究学生、了解学生;更多地与学生对话、沟通和交流。从而实现师生双方彼此的更加理解。对于一项教育教学事件的叙述,教师们可能会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生活体验,产生不同的感受和经验,大家从各自的视域中走出,互动、交流彼此的心声、理解和感悟,必然会促进教师们的共同成长与合作。第三,能促进教师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学哲学。在教育叙事研究中,教师通过对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是日渐麻木的教育教学经历的回顾和反思,对业已模糊的教育教学理论、理念和概念有了一次更加清晰的再认识、再理解和再诠释,从而根据个人的知识来源和形成,选择与建构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与经验。经常的这种教育叙事研究,必然能促进教师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学观点、教育教学哲学。第四,能促进教师成就感、使命感的形成。在教育叙事研究中,教师的真实教育教学和生活状况得以深描,生命的激情和感性的灵光再次在研究中被他人或自己重视,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全面释放,教育教学生活里充满更多的机智和幽默,教育教学效果得到提高,成就感的获得,也必然会促进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形成。 三、农村教师开展教育叙事研究的策略 有效地开展教育叙事研究,教师们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叙事”的标准。首先,要具有“问题性”。教师生活在学校里,每天都会经历许多的教育、教学、生活事件,但教育叙事决不是对每件事件的叙述或记录,只有那些让教师或感动、或困惑、或后悔、或兴奋的能引起教师内心萌动的、值得注意的、表现为某种问题的事件,才值得叙述和研究。其次,要具有“情景性”。情节和环境是故事发生的载体和条件。每个人的思想、行为都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环境,故事也只有在丰富、复杂、变动的环境中考察才有意义。正如杜威所说,“环境不仅表示围绕个体的周围事物,还表示周围事物和个体自己的主动趋势的特殊的连续性。”也只有这样,研究后取得的经验才有其参照性的支撑点。故事情节蕴含着个人丰富的内心体验和细腻的情感变化,有血有肉的情节故事才能打动人、感染人、以情服人,引起听者注意,产生共鸣。最后,要具有“释放性”。对教育、教学、生活事件的叙述要求叙事者真实感情的流露,所思所悟真实的呈现。它不仅是指教师面对自己、同事、研究者要完全甩掉心理包袱,摆脱心理困惑、担忧和顾虑;也是指教师面对传统教育科学研究的那种“自上而下”性和权威压制性要实现个人身心的全面解放和心理完全宣泄,表现出巨大的无畏性。 第二,处理好三队关系。首先,叙述者与研究者的关系。在教育叙事研究的叙事人类学中,叙述者与研究者为同一人。这时,教师不仅要正确发出作为叙述者的声音,也要正确发出作为研究者的声音。同时,在教育叙事研究的叙事行动学中,教师作为单纯的叙述者,在民主、平等的条件下,发出内心的真实倾诉和释放,应受到研究者的尊重和保护。研究者应既站在事件的外面,也“生活”在里面,这样才能获得叙述者的真正所思所悟,自己也才会有客观的经验所得。确定好了二者的关系,才会有双方合作的起点和平台。其次,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教育叙事研究是一种“微观叙事”,是对个别对象个别事件进行的研究,注意研究材料的细节性、生活性、情景性和研究层面的深入性,因此,少有高屋建瓴的抽象概括和泛泛而谈的大道理,呈现出一种特殊性。在研究中,对这种特殊性,不能强调过度,否则教育叙事研究毫无意义。其实教育叙事研究也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表现为一种“启发性”和一定环境条件下的“参照性”。人们了解了有意义的教育、教学、生活事件后,所产生的那种心领神会,唏唏之叹,那种“曲尽意犹在”、“掩卷思不罢”之感,正是这种“普遍性”。随之,后继者也才会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对其参照和仿效。最后,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关系。面对众多的事件,叙事者根据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进行“筛选”,对其所思所悟也无不流露出叙事者以及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取向和态度,体现出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的特色。这本无可厚非,但叙事者和研究者也不能毫无节制地任其主观价值倾向四溢,尽量保持某种客观态度,把握一定的度,坚持“筛选”、“判断” 、“反思”的批判性和理性,遵守起码的研究规则。 教育叙事论文:试论教育叙事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方法 论文摘要:近年来,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方法的一种运用形式,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从其兴起背景出发,介绍了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内涵、方式和特点及其实施的过程,并就目前人们对其一些普遍性的误解进行一些澄清。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教育实验法、教育调查法、教育统计与教育测量等定量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近年来,人们逐步认识到,教育科研应该更注重人本主义的质的研究,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方法的一种运用形式,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教育叙事研究兴起的背景及其意义 教育叙事研究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内率先兴起,90年代末引起了我国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在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们对已有教育研究方法的反思、教师专业化实现的途径与方法以及教育研究的目的与作用等几方面的研究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 叙事研究是教师专业化实现的有效途径与方法之一。教育叙事研究还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它更注重教育故事所具有的意义,并通过对意义的重构与解读,来反思与提高实践,来丰富与优化理论;它关注教育主体实践智慧与个人理论的形成与优化。叙事研究基于对个体经验与故事情境的关注,降低了教师进入教育科研的理论高度,但并不否定教育理论的价值。它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它是对教育生活探究的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而且也是研究者们的一种生存方式的转变。 二、教育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内涵 1、理论基础 后现论 后现代思想家们关于主体的消亡、元叙事、对差异的颂扬等对叙事研究影响很大。反过来,叙事、故事、语境等词汇也成为后现代思想家们高频率使用的语词。 文学中的叙事学理论 这是教育叙事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叙事学成为文学研究的优秀领域,叙事学中关于叙事的情节、结构、语言以及口头叙事与书面文本间的转换等.都成为当前教育叙事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同时,新时期叙事学研究由“所指之事”向“所用之叙”的重心“转移以及由经典叙事学向多元叙事学或新叙事学的转向,也对教育中的叙事运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现象学和解释学理论 这两派哲学的主张为叙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现象学的意向性、交互主体性和悬置等思想,有助于人们暂时悬置主观判断和先见,尽可能地揭示教育事件本身;解释学则从方法沦角度强调了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主张对经验性文本进行解释和理解理解。 现代知识论观点 现代以来不同类型知识的划分表明了人们对知识理解的深入,尤其是加涅(R.M.Gagne)和安德森(J.R.Anderson)的知识分类观点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知识的内涵,并确立了如今日益被广泛接受的一些新的知识观念。如,只有个体积极建构的知识对个体才有意义等。 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理论与方法论 近些年来.随着人类学研究的升温,对人类生存和交往模式的思考及其运用的田野作业法开始对诸多社会学科领域产生影响,同时社会学使用的扎根理论方法、行动研究,以及语言学中的符号互动理论等都构成了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的一部分。 2、内涵 国内目前对于教育叙事研究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广义的,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另一种是狭义的,专指教师叙事研究,当前似乎基于狭义理解的叙事研究居多。 三、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和特点 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教师自身同时充当叙说者和记述者,另一种是教师只是叙说者,由教育研究者记述。 教育叙事研究有其本身独有的特点:时间性、情节性和主观性。教育叙事研究所叙述的内容是已经过去的、实际发生的、有情节的相对完整的教育事件;无论是”所叙之事“还是”所用之叙”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能反映参与者的教育信仰、价值观念和理论水平。 四、教育叙事研究的过程 叙事研究的过程是依照叙事研究自身的逻辑和方法所实施的过程,有研究者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1、现场工作。 主要是指研究者进入研究现场对所研究对象的体验。在这一阶段研究者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叙事研究强调研究者要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活动中去,通过全面深入的了解来获得资料。第二,研究者要从整体上对这一现场所产生的包括历史文化背景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考察。 2、从现场到现场文本。 现场文本不仅包括事件的客观记录还包括研究者和参与者的关系,是经过选择、演绎解释的经验记录。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形成,如口述史、故事、照片、回忆录、现场笔记、文献分析等。 3、从现场到研究文本。 研究文本要回答意义和重要性问题,可以用文学、诗歌、科学等不同风格撰写。 总之,叙事研究在内容与手段上与其它研究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它还要求研究者要具有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写作的能力。 五、对叙事研究几种误解的澄清 有人认为叙事研究就是讲故事,就是把自己的经历与体会表达出来。这样的理解是肤浅的,叙事研究是通过行为者对教育故事的叙述,来反思教育实践的合理性,及重构教育实践的理论意义以优化教育实践规划质量。还有人认为,叙事研究就是不需要理论基础的研究,其实,叙事研究既要求通过叙事来体现理论对实践的解释与洞察力,也要求通过对叙事者个体价值与情感的认可及对故事情境的关注,来丰富理论的视野。更有人认为人人都可以做叙事研究,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实践智慧与个人理论,都具备做叙事研究的可能;但如果只是白描事实,而不反思与重构,不通过重构来丰富个人理论,就不是做研究。 教育叙事论文:关于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辨析 【论文关键词】教学案例 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技术 质的研究 【论文摘要】目前对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尚无清晰明确的定义和区分,不利于研究的开展和写作的规范。本文从目的意义、定义内涵、基本要素、共同点和不同之处等方面,对近年来受到教育界推崇的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研究进行了较深入的辨析,对教师在撰写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研究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教育研究者愈来愈强烈地认识到,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既不同于哲学,也不同于自然科学,那种满足于理论思辨,或以经典自然科学为标准的研究方法难于把握复杂的教育现象。在此背景下,质的研究方法逐渐在教育研究中得以提倡,教学案例、教育叙事研究等质的研究方法得到教育研究者的广泛认同,它的最大意义在于真正能使教师成为研究的主体,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教育研究与教育行动分离、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节的状况,从纷繁复杂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探讨与挖掘那些很难用理论推导或实验数据来概括与抽象的内涵、意义与深层规律。它重视对教育教学过程中人的心理与情感活动的研究,重视行动与反思,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谈,主张“一例胜千言”,提供“样板”与“范例”,提倡移植与借鉴,强调理论要来自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与修正,只有在真实情境下能够应用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这也就是当前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研究越来越受到推崇的原因。 目前对于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研究都没有十分严格的界定,大多数教师甚至教育技术工作者都不知道两者的准确定义和区别。笔者通过百度搜索检索到含“教育叙事”关键词的网页160,000条,以“教学案例”为关键词的网页919,000条,以“教学案例+教育叙事”为关键词的网页16,900条;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到从1979至2006年,以“教学案例”为关键词的论文1940篇,以“教育叙事”为关键词的论文168篇。通过对内容的初步分析,笔者发现存在三种情况:一种是不加区别、混为一谈;一种是自说自话、大同小异;第三种是有所区别、但未进行系统比较。笔者认为:从本质上来说,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都属于同一类教育教学研究方法,即质的研究方法,是教育行动研究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但又各有侧重;教学案例与广义的教育叙事中的一种类型——教学叙事比较接近。为写作和研究方便起见,应加以区别和规范。本文将就两者的异同之处进行辨析,以供广大教师参考并就教于方家。 一、什么是教学案例? 案例一词译自英语“Case”,原意为状态、情形、事例等。案例是一个实际情境的描述,在这个情境中,包含有一个或多个疑难问题,同时也可能包含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案例应有如下几个特征:案例是一个故事(事例)的讲述;案例要有完整的情境和背景、情节和冲突、对问题的思考和解决过程;案例的叙述要具体、特殊;案例要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情感、态度、动机、需要等;案例要有隐含的思想,案例描述的是实践者的所思所想所为,都是具体的甚至细小的行为,但这些行为的背后都隐含着某种思想、信念和理论,等待读者去解读、品味和分享。案例如果没有这种思想,只是一个平淡而肤浅的故事,就没有教育意义。 根据理查特(Ricahert,A.E.,1991)的定义:“教学案例描述的是教学实践。它以丰富的叙述形式,向人们展示了一些包含有教师和学生的典型行为、思想、感情在内的故事。”[1]从这里可以看出,教学案例实际上包含了“教”与“学”两方面实践的记录,它既是“教”的案例,也是“学”的案例。 在教学案例所记录的教学情境故事中,包含了某些教学疑难问题的解决过程与方法。这类案例的搜集必须事先实地作业,并从教学任务分析的目标出发,有意识地择取有关信息,因此研究者自身的洞察力至关重要。 从Internet网上搜索发现,“教学案例”一词还常常被用作案例教学所采用的案例的统称,案例教学中使用的案例,是指那些符合教学要求、能够引起分析和思考、达到教学目的的故事性材料,如生活中具体的事例、病人的病情介绍、刑事案件的案情等,可以称之为“用于教学的案例”,这与本文所指的专门描写教学过程的“教学案例”是不同的。当然,描写教学过程的教学案例也可以作为案例教学的材料。 二、什么是教育叙事研究? 叙事,就是“讲故事”,原本是文学(特别是小说)的要素之一,它所获得的是具体的事实性知识,而不是抽象的真理性知识,因此它长期以来被“科学的研究方法”所排斥。但是,后现代主义对“叙事”给予了新的解释和强调,将之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波尔克霍恩(Polkinghorne,1988)将叙事界定为人们从他们的经历中获得意义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的几位课程学者将叙事研究作为教师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教育领域,从而出现了教育叙事研究。简单地说,教育叙事就是“讲一个教育方面的故事”,教育叙事研究是在“讲教育故事”的基础上,通过对故事进行感悟和反思,来研究教育问题。抽象一点来说,教育叙事研究,就是研究者通过对有意义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与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这些生活、事件、经验和行为背后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从而发现教育的本质、规律和价值意义[2,3]。 目前关于教育叙事的分类很多,也很不统一。比如有将教育叙事分为“真实的教育叙事”和“虚构的教育叙事”的;有将教育叙事分为“教学叙事、生活叙事和自传叙事”的;有分为“调查的教育叙事、行动的教育叙事、虚构的教育叙事”的;还有分为“大叙事、小叙事”的。 三、教学案例的基本要素 1. 教学背景 教学背景包括教学的基础、条件、学情等方面的情况。教学基础指前一个教学活动所完成的教学任务(如前一节课所学的知识及形成的能力),新的教学任务是在怎样的知识、技能、能力基础上进行的;教学条件主要是指教学设备和教学技术;学情是指学生的基本学习状态,如班级学生的总体状况、学习基础、学习习惯、学习风气等。 2. 教学过程 即教学实录。它忠实地记录整个教学活动的细节,包括显性的教学行为和结果,还包括一些隐性的教学行为,即教师、学生的情感活动以及学生的思维反应等。后者是我们经常忽略的地方,比如,学生对某一教学结果作出会心的微笑反应,这样的面部表情流露是瞬间的,但却包含许多学习信息,可能具有重要的教学意义。课堂教学往往是具有某种结构的,应真实地记录结构以及结构内的内容细节。 3. 教师反思 是指教学活动结束后,任教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行为作出的自我评价性介绍。可以由教师自由地阐述自己的教学行为、结果、方法等,也可以由案例设计者提出有关问题,任教教师就这些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教师反思反映了任教教师对教学活动的认识水平,是案例分析的重要对象。一些研究者还主张,教师反思中还应提出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4. 学生反馈 这是目前大多数教学案例所缺少、而笔者特意强调的内容。它是指教学活动结束后,通过师生交谈、问卷调查、学生学习心得体会等形式,所收集的学生对教学活动的认识与评价。从中可以得出大量的反映学习者心理活动和思想感情的信息,对研究教学过程、改进教学设计、提高学习质量非常必要。 四、教学叙事研究的基本要素 1. 故事背景 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但不必面面俱到,关键在于说明故事发生有何特别原因和条件。 2. 情境描述 每个教育叙事都必须有一个鲜明问题或矛盾。不能杜撰,但可以对实际情节进行选择,凸现焦点。要有细节的描写,描写要生动、引人入胜。一般采取叙议结合,即先描述后分析,或夹叙夹议。 3. 问题解决结果或效果 问题或矛盾解决后的情形.可以用一句或几句简单的话进行描述。 4. 反思或评析 反思是指教师把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多角度地进行审视、深思、探究与评价,对教学教育行为的成功与失败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分析。评析是从观察者的角度对他人的教学叙事进行的分析和思考。 五、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研究的异同 1.相同点 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研究都具有质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如自然情境性、自身工具性、情节性和反思性等。 (1)自然情境性 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研究都是教师从教育实践出发,从校园生活出发,从真实教学过程出发,从自然教育情境出发所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显著特征在于“实”,它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对实事、实情、实境和实际过程所作的记录、观察和探究,从而获得对事实或事件的解释性意见。教师平时要善于捕捉这些教育教学故事的“源文件”,只有“原汁原味”的教育教学事件才有特定的意义。 (2)自身工具性 大多数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研究是研究者直接融入并成为主体的研究,研究者本人是研究的工具,他(她)通过自身长期在教育教学的实际生活体验中,在与对象的直接互动与实际交往中,发生了各种生活故事和教育教学事件,对这些事件,教师(或学生、参与者)们通过观察、分析、反思,而获得一些见解或解释性的意见,这就是行动者自身作为主体并直接介入其中的行动研究。 一些描写他人的教育教学故事或与教育教学有关的虚构作品如教育小说、教育电影等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3)情节性 案例和叙事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记述有情节、有意义的相对完整的故事。通常有与所叙述的教育教学事件相关的具体人物、冲突和事件发展等情节。每个案例或叙事都包含一个或多个的“意外事件”或冲突,冲突可以是外部的,也可以是内在的。 (4)反思性 教学案例和教育叙事研究是一种反思性研究。教师在叙事中反思,在反思中深化对问题或事件的认识,在反思中提升原有的经验,在反思中修正行动计划,在反思中探寻事件或行为背后所隐含的意义、理念和思想。离开了反思,教学案例和叙事研究就会变成为叙事而叙事,就失去了它的目的和意义。 2.相异点 (1)目的不同 教学案例是一种在先进教育理论与实际教学活动之间的“中间状态”,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样本”和“范例”,它通过对在先进教学理论指导下的教学实践进行观察与反思,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使专家“倡导的理论”(espoused theories)真正成为教师“采用的理论”(theories-in-use),目的在于用理论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理论。而教育叙事研究则不拘泥于某种具体的理论,更强调回归教育教学实践本身,在日常生活和教育教学事件中,通过观察与反思归纳出解释性的见解与结论。 (2)有无主题 姜瑛俐认为:教学案例要有主题,而教育叙事研究可以只有问题没有主题。主题是案例所要反映的优秀理念和观点,是案例的灵魂和精髓,问题是案例主题的支脉。写案例首先要考虑这个案例所要反映的主题是什么,如是说明如何转变后进生,还是强调怎样启发学生思维, 或者是介绍如何组织小组讨论等等。主题像一条主线把案例故事串起来。案例主题要有指导意义,能引起大家对教育教学中带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的关注,并能促使这些问题解决,不能只局限于个别情景或特殊问题[4]。 (3)方法不同 教育叙事研究采用的是“从实践到解释性见解”的自下而上的归纳法,而教学案例既有自下而上的归纳法,又有自上而下的演绎法,采用的是“理论-实践-修正理论”的途径。教育叙事更强调故事的自然情境性,一般没有事先的安排与设计,主要是事后的感悟与反思;而教学案例事先往往要进行精心的设计与安排,事后要有系统的教师反思与学生反馈,带有较浓厚的“研究”的味道,是一种“有血有肉”的理论。 (4)范围不同 教育叙事的内容一般比教学案例要更加宽泛,可以涉及教育教学领域的方方面面。教育叙事所叙之事大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教育事件,这些看似平淡的教育故事蕴含了丰富的内涵,教育叙事研究正是要多角度、多维度地去体会、去挖掘这些教育故事的内涵,因而其所获得的信息具有丰富性与情境性,但它不能用作评价标准,不可作为推论的前提或基础。相比之下,教学案例一般局限在具体教学的范围,由于有事先的设计与一定的条件控制,因而更有典型性与代表性。 (5)文体与结构差异 教育叙事研究对文体的要求不太严格,也没有比较明确的格式与规范,只要具有某些基本要素就行了。教学案例虽然目前也没有统一的格式与规范,但相对教育叙事来说,还是要严格一些,结构要求越完整越好。教育叙事更强调可读性、故事性,而教学案例虽也要求有可读性,但更强调逻辑性、规范性。例如,对背景的描述,教育叙事侧重于时间、地点、人物与场景,而教学案例则侧重于描述教学的基础、条件、学情等方面的情况;反思方面,教育叙事研究侧重于感悟,教学案例则强调理性分析,而且还要提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写作手法上,教育叙事常采取夹叙夹议,教学案例则大多是先叙述再集中分析。 总之,教学案例与教育叙事研究报告虽比较相近,但仍有多方面区别,研究者不可不细加辨析。 教育叙事论文:农村教育叙事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叙事研究背景意义策略 【论文摘要】教育叙事研究是一种新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它通过揭示有意义的教育教学事件,指导教师以后的教育教学实践。进行教育叙事研究不仅有利于农村教师进行自觉反思、不断成长,还有利于教育科研走向“平民”化。农村教师在具体应用教育叙事研究时,需要把握叙事的标准,处理好叙事者与研究者、特殊性与普遍性、主观性与客观性三组关系。 一、教育叙事研究的内涵 1.教育叙事研究的概念 教育叙事研究,“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借此来改进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科学理论,促使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更加完善和灵活。”它的研究主体既可以是教育主体,即叙述者(教师)本人(这种教育叙事研究被称为叙事人类学),也可以是专门的研究者(这种教育叙事研究被称为叙事行动学)。一个完整的教育叙事研究应包括:叙述事件——解决问题的具体过程,如解决时的所思所想,何以得到最后解决;反思事件——从整个事件的表面现象提炼出所蕴含的深层次意义;升发事件——从先前的反思中建构新的思想或经验,使主题事件所蕴含的意义普遍化或理论化。 2.教育叙事研究兴起的背景 教育叙事研究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内率先兴起,90年代末引起了我国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它的兴起受到了哲学现象学、解释学以及人类学中的“田野考察”方法的影响。 现象学强调对事物、事件本身的理解、分析和阐释,强调生活、情景和意义。教育叙事研究正是由此受到启示:回到事实本身、交互主体性和生活世界,提出了它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方式,不满足于传统教育教学研究中追求事物的普遍真理和客观规律,以及对概念等的抽象和泛化分析,而是回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去,用交际和对话等直观的方式从整体上去探索教育教学事件本身中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一些值得他人借鉴的、应引起注意的东西。 教育科学是人文学科,它的研究不同于自然学科。自然学科需要“定量”,需要说明,一个板一个眼。而教育叙事研究则只能“定性”,需要理解,需要合理的解释。这种理解和解释以研究者的“先见”为基础,充分尊重和利用这些“先见”,逃离理论教条的束缚,通过对话确立主体间性关系而趋近合理。主张“理解”的教育叙事研究方式正是受到解释学的影响而由此形成。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研究者深入基层,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通过切身体验获得对当地人和文化的理解。这种“田野式”的研究方式也对教育教学研究产生启发:教育研究者通过对话、交流或倾听,切身体会叙事者的所思所悟,与其产生情感共鸣,达到对相关事件的一些质性认识。这样,教育叙事研究应运而生。 二、教育叙事研究对农村教师的意义 1.有利于教学反思从“自发”到“自觉”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和生活事件中,教师们有时对于某些现象,头脑中会出现灵光一闪,似有所悟,产生自发式反馈行为,形成某个经验。有心的教师也许会在事后对其作以梳理,略作记录,做出反思。但大部分教师则会无所理会,任其流走,对这笔宝贵的财富视而不见。美国教育专家波斯纳(G.J.Posner)认为,“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或者是肤浅的知识,如果一个老师仅仅满足于经验而不是经验的反思,那么即使他有二十年的教学经验,那也只是一年工作的二十次重复。”可以说,反思是教师的自我成长和专业发展以及教育研究的优秀因素。 教师不应该满足于经验,需要对教育教学行为进行反思,而且反思还应该从自发的状态上升为自觉的行为。无论研究者是否为教师本人,教育叙事研究的过程都贯穿了自觉反思:面对众多的教育教学问题或事件,需要反思、“筛选”;对于教育教学问题的解决方式,需要反思;教育教学问题解决后的效果如何,得到哪些启示、经验和教训,更需要反思。可见,主动的教育叙事研究促成了教师们从以前自发式的、毫无意义的反馈阶段向自觉阶段转化,为教师们进行教育教学的自觉反思提供了契机。 2.有利于教育科研走向“平民化” 教育和科研是学校里的两大工作。关系紧密,相互影响:教学为科研提供土壤,科研又促进教学的改善和提高。在农村学校,由于经济条件差,设施设备简陋、奇缺,师资不足、水平不高,开展“阳春白雪”似的传统教育科学研究,困难重重,农村教师无力、也无能问津,当然,更谈不上通过科研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而对于“下里巴人”似的新兴的教育叙事研究,操作简单,不需要资金、设备、设施,只需要一颗滚烫而热情的心,农村教师完全可以为之,而且能有力促进教育教学的改善。这样,以前只有依靠少数教育专家、学者和科研机构才能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行为,现在也能在广大的农村教师群体中开展并应用起来,实现教育科学研究的“平民化”。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蓬勃发展,教育教学效益的不断提高。 3.有利于教师的成长 教育叙事研究对于教师的成长显而易见。主要表现在:第一,能促进教师科研意识和素养的形成。教育叙事研究使得“平民化”的农村教师们除了教育教学外,更对地关注了一定教育教学事件后的反思及经验总结,这种习惯的养成必然会促进其形成一定的科研意识,具备一定的科研素养,为以后从事更高效、更复杂的教育科学研究奠定基础。第二,能促进教师有效处理师生关系和师师关系。教育叙事研究体现了教师对自己和学生生活世界的关注,其间,教师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学生的真实情感和复杂状态,于细微处研究学生、了解学生;更多地与学生对话、沟通和交流。从而实现师生双方彼此的更加理解。对于一项教育教学事件的叙述,教师们可能会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生活体验,产生不同的感受和经验,大家从各自的视域中走出,互动、交流彼此的心声、理解和感悟,必然会促进教师们的共同成长与合作。第三,能促进教师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学哲学。在教育叙事研究中,教师通过对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是日渐麻木的教育教学经历的回顾和反思,对业已模糊的教育教学理论、理念和概念有了一次更加清晰的再认识、再理解和再诠释,从而根据个人的知识来源和形成,选择与建构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与经验。经常的这种教育叙事研究,必然能促进教师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学观点、教育教学哲学。第四,能促进教师成就感、使命感的形成。在教育叙事研究中,教师的真实教育教学和生活状况得以深描,生命的激情和感性的灵光再次在研究中被他人或自己重视,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全面释放,教育教学生活里充满更多的机智和幽默,教育教学效果得到提高,成就感的获得,也必然会促进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形成。 三、农村教师开展教育叙事研究的策略 有效地开展教育叙事研究,教师们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叙事”的标准。首先,要具有“问题性”。教师生活在学校里,每天都会经历许多的教育、教学、生活事件,但教育叙事决不是对每件事件的叙述或记录,只有那些让教师或感动、或困惑、或后悔、或兴奋的能引起教师内心萌动的、值得注意的、表现为某种问题的事件,才值得叙述和研究。其次,要具有“情景性”。情节和环境是故事发生的载体和条件。每个人的思想、行为都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环境,故事也只有在丰富、复杂、变动的环境中考察才有意义。正如杜威所说,“环境不仅表示围绕个体的周围事物,还表示周围事物和个体自己的主动趋势的特殊的连续性。”也只有这样,研究后取得的经验才有其参照性的支撑点。故事情节蕴含着个人丰富的内心体验和细腻的情感变化,有血有肉的情节故事才能打动人、感染人、以情服人,引起听者注意,产生共鸣。最后,要具有“释放性”。对教育、教学、生活事件的叙述要求叙事者真实感情的流露,所思所悟真实的呈现。它不仅是指教师面对自己、同事、研究者要完全甩掉心理包袱,摆脱心理困惑、担忧和顾虑;也是指教师面对传统教育科学研究的那种“自上而下”性和权威压制性要实现个人身心的全面解放和心理完全宣泄,表现出巨大的无畏性。 第二,处理好三队关系。首先,叙述者与研究者的关系。在教育叙事研究的叙事人类学中,叙述者与研究者为同一人。这时,教师不仅要正确发出作为叙述者的声音,也要正确发出作为研究者的声音。同时,在教育叙事研究的叙事行动学中,教师作为单纯的叙述者,在民主、平等的条件下,发出内心的真实倾诉和释放,应受到研究者的尊重和保护。研究者应既站在事件的外面,也“生活”在里面,这样才能获得叙述者的真正所思所悟,自己也才会有客观的经验所得。确定好了二者的关系,才会有双方合作的起点和平台。其次,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教育叙事研究是一种“微观叙事”,是对个别对象个别事件进行的研究,注意研究材料的细节性、生活性、情景性和研究层面的深入性,因此,少有高屋建瓴的抽象概括和泛泛而谈的大道理,呈现出一种特殊性。在研究中,对这种特殊性,不能强调过度,否则教育叙事研究毫无意义。其实教育叙事研究也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表现为一种“启发性”和一定环境条件下的“参照性”。人们了解了有意义的教育、教学、生活事件后,所产生的那种心领神会,唏唏之叹,那种“曲尽意犹在”、“掩卷思不罢”之感,正是这种“普遍性”。随之,后继者也才会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对其参照和仿效。最后,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关系。面对众多的事件,叙事者根据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进行“筛选”,对其所思所悟也无不流露出叙事者以及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取向和态度,体现出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的特色。这本无可厚非,但叙事者和研究者也不能毫无节制地任其主观价值倾向四溢,尽量保持某种客观态度,把握一定的度,坚持“筛选”、“判断”、“反思”的批判性和理性,遵守起码的研究规则。 教育叙事论文:叙事教育中护理教育的应用探析 【摘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的健康保健意识也日益增强,无形之中对医疗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且促进了护理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以往的护理教育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在教育方式不断调整和摸索的过程中,叙事教育模式脱颖而出,成为了新的护理教育方式,并成功提高了护理教育工作水平。在这个前提下叙事教育开始广泛应用,成为新时代下护理教育的主要方法。本文就叙事教育在护理教育中的价值以及具体体现形式进行分析。 【关键词】叙事教育;护理教育;新时代背景 引言 随着人们健康保健意识的增强,对医疗工作的要求更高,促进了护理教育事业的发展。既往护理教育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叙事教育模式成为了新的护理教育方式,并成功提高了护理教育工作水平。 一、叙事教育特点 叙事教育是指在教学工作开展中教师通过相关经验的描述、相关现象的解释、讲故事等方式向学生进行教育内容、知识的普及。学习中搜集的相关资料均可作为叙事教育的内容以及辅助工具,加深学生对于护理专业知识的理解,并利于护理工作的实践,提高护理人员专业性。 二、护理教育中叙事教育价值 1.强化了护理教学体验。叙事教育相对于传统教育更为有趣,实现了理论性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鼓励学生从注重理论知识学习到实践应用发展,整体上提高护理专业学生的护理工作能力,并在逐渐演练中掌握丰富工作经验。2.提高了护理专业学生的护理观念、思想品德。叙事教育将道德、相关规范成功融入到教学中,并在阐明护理工作重要性的基础上建立护理专业学生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护理形象,真正懂得作为一名护理人员需要养成的观念、意识以及完成的工作和责任,正确树立“三观”意识。3.利于抽象概念的学习、理解。叙事教育中通过向学生进行专业性教育,让学生能够明白作为一名护理人员工作开展的基础条件,仅仅技术过硬远远不够,还需要做好患者的人文关怀,了解患者的心理需求,做好患者的心理情绪疏导。 三、护理教育中叙事教育的具体形式 1.讲故事。很多道理通过强制性宣教无法达到预期教育目标,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调动大家参与的积极性,可以通过讲故事进行道理普及,而叙事教育同样如此。为了更好的完成护理教育,完全可以借助讲故事的方式向护理专业学生进行职业教育。例如,搜集临床发生的老年独居者真实案例,让学生明白对于此类独居患者仅仅采取专业技术无法实现良好的效果,而通过有效的护理可以提高独居人员的身体、心理舒适度,提高整体治疗效果,也建立了和谐的护患关系。再如,患者住院期间家属负性情绪也表现相对明显,要求护理人员不但要关注患者本身,还要关注家属的情绪,做好家属情绪疏导并进行疾病知识宣教,护理工作注意事项说明等,明白护理工作的细节对于护理工作效果的影响价值。2.看电影、文艺作品欣赏。在教学工作中教师为了加深学生对于某一知识的理解、课堂参与的积极性,经常通过看电影以及进行文艺作品欣赏的方式达到预期教育目的。叙事教育模式中也通过看电影以及欣赏文艺作品的形式向护理专业学生进行专业知识的强化,例如为学生播放儿科护理课程,明白儿科护理工作中的细节,让学生明白患儿是护理工作中相对特殊的人群,吵闹问题明显增加了护理工作的难度,作为护理人员要有绝对的耐心、细心,可以通过看动画片、握手、微笑等方式建立和儿童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患儿对护理人员的依赖感,保证儿科护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并提高护理工作效果。再如,观看产科电影中明确产科护理工作中的关键点,了解产妇的需求,明白护理工作对产妇分娩方式以及心态情况的影响,加深产科护理知识学习情况。3.书写反思日记。我们经常通过写日记的方式记录一天发生的事情,可以随时观看并回忆,叙事教育中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书写反思日记。例如,护理人员可以将日常护理工作中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感受、经验等详细记录,包括儿科护理工作(如何通过护理改善患儿负性情绪,更好的配合护理工作)、老年病科护理工作(了解老年患者的需求以及疾病认知度,以便护理工作中能够满足不同性格特点、性别、疾病患者的合理需求,实现患者身心舒适状态)、妇科护理工作(了解孕期女性的身体变化、心理需求变化、性格变化等,能够注重护理细节)、外科护理工作(围术期患者的表现情况以及对于护理工作的需求、卧床期间的护理重点/并发症问题)以及不同性别、性格人群的护理需求表现,通过反思日记记录进行不断的自我反思并总结经验,利于护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四、结语 当前,护理工作在医疗行业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所以对于护理人员的专业性也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护理专业教育工作是每一个护理人员正式上岗前所必须学习的专业知识,基于护理工作的重要性,所以要求护理教育工作必须实现新时期背景下的改革。既往护理教育工作的方法较为传统,以灌输式为主,复杂的知识以及老旧的教学方法无法吸引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性、无法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叙事教育作为新时代背景下的教育模式之一,可以通过书写反思日记、讲故事以及看电影等方式提高护理教育效果。 作者:唐蓉 单位: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叙事论文:临床护理教育中叙事教育进展分析 摘要:介绍了叙事教育的概念及教育方式、叙事教育在临床护理教育中的应用,从为带教者提供展示平台、提供多样化的教学形式、促进师生职业素养、利于抽象概念的教学等方面综述了叙事教育在临床护理教育中的应用。 关键词:叙事教育;临床护理教育;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护理教育学家Diekel-mann[1]首先将叙事教育方法引入护理教育,提出叙事来源于师生在学习、教学中的共同经历。随后,Cha-ron[2]在2001年首次提出“叙事医学(narrativemedi-cine)”的概念。叙事教育是以研究为基础,通过解释现象学的方法,解释、分析和重构护生、教师、临床护士的生活经历,以达到教育目的的一种教学方法[3]。目前,临床护理教育仍以行为主义为主,重视护生的实践能力,而在人文教育方面有所欠缺。叙事教育强调的“生活经历”正是临床护理所具有的优势,在临床护理教育中应用叙事教育的方法值得进一步推广。本研究旨在综述叙事教育在临床护理教育中的应用进展,为临床护理教育者提供指导意见。 1叙事教育的概念及教育方式 1.1叙事教育概念 叙事教育是指通过叙述、解释和重构教育者和护生的故事、经历,达到教育目的和研究目的[4]。叙事即将所表达的理念糅合并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传授给学习者,以达到教育目的的一种方法。 1.2叙事教育的教育方式 1.2.1精细阅读 阅读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如医务人员日记、病人自述等。同时也包括各种艺术作品的欣赏,达到培养护生的倾听和理解能力。Charon[5]提出精细阅读5要素:结构、形式、时间、场景、要求,进一步明确了精细阅读的主旨及目标。 1.2.2反思性写作 美国学者Kerr[6]认为,医学教育领域中的反思性写作是“以自我意识和(或)专业成长为目的,对自身经历进行反思的写作”,并认为反思性写作具有改变行为的潜力。反思性写作可以让护生对自身经历主动进行评价和分享,表现出内心的体验。 2叙事教育在临床护理教育中的应用 2.1叙事教育的应用程序 国内学者郭瑜洁[7]通过教学实验研究,提出了叙事教育开展人文教学的4步程序即创设情境,激发情感、躬行实践、引导感悟。 2.1.1创设情境 教师通过故事、诗歌、音乐、图片等艺术形式,为护生提供可感知的体验情境,包括情景设计、情景呈现、情景推演、情景感悟4步。Vasudha等[8]利用阅读文学作品和反思性写作在教师学习单元中引导护生进行自身反思,记录对自身有影响的事件或感悟。 2.1.2激发情感 护生在情景中审美体验,并生成积淀情感,经历一个情感发生、发展的过程,产生情感共鸣。Wall等[9]组织护生对所观看的电影展开讨论,并提出问题激发护生思考,让护生设身处地于电影中的场景,体会电影所传达的意思。 2.1.3躬行实践 护生在实践中强化自身关怀品质,教师利用实践机会,使护生参与护士与病人间的互动沟通,以护生的亲身实践、临床典型范例为叙事素材,外化关怀品质,让护生在实践中体验学习。 2.1.4引导感悟 叙事是基于反思并通过个人的经验来制造意义[10]。教师在护生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情景教学,引导其自我反思,感悟关怀的真谛。郭瑜洁[7]在“护理人文关怀教学模式的理论构建与实验”研究中,收集护生日记,记录反思自己照护病人的经过。通过仔细、反复阅读日记,运用“沉浸”“明确”的方法理解、解释日记的内容,深入了解护生内心变化,引导护生在反思中感悟关怀。 2.2叙事教育对护生的影响 ①使护生产生真切的人文情感:护生人文情感最多来自于课本的描述,没有设身处地之感。叙事教育可将人文关怀的叙事目的隐含在每个生动的人文故事中,为护生认识关怀价值创造一种可被感知的工作情境,为护生在真实或模拟真实的情境中体会病人的感受、自我发现和感悟关怀的真谛提供了环境。叙事教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框架来探索和管理治疗的复杂性。其影响超出了医患关系进入到医生和自我之间、医生与医生、医生和社会的关系。聆听医务工作者自我讲述的故事可以提高对病人的照顾满意度[11],同时护生能在临床护理实践中更好地体验人文情感,达到同理之心。②提高护生的职业认同感:叙事教育通过故事讲述可以使护生了解护理专业的发展历史,因此建立起护生的职业和文化认同感[12]。护生不理解护理职业的历史便不能欣赏护理先驱们的奋斗和成就,也就无法评价领导者提供的职业指引或对护理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批判性思考[13]。护生在临床护理教育中接受良好的指引能使护生对自身专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它使护生对个人以及职业角色的展开探索,叙事教育可作为提高护生职业认同的重要工具。③提高护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目前,国外已有很多研究将“叙事教育”引入到护理教育中,以探索叙事教育能否有效地提高护生在临床实践中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认知和道德水平。刘素珍等[14]对本科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的调查显示:仅3.2%的护生有较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同时,李冬梅等[15]的研究显示,护生对能力培养,特别是在护理领导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等方面评价较低。国内对于护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方面有诸多研究[16-17],实际效果较差。批判性思维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性很强的思维技巧,在培养过程中不能按照常规的课堂授课方法进行传授。叙事教育的教学形式是一个主动探索知识、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过程,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护生的思维会产生质的飞跃,从而能有效地培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反思性思维能力,继而实现提高评判性思维能力。 3叙事教育在临床护理教育中的教学效果 3.1为带教者提供展示平台 临床护理教育者日常经历的生死离别,每天会有让人兴奋或是失落的情感体验,如何处理与病人之间的护患关系,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些形成了带教者丰富的临床经验。通常人们要求护士表现出职业素养,以控制自身的情感,而叙事教育可以给带教者们一个展示平台,让带教者将这些宝贵的经历与护生分享。带教者在叙说自己的经验故事的同时,也在重新体验和梳理个人的生命历程、表达个人的内心世界,个人潜意识的观点会逐渐浮现并清晰,个人的情感、目标、需要与价值会得到体现,个人的生活与行动也会重新被赋予意义[18]。临床护理教育者可以将自身经历的事件再现,与护生面对面地进行情感交流,不但能发挥这些故事的人文魅力,拉近实践与理论的距离,更能激发护生内心的情感。 3.2提供多样化的教学形式 临床护理教育形式的多样化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对护生而言,叙事教育能引起护生的注意力,训练护生解决问题能力,分享各自经验并理解自身生活[19]。在健康教育方面,叙事使护生从某个角色的角度来看待故事,促进护生产生移情,从而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叙事教育提供了一种可供临床教育者参考的教学形式,相对于传统的教学形式,临床教育者也能选择更适合护生的教育方式。 3.3促进临床教育者的职业素养 叙事教育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方式,对临床教育者既是一种挑战,也是潜在的机遇,它对临床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研究结果显示,85.78%的护生认为带教教师的总体水平一般[20]。辛明珠等[21]研究认为,护生对总体带教质量较为认可,但护生认为带教教师的带教意识、带教技巧及护理小课的授课水平有待提高。护理临床带教是护理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叙事教育对目前的临床教育现状是一种巨大的冲击,临床教育者必须加强自身学习、积极提高职业素养,以应对快速发展的护理事业。 3.4叙事教育可帮助护生提高职业素养 国外已有很多研究将“叙事教育”引入到护理教育中,以探索叙事教育能否有效地提高护生在临床实践中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促进认知和道德水平的提高。Kirkpatrick等[22]2004年提到将文学叙事教育用于本科老年课程教学中,并认为叙事教育有助于提高本科护生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能促进护生的个人成长。Mar-garet等[23]将叙事教育应用于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的护理课程中,认为叙事教育可以提高护生的专业知识,提高其文化意识和敏感性。 3.5叙事教育利于抽象概念的教学 情感是教科书中难以描述的一种体验,护生往往最难以把握这类抽象概念,而情感体验又是护士产生同理心的基础。Brown等利用电影、文学和艺术等方法促进护生主动探索老化、精神疾病、痛苦和丧亲之痛等概念,叙事教育将情感糅进文学影视作品中,使抽象概念具体化,让护生易于理解[24]。Koenig等[25]认为,通过故事可以理解之意,使得护生深刻了解疾病危机与转型的影响,对于护理的复杂性有具体的认识。 3.6叙事教育对过程教育的重视 传统的教学模式注重结果,忽视教育过程中护生的情感体验,叙事教育在每个教学环节更加看重细节描述,让护生自己在教学过程中体验到教育者所表达的意图。叙事教育学需要老师和护生在病人或护理的故事中共同努力,达到一个共同理解的意义[24],叙事教育的过程控制相对容易,能将护生往积极的方向引导,达到满意的教学效果。综上所述,叙事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方法和手段在临床护理教育中有很大的应用前景。叙事教育形式多样,对护生的人文关怀,认知能力的提高有着显著的效果,与此同时,叙事在我国临床护理教育中的研究很少,迫切需要积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与应用,以提高临床护理教育水平。 作者:程文夫 赵体玉 郭月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教育叙事论文:叙事教育中的护理教育论文 一、叙事教育应用于护理教学中的开展形式 1.1给别人讲故事的形式开展:我们经常会通过一个故事来讲一个道理,这就好像是我国以前很多的成语典故一样,通过一个浅显的故事,从而揭露深刻的道理,叙事教育也是如此,其中一种主要的开展方式就是通过给别人讲故事的形式从而开展护理教育,比如对于老年人的护理课程开展过程中,通过讲故事的形式,使得学生对于老年有一个准确的理解,首先必须具备关爱老人的思想,这对学生以后的工作开展有很大的帮助,学生通过对故事的理解和启发,从而在故事背后真正含义的理解过程中,懂得关怀和爱,这对于在护理教育课程中开展人文素质教育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能够培养学生具有很好的医德。 1.2 看电影、欣赏文艺作品等形式开展:在国外的护理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曾经在2004年就有教育者利用电影等文学方式来进行叙事教育课程中的老年护理课程,这样的教学方式,新颖有趣,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同时也让学生们能够深刻地理解什么是爱和关怀。通过播放有关于老年人相关类型的电影,学生通过这样的电影,能够老年患者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能够切实地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从而做好在以后的护理工作开展过程中的护理管理。 1.3自我日记的记录:通过每天自我的一个反省,能够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性思考的过程,在工作和学习过程中,对自己的每天的一个学习和工作进行准确的记录,从而每天对自己的日记进行查看,发现问题,从而进行改进,对于其中有利的影响,进行经验的积累,在反省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护理水平。 二、 叙事教育在护理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2.1加深了护理教学体验:叙事教育方式,通过一种比较有趣的教学方式进行护理教育的开展,在教学过程中,实现从理论被动的教学转变为灵活的教学方式,逐渐地从只注重理论教学向实践教学不断地转移,将叙事教育方式不断地应用护理教育过程中,从而有效地了提高了学生对于医疗护理工作的了解,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实践演练,不断地接触到了真正地医疗护理工作,积累了工作经验,也明白了自己所担负的使命和责任,也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有很大的影响。 2.2培养了学生的医护观念和思想品德提高:叙事教育通过一系列有趣的教学方式,使得抽象的道德和规范融合到了护理教学过程中,解释了护理人员必要养成终生学习的习惯,在学习过程中,培养了粱厚啊的医护品德,树立了良好的护理形象,通过在故事中,从浅显的故事内容中获取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观念进行理解和吸收,培养了学生的医护观念和思想品德提高,逐渐地影响自己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2.3 叙事教育很好地对抽象概念进行了准确的描述和理解:在叙事教学方式的开展过程中,使得护理人员明白首先对患者有一个良好的态度、同情心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护理工作开展的基础条件,那么要想做到对患者的了解,就必须对患者的生活情况、性格等进行了解,在了解的过程中,就需要和患者进行沟通,从而明白其内心真实的感受,实现心和心之间的沟通。通过叙事教育的开展,使得在教学过程中将各种各样的内涵传达给了学生,使得学生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抽象情感的真谛,好地对抽象概念进行了准确的描述和理解,从而不断地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更加地理解患者,帮助患者做好护理。 三、结束语 叙事教学方式具有护理专业特色,通过各种各样的教学方式从而开展叙事教育在护理教学过程中的良好运用,使得学生对抽象的情感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和把握,更加地懂得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护理人员,在护理过程中,注重对患者心理方面的护理,理解患者,关心患者,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在叙事教育过程中,通过运用合理的叙事教学方式,紧密地结合我国当前对于护理人员的护理要求,不断地促进我国护理水平的提高,培养更多专业的护理高素质人才。 作者:董项慧 单位:内蒙古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教育叙事论文:教育叙事研究与学前教育研究 一、教育叙事研究 (一)教育叙事研究资料来源的多样性。 教育叙事研究以教师的生活故事为研究对象,这从资料收集的来源上可以看出,作为一种质的研究方法,教育叙事研究在收集资料时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捕捉研究对象的深层信息。日常中平淡的教育故事也许就隐藏着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和教师独特的体验和感受,周围环境、气氛、教师的行为动作也许就隐藏着个人的某种价值观念和理论修养水平,这都需要研究者仔细观察。另外,教师的“教育日志”、自传或传记、各种活动的图片、相关的学生的作品和日记、教师对学生的评价等也为教育叙事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二)教育叙事研究所叙述内容的情景性。 教育活动是一种实践活动,它总是在特定的背景或情景下发生,教育叙事研究并不是对教育活动进行简单地描述与记录,而是将研究对象的行为与教育场景、背景相联系,对情景做细致描述,分析和把握处于情景中的个体是如何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事件的,并剖析事实背后所含的意义,将其融于事实讲述之中,只有经过这样的深度描述,才能引起叙述者和读者情感上的共鸣,帮助教师、学生、研究者有所发展和提升,促进彼此间的互动。 (三)教育叙事研究所述内容对人的关注。 多数教育叙事研究的研究对象常常是单一的个体,每个个体在真实情境中的所思所想都是不同的,所以研究者对个体在真实教育情境中的个人生活经历、所思所想十分关注,通过搜集教育、叙述、重构个体在教育生活中的故事,达到对个体行为和经验的理解。此外,研究者在进行教育叙事研究时,不仅对事件本身、事件背景做各种记录和描述,同时还对研究者自身的信息做描述。因为研究者所叙之事处处渗透着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是生命中一种独特的亲身经历、体验和感受,有着不可重复性。教育叙事研究所述内容体现了对个体独特性的尊重。 (四)教育叙事研究强调民主平等。 教育叙事研究的主体有两类,一类是一线教师(或学生、家长、教育管理者),作为叙事研究的主体,目前的很多中小学教师会在研究者的指导下开展教育叙事研究,他们叙述的内容多是自己的课程、教学故事和自己对教育教学事件的理解。另一类是教育理论研究者,作为叙事研究的主体,他们以中小学教师为观察或访谈对象,对其所述内容进行分析和阐释。受“教师成为研究者”观点的影响,目前我国教育叙事研究的主体更多地指向前者,认为教师身处教育情境中,不但容易观察和获取教育情境中的事件,而且在叙述过程中容易对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进行反思,其实我们更倡导理论者与研究者两者共同、平等地参与研究过程,两者之间互相学习、平等交流,才能将理论与实践完美地结合,才能使教育叙事研究远离平庸。 二、教育叙事研究与学前教育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方法与学前教育研究有密切的关系,将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学前教育领域中的目的是揭示学前教育教育规律、充实学前教育知识和改善学前教育实践。①将叙事研究方法应用于学前教育领域,使其成为学前教育研究方法中的一部分,是否具有适切性?其适切性表现如下。 (一)教育叙事研究有助于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彼此相互靠拢。 长期以来,由于受社会分工的影响,学前教育科学研究已经逐渐成为少部分人从事的活动,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多数教育工作者不具备幼儿园教育工作经历、经验,不愿意深入到幼儿园实际中,由此导致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往往与教育实践场景脱离,对实际缺乏指导作用,成为学前教育研究中的一大弊病。幼儿园教师与专业研究者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一直生活在教育教学实际现场,在现场中感受教育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而教育现场正是产生教育问题的地方。叙事研究通过要求教育工作者深入现场,把幼儿园作为研究基地开展研究,倾听一线教师叙述的产生于真实教育情境之中的故事,体会他们对学前教育最为深切的感受,教育工作者作为研究者,与幼儿园教师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在此过程中建成,加强两者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学习。教育叙事研究作为沟通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桥梁,丰富着学前教育理论,指导实践活动,促进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接轨。 (二)教育叙事研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科研兴校”、“教师即研究者”等理念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小学教师的共识。目前,许多幼儿园已开展了许多研究课题,但是对于为什么要开展科研,幼儿教师从事研究应当采用什 么样的教育科研方法,广大幼儿教师却不是十分清楚。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之所以鼓励幼儿教师参与科研活动,是因为学前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阻碍着学前教育向前发展,如不及时解决,将使学前教育陷入难以适应社会和儿童发展需求的困境。那么,什么样的研究才最适合幼儿教师呢?一些幼儿教师对科研抱有畏惧心理,认为无从下手,主要原因是缺少可行的研究方法,而行动研究法对于幼儿教师来说是较合适的,行动研究中的教育叙事研究可称为“叙事的行动研究”,教师更容易掌握,因为这种研究方法与教师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关注幼儿教师日常遇到和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需要教师把自己的教育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对日常教育生活进行反思。教育叙事研究对于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有很大帮助,因为教育叙事研究中的描述和解释的方式本身具有很高价值,对故事的写作过程就是对教育问题的探索过程。当幼儿教师在对某一教育故事进行描述时,会舍去大量的无关信息,然后挑出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准备关注和探究的教育问题,并把事件与背景和情境相联系,试图解释自己的认识。在教育叙事研究过程中,教师对日常教育生活的观察能力提高了;有意识地、系统地探究反思能力形成了;倾诉、发泄个人经历和感受的机会获得了;对教育教学理论和儿童也有了新的认识。 (三)让学前教育研究回归生活本身。 教育学本身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所以教育必须回到一定的情境中,回归到具体的生活中,而不是被概括化、统一化。教育叙事研究倡导回归生活世界,重视个体生活史和生活实践的意义,要求高校的教育工作者深入到具体的教育实践中,以教师的教育实践和经验为研究对象;要求教育叙事研究的另一主体,教师所陈述的故事不是其主观想象的,而是教师在日常生活、课堂教学中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教育事件。教育生活事件发生的时间、环境、完整的情节、与事件密切相关的人物、事件背后的意义都包含在教育叙述研究中,所以说教育叙事研究是最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给人一种亲近感。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无疑为学前教育研究回归生活本身开辟了一条道路。对于倾听者和阅读者来说,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中鲜活生动情节的具体描述,能让他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使他们从多个侧面和纬度认识和了解学前教育实践,理解幼儿教师教育信念的形成。对于幼儿教师来说,儿童的自然成长发生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中,许多教育情景都是在没有刻意计划下发生的,掌握教育叙事研究方法可以让教师更加关注儿童的生活,在儿童生活的背景和环境中认识儿童的学习与发展,从而采取恰当的教育行动。 三、结语 综上所述,教育叙事研究作为一种质的研究方式,它真实性、行动性的特点决定了它可以被用到学前教育领域中,我们在强调它的同时,并非将它处于与其他研究范式对立的位置上,因为学前教育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系统,需要运用不同研究范式,从多角度看待学前教育问题,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深入认识学前教育研究方法论,了解它们的优势与局限,结合具体研究问题,科学地运用各种方法。 作者:马文华 孙爱琴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叙事论文: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的策略 摘要:教育叙事研究在高一政治教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将以往学生被动式的学习方式转变成主动的学习方式,使政治课堂变得更具开放性,进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基于此,文章对教育叙事研究在高一政治教学中的应用策略进行了详细分析,并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高一政治;课堂教学;教育叙事研究;策略 引言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对教育叙事中的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其中的问题,这是一个将客观过程、真实体验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教育过程。因此,教师要对自身的做法进行反思,在高一政治课堂教学中开展教育叙事研究。文章以此为基础,对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的策略进行了分析,希望对一线教师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的必要性 1.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教师在开展高一政治课程教学时,要与学生面对面交流。而学生是一群有个性、有思想、主动发展的人,如果教师仍然沿用之前古板的教学模式,不仅会影响教学效率,也会使学生对政治学习产生抵触心理。而教育叙事教学方式让学生慢慢地打开内心世界,愿意与教师、同学进行沟通、交流,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这样有利于师生建立良好的关系,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构建属于教师和学生共有的教育世界,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2.推动教师反思 教育叙事研究能够让教师对自身的教育实践进行充分反思,并不断形成属于自己的教育哲学。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专业知识会得到全面的丰富。高一政治教师一般都会在原有教学经历的基础上进行教学反思与回顾,从而对之前模糊的概念、假设以及理论等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尤其是在经过日常教育活动的洗礼之后,教师的教育思想肯定会更进一步,对今后开展相关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加深了学生对政治知识的认识和理解。 3.加强教师工作责任感 高一政治教师在应用教育叙事方式进行教学时,不管是教学设计,还是教学反思,都会从学生、家长以及学校的角度出发,并按照自身以往的教学经验,带领学生去观察世界,从而对自己有一个多角度的认识和提升。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使教师的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得到很好的提高,并且在教育叙事的过程中不断塑造自身形象,在教育行为中锻炼自己,最终成为一个素质较高、知识容量大的政治专业教师。 二、开展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的策略 1.营造自然情境 对于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而言,主要是教师从班级的实际情况入手,在掌握教学过程的基础上,以自然教育情境营造的方式来展开对教学内容的研究。该种形式的研究比较注重“实”,即实际情况、真实事件以及实际过程等,需要教师将某件事情的经过讲述给学生,引导学生提出问题,通过对课程的学习去解决问题,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因此,教师在平常的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收集与之相关的故事,只有将最原本的事件展示在学生面前,才能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比如,在教学人教版高一政治《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教育叙事来展开教学。教师:“我有几个朋友在工作之后都购买了手机,一个朋友选择了实用的,还有的选择了与众不同的。有一个朋友无所谓,随便买了一个,只有一个朋友选择了最贵的。当你们工作之后,会选择什么样的呢?”学生这时会进入非常激烈的讨论中,之后教师就可以引入从众心理、攀比心理、求实心理以及求异心理的教学,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会更加投入,有利于教学效率的提升。 2.创设故事情节 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科的教育叙事没有什么区别,基本上都是讲述一个有情节、有意义的故事,其情节主要包括与叙述教学事件有关的人物、冲突以及事件发展等。而且,在每个故事中,还会包含一个或多个意外事件、冲突等,它们可以是内在的,也可以是外在的。比如,在教学人教版高一政治《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时,教师可以给学生讲解“祥子”的故事,受当时旧社会的打压以及不平等的待遇,导致祥子身心疲惫,由此教师可以引入社会公平的体现、收入分配公平含义以及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国政治文化和生活。 3.开展教育反思 实际上,教育叙事研究属于一种反思性的研究,所以教师应该注重教育反思。在教育叙事的研究过程,教师要不断积累教学故事,之后再进行反思,从而加深对问题、事件的认知,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积累教学经验,在不断反思中改正教学计划,并对事件、行为后面的含义进行探索,掌握政治教学的相应规律,进而提高政治教学的水平。一旦脱离教育反思,那么教育叙事研究就会变成单纯的叙事,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所以,教师在开展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时,一定要对教育反思引起重视,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还能加强学生对政治内容的理解,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除此之外,教育叙事研究的开展还能将实践与理论结合在一起,为学生今后的学习奠定扎实的基础。 三、教育叙事研究反思 在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中,教师才是主体,所讲解的故事能够将教学活动中的情境、真实现象反映出来,而且对教学活动中学生的主观感受和心理活动格外重视,这也是教育叙事研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于教育叙事研究反思而言,通常会受到研究人员自身教学实践、理论水平等因素的限制。针对这种情况,研究者在实践教育过程中,就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进而实现教育叙事研究水平的提升。我们重点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确定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的根本目的。对于高一政治教育叙事来说,不会受到一些具体理论的制约,会比较注重教育教学的实践,因此,在日常的教育和生活中,一定要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观察,从而得出具有解释意义的理论。其次,充分掌握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的根本方法。教师在开展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时,通常会采用“由实践到解释理论”的方法,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归纳方法。由于教育叙事对故事的自然情境性比较重视,所以不会将重心放在教学安排和设计上面,最关心的是事后的感悟与反思。因此,教师在开展教育叙事研究时,一定要注重“由实践到解释理论”的方法应用,从而提高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策略的实施效率。最后,全面了解政治教育叙事的文体和结构。实际上,高一政治教育叙事研究对文体没有太高的要求,而且也没有规范其具体格式,只要能够满某些基本要素即可。高一政治教育叙事比较注重故事性和可读性,对人物、场景、地点以及时间等不是特别关注。由此可见,在开展教育叙事研究时,对感悟、反思等十分注重。 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一政治课堂教学中引进教育叙事研究,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教育方法,它不仅能够深化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认知和掌握,还能使高一政治课程内容变得非常丰富,对学生起到更好的教育意义,为学生今后迈入社会奠定扎实的基础。 作者:崔占鸿 单位:浙江省嘉兴市秀水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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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虚拟现实技术 最近二十年,虚拟现实技术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上升到国家层面,新的《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纲要》指出:要大力发展虚拟现实技术,并且要紧密联系控制学、计算机、电子学和多媒体等学科以及医疗、艺术、教育和工业等领域。简而言之,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Reality)就是我们常说的VR技术,它通过计算机进行模拟,从而创造出一个三维立体空间的虚拟世界,帮助观察者从视觉、听觉以及触觉等方面进行了解和认识事物的变化情况,并且能够相互交流,达到有机融合。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能够对复杂的数据进行简化,从而为人们呈现可视化的内容,实现人机交流,特别是现实生活中比较复杂的事物,更是效果明显。如今,通过应用虚拟现实技术,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和便捷,尤其是在建筑领域和城市规划方面,三维效果图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不仅提高了设计的质量,同时还能够让大家实时了解设计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在室内设计专业教学中应用虚拟现实技术,能够为学生创造逼真的课堂环境,提高学生设计的水平。 2目前室内设计专业教学的情况 室内设计专业这门学科的实践性比较强,需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反复进行模拟和练习,同时教师也要不断更新教学方法,做到与时俱进,充分以学生为主体,完成教学任务。但是目前室内设计专业教学存在不小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缺乏真实的项目,一般而言,教师都是为学生准备图纸和数据,之后学生进行绘图及制作效果图等,这中间没有实地考察,所以常常会与真实的项目有所出入,而且由于缺乏真实的体验,学生在设计的时候常常没有依据,过于天马行空,导致设计成果没有用武之地。 3虚拟现实技术与室内设计专业教学的整合途径和具体应用 3.1虚拟空间的营造 教师可以在课前在计算机中建立三维空间模型,具体就是用CAD软件绘制出基础的户型图,之后根据实际尺寸,运用3DMAX软件,完成模型的制作,之后可以添加灯光和材质等,具体的操作是在3DMAX软件中使用“导出”这一按键,将计算机中的文件格式变成与虚拟现实技术匹配的格式,之后形成虚拟场景。如果想要实现场景的交互,可以使用虚拟语言,并有鼠标和键盘进行控制,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普通的房间内部,可以用鼠标和键盘控制人物的行为,比如行走方向、打开窗户以及关闭电灯等,而且这一过程能够给学生真实的感觉,能够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 3.2教学过程的辅导 3.2.1测量 虚拟现实技术能够根据户型图,制作出毛坯构架,并且借助虚拟软件和摄像机,完成对毛坯构架的体验活动。一方面,让学生操控电脑在虚拟的房间中行走和观察,这样能够了解房屋的大小,并且对测量工作有了初步的认识,尤其是改变了以往学生只在CAD软件上根据图形比例标记数字的坏习惯。另一方面,通过对特殊的位置进行实际测量以及拍照,能够做到细致入微,让学生更加直观地理解数字的大小,这些都是过去传统教学方法中缺失的。而且这种测量方式,能够帮助学生很好地使用实际操作,以往学生习惯了图纸,一到现场就会不知所措,常常测量的数据不准确或者是应该测量的位置并没有测量,导致学习与实际有差距,并不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使得设计的效果不理想,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进行测量,能够让学生分清重点,并且在模拟的过程中,学生到了现场也能够想到模拟的空间,从而进行针对性的测量,做到有据可依,事半功倍。 3.2.2设计 对于具体的设计活动而言,虚拟现实技术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一方面,教师将学生分成小组,每组安排一项设计任务,之后每名学生根据教师布置的任务,选择适当的风格,正是因为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学生了解了室内空间的大致特点,这样也就能够准确地选择设计主题,做到准确无误。第二方面,学生事先对室内空间的布局和结构有了整体的印象,也就是知道设计的重点以及具体的位置,这就能够帮助学生在设计时更加合理地安排事物,可以适当配置一些家具或者是材料,丰富室内的环境,特别是刚刚接触到室内设计的学生,虚拟现实技术营造的虚拟场景,能够帮助学生学会思考,避免走弯路,让学生的思维朝着正确的方向发散。第三方面,在具体的施工设计上,学生可以根据墙体特点以及现场布局,设计出别具特色、独具一格的家具,尤其是可以随时与虚拟场景进行互动,及时调整和变换设计的风格和颜色。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虚拟现实技术提供的虚拟空间可以随意进行实验和修改,并且加以表达,不需要实际操作,这样能够选择出最佳的设计方案,确保施工的科学和合理。 3.2.3预算 室内设计专业教学的一大任务就是要求学生能够进行施工预算,以往都是通过预算系统进行,效果并不理想。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学生在虚拟空间中能够根据室内设计的要求,更换地板、墙纸以及窗帘等,并且选择适宜的搭配颜色,每次更换完成后,都会形成直观的效果图,并且预算系统会根据效果图的展示给出预算的结果。正是因为有了虚拟的效果图,才弥补了以往预算系统的缺陷和不足,尤其是室内面积的测量上,只有统计好局部与整体的面积,才能形成装修预算情况,而学生根据虚拟情境中的室内情况以及三维立体效果,能够保证预算的精准,避免预算与后期施工出现冲突。 4结论 综上所述,虚拟技术与室内设计专业教学相融合,能够改变教学的思路,丰富课堂的内容,激发学生的兴趣,从而让学生快乐、高效地进行学习,同时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以学生为主体,释放学生的想象力。 参考文献 [1]胡泽华.谈虚拟现实技术与室内设计课程的融合与应用[J].才智,2018(17):52+54. [2]王金岗.虚拟现实技术在高职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1(23):76-80. 作者:黄晟 单位: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建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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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可持续发展论文:可持续发展城市园林绿化论文 1城市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念 城市园林绿化就是运用植物构建良好的人工生态系统,同时围绕着城市园林绿化区建造,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园林植物的功能。以生态理论为建造的基础,建造一个高效、稳定的园林城市,实现城市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经济、自然三者的协调发展。社会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满足人的各种物质和精神需求,保证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经济的发展必须保持和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和能源,提高再生和综合利用水平,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自然的发展则必须优先保持自然生态,使开发建设在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之内。 2城市园林绿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2.1生态园林是可持续发展之本要保证城市园林绿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以生态园林为基础,发挥植物的功能来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建造出稳定的人工群落,以达到最终的目的,人可以和自然共存。生态园林的3个特点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第一点,生态园林遵循着生态位原则,即城市园林绿化要找到适合的植物,在植物的选择上必须要合理,这样才能避免植物之间的竞争。第二点,生态园林以多样性为主,建造城市园林主要就是充实生物的多样性,特别是物种的多样性。第三点,生态园林的美观性,这就在不断地考验设计者的能力,做到既改善环境质量,又达到视觉上的美观,同时也体现园林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2.2节约建绿是可持续发展的趋势节约建绿倡导“三节一环保”的健康发展之路:“三节”就是节约用地、节约用水、节约资金;“一环保”就是追求生态环保、人居环境改善的节约型园林绿化。设计之初,就把这些考虑在内,能在最大的程度上提高土地利用率,节约水资源,并减少资金的浪费。节约用地的措施:一是大力提倡立体绿化、屋顶绿化、墙体绿化、见缝插绿等,二是保护好自然的植物群落和自然的痕迹,维护好原有的自然生态体系。节约用水的措施:一是选择适应性强的乡土植物,二是安装喷灌、滴灌等,三是利用河水、雨水、循环水等。节约资金的措施:一是高标准规划设计,高质量建设施工,二是采用新技术新措施。 2.3科技兴绿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现如今,城市园林绿化发展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园林建设已经从原来的观赏性向综合生态性过度。加强园林绿化的科技水平,是发展的趋势,科学技术是园林绿化的发展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绿地的存活率,保证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为园林植物群落带来稳定性。相关政府也在不断加强园林技术方面的研究,推广新的技术,加强绿化体系的建设,这是科技兴绿的要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好保障。 3城市园林绿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及其措施 3.1园林从业人员的工作素质生产力中具有决定性的关键因素是人。园林从业人员是建造园林的执行者和设计者,从业人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城市绿化的好坏。具体来讲:一是提高园林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只有优秀的园林设计人员才能设计出优秀的作品,才能经受住时代的挑战,担当起城市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的重任。二是提高园林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科学素养,只有园林从业人员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和科学素养,才能提高他们的劳动价值。三是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定期开办知识讲座,定期增加专业人员,建立完善的奖罚体制,从而调动起从业人员对园林建造的积极性。 3.2苗木的建设及选择在城市园林绿化中提供品质优良的苗源是最为重要的,苗木是园林绿化中的主体,种苗是绿化工作的第一步。苗木的建设是园林绿化中至关重要的一步,苗木基地的建设难点就在培育上,所以树种的规划选择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结合规划区域进行种植,根据实际情况估算出树种的数量,并进行分期培育;根据苗木建设的计划进行育苗的同时要不断更新苗木的品种,培育出高质量、合适的树种。 3.3规划可持续发展的蓝图绿化建设依附于园林设计,只有完善的规划体系才能设计出完美的园林绿化景观。一是在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指导下,围绕城市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健康性进行城市园林规划设计,使制定出的园林规划设计既能得到专家的认可,又能使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园林景观经得起专业人员的审核。二是城市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倡导以节约为前提的景观设计,避免在形式上与城市的整体规划不协调的现象,这就要求设计者要有独特的设计理念,摒弃那些不切合实际、铺张浪费的设计。三是只有设计人员与业务人员共同努力,才能推动园林建设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作者:周春梅王秋燕单位:乌兰浩特市园林管理处 城市可持续发展论文:城市可持续发展园林绿化论文 1城市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1.1城市园林绿化与城市建设规模步调不一致从我国城市园林绿化人均公共绿地指标看,目前仅为发达国家的1/10,甚至有很多城市还缺乏绿地系统。与国家规定的当前应达到的标准相比,大多数城市绿化覆盖率完全不达标,而城市植被覆盖率只有超过35%时才能具有改变气候的能力。从这点来说,我国城市园林绿化与城市建设规模步伐很不一致,还无法从总体上满足城市对生态的需求。其次,我国绿地结构层次比较单一,为了追求空间结构整齐划一的人工美,城市绿化树种往往比较单一,尤其全国大中城市近年来兴起的草坪热,就是绿地结构单一的典型表现。 1.2城市园林绿化比较盲目,绿化发展不平衡城市园林绿化对外地树种盲目引进,重名贵品种、人工造景及重草情况严重,对一般品种、自然景观及树木则比较轻视。有些城市甚至不立足当地环境特点和城市规模与绿化布局,片面追求草坪与广场绿化建设的面积,违背城市绿化科学规律。另外,城市园林绿化无论是各城市之间、城市的区与区之间还是城市中心城区、老城区与新城区之间在发展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平衡现象,且一些学校、医院等园林绿化意识淡薄,绿化面积较小。 1.3侵占绿地等现象频繁发生,管理水平不高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城市改造工程越来越多,大规模的工程导致大量成年树木被砍伐,同时使得一些城市原本规划的绿化被其他城市建设挪用,各种侵占绿地、破坏绿地的现象层出不穷。其次,城市园林绿化的管理水平不高,尤其是法制观念亟待提高。城市公用绿地的被侵占、花草树木和景观、草坪等遭到破坏的现象明明是违法的却无人制止。这种现象凸显了3个问题,即城市园林执法队伍不够健全、管理手段的滞后、管理水平低下,而这些都是阻碍我国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 2城市园林绿化可持续性发展的建议 2.1转变思想,将城市园林绿化列入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中现代城市园林绿化已经不止于城市的点缀和人们的观赏性,更多的是肩负起保护环境和改善环境的功能。一个城市的园林绿化与城市整体建设不可能脱离开来,其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城市建设为依托。因此,在城市园林绿化中应转变思想,把城市园林绿化建设规划与整个城市发展建设主动联系起来,将城市园林绿化列入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中,使两者实现协调统一。统筹规划城市园林绿化,即使城市绿化建设与城市总体建设始终保持一致,在城市建设规划中对包括城市绿化建设的用地指标、位置安排以及层次配置、品种选择等各种问题做出全面考虑和规划安排。城市园林绿化实现与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的统一,不仅能使得城市园林景观更加优美、和谐与丰富多彩,还能对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有重要作用,除了满足人们健康需求外,还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因此,将城市园林绿化纳入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能够避免和缓解城市园林绿化长远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重大矛盾,是实现城市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2.2遵循城市园林绿化生态原则,开发园林绿化新技术针对城市园林绿化比较盲目,绿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其根本的解决之策在于遵循城市园林绿化生态原则,开发园林绿化新技术。站在生态学基础理论的角度上,对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研究本身就是对绿色植物生态功能的利用,通过植物的生态作用改善人与城市以及自然之间的关系。所以,要实现城市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根据城市环境和植物具体情况出发,遵循城市园林绿化生态原则。其次,科技进步也是城市园林绿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手段之一。我国城市园林绿化成本目前还较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从高新技术入手,加强对园林绿化技术比如城市绿地节水技术、污水的净化利用技术等的研究,能有效降低城市园林绿化的成本,提高城市对绿色生态植物资源的利用率,促进城市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2.3加强园林绿化管理,建立健全城市园林绿化法律法规从当前园林绿化管理情况看,必须建立健全城市园林绿化法律法规,只有有了坚实的后盾和保障,才能及时落实城市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措施和各个环节的有效管理和监督,实现园林绿化管理效果。加强园林绿化管理,建立健全城市园林绿化法律法规,首先各省市地区应在了解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基础上,对本地实际情况缺乏的各项地方性法规加以制定。与城市园林绿化有联系的其他各部门也应该在自身工作职责的基础上,对关于城市园林绿化的相关规定进行制定,使城市绿化的每一步都能实现有法可依。与此同时,还应加强城市绿化管理,对各种违法现象必须严格执法。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城市园林绿化部门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和方式完成执法,以使各个部门的职能作用都能得到充分发挥,保证城市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 2.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人们对城市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城市园林绿化在当今的发展之中作用越来越突出,但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城市居民在城市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上并没有太多和太深刻的认识。绝大部分人在城市园林绿化意识方面还停留在观赏性阶段,在城市园林可持续发展的建设和管理方面参与度和自觉性自然都不高。因此,要真正促进城市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还必须以人为本,加大宣传,提高人们的认识。城市园林绿化部门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如广播、电视媒体等大范围地宣传城市园林绿化对城市和人们生活的作用,使全社会都能对城市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有一定认识。 3、总结 城市环境对人们的至关重要性,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城市园林绿化,针对我国城市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只有将城市园林绿化列入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中;遵循城市园林绿化生态原则,开发园林绿化新技术;建立健全城市园林绿化的法律法规;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人们对城市园林绿化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才能促进我国城市园林绿化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刘建忠单位:河北蓝都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城市可持续发展论文:探求城市规划设计中可持续发展的策略论文 摘要:本文在总结以往城市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是发展的载体,人是城市发展的主体,城市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才是城市发展的最高境界和目标。 关键词:城市规划设计;可持续发展;探究 一、前言 城市这一人工环境综合体,由地表自然、社会经济要素以及环境综合作用而形成;自然、社会经济环境诸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构成一个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运动方向的有机整体,称其为城市系统。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不危害后代人和其它城市发展的前提下,以满足当代人的福利需求为目的,以建设生态城市为目标,通过规划、监测和调控等手段引导城市生态复合系统向更加和谐、平稳、均衡和互补状态的定向动态过程,体现了城市系统的一种状态或目标。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城市发挥地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作用也日益显著。 笔者试以公平、持续、协调、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来指导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实践,以桐乡市为例,通过三大目标规划有效解决桐乡市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之间的矛盾、生产与生活之间的矛盾、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寻求三大规划目标的统一和三大矛盾的解决,最终体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又有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向高级阶段推进。 二、在规划设计中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措施 (一)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城市经济发展与城市环境治理问题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可持续的城市规划就是要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优化经济结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强调三大产业协调发展,产业结构是城市经济结构的主体,影响着城市生态系统的结和功能。为改善城市生态结构,促进物质良性循环和能量流动,必须改进城市的产业结构。 从解决桐乡市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角度出发,规划发展一批设施农业、示范农业、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创汇农业,把“三高”农业和有机农业结合起来,规划多种生态农业模式,充分利用空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农林立体结构生态经济系统,形成良好的水陆交换物质循环生态系统,农、鱼、禽水生生态经济系统,湿地综合利用开发复合生态经济系统,多功能污水自净生态经济系统;以庭院为主的院落生态经济系统;多功能的农、副、工联合生态经济系统。在企业层面上要根据生态效率,通过产品生态设计、清洁生产、产品包装“绿色化”等措施,实现污染物排放的最小化;在区域层面上,按照工业生态学原理,通过企业问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在企业间形成共生关系,建立工业生态园区。 从解决生产与生活之间的矛盾出发,重点规划档次高、辐射面广的专业市场,巩固和发展现有的家具、钢铁、木工机械等专业市场,培育和壮大花卉、汽车、装饰材料、家用电器、塑料、布匹、水产等新兴的专业市场,结合桐乡市规划开发建设高档商贸中心。规划和建设信息网络,形成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信息产业基地,加快以科技服务、社区服务为重点的服务业发展,形成覆盖范围广、服务水平高,渗透到各行业、千家万户的综合服务体系:合理规划房地产业,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配套建设、综合开发”的战略,严格控制房地产用地外延扩展,消化闲置商品房,切实提高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水平,改善市民人居环境;积极规划好旅游产业,要在特色旅游上下功夫,创立一批区域性特色“旅游品牌”,发展规模旅游,使之成为第三产业的支柱。 (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城市是一个由社会、经济、自然三个亚系统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通过人的生产与生活活动,将城市中的资源、环境与自然生态系统联系起来,形成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与矛盾。生态环境可持续的城市规划就是运用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原理及其它相关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从城市生态功能的完整性、城市资源环境特点和社会经济条件出发,调控城市社会、经济与自然亚系统及其各部分的生态关系,合理规划城市资源开发与利用途径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式,使之达到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不断提高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进而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由此促进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利用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问题伴随着工业发展而加剧。在桐乡城市规划过程中,首先要使工业布局规划结合城镇规划,防止境外污染型工业向本市转移;要淘汰落后的工业技术,大力推广节约型资源、能源、原材料,减少污染性的工业技术和方法;其次是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制定和完善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积极发展环保产业;再次要发展生态型工业体系,建立好重点工业园区。要建立健全农业环境保护机制,把保护耕地与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相结合,大力发展都市型生态农业、特色农业、创汇农业和“三高农业”。从景观生态角度统筹安排城乡园林绿地的系统规划,在保护优美自然生态环境的同时,创造良性的城镇生态环境系统,建设具有水乡和基础景观特色的园林式现代化城市。 (三)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社会的可持续性。除了有效的经济增长外,可持续发展城市谋求的是在不同的利益团体中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要,追求社会的共同繁荣和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桐乡的发展现状来看,社会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关键领域。人的因素至关重要,桐乡人具有强烈的发展经济意识。而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它是以人口为主体的立体结构,并与城市经济、城市环境等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中包括人口、文化、教育、卫生与健康、艺术、体育、价值观念和社会网络等。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最终是人的全面发展,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做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规划。 首先,由于桐乡市的发展目标定位于中等城市,因此必须增加人口集聚,人口数量是确保桐乡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要特别重视外来人口的管理,在规划中合理安排外来人口及流动人口的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其次,从人文生态角度出发,创造和谐、优美的人居环境,完善社区物业管理、社区供给与保障、社区教育、社区服务等多功能社区中心的结构规划。人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大力发展先进的职业教育,开展素质教育,提高大学适龄人口接受教育的比例,引进人才,搞好科技开发、转化与应用。科学、教育、文化事业是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的诞生地、推广者和传承者,只有科学、教育得到发展,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目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 三、结语 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城市生态环境的破坏,原因在于人类单纯追求某些经济目标,同时又缺乏生态经济意识。因此在总结以往城市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上,提出城市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人的全面发展,城市是发展的载体,而人是城市发展的主体,以人为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才是城市发展的最高境界和目标。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应以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和提高城市生态承载力和社会承受能力为最高宗旨,以提高社会、经济和环境最佳效益为最终目标。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实际上就是协调三方面的利益发展经济,公平地分配发展的成果,同时确保这一过程不损害城市生态系统,最终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体现大多数人的价值,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 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三者都不可能独立存在,三者的矛盾并不仅仅是对抗,其本质是相互依存和互补的。生产与生活的矛盾是经济利益与供给劳动者生存所需发生的冲突,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的矛盾是经济利益与保障自然资源环境产出的冲突,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则是同时面对的两难问题。 城市可持续发展论文:城市可持续发展人防工程建设论文 1当前我国的人防工程建设现状 从20世纪末开始,人防工程建设日渐规范化,同时在建设的过程中也更多的体现出了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我国当前已经建设出了很多质量好,面积大,效益高同时种类也很丰富的人防工程,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对人防工程的实际建设状况并不是十分的了解,对人防工程建设的认识还是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只是将人防工程简单的当做是防空洞,而如果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讲,这种看法具有十分强的片面性,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人们已经逐渐转变了这种老旧的思想,新型的人防工程在建设初期就已经做好了可行性研究,在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充分的满足了战时防空的需要,同时又和当前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结合在了一起,所以其功能性更强。此外,在人防工程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的按照相关的标准和要求去执行,在建设的过程中尤其要树立质量意识。在工程投入使用之后,一定要具备非常强的综合效益。时代在不断的发展,所以为了更好的顺应当今时代的发展,防空工程已经朝着民防工程的方向在转变。 2人防工程建设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途径 2.1综合整体规划 要想做好人防工程建设工作,就一定要从工程建设的根本入手,在建设的过程中充分的考虑到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方案和目标,同时还要在这一过程中制定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人防规范,此外在执行的过程中还要制定一个合理的政策方针,在建设中必须要和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保持和谐共存的关系,设立的目标一定要具备较强的合理性,此外还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处理好这其中所涉及到的所有关系,从而更好的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人防工程必须纳入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做到地上和地下统一安排,遵循统筹安排、合理利用的原则。要切实做好与城市总体规划的融合工作,逐步建立与规划、住建、国土等部门的定期沟通机制,齐抓共管,保证开发过程规范有序进行。 2.2不断拓展人防工程建设领域 人防工程建设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相结合,是世界各国民防建设的普遍做法,既有利于城市平时发展经济、完善功能,避免各类建设的相互干扰和反复拆迁、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又可增强城市平时防灾、战时防空的能力。切实承担起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兼顾人民防空要求的管理及监督检查职责,会同城市规划等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建设、开发利用及项目审批工作,进一步拓展人防工程建设领域,满足现代城市安全防护要求。不断拓展人防工程建设新领域,把人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城市建设相结合要求落到实处。 2.3把好设计审查关 城市人防规划和城镇人防规划,是指导城市和城镇人防建设、地下空间战时开发利用的法规性文件,应严格执行,不能有随意性。坚持“以建为主”的指导方针,正确处理好“建”与“收”的关系。应当做到“以建为主,应建尽建,以收促建,应收足收”,把“建”放在首要位置,有效增加城市、城镇人防工程的防护面积。严格对人防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的审查。在初步设计文件审查阶段主要解决出入口布置、进排风口部布置、防护单元和抗爆单元划分、结构形式布置等问题。在审查时既考虑战术要求,把握技术可行性,切实保障人防工程的防护标准,也要注意战备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促进人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2.4提高人防队伍素质 人防部门自工作的过程中必须要培养一批具有专业素质的人才,同时还要加强对工程规划、设计、材料、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同时还要在这一过程中加大培训环节的投入,通过各种方式引进一些高素质的科技、管理和技术人才,这样才能逐渐形成一支强大的队伍,在这一过程中还可以获得非常强大的技术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有做好相关工作的能力,同时人防工程建设的质量才能得到更好的保证,从而也为我国人防工程建设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2.5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当前,可持续发展在国际范围内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发展思潮,实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不断的提高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协调好以下三种关系。首先是立足眼前,目光长远。不能只看眼前的发展,而不顾长期的发展。其次是要协调好质量和效率的关系。在发展的过程中,首先要保证发展的质量,在此基础上采取有效的措施谋求发展。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视对质量的监督和控制。最后就是要协调好自我创收和多渠道资金筹集之间的关系。 2.6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人民防空在国防建设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在这一过程中,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人防建设对加强我国的国防建设水平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此外其还可以有效的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予以充分的保护,此外还会在这一过程中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城市的功能性也可以得到更好的展现。所以在这一过程中,相关的部门和人员必须要将以人为本当做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任何一项工作的发展主要都是为了人的发展,所以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对其予以高度的重视,只有这样,我国的人防工程建设才能更好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质量才能不断的提高。 作者:洪香桂 单位:三门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城市可持续发展论文:可持续发展下的城市建筑论文 1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城市建筑的关系 在许多现代化城市为了突出自己城市的特性和文化,提高城市的对外形象和国际化程度,不惜本钱在城市建筑设计建造中做大手笔的投资,并远远超过本城市所能负担的经济风险,同时大面积兴建大耗能的建筑,而不结合该城市的实际情况而盲目设计、攀比,造成城市土地资源的浪费和能源的过度消耗,这在无形中增加了政府的经济负担,还会造成城市居民区规划的减少,同时致使城市交通压力增大,在浩大的城市建筑建设过程中,为了施工进度就会彻夜赶工,因此将会造成城市噪音污染,并且在建设国程中由于粉尘的增多,綦江严重威胁到空气质量,这样不仅会浪费掉无数的人力财力和能源资源,还会使得改城市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城市空气越来越恶劣,进而严重的影响到整个城市居民的人身健康安全,并且其将影响到整个地区、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城市发展。伴随着21世纪全球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建筑与城市不再只是一种图底关系,而表现着诸多深层关系。所以,如何既发展城市建筑,又保护好城市的形象、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就成了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2如何实现城市建筑对城市可持续发展 2.1加强对建筑质量的监督和管理 建筑也得不断发展,业内也形成可竞争极为激烈的建筑市场,因此有许多建筑施工单位为了能过更好的是自己获利,通常会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偷工减料,同时为了施工进度,通常还会放宽相关标准,因此就会出现许多不达标建筑,他们无法长期稳定使用,过不了多久就成为了危房,因此就不得不将其拆除,这就会产生大量的建渣和粉尘,极大地破坏了城市空气质量,为了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我们应当建立一个有效的建筑质量监督单位,严格把关质量关,一旦发现不合格的建筑,就应当勒令其进行整改。 2.2建设符合本城市文化的标志建筑 来各大城市都掀起了建设标志性建筑的浪潮,有许多城市便开始盲目建造,其建筑完全不符合本城市的文化背景,甚至严重影响城市形象。因此就需要相关设计人员应当认真仔细考虑该城市的文化背景和旅游观光的相关内容,这样不仅提高了本城市的形象,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会为该城市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而相关政府就可将这些资本用来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提高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这就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2.3坚持使用建筑节能相关设备 当前,解决日益紧迫的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问题。我国现如今正处在工业化的阶段,与此同时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也加快了步伐,居民要求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居住舒适度的提高,促进了建筑业的蓬勃发展,这同时也扩大了建筑对能源的需求与消耗。因此为了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在建筑设备上多下工夫,大量采用节能技术,建筑节能技术的主要内容有:建筑结构节能技术、建筑供热制冷系统和建筑设备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技术。其中可在生能源应用技术尚未成熟,开发潜力大。而目前生能源能用在建筑物上的有太阳能和浅层地能。在未来的社会中只有大力发展建筑节能技术中的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才能使人类继续生活下去,并且缓解日益突出的矛盾。建筑节能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作了简单的分析和研究,建筑节能和新能源的利用是缓解能源危机、减轻环境污染、改善生活工作条件、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一项根本措施。 2.4树立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 划的建筑设计中,相关建筑设计人员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满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就需要相关建筑设计人员要具备高度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同时要求其在对相关建筑设计时就应当充分了解持续发展对于城市建筑设计的重要性,合理的规划城市发展,将城市设计为经济发达、社会高度民主文明、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优美宜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现代化城市。同时相关政府人员应当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对本城市的相关建筑进行严格监督,一旦发现某些建筑不符合相关的节能要求就应当要求进行改造,直到符合了相关标准才能让其继续使用。最后,生态建筑的实现并非建筑设计人员和政府的努力能实现的,还需要施工人员充分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生态建筑的过程中,全面掌握专业建筑的理论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为实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断充实自我。 作者:黄群 单位:福安市村镇建设管理站 城市可持续发展论文: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口的膨胀和不断恶化的环境使现代交通系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在这样的形势下有效地解决交通问题从而获得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的发展是交通运输管理者们所必须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快捷高效城市交通持续发展 交通运输系统作为现代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持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保证人民的生活质量,以及合理控制生态环境污染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立有效的交通系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综合考虑土地使用、城市规划和其他许多社会经济因素。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口的膨胀和不断恶化的环境使现代交通系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在这样的形势下有效地解决交通问题从而获得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的发展是交通运输管理者们所必须研究的课题。 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刻领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和“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的战略意图,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七大精神上来,把城市交通系统建设落实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战略意图上来。目前,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城市规划、土地使用和交通规划的脱节,使得这些国家的大城市交通状况拥挤不堪、管理混乱、污染严重,很大程度上桎梏了经济的成长,并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我国一些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现象,许多大城市正进入高速扩展的阶段,亟待寻求适当的战略以避免重蹈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建设的覆辙。构建绿色交通不失为解决以上问题的良策。 一、制定交通发展策略,为城市交通提供必要的管制和调控 交通系统的发展目标与挑战交通系统的规划是城市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家主体规划的框架之下,交通系统发展的基本目标应以建立整合、高效、经济的道路交通网络,并使之持续满足国家、人民的需要。在确保环境质量的前提下,优化利用现有交通资源和保证公共交通的通畅。如今中国的大中城市,随着人流量、车辆的骤增,交通堵塞、拥挤现象愈来愈严重,而城市的的地理条件也决定了不可能通过扩充面积来适应不断增长的交通需求。那就只有通过充分发挥现有土地与交通资源的潜力,合理控制交通需求的增长,才有可能用有限的资源保证道路交通战略基本目标的实现。基于这种思考,交通发展策略应主要考虑以下两点: 1.整合土地使用和交通规划以充分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减少路网建设的盲目性,建立完整有效的道路交通网络,包括普通道路、城市快速路、地铁系统、轻轨系统等。 2.发展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交通系统。与使用私人汽车相比,公共交通系统节约道路资源,减少环境污染,调节都市发展,因此,成为现代都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自然选择。通过交通需求管理限制私人汽车和中心商业区道路资源的使用,促使出行人选择公共交通系统,从而达到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的目的。 二、实现土地使用与交通规划的有效整合 城市交通系统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人和货物商品在城市不同地区之间的运输,这就使得交通规划必然是城市规划、土地使用与交通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在城市发展的初期就利用土地使用规定城市地区功能从而有计划地引导未来的运输是保证交通系统持续发展和快捷高效的基本措施。土地按照宏观功能应划分为以下五类:工业用地、空白用地、居住用地、交通用地、中心商业区。除了利用土地使用政策,还要通过整合交通规划和城市规划来管理交通需求。从研究角度看,使用统一的数学模型整合交通规划和城市规划是更值得探究的方向。近年来,这些整合模型的数学建构、求解算法乃至仿真计算都在美国和欧洲的学术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中国由于有数量众多的城市正在高速发展,在研究这一课题方面具备天然的试验方面的优势。 三、建立快捷高效的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体系 所谓可持续发展,即在满足当前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子孙在未来追求自身需要的能力。因此,建立一个快捷高效的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体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现代城市看,公共交通运输体系应包括城市捷运系统、城市轻轨系统、公共汽车系统、出租汽车系统四部分。城市捷运系统主要承担连接主要地区间频繁交通干线上的大部分客流,保证整个交通系统宏观运行的效率和稳定;城市轻轨系统主要用于连接捷运站与主要居住区和商业区,从而实现真正的门对门交通;公共汽车系统主要承担区域内部和相邻区域间的近距离交通;出租汽车系统主要填补公共交通与私人交通间的空白。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限制私人汽车的使用,公共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将会得到显著提高。虽然公共汽车系统的运行不如轻轨系统稳定可靠,但数量庞大的公共汽车运具和星罗棋布的车站仍然可以保障系统的整体效率。 四、控制交通需求,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必然刺激人们对私人汽车的消费愿望,利用一系列的政府行为和政策手段调控交通需求和实现平衡发展,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可以通过静态的车辆配额系统与动态的电子道路收费系统两种主要方式对交通需求进行管制。车辆配额系统是通过限制车辆年增率和增加机车拥有人的负担,有效控制长期范围内车辆数量的增加,促使人们选择公交系统。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是通过对用户实施电子收费来降低高峰时段交通拥挤。通过额外的收费,它使用户在不必要的时候避免进入控制区域以降低交通成本,从而达到减缓阻塞的目的。总而言之,车辆配额系统增加用户购车的固定成本,道路收费系统则增加使用车辆和道路的动态成本。通过两者的结合,有效地进行了对交通需求长期和短期、静态和动态的调控,有力保证了以公交系统为导向的交通发展战略的实施。 五、广泛开发应用智能交通系统 高服务水平的交通系统不仅依赖于合理的规划方案和适当的交通需求控制,同时也离不开动态的交通组织、管理技术和策略。智能交通系统正是一个利用现代计算机和通讯技术对城市交通网络实施系统性、整体性管理和监控的有效途径。智能交通系统主要通过实施动态的组织管理策略并提供及时、全面的交通信息来引导交通流的合理分布,最终优化系统的运行效率,提高交通服务水平。因此,智能交通系统已经成为现代城市交通管理的发展方向。如可利用城市快速路监控信息系统在高速路边用电子公告板的形式为用户提供及时的交通状况信息以避免用户进入过分繁忙或有事故发生的路段;利用车速信息系统使安装在出租汽车上的全球定位系统接受器获取不同道路上的平均行驶速度,以此了解区域内的整体交通状况;利用路口监测系统监控路口的运行状况,一旦有事故发生,交通控制中心可以及时采取措施调整交通流量。最后通过整合交通管理系统把从以上系统中收集和处理的交通信息进行数据采集,提供给出行者,从而实现对都市交通系统的智能管理和调控,确保良好的交通服务水平。 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进步是人类永恒的目标,而在都市发展中贯彻绿色交通的理念正是实现这一目标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合理的交通体系、健康的交通秩序和优质的交通服务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城市化和工业化在中国正方兴未艾。因此,把握这一契机,以绿色交通的理念来指导城市发展的方向,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千秋功业的基本战略。 城市可持续发展论文:城市可持续发展论文 摘要:当前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的环境因素制约,为我国环境服务业带来了机遇和更深层次的要求。本文针对城市化进程中凸显的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垃圾处理、噪声干扰等环境问题,基于环境服务业的功能与服务内容,对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环境治理领域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化;环境服务业;环境污染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要追求城市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环境的和谐,实现整体上的良性循环。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污染日趋恶化,已影响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如何实现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无疑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环境制约因素 城市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环境保护意义下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不只是物的城市化、量的城市化,更是质的城市化、精神的城市化。 (一)人口城市化的环境制约。伴随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我国的城镇总人口也在迅速增加,而作为城市载体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却处于滞后状态,加之城市人群对资源保护和重复利用意识的薄弱,导致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首先是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垃圾及噪声干扰等环境问题;其次是供水紧张,目前全国617座城市中,有30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10多座,出现了严重的城市“水荒”,同时水资源浪费和不合理使用依然存在;三是城市交通拥堵,交通经常处在饱和及超饱和状态,严重影响城市居民出行效率和生活质量。 (二)空间城市化的环境制约。空间城市化是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变、城市数目的增加、城市地域的升级过程。空间城市化从两个方向展开:城市向心增长与离心扩散。城市向心增长主要表现为内城更新与改造、外城蔓延和郊区城市化等三种增长形式。离心扩散的空间过程,主要表现为轴向扩展、新城建设和城市郊区化等形式。人们在为自身打造生存空间的同时改变着自然环境,如高层建筑的林立以满足居住和工作空间的需要、绿地面积的减少以保证道路的车容量、耕地的减少取代以城市用地的增加,这些都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形成建筑污染、热岛效应、水土保持能力退化等问题。 (三)经济城市化的环境制约。经济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农业活动向非农业活动的转换,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变与升级。我国已有的城市化基本上是与工业化同步的,工业废气、废水、废渣的排放使得城市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工业的集聚效应进一步带来人口密度的增加,进而导致交通污染、生活垃圾处理、土地资源急剧减少、水资源过度开发等问题。由此带来的环境压力和生态问题将不得不使人们思考未来中国城市化应该走的道路和对现有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办法。 (四)社会城市化的环境要素。社会城市化是精神层面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城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城市文明等向农村地区的渗透、扩散和传播。成熟阶段的社会城市化能够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从而影响资源消耗状况与环境保护效果。人们开始反思城市化对于人类的意义,如何尊重和善待自然环境,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含义。 二、我国环境服务业发展现状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新兴行业,环境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和城市集聚本身就是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而这个行业又为城市化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生态环境的咨询、监测、保护、治理服务。我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2000年全国环境保护相关产业状况公报》中,将环境服务业按服务功能划分,分为环境技术服务、环境咨询服务、污染设施运营管理、废旧资源回收处置、环境贸易与金融服务、环境功能及其它服务六类。我国环境保护产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十五”期间,国家进一步加大了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有力地拉动了环境服务产业及其市场的发展。1993~2004年,环境服务业市场年均增长率约达25%,是同期环境保护产品生产制造业市场增长率(10%~13%)的近2倍。由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共同开展的2004年全国环境保护及相关产业基本情况调查表明:到2004年底,列入调查的国有及年收入2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环境服务从业单位共3400个,从业人员17万人,年收入总额260多亿元。近年来,我国环境服务业企业的技术、新产品的研制和工程应用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基本达到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水平,但与国际知名环境企业比较,差距仍十分巨大,如美国固体废物及多样化处理公司年收入高达150亿美元,而2004年全国环境服务业年收入总额仅为60亿美元。同时,我国环境服务业的结构很不完备,环境信息、环境咨询、环境贸易融资服务等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环境服务在环境保护产业中所占比重较低,仅占10%左右,而全球环境服务业产值约占环境产业总值的50%。 三、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环境服务业的具体治理领域 (一)水污染的治理。截止2004年,全国从事水污染治理技术与产品开发的单位数已超过1000个,占全国环保技术与产品开发行业单位总数的65%,从事水污染治理环境工程设计施工的单位数为近3000个,水污染治理技术与产品开发的服务收入为3.79亿元,占全国环境保护技术与产品研发服务总收入额的29.2%。我国绝大部分的城市水体环境遭受到严重污染,有74%的城市供水不合格,必须采用有效的技术给予治理。要把水污染治理技术的研究开发引向水体环境的污染治理和水质保护。同时开发新的饮用水安全处理技术。(二)大气污染防治技术研发与服务。据2004年的调查统计,全国有从事大气污染防治技术研发的规模以上单位180个,其年内共投入研发经费1.05亿元,开发了603项大气污染防治新技术,取得技术服务收入1.47亿元。城市人口的密集、工业的发展以及交通工具的激增,导致许多城市形成了煤烟型污染和机动车污染并存的复合型污染。当前治理的重点是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要提高重点城市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所占比例,工业炉窑的治理要优先考虑使用清洁燃烧技术,在工业行业中开展以提高除尘器性能技术改造,并积极做好控制扬尘污染的工作,继续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技术与产品研发与生产环节,适时提前实施与国际接轨的排放标准。 (三)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研发与服务。进入90年代后,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水平不断提高。在1990~2004年,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年平均增长率为6.34%,到2004年底,全国661个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1.52亿吨,有各类生活垃圾场559座,处理能力为238519吨/日。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垃圾填埋和垃圾焚烧。目前我国生活垃圾填埋场建设正处于稳步推进阶段,在建设过程中要注意节约土地资源、减少填埋场污染、加强填埋气体回收利用。垃圾焚烧处理主要适合于可燃垃圾,对于土地资源非常宝贵的东部沿海城市,焚烧处理会逐步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生活垃圾处理的重要手段。当前不少城市环境管理部门提出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的治理思路,主要措施包括促进废品回收利用、加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控制生活垃圾含水量、健全包装垃圾的分类收集体系。 (四)噪音污染治理。目前我国直接从事噪声与振动控制的教学、设计、研究、监测、计量的单位共300余个,已经形成包括测试分析和评价、产品研究开发、工程设计和技术服务等一定规模的噪声控制技术咨询和服务队伍。今后在城市噪音污染治理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完善的环境噪声法规、标准实施体系;建立具有市场竞争能力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噪声污染控制技术的技术服务和咨询队伍;以交通噪声和城市区域噪声为重点,研究开发一批具有我国知识产权的噪声控制高新技术产品。 四、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服务业发展建议 (一)强化宏观政策指导和扶植力度。面对尚不成熟的中国环境服务业,政府必须将环境服务从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中剥离,将环境服务推向社会化、企业化和市场化。政府和行业组织应该立足于对行业的发展指导作用,在技术与产品的开发方向、市场需求、技术发展趋势等方面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继续加大优惠扶植力度,加大城市四大污染的治理技术与产品开发的资金投入和对科技开发企业的支持力度。行业组织应加强行业技术管理,提高行业技术门槛和市场准入条件。同时要制定和完善指导环境服务业发展的国家战略、工程技术规范、产品标准,为环境服务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二)提升环境服务业技术水平与自主创新能力。继续推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运用国家各级科技计划资源,以重大环境保护项目为依托,支持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并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突破和创新,掌握环保优秀技术和关键技术。 (三)加快环境服务业市场化、产业化进程。坚持环境服务业产业化、市场化、社会化方向,通过实施各种有效的经济政策来刺激行业的发展及其市场的发育,推进环境服务业产业化进程,形成完整的生态产业链;完善以特许经营为主导的城市污水、垃圾处理等环境工程设施建设与运营市场化改革配套政策;全面实施城市污水、垃圾及危险废物等处理收费制度;鼓励社会资本和外资参与污水、垃圾处理。 (四)大力发展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业。建立和完善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监督管理法规和制度,发展污染治理设施的托管运营与投资运营的运行与管理技术,鼓励采用投资——建设——运营——移交(BOT)、投资——运营——移交(TOT)和托管运营、委托运营辅以技术指导与设备维护等多种形式的运营管理模式,培养一批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管理的高级人才。 (五)加强环境服务业监管。针对环境服务业的特点,制定环境服务业监督管理行业性法规,并积极探索环境服务业管理体制的改革,逐步推进由政府行政管理向市场监管的转变。借鉴其他专业技术服务业的成功经验,在环境服务业建立社会信用制度,开展环境技术咨询单位和个人资质认可,实施环境监测、环境监理、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工程设计、ISO14000认证、清洁生产审核、环境规划等职业资格制度,健全和完善环境服务业市场准入制度,建立城市公众参与的市场监督平台。 城市可持续发展论文: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论文 资源型城市是随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的开发而兴起,并以资源开采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在社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曾为国家提供了主要生产资料、巨额利润和税金的资源型城市面对世纪之交资源短缺状况进一步加剧的新态势,其生存与发展不仅面临新挑战,而且直接关系到城市体系乃至区域和国家的持续发展大局。因此,及时研讨资源型城市要持续发展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特点与问题 资源型城市是伴随着资源开发,矿区经济的发展而壮大起来的,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均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仅以黑龙江省为例,伴随着煤炭、森林、油田的开发而崛起的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伊春、大庆等6个煤城、林城、油城,其城市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省城市体系的近1/3,占全省的1/4,在全省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居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但是,资源型城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城市产业结构偏重,城市增长方式比较粗放,城市布局随资源开发就近建设而过于分散等特点。 (一)资源短缺条件下资源型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增长过分依赖自然资源的产出是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特征,而且资源型城市产品结构中初级产品都占绝对优势。以黑龙江省为例,1990年6个资源型城市主要资源型产品占乡以上工业产值之比平均62.6%,其中最高为92.6%(七台河),最低为32.6%(伊春);加上资源加工型产品,平均占乡以上工业产值之比为75.9%,最高为96.5%(大庆),最低为为58.4%(鸡西)。从中可见自然资源在资源型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近年来,由于可采资源日益减少,资源开采难度越来越大,缺乏足够弹性的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日益显示出其不合理性,资源危机进一步引发了经济危困和生态危机(表1)。资源型城市“三危”现象的产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长期以来,我国自然资源的产、供、销几乎完全在计划体制的控制下运行,资源产品的绝大部分被国家几十年一贯制地以指令性计划调拨的方式拿走,进入市场的自主权极小。资源无价、原料低价、制品高价的价格体系使资源型城市缺乏足够的再生产及产品结构更新换代能力,同时也迫使资源型城市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强度,所以一旦自资源开采进入后期,资源型城市必然出现“三危”现象。可见,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所走的是一条既“不持续”也“难发展”的粗放式的发展之路。 表1资源型城市发展问题分析问题/三危 总体表现具体表现油城煤城森林城资源危机资源存量状况恶化,石油资源剩余可采储量明显减少,森林蓄积量锐减,煤炭资源面临枯竭后续夫资源严重不足,老油田进入高含水期,开采措施增油效果变差,稳产难度逐年增加煤炭资源枯竭或濒临枯竭可开采森林资源数量急剧下降,面临着严重的森林资源缺乏危机问题,森林质量也争剧下降,蓄积量树龄比极不合理经济危困原有单一的城市产业结构适应不了资源渐于枯竭的局面,经济增长和效益大滑坡,资源生产量难以维系甚至大幅度下调,销售收入锐减,留利减少,但固定成本逐年增加,后续产业与多元经济脆弱,就业岗位不足,待业青年和部分老职工退休,逐年增加社会负担城市人口增加迅速,工业就业压力沉重,产业单一化,增长缓慢就业压力过重,城市产业结构过重,经济发展滞后产业总体发展仍然停留在计划产品经济阶段上,产业产品结构单一,企业产品结构单一,企业素质差,经济效益差生态危机空气污染严重,废弃物污染严重,植被破坏,噪音污染也较严重,某些疾病发病率死亡率偏高,地表层损坏严重,林地、草地退化、沙化、碱化大气污染、水体污染、生物污染加重,草原退化、碱化、沙化加剧煤炭开采后,水源受损,建筑物构筑遭到破坏,城市环境受煤矿石、粉煤灰污染,郊区农田大面积塌陷森林过度采伐,年降水日数减少,平均气温升高,相对湿度降低,大风天数增加,火险等级上升,旱、水灾年份增多,水土流失、土地沙化,附近地区农业失去了绿色屏障 (二)低层次产业结构之下的城市布局建设 城市布局与建设受到城市产业发展及城市建设政策的影响,以资源开采为主的产业结构使资源型城市布局呈现过于分散的特征,并对城市建设造成很大因难,城市布局迫切需要进一步更新和优化组合。 (1)过于分散的城市布局造成了聚集效益较差 资源型城市的布局一般存在“点多、线长、面广”的不利局面。即使是相对集中的地域也由于条块分割等原因存在各单位划地为牢,各自为政的问题,使相对集中区域也形成松散的结构。这不仅增加了配套服务设施建设的费用,而且浪费了土地,增加了经营费用,无论从现实还是从长远看,均是弊大于利、无生命力的。 (2)城镇体系建设尚未形成具有强大吸引力与辐射力的地域中心 当前资源型城市市域尚未形成具有较高综合功能和综合效益的优秀地域,尤其是作为生活服务中心生产科研商服的生长点和辐射源的“技工贸”中心尚未形成,严重影响着矿区向城市过渡的进程。 (3)综合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优化组合空间 资源型城市建设的封闭性、高度指令性、内向性仍很突出;条块分割现象仍很突出;综合经济的起步和发展仍然很分散,未能形成较好的聚集效益和规模经济;城市现代化建设还氙乏发展综合经济的人才及其引入的良好环境;城市发展格局还不适应资源型城市战略转变的迫切需要。 (4)城市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更新、完善和提高 资源型城市是长期按“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及基本建设“三边”政策的影响,各类建设普遍存在千楼一面、标准低、投资大、效果差的问题,城市整体风貌缺乏建筑、绿化、道路、色彩的整体搭配和协调整合比例,更缺乏特色和文化口味,这与资源型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极不相适应。 二、可持续发展之路是资源型城市的必然选择 资源型城市一直沿袭传统的非持续发展模式,资源型城市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是长期沉积的结果,而且问题是综合性的,必须从经济、社会、人口、环境、资源多方面进行调控才可能使之走出困境。可持续发展思想成为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具体而言,资源型城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三个方面的迫切需要: 首先,是顺应全球城市化浪潮,贯彻国际上关于可持续发展共识,并尽快实现从概念到行动的迫切需求。统观全球经济态势,经济重心主要集中在城镇集聚区,因此只有城镇及其集聚区的持续发展,才会有区域的持续发展、国家的持续发展乃至于全球的持续发展。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实施的重要保障,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必须是建立在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上的。而对21世纪全球性资源短缺的严峻形势,资源问题更成为可持续发展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焦点。作为集两个问题于一身的资源型城市的持续发展问题亟待关注。 其次,是深入贯彻落实我国持续发展战略的迫切需要。我国政府在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时十分注重人类住区持续发展及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可持续发展科技行动中,管理的理论模式等重要内容。资源型城市在国计民生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可持续发展问题亟待解决。 第三,是资源型城市自身克服“三危”困难,实现两个根本转变,进行二次创业、重振雄风、再创辉煌的迫切需要。资源型城市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体现最显著的城市类型,其自身的发展也受到这两方面因素的严重制约,所以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促进经济结构的演进,切实地从思想到实践积极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资源型城市摆脱困境,重振雄风的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长远眼光的发展之路。 三、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对策 (一)更新观念,科学谋划,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新方略,重新认识资源型城市发展方针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发展与环境结合起,使我们取得的经济发展既满足我们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害未来子孙后代满足他们自己需求的能力,贯彻联合国《21世纪议程》和《中国21世纪议程》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先需要实现观念的更新。必须将充分利用资源的观念更新为适度利用观念,把片面追求资源利用观念更新为资源再生、保护的观念;把保证单一经济需求的观念更新为生态需求、经济需求的观念,进而从根本上适应两个根本转变的需要。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构筑应遵循三个面向的准则,既要面向世界,还要面向现实,更要面向未来。在新形势之下,对于一直作为资源型城市发展指导方针的由总理在60年代提出的“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的“十六字方针”应当重新认识并且给予崭新的时代含义(表2) 表2不同体制下资源城市发展方针的含义的比较 项目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型城市规划与发展模式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型城市规划一发展规模十六字方针工农结合男工女耕资源综合开发与现代生态大农业系统,工程互补建设城乡结合乡村式居民点现代化田园生态城有利生产居住点接近生产点布局,主要为开采资源服务既为资源深加工服务还为城市多元经济服务,形成优化组合聚集效益的城市空间方便生活职工就近上班,家属就近参加农业生产既要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而且要满足其精神生活的新需要,形成具有人情味的生机的城市化空间城市布局点多、线长、面广的大分散式的村镇本系分片组合,相对集中的优秀边缘式城镇体系重点建设小城镇及村庄中等城市 (二)树立正确的思想模式,实现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结构与空间布局优化 1.更新产业结构,发展多元化经济 计划经济条件下过于片面强调资源配置与生产力布局的地域分工,忽视了资源产地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完善,使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缺乏足够的弹性,难以应付市场风险的冲击,其自我完善的能力也十分有限。一旦资源开采进入后期或市场发生波动,资源型城市的经济马上会随产生巨大不良后果,所以应积极更新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资源型城市的多元经济。 2.优化城市布局,创造可持续发展框架 根据资源型城市建设的现实态势和发展前景,其可持续发展、建设和再扩展不宜继续采用均衡增长,而宜借鉴生长极理论及优秀边缘模式,而宜采用不均衡增长。现代均衡发展理论的主旨“动态平衡”(或称非均衡发展),它不是一开始就强调各城镇的协调统一,而是尽力发挥各自的优势,之的再在基础上,采用最小的调整和投入实现整体的协同。这对建设资源型城镇体系非常适用,作为综合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多部门齐头并进多元发展,是不现实的。其可持续性建设,应该集中有限的资金,吸引优势产业发展和集中。 生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并非均衡发生在地理空间上,而是以不同的程度在空间上呈点状分布,并以各种传播途径,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资源型城市未来发展重点应寻求优秀城镇和边缘城镇的合理划分及空间增长区别对待的多元发展策略。因此,按照城市经济发展客观要求,过去那种分散的以解决职工居住为主的矿区建设方式与资源型城市经济的发展已经不相适应,必须进一步由分散的以解决职工生活居住为主朝着多功能的相对集中城市建设方向更新和转化。 3.构筑一系列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工程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不仅要在思想上重视,更要落实在具体建设上。及时构筑一系列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生态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对资源型城市跨世纪发展有决定影响作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工程,是关系到资源型城市集约化、现代化进程的关键环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资源型城市战略工程的实施,其目的的在于把资源型城市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经济、辐射力较强,社会功能比较齐全、生活方便、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城市。与历史上重点工程建设相比,可持续发展战略工程具有较大的不同(表3) 表3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工程与历史上重点工程若干比较分析 体制/内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重点工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持续发展战略工程建设目的国民经济计划的落实与深化在宏观计划指导下创造性地为发展经济、吸引外资、形成良好的人居环境服务建设背景影响因素单一封闭型复杂性、开放型把握因素程度确定性不确定性建设资金渠道国家投资渠道单一化国家、集体、个人、外商多方融贷(渠道多元化)建设措施行政手段为主行政、经济、社会、法律手段并重建设功能与意义对资源型城市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资源开基地起到骨干和保证作用对资源型城市未来发展成为具有经济活力、环境魅和的现代化城市,其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 跨世纪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工程的具体要求是:①要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②要完善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科技、体育、商饮服务等设施,使社会功能进一步健全;③要配套进行城市的交通、通讯、供水供电、环保等系统建设;④要加强市容市貌和生态建设,美化城市环境(表4) 时段/领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工程目的与作用经济资源深加工产业链,地方经济发展工程经济上形成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社会文化产业文化主题公园,资源为主题的节日弘扬产业文化精神,创造高品位文化氛围环境生态河湖水系治理工程,污染源根治工程改善生态环境,形成宜人的生存与发展条件基础设施与城市风貌快速交通运输工程,充沛的给水工程体系,城市美化工程改善、创造可持续发展和招商引资环境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工程的实施,将促进其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的相互协调,进而促进其快速稳步发展,使资源型城市发挥其在城市体系中的应有作用,实现我国区际间的公平发展。 城市可持续发展论文:轨道交通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论文 摘要:从分析我国大城市交通问题入手,探讨了大城市可持续发展应采取的交通方式,提出应优先发展公共交通,重点发展轨道交通,促进我国大城市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轨道交通,城市,可持续发展 城市可持续发展指城市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相互适应,经济、社会、生态三者协调发展,既实现经济高效发展的目标,又维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与环境的和谐,使子孙后代能够安居乐业,得以持续发展。根据2002年的统计资料,我国城市化水平已达37.66%,城镇人口近3.6亿,地级以上的城市工业产值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已超出85%。但城市问题,也带来许多难题和困扰,其中生态环境、住宅、交通等都与可持续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在大力提倡城市化的今天,如何坚持可持续发展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在大城市中,交通问题已成为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 1我国城市交通存在的问题 1.1道路容量严重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只是近年来才有较快发展,人均面积由2.8m2上升到6.6m2。尽管增长幅度较快,仍赶不上城市交通量年均20%的增长速度。 1.2汽车增长速度快、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加剧了交通拥挤 最近几年是大城市机动车增长速度最快的年份,轿车、客车、面包车以至于摩托车增幅年平均在25%以上。我国现有城市路网一般都是密度低、干道间距过大、支路短缺、功能混乱,属于低速的交通系统,难以适应现代汽车交通的需要。大量非机动车与机动车混行,造成道路交通复杂化,增加了管理难度。因此,尽管我国城市机动车人均保有量较低,但我国城市的道路交通拥挤状况大大高于国外同等机动车拥有水平下的交通状况。 1.3交通污染严重 我国城市机动车交通造成的大气污染约占整个城市大气污染的一半以上。噪声污染主要来自交通和工业生产,而以交通噪声污染为主,各车辆造成的噪声一般在80dB(A)以上。 1.4公共交通日趋萎缩 1978年~1995年的17年间,全国公交车辆和线路长度分别增长了2.5倍和2.8倍,公交车辆达到0.62辆/千人,但公交车辆的运营速度由每小时12km~14km下降到5km~10km,新增的运力被运输效率下降所抵消。其原因是“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方针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运营效率没有和经济挂钩,服务质量下降与企业生存无关,因而普遍处于亏损状态,公共汽车在整个城市交通客运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小。 1.5通管理技术水平低下 我国大城市中交通控制管理和交通安全管理的现代化设施很少。管理疏漏不少,交通事故率居高不下。大城市中特别是中心区严重短缺停车设施,车辆大都停在道路和人行道上,加剧了拥挤、堵塞和事故发生。 2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交通方式的选用 2.1合理控制小汽车交通发展 借鉴国外城市交通建设的经验,单纯依靠增加道路交通设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挤问题。几十年来,城市交通行业所有努力常常围绕一个目的:为了提高机动性,不断加大道路设施的供给,以容纳更多的车辆通行,这又反过来刺激了小汽车的需求。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出发,一个到处是青山绿水、蓝天白云、鸟语花香的国家,才可能是长久发展和幸福的国家。 2.2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城市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人和物的移动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而公共交通是成本最低的,因此为了降低出行成本,需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城市公共交通包括公共汽车、电车、地铁、轻轨等方式。重点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计划目前已经在世界各大城市建设发展中被普遍采用。一些发展较快的亚洲城市在这方面已取得成功。通过对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和对以城市公共交通为基础的城市规划进行大量投入,结果令人满意,不仅降低了人们对小汽车的依赖程度,而且使城市的环境质量与舒适程度都有较大提高。 新加坡和香港都有完善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两座城市的人均小汽车使用率都很低,都强调城市交通要以快速、舒适的城市电气化轨道交通服务与灵活、区域性的小城市公共汽车服务的组合为基础,使方便、快捷、舒适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3重点发展城市轨道交通 人多,人口居住集中,这是我国大城市的一个显著特点。针对这一特点,大容量的轨道交通应该是大城市居民最佳的交通出行工具。 3.1城市轨道交通的形式 城市轨道交通是指利用轨道作为车辆导向的运输方式,以客运为主,包括地铁、轻轨、市郊电车、有轨电车和单轨交通等5种子系统。 地铁具有运量大、速度快、安全、准时、能耗少、无污染排放、占地面积少等诸多优点。 单向车道小时输送能力可达3万~6万人次,平均时速40km~60km,行驶于地下,不受干扰。轻轨是中运量的公共交通方式,客运能力为每小时1万~3万人次。 轻轨包括地面、地下和高架三种,时速30km~40km,平均每公里造价为1亿元~1.5亿元,是现阶段我国发展轨道交通经济适用性最强的一种方式。 市郊铁路构造与普通铁路相似,只是运营区间较短,运量较小,行车间隔较短。 有轨电车在市区街面上与其他车辆混合行驶,运送能力较小,稍大于公共汽车。 由于其占据城市道路空间,运量又小,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单轨交通与普通两轨轨道不同的是其只有一根轨道。也是属于中运量公共交通方式,单向小时运送能力为1万~3万人次。单轨车辆用橡胶轮胎,因而噪音很小。 3.2城市轨道交通的特点 城市轨道交通体现了现代化可持续发展都市客运体系应具有的特点:效率、环保和为多数人服务。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大力发展运能大、速度快、没有噪声污染的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系统,这是解决大城市交通问题的最重要途径。 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城市开通了地下铁路,有些城市的轨道交通载客量已占整个城市客运量的50%~80%,成为城市交通的骨干。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大城市交通拥挤和机动车污染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系统。 3.3城市轨道交通的作用 3.3.1有助于消除大城市结构缺陷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流动人口和机动车数量的增加,我国大城市生产布局与城市空间布局不合理的结构性缺陷暴露得更加充分,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如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人均居住面积狭小、停车场地缺乏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影响了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国内外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评价。大批出行者以自行车为通勤工具,速度慢,舒适程度低,并且妨碍其他机动交通工具的通行,影响整个交通运输体系效率的提高,城市经济运行的效率普遍受到不利影响。 快速轨道交通能根据不同路段的地面交通和土地供应状况,从地面、高架、地下三种通行方式中选择一种,尽量少与其他建筑物和运输方式争夺用地。 因而特别适合我国大城市人口密度高、高峰期对交通量需求大、污染严重的特点。通过轨道交通工程的建设不仅能直接弥补我国大城市的交通结构缺陷,而且可以为其空间布局、功能、需求、产业等多方面内部结构的升级提供动力,从而有助于消除大城市结构缺陷。 3.3.2有助于扩大内需的直接作用 大城市中心区人口向轨道交通线连接的边缘区迁移,会形成新的房地产增长点,住宅投资的增加将直接提高建材、建筑企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扩大对电力、交通运输的需求。 在轨道交通线到达的大城市边缘兴建新的居住区、工业区或商贸区,还将带动配套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停车场、供电、供水、管道煤气、邮政通讯、环境卫生和排水系统、固体废弃物收集和处理系统等,及一些社会基础设施如学校、医院、文化活动场所等的建设。这同样会扩大投资需求,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3.3.3有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发展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可有力解决大城市中心的拥挤问题,改善大城市的空间结构,减少城市的环境污染,改善城市的生态条件,提高城市的自然和环境承载能力。 通过城市市区的地下铁路与郊外的地面铁路和高架轨道交通连接起来,并向外延伸,把城市中心区与周围郊区和卫星城镇连接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有助于那些居住和工作在中心区的居民,将居住或工作地点转移到边缘区,有效降低中心区的人口密度及交通需求密集,改善大城市的空间布局和空间环境。 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和工商业活动向外扩散,在减轻市中心区压力的同时,促进城市副中心的形成与卫星城的发展,既带动了城市的经济发展,又方便了居民就近就业、购物、社交,减少对机动交通的需求,减少交通能源的消耗,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并将创造舒适的人居环境,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可持续发展论文:城市规划可持续发展分析论文 前言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以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为其绝对永恒的自然基础。城市人也不例外。保护城市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使其能永续提供城市人世代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当代城市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是城市规划、建设的首要任务和工作重点。只有将环境、生态保护意识融汇到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保证,付诸实施,才能为城市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和创造条件。“生态城市”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图”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来的。前苏联生物学家场诺斯基、美国生物学家理查德.瑞杰斯特等学者分别对生态城市进行了研究。之后,国际上生态城市的研究蓬勃发展。1986年,我国江西省宜春市在总结我国生态农业几个典型事例(生态村、生态农场、生态县等)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发展设想,并于1988年初开始生态试点工作,迈出了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的第一步。 一、生态城市的内涵 何谓生态城市?从近年来国内外对生态城市建设的探索和实践结果来看,生态城市的基本内涵应该是:在一定区域内,以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为优秀。道循生态学原理与生态经济规律,把区域内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生态破坏的恢复以及区城内社会经济发展与城乡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统一规划、综合建设。培育天蓝、水清、地绿、景美的生态景观。诱导整体、谐同、自生、开放的生态文明、孵化经济高效、环境和谐、社会适用的生态产业,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段实、健康、文明向上的生态社区,最终实现区域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和高度统一。 二、可持续发展 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保证其健康、持续、协调的发展。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约为29%,世界城市化规律表明: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达到30%以后,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本世纪上半叶是我国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城市建设的速度还将加快。从世界范围来看,据联合国人居中心预测,世界城市化水平到加2050年将达到61%,21世纪可谓是真正的“城市化”世纪。但另一方面受资源、环境、人口等条件限制,人类社会在建设城市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科院第一号国情报告指出:“中国未来必然受到三种基本态势的制约:第一,人口规模规定了中国现时代和未来的消费基础,人口增长规定了对资源及环境的压力程度,人口素质规定了资源平衡和环境保护的认识水平;第二,中国土地资源的开发在其外延上已接近极限……;第三,中国生态环境的基础具有先天自危特征……”。为此,我国政府于l994年颁布了《中国2l世纪议程——中国2l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以此作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并在1996年3月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两大发展战略之一。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出发,纵观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工作,应审慎地看待我国目前经常提及的所谓城市“超常规发展”的突进模式,决不能以牺牲地区环境品质和未来发展所需的生态资源为代价,用“向后代借资源”的方式求取一城一地局部的利益和发展,陷入短期突进,长期停滞的怪圈,而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建城的路子。 三、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之一。道家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儒家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有这些,都表达了我们祖先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朴素思想。从最终意义上讲,保护环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规划是指导城市合理发展、建设和管理的依据和手段,是“龙头”。所以,确保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从规划开始。区域规划要根据发展需要和资源条件,给城市群或城市带中的每一座城市准确定位,确保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避免无序发展,各行其是,甚至恶性竞争,造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生态的破坏。而每座城市自身的规划,尤其在城市功能分区规划中,应合理布置居住区、商业区和工业区的位置,充分保护好原有的江、河、湖、海和山、园、林、树,融城市的现代文明于自然环境之中。城区开发应重视建筑与环境的融合,均衡分布,相互衬托,天然一体,避免过度密集,见绿插房。必须尊重人对自然的情感,充分利用好原有的地形地貌和自然界景观,忌讳大挖大填或以人工“美化”代替自然景色,以实现“人—建筑—自然”的融汇这种建筑设计原则。城市规划建设中要保护好自然地貌,强调自然景观。充分利用气候条件和乡土树种、花灌木等丰富资源建设“绿城” 四、生城市的发展策略 土地使用规划应考虑与周围环境的共生共荣,并应有相应的评估措施。考察基地与周围环境的日照、风场等物理环境关系。考察基地与周围环境之间的景观整体性。考察基地与周围环境之间的文脉连续性。交通运输规划应充分考虑当前现状与未来发展需要,做到高效、合理、便捷,控制汽车数量。在制定交通规划的时候,必须将环境与经济要素纳入其综合评估范围,包括对城市与自然环境影响的评估和对城市生态环境的评估以及节能降耗、减少污染等方面的评估。同时,应大力发展以互联网为主导的信息产业建设,提高工作与办事效率。理配置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与完善,是城市功能得以发挥的保证。城市规划要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对城市发展进行充分论证,慎密计算,统筹布局交通、给排水、供电、通讯、燃气、热力、环境、绿化、抗震、防灾等各项基础设施,使城市功能得到正常发挥。重新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建立整体性、多层次、立体式城市绿化系统。具体可包括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防护绿地、风景绿地和道路绿化。并有效加以实施,努力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及人均公共绿地占有面积。 考虑区域内水资源的自然循环与利用,创造有吸引力的易于接触和使用的亲水空间。建立高效的污染排放控制系统,即物质还原体系。包括工业废气和废水处理率、达标排放率、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理率、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率、城市区域噪声达标覆盖率等内容。这是实现环境质量目标的保证系统。有效保护生态建设中的生物资源。即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借助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法律、道德等一切可利用的手段,从大国土的广度、大生态的高度、大资源的深度,在开发利用生物资源的同时,致力于物种、遗传及生态系统多样性3个水平上的全方位保护,从而使生物资源各得其所、丰富多样、生机勃勃。 结束语 新世纪的城市发展,应是以建立“安全、健康、有活力的生态城市”为目标,掌握自然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公共设施的充分开发,城市文化和历史的延续与发展,创造安全、高效、便捷、舒适、和谐的充满活力的健康环境。如果我们逐步实现了思想的转变、意识提高、观念更新、理论深化、标准统一,就有了扎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再通过实施明确目标、科学规划、完善体系、协调监控、推进市场、公众参与、营造风尚、城区合作等有力措施,生态城市建设将会稳健有序的进行。尽管任重而道远,面对挑战,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一个个繁荣和谐的生态城市将会在中国出现。 城市可持续发展论文:城市规划可持续发展管理论文 前言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以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为其绝对永恒的自然基础。城市人也不例外。保护城市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使其能永续提供城市人世代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当代城市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是城市规划、建设的首要任务和工作重点。只有将环境、生态保护意识融汇到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保证,付诸实施,才能为城市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和创造条件。“生态城市”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图”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来的。前苏联生物学家场诺斯基、美国生物学家理查德.瑞杰斯特等学者分别对生态城市进行了研究。之后,国际上生态城市的研究蓬勃发展。1986年,我国江西省宜春市在总结我国生态农业几个典型事例(生态村、生态农场、生态县等)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发展设想,并于1988年初开始生态试点工作,迈出了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的第一步。 一、生态城市的内涵 何谓生态城市?从近年来国内外对生态城市建设的探索和实践结果来看,生态城市的基本内涵应该是:在一定区域内,以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为优秀。道循生态学原理与生态经济规律,把区域内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生态破坏的恢复以及区城内社会经济发展与城乡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统一规划、综合建设。培育天蓝、水清、地绿、景美的生态景观。诱导整体、谐同、自生、开放的生态文明、孵化经济高效、环境和谐、社会适用的生态产业,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段实、健康、文明向上的生态社区,最终实现区域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和高度统一。 二、可持续发展 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保证其健康、持续、协调的发展。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约为29%,世界城市化规律表明: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达到30%以后,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本世纪上半叶是我国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城市建设的速度还将加快。从世界范围来看,据联合国人居中心预测,世界城市化水平到加2050年将达到61%,21世纪可谓是真正的“城市化”世纪。但另一方面受资源、环境、人口等条件限制,人类社会在建设城市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科院第一号国情报告指出:“中国未来必然受到三种基本态势的制约:第一,人口规模规定了中国现时代和未来的消费基础,人口增长规定了对资源及环境的压力程度,人口素质规定了资源平衡和环境保护的认识水平;第二,中国土地资源的开发在其外延上已接近极限……;第三,中国生态环境的基础具有先天自危特征……”。为此,我国政府于l994年颁布了《中国2l世纪议程——中国2l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以此作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并在1996年3月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两大发展战略之一。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出发,纵观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工作,应审慎地看待我国目前经常提及的所谓城市“超常规发展”的突进模式,决不能以牺牲地区环境品质和未来发展所需的生态资源为代价,用“向后代借资源”的方式求取一城一地局部的利益和发展,陷入短期突进,长期停滞的怪圈,而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建城的路子。 三、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之一。道家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儒家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有这些,都表达了我们祖先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朴素思想。从最终意义上讲,保护环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规划是指导城市合理发展、建设和管理的依据和手段,是“龙头”。所以,确保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从规划开始。区域规划要根据发展需要和资源条件,给城市群或城市带中的每一座城市准确定位,确保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避免无序发展,各行其是,甚至恶性竞争,造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生态的破坏。而每座城市自身的规划,尤其在城市功能分区规划中,应合理布置居住区、商业区和工业区的位置,充分保护好原有的江、河、湖、海和山、园、林、树,融城市的现代文明于自然环境之中。城区开发应重视建筑与环境的融合,均衡分布,相互衬托,天然一体,避免过度密集,见绿插房。必须尊重人对自然的情感,充分利用好原有的地形地貌和自然界景观,忌讳大挖大填或以人工“美化”代替自然景色,以实现“人—建筑—自然”的融汇这种建筑设计原则。城市规划建设中要保护好自然地貌,强调自然景观。充分利用气候条件和乡土树种、花灌木等丰富资源建设“绿城” 四、生城市的发展策略 土地使用规划应考虑与周围环境的共生共荣,并应有相应的评估措施。考察基地与周围环境的日照、风场等物理环境关系。考察基地与周围环境之间的景观整体性。考察基地与周围环境之间的文脉连续性。交通运输规划应充分考虑当前现状与未来发展需要,做到高效、合理、便捷,控制汽车数量。在制定交通规划的时候,必须将环境与经济要素纳入其综合评估范围,包括对城市与自然环境影响的评估和对城市生态环境的评估以及节能降耗、减少污染等方面的评估。同时,应大力发展以互联网为主导的信息产业建设,提高工作与办事效率。理配置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与完善,是城市功能得以发挥的保证。城市规划要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对城市发展进行充分论证,慎密计算,统筹布局交通、给排水、供电、通讯、燃气、热力、环境、绿化、抗震、防灾等各项基础设施,使城市功能得到正常发挥。重新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建立整体性、多层次、立体式城市绿化系统。具体可包括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防护绿地、风景绿地和道路绿化。并有效加以实施,努力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及人均公共绿地占有面积。 考虑区域内水资源的自然循环与利用,创造有吸引力的易于接触和使用的亲水空间。建立高效的污染排放控制系统,即物质还原体系。包括工业废气和废水处理率、达标排放率、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理率、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率、城市区域噪声达标覆盖率等内容。这是实现环境质量目标的保证系统。有效保护生态建设中的生物资源。即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借助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法律、道德等一切可利用的手段,从大国土的广度、大生态的高度、大资源的深度,在开发利用生物资源的同时,致力于物种、遗传及生态系统多样性3个水平上的全方位保护,从而使生物资源各得其所、丰富多样、生机勃勃。 结束语 新世纪的城市发展,应是以建立“安全、健康、有活力的生态城市”为目标,掌握自然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公共设施的充分开发,城市文化和历史的延续与发展,创造安全、高效、便捷、舒适、和谐的充满活力的健康环境。如果我们逐步实现了思想的转变、意识提高、观念更新、理论深化、标准统一,就有了扎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再通过实施明确目标、科学规划、完善体系、协调监控、推进市场、公众参与、营造风尚、城区合作等有力措施,生态城市建设将会稳健有序的进行。尽管任重而道远,面对挑战,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一个个繁荣和谐的生态城市将会在中国出现。 城市可持续发展论文:城市规划可持续发展论文 前言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以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为其绝对永恒的自然基础。城市人也不例外。保护城市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使其能永续提供城市人世代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当代城市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是城市规划、建设的首要任务和工作重点。只有将环境、生态保护意识融汇到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保证,付诸实施,才能为城市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和创造条件。“生态城市”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图”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来的。前苏联生物学家场诺斯基、美国生物学家理查德.瑞杰斯特等学者分别对生态城市进行了研究。之后,国际上生态城市的研究蓬勃发展。1986年,我国江西省宜春市在总结我国生态农业几个典型事例(生态村、生态农场、生态县等)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发展设想,并于1988年初开始生态试点工作,迈出了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的第一步。 一、生态城市的内涵 何谓生态城市?从近年来国内外对生态城市建设的探索和实践结果来看,生态城市的基本内涵应该是:在一定区域内,以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为优秀。道循生态学原理与生态经济规律,把区域内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生态破坏的恢复以及区城内社会经济发展与城乡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统一规划、综合建设。培育天蓝、水清、地绿、景美的生态景观。诱导整体、谐同、自生、开放的生态文明、孵化经济高效、环境和谐、社会适用的生态产业,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段实、健康、文明向上的生态社区,最终实现区域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和高度统一。 二、可持续发展 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保证其健康、持续、协调的发展。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约为29%,世界城市化规律表明: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达到30%以后,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本世纪上半叶是我国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城市建设的速度还将加快。从世界范围来看,据联合国人居中心预测,世界城市化水平到加2050年将达到61%,21世纪可谓是真正的“城市化”世纪。但另一方面受资源、环境、人口等条件限制,人类社会在建设城市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科院第一号国情报告指出:“中国未来必然受到三种基本态势的制约:第一,人口规模规定了中国现时代和未来的消费基础,人口增长规定了对资源及环境的压力程度,人口素质规定了资源平衡和环境保护的认识水平;第二,中国土地资源的开发在其外延上已接近极限……;第三,中国生态环境的基础具有先天自危特征……”。为此,我国政府于l994年颁布了《中国2l世纪议程——中国2l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以此作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并在1996年3月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两大发展战略之一。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出发,纵观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工作,应审慎地看待我国目前经常提及的所谓城市“超常规发展”的突进模式,决不能以牺牲地区环境品质和未来发展所需的生态资源为代价,用“向后代借资源”的方式求取一城一地局部的利益和发展,陷入短期突进,长期停滞的怪圈,而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建城的路子。 三、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之一。道家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儒家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有这些,都表达了我们祖先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朴素思想。从最终意义上讲,保护环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规划是指导城市合理发展、建设和管理的依据和手段,是“龙头”。所以,确保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从规划开始。区域规划要根据发展需要和资源条件,给城市群或城市带中的每一座城市准确定位,确保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避免无序发展,各行其是,甚至恶性竞争,造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生态的破坏。而每座城市自身的规划,尤其在城市功能分区规划中,应合理布置居住区、商业区和工业区的位置,充分保护好原有的江、河、湖、海和山、园、林、树,融城市的现代文明于自然环境之中。城区开发应重视建筑与环境的融合,均衡分布,相互衬托,天然一体,避免过度密集,见绿插房。必须尊重人对自然的情感,充分利用好原有的地形地貌和自然界景观,忌讳大挖大填或以人工“美化”代替自然景色,以实现“人—建筑—自然”的融汇这种建筑设计原则。城市规划建设中要保护好自然地貌,强调自然景观。充分利用气候条件和乡土树种、花灌木等丰富资源建设“绿城” 四、生城市的发展策略 土地使用规划应考虑与周围环境的共生共荣,并应有相应的评估措施。考察基地与周围环境的日照、风场等物理环境关系。考察基地与周围环境之间的景观整体性。考察基地与周围环境之间的文脉连续性。交通运输规划应充分考虑当前现状与未来发展需要,做到高效、合理、便捷,控制汽车数量。在制定交通规划的时候,必须将环境与经济要素纳入其综合评估范围,包括对城市与自然环境影响的评估和对城市生态环境的评估以及节能降耗、减少污染等方面的评估。同时,应大力发展以互联网为主导的信息产业建设,提高工作与办事效率。理配置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与完善,是城市功能得以发挥的保证。城市规划要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对城市发展进行充分论证,慎密计算,统筹布局交通、给排水、供电、通讯、燃气、热力、环境、绿化、抗震、防灾等各项基础设施,使城市功能得到正常发挥。重新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建立整体性、多层次、立体式城市绿化系统。具体可包括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防护绿地、风景绿地和道路绿化。并有效加以实施,努力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及人均公共绿地占有面积。 考虑区域内水资源的自然循环与利用,创造有吸引力的易于接触和使用的亲水空间。建立高效的污染排放控制系统,即物质还原体系。包括工业废气和废水处理率、达标排放率、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理率、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率、城市区域噪声达标覆盖率等内容。这是实现环境质量目标的保证系统。有效保护生态建设中的生物资源。即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借助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法律、道德等一切可利用的手段,从大国土的广度、大生态的高度、大资源的深度,在开发利用生物资源的同时,致力于物种、遗传及生态系统多样性3个水平上的全方位保护,从而使生物资源各得其所、丰富多样、生机勃勃。 结束语 新世纪的城市发展,应是以建立“安全、健康、有活力的生态城市”为目标,掌握自然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公共设施的充分开发,城市文化和历史的延续与发展,创造安全、高效、便捷、舒适、和谐的充满活力的健康环境。如果我们逐步实现了思想的转变、意识提高、观念更新、理论深化、标准统一,就有了扎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再通过实施明确目标、科学规划、完善体系、协调监控、推进市场、公众参与、营造风尚、城区合作等有力措施,生态城市建设将会稳健有序的进行。尽管任重而道远,面对挑战,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一个个繁荣和谐的生态城市将会在中国出现。 城市可持续发展论文:城市水环境可持续发展论文 1水环境面临的问题 水是人类生存、生活和生产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源。水是农业的命脉,工业的动力,城市的血液。水之宝贵,在于其储量有限,更在于其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可再生性。 自然界水汽循环和水的社会循环构成人类生存的水环境。自然界水汽循环使得水资源不断更新以供人类利用,这种更新是靠自然的力量进行的,这是水的自然循环。水的社会循环是指人类为生活和生产之需从天然水体中取水,用过的水再排回到天然水体中的人工循环。水的社会循环源于大自然,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贡献;人类在享用自然之时,必须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回报自然。只有这样,才能使水的自然循环运转顺畅而成为良性循环,使再生资源得以永续利用,服务于人类。如果人类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索取,且不保护,必然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最终导致人类的生存受到威胁,这就是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近年来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如气温升高、干燥、干旱、洪水等,就是人类对自然破坏的后果。人类必须正视和处理好与自然和环境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也就是使水环境“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构成危害”。 水环境问题的关键是水的社会循环问题,水的社会循环的实施主体是水工业。它是以城市及工业为对象,从事水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和保护,并以满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求的水量、水质作为生产目标的特殊工业[1];其优秀部分是给水与排水。 1.1水资源短缺与水污染严重 1.1.1水资源短缺我国河川较多,年平均径流量为2.62×104亿m3,约相当于全球年径流量47×104亿m3的5.6%,居世界第六位。但是,世界人均淡水量为1.08万m3/人.a,而中国仅为2392m3/人.a,只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排在世界的第88位)相当于美国的1/5,加拿大的1/50,日本的3/4;即使在长江流域富庶的太湖地区,人均水资源也仅为800m3/人.a。目前,我国有333个城市缺水,108个城市严重缺水,日缺水量达1600万m3,被列入世界13个贫水国的名单中[2]。 1.1.2水资源污染严重长期以来,在粗放型模式的操作下,我国水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再生,缺乏对污水处理和排放的有效控制,致使水资源被消耗和被污染。1984年~1995年这10年间,700余条近10万km长的河流中污染河段长度从占21.8%增加到46.5%。全国河流近1/2河长的河段受到污染,90%以上城市水域污染严重[2]。有的水源既不能灌溉,更不能用于生活饮用。一些河段严重污染使其难以利用,造成水资源浪费,更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状况。 水资源短缺与水污染严重造成的水危机,不但破坏生态平衡,导致水资源供需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而且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据统计,由于供水不足,城市工业的年经济损失可达1200亿元;由于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相当于国家当年财政收入的6%。可见,水危机不但严重困扰着国计民生,而且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1.2违背“给水与排水统一体性”的运作 通俗讲,给水与排水就是人类向大自然“借用”和“归还”可再生资源——水,所以,给水与排水是不得以任何原因或任何形式偏废一方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性才符合可持续发展法则。 长期以来,我国给水排水存在两种传统观念[3]:给水与排水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事业;给水排水是城市基础设施或公共事业。具体表现为因资金短缺而偏废排水中的废水处理。偏废的形式有:不建污水处理厂、只按部分废水量建处理厂、污水厂降低负荷运行或停止运行或假运行、以罚款代替或减轻废水处理任务,等等。这种违背“给水与排水的统一体性”的运作,是“只借不还”的行为,必然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近年来,国家在污水处理方面加大了一些工程建设投入。但是,欠帐较多,大部分城市污水仍未经有效处理而直接排放。据1996年统计,我国有设市城市666个,城市污水排放总量为352.8亿m3/a,城市污水处理量为83.3亿m3/a,污水处理率为23.6%。城市市政系统年收纳污水208.9亿m3,建有城市污水处理厂153座,处理能力751.2万m3/d,加上分散设施的处理能力,每年处理污水23.8亿m3,市政污水处理率为11.4%[4]。上述污水处理率均未限定处理程度和处理深度。按照国家环保局最近颁布的《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要求推算,能达到二级处理排放标准的城市污水处理率最高为5.5%[5]。 如某城市于九十年代初建设的污水处理厂,其规模属大型处理厂,但仅为一级处理,即使能按设计能力运转,出水水质仍远远达不到国家环保局最新的《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要求。还有可数的小型生活污水处理厂和企业的工业废水处理装置,出水达标情况也不尽如人意。 2水环境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中国21世纪议程》中明确,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时展的主题。水的社会循环的最终目标正是要实现水的可持续利用,以满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水量水质及其载体功能的各种需求,避免和消除水的短缺和水环境的污染。 2.1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以合理完善的管理使水资源得到有效控制和保护 从给水与排水是两门互不相关事业的观念转变为是一个具有统一体性的整体的观念,从给水排水是一项国家投资、垄断经营的城市基础设施或公共事业的观念转变为是一门工业的观念,这是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前提。 2.1.1经济体制的转变给水排水是一项城市基础设施或公共事业的提法,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观点,违背了水具有商品属性的经济规律,是给水排水资金永远短缺,并导致水环境恶性循环的根源。与此相反,给水排水已发展成为一门工业——水工业的观点,以及水是一种产品,需制定“水价”的原则,完全体现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观点,从而可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实现水资源污染的有效控制,使水的社会循环良性运转。 2.1.2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水污染是水资源的浪费,这种以大量资源浪费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即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之相反,“给水排水统一体性”的观念,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观点。既可消除偏废废水处理所导致的种种水污染根源,又为节约水资源提出了要求。 因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机构应在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基础上,以立法、执法和司法为依据,以水环境系统为主线,进行职能机构重组。这样,才能以科学合理完善的管理实现水资源的有效控制和保护,使水的社会循环得以永续良性运转。 2.2通过经济政策、法律手段和价格机制运作,将水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全面推向市场 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水工业产业政策研究,需要相关的体制、资金、市场、价格、管理、技术标准等支撑,需要改革水资源开发和保护的投资机制,需要政府在财政预算和信贷市场方面给予扶持,需要建立水环境保护基金或建立水环境投资公司,需要走向市场。修订和完善已有的法律法规,如《水污染防治法》、《水资源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条例》,以及与《国际环境条例》接轨的若干行政法规等;建立健全监督保证机构,为水的社会循环永续利用提供必要的法律基础和保障。 按水的开发和利用属性,水的消费者应支付的价格应包括水资源费与保护费用、水的开发生产费用和排放净化费用。这样才能解决好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问题,才能限制水的浪费、才能建立良性循环的投资环境。 2.3城市污水治理企业化是防治水污染行之有效的根本性途径 国内外的实践经验已充分证明,污水治理企业化是行之有效的根本性途径。建立按市场机制运行的污水治理企业,以各项法律法规和制度,以及合理的水与废水价格体系和收费体系作为运作的资金保障。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建立废水征税法,对污废水治理不善或不治理的用户,收缴较高的税金,敦促其尽快建设或加强污废水治理工程。可设立“城市给水排水公司”或“水工业工程公司”,统一经营自来水系统与污水处理及再利用系统的建设、运行与维护等业务。 2.4重视城镇污水集中处理将水环境改善与市政建设有机结合 污水处理规模和程度的具体确定应以总体水质目标、地方财政能力等为依据。工业废水,应在合理预处理去除难降解污染物、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后,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生活污水要避免局部高度净化而总体仍严重污染的现象。政府应下决心在城市污水管网建设上加大资金投入和管理,使现有的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发挥作用;对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城市内河的污水实施截留,送至污水处理厂;组织污水二级处理的工艺设计和实施,以满足新的《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要求。这是根本解决城市水环境问题的途径。城市内河的水质及河周边环境的改善不仅有利于城市生态环境,还可促进生活居住区的环境建设,这比建几个市民广场更贴近百姓,贴近生活,更实实在在。 2.5科学技术是解决“社会对水的不断增长的需求与水危机的矛盾”的先导 近年来,我国在水环境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还与发达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技术交流和合作,引进了一大批先进技术和设备。但许多科技成果以单项技术为主,缺乏集中统一的综合性、群体性的技术研究,缺乏综合性的工程化技术和决策支持体系;一些科研成果虽具先进性,但产业化和商品化有难度;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消化开发研制更有待加强。目前,应着手开展如下工作。(1)对已有成果进行全面分析,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新技术体系;(2)开发研制和完善各种测试技术和性能评价技术,为工程设施的优化和规范化管理创造条件;(3)调查环保产业现状,研究其发展对策。到本世纪末,世界环境设备的年产值预计可达1200亿美元,从而形成世界经济四大新市场之一。(4)应在有效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人才优势,开发高技术和拳头产品,并逐渐形成规模化产业。同时,建立相应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体系,以推动环保产业的健康发展。 城市可持续发展论文: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发展论文 由于近几年黄河引水受限,黄河下游地区水资源贫乏,水污染形势严峻,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水供需矛盾日益加剧,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因此研究和制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问题及对策势在必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黄河下游地区兴建了一大批水利工程,并初步形成引黄、开发利用当地地表水、地下水资源的工程体系。这些工程纵横交错,星罗棋布。在防洪除涝、改碱治理、城乡建设方面发挥了显著效益。但据多个城市水资源现状测报,多数城市存在地表水利用率低、地下水资源开采过度,补给条件差,不宜长期使用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着黄河下游地区城市的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形势十分严重。 同时,黄河下游地区水资源还存在时空分布不均,用水方法不科学等问题。深层地下水含氟超标,不能用于生活,作灌溉用水源成本高,补给条件差,只可做工业生产的后备水源;地表水拦蓄能力差,利用率低,且有不同程度污染;工农业生产水源主要依赖黄河,引水时间、水量均受限制,引水量不能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自然降水时空差别较大,年际降水量丰枯变化悬殊,年内降水多寡不均,易造成春旱。用水方法不科学,水资源利用率低。在农业用水当中,引水工程设施设计标准低,输水干渠距离长,渠道渗漏、冲刷、淤积现象和大水漫灌式的不科学水浇方式都大大降低了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水资源利用率仅在0.4左右。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低,节水意识淡薄。 水污染严重,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城市规模扩大,污废水的排放量逐年增加,大多数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河道,致使地表水体污染严重,地下水也不断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水污染加剧了水的供需矛盾。此外,行政区划的变更,与水利工程设施布局的不相一直,工程效益无法正常发挥。 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就是使水资源开发利用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满足工农业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日益提高对水量水质的要求,同时又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使经济建设和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同步发展,因此,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开源与节流并举,多元化供水,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及环境的良性发展。 针对上述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特提出如下建议:加强蓄水工程建设,优化配置,合理利用水资源。兴建小水利,这项工程投资少,见效快,能提高水资源的调蓄能力,丰蓄枯用,冬蓄春用。同时,重新规划灌溉体系,缩短灌溉周期,变灌排分设为灌排合一,引水与拦蓄相结合,在引黄灌溉的同时,充分利用沟渠蓄水,缓解用水矛盾。 科学用水,大力推广节水新技术。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科学用水是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效措施。在农业方面,围绕高科技农业的发展,加快管灌、喷灌等新技术开发应用。针对当地实际情况,减少输水损失,是节水灌溉的重要环节,因为渗漏不仅造成了大量水资源的浪费,而且使土地次生盐碱化,进行渠道衬砌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在工业方面,大力推广闭路循环节水新技术的应用,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另一方面要加强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管理工作,制订中长期节水规划,加强取水许可证制度实施工作,对超计划用水实行加价收费制度,以经济手段促进节水工作的全面开展,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 加强水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水环境保护工作不仅仅是以防为主,防治结合,还要积极主动的把水环境保护纳入整个社会发展之中,要全面考虑,统一规划,综合治理,严格执法,加强管理。首先,对排污点做到严格把关,使其达标排放。其次,强化公民保护水环境的意识,杜绝人为的地表水污染。最后走污水资源化路子,增加农业供水量。 加强水利规划建设,完善水利设施。对行政区划的变更问题,积极反映情况,妥善解决区划与水系不相一致所造成的四个“难点”问题,加大对水利的投入,加快水利设施的维修与新建,尽快实施规划项目和立项工程。 总之,作为基础设施的水利事业,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和社会性,需要全社会各行各业的支持、关注和投入,共同推动水利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通过认真扎实的努力,全面增强水环境的承载能力,提高水资源保障安全,最终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可持续利用。 城市可持续发展论文:城市可持续发展论文 城市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化的背景下面临巨大的挑战,为保证城市的持续发展,就必须建立完善的城市创新体系,从而进行不断的创新。城市集成创新是高层次的创新形式,对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熊彼特在提出创新的初始定义时就认为创新是一个系统总体的概念,但是一般的创新理论认为,更高层次的集成即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由分化走向融合的趋势,这是在美国学者纳尔逊和温特提出创新进化论后出现的观点。纳尔逊和温特在生物进化理论的启示下,通过对创新过程的机理研究,创立了创新进化论这一独特新颖的理论分支,它推动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融合,使得人们对于创新理论的研究又开始向熊彼特的初始定义回归,即认为创新是一个系统总体的概念,它包括生产、经营、管理、组织等方面的内容。当然,这种整合性的回归并不是简单的定义回复,而是分析研究基础上的一种更高层次的统一。此后,许多学者如弗里曼(Freeman)、多西等在更广的范围开展了技术、组织、制度、管理、文化的综合性创新研究,从而促使创新管理的集成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集成的思想和原理逐渐在科技管理实践中得到推广和应用。但是,在创新管理领域中,完整的集成概念被认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Iansiti教授1998年在《TechnologyIntegration》一书中首先提出。集成创新的概念提出后很快成为研究与实践的热点。目前对集成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和产业层面上,而城市角度的研究成果比较少,本文根据集成创新理论和城市系统的特点对城市集成创新进行扩展研究。 城市集成创新概述 城市创新系统作为国家创新系统与企业创新系统的中间环节,它的集成创新形式和企业集成创新不同,本文从城市层次对集成实现机制、集成内容和集成平台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城市集成创新的实现机制 创新机制理论主要是针对技术创新的产生过程,主要有希克斯诱导创新论、罗森堡瓶颈诱导论、“需要-资源”假说等,这些理论认为技术创新的产生源于某种不协调。我国学者赵黎明等(2002)认为,城市创新系统中各种创新也来自于系统内部的不协调,但这种不协调不再是产生要素的不协调,而是创新系统内技术、知识、制度、服务等因素发展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来自竞争,从城市层次来看,创新的动力来自个体(团体)追逐利益的竞争行为,包括城市间的竞争和城市内部的竞争。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间的竞争导致城市间的不协调,形成城市的挤压效应,同时在城市内部由于竞争的存在也形成内部的挤压效应,形成创新的推动力。而实现城市集成创新的机制是集群学习。集群学习概念是欧洲区域创新环境研究小组(GREMI)的学者们在研究欧洲高新产业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其本意是产业区(集群)内的成员企业为了应付技术不确定性的挑战而协调行动,本质上是知识空间转移的一种有效载体。而魏江等(2002)认为,集群学习的关键特征有三点:一是学习主体的多元性,二是实施中的协调性,三是利益上的互惠性。协调性是集成创新的重要条件,没有协调就不能实现集群学习,集成创新就没有基础。利益上的互惠性是城市集成创新可以持续的重要条件,城市集成创新的动力来源于“挤压效应”,而“挤压效应”来源于人们追逐利益的竞争行为,没有利益上的互惠就没有持续的集群学习,也就没有集成创新的持续性。集群学习有两种类型,一是纵向学习,以某种价值链连接的前后环节之间的学习;二是同一价值环节横向的学习,即同行之间的学习。集群学习不但可以确定集成创新的方向,同时也是各个创新组织知识资源的准备,可为集成创新提供协调与合作的基础。集群学习需要企业外的其它组织、政府的参与,形成城市集成创新组织基础。 (二)城市集成创新的主要内容 在研究企业集成创新时江辉和陈劲(2000)认为,集成创新是技术集成加知识集成加组织集成,陈劲则认为集成创新包括战略集成、知识集成和组织集成三个层次。结合城市发展的特点,本文认为城市集成创新包括战略集成、知识集成、制度集成三方面。城市战略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包括经济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环境战略,每个战略体系又分为不同的层次,如城市经济发展战略、城市产业群发展战略、企业发展战略等。战略集成创新是城市集成创新的前提和其它集成创新的评价标准。城市集成创新首先应进行纵向战略集成创新和横向集成创新,例如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既要在经济系统内进行一体化集成,又要考虑城市社会发展、环境发展战略,进行横向集成。城市集成创新的结果评价应以城市发展战略作为评价标准。集群学习是城市集成创新的实现机制,知识集成是城市集成的优秀和基础,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都是通过知识创新来完成,通过知识的创新来表达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集成创新被认为是第二代知识管理。张保明认为(2002)集成创新中的“集成”,应当是与知识创新全过程匹配的“集成”,是通过体制创新使参与知识创新的各要素能集合为一个利益主体的“集成”,即它不仅是指不同学科和技术领域的研究成果的集成,而是在更广泛意义上的“集成”,也就是说,它应当是一种集“研究开发、人才教育、知识转移”为一体的“集成”。城市创新系统的制度创新是指改进现有的制度安排或引入一种全新的制度以提高效率,安排和协调经济主体利益间的关系,有效刺激与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而有效地创造、改进、扩散知识和技术,保证城市创新系统取得更好的绩效,进而保证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研究珠三角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制度创新分析中,宋栋认为制度创新是一个由政策层次、组织层次和操作层次的互动构架而成的过程。在政策层次上,主要是形成对经济体制转换的一般认识及重大的战略决策和方针。在组织层次上,主要是确定实现上述战略决策的基本原则及政策措施。在操作层次上,主要是实施经济体制转换的创新活动。制度集成创新是城市集成创新的保证,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人们为减少交易成本而建立的制度,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好的制度选择会促进技术创新,不好的制度选择会将技术创新引离经济发展的轨道或扼制技术创新。制度是约束人们社会、经济和政治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必须进行集成,其它集成才能顺利进行。 (三)城市集成创新平台 集成平台就是为集成创新要素提供支撑和运行基础的软硬环境,是进行集成运作的载体。集成创新是建立在一定的平台上,从城市层次看这些平台包括: 1.网络平台。网络既是城市集成创新的结果也是城市集成的支撑平台。城市集成创新的结果是个体组织联系网络化,网络化可以使集成创新的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反应更敏捷、发挥的潜力更大。同时,网络化使城市动态集成创新成为可能,网络是城市集成创新的重要支撑平台。网络化意味着个体组织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使个体组织不再依赖于自身内部的资源,而是更多的利用个体组织之外,蕴含于有形和无形的网络之中的资源,它们共享资源、相互学习、交流和模仿。 2.城市产业群。产业群是为了获得新的和互补的技术、从互补资产和知识利用的结合中获得收益、加快学习过程、降低交易成本、克服(或制造)市场 中的进入壁垒、取得协同经济效果、分散创新所带来的风险,关联性很强的企业(包括专业供应商)、知识产生机构(大学、研究机构、工程公司)、中介机构和顾客通过一个附加值产生链相互联系形成了网络,这种网络就是产业群。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它是城市的重要经济基础和竞争优势。集聚在城市区域的产业群集成创新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城市集成创新的基础。从城市层次来看,城市的各个个体组织的集成创新都应建立在特定的产业群组织的基础上,以增加产业群系统价值为目标,以特定的产业群为集成创新支撑平台。 3.文化平台。城市集成创新是在特定的城市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城市集成创新文化平台包括物质文化层次、制度文化层次和精神文化层次。无论是从哪一层面上看,城市文化决定城市集成创新的发生、过程和结果。城市的物质文化是城市集成创新的资源条件,是创新文化的表现层次。城市制度文化是集成创新的激励机制和保证,是城市集成创新能发生和持续的重要条件。城市精神决定集成创新精神、活力和效率,是城市创新文化的内核。 总之,这三个支撑平台反映了城市的三大结构形态,即城市空间形态、生产形态、文化结构形态。 集成创新促进城市系统整合 从系统论角度看,集成是指相对于各自独立的组成部分进行汇总或组合而形成的一个整体,以及由此产生的规模效应、群聚效应。从一般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要素(单元、子系统)集合成为一个有机系统,这种集合不是要素之间的简单相加,而是要素之间的有机结合,即按照某一(些)集成规则进行的组合和构造,其目的在于提高有机系统的整体功能。集成创新的过程是各种资源要素尤其是知识资源要素的综合运用过程,更是创造性的融合过程。而创新过程的集成促进了各种资源要素经过优选,并以适宜的结构形成一个有利于资源要素优势互补的有机整体。 城市集成创新包括城市战略集成、知识集成、制度集成。城市是一个由社会、经济、环境组成的复杂系统,通过城市的集成创新,进行战略、知识、制度的集成,促进城市系统的整合。图1表示城市集成创新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之间的整合关系。 战略集成既是城市集成创新的前提条件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实现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和环境发展战略的整合,才可能实现城市各系统的协调发展。集群学习是城市集成创新的实现机制,也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构建以集群学习为基础的学习型组织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制度集成是城市集成创新的激励机制和保证,也是实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保证。 集成创新对推动城市各子系统协调发展的作用 城市的集成创新实现城市各系统的整合,同时城市各子系统也由城市的集成创新来推动,通过集成创新促进城市各子系统的各个要素的整合,激活各子系统的要素,增加系统的动力。 (一)集成创新推动城市经济发展 城市集成创新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和集成过程提高城市产业群的竞争优势和应变能力,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城市竞争的优秀是城市产业群,通过城市集成创新产生集聚经济效益,提高城市产业群的竞争优势。聚集经济效应显然是一种集成效应,因为聚集本身就是集成行为的一种表现。各项元素的聚集通常是集成现象的外在表征。因此,聚集经济的产生根源于集成行为。城市集成创新首先可以实现要素匹配、优势互补,提高经济效果。众多业务相关联的企业聚集在—起,其实质是生产经营过程中价值链的一体化,即价值链各阶段内化在同一个空间区域内,从而使它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联结方式更加灵活多样,由此使得各项生产要素能够达到最佳配置状态、相互之间形成支持协调的关系,各自的优势也能够充分发挥,并协同作用,从而取得更好的经济效果。由于外部规模经济的作用而使城市产业群获得竞争优势。企业的交易关系通常包括面对面的接触、生产技术的相互了解、战略信息的详细交流、长期或短期的转包合同、原材料的投入产出联系等,通过集成方式使创新各方进行长期的战略合作,从而减少交易成本。 当代城市产业群所处的经济环境的主要特点是变化加快、竞争加剧。各种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更新换代周期日渐缩短,市场需求越来越复杂和动荡,变化频率加快,企业竞争的格局瞬息万变,竞争的激烈程度不断加剧。在这种形势下,城市竞争的焦点日益集中在速度上,以更快的速度应付变化。集成创新首先是通过组织的集成创新提高产业群的应变能力。随着技术日益向极限逼近,技术开发难度越来越大,创新风险也越来越高,单个企业往往无法承担重大的技术创新项目。即使有实力承担,R D周期也较长,导致丧失市场良机。组织集成可以将各企业的优势综合集成起来,以加速创新的频率和提高创新成功度。城市集成创新通过制造系统集成使企业的应变能力大大加强。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对企业的生产制造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适应多品种、多变化的批量消费需求,企业必须具备高度柔性化的生产制造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生产制造流程结合紧密,并通过计算机技术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城市集成创新形成的知识共享系统、网络平台是企业快速反应的有力支撑。 (二)集成创新促进社会系统的发展 城市集成创新首先是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社会物质文化发展。集成创新的结果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集成创新推动经济的发展,为人们提供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美化、优化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环境。城市通过不断的创新、不断地改变城市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发展的状况,而城市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发展的状况决定整个社会面貌和社会意识。其次是城市集成创新通过制度创新促进社会制度发展。城市集成创新的重要内容是城市制度的创新,城市制度要和技术创新集成,才能为技术创新提供保证,使技术创新能够持续进行。城市集成创新将引起社会劳动分工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制度必须进行创新才能适应这种变化。再次是城市集成创新促进城市社会精神文化发展。城市精神是城市市民所认同和信守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和基本信念,它经过内部孕育、外部影响、长期实践、反复锤炼而成。城市精神对城市社会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张鸿雁(2002)认为,城市市民精神是城市发展的原“动力因”,是城市社会发展的永续动力。城市集成创新将引起城市价值观念的更新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催生新的城市精神,促进城市社会的发展。 (三)城市集成创新与环境系统发展 从战略层次看,城市战略的集成使环境发展战略、与城市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成为有机的整体,实现协调发展。从知识和制度集成角度看,通过采用新的技术和制度安排改变资源的利用方式和效率,使城市系统最小化使用社会资源,使资源可持续利用。城市集成创新过程也是资源聚集的过程,而环境的质量对资源的聚集具有重要意义。从创新结果看,城市集成创新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集群,它不仅决定了资源的利用结构,也决定了产业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具有明显地理环境特征。城市集成创新为人们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改善人们生活和工作环境,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和环境保护意识,促进环境的发展。 城市集成创新是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优秀动力,而实现城市集成创新的机制是集群学习。战略集成是集成创新的前提,知识集成是城市集成创新的优秀和基础,制度集成是城市集成创新的基本保证。城市集成创新必须在特定的网络、产业群和文化平台上进行。城市集成创新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整合、推动城市各子系统间的协调发展,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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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研究: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建议 一、培训形式、方法与教师的预期有差距 当前,农村小学教师培训形成了以师范院校、各级教育学院为主要培训阵地,采用短期集中课堂面授和网络远程培训相结合的培训方式。短期集中课堂面授主要渠道是专题讲座,这种形式具有培训时间短、范围广、经费少的优点,但是这种专题讲座面授方式,采用课堂“灌输式”教学为主,重学术观点的阐述,内容不贴近农村生活。受训教师学习起来比较被动,缺少互动和交流,限制了受训教师的发散思维和创新思维,这样的培训多了,就会使受训教师感到单调乏味。网络远程培训是近几年各地继续教育培训机构陆续推行的新的培训方式。网络可以提供丰富多彩的课程学习资源,有利于农村小学教师通过网络,展开自主学习,便于交流学习心得及讨论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突出受训者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但在很多次的培训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好多老师由于回家后根本没时间上网或由于农村学校信息基础建设落后,不具备上网条件,总是在集中培训时匆匆完成远程网络作业和学习。所以,这对于张家口有些边远农村地区的小学老师是很难保证网络远程培训的,这种形式多流于自学,应付了事。另外,从培训方法的调查结果分析,农村小学教师更希望在培训中感受多种培训方法,希望从专家的授课过程中切身体会各种教学策略和技巧,从而在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后,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创造出有效的教学方法,进一步改善他们的教学工作。培训院校要树立开放意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培训形式、方法,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学科、不同地区、不同目的的小学教师参加培训的要求,保证广大小学教师积极参加培训。 二、缺乏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培训师资队伍 培训者是培训资源的开发者、设计者、组织者、管理者和服务者,需要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目前,教师培训机构的陪训师资队伍,主要由培训院校内部教师和外聘的专家组成。培训院校的内部教师和外聘的专家都有其局限性。前者一方面授课多注重于理论灌输,整天在高校任教,不能到课改第一线去,很难从教学实践当中归纳、概况、提炼、升华出理论。另一方面他们都有自己的教学科研任务,不能集中精力对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进行深入研究,对农村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内容、性质和规律认识模糊。后者的讲课则多侧重于对新课改理念的见解,大部分参照城市小学的教学经验,对农村与城市教学环境的差异设计不足。另外,培训院校在专家的聘用度上,由于资金短缺和人员的流动,聘请专家上缺乏稳定性,影响了培训的实效性,不是解决师资问题的根本办法。教育主管部门要制定培训队伍建设的规划,建成一支掌握现代教育理论,专业知识丰富,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熟悉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特点、规律,善于开展和组织教师进行继续教育教学活动,参与和指导小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和研究,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教育教学能力和管理能力一流的陪训者队伍。 三、培训评价体系不健全 培训评价应起到监控教学过程,反馈教学信息,激励受训者学习,促进培训者改进教学的重要作用。但是我们的培训评价体系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受训者只要参加培训,按时上课,网上答题作业、写培训体会,就能轻松获得合格证书,这种松散的评价方式,无形中滋长了参训教师的应付心理。其次,每一期培训结束后,培训真的结束了吗?培训教师高兴的拿到了合格证,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教师对于学习内容能否加工与再创造?能否真正指导他们的实际教育教学?他们的教育教学能力水平到底提高了多少?没有有效的评价。另一方面,培训部门缺乏对参加继续教育的农村小学教师的跟踪反馈,不重视教师的学习反思,不注重对培训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反思,难以进一步了解基层教师教育教学中出现的新问题。因此,构建科学完善、操作性强的继续教育评价体系势在必行。农村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要做好农村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工作,需要培训机构入农村教育教学第一线调查研究,及时了解农村教师的实际需求,转变观念,变革培训模式,提高培训质量。 作者:张海燕高建平温新苗单位:张家口学院初等教育系 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研究:农村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途径分析 我国农村地区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已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因此,要从农村教师的实际出发,采取多种适合农村教师培训的途径,利用农村教育有限的资源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村教师的师资水平,这是提高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骨干教师的培养中,我们对全镇骨干教师就新课程理念、教育技术能力等专题进行研讨和交流。同时,我们针对部分小学骨干教师就教育教学中提出的问题,以现场、即时、互动的方式予以解决。培训方法主要抓五个环节: 一、自学 这是最普遍的培训进修方式。自学是个性化学习的最有效手段,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培训者对自学内容和考核的要求,二是教师自学的主动性和能力。为了在教学实际中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和能力,所以强调了教师的自学。县进修学校教师在每次辅导前首先下发讲义,要求教师自学,结合教学实际加深理解,做好自学笔记,把自己在自学中的疑难做好记录,在讲课时及时提出,并研究解决。 二、辅导研讨 在学员自学基础上,县进修学校教师辅导时要与学员共同研究解决疑难问题,加深对专业基础知识和理论的理解。通过预设研讨内容,开展研究,在培训时进行交流,相互学习,产生受训者知识与观点的升华。 三、作业反思 县进修学校老师每次辅导讲课后,为检查和督促学员自学都要布置适当作业,要求学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批改总结。是对已经产生的活动的再认识。要求受训者通过新的学习或实践,开展反思,与已有的经验相对照,理论联系实践,获得新的体验,改进教学。 四、跟踪 每次辅导课后,县进修学校老师和镇中心校有关人员要及时深入学员所在的学校跟踪听课,与指导教师共同研究,对学员教学中的优点给予肯定,不足之处提出改进意见。 五、实践 为使学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要求学员每学期每人听课20节,评课10节,在镇、校做公开课2~3次。在骨干教师的培养过程中,还可以要求他们为本校、本地区教师开设讲座,上示范课,指导青年教师,以此促进骨干教师专业的成长。 通过上述五个环节的培训,提高了学员备课、上课的能力,不但学员受到了锻炼,提高了业务素质和教学能力,而且领导听课、评课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同时带动了全体教师,相互之间也开展了听课、评课活动。加大对农村小学骨干教师的培训力度,以评带训,分层指导,按需施教,使一大批骨干教师脱颖而出,基本形成了骨干教师梯队。加强跟踪和考核,融管理、培训、示范为一体,使骨干教师培训卓有成效。 (作者单位 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姜屯镇中心小学) 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研究:浅谈小学教师数学继续教育的现状及对策 摘 要:新课程的改革,对传统的教育而言是一次冲击和创新,而作为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培训学校,其在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培训方式等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进行一些相应的改革与创新,才能有效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关键词:教师培训;新课程;改革 随着新课程的不断改革和创新,数学教学也掀起了一股改革的热潮,各种教学模式、教学组织方式、教学手段、教学活动等一系列也在小学的课堂上层出不穷。而作为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基地在培训改革方面也要与时俱进。下面本人简谈一下对现阶段小学教师数学继续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师资力量的不足 教师的教学水平参差不齐,年老教师与年轻教师之间有点脱节,具体表现在:年老教师经验丰富,但有点思维定式,理论创新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年轻教师思维活跃,想法多样化,然而经验不足,稳重不够,理论缺乏。组织教师出外学习或进修的次数不多,教师跟不上时代的要求,没有深入到一线教学中去,了解不了当前小学数学一线教学所存在的问题与所需,从而在培训时所讲的内容也达不到学员的所求,解决不了他们的实际问题,培训效果不明显。 2.管理制度不完善 (1)学员继续教育管理没有建立健全,有些学员在学习时甚至出现重复学习的现象。(2)在班级管理方面,特别是考勤方面,这给培训带来较大的工作量,而且在求证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3.继续教育对学员的吸引力不高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1)学员对所培训的内容不感兴趣,解决不了他们目前教学上的问题,与授课者在感情上缺乏共鸣,自然也就体会不到授课者所要表达的思想。(2)平时教师的工作量较多,教学压力较大,有些还要照顾家庭,但是还要利用节假日的时间来上课,心理有抵触情绪。(3)有些小学学校的竞争力不大,特别是一些农村学校,教师对再学习提高没有很大的需求,而且参加继续教育学习也不能切实提高他们的学历水平。特别是对于一些家庭困难的学员或住在偏远山区的学员来讲,继续教育的学费、车费、食宿等各方面的经费是一笔很大的开支,造成他们在经济上很大的压力。 二、提出的建议 1.立足所需,明确培训的目标与培训的内容 数学是利用符号语言研究数量、结构、变化以及空间模型等概念的一门学科。《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在课程的总体目标中指出: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学习,学生能够获得适应未来社会生活和进一步所需的数学知识(包括数学事实,数学活动经验)以及基本的数学思想方法和必要的应用技能。同时,课标在数学学习中也提出了新的三维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从这三维目标中,可以看出教育改革的方向,注重学生的过程性学习,注重数学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使学生获得有意义的学习,而不是单纯地学到知识,模仿解题。而在现在的小学数学教学中,可以实现以上课标所要求的教师队伍数量并不理想,所以,为了适应教育改革,让广大小学教师在培训中如何将新的教育理念渗透在教学中,提高自己的数学教学水平与数学素养,我们在培训中要明确培训目标,清楚他们在培训过程中要了解什么、掌握什么!同时,在培训的内容上要符合现代化教学的要求,了解学员所需。 2.建立健全的管理培训制度 健全的管理培训制度包括:及时登记学员继续教育的学科,建立学员继续教育的文档,统计好他们再学习的情况。同时,精选班级管理人员,每次培训时要指定有较强责任心的班主任,认真落实班级管理制度与班级请假审批制度,做好班级日常管理工作,登记好学员上课情况,通过相关领导审批,认真审核学员的请假、缺席等情况,不能徇私舞弊。同时,还要做好培训善后工作,如统计学员成绩、评选优秀学员等一些情况。 3.提高主讲教师的教学层次,加强师资力量 在培训中,我们面对的学员是小学数学教师,要想达到我们的培训目标,主讲教师在讲解与理论方面都要有较高的知识底蕴与技能,特别是要走在一线教师的前面,教学理论要够宽够深,能从学员的教学中出发,将理论与实际教学相结合,善于培养学员的感悟能力,引起学员情感上的共鸣,把“要我学”变成“我要学”。这就要求我们主讲教师不断关注与学习新的教育理念与动态,经常外出进修学习,与外校教研组交流心得,甚至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学者作为我们教师培训的顾问,了解现代数学教育理论的进展,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功底。而且要经常组织相关学科的教师到一线教学中去听课、评课、议课,与一线教师经常交流,甚至可以进行教学体验,了解他们平时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同时与一线教师相互开展教研活动,汲取基层工作经验,这样在教学组织上才有针对性与实效性。除此之外,还要培养年青教师接班人。年青教师有激情,对新的教学理论与数学思想接受较快,思维活跃,但是经验与理论水平不足,要加强培养与指导。 4.培训方式的改革创新与多样化 现阶段,我们进修学校大多数是采取传统的课堂授课模式,教师讲,学员听,培训方式较为单调,学员大多数被动地接受知识,不能够真正地参与进来,互动性不够强。为了使培训有针对性与实效性,让学员在培训中成为一个主动的探索者和创造者,我们可以结合现代化科技,例如多媒体、BBS、邮箱、教师论坛等,采用多种培训方式。(1)问题探究式”。就是针对当前新课程改革,教学方式与教学手段多样化。小学教师在教学中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教学问题,可以选择一些代表性的问题进行讨论探究,想出解决的方案。(2)“案例分析式”。就是主讲教师可以展示一些典型的教学视频,让学员结合新的教育理念,理论联系实际,评析其优劣,然后再相互交流心得。(3)“专题生活体验式”。就是在讲授一个专题理论时,我们可以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借助生活为背景,让学员与自己在情感体验上产生共鸣,以达到培训的目的。如,刘良华博士关于“教师职业道德与人格魅力”的专题讲座,他在讲座中就不是纯理论地阐述教师要怎样做,而是通过一部部的电影描述来侧面反映,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他的职业道德应该包括哪些方面,一名教师在生活中应该如何施展自己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教育学生。这种培训方式,不仅在理论上获益良多,而且学以致用,这种培训的方式值得我们去借鉴。 5.政府对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重视性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而“教育大计,教师为本”,21世纪的中小学需要素质教育的实施,需要高素质的教师,这是高素质教育的根本保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是教师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全体在职中小学教师整体素质和促进教师专业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所以,政府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与支持,制定一些有效的政策,在教育方面投入一定的资金。如,在农村的小学里,多媒体等很多设备不够齐全,政府可在农村配置一些电脑及多媒体设备,便于教师之间的相互沟通与教学。 (作者单位 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教师进修学校) 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研究: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的有效形式与方法 摘 要: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对知识的依赖程度日趋显著,竞争社会对人类的素质要求愈来愈高。作为一名教师,如果仅靠自己在学校所学的一点知识,无论如何不能满足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对教育挑战的需要。 关键词:继续教育;有效形式与方法;教育挑战 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教师的继续教育是提高教师素质的有效途径,根据我多年的教育管理经验,探索出切合我校教师继续教育的有效形式与方法如下: 一、个体自修式 这种方式使教师能够根据自身需求和特点进行自培,拓展了时空。教师可制订读书计划,每名教师每学期至少选读两本教育教学专著,字数在20万字以上,每学期撰写读书笔记在一万字以上,每学期末,学校召开教师读书交流会,会上部分教师精彩的发言对其他教师能起到了很好地促进作用。 二、课题研究式 以课题研究为载体,采用课题促训式,通过课题研究让教师从中自我学习、钻研、探究、合作交流,通过撰写开题报告、结题报告,发表研究成果,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 三、教学反思式 我校要求教师在上课后根据教学中得到的反馈信息修改教案并在教案后写出本节课的教学反思,每个月教师将自己的反思进行整理,将精彩的反思上交到教导处,教导处对教师上交的反思进行评选,制成优秀反思集供教师学习。通过这种途径,加快了教师成长的速度,提高了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四、专家讲座模式 发达的现代科技网络为教师的学习提供了保障。我校建有两个多媒体教室、一个多媒体会议室。虽然我校没有教育专家,但我校可以组织教师通过网络聆听教育教学专家、教授、名师的讲学,我校中层以上领导都参加了校长远程培训,培训平台中有很多专家的讲座,也很适合老师学习,我们拿过来对老师进行培训。上级部门还下发了大量的专家讲座光盘,我们也抓紧时间组织老师进行了观看,专家的讲座有效地提高了教师的教育理论水平,开阔了教师的视野。 五、小组讨论式 以年级组和学科组为单位组,可以定期开展学科组教研活 动,以平时教育教学中或听课中发现的问题为中心,大家畅所欲言,提出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案,并进行总结、归纳,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使教师从讨论中迸发出智慧的火花。 六、教研互动式 开学初的推门课中,领导和教师及时就课堂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沟通。在推门课活动中表现优秀教师,可以为全校老师或全乡本科教师上教研课,教研课后,就教师上课中出现的优点及不足,大家在一起互相讨论,大家共同切磋、共同进步。 七、骨干引领式 开展了校内名师评选活动,让一部分骨干教师成为校内名 师,组织骨干教师去外地参加培训学习,开阔骨干教师的眼界。骨干教师,要将学到的先进的教学方法带回学校,融入课堂,为老师上汇报课,为其他教师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八、师徒结对式 新教师需要中老年教师的传、帮、带。在教学设计、教学实践及教学反思等方面,给予新教师全方位的帮助和指导,为年轻教师的迅速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此,可以让骨干教师与年轻教师结成师徒对子,签订了师徒结对协议书,明确了师徒各自的任务,师徒都按照协议书中的要求去做,使年轻教师逐步完成了角色的转变。 九、校际交流式 农村学校可以与市内的先进校建立校际交流组,每学期定期开展走校式教研活动,学校之间观摩评课、召开经验报告会,互相送教等,学校间的交流开放与互通有无,有效地实现了师资、信息等方面资源的共享,相得益彰。 十、远程学习式 上级部门不仅组织了中小学校长远程研修活动,还有部分语数英思教师也完成了上级部门组织的远程研修活动,使教师不出校门就能听到专家的讲座,并与专家和同学进行沟通学习,迅速提高部分教师的教学能力,这种远程学习方式超越时空限制,真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培训方式。 以上只是根据我校实际总结出的教师继续教育的几种有效形式和方法,以后我们还要进一步学习其他学校在对教师继续教育方面的优秀经验,争取每开展一次对教师的继续教育活动都要做的踏踏实实,收到预期的效果。 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研究: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必要性 【摘要】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是小学教师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国家新课改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也是小学教师提高整体素质和促进专业化成长的有效途径。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根本着力点就是提高小学教师的师德素养和教育教学业务能力,提高教育工作质量。 【关键词】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必要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过去,我们说“要给孩子一杯水,老师要有一桶水”。后来变成了“要给孩子一杯水,老师要有一缸水”。再后来,人们认识到老师只有固定量的水是不够的,应该有涓涓不断的细流才行。这句话虽然几经变化,但是不论怎么变,它都只说明了一个问题:要当一名好老师,就应该有丰富的知识。然而,知识是发展的,是常新的。作为小学老师需要不断地汲取知识、更新知识和积累知识。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是终身教育,是对教师进一步提高思想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的在培训、在学习,也包括教师学历的在提高。继续教育的目的是建设一直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品德高尚、素质优良、适合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师队伍。所以,开展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势在必行,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加强学习,更新知识,充实自我。 1 从教育的发展上看 它决定了教育发展的先决条件决定了教育发展的稳定性,这样必须在教师中开展继续教育,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要求。 2 继续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必须对教师开展继续教育 (1)继续教育的目标是使小学教师在专业素质方面、教育教学能力等方面都得到提高,要想适应这个要求,就要提高自身素质提高教师适合教育改革的需求。因此,必须对教师多方面能力的培养。 (2)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要求教师必须参加继续教育,这样对教师有个素质提升,学生的全面发展靠教师,素质教育的质量靠继续教育,继续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保证。素质教育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是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都得到发展的保证。 (3)素质的提高需要继续教育,为了发展教育中央出台了《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义务教育法》等重大措施,为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跟上教育的发展必须参加继续教育,只有参加继续教育,才能提高自身业务水平,才能使自身的素质不断提高,才能适应时展和教育发展的需要。 3 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以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动荡局面的现实 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社会主义的兴旺发达,必须把培养一代新世纪的接班人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因此教师要认识到:“为人师表、以身作则”的重要性这些都是继续教育的主要任务。 4 从教师整体现状,在今后十年一大批老教师相继离开教学岗位,因此培养中青年教师,形成新的教师队伍是当务之急,这些都应由继续教育来解决 在教师踏上工作岗位后,利用多种继续教育方式进行的教材培训、听课、专家讲座等可以有效的帮助教师了解教材,学习一些好的教学模式和崭新的教育理念,而不是停留在师范阶段的水平。因为我们知道,知识的更新非常快,如果不加强在职培训,以前在学校所学的许多知识必然会影响到教育教学,对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没有丝毫的帮助。 5 提高教师素质势在必行 现在,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问题是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重大障碍。要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让学生有一定的课外活动时间、游戏的时间,那么就要向课堂40分钟要质量,教师要在课堂教学上狠下功夫为学生创造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教师为了能够适应现代化教育,推进素质教育发展,教师必须一专多能。在教学方法上必须进行改革,进行创新,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在教学手段上必须掌握现代化教学手段,能用计算机等进行多媒体教学。 6 随着继续教育的发展,教师的政治素质、教学能力和文化水平都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和提高 教育在发展,知识在更新,要使教师的思想适应新的形势就必须在学习,继续教育是提高教师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文化水平的根本途径。因此说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需要。 总之,开展继续教育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师培工作的必然趋势,《教育法》之规定要把继续教育纳入法制轨道上来,是师资队伍的重要步骤,它关系到教育质量和全民族素质的提高。 展望二十一世纪,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改革开放的时期,教育要适应时代的要求,一定的教育是为一定的时代和社会服务的,时代的发展需要教育的发展,教育的发展需要教师素质的提高,所以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跟上教育的发展必须参加继续教育,必须提高思想文化业务素质,只有参加继续教育,才能使小学教师的素质不断提高,和教育发展的需要。才能适应时展。
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研究:浅析高职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 摘要:体育教学的要求和目标随着教育领域的不断改革也在逐步提高,为了满足社会对体育教学的要求,各个高职院校需要创建一支高素质、高能力的师资队伍。体育教师是实施体育课程的主体和引导者,教师的能力和水平程度如何,不仅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身体素质,还对高职院校体育教学整体的质量有直接关系。因此,继续教育对教师的成长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师达到高质量、高水平的教育,学生才会拥有强健的体魄,对教师和学生的未来前途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关键词:高职;体育教师;继续教育 高职院校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很明显的职业性和行业性。高职院校体育不仅能够使学生拥有健康的体质,还可以让学生快速的适应社会服务。教师是振兴教育领域的希望,为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培养优秀的栋梁之才,因此教师必须具有全面的现代化的教育水平,高职院校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中应该设立一些新颖的、创新的体育项目,高质高量的完成教学任务。 1.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 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是体育教师在学校虽然已经接受了学校的教育,但不能在此止步,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后续教育活动,继续教育是需要体育教师终身学习的,此理相同于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活到老,学到老。体育教师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开展继续教育,使自己对体育教学具有更深刻的认知,专业技能进一步升华,以便更好的服务于学生、服务于社会。 2.高职体育教师实施继续教育的必要性 2.1满足深化教育改革的要求。由于我国的素质教育正在不断的实施,更加需要教师高要求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在此情况下,教师的素质提升已经成为首要任务,教师素质包括教师的能力水平、教学方法、教育理论和观念、教师知识结构等。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水平是实施素质教育改革的关键,因此,高职院校的体育教师必须持续的继续教育。 2.2实现依法治教的需要。随着我国颁布了《教师法》这一法律文件,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教育事业开始进入法制时代。此法中很明确的提出了这样一条内容:对于教师的培训和规划须有明确的目标,我国各类各级教育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对此要做好科学的制度和管理,对各级教师的思想政治和业务素质进行多方式、对内容的训练。因此,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是实现依法治教的需要,是强大教师队伍的重要措施,是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2.3有利于建设师资队伍和教师成长。从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体育教师整体来看,他们的学历水平参差不齐,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年龄大和年轻的体育教师学历差距甚大。年轻的体育教师都有着高学历,但是由于工作时间短,实践经验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所以,提升体育教师的教学经验和学历水平就需要对其进行继续教育。此外,体育教师在教学时所接触的知识面比较单调,思想观念缺乏,教学方法不合理,使得体育教师队伍的专业程度低于其他学科,因此,需要通过继续教育来达到提升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目的,建设一支高学历高素质、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 从教师的成长规律来看,大多数的教师已经有了五六年的实践经验,教学效果比较显著。那么在以后的教学中提升的空间会很小,或者会减缓,甚至会下降。如果体育教师不通过继续教育丰富自己的教学水平,便会止步在此,停滞不前,因此,继续教育有利于教师的成长和发展。 2.4实现自身角色的转变。现代的职业教育模式具有多样性、灵活性,学科与学科,专业与专业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教学过程也变得复杂多样。通过继续教育学习职业教育知识、强化职业道德教育,使体育教师实现单一型向综合型、专业型向复合型的转变。 3.促进高职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对策 3.1树立实用性体育教育理念。作为高职院校的领导者,要清楚的意识到继续教育不单单只是专业教师的事情,而是为社会培养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体育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惯用的教育理念,观念不改变,则会一直处于落后状态。体育教师要不断更新自身的教育理念和思想,与现代职业教育的特点相符合,树立终身的实用性体育教育理念。 3.2通过结合实际优化课程内容。继续教育能否顺利实现与课程的设置是否合理、是否具有针对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从新时期高职院校体育工作的需要为出发点,有针对性的设置继续教育内容,选修课的比例适当增加,开拓教师的思路,满足学生的兴趣和特长方面的要求,提高科学文化素养,增强社会适应能力。课程设置要遵守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相互结合、专题探讨与综合培训相互结合的原则。 体育教师对继续教育的内容要合理安排,要充分考虑到当今体育课程改革和教师的实际工作需要。针对教师学历和职称、本院校的师资实际状况等分层次、分重点、分阶段进行全体教师的继续教育。对于刚刚毕业踏入学校的年轻教师,可重点培训他们体育的基础知识,教学方法和能力,快速进入教师的角色,较好的胜任体育教学工作。对于有中级职称资格的教师,可重点培训他们的学历和学位,使之进一步提升,在提高自身能力的基础上为科学研究提供服务,为成为体育教学领域中的骨干奠定基础。对于高级职称资格(教授和副教授)的教师,可重点培训教学管理、教学改革,使其成为体育学科的引领人,体育教学的骨干,为成为研究生导师奠定基础。 3.3开展课题研究,提高科研水平。这种培训主要通过专题讲座、课题研究、示范观摩等形式,着眼于未来,倾向于发展,来培养出优秀体育教学的强大队伍,使其占领未来体育教学的顶端,为广大体育教师树立塑造出可望又可及的高层次形象。 4.结束语 强大高职院校的师资队伍是素质教育的重中之重,也是新时代体育教师的重要工作。为了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高职院校体育教师对继续教育问题必须端正态度,摆正位置,采用积极的方式使其顺利开展。把课程设置和课程建议视作优秀内容,但继续教育的时间和效益不容忽视,对于不断出现的新项目、新技术、新理论也要引起足够重视,只有不断的更新、扩充自己的专业技能,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学生,使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提升,培养出更多符合新时代需要的身心强健的实用型人才。 作者简介: 王健(1981.1-)本科,讲师,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教师,研究方向:体育 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研究:民办本科高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对策研究 [摘 要]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对陕西省民办本科高校的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现状进行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对目前陕西省民办本科高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希望对陕西民办本科高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 体育教师; 继续教育; 研究 民办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高校也是中国高等院校的重要补充。有资料统计显示,截止2013年6月21日,全国现有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校424所,广泛分布于全国的29个省、市、自治区,为社会培养出了大批应用性建设人才,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以陕西省8所民办本科高校(西安思源学院、西安翻译学院、西安欧亚学院、西安外事学院、西安培华学院、西京学院、陕西服装工程学院、陕西国际商贸学院)的体育教师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通过中国数字图书馆、万方数据库以及中国知网,查阅高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相关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1.2.2问卷调查法。根据本文研究需要,设计了2个问卷模式:问卷1是《陕西省民办本科高校体育教师现状》调查问卷,通过对陕西省8所民办本科学校体育教师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发放16份,回收16份,回收率100%,有效率100%;问卷2是《陕西省民办本科高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现状》调查问卷,对8所民办本科高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发放调查问卷86份,回收80份,回收率93%。其中有效问卷769份,问卷有效率88%。 2 结果与分析 通过调查统计显示:陕西省8所民办本科高校的体育教师群体以青年教师为主,体育教师现有的学历、职称、运动技术水平、裁判等级以及科研水平等方面的能力均处于较低水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体育教师对于自身继续教育必要性认识的差异 继续教育是教师为适应社会发展和工作需要不断学习和完善的必要方式。也能有效的促进学校师资队伍整体水平的提高,从而全面提高学校的教学。 2.2 体育教师继续教育内容的选择 2.3 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途径选择 2.3.1 体育教师参加学历继续教育的途径选择 目前,我国体育教师参加学历继续教育的途径基本为:在职研究生学习、同等学历进修班学习、全日制研究生学习三种形式。在职研究生学习及同等学历进修班学习均可获得学位,但不能获得学历。 2.3.2 体育教师参加非学历继续教育的途径选择 2.4 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形式 继续教育学习的有多种形式,但不同的形式会有不同的效果。就学习效果而言,脱产进修学习效果最佳,脱产进修可以使体育教师集中激励参加培训、学习,充分保证继续教育质量。 2.5 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目的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3.1.1继续教育理念不够深入,陕西省民办本科高校体育教师对于自身继续教育的必要性有待加强,体育教师对于继续教育的认识不够科学、全面,继续教育的理念还没有得到所有体育教师的共鸣。 3.2 建议 民办高校发展时间短,起步低,师资力量薄弱是不争的事实。陕西民办本科高校代表者陕西省民办高校的发展,迫切需要通过继续教育来改善。本文通过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3.2.1体育教师加强自身继续教育重要性的学习。继续教育是教师自身成长的必然需求,也是工作的必然要求。体育教师只有认识到继续教育的重要性,才能充分提高自觉参加继续教育的意识,为继续教育长期、顺利开展奠定基。 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研究:对当前高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思考 [摘要]文章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在“十二五”规划背景下,高校体育课程的特点和对体育教师的新要求,提出应重视体育教师的培训工作,并对高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培训内容进行了分析,旨在提高高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的实效性与科学性,以期为高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全面展开和实施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校 体育教师 继续教育 [作者简介]罗世明(1961- ),男,广西合浦人,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训练学。(广西 南宁 530021)黄燕春(1985- ),女,广西南宁人,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训练学。(广西 南宁 530023)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0年10月~2014年4月广西教育厅教改工程一般项目A类课题“广西高职学院体育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课题编号:2010JG18)和2010年10月~2014年11月广西高校科研项目“广西高校学生体育消费影响因子及对策研究”(课题编号:201010LY674)的研究成果。 从新课标的推广到实施以来,我国体育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促进了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更新,课程设置也更加丰富多彩,但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有待解决。这既与新课标本身不完善有关,也与体育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思想密切相关。新的体育课程改革需要广大高校体育教师深刻理解新课程改革的意义和内涵,从新的教育观念出发,积极参与,推动改革。为了使体育教师能适应目前的教学改革,满足高校教学的需要,体育教师必须进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培训学习,加强继续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教学水平,这对推动体育课程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高校体育课的课程改革特点和对体育教师的新要求 1.高校体育课程改革的特点。一是注重提高学生身体全面和谐发展的目标。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从 2003年开始在全国普通高校中实施,并转发了《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高校体育课程改革初步形成了适应时代需要的框架,为高校体育课程改革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方向。《纲要》在课程的性质、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标准等方面都体现了以健康为本的主导思想,明确了以提高学生身体全面发展的目标。不难发现,“健康第一”是《纲要》的优秀和灵魂,全面发展学生身体素质是目标。在高校体育课程教学改革进程中,需要体育教师转变思想观念,明确“健康第一、终身体育”的指导思想,使传授运动技术向健康教育化、终身化转变,促进学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培养学生体育能力,成为高校体育工作的任务和目标。 二是建立全新体育课程结构体系。从《纲要》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课程结构方面的变化,为实现体育课程目标,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校外的体育活动、竞赛进行有机结合,学校与社会加强合作交流,紧密联系。要把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课外体育锻炼、校外(社会、野外)活动、运动训练等纳入体育课程,形成课内外、校内外有机联系的课程结构。因此,可以看出新课改在课程结构方面的变化和特点:实行开放式教学,拓展课堂的时间和空间;课程类型多样化;课堂容量增大;康复保健课的对象扩大。根据学生生理和心理等因素,可将竞技性的体育内容与健身体育、娱乐体育、生活体育及保健体育等内容融为一体,使高校体育课程具有全面性、多样性、可选择性,以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课程更应该强调注重心理感受和追求心理健康,更加强调利用体育学科人际关系密切开放的特性,强调通过体育教学课程加强学生的交流和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体育教学内容应该向趣味性、实用性方向转化。如何构建全新合理的体育课程结构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要将教学内容的健身性与文化性相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实践性和知识性相结合,表现得更加符合我国体育教学的特色。 三是体育教学观念与策略的转变。《纲要》的实施,给高校体育课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不断充电,学习更丰富的知识内容和更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与手段,不断提高与更新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技能,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改革教学手段和方法,变满堂灌、填鸭式教学为学生主动地学。推广新型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既重视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又重视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性,既整体规划,又因材施教。因此,高校体育教师应及时全面了解体育教学改革的新动态,调整转变教育观念,学习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以便在教学过程中树立新的教学理念和角色定位,按照新课标的要求,科学地组织和指导体育教学、课余体育活动、体育竞赛和运动训练等,从而有效地推进高校体育课程改革的进程,提高普通高校体育教学的质量。 2.对体育教师提出的新要求。第一,新的体育课程改革需要复合型的体育教师。《纲要》提出要根据学校教育的总体要求和体育课程的自身规律,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多种项目类型的体育课程。体育教师必须具备全面的综合素质,有比较强的独立完成各种体育项目的知识能力和教学能力,同时必须具备较强的业余训练能力和组织交流的能力。作为一名合格的体育教师,除了要能够完成教学任务外,还必须能够组织和指导学生开展各种各样体育交流活动,培养学生集体荣誉感和团结协助精神。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要求教师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德高为师,身正为范”,体育教师不仅传授运动技术、技能,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做人的道理,同时教师在完成素质教育任务时,也要求有较高文化知识修养,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和科研能力。因此教师必须要加强自身文化修养,注重知识更新,自觉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努力做到肌体、心理健康,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第二,形成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师生关系是学校中的一种基本的人际关系,师生关系的好坏对教育教学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新型的师生关系应当是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下,建立民主平等的交往与交流,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共同完成教学任务。《纲要》要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努力倡导开放式、探究式教学,努力拓展体育课程的时间和空间。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应具有自主选择课程内容、自主选择任课教师、自主选择上课时间的自由度,营造生动、活泼、主动的学习氛围,打破原有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授课方式,形成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教学相长。 第三,体育教师应具备积极实践、敢于创新、认真务实的态度。开展体育科研活动是体育教师在学校体育工作中一项具有探索性、创造性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体育教学和业余训练研究,可以使教师获得更多新的知识和信息,不断拓宽、加深、更新体育知识理念,吸收新的知识,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体育专业前沿最新的研究成果,加强对大纲教材以及教学方法的实践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体育教师自身学术水平的提高,勇于探索更好的教学方法,更新教学内容,能够做到大胆实践创新,找出一套适合学生学习、适合自我锻炼的良好方法和手段,全面提高学生体质,形成“健康第一”的体育理念。 二、新课程改革必须重视体育教师的培训工作 1.新体育课程是体育培训工作的优秀。任何培养、培训目标的实现都必须依靠课程和教学,课程是实现目标的媒介,教学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当我们确立以提高普通高校体育教师专业化水平为指导思想的继续教育目标时,就应当围绕这一目标制订课程方案,教师继续教育的课程应充分体现继续教育的特点。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关于教育的政策法规、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体育及相关学科理论知识的更新和最新前沿信息与体育技术;现代教育思想及观念与创新能力培养等。参加继续教育的高校体育教师大多来自于教学第一线,具备和积累了一些体育教学实践经验,一般是带着体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来学习和研究的,期望能通过继续教育获得对自己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将其迅速运用到实践中去,以达到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的目的。因此,新体育课程应该是体育培训工作的优秀和重点。 2.引入反思型培训模式。关于教师的培训模式,英国教育家Mlchael Wallace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三种培训模式:手艺型、应用科学型和反思型。其中,反思型培训模式,至今在欧洲尤其在英国的教师培训中得到广泛利用。 反思型培训模式是使受培训者将普遍认可的知识和原有的知识与经验通过实践与反思而获得专业能力的提高。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认可并将受培训者原有的知识结构和经验作为培训的基础,包含反思以及相互吸取学习经验两个重要的方面。20世纪80年代,反思型教师教育思潮首先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西方国家兴起,进而影响到世界范围内的教师教育,但我国目前的教师培训仍以封闭的知识、教学技能技巧为主要内容。这种培训内容的训练,不适于教师培训向个性化发展,不适于培训教师做出探究、反思和比较。反思型模式与以往模式不同,直接着眼于教学行为的改进,对教学获得自我觉察,能在知识结构上获得更新,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是一种通过提高参与者的自我觉察水平来促进能力发展的途径。让教师深入教学第一线的同时,在教师培训中将自己的实践情境与理论有效结合,提高教学实践的有效性。因此,我国应引进反思型培训模式,拓宽培训模式渠道,有效提高体育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的质量。 3.积极推行校本培训。目前,普通高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途径主要有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两种,非学历教育主要包括短期培训(裁判培训、岗前培训等)、专题讲座、论文报告会、教研室活动、观摩交流等。如高校体育教师除参加由教育部门及其相关组织举办的各类培训外,还可以参加由体育部门和各协会、学会组织开展的“广播操推广培训”“裁判新规则培训”“等级裁判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体育类技术、技能类短训班”“学术会议”等以及北京体育大学举办的各种形式高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校本培训”是以教师所在学校为基本单位,以校长为第一负责人,以教师在工作中学习为基本特征,将培训与教育、教学、科研结合起来的一种培训模式。近年来,在新课程的实践中,“校本培训”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对原本很陌生的“校本培训”日益熟悉起来、亲近起来,也越来越认识到“校本培训”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校本培训的主要形式有案例分析式、课堂观摩式和自修反思式、研训一体式、沙龙研讨式、专题讲座式、师徒结对式和校际合作式。校本培训对建设专业化的优质师资队伍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是开展教师继续教育较为有效的方法,教师群体之间的协作互助是校本培训有效开展的基础,是校本培训的标志。营造互帮互学的良好氛围,建立和谐的学术交流关系和开放的学习交流态度,与其他教师分享有益且宝贵的经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通过共同学习和研究探讨,寻求形式多样的解决办法,能增加教师对培训的认同感,在交流和分享中学习他人的长处和优势,清楚自己的不足和劣势,从而产生新的教育教学思想和观点,实现自我提高和共同进步。 4.突出体育教师培训效果的实用性。据了解,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迫切需要通过继续教育来提高的内容范围主要集中在教育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即只有对教师的实际工作、生存状况“有效、有用”,教师才会有积极性。我国很多培训学习中缺少一些实用性的课程,如计算机技术、体育技能和健康评价、教学方法的运用和演示等。同时,大家认为课程设置没有充分考虑高校体育教育的实际情况,设置培训内容缺乏调查研究和严密的计划。授课要么过分理论化,要么脱离实际、空洞无物,学员难以学以致用。部分授课教师缺乏足够的重视,备课不充分、不深入,未能认真地设计教学,授课如同走过场,而知名专家学者所做的报告、专题讲座,深受教师欢迎,学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因此,继续教育内容的设置应从新时期高校体育工作的需要出发,强调其针对性和实用性,制订高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课程方案,使内容既面向全体,又考虑教师的实际需要,以满足学员的学习需求。 5.提高“课前培训”水平,重视培训活动的质量。我国高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管理方面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尚未真正形成一个健全的、专门的管理机构,缺乏明确的管理职责,未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合理的管理程序,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缺乏相应的考核和质量保证体系等,效益不明显,质量低下。为实现规模效应,促进继续教育良性有序发展和进步,解决的方法是积极构建促进高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发展的保障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确实保证质量,以促进其健康持续发展。具体可采用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高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质量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有效避免由于教师从事继续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千差万别,而忽略过程和质量的现象。培训课程的内容在选择上需考虑教师继续教育的时代特性、教师的职业特殊性和教师的成人特性,既要面向未来需要,又要从现实出发,实用性与人文性相结合,广泛性与选择性相结合,知识、技能和能力培养兼顾。继续教育内容的好坏直接影响受训教师的积极性和培训效果,建立符合教师继续教育目标的内容体系,是提高教师继续教育质量的关键。 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研究:对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反思 摘 要: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法分析体育教师受教育的失缺、高等体育院校人才培养的失缺及体育教师入职前缺少专门的入职培训,致使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基础薄弱;实际是分析存在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根源及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缺乏专门的机构和针对性。中小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开展需要从高等院校人才培养、教师入职的源头开始进行,并设立专门的培训机构,确保中小学体育教师能胜任当前的教育。 关键词: 体育教师 入职培训 人才培养 1.引言 继续教育是一种教育形态,终身教育的思想于上个世纪60年代产生。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走过30多年的历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终身教育观念的深入,教育水平的提高,新课程标准的革新与实施等,对中小学体育教师教育教学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体育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则作为教学育人的主要承担者,中小学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作为决定体育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成败的关键成为时代的主流话题。自新课程标准实施以来,各界教育人士对中小学生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问题做了许多相关的研究,但是目前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制约,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可行的中小学体育教师受教育的培训体系。当前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培训大多停留在教育学、心理学、政治理论学习的培训上,与专业技术、专业理论知识及体育课程改革相关的培训较少,几乎流于形式的骨干教师培训,缺乏现实意义和实效性。因此,当务之急是提高中小学体育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业务水平,尽快使教师适应当前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2.体育教师受教育失缺 2.1高等体育院校人才培养的失缺 高等体育院校人才培养的失败是导致体育人才素质不高、能力不强的根源。高等体育院校作为培养体育专业人才的田园,肩负着培养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体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但是高等体育院校培养出来的体育人才不能满足现行的中小学需要的综合型、复合型、高素质的体育人才要求。中小学体育教师的专业技术、专业知识、理论知识、各种能力主要是在专业院校获得的,以技术课程为主,理论课程为辅,提倡“一专多能”,最终导致专业技术不专,理论功底差而不全,科研能力欠缺,走上教师岗位不能胜任教学教育工作。同时,由于应试教育和高等院校人才扩招,导致体院院校人才的范化,培养出来的人才素质不高、理论基础差等。正是因为高等体育院校人才培养不能满足现行的中小学体育教学教育的需求,从而导致体育教师在岗时要加强多方面能力的培养,继续接受多方面培训才能适应学校体育的工作。 2.2体育教师入职前培训缺失 随着体育专业院校的范化,教师工作岗位的需求逐渐减少,体育教师的竞争虽然激烈,但是招生的笔试的内容基本是考教育学和心理学,技术则以专业技术为主,招生考试缺乏系统性、客观性,并不能确实体现考生的水平。同时,体育教师大多是直接上岗,并没有进行岗前的专门培训,导致上岗后不能适应学校体育教学教育工作。再者,虽然体育院校要求学生必须参加教育实习方可毕业,但教育实习时间短且多流于形式,学生并没有在实践中确实获得教育教学的能力,多以应付式。可见,体育教师在走上岗位时缺少教育教学的经验与实践能力。 2.3缺乏专门的培训机构 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工作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经历了起步、发展、变革三个阶段,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逐渐完善。自90年代以来,教育学院作为中小学体育教师受教育的主角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职中小学体育教师获得了补偿为主的在职教育。培训的内容多为教育学、心理学、政治理论学习。由教育部门主办的各种短期培训班、研讨会、会议,多是探讨教学教法的问题。较少从教师的专业技术、专业理论、专业技能、科研能力等方面进行培训,不能确实做到体育教师全面发展,同时缺乏专门性和针对性,不能确确实实做到缺什么补什么,长远机制不明确。因此,培训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教育。 3.发展对策研究 3.1加快高等体育院校人才培养,适应中小学学校体育的发展 高等体育院校人才培养需要做出行之有效的改革,以适应中小学学校体育发展的要求。不能将在职的体育教师的终身教育让继续教育这一独杆来扛,中小学体育教师在工作岗位确实需要不断培训以满足教育的发展,但是必须分为两步走,由高等体育院校承担一部分人才培养任务,同时高等体育院校完全有能力来承担。 教师继续教育的培训分为两步走,提前做,继续教育部门应与高等体育院校同时抓,分为两步走,高等体育院校培养适应现行教育的体育人才,培养技术、理论知识、科研实践能力、教学教育、竞赛组织、专业技能等能力全面发展的综合型、复合型、全能类的人才,以减轻教师在职时受继续教育的负担。体育教师满足学校教育教学,不能放在继续教育这条独杆上,在职体育教学缺乏精力和时间再接受过多的继续教育培训。高等体育院校做好体育人才的培养,为走上体育教师岗位的体育人才打好坚实的基础将为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分担一半压力,同时也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3.2加强体育教师入职培训 新体育教师报到后,在开始执教生涯时,为更好更快地适应中小学学校体育的工作开展,由市、县或者区统一安排新入职的体育教师进行集训,聘请一线的骨干教师和专家作为培训老师。培训的内容应该包括:现代教育技术、专业技能、专业知识、基本理论、教学教法、当前中小学体育教学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等,使新教师把握宏观教育教学,尽快适应教学工作。新教师到岗后,由本校一线经验丰富的教师进行入职教育,新体育教师在师傅的指导和带领下进行教学实习和实践教学,掌握课堂教学过程,学习课程设置等。 3.3成立专门性的培训机构 《教师继续教育规定》明确规定:“继续教育的经费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在地方教师事业费中专项列支。”但在实际工作中,这项规定往往成为一纸空文。主要依赖于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院和高等师范院校,以及各市的教育教研室等部门。但由于承担继续教育的学校办学任务重、要求高、难度大,无法形成办学的规模效应,造成教育成本高而产出少的弊端。另外,由于政府投入继续教育的经费十分有限,其办学也缺乏一定的法律保障。于是迫切需要一个专门性的培训机构为中小学体育教师提供良好继续教育环境和场所。可选知名专家和一线的骨干教师作为指导教师,对在职的教师进行集中培训,突出培训对象的普遍性、灵活性、针对性。培训机构设置的培训内容应该是全面、可行,符合实际的,如下表所示: 4.结语 体育教师在职期间进行继续教育是自我完善和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进行终身教育的手段。体育教师进行继续教育有利于加强业务学习和提高教育教学的能力以适应教育的发展。高等体院院校人才培养的失缺使继续教育开展艰难,同时也是根源所在,培养适应中小学体育教师是高等体育院校未来思考的方向。新体育教师入职前的专门性培训显得尤为重要,成立专门的继续教育机构是未来发展趋势,专门的培训机构为中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场所。 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研究: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建议 一、体育师资队伍继续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体育教师的专项培训在参加的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培训中,由于体育教师比其他专业的教师少,把体育教师培训融进其他学科中培训,忽视了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对新兴运动项目、新的教学观念、新的知识结构体系很少涉及,体育教师的培训只能成为学分或学历的培训。学分培训中,培训单位中涉及体育教学部分也面对全体教师,讲授部分理论知识,教学方法采取“满堂灌”的方式,缺乏启发性,针对性的实践教学,很少关注体育教师尤其是农村的体育教师在工作中需要什么,缺少什么。对于参加培训的体育教师来说,只能听课,无法参与到课堂教学实践,对新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没有认识。 (二)培训模式单一对体育教师的培训主要以学历培训为主,各高等师范院校对体育师资开展的教育以函授教育学历为主。体育教师利用假期几周的面授时间把高师学生需要花一年时间学习的内容学完,通过减少教学内容,降低学习难度,考前强化培训,降低考试标准等方式,让体育教师从低学历者成为高学历者,结果就是很多体育教师学历提高了能力没提高。 (三)部分体育教师参与培训功利思想严重部分体育教师培训目标主次不分,参与培训的功利思想严重。体育教师参加培训的过程是掌握新知识,接受新的教育理念,完善自身知识体系的过程,有利于增强自身的科研意识和能力。有些体育教师缺乏良好的敬业精神和价值观念,没有从思想上重视本校教研工作。对一线教学研究的实践环节缺乏足够认识,对参加的继续教育没有正确认识,仅仅把各种培训看成是为将来职称评定的一个经历,为了评定职称时所需的教育学分而参加继续教育培训,为了获取学历参加函授学习。 (四)继续教育或学历教育培训增加了体育教师的经济负担对于多数体育教师来说,培训主要是参加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或学历教育。对于城镇的体育教师来说,培训地点近,有一定的花费,但还不足以成为负担。对于边远农村学校的体育教师尤其是中青年体育教师来说,他们平时的生活负担普遍就很重,参加培训的车费、住宿费、学费、生活费都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经济负担是边远农村学校的体育教师不愿意参加培训的原因之一。 二、提高体育教师综合素质,有效开展培训的途径 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颁布,要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青少年体育工作,对体育教师的教学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需要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加大对体育教师的培训力度。通过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各个学校支持,体育教师踊跃参加的模式开展培训工作。 (一)培训内容设置要合理 培训要按学科分类进行,针对专项教学内容展开培训,培训内容要新颖、实用,要适应新课程改革,真正提高体育教师的综合素质。教育主管部门应多组织短期培训班,在培训内容上选择实践性强,操作性强的内容;提高体育教师教学水平的培训;针对农村学校场地器材缺乏,如何制作乡土体育器材,民族地区如何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引进体育课堂等;体育拓展训练知识、体能训练相关知识的培训。并在一定区域组织体育教师培训成果展示。在学生体质下滑的今天,开拓体育教师视野,加强体育教师实践能力应该是教育部门应该考虑的问题。 (二)完善体育教师培训体系 1.稳步发展学历继续教育体育教师质量是体育教育质量的优秀,提高体育教师的学历层次,有利于体育教师的业务素质和学术水平提高。现阶段我国对成人的学历教育培训主要是通过函授、远程教育、电大的成人教育及自学考试的方式进行。教育主管部门要积极鼓励体育系教师参加各种学历层次的继续教育。高校要严把教学质量关,使体育教师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升。 2.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体育教师的非学历继续教育直接关系到基础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实现和体育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在有条件的地区,体育教师的培训可以通过网络优势,建立国家、省、市(地)、县、学校的培训网络,有利于资源共享,缩小体育教育的地区差异;各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借助教师进修院校的优势,充分发挥体育教育基地的作用,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非学历教育,例如:组织体育短期进修、开展专项教学讲座、举办教学观摩、倡导自主学习等方式提高体育教师的教学水平。培训内容要有针对性,对岗前新教师培训、在岗定期培训、骨干教师的培训要按教师岗位需要进行专项培训。为了提高培训效果,教育主管部门可建构一定规模,数量充足,具有较高体育专业素养的熟悉新课程培训的“讲师团”,采取“送教上门”、“送教下乡”的方法和途径开展新课程培训,以提高体育教师继续教育学习的有效性,从而提升教师的自身素养。 3.进一步完善继续教育制度教育主管部门要将教师继续教育培训制度化,坚持“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的培训理念,把体育教师继续教育制度与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与体育教师职务评聘相结合,完善教师继续教育制度。 (三)重视职业道德教育培训 优秀的体育教师是学生的楷模,高尚师德的示范和教导作用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有积极影响,有利于我国教育事业质量的提高。“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大计,师德为本”。学校要根据体育教师特点,制定思想道德培训规划,对体育教师进行系统的培训。将体育教师德育教育放在第一位,端正体育教师的思想意识,正确看待继续教育工作,加强职业素养,全心全意教书育人。 (四)加大体育教师培训经费的支持力度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体育教师的专项培训力度,加大继续教育培训投入,组织免费培训,减轻体育教师的经济负担,营造良好的继续教育环境。 三、结语 教师参加培训是一件有意义的教育活动,是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领导应正确看待体育教师的培训工作,平等对待体育课和其他文化课,并清楚体育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加强体育教师后续培训教育,为体育教师自我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作者:杜文银单位: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体育系
一、电视新闻叙事模式的传统方法 电视新闻行业的产生极大加速了最新消息的传递,方便了人们对时事的了解。在新闻报道的最初阶段,为了更加快捷、准确地传播时事,从业者在叙述电视新闻时多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以新闻的重要性、时效性以及读者的兴趣等为主,即新闻的价值是判定其报道顺序的主要因素。此种叙事模式下,新闻结构呈现出上大下小的格局,因此命名为“倒金字塔”。在倒金字塔式新闻叙事模式下,新闻稿的编写过程不用苦于结构布局,写作用时短,可快速完成。且因按其重要性的程度依次编写,因此在阅读时有一定的选择性,不用长篇阅读,浪费读者时间。因此,在早期,倒金字塔式的新闻叙事模式颇受欢迎,成为传统电视新闻叙事模式中最普遍的一种。 二、电视新闻叙事模式转变的背景 时代在进步,经济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生产技术的进步。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的革新促使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媒体环境。在传统媒体不断受到冲击的背景下,媒体不断融合,形成“融媒体”时代。在“融媒体”时代的大环境下,电视新闻的传统优势地位开始动摇,其传统的新闻叙事模式渐渐不合时宜,如难以满足新闻时效性的要求等。此外,在当今社会下,新闻的政治色彩逐渐衰弱。新闻的内容不再以政治、军事等国家大事为主,人们的日常生活等民生问题逐渐成为新闻的主要内容。在对民生新闻进行报道时,传统的倒金字塔新闻叙事模式难以满足其各种需求。因此,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与报道也促使电视新闻的叙事模式不得不发生转变。 三、电视新闻叙事模式的新形式 在“融媒体”时代下,传统的新闻叙事模式逐渐式微,难以发挥新闻应有的价值。为了保证新闻报道的有效性,逐渐出现各式各样的新闻叙事模式。现总结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蜂巢型叙事模式,第二类是钻石型叙事模式,第三类是菱形叙事模式。它们是当今“融媒体”时代下主要的新闻叙事模式,一改传统新闻叙事模式的颓势,促使电视新闻蓬勃发展。 (一)蜂巢型叙事模式 蜂巢型的新闻叙事模式主要针对特大突发性事件。当突发性事件爆发时,人们很难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并理清事件的脉络。针对此类事件,因其紧迫性及严重性,一般在尚未弄清整体事件时,已对其展开报道。此时的新闻报道呈动态化滚动,多是一些零散的要素。如对马航事件的报道,媒体采用的均是蜂巢型的叙事模式。蜂巢型的新闻叙事模式保证了新闻的时效性,比传统的新闻叙事模式优势明显。其本身也存在一些劣势,如报道的零散性强。但是,这种劣势经过报道者恰当利用,可以转化为优势。因前期报道的缺失,在后期报道中注重对事件的挖掘,借此吸引民众,最终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钻石型叙事模式 钻石型的新闻叙事模式是指在新闻报道时,借用新媒体等手段,插入图片、视频等,在保证新闻真实性的前提下吸引民众。2012年媒体报道华盛顿爆发的雪崩事件,采用的就是此种叙事模式。雪崩发生于2月,《雪从天降》的报道于12月。在此期间,报道者充分了解事件发生始末,对雪崩事件的编稿仔细打磨。最终,在10个月之后,以一篇新颖的报道吸引民众,引发轰动效果,促使民众对事件进行关注。因此,钻石形的新闻叙事模式因其苦于撰稿等,很难满足新闻时效性的要求。但因对事件整体性的把握以及融入引人入胜的图片、视频等新颖的报道方式,往往能够引起轰动,最终达到吸引民众对已被遗忘的陈年旧事进行重新关注的目的。 (三)菱形叙事模式 菱形的新闻叙事模式是指在新闻报道中增加“互动”与“定制”环节。“互动”指的是开设平台,允许群众对此事各抒己见。在还原整体事件及对互动内容的整理后,适时地对群众进行引导,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如对昆明暴恐事件的报道。在电视新闻报道此事件时,适时地开设各类平台,如微博、电话热线等,吸引群众,并搜集不同看法。之后,发出定制性新闻,如《公民防范恐怖袭击手册》等,借此传播正确的价值观。菱形新闻叙事模式不仅导向性强,而且充分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四、电视新闻叙事模式的发展方向 在“融媒体”时代下,电视新闻的叙事模式适时调整,出现多样化的叙事模式。总体而言,虽然电视新闻的叙事模式各不相同,但是在其发展方向上呈现出五种趋势:悬念化、细节化、动态化、情绪化、意识化。 (一)叙事模式悬念化 当今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满足了民众的物质需求。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民众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因此,民众有充足的时间关注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尤其是超乎社会常理的事件。越是荒诞不经,越容易引起民众关注。因此,在当今社会下,新闻报道多设置悬念来吸引受众群。一般在新闻叙事时,首先抛出荒诞性问题,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在后续的报道中,以问题为主线,抽丝剥茧,通过层层分析,理清整体事件。在过程中,以荒诞不经增强新闻的新鲜性。 (二)叙事模式细节化 电视新闻的报道追求真实性,因此对细节的处理尤为重要。在电视新闻的报道过程中,往往从小处着手,增强新闻的欣赏性。在对整体事件宏观把握的前提下,充分挖掘每一处细节,并且仔细考究新闻稿件的遣词造句,选择恰当的编辑方式,争取做到新闻事件的完整还原。因此,在对新闻事件的叙述中,为了完整地报道事件始末,细枝末节的要素也是新闻报道的内容之一,在电视新闻的叙事模式中呈现细节化的发展趋势。 (三)叙事模式动态化 当今电视新闻叙事模式另一发展方向是动态化。如今,世界发展的全球化趋势逐渐加强,人们关注点不仅限于本地、本国,而且视野扩展到世界其他国家。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世界形势瞬息万变,突发性事件常常爆发。在对突发事件报道时,因其紧迫性,往往事件爆发后,新闻媒体即展开报道。但是,因其突发性,新闻媒体很难在最短的时间理清事件始末。因此,为了新闻的完整性,随着事态的发展,新闻媒体呈现出动态化的叙事方式。此种发展趋势大大增强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 (四)叙事模式情绪化 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特点之一,为了追求真实性,新闻还须具有客观性。但是新闻报道的主体是人,其受众也是人,因此,新闻报道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主观色彩。当今社会下,新闻报道在实现真实性的前提下,逐渐传达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使新闻报道蒙上主观色彩,朝着情绪化的方向发展。如在做抗震救灾等新闻报道时,新闻稿件在叙述受灾、救灾等基本情况后,常常对救灾人员进行情绪化的表述,如废寝忘食、挥汗如雨等。在新闻报道时,进行适当的抒情,使新闻报道具有情绪表达的功能。 (五)叙事模式意识化 当今社会,言论自由,人们对事件的看法千奇百怪。因此,在新闻报道时,要树立“新闻意识”。在注重新闻真实、客观的前提下,恰当地向受众群传输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发挥并挖掘新闻本身的价值。在当今社会,电视新闻的叙事模式意识化已经成为一种发展方向。这种发展方向挖掘了新闻的潜在价值,有利于电视新闻的发展。 五、结语 在新媒体不断融合的环境下,电视新闻的叙事方式不断适时调整,与时俱进。传统的倒金字塔叙事模式虽已过时,但是在报道小事件等时依然是首选,其他三种叙事模式逐渐成为当今电视新闻的主要叙事模式。这三种叙事模式不仅最大限度地保证新闻报道的特点———时效性、真实性等,而且能够挖掘新闻的潜在价值,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1.姚新芝.新媒体视域下电视新闻叙事模式转向研究[J].科技传播,2018(05):54-55. 2.王连河.新媒体语境下电视新闻叙事的转变[J].新媒体研究,2016(22):15-17. 3.周宁.媒介融合环境下电视新闻叙事模式探究[J].中国报业,2014(22):55-56. 作者:胡振昀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新闻传媒中心
教师继续教育论文:继续教育下高职教师远程教育论文 一、远程教育在职业院校继续教育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1.受训方信息化设施的基本情况 (1)硬件设施跟不上教育的发展 远程教育是一项很好的教育培训形式,因其省时间、省经费,效果好,受到受训单位和个人欢迎,但由于要利用网络,因此设施因素很重要。远程教育的手段就是通过网络传输进行,在机器配备方面最好达到一人一机。大学校或者重点中学能达到标准,但一些偏远学校或者较小单位,仍达不到一人一机,网络进校园问题也是存在的。不能保证教师上网时间,网络设置的低配置,都是制约远程教育的发展。 (2)经费支持不能整个满足培训需要 学校对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支持程度高,几乎所有学校对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相当重视,计划详细安排周密,重视教师社会培训和继续教育情况。但在开展继续教育工作时,一旦遇到设备更新和资金投入,就会使继续教育受阻,变更培训方法和途径,继续教育、培训的效率打折。 (3)教师的学历层次及水平参差不齐 远程教育除了培训每位教师的基础学科外,还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和网络使用能力。通过调查,发现年龄大的教师几乎都没有计算机操作能力,这给远程培训造成了极大不便;但年轻教师就没什么大的问题,这样就造成差距很大,需要在培训时间和方式上调整。 2.教师对远程教育的态度 (1)教师对继续教育寄予的期望高 教师是远程教育的主体,很多教师都参与过很多各种、各类继续教育,也对培训形式、内容等有了自己的看法。教师对教学单位的要求:基层教师对参加继续教育,从内心对教学单位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寄希望学校能支持教师真正得到专业技能的培训,从而提高自己,也希望从费用、形式上得到更多的支持。 (2)教师期望远程教育的评价方式和学习方式多样化 学校对教师继续教育的管理有很大差别,有的教学管理方式选择为分散管理,对教师要求比较低,给教师的压力也小,让教师有一种放松感。有的教师希望在寒暑假和节假日授课,这样教师有充足的时间,放松心情进行远程教育。教师对网络远程继续教育的基本态度:大致是希望利用网络开展远程继续教育,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表现,是很有必要的;网络教育有很多的优点,学习方便、节省开支,培训内容丰富;网络教育存在缺点,答疑困难,不能和教师面对面,交流起来有一些障碍;更希望远程教学的模式能增添教师在线答疑;教师希望远程教育的评价方式也要完全网络化。 3.远程教育的质量不高 远程教育在职业院校继续教育中的资源相对来说比中小学的资源要少得多,一直以来,中小学网络教育资源、数据比较多也比较齐全,职业院校的网络教育和继续教育需要水平较高的教师或专业技术人员授课,而这些人员都是教授级的人物,他们没有时间去专门为职业院校的教师培训制订专门授课计划,即使有一些网络课件也是以前制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和需求,远程教育的质量不高。 二、职业院校继续教育中实施远程教育的措施及手段 1.科学配置,转变理念 (1)职业院校教师要定准位,树立正确观念 远程教育是职业院校继续教育的新形式,除了各方要为这项教育任务提供资源、设备、和服务,主要还要将教师这个主要角色安排好。虽然远程教育资源的运用很多来自网络等非人因素,但最终实现整体教育结果的还是教师,如果教师在这种教育方式中表现不积极,那就彻底改变了远程教育初衷,所以要尽快改变远程教育资源的现状,正确引导运用远程教育资源的理念。 (2)职业院校教师要开阔视野,革新观念 当前,教学媒体的转变和增加,教师已经不仅仅是教材传达者、知识的传递者,而应是一个富有文化内涵、拥有多种既能、充满现代思想的文化的传播者,也是帮助接受培训者转变、建构的协作者和共同操作者。加快教师观念转变速度,把远程教育工作与课堂教学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培训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广泛交流,取长补短,向教师宣传使用远程教育设备进行培训、教学。 2.制度保障,措施得力,促进教师参与 从国家的高度在推行远程教育工程以来,国家教育部门和地方教育机构都将此项工作作为重点,职业院校制订了《教学资源接收和使用工作条例》、《现代远程教育应用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很多培训机构还专门进行了专题培训,做到让教师人人会用、能用、爱用远程教育设备。在培训内容上要进行要进网络设备、相关软件使用的培训,更要让教师如何利用培训内容整合资源,变成自己的教学资源,最终用在课堂上。加强远程教育系统的管理,一是提高资源利用率,推动远程教育顺利进行;二是提高远程教育的效果,最大限度的提高远程教育资源的利用率,让教师学以致用。 3.扩大影响,让远程教育资源高效使用 (1)利用各种活动促进远程学习 怎样让教师喜欢使用远程教育,并最终喜欢上这种形式?一是开展相关宣传活动,宣传的形式要活泼,新颖,吸引人,能让教师走进远程教育;二是开展一些评议活动,比如博客比赛,日志评比等;三是拓展农村这个大舞台,农村现实的教育资源比较差,需要大量补充,而远程教育形式正好适合农村远离教育密集区,不能进行充分交流等存在的弊端。 (2)改变传统观念,让教师走出传统思想 老教师更习惯了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的教学模式,融进远程教育是有难度的,这需要一个过程,更需要更多的相关部门,包括老教师自身努力。一是加大投入,为学校配置网络、计算机设备;二是形成专门培训,对老教师进行思想上的,操作上的培训;三是加大监督力度,防止培训流于形式,慢慢让教师的远程培训走上正轨。 三、展望 职业院校是职业类综合性大学,教师对专业性知识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提高。尽管远程教育不受地域、时间、空间限制,但在师生交流、面对面互动等方面还存在缺陷,远程教育的不断创新和改进还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远程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创新远程教育管理模式、理念,规范教学,营造自主学习的机会,构建终身学习教育,远程教育将会更加普遍和推广。 作者:黄晓东 单位:扬州市职业大学讲师 教师继续教育论文:化学教师继续教育论文 1医学院校化学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必要性 1.1医学院校化学学科特点对化学教师提出了新要求医学 院校的化学相关课程,往往作为医学基础课在第一学期开始开设,学生刚刚步入医学殿堂,对于医学知识兴趣很高,但是却不能正确认识化学对于医学的重要性,只是对临床专业课充满了兴趣与期待,另外由于化学学科需要记忆的内容多,知识点比较零散,课程枯燥,所需理论不能马上转化为实际应用,实用性不强,只是为了应付考试,缺乏学习的兴趣,主动性较差,从而导致了化学相关课程的教学效果不佳,学生厌学。归咎其原因,就在于教师,教师要改革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1]。这些关键就在于化学教师要具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在讲授化学理论时,能够引入医学知识,深入细致的阐明医学与化学的内在联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主动接受。目前,医学院校的化学教师多毕业于各师范院校化学专业,在医学院校教学工作中,面临两个最突出的问题:一是更新知识途径狭窄,医学院校化学教材更新换代周期一般较长,教师周而复始地讲授同一本教材,外出进修、学习机会又少,结果造成知识结构的萎缩、陈旧,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高[2]。二是医学知识匮乏,由于化学教师从未接受过系统的医学教育,所以在讲授化学与医学的联系时显得力不从心,一些生动的医学例子,自己不理解,只得被迫割舍。 1.2现代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对化学教师提出了新要求伴随 着现代多媒体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现代医学教育模式已发生了转变。课堂教学已由单一的板书、挂图、模型,转变为了图片、影像、动画、声音、模型为一体的综合教学模式,充分激活学生的感官,教学内容更直观、更形象[3]。尤其是随着电脑虚拟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投入少、教学效果明显的虚拟实验室、仿真实验操作软件。这就要求化学教师必须掌握一定的计算机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才能驾驭新的课堂教学模式。目前,从事化学相关课程教学的教师,计算机水平普遍不高,缺乏必要的计算机系统培训,仅仅只能满足简单的操作,较为熟练的掌握Office办公软件,但是对于制作课件的Author-ware、Director、Flash、Dreamweaver、Photoshop等多媒体应用软件知识极其欠缺,尤其是对美国剑桥公司出版的世界最优秀的化学桌面软件ChemOfficeUltra化学辅助系统知之甚少,导致了制作课件水平较低,往往只是板书或教材的搬家,没有体现出多种媒体的综合应用,教学课件缺乏趣味性和互动性[4]。 2医学院校化学教师进行继续医学教育的措施 对于医学院校的化学教师而言,应该结合所授课程的专业特点,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加强理论基础,提高业务素养。 2.1通过自学努力提高化学教师的医学素养 医学院校不同专业的化学课程主要有《医学化学》、《基础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这些课程基本上都是化学本科专业的主干课程,对于一名合格的化学教师而言,这些课程的化学功底都比较扎实,但是在讲授过程中却无法与书中渗透的医学知识紧密联系起来,因此这就要求化学教师首先应在吃透所授教材的基础上,选择性的查阅医学相关书籍,特别是《生理学》、《生物化学》,学习掌握医学知识,做到言必有据。这样才能保证在讲授的过程中,阐述医学知识,分析化学反应在生命体内的转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5-6]。另外,为了提高自己的计算机水平,可以查阅一些计算机书籍,系统的学习掌握一些基本的Office办公软件、化学专业软件和多媒体课件制作软件的操作。 2.2通过听课系统的学习医学知识 化学教师除了听同科老师的课,取长补短,改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以外,重点是系统、全面地听医学课程。这并不是要求化学教师跟班听所有的医学课程,可以先选择有代表性的和自己讲授内容直接相关的学科,譬如《生物化学》等,每学期可以坚持跟班听取一门,以后可以听取其他学科,积少成多,逐步消化,提高自己的医学知识水平。另外,也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中,自己所授课程有关的精品课程资源,或其他学校教师的授课视频,借鉴别人的经验,取长补短,充实自己的教学内容。 2.3通过继续深造努力提高知识涵养 化学相对于其他医学学科而言,知识更新速度较慢,但是化学教师不应该满足于现状,可以通过参加各类学历教育、短期培训或者外出交流学习的机会,充实自己的知识,拓展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学历[7]。只有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才能不断从自身的需求出发,时时学习,处处学习,通过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涵养,创新自己的教学,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2.4通过实践不断反思提高教学水平 化学教师应该边自学边实践,理论联系实际。这里的实践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给医学专业教师说课,重点说化学教材中所涉及医学的内容,找问题,查漏补缺,严格杜绝讲错医学知识。二是边用边学,使用一系列辅助教学软件,制作高水平、高质量的多媒体课件[8]。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与反思,才能促进自己教学水平的提高,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改进教学效果。 3结束语 医学院校的化学教师,只有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坚持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进行知识更新、补充、拓展和提高,不断进行继续教育,才能推进化学课程体系改革,完善授课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进教学效果,为后续医学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张悦 黄瑞萍 单位:张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师继续教育论文:教师信息技术继续教育论文 1教师继续教育中信息技术所包含的意义 教师通过接受信息技术的教学来提高其获取、处理与创新信息的能力,让广大人民教师能够更好地为教学贡献力量而打下良好的基础,教师在继续教育课程中能够学会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信息工具来辅助教学,真正让信息技术的先进理念渗透到教师课堂教育中去,让教师能够运用信息技术综合处理各项对教学活动有用的教学资源,提高对课程的理解能力、对教学的创新能力,树立正确的信息观念与意识。在教师继续教育中,信息技术的另一种角色就是为教学提供工具与资源,其所取得的意义与效果都为教师所认可,把信息技术运用于教师继续教育改革中,能够有效实现教师继续教育工作与信息技术的相互融合,将培训内容、教学方式等不受时空的限制呈现于受训教师面前,为接受培训的教学提供一个优良的学习信息化技术的环境。并且还能通过广播、电视、CD光盘、计算机或网络等多媒体技术,对现有的有线广播、卫星电视等进行开发利用,借助CERNET(中国教育科研网)积极建设与开发现代远程教育的网络,打造计算机培训网与卫星广播相融合的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将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技术的优势发挥出来,提高信息技术的培训质量,扩大受训规模,为开展全员培训创造良好的条件,进而明显地提高教师继续教育的效率与质量。 2教师继续教育中信息技术的主要作用 2.1提高教师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与信息处理素质 通过学习与运用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信息技术,教师能够进一步提高其信息能力与信息意识,除此之外,在如今这个“学到老活到老”的社会中,信息技术早已成为了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备条件,一个人如果想拥有可持续发展的学习能力,就要与时俱进学会如何运用信息技术。所以,教师要不断地吸取新的知识,学习信息技术,为终身学习而提供能力保障与技术支持,为以后提高工作效率、培养可持续发展能力奠定基础。 2.2帮助教师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学知识 现代教育理念包含了丰富的学习理论与现代教育理论,反映了现实且合理的现代教育理念,例如,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构建主义学习理论、优化教学理念、发现教学理念,终身发展观、全面发展观,创新教育观、素质教育观等等。通过学习与使用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技术,接受继续教育的教师能够主动接受新的教育理念,虽然说对传统的观念产生一定的冲击,但是却不受陈旧的教育理论所束缚,能树立持续、全面、健康的教育观念,获取学生正确的教育教学规律与学习成长规律,这样才能为以后的教育教学打下良好的理论与思想认识基础。 2.3培养教师的创新能力、探究能力与教育科研能力 在培训学习的过程中,通过模拟与学习各种现代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新型学习方式,例如,协作式学习、研究性学习等等,能够培养教师用于创新、勇于探索的精神,久而久之,教师的创新能力、探究能力、合作能力与教育科研能力也会有所提高。而这些能力都是能够让教师的专业有所成长,让教师从“教学”的角色转变为“专家型教师”或“研究性教师”。 2.4提高教师运用信息技术的服务教学能力 教师继续教育的各项培训课程当中,通过培训者的讲解、示范,接受继续教育的教师的相互讨论、练习,并对各种新型的现代信息技术教学进行实际操作,熟悉新型的学习策略、教学方式与教学模式,能够让教师深入掌握与了解在目前教育教学中现代信息技术的各种运用要点及其方式,进而提高运用信息技术服务的教学能力。信息技术能够全面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与信息素质,为教师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璀璨的舞台。在教师的继续教育中,应该要加强对信息技术的学习,合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师继续教育的规模、效益与质量,为社会培养更多更加优秀的教师,完善我们的教育系统。 3结语 总而言之,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与快速发展,为教师的职业发展与终身学习带来了便利,为了开展教师的高质量、大规模、高效益的全员培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教师继续教育应该紧抓这一机遇,一马当先地推动信息化进程的发展,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为今后更好地服务于教育事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者:邓震江 教师继续教育论文:高职体育教师继续教育论文 一、北京市高职院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现状分析 在对检索文献的研究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出教师继续教育在我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对高职院校体育教师后续的继续教育问题,很少有文章涉及,职业院校教师的继续教育是随着近年来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大力提倡和发展,才越来越越受到重视,逐渐进入到相关专家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中的。通过对现有的有关“职业院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检索中我们发现这个标题检索下的文献非常少,而检索“高职院校继续教育”和“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文献研究较多。因此在分别对这两类文献进行研究、比对和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 (一)在高等职业院校教师继续教育的研究中,普遍都认识到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但是它又有自身的特点。职业院校“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使教师继续教育的目标、内容等方面与普通高校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职业院校如何因地制宜的结合自身的办学理念、职业特色,针对教师实际情况和需求来进行继续教育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在目前职业教育的发展中,体育仍然是薄弱环节,针对体育这一特定专业教师继续教育的研究非常少,多数研究都是将职业院校的所有教师作为对象笼统、概括地进行粗线条的分析探讨。 (三)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研究更多的来源于普通高校,且多数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指导性的研究,对于职业院校体育教师难以做到有的放矢。目前针对高职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研究非常少。(四)体育作为基础课程,其在学校内的弱势地位使教师的继续教育非常不受重视,多是为完成任务、应付差事或者是走过场而进行的,既跟不上高等院校体育教师的发展步伐,又徘徊在职业院校“专业优先”的主阵地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体育教师自身的发展,成为个人和职业院校体育教育发展的瓶颈。 二、北京市高职院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发展对策研究 (一)创建合适的体育教师继续教育课程体系。 体育教师继续教育课程体系作为一个开放的、不断变化的系统工程,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而逐渐自臻完善。一方面,在满足社会高等教育发展需求的同时,也要兼顾个体教师的需求,要按照专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求开展培训,针对高职院校体育教师的特殊性建立符合职业院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课程内容体系。首先,将加强师德修养,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作为课程内容体系的先导。其次,把学历补偿教育和科研能力提高作为重点。第三,以拓展专业理论知识为基础,不断丰富与充实常见运动项目的技战术知识、竞赛规则、裁判法则与赛会组织编排等方面的知识,让教师把握体育学科发展的新观点、新动向和新方法。第四,将教学能力的提高作为继续教育的优秀内容。第五,确立运动训练竞赛和课外锻炼指导为继续教育的两个要点。第六,将跨学科知识作为继续教育体系的补充内容。结合社会学科、自然学科知识,进行加强心理学、职业教育学、信息技术、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的培训,使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高等职业教育有明确清醒的认识。 (二)建立合理的评价与反馈系统。 评价与反馈在现代教育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课程设置的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是否在实施的过程中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通过过程中或过程后的评价与反馈可以得到及时的了解,根据这些评价与反馈反过来又完善课程的制定与实施,从而达成目标,推动教师继续教育的良性持续发展。 (三)齐抓共管,夯实保障体系。 要行之有效的保障体育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学校领导不仅要从思想上重视体育教师的发展,而且要付诸切实有效的行动,比如讲体育教师的培训与培养列入到学校的人才培养序列,或者根据学校和学生的发展需要,定期或不定期的对体育老师进行培训,确保体育教师适应时展的潮流,了解社会发展的需要,具备最新的教学知识和教学理念。同时学校也要尽可能满足体育教师的所取所需,解决体育教师的后顾之忧。同时体育教研室积极配合学校制定体育教师继续教育制度,建立健全体育教师进修档案,对体育教师实行轮训制、奖惩制和淘汰制等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体育老师工作倦怠、懒散的习惯,督促体育教师不断学习。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健康有效发展,不能只依靠体育教师的重视,更需要学校各部门领导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发展。 作者:黎林飞 李帅 兰淑平 单位: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教师继续教育论文:教师继续教育与特殊教育论文 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克拉玛依市、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哈密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石河子市共13个地州市的15所特殊教育学校的专任教师为调查对象,合计发放问卷354份,回收354份,回收率100.0%;剔除未作答题目占1/4以上的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320份,有效率90.4%。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为:男74人(23.1%)、女246人(76.9%);汉族223(69.7%),少数民族97(30.3%);任教学段在学前、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的人数分别为22(6.9%)、181(56.6%)、84(26.2%)、33(10.3%)。2.2研究工具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使用自编调查问卷对新疆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进行了调查。问卷题型有单选题、多选题和填空题,问卷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教师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教师学历教育情况,第三部分是教师非学历教育情况。其中,第一部分共有10个项目,主要包括:性别、民族、年龄、教龄、特教教龄、单位性质、单位所在地区、编制、职称和所教年级;第二部分共有6个项目,主要包括:初始学历级别、专业、毕业院校类别,当前学历级别、专业、毕业院校类别;第三部分共有7个项目,主要包括:培训级别、次数、内容、效果、问题、影响与需求。问卷调查以学校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由接受过培训的主试主持实施。为了保证作答的真实性,采用无记名答卷方式,并当场收回问卷。使用自编访谈问卷对新疆15所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进行了深入访谈,共有60余名特教教师参加了访谈,内容包括特教教师继续教育的途径、内容、次数、级别、成效、影响因素及培训需求等。访谈所得信息依据问卷结构进行归类,在后续分析问卷结果时参考访谈内容进行一些补充说明。 2研究结果 2.1特殊教育教师的年龄、教龄和特教教龄现状 经统计分析,发现在四个年龄段中,人数最多、比例最大是30岁及以下的特殊教育教师,人数达到124人,占本次调查有效样本的38.8%。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教师比例呈不断下降的态势(见表1)。对教龄和特教教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教龄、特教教龄在5年以下的特殊教育教师人数最多、比例最大,分别有100人和150人,占本次调查有效样本总数的31.3%和48.4%,教龄、特教教龄在11-20年以下的教师人数及比例次之。特教教龄在6-10年、11-20年、≥21年段的教师比例均低于教龄在这三个段的教师比例,但特教教龄在5年以下的教师比例却远远高于教龄在5年以下的教师,两者的差异达到17.1个百分点(见表2)。新疆特殊教育教师年龄、教龄和特教教龄的现状表明新疆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偏向年轻化,有相当比例的特教教师是从普通学校转岗而来,这既显示出教师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也昭示着教师继续教育任务的艰巨性。 2.2特殊教育教师的学历教育 经统计分析,发现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的初始学历以高中及中专为主,这一学历的教师有129人,占本次调查有效样本总数的40.3%;因高学历教师人数较少,在统计分析时将硕士学位教师与本科学历教师合并为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这部分教师仅有82人,占有效样本总数的25.63%,其中硕士学位的教师无一人。为检验初始学历教师与当前学历教师人数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我们进行了两个相关样本的非参数检验(McNemar变化显著性检验),结果发现Z=-12.367,P<0.001,这说明教师们都在积极参加学历进修,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为检验每种学历教育的人数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我们进一步分别对两种学历中的人数进行了检验。通过对初始学历的人数分布进行卡方检验(χ2(2)=10.43,P<0.01),发现三种学历结构的人数分布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高中、中专与大专学历教师人数显著高于本科学历教师。对当前学历的教师人数分布进行卡方检验(χ2(2)=201.08,P<0.001),结果发现三种学历教师人数也存在显著差异,本科及以上人数要显著高于大专、高中、中专学历人数,具体表现为: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的学历变成了以本科学历为主,这一学历的教师有218人,占有效样本的68.1%,和初始学历时的本科学历教师比例(25.63%)相比提高了近43个百分点;专科学历的教师比例(86人,26.88%)和初始学历时的专科学历教师比例(109人,34.06%)相比下降了7个百分点,高中及中专学历教师比例(15人,4.69%)和初始学历时的高中及中专学历教师比例(40.3%)相比下降了近36个百分点,硕士学位教师有1名,实现了零的突破(见表3)。本研究样本中,获得学历提升的特殊教育教师共有187人,占有效样本总数的58.44%,超过了一半。对不同学历特殊教育教师获得学历提升的情况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高中及中专学历层次的教师获得学历提升的人数最多、比例最高,有114人,达到84.4%;大专层次的教师获得学历提升的人数和比例次之,有73人,达到67.0%,本科层次的教师获得学历提升的比例为零(见表4)。通过对初始学历与教师接受学历提升进行相关分析(r=0.602,P<0.001),结果发现初始学历与教师接受学历提升呈显著正相关,即学历越低越接受学历提升教育。在专业类型上,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的初始学历专业同当前学历专业存在着显著差异。初始学历专业为普通教育类、特殊教育类和非师范类的特殊教育教师比例分别为58.6%(188人)、20.1%(64人)、21.2%(68人),其中教师人数最集中的前五位专业分别是特殊教育(53人,16.7%)、中文(36人,11.2%)、学前教育(21人,6.5%)、信息技术(18人,5.5%)和医学(16人,5.0%)。在接受学历教育、取得当前学历后,教师的专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当前学历专业为普通教育类、特殊教育类和非师范类专业的教师比例变为77.2%(247人)、7.1%(23人)和15.6%(50人),教师人数在前五位的专业变成了中文(94人,29.5%)、特殊教育(24人,7.6%)、小学教育(16人,5.0%)、数学(14人,4.4%)和医学(14人,4.4%),普通教育类学历专业(尤其是中文专业)的教师比例大幅提高,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比例下降了9个百分点。 2.3特殊教育教师的非学历教育 表5数据显示,本研究样本中,绝大多数的教师(271人,84.69%)都接受过特殊教育专业非学历教育,其中,接受过1-2次教育的教师人数最多,有167人,占有效样本总数的52.19%,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特殊教育专业非学历教育的教师还有49人,占有效样本总数的15.31%。特殊教育教龄也与教师的非学历教育次数呈显著正相关(r=0.285,P<0.001),教龄越长接受的非学历教育的次数越多。我们具体分析发现:特教教龄在5年及以下的教师未接受过特殊教育专业非学历教育的比例最高,占这部分教师的五分之一,接受非学历教育的次数也以1-2次为主(93人,占这部分教师的60%);特教教龄在6年及以上的教师接受3-5及5次以上特殊教育专业非学历教育的机会要更多一些(见表5)。经统计分析,发现本研究样本中,接受过自治区级非学历教育的教师比例最高(55.3%),接受过部级非学历教育的教师比例次之(20.3%),接受过校级、市级非学历教育的教师比例都比较低,分别为13.8%、10.6%(见表6)。对非学历教育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教师(229人次,占被调查有效样本的71.6%)接受的是特殊教育基本理论教育,接受特殊教育专业技能教育的教师有130人次,占被调查有效样本的40.6%。本研究有效样本中,认为自己在非学历教育中收获很多的教师比例最高(205人,64.0%),有24.7%的特教教师认为非学历教育效果一般,有10%的教师感觉所接受非学历教育对自己帮助有限或不明显,还有1.3%的教师反映所接受非学历教育对自己没有帮助(见表7)。对非学历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被特教教师排在前四位的问题是:“培训内容与自己的实际教学工作结合不紧密”(192人次,60.0%)、“教育方法偏重于单向灌输、忽视学员的感受和体验”(135人次,42.19%)、“培训次数太少”(124人次,38.75%)和“培训计划一刀切”(81人次,25.31%)(见图1)。还有少量教师认为“培训次数太多(11人次,0.03%)对专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制约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依次为:“缺乏专业指导”(222人次,69.4%)、“缺乏经费保障”(166人次,51.9%)、“没有充足的时间”(125人次,39.1%)、“缺乏良好的环境”(102人次,31.9%)、“其它”(10人次,3.1%)。在未来的非学历教育中,特殊教育教师最迫切希望学习的前五项内容分别为:特殊儿童心理辅导(197人次,61.6%)、康复知识技能(188人次,58.8%)、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与经验(153人次,47.8%)、现代教育技术(120人次,37.5%)、学习学生管理的理论与经验(118人次,36.88%),特殊教育前沿理论(112人次,35.0%)、国外特殊教育形势与动态(85人次,26.6%)和特教研究方法(67人次,20.9%)排在第六、七、八位(见图2)。 3讨论 3.1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总体成效的分析 从调查结果来看,通过学历教育,新疆特殊教育教师队伍的总体资格水平得到大幅提高,先天不足状况有了较大改善。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的学历已由当初的以高中和中师为主(40.31%)转变为目前的以本科为主(68.13%),这一比例和北京市本科学历特殊教育教师比例(73.1%)[9]相比虽然还低5个百分点,但和全国本科学历特殊教育教师比例(58.4%)[10]相比却已高出近十个百分点。从专业化水平来看,通过非学历教育,新疆特殊教育教师队伍的特殊教育专业素质得到了较大提升。新疆特殊教育教师队伍整体而言虽然比较年轻,而且有大量教师是从普通学校转岗过来,但84.69%的教师都接受过特殊教育非学历教育,该比例已基本接近全国接受过特殊教育非学历教育的教师比例(90%)[11]。从非学历教育的级别来看,新疆特殊教育教师所接受的非学历教育层次比较高,主要是部级和自治区级培训。其中:接受过部级培训的教师占到20.3%,超过五分之一,接受自治区级培训的教师占到55.3%,超过一半,这两部分教师加起来比例达到75.6%,该比例远超过全国接受过省级和部级培训的特殊教育教师比例(15.2%)[12]。新疆特殊教育教师非学历教育级别比较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新疆充分利用了国家和地方教师继续教育的大平台,尤其是“国培计划”对中西部地区的重点支持政策和对紧缺薄弱学科的倾斜政策[13],二是新疆自治区出台并实施特殊教育教师培养培训专项规划,搭建起了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的专有平台[14]。这表明,国家及新疆自治区政府“自上而下”的高位推动促进了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应该说,国家和地方政府切实担负起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的统筹、指导和实施责任,对于推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具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政治价值。 3.2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奋进背后的省思 从研究结果来看,不同学历教师获得学历提升的情况有很大差异,显示出初始学历低的教师比初始学历高的教师学历提升比例大的趋势,其中初始学历为本科的教师学历提升的比例低到零,致使新疆硕士学位特殊教育教师只有1人,比例仅为0.3%,该比例远低于全国硕士及以上学历特殊教育教师比例(5.0%)[15]。新疆本科学历特殊教育教师的高比例与硕士学位以上特殊教育教师的低比例之间的悬殊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新疆特殊教育教师学历教育奋进的成效,可能更多地源于教师资格达标硬性要求下教师出于对“外炼”的职业资格功利的考虑,但教师“内修品格”的意识却并未被唤醒与激活[16],这显示出学历补偿时代后,教师继续教育激励机制缺乏状态下,新疆特殊教育面临教师发展和完善自我的专业自主发展困境。从学历教育的专业来看,新疆特殊教育教师存在着专业发展的迷思。新疆特殊教育教师中,初始学历专业为特殊教育的教师比例本来就比较低,只有16.7%,该比例几乎是全国初始学历专业为特殊教育的教师比例(31.9%)的一半,在经过学历提升后,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矛盾更加严峻,当前学历专业为特殊教育的教师比例降到了7.6%,此比例几乎是全国当前学历专业为特殊教育的教师比例(21.8%)[17]的三分之一。特殊儿童问题与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特殊教育是一个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领域,特殊教育学校通过引进非师范类及普通教育专业教师来缓和特殊教育事业发展与师资短缺的矛盾本也是无可奈何之举,教师在学历进修中选择普通教育专业以弥补职前培养无法涉及的某些缺憾和空白点,也在情理之中,但新疆特殊教育教师当前学历专业为特殊教育的比例低至7.6%,这不得不让人产生一种迷思,即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性体现在哪里?特殊教育教师又该如何实现自身的专业发展?探究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产生迷思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新疆特殊教育基础薄弱,特殊教育管理理念与实践存在普教化倾向[18];二是我国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和资格证书制度迟迟未出台,无法规范特殊教育教师教育,引领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19]。从非学历教育的次数来看,虽然绝大多数教师都接受过非学历教育,但还有15.31%的教师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非学历教育,同时,接受过非学历教育的教师所接受的培训次数也偏少,超过一半(52.19%)的教师都只培训了1-2次,接受过5次以上培训的教师比例很小,只有10.94%,该比例远低于全国接受过5次以上特殊教育专业培训的教师比例(46%)[20]。新疆特殊教育教师非学历教育次数偏少与地(州、市)和特殊教育学校在教师继续教育中的主体地位缺失有关,参加过校级和市级培训的教师加起来才仅有24.4%。国家及自治区级政府在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中是应发挥主导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及自治区级政府应该并能够包办一切,期望国家和自治区解决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的所有问题,都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美好愿景,却并不切合实际。因为特殊教育教师在教学中会面临大量的经常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可能依靠一两次的集中培训解决完,需要即时指导。同时,特殊儿童自身的复杂性也使“每个学校和课堂都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有关的教师最能够诊断出来,……也只有当有关的教师参与了整个过程,并一致同意问题的诊断和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正有效的变革才能成为可能”[21]。此外,忽略地(州、市)及特殊教育学校自己本身的主体作用,也会削弱国家和自治区级培训的效益。在实地调查和访谈中就发现,部分地州市级政府由于缺乏对特殊教育的责任意识,没有将教师培训与学校建设统筹安排部署,致使多所学校错失了自治区级培训机会。还有部分学校在派出参训教师时带有随意性和盲目性,不按要求选派教师,使有些教师过度培训,而有些教师又一直没有机会参加培训。因此,校本培训和市级培训的主体地位不应也不可偏废。 3.3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质量和效益的反思 质量和效益是继续教育的生命线,是继续教育研究领域最令人关注的问题。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尽管绝大多数的老师对非学历教育的总体效果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认为收获很大的教师比例达到64%,但我们也应看到,还有36%的教师对非学历教育的效果持中立甚至是消极的态度,此外,有69.5%的教师依然认为目前自身专业发展的最大困难是缺乏专业指导。新疆特殊教育教师非学历教育的级别相对于全国而言比较高,但即便如此,依然会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老师对非学历教育的效果不甚满意,还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老师依然感觉当前缺乏专业指导。这说明特殊教育教师非学历教育的质量和效益还存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这种落差的产生可能与以下两个方面因素有关。一是粗放式教育模式削弱了教育的针对性。从调查结果来看,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的培训需求具有较大差异,这和田寅生等人对江苏省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继续教育的需求调查结果基本一致[22]。特殊教育教师需求的多元化是源于教师作为培训对象本身所带有的变量(背景变量、发展变量和环境变量)[23]的多样化。新疆开展特殊教育非学历教育时,采取的是全国特殊教育教师非学历教育的通用模式,即综合性、不分类的方式[24],无法顾及对象变量不同所带来的需求差异,从最初的不分专业的“大一统”特殊教育培训到后来的分专业培训,都属于粗放式培训,在一个培训班中,有来自不同学科、不同学段、不同职业发展水平和不同民族的教师。教师之间存在太大的异质性,但大家却把解决差异的希望都寄托于培训本身,这就让培训承载着不能承受之重的社会期待,其最终结果必然是部分教师认为培训计划一刀切、缺乏针对性,培训效果不佳。二是“知与行”的分离削弱了教育的实践性。从调查结果来看,在非学历教育内容中,特殊教育基础理论居于主体,占了71.6%,实践技能占了40.6%。但在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的需求中,特殊教育理论类内容却被教师们排在了后几位(“特殊教育前沿理论”和“国外特殊教育形势与动态”分别排在第六和第七位),排在前五位的“学习特殊儿童心理辅导”“康复知识技能”“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与经验”“学生管理的理论与经验”和“现代教育技术”基本上都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实践知识和技能。从培训中存在的问题来看,有60.0%教师认为培训“结合教学不紧密”,有42.19%教师认为理论培训者“单向灌输、忽视学员的感受和体验。这表明,在新疆特殊教育教师非学历教育中,继续教育供给和需求存在着不相适应性,培训者与参训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目标期待与路径选择,培训者似乎看到了未来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最终目标,但参训者则希望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研究结果也显示出特殊教育理论在教师教育实践行为中处于一种无力与日趋祛魅的尴尬境地,参训者对于培训者的“话语霸权”和自身的“失语”非常不满,对争取“话语权”充满了渴望。在特殊教育教师非学历培训需求中,特殊教育理论走弱现象的产生与它和教育实践之间的较量、博弈密切相关,在这场博弈中,特殊教育理论的失利,看似与哈贝马斯所论述的“工具理性”[25]的追求并无二致,但却也是源于教育实践者面对特殊儿童问题越来越复杂时无力、焦虑、困惑、挫折与挣扎的迫切诉求,同时也源自于教育实践者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对特殊教育工作效率的执着追求。因此,再次追问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脱离“这一多年煮不烂的老问题”[26],探寻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鸿沟的路径,促进“知与行”的有效结合,便成为当今特殊教育培训者不能不面对、不能不思考并且不能不去探索的现实问题。 4建议 4.1优化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制度环境 OECD认为,教师职业的持续更新是提高教师工作效率,促成教育改革的关键[27]。而和根据社会变迁呼吁教师积极参与继续教育的道德感召方式相比,政策因素能够更加持久和稳定地影响教师的继续教育选择[28]。因此,要使继续教育从理念呼吁层面转向行动、实践层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国家的高度来规范和管理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从公共政策层面不断优化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制度环境,保障和激励特殊教育教师有效地进行继续教育。当然,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政策不应是一个独立的政策,它应该配以内在一致的、综合的、持续的特殊教育教师政策。因此,要使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有效运行,就应着力设计系统化的特殊教育教师政策,如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资格证书制度、津贴制度等,这种制度要关注“职业要求”,但更重要的是进行“生命关怀”,要体现出“人们对特教教师作为一种职业、一个从业者,在社会及职业系统中的价值定位与认同。即,特教教师的社会地位及外在的资源占有、报酬分配及精神上的自我体验等是相辅相成的”[29]。 4.2搭建促进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成长的学校平台 虽然制度的激励应成为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的根本激励,但由于制度建设涉及到教育体系的根基,这就使得制度建设本身变得异常复杂。制度的复杂性决定了要形成普遍适用的促进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制度,还需要很长时间[30]。在普遍适用的制度基础还比较缺乏的情况下,特殊教育学校内部微观环境就成为宏观政策的良好替代。因此,学校能否搭建一个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平台,就成为影响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关键因素。而这种平台能否搭建起来,又取决于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对教学和行政的领导力,即能否在学校内部建立完善的学习制度,用科学的、人本化的评价和奖惩分明的组织管理把学校创建成“学习型组织”,使教师感受到专业发展的适度压力和动力,从而把继续教育作为自身工作与生活的诉求。在校本研修越来越成为普遍诉求的情况下,提高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对教学和行政的领导力便成为提升教师继续教育效果的前提。 4.3构建基于教师需求和学习导向的参与式学习方式 培训只有与参训老师关注的问题和学习需求结合起来才能取得实际效果,这已成为一种共识。因此,我们应当认真反思当前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宏大叙事”倾向,仔细考虑特殊教育教师继续学习的目的、教师学习的特点,然后从教师需要出发,构建需要和学习导向的参与式学习模式,从而使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逐步由粗放走向精制、由原生走向优化,由单向灌输走向平等对话。“一切师资培训都是理论和实践、激情和成就之间的对话”[31]。但要实现教育理论主体与教育实践主体的有效对话,则需要双方的双重自觉,即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实践领域的特殊教育教师,都必须重构自身的生存方式,学会相互走近、彼此倾听,形成“视阈融合”、“交叠共识”,然后才能在教育实践的边缘进行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之间的理论交接,在教育理论边沿领域展开实践探究。 作者:张玉红 宿淑华 单位:新疆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和特殊教育学院 教师继续教育论文: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论文 1影响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效果的因素 其一,现行教育体制的问题,教育资源分布严重失衡。年轻优质的师资和教学硬件资源集中分布在重点学校和城镇,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导致家长学生掀起了择校的狂潮,本来就稀少的优质生源流失殆尽,领导、教师们失去信心,心灰意冷;再加上若干年来没有补充年轻教师,没有生机活力,留守农村中小学的教师老龄化十分严重,因而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所以参与继续教育的动力和热情不够。 其二,培训内容设置空泛,针对性不强[3]。在第一轮教师继续教育中,从国家到省市,所确定的内容基本上是纯理论性的,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大多是一些高深的教育理论,基层中小学教师听后觉得云雾难辨,高深莫测,很难理解,缺乏学习的兴趣,导致基层中小学教师反感和不满。第二轮继续教育的内容又采取了急功近利的做法,纯理论的东西确实少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仅仅围绕上课等技能来设置培训,培训内容又过分“窄化”,上几节作秀课,专家点评了事。表面上看,满足了教师的当前急需,但却存在理论与实践结合过少、侧重于短期实践技术的问题。这样的教学内容不能与当前中小学实际情况相结合,教师们认为收效不大,因此就没有了学习的动力,学习积极性不高。 其三,继续教育效果的评价机制不够完善,管理缺乏刚性。一般人身上都有不自觉性和惰性,更何况教学任务重,工资待遇低,很多教师不愿意牺牲休息时间去专心学习、认真研究。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评价机制和刚性的管理措施,继续教育的效果是难以得到保证的。比如业务考试、普通话等级、计算机等级等培训和考试存在旷课、缺课、请人代考、开后门等情况;网络继续教育培训,教师们打开电脑中的学习视频后,或去上课、或批改作业、或聊天,甚至还有人玩游戏,时间到了就点击一下,有的还请别人点击,课后的作业、论文也是胡乱摘抄剪贴完成,有的干脆请别人完成,应付了事,目的只要能拿到培训证和学分,根本没看,更不用说专心学习、潜心研究了。其四,教育主管部门的认识和安排上的问题。教育主管部门的一些领导对继续教育的认识不足,只是把组织继续教育当作政绩工程或者形象工程,监管不到位,培训机构的一些领导、教师也只是为完成任务,监督检查不到位,工作马马虎虎,应付了事。另外,继续教育时间安排不尽合理。在组织教师进行继续教育培训时,有些教育主管部门没有充分考虑教师的实际情况,培训时间多安排在假期或周末,教师们周一至周五工作都非常繁重,家里的事情主要集中在周末和假期处理,同时也想利用假期好好休息休息,放松一下。如果占用节假日,教师们首先心里就反感,不情愿,所以节假日的培训也是敷衍应付。尽管假期时间较充足,可是继续教育的时间往往是1~2周就结束了,这么短的时间内让教师学习几门课程,其效果是可想而知了。 2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效果的措施 第一,教育主管部门应强化中小学教师的思想教育,注重提高教师的思想素质,努力提升教师对继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建立健全继续教育的法律法规。我国在这方面高度重视,从1993起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教师法》指出,教师有“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训”的权利和“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业务水平”的义务;《教师法》第四章还专门就教师的培养和培训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教育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职务、聘任制度,通过考核、奖励、培养和培训,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可这两部法律还很不够,这两部法律只是初步改变了我国教师继续教育无法可依的状况,实际操作性并不强。它没有明确规定继续教育经费的来源、培训机构的资质、如何考核、培训证的认定办法、如何追究责任等等。为了使教师培训具有自觉性、长期性、强制性、严肃性和实效性,必须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完善继续教育的法制体系。让继续教育做到真正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让继续教育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第二,逐步改变现行的教育体制,合理分配优质师资和优质生源,有计划地从师范类学院招聘真正优秀的毕业生充实到农村中小学,以提升领导、教师的信心。 第三,教育主管部门应转变工作方式,树立为教师服务的意识,树立“为了教师,为了一切教师,一切为了教师”的服务意识,把赚取政绩的形象工程变成切实为教师服务的惠民工程。必须调整培训方式。“学以致用”“学了管用”是继续教育的生命力所在,在教学实践中有用才是教师们需要的。从培训中学的东西如果真正是教师需要的、实用的,且在教学中确实能提高教育教学效果,教师们肯定会越学越有劲,人人都会积极投身到学习中来。自然而然就会掀起继续教育的热潮。教育主管部门应开展常态化的送课下乡活动,针对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多、潜能生多、问题多等,组织专家、学者、名师等定期送课下乡,现场指导,现场解决问题,现场和教师交流探讨。每个学校每学期至少送课下乡1次。这种方式才是教师们所喜闻乐见的。教育行政部门应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确实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建立健全教师继续教育网,集中全国最优秀的教育教学资源,为教师提供一个学习知识、获取信息的广阔平台,为农村教师提供充足的实用的教育教学资源,让广大农村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模仿、研究,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从而促进农村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的转变。 第四,改变教师绩效教育的评价机制,实行刚性管理。应打破单一考核与评价方法,建立多元的评价模式,建立比较完备的教师继续教育的师资资格认定制度,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完整的评价体系。培训机构应多与参培教师所在学校联系,充分利用学校行政管理机制,对教师的继续教育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和评价,建立健全教师的培训档案。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培训机构和学校行政人员三位一体,形成合力,齐抓共管,坚决杜绝开后门、蒙混过关的现象。除了作业、考试、论文外,应重视在职教师的实际教学工作过程性评价,以及实际教学中的运用情况,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应及时检查教学后记、学习心得、教学反思、教学总结及期末的教育教学效果等。在教师继续教育的师资水平、教育教学实践的能力和资格证书的认定等方面严格把关。此外,建立继续教育培训奖励和处罚机制,继续教育效果与评优评先晋级及绩效考核挂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达到促进农村教育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的转变,确保继续教育的效果。 作者:李学军 单位:水口山中学 教师继续教育论文:女教师继续教育论文 一、高校女教师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 继续教育的内容既包括专业知识的学习,也包括除了专业知识之外的心理、人际关系等知识和的掌握,在高校教师的继续教育中,存在着一些普遍性的问题: (一)继续教育的内容单一,过分注重提高学历、获取学位的专业知识的继续教育内容教师对能够取得学位、学历的专业知识的继续教育比较热衷,但是对思想道德、人文素质、职业心理素质提高的继续教育内容,往往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特别是女教师,由于家庭负担较重,时间紧张,让她们抽出时间接受这类教育则是能推就推。而现实是女教师普遍存在知识面偏窄、职业心理素质不如男性的问题,这不仅影响其自身职业生涯的发展,也影响学生的发展。 (二)继续教育形式设计存在不足,缺乏能够适应女教师特点的继续教育形式现有高校教师的继续教育,主要通过参加脱产、半脱产的学历补偿教育、岗前培训等形式,这都需要有大量的时间支撑才能完成。由于女教师特别是青年女教师的特殊性,让她们抽出大量时间去参加继续教育,对她们来说确实有实际困难,即使有这样的机会,她们宁可牺牲自己也乐意将机会留给自己的丈夫,自己承担起服侍老人照顾孩子的重担。所以,如何创新继续教育形式,使之更适合高校女教师的特点是一个重要问题。 (三)学校对女教师继续教育问题重视不足,支持不够,是阻碍女教师继续教育的一个因素学校对女教师继续教育支持不够,女教师进修机会少、科研课题少,机会不平等,这些不公平的人力资源政策是女教师在继续教育方面的一大障碍。中国教育统计年鉴表明:2006年担任基础课教学的女教师占总数的32.27%,而男性的同一比例为25.76%,高校女教师岗位主要是担任基础课和公共课教学。由于基础课和公共课注重教学而非科研,但在职称评定时,主要考虑的是科研而非教学。2007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中男教师和女教师的比例分别为75.68%和24.32%:女性参加研究生课程进修的比例为4.63%,而同比例男教师为5.58%。以上数据说明,我国高校绩效评估和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未全面考虑女性工作成果,培训机会存在不公平。由此可见,高校人力资源政策对于女教师是不公平的。 二、提高高校女教师继续教育水平的对策 本文主要探讨学历教育、专业知识进修之外,针对高校女教师应该进行什么样的继续教育内容,使其职业生涯能够顺利发展。为了使高校女教师更好的克服职业生涯中的障碍,对她们的继续教育内容,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一)在高校女教师继续教育内容上,开展丰富多样的继续教育1.针对高校女教师职业心理素质培养的继续教育高校女教师在其职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职业发展障碍,又称职业生涯阻隔,国外学者围绕职业生涯阻隔做了大量的研究。认为职业生涯阻隔因素主要由内在和外在阻隔两类构成,动机、自我概念、工作家庭、角色冲突等为内在阻隔,主要来源于高校女教师的内心,是她们的心理素质决定的;收入、歧视、角色期待、工作环境等为外在阻隔,主要来源于外部。这些是她们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有时阻碍其发展的障碍,就内在阻隔来讲,继续教育的任务就是要让她们认识到这些阻隔的存在以及如何克服它们。有研究者通过对上海市21所高校教师的调查发现,女教授中6.9%的人有中度或重度抑郁,21.33%的人有中度或重度焦虑,失眠比例提高,其中40岁以下女教师失眠症超过70%,衰老提前出现,心理甚惑疲劳。高校女教师比男教师具有较高的忧虑性和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由此可见,高校女教师的身心健康状态不容乐观。高校女教师要成功地扮演好其职业角色,出色地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应具备下述职业心理素质:职业智能素质、心理健康素质、社会心理素质、职业角色意识、性别角色心理素质等职业心理素质。心理健康素质直接影响到智能的发挥,影响到高校女教师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幸福,进而影响到其事业的成功与失败。因此,高校要针对这些心理素质,对女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和训练,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心理干预,使她们提高职业心理素质,从而更好地克服心理障碍,有效提升工作效率。2.针对高校女教师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的继续教育由于受女性心理、生理因素及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大部分女教师能认真按时完成学校分配的教学任务,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女教师教书育人成就大于科研成就。部分女教师习惯于传统、固定的工作模式和思维方式,相对保守,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有待提高。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女教师对工作成就的期望值普遍较低。中加合作的“高等教育中妇女的参与”课题组,对分布于各地的几所高校的男、女教师和某高校180位女教师与214位男教师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反映出在每个年龄段上,男教师对工作的期望值均高于女教师,与之相对应,其学术成就、职称亦高于女教师。通过对变量的分析,课题组认为高校女教师对工作的较低期待是影响她们参与高等教育的最大因素。因此,作为女教师所在单位的高校,要重视这一女教师普遍存在的问题,结合本校女教师的实际情况,通过讲座等形式,聘请一些女性的成功人士,让她们以自己的奋斗经历,教育和激励女教师转变传统观念,积极参与社会竞争,敢于应对各种挑战,树立合理的职业理想,自觉成为一个具有强烈现代化意识的坚强职业女性。把坚韧的精神意志和乐观向上的思想融入教学、科研和家庭中,追踪科技与发展前沿,扩充知识容量,不断调整、更新原有的知识结构,增强综合能力素质。使她们认识到,现代人应该接受终身教育的理念,把学习当作“终身大事”,通过不断学习,完善专业知识体系,提高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3.针对高校女教师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的继续教育高校女教师与一般女性相比,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较差。关系网络是阻碍高校女教师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学者曾经调查了《财富》1000强公司的首席行政官,47%女性说她们被排除在非正式人际关系网活动之外,这是升迁的一个障碍。高校女教师社会交往圈较窄,使其获取的信息流减少,抑制了其学术信息的获取,不利于女性科研工作的开展。受传统性别角色定位的影响,自我意识的封闭、狭隘限制了女性的视野,对外界消息的敏感性和接纳率不高,不能将自己放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审视、评价、反省、调整和改变自己,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高校女教师良好的自我科研学术定位和创造科研学术新成果的可能性,制约了女教师个人潜能的发挥,导致高校女教师职业发展不如男教师。所以,建立广泛、融洽的人际网络也是当代高校女教师的必修课。高校应该提供这样的继续教育,是她们掌握一些与人沟通和交流的技巧,增加女教师与外界的沟通与联系。这对女教师的职业发展非常有益。 (二)改进单一的继续教育形式,设计能够适应女教师特点的继续教育形式针对女教师特别是青年女教师的特殊性,对高校女教师继续教育的应该采取多元化的形式。比如参加培训班、研修班或者进修班的形式;到教学、科研、生产单位进行相关的继续教育实践活动;参加学术会议、学术讲座展示;特别是接受远程网络继续教育,可以利用的空余教师时间,灵活掌握。这样,女教师可以选择采取脱产与不脱产、短期培训与长期培训相结合的方式;扩大继续教育的时空限制,尝试采用面授与远程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三)学校提高对女教师继续教育问题重视程度,大力支持女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女教师进修机会少且与男教师机会不均等的现象,不仅影响女教师自身素质和教学、科研水平的提升,同时必然影响学校整体教育、教学和科研水平。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应关注男女教师继续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为她们多提供国内外进修学习机会,特别是针对职称低、教龄短的青年女讲师、女助教的学习、进修与提高。针对女教师承担了大量的基础课和公共课的现实,学校在制定政策时,应该多向女教师倾斜,例如加大基础课和公共课的工作量系数,使女教师有更多时间参加各类形式的继续教育学习。同时,学校可以制定专门的、切实可行的针对女教师继续教育的奖励措施,形成一整套完备的继续教育奖励机制,确保高校女教师继续教育质量。综上所述,为了满足和达到国家对高校教师继续教育的要求与目标,针对高校女教师的特点,继续教育的内容应该加强对高校女教师职业心理素质、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人际关系处理以及女性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继续教育,继续教育的形式应该灵活多样,作为女教师的单位,学校应提高对女教师继续教育问题重视程度,制定支持女教师参加继续教育政策措施。 作者:郭萍刘树艺祖静单位:北京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教师继续教育论文:生物教师继续教育论文 一、中学生物教师继续教育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新的教育理念的学习中学生物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首先需要在教育理念上不断更新,由教师中心的知识传授向学生中心的自主建构,从学习结果的知识记忆到学习能力的不断提高,从教师的单一评价向学生主体的多元评价,这些都需要新的教育思想的碰撞。因此,教育理念是继续教育最基本也是最基础的学习内容。 (二)关于新的教育手段和教学技能的学习21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中学生物课堂也在不断融入新的技术手段开展教学,由多媒体技术向电子白板技术的发展,由电子白板向交互式电子白板的发展。目前许多新课改的学校已经建立起遍布全校的网络资源,每个教室、每个小组配有电脑,借助网络资源和网络交流来提高生物教学的效率,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新的技术手段的更新带动着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改变,这就要求作为新时代的生物教师要掌握并灵活运用这些新的教学手段。 (三)关于教育科研知识的学习科研和教学是密切相关的,教学是科研开展的最重要的一手资料,科研解决的是生物教学中的基本问题。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学生物教师不只是开展教学工作,而且要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探讨中学生物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教学技能。但是,由于一线教师的优秀工作是教学,很多教师在毕业后基本脱离科研,对于当前科研的基本热点问题,科研开展的程序性知识以及科研成果的展示方式,都不够了解,因此教育科研知识成为中学生物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有效开展中学生物教师继续教育的有效策略 (一)开展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的培训方式中学生物继续教育的理论传递是用来指导实践的,是与中学生物教学相互促进的,因此生物教学理念和生物教学实践相脱节显然是无效的。中学生物的一线教师有着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这是一线教师的已有知识水平,继续教育一定要在此基础上开展培训。具体来说,继续教育的培训包括三个相互渗透的环节:第一,通过事先采集或课堂自主发言的方式,由一线教师陈述自己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结合培训主题选择典型的教学案例。培训教师采用案例教学法,运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分析具体的案例,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渗透教育理念、教学方式,并提出指导一线教师改进教学的实践技能;第二,一线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实践这些教育理念、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开展观摩课程,开展小组互评,对观摩课程取得的成果和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进行交流和互动;第三,选取典型的案例,通过视频播放,对教师的实践进行分析,分析在这次实践中教师出现的理论理解误差,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出现的不当行为等。这样相互渗透的三个环节,就促进了理论和实践的相互联系,在理论的基础上开展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对理论的认识,促进继续教育的有效开展。 (二)针对中学生物的特点选择不同特点的培训教师中学生物教师继续教育目的是提高中学生物教师的理论素养,促进中学生物教学的改革。因此,担任继续教师的培训教师不仅要有专业的理论知识,还要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但是由于中国教育体制的原因,基本上很难找到既有显著科研成果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教学实践经验的教师。结合这样的现状,我们只有采用吸收不同特点的培训教师的手段。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三部分人,第一是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拥有丰富的学科前沿知识,在生物教学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专家学者;第二是在中学担任教师但对生物教学的现状及发展相当了解和颇有研究的教科研人员;第三是教学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又有较高理论修养的中学高级教师或特级教师、学者型教师。这三类培训教师形成互补性资源,一方面可以促进对生物教学更深层次的分析,另一方面能结合中学生物的实际情况,提出更具实践性的教育建议。 作者:于伟单位:甘肃省酒泉中学 教师继续教育论文: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论文 一、现状调查及分析 (一)关于课程概念的认识调查发现,在教师方面,有15%的教师知道且能准确说出课程的概念,44.2%的教师知道且基本说出教师的概念,25.6%的教师知道但错误说出课程的概念,17.2%的教师不知道课程的概念。教师对课程概念的认识与教龄有一定的关系。随着教龄的增长,教师“能够准确说出”课程概念的比例增长。总体上,“能够准确说出”课程概念的教师所占比例还较小,“错误说出”和“不知道”课程概念的还占一定的比例。此外,在管理者方面,有23.5%的管理者“知道且能准确说出”课程的概念,34.1%的管理者“知道且基本说出”课程的概念,24.7%的教师“知道但错误说出”课程的概念,17.7%的管理者“不知道”课程的概念。整体上,能够准确认识课程概念的管理者所占比例还较小;对课程概念的认识与工龄有一定的关系,随着工龄的增长,管理者能“够准确说出”或“基本说出”课程概念的比例增长,而“错误说出”或“不知道”的比例在减少。 (二)课程与课程资源的区别调查发现,在教师只方面,有12.2%的教师能说出课程与课程资源的区别,有65.6%的教师认为课程与课程资源有区别,但不能说出具体区别,有22.2%的教师认为课程与课程资源没有区别。此外,调查还发现,随着教师教龄的增长,能够说出课程与课程资源区别的教师比例在增长,而不能说出或认为没有区别的教师比例在下降,但总体来看,能够认清两者区别的教师仍占少部分;在管理者方面,只有29.4%的管理者能说出课程与课程资源的区别,有60%的管理者认为课程与课程资源有区别,但不能说出具体区别,有10.6%的管理者认为课程与课程资源没有区别,就是一个概念。此外,随着管理者工龄的增长,能够说出课程与课程资源区别的人数比例在增长,而不能说出或认为没有区别的人数比例在下降,但总体来看,能够认清两者区别的教师比例很低。 (三)课程的结构调查发现,从层次上看,在德育类模块方面,教育部推荐的课程占总数的40%,其他的占60%。在开设的课程中,有1门课程(占20%)是重复开设,2门课程是由专家推荐;在现代教育理论与方法模块方面,教育学共开设32门,教育部推荐课程为23门,占教育学开设总数的71%,另外,有7门课程(占21%)属于专家推荐,培训机构推荐的课程有2门(占6%);在人文与科技知识模块方面,已开设的14门课程中主要是通识课程,有5门为教育部推荐的课程(占36%),有4门为专家推荐(占29%),另外5门没有标识其来源(占35%);在学科教学模块方面,大部分为部级课程,省级和县级课程较少。从类型上看,其一,“人文与科技知识”模块大多是人文课程,科技知识的课程尚未被纳入。其二,在“现代教育理论与方法”模块方面,开设的科目所占比例严重失衡。其三,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与跨学科课程相隔离。调查发现,每门科目所开设的具体课程,大多是针对中学的物理所开设,没有与化学、生物、地理这些课程联系的综合课程,更无跨学科课程。 (四)课程的理论性与实用性调查发现,课程建设呈“学科化”特征。活动性课程和实践性课程重视不够,理论课与实践课比例失衡,教师对继续教育课程的期望与现实状况不一致。在调查对象中,多种期望的教师占较大比例,单方面期望的所占比例较小。在多方面期望中,25.6%的教师期望增强教学能力和解决教育实际问题,17.2%的教师期望获得教育的新观念、方法和知识,其他多方面的仅占6.1%;在单方面期望中,12.8%的教师期望解决教育实际问题,10%的教师期望获得教学能力,7.8%的教师期望获得专业知识、5%的教师期望获得科研能力、5%的教师是单位要求和4.4%的教师是职称要求。此外,调查还发现,有5%的教师认为所接受培训的课程实用性非常强,能够很好指导教学实践,有45%的教师认为实用性一般,指导教学实践并不明显,有37.8%的教师认为没有用,不能指导教学实践。可见,教师对现行课程的实用性满意度较低,与他们期望的不一致,这也直接反映了教师继续教育课程设置的合理性还有待加强。 (五)课程资源的形式与信息化程度调查发现,“师德”和“班主任”这两个课程模块,课程资源100%来自文本资源;“现代教育理论与方法”模块,教育学课程资源100%来自文本资源,心理学课程资源86%来自文本资源,14%来自多媒体资源;“现代教育技术与应用”模块,课程资源83%来自文本资源,17%是多媒体资源;“人文与科技知识”模块,86%课程来自文本资源,14%来自多媒体资源;“学科教学”模块,语文、数学、英语课程的83%来自文本资源,17%来自多媒体资源。科学的文本资源和多媒体资源均为50%。 (六)课程的管理在对课程开发与指导方面,调查发现,81.2%管理人员认为管理机构没有请过专家对课程开发进行指导,只是根据国家、省里推荐或指定的课程安排。在课程的选择性方面,管理或培训机构决定选修课程的选择,而受训教师只能被动接受选修课程,教师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课程落不到实处。所以在这种选课制度中,教师的选课还是具有比较大的盲目性。调查发现,53.9%的教师认为自主选择培训课程非常有必要,36.1%的教师认为有必要,无所谓和没必要的比例分别为7.2%和2.8%。在课程实施过程的监控方面,调查发现,教师培训或管理机构所做的主要就是静态的课程开设时间、任课专家和教师、受训教师的选择与落实,而对于动态的课程实施过程缺少有效的监控手段。管理人员在回答课程实施过程中有没有对课程进行监控这一问题时,有79%的管理者说在正式上课之前,会对课程内容选择、课程大纲和教案撰写等做出较为统一的规定,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和结束后,也以问卷或访谈的形式了解教师对课程的满意度。但很少人会提及对授课教师的方案与实际授课状况和质量是否一致性做出监督和检查。 (七)课程的考核及评价机制调查发现,在85位管理人员中,有29.4%的人回答建立了课程评价制度,有42.4%的人说不清楚或不知道,有28.2%的人回答没有指定的评价制度。目前,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课程评价仍然重点强调课程考试的成绩,对于过程诸如专业知识的更新、教学技能的增长、团结协作精神的培养和思想素质的进步等较为忽视。这种单一的课程评价方式严重影响着教师继续教育方向和质量。调查发现,课程评价绝大多数还停留在期末卷面考核、作业考核和考勤考核,而学习过程评价、学生自我评价和小组评价等形式缺乏。在调查中发现,有85.9%的管理者认为采用“期末卷面考核+出勤+作业考核”作为最终的评价形式,有14.1%的管理者未做出清晰回答。“期末卷面考核+出勤+作业考核”评价形式与受训教师的回答大体一致。 二、主要结论及建议 (一)完善六大课程模块六大课程模块包括师德修养培训课程、学科教学课程、现代教育理论与方法、现代教育技术、班主任工作和人文与科技知识。师德修养培训课程模块应强化教师职业所必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教师职业所必需的心理素质及心理调适能力;学科教学课程模块应帮助教师不断更新和掌握先进的学科教学理念,补充新的学科知识,提升学科教学问题的解决研究能力;现代教育理论与方法模块应帮助教师吸收最新的教育研究成果,更新教育教学观念,了解和掌握新的基本教育教学方法,提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能力;现代教育技术模块应帮助教师了解和掌握基本的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增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教育教学的意识和能力;班主任工作模块主要帮助教师了解和掌握班主任工作规范,深入学习和研究班主任工作的规律和特点,提升问题分析和解决的能力;人文与科技知识模块既要帮助教师扩充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增强人文精神,也要帮助教师扩充自然科学与技术知识,增强科学精神,掌握必要的科学方法。 (二)开发多样化的课程资源一是重视素材性课程资源建设。要注意条件性课程资源与素材性课程资源之间的动态平衡,重视素材性课程资源建设,把素材性课程资源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来做。素材性的课程资源应包括:用于完善中小学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课程资源,因科学技术变革使教师知识与技能更新的课程资源,用于提高教师教学能力的课程资源,以及有利于提高教师教研能力的课程资源等。二是加强网络和媒体课程资源建设。一方面,要明确目的教育网络和媒体课程资源建设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相接轨,关注现代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的最新成就;另一方面,要具有针对性,即要针对受教育教师的实际需求:课程资源的组织形式要针对受教育教师的学习特点,课程资源的学习方式要针对教师岗位实际特点,此外,网络与媒体课程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要满足教师的需求。 (三)实行规范、科学的课程管理一是明确国家、省和县三级在管理中各自的职责和任务,下放课程管理权限。省级和县一级应制订适合本地的课程计划,组织和审议学校课程实施方案,指导学校实施国家和地方课程,为学校课程实施与开发提供服务。要依据国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上级培训机构的指导性意见和教师的需求、建议,由专家、一线教师、行政管理机构人员共同协作制定中期课程规划和年度培训课程计划。课程规划应针对实施的全部课程,涉及课程开发、实施和评价的全过程。二是注重课程开发环节。既要给予任课教师充分的准备时间,对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策略等有明确的认识和充足的准备,也要在选用教育部、省级推荐教材的同时,加强与师范院校、兄弟教师继续教育机构和中小学的资料交流,有针对性地编写一些有特色的教材、讲义、自学资料和乡土教材,以确保教师继续教育丰富的课程资源。 (四)实施多元化的课程评价机制一是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课程的考核评价必须考虑中小学教师学习和心理的特点,根据继续教育活动的实际需要,可以采用不同维度的方式方法并注重实践性[4]。例如,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分别采取不同的评价方法,还可以按照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作用和目的,采取不同的评价方式。二是采用多主体的评价。课程评价的主体应是以教师继续教育机构、任课教师、教育科研人员、受教育者(受培训教师)以及社会相关人员等为主体,通过多主体对课程实施条件、课程实施过程和课程实施结果的评价,使多种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实现教师继续教育课程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作者:杨超徐凤单位:云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研究院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院办 教师继续教育论文: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论文 1转向实践的教师继续教育的涵义 转向实践的教师继续教育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即立足于教学实践、贯穿于教学实践、服务于教学实践。立足于教学实践是教师继续教育的出发点,贯穿于教学实践是教师继续教育的手段,服务于教学实践是教师继续教育的目的和归宿。立足于教学实践,指所有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都要从学校实际出发,培训机构和培训者对学校教学的实际要有全面准确客观的把握,继续教育培训者要与中小学一线教师一起深入课堂,针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制定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计划,确定继续教育的内容与形式。贯穿于教学实践,是指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的进行离不开教学实践,教师继续教育的进行要和教学活动的开展融为一体。这样,继续教育培训者与中小学教师可以一起深入教学现场,共同分析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商讨解决的办法,在这样的氛围下,培训者和被培训者成为一个共同体,他们各自的专业发展可以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下得到快速提升。如此,就对继续教育培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继续教育培训者要善于学习、与时俱进,掌握丰富扎实的理论知识,在教师反思、研究教学实践过程中,给他们提供有关的理论材料和操作框架。另一方面,则要求继续教育培训者全面把握教学实践,能够真正指导、帮助中小学教师创新教学实践。服务于教学实践,指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要把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改进教学实践放在第一位,继续教育的培训与问题研究要善于从特殊到一般,在培训中接受的理论学习要通过教学实践来检验,以便有助于教学实践的改革与创新。也就是说,转向教学实践的教师继续教育不单要指向解决学校存在的实际教学问题,更主要的是要更新教师的教学理念,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培养他们对教学实践的反思研究能力。 2转向实践的教师继续教育的应对策略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我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与学校教学实际,借鉴当今国外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有益探索,笔者认为转向实践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应采取“案例教学与教育行动研究相结合”的模式。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所谓的案例教学,是一种开放式、互动式的新型教学方式,教学中既可以通过分析、比较,研究各种各样的成功和失败的实践经验,从中抽象出某些一般性的结论或原理,也可以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或者他人的思考来拓宽自己的视野,从而丰富自己的知识。使他们“身临其境”般地直面教学实践,成为沟通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案例教学的具体方法是多样的,其中最常采用的是讨论法。“在教学过程中,案例以一定的形式被展现,是作为被剖析的对象,教师(此处指培训者)和学员共同直接参与对案例的分析、讨论、评价、寻找对策等工作”。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案例教学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一方面,案例教学将抽象枯燥的理论知识的传授融入教学案例中,使学员在分析研讨教学案例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就获取了蕴涵在案例中的教学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剖析教学案例的过程对于促进学员反思教学实践精神,并掌握反思的方法与技能,提高解决实际教学问题的能力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教育行动研究是在实际教育情景中,由实践者和研究者共同合作,针对实践问题提出改进计划,通过在实践中实施、验证、修正而得到研究结果的一种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行动研究的理念被引入到继续教育领域。教育行动研究有不同的类型,其中研究者与实践者共同进行研究是教育行动研究的较高层次。教育行动研究蕴涵着两个基本的教育理念。 (1)融学习于实践中。 教育行动研究认为教师的专业发展离不开实践性知识的获得与对教学实践的反思批判精神。教师的整个教育行动研究过程是不断通过教师的实践、反思、调整,直到使教育教学活动有新的改进的过程。因此,教育行动研究是一个开放的循环的过程,是一个从不会间断的过程。 (2)实践者成长为研究者。 教育活动的实践性和教育对象的丰富性决定着教师教学工作的复杂性、不确定性、独特性和价值冲突性,而这些复杂的、不确定的、独特的和价值冲突的情景存在于任何已经产生的理论和技术之外,教学与反思的特质决定了教师作为研究者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教师的反思过程与教育研究就更进一步地保持了方法上的一致性。教学过程本身就是研究过程,反思实践本身就更有研究的韵味。教师能够对自身的教育教学行为进行系统化反思,就已经具备了研究者的基本素质,这个教师就已经从单纯的教学实践者转变为教学的研究者了。 3结语 基于对案例教学法与教育行动研究的分析,笔者认为,案例教学法与教育行动研究有着共同的实践理念,两者都强调理论研究者与教学实践者的紧密结合,都重视教师在教育理论指导下反思、研究教学实践,不断获得实践性知识,从而改进教学实践。因此,在教师继续教育中,二者的有机结合必然为造就反思研究型教师和教师的继续教育开拓新的思路。 作者:张学敏单位:安阳市第六十二中学 教师继续教育论文:中学物理教师继续教育论文 【摘要】素质教育对中学物理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提升中学物理教师素质的重要一环是加强其继续教育。文章以贵阳市城乡教师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贵阳市城乡教师的继续教育需求,在统计分析他们的继续教育需求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城乡教师;继续教育;需求差异;贵州省 素质教育对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要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职业道德素质,不断优化知识能力结构和提升教育教学科研能力。为适应时展的需要,中学物理教师必须按照素质教育要求,不断充实、完善、提高自己。这也是从管用一生的传统学校教育向贯穿一生的现代社会化教育转变的需要以及终身教育思想的体现。而提升中学物理教师素质的关键一环在于加强其继续教育。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以贵阳市城乡物理教师为调查对象,对贵州省城乡中学物理教师的继续教育需求进行比较研究。 一调查对象的选择及问卷分析 本研究选择了贵阳市辖区内的省、市、县、乡、村级约400所中学的物理教师(包括重点中学及普通中学的物理教师)作为调查总体,向其中20所中学的物理教师发放了580份调查问卷。共收回问卷580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567份,有效率97.8%。在城乡教师的界定方面,将所在地为省城、地市、县的教师划分为城市教师,学校所在地为乡镇、村的教师划分为乡村教师。问卷统计显示:调查对象中青年(20~29岁)、中年(30~39岁)、壮年(40~49岁)、老年(50~60岁)教师的人数分别为135人、243人、143人和46人;男、女比例约为1.81∶1;拥有研究生、本科、大专、高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教师人数分别为2人、131人、384人、50人、0人。此次问卷调查中共涉及5个与中学物理教师继续教育有关的问题,分别是:教师所在学校的有关信息,教师对继续教育的认知,中学物理教师继续教育的办学形式与管理,中学物理教师继续教育课程设置及教育内容教法,对继续教育的评估。 二对贵阳市城乡中学物理教师继续教育需求的问卷数据分析 1.教师对继续教育的认知 问卷数据显示,贵阳市不同区域的中学物理教师对继续教育的认知普遍比较清楚,但城乡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在对继续教育能够更新物理知识、扩大物理视野的认识上,城乡教师的比例分别为79.6%和81.3%,城市物理教师中有79.6%的人认为继续教育能提高教育教学能力,乡村物理教师持这种观点的人占76.7%。另外,在城乡物理教师中,认为继续教育能够提高教育理论水平的人分别占70.1%和66.5%,认为能够提高教育科研能力的分别占66.5%和54.0%,而认为继续教育能够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师德水平的城乡物理教师所占的比例都是比较低的,分别占45.5%和40.5%。可见,乡村中学物理教师中有更多的人认为继续教育能够更新物理知识、扩大知识视野和提高教育科研能力,而在城市教育发达区域的中学物理教师则对于继续教育能够提高自身的教育科研能力、自身素质与教学质量有更为明确的认知。在问卷调查中我们还了解到,城乡中学物理教师对于参加继续教育对教师的主要影响的认知也是有差异的。如在对继续教育能够使自己的教育观念有所更新的认知方面,乡村中学物理教师要略高于城市教师(乡村教师占83.5%,城市教师占80.2%);在对继续教育促使知识和能力结构产生变化的认知上,城市教师高出乡村教师4.5%(其中乡村教师占73.3%,城市教师占77.8%);对继续教育使人格得到完善的认知上,城市教师比乡村教师高出8.3%(其中乡村教师占13.3%,城市教师占21.6%);在对继续教育可以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认知上,乡村教师高于城市教师(乡村教师占59%,城市教师占47.3%);对继续教育能够提高工资水平的认知上,乡村教师高出城市教师6.8%(其中城市教师占14.4%,乡村教师占21.2%)。城乡物理教师这种对于升职和增加工资的要求的差异反映出他们在生活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城市教师的生活水平要高于乡村教师。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继续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方面,城乡物理教师也存在差异。城市教师认为工作任务重、继续教育没时间的占67.7%,乡村教师持这种观点的占57.5%;认为学习地点太远、交通不便的城市教师占10.8%,乡村教师占12.0%;认为继续教育的激励机制不完善的城市教师占7.2%,乡村教师占5.5%。这些数据说明:城市教师继续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工作任务重,没时间去接受继续教育;乡村教师在继续教育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离继续教育地点远、交通不便。 2.继续教育课程设置及教育内容 城乡物理教师目前在继续教育教学方面存在的主要困难是现代化的交流手段、设备还不够充实,教育观念陈旧,知识老化等。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城市教师的信息交流要略胜于乡村教师(其中,城市教师占54.5%,乡村教师占51.2%);乡村教师比城市教师更缺乏对新教学方法的了解和运用(其中,城市教师占53.9%,乡村教师占47.2%);乡村教师比城市教师更需要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如城市教师中34.1%的人认为继续教育中现代化的教学设施较少,而乡村教师持这种看法的人占48%;乡村教师比城市教师更加需要新颖的教育观念,如城市教师认为继续教育观念陈旧的占30.5%、乡村教师占35.2%;乡村教师比城市教师更加需要学习计算机知识和技能,如城市教师只有24%的人缺乏计算机知识,而乡村教师此类知识不足的人占到了30.5%;城市教师更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如城市教师认为自己知识老化的占25.7%,乡村教师占20.5%。这些数据说明,乡村的现代化教学设施落后于城市,而城市教师更渴望不断更新、优化自己的知识面和知识结构。在城乡物理教师中,有70.1%的城市教师最需要通过继续教育学习教育教学理论的新进展,持有这种观点的乡村教师只占61.5%;乡村教师比城市教师更需要现代化教学手段的理论(62.7%〔城市〕、58.1%〔乡村〕);乡村教师也较城市教师更需要教学信息搜集与处理的理论(40.3%〔城市〕、37.7%〔乡村〕);城市教师较乡村教师更需要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理论(44.9%〔城市〕、40.7%〔乡村〕);乡村教师较城市教师更需要学生学习成绩评估理论(38.3%〔城市〕、29.3%〔乡村〕)和有关制定教学目标的理论(30%〔城市〕、23.4%〔乡村〕)。调查数据显示,城乡物理教师在继续教育中想学习的课程有: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乡村教师所占的比例比城市教师高3.6个百分点(53.9%〔城市〕、57.5%〔乡村〕);社会科学类知识理论,城市教师比乡村教师高4.3个百分点(44.3%〔城市〕、40%〔乡村〕);职业技术类,乡村教师比城市教师高16.9个百分点(23.4%〔城市〕、40.3%〔乡村〕)。可见,城乡物理教师在对于学习内容的需求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3.继续教育的评估标准城乡物理教师较普遍能够接受的继续教育质量评估标准为:教师整体素质有明显提高(71.5%〔城市〕、67.7%〔乡村〕);教师的教育观念明显更新(58.7%〔城市〕、66.5%〔乡村〕);教师知识有所拓宽(53.9%〔乡村〕、51%〔城市〕);学校整体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43.1%〔乡村〕、40.3%〔城市〕);受训教师所教学生的成绩有所提高(22%〔乡村〕、14.4%〔城市〕)。这些调查数据说明,乡村物理教师比城市物理教师更加渴望通过继续教育来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 三对贵州中学物理教师继续教育的几点建议 1.进一步提高城乡中学物理教师对继续教育的认知水平。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许多城乡物理教师认为继续教育是晋升专业技术职务必不可少的环节。持这种看法的乡村教师所占的比例高于城市教师,分别为59%、47.3%。通过继续教育提高专业技术职务后,工资水平也会随之提高,在这方面乡村教师所占的比例高于城市教师,其比例分别为21.2%和14.4%。这些数据在真实地反映出城乡物理教师真实想法的同时,也给教育行政部门及政府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提高城乡物理教师尤其是乡村物理教师的工资待遇。这是激发城乡特别是乡村物理教师主动性和热情的关键之举。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积极参加继续教育培训,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2.对继续教育的相关建议。对于贵州城乡物理教师对继续教育的需求差异,可以通过灵活多样的继续教育办学形式,因时、因地制宜,有区别地加以处理解决。第一,对城乡物理教师分级、分地区进行继续教育。针对城乡物理教师对继续教育的需求差异,可以以城市和乡村为分班标准来开设城市班和乡村班,并分别安排与之相适应、能够满足各自需求的课程。第二,在充分处理好工学矛盾的前提下,采用自学与面授相结合的短训方式。其中,以自学为主,分段集中面授为辅。这种短训每学期最好安排在寒暑假期间,时间一般为一周左右(5~7天),最多不能超过两周(15天)。另外,可以利用城市教师离继续教育地点较近之便在双休日进行培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考虑组织为期1个月至半学期的物理教师脱产研修班。第三,为减轻乡村中学物理教师的经济负担及克服其交通不便等困难,在县(市)级设立继续教育培训点,以送教上门等形式在双休日开设短训班,组织授课教师到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授课。第四,继续教育形式可电教化、多样化。如采用专题讲座、专题研讨等形式,或通过考察研究、教学观摩等方式,也可利用引导教师操作实验,进行案例教学、合作教学或自学辅导等形式开展继续教育。在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中应充分运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合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重大作用。所以,对于继续教育投入不足的区域,有关部门应加大对其教育投资,改善其继续教学设施。3.对继续教育课程和内容的相关建议。针对贵州城乡物理教师在继续教育内容和课程设置方面的需求差异,本文建议:在充分考虑学以致用、讲究实效的前提下按需施教。具体而言,对于城乡教师都非常需要的课程,可以开设必修课。如开设解题教学方法研究课,加强对中学物理教师在解题教学观念和方法上的培训,使其尽快摆脱“题海战”,并引导学生撤出“题海战场”。有区别地安排选修课。如给乡村教师班专门安排开设学生学习成绩评估理论类的选修课程。对于选修课可采用“菜单式”的方式将课程提前发放到教师手中,供有需求的教师自由选课。在教学内容上,要充分体现“针对性、新颖性、实效性和深刻性”,以提高城乡物理教师教育教学质量为服务目的。这就要求继续教育培训部门要不断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加强资料信息中心的建设,确保为乡村物理教师提供丰富、新颖而实用的教学科研资料,不断开设出深受广大城乡物理教师欢迎的好课程。同时,还应按需聘请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承担继续教育的教学任务,以满足城乡物理教师对于继续教育相关知识的渴望和需求。 四结语 本研究以贵州省贵阳市城乡中学物理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贵阳市城乡物理教师的继续教育需求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贵州省城乡中学物理教师的继续教育需求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这对于我们研究贵州省乡村中学物理教师的继续教育需求,有区别地加强其继续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切入点。本文在此基础上对贵州省城乡中学物理教师的继续教育提出了仅供参考的几点建议,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对于此类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为“贵州乡村教学名师队伍建设机制研究”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些事实依据。 作者:金耀辉 单位:贵州省教育厅贵州教师教育学校 教师继续教育论文: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论文 摘要:体育是小学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经常说“要从娃娃抓起”,的确无论是文化课的教学还是学生的身体素质培养,都应该从小学抓起。但是当前小学体育教师无论是从专业素养还是自身教学素质上都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探讨一下为什么体育教师需要继续教育以及继续教育的策略,希望能够对各位教师有所帮助。 关键词: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策略 一、小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必要性 (一)教师的综合素质不高。现阶段虽然很多体育教师的专业技能很好,他们的动作很标准、体育能力也很强,但是他们的其他能力(例如组织能力、管理能力、表达能力)却很弱。很多体育类专业毕业的学生在学习期间一般只注重身体素质的练习,其他方面的能力培养却遭到忽视。虽然教师自身的体育素质非常好,但是却不懂得如何吸引学生兴趣,如何管理学生,导致教学效率非常低,从这一方面来讲,有必要对教师进行继续教育。(二)教学改革之后,需要对体育教师进行继续教育。新课程标准实施以来,不仅仅是体育,各学科的教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当前很多体育教师并没有接受过新课程理念的培训,他们的一些思想、观念依旧停留在填鸭式教学的阶段,面临这种情况,迫切需要对体育教师进行继续教育。(三)对体育教师进行继续教育是提升整体师资水平的需要。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教学中也越来越要求教师具备更高的水平和能力,而当前小学体育教师队伍中有的教师文化水平、教学能力都相对较低,甚至有的学校音体美这三科是一个教师来教学的,教学的质量很差,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一定要加强对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提升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 二、如何对体育教师进行继续教育 (一)学校定期开展培训,对体育教师进行继续教育。当前小学体育教师对新课程理念理解得并不深刻,针对这个情况,学校可以定期组织“体育教师继续教育”主题类型的会议,对体育教师进行培训,及时传授一些新课程的理念。新课程标准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以学生为教学的主体,倡导学生对体育知识进行自主探究,而现阶段很多体育教师依旧采取的是“填鸭式”教学方式,因此学校可以经常开展一些专题讲座来对体育教师进行再教育,对他们渗透最新的教学理念,让他们学习并按照标准来开展教学,这对于体育教师提升自身教学水平有着重要的帮助作用。(二)丰富继续教育的形式。对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一定要采取丰富的形式,对于学生而言,如果不能吸引学生的兴趣,教学效率肯定会很低,对教师的继续教育也是如此,如果只是对教师进行一些理论知识灌输的话,那么他们接受起来肯定也会有难度。因此对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形式一定要丰富,首先可以带领他们去一些体育教学比较先进的学校去参观,感受那些教师的教学方式是怎样的,让他们通过亲身实践的形式来完善自身;其次,可以采取多媒体播放的形式来对教师进行继续教育,借助多媒体播放一些最新的教育理念以及一些体育教师先进的教学方式,这种形式不需要任何成本就可以对教师进行培训;再次,有条件的学校也可以选取一部分教师并为他们报名继续教育的课程,从而提升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三)在教师的教学过程中渗透继续教育。要想真正意义上提升小学体育教学的质量,首先就要关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可以在教师的教学过程中加强继续教育。举例而言:培训相关人员跟随教师的课堂教学,找出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例如,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及学生的感受、不注重吸引学生的兴趣、课堂氛围比较沉闷、教师对学生说话比较粗鲁等等),针对教师的这些问题进行针对性教育,让教师切实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从而不断完善自身并提升教学的质量。 三、为什么要关注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 很多教育工作者认为体育教师纯粹就是教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只要把一些运动的要领告知学生并让学生身体得到锻炼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投入人力、财力来对体育教师进行继续教育。其实不然,体育也是小学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有效开展也需要学生的配合,需要教师具备很高的素质,然而当前许多体育教师的文化素养、道德素养、创新精神都没有达标,如果不能及时对体育工作者进行继续教育的话,那么教学的效率就很难提升,学生的身体锻炼也不一定是在自愿的情况下开展的,教学的效果也会不尽如人意。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无论是在教学形式还是教学理念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体育作为小学的重要教学内容之一,它承担着锻炼学生身体素质的重要责任,体育教师素质的提升也显得尤其重要,今天我们就对体育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原因以及教育的措施做了一下探讨,希望能够对各位教师有所帮助。 作者:王辰 单位:鞍山市高新区实验学校 教师继续教育论文:高职教师继续教育论文 摘要:本文围绕高职院校任课老师的继续教育问题,就有效的提升方式进行了探讨,认为把握行业技术前沿、掌握理论发展趋势及加强国际交流是有效提升高职教师职业技能、完善知识结构体系及扩张教育理念视野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高职;企业顶岗实习;教师 1前言 继续教育是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为更新、补充、拓展和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及技能。改革开放以后,高职教师培训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以教材教法过关为主的非学历阶段、学历补偿阶段、非学历教育和学历教育结合的继续教育阶段。目前我国多数地区高职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已经进入非学历教育和学历教育相结合的阶段,并逐渐以非学历教育为重点[1,2]。针对目前高职院校教师继续教育工作所处的阶段及侧重点,采取体验式及委托式的教学模式接触行业技术前沿及理论发展趋势,并加强国际交流,是向高职教师传递前沿知识、更新教育观念以及强化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2体验行业技术前沿 高职院校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一线技术人才。然而行业技术革新的发展往往快于职教课程的设置,这就要求职教老师对行业技术热点有一定程度的包围,方可在教授课本知识之余,还能使得学生能对行业的发展有一定的适应性。而采用体验式教育模式来对高职教师进行培训,使其加强对行业前沿的体验可有效提升教师对行业前沿趋势特点的把握。体验式教育指根据高职高专院校教师的专业需求,组织联络行业内优势企业或前沿单位,为受训教师提供可有效体验行业前沿的培训环境(或是平台)。体验式培训可以生产项目为导向,甄选前沿项目,并派遣受训教师以项目参与人员的身份参与项目并适当承担一定工作,来掌握专业相关的最新技术发展及实施动态,同时了解生产项目实际运作过程中各种专业协同工作的流程。也可以技术革新点为导向,把握行业技术革新热点,将受训教师派驻到具备技术优势的具体企业,近距离接触体验技术革新的跃进。 3感知理论发展趋势 继续教育不仅关注教师在对行业前沿的把握,还需要使其在理论知识体系和业务能力上有持续的提升。因此采取委托的方式,依据培训目的,将具体培训工作委托给具备理论优势的相关中科院、本科院校或者专业培训机构,有针对性的为受训教师开展专项项目的培训,可帮助高职教师增进对行业理论发展趋势的了解。例如在理论更新方面,可由组织受训教师不定期的走进校园,走进实验室,走进科研院所,利用教学科研的单位在理论上优势,使得受训老师熟悉并掌握最前沿的专业发展动态或是接触尖端及研究成果。 4加强国际交流 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职业教育事业起步较早,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国际交流是本着为受训老师提供国外先进理念为目的,与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职教院校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定期组织受训教师开展国际交流或以进修培训方式,了解国外先进的职教理念、职教方法、职教手段、课程设计、人才培养及学科发展等信息)。例如组织受训老师进行国外院校进行研修,深度了解国外职校在校企深度合作、跨学科学分认证体系、职业认证体系、课程开发、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先进做法或理念。也可以国内讲座论坛方式,聘请国外合作学校选派各专业的精英教师定期到国土资源技术学院开设交流讲座,为受训老师提供交流平台。 5结语 总的来说,理论在发展,行业在进步,培养合格的毕业生需要高职院校教师能与时俱进不断的提升自己,来满足行业发展对教学要求。而是采取体验式教育方式促进教师对行业技术前沿的了解、委托理论优势单位加强教师对理论发展趋势把握,以及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是对高职院校教师进行知识更新、补充、拓展和能力提高的有效继续教育方式。 作者:杨柳 詹芳香 单位: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继续教育论文:新常态下高职教师继续教育论文 摘要:高职教育的发展,学生是优秀,教师是关键。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人才。论文结合当前高职教育实际,分析了高职教师继续教育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了加强高职教师继续教育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新常态;高职教师;继续教育;思考 高职教育的发展,学生是优秀,教师是关键。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人才。高素质的教师是推动教育改革向深层次发展的中坚力量,正如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随着党和政府对职业教育的不断重视,制定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等一批从顶层设计指导到接地气具体实施的职业教育文件,职业教育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高职院校要快速实现可持续发展,显然需要“软硬兼施”,不仅要有大楼更要有大师。合适漂亮的校园是硬环境,硬件建设要有规模有质量、经费保障要跟上,高效优质的软环境建设,需要一支有先进理念和创新能力的管理团队和教学团队。软环境建设毕竟有异于硬环境建设,硬环境建设只要用钱就可以实现,而以人为优秀建设的软环境建设就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体现。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在加大硬件投入挣得发展空间的同时,切实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充分做好教师的培养工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坚实的保障。 1高职教师继续教育的急迫性 在很多高职院校的现有专任教师队伍中,有一部分是从学校毕业直接引进来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不足;有一部分老教师教学时间长之后,教学方式、理论知识停留在老一套,适应不了新形势,出现了新人缺经验、老人缺进取的局面。 1.1校内新教师缺实践经验 高职教育要求专任教师具备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才能承担好实践教学任务。因为客观原因,高职院校师资队伍招聘进来的教师大部分以刚毕业的学生为主,教学就出现从课堂到课堂照搬,从书本到书本照念,难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也尴尬。加上教师要兼顾工作和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分身乏术。 1.2校内老教师缺创新意识 一是高职院校师资相对紧张,课堂教学工作量大;二是机制不畅和经费不足,教师参加企业实践没有保障;三是教师思想保守,不求改变。老教师知足常乐只关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抱着小富即安的思想等着退休。 1.3兼职教师缺教学经验 兼职教师队伍是高职师资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弥补校内专任教师师资队伍的不足,高职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必须走专兼结合的道路。但是,兼职教师队伍良莠不齐,队伍不稳定。为了解决教学任务,有的学校直接找了尚处在实习期的毕业生,一无教学经验,二到岗没有保障,常常一个电话有事请假,便不来上课;有的学校要求严格一点,从企业聘用客座教授,但是这些教授企业实践经验丰富,但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又不足,未能很好发挥效果。 2高职教师继续教育的困境分析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适应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统筹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2]因此,高职教师既要有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又要有专业实践能力和操作技能,还要有管理经营能力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 2.1高职教师考核机制不灵活 一是教学质量评价机制的不足。高职院校都认识到教学质量对人才质量培养的重要作用,但是在采取评价手段就形式多样,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当前评教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监督和约束上,谈不上对教师的促进和帮助。一些学校单纯采取学生评价的方式,汇总学生评价的结果就当成是对老师的评价结果,这样的单纯的评价方式,如果对教师考核严格,就会容易导致教师讨好学生式的教学,不敢得罪学生,做好好老师。如果采用多方评价的手段,引入企业和社会等多个层次的评教,工作繁琐,成本高昂,而且未必能得到企业和社会的积极响应。因此,对教师的评价缺乏全面客观的判断。二是评价结果的不变性。每次评来评去都是那一批人,都是熟悉的面孔,时间长了,奖励已经成为习惯,得奖的教师对获奖没有奖励的感觉,没获奖的教师心里认为反正自己得不了奖,也差不了那几个钱,没有就没有。这样的评价机制没有发挥出评价的激励效果。三是只评出结果,缺少人性关怀。通过评价结果找出后进分子后,缺少持续跟进的帮助计划。奖罚不当的机制,也就是走走过场、摆摆形式的花架子而已。 2.2高职教师继续教育平台不完善 日本持续改进之父今井正明在《改善———日本企业成功的关键》一书中提出,Kaizen意味着改进,涉及每一个人、每一环节的连续不断的改进:从最高的管理部门、管理人员到工人。[3]那么一所学校的领导、中层干部、教师也应持续改善提高,但是当前改善提高教师职业能力的平台不尽如人意。主要有:(1)教师接受培训基础不可行。各高职院校都重视对现有教师的教育和培训,想方设法提高现有教师的学历和专业技术水平,但是,一方面高职教师的继续教育体系无法满足广大高职教师的培训需要。另一方面教师教学任务繁重,业余时间有限,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和精力没有保障。(2)培训形式和培训途径不理想。目前继续教育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接受脱产教育,但是大规模地进行脱产教育,就导致教学任务无法完成,或者只能找大量兼课人员代课,这不符合实际,也容易引起学生和家长的反对;二是到有关培训班参加培训,但课堂讲授或者报告形式的教学方式,教师只能被动学习,效果不理想;三是到企业挂职锻炼,但毕竟是短时间的挂职,企业很难安排重要的工作,或者处于商业秘密安全的需要不会安排重要的工作,因而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四是目前一些继续教育机构都是打着某某协会的幌子来举办,商业化、利益化驱动的培训,效果更是难以保障。(3)培训政策和培训经费不扎实。教育经费的短缺,教师的继续教育难以覆盖。高职教师的培训资源的不足,容易导致优秀的教师更加优秀,进步慢的教师更加落后,因为培训的机会可能成为管理者的权力,成为关系密切的一种福利。 3高职教师继续教育的对策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师德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指出:“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通过研修培训、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等方式,培养教育教学骨干、双师型教师、学术带头人,造就一批教学名师和学科领军人才。”因此,教师才是真正体现高职院校综合竞争力的重要载体,说到底高职院校的竞争是人才队伍实力的竞争。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才能在争取教育资源中获得优势。如部级的科研项目、部级的教学成果奖、部级的精品课、资源共享课等等。每一个项目的获得,既能增加学校的话语权,享受政策的支持,又能为教师带来荣誉的同时为个人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高职院校要突出职业教育特点,提高教学水平,积极关注教师的企业经历。匹配较为完善的激励机制,建立较为完善的高职教师培训与考评体系,才是保证教师职业能力提升的保障。 3.1建立健全教师培养制度,构建终身学习的长效机制 教师培养要有新理念,设身处地地为教师的发展进步着想。加强对教师继续教育的整体规划,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和管理继续教育工作。如制订骨干教师培养、双师素质认定与培养等内容制度,既要重视对优秀人才的培养和扶持,又注重补齐木桶的短板,促进师资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为教师继续教育长效机制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加强了对教师培养力度,高职院校应以这些扶持政策为契机,做好规定动作的同时充分做好自选动作,为学校的发展提供动力保障。 3.2树立职业生涯意识,加强教师职业规划指导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费斯勒(Fessler)教授在观察、访谈和典型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对成人发展和人类生命发展阶段等研究的文献分析,提出了整体、动态的教师生涯循环论。费斯勒将教师的发展分为八个阶段:职前教育阶段、引导阶段、能力建立阶段、热心和成长阶段、教师生涯挫折阶段、稳定和停滞阶段、教师生涯低落阶段、教师生涯结束阶段。[4]教师自身的能力对于教育质量水平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帮助教师进行职业生涯规划能极大提高教师能力,高职院校不仅要培养学生职业生涯意识,也要培养教师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促进教师职业发展。按马斯洛的理论,个体成长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动机。而动机是由多种不同性质的需要所组成,各种需要之间,有先后顺序与高低层次之分;每一层次的需要与满足,将决定个体人格发展的境界或程度。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由低到高。它们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因此,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所在,从而积极投入其中实现不同阶段的需要。通过帮助教师在客观认识自己的基础上,激发教师发展自我实现的意愿,让其从事教育事业中找到自我满足感与成就感,从而挖掘职业发展的动力和创造力。通过帮助教师开展职业规划,寻找职业生涯目标,增强教师的自我实现感、归宿感和成就感,激发工作主动性、积极性,不断地认识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做到个人发展与学校发展相结合,实现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的和谐局面。 3.3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探索教师继续教育的多元途径 为了帮助教师的成长,学校要树立服务意识,改变过去的只“管”不“帮”的理念。针对教师“教”和学生“学”,为各专业课程体系的完善和教学方法的改进提供指导和帮助,为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搭建沟通交流平台,为解决教师教学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提供个性化的咨询与辅导。对教师成长发展的计划不应是行政命令式的,而应把自主权还给教师,让教师自己选择合适的内容和方式,让教师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间进行选择,从而使老师能够全心投入到活动中。毕竟教师入职时间不同、从教时间不同,在各自专业领域所处的状态、位置不同,对教师发展的需求也不同。因此,教师发展项目应该体现出层次化,开展如入职培训,初级教学能力培训,教师领导力培训,教师课堂管理能力培训,教师课堂教学信息技术应用的继续教育等等,满足不同教师的需求。 3.4利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建立教师成长数据库 教育管理信息化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所确定的教育信息化建设优秀任务之一,在教师管理类信息系统中明确提出建立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和教师专项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对教师进行有效的管理。利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建立教师成长数据库,通过数据库的动态记录,通过对教师自身的业务情况、教学工作过程和教学工作绩效进行评价,找出反映和影响教师提高的内容和因素,从而为教师找到需要改善的地方,接受有针对性的培训,帮助教师持续改善,最终使得教师不断进步,也进一步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总之,高职教育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正确认识高职教师能力提升的关键所在,在制定、实施帮助教师继续教育的过程中,以人为本,尊重教师的不同条件,树立服务意识,把主动权还给教师,实现由要教师学到教师主动学的转变,通过教师的不断地认识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提高教师对学校的归属感和幸福感,激发教学创新动力,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最终实现教师与学校共生存共发展的双赢局面。 作者:邓世文 单位: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继续教育论文:农村教师继续教育论文 摘要: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培训质量,必须注重培训内容与教育教学实际相融合,改进培训模式,创新培训方法,建立健全培训制度。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质量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广和深入进行,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者必须更新培训观念,改革培训模式,探索新的适合当地实际的继续教育培训模式,促进教师继续教育培训工作。当前,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由于继续教育培训学分与职称评聘关系的紧密程度还没有高度凸显,致使教师参与继续教育培训的主动性不是太高;教师继续教育培训大多数为通识培训,专业性不是太强,致使培训的实效性不太强;培训机构人员自身参加更高机构专业培训的机制不太健全,加上不重视自身业务素质的不断提升,致使知识老化,素质不全面,很不能适应新课改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学习的新要求,参训教师意见比较大;培训内容没有“自助餐”式的可选择性,只能是我上啥菜你就吃啥菜,致使参训教师在继续教育中的选择权不大;农村中小学由于编制太紧“,一个萝卜一个坑”,尤其小规模学校更是一个老师包一个班,身患小病也不能请假,更不用谈丢下学生去参加继续教育学习培训了,即使有参加培训的可能,(由于丢下本班学生委托给他人照看也只是管管纪律不出乱子,受托者还有本班的各项教育教学任务在等他呢),也是身在培训课堂,而心却在学生身上,就怕学生出点问题,至于班上学生教学任务的耽误等,也只能等培训回来后补课了,很难将全部心思花在继续教育培训学习上;正常的节假日他们也希望得到正常休息,以便处理家务,如搞搞卫生、洗洗衣服、干干农活等,这样就造成严重的工学矛盾,何况正常的节假日休息是农村中小学教师正常的权力,相对于学期中间的指派性参训活动,他们为了晋升职称不得不选择参加于假期里举办的继续教育培训活动,虽然从心眼里来说是不得已而选择这个时间段的培训(虽然参训要牺牲许多家庭事务时间,但却没有牺牲自己所带班级孩子们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激励机制不完善,相当部分中学学区没有健全的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管理办法,培训无规划,选人乱指派,哪位教师应该参加培训心中无数,尤其对上面分派的参训人数随口分解,不能照顾即将参加职称评聘的教师;有些学区学校对派出参加培训的教师监督管理不到位,不能配合培训单位实施积极的科学管理,例如,督促参训教师拓展延伸作业的完成,反而委托许多无关的其他事务要求等。结合中小学教师培训本职工作,结合前述现状,特提出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质量的对策思考如下。 一、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管理工作 中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学习培训既是教师的权利,又是其应尽的义务,政府部门应切实履行教育行政职能,既协调各方力量、保证教师继续教育权利的实现,又要加强监督、保证各项政策的落实到位,探索不断提高培训效率的新方式、新方法。 二、注重继续教育培训内容与教育教学实际相融合 培训机构及相关人员应经常深入中小学教学活动中了解教育实际问题,多听取一线教师意见,然后深入分析,找准原因,再确定适当的教学内容、形式以及培训者的人选等,这样才有可能得到大家尤其是一线教师的认同。 三、提高培训者的素质与能力 对培训者进行提高培训,建立培训竞争上岗制度。培训单位应面向社会,从有教育教学经验又愿意为继续教育培训做工作的一线校长及教师队伍中聘请兼职培训教师建立地方培训专家库,适时组织学习参观培训,分解培训专题,平日备课,到时积极上阵。 四、提高中小学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积极性 要从现代成人教育理论实际出发,有效地利用教师已有的教育资源,采用参与式、案例式、观摩研讨式等培训方法,让他们平等、主动地参与到教育教学活动中来,在活动、表现和体验中反思已有观念和经验,在交流中生成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获得提高与发展。 五、探索和改进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模式 当前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主要采用“培训机构”模式。对此必须不断改进以受训者为本的培训新模式。一些农村地区摸索实践的由学校联合在教学片区组织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模式值得借鉴。 六、不断创新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方法 根据教师需求,提供多样化的培训内容;创设集中培训的学习情境,为教师学习创造和谐环境;创建民主对话的继续教育培训气氛;发挥一线教师的优势,丰富培训资源。 七、充分发挥现代远程网络技术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培训机构应加强网络建设,为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提供服务,有效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质量,推动教师继续教育向纵深方向发展。 八、建立健全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制度 应制订切实可行的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管理制度,在坚持统一培训的前提下,提倡教师自主选择继续教育学习方式和内容,引导他们向书本学习,向生活学习,向他人学习,向社会学习;应该立足实际,加强引导和监督,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教师继续教育自主创新之路,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继续教育新格局。 作者:李子荣 单位:甘肃省渭源县教师进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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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伴随中国电力管理体制的日益变革,电力施工管理范围越来越大,其地位变得愈加重要。在电力施工中,会发生各类电力需求变更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将会直接影响电力施工的进度和质量。所以,做好需求变更管理环节非常重要。 2电力施工管理中需求变更的影响因素与控制方法 在实际的电力施工过程中,由于实际情况与原先的设施、图纸、设计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总是出现许多无法想到的问题,甚至影响到工程的技术说明与参数要求等。根据实际的施工情况,这将导致各种施工需求变化,最终成为电力管理中的需求变更的各种因素。 2.1影响电力施工需求变更的主要性质 (1)主观因素。有时在设计中由于设计不够详细,因此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有许多数量或工程材料未在原设计中估算。此时,电力工程必须发生变更或是增减电力施工工程量。(2)客观因素。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有时会发生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突发情况,或者一些自然或社会等因素致使延误工期或停工事件,也将导致电力工程需求变更。 2.2要求需求变更的对象不同 (1)设计单位提出的需求变更。在实际施工阶段,设计单位将根据实际施工情况更新和纠正原始图纸中存在的错误和漏洞。(2)监理单位提出的需求变更。在电力施工过程中,由于监理单位的工程师拥有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施工过程中,观察工程师经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会提出变更建议和技术变更。(3)业主提出的需求变更。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业主有时会提供更改以使应用更完美,并确保项目的进度和质量。(4)施工单位提出的需求变更。在许多情况下,建筑公司经常遇到图纸和设计说明不清楚的情况,此时会询问图纸的技术问题并进行修改。 2.3电力施工管理中需求变更的控制方法 (1)明确变更授权人员。在进行任何变更之前,有权提供技术变更的人员和固定变更的人员将被确定,以便变更草案可以得到全局的控制,而不是由未经授权的人员私下暗自协商。(2)估测变更的影响和代价。电力工程变更会产生影响和必要的成本代价,在确定并实施变更之前,必须对变更后的影响和成本代价进行估计,它允许所有项目单位了解变更带来的后果和影响,从而可以做出判断并进行审批。(3)严格审核工程变更。通常,并非所有需要更改的项目都必须立即更改或实施,彻底的审查可以使工程变更的需要和时间更加清晰。 3加强电力施工管理的主要措施 如果仅仅依靠加强施工过程中的监督和实施的需要来改变控制是不够的,因为这种做法会导致项目方在管理变革时变得疲软和被动,还易造成了许多冲突问题,例如工程质量和工程成本,并且可能会发展成不受控制的变化,要极力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更有效的方法是确定一个选择、分析和更改需求的过程。需求的所有变更必须遵循并支持该过程,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需求的变更要进行监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需求变更管理流程的严格执行。即使很小的变化也会通过正式的需求管理流程来防止不受控制的变化。此外,在根据变更计划确认变更之前,建筑单位必须严格避免施工,否则需求变化很可能导致完全失控。(2)授权要明确。应该事先说明项目各方有权提出变更请求,并有权接受变更。不应该由未经授权的人员进行私人谈判,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对变更进行一般控制。(3)评估变更的代价和影响。任何电力施工中需求变更都是有一定代价和影响的,在确定变更之前,应进行变更的成本和影响的评估,以便各方理解变更的后果并共同作出判断。(4)对电力施工需求变更进行审核。并非所有更改都需要进行执行,并且也不会立即执行所有更改,审查的目的是决定是否需要更改以及何时进行更改。 4电力施工需求变更控制流程 在管理电力项目建设的过程中,需求变更的过程由明确定义和严格实施过程的手段控制。电力施工需求变更控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是要求授权人员进行需求更改。第二步是评估需求的变化。也就是说,项目经理组织专业工程师进行监督和评估,以检查需求的变化,并考虑到这一点,经过设计部门的同意,根据建筑单元的要求批准重新设计图纸。重新设计时,施工方必须以书面形式向设计者和所有者提交更改请求,并且设计方必须就更改请求签署意见。在完成设计图纸后,建设单位必须将图纸提交给特殊机构批准,经过审议批准,还要组建设计、监理和施工单位讨论所设计的图纸。所有单位都应该提出问题,然后进行讨论和研究,设计单位回答所提出的问题,还有专门的人员对此进行记录,并生成书面数据作为未来建设的理论依据。第三步是实施,评估完成后,监理工程师会发出变更通知,经过调查确认后发送给施工单位,以便施工单位根据新图纸完成施工。在整个变更实施过程中,在电力施工需求发生任何变化之前,流程的任何步骤都有可能出现不同的意见,整个管理流程必须重新开始,并且施工方在收到变更通知之前不应执行设计,这样才能够保障整个需求变更流程的控制及管理。需求变更规范的处理流程如下:(1)需求变更由授权人员进行,无论当事人是否提出变更请求,都必须执行技术变更程序并以书面形式提交给董事;(2)主管请专业监理工程师进行审查,并经过认可后,业主可以向设计单位报告;(3)根据业主设计变更的要求,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变更请求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4)设计单位进行意见签署或重新出图;(5)当设计单位设计完成施工图,管理部门将图纸发送给专业职能部门和修改机构审核,经各部门审核批准后,将图纸返回给业主;(6)业主组织各方的设计、施工和监督,共同考虑图纸,并尽可能多地提供研究和讨论的问题,设计单位将提供答案并形成书面材料作为未来施工的基础;(7)在确认工程变更通知后,董事必须通知基建施工部门,施工单位必须遵循设计图计划实施。在实施变更之前,必须由项目所涉及的各方对其进行审查,评估和确认,并且必须在实施过程中进行监控和验证,以确保正确进行变更。需求变更必须得到项目各方的批准,并且工作变更通知出台后才可以实施,在整个变革实施期间,在收到技术变更通知之前的任何阶段提出了异议,工程重新开始,而施工单位不会改变设计施工,从而确保整个需求的变化总是可以控制的。 5 结论 如果施工过程中需求的变化失控,项目可能会陷入混乱和不稳定的状态,严重损害整个项目的管理。如果施工过程中需求的变化失控,项目可能会陷入混乱和不稳定的状态,整个项目的管理会遭到严重损害。变更管理要求的关键是通过流程启用对托管卷的更改,以避免这种混淆。需求管理的变更使得记录和跟踪变更,但不会中断正常的工作进程,并使项目管理更加清晰、顺畅有序。变更管理对项目的设计有重大影响,因此在电力建设过程中对需求变化的适当管理是一个重要的管理活动。确定变更要求的过程是确保变更有序的有效措施。需求变更的过程涉及设计的有计划和有针对性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对整个施工过程进行良好的变更管理。 作者:欧阳伟华 单位:佛山市南海飞宇电力电器安装有限公司
手术室护理程序化管理研究:手术室护理程序化管理 【关键词】手术室;护理;管理 医院手术室护理工作的好坏不仅影响护理工作的全过程,而且直接影响手术的顺利进行。因此有效管理是提高护理质量和树立专业形象的关键。我院通过制定手术室护理流程的内容及其对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护理,提高了手术室管理质量,现总结如下。 一、 组织管理 我院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的职能,采用美国的法约尔管理方法,有年、季、月、周计划。 明确分工,协调好护患之间和同事之间的关系,控制对检验工作是否与制定计划相一致,及时发现和纠正偏差。要求护士做到的管理者必须做到,护士长以身作则,在工作中做到人性化管理,有布置、有措施、有检查、有总结。 二、工作管理 为了提高护理质量与工作效率,首先要加强手术室的程序化管理,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确实有效的规章制度。认真做好术前、术中、术后的核对工作,并记录在手术护理记录单,我院自2002年9月份根据卫生部的要求,凡住院的手术患者均有手术护理记录与病历保存归档,护理部不定期的检查记录的完整性,几年来未出现因核对不清而影响手术安全的现象。做到工作管理程序化,有章可循,有据可查,责任到人,按责上岗。几年来未出现因核对不清而影响手术安全的现象。 三、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工作是最重要的一环。它是保证医疗护理质量提高的关键。制定持续质量改进计划,科室成立质控小组,护士长为组长,副护士长为副组长,成员3人,每月有检查有记录。 1.术前访视 为了保证手术的预期效果,必须做好术前访视,巡回护士在术前一天去病房访视,会见患者先问好,作自我介绍,再详细了解患者姓名、性别、年龄、病区、床号、住院号、术前诊断、拟手术方式、麻醉方式、化验结果、了解病情和手术部位及过敏史,并做好心理护理,解除其紧张心理,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使患者有较好的心态配合手术治疗。 2.严格掌握无菌技术 操作管理在手术过程中,如手术器械必须高压灭菌和过氧化氢等离子灭菌,备好足够的手术用物,每月监测空气、物品的细菌培养,以利分析无菌技术管理。 3.业务技术管理 每月组织业务学习2次以上,学习内容如复杂手术配合,重危病人抢救,新仪器的使用讲解及掌握要点等。同时采用护士长早会提问,设护士工作质量记录本等,每日记录,月底统计,要求新护士认真做好工作笔记,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了工作效率,让护士有更好的满足患者的需求的概念。熟练掌握手术配合工作,护士长不定时抽查,评定成绩与年终考核挂钩。 4.专科配合效果好 根据护士的年资、能力大小、个人特长进行科学分工、合理安排,如进行心脏手术、体外循环、腹腔镜、激光、骨科等手术、仪器操作要求精确、熟练,对不同的专科进行相对固定配合。这样既促进专科配合,又促进专业性管理,同时亦取得各科手术医生的满意。 5.标本管理 标本是疾病诊断的依据。因此我科对标本管理进行把关,凡手术结束的标本均由巡回护士放入标本袋,记录好姓名、住院号、科室、床号及标本名称等,由手术室护工亲自送病理科,并做好标本的双签名工作。 四、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是现代医院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手术日益创新,手术设备日益新颖,且种类较多。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据统计,手术室各类物品达数千种,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物品管理制度和操作手册,才能保证各类手术仪器完整性。我科设器械护士一名,负责器械的供应和次日特殊器械的挑选,与设备科联系仪器维修和保养工作。器械物品定位、定点放置,贵重仪器每日清点并交班,如C臂机、显微镜、进口电刀、各类内窥、钬激光、低温等离子消毒机等,使用后要登记,值班者每天交班。备用器械用后清洗消毒烤干上油。保护好各类仪器,防止遗漏,避免损伤,延长使用时间是设备管理好坏的关键。 五、环境管理 手术室的清洁卫生必须放在重要地位。我们制定严格的卫生制度。每天对手术室进行湿式扫、抹和整理。每周五下午彻底搞卫生,并进行细菌学的监测;对参观人员制定入室制度,控制人员流动,减少空气污染。避免交叉感染和院内感染的发生;保持室内安静、整洁,为医护人员和患者创造一个轻松和谐的环境,减少患者手术的心理恐惧。使手术室的环境适合现代手术间的要求。 总之,做好手术室护理流程管理主要是做到组织管理程序化、工作管理制度化、技术管理正规化、设备管理科学化、标本管理严格化、环境管理洁净化,达到洁净、整齐、无菌、安静、严肃的工作氛围。从而不断提升医疗水平,提高手术室管理质量。 手术室护理程序化管理研究:手术室护理的程序化管理研究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我院为县级二级甲等医院,手术室共有手术间4间,2011年和2012年每年平均手术量一千八百余台次,其中无痛人流术年平均约一千台次,其余手术八百余台次;护理人员5人,其中主管护师2人,护师1人,护士2人;大专3人,中专2人。 1.2程序化管理方法 1.2.1编程 根据手术护理配合工作的时间顺序、手术的轻重缓急、手术室护理各班职责进行汇总,制定程序化护理管理程序,具体分为术前、术中、术后三步骤。①术前准备:术前护理配合程序化管理内容包括术前1d对患者的访视等患者准备;手术前晚护理人员复习手术方法步骤;物品准备、药品准备、器械准备;与病房护士进行患者交接以及麻醉配合、切皮前,暂停片刻进行患者及手术部位的再次核对等,防止接错患者;各项物品、药品、器械准备就序;静脉穿刺固定妥当、麻醉配合到位,所有护理准备工作就绪,不让医生等候,防止开错刀、做错手术等。②手术中:包括器械护士熟练掌握手术步骤,及时传递手术所需器械、物品,术中意外状况能快速反应、准确配合手术医生进行处置,手术结束前清点器械、物品;巡回护士观察患者病情,随时调整、提供手术所需的仪器、物品,填写护理记录单等。此步骤的程序管理要求护理配合上能满足手术所需、保证手术安全、顺利完成。③术后:包括对手术器械物品进行处理、清洗、保养、消毒等,协助医生完成连接管道、敷料固定等最后手术程序,送患者安返病房,与病房护士交接班,术后2~3d行术后访视。此步骤的程序管理要求手术器械的妥善处理、保证下次手术的需求,做好患者的安全运送及患者意见的征求工作,以不断提高护理质量。 1.2.2实施 程序化管理编程制定后,护士长组织科室护理人员学习程序化管理的概念、目的、方法,使护理人员了解程序化管理在当前护理工作中应用的重要意义、手术护理配合程序化管理的工作重点和目标;同时加强护理人员对各专科手术护理配合知识的业务学习和专科操作技能的培训和考核,强化程序化管理知识并发放相关学习资料,督促护士自觉学习,将其实施到各项工作中。 1.2.3检查、评价和反馈 程序化管理实施过程中由护士对自己的每一台手术、每一个工作日的工作质量、工作效率进行自查自纠、自我评价以及护理人员之间的相互评价,科室质量检查小组按照质量检查细则对器械和巡回护士各项程序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护士长采取跟班的形式进行检查、评价、指导。每月由护士长对手术科医生、患者对手术室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问卷进行查阅不满意的原因,并在每月的护士例会上进行反馈、总结,分析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科室成员共同探讨提出持续改进措施,确保每位护士能遵从程序,按步骤落实工作。 1.3效果评价 比较2011年和2012年患者、手术科室医生对手术室护理工作满意度。自制患者对手术室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问卷表,于术后第2~3天在回访时发放,由患者自行填写,问卷有10个内容共100分,分数越高满意度越高,本组问卷共发放3602份,均全部回收,回收率100%;自制手术科医生对手术室护理工作满意度调查问卷在每台手术结束后发放给该台手术医生进行填写,问卷有10个内容共100分,分数越高满意度越高。1.4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5.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011年和2012年比较,2012年患者、手术科室医生对手术室护理工作满意度均较2011年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3讨论 3.1手术室护理配合程序化管理的意义 护理管理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护士长、护理部主任在医院统称护理管理者,他们站在不同的层面对护理工作人员、技术、设备、信息、财务等要素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系统的管理。随着医疗质量的不断改进,以质量为优秀的护理工作不断发展,手术室护理配合质量日益受到临床手术科室医生和患者的关注,为每一位手术患者提供高质量的护理配合是手术室护士的职责所在。程序化管理是对于按照工作内在逻辑关系而确定的一系列相互关系活动的管理方式,管理者把反复出现的业务编制成具有相对确定性的程序,执行人员按照编程好的程序去执行,就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3.2实施程序化管理前手术室护理管理存在的不足 我院是结合中西医为一体的基层综合性医院,手术室承接院内骨伤科、外科、妇科、产科的手术需求,科室配备护理人员少、手术量多,护理人员既要完成繁重的手术配合工作,又要保证手术护理质量,任务十分艰巨。由于工作繁忙,护理质量管理工作大都由护士长独立管辖,科内护士则每天忙于护理配合的各台手术中,人手不足时护士长亦需上台手术,护理质量管理盲点较多,如手术中物品短缺或上一台术后的器械未及时消毒、医生需等待物品或器械才能继续施行手术,影响手术时间和过程,从而增加了麻醉和手术的风险;手术过程中,器械护士不熟悉手术步骤,器械传递不当,引起医生不满等等现象导致手术医生、患者对手术室工作不满,医生、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较低,护理质量差强人意。护理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手术患者的安危和手术室工作的正常运转,亦直接关系到整个医院外科工作的开展,高效率、高质量的手术配合护理可促进手术室护理人员向高专业化发展,提高手术室护士的专业素质与管理能力,从而适应手术室专科护理发展的需要。 3.3手术室护理配合实施程序化管理的效果 我院手术室实施程序化管理后,以提高护理质量为前提,通过手术护理工作编程、培训、实施等系列措施,把检查、评价、持续改进为管理基础,将繁杂、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的手术室护理配合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简单化、程序化,不仅增强了护理人员的工作责任心,规范护理人员的行为,还使其能严格按照程序完成工作任务,通过自评、他评、小组评、护长评等评价方式,及时发现和防止了各种不规范行为的发生,保证护理安全,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保证了护理质量。从本结果(表1)可见,实施程序化管理前的2011年年手术量约1748台次,手术科室医生对手术室护理配合满意度为(89.56±3.47)分,患者对手术室护理工作满意度为(90.37±2.89)分;实施程序化管理的2012年年手术量为1854台次,较2011年年手术量有所增多,手术科室医生对手术护理配合满意度为(98.16±1.55)分,患者对手术室护理工作满意度为(98.34±3.71)分,这表明,在护理人员配备数不变、年手术量增多的情况下,实施程序化管理后手术科室医生和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均高于实施前,两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说明程序化管理能有效提高手术科室医生和患者对手术室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综上所述,手术护理配合的程序化管理有效地协调了手术室的整个护理过程,科学地实施了高效、优质、安全的管理目标,避免了以往的随意性和无计划性工作方式,提高了工作效率,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作者:黄雪玲单位:广西田东县中医医院手术室 手术室护理程序化管理研究:护理程序化管理对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的效果观察 [摘要]目的 探讨护理程序化管理对手术室护理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择2014年12月~2015年12月在我院手术患者10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0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手术室护理,观察组实施程序化管理护理干预措施,调查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两组护理质量进行评分。结果 观察手术室环境管理质量评分、手术室人员服务质量评分、手术室安全管理质量评分分别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关键词]手术室;护理;护理程序化管理;护理质量;护理满意度 手术室护理管理水平的优劣对手术质量和患者满意度有着直接影响,加强对手术室护理质量管理对提高手术室护理水平至关重要[1-2]。程序化管理是根据工作内在逻辑而制定的一系列相关操作程序。手术室护理程序化管理是根据手术室护理特点而制定的一系列护理操作程序,护理程序化管理可以使护理程序更合理、有条不紊、标准化,克服护理操作随意性,强调了护理责任,目的是提高手术室护理水平和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4-5]。本文选择我院收治的手术患者,观察手术室护理实施护理程序化管理的护理效果,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2月~2015年12月收治的100例均在我院手术室行手术治疗患者,均能够耐受麻醉和手术过程而顺利完成实验,能够与医护人员进行正常的语言交流,无合并心脑肾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所选患者均同意本研究并签订知情同意书,并在我院医学伦理学委员会指导和监督下进行。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0例,观察组中男29例,女21例,年龄19~72岁,平均(43.5±7.3)岁;手术种类:普外科手术21例、骨科手术18例、脑外科手术11例。对照组中男28例,女22例,年龄20~71岁,平均(44.1±6.9)岁;手术种类:普外科手术20例、骨科手术18例、脑外科手术12例。两组患者上述一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手术室护理干预(术前随访、术中做好手术配合、术后送患者入病房等)。观察组患者实施程序管理护理干预措施,具体如下。①工作制度程序化管理,健全各项相关工作制度:健全无菌操作、接送患者、交接班、留取标本、手术室物品放置和清点、室内清洁消毒及物品消毒制度,手术室护理人员根据自己分工履行各自的职责,定岗定人,建立程序化工作制度。②手术室护理环节程序化管理:首先根据程序化管理设置,做好术前访视,术前访视要详细阅读手术患者病例,做好和患者及病房医护人员交流,了解患者具体病情和手术方案、经济、文化、精神状态等背景,同时做好术前访视心理护理干预,消除患者术前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利于手术进行;手术室护理人员要严格手术室操作规程,做好安全查对,在手术室内,护理人员做好防止患者坠床、室内摔倒、手术器械及用品等遗留事务,根据手术医嘱进行护理,做好药品查对,用药及时记录,及时保留用药器皿等;术中输血要做好核对,两名护理人员同时核对,输血完毕后血袋做好保存,保存时间不低于24 h,术中所用物品要做好查对,所用物品要一次性备齐,做好关闭体腔前和关闭体腔后的查对,各类手术室护理人员要各司其职,做好清点和记录,认知核对术中所用器械和敷料;巡回护士认真核对患者的病例资料,患者被送至病房后做好手术室和病房交接记录。③业务技术程序化管理:定期每月组织护理人员进行业务学习,2次/月,学习内容包括手术室环境管理、手术护理程序及内容、手术室护理人员职责等,由高年资护理人员主讲,培养手术室护理人员的技术水平、心理素质和术中应变能力。 1.3观察指标 ①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表调查患者对手术室护理满意程度,本调查表包括护理服务态度、手术室环境、护理操作技能水平等方面,调查表总分为100分,100~80分为满意;79~60分为基本满意;低于60分为不满意,护理满意度为满意和基本满意所占比例。②自制护理管理质量评分观察两组护理管理质量水平[6],护理管理质量评分包括3个方面:手术室环境管理质量评分、手术室人员服务质量评分、手术室安全管理质量评分,分别为30分,分数越高提示管理质量水平越高。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2结果 2.1两组患者护理管理质量评分的比较 观察组手术室环境管理质量评分、手术室人员服务质量评分、手术室安全管理质量评分分别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比较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手术室护理是对患者实施手术前后及手术过程中的护理干预,手术室护理质量对患者手术进行及手术质量起着重要作用,做好手术室护理干预不但利于手术进行及提高手术质量,同时可减少手术医疗纠纷,也有助于提高患者对手术室护理满意度[7-9]。 护理程序化管理是把程序化管理方法应用到护理干预过程中。程序化管理是根据工作事务的内在逻辑关系而制定的一系列程序性工作方法,能够使工作事务有条不紊,工作环节合理化,避免工作过程中环节遗漏或脱节[10-12]。在程序化管理过程中,避免了工作差错无人负责,减少了工作过程中推诿和扯皮,把程序化管理应用的手术室护理管理中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13-15]。 在手术室程序化管理护理干预中,健全手术室护理管理制度是首当其冲,只有建立了手术室护理程序化管理制度,才能保证手术室护理管理程序化,通过制度约定才能保证护理环节顺利进行[16-18]。本研究观察组实施的护理程序化管理中,建立健全了手术室护理程序化管理制度,使手术室护理人员的责任明确,定岗定责,消除了以往护理差错出现后的互相推诿现象。在术前访视和手术过程中的护理程序化管理中,重视术前访视对手术顺利进行起到重要作用,做好术前访视利于手术顺利进行,利于消除术前患者不良情绪。在业务学习方面,程序化管理能够使护理人员确实学习到相关业务知识和职责范围,不但能够提高护理人员的业务素质,也有助于提高其心理素质。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实施护理程序化管理后,观察组在手术室环境管理质量评分、手术室护理人员服务质量评分、手术室安全管理质量评分分别高于对照组,这与护理程序化管理优势分不开的,程序化管理能够提高手术室环境质量、改善手术室护理人员的服务治疗及提高手术安全性[19-21]。再者,实施护理程序化管理后,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护理程序化管理实施后,手术室护理人员的护理操作技术水平和服务态度等方面均得到提高,患者得到了满意的护理服务,所以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护理程序化管理有助于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手术室护理程序化管理研究:手术室护理程序化管理探讨与分析 【摘要】 在手术室护理工作中,进行程序化管理,手术室护士能够各尽其责,便于进行手术的管理,减少工作中存在的隐患。笔者从本科室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根据程序化管理的方法,制定管理程序,注重细节的管理,效果较为理想。 【关键词】 手术室;护理;程序化管理;分析 手术室对于治疗以及抢救危重病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医学不断发展,手术治疗领域得以拓展,手术的难度增加,手术室的护理工作需要改进管理的方法。我院手术室在进行管理时,把病人作为管理工作的中心,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中,护士只是被动的配合手术室的工作,对病人心理护理并不重视,应用程序化管理方法,把护理程序与护理实践相结合,与病人加强交流,提升护理的质量。 1 设计护理程序 结合手术室护理人员的数量,根据工作的需求,计算工作量,进行表格汇总,便于进行程序化管理。在手术前一天,对患者进行手术前的探访以及巡视,与患者加强沟通,为患者解释术前的注意细节,并做好相关信息的收集工作。 1.1 阅读患者的病历 在术前,需要详细了解患者的病历情况,熟悉患者的病史,如过敏、心肺功能,检查术前需要的设备,保证设备齐全。到病房区查阅患者的病例,了解护理的计划以及措施等。 1.2 与手术患者进行交流 手术护理人员与患者加强交流,亲切的向患者解释探访的目的,介绍项目包括:①手术室的进入时间;②麻醉剂用量;③注入的时间;④手术的开始时间[1]。向患者描述手术室的环境以及温度,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增加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与患者之间加强沟通,分析患者的体型特点,研究其精神状态,对于手术中可能出现的护理问题,做好计划。 1.3 制定护理的计划 结合诊断的结果,分析患者出现的护理问题。诊断为寻找护理问题提供依据,对于特定的问题,有针对性的采取护理方法,制定护理计划,并落实到实际的护理工作中。 对于存在的生理、心理问题,患者因其体质、病情不同,诊断结果存在差异。结合收集的病人资料,整合分析,对于患者可能出现的护理问题,如情绪失控等,为患者制定个人护理计划,包括护理的目标、防护的方法。 2 物品以及人员管理 2.1 环境和人员的程序化管理 首先成立感染控制的小组。监控小组组成人员是护士长、监控员以及感染控制组组长,感染科为其提供指导。对环境质量进行跟踪观察,执行消毒隔离的制度,做好物品灭菌、卫生清洁工作,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的采取改进的方法。 其次,对人流以及物流进行严格的管理。控制手术室人员的进出情况,根据通知的人员名单进行核对,如果有参观人员,必须限定参观的人数,一台手术的参观人员必须控制在3人以内,特殊的手术拒绝外人的参观[2]。严格按照规定着装,衣服放在指定的位置,手术患者身穿干净的病号服,交换车负责接送。清洁以及污染性具有严格的界限,设立专门的手术室人员通道、污染物的通道以及手术患者的通道。 再次,进行卫生的清洁管理。在净化空调系统的条件下,采用湿式清扫洁净的手术室。术前1小时,设定净化空调机开关为低运行的状态,术前30分钟调节为高速运行的状态,术后调节为低运行的状态,便于室内的清洁工作,对通风口做好清洁工作,定期的进行细菌培养,检测空气、灰尘、湿度等情况,上报检测结果。 2.2 对物品进行程序化管理 手术室物品的种类比较多,护士需要完全掌握,准备常规的手术用物、特殊机械,确保器械性能良好。 2.2.1 无菌物品 为防止发生交叉感染,无菌物品需要进行正确的包装,标识清晰,包括灭菌、责任人以及失效日期,按照灭菌的先后顺序,分类放置,储物架上贴上醒目的标识,发放时按照从左到右的原则。如果从无菌间取出物品,但是没有使用,也不能放回。无菌物品的有效期限是7至14天,在雨季以及潮湿的天气,有效期限是7天。每个月进行生物检测,并做好记录。 2.2.2 一次性物品 对于一次性物品需要建立入库和出库的制度,检查一次性物品的外包装,对出厂日期、数量、生产厂家等进行核对,一次性物品由专人负责,并填写单据。在存储期间,每天进行紫外线消毒2次,每次1小时,室内的地面保持干燥,安装空调,室内温度控制在20℃-25℃[3]。 3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较为重要,它对医疗护理的质量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制定质量管理的计划,并进行定期的检查。 3.1 专科配合 结合护士的工作年限、工作能力、个人专长,科学分工,合理的安排,仪器操作需要相对熟练,针对专科,固定配合。这样的做法能够促进专科的配合以及专业性的管理,与此同时,手术医生的满意度增加。 3.2 业务技术 为了提高手术室护理人员的业务技能,需要进行业务学习,每月两次。学习的内容包括配合复杂的手术、抢救重危病人、使用新的仪器。护士长进行早会提问,建立护理工作质量的记录本,每天进行记录,月底进行统计,新来护士需要做好工作的笔记,强化业务学习,提高工作效率。与此同时,护士长进行不定期的抽查,评定的成绩和年终的考核相结合。 3.3 标本管理 标本为疾病诊断提供依据,我科严格执行标本的管理方法,巡回护士把术后标本放置于标本袋中,记录姓名等信息,手术室护工送至病理科,实行双签名工作制。 4 小 结 运用程序化管理的方法,使手术室护理工作更加科学、规范。对手术患者进行全面的管理,落实护理工作。在手术室护理中,进行程序化管理,护理人员的素质得以提高,激发护理人员工作的积极性,提升其独立思考的能力。程序化管理对护理人员提出了要求,护理人员应当加强知识学习,发挥自身的能力,实现自我价值。手术室运用程序化管理,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形成良好的护患关系,患者的满意度增加,减少了医疗纠纷,增强管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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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研究: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问题研究 一、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意义 继续教育的目的是通过自身学习或参加有组织的培训,专业技术人员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提高专业知识、拓展创造能力和补充专业技术水平。对中小学教师来说,继续教育一方面可以提高其学历层次,更重要的是可以及时更新陈旧的知识和理念,从而扩大视野和完善知识结构,以适应社会发展和教育教学工作的新要求。 二、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教师参与继续教育的功利性明显,态度不积极。 相当一部分教师没有从实质上认识到继续教育的重要性,不愿意参加继续教育,即使自愿参加,其目的都很明确:要么为了拿文凭,要么为了评职称加分。而没有认识到继续教育是自身提高综合素质和工作实际能力。因此,即便是组织教师参加继续教育,个别教师也是流于走形式,其实效不尽人意。 2.继续教育课程设置缺乏针对性、教学方式、课程设置单一、培训师资不强。 目培训种类繁多但不系统,内容陈旧不能反映时展的要求。在培训方式上,基本上是单一的讲授式,枯燥无味的照本宣科,学员只能在下边被动接受,根本谈不上参与课堂教学。这样的教学方式导致的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如果是教育学院组织的培训,教学效果相对来说会好的多,因为其自身具备较强的师资队伍。而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培训,往往没有专职教师,临时找一些领导或者几个有名气的教师讲课,讲的内容往往是大而全的东西,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完全不能满足教师对自己学科新的教育理论接受和现代教育技术掌握。 3.中小学教师工作量大,时间难以保障。 中小学教师很难抽出专门时间来学习,工学矛盾突出。很多学校无法安排教师外出参加继续教育,一旦教师出去学习没有相应的教师代课。而很多继续教育的时间都安排在工作时间,很多教师只能调课,回来后加班加点,甚至挤占星期天给学生补课。如此,继续教育不仅不能实现初衷,反而给教师增添了负担。即便是有些培训安排在星期天或者假期,部分老师会因为占用了其休息时间而不愿意参加。 4.培训经费由教师本人承担,增加了教师的经济负担。 如今大多数中小学校无力承担继续教育经费,中小学教师外出学习与培训的费用主要是本人自己承担。尤其是偏远、薄弱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教师,工资本来就很低,培训费用完全由个人承担无疑增加了教师的经济负担。还有一些地方的教育培训层次不高但名目繁多,培训的费用较高,如果所需费用绝大部分由自己承担,就大大影响了中小学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积极性。 三、对继续教育的思考与建议 1.为教师继续教育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 教师继续教育的实施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目前很多国家对教师在职进修都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然而在我国,教师继续教育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没有关于培训时间和经费保障的规定。不过很多专家学者已经明确建议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教师在职进修制度,国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迫在眉睫。 2.适当放开教育专业硕士的招生。 可以说,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是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新方法,是一条提高中小学教师学历与素质的重要途径。教育专业硕士与学术型硕士不同,其培养过程以课程为主,并且较之学术型硕士,其更侧重于实践。同时,教师到大学学习,不仅可以学习到最前沿的理论和最新的教育理念,还可以亲身体验大学校园浓厚的学习与学术氛围,可以近距离接触到名师大家,这种耳濡目染的学习,必定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若能参加教育专业硕士的学习,教师的素质和科研能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提升,同时,学历层次的上升也有利于提高教师的自信心及社会地位,从而间接积极地影响到其教学的心态,提升教学水平。然而,遗憾的是,从目前的规定来看,教育专业硕士仅在在职中学教师中招生,小学教师尚未成为其招生对象,因此,笔者建议,可以适当放开教育专业硕士的招生,使中小学教师均具备参加学习的资格。 3.教育行政部门提升服务意识,带头转变观念。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树立为教师服务的意识,根据当地教育发展的情况和教师的实际要求,开办高水平高质量的继续教育培训,客观考虑培训的场地和时间,选择距离较近的培训场所,避免占用教师上课的时间,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减轻教师的负担。同时教育行政部门要进一步转变观念,提高对教育理论学习的认识,把提升教师的理论水平当做一项重要任务常抓不懈,并积极为教师提供教育培训的机会和条件,这样才能把继续教育切实办成为广大教师服务的途径。 4.开展校本培训,提升教师科研能力。 学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开展校本培训,可以弥补当前培训的盲目性和片面性,提升教师培训的针对性。积极利用优秀教师、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教师开发适合自身的校本培训资源,弘扬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教学特色,不断丰富继续教育的方式。同时鼓励教师针对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学术研究,提升自身的科研能力,不断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 作者:夏倩倩 单位: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研究:农村中小学教师远程继续教育研究 一、方法 1.调查对象从2014年5月到2014年10月,在湖南省石门县城郊和乡镇的200多所中小学校中随机抽取了20所中小学。问卷由湖南省石门县教师进修学校统一组织调查人员各带15份下学校发放且当天回收。然后在学校里随机抽取教师参与调查,问卷填写采取无记名方式。一共发放问卷300份问卷,回收275份,问卷回收率91.67%。2.调查材料冯延平等学者认为,有效的教师培训表征包括了五个方面:培训目标有效性、培训内容有效性、培训方式有效性、培训管理有效性和培训评价有效性。本研究的调查内容根据这五个表征自编调查问卷,表征所对应的自编制条目详见表2。共设置了15条目,每个表征的条目2至4个不等。每个条目提供五个选项可供被试选择,从“完全符合”“比较符合“”不确定“”比较不符合”到“完全不符合”,计分方式依次从5至1。3.分析方法采用SPSS16.0进行描述统计、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 二、结果 1.问卷填写的可接受性调查过程中共有25份问卷没有收回,但调查人员没有对未能回收原因做出统计和追踪。对被试对“远程培训有效性”条目的填写情况来看,有31人在所有项目上均选了“完全符合”,有14人在所有条目上均选了“比较符合”,有2人在所有条目上均选“完全不符合”,共计47人(17.09%)的选项单一。此部分教师可能只是为了应付任务而填写问卷,乱填的可能性较大。与剩余228人相比较,两部分被试在教龄、学校级别、目前学历、目前职务和婚姻现状上不存在比例差异(P>0.05),但在性别上的比例差异显著(χ2=5.827,p<0.01)。在选项单一的47人中,男性(26人)所占的比例(55.32%)比228人中男性的比例(36.40%)更大,即男性教师更倾向选择某个固定的选项。2.项目分析结果在对自编问卷进行信度分析时,其研究对象仅考虑问卷选项有变化的228名教师。条目和条目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范围为0.551~0.821(均p<0.01)。以总分高低27%处的分数作为高低组的临界分,条目的CR值范围为6.931~15.918(均P<0.001),说明各条目具有良好的鉴别度。3.问卷的信度特征对15个条目进行球形Baterllet检验,KMO值为0.924,P<0.001,说明适合进一步做探索性因素分析。使用主成分分析和正交旋转法抽取因素,以特征值大于1为抽取因素的个数。结果表明可以抽取2个因子,累积方差解释率为57.923%。除目标4个条目之外的所有条目均落在一个因子上,因子负荷范围为0.634~0.775,特征值为7.638,方差变异解释率为35.598%,其信度Cronbach'salpha为0.917。关于目标内容的四个条目在一个因子上,因子负荷范围为0.421~0.809,特征值为1.320,方差变异解释率为22.325%,其信度Cronbach'salpha为0.786。整个问卷的信度Cronbach'salpha为0.923。各因子及整个问卷信度良好。4.远程培训有效性的特征仅以228人分析被调查教师对远程培训有效性的主观认知,整个问卷总分为75分,总分平均分为61.21±9.50,位于一半总分之上,所以,整体而言被调查教师认为远程培训具有较好的有效性。男性教师得分为60.66±9.43,女性教师得分为61.52±9.56,男、女教师之间的得分差异不显著(t=0.658,p>0.05);教龄在10年之下的教师得分为60.80±7.94,教龄在10年之上教师的得分为61.44±10.16,两教龄分组之间的得分差异不显著(t=0.514,p>0.05);小学组教师的得分为62.79±8.68,中学组教师的得分为60.29±9.85,小学组教师的得分显著高于中学组教师的得分(t=2.004,p<0.05);学历为大专的教师的得分为63.50±8.53,学历为本科或研究生的教师的得分为60.56±9.65,大专学历教师的得分要显著高于本科或研究生学历教师的得分(t=2.027,p<0.05);行政教师的得分为64.29±8.17,学科教师的得分为60.59±9.65,有行政职务教师的得分要显著高于一般学科教师的得分(t=2.531,p<0.05);已结婚教师的得分为60.87±9.93,未结婚教师的得分为62.57±7.52,两组之间得分差异不显著(t=1.083,p>0.05)。 三、论讨 本研究自编农村中小学教师远程培训有效性调查问卷,就某县农村中小学教师对远程继续教育有效性的认可度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被调查对象较好地配合了此次调查,他们对农村远程继续教育有效性的认可度较高,认为农村远程继续教育从学习内容、目标要求、管理、组织方到考核方面均表现出较好的有效性,实现了对他们继续教育的促进,也实现了对他们教学能力的促进。由于远程继续教育缺乏面对面交流,多方面因素会影响其目标的实现,因此其有效性一直倍受争议。此研究是国内首次用量化得分的形式对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情况进行调查,其结果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也为当前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效果提供了实证材料。近几年兴起的农村中小学教师远程继续教育培训,虽现存着许多障碍因素,但还是取得相当大的效果,未来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可将远程培训作为一种有效的方式去大力推广。以往关于远程培训有效性的研究多属于理论研究,研究者对远程培训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对如何提高远程培训的有效性提供了大量策略性建议。本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进一步说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注重农村中小学教育的远程继续教育培训的有效性仍是组织者、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本研究根据教师培训表征,从远程培训的目标、内容、方式、管理和评价五个方面自编的远程培训有效性调查问卷,在教育理论上存在着五个维度,但本研究的探索性因素分析仅抽取两个因子,目标表征独立成为一个因子,其他四个表征落到了一个因子上。从培训的五个表征是密切联系的特点,这些因子汇聚在一起是具有可接受性的,未来研究需从实证的角度做出进一步的验证。信度研究结果表明本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其测量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一个可靠可信的测量工具除了具有较好的信度外,其良好的效果也是必须的,但由于研究基本的缺乏,我们没有对量表的效度做出证明,未来研究可从教师教育教学的实际促进去进一步对本研究调查工具的效度进一步研究,为未来培训有效性的测量提供研究基础。另外,有效性测量工具的提供也可以为我们进一步从实证角度研究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提供基础。本研究对教师远程培训有效性在各人口学变量不同类别之间的认可度进行了比较,发现不同类别、学历和职务的教师对远程继续教育有效性的认可度存在差异,小学、大专学历和担任行政岗位的教师对远程继续教育有效性的认可度更高,而中学、本科或研究生学历和一般学科教师对远程培训有效性的认可度要略低。这说明今后的教师远程继续教育培训中应进一步关注人口学因素对其有效性的影响,注重远程培训的多样性、针对性,丰富远程培训的资源,这是促进其有效性提高的重要方面。本研究虽采取无记名填写策略,但从问卷回收和分析来看,有相当部分的教师对其配合度不高。调查单位与被调查单位存在着一种上下级部门归属现象,即使匿名填写,部分教师会觉得真实填写可能会使其利益不受保障。另外,本研究的调查内容是态度的一种自我报告,无法避免地会存在趋好趋坏现象。因此,在未来培训有效性的调查研究中,研究者有必要注意此方面存在着的问题,做到规范操作,减少、消除被调查者的担忧,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作者:陈志勇 向鹏飞 陈贵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研究: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论文 1影响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效果的因素 其一,现行教育体制的问题,教育资源分布严重失衡。年轻优质的师资和教学硬件资源集中分布在重点学校和城镇,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导致家长学生掀起了择校的狂潮,本来就稀少的优质生源流失殆尽,领导、教师们失去信心,心灰意冷;再加上若干年来没有补充年轻教师,没有生机活力,留守农村中小学的教师老龄化十分严重,因而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所以参与继续教育的动力和热情不够。 其二,培训内容设置空泛,针对性不强[3]。在第一轮教师继续教育中,从国家到省市,所确定的内容基本上是纯理论性的,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大多是一些高深的教育理论,基层中小学教师听后觉得云雾难辨,高深莫测,很难理解,缺乏学习的兴趣,导致基层中小学教师反感和不满。第二轮继续教育的内容又采取了急功近利的做法,纯理论的东西确实少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仅仅围绕上课等技能来设置培训,培训内容又过分“窄化”,上几节作秀课,专家点评了事。表面上看,满足了教师的当前急需,但却存在理论与实践结合过少、侧重于短期实践技术的问题。这样的教学内容不能与当前中小学实际情况相结合,教师们认为收效不大,因此就没有了学习的动力,学习积极性不高。 其三,继续教育效果的评价机制不够完善,管理缺乏刚性。一般人身上都有不自觉性和惰性,更何况教学任务重,工资待遇低,很多教师不愿意牺牲休息时间去专心学习、认真研究。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评价机制和刚性的管理措施,继续教育的效果是难以得到保证的。比如业务考试、普通话等级、计算机等级等培训和考试存在旷课、缺课、请人代考、开后门等情况;网络继续教育培训,教师们打开电脑中的学习视频后,或去上课、或批改作业、或聊天,甚至还有人玩游戏,时间到了就点击一下,有的还请别人点击,课后的作业、论文也是胡乱摘抄剪贴完成,有的干脆请别人完成,应付了事,目的只要能拿到培训证和学分,根本没看,更不用说专心学习、潜心研究了。其四,教育主管部门的认识和安排上的问题。教育主管部门的一些领导对继续教育的认识不足,只是把组织继续教育当作政绩工程或者形象工程,监管不到位,培训机构的一些领导、教师也只是为完成任务,监督检查不到位,工作马马虎虎,应付了事。另外,继续教育时间安排不尽合理。在组织教师进行继续教育培训时,有些教育主管部门没有充分考虑教师的实际情况,培训时间多安排在假期或周末,教师们周一至周五工作都非常繁重,家里的事情主要集中在周末和假期处理,同时也想利用假期好好休息休息,放松一下。如果占用节假日,教师们首先心里就反感,不情愿,所以节假日的培训也是敷衍应付。尽管假期时间较充足,可是继续教育的时间往往是1~2周就结束了,这么短的时间内让教师学习几门课程,其效果是可想而知了。 2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效果的措施 第一,教育主管部门应强化中小学教师的思想教育,注重提高教师的思想素质,努力提升教师对继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建立健全继续教育的法律法规。我国在这方面高度重视,从1993起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教师法》指出,教师有“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训”的权利和“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业务水平”的义务;《教师法》第四章还专门就教师的培养和培训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教育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职务、聘任制度,通过考核、奖励、培养和培训,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可这两部法律还很不够,这两部法律只是初步改变了我国教师继续教育无法可依的状况,实际操作性并不强。它没有明确规定继续教育经费的来源、培训机构的资质、如何考核、培训证的认定办法、如何追究责任等等。为了使教师培训具有自觉性、长期性、强制性、严肃性和实效性,必须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完善继续教育的法制体系。让继续教育做到真正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让继续教育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第二,逐步改变现行的教育体制,合理分配优质师资和优质生源,有计划地从师范类学院招聘真正优秀的毕业生充实到农村中小学,以提升领导、教师的信心。 第三,教育主管部门应转变工作方式,树立为教师服务的意识,树立“为了教师,为了一切教师,一切为了教师”的服务意识,把赚取政绩的形象工程变成切实为教师服务的惠民工程。必须调整培训方式。“学以致用”“学了管用”是继续教育的生命力所在,在教学实践中有用才是教师们需要的。从培训中学的东西如果真正是教师需要的、实用的,且在教学中确实能提高教育教学效果,教师们肯定会越学越有劲,人人都会积极投身到学习中来。自然而然就会掀起继续教育的热潮。教育主管部门应开展常态化的送课下乡活动,针对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多、潜能生多、问题多等,组织专家、学者、名师等定期送课下乡,现场指导,现场解决问题,现场和教师交流探讨。每个学校每学期至少送课下乡1次。这种方式才是教师们所喜闻乐见的。教育行政部门应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确实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建立健全教师继续教育网,集中全国最优秀的教育教学资源,为教师提供一个学习知识、获取信息的广阔平台,为农村教师提供充足的实用的教育教学资源,让广大农村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模仿、研究,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从而促进农村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的转变。 第四,改变教师绩效教育的评价机制,实行刚性管理。应打破单一考核与评价方法,建立多元的评价模式,建立比较完备的教师继续教育的师资资格认定制度,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完整的评价体系。培训机构应多与参培教师所在学校联系,充分利用学校行政管理机制,对教师的继续教育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和评价,建立健全教师的培训档案。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培训机构和学校行政人员三位一体,形成合力,齐抓共管,坚决杜绝开后门、蒙混过关的现象。除了作业、考试、论文外,应重视在职教师的实际教学工作过程性评价,以及实际教学中的运用情况,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应及时检查教学后记、学习心得、教学反思、教学总结及期末的教育教学效果等。在教师继续教育的师资水平、教育教学实践的能力和资格证书的认定等方面严格把关。此外,建立继续教育培训奖励和处罚机制,继续教育效果与评优评先晋级及绩效考核挂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达到促进农村教育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的转变,确保继续教育的效果。 作者:李学军 单位:水口山中学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研究: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管理 1知识的表示与关注点提取 1.1知识的表示定义1(知识点)系统中每个知识有若干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由若干固定的成员构成,可以用一个多元组表示:K=(KID,name,RL,KWS,des,imp,dif),其中KID为知识点的标识,用于区别于其他知识点;name为知识点的名称;RL为知识点的相应资源列表;KWS为知识的关键词集,是对该知识点的高度概括;des为知识点的详细描述,包括该知识点的定义、范畴、详述及来源的领域等;imp∈[0,1]为知识点的重要系数;dif∈[0,1]为知识点的难度系数. 1.2关注点提取文本挖掘是项目的重点所在,从学员提供的基本信息、相关文档以及学员访问频次较高的网页中提取学员的关注点.项目采用LDA(LatentDirichletAllocation简称LDA)建立信息进行文档主题分析模型.LDA是一个生成式三层贝叶斯网络的概率主题模型,由DavidBlei,AndrewNg和MichaelJordan于2003年提出,主要用于文档处理和知识发现方面.文档的主题抽取是文本挖掘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使用LDA模型对语料集建模,然后确定词项集合,以此形成文档的主题.实验表明该方法在表达文档的主题方面能更加准确地表达其主题,获得了良好的效果.非监督机器学习算法LDA,依据词项频度来表达文档主题,而不考虑词项之间的关系[6].标准的LDA很难进行精确的求解,并且忽略了词项之间的联系和词项频度与主题之间的关系,在实际的应用当中需要借助其他的方法进行不精确的求解,并且可以利用词项频度设置权重的方法来弥补这些缺点.项目中采取了吉布斯抽样方法(GibbsSampling).采用主题概率模型对文本进行主题建模,得到文本的主题~词项分布.然后综合文本的词项序列、主题~词项分布和相关主题挖掘出易于理解的文档主题.文本挖掘过程如图1所示.根据LDA模型生成的文档~主题分布,采用libsvm实现SVM算法,训练二元分类器进行分类.经过样本训练的测试实验,分类的准确率达到92.42%。 2学习分析和个性化学习序列的生成 2.1学习分析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移动智能终端广泛使用,随时随地的移动学习和办公成为习惯,进一步拓展了个性化学习的应用环境,智能答疑及自适应服务等开始用于支持移动学习,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质量和能力的提升成为决定产品成败的关键,如何为学习者提供更“贴切”的服务成为研究的切入点,智慧学习环境的提出为个性化学习的实现提供了新的途径,大数据分析也为个性化学习提供了技术基础.智慧学习的基本方法是依据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特点,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学习计划、学习诊断和学习服务等,并利用移动互联网实时记录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和轨迹以用于数据挖掘和深入分析,结果用于还原学习轨迹,评估过往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以及预测未来表现和及时发现潜在问题,为学习者提供最佳的学习方案及策略,从而提高学习效果[7].目前学习分析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基本上都反映了学习分析的本质:首先发掘学习者的需求,利用技术手段获取、分析数据和解析预测,为学员、教师、管理人员等提供所需的数据结果,参与者依据数据结果采取及时、有效的干预措施,从而达到提高学习和教学效果的目的.可见,学习分析科学地提升教学效能的指向非常明确[8].学习分析的要素.布朗(Brown,2011)提出学习分析包括五个要素.1)数据获取:利用技术手段获取系统中的学习数据和学员学习日志等.2)数据分析:按照学习能力、用户需求等方向对数据进行分析.3)学员学习:学员在系统上的学习序列、学习行为、时间分配等.4)信息反馈:将结果以各种方式反馈给教师、学员本人以及教育管理者.5)干预:根据结果,为学员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服务学员.学习分析的过程模型如图2所示.从模型可以看出数据的来源主要有学员的学习日志和网络行为及系统相关数据,最终的分析结果用户个性化学习服务. 2.2个性化学习序列的生成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通常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单元内(如假期等)组织实施的,一次培训通常为一个月或者一周时间不等,每次培训又会细化成几个阶段或者是几个环节来进行.每个阶段或者环节、一个学时都可以看作一个学习活动,每次培训可以有若干个学习活动组成(如72个学时).按照预设的培训方案,假定每个学员的学习能力、学习效率等特点都是一样的,都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培训任务.这种传统的培训方式忽略了学员的个性化差异,实际上每个学员的各方面指标都是有差别的.在固定的时间单位内,依据学员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差异,由知识点组成更大容量的学习序列,便于学员个性化学习的需要.学习工作量是学员完成学习序列任务所需付出的精力成本.在固定的时间单位内,它与知识点的数量、难度系数和重点系数成正比.定义2(学习能力)学员的学习能力是指在单位时间内完成学习工作量的多少.可以用公式lC=Wl/t来表示.lC为学员的学习能力,Wl为学习工作量,t为单位学习时间.在培训计划确定后,随之的学习工作量也是固定的,依据学员学习能力的不同,能够计算出每个学员完成培训任务所需的时间,进而生成学习序列,为学员提供个性化学习服务.图3为一个学习序列,该序列由若干个学习单元构成.lui为学员正在学习的学习单元,它之前的为学员已经完成学习的学习单元,后面的为将要学习的学习单元.每个学习单元的单位时间t相等,也就意味着每个学习单元内的知识点的数量不尽相同;在固定的学习工作量要求下,知识点的重要系数和难度系数越大,也就意味着能完成学习的知识点的数量越少,反之则相反.综上,这些公式和数值对于学习任务的精准生成提供了依据和帮助. 3个性化服务与自适应学习 3.1个性化用户建模关于个性,著名心理专家郝滨先生认为:个性可界定为个体思想、情绪、价值观、信念、感知、行为与态度之总称,它确定了我们如何审视自己以及周围的环境.它是不断进化和改变的,是人从降生开始,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总和.个性就是指某个个体区别于自己所属群体中其他个体的一些独有的特征.本文重点探讨个性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管理系统中的应用,以及对方法和模式的影响,特别是学员的学习轨迹和选择倾向.系统个性化和适应性的第一要务就是精准刻画学员画像.例如,在学员使用系统过程中,往往有些并行的选项,学员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系统记录学员的选择、理解并分析出学员的个性.用户画像尽量精准地反映用户的真实个性,是实现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管理系统个性化的关键所在.项目实际过程中真实地理解用户就要获得相当量的用户信息,如果要求用户大量显式输入显得臃肿,也影响用户体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为用户偏好的记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用户通过智能终端的网络行为和操作行为为用户的个性化分析提供了完整可靠的数据基础,用户通过社交软件的行为能反映学员的偏好、需求、动机等一系列的个性特质. 3.2系统的自适应学习以学员为中心的学习服务系统,为学习提供贴切的服务是唯一要旨.贴切的个性化服务就要求系统能根据学员的变化,自动做出实时的调整和优化,具备自适应的学习能力.自适应机制是提供系统生命力的关键手段.系统的适应性体现在系统是否能够根据学员的实际操作和变化,不断地进行学习,进而满足用户不断变化的个性化需求,以及对学员的变化提前做出预测和判断,引导学员进行学习.将学员失去不再关注的知识点的衰减系数趋近于0,将预测的用户关注的知识点添加到为学员推荐的知识点列表中;学员持续关注的知识点在推荐列表中进行加强.针对系统通过预测推荐的知识点和学员真正期望的知识内容存在的情形,分别采取4种不同的策略.如表1所示. 3.3系统的使用效果系统的开发工具为VS2013和SQL2008,采用ASP.NETMVC进行开发,也分别开发了基于Android和IOS的移动智能终端软件,利用Python开发了网络爬虫系统.系统投入使用1年多来,不断完善,已经替代了老的培训系统,正在为河南省100多万中小学教师服务.2000人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学员对新的个性化培训系统满意率为97.32%,对老的培训系统满意率为81.12%.系统分析数据表明,使用新的培训系统后,学员的学习成绩提高了7.6%,培训效率提高了8.5%. 4结语 本文整体上对系统的研究和设计过程中的重点进行了较为清晰的表述,满足了学员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并具有较好的自适应学习能力.目前该系统的个性化服务得到学员的好评,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对知识点之间的内在关系没有详细的分析和考虑,对学员的个性刻画还不够详尽,下一步在这两点上完善研究与设计,并进一步提供系统的自适应性. 作者:肖立志 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研究: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论文 一、现状调查及分析 (一)关于课程概念的认识调查发现,在教师方面,有15%的教师知道且能准确说出课程的概念,44.2%的教师知道且基本说出教师的概念,25.6%的教师知道但错误说出课程的概念,17.2%的教师不知道课程的概念。教师对课程概念的认识与教龄有一定的关系。随着教龄的增长,教师“能够准确说出”课程概念的比例增长。总体上,“能够准确说出”课程概念的教师所占比例还较小,“错误说出”和“不知道”课程概念的还占一定的比例。此外,在管理者方面,有23.5%的管理者“知道且能准确说出”课程的概念,34.1%的管理者“知道且基本说出”课程的概念,24.7%的教师“知道但错误说出”课程的概念,17.7%的管理者“不知道”课程的概念。整体上,能够准确认识课程概念的管理者所占比例还较小;对课程概念的认识与工龄有一定的关系,随着工龄的增长,管理者能“够准确说出”或“基本说出”课程概念的比例增长,而“错误说出”或“不知道”的比例在减少。 (二)课程与课程资源的区别调查发现,在教师只方面,有12.2%的教师能说出课程与课程资源的区别,有65.6%的教师认为课程与课程资源有区别,但不能说出具体区别,有22.2%的教师认为课程与课程资源没有区别。此外,调查还发现,随着教师教龄的增长,能够说出课程与课程资源区别的教师比例在增长,而不能说出或认为没有区别的教师比例在下降,但总体来看,能够认清两者区别的教师仍占少部分;在管理者方面,只有29.4%的管理者能说出课程与课程资源的区别,有60%的管理者认为课程与课程资源有区别,但不能说出具体区别,有10.6%的管理者认为课程与课程资源没有区别,就是一个概念。此外,随着管理者工龄的增长,能够说出课程与课程资源区别的人数比例在增长,而不能说出或认为没有区别的人数比例在下降,但总体来看,能够认清两者区别的教师比例很低。 (三)课程的结构调查发现,从层次上看,在德育类模块方面,教育部推荐的课程占总数的40%,其他的占60%。在开设的课程中,有1门课程(占20%)是重复开设,2门课程是由专家推荐;在现代教育理论与方法模块方面,教育学共开设32门,教育部推荐课程为23门,占教育学开设总数的71%,另外,有7门课程(占21%)属于专家推荐,培训机构推荐的课程有2门(占6%);在人文与科技知识模块方面,已开设的14门课程中主要是通识课程,有5门为教育部推荐的课程(占36%),有4门为专家推荐(占29%),另外5门没有标识其来源(占35%);在学科教学模块方面,大部分为部级课程,省级和县级课程较少。从类型上看,其一,“人文与科技知识”模块大多是人文课程,科技知识的课程尚未被纳入。其二,在“现代教育理论与方法”模块方面,开设的科目所占比例严重失衡。其三,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与跨学科课程相隔离。调查发现,每门科目所开设的具体课程,大多是针对中学的物理所开设,没有与化学、生物、地理这些课程联系的综合课程,更无跨学科课程。 (四)课程的理论性与实用性调查发现,课程建设呈“学科化”特征。活动性课程和实践性课程重视不够,理论课与实践课比例失衡,教师对继续教育课程的期望与现实状况不一致。在调查对象中,多种期望的教师占较大比例,单方面期望的所占比例较小。在多方面期望中,25.6%的教师期望增强教学能力和解决教育实际问题,17.2%的教师期望获得教育的新观念、方法和知识,其他多方面的仅占6.1%;在单方面期望中,12.8%的教师期望解决教育实际问题,10%的教师期望获得教学能力,7.8%的教师期望获得专业知识、5%的教师期望获得科研能力、5%的教师是单位要求和4.4%的教师是职称要求。此外,调查还发现,有5%的教师认为所接受培训的课程实用性非常强,能够很好指导教学实践,有45%的教师认为实用性一般,指导教学实践并不明显,有37.8%的教师认为没有用,不能指导教学实践。可见,教师对现行课程的实用性满意度较低,与他们期望的不一致,这也直接反映了教师继续教育课程设置的合理性还有待加强。 (五)课程资源的形式与信息化程度调查发现,“师德”和“班主任”这两个课程模块,课程资源100%来自文本资源;“现代教育理论与方法”模块,教育学课程资源100%来自文本资源,心理学课程资源86%来自文本资源,14%来自多媒体资源;“现代教育技术与应用”模块,课程资源83%来自文本资源,17%是多媒体资源;“人文与科技知识”模块,86%课程来自文本资源,14%来自多媒体资源;“学科教学”模块,语文、数学、英语课程的83%来自文本资源,17%来自多媒体资源。科学的文本资源和多媒体资源均为50%。 (六)课程的管理在对课程开发与指导方面,调查发现,81.2%管理人员认为管理机构没有请过专家对课程开发进行指导,只是根据国家、省里推荐或指定的课程安排。在课程的选择性方面,管理或培训机构决定选修课程的选择,而受训教师只能被动接受选修课程,教师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课程落不到实处。所以在这种选课制度中,教师的选课还是具有比较大的盲目性。调查发现,53.9%的教师认为自主选择培训课程非常有必要,36.1%的教师认为有必要,无所谓和没必要的比例分别为7.2%和2.8%。在课程实施过程的监控方面,调查发现,教师培训或管理机构所做的主要就是静态的课程开设时间、任课专家和教师、受训教师的选择与落实,而对于动态的课程实施过程缺少有效的监控手段。管理人员在回答课程实施过程中有没有对课程进行监控这一问题时,有79%的管理者说在正式上课之前,会对课程内容选择、课程大纲和教案撰写等做出较为统一的规定,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和结束后,也以问卷或访谈的形式了解教师对课程的满意度。但很少人会提及对授课教师的方案与实际授课状况和质量是否一致性做出监督和检查。 (七)课程的考核及评价机制调查发现,在85位管理人员中,有29.4%的人回答建立了课程评价制度,有42.4%的人说不清楚或不知道,有28.2%的人回答没有指定的评价制度。目前,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课程评价仍然重点强调课程考试的成绩,对于过程诸如专业知识的更新、教学技能的增长、团结协作精神的培养和思想素质的进步等较为忽视。这种单一的课程评价方式严重影响着教师继续教育方向和质量。调查发现,课程评价绝大多数还停留在期末卷面考核、作业考核和考勤考核,而学习过程评价、学生自我评价和小组评价等形式缺乏。在调查中发现,有85.9%的管理者认为采用“期末卷面考核+出勤+作业考核”作为最终的评价形式,有14.1%的管理者未做出清晰回答。“期末卷面考核+出勤+作业考核”评价形式与受训教师的回答大体一致。 二、主要结论及建议 (一)完善六大课程模块六大课程模块包括师德修养培训课程、学科教学课程、现代教育理论与方法、现代教育技术、班主任工作和人文与科技知识。师德修养培训课程模块应强化教师职业所必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教师职业所必需的心理素质及心理调适能力;学科教学课程模块应帮助教师不断更新和掌握先进的学科教学理念,补充新的学科知识,提升学科教学问题的解决研究能力;现代教育理论与方法模块应帮助教师吸收最新的教育研究成果,更新教育教学观念,了解和掌握新的基本教育教学方法,提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能力;现代教育技术模块应帮助教师了解和掌握基本的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增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教育教学的意识和能力;班主任工作模块主要帮助教师了解和掌握班主任工作规范,深入学习和研究班主任工作的规律和特点,提升问题分析和解决的能力;人文与科技知识模块既要帮助教师扩充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增强人文精神,也要帮助教师扩充自然科学与技术知识,增强科学精神,掌握必要的科学方法。 (二)开发多样化的课程资源一是重视素材性课程资源建设。要注意条件性课程资源与素材性课程资源之间的动态平衡,重视素材性课程资源建设,把素材性课程资源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来做。素材性的课程资源应包括:用于完善中小学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课程资源,因科学技术变革使教师知识与技能更新的课程资源,用于提高教师教学能力的课程资源,以及有利于提高教师教研能力的课程资源等。二是加强网络和媒体课程资源建设。一方面,要明确目的教育网络和媒体课程资源建设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相接轨,关注现代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的最新成就;另一方面,要具有针对性,即要针对受教育教师的实际需求:课程资源的组织形式要针对受教育教师的学习特点,课程资源的学习方式要针对教师岗位实际特点,此外,网络与媒体课程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要满足教师的需求。 (三)实行规范、科学的课程管理一是明确国家、省和县三级在管理中各自的职责和任务,下放课程管理权限。省级和县一级应制订适合本地的课程计划,组织和审议学校课程实施方案,指导学校实施国家和地方课程,为学校课程实施与开发提供服务。要依据国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上级培训机构的指导性意见和教师的需求、建议,由专家、一线教师、行政管理机构人员共同协作制定中期课程规划和年度培训课程计划。课程规划应针对实施的全部课程,涉及课程开发、实施和评价的全过程。二是注重课程开发环节。既要给予任课教师充分的准备时间,对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策略等有明确的认识和充足的准备,也要在选用教育部、省级推荐教材的同时,加强与师范院校、兄弟教师继续教育机构和中小学的资料交流,有针对性地编写一些有特色的教材、讲义、自学资料和乡土教材,以确保教师继续教育丰富的课程资源。 (四)实施多元化的课程评价机制一是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课程的考核评价必须考虑中小学教师学习和心理的特点,根据继续教育活动的实际需要,可以采用不同维度的方式方法并注重实践性[4]。例如,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分别采取不同的评价方法,还可以按照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作用和目的,采取不同的评价方式。二是采用多主体的评价。课程评价的主体应是以教师继续教育机构、任课教师、教育科研人员、受教育者(受培训教师)以及社会相关人员等为主体,通过多主体对课程实施条件、课程实施过程和课程实施结果的评价,使多种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实现教师继续教育课程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作者:杨超徐凤单位:云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研究院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院办
钟青云 南昌市站前路学校330000 摘要:何为英语核心素养?我自己的理解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具体来说英语学科的核心素养包括语言能力、思维品质、文化品格和学习能力四个维度。如何在英语教学中切实落实核心素养的理念与方针,是值得我们每一位英语教师思考与学习的问题,下面我就结合本人工作实际分别从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挑战(threats)四个方面阐述一下我对核心素养的认识。 一、核心素养概念凸显了英语课程的育人价值(strengths) 现在修订中的各学科英语课程标准都以核心素养为基础来设置课程的内容和目标。这一举措与以往的课程内容和目标的主要区别在于,除了重视发展学生的学科能力以外,还凸显了课程的育人价值。甚至可以这样说,育人价值是学科核心素养的基础。所谓学科的育人价值,是指某个学科的课程内容除了使学生学习某些学科知识和发展学科技能之外,还要促进学生在心智能力、情感态度、思想品德、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发展。对于中国人来说,英语是一门外语,学习英语有利于我们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国家安全等领域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也有利于我们通过英语来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但是,中小学的英语学科和英语课程,除了使学生把英语作为交流工具来学习以外,还具有多重的育人价值。大家都知道,母语的作用绝对不只是帮助我们交流。母语是我们思维的工具。另外,母语与我们的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理,英语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也与英语国家的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学习英语的过程是学生接触其他文化、形成跨文化理解意识与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学生思维能力进一步发展的过程。 二、现行英语教学中对核心素养理论产生的误解(weaknesses) (1)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自主性较差。不少学生都是在教师的一再强调下参与学习,学习状态非常被动。 (2)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心智和思维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学生普遍都是为读书而读书的心态,学生的心智、思维没有充分形成,在教学实践中学生的英语素养没有得到充分的提升; (3)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个体目标性不够明确。结合当前学生英语学习的状态来说,个体目标性的不够明确、凸显,导致学生英语学习中没有呈现出自身核心素养方面的全面有效提升。 结合当前中学英语教学的现状,我认为英语教学要更进一步明确教学的目标,构建更为有效的英语教学内容体系。 三、核心素养为英语学科教学带来的机遇与挑战(opportunities) 闲暇之余我会阅读一些教育学的理论著作和一些唐宋诗词,对于苏轼所写的:“唯江畔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深有认同,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有的时候过分注重了对生活的盲目追求,但是忘记了停下来欣赏身边的风景,其实自然界的清风与明月也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馈赠。结合我的英语教学实践来说,核心素养的培养,就是根植于学生内心的一股清风,这股清风会陪伴着孩子走过困惑、破解难题、迎难而上,在英语学习中不断攀登知识的高峰。结合我关于核心素养知识点的学习,“核心素养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即认知的与非认知的。认知方面指的是学术、知识,非认知方面则是指价值观、情感态度等。21世纪技能可以包括3方面,即学习和创新技能,信息、媒介与技术技能,生活与职业技能;另外,批判性思维能力、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创造性的思考能力等等,也都属于今后培养核心素养中应包括的内容。”结合核心素养的教学内容和目标,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名中学英语教师,要结合中学英语核心素养的培育为目标,开展更为有效的探索之路。 四、核心素养在英语教学方面存在的挑战(threats) 现实教学生活中尽管教师再努力贯彻新的教学理念,努力使学生达标,然而,努力并没有得到好的效果。在教学中,我还有一些困惑: (1)对英语的测试还是重在语法,较多的重要的词汇。学生对这方面的知识掌握起来本来就枯燥,需要识记的太多,学生本身记意力就不是很突出,一旦记不住,考试就做不起,导致学习兴趣是不断减淡,直至消失。即使教师再怎样鼓励,他已经努力了,努了力,还是这样的成绩。 (2)学生人数众多,难免有些学生被忽视,教这几年,每个班的人数都是56左右,教语文呢,还能听得懂,但英语是不熟悉的语言,听不懂的是多数,做到一一辅导几乎不行。 (3)教四年,换两种教材,两种教材都在不断地改,改得虽然看似好教,学生好学,实际上,综合运用太多,每个话题语言知识较多,单词量大,重复应用太少,这对初中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再则,小学英语学习几乎被语、数占用,上了的几乎都不记得,这就使得初中英语起点太高,所以本就什么都不懂,再提高一个难度,当然就更不易掌握了。 (4)由于人们的意识还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大多数学校还设立实验班和普通班,学校对不同班级的考核差别也很大,导致教普通班的教师积极性不高,学生更受影响。 古代著名学者朱熹曾经说过:“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说的就是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学会积累,要想给学生一瓶水,教师自己首先就要拥有一桶水,在整理积累的过程中,教师要随时引导学生理出学习收获,这节课学习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并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仅仅跟着老师的节奏被动参与课堂听讲,而是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在课堂中如果有一些疑问、困惑,也可以及时提出来,通过师生互动、小组合作学习等科学的方式,来解决自己内心的困惑点。 参考文献: 程晓堂,赵思奇《课程 · 教材 · 教法》 陈琳,王蔷,程晓堂 《英语课程标准解读》 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
摘要:近年来,随着媒介融合趋势的深化发展,非遗题材的记录影像生产已成为媒介内容竞争的热点。一方面,多元化生产模式和全媒体传播带来的社会影响,极大地促进了非遗文化的宣传、保护与发展;另一方面,在媒介竞争思维与消费逻辑主导下,缺少价值引导的商业表征与过度消费带来的粗制滥造与同质化,导致非遗记录影像生产与传播中文化失真、内涵模糊、文化灵韵与审美意蕴缺失等现象突出,值得重视。本文试图通过回溯非遗记录影像的历史渊源,从其核心功能、文化内涵表达与审美意蕴呈现等角度,对融合媒介背景下非遗记录影像的表达策略展开探讨。 关键词:媒介融合;非遗记录影像;文化内涵;审美意蕴 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影像(以下简称非遗记录影像),指通过影像方来式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产生渊源、传承体系、实物场所、文化记忆与底蕴,其形式包括非遗纪录片、非遗影像志、网生非遗记录视频等。2011年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2022年1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出台了《关于推动新时代纪录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推动落实“中华传统文化纪录工程”,这为新时期非遗记录影像的创作生产繁荣、行业主体发展和传播能力提升,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原则和工作目标。 一、融合媒介视域下非遗记录影像的积极实践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介传播方式已呈现出多元与融合态势,传统电视、网络平台、移动视频的竞争与融合构成了当下视频传播的全景视域,极大地拓展了非遗文化传承发展的媒介空间。截至2022年6月,我国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1027亿人。①数字技术的普及带来的技术赋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近几年来,大量的非物题材记录影像,以纪录片、专题片、网络短视频等形式,通过传统电视媒介与网络平台的传播,带动了更多的观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喜爱。如《我在故宫修文物》《传承》《手作中国》等非遗题材纪录片的传播,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受到了包括年轻一代人在内的广泛关注,开创了国内非遗题材记录影像传播的新局面。当前,非遗题材记录影像从内容生产到传播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数字技术与网络新媒介加持下,与以往单一的专业生产模式相比,已拓展成为网络用户生产(UGG)、专业生产(PGC)与行业生产(OGC)并行的多元生产模式。②网络平台在通过助力用户制作原创非遗题材影像,借助于互联网及移动终端社交媒体平台上,取得了非凡的传播效果。据《2022抖音非遗数据报告》显示,在抖音“非遗合伙人计划”“看见手艺计划”等助力下,抖音上部级非遗项目相关视频播放总数达3726亿次,获赞总数为94亿,抖音视频覆盖的部级非遗项目达9974%。③非遗学者、专家和纪录片专业人士是我国非遗记录影像创作的中坚力量,专业领域生产模式主导下的作品具有深度的非遗知识体系和专业的影视制作流程,如陶艺专家李见深的《小塔则》,纪录片导演鬼叔中的《玉扣纸》《罗盘经》,以及“国家非物质文化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所制作的纪录片等,呈现了完整的非遗传统技艺与文化精神,对非遗项目的保存与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以电视台、行业部门为生产主体的非遗纪录片,在传统媒介上对非遗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随着中央电视台《传承》《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片子的热播,在全社会范围内有力地推动了非遗文化的宣传与普及。在政策扶持、技术赋能与社会资本的合力下,不断迭代更新的信息技术带来的传播格局变革,促使国内非遗记录影像生产模式和传播方式发生巨大转变,在全媒介领域内带动了非遗文化全社会影响的扩张,对推动我国非遗文化的传承发展、强化民族文化自信,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融合媒介场域中消费逻辑的文化反噬 效应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不断融合与竞争,构成了我国媒介生态的新格局。依据尔迪厄媒介场域理论,当媒介场域发生变化,场域内出现了新的行动者(新的媒介传播方式介入),惯习(文化实践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媒介资本对文化资源争夺和转化方式也出现了新转向。反映在当下的媒介场域,则是依赖于传统媒介(电视、电影)传播的非遗记录影像,进入互联网时代后,随着媒介变迁,已“处于不同位置的媒介机构及个人,在惯习的指引下,依靠各自拥有的资本进行斗争的场所”,④换言之,融合媒体时代,非遗题材影像已成为传统媒介、互联网平台、自媒体平台相互争夺的内容资源。而非遗记录影像本身承载的文化保护与传承功能———通过记录来保存、呈现非物遗产文化本身内涵与独特意蕴以确保其文化传承性,在融媒体时代媒介商业策略———通过迎合受众、制造热点、追逐点击率的不断表征和形塑下,已沦为“被观看”的大众文化消费品,由此产生的文化反噬效应,值得引起重视。 (一)文化失真与内涵模糊 非遗记录影像中的失真是指在对文化遗产进行影像记录的过程中丧失了其真实性。融和媒体背景下,以“点击经济”“眼球经济”为价值诉求的传播伦理,过于追求市场热点和速度,影像制作者对非遗项目的历史文化渊源调查不足,对其传承过程、传播机制、开发利用等各环节没能体现出持有非遗的社区、群体和有关个人的文化身份,导致其独特的文化特质没能被客观反映出来,弱化了非遗文化的传承价值。如某网络平台播放的关于四川道明竹编的非遗纪录片中,由于缺少严格的历史文脉梳理和田野调查,未能联系地域、历史、风俗等地理与人文背景,对道明竹编自秦朝以来民间生活中所扮演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物与文化消费品的演变逻辑缺乏系统性的描述,对其历史文脉挖掘不够,将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间非遗文化简单地物质外化,过度强调其现代商业价值,强调竹编技艺与现代工艺结合带来的开发利用效应,模糊了道明竹编作为巴蜀民间地域文化产物的历史内涵,弱化了其文化传承价值。此类案例在当下的非遗记录影像表达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文化灵韵与审美意蕴缺失 非遗文化遗产作为人类自然和社会活动的历史遗存,蕴含着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积淀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文化基因和审美意识,具有工具、产品、技能与艺术的多重属性,能够在历史长河中被保留、传承和发展,不可否认具有文化与审美的灵韵。如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蜀绣,凭借其严谨细腻的工艺,光亮平整、淡雅庄重的审美风格,传承两千年之久,被视为巴蜀地域文化的重要文化表征之一。但当前媒介环境中的很大部分非遗记录影像,尤其是以网生非遗记录影像为主,由于制作者对非遗项目本身所蕴含的审美意蕴感受与认知不足,抑或一味模仿、文本盗猎、制作手法简单粗暴,导致非遗项目本身文化灵韵与审美意蕴表达不足,文化吸引力与繁殖力丧失。 三、融媒背景下非遗记录影像文化内涵表达与审美意蕴呈现策略 (一)方法论的回归———影视人类学的溯源 最早的非遗记录影像,源自早期人类学研究中的影像纪录。从早期视觉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包括电影、摄影在内的影像方式,普遍被认为是具备一种对现实进行“客观真实”记录的功能,这种客观真实的影像,可以弥补文字记录的不完善。人类学家早期研究活动中的纪录影像早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先行者,在早期人类学家基于影视人类学研究拍摄的影像中,不管是民族志摄影、民族志电影、纪录片、手绘图画或者是多媒体资料系统中,照片、录像带与电影胶片记录的人类文化活动中,涵盖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内容和题材,如生产技艺、宗教仪式、民间艺术、口头文学、传统礼仪、民俗节庆等,这些人类学影像记录和保存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貌,为正在消失的非物质文化留下了可视的客观证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实践方式、表现形式、历史传承与知识体系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而与之共生的实物形式、工艺技能、表演仪式、文化场所与历史环境,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符号表征系统,而影视人类学采用的田野调查、观察式及参与式等研究方法,遵循人类学理论与原则,能够深度描绘出非遗文化及其生成空间的特性与全貌,在解码非遗文化内涵的过程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可见,影视人类学的影像描述方法,可以为非物影像记录深层次的反映非物质文化内涵与价值提供学科引导。从影视人类学的溯源中,可以看出:一方面,立足于经验实证的影像记录拓展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同时,人类学家留下来的包含非物质文化在内的大量影像成果,在更早的时间内已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发展做出了实践贡献;另一方面,借助于影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如田野考察、观察式、参与式记录等方式,从人类学的角度来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书写方式,并通过拉近专业学术成果和非遗项目的距离来挖掘表述潜力,更有利于全面立体地呈现非遗项目的文化形象与深层底蕴。 (二)再现与表现———文化审美的影像建构 在审美感受中,意蕴是文化艺术产品内在精神理念,具有普遍性、自由性和实体性,是远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心灵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意蕴呈现,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一方面,是指非遗文化在历史沉淀的过程中,本身所蕴含的独特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文化基因和审美意识;另一方面,是非物记录影像通过影像元素的运用、视听语言的组织,来表现非遗文化所采用的视听呈现形式。前者是内在灵魂,后者是其外化形式,审美体验则是在两者和谐统一的愉悦体验中来实现的。当然,非遗记录影像的核心功能是通过影像方式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与内涵,来实现对非物质文化的的保护、记录传承、发展,因此,其外化形式的边界在于,既要呈现出非遗文化本身的审美意蕴,又要真实反映出非遗文化的历史演变、文化空间以及形态功能等客观特征。首先,非遗记录影像必须确保非遗项目的本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是指其构成的基本性质、基本结构、基本功能、基本形态和作为主体的个人、社群、族群对该事象的价值评估。⑤本真性是非遗文化保护传承的核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丧失本真性意味着该文化的消亡。对于非物记录影像制作者来说,非遗文化本真性在影像制作的前期可以借鉴影视人类学的“深描”方法,通过田野调查、文献与史料研究、实物考察、文化空间考察等方式开展深度研究,确定素材范围并基于客观真实性来加以甄选。但需要注意的是,非遗文化的本真性不是一个绝对或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历时性范畴,包含了非遗文化在保持其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所呈现的活态传承与创新传承。与影视人类学注重的工具性观察记录与学理性阐释分析不同,非遗记录影像在呈现非遗文化的本真性时,需要重点关注非遗文化传承群体在坚持非遗基本要素的基础之上对于非遗项目的活态传承、创新性传承。其次,要善于围绕人的故事化叙事来挖掘非遗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的代际传递为传承方式,人是文化的实践、延续与发展的主体,因此,对于其文化内涵的挖掘与呈现,要“以人为本”,以传承人、生产者及非遗族群为主体构建非遗的叙事表达,通过挖掘人在非遗文化传承与生产过程中的行动、经历、状态、心理等,来呈现隐含在文化历史生产中沉淀的精神、观念、审美与情感价值。通常而言,影像创作中的影像叙事采用的是故事化的叙事策略,包括对故事的发掘、组织、讲述方式的整体设计考量等。与传统影视故事化叙事中的虚构策略不同,非遗记录影像的故事化叙事,需要建立在对真实的传承人、素材、史料与事件的利用之上,并尽可能秉持客观的讲述态度,采取过程化叙事和不干涉的方式来实现,因为一但脱离真实性原则,非遗记录影像的价值标准就不复存在。遵循真实性原则,并非简单的复制或罗列客观事实,而是需要建立冷静客观的观察方式,通过对人物与事件的选择、叙事视角设定、冲突与悬念强化、叙事时间组织、时空并行与转换等技巧,来达到一种客观的、再现的、情节化的叙事处理。纵观近几年来非遗记录影像的成功作品,无一不是以人的塑造和表达为核心叙事,来呈现非遗文化的内涵价值的。再次,非遗记录影像的视听语言设计需要把握好“再现”与“表现”的关系。纪录片的客观真实由素材决定,纪录片的艺术审美则受创作者的主观意识左右。非遗记录影像本质上是属于一种再现性的艺术表达,一方面,影视听语言的运用须确保对非遗文化准确与深度的表达,防止失真和失质;另一方面,巧妙而恰当的视听修辞手法运用,可以提升记录影像的艺术表现力,增强非遗文化的审美感受,扩大其传播影响。因此,在客观记录性与视听语言的主观审美性之间做出精准的掌控,把握好“再现”与“表现”的分寸,是非遗记录影像视听语言处理的关键。非遗记录影像中的“再现”,是指对非遗文化进行客真实观记录并得到镜头素材,包括非遗文化的历史信息、实物形态、工艺流程、传承人身份、生成与展示空间、传承形式等,在这些素材的获取过程中,拍摄者要尽量避免过于主观的人为干预和设计,以确保镜头中的画面信息真实客观。非遗记录影像中主观性即记录影像的“表现”性,是指创作者基于某种影像审美风格对素材的主观创造性利用,包括运用象征、暗示、隐非遗保护109喻、强化、对比等手段,对画面符号、元素、节奏、空间、景别组接、声画关系等视听要素的控制和设计,以便获得一种有意味的影像形式和特定的情感传递。非遗记录影像中的再现性与表现性,是一种主客观性的辩证统一,如果忽略“再现”,就会丧失非遗文化的本真性,但是仅强调“再现”而忽略“表现”,则会导致一种乏味的表达,在丧失掉影片风格的同时,也会失去对非遗文化“灵韵”的表达。要注意的是,非遗记录影像不是简单的遵循一种自然主义的方法来“对现实进行描摹”,而是纪实性与审美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本真性与艺术性的巧妙融合。以美国“防波堤”工作室出品的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彩色玻璃非遗纪录片《玻璃匠人》为例,在短短十分钟的影片中,创作者利用音乐、声音与画面剪辑,把文化与历史背景、传承人心得、工艺过程、彩色玻璃制品的视觉效果有节律的融合在一起,在呈现传承人者对玻璃艺术执著追求的同时,构成了一部节奏明快、韵律十足的纪录片,把普莱森特维尔彩色玻璃工艺的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引人入胜。这种作品值得我们借鉴。 结语 网络时代快速、碎片化、非理性视觉体验的传播特点及浮躁的传播生态,导致当前非遗记录影像生产中存在大量同质化、表浅化,艺术手法僵化等问题,如何避免记录影像因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蕴的表达缺失而丧失其文化属性,防止非遗记录影像偏离保护和弘扬非遗文化的核心功能,是在实践中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非遗记录影像呈现非遗项目所特有的文化内涵与意蕴,需要在倚仗对非遗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和视听美学的适度构建基础上,来达到一种文化精神层面上的审美呈现。一方面,不同于虚构影像的叙事美学,非遗记录影像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影像方式去阐释文化现象及其背后的历史流变渊源与文化心理,客观真实性是其不可违背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影像语言具有强大的虚构现实功能,如何利用视听美学来呈现非遗文化的灵韵与意蕴,在客观真实与审美呈现之间找到恰如其分的表达定位,是衡量非遗记录影像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注释: ①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可见 ②毛国樨:《“看见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记忆与意义生产》,华中科技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抖音2022非遗数据报告:濒危非遗视频播放量同比增长60%》,可见 ④丁莉:《媒介场域:从概念到理论的建构》,《社科纵横》,2009年第8期。⑤刘魁立:《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性本真性与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王晓峰,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骆韬颖,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本文为2020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民族地区非物遗产影像记录中的审美意蕴呈现与文化传承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20SYB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王晓峰 骆韬颖
电影创作论文:庐山恋影片电影创作论文 一、《庐山恋2010》———时尚与浮华的协奏 历经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市场经济取得了迅猛发展,影视创作也呈现出了明显的市场化色彩,《庐山恋2010》在市场经济氛围背景之下塑造的正是一座“商业版”的庐山。这部影片通过对“周筠”这个角色的沿用,明确了它和《庐山恋》的传承关系。三十年的时间,改变的不仅是剧中周筠的面容与个性,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心理和审美兴趣更是发生了重大偏移。市场经济的发展消淡了人们的政治热情,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实生活乐趣的追求。同时,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也让人们普遍地感受到了对现实的无奈,纷纷把目光于记忆中美好的过往,怀旧之风盛行,《庐山恋2010》也由此进入到人们视线之中。可以看到,政治元素在《庐山恋2010》中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商业,现代化的生活形态和情感方式成了影片有意凸显的亮点。如果说,政治是首部《庐山恋》的内容基石,那么,《庐山恋2010》的关键词则是时尚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浮华。 影片一开始,动感的节奏响起,匆忙的脚步,呼叫中的手机,跑步机上健身的摩登女孩,等等,一个个现代因素的闪现,时尚的都市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很明显,《庐山恋2010》在努力地营造着一种迥异于三十年前《庐山恋》不一样的时代氛围,以此来博得现代观众的价值认同。不过令人惋惜的是,接下来观众看到的却是有意追求现代却流于俗套的情节安排。影片中的情感线主要有两条:一是女主角耿菲儿和韦宁、马缰的三角恋模式,一是菲儿和母亲周筠的两代关系。在爱情戏上可以看到,耿菲儿的“三角恋爱”又被“现代因素”切割成了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可概括成“商业和爱情”,韦宁在精心准备的偶遇中悄然运作了一场商业阴谋,却不料又假戏真做,但终以菲儿的一记耳光将一切结束,没有内心的挣扎、没有情感的转换,菲儿很快转身投入到了另一场感情之中,也就是影片下半部分她和马缰的恋爱,这次上演的是“传统和现代”。看似在身边朋友的感染之下,国际化、时尚化的菲儿对稳定的情感生活心生渴望,但马缰“信马由缰”的个性,终让菲儿再次黯然离去。很明显,影片欲以这一情感波折来彰显自由奔放的现代感情理念。 尔后,为了让菲儿和马缰“发现”自我内心的真爱,影片分别为他们设置了不同考验,一面是韦宁重新出现,一番有血有泪的奋斗史的陈述令菲儿内心再生涟漪;另一面则是马缰在西藏摄影时受伤,昏迷之时想起了和菲儿相处的场景。于是,最终有了一场许多影视剧中都会上演的“机场戏”,堵车、狂奔、安检前的转身离去、本以为错失而终聚首的拥抱接吻。俗套的情节模式淡化了人物的情感世界,弱化了爱情本有的动人光彩,使整部电影失去了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而同样被“俗化”的还有母女情感戏,先是女儿的叛逆、母女间的冲突,再是母亲的用心良苦、宽容相助,最终冰释前嫌。这和许多青春戏中所表现的两代关系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可以说,《庐山恋2010》本以现代观念为立场,想诠释出不一样的情感世界,但却又都只是浮光掠影,过于“大众化”的情节未能真正表现出特有的时代精神和情感意味。最后要提到的是,作为一部庐山怀旧影片,《庐山恋2010》当然没有忘记庐山,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庐山在影片中大约只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马缰回庐山,观众得以知晓马缰和庐山的关系,将这位个性张扬的青年安排成一个在庐山中长大的孩子,这点看起来似与《庐山恋》中居住在庐山的耿桦有潜在的呼应,但是,马缰的性格却无法像质朴的耿桦一样诠释庐山的性情。第二次庐山是作为马缰和耿菲的感情升华地出现,镜头中的庐山虽然苍翠俊朗,但却灵气全失,三四个演员穿梭在其间,像是一个被清空的摄影棚。第三次则是两个家庭的全家福,这又是一次对《庐山恋》结局的呼应,但却并不具备前者在情感上的深层含义,也无法令人感受到如同前者一般的欣慰和期许。总之,《庐山恋2010》虽然彰显了现代社会的华彩之美,但在对庐山和人物情感的艺术处理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在时尚之余又略显浮浅。当然,这种艺术缺憾并不是《庐山恋2010》独有的,它是与当时商业化的影视创作氛围分不开的,对市场票房的关注,让怀旧和爱都被简化成了一种商业制作,导致了影片在情感基调上的浮华以及在深刻内涵上的缺失。 二、《恋恋庐山之山盟海誓》———静美与悠远的融合 上文已提到《恋恋庐山之山盟海誓》是江西首部旅游微电影,顺应新媒体独特的传播方式,这部微电影塑造了一个“青春版”的庐山形象。在不尽人意的《庐山恋2010》之后再拍庐山,而且是在没有大制作、大明星的情况之下不能不说是一种冒险,但这部微电影却可以说是“小中出奇”,在微小的篇幅中成功地向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展现了庐山的静美与爱情之悠远。《恋恋庐山之山盟海誓》在人物调置上和《庐山恋2010》倒是有点异曲同工,人物的社会身份也非常时尚。男主人公Alex是个背着背包四处游历的美国植物学家;女主人公张雪则是个富二代,可谓是典型的“白富美”,反抗母亲安排的“门当户对”的商业婚姻而出走庐山,其间巧遇Alex。两个人的交往先是误会,尔后是相互了解,当中张雪是任性中有善良、娇纵中有独立,而Alex则是憨厚直率,纯朴而有自我梦想。如同大部分的青春偶像剧一样,两个人在斗嘴和快乐中产生了朦胧的情愫。不过,接下来张雪并不是像观众们所想象的那样,带着Alex回家一起去挑战专制的妈妈,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出既时髦而又俗气的“国际恋”了。让人略感小意外的是,两人在完成了庐山的游览之后就此分手,爱情看似还没开始就已画上了句号。在他们怅然分离之后,画面上很快闪现了“三年后”的字样,观众多会以为有情人该成眷属了,但接下来的却是,两个人物一个仍然在游走四方,一个则是安然地独自生活,看似分离却又是两心相系,这个时候张雪的内心感悟响起,“真正的山盟海誓不是长厢斯守,而是永随我心”。观众也才随之豁然开朗,爱的方式并不是只有朝朝暮暮,还有放飞和自由,独立和梦想。 这个结局无疑是成功的,在情节安排上它产生了一种逆转效果,与当下年轻观众喜欢的“反转剧”颇有神似之处,令观众产生了一种意外之喜;从艺术表达上来看又充满了开放性,给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从情感内涵上来说则无疑是充满现代意味的,表达了现代年轻人对自我个性和独立爱情的追求。和以上两部庐山恋不同,这部微电影的定位是旅游宣传,所以,它更为集中地展现了庐山的风光景点,比如说植物园、黄龙寺、庐山瀑布、美庐、含鄱口日出,等等,有效地突出了庐山的静美。并且,影片还尽可能地赋予了庐山一种时代个性,拍出了颇具现代感的庐山。这首先得归功于男主人公Alex的植物学家身份,在明朗的天空和清澈的流水之间,观众跟随着他的探索一起细腻地感受着庐山的辽阔与安然。其间,影片还以小广场唱歌的形式穿插了适时非常走红的流行歌曲《因为爱情》,代晶、代雯奇这对网络走红父女的加盟演唱更是赢得了许多网民观众的好感。这一情节的安排起到了多重效果,既点明了影片的“爱情”主题,又向网民讨了好,还显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意味和青春气息。而尤为重要的是,庐山在张雪和Alex对爱情的独特追求中,被赋予了人物所有的“自由”和“梦想”的精神意味,这样一来,古老的庐山也就“焕然一新”,表现出了区别于以往的独特个性。 当然,由于这部电影在篇幅上的短小,它在整个情节设置上还是显得有些简单稚嫩,在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上也比较单薄。但难能可贵的是它做到了山与人的融合,在静默大山之间谱写了悠远之爱,将现代人的情感追求与庐山的精神个性自然地进行了调和。从以上三部表现庐山的影片中可以看出,剧本创作、情节设置是电影作品的灵魂,对一部电影的成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必要指出的是它们在剧情安排、主旨定位上都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受到了各自时代里社会所共同信奉的价值取向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刚结束不久,对政治的敏感性使得艺术创作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庐山恋》就顺应了这种政治主旋律的艺术环境,将政治因素作为了贯穿影片的内在线索。同时,在历经十年浩劫之后对人情、人性的时代追求又使得该部影片对人物的爱情生活做了细腻表现。《庐山恋2010》拍摄、上映于21世纪初,我国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艺术创作领域亦被市场因素所渗透,表现出了较为典型的商业化倾向。正是对这种艺术价值观念的认同,使得《庐山恋2010》对各种时代因子比如说现代都市生活形态、帅哥美女和怀旧回忆等进行了简单地糅合,以求尽可能地让观众“买单”。但是,内在优秀理念的缺失却又使得其在时尚之余略显浮华。《恋恋庐山之山盟海誓》虽然在上映时间上比《庐山恋2010》只晚了两年,但是“微电影”的艺术形式,低成本的制作和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使得其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归避了对市场的迎合。而从其颇具“反转”意味的情节演绎中我们可以发现,21世纪电脑普及的网络环境中人们得以自由伸展的个性以及在这一背景之下对生活和爱情的独特追求,较好地传达了人们对自我独立生存空间不断进行探索的时代旨趣。简言之,三部影片都很好地诠释了各自特定的时代精神,体现出了明显的时代风格。由此,它们不仅获得了同时代观众的价值认可,也具有了与其他时代影视创作进行对话的可能性,显现出了不可忽视的历史记录功能和意义。所以,在同一题材下对主题内涵的不断更新,是这三部庐山恋曲能在众多地方影片中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 客观地说,江西电影创作到目前为止在整体发展态势上还比较薄弱,在影视领域还不具备强大的竞争力,系列庐山恋的成功也许能给江西的其他电影创作带来一些启示。地域特点是地方影视生存、发展乃至形成品牌的根本,表现具有地域性的景点、文化、习俗则无疑是确立其地域风格的重要手段。而如何在时代精神的指引下对地域文化进行更新性表现,实现地域风格与时代内涵的接轨,以不断地激发人们的欣赏热情,从而令地域文化更好地焕发出现实吸引力,这正是江西电影在以后的发展中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同样也是其他地方影视制作要加以关注的问题。 作者:陈丽单位:南昌师范学院中文系 电影创作论文:数字字母商标电影创作论文 一、字母电影与未来 对字母电影明确提出探讨的当属英国电影大师彼得•格林纳韦。他认为数字和字母可以为电影打破传统提供一个重大参考,是未来电影的重要方向,在此基础山拍摄了《字母H代表房子》(1973,短片)、《窗户》(1974,短片)、《画师的契约》(1982)、《一个Z和两个O》(又名《动物园》,1985)、《淹没在数字中》(1988)、《厨师、小偷、他的妻子和她的丈夫》(1989)、《魔法圣婴》(1993)、《枕边书》(1995)和《81/2女人》(1999)等数字、字母电影。在《窗户》中,导演创造了一个数字的“温床”,从其故事梗概可见一斑:1973年的W教区,37人由于从窗户坠落而身亡。在这37个人当中,7名是11岁以下的儿童,11名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剩下的成年人除了一名据说将近103岁之外,均在71岁以下。7名儿童中的5名是从卧室窗户坠落的。7名儿童除了一个死于故意杀婴罪外,都属于意外不幸。11名青少年中,3个是因为伤心而自决,2个属于意外,2个因醉酒而跳窗。18名71岁以下的成人中,2个是故意跳窗的,4个是被推出去的,5个是意外,另外有一个是受到不明药物影响,认为自己能够飞起来所导致的。在11个青少年中,2个是职员,2个失业,1个已婚,1个是窗户清洁工,5个是航空专业学生,其中一名还演奏拨弦古钢琴。11个成年人中,有一名空姐,2名政治家,一名鸟类学家,一名煤气工人和一名女裁缝……《厨师、小偷、他的妻子和她的丈夫》是一部在暴力方面表现的让人“恶心”的影片,与日本电影《杀手阿一》有些相似。《81/2女人》是向费里尼的《八部半》致敬的作品。《一个Z和两个O》是字母电影的杰出代表。利用字母的电影还有《A面,B面》《A货B货》《A计划》《二十六种死法》(又名《死亡ABC》)《头文字D》《X战警》《V字仇杀队》《E.T.外星人》《致命id》《导盲犬小q》《阿Q正传》《B区32号》等。《二十六种死法》作为一部影片合集,共由二十六位先锋导演拍摄的短片组成,每一部短片的名字分别是26个英文字母中的一个。这是一部将数字和字母发挥的异常奇特的恐怖片。无独有偶,美国还拍摄了一部纪录片《1000种死法》。大卫林奇拍摄于1968年的短片《字母》,则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充满恐怖、晦涩的字母故事,带有表现主义电影的风格。香港电影《c+侦探》(2007)、印度电影《13号楼B座》(2009)、德国电影《M》(又译《M就是凶手》)、伊朗电影《ABC在非洲》(阿巴斯导演)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一个个有关字母代码的故事。韩国亦有同名电影《M》。香港的陈果导演的电影短片《A+B=C》中,讲述了ABC三个主人公之间的爱恨纠结。法国还拍摄有政治电影《Z》和情色电影《Q》。众所周知,爱森斯坦因为看到中国的会意字而联想到了镜头之间的组合,进而发明了蒙太奇,字母电影的出现似乎有些异曲同工的构思在里面。回归本体,无论是影视还是文学,有时是最直接而富于创举的创新之路,字母电影的含义本身便是电影人回归文本最初的构成方式——字母——的结果。 二、少之又少的商标电影 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也是一位追求创新的导演,其拍摄了著名的商标电影《瘟疫》。导演亲自设计的红色的瘟疫商标置于影片画幅的右上角,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冲击力和创新程度,也成为了导演作者风格的红色烙印。这部商标电影是冯•提尔所谓“Dogma95”美学的实践形式,由此开启了个人风格的最直白表现形态之一。除了《瘟疫》以外,商标电影则很难举到例子。法国动画短片《商标电影》(又名《商标的世界》)为我们营建了一个有关商标的世界,其获得了第82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商标电影应该说是电影向电视学习的重要体现,在多媒体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下,商标电影的出现是影视不断嬗变的结果,是实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电影不仅要从内容上打破人体的感官体现,在最基本的银幕呈现方面也扩大了形式创新的外延。商标电影还可以视为是电影符号学极力增加电影元素的重要体现,还记得《罗拉快跑》中被罗拉甩在背后的超市商标,以及众多美国大片中的商业广告,文本和营销的结合,是未来广义上的“商标电影”的重要方向。 三、形式创新下的电影重组和创新 电影的世界,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和实验电影,各自占领着自己的领地又经常相互融合借鉴;电影、电视剧、MV与广告等相互依托,书写传媒领域的文化视野。央视所推出的“Family”公益广告就是一个运用字母创新的广告。广告是创意的艺术,电影大可借鉴广告的灵感,进行编剧。微电影之所以受到欢迎,原因之一可能是拍摄更加自由,可以更加充满新的创意元素。中国最有创意的导演冯小刚以奇观化的情节创新连续着中国贺岁的神话以及票房的累增,中国转型次数最多的导演张艺谋以众多中国电影需要的“类型”,引领着导演到大师水平的步伐,陈凯歌以文化坚持行走,虽偶有失败,仍不懈努力。相比拉斯•冯•提尔和彼得•格林纳韦所代表的的欧洲艺术电影所强调的干脆的显现的创新,中国电影这座城池夹杂在中外电影的讨论中,以海纳百川的姿态,将华语电影的新书写放在了一个更高的角度。各种电影的创新都为中国电影的前进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电影界有人提出了品牌微电影的概念,商标电影与微电影的结合似乎具有天然更多的优势。微商标电影进军网络形态的趋势可以预见。商标电影是一种让人不舒服的电影,就像植入式广告不受观众的喜爱一样,有时电影的创新就是这样不受观众待见,而电影正是在“不好看”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实现了艺术的升华。左岸派代表人物玛格丽特•杜拉斯导演了完成了一个创举,她拍了两部电影:《印度之歌》(1975)和《她的威尼斯名字在荒凉的加尔各答》(又名《她在威尼斯时的名字在荒凉的加尔各答》,1976),这两部作品使用的是同样的声音,配的是不同的画面,这是电影史上唯一的一次一个声带配两部不同的电影。而另一位左岸派的代表人物阿伦•雷乃更是拍摄了《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这部融合了数字、字母等杂乱的元素而十分晦涩难懂的旷世奇作。进一步翻开电影史,从梅里爱的科幻片《月球旅行记》到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打破线性叙事,故事的时间横跨两千年,再到《公民凯恩》《罗生门》《狗镇》《恐怖直播》等等,电影的创新的历史就是电影矩阵不断重组前进的轨迹,电影创新的画卷缓缓打开了百余年而远未停止。阿根廷提出了“第三电影”的概念,“第五代”是中国电影最重要的标签之一,弹幕电影、环幕电影、球幕电影是电影在技术层面的新标签,无论如何,电影是一门需要创新和意义以及对创新带来的意义进行解读的艺术,简单抑或复杂,电影的使命是在观众的关注中获得艺术和审美的升华,进而完成突破市场等现实性命题! 作者:朱善智单位:四川传媒学院 电影创作论文:微时代的电影创作论文 一、微电影的“微反思” 微时代下方兴未艾的微电影凭借着丰富的题材,自由的创作、快捷的传播、低廉的成本优势,以窥斑见豹的态势向人们演绎着自己的影像图腾,以一种全新的影像叙事风格大大地拓展了注意力经济的疆土,“飞入寻常百姓家”,造就了微时代的草根盛宴。但也许“从微电影出现的那一刻起,甚至在其概念酝酿之初,其中的大部分领域已然变成媒体新一轮资本游戏的掘金地。”[2]日益成为各业界关注的广告营销新战场。在《一触即发》、《哨声嘹亮》、《11度青春》、《酸甜苦辣》系列、《奇迹世界》等视频的背后充斥着的是雪弗兰品牌、佳能相机、凯迪拉克汽车、九游网络游戏等各种商业实体欲言又止的利益诉求。产品广告的植入和品牌的定制早已经成为资本在微电影的创作之中的商业考量。诚然,在微电影的诞生之日就与广告结下了不解之缘,但过度的“暧昧关系”必将削弱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诉求,从而沦为一种浅薄无营养的快餐文化或是披着剧情外衣的高级广告。品牌成就微电影的同时,也像一把斯巴达之剑悬在微电影的创作之中,引发人们对微电影创作自由度的疑虑。微电影在艺术与商业之间徘徊,但就像徐峥参演的《一部佳作的诞生》所诠释的:“与其纠结于文艺片与商业片之间,不如重视影片细节上的艺术审美追求,只有让作品走进观众的心,最终才能赢得商业上的成功。”与此同时,微电影创作的微门槛唤起众多“电影游民”的影像冲动。他们在自由的网络时代中争先恐后地寻找适合自己的“微角色”,沉浸在影像表达的感性狂欢中,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微时代下的网络媒体环境为非精英式的影像表达提供了多元化的创作土壤。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作品,以底层叙事的方式切入当前社会发展的“微现实”传递出发人深省或感人至深的正能量。如四川大学的王余亮《山隅》以一种原生态的摄影方式记录大山深处爷爷奶奶的生活状态,诠释一种对生活恬静淡然的态度。《迷失的家园》通过物种与环境反差对比的手法,以镜头语言讲述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庭发生的真实故事,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当然在这些眼花缭乱的作品中,笔者也发现某些微电影将其沦为他们情感的宣泄工具,甚至无法掩饰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和扭曲的心态。“这些叙事的方式是以一种自我防御的姿势将自身构建成与外在世界暂时隔绝的空间,用‘空间伪装自身’,无意识地维持着一种斗争和防御的姿势。改变的仅仅是犹如海市蜃楼般外部世界的视觉侵略性。”[3]在《红领巾》的对白中曾有“小学不正常,长大就流氓”之类近似群体扭曲的价值观说教;《我要结婚》中诸如“郑钱花”、“姜来有”的未来期许中,也隐藏着对“富二代”的微妙的“仇富”心态。虽然它们直面了现实的生活状态与现象,但缺乏了深沉的理性思考,主题呈现或是与审美价值擦肩而过或是停留于表象的结合,无法展现人性、情感的力度与深度,虽然迎合了受众的宣泄心理,但亦消解了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与吸引力。 二、微电影艺术创作中的“微情怀” 黑格尔说过:“作为艺术品应当具有意蕴,即内在的情感、精神和灵魂。”[4]而各类艺术在本质上是相通的,电影艺术作为第七艺术因其独特的艺术形态构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意蕴。微电影所追求的艺术情怀就是指微电影中所具有的艺术意蕴,可以指向作品影像语言或人物形象所传递给受众的人生感悟、审美情趣、生命体验以及思想、精神、哲理等价值取向,是一种言尽意无穷的艺术境界。美学家苏珊•朗格就曾指出:“呈现就是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电影从本质上看像是以梦的方式进行表意。”[5]微电影作为电影在新媒体时代的新模式可以借助这种独特的表意方式满足了大众在碎片化时间中对于电影之梦的审美追求。它以独具创意的故事主题、朴实写意的影像视听、个性化的叙事风格演绎着自己的艺术魅力,以一种新型的艺术样态书写自己的艺术情怀,诠释着每个人的电影梦,虽微,亦微而足道。 (一)虽辞微,但其意旨深远微电影的“微”之义不仅仅在于微小、微型,而其精髓在于精益求精的选题创意,以微知著,其辞虽微,但其志可洁,虽微言亦可大义,一叶而知秋。没有复杂的时代精神,也没有深沉多元的主题架构,只有单一的主题阐释,但必另辟蹊径,怀有“纵横自有凌云笔,俯仰随人已可怜”的情怀,仅仅一个故事,一段情怀,一次追忆,亦或是个体情感的释放与审美理念的浓缩,没有宏伟的故事篇章,只有小人物、小命运,但能达到“四两拨千斤,杯酒释兵权”“微风鼓浪、水石相搏”的艺术效果。将深沉的表达蕴涵于影像符号之中,不禁让观影者内心产生情感的共鸣。在(时长5分钟)《看球记》中当成年的儿子骑上父亲的肩膀看球的瞬间,浓浓的“父爱亲情”便以这种独特的风格得以诠释。在2010年的《老男孩》通过讲述一对不再青春年少的老男孩重登舞台追寻青春与梦想的故事,以真实细腻的姿态触动到了广大的“70、80”后内心深处,打开了他们记忆的闸门,激起了他们缅怀自己青春与梦想的情感共鸣。 (二)虽景微,但可自成天地微影像中的一个画面、一句对白、一个镜头都可以让微电影成为捕捉时间消逝与空间跳跃性的美的艺术。巴拉兹贝拉曾说过:“在优秀的影视作品中,许多生活中隐蔽细节的发现往往是归功于特写,这些特写并不是单调乏味的,它们往往既有现实性又富有抒情味,体现出一种穿透现实的力度,以独特视觉效果冲击着人们的心灵。”[6]微电影因自身时长的限制,其镜头语言的表现方式必然从宏伟叙述和广阔的图景转向聚焦视角致微。因此,微电影故事中呈现的画面、声音、色彩、光影的细节塑造、人物形象的象征性以及语言对白的隐喻性将成为展现作品艺术气息的重要元素,大面积地选取特写与近景也将在所难免。一部优秀的作品常常利用与日常生活贴近或相关的自然情感资源或带有普遍性的大众诉求指向,通过特定的画面与画面之间触碰,强烈而鲜明的底层叙事色彩绘制,俘获观众的心,满足平凡大众的心理诉求。《老男孩》中鲜有广阔纵深的外景空间镜头,却通过泛黄怀旧的影调、校园大喇叭、蓝白校服、游戏机、教学楼场景、吉他、校园街头的青年小团体这些特定镜头与场景,以简练却不简单的方式在影像与社会现实的相关联性上刻画上时代的痕迹,寥寥几笔勾勒出了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图景仿像,瞬间将“70、80后”观众拉回他们自己的校园记忆中,感慨那个年代我们一同经历过的心路历程与社会变迁。 (三)虽个性,但不失微美新媒体技术的革新,特别是DV技术的普及打破了传统胶片时代精英人士才能驾驭影像的神话,让电影这个高雅艺术平民化,让每个怀揣电影梦的普通人也可以通过DV机以自己的叙事风格拍摄属于自己的微电影。多元化的主题、独特的叙事环境、紧凑的叙事节奏造成了微电影叙事策略上的独具一格。微电影主题的取材虽广,但没有采用传统长片中的多元主题建构,常常以贴近现实又容易被人们忽略“微现象”为切入点,向观众呈现出一幅鲜活的生活横切面。移动多媒体技术地出现,让微电影从暗房走向了天空,让影像在人们的指尖中“流淌”,在互动中让微电影成为人们精神交流的新载体,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电影艺术从单向传播到双向互动的转向。若奈特曾经说过,作品的叙述方式常常与它所叙述的故事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这层意义上讲,微电影的故事风格常常决定了它要选择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的线性叙事电影不同,在微电影中往往摒弃传统的叙述方式,进一步淡化、凝练故事发展中的前期铺垫与次要部分,简洁明了地预设悬念,设计一环扣一环的情节与矛盾,灵活地采用倒叙、交叉叙事、插入叙事、时空交错式等叙事结构以及应用色调、音乐、象征性影像语言等手法,在短促的时间内,营造出一种能引起观众对故事深层内涵思考的韵味和情绪,让观众感受到微电影与长片电影别样的艺术表达形态。在作品《回到过去说爱你》中就大胆地采用时空交错式叙事方式,令观众在时空交错中目睹了一场感人的爱情故事,提醒当代的年轻人许多事情过去了就无法挽回,要学会珍惜现在。影片《调音师》中采用闪回与倒叙的剪辑手法,向观众展现了一个伪善的调音师形象,隐喻着人性的选择的重要性。全片十三分钟以平静而略带悲伤的音乐,古典而富有感染力的镜头,鲜明又独具特色的剪辑手法,渲染出悬疑惊悚的氛围。结尾用音乐表达出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内心活动。在跌宕起伏的电影情节中以一种开放式的结尾引发人们无尽的联想和深刻的反思。 三、结语 诚然,微时代下的微电影正在以一种个性化的影像语言和叙事风格满足着时代的寻唤,承载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微”言“碎”语。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且放恣地演绎着自己的电影之梦。互联网的广阔天空可能让我们误以为微电影也可以肆无忌惮进行叙事表意,但在这看似“自由”的背后却隐藏某种“不自由”———互联网独特的大众传播模式和观看方式对作品创作规律的影响与约束。微电影作为艺术殿堂的一员应探索符合自身的艺术意蕴,架构独特的视觉艺术魅力。让人们审美情感不仅仅用于消费,而更多地指向心灵的沟通与交流。 作者:郑心宇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电影创作论文:未来十年电影创作论文 一、未来十年中国电影创作战略的转型 面对空前的黄金机遇和新的巨大挑战,不可能再延续前十年只注重硬件扩张的初级发展模式,必须以前瞻性的思维创新发展模式,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战略性的转型。我们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的优秀竞争力只能是优质的内容生产,以市场优势为优秀竞争力的产业化初级阶段必须升级转型为以产品优势为优秀竞争力的中高级阶段,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必将从专注数量的外延式扩张、粗放型增长转型到注重创作质量的内涵式发展。因此,以全面提升电影创作质量、创作中国好电影、实现电影强国梦为目标的电影创作战略,将成为未来十年中国电影发展的优秀问题。 二、以创新驱动创意,以创意提升创作 实现电影强国梦,促使电影创作战略的转型,需要从政府管理到电影产业链各环节的全面深化改革,其中最根本的是需要大力提升电影创作质量、创作中国好电影。没有高质量的好电影,电影强国则失去了坚实的根基。“电影作为一种具有特殊规定性的文化产业,创作和生产更多的具有经典人文品格、健康审美品格的好作品永远是硬道理,是电影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重要标志。”何谓好电影?学者贾磊磊在《什么是好电影》中定义为:“选择适合电影表现的故事题材、确定适合故事内容的表现形式、建构独特而完美的影像风格、创造叙事与隐喻相结合的美学意境。”这是对好电影的艺术和美学的终极判断。我们认为,所谓中国好电影,是以中国梦为价值内涵和传播内容,具有中国电影独特的美学特征和文化内涵,融高新技术和精妙艺术于一体,既能满足本土观众的审美需要也能被全球主流观众认同的高品质电影。简而言之,所谓“中国”,是指中国特色和中国题材;所谓“好”,就是好故事加好看。但是,在当下快速发展的中国电影市场上,好电影被盲目地等同于画面好看的电影或票房好的电影。电影人在追求高科技绚烂的画面和市场高盈利中逐渐迷失,电影的价值内涵被简化、被模糊,甚至被歪曲。比如,2013年郭敬明执导的两部《小时代》,一边是被粉丝疯狂追捧、创造票房奇迹的热闹情形,一边是影评界对其夸耀炫富、物质主义等价值观的严厉批评。2014年开年,一部《爸爸去哪儿》从电视火到电影,引发学界对“电影是什么”、电影的艺术价值等基本问题的再追问。这些电影新乱象再次凸显了中国电影市场与中国电影质量发展不对称的矛盾,也将对中国好电影的追求刻不容缓地摆在了电影人面前。要创作出中国好电影,最关键的是需要好内容和好创意。众所周知,电影属于优秀的文化创意产业,内容为王,创意制胜。因此,面向未来十年黄金期的电影创作战略,必须高度重视内容和创意。也就是说,在通向电影强国梦目标的多条路径组成的立体交叉网中,根本途径是以创新驱动创意、以创意提升电影创作水平。其中,激发和提升创意思考和创新能力是关键。换而言之,只有不断创新,找到好创意,才能创作出好电影。近些年的国产电影实践表明,我们对创意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也涌现出了不少成功的创意,但也出现了种种对创意的误解与误用,导致“创意匮乏症”与“创意泛滥症”两种看似互相矛盾的怪状一同迸发。好创意少,烂创意多;真创意少,伪创意多;大创意少,小创意多。如何解决好创意匮乏与坏创意泛滥的现象,提升创意思考和创新能力,创作出广受世人欢迎的中国好电影呢? 三、实现方针:“软硬兼施” 电影创意,最优秀的是实现电影的价值。电影的价值并非只有单一的一种,而是“艺术、人文、经济、技术等多重价值追求共同构成了电影创意的价值复合体系”。借鉴迈克尔•波特著名的价值链理论可知,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作为高风险、不确定性的电影创意的竞争,不是一种价值的竞争,而是不同价值所组成的价值链/价值体系的竞争。如果说,电影创意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是软价值,科技价值和经济价值是硬价值,那么,有效的创意策略方针便是“软硬兼施、刚柔相济”。任何偏废都是执其一端的失误。《泰坦尼克号》重映时,新浪网站组织了观影调查,设计问题:“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走进影院观看这部影片呢?”回答最多的选项是“情怀控:杰克露丝的真挚爱情让人难以忘怀”(占61.4%),遥遥领先于第二项“技术控:卡神的3D技术值得期待”(占23.2%),最后两项是“补片控:15年前没赶上,15年后得补上”和“理性控:同档期影片可看性较低”,各占11.2%和15.4%。可见,《泰坦尼克号》(3D)无与伦比的魅力,不仅在于3D因素给人焕然一新的视觉盛宴,更在于有跨越时空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在于灾难突然降临时人性光辉的彰显。重看者重温那段明媚而忧伤的青春记忆,新看者真切体验那抵死缠绵的纯粹爱情。可以说,《泰坦尼克号》(3D)的艺术品质、人文情怀和技术水准、产业效应一应俱全,形神兼备,达到了世界电影史上的一个峰值,是电影创意多重价值携手共赢的经典范例。反而言之,“任何单一层面的价值追求,或者四种诉求之间相互歧视、压倒和颠覆,无疑都是对创意可持续发展的伤害”。 四、实现机制:“二三三制” 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成本领先战略下的传统制造企业发展理论。以创意为优秀要素的电影创意,成本并非驱动要素。以“一个创意,多次开发”为特点的电影创意产业,已经很难在一个企业内部实现全部的价值,必须在完整的产业价值链和横向的产业联盟上创造价值,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因此,电影价值体系的实现,需要建构新的理论模型。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遵循的是创意产业的运行机制和增值原理以及电影的产业特征和价值规律。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由价值主客体体系和生产体系两大子系统构成。 (一)所谓价值主客体体系,是指创意人才的培养体系与政策法规的保障体系、社会文化生态系统。 1.创意人才培养体系 创意人才是创意产业发展的优秀资源,电影创意主体的理念、素养和技能决定着电影创意源动力的强弱与生产力的高低,而高文化、高智商、高技术、高创造性的电影创意人才属于稀缺资源,难以短期形成,因此需要长时间、有规划、有系统性地养成。弗罗里达的创意阶层理论认为,创意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取决于技术(Technology)、才能(Talent)和容忍度(Tolerance)即“3T”要素的供给能力,而不只是知识生产的问题。创意阶层的竞争是全球文化产业竞争的焦点。目前我国电影创意人才的结构性缺失、创意阶层缺乏整体性提升与发展、创意的集聚效应无法显现等因素,严重制约了电影创意产业的发展。 2.政策法规保障体系 创意的勃发要靠自由的表达和强大的创造力,自由的表达需要政府有宽容的审查规制,培育强大的创造力需要合理的政策安排和有效的制度法规设计。例如,加强知识产权的立法对创意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创意经济的实质就是知识产权的占有和交易。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创意的长足发展和创意价值的实现就会受到严重阻滞。创意人才所创造出来的创意是独特的,具有转化为产品利润的价值,但创意的复制几乎不需要成本,电影盗版的猖獗、抄袭和克隆现象对电影产业的伤害,已是有目共睹。国家、行业政策法规为创意撑起一把保护伞是创意价值实现的客观条件。 3.社会文化生态系统 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是创意得以萌发的深厚土壤,是创意价值得以实现的宏观环境。创意的自在飞舞,需要依托开放的社会网络和多元的文化氛围。只有当社会形成了自由、包容、创新、自信的大氛围时,电影创意产业才能变成一场全民的文化盛宴。 (二)电影创意价值生产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 1.价值驱动机制 电影创意价值实现的驱动力主要来源于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组成的双引擎驱动。文化创新是创造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生动源泉;科技创新是创造技术价值的巨大动力。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携手推动电影创意进入产业环节。创意没有形成产品,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市场价值。再者,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通过促进电影产业的升级换代,可以实现电影创意价值的增值。 2.价值创造系统 从内在的创意思维模式创新到进入实体的电影产业链,是创意构想向创意产品的一大跨越。电影创意产业链包括内容生产的创新、发行传播模式的创新、放映模式的创新以及衍生产品的创新。内容生产处于产业链的顶端环节,控制着整条产业链的有效运作。通过整合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创意活动,尽可能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以求实现电影创意的多重价值。衍生产品环节带动了其他产业,促使电影产业链与其他产业横向联合、融合。价值创造系统是整个电影创意价值体系实现的主体部分,也是最活跃最复杂的部分。系统各环节从创意思维到衍生产品,需要协同合作、上下联动,缺一不可。这一协同增值的过程,也是价值转换机制的运作过程。不同价值诉求经过各个环节的纵向开拓和深化,只待最后临门一跃。 3.价值实现目标 电影创意的最终目标是满足观众的娱乐、情感、思想、精神等多重需求。观众价值作为电影创意价值实现的最终目标,解决了“电影创意为了谁”的问题。观众需求的满足,是价值实现的衡量指标。科技价值和经济价值可以有硬指标数据来衡量,但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是主观感受,难以量化评估。不管衡量标准如何设定,观众需求的实现,意味着观众对创意和创意产品的深度移情与文化认同,也意味着电影创意市场价值的最终实现。观众的创造力和创意也会因之被激发,成为新创意的提供者和激励者,和创意人才形成良性互动,进入再生产环节。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模型,揭示了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过程和增值机制,我们不妨把它命名为“二三三制”:“二”是指价值主客体体系和生产体系两大子系统;第一个“三”是指价值客体体系所包含的创意人才的培养体系、政策法规的保障体系、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主客体体系;第二个“三”是指电影创意价值生产体系中的创意价值驱动、价值创造、价值实现。显然,这是一个无比复杂但也是充满了活力的系统。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模型,清晰地显示了“以创新驱动创意、以创意提升创作”的内在机理和运作过程。依据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模型,深入观察我国电影创意价值体系,可知创意价值难以实现、观众需求难以满足的主要症结,首先在于作为驱动引擎的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其动力还很不够。尤其是文化创新问题,不仅仅指涉电影文化的推陈出新,而且关涉到国家整体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制度的传承与创新,是我们当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其次,在整个价值创造与实现链条中,各环节的发展很不平衡,处于链条前端的内容生产恰恰是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致使发行、放映、后产品开发等后续环节的创意不能借此得到充分的延伸和联合。再者,创意主客体体系还不够完善。因此,优化创意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及至电影文化生态系统,培育各种类型的创意人才,是促进我国电影提升创意思考和创新能力的必然举措。 五、结语 “以创新驱动创意、以创意提升创作”的路径战略,可以称之为“三创战略”。中国电影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的问题,通过创新进一步激发和提升电影在各个环节的创意能力,才能真正、全面提升电影创作水平,创作出大批内容精湛、技术精良的中国好电影。未来十年,中国电影人需要抓住这一黄金发展机遇期,在“三创战略”这条根本路径上不断探索,最终将实现中国电影创作战略目标,实现电影强国梦,进而为塑造国家文化软实力、展现国家形象注入强大力量,促使中国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 作者:杨柳单位: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电影创作论文:基于三个阶段的电影创作论文 一、电影创作战略的制定 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中,中国电影企业大体上被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就是几家上市的电影民营企业和“中影”、“上影”等大型国企;第二梯队是虽然没有上市,但是在各自的领域都有精品并有独特竞争力的一些中等规模的企业;第三梯队则是新入行的一些企业以及以小成本、小规模立足的企业。在第一梯队中,“中影”、“上影”、“华谊兄弟”、“博纳影业”、“小马奔腾”、“光线传媒”等企业纷纷凭借企业的独特定位和市场领先地位继续扩大着自己在中国电影行业的优势,这些企业在最近两年都加强了在电影创作战略上的投入力度。“中影”早在2007年就推出了“中影集团青年导演电影制作计划”,扶持宁浩、陆川、徐静蕾等青年导演,成绩斐然。2011年,“华谊兄弟”启动“H计划”并一直延续至今。“H计划”强调出品有灵魂的高品质电影,打造经得起时光检验的银幕经典,在影片类型的拓展、新晋导演的扶植、电影技术的更新之外,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寻求跨越合作,力图完善从筹备制作到营销发行的每个环节,勤恳耕耘踏实前进,为中国电影产业链的完善贡献一己之力。《中美电影协定》签订之后,更多好莱坞大片被引进到中国,国内电影制作公司开始将资金更多地集中在已成名导演身上以规避风险,而“光线影业”则始终把扶持新人导演作为公司的创作战略。除了扶持新人导演外,“光线影业”还有规划地打造品牌,利用系列片的形式来树立起企业独特的品牌形象,如高群书的警匪三部曲、《四大名捕》系列、《上海滩》(上、下),《人再囧途之泰囧》续集等。属于中国电影第二梯队的有天津北方电影集团等国企,以及北京盛世华锐电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完美世界(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西河星汇等中等规模的企业。虽然没有第一梯队那么有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但是他们出品的电影都具有独特的风格,电影定位清晰。他们或者着力于艺术片,或者注重某种特定类型的商业电影,或者主打创作者牌,或者主打类型牌。由于他们的独特定位和对市场的清晰判断,他们的电影往往能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黑马,久而久之,就逐渐树立了企业的品牌和认知度。而中国电影的第三梯队往往是一片公司或者很多支持导演处女作的企业,由于缺乏规划和包装,缺乏长远的战略计划,因此这些企业以及他们出品的电影往往面貌模糊,很难在中国电影市场掀起多大的风浪。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又为中国电影培养和储备了大量的电影人才,充当了电影人才储备库的作用,所以也是中国电影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创作战略的实施 在实践中如何实施创作战略,我们认为中国电影企业可以借鉴波特的三种基本竞争战略:竞争战略模式,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目标集中战略。各种不同的企业分别采取不同的战略来填补市场的空隙,形成一个层次分明而又完整的电影市场,让不同的电影消费者在市场中都能够找到符合自己定位的电影产品,在这点上,除了国企外,几家民营公司做得比较好。 (一)成本领先战略 成本领先战略是指通过采用一系列针对本战略的具体政策在产业中赢得成本领先。目前,中国中小电影企业大部分实行的都是成本领先战略。在和几大上市影视公司竞争的时候,很多中小企业既缺乏雄厚资金的支持,缺乏行业精英的加盟,也缺乏完整的产业链条来分散成本,因此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利用成本上的优势和独特的故事和创意来争夺市场和受众。2008年6月,北京盛世华锐电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在《密室》、《密室2》、《气喘吁吁》等电影作品中,“盛世华锐”投资运用其六字方针:故事、特色、档期来选择剧本和确定投资规模,以中小成本的投资获得了中高质量,达到了中高票房收入,成为成本领先战略的最佳诠释者。其中《密室》开发了万圣节档期,形成了中国式推理片这样一种电影类型,而《叶问》、《密室》等系列电影的运作模式则打破了中国电影几十年没有续集的历史,取到了很好的商业回报。 (二)差异化战略 差异化战略是指将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差异化,形成一些在全产业范围中具有独特性的东西。差异化战略可以有很多方式:设计或品牌形象、技术特点、外观特点、客户服务、经销网络等。完美世界(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运用差异化战略树立了自己公司的市场地位。完美世界(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虽然到目前为止只投拍了三部电影《非常完美》、《钢的琴》、《失恋33天》,但是这三部电影都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并且在不同的时期都充当了中国影坛黑马的角色,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艺术成就与商业成绩双丰收的电影代表作。仔细分析这些电影获得成功的因素,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其实行的差异化战略。《非常完美》摆脱了观众一贯熟悉的单一线性叙事或者三段式叙事,采用了非常规的段落式叙事,以漫画、手绘画的方式讲述女主人公为了吸引男主人公而采用的爱情招数。同时,女主角章子怡在本片中也一改以往凌厉、凶悍、张扬的表演风格,改走喜剧、搞怪、可爱路线,这种差异化的表演方式新鲜中带着小清新,打破了观众对章子怡的一贯印象,极大地调动起观众对明星的消费欲望,得到了很好的市场反馈。《钢的琴》的视角对准的虽然是国人非常熟悉的下岗工人,但是它把时下非常流行的怀旧、复古、追逐梦想等元素运用得恰到好处,同时又以温暖的色调和生活化的喜剧效果描绘了一幅当代底层中国人的浮世绘,成为2011年中国影坛的最大一匹黑马,横扫各大电影节,是对这部电影实行差异化战略的最佳注解。而《失恋33天》则主打都市白领和大学生群体,台词戳中了观众的泪点、笑点,尤其最后字幕出现时的失恋访谈再次让观众感同身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该片打造了光棍节这个档期和中国“治愈系”爱情电影,以独特的定位和档期意识成为小成本电影中的代表作品。 (三)目标集中战略 目标集中战略是指主攻某个特定的顾客群、某产品链的一个细分区段或某一个地区市场。虽然低成本与产品差异化都是要在全产业范围内实现其目标,目标聚集战略的整体却是围绕着很好地为某一特定目标服务这一中心建立的,它所制定的每一项职能性方针都要考虑这一目标。“西河星汇”成立于2006年,其主要负责人为著名导演贾樟柯。公司成立的宗旨就是保护导演的创作,使其成为华语新锐导演的聚集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公司在成立后不久就举办了首届青年导演训练营,挑选20位青年导演接受培训。2009年,公司又筹资一亿元扶持青年导演拍戏,命名为“添翼计划”,致力于推动年轻导演的发展。现阶段,“西河星汇”正在利用贾樟柯的国际影响力进行跨国合作,这是公司未来的一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西河星汇”的每一个举措都在尽力开拓新的创作思路,为中国电影的多元化、国际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虽然“西河星汇”的独特性不太具有可复制性,但是公司的商业成功及其坚持扶持青年人才的创作战略也可以被中国电影企业学习和借鉴。 三、电影创作战略评估 战略评估是指以战略的实施过程及其结果为对象,通过对影响并反映战略管理质量的各要素的总结和分析,判断战略是否实现预期目标的管理活动。在实际操作中,战略评估一般分为事前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三个层次。无论是电影投拍前的市场、受众评估,还是电影拍摄过程中或者战略执行过程中的监督,亦或是电影上映后的成功经验总结,中国电影创作战略评估的不同环节都处在各自为战的状态,没有起到战略评估应有的作用。 (一)国家层面 中国目前对电影产业提供服务的机构十分少,电影评论、电影咨询、电影评奖等电影产业服务和引导机构的专业化和系统化水平也有待大幅度提升。而美国从1927年起,政府就免费对电影产业提供全世界的电影咨询,对电影题材等方面提供建议,这是需要中国政府好好借鉴的。同时,“金鸡奖”、“百花奖”、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长春国际电影节等活动的指导性不高,很多获奖影片或者影人只是在国内的电影圈子或者军队、作协、文联等特定的圈子内有一些影响,对于市场和大众并没有太大影响力,多数电影人还是靠在国外获奖出名,《萧红》的获奖就是典型的案例。如何利用这些活动的平台为电影人和观众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如何打造活动的影响力,使之成为民众的关注焦点?如何在艺术和商业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之成为中国电影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些都是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企业层面 对于电影企业来说,与相关专业公司展开合作还能够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市场,了解观众,如映前的市场调研、映后的市场反馈以及电影广告效果评估,这样有助于电影企业及时调整战略。电影市场调研不只是关心观众对电影的兴趣水平,还要通过分析数据得出如何在不同的观众群里传达不同的信息。社交平台是市场调研的关键,平台上复杂的信息涵盖了观众在映前映后对电影的反应。映前调研虽然不完全是票房预估,但是现在业内很多人都把它当做票房预估工具来使用。其实,映前调研还可以利用预期效果和真实效果的比较反映出电影营销战略的有效性。所以,在目前的中国,电影企业应该与豆瓣网、时光网等专业影评网站以及人人网、微信等社交网站建立起深度的战略合作,利用互联网的平台推广电影,和观众实时互动,让观众参与到影片的制作中,让他们在体验中全身心投入到电影中来,从而让电影消费成为一个社会事件。《失恋33天》、《将爱情进行到底》等电影的尝试都是经典的个案。 (三)专家层面 在新世纪商业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电影评论越来越流于宣传,或者溜须拍马,或者大放厥词,两级分化明显。专家学者的评论都在自说自话,而报刊杂志网站上的评论也多是企业雇佣的,这种极度失范的评论让观众无所适从,很多时候只能被过度的营销手法忽悠进影院。所以目前中国专业评论处在几乎集体失语的状态。 (四)战略评估模型的建构 学者高红岩在《中国电影企业发展战略研究》一书中建构了电影项目成功的三个维度和每个维度的度量指标。而在2011年下半年,中央电视台推行了新节目评估体系,提出了引导力、影响力、传播力和专业性四维度评价模型。2012年原国家广电总局颁布76号文,在央视评价模型上,增加了电视对新媒体发展融合能力方面的评判。基于高红岩的评估体系和广电系统的电视节目评估体系,我们可以建构中国电影战略的评估模型。在这个评估体系中,我们把观众评估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因为所有电影战略的终极目标就是吸引观众,从而才能达到引导主流价值观、创造商业价值、树立品牌效应、创造新市场、创造新电影类型并最终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目标。 四、结语 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专家、第三方调查公司,这些不同层面的评估机构和不同的机制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成为中国电影创作战略评估的主要力量,为中国电影从电影大国走上电影强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覃晓玲单位:中华女子学院艺术学院 电影创作论文:黑色电影创作论文 一、诡谲与异质:叙事的非常规化转变 电影《蝙蝠》的故事就更加诡异奇幻了,主角神父在一次病毒实验过程中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非人类——吸血鬼,后来他结识了一位需要被救赎的女子,二人在性的诱惑下产生爱情,各种复杂的情绪集结在这位神父身上,所有情况逐渐失控,女子也变成了吸血鬼,并肆意杀人,神父最终为了终结这一切,选择了与她一同毁灭。这部电影讲述了两个完全被架空的“边缘人类过渡到非人类”的悲剧,采用了完全非常规化的叙事策略,主动营造了一个巧合性的奇异环境,并且承载了导演非常多想要表达的东西,如自我救赎、欲望和道德等。《斯托克》的叙说主体虽然不是非人类的,但依旧是彻底的非常规化。其故事的诡异无伦简直到了另一层境界。影片通过一个女孩与其叔叔畸恋这条主线串起了整个家族的非常规奇特历史,然而朴赞郁却用一种唯美的方式呈现了它。笔者从朴赞郁这三部作品能明显看出他创作走向的诡谲变化,整体的风格和叙事的非常规化转向。 二、创作方式的国际化转变 近年来,韩国电影越来越立足于国际,不仅仅满足国内的电影市场,它们把其独具风格的类型电影大量输出国外,并开始频繁地与国外电影团队进行密切地合作。作为韩国黑色电影扛鼎人物的朴赞郁自然也不例外,他开始积极地站在国际视野思考电影,并付诸实践。笔者将以朴赞郁的电影《斯托克》为例,细说一下这部电影的国际化创作方式的具体过程。电影的所有场景都在美国的乡村乐之都纳什维尔拍摄,这也是朴赞郁首次电影所有场景离开韩国独立完成。整部电影的周期是朴赞郁在韩国拍摄时间的1/2,这部电影迎合了好莱坞拍片的节奏。因此,电影面世之后,那种独特的带有东方韵味又有西方感觉的风格气质便透过影像向观众飞驰而来。韩国电影的崛起和其电影类型化本土化分不开,因此走向国际化视野是其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也是朴赞郁电影创作全新的变化。 三、更为精确的暴力展示 很多导演热衷于刻画各种暴力行为,擅长暴力的导演很多,比如昆汀、吴宇森、北野武。朴赞郁也是其中一员,而且其暴力刻画一直有其浓郁的个人特色。他所展示的暴力行为通常相当极端,这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一定的关系,在韩国电影的审查制度被废除后,韩国民众长期压抑的情感正被挤压到一个火山口,急需爆发。而朴赞郁这种暴力风格正迎合了民众的心理需求,朴赞郁血腥极端的暴力表现方式是民众呐喊与宣泄发出的裂口。然而在朴赞郁最近所拍影片中,这种暴力展示似乎被克制了,但与其说是被克制,不如说是更加精确。以《蝙蝠》《斯托克》为例,其中暴力出现之时往往非常简洁明快,并不过多渲染。这与之前的暴力呈现方式大相径庭,这或许可以看做朴赞郁对他个人风格暴力美学的新探索。本文通过概括导演朴赞郁创作过程中的几点变化,分析了其诉求、其得、其失,总体说来朴赞郁的尝试是积极的,但在具体的地方仍然有些摇摆,没有抓准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以达成各方面的和谐。笔者在此盼其终能穿越迷雾,寻得灯塔。 作者:杨夕文宁蔚然单位: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 电影创作论文:试论电影创作思路的启发 作者:乔斌单位:四川美术学院 电影的投资人和制作者把注意和关心的精力过多地用在了技术和投资的方面,而电影和美术创作所应该关心和表现的文化和故事的价值思考;文艺作品所应该关心的本身的文化实质;相关的地域、时代所涉及的文化价值等优秀问题则被忽略和淡化消解。对于现代这种密集的特技制作、大量资金投入和标准的预告促销等商业手段,见多识广且效果上审美疲劳的观众来说,这样的制作和推销电影策略不但已经让人疲劳和厌倦,而且还有讽刺性的负面的效应。从近几年上映的美国大制作电影《变形金刚》系列电影的相关评价和反映,就可以明确的印证对于上述问题的认识以及评论。似乎大投资、大制作、大炒作等热闹的商业现象的背后,与之直接对应的则是普遍的人的价值标准的缺失和失重式的混乱。 反观《美丽城三重奏》《魔术师传奇》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正与上面所列举的大投资和大制作电影相反。“平凡”的主题、“平凡”的主角、“平凡”的画面效果、“平凡”的故事结果却带来了不平凡的影片的成功和甚深、广大的文化影响力。这两部动画电影的成功,与所取得的世界性的影响力度和范围早就超过了动画片的范围,甚至是其他的这些年所拍摄的欧洲的电影也难以企及的。究其成功的最大原因,首先在于它们的“平凡”。如果能够冷静地把这样“平凡”的成功,心平气和地与现代的许多的物质、特技和效果至上的纯粹的商业电影简单的做一个对比,在剥下商业外衣后我们不难看出《美丽城三重奏》《魔术师传奇》这两部动画电影表面上的“平凡”却正是这个商业时代的许多的影视创作所缺乏的“不平凡”。 “人文关怀”的启示 站在文化和电影创作的角度,大家都期望能够看见新的故事、新的电影、新的作品呈现。但是观众却更希望这些作品所讨论的问题和观念,或者价值标准等问题能够和自身相关;或是和当下关注的社会、环境、人文问题相关;或能够被关注和讨论,能够让自己在观看电影的同时自发、自觉地产生关注和认同。在当代快节奏的生活氛围和当代文化圈子的包围中,有许多时尚和现象总是不停地变化和翻新,而这些文化现象所代表、所对应的许多基本的、传统的文化价值却被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所认同、所坚守。这类的作品中,许多优秀的与典型的作品都取得了其他同时代的相同或者类似作品所没有奢望过的商业、艺术的成就,具有跨越文化和国家地域的文化影响力。不但如此,它们的艺术生命力也是其他的作品所不可比拟的。这样成功的例子很多,就像捷克的电视动画《鼹鼠的故事》、日本的《聪明的一休》、中国的《大闹天宫》等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成功的典范。 其实这个道理反过来想很简单,在现在、当下这个时代,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域甚至单独的个人都在很多的方面有着超越以前任何历史时代的紧密的联系,似乎每个人都会有如这个世界在缩小这样的错觉。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化之间的交流、联系、抗衡与共存也是当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而每个人作为组成世界的个体在生存权利、生理、心理、人格尊重等许多的方面有着同样或者类似的价值诉求。这些价值诉求如果能够巧妙地作为电影或者动画创作的主题,而且能够在艺术表达上处理得比较得当的话,则很容易产生超越国界和文化差异的艺术魅力,就好像中国的观众同样会喜爱美国或者欧洲的某些经典的电影,而国外的艺术家或者观众也同样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武术和相关的电影艺术有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或者关注一样的道理。这样成功的例子在现代和当代实在很多。比如较为典型的成功范例电影《女巫布莱尔》和《哈利•波特》电影系列。 而《美丽城三重奏》《魔术师传奇》这两部动画电影则正是在大家所熟悉的自行车赛、魔术等题材上面来构成自己的故事,并且通过故事中的主人公平凡的生活目标诉求和遭遇自然地流露出对于弱势文化与弱势人群的生活状态的关注。这样的人文关怀很自然地得到了大部分观众的认同、关注与思考。在关注、同情影片中人物的遭遇的同时,观众其实也找到了自己的问题的同情和共鸣。这样的结果不仅是创作影片的导演所希望的,也是当代影视作品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通过有限的个人力量和电影故事,去尽自己的力量关心更多需要关心的人。 “地域文化”的魅力 特别在当代这个媒体、互联网泛滥的时代,说起“地域文化”视乎是一个落后的话题。可是在这个时代很令人奇怪的是,许多的现象和许多人的兴趣、甚至文化的关注要点却反复纠缠在“地域文化”这个主题上。这样非常成功的例子很多,如最为普及和最受关注的美国职业篮球比赛和黑人的爵士音乐。这些本来是产生于典型的地方性的体育竞技和种族歧视下的黑人文化,经过这些年的文化推广和商业宣传,也成为具有深远的影响力的当代美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还有代表法国文化的时装与美食;日本的浮世绘与茶道;德国的汽车制造业等。如果把视线放回到动画创作领域中,也会发现相同的案例。比如类似的题材或者故事,在恰当的融合了地方文化的元素以后,则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魅力。而且这种力量远远大于“1+1=2”,影响范围也难以估量。以大家最为熟悉和认可的好莱坞动画为例。好莱坞作为现代动画电影鼻祖,它所产生的世界性的文化形式和商业影响力毋庸置疑。仅就动画长片来说,早在20世纪90年代迪斯尼就注意到了“地域性文化”题材的独特魅力和影响力,创作出在全球市场大获成功的影片《花木兰》系列,还有《阿拉丁》《风中奇缘》《埃及王子》等动画片成功也是如出一辙;而在相同时期的其他传统题材的迪斯尼动画却因为题材缺乏新意,在商业和电影领域屡遭打击。 几年后,作为迪斯尼对手的梦工厂又再度将中国元素挪为己用,奉献出全球影迷皆喜闻乐见的动画电影《功夫熊猫》。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在于梦工厂懂得将美国英雄主义的文化特点和其他典型性地域文化进行结合,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加入本国特有的诙谐和幽默从而达到超越表象的,新颖的视觉感受。再如《功夫熊猫2》的导演詹妮弗•尼尔森就明确谈到《功夫熊猫2》故事本身其实质还是典型的美国梦,她在访谈中曾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该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如何成为英雄?我得承认,完全是西方的故事结构,或者说就是所谓典型的美国梦。”《功夫熊猫》系列在实质上和好莱坞之前创作的等动画长片是一样的。无论是片中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或印第安的土著文化,还是阿拉伯的民间故事、乃至《圣经》故事等,相对于美国本土文化来说统统都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异域”文化;而这些“异域”元素的引入,其目的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魅力。这样的例子在电影作品中同样不少见,以好莱坞英雄主义为主结合中国武侠电影符号而风靡一时的《骇客帝国》电影系列就是同样的例子。 “拿来”与“坚守” 反过来,如果把上述的成功总结为“1+1>2”的话。国内的动画创作者们不但要有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的精神,还能够谦虚认真的地接受其他文化的优点。如果将其转化成为我所用,动画创作者们还必须先明确我国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加以有意识的坚持和有选择的吸取,才能够真正把“地域文化”的魅力发挥出来,创作出具有时代特色和世界影响力的作品,重新创造中国动画的黄金时代。就像《美丽城三重奏》《魔术师传奇》,它们既没有好莱坞那样的大投资,也没有《变形金刚》这样的复杂的拍摄和制作的技术。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平淡和自然,却能够拿到多项国际大奖,同时也得到观众的认可和思考。如此的成就也是值得我国的动画创作者认真研究的典范。动画《美丽城三重奏》《魔术师传奇》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首先,导演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或者扩大一些可以说是欧洲动画、甚至低成本投入(和好莱坞相比)动画的位置。仔细分析起来可以看出,导演所讲述的是欧洲、法国自己的故事,如环法自行车赛和传统的魔术等许多过时的表演都是很典型的代表欧洲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其次,在两部动画影片里大家既找不到非常夸张复杂的特效镜头,也没有过于明显的好莱坞式的动画特效,然而非常吸引观众的地方确是欧洲插图风格的造型和美术风格。在人物、场景和许多较大的外景上也可以看出非常突出的法国或欧洲地域性的风格。另外,在故事的编剧和讲述方式上,也有很明显的欧洲电影的特征,它没有像好莱坞电影一样紧张和戏剧化的电影结构,而是给了观众更多的主动的思考和感受的空间。反过来它也有选择地吸收了一些好莱坞电影的剪辑和叙事的手法,不盲目自大,主动改变了以前的欧洲电影特别是动画生涩、不流畅的剪辑、叙事的缺陷。 总之,对于电影、动画这种舶来的艺术形式,盲目乐观和骄傲自大本来就没有必要,且“拿来主义”的态度和创作方式与态度,在现代的电影和动画创作中已经超越了个人、地域或者国家,成为当代电影和动画所常用的创作方法。另外,更重要的是对照世界上这些成功的动画电影艺术作品和创作方法,我国的影视创作者需要在这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坚持自己文化的同时,不妄自菲薄,认清外来文化的优势。只有在这样的坚持与结合的实践过程中,打破旧有的成见,找到恰当的结合点,真正实现和发挥出我国自身文化的魅力和优势,才能改变国产影片的颓势,创作出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当代的国产电影和动画作品。 电影创作论文:地方电影创作发展浅析 作者:于峻单位:海峡世纪(福建)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福建电影创作的劣势 (一)缺乏电影创作力量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童刚在回顾2011年中国电影成绩时指出,2011年共生产各类电影总产量达到791部,其中故事片558部。全国电影票房达到131.15亿元,较2010年增长28.93%。而根据《海峡论坛两岸影视2011》特刊的统计数据,在2011年海峡论坛上洽谈的电影项目仅有6项。以全国2011年558部电影作品为基数,福建的电影2011年的产量只占全国的1.07%,精品力作更是难觅踪迹。这既反映了福建电影创作实力与其经济总量的不匹配,也反映出福建电影相对薄弱的创作实力。 (二)缺乏完整产业链电影产业链大体由“上游”的制片板块和“下游”的院线板块共同构成。“下游”的院线为“上游”的制片提供资金保障,“上游”的制片则以更加优异的“精品”回馈院线。而福建的电影产业,“上游”的制片与“下游”的院线因分属不同管理部门,因此形成不了合力。在现今影视创作日益呈现“多资金投入”、“大资金运作”以及“跨区域协作”的态势下,福建的电影创作却还处在一种各自为阵、各走各路的环境中。可以说,“条块”管理成为阻碍福建电影健康发展的一道桎梏,使得福建的电影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加地举步维艰。 (三)缺乏电影人才电影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实际上,电影业的竞争,也是影视制作专业经营管理人才和创作人才的竞争,人力资源成为最宝贵的、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是创造影视精品的主体。尤其是随着各类型的商业运作电影成为国内外电影市场的主流,整个创作生产过程需要更加专业的知识和更加丰富的管理经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高整合性等创意产业典型特性的电影创作过程中,拥有多少人才决定了电影作品的产量与质量。然而,纵观福建省的影视创作事业,目前,人才,尤其是电影创意人才和经营人才的匮乏,已成为制约福建电影事业发展的“瓶颈”。 福建电影创作的机会 (一)难能可贵的电影发展机遇文化产业作为经济与文化联姻而形成的新兴产业,正在迅速崛起,逐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的影视业在创汇方面堪与航天、航空和现代电子业相媲美。中国电影自2002年全面产业化改革以来,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仅2010年,中国电影故事片产量达到526部,是2002年的5倍多;2011年中国电影银幕数已超过9000块,电影票房超过130亿。这些醒目的数据表明:中国电影“面临一个历史新的‘临界点’,已经开始进入大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期”。 (二)国家层面的产业优惠政策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2010年1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是继《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后,国家对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提出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具体政策措施保障,既明确了工作任务又突出了工作重点,为促进电影产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和良好的条件。 (三)国家赋予的海西特殊政策国务院在正式批准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福建省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居主体地位,具有对台交往的独特优势。因此,《规划》的出台,不仅确立了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的重要地位,同时,打开了福建在影视创作生产领域与台湾方面的合作之门,使福建的影视产业可以有了后发优势。 福建电影创作的威胁 (一)外资介入引发的竞争格局按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人们的文化消费就会出现“井喷”。而随着国内人均GDP超4000美元,一个“井喷”的文化消费会即将在中国呈现。面对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国际资本正全面介入国内的文化市场,并且凭借其强大的资金和营销管理能力,正在对国内刚刚起步的文化产业形成巨大冲击,尤其是对资金、人才、营销依赖度极高的影视产业,冲击更大。 (二)其它省份快速发展形成的“虹吸效应”电影是快速树立国家和地区品牌形象的最佳手段。1954年,总理在日内瓦用一部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让与会各国的代表初次了解到了灿烂的东方文化和秀丽的自然景观。上世纪60年代,广西以一部歌剧电影《刘三姐》,使得“桂林甲天下”的山水和动人的壮歌美名远扬。而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则成就了山西平遥的旅游。正是这种示范效应,使越来越多的省市纷纷从抢占文化创意制高点出发,不仅整合成立影视创意产业集团,并且在产业政策、资金、税收等方面给予了更多、更大的优惠与扶持,从而在这些地区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吸引了大量的影视制作机构与资金。而这种“虹吸效应”势必对福建电影事业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提升福建电影创作竞争策略 就福建电影创作的竞争策略有四种战略可供选择。然而鉴于福建的电影事业在国内总体实力还比较薄弱的现实,采取突出优势,把握机遇的“SO战略”应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一是要抓住全球影视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机遇,构建并完善独具海西特色的电影产业链。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各国经济复苏变得更加艰难。然而,具有典型“口红”效应的文化产业却日趋蓬勃。而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也带来了更加激烈的行业竞争。目前国内各大影视集团在发展竞争策略中,都将电影全产业链的构建放在了首要位置。因此,为了更好、更快地构建起福建电影的全产业链,第一,应将原先分别隶属不同部门的电影创作与电影院线整合到一起,构建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福建电影集团;第二,在构建福建电影集团的基础上,完善电影产业链,实现经营集团化、产业规模化,并通过优胜劣汰的人才竞争机制,进一步提高企业经营效益,从而快速提升福建电影创作的综合竞争力。 二是要抓住国家给予海西发展特殊政策的机遇,以先行先试的精神积极探索福建电影产业政策。目前,在电影产业政策等方面,北京、上海等文化产业发达地区已经走在了福建的前列,例如,就电影融资难等问题,北京银行以版权质押方式为华谊兄弟提供一亿元的电视剧打包贷款,初步探索了以版权质押方式为影视剧提供贷款的融资新模式。为此,福建应充分利用好中央赋予福建“先行先试”的政策,在电影创作与播映的全产业链生产过程中,从剧本创意、人才队伍、创作资金,到播映场所与渠道建设等方面,在国家原有各项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出台更加适合福建特色且更具竞争力的新政策,并借助电影强大的形象宣传力,更好地营销福建,树立起福建的品牌形象。 三是要抓住当前海峡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机遇,以两岸合作共赢的方式搭建创作平台。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协议的签署,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势头日趋向好。依托台湾在出版发行、版权服务、影视、网络信息、休闲娱乐以及文化中介服务等方面所具有的明显优势,在福建搭建具有海峡特色的电影创作平台,充分利用福建在人力、土地、劳务等方面的优势,以及闽台两地深厚的文化渊源,共同创作独具海西特色的电影作品,一定能够在有效促进闽台两地电影产业快速崛起的同时,提升创造性和本土化的转换水平,形成多样化、多类型、多层次的产品体系,打造出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的电影精品,带动整个福建电影产业的良性发展。 结语 基于SWOT分析,尽管福建电影创作凭借其闽台间独特的“五缘”优势,以及国家给予海西“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具有很好的发展空间,但这种空间更多的是体现在一种可能和潜力上。福建目前的电影创作总体数量不足,占全国电影作品的比重太低,尤其是高质量的精品力作、大作更是屈指可数。因此,福建的电影创作应当在充分依托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基础上,深入挖掘闽台两地人文题材,并以“先行先试”的创新精神,大胆开创电影创作的新机制、大胆尝试电影创作的新方法、大胆引进电影创作的新人才,从而实现福建电影创作的跨越式发展。 电影创作论文:谈观众心理转变与电影创作 作者:马晓虎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传媒工程学院 进入80年代后期,中国步入了文化转型阶段,经济上的全面进步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各类影像、传播设备的普及,而文化产品也日渐受到了市场的青睐及相关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影像的生产及消费获得了双重重视,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电影和电视成为影像文化的主要传播阵地。经历了十多年的文化、思想冲击,新时期的文化学者及知识分子也开始潜心于影像文化的分解、研究。前所未有的大范围的影像文化普及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价值观,知识分子不再谈论宏大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抱负,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周遭世界的感受和认知上,这种历史性的转变使得中国迅速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后现代文化在我国获得了空前发展,依附于传统政治的文化迅速独立出来,娱乐、消费成为全新的文化习惯。就在这种后现代语境下中国电影也积极响应这种时代的变化,从形象及内涵上发生了较为彻底的转变。获得转变的中国电影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观众的感受。 电影创作者也愈发清楚同样经历了历史阶段性转变的观众在消费及审美上的迫切需求以及这种需求对电影创作的反作用力。因此,怎样满足已经变化的大众口味就成了电影创作者面对的一个难题。 创建健康的公共影像空间 创建健康的公共影像空间是电影创作者面对观众去展开创作首先要应对的困难。走过2011年的中国电影,除了130亿的天文数字,还有那无数的各种骂架、挑唆以及卑劣的营销。要追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不能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当前的中国电影市场热钱涌动。自从中国电影新世纪初全面迎来市场化以来,大量的各路投资就纷纷进入其中,地产商及广告商的不断介入,将电影完全变成了与艺术渐行渐远纯粹的商品。当下的电影似乎经历自己深沉的变质,在投资的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下,创作者似乎已不再有什么深刻的艺术追求,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票房的追求上,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充斥市场的有票房无口碑的大量劣质影片,营销者的吹嘘和观众们的口水,都是最好的验证。 从生产到消费,整个电影创作和消费环境欠佳。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级的电影院和电影幕布,并没有改善中国电影观影环境,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千古道理之下,日益高涨的电影制作资金使得电影工作者招架不住,绝大多数从理想主义者蜕变为纯粹的文化商人。当高额宣传费用成为这个时代的真谛,其代价就是制作费越来越低,电影质量参差不齐,票房口碑双赢的硬道理已被抛在脑后。而要改变这种现状,创建美好而实在的公共影像空间,首先要改善投资环境和创作环境,健康的投资动机和创作动机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优秀影片的产量,减少乃至杜绝欺骗观众的劣质影片充斥银幕。 除了投资方面的问题以外,创建健康的影像空间还要解决中国电影市场的卖座类型单一的难题。就2010年上映的电影来说,在过亿的17部影片中,动作片、喜剧片、爱情片三种类型片占了将近80%,其他电影类型皆尽缺失,没有完善的类型体系。更为严重的某一时期单一类型的过于集中,2011年的小成本恐怖片扎堆,市场上的小成本劣质恐怖片占据着银幕,从《绝命岛》到《密室之不可靠岸》,从《紫宅》到《床下有人》,因为成本低,经得起失败,那么就容易走上流水线,被大量制造出来,不遗余力地投放市场,依赖投机心理在票房上碰撞。这其中,上半年口碑最差的恐怖片恐怕是《B区32号》,而下半年则是《孤岛惊魂》,这部前期并不被看好的作品,结果竟然令人意外地获得8000多万的票房,成为下半年的典型例证。回顾已经过去2011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低成本恐怖片已成为小成本山寨喜剧之后被追逐的对象,差不多平均每个月都有几部作品,年产量30部左右,占上映电影总数的1/10。严重缺失的电影类型和类型电影生产上的投机心理是中国电影市场进入良性循环的瓶颈,丰富多样的类型电影生产才是将电影观众留在影院的关键。 时代在变化,任何文化产品的生产都离不开时代文化要求,电影生产也不例外。电影生产选择符合时代文化要求的电影题材才能给电影观众以最大的实在,创建健康的公共影像空间既是电影创作者的时代责任也是对电影观众的责任,而转型中的中国文化所面对的三种重要的文化隐喻更是这种责任的一种历史性放大。在布尔迪厄的文化理论观点看来,知识分子脱离其所谓的高雅品位及对经典文本孜孜不倦的探求,将其视野扩展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放下对文化制造机消费的垄断,这种做法不仅有益于文化在民间的普及也会引发大众审美趣味的革新,甚至会是一场势在必行的文化变革。这样的变革预示了前景广阔文化产业的茁壮成长。 营造中国电影的民族特质 毋庸置疑,大的社会环境的变换定会带来观众审美取向的变化,但是将这种变化融入中国电影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就会发现,强有力的融合才是主题,不管纷繁的形式改变还是内容的重复变化都从根本上体现出了固有的民族特性,民族特性是中国电影百年的精神精髓。所以说,面对电影观众的电影创作者除了创建美好而实在的公共影像空间之外,还要精心营造中国电影的民族特质。 首先营造电影民族特质是华夏观影心理结构的需要。“观赏电影的心理结构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精神积淀组合而成,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理论认为,每一个体心理深层结构包含着祖先在内的各个时代人们的心理体验。许多无意识的概念产生于人类的史前史中,表现在远古的神话里,这一蕴藏在人的心灵深处的潜在力量对人们精神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根据当时的社会存在,将这些精神观念理论化,便对后代的社会意识、文化精神发生深远的影响,无怪乎《论语》的思想,儒家的观念成为影响几千年中国人发展的思维模式……”①而且个人的情感观点与社会上层建筑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思想无法分割,那么对观众个体的研究不能不追溯到古代文章中保留的经典传统思想,不能不重视观众对传统的习惯性顺应。 而营造电影民族特质的重要的难题在于,如何才能让传统文化精华成为生产和消费的对象,并且在此基础上摆脱“中国制造”的尴尬。但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无法进入电影制造业,也就是传统文化的阐释和推广,只能在知识界内部运行,而制造业的大门是闭合的,它似乎缺乏向外吸纳文化的机能。这种自闭性结构则会引发以下两个不良的后果:第一,困难重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无法有效地被现代日常生活接纳而加快其衰落速度;第二,中国工业制造无法获得来自本土文化的支持,在高层次的创意、设计上很难获得进一步的推广。面对这样的事实,华语影坛却有一个怪现状,就是大家在拼命制造不接地气的虚假时尚游戏,从《杜拉拉升职记》到《非常完美》,在时代、文化背景的完全缺失下,成为不伦不类的纯粹模仿。事实上以中国时尚业的落后程度,怎么也模仿不出《穿普拉达的女王》那样的精神气质,最后只能成为附庸风雅的影像产品的典型代表。 当《功夫熊猫》横扫中国电影市场,两部获得近十亿元人民币的票房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的传统文化居然有这么巨大的市场价值,也有评论认为《功夫熊猫》就是好莱坞拍的中国电影,但问题是它为什么就不能是中国拍的中国电影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卖力地模拟时尚,却从不正视自己。当《变形金刚3》再次风靡中国电影市场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电影人或投资商在盘算也跟风一回?殊不知,好莱坞的电影特效从传统发展至现在的全面数字化经历了百年的历史积淀,成熟完善的工业流程是我们短期内不可能做到的,况且我们已做过尝试,2009年王晶的《未来战警》和刘镇伟的《机器侠》就是经典的失败案例。所以说,不追赶好莱坞电影的工业大潮,正视和开掘本土文化,让中国电影进入消费者的视野,成为消费对象乃是题中之义。 现在在各种环境下,民族化已经成为经常被谈论的话题,对于电影来讲,开放的民族精神是其获得繁荣的根本,对于世界文化经典的解读、吸收乃至融合是其跻身世界的前提,包容是今天真正的民族精神的精要所在。 电影创作论文:电影营造真实感艺术创作论文 一电影剧情的真实感范畴 如何才能使剧情真实,没有虚假的成分在里面,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各有言辞、莫衷一是。对于电影剧情真实性的讨论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家说:诗人和历史学家一个用韵文叙事,一个用散文叙事,他们之间的不同,不是他们文体表达方式的不同。亚里士多德喜欢用韵文叙述历史,这样的格律并非是限定内容的固定方式,能具有较好的艺术效果,唯一不同的是事情是否真的已经发生。因此,诗比历史更加富有哲学性,而成为更高境界的东西。诗词通常表现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事情,而历史记录的是过去的具体事件,”这种观点虽是一个较好的定论,但现实中的矛盾并不会消失,诗人认为此事“有可能发生”,而观众不可能全部赞同作者的观点,有些观众认为作者所叙述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纵观文坛的发展历程,许多文坛名家都对文艺创作中真实与虚假问题,提出过精辟的观点,结果是百家争鸣、莫衷一是。其中较权威的观点有:郭沫若的“失事求似”之说,茅盾的“两个真实统一”之说,余秋雨的“七项原则”之说,邵荃麟的“实实在在写史”之说以及郭启宏的“传神为上”之说等。在这些观点中,实施性较强的当属余秋雨的“七项原则”之说,其宗旨为:“一,对影响力较大的历史事件要反映其真实的一面。二,史书上确有的重要人物,其形象必须真实,他们若为剧中主角,则更为严谨。三,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要清晰,时代特征、历史氛围以及社会状况要做到真实。四,剧中由于剧情需要虚构的部分,要符合特定的历史情境。五“,真人假事”其所发生的事不但要与“真人”的身份、性格相匹配,还要符合特定的历史情境。六“,假人真事”,即剧情中虚构的角色在承担历史上发生的真事时,该“假人”外表和内心特征要与历史事件有内在的统一性。七,对于剧情中真实的内容,即所谓的“真人真事”要彻底保全其历史的原貌。”余先生的这段高论,对于历史题材的电影艺术创作,确有较好的借鉴作用。然而,它的不足之处是,它无法做到让任何题材的作品都能做到真实而不涉假。在国外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争议和矛盾,最具权威性的说道是德国电影家法斯宾德的一句名言:“戈达尔说,电影是一秒钟二十四格的真理。我说,电影是一秒钟二十五格的谎言。”这两种说法观点相悖,但都各自立场坚定。崇尚真实,藐视虚假,是人们内心在接受事物的潜意识。然而,真实的界定很难把握,即便理论家的文章中满是为了证明真实性的各种论述,但电影创作者在创作中,依旧是茫然无措无从着手。其实,电影艺术的创作和其他叙事文艺作品类似,为了让观众在观看电影作品时真正融入到剧情发展中,随着主人公的情感波动而起伏。换言之,对于创作者追求的真实感并不是理论上的或者客观存在上的真实,而是以使广大观众认可剧情,与角色达到情感上的共鸣,即所谓的“真实感”。真实与真实感,虽一字之差,却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所以,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所追求的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真实,而是真实感,即以真实感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最大限度使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实现感同身受的境界。二千多年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可信却不一定有的事,比不可信却有可能发生的事有意义”。亚氏名言中的“可信”与“不可信”,就是上文所提到的真实感,即影片事件所给观众带来的主观感受,而并非纯粹追求历史事件的真实。 二营造易信不疑的剧情风格 风格是艺术家在创作时有意或无意的在自己作品上产生的一种特色形态,定型以后的风格会受到与之审美取向相同的人的借鉴和模仿。风格的另一个代名词叫“主义”,艺术理论把不同的作品分成不同的“主义”,有多少个主义就有多少种风格。具体来说有以下六种主要的风格:现实主义风格、古典主义风格、浪漫主义风格、自然主义风格、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后现代主义风格等。“主义”是不同国度在特定时期、特定理论体系支撑下的创作产物。它有自己的规律性和秩序性。从一定视角上看,各个“主义”表现的是艺术特色与生活的关系,或疏、或密、或近、或远、或形似、或神似。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这就要求创作者在对作品风格定位时,要准确把握特定的历史、地域、生活方式等理论。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撑剧情去拟真,可以选择对现实生活有一定夸张的后现代主义风格或浪漫主义风格,这样不易让观众起疑,从而增加剧情的可信度。电影创作者要营造熟人熟事,观众才会易信无疑。这是一个普遍的创作法则。同时,如若电影编剧对各类电影题材都很在行,那么大部分观众都能切身感受到真实感。老舍创作的经典作品《茶馆》,就是运用现实主义风格的手法,展现了一幕真实的故事情节。虽然该片也有人评价“故事不够紧凑,人物杂乱”,但是,没有人怀疑该片的真实性。因为老舍对老北京的普通民众、市井风俗等十分熟悉,在与观众书信互动时,老舍这样说:“官场达人我不熟悉,无法描述他们生活的真实面貌。我所结识的都是小人物,这些人过着清谈的生活,常下茶馆,我就把他们集中到一个茶馆里,从进出茶馆人物的变换洞悉社会百态的变换,同时映射出当时的政治时代特征等信息,这就是我写茶馆的初衷”。正因为老舍熟知北京文化,对茶馆文化深有研究,其作品《茶馆》的真实性让观众深信不疑。曾一度热播的《霸王别姬》《活着》《图雅的婚事》等影片引起了较好的反响,在这些影片的真实性问题上观众均具有较高的认可度,这几部电影的编剧均为芦苇,是位资深的剧作家,由这样一位深谙其道的编剧营造剧情,鲜有人疑其不真。为了表现电影的真实性,电影会竭尽全力向受众展示其真实的一面,如影片中角色的造型、剧情、动作等,摄影机常常以客观或主观的视角让受众去观察和体会。使之在精神的时空里,由直观的生理接触潜移默化为生理感受与意念幻觉,从而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念附加到影片中某个角色的内心世界,站在片中人物的角度和位置来感受剧情中所上演的内容,有时还会将自己置身于剧情中去想象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例如,电影《沉默的羔羊》就成功运用了现实主义艺术特点,把受众和片中女警官克拉丽共同引入变态杀人案的迷津中;《泰坦尼克号》运用浪漫主义风格把受众与露丝、杰克共同带入毫无心理准备的巨大海难场景中,体会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情节;《人鬼情未了》运用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表现了莫莉的危险处境,由于剧情的前期铺垫,观众比她更清楚事态的发展,从而处处为她担心;而在以“痴人说梦”形式进行叙事的《阿甘正传》中,以现实主义风格叙事,使观众通过对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产生的关注,产生对美国社会状况、历史、未来和人类社会生存状况的“真实”体验,透过剧情引发深入的思考与感悟。电影艺术的创作正是运用不同的表现手法,运用高度的真实性使有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艺术内容吸引观众,使观众体会到片中那一时刻的逼真场面。这样的电影让观众置身于现实生活不可能会发生的境况中,引发观众思考从未想过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 三运用“逻辑真实”手法营造电影真实感 如何切实可行的获取真实感,紧跟时代步伐,领悟社会精髓,深入剖析事实真相,创作出可信的故事,是每一个创作者的心愿,电影创作者应依据电影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灵活运用创作法则,以抛弃虚假为准则,烘托真实感为目标,做到理智的创作行为,这才能够体现电影创作者的巧思与睿智。在一部电影中故事情节的主要内容以及起、承、转、合的发展过程,作为剧情发展的主动脉,也是电影创作者最关心的问题。在电影创作中营造真实感的常规手法是:第一,故事情节要投观众所好;第二,故事情节要表述作者熟知和感兴趣的内容;第三,故事情节的内容要符合电影的表述。除了这些创作法则,在营造故事情节真实性的手法上“,逻辑真实”艺术手法的应用也是营造电影真实感的良好手段。美国的科幻大片《第六日》讲述的是关于克隆技术的故事。影片开始就设定了一个大的前提:克隆技术的研究是为了造福人类,野心家却打算用来操控人类,这是该电影的主要线索,并以此为基点辐射开来,讲述了不同类型克隆人间及克隆人与人类之间的故事。在影片的大前提下,使编剧设定的场景及各种情节进入我们现实生活空间,让观众产生了真实的内心感受,而且影片还给真人和克隆人赋予不同的人性进行各种较量,使观众产生更加真实的身心感受,在带来视觉感受的同时,也使观众产生了对社会价值观的思考,加入真的存在克隆人,那么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又会有怎样的变化?该影片有效运用“逻辑真实”的艺术手法,既做到了艺术的真实,又达到了生活的真实,在这种兼具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艺术表达中,由于“逻辑真实”手法的有效运用,使电影给观众呈现出来的故事情节在符合观众内心真实感受的同时,又与现实的社会生活与人物活动轨迹相似,使人物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使观众的内心真实感受与情感逻辑达到了统一。由此可见“,逻辑真实”是电影艺术创作营造真实感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电影艺术创作真实感的营造,就是通过影音、色彩变化、光线明暗对比等艺术手法,不仅表现出主人公的生存状况与境遇,更要充分体现电影的艺术真实性与现实真实性,给观众呈现出具有真实感的艺术形象,引发观众深刻的思考,只有这样的电影才是具有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 作者:李建伟单位:洛阳理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电影创作论文:分析微电影艺术创作 本文作者:王振兴韩强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综合微电影的本性,商业性与艺术性是其基本的两大属性。这在电影中也是时常探讨的话题,但探究微电影的出现根源,它往往比电影体现的商业属性更明显。所以,微电影虽然是兼顾了电影的这两大属性,但是各有其自身的特点。众所周知,微电影的商业性是其成活的物质基础,艺术性的体现会使受众受到精神的洗礼,转而使更多的人去关注微电影,这样才会促进微电影商业价值的不断提高,为创作者提供更好的设备,激发其积极的创作欲,从此就形成了周而复始的良性循环。如果只是视商业性为重而轻艺术性,更多的商业元素会挫伤受众的眼球,即使一时抓住了受众获得了成功,就会使商家投入更多的商业元素,这样形成的循环式恶性的,最终,使受众越来越少,以致反感。既要辩证的对待微电影的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又要注重微电影的艺术创作,这样,才能使微电影既有质量又有价值。微电影之灵魂———艺术性“电影是生活的渐近线”。电影的取材来自于自然或是社会生活,其导演不可能凭空想象就能创作出电影,对于微电影的创作也是如此。而微电影的创作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不管微电影的创作怎样高于生活,它总有自身的局限性,只是导演或编剧从自身的角度运用各种艺术手法综合囊括了现实生活的大部分内容,而对于生活来说,微电影还是在一定的生活范围内取材、构建情节,只能是无线的接近生活。这种无限接近生活的微电影之所以能够有吸引力,就在于它不是对生活现实的断章组合,而是有艺术性创造“生活”,这种生活既有我们在现实中熟悉的一面,又有我们不同于现实而又使我们好奇的一面,这就是微电影创作的内质,也是其创作的意义。为什么要创作微电影,这不仅仅应是为了谋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而为,当然,中国的微电影出现的诱因就是商业性,以赚取利益为重。但仔细揣摩,微电影的来源还是生活,是在生活中的某一部分人率先有了影视短片的创作,然后,才有商家鼓动影视短片与广告的结合,形成今天所说的“微电影”。至此,不能仅仅凭经济的攒动而使微电影发展,真正能使微电影发展的内因应该是其自身的“灵魂”,也就是微电影的精髓。微电影真正面对的是广大的普通受众,而微电影创作源于且高于生活,其艺术性体现的是生活中的“美”,只有美才会让人去乐于接受、深于欣赏,所以,“微电影又是捕捉时间消逝与空间跳跃性的美的艺术”。当然,这里的美体现了很多种,因人而异,通俗的说,能够引起受众关注或记忆的都可称其为美(也包括丑)。 这种艺术性的体现,与导演或编剧有直接的关系,每个创作者的风格迥异,所创作出的美的体现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不管如何去创作都要把握好微电影的灵魂之精髓。微电影创作之艺术体现参看近期相对比较优秀的微电影,各有特色,但需要表现出重点的地方往往不足,比如说微电影中的声音,表现的节奏性不是很强,甚至在短短的时间内还来不及声音的大转换影片就已经结束了,即使影视声音方面的问题谈的很多,在声音的运用上还是不够的。同时,大多数表现力度不够。比如说,情绪积攒的力度不够、心理展现的热度不够等,这些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原因,更是综合艺术手法运用的不足,现简单总结进行理梳:微电影逻辑思维关联的探讨“:逻辑思维(LogicalThinking),是思维的一种高级形式,是指符合某种人为制定的思维规则和思维形式的思维方式。我们所说的逻辑思维主要指遵循传统形式逻辑规则的思维方式,常称它为‘抽象思维(Abstractthinking)’或‘闭上眼睛的思维’”。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逻辑思维是一种综合的至高的思维方式,先有逻辑综合推断,再上升到思维辩证的高度,这体现了微电影应具有的必要性。任何影片都应该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最终达到逻辑思维,微电影是引导观众去在现实中践行一定有意义的活动,这就是观众通过微电影的形象(现实)展现而最终起到对思维抽象的人生意义的反思。这个说法中就已经完成了关联的表征。微电影是将形象思维的现实加入艺术创作的元素呈现在视频载体上,最终达到受众的共鸣或是引起受众的思考与总结,即达到思维逻辑性,这就形成了画面内与画面外的关联,而后者是更高层面的,也是微电影创作的最终意义(当然,在这里也不缺乏观后的商业需求)。现在的一些微电影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而更多的缺乏这种层面的关联。再就是情绪、节奏与思维逻辑的关联。这又是另一个角度,即从微电影本身的创作性层面来说的。情绪是激发受众共鸣的重要一点,也是主要的一点,能否打动受众就看情绪表现的如何。好的微电影会使观众落泪(当然,这不是微电影创作的终宿),因为,这是最能直接表征受众情绪的情感体现。作为艺术化的微电影,应该运用声音、画面的节奏性去达到一定的思维逻辑性,现在的一些微电影中,声音很单一,表现的力度不足,这就为逻辑的转进造成了一定的障碍,结果导致欣赏完影片后引不起受众的共鸣,一直处于平淡状态。在这一点上,也是中国电影与西方电影的差别所在。微电影创作心理缔结关联的缺失。微电影的呈现可以说是导演或编辑的一种心理展现的实体,当然,微电影针对的对象———受众观影后也会形成自己的心理活动(此时心理是隐形的),同时,微电影内部也存在为完成情节的构建所形成的自身心理趋向,这种心理倾向就是由微电影内部情绪、节奏、人物心理、创作技巧等各方面共同熔铸的。此三种心理状态缔结、关联为一体就是微电影创作的灵魂,因为不管如何去关联,心理状态是抽象的,但展现出这种抽象的东西却需要具象的艺术手段。所以,微电影创作的灵魂终究是艺术诉求。微电影创作技巧转接关联的不足。真正的好的影片是可以忽略特技等效果的。因为特殊效果的出现,本身就是违规的,这么说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争议,但是仔细去想一下,一部好的影片并不是靠特殊效果去吸引受众的眼球,而恰恰国际上很多获奖作品并没有过多的特殊效果。一方面,特殊效果的出现是完成了一次炫丽的技巧,但它却打破了影片自身情感、情绪的展现;另一方面,破坏了影片内部的心理活动以及受众思维心理的推断,从而导致了以上三种心理缔结关联的缺失。当然,并不是说不让用特殊效果,而是要用的合理,符合逻辑思维的形式而不至于去终结微电影创作的心理。一个好的特效创作技巧是不会让受众在观影的同时有所察觉,当然这样好的技巧的运用时符合逻辑转接的,是与心理创作活动转接的关联密不可分的。这也是就我国微电影创作中存在的普遍现象给予的总结,希望能在微电影的创作中遵循一条原则,就是能不用特殊效果尽量不用,如有用时避免特殊效果的喧宾夺主。微电影叙事铺张关联的缺乏。铺张原指“竭力铺陈渲染,力求发扬光大。后多形容过分讲究排场。”在这里讲求铺张是在叙事上要求全面的展开,使微电影内容的表现不拘谨,该起的地方一定要起到位,该落的地方必须落到位。叙事铺张的不足也是在目前众多微电影的表现中常见的问题。 微电影本来就是短暂的时间内讲述短小的故事。但叙事铺张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展开(是指意义、内涵表现),这就是微电影应该特有的叙事特点。微电影的叙事铺张不是说从故事的开始到结尾一点不落的展开叙事,而是要讲求节点的选择与转接的关联。微电影的节点就是在表现的“现实”中截取的若干个组成叙事的汇合点。怎么将每个叙事段落铺张展开并将各个节点巧妙的逻辑转接是微电影创作的难点和重点。比如说,在叙事中人物的展现不足,人物情感没有更大限度的表现出来,情绪应该上升到顶点时,突然中段夭折;当然,声音叙事的运用也不到位,在多数的微电影作品中很少讲求声音的叙事,只是单调的音乐承载背景声。所以,画面与声音的叙事铺张性没有展开,同时,人物情感与声音的节奏也没有很好的关联起来。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微电影的发展会走向一个全新的热潮。以上是在结合影视创作中的实践经验与目前微电影创作之不足而进行的浅层的探析,希望中国微电影能够走向新的发展! 电影创作论文:主旋律电影创作特征探析论文 [摘要]在主旋律电影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融思想性、艺术性和教育性于一体的优秀主旋律电影。主旋律电影是党和政府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手段,因此主旋律影片有其特有的创作特点。本文从主旋律电影的选材、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表现形式等方面,就其创作特点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主旋律电影创作特点创作模式表现形式综观 二十年来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可以说基本上做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教育性与娱乐性相统一,体现出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消费的完美结合。但从总体上讲,都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和宣传性,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分析主旋律电影的创作特点,可以使我们深入地认识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规律,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主旋律电影。 对于主旋律电影的分类,一般是按题材和内容来划分,将其分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重大历史题材电影和重大现实题材电影等三种。主旋律电影在艺术创作方面,主要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 一、主旋律电影的选材多以革命历史题材、重大现实题材为主 主旋律电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手段。党和政府斥巨资拍摄大量的主旋律电影,其根本目的也就在这里。由此中国主旋律电影多以表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与现实生活风貌为主。通过观看这些影片,可以使广大观众认识和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并起到了反思历史、关照现实、认识生活的功能。例如,《长征》全景式地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悲壮历程,《重庆谈判》反映国内革命斗争的重要史实,《大决战》系列片展现了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宏大场面,《万隆之行》反映了我国外交斗争的不平凡的历史,《国歌》刻画了无数爱国者勇往直前的光辉形象。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献礼影片《我的长征》通过一名红军小战士的独特视角,对红军长征的历史画卷给予了全景式展现,精致巧妙的构思和大气磅礴的气势,使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拥有了崭新的意蕴和格局。重大历史题材影片《东京审判》形象展示了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东条英机等日本甲级战犯的历史过程,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险恶嘴脸,以真实的氛围、凝重的情节、史诗般的风格,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二、主旋律电影善于塑造历史人物、时代英雄以及普通劳动者的典型形象 中国主旋律电影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其自身形态受到观众和市场的驱动,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一系列的史诗性革命战争巨片和革命领袖历史传记片之后,观众和市场开始呼唤更多贴近生活现实的更加适应时展的艺术形象。主旋律电影以1989年影片《焦裕禄》标志,“主旋律”影片开始了新的英雄人物的塑造方法,英雄人物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全能英雄,而是一样儿女情长的平凡形象。这种新的创作风潮使主旋律影片中的领袖人物个人魅力的表现和英雄人物形象塑造得到了明显的改观,时代促使观念改变,随着主旋律电影的不断发展英雄模范人物的创作也陆续发生着变化。影片《郑培民》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彻底颠覆了“高大全”套路,则是以细节塑造人物,以民族精神感动观众。其艺术感染力决不仅仅是如其直截了当的片名那样单一,而是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影像世界。电影《任长霞》为了防止英雄“脸谱化”,在制作中力求真实,并将14万登封老百姓为任长霞送葬的真实录像镜头运用到了作品中。影片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探讨人物的心灵世界,既注重刻画任长霞忠于职守的光辉形象,又将她还原成一个普通的母亲和妻子,富有人情味。《沉默的远山》中塑造了一个走下神坛的主旋律式的英雄人物,主人公周国知不再是高高在上站在神坛上让人们顶礼膜拜的人物,而是你身边一个普通的民政干部,或者说就是你的乡亲。《生死牛玉儒》从人物性格的挖掘入手,避免了从概念出发,塑造了一个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纵观全剧,处处涌动着一种真诚的激情。编剧和导演把牛玉儒还原成普通人,从普通人的角度去看他,在他胸怀大局、心系人民的一生中找到了创作的切入点,增强了影片的情感冲击力。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激情的市委书记。这些主旋律影片把握精神世界、注重人格形象、着力镜像表达形成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三、主旋律电影的表现形式尊重生活,忠于艺术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主旋律电影也在逐步走向市场,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其存在空间也在日益扩大。主旋律影片是一种艺术要求很高的片种,不能只为宣传教育而拍,也要做到尊重生活,忠于艺术,尤其要尊重中国千百年来传统的审美艺术。主旋律影片只有遵从艺术和市场规律,才能打动观众。 影片《郑培民》是以原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副主任郑培民为原型改编的故事片,紧紧围绕郑培民在担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期间,率领全州干部群众劈山开路,脱贫致富奔小康这根主线做文章,真实而生动地塑造了郑培民廉洁从政、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形象,讴歌了他尽职尽责、无私奉献、忠诚党的事业的崇高品格,展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在影片《任长霞》中运用横断面式的创作手法,叙述了河南省登封县女公安局长任长霞忠于职守,最后以身殉职的感人故事。影片以其生前最后36个小时的生活片断为切入点,通过她与亲人、战友以及登封县老百姓的接触,镜头逐一闪回到任长霞的“过去”,表现出了她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100分钟的影片,浓缩了任长霞“亲民爱民”的精神。这位2004年“感动中国”第一人,再次在银幕上感动了千百万的中国观众。 我们在弘扬主旋律的时候还要提倡艺术的多样化和不断创新。当我们在为大众描墨弄彩的时候,也不要忘了组成大众的众多需求各异的“小众”;当我们学习借鉴好莱坞叙事技巧的时候,也不要忘了东方文化幽雅智慧的传统和贯穿欧洲艺术史的文化批判主义精神;我们还要时刻不忘以艺术的名义,为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添砖加瓦。 主旋律电影仅仅从具体的题材、作品的意义上强调突出主旋律是不够的,它应当上升为一种创作精神。“主旋律”的意义不应当仅止于或者仅限定在题材和作品的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它应自觉地形成一种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民呼声的创作意识和创作精神,一种消溶于创作主体的整个艺术思维过程、创作过程中的自觉的内驱力,是弥漫在电影艺术家创作实践中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电影创作论文:电影创作与传统文化精神分析论文 一、道始于情:郭店楚简的启示 对于李行电影的总体评价,论者一般认为他延续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电影的形式与风格,在台湾创出新的乡土写实电影传统,为台湾原创电影的发展,奠定技术与美学的基础。关于李行对台湾电影美学方面的影响,台湾电影史学者卢非易给予很高评价,他在《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一书中讨论台湾电影于创作环境先天不良的条件下依然陆续出现优秀的创作时,便以李行的作品作为典型:“……《王哥柳哥游台湾》开发出台语喜剧原型,《街头巷尾》为健康写实电影定下基调,《秋决》奠定儒家电影的伦理风格,《海鸥飞处》重赋爱情文艺类型新生,《中的一条船》、《小城故事》引介本土反思与乡土意识,以致《原乡人》领先探讨中国/台湾情结。可以说,李行始终能步于众人之前,呼吸时代的新空气,一再地带动台湾电影的发展方向。”(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266-267页。) 李行近30年的导演生涯、50多部作品,其创作始终不出民族精神、传统道德、家庭伦理的主题圈子。从中不难看出李行关注现实的品格、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创作立场和“文化中国”的气质、在意识形态与艺术追求的中间地带从事“主流”电影的创作、尽可能兼顾政宣要求和风格化的艺术表达、坚持将伦理道德的理想渗透进商业化的剧作构思、百般眷恋的乡土情结和爱国情结等等。以上也是历年众多论者一再论及的内容,在此不必重复。不过,同时也有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就是李行电影还一直受到争议及批评。李行自己也很清楚,对于他的电影,有两方面始终是激烈争议的引发点。一是他的“煽情”作风,一是他的“保守”的伦理观念。那么我们就从李行作品的争议处入手展开评析,在下文我们将会发觉,这两方面的批评,也从另一个角度触及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先说“煽情”。其实,与其判定李行是“煽情”,不如说他是十分的“重情”。李行作品一贯“重情”,尤重传统的伦理亲情。关于亲情的描写,在他的健康写实电影(如《街头巷尾》)、哲理电影(如《秋决》)、爸爸电影(如《路》、《吾土吾民》)、琼瑶电影(如《婉君表妹》、《哑妻》)、乡土电影(如《中的一条船》)、寻根电影(如《原乡人》)中都有鲜明体现……这是与中国人的抒情文艺传统一脉相通的。 关于中国文艺的抒情传统,其源流之久长,影响之深远,无论怎样描述都不为过。朱天文在《悲情城市十三问》一文里讲述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以区别西方文学的叙事传统,不仅仅是侯孝贤电影的学理脚注,也同样适用于李行的电影。她借用学者陈世骧的观点,从诗经开始梳理这条抒情传统的线索,楚辞、汉乐府、赋、元小说、明传奇、清昆曲,可说都是由名家抒情诗品“堆叠”起来的。(注:吴念真、朱天文《悲情城市》,台湾三三书坊1989年8月版,第12-16页。)不仅从民间文化的“小传统”(littletradition)的角度来看,这一抒情的品质,堪称民间文艺世俗精神的优秀;而且根据考古学者和文化学者的考察与研究,抒情传统不仅仅局限在“小传统”,并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同源。(注: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195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RobertRedfield发表《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SocietyandCulture)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小传统”(littletradition)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这一对观念,“用以说明在较复杂的文明之中所存在的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culture);而相对的,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这两个不同层次的传统虽各有不同,但却是共同存在而相互影响,相为互动的。”大小传统文化也可称为“高文化”与“低文化”、“古典文化”与“俗民文化”及“学者”文化与“通俗”文化等。RobertRedfield认为自己这一组大小传统的观念最适于研究古老的文明社会,如印度、伊斯兰和中国社会。见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43页。) 1993年10月,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出土一批竹简,共13000字,含18篇学术著作,即著名的“郭店楚简”。据学者庞朴介绍,“郭店楚简”提供了许多我们过去从不知道的“儒家之秘”,其中就涉及重情的思想:“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儒家相信性是善的,情是恶的,因此所有有关儒家修养的书都好象是道貌岸然、远离七情六欲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是这一次竹简的出土基本上摧毁了我们的观念。竹简里面有好几篇谈情的重要性——道始于情。人道从哪儿来的?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从性来的。因为儒家认为性本善,从性善里面派生出人们的道德规范来。可这一次它明确说,道始于情,从情开始了人的道德规范、人的行为准则。这个思想我们以前不敢想也不敢说,这是儒家的一个秘密。”(注:庞朴《郭店楚简探秘》,《北京晚报》2001年4月6日,第26版。) 既然“道”始于情,那么“文以载道”的“文”、“影以载道”的“影”也应当有“情”。而“情”、“道”之间的渊源,来自儒家文化传统的“有情的宇宙观”。关于“有情的宇宙观”,学者韦政通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传统的哲学,以儒家为主,儒家哲学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是仁,仁的基本性质是感通,所以能感通者在有情。……仁,内在于人说,为人心;超越于人说,又是万物之性。仁周流于人与自然之间,促成人与自然的相感通,人与人的相感通,以及物与物的相感通。从儒家的观点看,万物莫不相感通。万物莫不相感通,也就是万物莫不有情……儒家认为天地万物乃一生化的历程,是一有情的生命体。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就是说,人能由感通之道,与天地万物融而为一的意思。了解这一类的玄思,必须了解它的基础是定在情字上:人与人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物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天地万物,统被连系在情的交光网中,此之谓有情的宇宙观。”(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 在“有情的宇宙观”基础上,韦政通先生又说:“中国传统中第一流的文学,不是纯粹写景的山水文学、自然文学,而是融情于自然山水之中,情景交感的性情文学。”(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归根结底,亦在一个“情”字。由是观之,李行导演一贯的“重情”作风实在是受中国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的深入影响所致。 至于李行的“保守”,我们知道李行选择坚守“影以载道”的传统立场不改变,一开始是由于在台湾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电影从业者不得不苦苦寻找政治、商业和艺术三者之间的通约点,结果是找到一种折中方案,“拍摄一些既反映台湾现实又符合政宣要求,宣扬中国伦理道德,在票房上也能有起色,不担风险的电影”。(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2页。)同时,李行自己讲:“我的作品重点,多半强调父母子女间的亲情,这一点,与我的家庭环境极有关系,在我的感觉里,上一代与下一代应该是协调的,不应该是叛逆的、相抵触的,人类感情,没有比父母对子女更真诚无私,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是传统保守的中国人典型,所以我最服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1958年,四位台港地区的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共同署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的副标题为《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标志台港地区新儒家作为一个思潮的崛起。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来支持。由6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民党在台湾大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积极动员权力体制内的各种电影资源——李行是“中影”公司的大导演,自然不能置身事外。而为他所拳拳服膺的传统伦理道德,又恰巧与政宣内容不谋而合。所以,他的“保守”作风,他的一系列“保守”作品,还有这样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不容忽视。 那么“传统的伦理亲情与教育,正是李行导演作品中的主要元素,也可以说是他的美学优秀,他的导演三昧”(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这亦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语境之下,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在政治上相对中性、在艺术上符合表达愿望的主题区域和题材空间。至于李行在后来政治限制相对宽松的时期仍旧坚持其“保守”作风,如何看待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毕竟创作者有坚持自己风格的权利与自由,而且无论怎样的艺术家都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 二、影以载道:美是道德的象征 李行的电影,是以传统的眼睛看传统,以之为“健康”标准拣取现实素材,有论者认为是将现实渲染、美化、构造成传统眼光下的现实:在传统眼光先于一切、居高临下的注视下,一切社会现实的外在现象,经过过滤、筛选,都被儒家的传统精神统摄起来、凝聚起来。“事实上就是传统的伦理主题落实到某种层次人的生活中,而使得观众能更真实地领会其情感而已。”(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3页。) 无论多么剧烈的内在或外在冲突,无论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多么疏远、多么隔膜(如《路》、《浪花》、《原乡人》),在“仁爱”精神、忠恕之道的感召下,对立都化解,问题都消弭,隔膜被穿透,距离被拉近,在心有灵犀般的感动、共鸣中,走向人际和谐的圆满,在作品中的小世界实现儒家的道德希冀与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亲亲爱人”的实践与圆满。 李行的“保守”,尤其他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道德伦理观念,其实也和“有情的宇宙观”有着微妙联系。中国的传统哲学,受“有情的宇宙观”影响,始终没有能够和文学划清一条界限,“情”与“理”之间缺乏明确区分。为了以文载道,多少损失了文学的独立性,即,给文学的表达定下一套先验的哲学理念,虽然这一理念与情感有关,可一旦成为定式,就难免理念先行而情感在后的说教嫌疑。儒家思想对中国文艺作品的这一消极影响为诸多论者提及,而在李行的电影中也确有说教过多的痕迹。同时,这种天人感通的哲学传统,造就了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泛道德化的伦理主义系统。在儒家的道德思想中,视道德原理为“先验”的道德原理,“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先验(apriori)一词,借用自康德哲学。根据康德的解释,先验就是先乎经验的意思,同时,也包含对于一切人、一切可能情况都适用的必然的、普遍有效的意义在里面。凡是先验的原理,都不必由经验来证明,它是不证自明的。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都属于这种先验的道德原理。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就是,只要我要求实现仁,那么仁就可以实现。实现仁的条件,既不依靠知识,也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经验,唯赖人的意志。还有孟子著名的四端之说,作为儒家的四大德目,代表儒家所厘定的行为规范。这些德目的根源是为人心所固有的。(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2页。)这样把儒家的道德抬高到宗教信仰的层次,倒颇能帮助我们理解,李行的人伦道德的理想为什么始终渗透在他的电影作品里,构成贯穿其整个电影艺术生涯的重要特色。从而,李行作品中这一普泛存在的、居高临下的道德高姿态与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同源共流,面对受过传统文化精神熏陶的中国/台湾观众,正符合他们的“期待视野”,因而一度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同。特别是李行的健康写实作品,撷取现实的素材,按照儒家的精神进行理想化的人物塑造与情节设计——与其说是反映现实,不如说是提升现实;与其说是描述现实,不如说是美化现实。道德精神的和谐与完满是李行作品主题一贯的、先验的归宿。所以,李行的大多数作品,不是“现实”的,而是理想的;不是再现的,而是象征的。内中渗透出的影以载道的“理趣”,成为其美学风格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构成。 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专门论述过“对美的理知兴趣”,他把审美判断理解成不仅仅是纯粹的审美,而且是部分地具有理知性的趣味判断。“当心灵思索自然美时,就不能不发现同时是对自然感兴趣。这种兴趣是临近于道德的。”(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的译文为“当心意思索自然的美时,就不能不发见自己在这里同时对于自然是感到兴趣的。这种兴趣按照它的亲属关系来说是道德的。”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145页。)在此,道德的理念通过“象征”而感性化,成为审美——“趣味归结乃是判断道德理念的感性化的能力(通过二者在反思中的类比)”。(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译文为“鉴赏基本上既是一个对于道德性诸观念的感性化——通过对于两方的反思中某一定的类比的媒介——的评定能力”,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204页。)康德在美的分析中把“纯粹美”/“自由美”和“依存美”区别开来:前者如花、鸟、贝壳、图案画、无标题音乐,属于纯粹的形式美,是非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后者是指“依存于一定概念的、有条件的美,它具有可认识的内容意义,从而有知性概念和目的可寻”,即并非以线条等纯粹形式而引起美感的对象如人体、园林、建筑等等。(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3页。)康德将“依存美”看作是高于“纯粹美”的,指明“依存美”才是真正的美的理想,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著名美学命题——例如白色象征纯洁,或把自然景物类比于一定的观念而成为美等等。李泽厚认为:“中国古代艺术中的松、菊、竹、梅四君子象征道德的高尚贞洁,与康德这里讲的意思倒相当一致。”(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6页。) 在李行的代表作中,《秋决》(1971)极其典型地传达出“美是道德的象征”的理趣、理念,片中的每个主要人物都有着明确的象征意涵,成为探讨儒家哲学及伦理的形象化概念,达到“趣味与理性的统一,即美与善的统一”。我们不妨将李行长兄李子弋对该片剧本第十二稿的读后意见录在下面,文章不啻为影片道德象征理念的上佳阐述: “《秋决》应有三条主轴:第一、与生俱来本质上‘道欲并存’的人性可塑性。第二、刑罚教化‘刑期无刑’的矫正性,自我反省、悔改重于刑罚的惩治。第三、中国传统女性的牺牲奉献与柔顺妇德,所彰显的无私的爱,会开启人性至善之门。 秋决,是中国法治的精神,以秋天肃杀、收敛,蕴涵着下一个春天生命的再生。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在于‘生生不息’,中国的文化价值,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充满生命精神的世界,它是一种生命形式转化为另一种生命形式,生生是后一个生命接替了前一个生命,是一种圆的转换与传承。 中国人对生死的看法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秋决正是这种生生死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时序与生命转换。 因此,《秋决》的男主角,是‘道欲并存’人性可塑性的象征,女主角则是柔顺妇德、母爱光辉,牢头则是‘刑期无刑’鼓励反省悔改的力量,通过秋的肃杀一个旧生命的衰退,开启春天苏醒一个新生命的成长,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转换。”(注:黄仁编著《行者影踪——李行·电影·五十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股份公司,1999年12月版,第28页。) 《秋决》以死囚裴刚由暴戾乖张到良心发现的心路历程为叙事主线,穿插塑造了仗势护犊继而悔恨不已的奶奶,性格温婉柔顺、甘愿传宗接代的莲儿,以及正义严峻又慈悲若父的牢头、代表性恶的小偷与彰显良知的书生等几个人物形象,再辅以诗性象征意味的四季自然景色的描写,俨然是探讨人性、亲情、天命、生死、道德等等诸多人生终极问题的哲理电影诗。影片完成后,李行称它是过去十年来以伦理为主题的毕业论文。 追溯该片之主题渊源自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我们知道,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观本来就有把道德理性和自然理性先验地看作一致的倾向,后世理学家据此发展出“致良知教”,即认为良知天然植于人心,可由人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良知的最大特点。这里举一实例说明之。已故的现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1909—1995)有一件难忘往事,曾深刻影响其哲学观念:“30年前当吾在北大时,一日熊(十力)先生与冯友兰氏谈,冯氏谓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一个假设。熊先生听之,即大为惊讶说:‘良知是呈现,你怎么说是假设!’吾当时在旁静听,知冯氏之语的根据是康德……而闻熊先生言,则大为震动,耳目一新……‘良知是呈现’之义,则总牢记心中,从未忘也。”(注: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308页。牟宗三正是在熊十力的启发下开出“道德的宇宙论”,视道德的秩序为宇宙的秩序,再融汇康德先验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精要,依着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路,推展出一整套现代新儒学的“先验道德论”哲学架构。另外,关于“良知”的先天自存于人心,可参考王阳明《大学问》第26卷所讲:“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良知到底是不是“呈现”,从理性的角度,既无从证明,也无从证伪,只能是悬案。新儒家继承宋明理学传统把它理解为德性之知的“呈现”,已越出科学的界限而进入信仰的领域,故而有的学者干脆把儒家文化系统看作“宗教、伦理、政治”的三合一。 为了使《秋决》有力彰现儒家之自然与人伦同源不二的信念,李行和编剧张永祥屡易其稿,惨淡经营,借用情、景、人、物、事在凸显“道”与生命的联系,视天、地、人为一整个的生命系统——“天地之大德曰生”——把自然和人伦统一在天道运行、生生不已的哲学境界里,这样一来,就把伦理道德的终极依据形象化地展示出来。 关于此中蕴涵,可再参考国学大师钱穆的一段文字:“这一个道,有时也称之曰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就大自然言,有生命,无生命,全有性命,亦同是生。生生不已,便是道。这一个生,有时也称之曰仁。仁是说他的德,生是说他的性。但天地间岂不常有冲突,常有克伐,常有死亡,常有灾祸吗?这些若从个别看,诚然是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但从整体看,还只是一动,还只是一道。……从道的观念上早已消融了物我死生之别,因此也便无所谓冲突、克伐、灾祸、死亡。这些只是从条理上应有的一些断制。也是所谓义。因此义与命常常合说,便是从外面分理上该有的断制。所以义还是成就了仁,命也还是成就了性。每一物之动,只在理与义与命之中,亦只在仁与生与道之中,冲突克伐死亡灾祸是自然,从种种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中见出义理仁道生命来,是人文。但人文仍还是自然,不能违离自然而自成为人文。”(注:钱穆《湖上闲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北京第一版,第34页。) 三、时代/个体局限:在政治、商业的夹缝生存 李行电影创作的黄金年代是20世纪60—70年代,台湾此时正处于经济起步的历史阶段。从经济角度上看,台湾正在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官僚资本、私人资本迅速增长,连带着电影投资也大幅提升。从政治角度上看,国民党政府鼓励本土电影发展,并限制外国片进口,在政策方面为台湾本土电影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支持空间。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氛围里,老百姓自然会有对电影的消费需求,又值台语片渐渐走向颓势,国语片急需找到新的表现方式。而且这一表现方式既要能够兼顾政治宣传目的,又得符合市场的需求、观众的口味。在电影艺术方面,世界兴起写实主义的电影浪潮,波及台湾,它成为“(健康)新写实主义”电影应运而现的又一催化剂。 然而表面安逸的社会征侯并不能掩盖深层次的紧张。当时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冷战”背景下处于两极对立的时刻。“保守的威权统治与政治压抑仍继续强化,以确保一个低风险的稳定投资环境。”(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97页。) “鉴于过去上海左派电影的庞大影响力,政府仍小心翼翼地钳制电影内容与意识。60年代的主要片商戴传李,曾提及当时噤若寒蝉的状况:‘有轻描淡写社会的不平,但不敢深入说明,太露骨的话,不要说惹事上身,只要禁演,就赔大了。’电影检查的严苛与近乎神经过敏的自我约制,使台湾电影始终谨守在政府许可的意识范围内。这样紧张兮兮的创作气氛,贯穿了整个60、70年代。”(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98-99页。)比如台湾当时的文艺政策中有所谓的“六不”,即:“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103-104页。)在如此鲜明的意识形态限制之下,确实是先验地、强迫性地决定了健康写实电影的扬善隐恶的根基品性和价值起始点。作为从台语片时期走过来的成功导演,李行为了在这一社会氛围中生存,也面临自身的表现方式、风格的转型。因为他必得在夹缝中求生存,一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一面是观众口味的要求,并且艺术家还有强烈的表达个人关怀的愿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要想三者兼顾协调,诚非易事。 李行作品中的所谓“健康现实”的美,是作者的审美理想以“现实”的表象外化在银幕上,至于它与客观现实的真正关系,往往成为论者争议的引爆点,至今仍褒贬不一。尽管李行在政治与商业的双重夹缝中生存下来,在限制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既然是时代背景限制下的产物,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时代的烙印,无法真正逃离时代的局限性。李行的局限,一方面是他的伦理观念及教化主题上的局限,一方面在于他实现其电影美学风格的手法的局限。 在道德伦理主题方面,李行若有意若无意地流露出对当时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迎合,即对现实父权/威权文化的某种依附或妥协。陈飞宝中肯地指出李行电影“遵古守旧、不做任何改变的思想,与当时台湾社会趋向开放的社会潮流格格不入。对代沟问题的探讨,他总是远离台湾政治社会生活,远离现代工商业发展带来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和对中国固有伦理和传统的具体分析,单单强调下一代向上一代迁就和妥协,这是很不够的、片面的”。(注:陈飞宝编著《台湾电影史话》,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03页。) 在电影美学、电影风格方面,则属焦雄屏最具代表性,她提出以李行的《蚵女》、《养鸭人家》、《路》为代表的“健康写实主义”电影—— “一、背景多设在台湾某农村、乡下、渔港等地,以农渔的生产为题材,在外景实地拍摄,避免了以往片场显出的虚假狭陋景观。 二、人物普遍是劳动的普罗阶级,如《养鸭人家》的农户与养鸭户,《蚵女》的殖蚵女郎,《路》的筑路工人和近邻的贫破木屋区。不过,这些演员并未掌握角色的现实原则。扮劳动妇女的女星常挂着一脸都市妆上戏(如:眼影、假睫毛等)。男星则吹着飞机头、穿着花衫西裤演农夫。其面貌与写实的外景并不搭配。 三、标准国语的演员,使电影极不写实。这是台湾充满南腔北调的时代,农渔村更是一片台语。但是,训练有素的话剧传统演员,吐着咬音标准的台词,使人产生错乱。 四、健康写实脱不了宣传政策的任务。虽然放弃了反共的陈词,但是宣扬台湾的经济变化以及政府德政都不遗余力。 五、这些电影都存有保守的意识形态,先验地巩固父权思想及封建伦理。也因为背后已存有既定的意识形态结论,‘健康写实’完全不能如‘意大利新写实主义’一般采取开放的形式,电影的终结往往是一家团聚,误会冰释,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和天伦之乐超过一切。”(注:焦雄屏《时代显影——中西电影论述》,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第157页。) 综观以上五点意见,我们可以看出,其一,对于“健康写实”电影的评价,除了第一条带有某种程度的肯定语气之外,其它四条都是持批评态度的。其二,前三条写出电影在拍摄手法上的局限与不足,后两条则在电影传达的主题和意识形态方面指出其局限性。其三,从拍摄手法的陈旧,到主题、意识形态的保守落后,这些问题几乎在80年代崛起的台湾“新电影”全部纠正过来。因而,在这些批评意见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新时代的电影美学观念。也正是在新的美学观念引导下,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80年代“新电影”导演们形成了大大区别以往的电影创作气候,开拓出台湾新生代电影发展的新局面…… 结语 综前所述,本文首先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情的宇宙观”对李行的“重情”作风的影响,与我国自《诗经》就开始的抒情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其次,说明儒家传统的泛伦理主义倾向,直接导致李行作品中“先验”的主题意念,即“美是道德的象征”这样一种将哲学观、道德观、审美观合而为一的创作追求。接着,又指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政治和商业的双重限制,李行在创作上的某些局限。基本肯定的一点,是李行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奉持者兼代言人,他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终生不渝的最高信仰,从“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的角度上看,是没有任何距离感的完全认同,即认同传统、认同民族、认同国家。 不过也要特别说明,认同传统文化、信仰传统精神的人,不一定就是极端的守旧派或者(狭隘、庸俗意义上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主义者。比如李行的《贞节牌坊》,就是同情、肯定女性正当的情欲要求,反对并谴责了残酷无人性的封建贞洁观,有其进步意义;再者,他所宣扬的传统伦理道德,也只是强调仁爱之心、忠恕之道,崇尚克己奉献、向往亲情和谐……是对传统之积极面的认同,决非对封建糟粕认同,像后期作品《原乡人》、《中的一条船》中的爱国主义情操和自强不息的奋斗品格,当为我们全体中国人所信奉。因之,笔者以为应主要从积极方面看待李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体现。 传统是复杂的,现实是复杂的,传统和现实的关系,以及传统与未来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人们常说温故知新、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创造转化,依据的正是文化发展的辩证法——李行的电影创作,正给予我们这方面的重要启示——正如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关于“文化的传统”与“创造的自由”的精辟论述:“文化始终有两个源头:一是传统,二是创造的自由。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连贯性,就没有历史沿革的合理性。这儿说的传统决非那种阻碍创造性发展的守旧,而是跟过去的创造、过去的文化价值的一种内在的联系。没有创造的自由,文化就没有创新,就没有不断提高和上升的活力,就是消亡。在文化创造的历史上,发生跟过去决裂的现象,激烈地对抗过去,特别是对抗刚逝去的过去。不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文化生活中也要闹革命,但伟大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过去却始终会保存于深层处,人们总会向它回归……没有跟过去的联系,没有记忆,就不存在文化,就像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化一样。”(注:[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灵魂——别尔嘉耶夫文选》,陆肇明、东方珏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17-218页。) 电影创作论文:电影创作与传统文化精神论文 一、道始于情:郭店楚简的启示 对于李行电影的总体评价,论者一般认为他延续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电影的形式与风格,在台湾创出新的乡土写实电影传统,为台湾原创电影的发展,奠定技术与美学的基础。关于李行对台湾电影美学方面的影响,台湾电影史学者卢非易给予很高评价,他在《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一书中讨论台湾电影于创作环境先天不良的条件下依然陆续出现优秀的创作时,便以李行的作品作为典型:“……《王哥柳哥游台湾》开发出台语喜剧原型,《街头巷尾》为健康写实电影定下基调,《秋决》奠定儒家电影的伦理风格,《海鸥飞处》重赋爱情文艺类型新生,《中的一条船》、《小城故事》引介本土反思与乡土意识,以致《原乡人》领先探讨中国/台湾情结。可以说,李行始终能步于众人之前,呼吸时代的新空气,一再地带动台湾电影的发展方向。”(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266-267页。) 李行近30年的导演生涯、50多部作品,其创作始终不出民族精神、传统道德、家庭伦理的主题圈子。从中不难看出李行关注现实的品格、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创作立场和“文化中国”的气质、在意识形态与艺术追求的中间地带从事“主流”电影的创作、尽可能兼顾政宣要求和风格化的艺术表达、坚持将伦理道德的理想渗透进商业化的剧作构思、百般眷恋的乡土情结和爱国情结等等。以上也是历年众多论者一再论及的内容,在此不必重复。不过,同时也有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就是李行电影还一直受到争议及批评。李行自己也很清楚,对于他的电影,有两方面始终是激烈争议的引发点。一是他的“煽情”作风,一是他的“保守”的伦理观念。那么我们就从李行作品的争议处入手展开评析,在下文我们将会发觉,这两方面的批评,也从另一个角度触及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先说“煽情”。其实,与其判定李行是“煽情”,不如说他是十分的“重情”。李行作品一贯“重情”,尤重传统的伦理亲情。关于亲情的描写,在他的健康写实电影(如《街头巷尾》)、哲理电影(如《秋决》)、爸爸电影(如《路》、《吾土吾民》)、琼瑶电影(如《婉君表妹》、《哑妻》)、乡土电影(如《中的一条船》)、寻根电影(如《原乡人》)中都有鲜明体现……这是与中国人的抒情文艺传统一脉相通的。 关于中国文艺的抒情传统,其源流之久长,影响之深远,无论怎样描述都不为过。朱天文在《悲情城市十三问》一文里讲述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以区别西方文学的叙事传统,不仅仅是侯孝贤电影的学理脚注,也同样适用于李行的电影。她借用学者陈世骧的观点,从诗经开始梳理这条抒情传统的线索,楚辞、汉乐府、赋、元小说、明传奇、清昆曲,可说都是由名家抒情诗品“堆叠”起来的。(注:吴念真、朱天文《悲情城市》,台湾三三书坊1989年8月版,第12-16页。)不仅从民间文化的“小传统”(littletradition)的角度来看,这一抒情的品质,堪称民间文艺世俗精神的优秀;而且根据考古学者和文化学者的考察与研究,抒情传统不仅仅局限在“小传统”,并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同源。(注: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195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RobertRedfield发表《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SocietyandCulture)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小传统”(littletradition)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这一对观念,“用以说明在较复杂的文明之中所存在的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culture);而相对的,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这两个不同层次的传统虽各有不同,但却是共同存在而相互影响,相为互动的。”大小传统文化也可称为“高文化”与“低文化”、“古典文化”与“俗民文化”及“学者”文化与“通俗”文化等。RobertRedfield认为自己这一组大小传统的观念最适于研究古老的文明社会,如印度、伊斯兰和中国社会。见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43页。) 1993年10月,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出土一批竹简,共13000字,含18篇学术著作,即著名的“郭店楚简”。据学者庞朴介绍,“郭店楚简”提供了许多我们过去从不知道的“儒家之秘”,其中就涉及重情的思想:“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儒家相信性是善的,情是恶的,因此所有有关儒家修养的书都好象是道貌岸然、远离七情六欲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是这一次竹简的出土基本上摧毁了我们的观念。竹简里面有好几篇谈情的重要性——道始于情。人道从哪儿来的?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从性来的。因为儒家认为性本善,从性善里面派生出人们的道德规范来。可这一次它明确说,道始于情,从情开始了人的道德规范、人的行为准则。这个思想我们以前不敢想也不敢说,这是儒家的一个秘密。”(注:庞朴《郭店楚简探秘》,《北京晚报》2001年4月6日,第26版。) 既然“道”始于情,那么“文以载道”的“文”、“影以载道”的“影”也应当有“情”。而“情”、“道”之间的渊源,来自儒家文化传统的“有情的宇宙观”。关于“有情的宇宙观”,学者韦政通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传统的哲学,以儒家为主,儒家哲学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是仁,仁的基本性质是感通,所以能感通者在有情。……仁,内在于人说,为人心;超越于人说,又是万物之性。仁周流于人与自然之间,促成人与自然的相感通,人与人的相感通,以及物与物的相感通。从儒家的观点看,万物莫不相感通。万物莫不相感通,也就是万物莫不有情……儒家认为天地万物乃一生化的历程,是一有情的生命体。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就是说,人能由感通之道,与天地万物融而为一的意思。了解这一类的玄思,必须了解它的基础是定在情字上:人与人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物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天地万物,统被连系在情的交光网中,此之谓有情的宇宙观。”(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 在“有情的宇宙观”基础上,韦政通先生又说:“中国传统中第一流的文学,不是纯粹写景的山水文学、自然文学,而是融情于自然山水之中,情景交感的性情文学。”(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归根结底,亦在一个“情”字。由是观之,李行导演一贯的“重情”作风实在是受中国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的深入影响所致。 至于李行的“保守”,我们知道李行选择坚守“影以载道”的传统立场不改变,一开始是由于在台湾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电影从业者不得不苦苦寻找政治、商业和艺术三者之间的通约点,结果是找到 一种折中方案,“拍摄一些既反映台湾现实又符合政宣要求,宣扬中国伦理道德,在票房上也能有起色,不担风险的电影”。(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2页。)同时,李行自己讲:“我的作品重点,多半强调父母子女间的亲情,这一点,与我的家庭环境极有关系,在我的感觉里,上一代与下一代应该是协调的,不应该是叛逆的、相抵触的,人类感情,没有比父母对子女更真诚无私,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是传统保守的中国人典型,所以我最服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1958年,四位台港地区的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共同署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的副标题为《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标志台港地区新儒家作为一个思潮的崛起。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来支持。由6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民党在台湾大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积极动员权力体制内的各种电影资源——李行是“中影”公司的大导演,自然不能置身事外。而为他所拳拳服膺的传统伦理道德,又恰巧与政宣内容不谋而合。所以,他的“保守”作风,他的一系列“保守”作品,还有这样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不容忽视。 那么“传统的伦理亲情与教育,正是李行导演作品中的主要元素,也可以说是他的美学优秀,他的导演三昧”(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这亦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语境之下,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在政治上相对中性、在艺术上符合表达愿望的主题区域和题材空间。至于李行在后来政治限制相对宽松的时期仍旧坚持其“保守”作风,如何看待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毕竟创作者有坚持自己风格的权利与自由,而且无论怎样的艺术家都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 二、影以载道:美是道德的象征 李行的电影,是以传统的眼睛看传统,以之为“健康”标准拣取现实素材,有论者认为是将现实渲染、美化、构造成传统眼光下的现实:在传统眼光先于一切、居高临下的注视下,一切社会现实的外在现象,经过过滤、筛选,都被儒家的传统精神统摄起来、凝聚起来。“事实上就是传统的伦理主题落实到某种层次人的生活中,而使得观众能更真实地领会其情感而已。”(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3页。) 无论多么剧烈的内在或外在冲突,无论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多么疏远、多么隔膜(如《路》、《浪花》、《原乡人》),在“仁爱”精神、忠恕之道的感召下,对立都化解,问题都消弭,隔膜被穿透,距离被拉近,在心有灵犀般的感动、共鸣中,走向人际和谐的圆满,在作品中的小世界实现儒家的道德希冀与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亲亲爱人”的实践与圆满。 李行的“保守”,尤其他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道德伦理观念,其实也和“有情的宇宙观”有着微妙联系。中国的传统哲学,受“有情的宇宙观”影响,始终没有能够和文学划清一条界限,“情”与“理”之间缺乏明确区分。为了以文载道,多少损失了文学的独立性,即,给文学的表达定下一套先验的哲学理念,虽然这一理念与情感有关,可一旦成为定式,就难免理念先行而情感在后的说教嫌疑。儒家思想对中国文艺作品的这一消极影响为诸多论者提及,而在李行的电影中也确有说教过多的痕迹。同时,这种天人感通的哲学传统,造就了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泛道德化的伦理主义系统。在儒家的道德思想中,视道德原理为“先验”的道德原理,“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先验(apriori)一词,借用自康德哲学。根据康德的解释,先验就是先乎经验的意思,同时,也包含对于一切人、一切可能情况都适用的必然的、普遍有效的意义在里面。凡是先验的原理,都不必由经验来证明,它是不证自明的。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都属于这种先验的道德原理。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就是,只要我要求实现仁,那么仁就可以实现。实现仁的条件,既不依靠知识,也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经验,唯赖人的意志。还有孟子著名的四端之说,作为儒家的四大德目,代表儒家所厘定的行为规范。这些德目的根源是为人心所固有的。(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2页。)这样把儒家的道德抬高到宗教信仰的层次,倒颇能帮助我们理解,李行的人伦道德的理想为什么始终渗透在他的电影作品里,构成贯穿其整个电影艺术生涯的重要特色。从而,李行作品中这一普泛存在的、居高临下的道德高姿态与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同源共流,面对受过传统文化精神熏陶的中国/台湾观众,正符合他们的“期待视野”,因而一度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同。特别是李行的健康写实作品,撷取现实的素材,按照儒家的精神进行理想化的人物塑造与情节设计——与其说是反映现实,不如说是提升现实;与其说是描述现实,不如说是美化现实。道德精神的和谐与完满是李行作品主题一贯的、先验的归宿。所以,李行的大多数作品,不是“现实”的,而是理想的;不是再现的,而是象征的。内中渗透出的影以载道的“理趣”,成为其美学风格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构成。 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专门论述过“对美的理知兴趣”,他把审美判断理解成不仅仅是纯粹的审美,而且是部分地具有理知性的趣味判断。“当心灵思索自然美时,就不能不发现同时是对自然感兴趣。这种兴趣是临近于道德的。”(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的译文为“当心意思索自然的美时,就不能不发见自己在这里同时对于自然是感到兴趣的。这种兴趣按照它的亲属关系来说是道德的。”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145页。)在此,道德的理念通过“象征”而感性化,成为审美——“趣味归结乃是判断道德理念的感性化的能力(通过二者在反思中的类比)”。(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译文为“鉴赏基本上既是一个对于道德性诸观念的感性化——通过对于两方的反思中某一定的类比的媒介——的评定能力”,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204页。)康德在美的分析中把“纯粹美”/“自由美”和“依存美”区别开来:前者如花、鸟、贝壳、图案画、无标题音乐,属于纯粹的形式美,是非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后者是指“依存于一定概念的、有条件的美,它具有可认识的内容意义,从而有知性概念和目的可寻”,即并非以线条等纯粹形式而引起美感的对象如人体、园林、建筑等等。(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3页。)康德将“依存美”看作是高于“纯粹美”的,指明“依存美”才是真正的美的理想,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著名美学命题——例如白色象征纯洁,或把自然景物类比于一定的观念而成为美等等。李泽厚认为:“中国古代艺术中的松、菊、竹、梅四君子象征道德的高尚贞洁,与康德这里讲的意思倒相当一致。”(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6页。) 在李行的代表作中,《秋决》(1971)极其典型地传达出“美是道德的象征”的理趣、理念,片中的每个主要人物都有着明确的象征意涵,成为探讨儒家哲学及伦理的形象化概念,达到“趣味与理性的统一,即美与善的统一”。我们不妨将李行长兄李子弋对该片剧本第十二稿的读后意见录在下面,文章不啻为影片道德象征理念的上佳阐述: “《秋决》应有三条主轴:第一、与生俱来本质上‘道欲并存’的人性可塑性。第二、刑罚教化‘刑期无刑’的矫正性,自我反省、悔改重于刑罚的惩治。第三、中国传统女性的牺牲奉献与柔顺妇德,所彰显的无私的爱,会开启人性至善之门。 秋决,是中国法治的精神,以秋天肃杀、收敛,蕴涵着下一个春天生命的再生。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在于‘生生不息’,中国的文化价值,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充满生命精神的世界,它是一种生命形式转化为另一种生命形式,生生是后一个生命接替了前一个生命,是一种圆的转换与传承。 中国人对生死的看法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秋决正是这种生生死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时序与生命转换。 因此,《秋决》的男主角,是‘道欲并存’人性可塑性的象征,女主角则是柔顺妇德、母爱光辉,牢头则是‘刑期无刑’鼓励反省悔改的力量,通过秋的肃杀一个旧生命的衰退,开启春天苏醒一个新生命的成长,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转换。”(注:黄仁编著《行者影踪——李行·电影·五十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股份公司,1999年12月版,第28页。) 《秋决》以死囚裴刚由暴戾乖张到良心发现的心路历程为叙事主线,穿插塑造了仗势护犊继而悔恨不已的奶奶,性格温婉柔顺、甘愿传宗接代的莲儿,以及正义严峻又慈悲若父的牢头、代表性恶的小偷与彰显良知的书生等几个人物形象,再辅以诗性象征意味的四季自然景色的描写,俨然是探讨人性、亲情、天命、生死、道德等等诸多人生终极问题的哲理电影诗。影片完成后,李行称它是过去十年来以伦理为主题的毕业论文。 追溯该片之主题渊源自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我们知道,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观本来就有把道德理性和自然理性先验地看作一致的倾向,后世理学家据此发展出“致良知教”,即认为良知天然植于人心,可由人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良知的最大特点。这里举一实例说明之。已故的现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1909—1995)有一件难忘往事,曾深刻影响其哲学观念:“30年前当吾在北大时,一日熊(十力)先生与冯友兰氏谈,冯氏谓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一个假设。熊先生听之,即大为惊讶说:‘良知是呈现,你怎么说是假设!’吾当时在旁静听,知冯氏之语的根据是康德……而闻熊先生言,则大为震动,耳目一新……‘良知是呈现’之义,则总牢记心中,从未忘也。”(注: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308页。牟宗三正是在熊十力的启发下开出“道德的宇宙论”,视道德的秩序为宇宙的秩序,再融汇康德先验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精要,依着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路,推展出一整套现代新儒学的“先验道德论”哲学架构。另外,关于“良知”的先天自存于人心,可参考王阳明《大学问》第26卷所讲:“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良知到底是不是“呈现”,从理性的角度,既无从证明,也无从证伪,只能是悬案。新儒家继承宋明理学传统把它理解为德性之知的“呈现”,已越出科学的界限而进入信仰的领域,故而有的学者干脆把儒家文化系统看作“宗教、伦理、政治”的三合一。 为了使《秋决》有力彰现儒家之自然与人伦同源不二的信念,李行和编剧张永祥屡易其稿,惨淡经营,借用情、景、人、物、事在凸显“道”与生命的联系,视天、地、人为一整个的生命系统——“天地之大德曰生”——把自然和人伦统一在天道运行、生生不已的哲学境界里,这样一来,就把伦理道德的终极依据形象化地展示出来。 关于此中蕴涵,可再参考国学大师钱穆的一段文字:“这一个道,有时也称之曰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就大自然言,有生命,无生命,全有性命,亦同是生。生生不已,便是道。这一个生,有时也称之曰仁。仁是说他的德,生是说他的性。但天地间岂不常有冲突,常有克伐,常有死亡,常有灾祸吗?这些若从个别看,诚然是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但从整体看,还只是一动,还只是一道。……从道的观念上早已消融了物我死生之别,因此也便无所谓冲突、克伐、灾祸、死亡。这些只是从条理上应有的一些断制。也是所谓义。因此义与命常常合说,便是从外面分理上该有的断制。所以义还是成就了仁,命也还是成就了性。每一物之动,只在理与义与命之中,亦只在仁与生与道之中,冲突克伐死亡灾祸是自然,从种种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中见出义理仁道生命来,是人文。但人文仍还是自然,不能违离自然而自成为人文。”(注:钱穆《湖上闲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北京第一版,第34页。) 三、时代/个体局限:在政治、商业的夹缝生存 李行电影创作的黄金年代是20世纪60—70年代,台湾此时正处于经济起步的历史阶段。从经济角度上看,台湾正在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官僚资本、私人资本迅速增长,连带着电影投资也大幅提升。从政治角度上看,国民党政府鼓励本土电影发展,并限制外国片进口,在政策方面为台湾本土电影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支持空间。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氛围里,老百姓自然会有对电影的消费需求,又值台语片渐渐走向颓势,国语片急需找到新的表现方式。而且这一表现方式既要能够兼顾政治宣传目的,又得符合市场的需求、观众的口味。在电影艺术方面,世界兴起写实主义的电影浪潮,波及台湾,它成为“(健康)新写实主义”电影应运而现的又一催化剂。 然而表面安逸的社会征侯并不能掩盖深层次的紧张。当时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冷战”背景下处于两极对立的时刻。“保守的威权统治与政治压抑仍继续强化,以确保一个低风险的稳定投资环境。”(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97页。) “鉴于过去上海左派电影的庞大影响力,政府仍小心翼翼地钳制电影内容与意识。60年代的主要片商戴传李,曾提及当时噤若寒蝉的状况:‘有轻描淡写社会的不平,但不敢深入说明,太露骨的话,不要说惹事上身,只要禁演,就赔大了。’电影检查的严苛与近乎神经过敏的自我约制,使台湾电影始终谨守在政府许可的意识范围内。这样紧张兮兮的创作气氛,贯穿了整个60、70年代。”(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98-99页。)比如台湾当时的文艺政策中有所谓的“六不”,即:“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103-104页。)在如此鲜明的意识形态限制之下,确实是先验地、强迫性地决定了健康写实电影的扬善隐恶的根基品性和价值起始点。作为从台语片时期走过来的成功导演,李行为了在这一社会氛围中生存,也面临自身的表现方式、风格的转型。因为他必得在夹缝中求生存,一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一面是观众口味的要求,并且艺术家还有强烈的表达个人关怀的愿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要想三者兼顾协调,诚非易事。 李行作品中的所谓“健康现实”的美,是作者的审美理想以“现实”的表象外化在银幕上,至于它与客观现实的真正关系,往往成为论者争议的引爆点,至今仍褒贬不一。尽管李行在政治与商业的双重夹缝中生存下来,在限制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既然是时代背景限制下的产物,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时代的烙印,无法真正逃离时代的局限性。李行的局限,一方面是他的伦理观念及教化主题上的局限,一方面在于他实现其电影美学风格的手法的局限。 在道德伦理主题方面,李行若有意若无意地流露出对当时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迎合,即对现实父权/威权文化的某种依附或妥协。陈飞宝中肯地指出李行电影“遵古守旧、不做任何改变的思想,与当时台湾社会趋向开放的社会潮流格格不入。对代沟问题的探讨,他总是远离台湾政治社会生活,远离现代工商业发展带来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和对中国固有伦理和传统的具体分析,单单强调下一代向上一代迁就和妥协,这是很不够的、片面的”。(注:陈飞宝编著《台湾电影史话》,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03页。) 在电影美学、电影风格方面,则属焦雄屏最具代表性,她提出以李行的《蚵女》、《养鸭人家》、《路》为代表的“健康写实主义”电影—— “一、背景多设在台湾某农村、乡下、渔港等地,以农渔的生产为题材,在外景实地拍摄,避免了以往片场显出的虚假狭陋景观。 二、人物普遍是劳动的普罗阶级,如《养鸭人家》的农户与养鸭户,《蚵女》的殖蚵女郎,《路》的筑路工人和近邻的贫破木屋区。不过,这些演员并未掌握角色的现实原则。扮劳动妇女的女星常挂着一脸都市妆上戏(如:眼影、假睫毛等)。男星则吹着飞机头、穿着花衫西裤演农夫。其面貌与写实的外景并不搭配。 三、标准国语的演员,使电影极不写实。这是台湾充满南腔北调的时代,农渔村更是一片台语。但是,训练有素的话剧传统演员,吐着咬音标准的台词,使人产生错乱。 四、健康写实脱不了宣传政策的任务。虽然放弃了反共的陈词,但是宣扬台湾的经济变化以及政府德政都不遗余力。 五、这些电影都存有保守的意识形态,先验地巩固父权思想及封建伦理。也因为背后已存有既定的意识形态结论,‘健康写实’完全不能如‘意大利新写实主义’一般采取开放的形式,电影的终结往往是一家团聚,误会冰释,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和天伦之乐超过一切。”(注:焦雄屏《时代显影——中西电影论述》,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第157页。) 综观以上五点意见,我们可以看出,其一,对于“健康写实”电影的评价,除了第一条带有某种程度的肯定语气之外,其它四条都是持批评态度的。其二,前三条写出电影在拍摄手法上的局限与不足,后两条则在电影传达的主题和意识形态方面指出其局限性。其三,从拍摄手法的陈旧,到主题、意识形态的保守落后,这些问题几乎在80年代崛起的台湾“新电影”全部纠正过来。因而,在这些批评意见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新时代的电影美学观念。也正是在新的美学观念引导下,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80年代“新电影”导演们形成了大大区别以往的电影创作气候,开拓出台湾新生代电影发展的新局面…… 结语 综前所述,本文首先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情的宇宙观”对李行的“重情”作风的影响,与我国自《诗经》就开始的抒情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其次,说明儒家传统的泛伦理主义倾向,直接导致李行作品中“先验”的主题意念,即“美是道德的象征”这样一种将哲学观、道德观、审美观合而为一的创作追求。接着,又指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政治和商业的双重限制,李行在创作上的某些局限。基本肯定的一点,是李行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奉持者兼代言人,他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终生不渝的最高信仰,从“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的角度上看,是没有任何距离感的完全认同,即认同传统、认同民族、认同国家。 不过也要特别说明,认同传统文化、信仰传统精神的人,不一定就是极端的守旧派或者(狭隘、庸俗意义上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主义者。比如李行的《贞节牌坊》,就是同情、肯定女性正当的情欲要求,反对并谴责了残酷无人性的封建贞洁观,有其进步意义;再者,他所宣扬的传统伦理道德,也只是强调仁爱之心、忠恕之道,崇尚克己奉献、向往亲情和谐……是对传统之积极面的认同,决非对封建糟粕认同,像后期作品《原乡人》、《中的一条船》中的爱国主义情操和自强不息的奋斗品格,当为我们全体中国人所信奉。因之,笔者以为应主要从积极方面看待李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体现。 传统是复杂的,现实是复杂的,传统和现实的关系,以及传统与未来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人们常说温故知新、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创造转化,依据的正是文化发展的辩证法——李行的电影创作,正给予我们这方面的重要启示——正如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关于“文化的传统”与“创造的自由”的精辟论述:“文化始终有两个源头:一是传统,二是创造的自由。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连贯性,就没有历史沿革的合理性。这儿说的传统决非那种阻碍创造性发展的守旧,而是跟过去的创造、过去的文化价值的一种内在的联系。没有创造的自由,文化就没有创新,就没有不断提高和上升的活力,就是消亡。在文化创造的历史上,发生跟过去决裂的现象,激烈地对抗过去,特别是对抗刚逝去的过去。不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文化生活中也要闹革命,但伟大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过去却始终会保存于深层处,人们总会向它回归……没有跟过去的联系,没有记忆,就不存在文化,就像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化一样。”(注:[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灵魂——别尔嘉耶夫文选》,陆肇明、东方珏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17-218页。) 电影创作论文:电影创作情节管理论文 谢晋,既是中国所谓第三代导演的代表,也是1949年以后红色中国的第一代导演的代表,他所拍摄的20来部电影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他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不仅被那些将他称为中国50年代以来最杰出的电影艺术家的人们所肯定,甚至也被那些嘲笑他为传统电影最后一位传人的人们所承认。从50年代的《女篮五号》(1957年)到60年代的《红色娘子军》(1961年),从80年代的《芙蓉镇》(1986年)到90年代的《鸦片战争》(1997年),甚至是70年代那个特殊时期拍摄的《春苗》(1975年),谢晋电影都曾经成为那个时期的标志性作品和经典性文本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其电影创造的观众人次记录在中国电影史上可能不仅前所未有也可能后无来者,即便在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淡化以后的1998年,北京零点-影视调查系统对北京、上海和广州的1500位18岁以上的市民所进行的调查中,仍然有25%的观众选择了谢晋为他们最欣赏的国内导演,其得票率超过了居第二位的张艺谋。一方面是如此漫长而辉煌的跨度时间,一方面是如此广泛和深远的受众空间,都使得谢晋和他的电影成为任何省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甚至省视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的企图都必须面对的话题--而在所有这些话题中,关于谢晋模式的讨论则是从80年代后期以来最激烈、最持久而且也是至今仍然具有挑战性的话题:谢晋电影的模式究竟是如何在与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中形成的?它在意识形态指向、叙事修辞学、电影美学等方面究竟体现了什么样的构成性特征?90年代以后谢晋的电影模式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作出了什么样的调整?谢晋电影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电影传统的链条上占据着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也许,我们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可能能够对谢晋和他的电影模式作出更合理的历史的和美学的判断? 一 出生于世纪之初的谢晋,受教育于世代书香家庭,后来在上海受到当时左翼文化和好莱坞文化的复杂浸染,并与洪深、曹禺、黄佐临等接受过欧美文化深刻影响的著名戏剧家交往密切。50年代,他在红色革命风暴的燃情岁月中投身电影--这一切都成为了谢晋电影后来常常浮现出来的精神谱系:儒家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革命文化、传统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与应对现实苦难的浪漫情怀、中国传统的通俗传奇经验与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技巧都在他的电影中得到了重新组合,形成了一种他表述自我、表述中国、表述人和人生的基本立场、视角、结构和审美形态,也就是所谓的谢晋模式。 谢晋模式的形成是历史性的,其变异也是历史性的。谢晋从事电影导演职业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期他开始独立执导影片,从这时开始直到他在后期执导《春苗》和新时期初期执导《青春》、《啊,摇篮》,可以被看着是谢晋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也是谢晋模式的形成阶段。与整个乐观明亮的时代氛围相一致,这一阶段谢晋影片的人物形象热情单纯,叙事风格轻快流畅,视听造型鲜明而具有某种浪漫主义情调,其主要作品有《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大李老李和小李》(1962)《舞台姐妹》(1965)、《春苗》、《青春》(1977)、《啊!摇篮》(1979)等,其中《女篮五号》(兼编剧)是他的成名作,而《红色娘子军》则是他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作品。这些影片都曾经获得过普遍的赞誉,表明谢晋电影从一开始就具有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机制同构的主流性、伦理价值取向上的正统性和审美趣味上的大众性,这些影片不仅在当时多次获得国际国内的各种电影奖项,而且谢晋善于讲述戏剧化的线型故事、善于将政治典范塑造为道德楷模、善于将革命与善相互指代、善于用道德情感的宣泄来制造煽情高潮的特点在这一时期都已经基本形成,谢晋模式初见端倪。 伴随政治意识形态权威体系的被质疑,从1979年到1989年,是谢晋电影和电影模式的第二个阶段,也是谢晋电影的成熟时期。在拨乱返正、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以思想解放运动为文化动力,以中国的灾难性历史为资源,谢晋电影开始从一开始的乐而不淫的颂诗蜕变为一种哀而不伤的悲歌,虽然影片仍然和前一阶段一样时空单纯、叙事紧凑、人物形象道德类型化,但是其对国与家关系疏离化状态的描述,对政治专制\恶与小人物\善的冲突关系的设计,对社会男性阉割与家庭女性抚慰的意识形态表述,对历史和现实境遇的精巧的蒙太奇缝合,应该说都强化了谢晋电影的历史意识和人道意识,也强化了谢晋电影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化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强化了谢晋电影的艺术虚构能力,标志着谢晋电影的高峰。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2)、《高山下的花环》(1984)、《芙蓉镇》等,都再次获得了各种电影奖项的慷慨加冕,其创作模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于是,这些影片在国内被认为是传统主流电影的当代代表,而在国际上则被看作是中国政治情节剧的经典文本。 纵观谢晋这两个时期的电影创作,尽管从历时的走向看,出现过许多重要、明显的或者不重要、不明显的变化,而从横向的层面看也有一些必然和偶然的例外,但是从整体上看,谢晋的确有一套相对稳定和相对统一的创作模式。 显然,谢晋电影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同步性。他的影片几乎都与当时的时代性中心话题,甚至中心题材息息相关。他的电影不仅喜欢通过大的历史或政治背景来表现人物,而且更喜欢用戏剧化的方式来解决个体与历史整体之间的悲剧性疏离,完成对生活图景的意识形态塑造。无论是第一时期关于在社会主义新制度中个人(子)如何通过权威(父)的引导从漂移状态(想象界)进入革命大家庭(象征界)的话语主题,或是第二时期关于在象征秩序的镜像破裂以后被革命大家庭所误解和排斥的个人(子)如何在女性(母)的引导下从政治空间(象征界)回到家庭空间(想象界)的话语转型,甚至谢晋最新一部影片《鸦片战争》试图用落后就要挨打来完成改良中国的政治寓言,可以说,谢晋电影一直是一种意识形态文献: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始终在通过电影的影像,为处在急剧动荡之中的中国观众寻找\构造一个填平个人与社会、想象界和象征界之间的裂缝和鸿沟的电影世界,从而为在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遭遇过无数激情和苦难的人们提供庇护和抚慰。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电影的确是一种为时而作的建设性的政治文化主流写作。 与另外一部经典革命文本《青春之歌》的意识形态策略有着惊人的一致,谢晋在《红色娘子军》中,也通过经典的父亲权威(洪常青)拯救(摆脱危机)-引导(帮助成长)-退场(牺牲)模式,使弱小者(琼花)完成了生存-成熟-英雄命名的塑造,从而为革命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经典范文。在后来的《芙蓉镇》中,尽管由于谢晋站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被马克思称为积极的激进者行列使他受到了某些继续站在非改良立场的政治右翼的质疑,但是,无论是边缘人秦书田与胡玉音的大团圆,或是权势者李国香无家可归的结局,都显然是对风雨飘摇的主流秩序的一种有效缝补,无论是重大的政治事件被改写为私欲和性欲的较量,或是深刻的历史冲突被简化为善与恶的人格矛盾,也都是对过去和历史所进行的有意无意的遮盖和掩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如同多数好莱坞电影都是美国政治的主旋律电影一样,谢晋电影也是真正意义上当代中国政治的主旋律电影。 但是,仅仅认为谢晋电影模式是一种主旋律电影,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谢晋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的意义。事实上,无论是从1949年到1978年的前新时期,或是从1978年到1989年的新时期,以及1989年以后人们所谓的后新时期,主旋律电影一直是中国电影的中心,然而,绝大多数主旋律电影都如过眼烟云,远远没有象谢晋电影那样被人们所关注、所留恋,甚至被当做经典。谢晋电影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述具有一种独特的叙事魅力、一种独特的电影魅力。而我认为,这种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谢晋模式--即所谓的政治-伦理情节剧模式。 严格地说,在新时期以前,谢晋电影尽管已经以其煽情的故事、流畅的叙事、精巧的镜头语言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但是他当时的电影作品仍然是当时整个大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成就并没有超过参加这一大合唱的前辈和同辈们,如崔嵬、郑君里、谢铁骊等,但是,到了新时期,谢晋电影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述却以其鲜明的个性使他独立于他人之上,几乎无人能够与他所产生的影响和取得的荣誉相比。而谢晋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地位,是与谢晋模式独特的修辞策略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说,谢晋第一个时期的电影是关于个人如何进入社会整体的颂歌,那么新时期由于这一颂歌体系受到的喜剧告别,传统的政治电影模式--主体在权威助手的神助下经受考验,走出困境,获得命名--因为其意识形态运作机制的暴露,已经不可能继续生效了,因而谢晋电影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异,从《天云山传奇》开始,到《芙蓉镇》,以及他后一时期的《最后的贵族》、《鸦片战争》,则大多似乎是个人如何被社会整体所抛弃的悲歌。由于英雄神话的解体和权威话语的弱化,那种作为先驱者、布道者或万能助手出现的超现实的人物形象已经很难具?在场效果了,当编码失去了与现实表象的相似性以后,编码作为一种被意识到的虚构往往会受到概念化、公式化的指控。因而,谢晋电影不再把主人公塑造为一个全知全能的英雄,也没有赋予它超凡脱俗的智勇,过去那些革命英雄的形象被悲剧化了,这些人物自身的主动性和力量往往都受到一种超越于他们个人的历史背景和罪恶势力的支配,主人公无法解决面临的困境,因而,这些影片不能继续象过去一样,让主人公在政治权威的帮助下,克服或驯服所有被编织进叙事中的现实矛盾,而必须采用另外的方式来完成对观众的意识形态和故事的双重抚慰。 许多人都曾经谈到过谢晋电影将政治问题置换为道德问题,认为中国血雨腥风的历史就象在中国上千年的历史写作中那样,在谢晋电影中常常被简化为善与恶的冲突史,突出了利他与利己、爱与恨、义与利、团体认同与个人叛逆之间的矛盾,张扬克己、爱人、谦让、服从的伦理观念。不仅如此,谢晋还采用了一种家庭\言情情节剧的方式,使道德的苦难在家庭的天堂中得到化解。应该说,谢晋电影完成的是双重的置换:不仅将政治置换为了道德,也将悲剧置换为了正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电影所提供的并不是真正的悲歌--悲歌向来都是一种边缘的、怀疑的、挑战的,甚至破坏的、革命的美学,而谢晋电影体现的却是主流的、缝合的、抚慰的美学。 在谈到谢晋电影时,美国学者尼克.布朗将这些影片称之为政治情节剧,这一概念的意义在于它能启发我们去发现谢晋电影如何将政治主题置换为道德主题、将历史悲剧置换为叙事正剧的秘密。一些西方学者在讨论情节剧时曾经指出,道德化(善与恶)、家庭化(爱情、亲情)、目的化(善恶有报)都是情节剧的重要特征。而谢晋电影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情节剧,而是象中国历飞闲矶嗤ㄋ仔鹗挛谋疽谎鋈说纳来嫱觥⒔彝サ谋独牒稀⒔?好人与坏人的冲突放到了历史的政治背景中,一方面将几十年的政治风雨变成了缠绵悱恻的言情故事,另一方面又使个人的命运遭遇变成了时代风雨的一种症候,政治情节剧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叠合在一起,然后又通过情节剧的缝合模式来完成悲剧向正剧的置换。 谢晋电影大多采用了顺叙的方式来完成平衡--失去平衡--非平衡--恢复平衡--平衡的缝合结构。这一缝合结构是由两个基本段落构成的,先是一个悲剧性的段落,然后是一个正剧性的段落。在他电影创作的第一个时期,是英雄(指代革命)救美人(指代人民),新时期以后则是美人救英雄,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第一次是革命拯救了人民,第二次则是人民拯救了革命。在《舞台姐妹》中是革命者林大哥拯救了春花得以新生,在《女篮五号》中,身穿西南军区字样背心的田振华使林洁获得了力量,在《红色娘子军》中是洪常青使琼花逃出了苦海并成为革命战士。男性在这里成为革命权威的象征,女性成为被拯救和命名的对象,最后面临危机的女性(从叙事的平衡向非平衡)在革命的男性引导下都度过困境(从叙事的非平衡恢复为平衡),从而使观影者获得了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恋父体验。而《啊!摇篮》则是谢晋前后两个时期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在他新时期后来的影片中,女性从被拯救者转化为了拯救者,而先前那些男性英雄相反则在女性的爱抚下得到拯救。在谢晋的这些影片中,女性的母性功能被强化,成为了地母式的形象,接纳、包容并帮助处在危机中的人们繁衍生息。《牧马人》中的许灵均得到了李秀芝的拯救,《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得到了冯晴岚的拯救,《芙蓉镇》中的秦书田得到了胡玉音的拯救,《高山下的花环》中也是梁玉秀给了梁三喜以力量。女人给了那些被剥夺了英雄桂冠的英雄们以生命、家庭、甚至后代,使他们胜利地回到了主流社会之中,从而用恋母的抚慰感替代了前一时期恋父的英雄感。 前期的恋父原型将人物从私人空间引向了公共空间,并使个体在公共空间(革命大家庭)中获得位置,而新时期的恋母原型则将人物从公共空间引回到私人空间,使个体在私人空间(社会小家庭)中得到补偿。因而,新时期谢晋电影的叙事高潮的到来并不是个体与社会整体矛盾的解决,而是象罗群这样的英雄从与社会整体的对抗中逃回了冯晴岚们为他们准备的温暖而简陋的小屋中,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生儿育女成为了他们面对苦难的乌托邦。因而,这些影片最后政治矛盾和历史悲剧的解决往往都与影片的主体叙述没有关系,在言情故事的框架中,政治和政治的历史被策略性地缺省了,无论是罗群的平反或是秦书田的出狱,都是叙事以外的力量所安排的。政治的确仅仅是一种背景,而对政治的省略则不仅使这些影片完成了家的缝合,也悄悄地完成了国的缝合。 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新时期电影的感伤因素的确比前一时期大大加强了,但谢晋模式同样是情节剧模式,情节剧电影几乎都是传达乐感文化的电影,这种乐感就来自于缝合,来自于谢晋所采用的家的乌托邦策略,这一策略不仅使好人获得了一个女人、一个家,甚至一个后代,同时也使坏人失去或者不能得到一个家或者一个温暖的家。显然,家成为了谢晋道德赏罚的法宝,也成为了情节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先验结局的最后审判。因此,家在谢晋电影中不仅是叙事的乌托邦,也是一个政治的乌托邦,历史的乌托邦。其实,家在谢晋电影中就是安全、温暖的一种象征。在早期作品中,革命被当做了家,所以在《红色娘子军》中琼花说我没有家,而洪常青就给他指出了一个革命之家。在《啊!摇篮》中李楠没有生育能力,但却?革命大家庭中获得了一群革命的后代。而在新时期以后,家更是落难英雄们的诺亚方舟。《牧马人》中的许灵均说,我死去过,不过,我又活过来了。我不但找到了人的价值,我还找到了人的温暖,我找到了父亲,还找到了母亲!《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那被太阳照得暖彤彤的小房间就是抗拒外面漫天风雪(政治风暴)的隐喻性空间。《芙蓉镇》中秦书田与胡玉音的结合演绎了现代的才子佳人。而《天云山传奇》中的坏人吴遥面对的却是妻子宋薇的背叛,《芙蓉镇》中的坏人李国香遭遇的必然是秦书田你还没有成家吧?的挪揄。谢晋电影善于用道德来对抗个人与社会的疏离,然后又用家的温情来解决个人与社会的疏离,?归家的幸福向人们允诺,正直、忠诚虽然可能会使一个人丧失政治权利,但他却可以用获得爱来得到补偿。 正是由于谢晋采用了情节剧的修辞策略,所以谢晋的主流认同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说教,谢晋电影很少象这一时期许多中国电影那样将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当做故事的中心冲突,而是在政治背景下讲述了一个一个的道德故事,用道德上的高尚和卑鄙、开阔与狭隘、奉献与自私、勇敢与怯懦代替了政治上的是非,于是,一方面悲剧被理解为一种误会,一种邪恶的道德力量的偶然得势,另一方面悲剧还被改写为正剧,善恶终将得到公正的赏罚。谢晋电影巧妙地用道德的肯定和否定来完成了对政治的肯定与否定。 情节剧的情节作为一种构造,意味着对事件的因果化和对阐释的封闭化,因而,对于情节剧来说,故事永远是完成式的,是一个终点早就存在和预备妥当的叙事过程。谢晋电影模式恰恰也是这样一种完成式的叙事,如同所有的主流叙事一样,谢晋电影很少讲一种现在时态的开放性的故事,而几乎都是历史性的完成后的现实。与这样一种完成式的叙事形态相一致,谢晋电影在美学形态上也采用了通俗情节剧的叙述方式: 在形象塑造上,谢晋电影的人物大多是伦理化的人格类型。谢晋电影很少表现人物内在心理冲突和心理空间,也很少表现人的心理分裂和心理变异,他的人物大多是定型化的,善与恶、软弱与坚强等等,都被指派在叙事中担负特定的正面、反面和助手角色。在结构方式上,谢晋电影基本都采用起承转合的戏剧性结构,故事都有完整的开端(好人受难)-发展(道德坚守)-高潮(价值肯定)-解决(善恶有报)的叙事组合。在叙事形态上,谢晋电影大多是线型的顺叙式结构,视点固定、时空单纯、情节集中、目的性明确,外在现象似乎是山重水复而内在逻辑则始终是柳暗花明。在美学效果上,谢晋电影追求煽情性。谢晋电影的高潮点、情节点和西方戏剧形态很不一样,常常并不在于矛盾冲突的最高点或者戏剧动作的最强点,而是在感情动荡和冲击的最高点,如同中国传统艺术一样,谢晋电影的高潮点就是影片的煽情点,如《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雪地拉板车的段落,《芙蓉镇》秦书田与胡玉音私下举行结?典礼的段落等等,谢晋常常通过对感伤性和悲剧性环境的营造,在逆境中来浓墨重彩地宣染师生情、乡土情、夫妻情、父子情、同志情、爱国情,以情来唤起观影者的同情、共鸣和涕泪沾巾,它们大多不以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华彩辉煌的胜利乐段而是以一个让人柔肠寸断的如泣如诉的煽情场面形成影片高潮。在电影语言上,谢晋电影强调画面、声音、蒙太奇信息传达的的指向性、透明性和饱满性,一般不重视形式本身?意味,也排斥任何陌生化的形式主义追求,甚至尽量避免视听信息的模糊和多义。所以,他的影片大都以中、近景镜头为主,使用正反拍的好莱坞句法,基本采用顺叙性的线型蒙太奇剪辑,既保证了故事的流畅性也使视听信息具有一种中心性。在声画造型上,谢晋电影则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比兴手法,善于制造情语与景语交融的意境。但是在制造意境时,谢晋并不强调意像的新奇和突兀,而是善于利用历史性的和共同性的意像经验,来唤起观众对以往审美经验的回忆,如他影片中反复出现的用冬雪来宣染苦难,春色来象征希望,雷雨来烘托激情,狮子来隐喻中国等。 如果我们在不可避免地舍弃了谢晋电影中丰富的症候性的例外、空白、悖论和偶然性以后,简单地将谢晋电影抽象为一种模式的话,那么基本可以用政治-伦理情节剧来指代他的电影创作中相对稳定、相对共性化的意识形态、故事、语言等方面的修辞特点,应该说,谢晋电影被人们所热爱、所赞许、所高度评价和被人们所不满、所批评的原因大多与这一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 以当时第四代导演革新传统电影形态和电影语言的积极探索、第五代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电影美学的革命性颠覆为背景,更是以当时整个变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为背景,1986年7月,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文,文章提出,从文化的观点对谢晋电影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它是中国文化变革中一个严重的不和谐音、一次从''''五四''''精神的轰轰烈烈的大步后撤。尽管在后来的谢晋电影讨论中,有许多人真诚地为谢晋辩护,然而这篇文章还是拉开了批评谢晋电影模式的序幕--传统性、主流性和经典性,使谢晋电影被符号为一种模式受到了狙击。应该说,这些批评并不仅仅来自于某些个别者,而是携带着当时整个社会改革\创新、开放\借鉴的社会文化要求而出现的。这场讨论,在一定意义上使谢晋陷入了两面夹击的处境中。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思想解放运动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结束,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从反思转向了重建,从拨乱反正走向了四个坚持,一些人开始忽视谢晋电影中的道德抚慰作用而过分地夸大谢晋电影中那些灾难性的与革命时代相关的历史背景,因此,无论是《芙蓉镇》或是《高山下的花环》当时都受到了来自优秀权力圈的质疑。80年代末期,谢晋模式面对着来自两个不同方面、同时也是来自两种不同动机的批评。谢晋本人不可能对这样一种携带着时代气息的批评无动于衷,这在客观上促使谢晋对自己的创作历程进行反省和对自己的创作模式作出修正。 其实,谢晋虽然不是一个前卫的、先锋的艺术家,但却始终是一个敏感的、保持着与时代同步的艺术家。无论是开放的文化环境、还是变动的历史进程,甚至革新中的电影美学都已经促使着谢晋在世界观和电影观念上的变化,在《天云山传奇》中,他已经开始有条件地用宋薇的第一人称视点替换过去他常常使用的第三人称全知性视点,用倒叙来使他习惯的顺叙方式获得艺术张力,在《芙蓉镇》中他甚至借鉴了精神分析观念和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技巧,加入了胡玉音的闪回、谷燕山的幻觉等表现手法,特别是用秦书田的拒绝回到图书馆表达了与他《牧马人》中许灵均很不相同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意识,应该说这些都是谢晋本人试图继续保持与时展同步、试图超越自己创作模式作作出的努力。 这种努力,在外部环境的暗示下,同时也在整个政治文化背景的变迁背景下,在80年代后期得到了强化。而这一强化的最初成果就是《最后的贵族》(1989年)。在这部影片中,谢晋不再满足于把道德恶人设计成直接的悲剧根源,不再满足于将悲剧的承受者仅仅看作是那些道德完人,影片中那四个漂泊异国的女性已经很难被划分为好人和坏人,它以一个女性在急剧变化时代中的落魄和无奈、遗失和毁灭,讲述的不再是一个黑暗政治背景下的道德坚守的故事,也不是一个摆脱苦难获得拯救的大团圆乌托邦,如同当时一位评论者所说的那样,而是时间、历史、沧桑变迁、人生走向、生命归宿、生死嬗递乃至无可奈何的宿命,构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混沌而强悍地笼罩着人们的整体性悲剧。这种悲剧固然还是离不开社会背景,但它的主体脉络却属于人本体,社会背景只是作为一个解剖台的基座而存在。 《最后的贵族》标志了谢晋电影创作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他先后完成了《启明星》(1991)、《清凉寺的钟声》(1992)、《老人与狗》(1993)、《女儿谷》(1995)和1997年的《鸦片战争》。我们可以看出,谢晋这一时期的影片与他以前的创作相比,在题材、风格、样式和形态上似乎都更加分化和多样,不象过去那样统一和稳定,这一方面表明了谢晋那种自我超越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种茫然失措的文化状态。所以,我们有时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时期的一些影片有时仍然还保持着谢晋电影的一些一贯的个人铭记,如对女性形象母性功能的强调、叙事修辞上的恋母原型?、家的乌托邦想象,如《启明星》中那位温柔善良的叶老师使牛牛将她看着了妈妈,当成了启明星;《清凉寺的钟声》中拯救了日本婴儿的羊角大娘;《老人与狗》中的逃荒灾民女女使年届花甲的邢老汉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家,使老汉红光满面、精神焕发。谢晋煽情性的故事习惯在这些影片中也仍然还保持着,象《最后的贵族》中,李彤在威尼斯用自己全部的存款为自己买了一首哀乐的细节;《启明星》中弱智孩子晨晨和牛牛,一个学会了汉语拼音,到医院念出爸爸你好,另一个也画了一幅名叫《妈妈》的画送给老师的奇迹;《清凉寺的钟声》中羊角大娘将狗娃送给清凉寺的方丈、30年后明镜第一次见到自己亲生的妈妈等段落,《老人与狗》失去了女人之后又失去了狗的双重打击造成的悲剧命运,《鸦片战争》中林则徐与琦善狭路相逢、依依惜别等场面都依然让人柔肠寸断。同时,偶然、巧合、误会、陡转等情节剧技巧在谢晋的电影叙事中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清凉寺的钟声》中,30年后靠一根丝腰带把失散的亲生骨肉系在了一起…… 但是,我们也能明显地发现,在《鸦片战争》以前,谢晋这一时期的电影在许多方面确实发生了有意识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就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优秀话题相对疏离了。《最后的贵族》改编自台湾作家白先勇在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创作的小说,而且是谢晋第一部脱离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政治历史,将影像空间和故事空间扩展到国外的影片。在其他一些影片中,政治背景也被淡化,人物的政治面貌和人物的政治命运在故事中的功能性作用受到了抑制,人物的命运和人物生存的环境更加具有人性的普遍性,政治\道德主题置换为人性主题,其故事的意义也从政治-伦理空间拓展到人性空间,即便在以为背景的《老人与狗》中,政治\恶的力量都被排除在叙事构架以外了。其次,善与恶的二元对立格局弱化了,故事的戏剧性和冲突性减弱,而更注意展示人物的心理空间和情感空间,特别是《最后的贵族》具有一种浓烈的抒情性。第三,不仅有单视点的线型叙事而且也采用多视点的复合性叙事,如《最后的贵族》、《鸦片战争》等。第四,除了在《启明星》、《清凉寺的钟声》、《女儿谷》等影片中继续讲述一些大团圆故事以外,在《最后的贵族》、《老人与狗》以及后来的《鸦片战争》中,故事的悲剧性强化了,主要人物最后都以死亡和失败揭开了谢晋过去常常留恋的温情面纱。 然而,尽管有了种种变异,谢晋这一时期的创作并没有再次将他送进加冕典礼,第五代民俗电影的国际化策略霸占了中国电影的话语中心,而一批将主旋律与商业化操作嫁接在一起的红色消费品则走进了中国电影的市场中心。这一时期的谢晋电影,放弃了他自己原来的政治性、大众性、情节性的优势,同时他又没有或者投身于宣传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或者拍摄悲欢离合的的各种通俗故事、或者创造各种获得跨国认同的影像和场景奇观,因而,这一时期的谢晋电影的确没有能够产生象前两个时期那样真正重要的影响,他的电影中心位置似乎被替代了。 直到1997年,一方面是香港回归使谢晋再次找到了与主流政治的结合点,另一方面则是近年来电影市场化操作和国际化操作积累的经验使谢晋发现了新的电影生产模式,所以,谢晋不惜代价、不惜风险,拍摄了他自己继《秋瑾》以后的第二部历史题材影片,也是他投资规模最大的一部影片--《鸦片战争》。尽管在这部影片中,他启用了一些与第五代创作阵营有着密切联系的艺术家参与影片的主创,借鉴和总结了近年来中国电影创作和他本人电影创作的艺术经验,但是他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创作模式中,并且使《鸦片战争》成为了他这一时期的扛鼎之作。 在《鸦片战争》中,谢晋再次共享了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一致:通过鸦片战争的失败和林则徐的悲剧性命运以及琦善的喜剧性结局阐明落后就会挨打的历史哲学,从而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方向作出历史的注脚;同时,也通过对林则徐、关天培以及众多中国官兵、军民的抗战,来为中国政府提出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爱国主义优秀交相呼应;甚至,还通过影片最后黑底白字的字幕: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为当代政治集团立下一块丰碑。 当然,谢晋通过《鸦片战争》不仅出回到了主流意识形态之中,而且也回到了他驾轻就熟的情节剧创作模式之中。他机智地将鸦片战争这一恢宏的史传性事件变成了一个恢宏的戏剧性故事,上至中国的皇帝、英国的女王,中至林则徐、琦善这样的重臣和英国议会议员、外交官,下至歌妓蓉儿、江湖流浪者、奸商何敬容以及英国鸦片商人,都被天衣无缝地编织进了这个历史的故事之中。谢晋还充分地将正史进行了稗史化加工,象林则徐与皇帝的朝廷斗智,林则徐利用一本行贿账对部下的欲擒故纵,林则徐与琦善的最后告别,以及秀色美艳的蓉儿、滑稽呆傻的何知事、还有那个神秘莫测的皇帝四品侍卫,都使得历史成为了一个传奇,一个其实早就被安排好的叙事游戏。加上谢晋还吸收了近年来电影的奇观经验,以巨大的经济代价,使用了域外场景和外国演员,营造了虎门消烟和众多的战争场面,使《鸦片战争》具备了一切可能的市场元素。 尽管《鸦片战争》其历史和艺术的震撼力并没有达到谢晋本人和许多关注他的人所期待的效果,但是它仍然借助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成为当年最受人瞩目的国产电影。而多重视点的借用,在多数人物相对类型化的格局中对琦善形象的独特塑造,对电影造型空间的某些意味的营造,则表明谢晋将他本人近年来的一些创作经验也融汇到了这部影片中。于是,《鸦片战争》似乎在表明,一方面谢晋在努力超越自己,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任何自我超越都是艰难的,除非遭遇重大的历史机遇也几乎是有限的。谢晋,作为本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电影大师,其优势和局限都在《鸦片战争》中得到了再一次的验证。 三 谢晋在中国电影史上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他创造了一种传统,而在于他继承和发扬了一种传统,一种将伦理喻示、家道主义、戏剧传奇混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政治伦理情节剧的电影传统。柯灵曾经指出,郑正秋逝世表示了电影史的一章,而蔡楚生的崛起象征另一章的开头。两人划分出了中国的第一代导演和第二代导演,而谢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这一传统链条上中国的第三代承传人。在这一传统中,从20年代郑正秋拍摄的教化社会的家庭伦理片《孤儿救主记》,到30年代蔡楚生的《渔光曲》、袁牧之的《马路天使》,再到40年代汤晓丹的《天堂春梦》、蔡楚生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沈浮的《万家灯火》,这些影片都一脉相承,将家与国交织在一起,将政治与伦理交织在一起,将社会批评与道德抚慰交织在一起,将现实与言情交织在一起,采用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传奇化的叙事方式,通过一个一个个人和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一方面关注中国现实,另一方面提供某种精神抚慰。其实,这一电影传统与中国古典叙事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例如,谢晋所采用的那个落难公子获得绝代佳人的爱情的故事原型,在中国古代诗词、戏曲、小说中,就一直是一个不断被重复的童话。而谢晋电影中那?好人蒙冤的故事也来自于从屈原到岳飞到林则徐的历史大叙事提供的忠臣受难的原型。而他影片中所谓的家道主义在中国也具有悠久的传统,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一直是中国叙事作品尤其是戏剧、民间故事的一个久远的母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电影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郑正秋-蔡楚生-谢晋的发展线索:以家庭为优秀场景的政治-伦理情节片一直是中国最有社会影响的电影。 一位学者认为,作为一种叙事类型,情节剧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戏剧中成熟起来的,它最初的政治倾向是保守的,其观众是社会各阶层中对现代社会的巨变感到恐慌和困惑的那些人。所以,情节剧流行的地方往往是礼崩乐坏的国家,其政治上的当务之急是扶正辰纲。它的目的是解决个体与历史整体、与意识形态主体之间的疏离。而这一点在中国文化的进程中也得到了应证,所以,正如一位学者所说,通俗剧在中国流行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以家庭生活为焦点,经过戏剧化的处理使之具有社会意义。 正是处在这样一种情节剧电影传统之中,谢晋电影与主流意识形态一直保持着一种矛盾的联系,一方面,在谢晋电影中,政治故事变成了言情故事,政治批判被道德批判所替换、制度批判被伦理批判所掩盖,道德性不仅排斥政治和压制历史,而且还改写政治和历史。,历史成为了道德的沦丧和恢复的交替史。谢晋电影的确试图为处在剧烈动荡中的个体寻找安身立命的生存位置和生活意义,提供主流意识形态关于历史的记忆,这使他的作品总是具有一种道德上、政治上、甚至美学上的滞后性和正统性,所以,他在带给相当广泛的观众群体以心灵寄托和道德抚慰的同时,也被激进的人们指责为与所谓的现代意识毫无干系,而是一种被改造过了的电影儒学。甚至钟惦棐在谈到《天云山传奇》时也认为,将一场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大事,简单归咎于某些政策执行者的品质,实是一种隐藏在深情厚意中的自我完善,是一种对恶的不抵抗主义?。但另一方面,谢晋又总是站在融合了中国人文传统和西方人道精神的民主主义和人本主义立场来讲述社会的悲剧性现实,他认为艺术家还应该有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又为他的影片带来了某种批判性、现实性和超越性,这在带给谢晋影片一种时代感和忧患感的同时,也使他的作品往往被保守的政治势力所怀疑。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谢晋是一个主流文化的积极建设者,即便是在《最后的贵族》中,谢晋仍然试图用李彤的悲剧来表明,他们面对严酷的现实,面对走过曲折道路的苦难的祖国,失去了信念,象在太空中失重一样,失落了灵魂,远离祖国,在异国土地上,艰辛地追求着幻觉一般的金色的梦?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指出,谢晋使用的电影情节剧符码并不质疑主流符码,而是支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正如在《牧马人》中,许灵均将政治迫害看作是母亲错怪了孩子,历史变成了一种误会,是人扭曲了历史而不是历史扭曲了人。在谢晋的叙事中,秩序只是作出了错误判断,但个体与秩序的关系并没有出现错误。所以,他常常让他所钟情的人物在政治(公共空间)上失去的东西通过爱情(私人空间)得到补偿,使苦难有了一种甜蜜,使历史的残酷披上了温情脉脉的善意的面纱,它以遁入到血缘的保护圈内来完成逃避,用怯懦的调合来满足观众的心理。在谢晋电影中,主人公的性格、动作、命运和他行动的环境、他所得到的社会评价以及影片叙事的情节、节奏和高潮都以伦理感情为中心而被感情化,他将传统的价值观和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思想融合进了观影者的欲念运作中,从而打开了一条主旋律电影面向大众的传播渠道。这一政治伦理化策略,对于具有悠久伦理传统的中国观众确实具有特殊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谢晋是这条政治-伦理情节剧传统中最有建设性的导演之一,他成功地为观影者建立了一种阿尔都塞所谓的个人与现实的想象关系。 在艺术史上,历来有两种艺术家,一种是超前的、先锋的、前卫的艺术家,他们的意义要用将来时来确证;而另外一种则是主流的、常规、集大成的艺术家,他们往往借助于传统来获得当代意义。而谢晋,作为主流电影的代表,在电影美学形态上,应该说是属于后一种艺术家的。 谢晋在谈到自己的艺术理想时说,电影说到底是一个大众化的娱乐品,而且要跟时代能够结合。正是这样一种观念,使谢晋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国通俗文艺传统与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传统和好莱坞通俗情节剧传统中,获得了主流电影的定位。所以,他的电影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中国民间叙事艺术如话本、戏曲、说书中?苦戏传统,用伦理冲突来结构戏剧冲突,用煽情场面来设计叙事高潮,用道德典范来完成人格塑造,许多忍辱负重、重义轻利的痴男怨女以他们的苦难和坚贞来换取观众的涕泪沾巾。谢晋电影以善为美,以家喻国,塑造人格和性格面貌清晰的人物形象而一般不刻画复杂的心理矛盾和细微的个人世界,采用中国老百姓所习惯的单线型、单视点的缝合性叙事一般不采用立体化、多视点、片断性的叙事,强调视听信息的封闭性和透明感一般不愿意强调形式本身的意味的开放性,重视故事的抚慰效果而不愿意过分展示生活图景的残酷……。 应该说,正是这样一些艺术特点,使谢晋电影与中国观众历史性形成的审美习惯和积淀的叙事经验相一致,而且也与观众希望忘情于叙事过程中的审美趣味和希望得到想象的抚慰的精神需求相一致。其结果,一方面,谢晋电影充分实现了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式的文化本质,正如当年郑正秋、蔡楚生、郑君里等人的影片一样,他的影片也获得了数量惊人的受众群体,据资料记载,《牧马人》的观众达1亿3千万人次,《高山下的花环》达到1亿7千万人次,《芙蓉镇》、《鸦片战争》等其他几部影片的观众数量也相当惊人。谢晋电影的确为许多人带来了电影的欢乐与欣悦,为在动荡迷惑之中的中国观众创作了一?集体的意识。但另一方面,谢晋电影在美学形态上的平面性、戏剧性和明晰性的确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电影的深度和力度,各种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权力较量、人们实际的生存境遇和体验都被转化为一种以人为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具有先验的因果逻辑的戏剧性冲突,社会或历史经验通常都被简化为冲突-解决的模式化格局,影片中的主人公所面临的困境最终被驯服,随着早就被预订好的叙事高潮到来之后,善恶分明、赏罚公正的结局便翩然而至,完成了对现实的抚慰性改造。因而,谢晋电影很难不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既定模式的俗电影,甚至被指责为体现了一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的美学意识,它把观众抛向任人摆布的位置,让他们在情感的昏迷中被迫接受其化解社会冲突的好莱坞式的道德神话。。其实,谢晋对于情节剧模式的艺术局限,自己也有所意识。在谈到《天云山传奇》的创作时,他曾经说,由于对吴遥那样的人过于憎恶,因此对这个人丑恶的一面表现得过火了一些。由于影片没有更深地揭示这个人内在心理的矛盾性、复杂性,所以影响了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从《最后的贵族》开始,谢晋的确也有意识地想要从人物类型化的模式中挣脱出来,尽管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人们预期的认可,但是却使《鸦片战争》的某些人物的塑造相对丰满。 谢晋在50年的电影创作经历中,一直是一个始终愿意与时代步伐保持同步的艺术家,是一个始终希望并且确实成为了主流电影的代表的艺术家,当他的创作模式与时代的步伐出现异步状态时,他往往能够主动地进行自我刷新,使自己一直占据着中国电影的主流位置。但是,尽管在80年代末以后谢晋作过相当诚实的努力,但他并没有、甚至我认为也不可能真正突破所谓的谢晋模式。谢晋模式的形成,既是谢晋自己生命个性和艺术个性的选择,其实更是历史和时代的选择。我们谁真正有可能超越我们的自我和镶嵌着自我的时代呢?正如经典马克思历史哲学早就指出的那样,即便杰出人物也只能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因而,在我们总结谢晋电影的辉煌时,我们指出谢晋电影及其艺术模式的局限,决不意味着对他的指责。谢晋电影的局限性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历史的局限性。任何时代都只培养它所需要的精神代表同时也排斥它所认为异类的艺术精神。与其说是凡合理的都将存在,毋宁说凡存在的其实都是合理的。 历史的车轮按照它自己的轨迹在滚动。谢晋的时代和谢晋的时?也许都正在走向时间的冥冥深处。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有多少人能够比谢晋更高瞻远瞩、更博大精深、更悲天悯人呢?难道我们假设谢晋电影为我们塑造了一群金刚怒目的主体英雄就会更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吗?难道不正是历史拯救了我们而是我们拯救了历史吗?难道我们采取过什么比谢晋的家道主义更有效的面对苦难的方式吗?难道我们还有多少别的影片比谢晋电影所表述的历史更深刻和更富于美学魅力吗?而且,如果谢晋真的以一种直面精神来叙述历史图景的话,我们今天还有可能看到并谈论谢晋和他的电影吗?钟惦棐曾经指出,谢晋不是踩着三四十年代的脚印走过来的第一人,也是当时一批青年导演中第一个接受新的电影观念的人?这句话所暗示的是,他把谢晋看作了那一代人的佼佼者。我们完全可以说,谢晋是谢晋时代的一座高峰。 大浪淘沙、逝者如斯,回首中国电影,我们还有能够被长久谈论和回忆的谢晋和他的电影,难道不值得我们弹冠相庆吗?
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探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 摘 要: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受到法律所保护的,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原则性条款,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其原因是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所牵涉的专业问题较为复杂,一些问题尚处于调研之中,导致如今还没有具体的相关法规颁布施行。本文通过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概念和价值进行分析,结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国际法和国内法方面的经验,对如何完善我国相关立法提出建议。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领接权;国际条约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概说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概念 民间文学艺术的英文表述是“folklore”,这一词语最早是由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汤姆斯在1846年所提出的。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英文表述即是“works of folklore”。之后,民间文学艺术作为一个特定的术语被各国采纳,逐渐发展成为“民族知识”和“民族文化”这两种表达方式所包含的全部内容。 200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草案》中对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提出了最新定义,即:“能够表现出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表现方式及其组合。”并且提出了具体的评价标准:“①属于个人或集体的创造性智力活动的产物②能够反映出群体的文化和社会特征③有一定职权的群体或群体中的个人依据群体的习惯法或惯例来维护其发展。” 根据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二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由特定的民族、族群或者社群内不特定成员集体创作和世代传承,并体现其传统观念和文化价值的文学艺术的表达。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型:①民间故事、传说、诗歌、歌谣、谚语等以言语或者文字形式表达的作品;②民间歌曲、器乐等以音乐形式表达的作品;③民间舞蹈、歌舞、戏曲、曲艺、等以动作、姿势、表情等形式表达的作品;④民间绘画、图案、雕塑、造型、建筑等以平面或者立体形式表达的作品。”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 1、经济价值 目前来看,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容忽视,涵盖旅游、手工艺、建筑、制造、印刷、服装等许多方面。 具体而言,民间文学艺术对于手工艺市场的发展贡献颇巨,在整个世界市场上占有数百亿的份额。在手工艺商品中加入民间文学艺术因素,体现了民族特色,增添了作品的艺术美感,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能够大大的刺激购买欲望,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2、文化价值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民族精神的博物馆和民族文化的基因库。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自身体现了某一族群特定的生活或者生存方式,是在悠久的历史中孕育而生的,为近现代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创作基础。例如,戏剧源始于宗教,诗歌由民歌民谣发展而来,小说的内容来自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 3、政治价值 自步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时代到来,国家文化利益和物质利益一样,成为国家安全的主题,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是国家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中承载了一国的传统文化,是民族自信的来源,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同其他文化一起构成了民族之根。因此,保护和发展自己国家的文化非常重要,通过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来宣传本国文化,增强国家自信心,提高国家软实力是一个行而有效的方法。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域外保护 (一)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际条约 1、《伯尔尼公约》 是最早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进行规定的国际公约。1967年《伯尔尼公约》第十五条第四款规定:“(a)对于作品尚未出版,作者身份不明,但具有足够理由推定该作者是本联盟成员国国民的情况下,该成员国可自行通过立法指定代表作者的主管当局,以便在所有成员国中保护及行使词作者的权利。(b)根据本款做出上述指定的本联盟成员国,必须通过书面形式通知总干事,并详细列出被指定的主管当局的具体情况。总干事还要将声明通报给所有成员国。在这一条文中,并没有具体指向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可以依据这一条文可以对作品尚未出版的、作者身份不明但有足够理由推定作者为公约成员国国民的作品提供了著作权权保护。 由于该条款的模糊性规定,所以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该条款中没有规定权利保护的具体实施方式,必须依靠成员国的国内立法来予以确定;只有当一个国家国内的立法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了著作权权保护,该国才可以根据《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寻求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寻求著作权权保护,所以当需要保护作品的国家没有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保护条款时,那么作品就不能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 2、《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定》于WTO框架下订立,虽然没有直接规定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条款,但是根据第9条规定:“凡成员国均须遵守伯尔尼公约1971年文本第1至27条及公约附录。但对于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2规定的权利或对于从该条引申的权利,成员国应依本协议而免除权利或义务。”因此除了《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2规定以外的权利均应到受到保护,这实际上间接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起到了保护作用。 另外,《TRIPS协定》中对地理标志、未披露信息保护等特别权的规定,也开创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新型保护模式,促进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商业化利用。 (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内立法 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通过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在世界各国立法实践中,主要是通过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商业秘密给予保护,当然也有设立新型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立法例。 1、著作权保护 世界各国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有三种立法方式,包括明确排除保护、不明文规定和明确规定保护。 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著作权立法中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视作公共领域的一部分而对其未明文规定给予保护,但是对于那些由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启发创作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一般解释为普通作品受到保护。由此可见,这种立法例下,产生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来源群体无法受到著作权保护,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承和发展。 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明确给予著作权保护的多是非洲国家,这与非洲国家民间文学艺术资源丰富,历史传统备受重视有关。在这些国家的立法例中,都建立了与普通著作权制度不同的特殊著作权保护制度,原因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殊性。 2、邻接权保护 世界各国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邻接权保护主要是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和表演者权。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与录制品公约》的规定,目前多数国家均承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录音录像制作者和表演者的权利,但是这种保护模式仍然无法保护产生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来源群体的利益。 3、商标权保护 除了著作权,商标、证明标志也可以用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通过商标权进行保护包括积极保护和消极保护两种方式。消极保护指通过立法禁止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志作为商标进行注册使用,此种保护力度不大,效果有限。积极保护指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志作为商标先行注册,防止他人滥用。 4、特殊权利保护 一些国家通过创设一种传统文化权或传统资源权等新型权利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例如,在巴拿马也确立了保护土著居民文化资源的特殊权利――共同权利,即土著居民对于文学、艺术、音乐、生物、医学、生态方面的知识和作者不明的作品以及属于整个土著居民遗产的本土知识和文化成果的权利,这样一来,土著群体或土著居民就可以对其创作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正当行使权利。 三、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现状及建议 (一)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现状 我国最早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保护的法律文件是1984年文化部颁布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其中第10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和其他民间传统作品的整理本,版权归整理者所有,但他人仍可以对同一作品进行整理并获得版权。民间文学艺术和其他民间传统作品发表时,整理者应注明主要素材提供者,并依素材提供者的贡献大小向其支付适当报酬。”这表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整理者和素材提供者的经济利益受到法律的保护。在1985年文化部又颁布了《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又进一步规定民间文学艺术和其他民间传统作品发表时,整理者应在前言或者后记中说明主要素材(包括口头材料和书面材料)提供者,并向其支付报酬,支付总额为整理者所得报酬的30%至40%。这进一步明确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整理者和素材提供者的经济利益,帮助其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是综合这两个条文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主体的保护十分有限,并没有延伸至作品的来源群体。 1990年在制定《著作权法》时,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引起了激烈讨论。一些人认为对于一些作者不明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采用著作权予以保护不妥,但是为了鼓励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播和发展,《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虽然该条只是原则性条款,但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后来,《著作权法》经过多次修订,但是该条并没有改变。为了能够保护中国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又不能妨碍了文化的传播,自颁布《著作权法》以来,国务院有关部门就开始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进行调研,可是目前的理论研究尚不够成熟,具体实践问题也比较复杂,所以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的行政法规至今仍未出台。 此外,我国从文化遗产角度颁布了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规章制度。例如,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对民间文学艺术中的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原则、保护模式、证明标准和法律责任做出了规定,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用。 2014年9月2日国家版权局向社会公开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就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立法宗旨、基本原则、权利主体、权利内容、保护期限、法律责任等方面规定的十分具体。虽然该条例还处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阶段,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于后来的正式立法能够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二)对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建议 1、国务院相关部门尽快出台保护法规 目前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私法保护,只能依据《著作权法》中的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像《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虽然内容具体,便于操作,但主要通过行政管理的手段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予以保护,无法有效地处理侵权纠纷,也因为地域性的问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适用。加快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权保护立法步伐,颁布适合我国国情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制度迫在眉睫。 2、以保护为主,传承发展为辅的保护原则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开放性特征,基于一首民间小曲进行再创作,就可以形成新的艺术作品,并产生商业价值。例如我国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纠纷第一案“乌苏里船歌案”, 该案中的赫哲族民间音乐曲调形式属于赫哲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它虽然没有明确的作者,但它是赫哲族成员历代相传文化财富,涉及到每一个赫哲族成员的利益。因此,立法要明确权利主体和权利内容,保护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但是,给予权利主体过多的垄断权利,会阻碍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综合而言,立法方面要坚持保护为主,传承发展为辅的基本原则。 3、加强政府引导,鼓励公众参与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通常由某一社群共同创作产生,不是某一个或几个人创作的,所以作者具有社群性,在保护方面涉及人数众多,参与维权比较困难。作为政府一方,可以在宣传、组织、资金方面提供支持,例如在“乌苏里船歌案”中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代表赫哲族向法院起诉就起到了示范作用。但是也需要社群中的成员积极参与,维护本族群也同样是维护自己的利益。 4、拓宽保护方式,支持非政府组织保护 在现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中,由于私法不健全,只能由政府机构代为维权,不利于解决侵权纠纷。非政府组织属于社会公益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组织成员具有专业的知识背景,通过建立非政府组织这样的代表性机构管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相关权利,能更好地维护权利主体的利益,保护我国的传统文化。 5、兼顾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实现利益平衡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产生于族群或族群中的个人,保护其利益理所应当,但是文化只有广泛传播才能彰显其价值。我们在强调个人利益的同时,为了使文化得以广泛传播,促进文化的发展,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内容不宜过为宽泛。一方面,要平衡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要平衡权利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总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就是要保护传统文化,要在商业化时代的今天焕发传统文化的新光彩。 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探讨:试述新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现状 摘 要:新疆是我国西北一个文化底蕴深厚、艺术成就突出的少数民族聚集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民族民间文学艺术是人类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化现象。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现代文化与外来文化冲击到了民间文化,导致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中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重视民间文化艺术,特别是以新疆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正在逐渐被人们所遗忘,所以保护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刻不容缓。 关键词:新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木卡姆;麦西来甫;赛乃姆 新疆离汉族腹地遥远却拥有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是我国一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不同的民族各自创造了本民族的灿烂文化,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的新篇章。目前,新疆仍然保留着九种语言、六种文字,那些分别来自绿洲、草原和山林文化的民族根据不同节气和环境的需要,创造出了只属于本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这种民族民间文学艺术是原生态的,也是深具特色的。这些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为自己的历史勾画出了一幅异彩纷呈的画卷。新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在经历了数代人的修改和演唱之后,更加具有跌宕起伏的英雄气概,成为了全世界不可忽视的优秀文化艺术。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在持续进行中,2005年,“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成功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此举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从此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受到了大众的关注。 一、《新疆木卡姆》的保护现状 《新疆木卡姆》流传于民间近千年之久,主要在新疆的维吾尔族流传,其次还流传到了与我们相邻的中亚地区,甚至在中东地区都有流传,影响力可谓广泛,中华文明的灿烂之光又一次照亮了全世界。 《新疆木卡姆》作为新疆维吾尔族文化的代表作之一。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往往是通过口耳相传这一途径实现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自然也借用此法。在民间,人们通常采用举办聚会的方式来互相传递音乐和舞蹈带来的活力。虽然面对面的交流具有极大的有效性和便利性,但是如果只通过口耳相传,那么那些丰富的优秀文化技艺则很容易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被人们所遗忘,这种方法实际上并不可靠,优秀文学艺术中断或者失落都是经常发生的事,为此文字书写的存在就显得非常有必要的了,通过书籍把那些原本只在口头上流传的优秀文化和技艺实实在在地记录下来,这样就不用担心优秀文学艺术会失传或消失。 《新疆木卡姆》已经被国家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当务之急就是要相关的人员来传承它的优秀文化,否则就失去了保护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只有得到很好的传承使之魅力扩散开来,才会逃脱被束之高阁或者失传的命运。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为了防止音乐瑰宝最终失传的命运,在1950年,我国相关部门让万桐书、刘炽等著名音乐家组成十二木卡姆整理工作组,并且对相关的资料开始了艰辛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他们将十二木卡姆的唯一演唱者找到了,就是维吾尔族的著名老艺人吐尔迪・阿洪老人,并且仅使用一台老式钢丝录音机就录下了十二木卡姆的全部内容。接着通过6年的时间,将十二木卡姆相关的曲谱和歌词整理完毕。经过整理和编辑,在1960年正式发行了《十二木卡姆》。2005年11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宣布了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申报的“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中国、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荣列榜中。其中,“蒙古族长调民歌”是我国首次与外国就同一非物质遗产联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并通过的项目。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成功发射升空的"嫦娥一号"搭载了31首歌曲,《十二木卡姆》选曲名列其中。 为此,新疆乌鲁木齐有专门的《新疆木卡姆》研究中心,还专门设立州级、县级研究中心。 二、《麦西来甫》的保护现状 《麦西来甫》是维吾尔古典木卡姆的渊源,属于维吾尔人民的创作型艺术作品,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完善并传承到当今社会的宏伟艺术遗产。主要流传于中国新疆维吾尔民族中,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文化的传递。维吾尔麦西莱甫根据自己独特的民族特征凸显其艺术魅力,是最具民族特色、内容最为丰富、最具艺术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以木卡姆和民间乐舞为基础,集民间音乐、民间歌曲、谜语、说唱、演讲、神话传说、议论经书、空中走人、杂技及各种民进游戏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受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维吾尔民族的生计方式发生了变化,职业化的艺人人群开始萎缩。近年来一批老艺人相继辞世,“人亡歌息”的局面已经出现。麦西来甫受众群正在缩小,这种传统的文化面临着消亡的危险,保护工作必须立即展开。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2005年开始,麦西来甫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麦西来甫入选联合国急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和急需保护的项目,人类代表作这个名称是顾名思义。急需保护的条件不一样,这个项目面临的是濒危的,所以才能进入急需保护 即使国家在努力保护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但迅猛的城市化依然使得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举步维艰。“如何改变这些困境,保证文化原生态都是一个艰难的考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怀和集体温暖。” 三、《赛乃姆》的保护现状 《赛乃姆》的主要发源地在南疆各个绿洲,那里的民族比较聚居,文化也相对发达。赛乃姆和古龟兹乐舞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维吾尔古典舞蹈中,它是内容最丰富的且具有较高的完整性。赛乃姆的伴奏乐器有很多,包括热瓦甫、沙塔尔、弹拨尔、都它尔和手鼓等。其中手鼓的应用更为普遍,在伴奏过程中有很重要的作用,既能掌控音乐的节奏速度,还能通过响亮的鼓声对气氛进行渲染。赛乃姆的舞蹈特点和维吾尔族人民的生活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主要包括生活习俗、服饰、性格等方面。在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中,如果遇到比较令人开心的事情,他们会不由自主摇动头部和颈部,赛乃姆将这些贴近生活的动作收录后,更容易通过它对外体现出维吾尔民族的风趣乐观。赛乃姆的音乐是在各地区的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音乐形式,它的曲调比较优美,富有饱满的感情态度,节奏也相对比较鲜明。赛乃姆音乐都由数量不同的歌曲组成,演唱时可以增减但不能将顺序颠倒,必须和音乐节奏紧密配合,和舞者情绪发展相适应,其节奏基本由慢到快。 维吾尔族《赛乃姆》在艺术和文化上都有着较高的美学价值,探讨维吾尔《赛乃姆》的美学价值,对于民族舞蹈艺术的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维吾尔族《赛乃姆》的美学价值首先表现为,它是维吾尔族人民生活方式、生存方式、民族情感和文化心理的艺术再现;其次,维吾尔族舞蹈还表现为一种文化价值;再次,维吾尔族舞蹈表现了它的自身的艺术价值。 《赛乃姆》的保护不仅仅要政府出面来维持它的存在,更加需要民间艺人的传承。 四、结语 新疆,一个美丽的神圣之地。"新疆在历史上曾经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头堡,也是文化贸易的集散地"。保护新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需要每一个爱好历史传统和文学艺术的人的努力,不能只靠国家和机构。新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在保护着,也在流失着,逝去的是那英雄气概,不变的还是那大山。 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探讨:民间文学艺术的双重保护 【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越来越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视。《著作权法》第六条虽然规定了由国务院制定相关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办法,但由于分歧较大,相关法规至今未能出台。本文力图从公法与私法双重保护,以保护为主、市场化为辅的思路去探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可行性,以期望能够通过广泛的沟通与交流而使该问题更加清晰、明确。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单行立法;知识产权保护 一、民间文学艺术的概念 “民间文学艺术的英文表示为Folklore,是1846年由英国考古学家W.J.汤姆斯最早提出的。”①当时是指研究英国大众从古到今关于文学、文物的学问,现用来特指民间文学艺术。“1977年非洲知识产权组织的《班吉协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定义为:一切由非洲的居民团体所创作的,构成非洲文化遗产基础的,代代相传的文学、艺术、科学、宗教、技术等领域的传统表现产品。”②而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解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一般从法律保护观点理解为世世代代在土著共同体中由身份不明的人创作、保存和发展、属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作品。这类作品的实例有民间故事、民歌、民乐或民间舞蹈及各种民族礼仪。”③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2年制定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条款》中使用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这一概念,其内涵为:“由具有传统艺术遗产特征的要素构成并由某一国家的一个群落或由某些个人创作并维系,反应该群落之传统艺术取向的产品。”④ 由上可知,现阶段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称谓主要有三种,即“民间文学艺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由定义可知第一种称谓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它更类似于一个特定地域或国家的“传统文化”,其外延大于我们现阶段的知识产权领域。而第二种称谓则显然是从著作权法的角度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解读,即民间文学艺术是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作品,对其采取的保护措施也只能在版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内去设定。笔者认为第一种称谓与第二种称谓应属于种属关系,即第一种称谓为广义模式下的民间文学艺术,而第二种称谓为狭义模式下的民间文学艺术。至于第三种称呼“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笔者认为其实质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一个表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之所以在后制定的文件中使用这一概念,也是认识到了民间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已经超出了著作权法对作品的保护范围。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是形式,单纯的思想不受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表达就是表现这种形式的方式,即将人类对外界的描述用一种可感知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作品也是表达,但它还必须具备其他要件,如独创性、以载体为依托,可大量复制等。因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外延要大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即所有的作品都是一种表达,而有些表达并不都是作品。笔者本文所论述的民间文学艺术的范围特指广义模式下的民间文学艺术。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呼吁对于民间文学艺术进行立法保护。这其中既体现了利益的博弈,也反应了民间文学艺术所面临的滥用与消亡的现实。目前,对于民间文学艺术是否应当保护这一问题,国际上已经初步达成了肯定的共识,但对于保护的模式与保护的范围,各个国家还存在较大的争议。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特征⑤ 虽然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范围还存在分歧,但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重要性则不容置疑。作为数千年来人类文明的遗产,其无论是从历史科学研究、文化教育,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都不可或缺。人类不能没有灵魂,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我们应突破利益分配的功力思维模式,将其上升到整个人类思想发展与传播的高度去制定相应的保护模式。目前,学界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是通过单独立法的模式进行保护还是在知识产权法律框架内进行保护,笔者将首先总结一下民间文学艺术的表现特征,以便接下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一)民间文学艺术的集体性 通过上文可知,民间文学艺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主体的集体性。众所周知,大量的传统艺术都是通过无法确定的创作主体,如某一村落、某一行会等群体成员集体创作;或是通过某一家族世代的传承完善而产生的,如北京的抖空竹、庙会、京剧、四川的蜀绣、藏族的锅庄舞、剪纸等即是如此。民间文学艺术经过世代的发展,蕴含了大量的人类智慧与历史积淀,其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其所表现的技艺本身。另外,很多知名的民间文学艺术已无法确定具体的创作主体,进而演变为某一地区的文化符号。更重要的是,当特定的集体丧失了维持与再创作的能力时,该艺术形式则面临着消亡、失传的命运。这也是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 民间文学艺术具有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因此很多专家学者希望将其纳入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但是,知识产权法的权利主体必须明确,专利权人及商标权人还必须经过法定授权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这与民法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基本原则相符,毕竟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的组成部分。但是民间文学艺术主体的不确定性限制了其在知识产权法领域的立法保护,因此在立法缺失的情况下,民间文学艺术资源丰富的国家的艺术资源被大量无偿利用而得不到法律的规制。虽然对艺术资源的利用可能对民间文学艺术发源地本身是一件好事,但从利益分配劳动学说的角度来看,付出之后如果没有直接的回报,本身就是一种不公。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持续发展性(动态变化性) 民间文学艺术具有稳定性的一面,这也是其能够世代流传的原因,经过长年的发展,其表达形式已经被人们接受并形成了基本固定的模式。然而,正如某一方言之下还有不同的分支,如四川话中的成都话、重庆话等,某一民间艺术形式也可能包含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非实质性的表现形式,如武术。民间文学艺术还具有持续性的一面,即指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变迁,艺术形式本身自发的或受到外力的变化,这也是其自我生存的调解方式。但是,该变化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变化,而不是实质上的自我颠覆。 知识产权法的客体必须具有稳定性,无论是作品还是专利、商标都必须严格满足法定的构成要件,稳定性意味着权利与责任的明确性,而对原有客体的发展(如演绎、改进)则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法客体。因此,民间文学艺术的动态性显然无法直接融入知识产权法的保护体系。 (三)民间文学艺术的地域性 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者虽然具有集体性,但该集体的范围也不是漫无边际的,如某个家族,某个村落。而且,该民间文学艺术必须体现了该地区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即地域性特征。特别是在中国这一地大物博,民族资源丰富的国家,民间文学艺术的地域性体现的更加明显。 但是,地域性并不是知识产权法的必备条件,因此民间文学艺术的该项特征与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并无太大的冲突。反之,地域性特征可能会加强作品的独创性,增强作品的艺术价值。而在商标法中,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保护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地域性因素。 (四)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方式的无形性 表达方式的无形性也是民间文学艺术与知识产权法相冲突的重要特征。众所周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及经济的飞速发展,大量的民间文学艺术都面临着失传的危险,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各种民间文学艺术并没有通过有效的方式固定下来。有形无体性是知识产权的基本特征,无形的思想要想被人们感知,被社会传播必须通过有形的载体复制下来,这也是知识产权法只保护表达而不保护思想的原因。目前,很多的民间文学艺术还停留在思想的范畴之内,一方面是由于技术问题以及成本的因素导致无法对其进行转化;另一方面,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主体的保守传统及民间文学艺术具有的极高价值,也导致部分主体不愿分享自己的艺术成果。 三、民间文学艺术的双重保护模式 基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特征的分析,在设计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模式之前,我们有必要分析以下理论问题: (1)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的 知识产权法作为民法体系的组成部分,维护权利主体的民事权利、保护权利主体的合法利益无疑是其重要使命,但知识产权法区别于传统民法的特征之一便是其具有的公法属性,如专利权、商标权的取得需国家机关授权以及著作权、专利权的时效性。因此,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去分析,赋予主体权利的目的就是为了刺激创作进而丰富人类社会的艺术文化成果,其终极的目的就是满足社会整体的精神文化需求及通过科技的发展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即公共利益。 (2)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法的保护属性 权利是民法的属性,民法侧重强调权利,突出权利的绝对性、排他性。但是不可否认,某些法律的立法初衷更加强调保护,即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对某些无法自我保护的领域给予主动性保护,如《文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在无形财产领域,笔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即属于此类,其保护的属性要大大强于其权利属性。 (3)功利主义的视角分析 功利主义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与幸福。如从功利主义的视角分析,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到底是否利大于弊呢?也许有人会说,发达国家大量利用民间艺术资源丰富的国家的资源来创造大量的艺术产品,赚取了大量的利润,而资源输出国或地区却享受不到任何利益(利益分配劳动学说),这是明显的不公平。但是,对于功利主义来说,如果对艺术资源的利用并没有限制资源输出国或地区对原有资源的利用,而且进一步促进了当地文化、经济的发展及输出、促进了文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及利用,则被认为是合理的。即使对资源输出国造成了负面影响,也要比较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孰重孰轻。另外,绝大多数民间文学艺术并不属于知识产权法保护的范围,即其已经纳入了公有知识领域。因此,从利益的角度过分强调对民间文学艺术的限制及保护,可能会与知识产权法及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法维护社会整体公共利益的立法目的相冲突。 因此,笔者认为,知识产权法侧重从私法的角度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法的设计则应侧重于从公法的角度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以便建立公法、私法双轨制的法律保护模式。 (一)单独立法的保护模式⑥ 通过上文分析,笔者认为未纳入知识产权法保护范围(即属于公有领域)的民间文学艺术形式都可以通过公法性质的单行立法来进行保护。目前,我国已经制订了《非物质遗产法》、《文物保护法》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这可以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法》的出台提供积极的借鉴及宝贵的实践经验。 采用公法立法的保护模式,应侧重考虑以下几点:一是强调保护性。与私法相对,单独立法应优先强调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规定相应的保护主体、经费支持及保护的方式。权利主体应当具有非营利性,其宗旨应当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免于被滥用、被破坏及消亡,而不是盈利。二是侧重于对精神权利的保护。众所周知,权利包括物质性权利及精神性权利,《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法》应当更多的去维护艺术创作主体的精神权利,其财产性权利应充分的纳入知识产权法的保护模式。三是宣言性立法。由于现阶段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其主体、保护范围、保护的方式还存在很多争议,故制定宣言性质的法律法规有其合理性,在掌握一定的实践经验后可再对法律法规进行修改。 采用公法立法的保护模式,可以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执行力,可以充分利用国家的财政、硬件基础,在短期内快速建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体系。另外,政府通过公法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不应形成垄断,社会团体及个人仍然可以参与进来,辅助行政机关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更加有效的保护。 (二)知识产权法的保护模式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与知识产权的客体有一定的交叉,故私法领域的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完全可以通过知识产权法来进行保护。由于科学技术等是否属于民间文学艺术尚有争议,笔者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简单介绍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 (1)著作权法的视角 通过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一是将满足作品构成要件的民间文学艺术通过著作权法进行利用、收益及保护;二是通过对公有领域中的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作品化,即将其通过特定的载体创作成作品来对其进行保护。由于著作权对权利人的保护期限非常长(如作者终生及死亡后50年),故通过著作权法来保护及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乃是其最重要的方式。 (2)商标法的视角 商标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贡献主要为在民间文学艺术产品化或服务化后,通过注册商标来参与市场竞争(包括国际市场)。另外,集体商标与证明商标也对特定区域的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重要的是,商标法中权利人的商标权是一种有条件的永久性权利,权利人获得商标权后,满足特定条件就可以永久性的使用该商标,而不用担心其进入公有领域。 (3)不正当竞争法、垄断法的视角 不正当竞争法及垄断法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与著作权法及商标法相对,其更强调禁止而不是授权。在民间文学艺术产品及服务在市场流通时,如果权利人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或垄断,损害了其他经营者、消费者的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时,两部法律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无形财产保护的重要性,国务院在2008年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强调了创新型国家的建设,2011年《非物质遗产保护法》出台,并建立了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是,在实践中,社会公众的无形财产保护意识普遍不高,行政机关在这方面的执法及宣传力度非常不足。加上改革开放后,受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殖民”的影响,我国民间文学艺术后继无人的情况比比皆是,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举步维艰。因此,在完善立法的同时,如何加强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推动法律的有效执行,应当是我们面临的比制定法律更加严峻的问题。《非物质遗产保护法》及中国非物质遗产保护中心的设立可谓开了个好头,但严格保证其非营利性、中立性,使其免受经济利益的侵害才是其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 另外,本文强调对民间文学艺术采取以公法为主、私法为辅的保护模式,并不是对市场经济的否定。之所以以公法为主,是考虑到对其保护的重要性。如果大量的民间文学艺术被破坏、消亡,则如无源之水,一切利用都没有了意义。而私法模式发挥的更多是传播的作用,即将那些优秀的民间文学艺术通过市场的过滤与选择之后,充分的发挥其内在的价值,使其更好的发展,造福公众。基于此,笔者结合工作中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问题的思考,将此问题提出,以期望能够激起思想的火花,得到读者更多宝贵的意见。 作者简介:王琼(1981-),男,黑龙江牡丹江人,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在职研究生,现供职于北京华进京联知识产权有限公司,从事商标注册与知识产权顾问工作,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 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探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法律出路问题 【摘 要】由于不同种族文化、不同习惯风俗、不同事物认知程度,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普遍被认可的定义是比较有难度的,而我国至今尚未出台相关的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条例。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对文学艺术的内涵和外延难以确定。对其准确的定义有利于确定保护的范围,防止对其侵害、滥用,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促进民族的团结,调动人们对其挖掘的积极性,并且有助于促进各国交流,繁荣世界文化。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特殊性;知识产权法 一、引言 从宇宙洪荒般的寂寥衍化出如今璀璨光华的文明,人类走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厚重的文化沉淀,大放异彩的思想光芒让我们整个的曾经与现在都拥有硕果累累。而民间文学艺术,这一具有典型民族特色的部落文化正是这一千年历史的传承与结晶。目前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主要采用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法予以保护。但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我国尚未出台单独的法律予以保护。目前,民间文学艺术的定义是指某一民族或者某一个地区人民的传统艺术的表达形式,如民间传说、民间诗歌、民间音乐、民间服饰、民间建筑等。可是实际情况是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范围的不确定,是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首当其冲的是明确民间文学艺术的内涵。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内涵 1、民间文学艺术在国际条约中的相关规定。《发展中国家突尼斯版权示范法》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6年共同制定颁布,并将民间文学艺术定义为:由某一国家领土范围内的该国个人或部落创作的世代相传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 2、民间文学艺术在国内的相关规定。我国民间艺术源远流长,凝结着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结晶,是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所以民间文学艺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须采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来进行保护。譬如浙江、宁夏、江苏等地区对当地民间文化艺术的非物质性文化遗产都相继制定了保护条例的规定。 三、民间文学艺术的特征 民间文学艺术由个人或群体创作并逐渐被大众认可的具有群体特色的,并与其传统文化相辉映的,经代代相传的并不断发展的文学形式。那么民间文学艺术也具有如下特征: 1、主体的群体性。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必定不是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的,它能够历经岁月兴衰而不曾湮灭,所焕发出的巨大生命力自然不是个体可以赋予的。在发展传播过程中,不断融合进其所处时代的时代特征和其所处地域的地域特征,并因其自身的特色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样,民间文学艺术在表演中,就经过了一个又一个表演者的“二次创作”,这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的成熟状态。 2、时间上的延续性。民间文学艺术最初的内容和形式肯定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必然要经历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持续发展期这几个阶段,并不是一下子就完善起来的。而这个过程,可能是数十年,更可能是几百年。而且由于揉合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横向成果,今天的民间文学艺术更加的具有典型的民族色彩和群体特色。 3、产生上的地域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起源于一个民族,一个地区, 甚至一个部落,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它就该反应这一民族,或者区域或者部落的区域特色和传统文化,然后随着区域经济的频繁往来或民族文化的交流,那么那些值得弘扬,需要发展的作品就延以后世,流传下来。 四、目前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方式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6条明确规定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是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的”,我国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上采用了版权保护的模式。另外,在专利权、商标、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地理标志方面也建立起来“事先知情同意制度”、“登一记预告制度”、“数据库索引制度”等保护制度,这些保护制度与版权保护模式一起构成了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 (二)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模式的选择。虽然经过多年的完善补充,我国能够使用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模式越来越多,但是其选择的侧重点和方式方法还是大同小异。 1、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的保护选择。该类法在市场环境中的作用都是从一个侧面发挥出来的,像商标法、地理标志的保护都是以在市场竞争中用注册的方式来证明属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商标或者地理标志;而反不正当竞争法虽能赋予权利人对抗不当竞争行为的权利,但却无法保证权利人的积极权利,易使其置于消极地位,这样做是不利于实现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人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的。 2、邻接权的保护选择。根据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模式的选择,作为保护对象的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的传承活动是它的侧重点,但是还不能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直接保护方式进行选择。 特殊权利保护模式是指依据民间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将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文学作品区分开,在版权体系之外重新构建一个法律保护体系。和版权保护模式相比,采用特殊权利保护的模式则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更长远的完善和发展。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它的主体、保护范围和保护期限等各方面。 首先,在主体方面,这种保护模式肯定了群体型组织才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来源,也承认该群体同时也是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这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来说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 其次,在保护范围方面,民间文学艺术所具有的外在形式大致包括以下四种:一是言语表现形式,即可以用文字或语言表达出的各种形式,如小说、诗篇、远古以歌谣或祭祀文所遗留下的文字等;二是音乐表现形式,即通过填词、谱曲并用乐器敲打出来的以歌曲形式呈现的作品;三是行动表现形式,即以舞动身躯表达情感的各种仪式或表演;四是有形表现形式,即通过双手制作出的各种艺术制品或绘画雕刻的各型各色作品。 再次,保护期限方面,我国著作权保护法规定的作品保护期为作者生前和死后五十年。但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殊性,使得在其保护期限不能等同于一般文学作品的保护期,须依据其自身的特点设定一定的特殊性。显然,五十年的保护期,是不能使作为历史见证的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保护的,所以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应该是无期限。如此无期限的特殊保护,其意义深远。就主体而言,不仅能够切实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的权利人;而且,在艺术形式发展方面,对民间文学的特色性和价值性也有深刻的延展和促使作用。 五、结论 由于民间文化艺术在主体、保护范围、保护期限、权利义务等方面的特殊性,在我国还尚未制定相关保护法律之前,应综合各方面相关法律对其予以保护。但是由于其特殊性单靠单独的制度以及政府的行为是没有办法全面保护的,这同时就需要著作法、商标法等法律配合。法律永远是落后于社会发展的,但是社会的发展为其完善提供必要的实践,使之更符合社会的需要。作为中华文明千年流转的瑰宝,是需要我们世世代代予以保护并传承的,这也是在守卫我们的精神家园。 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探讨:试述新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现状 [摘要]新疆是一个多个民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并存的地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以三大英雄史诗《玛纳斯》、《江格尔》、《格斯尔》以及维吾尔族木卡姆艺术、阿依特斯等为代表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薪火相传。20世纪开始的10部民间文艺集成被收集整理成为“文化长城”,把散落在民间的文化艺术做了梳理,并予以出版发行,保存了民间记忆。以2005年成功申报“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为发端,更是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民族民间文化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受到举世瞩目。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文化;三大史诗 新疆在历史上曾经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头堡,也是文化贸易的集散地。作为东西方文明的孔道,古代新疆提供了东西方交流和互补的大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说,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无疑始于人类的好奇心,因而不顾远隔千山万水,想尽一切方式去“相会”,开通了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瓷器之路、香料之路,相互交流情感,交换商品,凿空、打通了地理和情感的空间,因而得以共享“成果”。新疆也因此得以成为人种蓄水池、文字博览馆和四大文明的交流地。 新疆是一个多个民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并存的地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以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 13 个民族为主的 47 个民族。它们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自创造了本民族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目前,新疆仍然保留着以九种语言、六种文字为载体,分别来自绿洲、草原、山林文化背景,根据不同岁时、节令和场合的需要,由各族群众自然维系的品类繁多的原生态民间文艺活动,以此构成了中国西部多族别、多语汇、多重文化背景异彩纷呈的民间文艺画卷。 一、民间文学艺术定义 民间文学艺术也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同时使用“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 和“expressions of folklore”两种表达方式。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审议并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表达形式免被滥用国内立法示范条款》,在该示范条款中,受保护客体被表述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expressions of folklore)”,而不是笼统地称“民间文学艺术(folklore)”,也没有使用“作品”一词。我国《著作权法》中采用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词。我国民间文学通论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在一国国土上,由该国的民族或种族集体创作,经世代相传,不断发展而构成的作品。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源于民间,是千百年来无数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体现,因此,内容和种类非常丰富,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定义也变得比较困难。这一概念可能包括世界范围在众多群体中产生的习俗、传统、艺术表达形式、知识、信仰、产品、生产方法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大多数国家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都倾向于较宽的范围,一般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条款》的范围相同,“具有由某某国家的一个群体所发展和持有的某种传统文化遗产特征的,或者由反映这一群体的传统文化期望的一些个人所发展和持有的某种传统文化遗产特征的作品”,即包括:口头表达形式,诸如民间故事、民间诗歌及民间谜语;音乐表达形式,诸如民歌及乐器;活动表达形式,诸如民间舞蹈、民间游戏、民间艺术形式或者礼仪形式;有形表达形式,诸如乐器、建筑艺术形式。而且这样的定义和列举也不是封闭的,相关的国家可以自由地提供他们认为应该保护的传统文学艺术作品的名单和种类。 总体来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以下一些特征:第一,通过口头传授或者模仿的方式代代相传下来;第二,反应了一个群体的文化和社会特征;第三,包含有这个群体的文化遗产元素;第四,由不知名的作者或者由群体创作的,以及经过该群体的认同由有权利、责任和被许可的个人创作的;第五,通常不是为了商业目的,而是目的在于宗教信仰和文化的表达;第六,在这个群体中一直持续地进化、发展和继续丰富。 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全部概念,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基本上是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基础上又有所提升。本文不拟在概念上进行阐述和对比。 二、以三大史诗为代表的新疆民间文学保护状况 (一)三大史诗和口头传统 1986年,由国家文化部、中国文联、国家民委、、财政部联合组织发起,实施“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编纂工程。新疆在此时也启动了该项工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费、人力,也由于翻译等原因,史诗未能纳入当时的工作视野之中。其实,史诗属于叙事诗之中,不必单列。但它有特殊的地位与价值,而且蕴藏量极丰富。单独将它结集在一起会更为醒目,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凸显它的价值与地位,“中国无史诗”之论也就不攻自破。 在中国,口头传承至今仍然是一个十分活跃、有生命力的传统。人们采用众多叙事形式与类型重新讲述古老的故事,转述个人的亲历事件,传播客观知识,评判人间是非。口头传统为人们的经验和日常知识、地方性的历史事件、传闻、幽默的智慧、道德评判和艺术趣味提供了有效的表达方式。在职业故事讲述者之外,口头传承是日常生活中与讲述活动的社会情境紧密相关的艺术。一个简单的母题可以出现在不同的文本类型当中,包括口头俗语、谚语、惯用语、笑话、轶事、故事、传说、回忆、寓言、俗谣、民歌、曲艺、手指游戏或儿歌。民间叙事的研究者、民俗学者、文学作品研究者或历史学家在研究口头传承时,依赖的是固定的口述文本。尽管仅就技术而言,当今时代具有重现声像的可能性,但是,最重要的固定文本形式仍然是书面文字。对口传内容的每一次书面转录,都意味着将口头形式转变成书面形式,由此引起的对口传内容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民歌、俗谣和其他的短小韵文等易于记忆的形式,尚可以比较容易以韵文的形式被重新转写出来,可是,对民间叙事文字的转录就相对困难了。 在西方怀疑和认为中国没有史诗的时候,中国三大英雄史诗《玛纳斯》、《江格尔》、《格萨尔》从民间横空出世,显示了中国游牧文化口传心授的璀璨,与中国农耕文化形成的文献典籍共同组成了中国悠久的文明史。同时也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对于中国无史诗的妄言。 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是古代柯尔克孜族、蒙古族人民将反抗外辱、统一部族、历经变迁的民族命运,创编成英雄豪杰征战四方、降妖伏魔、除暴安良、建立美好家园的壮丽诗篇,经历几代艺人不断增益和荡气回肠的演唱,而逐渐形成的气势恢宏的英雄史诗,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中的两部,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蒙古族的《江格尔》都以新疆为主要流传地,另一部藏族的《格萨尔》在新疆蒙古族群众中也有变体《格斯尔》流传。新中国成立以后,《玛纳斯》、《江格尔》、《格斯尔》(在藏族地区称《格萨尔》)等著名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取得重要成果。 (二)《玛纳斯》的收集整理出版和研究情况 《玛纳斯》在民间流传了近千年,在我国主要流传于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同时,《玛纳斯》也是跨国界的英雄史诗。除我国新疆地区之外,地处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有柯尔克孜族居住的地方也有流传。这都显示了《玛纳斯》的独特价值。目前,《玛纳斯》已被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名录。它是我国民间口头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是柯尔克孜族语言和哲学的典范,也是迄今为止柯尔克孜文学艺术的巅峰。 我国记录整理的、由被誉为“当代荷马”的著名“玛纳斯齐”居素甫·玛玛依演唱的史诗共八部23.6万余行。“玛纳斯”是这部史诗的总名,各部都以该部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如《玛纳斯》、《赛麦台依》、《赛依台克》、《凯乃木》、《赛依特》、《阿色勒巴恰与别克巴恰》、《索木碧莱克》、《奇格泰》。每一部都独立成章,叙述一代英雄的故事;各部又相互衔接,使全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玛纳斯》为传记体长篇史诗,人物情节、叙事结构紧密相连,谱系完整,气势恢弘。悲剧美和崇高美是贯穿始终的主要特征,这在东方史诗中是惟一的。《玛纳斯》描述了玛纳斯家族八代英雄的生活和业绩,反映了柯尔克孜人民联合兄弟民族反抗卡勒玛克、克塔依奴役的斗争,体现了柯尔克孜民族勇敢善战、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这是一部具有深刻人民性和思想性的典型英雄史诗。 生活在天山南北和帕米尔高原的柯尔克孜人至今仍传唱着本民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人们在咏唱和聆听中,寻找着祖先的身影和声音。《玛纳斯》就像一轮明月,辉映在他们头顶的夜空里,清晰地浮现出柯尔克孜人的前世今生。 现已过九旬高龄、仍健康幸福地生活在阿合奇县的居素甫·玛玛依老人是当今世界惟一可以完整演唱八部史诗的人。在柯尔克孜族民众中间,他和已经去世的另一位演唱大师艾合买提·玛木特居素甫老人深受柯尔克族族人的尊敬和爱戴。 我国对《玛纳斯》有计划的收集、记录工作始于新中国成立,对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的收集记录工作经历了三步。 第一步: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柯尔克孜语方言调查,记录了史诗的某些片断,使得《玛纳斯》从一起步就注定了不寻常。起步早、动手快、高起点,这一切为今天的申报工作在历史的那一刻都做好了铺垫。而这一切,还只是开始,以后的工作接踵而至,及时收集、整理和翻译,也使得这部史诗从一开始就幸运地得以记录和存在。 第二步:1960年,中央民族学院实习组在帕米尔高原记录了史诗的第二部,并与新疆文联的工作人员合作译成汉文、维吾尔文发表。在北京,成立了部级的史诗《玛纳斯》研究会。作为新疆的文化资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给予了高度重视。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新疆负责的《玛纳斯》工作组,对史诗进行了全面调查,初步查清了新疆境内的《玛纳斯》流布区域和玛纳斯齐的分布情况,进一步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史诗异文进行了记录、录音、整理、翻译。中央有关部门和新疆有关部门密切合作,多次组织过对史诗的收集记录和翻译工作,先后用汉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发表过史诗的某些片断。 第三步:1978年以后,对史诗的调查、记录工作又重新开始。在北京和新疆文化艺术工作者的努力下,史诗八部的记录、整理工作全部完成。198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史诗第一部第一册和第二部的第一册(均为柯尔克孜文)。1995年,整理出版了居素甫·玛玛依演唱的《玛纳斯》(柯文)八部23万余行,吉尔吉斯文版八部,翻译出版了汉文版第一部及精选片段。有关专业机构陆续启动了《玛纳斯》八部18卷和新疆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系列丛书汉译工程。2010年,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成功申报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① (三)《江格尔》的收集整理出版和研究情况 蒙古民族有着悠久的英雄史诗演唱传统。根据德国著名蒙古学家海希西的统计,迄今已经以各种方式搜集记录的蒙古史诗大约350种,其中1/3的文本被翻译为一种或一种以上的西方文字(搜集地域包括俄苏、蒙古国和中国)。这些流传至今的史诗文本,数量可观,从中可以见到许多相当古老的成分。因而有学者推断说,蒙古史诗的演唱传统至少已达数世纪之久,其源起甚至可以上溯到氏族社会时期。显然,史诗的发生、演进过程,以及史诗中所蕴涵的社会历史内容(尤其是史诗与历史人物和特定事件的关系)及其艺术技巧等问题,一直是中外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特别应当注意的是,蒙古史诗的学术研究史,若是从西方人最初的搜集工作算起,已经延续了大约200年左右。相关的学术研究著述亦可谓汗牛充栋。俄苏、蒙古国、德国等国家,都有大量的蒙古史诗研究著述相继出版。“就整个研究水准而言,中国学者的研究,无论在资料的积累与搜集资料的规范化方面,还是在探讨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还不能同国外学者已经取得的成就并驾齐驱。应该承认,蒙古史诗理论建设的主要成就是由国外的学者完成的。这即是我们颇感缺憾的地方。”② 20世纪80年代初,《江格尔》研究室工作人员深入蒙古族聚居的24个县、市,对《江格尔》进行了大规模普查,拜访加·朱乃、皮·冉皮勒、普尔布加甫、才·哈尔次合、李·普日拜等105名江格尔齐,共采录民间口头流传的《江格尔》187盒录音磁带,其中包含157种变体。还收集到了非常珍贵的《江格尔》手抄本,初步完成了对《江格尔》史诗大规模普查的历史任务。 1981年开始,一方面继续搜集《江格尔》史诗的新变体,另一方面抓紧进行对《江格尔》的整理和翻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1982~1996年,先后分几批出版了14册《江格尔》资料本,20多万行诗。1986~1990年,整理出版了70部《江格尔》文学读本三大卷,约10万行诗。为了让广大蒙古族人民欣赏《江格尔》,又将《江格尔》由托特蒙文转写成胡都木蒙文,先后于1988年、1989年和1996年分三册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组织翻译人员将《江格尔》文学读本译成汉文,分六册,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还有1996年由内蒙古科技出版社以经卷式版本影印了《江格尔》手抄本。 1982~1996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和北京先后召开了四次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之后,在历次研讨会上宣读交流和报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汇编成《江格尔》论文集,共计汉文版一册和蒙文版六册,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随着以上所述的有关史诗《江格尔》图书的陆续出版和各种活动的举办,使《江格尔》史诗在国内外文化界中已成为人人皆知的著名文化遗产之一。从而使国内外出现了《江格尔》研究热潮。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在我国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已达500多篇,研究专著近10部。 (四)《格斯尔》的收集、整理、出版和研究情况 新疆卫拉特蒙古《格斯尔》内容丰富,语言精练,几百年来这部史诗自青海流传至新疆,为适应卫拉特蒙古方言、习俗、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等,由艺人不断地进行了再创作,现已具有卫拉特化的特点,有别于其他蒙古《格斯尔》。《格斯尔》是蒙古族和藏族人民共同创作的同源异流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是世界级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格斯尔》传入新疆蒙古族民间之后,很快得到广泛流传,并与卫拉特蒙古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相融合,经过卫拉特人民的不断加工再创作,形成了具有卫拉特蒙古风格的《格斯尔》。《格斯尔》在新疆蒙古族中广为流传。党和国家一直很重视《格斯尔》的抢救和研究工作,先后把它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重点规划项目。新疆蒙古族聚居区采录到了吕日普、卓·道尔吉、吴特卡等32名格斯尔齐讲述的60多种变体,收集到托忒蒙文手抄本10册。在此基础上,以地区分册整理了4本资料本。经认真筛选和编辑、整理了12章文学读本卫拉特《格斯尔》,用托忒蒙文版和胡都木蒙文版出版。先后出版了《新疆蒙古族长诗精选》、《江格尔故事梗概》、新疆蒙古族长诗汇编《哈尔查莫尔尔根》、《江格尔论文集》(上、下册)等。还编选出版了中国社科院重点科研课题《格斯尔全书·新疆蒙古族格斯尔卷》、国家“九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格萨尔文库》第二卷《卫拉特格萨尔本》。 三、以十套集成为代表的民间文学保护状况 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首先实施“三套集成”以后,文化部配合搞了“七套集成”,最后构成了“十套集成”。新疆同样如此,新疆自治区文化厅承担了七部集成,新疆自治区文联承担了三部集成。在边疆实施这一工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在文化上具有跨境分布的特点。目前,周边的一些国家正在大力关注民族民间文化的整理,并把一些文化形式进行了注册式抢占。我国开展此项工作,不仅要抢救,还要抢先,抢先比抢救还急。否则,我们的文化主权就会受到侵害。“这种文化主权包括三个内涵:第一是创造发明权。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创造发明的;第二是所有权。我们创造的东西归我们拥有。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们的创造权和所有权分离了,我们的文物被大量巧取豪夺。第三是阐释权。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最具阐释权,而且这种阐释最具权威性。我们的文化主权曾丧失了不少。巴基斯坦在80年代就出了30卷《格萨尔》,似乎它是国际《格萨尔》研究中心。维吾尔族的纳瓦依是我们新疆维吾尔族的诗人,在中亚建有纪念馆和资料库,而我们就没有。越是开放的年代,边疆越会处在前沿。过去很多落后的边疆现在正在成为热闹的地方。这种热闹的地方,我们如果放弃了文化关注,将会遗患无穷。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主权的流失很可能导致国土主权改向,所以,对文化主权要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去认识”。③这些民族大都是跨国民族,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在同一民族中都是有流传的。过去这些相邻国家对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刊发仅限于本国,而近些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国际化,各国纷纷把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纳入到政府有组织的计划之中,呈现出同一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谁先申报出版,谁就占有主权的势态。 新疆60年的发展,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是从少到多,文化的档次、质地从低到高,文化的规模形态从小到大,这样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壮大、不断发展的过程。历经20余载有上万名专家、学者和文艺工作者参与的《中国民族民间十部文艺集成志书·新疆卷》陆续完成编纂,顺利出版,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约1600万字,被称为中国“万里长城”文化工程,包括完成的《中国戏曲志·新疆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曲艺志·新疆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华舞蹈志·新疆卷》、《中国歌剧史·新疆卷》,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艺术史上最全面的一部巨著。 国家重点艺术科研项目的《中国戏曲志·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以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等已经出版面世,因编纂成绩显著,先后两次得到文化部和自治区文化厅的表彰奖励。新疆民歌、民间故事、民间谚语三大民间文学集成编撰工作均已完成,以上成果不仅及时抢救保存了新疆丰厚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而且也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提供了借鉴。 《中华民俗大典·新疆卷》包括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满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等13个新疆世居民族的13大类民俗事象,以汉文版出版。目前,已完成了《中华民俗大典·维吾尔族卷》、《中华民俗大典·汉族卷》、《中华民俗大典·哈萨克族卷》等13个民族的卷本,总计202.42万字,并做好了出版准备。 四、其他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状况 新疆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丰富。多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自治区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抢救、保护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先后搜集、整理、翻译、出版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和乌孜别克等民族大量的民歌歌词、神话传说、民间笑话、民间故事、寓言、谚语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遗产。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根据新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特点,在县卷资料本的编纂工作中,编了四套,即故事、歌谣、谚语、长诗,共编纂出版了县卷资料本432册,其中长诗22卷,选收了长诗186部。由于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国家卷的编纂任务重,不仅作品量大,涉猎文种多,翻译的难度相应也大,直至2006年底,三卷才最终完稿。 新疆是我国少数民族民间长诗的故乡,据不完全统计,就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族就有近800部长诗。就其数量,新疆民间长诗不仅在国内,就是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相比都是独占鳌头的。长诗在维吾尔等民族中被称为达斯坦,是新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民族民间文化长廊中最璀璨的一颗明珠,是民间文学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同时又是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如果说故事、歌谣、谚语是漂泊在民间文学海洋中的一叶小舟,那民间长诗就是一艘巨轮。民间长诗可以说是民间文学的综合,它内容丰富,场面宏大,包容性强,涵盖了民间文学作品的方方面面。 民间长诗的种类较多,有创世长诗、神话长诗、历史长诗、生活长诗、爱情长诗、习俗长诗等。民间长诗所涉及的题材重大,时间跨度长,影响力强,通常以某个民族历史生活的侧面为主题,真实而又艺术地反映出某一民族的文化心理、社会背景、审美取向等。 “达斯坦”是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塔塔尔、乌孜别克族人民对叙事长诗的通称,在山林、草原、绿洲不同民族聚居区,常有年长的艺人伴着苍凉的古琴声,用委婉有致的曲调,情真意切地讲唱英雄传奇、爱情凄美的故事,观众里里外外簇拥、全神贯注倾听的场景,让人无法怀疑“新疆蕴藏着数百部叙事长诗”的推断。 第一,维吾尔叙事长诗。在民族民间叙事文学方面,维吾尔族有叙事长诗《福乐智慧》、《艾里甫与赛乃姆》、民间故事《纳赛尔西·阿凡提》。维吾尔族叙事长诗不仅数量多,题材广泛,反映了不同时代劳动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刻画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在艺术上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达斯坦”是新疆维吾尔族历史悠久的一种曲艺形式。“达斯坦”为维语,意为“叙事长诗”。作为曲种的达斯坦,是以说唱长篇韵文故事为基本特征的。叙事长诗之所以成为说唱表演的曲艺形式,是由于维吾尔族借用本民族的大型音乐套曲、古老的“木卡姆”中的曲调选段来歌唱表演的,如《艾里甫与赛乃姆》、《玉素甫·艾卖提》和《阿不都热合曼汗·霍加》、《好汉斯依提》等。民间传唱的达斯坦曲目虽然成百上千,但以曲本形式被记录下来的并不多。哈喇汗王朝时期,麻赫默德·喀什噶尔里记录了《阿里普阿尔图阿》、《比凯希阿尔斯兰王子》,拉布胡孜记录了《玉素甫与孜来哈》等。叶尔羌人玉素甫阿吉于明弘治、正德年间(15世纪末)完成的《艾里甫与赛乃姆》是只唱不说的曲本。清乾隆二年(1737),维吾尔人肉孜·买买提抄录的《艾里甫与赛乃姆》是一种说唱形式的维吾尔达斯坦,叙说部分442行,叙唱部分1262行。清光绪六年(1880),由无名氏抄录的《艾里甫与赛乃姆》,是完全演唱的维吾尔达斯坦,至今仍在莎车地区广为流传,被视为维吾尔达斯坦的代表性曲目。此外,还有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热比亚与赛丁》、《帕尔哈特与西琳》。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维吾尔族达斯坦选集。据初步统计,已发表的达斯坦达110部,《福乐智慧》是喀喇汗朝的著名长诗,由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于伊斯兰历462年(1069)撰成,曾献给喀什噶尔的统治者桃花石·布格拉汗。全书共85正章、3附篇、13290行,采用阿理孜格律写成。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福乐智慧》用清新、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述难懂、抽象、枯燥的哲学概念和伦理思想,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该书散文体序言作者说:“秦国和马秦国的学者和智者都同意这一点:在东方,在整个突厥斯坦未曾有人用布格拉汗的语言,用突厥人的语言创作出比此书更好的作品。此书在各国因其十分有用而有不同名称。秦人称其为《王君之宝鉴》,马秦人称其为《国家之眼睛》,东方人称其为《统治者的装饰》,伊朗人称其为《突厥王书》,一些人称其为《劝王书》,土兰人称其为《福乐智慧》。”这充分说明了《福乐智慧》的影响力。 《福乐智慧》原本已佚,现存三个抄本:回鹘文抄本,一作赫拉特本或维也纳本;苏鲁斯体阿拉伯抄本,又作开罗本;纳斯赫体阿拉伯字母抄本,又作纳曼干本或费尔干那本。 第二,哈萨克叙事长诗和达斯坦。哈萨克民间文学中,民间达斯坦和阿肯阿依特斯是最优美的形式。哈萨克民间达斯坦数量之浩繁、内容之丰富、语言之生动流畅、思想性与艺术性之高深,是哈萨克族的真实写照,表现了哈萨克族人民的风格、气质、社会结构、生活特点、民俗风情。哈萨克民间达斯是在哈萨克族古代神话、传说、诗歌、谚语和故事等民间文学丰厚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哈萨克人民丰富的民间文化财富,据统计,哈萨克族有200多部长诗,它包容了哈萨克族古代历史、生活各个方面,成为哈萨克族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语言、哲学、宗教、军事、美学、习俗的百科全书。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可分为英雄史诗、爱情长诗、历史长诗、长诗新编(黑萨)等。而哈萨克族阿肯阿依特斯是勤劳的哈萨克人,以奇特的智慧和饱满的感情创造了光辉的草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哈萨克族用阿肯阿依特斯(对唱)艺术歌唱真理、忠诚、美好、友谊、智慧和才能,用尖锐的语言批判和揭露残忍、愚昧、懒惰、不平、剥削等社会的阴暗面,表达了人民的共同心愿,表达了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对未来的无限期望。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和哈萨克阿肯阿依特斯带着哈萨克歌的魅力和草原文化内涵广泛流传和保存于民间,以口述的方式一代又一代传播到今天,成了哈萨克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群众性精神文化。 在哈萨克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演唱叙事长诗既是一种娱乐方式,为家庭聚会、群众聚会增添喜庆、欢乐的气氛,也是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他们从各种题材的叙事长诗中了解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礼仪等。所以,“汉族把历史写在了书中,哈萨克族把历史写在了阿肯的嘴上”。逐水草而居的哈萨克族人构成了具有浓郁草原特色的民俗和民间文化,其中,哈萨克族达斯坦就折射出了哈萨克族人的智慧,是该民族文学作品中最优美的形式,也是哈萨克族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它是在哈萨克族古代神话、传说、诗歌、谚语和故事等丰厚的民间文学基础上形成的,反映了哈萨克族宗法社会制度、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的特点,还有一些草原上不成文的习惯等。 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和阿肯阿依特斯在国外主要分布和流传在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地,在我国主要分布和流传于伊犁州、博州、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等哈萨克族聚住区。在国外,对民间达斯坦和阿肯阿依特斯保护工作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就相当广泛地开展,随着沙俄进入中亚地区,俄罗斯学者和哈萨克学者开始搜集、整理和研究并刊印出版。到了20世纪初,民间达斯坦和阿肯阿依特斯内容更是得到大规模地搜集记录和归档。仅在哈萨克斯坦阿乌佐夫文学艺术研究所的手稿档案资料中就保存着成千上万行的记录资料。在我国,对民间达斯坦和阿肯阿依特斯搜集、整理、出版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少量地进行了民间调查、记录工作。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与整个民间文学工作一样,对民间达斯坦和阿肯阿依特斯内容的搜集、整理、出版、研究工作得到迅速发展,大量的民间达斯坦和阿肯阿依特斯得到搜集。并在搜集和发表民间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开始了分类单行出版工作。按国家计划和兄弟民族的“四套集成”(民间长诗、传说故事、民歌、谚语集成)一起被纳入了科学轨道。随着“四套集成”工作的顺利进行,哈萨克民间达斯坦和阿肯阿依特斯的搜集、整理、出版的水平更进一步发展。出版了第一、第二卷《哈萨克阿肯阿依特斯选集》。现在正准备出版第三届阿肯阿依特斯选集英、汉、哈文本。2009年出版了《哈萨克阿肯阿依特斯选集》汉译本第一集。2010年,新疆文化厅艺术研究所主编,交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哈萨克族阿依特斯论文集》。 新疆今后还将翻译出版《哈萨克民间达斯坦》2~10卷、《哈萨克阿肯阿依特斯选集》2~10卷,并力争把《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工程系列丛书》打造成弘扬少数民族精品文化和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精品工程。新疆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工程叙事长诗系列《哈萨克民间达斯坦》(第1卷)、《哈萨克阿肯阿依特斯选集》(第1卷)举行发行仪式,这标志着新疆首批哈萨克族文学艺术作品汉译版正式面世。 在哈萨克族漫长的历史上,叙事长诗记录着民族历史和自身的符号,是哈萨克族重要的历史记忆。 尽管叙事长诗起源于何时尚无定论,但人们相信,哈萨克族民间达斯坦是与哈萨克民族的生活、历史同时产生和发展的,是在哈萨克族古代神话、传说、诗歌、谚语和故事等民间文学丰厚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哈萨克人民宝贵的民间文化财富。根据目前的调查,哈萨克族达斯坦有300多部,可以分为英雄长诗、历史长诗、爱情长诗和长诗新编。如10世纪前后流传于锡尔河流域的《霍尔赫特祖爷书》、产生于10纪弘吉剌惕部落的《阿勒帕米斯》、产生于12世纪克普恰克部落的《库布兰德》、产生于14世纪金帐汗国时期的《英雄塔尔根》、产生于13世纪的《克里木的四十个英雄》、产生于15世纪前后的《勇士康巴尔》等。爱情长诗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英雄长诗产生的年代,最晚延续到了历史长诗形成的时期,如《阔孜情郎与巴艳美人》大约形成于10世纪,《吉别克姑娘》形成于18世纪后期。有一部分爱情长诗是突厥语族的几个民族共有的,如《居素甫与孜来哈》、《阿衣木与哈丽玛》、《莱丽与麦吉侬》;而《阿依曼与巧丽潘》、《玛克帕勒姑娘》、《萨丽哈与萨曼》等是哈萨克族特有的。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2~2000年出版了7辑《哈萨克民间爱情长诗》。 20年前,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新疆哈萨克族居住的28个县内搜集了大量的达斯坦,并出版了36本县卷本,都是靠录音磁带听写编辑的,由于当时没有对于田野作业的认知和技术支持,没有录制演唱现场和背景的录像、录音等,这是一个遗憾。 第三,柯尔克孜族的史诗。柯尔克孜族史诗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民间文艺家们辛勤努力,目前已经收集到了百余部。与本民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比较,这些长诗篇幅显得短小,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的人物也出现在《玛纳斯》当中,所以人们又把这些长诗称为“肯杰叶普斯”,即“小型史诗”。 柯尔克孜民间长诗可以分为英雄长诗、爱情长诗和神话长诗三种类型。这些民间长诗的演唱者,柯尔克孜称为“交莫克秋”,柯尔克孜族演唱民间叙事长诗的形式分为三种:其一,以散文讲说形式表演民间长诗内容的,柯尔克孜族称之为“觉交莫克”。它是由一人表演,没有乐器伴奏,全凭即兴发挥和语言感染力征服听众。如昭苏县阿克苏乡的尕吾特巴衣,他是北疆地区觉交莫克的代表艺人。他讲说的《布达依克》(鸟王凤凰)等20余部曲目,篇幅宏大,结构严谨。阿合奇县的苏里坦·阿里讲说的《江娥勒·木尔扎》等数10部觉交莫克,在南疆最负盛名。其二,以讲说为主夹杂少量韵文说唱的表演形式,柯尔克孜族称之为“交莫克”。这种说唱交莫克由一人表演,不要乐器伴奏。用散文叙述故事情节,以散板节奏的韵文演唱表达人物的对话与独白。乌恰县的拉利坎是继承了说唱形式交莫克的代表性女艺人,她的代表曲目是《库尔曼别克》等。其三,以完全韵文演唱形式表演民间长诗的,柯尔克孜族称之为“琼交莫克”。18世纪柯尔克孜族皈依伊斯兰教后,借用波斯语,把“琼交莫克”也称为“柯尔克孜族达斯坦”,把其演唱者也称为“柯尔克孜达斯坦奇”。代表性艺人有阿合奇县的居素甫·玛玛依,除了《玛纳斯》,他还演唱《艾勒托什吐克》、《库尔曼别克》、《江娥勒·木尔扎》等10多部作品。另有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托略克·托勒汗,他演唱的代表作有《阿拉西汗》、《英雄比什凯克》、《叶山凯勒德》等30多部。另外,乌恰县黑孜苇乡的艾什玛特·玛买特,他的代表作有《库尔曼别克》、《库交加什》、《加尼什·巴衣什》、《布达依克》等。“琼交莫克”的唱词多为七八音节为一行的韵文体,不定行成韵(或换韵),重首韵,有尾韵。一唱到底,无散白。每部长诗都有自己专用的曲调,而专用曲调在演唱时又可即兴发挥。 天山区域是个开放性的区域,交通比较方便,柯尔克孜族各部落之间的联系也比较密切,民族文化尤其是达斯坦革新与变化的速度很快。而帕米尔相对较为封闭,这一区域的民众就较为完整地保存了自己原有的风俗习惯、语言特征和民间文学。群山环抱、空气稀薄也成了保存柯尔克孜族达斯坦最古老的宝库。与维吾尔族混居在南疆叶城一带的柯尔克孜族人日常都说维吾尔语,他们已忘记了母语,但在表演达斯坦时,他们却用柯尔克孜语。塔什库尔干的柯尔克孜族歌手在演唱时,故事部分使用的是柯尔克孜语,但诗歌部分,却掺杂使用了维吾尔语和乌孜别克语。 第四,锡伯族的史诗。锡伯族的史诗《西迁之歌》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记述了锡伯族先民自东北跋涉、千里迢迢至伊犁河畔屯垦戍边的故事,悲壮的曲调拉开的一幕幕艰辛的迁徙场景,激励着一代代后世子孙。阿凡提·纳斯尔丁是维吾尔族等民族经年累月塑造的机智人物形象,用这一名称编创的一则则嘲讽邪恶、愚弄权贵、伸张正义、倡导公德的幽默故事,令人忍俊不禁,风靡天山南北。 第五,维吾尔族的《维十二木卡姆》。在灿若星辰的新疆民间文艺画卷中,《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人民在古老的韵律和俗乐基础上,伴随着音乐、舞蹈和文学的发展,不断汲取时代生活内容和民间娱乐形式,历经千百年磨砺而形成的大型歌舞套曲,享有“百科全书”、“音乐之母”的美誉。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是中国新疆各维吾尔居住区的各种木卡姆的总称,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现代维吾尔语中,木卡姆一词主要是指“大型套曲”。此外还有法则、规范、曲调、乐曲、散板序唱(奏)等多种含义。就特定的文化语境而言,木卡姆已经成为包容文学、音乐、舞蹈、说唱、戏剧乃至民族认同、宗教信仰等各种艺术成分和文化意义的词语。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在历史长期演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主要有十二木卡姆、刀郎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目前在新疆各绿洲流行的多种木卡姆,都与《十二木卡姆》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流传北部的《伊犁木卡姆》是《十二木卡姆》的直接传承。其他绿洲由于地域相对独立,其歌舞在接受《十二木卡姆》的同时,显现出文化的主动选择,这就是乐队组合、主奏乐曲的使用、歌词内容的取舍和发展上又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新中国成立之初,来自北京的文艺工作者与新疆文化部门,共同着手对维吾尔族木卡姆等民间文化遗产进行整理。通过对木卡姆大师吐尔地·阿洪等民间艺人传唱的记录,抢救性地保留下一批民间艺术资料。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近50多年以来,维吾尔族民间音乐始终以“半口授半定谱”的传承方式平行传播着,随后才是完全定谱阶段,而对已留下的《十二木卡姆》的录音从结构上进行推断,存有明显缺漏。目前,已出版的几种维吾尔木卡姆,都未做到“音谱同步”。学唱和研究各种维吾尔木卡姆的可靠版本尚待编撰。 新疆艺术学院、新疆木卡姆艺术团等高校和文艺团体相继成立。这期间,新疆创作演出了大型维吾尔族木卡姆歌舞《且比亚特木卡姆》、民族交响音乐《木卡姆变奏曲》等一批优秀剧目和节目,整理录制了木卡姆音乐共12部盒带。同时出版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丝绸之路音乐文化》、《哈密木卡姆》、《刀郎木卡姆》等书籍和光盘。来自新疆专业艺术团体和民间的艺人多次在国内外演出,扩大了新疆文化艺术在世界上的影响。 1992年11月,国家民委、文化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北京联合主办了木卡姆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维吾尔木卡姆展览、《且比亚特木卡姆》歌舞晚会和木卡姆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1997年7月,自治区文化厅在乌鲁木齐举办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成果展。2003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文化部、财政部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全国首批10个试点之一。目前,全疆已经组建四个木卡姆传承中心、传承点,制作维吾尔《十二木卡姆》多种音像制品,开展木卡姆艺术进学校、进课堂,编撰出版《丝绸之路新疆传统文化丛书》之《木卡姆》、《解读维吾尔音乐珍宝木卡姆》、《刀郎木卡姆的生态与形态研究》、《中华瑰宝——维吾尔木卡姆》、《高空勇士阿迪力》和《中华舞蹈·新疆卷》等多种介绍维吾尔木卡姆的书籍。2003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被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首批试点项目;2005年,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第六,汉族、回族、锡伯族共同创造的新疆小曲子。“新疆曲子”是汉族聚居的乡镇普遍流行的说唱艺术,自清朝中期以降,经久不衰,至今已成为新疆特有剧种。新疆曲子剧俗称“新疆小曲子”,是由陕西曲子、青海平弦、兰州鼓子、西北民歌等流入新疆后,融合了新疆各民族的音乐艺术,而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戏曲剧种。主要流行于东疆的哈密、巴里坤,北疆的乌鲁木齐、昌吉州、伊犁地区、塔城地区和南疆的库尔勒、焉耆等地,是由新疆汉、回、锡伯等民族共创共享的地方戏剧剧种。传统剧目有《张琏卖布》、《拾玉镯》、《三岔口》、《虎口缘》、《十字坡》、《牧童与小姐》、《老少换》、《虎口缘》、《李彦贵卖水》、《杀楼》、《坐楼》等。 新疆曲子剧产生于民间生活,具有很强的民间性和地方性。解放后,在有关部门扶持下,这一剧种又有新的发展。同时在音乐唱腔等方面均有所创新。 五、新疆民族民间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步走向全社会 2005年底,新疆启动了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覆盖面最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经过普查,3772项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项目已获确认,其中少数民族项目占95%以上。如今,新疆已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52项,自治区级185项,地(州、市)级535项,县(市)级2480项。 现在,新疆已经初步建立了自治区、地(州、市)、县(市)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由原来的局部、单一保护转向整体、全面保护。国家和新疆两级财政每年拨付1000万元用于新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同时,新疆已经建立了自治区、地(州、市)、县(市)、传承单位和传承人四级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网络,全疆拥有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构72个,拥有各类专业传承中心22个、传习所28个。 在新疆自治区文化厅、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的努力下,2006年、2008年,63项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别列入第一、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努力使得新疆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得到了有效保护,民间文化艺术得到了薪火相传。此外,中国新疆维吾尔麦西热甫申报成功为联合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出台;2011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保护条例》出台。这几项法规的出台成为新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法律依据。 尽管如此,新疆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形势依然严峻。许多民间文化艺术项目都面临着“人亡艺绝”的局面。“从目前看,日益发展的交通、通讯、电视和市场经济以其庞大的力量和渗透性,成为打破封闭和实现现代化的马前卒,扩大了时空的交流程度,新疆各个绿洲相对孤立和封闭的状况日益解除。现代文明的气息动摇了几千年形成的传承机制。民间聚会规模也随之越来越小,都使许许多多的民间文化艺术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狭小,同时还面临发生着变异的危险。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急功近利成为普遍心态。这一社会氛围,不利于整个社会关注传统文化以及保持传统文化的相对稳定和逐年积累。经济发展的‘向前看’导致了社会容易引发‘失忆’状态。如何改变这些困境,保证文化原生态都是一个艰难的考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怀和集体温暖。”④ 新疆民间文化博大精深。它们大多存续和生活在新疆诸多少数民族的农舍与毡房中。无论男女老少,“只要你用的是一颗善良的心走进新疆,新疆就会毫不吝啬地把它的无与伦比的博大注入你的骨血,使弱者变得强大,使强者变得悲悯。如果有一天你经过艰难攀登登上了新疆的某一座大山大岭,那是你的幸运,但要小心,千万不要以为你征服了什么。新疆的大山大岭是不可征服的。新疆的大山大岭和西藏的大山大岭一样,是人类梦寐以求却永远也达不到的高度:永恒”。
中国电影史论文: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历史讲述方式的流变 [摘要]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对历史的讲述由外观描述逐渐走向深度反思,这在抗战题材影片中表现尤为突出。起初,影片多采用零聚焦叙述视角描绘宏大的战争场面及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战,以确证共产党领导的合理性及新政权的合法性。进入90年代,受市场化趋势影响,我国电影多以戏讽之姿迎合观众而轻于历史反思。新世纪以来,我国电影终于站到人性高度反思历史,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共通感来解读历史与战争。 [关键词]中国电影;抗战题材;历史讲述方式;流变 电影对历史的叙述主要通过影像来实现,但对历史脉络的把握仍具有鲜明的文学性,所以,我们可借用叙事学理论来讨论电影是从什么视角、以什么方式讲述历史的。本文主要以建国以来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对历史的讲述主要采用过哪几种方式,讲述方式的改变是基于什么原因以及这种改变具有什么意义等问题。 笼统地讲,叙事视角有三种:全知视角(无焦点叙述视角)、内视角(内聚焦叙述视角)和外视角(外聚焦叙述视角)。全知视角,顾名思义,即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在作品中,全知视角下的叙述者所知所想范围要大于人物本身的所知所想。换言之,叙述者可以讲述故事中人物不知道的事情。古代话本小说中的说书人一般都采用全知视角来讲述故事。在内视角和外视角叙事中,叙述者不再全知全能。外视角视域下的叙述者“严格地从外部呈现每一件事,只提供人物的行动、外表及客观环境,而不告诉人物的动机、目的、思维和情感”[1]32。在内聚焦视角下,“每件事都严格按照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它完全凭借一个或几个人物(主人公或见证人)的感官去看、去听,只转述这个人物从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内心活动,而对其他人物则像旁观者那样,仅凭接触去猜度、臆测其思想感情”[1]27。理论上我们可以对三种叙事视角分别予以厘清,但在实际操作中,创作者往往很难一种视角一以贯之,而常常是多种视角交替使用。 尽管如此,受政治意识形态、主题类型及表现方式等因素影响,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的影片在呈现历史事实时还是具有一些可供描述的共同特征的。具体而言,建国后直到90年代初期,我国电影多采用全知视角,穿插使用内外视角,如影片《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90年代之后,我国电影创作逐渐走向繁盛,不仅题材变得多样化,就是同一种题材也出现了不同的叙述视角及反映方式,例如,《黄河绝恋》《举起手来》《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影片都在叙述抗日战争那段历史,但由于叙述视角的不同,最终呈现的艺术效果便截然相异。对于这个问题,本文拟选取几部具有代表性的影片予以分别探讨。 一、《地道战》《地雷战》: 以宏大叙事高亮共产党战士建国后,我国出现了大批以战争历史为题材的电影作品,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地道战》和《地雷战》。上映于1966年的《地道战》讲述了河北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道战略战术击退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追寻影片叙事节奏我们不难发现,冀中地区高家庄人民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利用地道战术成功突破日军的围攻,关键在于党支部书记高老忠和民兵队长高传宝的指挥和领导。通过一次次惊险的脱险场面,地道战的主要领导人物高老忠和高传宝的形象便脱颖而出,深深印在了观众的脑海中。与《地道战》相似,《地雷战》也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胶东抗日根据地旁的赵家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雷战术打败日本人的故事。与此类影片相似的还有电影《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这类叙事一般都以塑造共产党人英勇、光辉、高大的形象为旨归,所以又被称为“红色经典”。这些作品塑造的形象常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共产党人各个英勇无畏,国民党各个见敌鼠窜,日本士兵则各个凶狠、残忍,杀人不眨眼……总之,这类影片在塑造人物、重述历史时表现出了一定的程式化和规约性。这极大地钳制了作品对更鲜活内容的吸收,因而难以长时间吸引观众,对历史的表达也容易趋于程式化。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尤其是十七年电影中对抗战生活的这种零聚焦叙述,有论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战争电影的叙事基本以零聚焦叙事为主,民族史诗般的宏大叙事、用电影来激励民族自强精神、来凝聚民族团结奋斗意识等,这些是特殊历史时期(战争、冷战)民族、国家,甚至个人的必然的选择”[2]。对于这种看法,本文不敢苟同。我们可以从创作时间上看一下,《地道战》上映于1966年,《地雷战》上映于1962年,当时,国内各种战争都已结束,新中国也已经建立起来,国家所面临的是整顿和建设,而非对敌斗争。不过两部影片的确取材于现实生活,据资料显示,《地道战》故事主人公高传宝,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该原型人物叫刘傻子,是一位农民,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略带鲁莽气的人物。所以,与其说十七年时期的影片,像《地道战》《地雷战》等,是为了团结人民、凝聚战斗力,不如说,是为了凝聚民心,提醒人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新生活,从而也给新政权唱起了赞歌。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影片极大地鼓舞了人民当家做主建设新家园的勇气和信心。在忆苦思甜中,共产党的合理性及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的合法性便得到了确证。 与《地道战》《地雷战》同时期,还有一种类型的影片,它们往往借助儿童视角来叙写战争历史,刻画儿童在抗战过程中的英勇、机智,如影片《小兵张嘎》(1963)和《鸡毛信》(1954)。儿童的参与及儿童视角的介入丰富了残酷的战争生活和场面的书写,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战争的残酷性,但是,细观这部分影片就会发现,影片中的儿童无一例外地具有超出其年龄的成熟、机智和勇敢,《小兵张嘎》中的张嘎子,不仅跟着抗日,还可以用自制的假抢缴获敌军的真枪;《鸡毛信》中的海娃利用身边的绵羊成功地掩护了重要情报。儿童天生的天真无邪褪去了,代之以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成熟、机智,而且,在建国后十七年电影中,几乎所有儿童都被剔除了那种年纪本该有的天真可爱、不谙世事。这种类型化的表现方式值得我们思考。 总之,本文以为,仍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民对抗战历史的述说因为过分激动和兴奋而失去了合适的分寸,换言之,对那段艰苦的战争生活的回忆中已经加进了述说者当时的情绪和感情,从而免不了一定的夸张和虚化。加之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反映生活时本身也允许一定的虚化和夸张。另一方面,对于电影中儿童形象的处理,我们可归于宏大叙事使然。影片中情节的处理、人物的塑造都应服从于宏大叙事对新政权合法性及共产党领导权合理性确证的要求,所以,才导致儿童形象的类型化和过度成熟化。 二、《举起手来》系列影片: 外视角下戏讽日本士兵2005年,由冯小宁导演的喜剧电影《举起手来》多采用外视角,影片以小薇的口吻讲述了自己姥姥的抗战故事,这一叙述视角也就决定了小薇只能讲她曾听到的,她没听到的内容一律不能讲。而且,影片也只能聚焦于人物的动作行为,而极少展现其内心活动。讲述人讲述别人的故事,这样的叙事“带着一种展示的目的,要把一个引起叙事者兴趣的故事展示给观众,以引发观众产生和叙事者相同、相近的兴趣”[3]43。而且,这种叙事态度“意味着叙事者已经胸有成竹,因而他有意要把所叙述的那一段生活从总日常生活里挑拣出来,并有信心期待着观众和他一起肯定那段生活中不同寻常的一面”[3]44。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电影《举起手来》虽然讲述的是严肃的抗战故事,但却采用了喜剧手法。 与《红河谷》《黄河绝恋》对历史的深度反思不同,《举起手来》是冯小宁导演模仿西方现代主义“黑色幽默”的一部电影。影片中潘长江饰演了一位罗圈腿加外八字儿脚、斗鸡眼儿、个子矮小、蠢笨胆小的日本士兵。影片对这位呆傻士兵的塑造主要通过其外在行为动作来实现,他的滑稽、蠢笨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据统计,《举起手来》连续六年获全国放映场次第一名,可见其反响之不一般。大笑之余,我们不禁要问,创作者为什么会创作这么一部作品?其价值意义何在?如果只是像本片导演所言,“拍电影的初衷,不是为了获奖,不是为了大票房,为的是老百姓有个值得看的、开心的电影看”[4]。那我们不禁要反问,老百姓值得看的电影类型、题材有很多,为什么非得拿抗战题材开涮呢?抗日战争作为中国人民近现代历史上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可以用来这样玩耍吗?正如有论者所言,“把凶残的敌人弱智化,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歪曲,既然敌人是那样的可以任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那样的不堪一击,那么我们为何用八年之久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5] 其实,对日本士兵形象的非真实描写在我国艺术中由来已久,文学中、电影中都不胜枚举,比较常见的是把日本兵描写成凶狠异常、杀人不眨眼,凸显其人性中“恶”的一面,这样的例子在我国的电影中有很多。20世纪30年代的《风云儿女》《热血忠魂》,40年代的《东亚之光》《日本间谍》,80年代《一盘没有下完的棋》,90年代的《红河谷》《黄河绝恋》等都是对日本人做这种处理的。在这种表现日本人凶残、险恶的描写背后,我们能够读出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而且,很显然的,抗战时期的中日力量对比中,日本明显居于强势一方,而我们则属于被侮辱、被损害的一方。对于受害者而言,施暴者形象往往倾向于凶狠、恶毒,毕竟,家仇国恨是深入骨髓的。 《举起手来》系列电影与上述影片对日本人的定位截然有别。在那些影片中,日本人的形象尽管可恶,但力量的悬殊让我们内心总觉得日本人形象是高大、彪悍的,是需要仰起头来看的,尽管我们并不乐意这样。而在《举起手来》系列影片中,日本人变成了身形越来越小、精神越来越猥琐、智商越来越愚蠢的呆傻之人,这样,在国人和日本人的对视中,我们就可以俯下身子观看,巨大的落差会给观看者带来莫名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对于我们抚慰战争造成的创伤、提升民族自信确实很有好处,它让我们暂时忘却那段屈辱的历史,而代之以自信和愉快。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却会扭曲大众对抗战的认知,消解民族的历史记忆。有学者针对这种现象说:“当代中国并不缺乏抗战文学,但言说对象的痛感逐渐被舌头的快感所取代,暴力、苦难和耻辱的内涵被抽空,成为到处可以飘扬的词语唾液,这种祥林嫂式的‘过度言说’不但无力呈现历史的伤口,反而稀释了其中的残酷性。”[6] 作为一个曾拍出多部深刻反映抗战历史题材影片的严肃导演来说,冯小宁为什么会接拍《举起手来》系列电影呢?难道只是为了拍出一部适合观众观看的电影?为什么非要以消费历史、消费国殇来向观众靠拢呢?本文以为,我们应从这两部影片拍摄的时代背景中寻找原因。《举起手来》拍摄于2005年,《举起手来(之二)追击阿多丸》拍摄于2010年,两部电影均诞生于新世纪电影市场全面勃兴之时,挣脱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电影业由于实行了全面的市场化,所以,经济诉求成为支配电影创作的重要因素,在票房收入的牵引下,有观众有市场就是好电影的电影创作观念成为创作者的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举起手来》等戏讽日本士兵、调侃抗战题材等举动也就顺理成章了。 以《举起手来》为代表的一部分戏讽日本士兵、戏说抗战的影片虽然可能带来高票房,但是,毕竟回避了对历史的反思而显得缺少深刻性。历史成为过去,但对历史的反思却绝不能因此而停止,所以,这类因戏说而缺少必要反思的影片注定成不了主流。继《举起手来》等影片之后,出现了一批认真对待历史、反映抗战历史的影片,如《南京1937》《南京!南京!》《斗牛》等,在这些影片中,对历史的叙述往往由故事亲历者自己来完成,这样,叙述者与故事人物几乎是合二为一的,这种内视角的审视在还原历史的同时,更增加了一份历史的厚度和人性的高度。 三、《南京!南京!》: 内视角自审中尽显人性魅力 以对《南京!南京!》的分析为例。与以往讲述抗战历史的影片不同,电影《南京!南京!》主要通过战争亲历者的直观感受和内心世界的情感变化来显示战争给无辜百姓带来的灾难,在这里,不仅仅是中国公民,即使是日本士兵,心灵也经受着震惊、冲击甚至崩溃的起伏变化。影片中,日本士兵角川目睹了无辜百姓的惨死,在生杀面前,他选择依从自己的内心,放走小豆子等中国难民,并以自杀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救赎。 本文之所以选取《南京!南京!》这部影片作为勾勒中国电影书写历史方式流变中的一环,是因为它与之前反映抗战题材的影片在放映方式上有了新的突破。不同于十七年影片中对我军高大形象的过分塑造及日本人形象的丑化、凶残化,也不同于《举起手来》等喜剧影片对历史的戏说和对日本人的戏讽,《南京!南京!》开始抛开个人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情感,以一种更加公平、公正的心理、态度来对待抗日战争以及敌我双方,应该说,这是中国电影的一种巨大进步。 在电影《南京!南京!》中,不仅共产党的形象很正面:积极抗敌,浴血奋战,国民党的形象也得到了较为公正的书写,刘烨饰演的陆剑雄作为国民党军官,同样在浴血奋战、一致对敌,较为客观地看待国民党在抗战过程中的作用和努力。影片中的日本人,不再像之前影片所塑造的,是杀人狂魔、凶残嗜血的,而是将日本人还原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会坚强也会害怕的活生生的人。角川在战争中也会因害怕杀人而感到恐慌,对慰安妇也会像对其他女性一样表现出男性应有的忠诚和关爱,对自己误杀的女孩也会感到犯下罪过而跪地谢罪。总之,一边是军国主义所鼓吹的推进文明、缔造繁荣,一边是无辜百姓惨死、横尸遍野,面对这样的惨状,日本士兵也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艰难抉择,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角川选择了用生命去捍卫正义和光明。 四、结语 总之,通过对几部抗战影片的具体分析,我们已经大致勾勒出了我国电影艺术自建国以来对抗战历史的书写轮廓,也许没有像电影年鉴那样精细,但至少可以表明,我国电影在抗战题材的表现上,已经开始学着用一种更加平和、公正的心态去看待那段历史,评判历史中敌我的是与非。 最后,笔者试图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我国电影中历史书写方式不同产生的原因。 建国后,十七年电影中共产党人之所以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技术过硬(精通战略战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思想立场坚定(誓死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完人形象,而日本士兵每每都是凶狠、恶毒、杀人不眨眼,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抗战时期日本人的确犯下了滔天罪行,八年的浴血奋战所积累起来的仇恨情绪不可能因为抗战的胜利而被瞬间抹消,电影对我军的美化及对日军的丑化符合当时人们普遍的心理预期。其二,本文所选取的影片都是建国以后拍出的,仍然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们由抗战时期的自卑瞬间变得自恋起来,而且这种自恋是民族性的、国家性的。处于自恋中的民族对此事件的把握自然免不了一定程度的自说自话。再者,由于距离那段历史太近,因而尚且来不及反思,即使反思也很难达到一定的高度,毕竟,观念的转变是需要生活阅历的积累作为支撑的。 对于《举起手来》这些以喜剧形式反映抗战历史的影片,本文以为不需要探究太多,票房、经济利益是牵动此类影片创作的内在驱动力。 至于新世纪以来所出现的抗战题材影片,本文以为,经过时间的淘洗,对历史的把握相对来说就比较客观、冷静了。战争的创伤相对褪色了,人们逐渐能够暂时跳出个体性、民族性的伤痛,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分析敌我的是与非,从而也就抛开了正与邪、是与非这种大是大非的非此即彼式论断和想法,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共同感来理解这场战争。应该说,这是比较可取的。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元素在中国电影中的应用 【摘 要】中国特色电影与国外电影的区别主要在于中国电影大块大块的文化空白现象,以及其造成的架空历史,失去历史本身的神韵。 【关键词】历史元素;中国电影;文化;内涵缺失 中国特色电影,尤其是富含中国元素的电影很大部分都会或多或少的与封建制度产生一定程度的联系,但优秀电影中的元素应用并不一定能够时常发生。电影中文化内容的缺失造成了中国电影大块大块的文化空白现象,越来越多的中国大片开始了对于空间的想象,但往往过于丰富的想象内容更易于架空历史,失去历史本身的神韵。 张艺谋曾表示,作为中国导演,拍摄武侠片是早有的梦想。“武侠”二字可以分开来解析。武,只要能够寻得一味动作指导,那么在电影中的武便可以淋漓尽致;但侠的概念处理却不能如武一样草率。侠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形象出现,起自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他们的最大特征,莫过于以民间身份和个人能力,表达对举凡官府、豪门、巨富等强势力量的反抗。荆轲的刺杀行动被后人赋予的侠义色彩,是因为他既受太子丹之托而带有政治动机,也不排除个人拼死一搏以拯天下的责任感使然。侠为何物?除了以武犯禁,更代表了一种个体对强势压迫的反抗,象征着一个民族精神得以延续的生命力。但电影中的荆轲的形象与行为已经逐步的被荒诞化了,到了张艺谋的《英雄》,刺杀计划竟然夭折了。不管是谁刺秦,都应该是一个反抗的故事,而电影一部又一部,反抗的精神内核被抽离得越来越少,直至张艺谋这里,反抗反倒成了反动。张艺谋的不少作品都围绕着“反抗”的命题,从《菊豆》到《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而在《秋菊打官司》里,“反抗”已在结局里背上了道德歉疚的包袱。张艺谋式的“反抗”,是注定无望的,图有其表的,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的。但是,《英雄》连反抗的合理性也做出了明确的否定,或许亦是张艺谋思想的发展必然。这样的精神境界,使得张艺谋的刺秦只有武,没有侠,这对于中国传统武侠片不得不说一块很大的遗憾。 在张艺谋的另一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封建社会那种压抑人性的森严制度,每个人都在这种天方地圆的制度中喘不过气来,甚至如王后般被合理合法的杀戮,深宫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感情,爱情,但在那里不敢宣扬声张,只能隐秘的做别人眼中偷鸡摸狗的小人,他们都不敢反抗制度,也不会成功。最后他们要么在那种窒息的制度中苟延残喘,要么被扼杀。王后这个看似邪淫的角色,其实并不客观。深宫禁不住欲念,王后与巷陌市井的女子亦无差别,期待男人温厚的怀抱和家常的亲近。但在深宫之中的王后除去压抑什么也得不到。她用最近的水解最近的干渴,甘霖遍体之后才惊觉,一切濒于坍塌。她努力抓住一个希望,冀求要么和他冉冉升起,主宰命运和家国,要么和他倚靠一起,沉入命运的泥沼。女人固执的希望,有时候是巨大的灾难,尤其当她无法倚靠那个幻想中可能倚靠的男人。除了王后,还有宫外怨气深长的妇人内院俊俏机敏的宫娥,他们齐齐被命运扯住,狂暴地踩踏,最终留给王后的不过就是森严封建制度下的死亡而已。 关于中国传统历史元素,五花八门的应用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一些单纯利用历史背景做幌子来赚取票房关注度的片子,但终究这些片子由于其情节单薄,主题空虚而备受争议。追求商业化,影像、画面形式美,且明星云集,这些固然能够是一部好电影的必备条件,但仍然无法掩盖其内容主题的缺失和空白。“《英雄》故弄玄虚的讲述刺杀秦王的简单故事,《夜宴》太子向篡位娶母的叔叔复仇的故事,是《哈姆雷特》的翻版,《无极》王妃与北公爵、大将军、努力之间的爱情角力,演绎了一个馒头的故事,《十面埋伏》金捕头、刘捕头与飞刀门小妹之间情爱与捕杀的情节,营构了离奇的三角恋故事,《满城尽带黄金甲》以皇后与大王子的乱伦之恋,演绎了《雷雨》的古装版”等之类具有中国“古装特色”的评论屡见不鲜。如此单纯的借用历史的外衣,或者可以称之为“历史形式感”的手法,讲述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说的过去”但非常缺乏厚重感和传统文化吸引力的故事,对于中国电影,对于中国悠长历史都是一种滥用和亵渎。反观一些优秀电影如《后天》,表现了人类面对灾难时的勇气、《泰坦尼克》表现了一段感人肺腑的爱情和面对爱情追逐爱情的勇敢,这样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精心策划,主题深刻的。但反观中国所谓“历史形式感”的电影,大多华丽的画面,缺乏内涵和精神。诸如《赤壁》、《梅兰芳》之类的由原著改编的历史故事片,也似乎陷入了这样的一种完全混乱且尴尬的境地当中,若归类为盈利为主的商业片,那么作为冲击欧美电影市场的生力军,由于电影自身内涵的缺乏,未免会后劲不足,但作为一步优秀的纪录片,似乎他的制作精美程度与成本又远远超出了传统纪录片的范畴。最终不得不以“国内著名商业片”的形式展现给国人自娱自乐。 电影留给人们的更多的应该是对于价值观和人性的思考。东方电影、或者说中国特色电影,更多的需要留给人们的是一种中国特色“中国式”的价值取向。《十月围城》实际上讲述的是一种忠诚和气节。主仆、师生、夫妻、兄弟之间的忠诚、对朝廷的忠诚,以及所谓作为男人的气节。那些在片中牺牲的人,很大程度上,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保卫的是什么,他们仅仅是一味地相信,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每个人都终于该忠于的东西,即使清廷的暗杀者也算是精忠报国,之于道德并无不妥。这样的牺牲与后来各种内战里的所谓为了自由解放而让同胞自相残杀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样地残忍。但最终他们还是走出了那一步,解开掩盖在事实真相上的那一层面纱,其实他们盲目而又执着的走向了死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其实就是所谓中国传统思想中所谓的忠诚其价值观的体现,这是一种东方式传统的表现,也是其独特于海外电影市场电影内容的一部分。“结义”这一特殊的仪式似乎只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才出现过,《三国演绎》中桃园三结义的情节至今读起来都会叫人荡气回肠,但在中国的电影中其实也有体现,陈可辛的《投名状》中的故事也起源自这样的一段“兄弟情”。似乎每一个个体都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却都纠缠了太多的不懂。在他们的人之中世界是简单的,庞青云认为只要有了朝廷的认可和地位便可以造福一方,为了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二虎以为只要有了兄弟的情谊,就不再有天不再有地;午阳以为只要是对的事情,做了就是对的,就是理。不过,庞没有弄懂这个世界,二虎没有明白这个世界,午阳也无法判断这个世界。庞最依仗的朝廷害死了他,二虎最信仰的结义兄弟害了他,午阳还在做着他认为对的事情,只是永远弄不懂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如此这般,整部电影给予观众的就是一种压抑的氛围,给观众一种混乱的感觉,混淆了观众的价值取向,造成了观众的善恶不明,同时电影还在渲染人性的丑恶与复杂暧昧,让观众感到绝望和幻灭。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学的历史 【作者简介】 法国电影史家、影评家乔治·萨杜尔 一、反思中国电影史研究 我国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两部最初的著作分别是程树仁的《中华影业年鉴》(1927 年1月)、徐耻痕的《中国影戏大观》(1927年4月)。而以“电影史”为明确提法的著作则为谷剑尘著《中国电影发达史》(载《中国电影年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4年出版)和郑君里著《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这两部史述专著。这些早期的电影史研究实践为后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但尚未在学术价值的高度上对后世的研究产生引领式的影响,历史研究的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在世界范围内,这种情况也很类似。在1937年,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乔治·萨杜尔向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亨利·朗格卢瓦透露打算写一本电影史时,“电影史基本上是一种从作者直接经验和亲身经历的知识产生出来的见解与判断……所有当时已经出版的或者正在编纂的电影史,都是对多年来观摩的影片和经历过的争论与看法的一个鸟瞰,或者更明确点说,是一个批判性的概述,旨在使人对电影艺术及其进步有所认识。一句话,电影史在1937年只不过是电影评论的一个派生物而已。”[1]相较电影批评和电影理论,作为电影诞生地的法国,电影史研究的起点同样是既晚且低。然而,仅仅十年之后,乔治·萨杜尔的宏著《电影通史》第一卷、第二卷就先后横空出世,将电影史研究推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其影响至今仍然辐射电影史学界。而中国电影史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结束时也没有出现可以与其比肩的研究著述。我们不禁思考,如此短的时间,西方电影史研究者何以出现如此大的变化? 关于电影史的研究,我国电影史学家李少白后来曾经指出,电影历史学应“作为电影学和历史学的一个交叉学科。” [2]历史学家汪朝光也提出“未来研究中应将电影史视为一般史学研究之一部分,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扩大研究选题”。作者又进一步指出,“研究民国时期的电影发展史”应当“为电影史和民国史研究所应为。”[3]我想,至此我们应该可以找到答案了。事实上,西方电影史研究产生如此之大的变化,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方电影历史研究者在研究进程中自觉地与西方历史学形成了联动,在西方历史学的视野下进行电影专史的研究。然而,尽管电影史学界和历史学界都已意识到电影史与一般历史的关联,但时至今日,“中国电影史研究还没有跟当前的史学研究建立起应有的关联性,也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的中国电影研究者大多无视,也无力观照历史研究的状况及史学范式的转换”。“努力倡导在史学视野里进行中国电影史研究”[4],将中国电影史研究纳入一般历史研究的视野,无论是对中国电影史研究格局的开拓、学术品性的提升还是对一般历史研究本身的完善都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如果说,早期的中国和外国电影史研究工作者一开始尚未找寻到电影史研究的方法的话,那么在较短的时间内,西方电影史研究者就通过对自身历史研究传统的梳理,迅速找到了参照系,从而将电影历史的研究大大的往前推进了。 二、西方历史学:沿革 西方古典史学传统源自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从被尊为“历史之父”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前460年至前455年间—约前400年)开始,经历近千年的绵延,于公元5世纪前后经历了从传统的人本主义向基督教神学史观的转折。作为神学的附庸,史学的独立发展态势被阻断。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后,在人文主义的大背景下,人作为历史发展优秀地位的古典史学传统得以延续,人文主义史学得以发展。19至20世纪,在自然科学勃兴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在“求真”的渴望下,历史学得以高度专业化,以“近代史学之父”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886)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者主张通过史料考证如实地再现历史的史学观念,确立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建立并影响了近代历史学研究的范式①①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和技术手段等总体,并为其所拥护而共同遵守的准则。与进程。 20世纪上半叶,兰克的传统史学仍然具有活力。但其他史学思想也已逐渐开始对历史研究展开影响。如果说1917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除前苏联的史学界以外获得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的话,“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5]随着二战结束,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源自20世纪20年代末的法国年鉴学派逐渐成为新史学的代表。以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在史学观念上注重分析,突出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在历史研究的中心地位,与传统史学家通过考证描绘来还原历史有很大不同。在研究范围上,新史学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从政治史扩充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劳工史、妇女史、黑人史等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领域。”[6]在研究方法上,新史学注重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借鉴引入其它学科的新技术和新方法。这种对现代科技和情报检索处理的依赖甚至改变了历史研究的工作形式,“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像实验人员那样‘依靠设备’进行工作,从事历史研究的机构与组织也随之增加,今天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史料太宏富了,学科门类又多繁复,那种靠历史学家个体单枪匹马地去操作,拒绝使用任何集体组织形式,已无力适应现时代史学变化的这种新情况。” [7]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就在新史学依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科学化的进程上大步迈进时,具有自省性发展特性的西方史学又发现了新史学倾力研究大跨度静止不变的历史,过分追求深层分析而忽略人对历史能动作用的弊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新叙事史开始出现。与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的叙事式历史学相比,这种历史学往往包含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往事”[8],其所涵盖的内容要比传统叙事史丰富复杂得多。还是在70年代,作为时代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波及了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它同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一道,影响了史学研究的格局。微观史、新文化史等开始出现,与后现代主义、传统史学、法国年鉴学派、新叙事史一道构成今天西方史学丰富立体的多层次多向度的研究格局。 三、乔治·萨杜尔:背景与标尺 一个富有科学精神的研究工作者无疑会受到当时科学思想体系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根据自己的工作范畴有选择性地接受这种影响。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的杰出就在于他接受当时各种史学观念的影响,积极地使电影史的研究置于一般历史学的研究背景下,其研究实践和理论表述终将电影史纳入了一般史学的范畴。因为他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朗格卢瓦评价道:“正如电影有戈达尔之前的电影与戈达尔之后的电影一样,电影史也有萨杜尔之前的电影史与萨杜尔之后的电影史。” [9] 萨杜尔在《绪论:电影史的资料、方法与问题》中,他详细讨论了电影史学家所需要据有的三类资料:“一、书面的原始资料和参考资料,包括手抄稿或印件;二、口述的原始资料;三、胶片上的原始资料,亦即影片本身。”[10]萨杜尔详细讨论了每种史料的考证原则和方法,其对于史料完全占有与充分考证判断的治史理念体现出其对于兰克以来的传统史学理念的认同。其细致与繁复的考证颇似部分历史学界传统史学的怀疑者所诟病的“枯燥无味的职业作风”,“缺乏洞察力”,“迂腐穷酸地追逐细枝末节”[11]等。比如,萨杜尔通过研究胶片的化学结构来确定拷贝的制作日期和产地。指出“对它作国际性的系统研究,无疑可以确定那些缺乏说明材料的拷贝的产地和日期。赛璐珞片基的组成同乳剂的成分一样,在各个国家、各个年份是有极大变化的。根据已经鉴定其制作日期的影片,我们就可以制定各国的影片年表,这些年表向电影史家提供的资料,其准确性甚至比放射探测对史前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提供的数据更大。”[12]又如确定胶片制作的时间和产地还“可以根据拷贝两边孔眼的数目、形状以及在片底时常印上的胶片工厂的商标来研究,就像通过水印来辨认古代的纸张一样。”[13]其科学实证研究的态度表露无遗。作者还不厌其烦地通过对卢米埃尔那部经典的《工厂大门》的拍摄时间考证表明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对萨杜尔而言,“对书写材料、印刷品、手稿以及口述资料的评论,判断它们的作证价值,长期以来已成为史学家们研究的对象……在这方面,无论是电影史或是一般历史,都运用同样的方法。”[14]在萨杜尔看来,电影史的研究除了有些特定的研究对象外,在史观与研究方法上与其它历史研究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从而自觉地将电影史研究置于历史研究的背景与框架下。对于萨杜尔的电影史研究,朗格卢瓦非常清晰地明白萨杜尔的著作与其它“电影史”的不同,在他看来,电影史研究要“穿过那些使他看不清的阴影和虚假的前景去追踪过去,以便显示过去的面貌……而要深入了解过去,只有大量搜集资料,使用一些必不可少的鉴别、判断与考证的原则,才能办到。”[15] 正是这种将电影史研究置于历史研究大背景之下的治史理念与实践,使萨杜尔在历史观与电影史观、电影观的和谐统一上走得更远。萨杜尔撰述电影史的上世纪前半叶至中叶是历史学破立变革的时期,兰克传统史学在对萨杜尔电影史观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作为法国共产党党员,又是在有长期革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氛围的法国,上世纪30年代开始愈发产生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对他的电影观、电影史观产生了影响。他明确表示:“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来研究它的历史,如果不涉及它的企业方面,那是不可能的,而这种企业又是与整个社会、社会的经济和技术状况分不开的。因此,我们的计划是把电影作为一种受企业、经济、社会和技术严格制约着的艺术来加以研究的。”[16]在萨杜尔的历史研究实践中努力地将这样原有的电影综合观、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社会和经济的关注及对作为整体的工业关系的关注融合到一起,进一步完善了其独有的电影史学观。对此,同代的电影史学家和理论家让·米特里评价道:“在我草拟的第一部电影史中,我完全忽略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研究。正是乔治·萨杜尔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了解,必须把电影放在与其相关的各种因素中加以考察。”[17]米特里的肯定是建立在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综合观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对大多数电影领域的研究者而言,非常清楚电影作为工业和艺术这一复合形态的身份。那么比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的其它领域,其对于电影的研究就先天地具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特征。这是萨杜尔实现的将原有的,主要是兰克历史观的电影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融合,也是电影史研究与整个西方历史学背景的第一次融合。 如果说这一次的融合实现得还比较迅速与便捷的话,原因恐怕在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除了研究领域从政治拓展到经济与社会,研究开始注重整体观,注重“非精英人物”的人民大众和注重阶级结构的概念以外,在观念本质上依然要求还原历史的真实,而在研究方法上尚未与传统史学有激烈的冲突。萨杜尔正好又从电影这一本身有着高度综合性的即是工业又是技术与艺术的领域切入,在电影史研究的实践中流畅漂亮地实现了兰克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观的结合。这次结合既然如此完美,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萨杜尔采用了一种包容了兰克史学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在扩大了的传统史学研究对象范畴内从经济与社会、技术与工业的整体角度对电影历史进行了兰克式的考证研究呢?我们认为,这样理解是不完整的,至少没有概括清楚萨杜尔史学研究范式的完整向度和层面。 20世纪30年代以来,除了马克思主义,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面对年鉴学派要求历史研究领域从政治史扩展到广泛的人类生活领域的要求,电影史的研究从对象上一开始就应对了这一革新的呼声。但是,对于年鉴学派在历史观念上要变叙事史为分析史,突出历史研究者在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地位这一大破大立的举动,萨杜尔显然无法做出更大的让步。虽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指南,没有对历史学研究的技术路径进行太具体的制约,但是在史学观念上强调一种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总体性要求,而且认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8]这种“人有目的的追求”和“揭示总体规律”的阐述实际上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叙事式的,这就无法与年鉴学派“人”的缺席的忽略叙事突出分析的史观相融合。尽管如此,萨杜尔还是在自己的范式中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工作形态上肯定吸收了年鉴学派的不少做法。例如他把世界电影史的范围拓展到了除欧洲以外的其他亚非拉和第三世界国家。在电影史这个研究对象上打破了传统西方历史叙事中的“欧洲中心”窠臼,而这个研究对象是从兰克传统史学的政治史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济、社会史可能都还不够广泛的。他还强调电影史研究过程中尽量利用现代化技术,如“照相复印”等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中间机构进行国际间的广泛协作。萨杜尔于1967年逝世,他未能看到后来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们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更广泛的跨学科研究以及充分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资料搜集与整理的研究方法。在可能的范围内,他的电影史研究工作体现了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的整个向度,为电影史学建立了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影响了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电影史研究工作者。中国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是这种影响的直接与明显的体现。 中国电影史论文:跨国合拍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历史与未来 [摘 要] 跨国合拍作为一种制片模式,经历了从早期中国电影“来料加工”的阶段到新时期以来可以提供部分资金但仍然缺乏技术优势的合拍阶段。审慎地观照历史与现实,这种资金的提供在大制作面前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合拍带来的产业经济效益的提升缩小不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当代电影技术上的差距。本文从合拍史的角度入手剖析一直以来存在于我国电影制作方的软肋即技术落后,优秀技术被外方占有,指出若要为我国电影产业发展带来强大后劲,合拍中我方必须明确自身的优秀利益。 [关键词] 跨国合拍;经济利益;技术提升;类型拓展 一、历史源流 1896年,电影传入中国后,大量欧美放映师和商人在推广影片时,也拍摄了一些电影,大部分是民俗风景短片,也包括一些新闻片。其中,拍摄带有一定情节内容的影片当属美国商人布拉斯基在上海创办的亚细亚影戏公司,该公司当时分别在内地和香港拍摄了《不幸儿》(1909)和《偷烧鸭》(1909)。后来,当时在上海做小生意的两个年轻的美国人依什尔和萨弗买下了布拉斯基的亚细亚影戏公司,同时决定同中国人合作,摄制紧扣中国现实生活的影片。机缘巧合,我国电影先驱郑正秋和张石川成为掀开中外电影合拍史第一页的人。 为便于合作,张石川、郑正秋、杜俊初等成立了“新民社”,承包了“亚细亚”编剧、导演、制片等全部工作。依什尔提供资金、设备并负责发行。具体分工是郑正秋负责编剧、挑选演员,并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张石川负责同依什尔联络以及指挥摄影机位置的变动;中国没有电影摄影师,依什尔擅长摄影,担任摄影师。1913年9月末10月初,合拍片《难夫难妻》在上海新新舞台首轮放映,反响热烈。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1949-1966),作为文化交往的一部分,我国也有过对外合作制片的实践经历。1958年,中、法两国合拍儿童幻想片《风筝》。1959年中、苏两国合拍的一部以表现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主题的故事片《风从东方来》。这些合拍实践虽然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但合拍策略尚未从宏观政策上加以明确,更未以一种产业运行的常态加以固化。 “”结束,“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词,经济、文化各领域开始展开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电影也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79年,“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成立,标志着“合拍”开始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阶段。作为跨国度合拍故事片的历史性创举,中制公司先后协助日本、意大利摄制完成了熊井启导演的彩色史诗片《天平之甍》(1980年)和朱安里诺·蒙塔尔多导演的彩色历史巨片《马可·波罗》(1981年)。另一部由中、日共同投资的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82年)。可称作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合拍电影。“”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引进外资,加速国内经济复苏与发展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线,电影业的合拍形式也因应了这一总体局面。事实上,合拍头十年中,由于中制公司经济实力不足,一般都较多采取协作摄制方式参与合拍,处于从属和附庸的地位,仅收取外方支付的设备、器材、场地、人员劳务等有限的协拍管理费用。合拍为中国电影带来的实际利益较少。 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后,随着国外大片开始以分账形式进入中国内地,这种我国提供协作拍摄的合拍片就开始陷入了低潮。“年产量从1993年57部的最高点逐渐滑坡,96年总产29部(含协拍片6部),97年总产25部(含协拍片3部),而到1998年,年总产仅为7部。”①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合拍片政策的再次放开,跨国合拍片再现高潮,如首部参与国际分账的中美德英合拍片《伯爵夫人》(2005年);中美合拍的《功夫之王》(2008年)、《雪花秘扇》(2011年);中芬合拍片《玉战士》(2006年);中澳德拍摄的《黄石的孩子》(2008年);内地、香港、韩国合拍《见龙卸甲》(2008年)等。 二、三次高潮 2011年6月,在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产业论坛上,有媒体询问中美合拍片《雪花秘扇》出品人邓文迪为何外国公司看重中国市场。“便宜。”邓文迪一语道破天机,“这边的工作人员工资低,善于学习也没有工会。”② 平心而论,邓文迪的说法颇具代表性。早在中外第一次合作拍片的1913年,依什尔依靠郑正秋、张石川等人进行影片摄制就已经开始奠定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外合拍的基本判断。追逐利润,永远是商业社会的不二法则。在电影工业的语境中,经济效益永远是第一位的,所有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增加影片盈利的拍摄制作模式都是正确的选择。除此而外,依什尔最初的合拍还向我们昭示了境外资本青睐中国内地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对中国的自然地理、社会文化以及风俗民情的神秘感、陌生感和好奇心。如何把握中国题材、或者使东西方交融的题材更易于为中国内地所接受,境外投资者还需要中国电影人的帮助。 如此,后来的历史演进脉络就不难理解了。第一次短暂的合拍实践高潮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电影涌入中国内地市场,赚取了大量票房。因为观众众多,当时,设施完善的豪华电影院都上映西片,国产电影的市场受到抑制。如前所述,当影片可以长驱直入而没有其他利益可以追逐时,合拍的必要性在境外制片公司的眼中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市场的份额争夺主要是国产片与西片,合拍片模式陷入低潮。 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东欧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外,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政治上处于孤立绝缘境地,仅有少数西方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或与中国关系密切。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文化常常成为国家间相互交流的重要桥梁。电影作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被带上了国际政治舞台。于是,便有了1958年中、法两国合拍的儿童幻想片《风筝》③同稍后的中苏合拍故事片《风从东方来》。这一时期的合拍片更加突出的是文化交流的作用,其主观目的既未涉指产业层面,客观上也没有达成这样的效果。很快,作为“最重要的艺术形式”的电影,回归到意识形态宣教的文化事业路线上,合拍浪潮未能实现。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政策上为合拍片打通了道路,闭塞已久而又重新打开的国门令境外制作机构更加好奇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第二次合拍浪潮终于到来。观照这一时期的合拍实践,我国的经济实力不足,大多都是以协助拍摄的形式进行合作,而国外制作机构诉求的正是他们不熟悉的中国文化和以前不能涉及的题材内容。于是,“在合拍片初兴的头十年间,跨国度的合拍、协拍片,多半皆属历史题材。”④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当1994年第一部分账大片《亡命天涯》进口以后,内地电影市场被激活的同时,历史再次重演,合拍片进入了第二次低谷。一直以来,吸引外国制片商的就是中国内地广袤国土所具有的外景资源,文化、历史题材优势以及内地廉价的专业技术人员劳动力。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利益的考虑。当分账大片可以长驱而入,市场充分时,对于国外制片方而言,合拍的意义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电影政策进一步开放。按照我国现行的合拍电影规定,合拍片可享受国产片待遇,包括参与政府“华表奖”评选等,合作方享受的市场票房分账比率高于进口大片,所得税只需缴纳10%,低于进口片应缴税额。能够比纯分账片带来更多的市场利益,并且还有众多政策优惠,新世纪十年来,合拍片掀起了第三次高潮。据统计,2001年时仅有10部左右,2005年已达37部。2006~2008年来,占全年电影产量总数10%~15%的合拍片的票房值已达国内票房总量的40%左右。⑤ 三、应对策略 在历史上最初的合作拍摄中,郑正秋、张石川等我国的电影工作者们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没有发行放映渠道,在电影产业的上、中、下游都没有任何资源,可谓一穷二白。这样的合作拍摄,我方自然处于弱势,仅仅成为外国资本的打工仔。在第二次高潮的80年代,虽然仍然比较落后,但我方已拥有了独立的传统电影技术能力。在第三次合拍高潮的新世纪,随着国力的增强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我方已经可以与外方共同投资,共担风险。 既然是合作拍摄就要互惠互利。在当前合拍模式下,我国制作机构应有清醒的头脑,简单地从“介绍中国”“有利于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⑥的角度与外国制片机构合作已不可取。合作就要有所得,经济利益抑或是技术提升。事实上,就我国电影产业目前的情况而言,取人所长,致力于技术提升才是当务之急,它关系到更加长远的经济利益。 在20世纪初电影初现的时代,操作摄影机并熟悉其机械性能的是电影优秀技术掌握的标志。1913年,合拍片《难夫难妻》的摄影师就是投资老板依什尔。快一百年过去了,2010年,《阿凡达》的出现揭示了这样一条路径:无论是声音进入电影还是彩色电影的实现,到3D技术、IMAX巨幕,电影艺术与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之一就是使得我们影像中的虚拟现实愈来愈似现实或是想象世界,要在银幕上实现我们未知的现实世界或真实的世界,更多的依靠电子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来加以实现。 由此,电影制作优秀技术已经从简单的操作熟悉其性能变为了利用计算机技术生成、合成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和声音,拓展电影视听表现力方面。我国与国外电影制作机构的差距不但没有得到根本缩小,反而有拉大的趋势。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模式,要瞄准未来电影发展走向,注重前瞻性的技术发展路线。在这方面,合拍模式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制作技术提升提供了可能。 为了达成技术提升的目标,我国在与国外制片机构合作时应该有一定的倾向性,明确我方的优秀利益诉求,直接的经济诉求必须要放在次要地位。我方要特别针对有较高技术制作要求,能训练提高我国电影制作队伍整体水平的合拍项目,努力拓展合拍中的科幻、魔幻和现实题材中大量需要先进复杂技术才能实现的电影类型。在对外学习的方面,我国的电影制作团队天然有着勤劳、肯吃苦的优秀品质。合拍模式30余年来,在同港台的制作团队进行的合拍项目中,有效习得了武侠片、动作片的制作经验,为我国电影整体制作能力的提升起到了突出作用。相信假以时日,我国的制作团队定能获得在技术提升的硕果。 四、结 语 取人所长,将是我们在下一阶段合拍制作中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未来电影的摄制,技术的进步程度将决定艺术想象力实现的疆界,从而制约电影产业链上游的质量。我们应该抓住并利用合拍模式的第三次高潮期,有系统有计划地锻炼队伍、培养人才,同时,加大自主创新力度,致力开发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技术设备和软件工具,以期与西方制作机构拥有平等对话的话语权,只有到那时才会真正实现强强合作,资源整合,最大化地赢取产业利益。 [作者简介] 黄鹏(1980— ),男,重庆人,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电影史、影视文化。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摘 要:1949-1966年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业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事业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的缺失、理论探索的传承、译制事业的展望等方面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电影艺术;电影译制片;艺术创作;历史研究;再思考 麦克卢汉将电影比作是“拷贝盘上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借电影把真实的世界卷在拷贝盘上,以便像会飞的魔毯似的把世界放出来。”①电影制作人的职责,就是将观众从一个世界即他的自己的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要完成这种“迁移”,译制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提到译制片,人们脑海中闪现的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创作的经典影片、经典人物和经典情节,却往往忽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译制片。诚然,对于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来说,它最初承担的主要还是政治任务,是教育民众、鼓舞民众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外国影片引进规模的扩大,电影种类的增多以及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影片的翻译制作,人们已经逐渐地接受并喜爱上了外国译制片,而译制片也从单一的政治教化功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如今,十七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无论是被淡忘,还是被遗弃,历史终究改变不了它的真实存在。可以说,没有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也就没有“”内参片的出现,更不会有新时期经典译制作品的诞生和辉煌。重新考量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我们认为,还原译制历史的真实,对于评判译制片的生存价值,探究译制片理论的传承以及客观地看待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研究的缺失 在新中国60年的电影历程中,译制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影片的引进、译制填补了当时国产电影严重不足的尴尬境地,满足了新生的中国观众在精神文化、娱乐生活方面的需求;同时,译制片的大量上映也适时地配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功用。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制片尽管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创作性质和生产方式,有关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始终没能进入电影专业研究的视域。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颇多,如钟大丰、舒晓鸥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1905-200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王晓玉主编的《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在这些电影史著作中,有关十七年电影译制片的文字寥寥无几,而系统地阐释、研究译制片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罗列一下涉及到译制片的电影著作,主要有:丁亚平在《电影的踪影――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提到过“翻译片”: 除纪录片外,东影还随着形势发展,在1947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尝试拍摄、编制了其他品种。如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动画片《瓮中之鳖》、翻译片《普通一兵》、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长故事片《桥》等。成绩颇丰,充分发挥了作为解放区电影主要基地的重要作用。② 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对十七年间引进的苏联电影作了如下评介: 在电影领域,苏联电影史上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仅被引进中国,而且成为中国普通观众耳熟能详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研究的最好对象;正如陈荒煤在文章里谈到的:“新中国电影要成为党教育人民的得力的助手,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我们必须很好地向苏联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学习。” ③ 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中,也提到了苏联及东欧电影:……《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正好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我们就以前苏联影片《团的儿子》中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做封面,……当时夏衍、于伶等人认为有必要做一份新式的电影杂志,多介绍苏联及东欧兄弟国家的影片和我们自己的国产影片,面向广大群众。④ 吴贻弓主编的《上海电影志》是较早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上海译制片的专著。书中专门列出“译制片”章节,概述了从1950年到1995年上海译制外国影片的基本概况、译制方针和译制准则等,并选择5大洲较有特点、较有代表性的上海译制的故事片加以介绍。胡昶主编的《长春市志•电影志》则系统地介绍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从1949年译制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开始到1988年译制片创作的基本概况,其中包括各个阶段引进影片的国家类别、影片种类、主要翻译人员、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长影厂40年译制事业的发展概貌。……与以上的电影专著相比较,由中国传媒大学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课题了。在2004年北京译制片研讨会上,这份有关《我国译制片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明确地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的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1966年至1977年的十年“”时期、1976年“”结束以后,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25年大发展时期。 对于最初的十七年也就是译制片创业和发展时期,报告全方位概述了东影厂创办译制片的过程,袁乃晨如何译制《普通一兵》、以及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办译制片、改良译制片制作技术等情况,报告还指出了十七年间外国影片的大量译制和上映给中国观众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等等。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规划课题(部级)――“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课题组,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立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省部级)――“中国电影学史论研究”课题组的最终成果,对各个电影专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的总结,其中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声音、美术、理论、文化、教育、技术、音乐、动画等领域,但是,有关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历史同样没能进入这样的研究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理论探索的传承 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译制事业,传达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饕餮盛宴,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领域的全新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译制片的存在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根本的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可以这样讲,译制片是交流的需要,是传诵的必然,是跨文化传播的自然产物,或曰终极产品表现” ,⑤“透过它,国人看见外部世界的面貌:有历史的风云、现实的精彩、未来的梦幻。译制片成了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⑥吕晓明在《对“十七年”上海译制片的一种观察》中指出:“电影的跨国流传自然由商业动机驱动,却也是一种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电影的引进除了满足本国观众的娱乐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该国的电影文化发生影响,即既影响到观众的观赏口味,也作为一种借鉴影响到本国电影的创作生产。这种情况尤其在电影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表现得特别明显。”⑦麻争旗在《影视译制概论》一书中认为,译制片是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选择,是保护民族语言的有效手段,更是传播艺术的追求。 它(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兴衰沉浮,它的结构成分的变化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电影与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形势的密切联系;而观众对译制片的态度(喜爱、冷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种社会的潜在的情绪和欲望。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指的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中文配音的影片,具体来讲就是经过剧本翻译、配音、字幕、录音等加工手段,把一种语言的影片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从最初的“翻版片”到后来的“翻译片”再到“译制片”,有关译制片的创作理论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可以说,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创作为中国译制片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1949年,苏联影片《普通一兵》的译制成功,标志着译制事业的诞生,与之相应,电影译制创作理论也在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译制的过程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创作实践。每一个环节都是艺术家的活动:翻译视之为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翻译形态,导演视之为有特殊组织规律的艺术表演形式,演员则把配音看作是一门用声音进行表演的永恒艺术。可以说,一个译制班底就是一个创作集体,一部译制作品是整个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晶。⑨被誉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袁乃晨开创了译制片创作理论的先河。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译制导演陈叙一更是将译制理论推向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并要求从翻译到配音,必须以“上天入地、紧随不舍、转弯抹角、亦步亦趋”的精神,忠实地再现原片在语言和声音上的艺术创造。十七年的译制创作实践开创了译制事业的不同艺术门类的个性和特点。伴随着翻译片种的出现,译制片翻译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种类,需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应该说都需要达到信、达、雅。” ⑩译制导演是译制影片制作中的主要领导者,“主要任务是指挥配音演员,对照原版片画面反复进行排练,用逼肖的语调、口型重新配音,使译制后的对白、解说所传达的思想感情与原片相符合。”B11而配音演员是“专事配录台词的演员,……配音演员要深入理解剧本,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准人物的语言基调、口型和气息状态。配音演员的台词处理必须与画面上人物的表演相适应,要忠实于原作,不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另行创作。”B12作为一种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作,译制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比如声画对位、性格再造、情感再现、口语会话、雅俗共赏等。新生代著名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廖菁认为,“翻译、导演、配音各显其能、相得益彰:翻译是基础,导演是优秀,配音是关键。”B13这一论断与半个世纪前的译制理论惊人一致。由此可见,译制理论的探索和形成离不开十七年以来的传承和发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国的译制事业已经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市场,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专业机构、专职人员梯队、专门的学术团体(包括专门的网站)、大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发行销售网络,以及一大批支持、热爱译制片的观众群所共同组成的良性循环的有机的译制传播生态系统――这是一个有独立品味、独立思想、独立话语规则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体系,或可称之为一个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群体身份、共同价值取向的译制文化圈。B14 三、译制事业的展望 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过程。在走过了辉煌的1980年代后,译制片逐渐在1990年代中后期走向式微。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甚至有人认为外国原音原版电影时代的来临已经无可争议地将译制片这个“没落贵族”逼向了死胡同。著名学者、画家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年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有限的译制片了解世界,所以当时译制片是全民热爱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满足于看配音片,就今天的审美来看,译制片很难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B15他认为,“译制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是美好的回忆,”并断言,“译制片一定是要死的。”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理解文化的一把钥匙。经过译制的电影更多地损害了原声语言的神韵和意味,在引进外国影片时,“轻易地用本国语言去表达另一种语言传达出的意思时,在故事层面上可能损耗不大,但在文化意蕴上却是必然有所损失的。”B16其实,早在1953年,在北京的一次专门研究译制片的会议上,当时的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指出:“只要有语言差别,就有译制片的存在。”而当下对于译制片存亡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对译制片的理解并不准确。 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解释说,并不是配音片才是译制片,字幕片也是译制片的一种。“虽然现在精通外语的观众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观看原版。原版片的确是原汁原味,但它们引进时通常没有字幕或者只有原版字幕,中文字幕是译制片厂制作的,也属于译制片的一种。上字幕的速度很有学问,现在一些盗版片把字幕一股脑全都打出来,很多时候破坏了剧情,而上译厂译制的影片绝对不会出现‘提前泄密’这种破坏欣赏情绪的情形。”B17但是,能够真正看懂原版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使采用原声加中文字幕的方式,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既要看文字,又要看画面,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完全理解原版影片的神韵也是客观存在的难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经过译制的影片不仅不会影响破坏原有的电影,反而会给电影增添新的价值,并指出:译制片与原版电影的关系是互利的、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观众既可以看原文电影,也可以看译制片,只是增加了一种选择而已。B18“活着,还是不活?”这原本是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经典台词,现在竟然成为译制片尴尬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2006年,在中国译制片问题研讨会上,译制事业的发展前景成为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话题。 然后,不可否认的是,译制片的创作队伍、人员观念以及制作方式和流程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数量的增加,棚虫一族的出现,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译制片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人们在呼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认同和接受译制片的创作现状和窘境。学者顾铁军指出,掌握电影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市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巨大的手,在左右着电影,也左右着人们的收视习惯。“译制片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不是谁说了算,市场才是第一位的。”B19当然,译制片绝不像生存或者灭亡那样来得简单,要想解决问题或许还要从社会、文化、传统、传播等方面去找寻最根本和最内在的根源。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析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 摘要:抗战爆发之前,在中国电影业中一直屹立不倒的明星公司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业中的一颗“明星”。但是,对比美国早期电影史,我们会发现包括“明星”公司在内的早期电影公司从未真正掌握过放映业,“明星”的成功也是充满了偶然的因素。本文即以此为线索,对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进行了一番探究。 关键词:中国电影史;民族放映业;明星公司 虽然直到1905年任庆泰的戏曲纪录片的拍摄才拉开了中国民族电影业的序幕,然而从1896年上海徐园“西洋影戏”的首次放映开始,电影在中国却已经有了长达10年的放映史。这十年的时间尽管只能算做中国电影的史前史,然而,当我们的目光游弋于有关其后中国电影史的各种史述中,当我们困惑于电影史上纷繁复杂的现象时,我们却不得不回头到史前史中寻找答案。 一、问题的起始 抗战爆发之前,在中国电影业中一直屹立不倒的明星公司也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业中的一颗“明星”。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追寻明星公司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大叹明星成功的侥幸以及明星决策人的英明。 《孤儿救祖记》和《火烧红莲寺》在中国电影史上是无法绕过的文本,同时它们在明星公司的历史上也是无法被忽略的作品。 《孤儿救祖记》是明星公司在初创期一炮而红的作品。在此之前,明星公司拍摄过如《滑稽大王游沪记》之类的滑稽短片,然而对于市场,众位编导却不得要领。背水一战拍出的长片《孤儿救祖记》的成功挽救了本已山穷水尽、岌岌可危的明星公司,从此,明星公司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以说《孤儿救祖记》是明星公司的第一桶金。 《红烧红莲寺》是明星在其最风光时期的一部作品。而之前,明星公司同样陷入经济困境之中,虽然于1928年在周剑云的主持下招股20万,但直到同年《火烧红莲寺》的上映才从根本上摆脱了经济困境,并从此进入兴旺发展的阶段。 此两部影片使明星的发展步步高升,但是我们也不应忽略在30年代初让经济再次陷入危机的明星公司雪上加霜的一部影片――《啼笑因缘》,这使得30年代初的明星濒临破产的边缘。 其后,1934年,仍然处于困境中的明星拍摄了郑正秋的《姊妹花》,才使长期限于困境的明星稍稍缓口气。 不难发现,明星公司的起伏与它拍摄的影片直接相关,甚至有“一片救命”或“一片送命”之状。所以,可以说明星公司的成功带有偶然的因素: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在制片方针上的策略,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往往一部影片就承担着覆灭或振兴的重担。 在美国早期电影史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八大制片厂中的环球、福斯、派拉蒙、华纳兄弟都是从放映业起家,积累了足够多的原始资本再向上垂直整合发行和制片,其间华尔街的资金不断注入。 而明星公司却未能掌握放映业。尽管明星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与其他制片公司联合起来组成六合公司,但是六合公司存在的时间很短,并且也只是少量地掌握了一些路线。 在民族经济发展整体羸弱的中国(更具体更准确的说是上海),电影业缺少像美国华尔街那样大财团的大量资金的注入,那么从放映业起家就成为一种有利于日后进行垂直整合的原始资本积累的可靠方式。 追溯到此,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存在放映史而不存在民族放映业的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民族放映业没有在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发展起来? 二、民族心理:实用 由于在1896-1905年期间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是上海,而一直到抗战爆发,中国的电影史实际上都是上海的一城史,所以本文主要以对史前史时期上海的分析为主。 一个是移民城市,一个是移民国家,上海与美国可谓颇有“共同语言”,但是这“同”中却存在着大“异”。美国的移民来自世界各地。派拉蒙的创始人楚柯尔和“福斯”的创始人福斯同为匈牙利同胞,环球的创始人莱默尔是德国人,华纳兄弟则来自波兰[1]。而上海的移民主体却全部来自中国国内,他们原先“都生活在封建小农经济的社会体制中,都生活在儒佛道传统观念的阴影下,都生活在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下,都处在与外部世界相隔离的状态中,也都是炎黄子孙。这些因素造成了他们对中国封建传统的普遍认同心理,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思想有许多相通乃至相同之处。”[2] 这些相同之处的其中之一就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一种民族心理:实用至上。 中国人在办事之前总爱问“这有什么用”,这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处世行事讲求与追究实用性的特点。尽管自古以来在中国,关于为人应重义轻利的言论不绝于缕,但是这似乎从反面揭示出传统的中国人倒是相当重视“实利”的。[3] 这种重视实用性的心理在两个方面限制了中国电影史前史时期国人对电影放映业的投入。 晚清上海出现了一股重商主义的思潮。人们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是人们“把发展商业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认为重商是国家富强之道。当时上海报纸上的许多文章都指出:‘商固富强之始基而国民命脉之所系也。’”[4]而“洋务思潮的兴盛,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西方富国之道,强兵之法”[5]。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经济初发展的上海滩,属于娱乐业的电影放映是不能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行业相提并论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电影放映业是不能生产财富的,它既不能富国,也不能强兵,对于实用至上的中国人而言,它不是被优先考虑的行业。 此外,同为大众文化,电影在晚清的上海的待遇与戏曲是有天壤之别的。 晚清戏曲的地位在上海有明显提高。“在20世纪初年,戏曲在‘开民智’的口号下获得新生,被视为改良社会、教育民众的一个重要文化形式。报纸上经常发表文章,呼吁重视戏曲、改良戏曲。……一些青年学生和革命党人也组织起新剧社、剧团,开创戏曲新风。”[6]而此时期的电影,虽然已经摆脱时事风光片的模子,却又是一派滑稽喜剧短片的景象,在《孤儿救祖记》出现之前,电影在“改良社会、教育民众”的功能上还无法被社会舆论提到戏曲的高度。 此时的电影既得不到商人的重视,又得不到文化精英们的青睐,只能由雷玛斯等外国人占领放映市场。 三、城市化:商业性城市 我们知道电影是一种城市文化的产物,然而每个城市的城市化的过程却会有所不同。 比较美国电影史,我们会发现早期镍币影院发达的匹兹堡市甚至宾夕法尼亚州都是美国的工业集中地。聚居于此的新移民大多是体力工人,他们来自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他们不识字也不懂英语,社会地位很低。此时的电影内容简单粗俗,影院环境简陋,没有哪个上层人士会光顾这样的娱乐场所,而这样的场所却正合了这些需要低廉消遣的新的移民工人的胃口。 再看上海。前以鸦片战争,后以民国为界,在此两端之间的上海在经济构成上相当特殊。 1875-1910年间,上海先后设厂87家,其中59家是在1900年以后兴办的。[7]这说明近代机器工业在晚清上海发展缓慢。同样,另一组数据:在1885-1910年间,上海本地的原始出口商品的贸易值从未达到过上海贸易总值的15%,在1900年以前甚至未超过8‰。[8]这说明晚清上海的经济实力存在于流通领域,工业还没有摆脱对商业的附属地位。 而“在此以前,上海的经济有农业、贸易两个支柱;在此之后,上海又形成了工业、贸易两大经济支柱。可以说,这两个时期的上海经济都是生产、流通两面并重发展的,唯有晚清这段时期,上海的经济主要集中在商业贸易的发展上,生产领域则处于蜕变转型的时期,它在整个经济功能中的作用和意义都明显下降了。”[9] 很明显上海城市化的过程是作为一个商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而非工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商人阶层成为社会舞台中的主要角色。商人的谋生方式与工人不同,他们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他们通常多少有点文化和见识,并且为了生意场面上的需要,他们也不会去粗陋的场所宴请客户(关于商人的观影心态会在下一节有详述)。因此,早期内容简单粗俗、放映场所简陋的电影就不会吸引到作为当时上海社会主体的商人捧场。而此时可以成为电影观众的工人又数量太少。此后,当工人群体壮大起来的时候,电影消费又逐渐攀高(尤其是首轮放映)。 商业性城市还有不同于工业性城市的另一个特点,即服务业发达。 晚清上海人挥霍成习,浪费成风,除了在衣食住行方面要处处显现华贵之气,“玩乐”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大众娱乐在晚清上海相当普遍,商人们挖空心思的发明出许多玩的方式,仅仅就狎妓一项最起码就有六种方式[10]。因此,在这样的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地其他众多能极大刺激感官的娱乐方式的出现抢夺了早期形态还颇为简陋的电影的受众。 由以上可见,上海商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限制了史前史时期的电影观众数量。 四、受众:低层和中、上层市民 具体而言,哪些人有能力消费、哪些人愿意消费电影,也是我们从受众方面探询史前史时期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的因素。 按照谋生方式的不同,晚清上海市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第一类是靠赢取利润或收取佣金谋生的商人。这部分人经济活动能力强、门路多,因而收入可观,过着舒适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构成了上海居民中的中上层。第二类人是靠领取薪金过活的一般雇员。他们靠微薄的薪金生活,生活仅能维持,而且很不稳定。他们构成了上海居民的中下层。第三类是个体劳动者,如车夫、挑夫、小贩等。他们终日辛苦而收入低下,社会地位极低。他们构成了上海居民的最下层。[11] 早期的电影放映条件十分简陋。“地方狭小,设备不周。场内外只隔着一个黑幕,有人进来的时候,黑幕一揭,光线一亮,那电影便一淡。门口站着几个不三不四的人,直着嗓子喊卖票,同庙会玩把戏的露天场子一样”。[12] 这样简陋的条件以及电影放映必须具备的漆黑一片的光线环境,很难让收入可观生活舒适的第一类商人到电影放映的场所谈生意或者娱乐,他们在谈生意或者娱乐的时候宁愿上酒楼、戏院或者到妓院喝花酒。他们是有消费能力但是没有消费愿望的一群人。 同样有消费能力的还有第二类人,但是这一类人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并不强。这一类人构成了晚清上海最普通的市民层。 晚清上海一般市民的家庭收入不过每月十五至二十元左右,而房租会花去少则三四元多则七八元,口粮又会花去十二三元(以五六口的家庭计),其他还有收租人小费、工部局捐项等各种开支[13],除去这些必要支出外便所剩无几。 然而对于浸淫在讲究挥霍与体面的社会风气中的晚清上海市民来说,他们总想得到办法把面子撑起来,典当、赊贷、漂帐都是支撑他们体面生活的手段[14]。既然要在外支撑“门面”,他们自然要选择他们还可以支撑得起的阔气场所来显摆一番,此时,虽然相对便宜然而寒碜的电影放映场所就被他们排除在外。 有消费愿望但无消费能力的是第三类人。他们收入低下,需要的是低廉的消遣娱乐方式,对于他们来说,脚踏实地的活下去才是要义。同时,他们文化层次普遍偏低,能够毫不犹豫的接受粗俗的文化方式。但是,他们却几乎没有多余的资金来作娱乐的用途,他们往往“一身以外无长物”[15]。 总的来说,晚清上海市民对于电影消费处于一种“有消费能力的不愿消费,愿意消费的消费不起”的状态。 本文的分析让我们粗略窥探到中国电影史前史时期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一些因素,这其中既有几千年来的民族心理造成的主观原因,也有上海这个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客观原因。一言以蔽之,我们认为,观众数量和对电影的认识不充分都限制了中国商人对电影放映的投入。 中国电影史论文:“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初探 [摘 要]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译制片发端于1949~1966年的十七年,这一时期,译制片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尝试从电影译制片的内涵界定,译制片的文化属性、传播属性以及政治属性等方面就“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译制片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进行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 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初探 世界电影诞生于1895年12月28日。第二年,这一西方最新的技术成果就传入了中国。据《申报》记载,“1896年8月11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三)夜晚,在上海苏州河北的闸北西唐家弄(今天潼路814弄35支弄)的私家花园徐园内‘又一村’的游艺晚会上,法国文化商人放映了‘西洋影戏’,当时共放映《马夫失火》等14部短片。”①这是有史可查的上海第一次电影放映,也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伴随着电影的传入,中国电影译制片的雏形也逐渐形成。 在我国,早期上映的外国影片大都是无声片,即使到了有声片时期也都是原音放映。为了帮助观众能够更加充分地了解影片的内容,放映者往往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采用现场口译、打印中文字幕等,尽量达到翻译影片的目的。 解放战争时期,大量前苏联影片已经在解放区放映了,如《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夏伯阳》《十三勇士》《假如明天发生战争》《粉碎敌巢》等数十部。1942年后,又增加了一些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影片,如《虹》《保卫斯大林格勒》《奥洛尔大会战》《女战士》及一些新闻纪录片等。由于这些影片都是俄语原版片,观众听不懂对白,不明白剧情,因此,必须在放映时进行现场口译。 新中国的译制片工作开始于1949年。1948年,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厂长袁牧之提出并制订了“七片的生产计划”,其中,“翻译片”指的就是现在的译制片。1949年5月,由孟广钧、桴鸣、刘迟翻译,袁乃晨导演,张玉昆和吴静等配音,译制完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又名《一个普通的战士》)。 1949年冬,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组长的陈叙一,在获悉《普通一兵》译制成功的消息后,带着周彦、寇嘉弼、陈锦荣三位同伴去东北电影制片厂参观学习。回到上海后,陈叙一就借调了11个人,凭着一个旧话筒,一部报废的录音机,一台不带银幕的皮包机(放映时墙上挂白纸),在一间仅有20平米的小车间里,完成了上海译制的第一部外国影片――前苏联故事片《团的儿子》(又名《小英雄》)。 从此,长春、上海成为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的两大重镇。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我国共译制外国电影达到了775部,平均每年多达45部左右,其中,前苏联革命题材的译制片是影院里出现频率最高的,每年观众数以亿计。“译制片克服了外国电影和中国观众间的语言的障碍,很容易让普通的中国观众接受。此外,外国人说中国话显得很别致,与国产电影相比,外国电影有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亿万中国观众。”②可以说,电影译制片已经逐渐成为新中国电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观看外国译制片也成为人们最为常见的文化娱乐方式。 电影译制片的界定 关于“电影译制片”的定义,历来表述不一。《世界电影百科全书》对“影片译制”作了如下的界定: 把影片的语言部分从母语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创作过程。在根据工作台本译制影片时,要将对话逐字逐句地翻译,以表达对话的原义。……其目的就是创造一种准确的影片对话的翻译,使之在所有的方面(思想、风格、人物性格,等等)同原版片保持一致,并且与银幕上演员们的口型、手势和动作完全符合。③ 《中国戏剧电影词典》中对“译制影片”和“译制片录音”的概念作了这样的阐释: 译制影片,又称“翻译片”。把有声影片的对白或解说,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影片。译制影片是在有声电影产生之后,为了扩大各国电影艺术的交流而出现的。④ 译制片录音,亦称“翻译配音”。将原版影片的语言翻译成其他语种,录制成语言声带,再和国际声带混合的录音过程。这项工作是由导演、翻译的指导,配音演员的表演和录音师的配合来进行的。⑤ 《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配音”(dubbing)的解释论述是: 所谓配音是指在影片制作中给已拍成的影片另外配制对话或其他音响的技术,包括用另一种语言配制对话,或为无声电影镜头配加声音,或在原声带的声音之外另配音响效果或音乐。配音最常见的用途是翻译外国影片。用另一种语言配音时,对话的翻译必须与片中演员的口型动作严密吻合。⑥ 以上种种论述对电影译制及其相关的概念作了较为明确的阐释,尽管表述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对其客观存在形态及其创作过程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在中国,早期的译制片被称为翻版片,后来又称为翻译片或译制片,是一个特殊的电影品种。简单地说,译制片是将有声影片的对白或解说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再由配音演员重新配音复制,其目的是使得听不懂原版影片语言的观众可以充分了解和欣赏影片的内容。 “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探究 从1949年至今,中国电影译制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艰苦创业到蓬勃兴盛的历史发展。作为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容忽视的现象,电影译制片“为中国的亿万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艺术享受”⑦。 “十七年”间,我国曾从32个国家进口电影,这些国家遍及世界各大洲,其中既有前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译制片为中国人打开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面向全世界的窗口,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摆在了几亿中国人的面前”⑧,而电影译制也已经逐步地成长为“一种文化事业,一种经济产业,一种艺术创造形式,一种大众娱乐方式”⑨。 众所周知,在当代电影创作历史的研究中,“十七年”有着特定的内涵,它指的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开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十七年”是新中国电影的初创和初步发展时期,是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重要的阶段,同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发端。 纵观“十七年”,中国的文艺界一直处于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浪潮当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指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新任务;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4年来的文艺情况,指出了文艺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和文艺批评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1956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第一次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人民内部提倡和鼓励各种不同意见的发表和争论,发扬学术民主与艺术民主,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以迎接和顺应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而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以及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和之后的“左”倾思潮的升级,等等,这些运动过度强调思想内容政治性,艺术原则退居其次。由此,“十七年”电影逐渐沦为政治宣传和教育的工具。而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十七年”电影译制片也顺应和强化了这一政治功能,在译制片的选材、创作上紧跟时代步伐,成为那个特殊时代历史画卷的真实写照。 作为中国电影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和电影品种,译制片的出现有着其必然的生态属性。 1.文化属性 人类的文化是在不断地交流和融合中得到发展的,这种交流与融合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重要的方式和途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丰富充实了各自的文化系统,也开拓了人类的思维,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 作为特殊的媒介文化产品,电影译制是将一种语言的影片,经过剧本的翻译、导演、配音、录音等加工手段,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可以说,译制片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达到文化融合的结果,更是大众媒介跨文化、跨语言交流的表现形态和产物。“译制是跨文化传通的必要手段,其根本使命就是要打破语言的隔膜,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桥梁。”⑩研究中国电影译制片的创作历史不仅能够挖掘译制片的市场价值和创作特性,更重要的是能够折射出影响这种艺术创作的社会、文化、体制、政治等元素。 2.传播属性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的电影,译制片所传递的不仅是异域的风情、传统、民俗等信息,使个人和集体得到娱乐和享受,更主要的在于这种传播还促成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融合,更成为实现个人的乃至民族的自我文化认同、文化思考的一种途径。 “十七年”电影译制片一方面使得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文化交往更加的频繁,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影片的引进和译制,使得新生的中国电影观众可以更为直接地去了解外国电影文化,客观上也促成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研究电影译制片创作历史无疑可以凭借更加广阔的视域去探求译制片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这对于译制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3.政治属性 新中国电影译制片作为文化交流是同意识形态、国家关系、对外政策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在所难免地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译制片初创时期,我国进口的完全是前苏联电影,后来逐渐扩大到东欧国家,再后来扩大到整个欧洲和亚、非、拉、美等国,电影主题也大都是讴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革命战争的光辉历程以及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罪恶,等等。通过对“十七年”中国电影译制片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明晰地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政治浪潮、电影政策及电影语言的特性等。 在“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指导电影创作和生产的年代里,这种改造决定了电影的命运和面貌。但是,毋庸置疑,“十七年”的电影译制片不仅填补了人们日常的文化生活的空白,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更重要的是“为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为移风易俗,把人民培养成为具有崇高革命理想和健康审美情趣的社会主义新人,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发挥了强大威力”。 [作者简介] 李国顺(1971― ),男,江苏扬州人,电影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学。 中国电影史论文:历史反思与八十年代中国电影 摘要:历史反思是八十年代电影历史意识的重要内涵,从反思政治到反思文化,由当代现实延伸到更为久远的历史深处,是80年代电影历史反思的演变路径。作为一种与时代思潮紧密关联的电影现象,八十年代电影的历史反思也有其无法回避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八十年代;历史反思;历史意识 八十年代中国电影对当代历史的深刻反思,其源头是“伤痕电影”。七十年代末期,以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涌现,开始了当代文艺对“”历史的控诉与反思,展示伤痕、舔舐伤痕也成了深刻影响八十年代文艺潮流的逻辑起点。所谓“伤痕电影”,主要是指以《泪痕》(1979)、《苦难的心》(1979)等为代表的一批旨在揭露历史伤痕的影片。在其后的理论探讨中,理论界对“伤痕电影”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轻视倾向,并有意无意地将其与“反思电影”区分开,认为其仅仅是一种精神创伤的展示,缺少反思的深度与广度,甚至只是一种廉价的情感诉求。 历史反思首先是从政治开始的。八十年代初期,痛定思痛的人们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终于意识到政治上的极“左”倾向和各种运动的反复,严重损害了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政治首先成为人们反思历史的对象。从文艺创作的角度来说,长期的政治封闭和混乱,在拨乱反正后,不失为极好的创作素材和资源。国家民族的苦难,在艺术家看来是极深刻的艺术素材。因此,谢晋在八十年代创作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一系列影片中,集中对当代中国政治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批判与反思。应该说,在前两部影片《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中,导演在情节设置上作了些巧妙的设计,比如将政治事件置后为故事背景,对政治运动及其来临前的肃杀气氛不做太多的渲染,甚至没有直接地表现政治运动的场景和过程。到了《芙蓉镇》(1986),则作了较为大胆的艺术表现,影片也因此在发行时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芙蓉镇》第一次将政治历史进行了长时段的回顾与反思。从五十年代的“四清运动”前,一直到“”结束后的1978年,这二十多年的政治风云的变换和社会现实的进程,透过芙蓉镇这个湘西小镇得到了全面的折射。谢晋通过对主人公胡玉音和秦书田、粮站主任谷燕山、镇支书秦满庚、“革命女将”李国香、流氓无产者王秋赦等一系列人物的塑造,结合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和动荡,展现了这些小人物在政治风暴中的悲剧命运。 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对历史的反思,在现实层面上将历史悲剧的发生归因于当代中国的极“左”政治,那么,它又是如何转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的呢?历史地看,这一反思对象的转变,与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变有密切关联。在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现代化,而“中国人走了三步才走到文化这个问题上来:首先是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随后是加强民主与法制并进行大踏步地经济体制改革,因为没有相应的先进管理制度,先进技术有等于无;最后,文化问题才提到了整个社会面前,因为政治制度的完善、经济体制的改革,都直接触及了整个社会的一般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文化心理与文化机制”。因此,仅仅从现实政治的层面进行反思,固然能够总结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政治上争取不再走弯路,走错路,然而,要真正解决当下社会的问题,转变人们的思想与观念,投身到实际的现实中去,还必须要从文化观念和文化传统中找寻更深层的原因。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文化寻根的社会思潮出现了。1985年初,寻根思潮借《作家》《上海文学》等杂志浮出水面,随后迅速扩大到整个文学领域。一时间,“寻根文学”成为取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的又一股文学潮流和思想潮流。“寻根思潮表现了中国文学界在一个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就文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现代与传统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问题,进行积极主动的思考,表现了文学精神的自觉,也表现了文学自我认识的觉醒,并且第一次把‘文化’作为一个基本视角引人中国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中。”很快,文化寻根的思潮的影响也扩展到了电影、美术等其他艺术领域,并进而影响了电影创作。例如陈凯歌就曾谈到过他对中国文化根源的看法,“我认为西部是我国文化的发源地,我们就是要溯本求源寻找自己民族的根。在经济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找出一个民族观念形态上的历史继承。”将文化继承与经济振兴联系在一起,而不再是一味地反思政治,成为这一时期人们在思考中国社会问题时的最明显的特色。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中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寻找与反思,最典型的例子当数《黄土地》《孩子王》和《红高粱》。这些影片在面对与反思传统文化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反思视角的宏大性与自觉的文化责任感。正如张艺谋所言,“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是甩不掉的。……只不过我们和第四代‘优’的角度和形式不同,我们这一代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发言,往往是远远地看,如《黄土地》;或者更超脱些,这就是《红高粱》。”从《黄土地》(1984)开始,《大阅兵》(1986)、《孩子王》(1987)、《老井》(1987)等一批影片的出现,标志着80年代中国电影在文化反思方面的发展与趋于成熟。在这些影片中,导演们试图去触摸这个民族积淀了数千年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式,并由此对国民文化性格中的缺陷和弱点进行反思。在《黄土地》中,影片将镜头对准了贫瘠的黄土地,对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农耕文明进行了反思。中国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经济上以封闭的小农经济为主,社会制度方面则以宗法制度为主体结构,在文化上的特点就是由这种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决定了的封闭性。因此,在《黄土地》中,以大量的静止镜头拍摄那片土地,大片大片的黄土地占据了画面的绝大部分,天空留得极少,人物往往被放置在一个小角落里,如蝼蚁一般渺小、无助。封闭性的构图暗示的是文化上的封闭性与停滞性。黄土地虽然养育了这片大地上的儿女,但这种黄土文明的根深蒂固的习性,也使他们养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习惯和文化心理上的自我封闭状态。“《黄土地》超越了创作主体个人有限情感的外射,而升华出一种社会情感和民族情感的超前意识。”如果说《黄土地》承载着导演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但与此同时却又保持着一份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与眷恋的话,那么《孩子王》则借中国文字这个古老的文化意象,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更为激烈的反思和批判。文字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产物,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文字有时也会成为人类悲剧的渊薮。古有焚书坑儒、文字狱,今有持续数十年的文字大批判和笔墨官司,这一切都与当权者的文治手段之残酷与狡诈,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文化也可以轻易地成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在《孩子王》中,有一个场景的音响设计得极富文化批判意味:老杆在翻阅着字典,音响中传来各种人声和方言诵读《百家姓》和《九九表》的声音,混合着自然的音响、山民的野唱和庙堂的钟鼓乐。这一幕,无疑是导演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的外化。尽管《孩子王》最终 给出的结论很有些文化虚无主义的色彩,即要求字典也不要抄,把传统文字和文化彻底地扫进历史的垃圾桶,这无疑是有些矫枉过正了。但就文化反思和批判的力度而言,《孩子王》确实是前所未有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审视与批判。再如影片《老井》,也以一种极为矛盾和暖昧的态度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愚昧的一面的反省。一方面,老井村的村民们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坚持不懈地打了上百眼井,在与自然伟力的对抗中展现出一种坚韧执著百折不屈的民族品质和蓬勃的生命力量;另一方面,影片以大量篇幅表现愚公移山式的打井行为,在片尾却轻描淡写地交代了工业化机械最终打井成功,这一对比显然象征了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与只有几百年历史的西方工业文明之间的对立和差距。以农耕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其主要特征就是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人力的原始性和在科技上的蒙昧状态。 历史反思是八十年代电影历史意识中的重要内涵,从反思政治到反思文化,由当代现实延伸到更为久远的历史传统,体现了八十年代电影历史反思的主要方向与道路。有论者在总结新时期电影时认为,“新时期以反思电影为主要内容的电影创作,经历了政治反思――思想反思――文化反思三个阶段”,《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如意》《月亮湾的笑声》等影片作为思想反思的代表作“将镜头向历史的纵深穿透,把观众的视线引向‘’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反‘右’斗争时期,,化时期,等等),甚至引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语义上说,不论是反思政治还是反思文化,从不同的角度反思历史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行为,因此没有必要将政治反思、文化反思与思想反思区别开,政治反思与文化反思的思想性是毋庸置疑的。其次,《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如意》等影片,从内容上看的确是将反思的触角推向了“”以前的中国当代历史,但这些影片要么是反思政治(如《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人到中年》),要么是反思文化(如《如意》),要么是既反思政治又反思文化(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并不存在只能归为思想反思而不能归为政治反思或文化反思的情况,因此,将这几部影片视为思想反思的代表作是不恰当的。最后,从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情况来看,政治反思始于对“”及“”历史的批判,但政治反思的思想倾向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改革片里仍有其深远影响,具体表现为对政治教条主义和僵化的政治体制的批判与反思。在人们寻找经济改革何以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的内在原因时,文化的因素开始凸显出来,传统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机制对现代经济改革的阻碍作用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而这一切,都是在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之所以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历史反思意识,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的恢复与重建。从社会阶层的区分来看,知识分子不同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们是严肃的批判性话语的生产者和制造者。这种批判性话语“比较说来,带有更多的反思性,更带有自我批判性”。在“”期间乃至更早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不仅丧失了批判性话语的生产功能,连生产话语的机会都少得可怜,意识形态的严酷控制将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挤压得几乎为零,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地位也降到了空前的最低点。“”结束之初,意识形态的控制相较以往有一定程度的松动,因此,在整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力量总体上是逐渐恢复并慢慢得以增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八十年代电影中历史反思意识的建立,与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意识的恢复与重建是分不开的。这种批判意识和力量,很快从文化界、思想界传到了电影界,影响了八十年代电影的艺术风貌。(2)八十年代是一个催人思考的时代,其时代性内容之一便是反思与批判。刚刚过去的历史亟待人们去总结,现实中的困难也需要人们去解决,未来的发展却似乎并不明朗。近30年的当代中国历史给身处其间的生命个体带来的精神创伤,是电影从政治角度反思历史的最初动因,随之而来的社会改革浪潮与人们的社会理想之间的矛盾以及飞速发展的市场化、商品化对人们的冲击,历史责任与道德理想的失落,迫使人们去反思自身的文化处境与文化生存方式。对精神价值的追寻,是八十年代中期的社会思潮逐渐转入文化反思的主要原因。(3)八十年代文艺创作环境的改变,给电影的历史反思提供了外部条件。与“”时期和“十七年”时期相比,八十年代的文艺创作环境是较为宽松的。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文化反思热,既是这种宽松的文化语境的结果,也为电影的历史反思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支持。(4)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人们得以走出周遭的小圈子,甚至走出国门放眼世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显著的差距,这也给国人提出了与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政治反思、文化反思的紧迫课题。因此,八十年代电影的历史反思意识,也是整个时代的发展所要求的历史反思与民族反思的要求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八十年代电影中的历史反思也存在着某种历史的局限性。不论是前期对政治历史的反思,还是后期转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在反思的深度与合理性上都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政治反思的历史局限性在于,反思的主体与作为反思对象的历史之间的时间距离过近,“当局者”的视角限制了主体对历史的认识上的超越,而使一些影片的政治反思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感性化特征。尤其是为人所诟病的“伤痕电影”,几乎是紧接着“”历史结束后就开始出现,这种快速反应,既表现了艺术家的艺术敏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艺术视野和艺术深度的开拓。黄修己先生在谈到历史事件的影响时曾指出,历史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直接影响阶段,指事变刚刚发生,直接作用于某一方面的社会生活,在社会上引起震动的幅度大,其影响显而易见。二是深刻影响阶段。历史事变于社会生活已无明显的影响痕迹,但由于直接影响的后果已积累了相当长的时间,负效应亦已渐显,要亡羊补牢都已不易,因而显出了历史事变的深刻性来。三是潜在影响阶段。事变已成遥远的历史,其影响已成为一种具有顽固性的传统,成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潜伏在民族的血管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中所呈现的对现实政治的反思恰恰是处于“直接影响阶段”。其最关注的是事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最直接的影响,从而总结经验和教训。然而,由于历史才刚刚过去,其在创作者心中的印记还甚为明显,所谓“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这个阶段对建国后的政治现实本质要做出深刻的揭示,无疑是困难的,更无法超前地表现这段历史对其后的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潜在影响。至于八十年代电影在文化反思方面的局限性,则主要表现为在面对本民族文化传统时的情绪化倾向:要么走向文化的虚无主义(如《孩子王》),要么把文化传统中愚昧、落后的一面过分地美化和神秘化(比如《老井》和《红高梁》)。对于前者,海外学者余英时曾有过严肃的批评,认为“对于文化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极少‘同情的了解”。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八十年代电影文化具有启示意义,它提出了文化反思的边界意识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其复杂性,恐怕不能简单地去全盘接受或彻底否弃,文化传统中既有值得抛弃的糟粕,当然也有现代人迫切需要的养料。因此,对于文化传统的反思和批判,必须要存在边界和底线。对于后者,将文化传统中的愚昧落后的一面加以美化和神秘化的倾向,在90年代后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中得到了更为全面而丰富的展示,以至于被一些理论家们批评为“伪民俗”,这种以丑为美或试图化丑为美的文化态度,同样是不足取的。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比较中,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怀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对民族壮大国家富强的迫切希望,使他们很难以冷静客观的姿态审视本民族文化,这既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反思问题上的成熟度不够的表现,也是八十年代电影文化反思的局限性所在。 中国电影史论文:浅谈中国电影美学研究的历史与展望 摘要 本文把国内电影美学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提出问题阶段、理论准备阶段和框架建设阶段。从1 980年开始为提出问题阶段,从1984年开始为理论准备阶段,从1993年开始为框架建设阶段。本文认为,由于有了前两个阶段,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立即开始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建设工作。这不仅是国内电影美学研究进程的一种期待和指向,而且也是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一种期待。 关键词 电影,美学,研究 一、提出问题阶段 电影文学性的讨论可以看成是从另一个方面来呼应电影与戏剧关系的讨论。张骏祥在导演总结会(1980)上发言,并据此撰写成论文《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张骏祥从电影作品的艺术质量问题人手,提出: “导演又要在两个方面负责。一方面要力求体现作品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要创造性运用好电影手段。归结起来说,导演任务就是:用自己掌握的电影艺术手段把作品的文学价值充分体现出来。”他的观点相当明确:“电影就是文学”,“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所以他说:“我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在他看来,许多影片水平不高,根本问题在于作品的“文学价值”不高。他还直接针对白景晟的“拐棍说”和钟惦的“离婚说”,提出,“‘戏剧性’这个拐棍恐怕就还不能不拄一个时候”,“我还是说,电影文学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要兼收并蔷,就叫做‘一夫多妻’吧”。同样具有强烈现实指导意图的张骏祥的发言及文章抓住了电影与文学的瓜葛,引起了电影界的热烈反响,引发出一场涉及电影文学、电影的文学性、电影的文学价值等电影与文学关系的理论争鸣。 1983年6月郑雪来出版了一本题为《电影美学问题》的小册子。郑雪来的基本观点在1981年就已经发表了。很快邵牧君就写出了一篇针对郑雪来观点的争论文章《电影美学随想纪要》。随后,郑雪来又发表答辩文章,形成一次关于电影美学如何界定的争论。 这次理论争论之后,李少白并不是以论争的形式赞同了郑雪来的观点。他在1986年11月的一次会议的学术报告中提出了电影美学与电影艺术学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科的设想。李少白提出:“从电影的艺术本体考虑。应当设立电影艺术学和电影美学。”“这是研究电影作为艺术现象所必不可少的两门学科。它们之间有关联又有区别。”李对电影美学的基本界定是:“研究电影作为审美对象基本规律;研究电影是怎样的而又如何成为审美对象的?”李少白对电影艺术学的基本界定是:“研究电影艺术的创作,理论、历史及其基本规律。”李还提到两者的区别:“至于电影艺术学,它与电影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带有鲜明的基础性和应用性。如果说电影美学与电影艺术实践的关系具有高层次的抽象性质,那么,电影艺术学则富有中层次色彩。它是艺术实践直接的理论概括,是应用理论及其基础,它也是包括初层次的创作体验的归纳和总结。”郑雪来在《电影学及其方法论》一文中提出了电影学的问题,在论及电影学的六个新的分科时包括电影美学,但并不包括电影艺术学。 二、理论准备阶段 无论如何,电影美学在中国作为一个问题是被郑重地提了出来。但问题是,提出问题还不等于解决问题。早在1982年,陈荒煤就在一封关于电影美学的通信中提到, “我绝不否认,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有一本中国的电影美学,就是说,在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文艺方面有民族特色的传统的美学观点来写的一本电影美学。我深澡感到要给钟惦同志及其他对此颇有兴趣的同志以足够的支持,早一点把这本书搞出来。更不用说,也应该积极支持张骏祥同志把电影艺术概论早些写出来。”陈荒煤同志连写三封信,提倡进行电影美学研究。关于这本书的情况。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份钟惦的《电影美学纲要》(1985)。既然问题已经提了出来,而且又确实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电影美学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呢?对此,我们今天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因为,其中还有一个理论准备是否足够的问题,更不必说理论框架的问题。 接下来便是引进和借鉴西方电影理论和文化理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著述工作。在理论专著和文选方面,李幼蒸编译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电影理论译文集》、李恒基和杨远樱编译了《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译了《电影理论文选》,张红军编选了《电影与新方法》,邵牧君和周传基都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电影理论论文。美国学者尼克・布朗的《电影理论史评》、达德利・安德鲁的《主要电影理论》和《电影理论概念》也先后翻译出版。国内的电影美学著述有了姚晓蒙的《电影美学》、李幼蒸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王志敏的《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和《现代电影美学基础》。 《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已经有了在电影美学研究的系统性方面进行努力的意图。与姚晓蒙的《电影美学》和李幼蒸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都不同的是,《电影美学分析原理》尝试着把对当代西方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和概念的梳理、阐释和概括,纳入到一个相对完整的电影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并由此分析了形成电影作品审美特征的复杂机制和对电影作品进行美学分析的主要原理和程序。《现代电影美学基础》为作者继《电影美学分析原理》之后的又一部电影美学著作。这本书原定书名为《电影美学概论》。写成之后觉得仍与“概论”有较大欠缺。最后吸收了出版社的意见,加上了“现代”及“基础”的限定。与前书相比,这本书有两点突出之处,一是对于美学的基本原理(也适用于电影)作了简要的概括和阐述,提出了美学的三条规律和原理(即生理层面的穿透律、心理层面的关联律、社会层面的权重律)。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电影美学研究的主要思路,这就是电影美学分析系统。从某种意义来说,作者的两本关于电影美学的论著,填补了中国电影理论的空白。 三、框架建构阶段 1999年3月,北京广播学院召开了一次“面向21世纪的电影美学理论研讨会”。2000年第7期《当代电影》杂志宣布,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精选《当代电影》10多年来学术论文的《当代电影论丛》即将出版,在总共约300万字的八本书中就有两本是电影美学文选:《中国电影美学:1999》和《当代电影美学文选》。我把这两件事情理解为,国内电影美学研究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理论框架建构阶段)开始的契机。 胡克在《中国电影美学:1999》一书的导言中指出:“中国电影美学应该建立自己的完整体系,成为在国际电影理论界有影响的学术力量,但这需要几代学者的长期不懈地献身于电影学术研究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倪震说的“文化研究”,我理解,是包括电影美学研究在内的。倪震说的是“理论框架”,胡克说的是“完整体系”。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也是有区别的。但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是,学术研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的行为,它 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群体性的和机构性的行为。对于电影美学而言,确立研究方向、研究目标和理论框架是有效地组织学术力量展开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些条件,缺少这些条件就难以做到“在电影理论趋向多元化的时期,集中众多专家的智慧,细密分工,各展其才,紧密跟踪电影发展进程,从各个角度观照电影创作实践,拓展电影美学研究领域”。因此我认为,国内的电影美学研究,在经历了“提出问题”和“理论准备”两个阶段之后,建立中国的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时机和条件都成熟了。 条件之一是,关于电影美学的界定问题,现在已经到了研究者基本上可以达成共识的阶段。法国电影理论家米特里被认为是经典电影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其名著《电影美学与心理学》一书中曾指出: “电影美学就归结为确定一种形式由于某种内容和某种意图的关系,怎样和为什么优于另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它要在特定情况下为这些形式确立其心理学的依据。”与此同时。我们还惊喜地发现,这样一位经典电影理论的人物在对电影美学的理解上,竟与英国电影理论家彼得・沃伦的理解是一致的。在彼得・沃伦看来。每个创作者或观众都会对影片做出或者好或者差的判断,或者还要进一步做出好在哪儿,差在哪儿的判断,这些“都离不开对影片的美学判断和美学质疑”。 条件之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电影理论界已经经历了一个对于世界电影理论的比较全面和比较系统的了解乃至实际运用的阶段。这其中包括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叙事学、意识形态分析,女性主义批评、第三世界理论等在电影方面的运用。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中国电影研究者,对于电影现象的了解,更全面、更立体化了,也更成熟了。这一点,对于电影美学研究来说是绝对重要的,而且也是毫无疑问的。就拿什么样的电影作品是“好作品”的这个最重要的美学问题来说(米特里所谓优劣问题,彼得沃伦所谓“好在哪”的问题,麦茨所谓“好的对象”的问题),麦茨就不是把它理解为一个简单的作品事实。当然新的方法论要还要经过一个不断地批判、消化和吸收的过程。 有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再加上中国电影理论工作者对于电影美学的热切期待,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立即开始电影美学理论框架的建设工作。因为,这不仅是国内电影美学研究进程的一种期待和指向,而且也是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一种期待。 中国电影史论文:谢晋电影模式特点全视角及其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解读 纵览中国电影史,谢晋电影的影响面之广、时间跨度之大无与伦比,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奇迹。那么,谢晋电影中的哪些因素促成了这种成功?其电影的内在特点是什么以及对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有哪些启示?本文作粗浅探讨。 一、谢晋电影模式的内涵及特点 谢晋电影在内容与形式的结构上、在思想与美学容量上、在所要表达主题的深刻程度上、在影像所构成的视觉冲击力上,都达到了中国电影的极致。从多维视角看,谢晋的电影具有民族性、世界性、重复性、累积性、预见性和怀旧性等特点。 1 电影内涵和特征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谢晋电影与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以及中国民族电影传统不可分割,诸多电影都是民族化语境和时代意识形态印记相结合的产物,形成了“戏剧化的叙事方式”、“民族化的道德价值观”、“忧国忧民的中国文人意识”、“在浓烈的悲剧意识中关注人物命运的变化”、“大众化的讲述方式”、“叙事的强化与影像的弱化”等个人风格。在谢晋电影中,还体现出“历史文化优先”的儒学思想和中国人审美体系中“整体性的诗乐精神”,特别是中国戏曲艺术对谢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取材于男女情爱和家庭伦理故事,戏曲大团圆的结局,两极鲜明的人物形象设计,审美倾向上强调写意性和抒情性等,正是凭借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有效汲取和有新意地重新阐释,谢晋电影创作体现出与中国古典艺术传统不可分割的历史承传性。 另一方面,对20世纪世界电影发展的两次新浪潮,谢晋都做了积极的回应。一次是五六十年代包括意大利、法国、苏联、日本电影界在内的更新换代浪潮,谢晋以《红色娘子军》对这次世界电影向现代形态的发展做出了中国式的回应。而80年代通过“反思三部曲”,又回应了世界各国尤其是苏联东欧等国电影界对本国体制的反思浪潮。因此,谢晋电影可以视作一种跨文化的情节剧,它表现了中国情节剧特有的美学风格,在全球化语境下也有其特殊的意义。 2 电影主题和图谱的重复性与累积性。 谢晋的电影中,女性题材和图谱不断重复。吴琼花、竺春花、邢月红、李楠、冯晴岚、李秀芝、胡玉音、粱大娘这些女性形象构筑了谢晋电影历程路线。1979年之前的谢晋电影,如《红色娘子军》(1960)、《舞台姐妹》(1964)、《啊,摇箍》(1979)等影片,这些女主人公都是深受旧社会的压迫,最后在党的拯救下重获新生。谢晋的这种女性被拯救的形象在1979年后完成了转变,从《天云山传奇》开始,谢晋电影中以往的这种被压迫被侮辱女性形象变成了具有一切中国传统美德的母亲形象。《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牧马人》中的李秀芝、《高山下的花环》梁大娘、《芙蓉镇》里的胡玉音、《清凉寺钟声》里的羊角大娘,这一类女性都以一种包容、默默忍耐的人生态度帮助男性主人公度过生命的困顿和磨难。再则是相类似的道德主题和叙事结构的重复。无论是早期的电影还是1979年之后的作品,都存在着类似的主题和结构,这些主题分别是“旧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受难女性的获救”、“女性的觉醒”,而且在大的主题“党的引导”范畴内展开,这些受压迫的女性总有一个父亲、丈夫或精神导师对她们进行解救;与这条拯救和成长平行的是另一条叙事线,恶有恶报,万恶的旧社会必将被推翻。 3 电影情节和题材的预见性与怀旧性。 谢晋电影叙事情节的封闭性和公式化,容易让观众得出一个永恒的结局,善必胜恶。在谢晋的电影中,无论恶势力多么嚣张,情节多么曲折,最终的结果总是被革命或正义战胜。《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和吴琼花在与南霸天的较量中,虽然困难重重,但这些不会妨碍观众对最终结局的猜测,南霸天终将受到人民的审判。《舞台姐妹》、《啊,摇篮》、《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影片的最终结局都是好人终得好报,坏人终得恶报,可以说在谢晋的绝大多数影片中结局都是遵循着这个公式。此外,谢晋电影的可预见性不仅体现在结局上,同时也体现在电影角色的塑造上。每种角色都和特定的性格紧密联系,演员代表着一种风格、一种气氛和一种人尽皆知的态度。在谢晋的前期电影中角色塑造比较典型的有三类:人民、共产党、反动派。这三类人分布在不同的影片中,但都存在着相似性。吴琼花、竺春花等人民的形象都具有倔强勇敢的性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洪常青、肖旅长等共产党人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对人民有深厚的情感;而南霸天等反面人物的形象总是丑恶而没有一丝善良的品质等。 二、谢晋电影模式在中国电影历史上的意义 谢晋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无疑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影片既体现传统精神,又富有当代特征;不仅认真审视历史,又密切关注现实。他以自己的实力确立了“新中国电影的艺术大师”、“成就斐然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地位,被视为中国民族国家影像的一种标识。 1 谢晋电影是中国电影传统与创新有机结合的典范。 作为历经半个多世纪创作实践的老导演,谢晋在电影创作道路上总是不断探索,力求找出一条既符合民族化语境,既能透析时代脉搏,又能适合自己创作特性的电影表达策略。为此,他在电影的风格、叙事手法、视听元素构成、影像造型及蒙太奇技巧等方面做了多种探索和尝试。他在成功地拍摄了《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后,于60年代初拍了喜剧片《大李、小李和老李》的事实证明,谢晋也擅长拍正剧或悲剧影片。对于传统的戏剧化叙事乎法,他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但并不墨守成规,而是注意吸取电影新的表现力式,努力追求创新。摄制于1980年的《天云山传奇》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在这部片子里,以三个女性的视角,采用人物心理线索来结构影片,同时又引入新现实主义一些手法,是一次形式表述上的创举。在其后于90年代拍摄的影片《清凉寺钟声》、《老人与狗》以及当年引起很大争议的《最后的贵族》里,谢晋都在电影结构、叙事手法、新的电影语言和技巧的引入方面做了多种探索。著名导演谢飞曾言,在老一辈的电影导演里,谢晋以善于吸取新东西,勇于创新而著称。 2 谢晋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主流叙事体的当然代表。 谢晋的影片从一开始就以革命、政治、历史为突出表现的叙事话题,这一主题表现按年代和发展的顺序分为五个阶段。即第一阶段――磨合阶段,代表作有《女篮五号》(1957)、《红色娘子军》(1960)等,基本主题是歌颂新中国的光明,控诉旧社会的罪恶;第二阶段――吻合阶段,代表作有《海港》(1973)、《春苗》(1974)等,这些迫于高压政治形势之下的违心之作,基本的主题是追随主流政治所强调的阶级斗争,基本毫无艺术、情感可言,成了空洞的政治符号和路线代表;第三阶段――反思阶段,其代表作有《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1)、《芙蓉镇》(1986)等,基本主题是在当时三部轰动的文学反思小说基础上,进行了独到的改编,融进了自己在“”中的切身经历和 体验,表达了对传统的极左政治的强烈批判和反思,每部影片在全国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关注,使谢晋成为80年代中国电影的大师级人物;第四阶段――疏离阶段,其代表作有《最后的贵族》(1988)、《清凉寺钟声》(1990)等,针对理论界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谢晋对自己的创作思路开始有所调整,这一阶段的叙事主题开始有所游离主流政治的话题,而更关注对个体命运的探讨和表达;第五阶段――回归阶段,代表作品有《鸦片战争》(1997)、《女足9号》(2000)等,这两部影片是谢晋对其作品与主流政治关系的又一次调整和回归,更多的是从民族主义的精神、情感角度,完成对于主流政治的一种深层呼应和对接。 3 谢晋电影是中国悲剧电影的重要标杆。 20世纪50年代初,谢晋执导的淮剧戏曲片《蓝桥会》是一部封建时代的爱情悲剧,其后执导的《一场风波》、《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也包含若干悲剧性因素,但总体来说,谢晋早期并未形成自觉的悲剧意识。伴随改革开放以来,谢晋电影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社会悲剧意识成为这一阶段作品的基调,按照谢晋的电影文化观念,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激励下,关注与反思战争年代和建国后一段时间人们的不幸命运和精神创伤,是十分自然的,这并不是政治制度带来的,而是体制上不完善所导致的。《啊,摇篮》(1979)描写延安保卫战时一支保育院队伍撤退转移的故事,样式为“抒情正剧”,但表现儿童在战争中的不幸以及主人公们的苦难命运,已具备了悲剧性因素;1980年拍摄的《天云山传奇》直指“左”的政治路线所酿成的社会生活悲剧,后来谢晋又接连推出《牧马人》(1981)、《秋瑾》(1983)、《高山下的花环》(1984)、《芙蓉镇》(1986)。除了《秋瑾》取材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秋瑾献身革命的事迹,其他几部都是触及现实尖锐问题的力作。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谢晋的影片发生明显的转变迹象。从《最后的贵族》(1989)到之后的《清凉寺钟声》(1991)、《老人与狗》(1992)呈示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情调,但这三部影片,仍然充满浓郁的悲剧色彩。李彤在威尼斯投水自尽;狗娃遁入空门;邢老汉和狗的生命相继归于寂灭,这些影片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生命悲剧成为主旋律。到1997年,谢晋推出《鸦片战争》,这是一部民族悲剧的力作,是谢晋创作历史上迄今最重要的成功。在悲剧意识的探求上,则是一次重要的回归与升华,这部大手笔的影片,是谢晋渴求多年的巨片意识与悲剧意识的成功结合。从另一视角看,谢晋还采用了一种家庭、言情情节剧的方式,使道德的苦难在家庭的天堂中得到化解,将悲剧置换为正剧。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电影所提供的并不是真正的悲歌,相反却是主流的、缝合的、抚慰的美学。但无论如何,谢晋电影中的社会悲剧意识、生命悲剧意识和民族悲剧意识等堪称是中国电影史上悲剧电影的标杆。 三、谢晋电影模式的当代启示 1 浓厚的背景意识是电影引起共鸣的首要因素。 谢晋电影具有鲜明强烈的政治思想,与时代背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取决于他的生活时代,也来自他对电影功能的认识。他始终沿着“文以载道”的主旨来选题,同时又坚持着电影“寓教于乐”的功能。在那些主题极富政治敏锐性的影片中,力避政治教化,但不脱离政治背景,力图用情感打动观众,感召观众;借助于爱情、婚姻、家庭,置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从伦理道德角度切入表现他对社会、人生的见解,来展示中国政治历史的风貌,引发观众共鸣,这是谢晋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想。对于前进中的中国电影要获得观众的首肯,不脱离时代背景,使政治性主题获得“寓教于乐”的效果乃是基本的选择路径。 2 新颖的故事情节是电影捕获观众的基本构件。 对于情节、故事的钟爱,在中国早已形成一种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观赏电影普遍的审美需求。故事动人,情节曲折,结构完整,是中国传统主流电影共同的美学特征。谢晋电影在此基础上,把人物独特的命运和社会生活、时代剧变紧紧纽结在一起,构成强烈的矛盾冲突;他不是一般性地组织叙事,而是采用强化情节的方式,以情节为戏剧动力推进叙事,增强叙事的感染力和冲击力。对于今天的电影,要捕获观众也需要立意于现实主义基调,注重情节的戏剧性力度,重视情节的真实性。 3 深刻的人物刻画是电影走向成功的必要手段。 成功的人物性格刻画是一切叙事艺术、也包括电影的最高审美价值的所在。对于任何艺术家来说,其创造性劳动的第一目标就是刻画人。从20世纪80年代,谢晋电影迈上新层面,其重要的标志,是他为中国银幕塑造了生气淋漓的典型性格。对于今天的电影应同样如此,对人的探索,对人性的表现,一切关于人的主题,皆为古往今来艺术家们提供驰骋的广阔天地;也只有真实充分地刻画人,才能使电影与中国观众对话,甚至与世界对话。 谢晋是一代电影艺术家中的执大旗者,他与成荫、水华等第三代电影大师一起,共同向新中国电影史贡献了中国电影的政治修辞学之外,还以他浩繁的作品系列,性别、政治主题史诗般此起彼伏、珠联璧合的交响乐,为新中国电影史贡献了独特的历史修辞学。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于中国当代历史的完整表述,是独一无二的。无论在思想教育或情感宣泄方面,谢晋电影带给中国观众的欢乐都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名字必将进入中国当代主导文化意识形态的一代巨人行列。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文学发展的历史回顾及当代中国电影文学创作浅论 [摘要]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电影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催人奋进的创作前景。本文在就中国电影文学发展历程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就入世后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及要注意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剧作家必须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与时俱进,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沉下心来研究市场、研究现众,才能创作出题材对路、观众喜欢,有市场竞争力的电影文学作品。 [关键词]电影文学;历史;创作 中国电影发韧于1905年摄制的《定军山》,20世纪的前30年是中国电影文学的萌芽时期。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发展成熟,其主流风格体现为理性的社会现实主义;50、60年代则体现为理想的浪漫现实主义;时期,理想的浪漫现实主义发展到极端,演变成伪浪漫主义和伪现实主义的合成;80、9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精神复归,并走向多元。显然,作为中国影视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探讨中国电影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当代电影文学创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对入世后的我国电影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电影文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中国电影的发韧之作是1905年摄制的京剧片《定军山》,而中国电影文学的现实主义之源则开始于《难夫难妻》(1913年)和《黑籍冤魂》(1914年)两部作品。《难夫难妻》是我国第一部故事短片,编剧郑正秋以家乡潮州地区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素材,以乾坤二家操办子女婚娶大事为线索,采用社会讽刺剧的形式,描写了旧式盲婚的全部真实过程。由于郑正秋抓住了当时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性问题,列举事实、指点弊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包办婚姻的买卖性、盲目性和不合理性,因此,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人们都一致公认它是一出彻头彻尾的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现实主义的进步戏剧。到了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文学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电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日渐深入。从1932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兴起,出现了《狂流》、《摩登女性》、《大路》、《神女》、《渔光曲》、《新女性》、《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一大批优秀影片。30、40年代中国电影文学较之以前相比,得到了长足发展,其关键就在于电影文化与新文化的合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年底,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表现的是工人阶级为支援前线而艰苦创业的事迹。《桥》第一次在银幕上塑造了新中国主人公的崭新形象。后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中,既有揭示社会矛盾的作品,也出现了讽刺喜剧等样式,现实主义的笔触涉及到一些十分敏感的领域。《洞箫横吹》批评了农业合作化中的官僚主义。《新局长到来之前》则讽刺了一个吹牛拍马的总务科长,在新上任的局长面前大出洋相的丑态。 然而,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及其扩大化,使稍有起色的电影文学创作半路夭折。接着,全国掀起的“拔白旗”运动,将一大批影片打入冷宫。作家被迫接受“思想改造”。与此同时,在“”的狂潮下,电影界也刮起了“跃进风”,出现了一批多快好省、内容雷同的作品。中国电影文学步入曲折发展的时期。到了60年代,电影界意识形态斗争频繁,《洞箫横吹》、《无情的情人》等现实主义作品更是成为这类斗争中的反面典型,电影文学创作举步维艰。“”后,中国的电影文学创作几乎陷于停顿,为数不多的作品又基本上都是“遵命”的“样板戏”。这些曾经轰动一时的电影,实际上是一批舞台艺术片。总体来看,中国电影文学50、60年代体现的是理想浪漫现实主义风格,歌咏时代的蓬勃气象,表现人民的安居乐业,颂扬现实英雄的高尚伟大,造就了崭新而奇异的电影表现规范。在类似“忆苦思甜”式的套路中,我们看到凡是旧社会的现实表现都是以阶级压迫的残酷和百姓愁苦哀怨无处诉说的悲惨为模式,而新生活的到来才有“变鬼为人”的欢欣雀跃。对于新时代现实的表现,强烈的歌咏态度突出的是社会主义新人的豪迈无私、战天斗地。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今天我休息》、《李双双》、《老兵新传》、《北大荒人》等。同时这一时期突出了对“英雄”的审美塑造,无论是古代英雄、革命战争年代英雄,还是社会主义时代英雄,多有动人超拔的形象刻画。如《林则徐》、《甲午风云》、《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风暴》、《》、《小兵张嘎》、《红旗谱》等。 改革开放使中国电影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中国第四代电影人历史地承担了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其发展深化的重担。他们以坚实的创作为电影文学观念打开通路,为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多种形式的电影探索作出了贡献。第四代电影人的现实主义是情感内敛,不动声色的,道义责任明晰可见,平民眼光和诗化意识相交融,构成中国电影文学现实主义写实中暗含抒情的倾向,80年代中期,伴随着第五代电影人的出现,写实主义有了某种变化,即不仅追求画面和事件的真实,而且追求升华性的生活写照,表现富有文化韵味的现实生活。其间个性化的精神张扬和哲理思考显而易见。在第五代电影人的创作中,看待生活多了冷眼旁观的味道,表现的真切是为了对现实予以重新注解。《人到中年》、《野山》、《城南旧事》、《人鬼情》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电影文学潮流呈现为纷乱嘈杂、幽默调侃、原生态展示和冷酷揭示是电影人看待现实的基本态度。《秋菊打官司》、《背靠背、脸对脸》、《站直喽,别趴下》、《埋伏》、《民警故事》、《混在北京》、《家事》、《红西服》、《有话好好说》、《甲方乙方》、《安居》、《没事偷着乐》等代表作品展现了当代现实主义的芜杂状态。 二、入世后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及要注意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电影是其中重要的领域,而电影文学创作的现状却与入世要求很不适应,悲观失望者有之,盲目乐观者亦有之。还有一些人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剧本运作,远离电影市场的惊涛骇浪,难以将“入世”和自己的创作紧密地联系起来。剧本不是电影的一切,但电影的一切都需从剧本开始。入世后的中国电影要参与国际竞争,电影剧本的创作肯定要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的剧作家对此务必要有清醒认识。否则仍然我行我素,很可能会南辕北辙。 我们决不拒绝任何外来的优秀文化,但也不能在关乎民族文化主权得失存亡的问题上掉以轻心。好莱坞的资金、技术、设备、国际化操作经验远远超过我们。美国影片的平均票房收人也比我们高得多,一部美国大片的收入往往能抵住我们几十部国产片票房收入的总和,中国电影人不能不正视这种严峻的现实。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在竞争中暂时处于弱势就没了骨气,就甘心被狼吃掉。我们也应看到我们自己的优势和所长。我们毕竟与美国国情不同,独特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好莱坞电影永远无法取代的。近年来所谓好莱坞大片并不是部部都能在中国市场上打响。有些在美国票房很好的影片在中国反而遭到冷遇。原因是中国观众对其影片中宣扬的外国传统文化那种格格不入的东西难以接受和认同,中国观众对民族文化的偏爱和喜好,无疑是国产影片赖以生存的土壤。另外、我们潜在的有待开发的国内市场和海外华语地区,泛华文化地区的电影市场,更是国产电影谋求发展的广大空间,政府对国产电影在政策、资金上的保护和支持、几十万电影从业人员的不懈努力,为中国电影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强大后援和有力保证。当前繁荣电影文学创作要注意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创作思想的问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以在中国不断地发展壮大,一是要坚持,二是创新。对于电影文学创作而言,坚持导向性,说到底就是要继续坚持党中央提出的电影工作的一系列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在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的同时,还要以多样化的征服人的艺术精品唱响主旋律。我们还要辩证地处理好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把握正确导向和满足观众需求的关系,立足中国和走向世界的关系。主旋律就是一个民族先进文化的一面旗帜,体现了一部作品的思想和精神,而不是指题材和类型。主旋律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广阔天地。 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更是艺术繁荣和发展的动力。繁荣是硬道理,创新是动力。创新,就是要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提出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措施。电影的创新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努力体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向上的创新,体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上的创新,要立足于中国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不断地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 电影的创新应该包括理论创新,思想观念的创新,艺术形式的创新,题材、类型、内容、风格、样式、手法的创新,人物形象创新,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管理模式、经营方式的创新等等。电影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群众性,二是综合性,而当代观众对电影的需求也有两个特点:一是多样性,二是选择性。 2.创作题材问题。 搞好题材规划,加强剧本创作的预见性、前瞻性和指导性。由于观众的选择性非常强,必须要努力提高对题材、对剧本的判断力和发掘力,把握三个要点很重要。 一是选材要瞄准市场、瞄准观众。现在的电影市场是买方市场,也是实现影片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舞台”,是观众自愿付费的文化消费,也是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必须强化三个意识:市场意识、观众意识、服务意识,实现市场规律和艺术规律的结合。比如假日市场:新年春节(贺岁)、“五一”、“十一”的长假、学生寒暑假(动画片)等;电影节片展市场: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金鸡、百花、长春电影节、上海电影节、农民电影节、国际电影节等消费市场不同观众的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当然促销手段也要多样化,目标化。凡是健康向上、丰富多彩、观众喜欢的作品,也必然是国家提倡的影片。 二是选材要拓宽视野,拓展空间。我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革命斗争和改革开放的生活波澜壮阔。历史和现实、喜剧和悲剧、古典和现代、领袖和群众、中国和海外、都市和农村、爱情和友情、名著改编等等都应该进入我们创作的视野。反映历史的进步、人民的创造、英雄的美德、时代的发展;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塑造新的形象,展示民族的性格、民族的品格、民族的力量、民族的精神、民族的进步等等,也都应该成为我们创作的领域和重点。最关键的是选材一定要贴近生活、贴近人民、贴近时代、以真实吸引人、以真情感动人、以真诚鼓舞人。 艺术密切关注时代的发展,揭示时代的矛盾和时代的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更是当代电影人的责任。而当代观众最关注、最感兴趣、最为感动的还是现实生活。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和优势应该继续发扬和创新。 三是选材要严,角度要新,开掘要深。题材的大小、资源的丰富,素材的多少,并不决定作品的质量,关键还要在新颖性、故事性、戏剧性上开掘,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上开掘。写历史,就要尊重历史,找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以史为鉴、以史育人,把握未来。写重大革命历史,更要少而精,要对历史、对党和人民负责,处理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写英雄,不应该“事迹化”,不是素材的堆砌,而应该“性格化”,努力开掘英雄人格的魅力、人性的思想的光芒,情感的朴实与升华。 结语 当前我们的电影文学创作可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为此我们的剧作家必须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与时俱进,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克服普遍存在的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沉下心来研究市场、研究观众,创作出题材对路、观众喜欢,有市场竞争力的电影文学作品。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发展史与电影传播的关系 《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于1963年,但早在1950年关于这本书的写作任务就已经被提出了。具体而言,是由当时担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陈波儿提出,此后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开始的这项写作任务。首先内因是当时整个大环境背景是需要培养新的电影干部,并准备办中国的电影大学。这就涉及到一些相关课程的设置,这样的课程需要电影史料书籍来做教程,但是陈波儿发现当时中国并没有系统完整的中国电影史料书籍,便有意开始实施编写中国电影史的工作。再加上当时苏联要出版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向中国征集关于中国电影的条目。于是时任陈波儿助手的程季华便开始查阅大量的资料,参考了20多个国家的电影史书籍目录并且根据苏联那边的要求,开始着手写提纲,整理出了一份中国电影简史性质的材料。②另一方面,夏衍、陈荒煤、蔡楚生等电影领导人在得知要开展此项工作之后,在当时严厉的政治氛围中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保护。就是在这内外几个因素的作用下,以及在官方的组织下,从1950年开始,一个大规模的研究中国电影史的准备活动开始了。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历经整整十三年。1963年,在这个“十七年”第二个意识形态宽松期快近尾声的时候,这部八十九万字,由程季华主编,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史巨著《中国电影发展史》诞生了。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很好地说明了其与中国电影传播的关联。首先第一阶段便是以官方名义空前规模向全国征集电影史资料,报刊说明以及海报剧照等。第二个阶段是具体规划《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写作计划。第三阶段便是撰稿成熟的阶段③。需要着重提到的是第一阶段,因为这第一个阶段所展开的各项工作与电影的传播可以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也足以说明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创作初期就形成了一种组织传播。在一篇采访记录中,程季华说道:收集资料是以文化部电影局的名义发信给全国各地的文化局的,于是有关电影的各种资料首先被集中地方的文化局,然后打包集中寄到我们这里(中央电影局)。因此那个时候收集电影资料是最完全的,四间大屋子里全是书架排满资料,甚至有些还有副本,为什么当时有这个条件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与资料齐全有很大关系。 除了这些书面资料以外,我们开始尝试做一些类似于现在“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找了许多当时还在世的中国电影早期的演员,派记者记述他们过去的情况,《中国电影》杂志专门有一个栏目叫“昨日银幕”刊登这些采访。另外,还约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等早期电影艺术家写回忆录,后来也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来丰富电影史料方面的内容。④我们从程季华这段回忆记录中可以看出,《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当时的一个资料收集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传播过程,这个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是各个地方文化局,行为是大量收集各种电影资料,然后统一寄到中央来集中管理。这样一个从地方收集然后统一集中到中央的过程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全国范围内的组织传播,而这样的传播过程中还采用了口述采访记录,运用杂志专栏,写回忆录以及单行本方式出版的这些传播形式,以此我们能看出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创作初期就形成了一个范围之广,形式丰富的组织传播。而当时收集的很多资料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史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这也就注定这本书本身的性质就具有一定的历史特点。在1962年一篇为祝贺《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即将出版写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这部著作在叙述中国电影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萌芽时期、三十年代的革命电影运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时,都贯穿一条鲜明的线索——阶级斗争的线索”。这句话很明显地指出了这本书本身的一个性质,同样也是这本书存在的一个问题。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该书在作者立场以及书写角度方面带有极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有着很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首先体现在资料筛选上,该书过于偏重左翼电影,并在行文中将左翼电影所承载的教化、改良等间接的社会功能予以无限制夸大;而对待当时以娱乐为主的商业电影,如神怪武侠片、间谍片等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将其否定。⑥其次是阶级斗争色彩还体现在对个别电影的评判上,例如,在《中国电影发展史》有一个章节里讲到“中制”(中国电影制片厂)电影的两部电影《还我故乡》以及《警魂歌》,这两部电影都是中制于1945年完成的,但是《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给予了这两部电影完全截然不同的评价:《还我故乡》的优点是保持了人民抗战的思想,热情歌颂了坚持抗战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影片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即便是指出《还我故乡》有一些小错误,书中仍然写着它与《警魂歌》是不可同日而语。《警魂歌》这部电影在1945年再映的时候在上海是取得了很高的票房成绩的,但就是因为这部片子的剧本是经看后“手令”“中制”拍摄的,因此在《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给予了《警魂歌》可以说是彻底的否定,认为《警魂歌》实际上是美化和粉饰了国民党的警察从而维护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是无耻的讴歌了国民党警察的反动影片。 而对于同时期另外一部影响巨大的影片《天字第一号》,《中国电影发展史》给出过这样一句话的评价:“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⑦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很难想象这些如此带有主观色彩的话语竟会出现在一部史料书籍中,不能不说是对于历史事实的一种偏颇的评价。但是结合当时特殊的政治时期,这又显得合乎情理。现在我们只能是把这种受极强意识形态干扰所导致的史学著作看成是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 就《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而言,它是在官方组织下的一个写作行为,由此便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其中这样带有阶级斗争色彩的话语在书中比比皆是,也对后来很多关于电影史书籍的写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天字第一号》和《警魂歌》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影片,自从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被痛批之后,在内地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中,已经很难看到,甚至也很难找到关于这些电影的相关资料。目前我们所能够见到的中国电影史的书籍,大致包括以下这么几类:按时间分类,按地域分类,按电影门类及电影类型、按研究角度分类等。这些关于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书籍在研究角度和书写方法上,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受到了程季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影响。⑧应当予以承认的是,即便《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存在史学书写观念的问题,但是,作为我国第一部具有完整史学意义的通史性质的电影历史著作,它建立了中国电影史文本写作的一个经典范式。其电影思潮史的史学方法论和按政治事件历史分期的研究框架、对中国电影文本和电影作者的筛选和评价体系,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海内外中国史学者的写作理念。 作者:胡兰兰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中国电影史论文:中国电影史教学方法认识探讨 [摘要]中国电影史教学不仅是向学生讲授电影的发展历程和代表作品,还应体现为对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入挖掘与思考,并以此培养学生对民族电影的审美情感,进而树立起民族电影意识。 [关键词]民族文化精神影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本思想 在影视艺术院校,中国电影史是一门传统的理论课程。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那种单纯的以讲授电影发展史常识为主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学生、社会以及电影本身的需要了。尤其在市场经济下,当今的中国,商业文化大行其道,并形成了对一代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和改造,物质的获得变成很多人生活里唯一的追求。因此,当我们面对电影问题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应该是文化,包括教育在内,要让学生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有充分认知。北京电影学院的陈山教授曾经指出:当我们的电影走出国门时,我们有没有根基和世界对话?拿什么与世界对话?这不只是知识架构问题,更重要的是艺术家的价值取向问题。对此我们是非常赞同的。 在教学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作为一门史学课程的教学,以什么观念对知识加以梳理,以怎样的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在追逐商业利益的大潮中,还能保有一种独立的艺术品格,以艺术家的良知和爱国情操,对自己的民众投以深切的人性关怀。这是教学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某种角度来说,一部电影艺术史,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象史和心灵成长史。因此,中国电影立足于世界影坛的根基应当是民族文化精神。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是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的,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进取精神。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以及审美情趣等,构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风貌。因此,把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放在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传统的视野中来加以梳理,通过对中国电影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分析与解读,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审美意味,阐释中华民族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以求多层次、多元化地来关照中国电影的演变历程及其创作上的美学追求,便构成了我们教学的基本思路。 一、“文以载道”与“影戏”传统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载体的结构与其所承载的内容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而电影的社会文化位置和内含与其所选择的艺术形式及其发展方向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是我们认识电影艺术史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出发点。 在儒家思想的哺育下,中国古代文论中产生了“诗言志”、“文以载道”、“乐以教化”等一系列艺术命题,强调艺术要为政治教化服务的宗旨。这种以服务社会为根本目的的致用精神在中国得以长久的延续,也同样体现在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郑正秋先生曾经说过:“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也;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导师也;可以左右风俗,可以左右民情。是故吾人于优伶一方面,不可轻忽视之,于戏剧一方面,更不可漠然置之。”[1] 回首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其教化功能清晰可见。把电影看作一种社会教育的手段和工具,不仅是艺术家自身的追求,更是时代和社会对中国电影人提出的要求:电影成为他们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社会理想的手段。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电影艺术家所关注的问题和影片所集中表现的题材内容,大多与这一时代社会政治的优秀话题直接相关。 在对电影本体的认识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是一种重整体、重体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因此,早期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的认识也更注重对影片的整体把握。从社会功能目的出发,以中国观众熟悉的戏剧化冲突原则为基础,利用传奇、巧合等因素以求故事以情节的曲折生动;在电影的时空表现上,则以较大的叙事段落的戏剧性场面中展开的故事来完成影片的表意任务。这种以叙事为优秀的电影本体论观念与电影的教化功能的结合,生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影戏”传统。 从郑正秋、张石川的《孤儿救祖记》、《姊妹花》到蔡楚生的《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从谢晋的《女篮五号》、《芙蓉镇》到吴天明的《人生》、《老井》;从张艺谋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到王小帅的《青红》、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几代电影人,都在传承着这种艺术追求。 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影戏”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艺术和电影的思维方法。它是在借鉴民族戏剧的娱乐因素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影像语言和中国式观影习惯特点逐渐建立起来的。“影戏”传统之所以能够产生并深广地影响着中国电影,正由于它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电影的现实生存环境中。 然而,在当今中国电影该以怎样的姿态立足于世界的时候,作为年轻一代的电影人,该如何以富于国际化的视野来对“影戏”加以继承、改造,并实现新的突破呢?我们对学生提出了这一中国电影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人本思想”与影像中的人文关怀 在对“影戏”传统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我们又从另一层面对中国电影人既心存“兼济”天下之志,又洁身自好、守持心性真实、追求个性自由的价值观予以深入剖析:他们以发自艺术家内心的民族情感,表达着对平民大众深切的人性关怀。 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承载者是士。崛起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表现出博大的胸怀与开放的心态,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淑世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天道远,人道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命题。这种热爱人生、以民为本的思想,代代相传,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积极入世的忧患意识和追求精神独立的审美品格。这一点,也同样支撑着中国电影的民族艺术影像,支配着中国电影主流形态的艺术走向。在教学中,我们以此为线索,深入探讨不同时期的中国电影人,在其作品中所体现的独具魅力的生命关怀与平民意识。 打开中国电影影像的记忆,一系列血肉丰满、性格鲜活的小人物跃然眼前。每一代电影人都在这些形象身上赋予了鲜明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深沉的生命关怀:卑贱的妓女阮嫂首先是一个具有“伟大的人格”的圣洁的母亲;歌女小红和吹鼓手小赵的爱情在穷困的岁月里显示着中国百姓乐观豁达的情怀;天真善良、聪明可爱的三毛的不幸命运和“小广播”的市侩与心酸,都同样让我们在笑声里流下同情的泪水;张嘎子、、吴琼花在战火中追求着革命理想和自己的人格完善;李双双在集体化的道路上不断成熟;孙旺泉忍辱负重、执着地寻找着生命之水,成了一方水土中的平民英雄;翠巧为追寻光明而被黄河吞没;苏州河畔的女孩牡丹为纯美的爱情而付出生命;秋菊为“要个说法”历尽辛酸;做扒手的小武也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贫嘴张大民在“与树同居”的日子里自得其乐;“三峡好人”们在时代的变迁中,思考着生存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 这些作品大多以平民化的视角,从日常生活中去挖掘中国社会的众生相,凝聚着中国电影人对现实民生的深切关怀以及忧国忧民的悲剧意识,构成了一幅中国电影的“清明上河图”。 教学中,我们还针对当前中国电影创作中人文关怀的缺失现象让学生展开讨论:面对“黄金甲”与“好人”在票房上的“胜负”,我们该如何评说与选择?艺术与技术,传统与现代、生产与消费、道义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都是学生们走上创作之路时所要面对的!中国需要有力量、有人性深度和历史深度的民族电影,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三、“天人合一”与电影的诗意品格 “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最根本的特色。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世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谐调。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于中国文化艺术的各个层面,并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追求、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美学上,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渍了中国古代审美境界论,使得中国人特别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于是,追求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意境之美,成为了中国艺术的终极目标。而中国人生于自然、取之于自然,仰赖自然的观念,也在电影创作中得以充分的延伸与发展,形成了中国电影艺术民族风格的诗意传统。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电影人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宁静、幽远、恬淡的审美意境渗入到电影创作中来,并开始从叙事和造型相结合的综合效果来探索电影的民族文化意蕴的表现。委婉含蓄的无声片高峰之作《神女》;完整体现中国美学特质的影片《小城之春》;“十七年”中寄景抒情的《早春二月》;80年代的散文诗电影《城南旧事》;充满东方韵味的武侠片《卧虎藏龙》,清新隽永的《那山那人那狗》……表现对名山大川、奇景秀地、边塞风光向往的风光片《刘三姐》、《五朵金花》、《林海雪原》、《庐山恋》;凭借大自然抵御政治压抑,升华生命诗情愿望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等…… 结合这些不同时期的电影作品所呈现出的美学意趣,我们与学生共同探讨:尽管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于急功近利、直奔政治性主题以及直白显豁的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原因,诗电影未能在中国获得长足的发展,但在传统美学的陶冶下,中国电影人一直在作品中努力营造具有浓厚民族意味的段落。他们融合中国诗歌、绘画、音乐等审美表现形式,通过空镜头、长镜头展现自然景观,借以抒发主人公的内心情感,表达创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试图运用视听造型来实现一种东方美学的表达,以写意的方式抒写恒久而普泛的人性主题,并形成了含蓄隽秀的诗意品格。这种美学气质是中国电影不能丢弃的! 四、“和而不同”与风格类型的多样化 在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基因。它是指在保持各种因素的本质的基础上,达到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彼此相容相通,是“求同存异”的升华。为使学生深入领会“和”的含义,我们对此作了多角度的诠释。 从历史角度看,正是因为有一种“和”的博大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对外来文化产生巨大的亲和力,才会吸收、改造其他民族的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中国近、现代的进程,恰好是中西文化不断地“和”的过程;而从当前全球一体化的格局来看,“和”已成为世界文化交汇融通的潮流。 纵观中国电影的百年进程,在抒发爱国情感、讴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颂扬英雄气节、表达乐观豁达的心态、追求家庭和谐等民族文化精神的熏染下,一代代电影人,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电影作品。而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区域构成上“两岸三地”的特点,也使中国电影在“和而不同”的文化阐释上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侯孝贤、吴天明对现实的深切关注,李安、谢晋温柔敦厚的伦理情结,胡金铨空灵而富于禅意的武侠世界,冯小刚、周星驰富于平民意识的喜剧、贾樟柯长镜头里的尘世关怀等,其中都贯穿着浓郁的中国文化品格。而“华人电影”或“华语电影”概念的出现,也反映了当代人对中国电影多元构成特点的认同与关注。 据此考察中国电影可以看到:电影作为一种“舶来”的艺术,在进入中国文化视野和创作空间起,就体现了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品质。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是全新的电影语言方式,与最具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京剧艺术有机结合的产物。 尽管受传统艺术理论重感悟、轻理性的影响,中国电影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民族电影美学理论体系。但我们还是尝试着运用当前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中国电影在民族文化以及民族与外来文化结合下形成的叙事模式、风格类型进行了分析、梳理。以求给学生提供一个可借鉴的研究视角与今后的创作思路。 (一)主旋律电影 长期以来,电影在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中首先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载体而不是文化‘产品’”,[2]因此,在中国电影创作中,主旋律电影便成为一个特有片种。在某种意义上说,主旋律是建国前“影戏”观念的延伸,并随着时代的变革,被不断地注入了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华女儿》、《白毛女》、《青春之歌》、《李双双》、《开国大典》、《生死抉择》、《张思德》、《云水谣》等等,都是各个时期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教学中,我们结合今年的“金鸡奖”和“华表奖”的获奖情况,对当前的电影现状进行解读:在经历了大众文化形态的冲击后,近几年的主旋律电影在继续强调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始有意识地将娱乐性、商业性元素融入其中。《云水谣》就是成功地将爱情片的类型模式与主旋律形态相结合的代表。 (二)家庭伦理片 以家庭伦理为优秀的儒家伦理学说,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指向。对伦理秩序和伦理秩序中的个人及其职责的反映与思考,成为中国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母题之一。 在对中国电影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不断重复的叙事模式: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优秀,围绕一个家庭的亲情关系来反映道德问题;用巧合的情节表现人物的不幸,用不幸的事情来衬映出人物对家庭伦理观念的取舍,借此体现影片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孤儿救祖记》、《姊妹花》、《渔光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先后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电影中最卖座的影片,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以最贴近中国人文化认知的方式入手的。这类影片靠情、理打动人,以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观众之间在心灵上的沟通和共鸣作为契合点。这是一种具有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内涵的创作模式。 20世纪后半期,我们曾经对谢晋和李行等人的电影进行了有关恪守传统伦理还是实现人格现代化的讨论。80年代之后,有着国际背景,横跨中西文化的李安创作了“父亲三部曲”,他沿袭了家庭伦理的角度,但视野则是世界的、开放的,展现了传统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悲喜交加的命运。教学中,围绕着李安的成功,组织学生展开讨论:一种从民族文化深处生长起来的叙事模式该如何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呢?关键就在于创造者在尊重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能否顺应时代,赋予既有模式新鲜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因此,新一代电影人有责任将家庭伦理片打造成一种既能深入到民族生活和情感的内里,又能获得商业号召力的电影模式。 (三)武侠片 在世界电影类型片中,武侠片是少有的由中国人原创、探索和发展起来的类型电影,是比较纯粹的中华民族样式的类型片。它是以中国武术功夫及打斗形式、侠士形象和侠义精神作为情节类型构成基础的电影。 我们通过纪录片《功夫片岁月》,使学生了解武侠片在产生、发展、成熟的历程中,融入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多重内涵:满足老百姓良好愿望的侠文化、武侠小说的直接影响、京剧艺术的表演程式、武术功夫的表现形态、禅宗思想的渗透等。并以《火烧红莲寺》、“黄飞鸿系列”、《独臂刀》、《侠女》、《唐山大兄》、《少林寺》、《新龙门客栈》、《卧虎藏龙》等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武侠片为例,对这一类型特点进行分析:“侠义”、“自由”、“为民”的精神追求;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奇丽影像、壮观场面的营造;惊险动作的设计;传奇人物的塑造;全景、大全景镜头的运用……上述元素的有机结合,造就了影片慷慨激昂、感时伤怀、悲天悯人的审美效果,激发起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绪感染力。 通过分析与学生进行交流:中国武侠片之所以长久不衰地立于世界电影之林,其根本原因在于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气质。然而,武侠片创作现状却令人堪忧: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刻意营造华而不实的大场面、卖弄电影特技、故事情节粗制滥造以及对“暴力美学”的盲目追逐等等。这种顾了“面子”,丢了“夹里”的状况会将中国武侠片引向何处?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四)西部片 20世纪80年代初,钟惦棐先生提出了拍摄具有中国特色的西部电影的想法。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吴天明导演以《人生》、《老井》为中国西部片奠基。与此同时,第五代的《黄土地》、《盗马贼》等也加入了对中国西部这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的关注;其后出现了《野山》、《秋菊打官司》、《双旗镇刀客》、《美丽的大脚》、《二嫫》《一个都不能少》、《天地英雄》、《图雅的婚事》等一系列以中国西部地区为背景的电影作品。 或许“中国西部片”的概念还有待于商榷,因为它不是对美国西部片的机械模仿,而是作为当代中国极具区域特色的片种存在着。这类电影力求以新的视角对中国的西部生活作独特的观照和抒写,创造性地将当代人的思考融解于西部社会生活和自然景观之中。在艺术表现上,透过浓郁的乡土生活画面、民俗风情、宗教仪式以及独特的人文意象,捕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中国西部生活进行雄性精神的审美创造,给中国的民族精神、艺术意识注入了刚气和力度。而这种阳刚之美正是当下的中国电影所欠缺的。 (五)喜剧片 喜剧片在中国电影中发展比较缓慢。作为类型研究而言,最值得关注的当属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冯小刚的贺岁喜剧片。超级秘书网 这是一种带有很深的中国文化印迹的喜剧片。冯小刚以喜剧的超越精神和民间姿态,引发了中国大众的一次次“狂欢”!贺岁片不仅使“过年”有了民族本土意义上的电影文化载体,还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电影档期——贺岁档。然而,它尚处于起步阶段,还远不够成熟。由此对学生提出:在他们今后的创作中,是否应该对这一电影类型融入更丰富的民族文化意味? 在中国电影中,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样式,如反特片、戏曲片、动画片等,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显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强大生命力。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人骨子里所渗透的民族之魂从未改变过。正如张明敏在《我的中国心》里所唱的“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和而不同”、“多元向心”,这是中国文化、也是中国电影不变的灵魂。 五、结语 在中国电影史的教学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盲目地用西方的电影理论来解读中国电影作品,很难准确地把握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对于中国电影人而言,树立起民族电影的意识,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文化价值的电影作品,创建具有中国民族审美特质的电影理论系统,对中国电影的创作及研究都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影视艺术院校的师生义不容辞地应该承担起这样的使命。 中国电影史论文:论《中国电影发展史》与电影文化思维 摘 要:《中国电影发展史》是程继华主编的权威电影史学书籍。本文通过对此书的研究试图探究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思维模式,有助于找寻出一条更深层的中国电影史发展脉络。以批判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研究史学书籍,并在求证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深入读解本国电影文化。 关键词:文化思维;政治;电影运动;中西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思维方式都源自文化本身,而历史本身又具有些许主观色彩,导致政治因素在一段历史的存在中尤为抢眼,这是阅读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最大的感触,政治化的思维模式以及历史化的主线流程使我重新感悟了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并对电影史学的研究有了初略的新的诠释。这是一本详尽的史学体系书籍,对于研究阶段的初学者来说,我们还需要反复阅读并正确理解理论历史化这个问题,以方便讨论中国电影理论中的一些优秀观念是如何发展的并以何种发展的眼光来阐释。对比不同版本的中国电影史学书籍并通过横向纵向分析,认知到中国电影理论应顺应电影文化思维,分为社会理论以及艺术理论,对史学的研究也应当在时间、空间的维度里找到正确的定位,以下简单讨论一下我个人阅读《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感触及对文化思维方式的思考。一、政治读解文化通读《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下两册,时间跨度从1896年影戏正式引进中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重新迎接政治、文化崭新时代。三编八章的时间切割上也是从中国历史、政治的分期上来划分的。从萌芽到党领导的电影文化运动再到新阶段进步电影与人民电影,都是在政治纬度上进行的,期间穿插中国历史各时期的战争结点,会议及斗争。时间上也划分为萌芽、发展、潜行、阶段、服务、斗争及成长,最终放在“成长”上也恰好契合了未来电影工作永不停歇的宗旨。《中国电影发展史》为代表的传统电影史的写作,更偏重于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对中国电影进行评价。它是通过政治解读文化的方式产生于大时代背景下的理论产物。尤其是第二编、第三编,基本在“党领导”的宗旨下进行各类电影文化运动。其中1934—1935年谈到“围剿”与“反围剿”斗争,包括在1937—1949这段整体带有民族拒绝性的时代,“抗战”变成主导思想。又例如“左翼电影”作为时代产物受到一切来自政治斗争的阻挠,而电影运动却如火如荼的在这样的斗争年代进行着。对于文化的公正性会由于政治的读解变得缺失,硬朗的政治斗争性超越了艺术体本身很柔和的因素。使本书带上了更重的历史、政治色彩,却缺乏真正的电影理论色彩。当然,政治主线下的电影史是有好处的,至少让我们更了解那个年代统治阶级的思维方式及行动趋势,对艺术文化把握有多少的强制性(包括各种高压政策对人的影响都避而不谈),这是最大的与当下各类中国电影史不同的地方。它更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具有强迫性和残忍性。相比政治比例合适的史学书籍我更偏爱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它将中国电影史看作是一部由电影艺术、电影工业等多维体系组成的综合史,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流变,分时期、分阶段地对中国电影史中的电影作品、电影现象进行细致入微的论述和阐释,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中国电影史发展脉络。史论结合,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把握评述的公正性。二、电影运动与派别斗争政治运动伴随电影运动,或者说政治与文化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本书主要谈到“左翼电影运动”与“孤岛电影运动”而“软性斗争”又导致文化派别与性质的斗争,从政治的定性到文化的定性再到电影的定性,从而导致一种过于偏激的理论体系生成,其中谈到在定性斗争中,将《小城之春》当作是一种消极颓废的感性电影,既不符合当时进步电影的需要,也成为“文华”公司消极倾向的典型代表来叙述。完全从政治立场分析文化的态度从而引发的斗争如同是******与共产党的内战,爱国的******军官与共产党员并不能完全站在统一战线上,是因为他们分别有着各自的阶级立场,这就不得不引发我们对文化立场和态度的思考。我个人是很喜欢《小城之春》这部电影的,不仅怀着对费穆导演的尊敬,更多的是他开创了中国“诗电影”的先河,这才使得后续导演如:贾樟柯能真正将“诗电影”概念推广并形成自己的一种创作风格,我认为这种带有派别之争的电影史书,必须同时客观的站在政治与艺术的双重宝塔上进行俯瞰研究,否则就有失公允性。值得肯定的是“左翼电影运动”及“孤岛电影运动”部分的撰写,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了各种社会因素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形成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并生动的举例阐明观点。三、中西文化理论思维差提到中西方文化理论差,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电影史永远应该放在世界电影史这个广角的范围内去分析的。因此不能脱离世界格局的大环境,哲学上所谈到的“矛盾”与“联系”的观点也是渗透其间的。在这63年的史学研究历程中只少量的谈及香港电影,未涉及台湾电影,而在大谈政治的基础上主要攻击一些非主流电影(即:非政治、缺乏教育意义的及一些所谓的消极电影),是不符合电影史学的广泛性与客观性的,并未能真正分析其艺术文化价值性。单就这一点是与西方文艺理论史学书籍不同的。公正、客观永远是史学撰写者的信条,作为史评及文化研究人员也都应当在这种氛围中评说。值得肯定的是作为史学书籍,同期类比了大量的影片,并附着了电影剧照及比较详尽的内容介绍,对同时期优秀的影片及反面教材进行了对比,使得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方式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淋漓尽致的发挥。 说到中西方电影理论思维差,需要将世界范围理论指导模式应用在中国独具特色的文艺路线上,这是平衡思维差的最佳方式。我们需要史评,需要完整的史学体系,同时需要在一体化的大框架下延伸出我们自己的路。应该加强什么,应该剔除什么,应该补充什么,更应该创新什么,这是我们当下研究的出路。一方面考察中国电影理论与外国主要理论如何平行发展,另一方面,讨论中国与外国电影理论联系密切的部分,考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中国对于世界电影理论中不同的理论体系、观念和流派取舍有何不同。这样编撰史学书籍会更有说服力和客观性,史学价值才能更高。 总的来说,《中国电影发展史》是细腻的政治的阶级性明显的时限性强的史学资料,对于63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历程而言,是详尽并清晰地。作为《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主编之一的贾磊磊在谈到《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编撰时说:“我们希望对被忽略的历史进行重现和描述。” 要将电影看成是一种产业。《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要打破地域的局限,不再拘泥于行政区域划分的视野,将内地、香港、台湾统而观之,探讨在相同的文化传统中,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所产生的相同题材、相同类型的电影艺术作品所呈现的不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同时他表示“电影全史的 个人写作时代结束了,一个人要写一本中国电影史的时代结束了。”这更是验证了在全球一体化下分工更细化,内容更多样的文化理论体系整合的时代的到来。这不禁让我想到倪骏所编撰的《中国电影史》,虽有抄袭之嫌,可在内容和形式上却是集百家之长,全面的涵盖了中国电影史应涵盖的所有范围,虽然要批判的看待史学书籍,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拼接也是含有独特主观色彩的,也是中国电影史理论书籍发展的一个过度版本,它是有创新有发展的。我们要建立全局的电影思维模式,要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还能永远保持最新鲜的状态。
海报设计毕业论文:多维语境构建中的海报设计论文 一、海报设计中的图形语言 图形语言是海报传达信息的灵魂,好的图形往往不需要过多文字的赘述而直追主题,表达意蕴。海报设计的图形语言主要关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符号的选择和表现。所谓符号是指具有某种代表意义的标识,它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它在人类社会传播中能起到指代功能和交流功能。符号选择的准确与否将事关海报主题传达的有效性。《门神请缨,出战雾霾》系列海报设计选取尉迟恭和秦叔宝两位门神的年画造型,通过模拟对象而构成画面,复现了形象的部分视觉信息。两位门神担当镇宅避邪、保护平安之重任,使人们联想到在灰蒙蒙的雾霾背景下,两位武将能为广大民众消灾避祸,渡过难关。在表现手法上,设计者遵循了密斯•凡德罗的“少即是多”的现代主义思潮主张,简化了门神这一符号,只取其外轮廓。这并不是说目标就是粗狂的简单化,而是一种精致的朴素。这种设计仿佛略显简单,但在材料、质地、比例和寓意上无不洋溢着极致的专注——设计外表简单的事物实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该系列海报对平常门神装扮中的彩色着装的去除,不但使形式显得统一,也暗示出由于当今污染的严重,任何事物都黯然失色的事实。图形语言中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图形构型手法的运用。构型手法主要是指符号的重组和版面的经营问题,选取了有针对性的若干符号,对其合理的组织和艺术化的呈现事关海报主题传达的有效性和感染力。通常使用的构型手法主要有置换、同构、联想、正负形、对比等。《关系》就是采用对比的手法对画面进行艺术化处理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主体圆形用来象征盘根错节的社会圈子,而在这个的圈子周围是若干个想进入这个圈子小的规则的几何圆形,一大一小的对比使画面具有视觉张力。同时在画面的版式经营上,把主题文字“关系RELATION”置于版面底部,并且在文字之上用灰色色块进行掩盖,这是因为“关系”往往是隐讳的、不宜公之于众的暗箱操作。 二、海报设计中的材料语言 “形式追随功能”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从事设计的一个好的出发点。拿产品设计来说,人类身体构造决定了我们使用物品——水壶、浴室和洗手间的形状,这些物体所使用的材料又受它们功能的制约。所以我们从孩提时期就开始直观地掌握为满足特定功能使用不同的材料。但对海报来说,什么是它的功能呢?那就是设计师刻意营造一种视觉意趣。海报设计虽然属于传统平面设计的重要门类,但如何使材料的介入准确地传达出海报言外之意的意蕴,正是众多知名海报设计大师对材料独特偏爱的原因。事实证明,在美感塑造上凹凸不平的视觉肌理使观者更容易被感染,在内容传达上材料结构和质地的隐喻性使观者更容易被打动,对材料谨慎合理地选择和使用将有利于海报主题的传达和意蕴的营造。《碑•悲》这一作品主要是表达由于人类对森林的乱砍滥伐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长此以往人类自身终究走向灭亡。因此设计者选择墓碑这一符号作为主体图形,使画面充满悲怆的意蕴,使用还没有成材的树枝进行密集化拼贴,引导观者进一步理解设计者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同时把图形进行模糊化处理来凸显悲伤过度、眼睛迷离而至物象不清的意境,深刻传达出“墓碑,木碑,木悲,母悲”的主题思想。《门神请缨,出战雾霾》通过材料语言的巧妙运用使主题表达得更加深刻。门神的彩色战袍已经褪去华彩,选择人们去除污渍的日常用品金属清洁球和丝瓜络,可以说这两种富有质感的视觉表情也具有象征“符号性”——所指对象与符号之间有性质上的相似性,但无形状上的相似性。然后对金属清洁球和丝瓜络两种材料进行语言重组,这种艺术化的处理使我们感受到除霾的决心——使用人工和天然“武器”与雾霾战斗到底,呼吁观者以自身的切实行动同雾霾做斗争。同时在版面的经营上,文案和黑色几何图形共同构成了关闭的两扇大门的潜在意象,巧妙地传达出拒雾霾与宅门之外的意蕴。由此可见,在海报设计中,图形、材料等视觉元素共同构成了它的语境,在整体编排中赋予它们特定的指涉功能,当指涉功能与其客体功能相一致时,才能恰如其分地发挥信息传达应有的作用。 三、结语 总之,图形使海报具有结构,而材料赋予海报以肌肤,因此,海报设计中的图形和材料是设计师必须掌握的两种语言。这两种语言的和谐使用有利于主题的传达、表情的丰富、意蕴的营造。把握这两种语言,并将新的经验和见识编织到海报设计中去,从而创造出个性化、人文化的新的设计符号及理念,有助于海报多维语境的构建和海报多样化设计风格的形成。 作者:吴朋波 单位:太原理工大学 海报设计毕业论文:同构方法视角下动物海报设计论文 一、同质同构 这里的“质”指的是“质地或者是质感”的含义。同质同构是指将一种图形重复排列或者将两种同质图形中的某一部分独具匠心的巧妙组合,在视觉自然而然地从一个视觉语义延伸到另一个视觉语义,从而产生新颖的视觉效果和新的意义。鞋子和长颈鹿虽然是不同的事物,但是质地是一样的,因为鞋子用长颈鹿的皮子做成的,这样很直观地传达动物保护的主题,从而实现了公益海报的宣传目的。 二、异质同构 异质同构主要指不同材质或质感的同构。它是把不同“质”的图形组合在一起,用当前图像的“质”去替换另一种图像,也可以是一种图像的局部代替另一种图形的局部。简单地说就是把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视觉形象构成在在一起,生成一个全新的图像。当然图像之间并不是毫无关系,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视觉上、心理上的、社会经历的、以及所学知识上的。条形码、刀子和斑马身上的花纹都是不同质的事物,但是进行巧妙的结合,有效的宣传海报的主题,即杀戮与交易。 三、相似外形同构 相似外形同构指的是两个相似外形的同构。但是这里要明白尽管外形相似,但其形象的含义不同。需要设计师给它们之间架起“同构”的桥梁,打通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豁然开朗”的效果,可以有效的抓住观看者的目光,给人们一种全新顿悟似的启示。交通信号灯中间的圆圈和表盘,表针和枪很相似,对它们进行有效的组合,从而传达出意想不到的深刻含义,即动物链是一个整体,不应该破坏,但不法分子利用人工制造的枪破坏了它们,使得打破自然的平衡,那么人类就会得到大自然法则的惩罚。就像表一样,如果对其任何一部分的破坏,就很难在生成准确的时间。 四、相似意义同构 相似意义同构指的是一种图像所具有的内在含义说明另一种图像的含义,很像我们所说的共鸣。通过同构,使不同事物内在含义产生联系,让人感悟到到深刻的道理。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不注重事物外形上的相似,而寻求内在本质上共通。这种共通促使人们从一个简单事物内涵感悟另一个深奥的道理,使海报设计的主题更加清晰而深刻。十二属相是一个完整的家,着是当前图像的含义,但是兔子不见了,通过寻找发现已经变成了皮草,那么显而易见要告诉我们另一种含义,即兔子被杀了。警示人们不要破坏它们的集体。 五、正负形同构 正负形同构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图形共用交叉部分,图形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形体之间相互依存所构成的同构。形体和空间是相辅相成的,互不可分的。一定的形体占据一定的空间,我们将形体本身称为正形,也称为图;将其周围的“空白”(纯粹的空间)称为负形,也称为底。剪子和兔子的交叉部分是只兔子的头部,图形很够巧妙,眼睛是红色的,即兔子被剪子裁剪了,为了进一步说明主题,在剪子的柄上又放了两个动物。其主题更加清晰而明确。 六、光影同构 光影同构通过对影子图形创意,使其成为不同于物象但却具有于物象本身的含义,利用影子的造型反映物象的内涵,从而形成画面新颖、奇特之感。动物红色的阴影的落在刀子上面,说明动物成为刀下之魂。从而直观的宣传海报的主题。 七、结语 反对皮草的动物保护海报设计的创意方法很多种,我主要论述了同构方法,上面的作品都是我结合同构方法所做的作品,当然一些图片资料收集运用了网络资源。设计随着时代的变化,艺术表现方法不断展现出多元化的姿态和艺术美感。因而,在后面的时间里里,我们会看到更加多样化的反对皮草海报作品,它将不断警示人爱护环境、保护动物。 作者:王伟 单位:陇东学院美术学院 海报设计毕业论文:禅宗语境中的海报设计论文 一、空 我们在欣赏日本海报大师的作品时,往往第一感觉便是形式上的简洁而带来的空灵、宁静之感。日本平面设计大师原研哉认为,“日本禅意境美学的基础就在那空的空间之中,上面建构着大量的意义。一种重要的沟通层次因而存在于我们称为‘白’的维度内。”其实,“空”是禅宗般若思想的最主要学说之一,用以破除修行中的虚妄执着,是感性经验的重要转型。其与道玄之学讲求的“无”大不相同。与“无”相比,“空”可以说是拥有万物,或是海纳百川,是一种否定的否定,体现了“无一物中藏无尽”的思想。空观在日本设计中最具代表性的体现便是枯山水,龙安寺的庭院便被日本人称为“空庭”。同样,日本当代海报设计也深受其影响,它们总是传递出简约、空灵、单纯的“空”的意境。如原研哉于2003年为“无印良品”宣传活动所设计的海报,整个画面只在地平线处有一个类似黑点的人,其余部分为白色的地面和空旷的背景,整体呈现的是一种空灵的力量。原研哉在谈及这幅作品时说:“我对‘无印良品’的概念的提案,用一句话说,就是‘虚无’。广告本身并没有明确的商品信息,而是呈现一个看似空无一物,却能容纳百川的容器。有时候用空无一物的容器取代信息本身,为受众留出想象空间,它们所给出的意义填充和容器共同完成信息传达。”这充分体现出作者对于禅宗空观的理解和领悟。这种思想在他的《一本书》月刊海报上同样也能体会到。除了原研哉外,日本平面设计大师河北秀也的《三和酒》海报、北川成所设计的《Life》海报、新村则人所设计的环保海报等,均很好地表达出日本海报大师对于“空”的认识。他们总是试图将图形做出高度的提炼和概括,将最具有代表性、说服力、震撼感的东西表达出来,以高度的单纯来表现事物的本质。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南宋画家马远和夏圭的作品。如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中,寥寥几笔波浪,一叶扁舟,寒江独钓,别无他物,一片苍茫气象,这种风格与日本当代海报不谋而合。当然,生活在禅宗最为鼎盛时期的马远,自然也深刻领悟了空观思想,这便说明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在《禅与日本艺术》一书中写道:“‘一角’式也好,‘简笔体’也好,两者都是从平常的法则中获得孤绝的效果。在你平常希望有一条线、一个块或平衡翼的地方,你失去了它,但是,这一事实却在我们心中唤起一种突如其来的快感。”显然,禅学中的“空”深深影响了日本海报设计师,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淋漓尽致地体现,表现出极强的艺术魅力。 二、真 如果说“空”反映了日本海报作品外在形式的现象的话,“真”则代表了目的。日本的当代海报作品总是想要努力将现象背后的东西呈现给我们,是一种本质,或是一种思想。其并不停留在元素的形或神上,而是一种透视与质疑。这正是临济、曹洞宗的精髓思想之所在。临济黄龙的仰山行纬禅师曾言:“若是真模样,任是处士石匠,无你下手处,诸人要见,须是着眼始得。”因此,在禅僧看来,形状描绘的再“形神兼备”也只是个相似模样,不能触碰其本质的真。这使我们联想起古希腊美学家柏拉图关于艺术是“影子的影子”的学说。对于这种思想的表现,日本海报大师田中一光便是代表人物之一。如他于1981年为“古典艺能亲善巡回展”所设计的海报《日本舞蹈》,作品通过高度概括的几何形态来呈现歌舞伎的形象,既是对日本浮世绘风格的继承,更是对事物表象背后本质的把握,寻找最天然的本然。另一幅作品《第二十八回产经观世能》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效果。这种对外在形态的分割、舍弃与打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探寻,很容易引导观者透过作品外在形态去思考其本质的“真”。朱锷在《田中一光的造型艺术》一文中写道:“更多地细看田中一光先生的作品,就会看到大和民族崇尚单纯简洁的艺术气质在其中反映得很纯,没有那种类似‘洛可可式’的繁琐和纤巧,更具有一种原始的生命力,清澈浑朴。”另一位代表人物当属佐藤晃一。王受之在《世界现代平面设计史》写道:“(佐藤晃一)对于日本的禅宗非常感兴趣,在自己的设计中努力传达清静无为,朴实无华,强调自我修养,重视精神境界的纯净的禅的精神。”从佐藤晃一的作品中,我们似乎总是能够看到作者努力摆脱形状的束缚,而把握其身后的东西。他善于将色彩的晕染、形状的解构和光的渐变融为一体,有一种“寓无穷于有限”之感。我们从他的作品《绿色之声》中便可看出,画面中排列着几片不同形状的绿叶,叶边缘的晕染营造出了生机勃勃之感。观者在欣赏作品时,已不再关注叶子本身的形状与排列,而是体会到作品所传达的真意,是一种对自然的本质根源的表达。 三、悟 “悟”是日本当代海报设计灵魂之所在,这是以“空”为表现形式和以真为创作目的所决定的,也是其内在禅宗文化的继承与发扬。禅宗之“悟”与儒道的循序渐进之“悟”不同,其是在教师的暗示和引导下,完全依靠本人自行参透,绝少有理性与分析,主要依靠感性与融会贯通。这在日本当代海报设计中主要体现在留白上。西方海报设计中的留白往往是为突出主体元素而为之,追求一语中的,直击要害之感。而日本海报中的留白则更侧重一种感悟,正如中国画中的“计白当黑”。这里的留白是有内涵的,其本身就具有画面主体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一个衬托。这类似于宋代习禅僧俗对白纸的崇尚,苏轼曾有诗赞白纸,后世还出现在白纸上题“普贤银世界”等赞语,将白与悟的关系发挥至极致。佐藤晃一认为:“相比起实体来,其空白和余韵更能表现一种精神性的东西。”杉浦康平也认为:“余白中充满了气的流动,是天地万物中潜藏的一种动力。”我们以佐藤晃一的《樱妃东文章》戏剧海报为例,作者以大面积的留白方式来表述其思想,仅在画面下方绘制嘴的图形。观众在欣赏作品时通过对仅有图形的认识,在余白中自行感悟其背后的全貌。同样,日本平面大师新村则人为无印良品设计的海报,也使用大面积留白来让观者感悟生命、人生与自然的本质联系,让人们在恍然大悟中理解事物的原貌,感受生命的意义。这便带来另一个问题,即以“悟”作为创作主线的作品,在欣赏与解读时同样要以“悟”为钥匙。观者在欣赏作品的整个过程中,并非仅仅是消极地接受,而是在积极地参与投入,从事着能动的艺术再创造。对于日本当代海报大师作品的解读,要充分考虑到作者自身的禅宗背景。如果欣赏者缺乏正确系统的认识,则只能欣赏作品的表象,而很难得其真谛,甚至产生相反的效果。佐藤晃一便在书中谈道:“近几年,有人批评我的作品中没有具体的东西,而我之所以逐渐减少画面中的物体,是自己一直在追求无状态的风格。”这种所谓的“无状态”,其实是一种“重内涵、轻形式”的表现,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因此,对于日本当代海报设计的欣赏与解读,应该放在禅宗语境之中进行,以悟为主线贯穿整个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散发出真正的魅力。 四、结语 禅宗思想明心见性,通过空观的顿悟来追求事物背后的真。因此,禅宗语境下的艺术形式是灵活多样的,甚至极简怪诞。它们轻视外在的表现,重视内在交流。我们在这种语境下欣赏日本当代海报设计作品,便能解读海报大师们的心声,甚至在优秀的作品中看到自然的规律和生命的本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禅宗文化起源并发展于中国,我们有理由更好地吸收其精髓,将其与当代平面设计创造性地融合,让我们的海报设计拥有真正的思想灵魂。 作者:张凯 单位: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 海报设计毕业论文:关于文化差异性的海报设计论文 1文化的差异性与统一性 提及文明的区别,以水平方向为准,同在相同时空的人们,不只是在生理方面突出了差别,在言语文明、思考模式、起居体系甚至为人处世等多个层面都有很多的差异;以垂直方向为准,古人和现代人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区别,外在制造方法、社会体系、生命意义观点、思考与表现形式的差异以及这种体系改变引发的文明改变,以至于言语文明的沿袭也产生了变化。文明的定义并不是固定的,文明的姿态复杂多样,各个族系所拥有的文明也都极具个性,而且伴随着各种要素的影响不停发生改变,虽然人类依然能够以繁复多样的文明现状、文明姿态为出发点,掌握各个族系、各个时间段文明之间的共同点和连接性。文明极具共通的特色,是一个特殊组织人员共通的梦想、意义以及表现规则。但是文明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我们和文明共同发展,各个组织之间的文明也能产生交错。人们经常提出当今社会正处在世界一致化的状态,各个国家之间的文明随着这个改变也在互相作用、互相渗入,此类文明的沟通最后实施与实际的各个层面。虽然欧洲的民族信念极具特殊性,我国大部分人民都不清楚基督总结的意义,但是未阻止我国人民共度圣诞节;虽然欧洲人基本都不了解阴历和阳历的差异,但是也不阻止我们共同欢度新年。 2海报设计中所体现的文化差异性与统一性 (1)海报中的文明特色统一性。 文明的沿袭是以标志为前提的,如言语符号就是标志中的关键一员,通过言语符号,文明能够一代代沿袭至今,也可以发散到更加宽广的区域中。标志依照感觉的差异能够区分为三种——触觉标志、视觉标志以及听觉标志,言语是听觉标志的一种,而符号是视觉标志的一种,图标图式在视觉标志中占据关键地位。海报以版面较大、传播知识较广、文化行为方式多样以及视觉冲击力较强等为特征,是优良的文明宣传工具,也是平面规划创作中的关键构成成分。它包含多样的知识、专题突出准确、宣传手段较多、展现方便、针对场景工具并没有太多约束,因此大肆流行。人们熟悉的诸多世界级平面规划者都在此区域拥有极具特色的创作。诸多世界性的平面规划竞赛也是评价这种展现方式来开展的。 (2)海报中包含的文化差异使其各具特色。 眺望海报规划的历史长河,世界著名平面规划者们的海报创作都包含和自己国家文明有关的、特有而且极具特殊性的视觉标志,并且逐步将其改进变化为激烈的个体特色,让观察的人们在欣赏海报的同时就可以猜到规划师的名字。日本之前有一个出名的规划者——田中一光,他给日本流传久远的能剧所涉及的诸多海报都广为传承。能剧极具日本国家的特色,它产生于寺院神社的活跃气氛项目中的“猿乐能”,在日本所有戏剧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能剧的表演者不多,以剧本的表现为优秀,是一种极具象征手法的戏剧。出演能剧的人们都必须以面具掩面,这也是能剧和诸多戏剧的突出差异,能剧起始于选定面具。田中一光利用面具的特色来设定能剧海报,在表达方式方面,他采用较多的几何状颜色使本来多样抽象的面具和食品展开总结,概述其突出特色,并利用填补颜色的方式,加强海报的视觉感官碰撞的力度。不仅采用几何状颜色构造能剧面具来创造海报,还利用文字符号乃至于笔画特色来涉及能剧海报。 (3)中西方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化学效应”。 各个族系、各个国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文明差别;伴随着世界一致化的进度,各种文明之间的沟通与渗入都变得极其普遍。各种文明都能够变成视觉感官,在海报这个承载物上融合、撞击,通常会得到令人惊喜的结果,进而达成目的。陈幼坚(有名的香港规划者)创造的海报规划创作,大多数都饱含了祖国文明的底蕴,而此类中国特色,又凭借简单具体的当下规划手段展现出来。他对自己创作的解释是“:其实我的创作都是外在的。不过我能创造出优秀作品的原因是我了解祖国的文明采用哪种方式来表现,可以让国民和外国人都感受得到中国特色。但是不能说明我深入掌握了祖国文明,你再问我一个问题,我不一定能够给你一个好的回答。”运用此类各种文化融合的规划概念来创作就是期望凭借世界性活动来表现我国文明与品质,凭借此类表现方式,使我国人民的自尊在世界平台上争取回来。 3结语 文明的定义比较宽广而且难懂,它渗入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但是又不能准确且具体地解释它的含义。在海报规划这个区域,规划者们需要将文明通过视觉因素来综合展现,在规划技巧与规划展示时不仅要思考到最宽广区域内民众的欣赏力度,也要保证创造的特有的文明底蕴和独特性,还需要恰当掌握文明差别与一致性之间的联系。这也成为中国规划创作迈向世界的同时仍然保留着我国个性所必须探究的项目。 作者:杨雪 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科技艺术学院 海报设计毕业论文:新媒介下现代海报设计论文 1新媒介对海报信息传播的影响 人类历史上的传播方式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播媒介也经历了众多演变,从结绳记事到今天的数字媒体,这些都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这其中就包括海报设计。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的手段、载体,新媒介传播下的海报设计同传统传播方式相比就有了新的内涵。新媒介下的海报设计视觉语言在信息传播中也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传播模式多样性与针对性 相对于新媒介传播,传统媒介的传播方式是“一对多”,即固定信息源下的“点到面”形式,而新媒介传播下的信息传达方式具有更丰富灵活的多样性,即从信息源到目标受众的方式可以是“一对一”,也可以“一对多”,更可以是“多对多”,甚至“多对一”的形式。并且在接收信息的迅捷上看具有同步传播的特征,使得信息接收更为自由和便利。传统媒介传播下的海报设计更多体现为“公共性”,是为更多人服务的,艺术创作完成以后要进入公共场所或公共媒介,而新媒介传播下的海报设计作品不仅具有强烈的开放性、随意性,而且更具有“个人性”,甚至可以将其理解为专为个人而设。 1.2传播内容的数字化和多元化形式 数字化是信息时代传播的重要特征体现,它是计算机对信息处理并传播的一种处理过程,即将常规状态下的信息元素转变为一系列的数字、数据,用来表现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并进行信息传送。可以说,“数字化”是新媒介传播的主要特征,它使得信息流动纵横全球,一个能够交互式传递数据、图形、图像和声音的高流量的信息网因此产生。新媒介无疑是当今最引人注目的多媒体技术,它实现了现实世界的数字化信息传送,这也就包含了现实信息中的多元形式,包括各种图像、文字、声音等,将其转变为模拟信号,传达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使得现代海报依据新媒介的这种特征,可以具有更广泛的内容表现形式和传播途径。 1.3超人际的图形、图像符号传播 “超人际”传播是基于“人际”传播而言的。人际传播一般是指人们相互之间面对面的亲身传播,所以又称面对面传播,人对人传播。与面对面交流相比,新媒介传播超过了人际交往中的正常范畴,这种现象我们称为“超人际”传播。首先,从时间维度上看,超人际传播的交流可以是同步性的,也可以是非同步性的,体现出极强的随意性;其次,从空间的维度来看,超人际传播突破了地域的局限,体现了极强的自由度。在新媒介的超人际传播中,图形、图像符号以数字化的形式进行信息流动,与传统海报设计中的传播方式相比更为便捷,从信息的生产、发送、接收和反馈方面都体现出无比的优越性。同时,由于新媒介具有强大的存储空间,信息接收者可以将所接收到的信息及时地储存起来,从而形成对设计作品的完整印象。可见,受新媒介的影响,海报设计传播的速度、数量,乃至信息传播的模式都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这些都是传统媒介下的海报所不能企及的。 2新媒介对现代海报设计手法的变革 从新媒介传播技术上的革新可以看出,“动态”表现已经成为海报设计的一种可能,并且融合了听觉、视觉及其他感官的综合表现,在对信息的选择与认知上也表现出新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由二维静止空间到四维动态表现 由于新媒介技术的介入,传统海报设计的二维静止表现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信息传播的需求,传播技术的革新已经引起信息内容表现的革新。其二维甚至三维空间表现方式受到新技术的冲击,动态化的视觉表现是新媒介平面设计视觉语言的一个显著特征。传统海报设计的表现手段是基于传统传播方式的范围之内的,在时间上也只是静态的一刻。而新媒介海报设计则不同,每一个元素都可以是活的、有生命力的,它都可以在屏幕上“奔跑”、“舞蹈”。它的设计范围超出了印刷媒介的范畴,可以从无限的时空中去表现从宏观到微观事物之间的联系,在时间顺逆潮流中发挥创意,可以用故事情节的形式将某一个概念生动地表现出来,能使受众身临其境,更便于记忆。 2.2主动性和互动性并存的视觉传播与认知 传统意义上的海报设计是以自身展示进行信息传播,其目标人群是被动地将信息进行接收。这个信息传播过程是单向传达,目标人群对信息缺少选择性,导致信息传播效率低下,并且由于信息源的固定和单一,受众人群对于信息具有一定的排斥性。新媒介信息传播下的海报设计以灵活多变的传播模式将信息传达给受众,相对于传统媒介方式而言,其信息传播变为互动性视觉传播,在目标人群对信息的认知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赋予他们更大的选择空间后,信息传播效率变得更高,也更容易为受众接收和接受。 2.3图形、图像与声音的综合展现 由于新媒介信息传播是将多重信息内容进行数字化处理,从而使得多重信息形式综合展现成为可能。这种更为丰富和多元的信息相对于传统海报的内容无疑具有更强的表现力和吸引力。由于声音的介入,原先复杂并且不易表现的信息成为可能。它具备图形、文字不可比拟的魅力,其表现力是传统海报形式的有力辅助,使现代海报设计更具魅力。因此,相对于传统媒介,新媒介传播下的海报具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大的优越性,表现形式得到更大的扩展,这也使得设计师对于海报设计的创作方式和设计理念进行变革,其原有的时空观念、表现形式和技法都需要适应新传播媒介下的信息内容表现,这无疑将成为未来海报设计的发展方向。 3新媒介对海报审美心理上的拓展 审美心理学认为,一切客观存在的美只有经过同人的审美心理的相互作用,才能被人所感知和进行能动的创造。设计活动,是人类有目的的创造活动,美感是人类在自己创造的对象世界中自身直观的心理活动,是实践主体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反映方式。传统传播媒介下的海报展现是以二维或三维空间表现为主,以视觉表现为主要信息传播途径,其原有的美学观念在新媒介的冲击下也不断拓展。传统海报设计中的审美心理在虚拟现实、声音辅助、动态表现的技术及观念引领下,具备了原先没有的心理感受,这无疑是对传统视觉语言中设计美学的一种继承和延伸。 1)新媒介中的数字化信息传播使得海报设计视觉语言具备综合表现手段,更加富于趣味性和丰富的心理感受。 这种新的信息审美对于受众人群无疑具有更强大的感官刺激,符合人们对于新奇事物的视觉吸引和好奇心理,从而使得信息更具表现力,传播效率更高。 2)新媒介传播模式的改变使得信息接收更为自由和主动,这必将引起人们审美思维的改变。 新媒介信息的存贮、传输和显示都打破以往的限制,使得现代海报信息传播也具备了更强大的传播语境,人们的接收、阅读方式都发生了改变。 3)新媒介海报设计的交互性实现了艺术活动的变化。 新媒介的技术系统保证了传受之间真正实现了双向互动。受众人群不再被动接收信息,通过新媒介信息传播,人们具有更广泛的自由,甚至可以互动性地实现信息内容的部分接收,可以改变设计的显示色彩、形状等视觉表现方式,这就满足了用户的不同审美需求。所以,作为信息时代的产物,新媒介海报设计在不断地发展,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更新对图形的处理能力也越来越强,这对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他们探索新技术下的视觉表现,对当前新环境下的目标人群的审美心理有深入的了解,从而实现更好的信息传播。 4结语 综上所述,以数字化和多元化为特征的新媒介传播给海报设计带来了变革,对视觉语言的表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海报设计师来讲,这不仅是技术影响下的海报设计更新,更是多重设计领域之间的融合。在“跨界”设计成为潮流的今天,海报设计师再也不是停留于“画板”或者平面软件的单一领域,综合信息表现及信息传播的多重展现必将随着数字化信息和多媒体终端的普及而展现出新的意味。 作者:李慧如 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海报设计毕业论文:民族文化视域下的海报设计论文 一、旅游海报设计中的民族文化元素 (一)传统艺术元素 传统文化艺术所包含的多姿多彩的艺术表现形式、审美角度、创新精神以及艺术作品对当代旅游海报设计有着深刻的启迪与借鉴作用。中国富有个性的文化特质决定了现代海报设计深厚的东方文化韵味,也形成了一大批具有东方神韵的海报设计元素。例如传统的汉服和旗袍、神秘的刺绣、苏杭的园林等,这些优秀的传统艺术是丰富我们视觉艺术语言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寻找和发现新的视觉语言、创造新的视觉文化的源头。 (二)宗教文化元素 “宗教情感与艺术的审美情感存在一定的差别,宗教中如痴如狂的崇拜、义无返顾的献身、惊心动魄的自残行为,往往是与个人的生活目的、人生价值等道德观念直接相联,而艺术审美情感与道德观念的联系则是间接的。审美活动本身只诉诸人的感情,通过对美的事物的感受和认识,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由此可以看出,宗教与艺术两种思维方式在运用想象和幻想把握世界的过程中殊途同归,彼此共存;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本领与手段又同根共源,一脉相承,都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力。诸如民间传说、图腾崇拜、原始艺术与歌舞、仪式等宗教活动同样运用了丰富的想象,而且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与开发这种想象。 (三)民俗民风元素 民风民俗指那些突出表现民族特点和地方性特征的因素,从服饰、饮食、礼仪、节庆活动、婚丧嫁娶、文体娱乐、乡土工艺,到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审美趣味等无所不包。近几年,一些地区开辟了通过旅游开发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途径。如屈原故里每年端午节举办龙舟赛事,已成为三峡地区重要的文化旅游活动。在旅游海报设计中,以现代的审美观念对吉祥图案、剪纸、年画等民间装饰纹样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不仅使作品保留了传统的艺术神韵,同时也被赋予了时代特色。 二、宁夏民族文化元素中特有的图形符号 宁夏民族文化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共同创造融合的结晶,体现了很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吸纳性,并随着历史的推移不断演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化风格。 (一)回乡文化元素符号 宁夏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在长期的回汉文化交融中,回族保留和沿袭着自己的信仰和生活习俗。其境内的清真寺继承了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优秀特点,并在文化交融的影响下形成了不同风格。如宁夏银川纳家户清真寺就融入了汉文化的建筑风格,充分发挥了彩绘、雕刻等技法特征;银川南关清真寺融合了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建筑的特点,宣礼台和内部主体建筑风格互为呼应,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充分展示了回族及伊斯兰文化内涵和建筑特色;中华回乡文化园是以白色为主色调的宏大建筑群,金色礼仪大殿高高耸立,运用了大量的彩色壁砖、穹顶彩绘,彰显了伊斯兰艺术风韵。 (二)西夏文化元素符号 宁夏曾经历了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大夏国,史称西夏。神秘的西夏文化作为宁夏民族视觉元素之一,为海报设计师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想象力和创新力。如具有“东方金字塔”之称的西夏王陵,再现了西夏建筑独具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在古代建筑中占据特殊地位;西夏瓷器是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集中反映,产品造型设计、纹饰题材、装饰手法均表现出较强的民族风格,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 (三)自然景观的文化符号 黄河既孕育了宁夏光辉灿烂的文化,也积淀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在黄河岸边生活了几千年的游牧民族,凭借他们杰出的才华和丰富的想象力,在贺兰山的巨石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千余幅造型独特、粗犷朴实的古代岩画蜚声海内外,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如宁夏中卫的沙坡头集大漠、黄河、高山、绿洲于一处,既具西北风光之雄奇,又兼江南景色之秀美,自然景观独特,人文景观丰厚;宁夏的沙湖,沙水相连,苇鸟相依,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令人神往的美丽画卷,是一颗名副其实的戈壁明珠。 三、宁夏旅游海报设计构想 一幅扎根于地域文化传统和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旅游海报,不仅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语义和美学内涵,更能成为一个民族或地域旅游文化形象的重要标志。 (一)设计思路 旅游海报所包涵的设计思维观念化、价值取向艺术化,是其它宣传媒介所不能替代的,只有正确认识海报的作用与功能,才能更好地运用海报进行宣传。在宁夏旅游海报设计中,应深入挖掘宁夏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优势,在以人为本基础之上,把旅游景观与民族文化内涵相结合,把地域特色与先进表现手法相结合,分析整合人文历史、自然景观、风土人情等方面的旅游信息,提炼出最具文化价值、最具代表意义、最具表现力的设计主题,以新颖、独特的海报设计精品,激发大众的旅游冲动,增强海报的宣传效益。 (二)素材选取 在对宁夏旅游资源系统整理分析之后,可以从宁夏的历史文化、宗教艺术、民俗民风、建筑特色等几个方面入手探寻宁夏旅游海报的设计元素,突出地域特征和民族文化。例如在对贺兰山岩画进行图形符号设计时要注重图形形式美,运用艺术构成中解构与重构的方式提炼岩画中的视觉符号,使之更能代表宁夏的民族文化。此外,宁夏旅游海报要始终把宁夏旅游资源的独特性作为表达愿望,从回乡文化元素和西夏文化元素中提炼出既能表现宁夏旅游特色,又符合大众情感认同的设计主题;要深入挖掘宁夏民族文化符号最具代表性的图形元素,以独到的审美视角提取那些看似毫无关联的素材,使这些文化元素充分表达宁夏旅游的细腻、柔美、平和、富足。 (三)艺术提炼与创意过程 在旅游海报设计中,如何掌握图形、文字、色彩在海报设计中的运用技巧,是衡量一个设计人员综合素质和创意能力的砝码。设计者只有在对海报主题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从新颖独特的思维角度,对原有图形符号、文字、色彩进行加工重组,形象地表达所要宣传的事物,才能使人们在有限的画面中联想到更广阔的生活,感受到新的意义。因此,在对设计符号进行艺术加工时,一要从视觉效果上追求符号形式的美感,即对现有符号进行图形化改造,使设计结构具有完整的艺术性和高度的整体美感,从而获得最佳的视觉效果;二要在审美体验上挖掘符号的深邃寓意,即通过对符号的变异重构和艺术加工,将表象符号转变为审美符号,使表象符号失去原有的现实意义,同时保留其形象化的美感并使其产生超越意义,从而使设计符号在审美体验上获得更深的寓意。 (四)设计风格与表现技巧 旅游海报的设计要符合宁夏民族审美价值体系,体现实用性、艺术性、传统性、时代性特点,同时坚持兼收并蓄、活学活用的原则,既要继承整体、和谐、相对、转化的传统思想,又要引进独特、新颖、时尚、潮流的现代观念,把民族文化的特色与现代时尚和潮流结合起来,把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视觉语言结合起来,把民族审美习惯与艺术表现形式结合起来,把旅游景观与文化内涵结合起来,形成符合宁夏民族文化特色的海报艺术设计风格。如回族的庄重、西夏的神秘、塞外的沧桑等,都可以反映和体现在宁夏旅游海报设计风格之中。只有坚持多种表现手法并用,打破图形粗糙、色彩单调、方法单一、画面单纯的弊端,才能更好地突出旅游海报设计的形式美。 作者:张莉 单位:宁夏大学美术学院 海报设计毕业论文:音乐剧主视觉海报设计论文 一、音乐剧海报设计的审美原则 从设计的角度看,一幅成功的音乐剧海报设计必须有效整合整张海报的基本元素,如图形、文字和色彩等,用图形和版面传达音乐剧的信息,用文字展现情节,用色彩和光影营造画面氛围,用独特的视觉表现形式展示音乐剧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审美原则是音乐剧海报传递信息的重要条件,每个时代对音乐剧海报设计的审美要求都不一样。现代的音乐剧海报设计必须在设计上完美展现音乐剧中人物的内在精神,以及整个剧本的情感追求与思想表达。设计者以西方美学中的“审美移情”理论作为参考,从影响音乐剧海报设计的情感、文字、图形、色彩等一系列因素入手,分析音乐剧海报设计中的给予性、象征性、消融性等特征,从而更好地使海报在音乐剧与观众之间架构起视觉与心灵沟通的桥梁。同时,音乐剧海报具有很强的装饰性,也具备很强的审美功效,观众可以把它当做艺术品挂在家里,它可以让人重温那段美好的时光,或者拥有一段美丽的遐想。 二、音乐剧海报设计的视觉语言要素 音乐剧根据不同分类标准可分为爱情类、亲情类、喜剧类、悲剧类、儿童类等,音乐剧海报也随之有了不同的分类、设计风格和表达方式。这些不同类别的音乐剧海报在艺术表现和审美趋势上都不相同。 1.图形 图形作为音乐剧海报设计的一个重要视觉构成要素,能够通过其视觉效果吸引观者的注意力。图形是超越文字与色彩的局限、最简单易懂的艺术语言。音乐剧海报中的图形要求直观、明确并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音乐剧海报中采用的图形通常有剧照、摄影、绘画、电脑特技制作等。一般会选择剧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些场景,带给观众悬念,引起观众观看音乐剧的欲望。剧中的图像是最能体现光影的视觉艺术表达方式,音乐剧海报设计通常运用光影强化视觉效果。在海报中的明暗转换处,光线明暗对比强化,是最吸引观众眼球的,观众会情不自禁地被设计师带入其用光影创造的氛围中,陶醉于此。音乐剧海报多以主人公的特写或精彩的画面为主,配上简洁明了的文字介绍,通过主动积极的引导,以及鲜明的主题、绚丽的色彩、强烈的对比等艺术形式,吸引观众的注意。 2.文字 文字在音乐剧海报中有个重要任务——传递信息。海报的信息内容主要包括音乐剧名称、演出时间和地点、票价等。因此,音乐剧海报设计的重点之一是如何合理安排这些信息,让观众在审美的同时获得完整的信息。文字的大小、比例和构图决定了观众获得信息的主次,同时也决定了整张海报的美感。在主标题设计上,汉字结构的多样性、含义和神韵,可以使设计师更好地展现海报的主旨和视觉审美。汉字的形象化可以实现文字与观众的无声交流,从而帮助整张海报设计更好地向观众传递音乐剧的精神内涵,使整张海报设计由内而外散发出文化含义和美感。 3.色彩 色彩作为音乐剧海报中的一个视觉元素,在设计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巧妙合理地运用色彩元素表达整场音乐剧的气氛和剧情,使海报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是音乐剧海报设计的关键。虽然整张音乐剧海报是由文字、色彩、图形等一系列要素组成的,但是当观众看到海报时,色彩是第一个闯入视野的,所以观众最先感受到的是整张海报的色彩效果。色彩作为海报中的一种视觉语言,完美的色彩运用可以顺利地与观众连接感知、沟通情感,促进观众联想,从而传达音乐剧的情感与艺术。观众对色彩的印象和感觉来自其心理、感情、生理等方面。色彩渗入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的生活经验、思想、悲喜等都带有丰富的情感色彩。设计师要充分利用这些因素,深入分析在海报设计中如何合理巧妙地运用色彩,从而达到预期的视觉传达、宣传效果。 三、经典音乐剧海报设计分析 “海报必须吸引眼球”,这是海报设计大师霍尔戈•马蒂斯对海报的基本认识。放眼全球经典的音乐剧的海报设计,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能够在第一时间抓住受众的注意力,并使人们对海报的设计表现形式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如音乐剧《猫》,主海报设计为黑色底,画面中只留下猫的两只发亮的眼睛,再配上“CATS”主标题,画面简洁,但是冲击力极强,再仔细看,猫眼的瞳孔部分是由舞蹈的人形构成的,揭示出了音乐剧的舞蹈元素,画面简洁、有力又不失细节。《猫》的海报设计理念,完全符合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所提出的“Lessismore”(少即是多)。使用极少的笔墨,却展现出深刻的内涵,成为经典。再如音乐剧《歌剧魅影》,主海报笼罩在神秘的深色背景中,一张冷色系的面具和一朵鲜红的玫瑰花借代了剧中的主要人物,强烈的色彩对比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而面具和玫瑰的借代又使人对剧中人物和故事情节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借代的表现方式在音乐剧海报设计中使用得非常多,设计者通过这种方式创作出了诸多经典作品,如《西贡小姐》《巴黎圣母院》等。海报中的借代图形设计多遵循“阅读最省力”的原则,形象高度简洁、富于创意。直观形象性的图形阅读越省力,越能使人们对所要宣传的音乐剧产生明确、深刻的印象。 四、结语 综观音乐剧海报的发展历程,这一艺术形式越来越需要设计师具备专业性知识。音乐剧海报设计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新兴设计门类,文化的差异性使其具备显著的民族性特征。中国的原创音乐剧创作正在发展,音乐剧海报设计师只有立足文化传统并冲破束缚,方能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逐渐达到完善自身的目的。 作者:陈道道 单位: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海报设计毕业论文:水墨艺术海报设计论文 1中国水墨艺术在海报设计中运用的意义 1.1水墨艺术代表的传统文化顺应时展需求 在大学课堂以及设计行业,对水墨图形利用设计软件进行后期加工和处理,这种技术使得水墨艺术在海报中的运用变得更加便捷,并且用电脑辅助可以达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弥补水墨画某些地方的不足,比如色彩的渐变效果和背景色的渲染等。这一技术让水墨艺术变得更加现代化,增加了它在现代化设计中的运用频率。 1.2水墨元素中蕴含的文化特性迎合海报设计的发展需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快速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使设计师突破常规,他们在注重传达信息的同时,更加注重富有创意的设计和对传统文化的发掘。水墨艺术中的创作者们从没停止过对和谐的艺术境界的追求,这种境界是一种心灵与自然的完美结合。创作者们对水墨元素进行不同的重组和搭配,浓缩成具有代表性的标记和符号象征,来表现不同的设计主题。不同的是,海报是运用带有鲜明现代化特色的元素,而水墨画是运用传统风韵的色彩,这种表现更加单纯直击人心,因此现代设计师更加倾向于用一种中国式的符号模式来表达整体的精神世界。同时将现代化的符号转化为传统的水墨元素,这对水墨画本身也是一种突破和创新,这样的设计符合现代人们的审美品位,又不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韵味。 1.3开辟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的新纪元 海报与水墨画的完美结合,也为后代的设计师们提供了一个借鉴,让他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更多传统与现代结合的设计风格,使中国千年文化艺术符号得以重生与弘扬。在现代社会中,设计师拘泥于传统的设计技法已经远不能满足这个时代的发展要求,因此我们需要把传统的文化和思想当成一个巨大的资源库,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和提炼其中精华的部分,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设计风格。但不能只拘泥于本土文化的现代化,也需要学习外来文化的现代化风格,确定中国设计文化的定位,才能赋予海报设计新的内涵与意义。 2中国水墨艺术在海报设计中的运用分析 2.1对水墨元素直接运用 直接运用就是不改变水墨画的表现形式,把水墨艺术的元素放到整个海报中,如图1这个“鹤云”的景德镇陶瓷广告就是直接运用了水墨元素,把一整幅水墨画作为整个背景,衬托出景德镇茶杯的悠远古雅,茶杯融于水墨画中,既和谐又独特,这是水墨艺术的独特魅力与景德镇茶杯独特的中国民窑工艺相结合后碰撞出来的完美画面,让人印象深刻(图1为鹤云景德镇陶瓷海报广告)。海报最初只是为了传达某种信息而出现的一种信息传播手段,但是由于水墨元素在海报中的运用和变革,这无疑给单调的海报设计带来一种新的生命活力,让本来商业化的海报有了一丝文化底蕴的沉淀。让它有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并且从这种表达方式中衍生出更多不同以往的设计风格。 2.2古典元素在现代海报中的创新运用 对水墨艺术这一传统文化的解读使得当代设计师从中得到许多启发和借鉴,将现代的审美意识和古典的艺术手法运用到海报中,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创新时尚设计。把水墨艺术中的某些主要特点和艺术手法加以变换,如图2泰山地产集团的广告海报,就是运用了水墨画中的留白(图2为泰山地产海报广告)。手法,两条鲤鱼本来应该是在水中游动,可是它偏偏没画水,而是用一大片空白来表现,使画面不至于显得拥挤和繁复,符合该广告所要表达的关于该住所“亲水亲自然”以及优雅格调的主旨。水墨艺术有着一段悠久的历史,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思想,而海报则是现代商业文化衍生出来的一种现代化的广告形式。这两者结合的表现手法也给了受众一种新颖的视觉享受。这种变幻表现形式的设计风格,在运用水墨元素的同时又在其中添加了现代化的设计元素,对它做了细微的处理,变得更具有新鲜活力。这种创新性运用,让具有浓厚现代色彩的商业海报吹起了一股返璞归真的民族之风。 2.3突破传统海报的商业化束缚 设计师顺应时代要求,把中国传统的水墨艺术融入到海报设计中,既能引起消费者心理的共鸣,又能提升中国本土文化在大众心中的形象,而且由于水墨元素的运用,使海报原本的商业性也不再明显,加深了海报内在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水墨艺术元素这一千年文化符号的重新解读,使得当代设计师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并对其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将现代审美意识完美地融入到当代海报设计中,形成一个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时尚创新设计。2010年意尔康春夏品牌会的海报,随意的水墨线条,勾勒出运动人物,表现出运动的力量和乐趣,表现出中国水墨画形神兼备的特点,或深或浅的墨色中,可以感受到中国水墨艺术的自然、和谐、简约。让原本商业化的海报变得具有艺术色彩和思考价值,水墨画带给海报的不仅仅是它古典传统的艺术特色,还有它意蕴深远的思想内涵,让人们在感受到海报画面美好的同时也增加了对海报内涵的思索,这也是一种变相淡化商业气息的手段,更易被大众所接受。 3结语 水墨艺术是优秀的中华民族特色的绘画元素,而在海报中的运用现在还不够成熟,需要设计师首先掌握扎实的传统水墨技法,了解它本身所具有的民族性和艺术性,也需要设计师们去善加利用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创新,通过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和撞击,来提升海报整体的设计感和审美感,让海报的画面更具内涵,思想更加丰满,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传承中华民族千年的文明和智慧,让海报不仅仅是商业化的象征,更是文化交流的典范。 作者:吴颖 吴皓 单位: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传媒学院 海报设计毕业论文:博物馆中的海报设计论文 一、博物馆海报的特点 博物馆的海报设计,不同于普通商业海报、电影海报、和公益海报,是属于文化海报的范畴。相比美术馆和科技馆等其他展馆,博物馆的展览,大都以传统文化范畴的文物展为主,其形式语言也有着一定的特殊性。 1、艺术性特点: 一幅优秀的海报设计作品,不仅是宣传品和代言人,其本身也是一件美妙的艺术品。博物馆海报设计更应强调艺术特色。应用于不同的项目,要从艺术及文化的角度出发,了解了展览的详细内容,挖掘受众心理,才能运用恰当的方法表现其内容和风格。在设计中,运用伦勃朗光线营造历史感和故事感,是博物馆展览视觉语言最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是最能贴合传统文物展览氛围的艺术语言。伦勃朗光线让人们感觉到一种空间的存在,在海报中直接运用展品实物图像,文物在光线照射下,像正在讲述着一段故事,像是在演绎一出舞台剧。海报就像是绘画艺术作品,画面的光线和明暗,使主体物或表达的主题思想形象突出,画面的视觉形象强烈。在整个版面中,通过光线的运用,营造一种神秘感,通过光线来表达其中的不平凡。 2、趣味性特点: 同样是展示历史文物,勇于打破常规,往往能取得独特的效果。一幅主题突出、表现形式新颖、带有强烈趣味性的海报设计作品,能让观众眼前一亮,被其吸引。打破常规并不是无厘头的任意发挥,也不是故弄玄虚让观众摸不准猜不透,个性化表达在审美上的体现应当是从生活中寻找灵感,形成具有创造性和独特性的形式语言,运用构图形成视觉冲击,并且紧扣展览主题,看似简单平淡,却与观众息息相关,由此引导观众想象,形成无形互动,充分引起观众兴趣。 3、功能性特点: 博物馆的纸质宣传形式,除了海报张贴,还有宣传折页。海报向大家呈现展览的主题,而折页较之于海报,更细化了展览的内容介绍,在文字和图片上都更加丰富一些。将海报与折页合二为一,是博物馆海报设计的创新,将海报设计成文化产品,观众在参观前后,都可以购买自己喜欢的海报,既可以折叠起来当做普通宣传折页携带,让家人或朋友了解到展览的内容,又能放于家中作为装饰画,美化空间。这种新的海报设计手法,使得海报的功能性更为广泛,也让海报本身成为更有特色和吸引力的文化产物。 二、博物馆海报设计的基本原则 1.图文版式的内在统一: 文字是博物馆海报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文字的设计,不仅是将展览的主题立意一目了然的呈现给观众,更是将文字融入画面的整体设计,成为海报图像的一部分。“在传播学中没有任何一个视觉样式只是为他自身而存在的,它总是要再现某种超越自身存在之外的东西。”①文字可协调整个海报平面的构图,起到平衡与协稳定的作用。在传统器物或传统绘画类展览中,汉字元素的运用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汉字与英文的结合,更是加强了文字图形的意蕴。除了文字信息,图像信息的构思更是海报设计的重中之重。一幅具有代表性的、直击观众内心的图像,比繁杂的文字介绍在视觉上更有吸引力。不同的展览特质,需要通过不同类型的图像来传递展览的主题。不论是风景、人物、展品、元素还是特写,都要强调将点线面、图片及文字灵活地结合应用。要做到远视效果强、艺术表现力丰富,才能迅速抓住观众的眼球。 2.与展陈空间的整体统一: 博物馆海报设计既是独立的设计项目,又是总体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展览的主题,展品的特色,整体的基调,都是海报传达给观众的直观信息。展陈空间的设计元素,同样需要体现在海报设计中,从而达到更协调统一的整体效果,如展厅的基调颜色,版面设计中用到的文字图形符号,海报设计里都可加以呼应体现。通过一定的符号和图案把展览的精神内涵提炼出来,深化展览的主题和定位,直接决定观众对展览的第一印象,有利于争取观众,加深信息传递的印象。博物馆海报设计要符合展览的整体设计,不可脱离版面设计、折页设计等,与整个展览的风格南辕北辙。 三、博物馆海报的重要性 作为文化海报的重要成员,博物馆海报担任着展览代言人的职责。如何能吸引大众的视线且引起广泛关注?是否能传达展览的信息?如何从传统刻板的内容中寻找具有现代感的视觉元素?这些都是博物馆海报设计中必须关注到的重要问题。博物馆展览的主角是历史文物,文物是它们所处时代文化的具象体现,博物馆海报设计不单要抓住文物的形式的内容,更要突出其反映出的传统文化特征。以现代审美视觉解读传统文化,丰富文化内涵,优秀的博物馆海报设计,能够让观众接受信息并享受视觉愉悦,达到功能性与审美性的完美统一。 作者:张文蕊 单位:安徽博物院 海报设计毕业论文:我国电影海报设计论文 一、电影海报色彩设计的重要性 色彩会影响人的情感、记忆、感知,使人产生联想,是平面设计要素里最先影响读者感知的。正如一个人开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前方有一个大广告牌,首先映入司机眼帘的一定是色彩,随着距离广告牌越来越近,图形和文字才能跃入人的视野。这就说明最能使人产生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的就是色彩要素。电影海报中的色彩运用首先要考虑到与电影的主题和内容相协调。不同的色彩搭配效果会表达不同的内容与思想,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红色、橙色、黄色的暖色搭配给人的视觉冲击力强,让人有温暖、愉快、兴奋的感觉;蓝色、绿色等冷色的搭配则给人理智、冷静的感觉。优秀的设计者则要会利用这种色彩联想来表现电影的主题,达到设计的目的。动画片《海底总动员》是描写一对可爱的小丑鱼父子在辽阔的太平洋上的冒险经历,它们交到了形形色色的朋友,也遭遇了各式各样的危机。这部影片的海报设计以蓝色为主要色调,让人感受到海底世界的美丽、深邃、神秘,是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碧蓝世界。电影《金色池塘》是一部家庭伦理片,表现高龄老人面对疾病和死亡的人生态度,因此海报设计用一种辉煌的夕阳色调,象征人生步入晚年的悲壮挽歌,以及美好的人间温情。电影海报的色彩在整体效果达到和谐的基础上,要有局部对比,也就是指可以运用一些强烈色彩的对比,以此来提升海报视觉冲击力,使读者瞬间心动。电影《蝙蝠侠》的其中一款海报设计,整体色调为蓝色,再加上出现在玻璃后面的模糊影像,形成冰冷、鬼魅的感觉,这使得用红色鲜血涂抹的字母十分突出,将电影的惊悚和血腥氛围表露无遗,直接就将读者带到惊悚和恐怖的中心。电影《地心末日》的预告海报以深邃的蓝色为基调,中间迸射出高亮度的火焰,使得整个海报色彩对比鲜明,使读者心理产生强烈的震撼,从而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 二、电影海报图形设计的重要性 图形是情感表达最直接的视觉符号,是用形象直观地传播信息、思想的视觉语言。色彩、图形、文字同为构成平面广告的三大设计要素,而图形设计是关键的一环。图形设计的优劣会直接影响到与色彩和文字之间的关系以及情感的准确传达。电影海报的受众很广泛,而他们存在着语言、地域、文化程度及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海报要通过图形设计来突破这些差异,利用视觉语言进行无声的交流,从而达到感染所有读者的艺术效果,使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人们所接受。电影海报中的图形设计有着丰富的表现方法,如绘画、摄影、电脑特技处理而绘画中又分为素描、水彩、油画、漫画等;电脑特技可以制作二维图形、三维图形;摄影图片也可以通过电脑,利用不同的软件进行各种效果的处理。无论用怎样的表现方法制作出的图形,我们都把它归结为两种:具象图形和抽象图形。这两种形式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们经常是相互影响,同时存在的。具象图形最大的特点就是写实,一般会用影片中的主要人物的精彩镜头或典型场景来表现影片的内容,使人们直观地了解影片的风格与内容。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使电影宣传更富成效。《孔雀》的海报图形为在麦田里的女主角骑自行车带动降落伞展开,以此来表现对梦想的追求,让人不禁想去了解这个女孩的梦想。这也是影片中的精彩情节,很好地表现了影片的主题内容。《非诚勿扰Ⅱ》的海报也是利用主要人物和主要场景来表现的,画面似明信片般的美丽,让人心动,想走进这美丽的风景,聆听美丽的故事。使人看后对影片的类型与风格一目了然。抽象图形是指海报的设计中通过抽象图形来表现影片的主题,借助抽象的图形来寓意一种精神,让读者慢慢品味和理解电影的主题和内涵。相对具象而言,是通过联想、象征、比喻、夸张、暗示等方式来完成启发和引导人们去感悟其中的哲理,以此去思考作品内在的真正的本质意义。电影《万有引力》前期推出的前导概念海报,通过另类的符号意向和电影中的要害元素,抽象地表达了《万有引力》中玄妙的男女情感关系。设计中没有融入任何明星元素,巧妙地将男女性别符号与代表束缚的手铐联合,暗喻了爱情中相互吸引又相互制约的引力法则。电影《变形金刚》的一款广告没有用变形金刚极具吸引力的整体形象,而是用了一只眼睛看着地球,表现了汽车人与地球的关系,至于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共同保卫地球还是使人类陷入灾难,就要靠读者自己体会了。无论哪种表现方式、方法,图形设计的追求在于瞬间抓住读者的视线,使读者最大程度地接收和理解海报所要传达的信息,从而吸引读者去观看影片。 三、电影海报文字设计的重要性 电影海报中的文字主要包括影片名称和一些与影片相关的文字信息,如介绍影片内容的文字、主要演员、导演、出品公司、上映时间等。除了色彩和图形,电影海报的字体设计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画面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字的设计必须服从海报的整体设计风格,达到宣传和推广电影的目的。优秀电影海报的字体设计不仅仅担当着传递信息的作用,还可以充当图形、点、线等元素,融合到整个画面的设计中,达到整体诉求的效果。电影《让子弹飞》的系列海报中,一颗子弹从左边字体穿行而过,刚好利用了四个字的笔画连接,并且字体做了向右倾斜的处理,同时笔触凌厉。这种图形化的处理让人觉得字体的设计与文字含义、影片内容相得益彰,是一种完美的结合。动画片《冰河世纪2》海报中的片名文字也做了图形化处理,把文字制作成了立体感强烈的冰块,或是漂浮在水中,或是被举在动画人物的手中,或是把动画人物冻在冰块中,既生动形象,又可爱,表达了影片轻松、幽默的类型。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文字种类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字。汉字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字体的多样性以及神韵的多样性,使设计师可以根据影片内容主题和海报表现风格,选择适当的字体来传达影片的精神内涵。在中国电影海报设计中书法字经常被采用,它具有很强的设计感与艺术表现力。尤其是一些具有历史文化背景或是文化氛围浓重的电影往往会选择书法字体来表现,能增加电影海报的文化内涵,渲染电影气质。《关云长》《唐山大地震》《无间道》《无极》等影片海报中的字体设计都是优秀的范例,不同的字体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给人不同的气质感受,优秀的电影海报在这点上的把握往往是准确吻合的,并对电影主题和海报风格属性起着烘托作用。优秀的电影海报设计,往往对色彩、图形、文字等设计元素运用相得益彰,只有三大要素完美的结合,才能提升视觉表现力,又具备独特的艺术魅力。每一部影片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设计者要善于利用三大要素之间的关系,创作出既符合大众审美,又具有独特个性魅力的海报作品。 作者:于欢 单位:长春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海报设计毕业论文:关于儿童画的海报设计论文 1海报设计的起源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早期的艺术都是以简单、写真、表现生活的真实。与儿童绘画体现的是一样的效果。儿童绘画就像早期的艺术设计一样。写真、简单、特点明确。美术由此慢慢发展起来,海报的设计也是在美术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开始慢慢展现出来。首先,海报这一名称,最早起源于上海。旧时,上海的人通常把职业性的戏剧演出称为“海”,而把从事职业性戏剧的表演称为“下海”。作为剧目演出信息的具有宣传性的招徕顾客性的张贴物,也许是因为这个关系的缘故,人们便把它叫做“海报”。 2儿童绘画中对海报设计的关联 儿童绘画跟海报设计可能有很多人看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分析儿童绘画在颜色上与海报设计之间的联系。我们提到儿童绘画首先想到的是儿童画颜色丰富,用色大胆。在他们的眼中不会有我们学习的冷暖色。在他们眼中看到什么就画什么,想到什么就画什么。我们可以发现,在他们的眼中太阳就是大红色,树就是绿色,天空就是全部为蓝色。在我们绘画中太阳我们会加上黄色,天空会加上白色。这些颜色都是我们后续的按照所学习的颜色加上去的,虽然颜色柔和了些许,但是与儿童画想比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反而没有原色更加舒服,感觉更加粗旷、朴实、明快、吸引眼球。特征也不再那么明显。其实仔细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海报都有与儿童画相似的色彩体系。我们单看用色,我们会发现他的用色单纯,色彩名都比较高,给我们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对比儿童画我们可以看到一样的效果。儿童画色彩简单明快,不会注意透视构图,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感觉与想象去绘画,这个反而达到了我们想不到的效果。再次就是儿童画的构图与海报设计之间的关系。儿童画我们可以看到线条粗旷、稚嫩,而且手法简单淳朴,给人们一种很容易亲近的感觉,同时在构图时他们不会考虑到透视,远近的关系。他们凭借自己的第一感觉去模仿、去夸张,我们反而感觉这种表现手法更加能够传达出一种神韵,一种自然、纯真的质感。在儿童绘画中没有原则的原则去构图,没有比例的约束反而更加能够引起人们的眼球,传达出更加明确的思想。最后就是儿童画的特征以及线条运用。儿童画特征很明显就是用色丰富、天马行空。他们脑海中各种奇幻的想法,都是无拘无束的设计与思考,都值得我们去借鉴。在所画事物的整体设计上,儿童画能够明确的抓住事物、人物的特征。在笔者的研究当中,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从刚开始的用色构图来模仿,到现在的及简状态,这也是一个慢慢成长的过程,现在设计都在推崇简单,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这是未来的趋势。极简笔者觉得就有必要提一下日本的设计。我们不可否认日本人的设计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他们由于国家面积比较小,练就了他们精致、简约的设计风格。其实中国跟日本的自然地理环境不一样,因此也有不同的审美标准跟要求。“日本人生息的世界非常狭小,几乎没有大陆国家那种宏大严峻的自然景观……由此养成了日本人纤细的感觉和纤细的情感”。他们在禅宗思想上也是“以韵味胜,以精巧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儿童画其实是可以给予我们设计师学习与研究的。 3结语 其实世间万物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就像我们刚刚开始学习设计时,总是很简单,想让画面丰满,颜色绚丽但是苦于没有想法没有元素。到后续的学习与成长以后开始慢慢做减法。想办法让画面显得越来越简单。就像这个历史来说,刚开始史前艺术——岩画,只有线条,到后续的先秦、秦汉时期以至于到清明跟近代美术,开始变得繁琐的花纹。到现在以简单唯美。简约而不简单。总之,设计、艺术是相通的。我们可以通过设计再设计,也可以通过不是设计发现设计, 作者:申珂艳 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 海报设计毕业论文:电影海报设计论文 一、王家卫的电影海报特点 王家卫的电影海报逐渐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特色,形成了其标志化的象征,对此可以总结出王家卫电影海报的两大特点:一是独特的视觉性,王家卫的电影海报往往通过画面结构、色彩渲染来表达平面视觉语言,善于利用设计元素来营造与渲染情感氛围,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视觉审美感受,在第一印象中就能让观众对其念念不忘;二是极富感染力的叙事性,为了在叙事上达到渲染的效果,王家卫的电影海报常常从细节入手,通过合理的取舍、创意的组织来表现影片最吸引人之处,从而准确抓住观众的好奇心理。因而,王家卫的电影海报与其电影作品一样充满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同时也不忘满足电影的商业性特征,可以说王家卫的电影海报真实达到了视觉与叙事的双赢。纵观王家卫的电影海报会发现,他极擅长在空间上大做文章,尤其深谙“方向”这一空间设计元素的使用之道,在海报空间组织结构上利用海报人物中的不同方向为观众营造不同的视觉与心理感受,从而达到视觉上的冲击。同时,色彩处理也是王家卫电影海报中的一大亮点,通过色调的明暗处理、色彩的合理搭配,从而营造出一种朦胧、迷离、虚焦的视觉效果,此外再加上各种不同效果的美术字体,通过诗意的文字来传达影片的内容,发挥文字的联想叙事,进而增强了海报视觉与叙事的艺术审美魅力。而这些电影海报设计特点共同构建了王家卫电影的风格特色,将其电影事业推得更高更远,成就与巩固了王家卫在中国电影界的地位。 二、视觉与叙事双赢的王家卫电影海报设计 (一)直白的视觉与叙事表现力 电影海报作为一种宣传方式,其所具有的商业性不言而喻,王家卫的电影海报也是如此。与其他电影海报设计一样,王家卫也懂得利用明星效应来为自己的电影作良好的宣传,因而其电影海报设计中呈现出直白的视觉与叙事表现力。观众对于此种电影海报设计往往非常喜爱,以电影中主要人物的明星扮演者为主要的海报设计元素,通过海报上的电影明星能够很好抓住观众的眼球,而后吸引观众进一步仔细查看海报上的其他信息内容,包括片名、导演、演员等。当然,这种直白的电影海报设计也需要注意利用明星来拉近观众与影片的距离,从视觉上营造出电影明星与观众交流的遐想,以加深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利用平面视觉语言向观众展开独特的叙事,进而为电影带来良好的宣传效益。如在《阿飞正传》(1990年)的电影海报设计中,海报里都是主要演员的不同人物造型,可以说是一个明星大集合的海报画面,其他演员都是独立个体的形态,唯独梁朝伟与刘德华两人好似一对联系体,只见他们相向而坐好似存在眼神或语言的交流,不得不说这些演员阵容对观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又如《东邪西毒》(1994年)中的电影海报设计,同样以主要演员为海报的主体,所有明星演员在海报中围绕成一个圆形,将演员在影片中的造型以特写镜头的方式展现而出。再如影片《堕落天使》(1995年)的电影海报设计,演员黎明戴着墨镜手中持枪表情严肃的瞬间画面占据了整个海报的左上角,而海报的右下角又是黎明特写镜头的回眸,左下角是李嘉欣低头略带微笑的画面,整个海报画面显示出直白的演员阵容,同时其图片结构秩序又富含深意叙事,极易勾起观众的观看欲望。由此看来,王家卫对观众的审美心理了如指掌,直白地使用明星效应来设计电影海报,重点突出演员造型,同时通过匠心独运的图形秩序规划以达到视觉与叙事的双重表达,并且还能有效实现对电影作品的宣传。 (二)朦胧的色彩视觉与文字叙事 在电影海报设计中,色彩是其中重要的元素,能够为电影海报设计渲染出不同的视觉效果,从而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朦胧感、神秘性的图片能够很好地勾起人们的好奇与探寻心理,因而在进行电影海报设计时,设计师抓住了观众的这一心理,通过朦胧的色彩处理来营造出神秘意境,同时利用模糊的文字表达来深化影片的主题,以此来激发观众的观看兴趣。为了使电影海报能够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设计者在准确把握了影片内涵之后,在视觉图像中运用朦胧色彩处理来渲染整体的电影海报设计,并从艺术视角出发创意性进行构图,从而使图片元素与色彩达到融合、衬托的艺术效果,以刺激观众的审美感官,微妙地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事实上这种设计手法看似简洁、干练,但却能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很好引起观众注意。而王家卫的许多电影海报都具有朦胧的色彩视觉与文字叙事效果,彰显了其电影海报设计的艺术风格特色。如《旺角卡门》(1988年)这部电影的海报设计,以暗红色为整个海报的主色调,在一个红色的电话亭中身着白色T恤的刘德华与身着黑色连衣纱裙的张曼玉深情拥吻,此时电话亭中的金色质感、红色背景与演员衣服颜色完美融合,营造出一种朦胧的、兴奋的视觉体验。而在海报的下方,同样出现了暗红色的“astearsgoby”字体,令这部影片的英文标题也具有朦胧叙事感。又如《花样年华》(2000年),其中的电影海报在色彩设计上呈现出复古的色调,只见张曼玉穿着暗蓝色的旗袍低头轻靠在被金黄阳光笼罩中的墙壁上,而在她对面站着身穿黑色西服的梁朝伟,他一手捏着嘴上的香烟,另一只手插在口袋中低头而站,墙壁上折射出他的倒影给观众营造出一种孤独之感。而海报下方是白色的“Inthemoodforlove”英文片名与中文字体“花样年华”,此时海报上的色彩处理具有一种迷离、黯淡、朦胧的视觉与文字表达效果。 (三)醒目的视觉氛围与联想叙事 常规的电影海报设计以突出影片故事剧情为主,通过创意性构图与人物关系表现来达到醒目的视觉效果,以激发观众的无限联想与想象。于是,设计者会将海报中的平面视觉语言与影片中的内容情感相结合,挖掘极具艺术感染力的视觉元素,通过构图、色彩等传递出影片中的人物情感,同时通过相关的文字介绍将视觉元素与情感元素实现相互交接与契合,以发挥艺术性与技术性的共同作用,实现视觉氛围与联想叙事的营造与渲染。因而设计者在进行海报设计的过程中需要树立人文观点,考虑观众的视觉心理,以醒目的视觉氛围与联想叙事来满足观众不断变化与提升的审美需求。而对电影故事剧情的把握能够为设计者提供更多的创作灵感,设计者可以在影片中提取富有吸引力、独特性的演员人物造型,而后通过创意思维将其融入海报设计中,以达到视觉上的醒目与叙事上的联想。 营造视觉氛围,激发观众联想,这是王家卫电影海报中最令观众赞不绝口的地方。王家卫往往通过巧妙的色彩处理、出人意料的人物关系表现为海报设计营造出醒目的视觉氛围,同时通过简短却诗意的文字来叙述影片的剧情或人物的内心,进而引起观众想要一探究竟的冲动。因而,王家卫的电影海报设计空间效果非常理想,往往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从而让影片中的人与人、人与事产生一定的关联性,触发观众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体验,让观众进入更为广阔的联想当中。如在影片《春光乍泄》中,整幅海报的二分之一都被张国荣与梁朝伟所占据,只见在昏黄的色调背景下张国荣自然而平静地靠在梁朝伟肩上,而梁朝伟的脸上则表现出思考的神情,呈现出一种沧桑之感,营造出一种醒目的视觉氛围。而海报的其他空间则被影片的英文标题与英文内容介绍所填满,通过简单的文字叙事观众对影片剧情有大概的了解,因而容易产生丰富的联想,猜想两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故事剧情的演变。 三、结语 现如今电影海报仍是一种重要的宣传与造势手段,许多电影人更加注重提升这张“名片”的质感,以此来达到吸引与冲击观众视觉及心理的目的。而通过分析王家卫的电影海报,可以发现其很好把握了艺术性与商业性的设计准则,突破了常规电影海报设计中剧情式的风格,树立了美术与摄影艺术相结合的设计理念,注重视觉与叙事的双重表现。因而,王家卫的电影海报设计往往给观众一种时代新鲜感以及独特性,通过直白的视觉与叙事表现力为电影带来良好的宣传效益;利用朦胧的色彩视觉与文字叙事来勾起人们的好奇与探寻心理;同时通过醒目的视觉氛围与联想叙事来引起观众想要一探究竟的冲动。所以王家卫的电影海报设计总是会让观众印象深刻,而视觉与叙事双赢的电影海报设计也助推了王家卫电影作品的声誉。 作者:柴鹏举 单位: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海报设计毕业论文:广告海报设计论文 一、汉字的视觉符号特征 (一)汉字构成之六书法制。汉文字基本包括了“象形、形声、会意、指事、转注、假借”六种文字构成组合方式,即“六书”。它阐明了汉字的结构形体和使用方法的造字规律。汉字在其演化进程中始终维持了象形符号的基本形态,有着诉诸直觉的审美特征。并在原有的构成基础上以六书法则进行多种不同组合,不断丰富着汉字的信息传达容量。 (二)汉字构成之永字八法。汉字结构基本是由笔画构成。“永字八法”中包含了点、横、竖、撇、捺、折、弯、钩等笔画。通过笔画的不同组合搭配,加上不同字体的运笔变化,使汉字的书写富有气韵生动的形式美感。汉字结构决定了字符的基本形态,是在平面上综合基本笔画并且和谐构建的体势空间。认识汉字结构,实际上就是培养超前的形象空间和构图意识。书法的顿挫徐缓则代表中国所特有的线条抽象造型艺术。这种书写文化,重视线条的排列组合与构成意境,凝聚着国人对美学原则的把握。其秩序的明朗均衡、比例的疏朗严谨,构成为一种流动的视觉感受。由于汉字具有独立的形态和概念,并始终保持了象形符号和图像图式的基本要素,汉字中独特的造型艺术以及所凝聚的思维方式,不仅贯穿于我们的渊远的文化历史,也能够直接影响和启发现代人的设计思维模式。因此,汉字无疑是人类社会最为成功和伟大的图形符号设计,可将其纳入平面设计的概念和范畴之内。 二、汉字的平面设计特征 笔画是汉字构成的最为基础的元素,汉字结构的方式不外乎为独体与合体,两者同时具有文字和形态意义上的完整性。其中按形式又可分为半包围、全包围、左右、上下等等。每个汉字的结构组织均演绎着和谐、平衡、对称等构成形式美的原则。 (一)汉字的点线面。汉字的笔画和部首即是点线面,是基本构成要素。在汉字的视觉设计中,将长短曲直不一的点线进行安排,集点线于面,进行有序同构。汉字笔画具有宽窄、高矮、圆方等不同特征,点和面分布在方块的面之中,有着疏密有致的错落。再由书写到书法,由篆写到各种印刷体,风格迥异,均体现出汉字构成中点线面的可塑性与多样化。 (二)汉字的设计构成。汉字笔画结构严谨,体现了自然的平面构图美学价值。其讲究均齐、对称、平衡美,富有节奏和韵律,在视觉上有着相互联系又具有相对独立的特点。汉字的整体构型呈现二维的平面,秩序井然。多种笔画和结构的组合方式分布在同一平面里,不越雷池地同构与组合,体现了空间布局的逻辑合理性。在组合上则具有相交、相接、相离等变化形式,多种灵活的排列方式丰富了汉字的可设计性。汉字的笔锋粗细、紧松疏密、间架结构等因素构成了变化万千的动态空间。尤其是中国书法,具有谋篇布局的结构“章法”;注重对位置和势的经营;有着刚柔相济的线条流动而形成的法度动势以及意形感。 三、汉字在广告海报设计中的运用 汉字的图形构成形态从表意性、审美性、表情性等侧面均体现了造型艺术的源流。在对汉字造型进行研究,遵循汉字的用字和组字规律的同时,应该对汉字文化予以足够深入的掌握和理解。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解读国人在这种二维空间内,对于事物形象进行概括以及创造性表现的文化基因。研究分析汉字中的视觉形式与设计语言,借用其中意形的精练,运用其中的元素和意境,对于现代海报设计中思维创造力的开拓有着积极而实用的意义。刘小康说,“每个汉字都好像一幅图画,具有创意及意境,令人着迷,如止戈为武,表示制止战争还是要靠武力。用会意字造字,不是规范化的也可猜想其含义,这种对汉字造字了解,对设计有很多启发......”汉字元素的研究主要在于发掘文字的深刻内涵,突破笔画束缚,强调形态要素的重构,以“形”和“意”为视觉基点,以更好地来达成表现上的精确以及视觉沟通的顺畅。靳棣强在《艺术与设计》海报中,运用永字八法中的横、竖、钩为基础构成,运用汉字笔画本身特有的峰棱的起伏构造,在画面中呈现了不同的形态和走势。水墨与火光两种物质质感的对比相容,展示了不一般的人文意境。在《文字的感情》海报中,他则进行了介于书与画之间的创作方法,将“山、水、风、云”四个汉字造型进行形象性的画化,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与字体书法浑然一体,实物的具象和书法的抽象相得益彰。画面效果行云流水,散发着化字为意的玄意气息,展示了书画同源的图像意义。只有对汉字形意的深入观察和体会领悟,才能将文字创作地游刃有余。这随手拈来的字形运用,令人折服。汉字元素在现代海报中的运用是以汉字作为主要载体的视觉化设计形式,赋予现代审美所需的构图、意境等而产生新的设计传达手段。它的设计思维过程是根据设计主题的意象,对其要素进行挑选变换和整合,结合汉字的语义传达优势,将汉字进行提炼、解构重组、衍生延异,使汉字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并且得以新生。它作为设计元素的多样和丰富,能够为现代海报设计的表象形态提供多元化的构成意境和运用空间。汉字在海报设计中的运用不仅是探索表现形式上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对其中情感内在体验的表现和利用汉字的文化认同以及文化属性来达成海报设计中的视觉传播,在传承和创新之间找到结合点。 四、汉字在广告海报设计中运用的创作手法和基本形式 掌握汉字元素的基本构造和内在意义,从而可以衍生其信息解读与传达的优势。找到汉字内部构造的关系,在线条的搭配和构成的安排上,运用对比、对称、均衡等原理,或者与其它元素的穿插重叠,在汉字固有字体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分解、同构、置换等,以达到有意的繁与简、断与连等,形与结构的再造和延异。运用笔画潜在的关联性,违背和颠覆其排列逻辑而形成新视觉形式,让汉字意义的识别以及其文化的显像成为新的艺术载体。在海报设计中应着重把握汉字的笔画、组字及结构规律,理解中国哲学审美中节奏韵律、变化对比等法则,考虑它的字符意义和形态意义的协调统一,以有效地达到视觉传达的目的。 (一)分解分割。将汉字笔画进行分解,以点、线、面的元素形式呈现,或是有目的地将其打散并加以分割破坏。汉字每一笔画都具有独立和完整性,都有其局势的不同构成。对字符进行一定裁剪取舍,打破完整性但保留可识别的基本特征,或是截取笔画局部来形成画面的分布,利用汉字本身的形态意义达到信息传达目的。如田中一光《新古典主义》海报,印刷字体进行切割放大,用汉字主体本身独特的布局和构造形象充满整个空间,笔画被作为海报的主要构成要素,字体缺失后依然表意完整,并赋予招贴现代设计与构成的美感,而内容和形式的结合加强了画面的视觉冲击力。 (二)解构置换。将汉字笔画进行解构,将汉字结构形式与其它不同字体进行置换或更改,发掘文字隐蔽在逻辑定理之下的相互联系,形成另一种完整的字体或字组的形式表达。找到事物内部构造类似或雷同的关系,使其进行信息的更改交换,达到沟通及共通的目的,从而使达到元素之间的融合。这就是利用解构主义手法使汉字图形具有鲜明的可视性和可读性。国际海报双年展中,孔森的海报《OLYMPIC-北京》和《HAPPY-乐》,跨越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沟鸿。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抽象线条,远观为小篆体的中国汉字“北京、乐”,与此同时勾勒出了HAPPY和OLYMPIC的英文单词。两种文字的在书写上有机同构。它充分运用汉字的语言图像化、物象符号化特征,以两种文字笔划形象的置换而得到富有情趣和明了直接的结构体现,传达了“奥运无国界、沟通无障碍”的运动会理念。 (三)重组同构。关注汉字结构框架本身的字符含义和运用规律,遵循汉字的构字逻辑而进行意义和形态上的共通。将原来的结构关系打破和颠覆而将其要素重组,将两种或以上的不同元素组合同构,或是围绕共同的部首和偏旁,合理安置剩余笔画线条。笔画按照一定的规律和空间需要重新组合,或赋予前所未有的构造形态,以达到内容和主题形式的统一。由于汉字结构或者笔画共用一形,而产生构成形态上的合成感以及标志性、符号性。靳埭强在海报《朝鲜统一》中,“韩、朝”的同一偏旁部首被作为同构成的要素,起到联结韩字和朝字的作用,生动传达了韩朝同根的民族亲情,象征虽然国体对立但南北一家不可分割,使汉字自身的涵义与海报主题严谨相结合。 (四)将虚拟实。汉字的虚是相对于实空间而言,就如古老的阴阳太级图一般,“以白计黑”,实与虚的互为补充,构建出汉字字形的虚实相济效果。从笔画入手,削弱局部,将某一部分细节的减少和省略而保留汉字的关键部位。以部分的缺失因为视觉的惯性而触发对该字的整体识别思维,这是一种以有限创造无限的创作手法。西湖湖心亭有乾隆皇帝所题的奇怪文字“二”,意为“风月无边”,实质是“风月”的繁体字去掉外包围结构而保留的字芯,意喻引起无边无际的怡人情感,这种启人智慧的暗喻手法让人领略到汉字博大丰富的底蕴。靳埭强的个人展览海报中,将汉字笔画省略,去掉“国”字的全包围结构,保留其中的玉字部分和纸边形成的隐形的方框,代表引发无限想象空间,隐喻设计无边界的理念。国字中“点”这一笔画变化成晕开的红色水墨,不但表现自我风格的设计意境,还象征了展览的成功圆满。这是突破汉字常规结构秩序,形成简约的国际化设计语言风格。 (五)重构变异。即把原有的字形解体,在破坏中进行再造和重建,并在文字原形的意境空间内进行突破和重新规划调整,延伸笔画内容并使其形态变异。运用不同书体的笔画更换,亦字亦画的穿插,在辨识中产生意趣,丰富汉字结构,从而为原来单调的视觉形象添增变化的生动情境,以此提升汉字传达的视觉冲击力。靳埭强作品《互动》中,“互”字的笔画通过重构和变异,形成了人们在进行交流时不可或缺的目光互动。同时“互”字的交叉连接的笔画象是中国文化中的阴阳八卦,象征无穷和相生相克,引喻互动的辩证哲学含义,贴切地传达了互动的微妙性和重要性。经过替换扩张的笔画不但丰富了画面效果,而且还加强了视觉流程,使得海报主题信息鲜明而集中。 (六)字图结合。从广义的视觉效应角度来说,由于汉字源于象形文字,任何一种形式的汉字字体都可以视之为已经规范化规律化的图式造型。以字作为图形绘制的点线面进行装饰,突出形式功能,图意与字意相互映衬,形成新效果,可以将文字形态进行气象万千的编排,从而将原本平铺直白的字体语言进行生动的表述。汉字凝结了中国人长于整体把握和形象感悟的思维方式,是从具象到象形、从象形到抽象的艺术造型,是中国特有的审美意境的表达,它的任何一种形态都富有生命的张力。汉字以一种最为简单纯粹的要素,运用最为丰富多变的构成方式,设计出了架构完美并且具有深刻内涵的视觉符号,其字符之间具有递增和开放性的同构能力,展示了中国东方的文化智慧。汉字元素在现代海报中的造型创作,是利用汉字丰富的秩序和结构关系作为视觉语言元素,对传统思维模式的一种颠覆和悖逆,着力于拥有本土文化内涵,却赋予现代设计观念的诠释,为我们展示的是一种立象以尽其意的艺术境界。 五、总结 设计师王序说:“冲突实际可归为一个沟通问题,中国设计师应解决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用简单明了的设计语言,把中国的哲学带到世界其他地方去。”汉字元素为现代海报中的表象构建了新的思维架构,丰富了形态载体和创意手段。其多元化的创作手法是对其文化语言的一种推陈出新,这是对中国设计与国际化设计间的平衡点的寻求,是传统的民族语言与新时代切合契机的改造、扩大和运用。 作者:刘俊 单位: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海报设计毕业论文:初中美术课堂海报设计论文 一、初中美术课堂海报中存在的创造性设计思维 1.逆向思维 在海报设计的过程,逆向思维也可以称为反向思维,是对学生设计思维进行训练时最常使用和反常规的一种方式。由于学生在海报设计过程中,使用常规的设计思维已经很难有亮点出现,严重缺乏创造性,因此老师可以训练学生的逆向设计思维,抛弃原有的设计思维模式,对思维模式进行颠倒,以提高学生的创造力。例如正负形设计原理的讲解过程中,老师要首先向学生展示一下正负形的设计图,通过正负形实体让学生准确的掌握正负形的设计理念,以充分的反映自己的思想与思维方式。通过正形与负形的对比,来挖掘更深层次的内涵,从而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为锻炼学生的设计思维提供平台与机会。 2.求异思维 在初中美术海报设计教学的过程中,老师要将求异思维传达给学生,要打破求同思维给予的束缚,进行海报设计的创新,要标新立异,找出与传统观点不同的观点,提高海报设计的个性,从而与别人的设计作品存在很大的区别。例如老师在向学生传达求异思维的思想时,可以通过元素替代的方式来引导学生的海报设计思维。在培养学生求异思维的过程中,老师可以设定一个固定的物体,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想象,将该物体中的某一部分替换,从而发挥学生主观想象力的作用,创造成形式各异的海报设计图案,以培养我国中学生的创造思维和创新能力,推动我国中学生素质的上升。 二、对学生的创意思维进行培养 海报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将设计者的思想在第一时间传达给参观者,这就对学生的海报设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初中美术老师要采取多种措施,来提高学生的海报设计水平,并对学生海报设计思维进行训练。老师可以多向学生讲解自己的生活体验,并向学生询问如果他遇到这种情况要怎么办,以此来提高学生的生活经验,以开阔学生视野,从而为学生的海报设计奠定基础,打破学生身上的束缚。老师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培养学生的想象和联想能力,从而来衔接自己意识中的思维碎片,因此老师可以对学生的联想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让学生将看似毫无联系的因素联系在一起,以碰撞出新的火花。例如在《图形联想创意》一文的讲解过程中,老师就可以充分利用我们所学的海报设计的理论知识进行,让学生以铅笔为元素来进行联想和创意,有的学生将铅笔说成是香蕉,还有的学生赋予了铅笔彩虹的颜色,还有的学生通过将铅笔进行不规则的排列来反映自己的思想,还有的学生利用铅笔和铅笔的影子来表达情感,有的学生将铅笔进行了拟人化等等,通过多种形式来反映学生的创意设计思维,通过学生设计的海报能够与学生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和沟通,实现了海报设计的意义。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初中美术课堂海报教学中,老师要注意对学生的创意思维进行培养,以提高我国初中学生的海报设计水平,通过学生对事物和符号的重新组合,来传达出自己的思想,不仅打破了我国中学生传统的思维模式,大幅度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想象力,而且还提高了我国中学生的整体素质。 作者:刘晔 单位:浙江丽水经济开发区第二中学 海报设计毕业论文:视觉心理效应电影海报设计论文 一、当代电影海报设计的特征 在当代,电影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电影海报也表现出了全新的艺术特征。具体来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个性化。在视觉图像时代下,人们每天都被大量的视觉图像信息所包围,所以一幅平面设计作品要想得到人们的关注,就势必要表现出一定的个性化风格。很多设计者都将自己独特的构思倾注于作品中,并由创新的手法对其进行了表现,呈现出了鲜明的个性风格。其次是审美化。电影海报最初的价值和功用,主要体现为电影相关信息的传递。但是伴随着电影的发展,电影海报也成为一种真正而完整的艺术创作。每一部电影海报都倾注了设计者的心血,除了电影信息、内容和风格的表现外,更表现出了一种审美价值,在给观众以视觉审美体验的同时,又带给观众以精神上的陶冶和愉悦。最后是丰富性。前文中提到,最初的电影海报设计主要是采用手绘的方式完成的,而伴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影海报制作的手段也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近年来电脑制图技术的出现,更是让电影海报设计有了全新的视觉表现,给观众以强烈视觉冲击力,获得了更好的宣传效果。可以看出,当代电影海报设计较之以往是有着巨大发展的,其价值和意义也再一次得到了印证和凸显。 二、当代电影海报设计的视觉心理效应 (一)电影海报设计的视觉冲击力 对电影进行宣传是电影海报最本质的作用,所以要求电影海报在具有观赏价值的同时,还要表现出一定的视觉冲击力,由此才能引起观众的兴趣,达到设计的初衷。对此设计者是有着深刻认识的,并有着十分丰富的表现手法。首先是用文字图形化突出主题。在一般的平面设计中,图形、色彩和文字三者之间是有着一定界限的,并分别发挥着各自的功用。但是在电影海报设计中,为了获得更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效果,所以经常把几个要素进行组合运用,文字图形化就是一个重要手法,其有效打破了文字和图形相分离的局面,以更加新颖的形式表现出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如电影《冰河世纪2》的海报,虽然海报中有“IceAge2”的字样,但是其表现形式却是不同寻常的,设计者采用了冰川所特有的淡蓝色,然后对文字进行了三维透视处理,同时在肌理上追求裂痕效果,并对其进行了上下排列,使整个文字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冰川,由此获得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其次是用画面来讲述故事。电影表现的是动态发展的剧情,而电影海报的画面却是静止不动的,所以用静态来表现动态,本身就具有很高的难度。很多设计者通过场景叠加等手法,让原本静止的画面讲述了一个个动人而完整的故事。比如《唐山大地震》的海报,整个画面采用了老照片式的怀旧色彩,一堆破烂的废墟铺满了画面的上方,但是却有一个小女孩站在这片废墟之上,在弥漫的烟雾中若隐若现。同时文字中的“唐山”二字,采用了印章的形式,表明了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而“大地震”三个字则被处理成立体而皴裂的效果,就像是地震时土地裂开的景象。简单的一张海报,却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全部予以艺术化的表现,并由此引发起人们对那场灾难的记忆,当观众看到这则海报时,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也就娓娓道来。最后使用局部特写来冲击眼球。在一些电影海报中,一些设计者经常对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事物进行特写处理,通过视觉上的放大来引发观众心理上的放大,由此给观众以更加震撼的视觉和心理体验。如《钢琴家》,其表现的是一个犹太钢琴家在二战时期遭到迫害却顽强生存下来的故事,对于一个钢琴家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双手了,所以海报就对正在演奏钢琴的双手进行了特写,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看出,电影海报所呈现出来的视觉冲击力,对于观众的心理作用是明显而巨大的,并从本质上提升了电影的宣传效果。 (二)电影海报设计的文化特质 当代电影海报,所起到的不仅是电影信息的传达功能,而是具有独立而丰厚的审美价值,并由此形成了多元化的艺术风格,带给观众以独特而深刻的心理体验。具体来说,首先是色彩的心理意蕴。色彩是人们感知事物的第一要素,同时在色彩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一定的色彩心理规律。如红色表示热情、黑色代表神秘等,色彩的效果越明显、越深刻,其表现出的心理色彩就会越强烈,同时表现出一种意蕴美感。如电影《英雄》的海报设计,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都对整个电影的色彩有着十分深刻的印象,特别深秋胡杨林下打斗的那场戏,更是让观众深刻体验到了色彩的唯美之感。所以海报设计也充分表现出了这种风格。整个作品采用了红色和黄色作为主色调,主人公的神情镇定,眼神中带着决绝,背景是随风飘舞的火红树叶,在阳光的照射下下,主人公的脸色也被映成了绯红,其表现出的不仅是事件发生的场景和文化,更是一种审美、精神和文化。其次是民族元素的运用。正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当代,只有对民族性的坚持和表达,才能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脱颖而出,除了能够满足本土观众的审美需要之外,更能够充分激发起外国观众的兴趣。比如《霸王别姬》,电影讲述的是一个与京剧有关的故事,而电影海报的设计更是别出心裁,整个画面十分简单,就是一个京剧中的旦角,正对着镜子勾勒自己的媚眼。京剧被誉为“国粹”,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画面使用了勾勒媚眼这一幕,不但简洁表明了电影的信息,更充分展示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最后是意境的营造。意境是东方艺术中特有的审美范畴,也是各种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其通过一个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空灵飞动情境的营造,给观众带来别样而深刻的审美感受。比如《白银帝国》的海报设计,采用了中国写意水墨的形式,画面中的人物以背影的形式呈现,其背后则是肆意挥洒的水墨,将人物的衣着和水墨自然地融为一体,给人以行云流水之感,更由此营造出了一个深邃、空灵而缥缈的意境。可以看出,当代的电影海报设计都有着浓郁的文化特质,能够有效作用于观众的心理,在尚未看到电影之前,就对整个电影的风格、内涵有了深入的了解,为正式观影做了充分的准备。 (三)电影海报设计的心理体验 在电影海报设计中,采用不同的表述方式,能够给观众带来不同的审美体验,而这种体验越深刻、越丰富,所获得的宣传效果也就越好。所以很多设计者都试图通过设计给观众带来幽默、夸张、隐喻等心理体验,让观众对电影的上映充满期待。首先是幽默。时代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给当代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生活和工作压力,很多时候连会心一笑都成为奢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电影设计海报通过讽喻、自嘲等手法,表现出了一种幽默的效果。如《举起手来》的海报设计中,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抗战的喜剧故事。海报设计中,则把人物的表情作为刻画的重点。正中心是一个日本兵,其有着一双斗鸡眼,正张开嘴巴大声呼叫,像是遭到了痛击,特别是嘴上的一撮小胡子,更让人忍俊不禁。除了这个主体人物之外,其他人的表情也十分具有幽默感,而当众多面孔组合在一起之后,就形成了整体的幽默效果。战争本身是残酷的,但是该片却与众不同,彰显出了影片的独特风格。其次是夸张。当众多的平庸表现引发了观众的审美疲劳后,适当地进行夸张表现,则能够有效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激发观众对影片的想象和联想。如《赌城风情画》,该片讲述的是一群海岛上的年轻人来到赌城拉斯维加斯寻找他们美国梦的故事。因为影片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夸张色彩,所以海报设计也同样采用了夸张的风格。画面主体是一个变形的人物面部,炫彩的墨镜占据了脸部的大部分面积,而脸部到颈部则是一条肆意扭曲的金色线条,给人以光怪陆离之感。最后是隐喻。从当代人的审美心理来看,人们已经厌倦了直白的信息传递,而是喜欢和作品产生互动,在作品的引导下通过自己的一步步探索,而获得作品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感受。隐喻正是引发这种互动的有效手法,其将一些线索提供给观众,然后由观众自行去理解和建构。如《唐山大地震》的另一则海报中,苍白的背景中没有任何物象,给人以沉静和窒息之感。而画面主体则是一个小男孩,正将自己的胳膊从污泥中伸出来指向天空。同时上方还有一根钢筋,有一只蜻蜓正落在上面。其所表现出来的含义是十分丰富的。这个小男孩究竟是生是死?这只蜻蜓究竟代表的是希望还是灾难?都需要观众在观影中找到答案。可以看出,无论是幽默、夸张还是隐喻,都有效避免了平铺直叙,而是真正和影片的风格融合在一起,以更加灵活的方法进行表现。 三、结语 综上所述,自电影艺术诞生以来,电影海报就如同一个孪生兄弟一般伴随着电影的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了自身独立的价值。特别是当代的电影海报,更是表现出了独特而丰富的视觉心理效应,既充分发挥出了自身的作用和价值,更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电影进行了深入的解读,给观众带来了深刻的审美体验。所以在今后的电影海报设计中,要求设计者既要遵循电影宣传和海报设计的一般规律,同时又要秉承一种时代意识和创新精神,使电影海报设计更加多元化,引导观众从对视觉形象的感受上升到对影片主题的认同和共鸣,这对于电影海报本身和电影艺术的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蒯雪婷 单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国外医学论文:国外医学教育专科临床医学论文 1美国医学教育 美国的医学教育只有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层次,无大专、中专以及成人教育类型。其教育结构完整且连续,主要由学历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3部分组成。学历教育是采用传统4年制方式,课程设置为两段式,即基础和实习2个阶段,第1、2年为基础课学习,第3、4年为临床课的见习和实习,同时完成临床课的教学。2年的基础课学习结束后要参加医学基础知识为主的美国执业医师考试USMLEⅠ,通过后方可进入临床实习,实习结束后要参加以临床专业知识为主的USMLEⅡ考试,通过后才可申请住院医师。再经过3年的专业培训,参加综合性的USMLEⅢ考试合格后取得行医执照。美国医学本科生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具有可以在毕业后接受专科培训的必需知识、技能和态度。专科化培训是在毕业后进行,且专业数量较少,专业面宽。强调学生早期接触临床,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采用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和手段,如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学术研讨、课外阅读、写论文甚至参与教育等。现在大多采用以社区为基础的学习方法(CBL)和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方法(PBL)教学方法。 2法国医学教育 法国医学教育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学生进入医学院学习之前,要先通过法国会考,取得就读资格。其学制分为6年和11年,分3阶段完成,每阶段都有严格的会考制度。第一阶段(第1年)为医学预科阶段,仅有20%的学生可通过此阶段会考获得继续学习的资格;第二阶段(第2~6年)学生完成全部在校医学课程学习并参加全国会考,有50%的学生可通过考试,未通过考试的学生只能作为全科医生或进入实验室、私人诊所工作。第三阶段(第7~11年)作为专科医生培训阶段,学生接受高度专业化的培训,使其临床思维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法国医学院校非常注重学生的临床实习及教学工作,在第2学年就开始接触临床工作,第4~6年完成全部临床课程的学习,医院每周专门为学生开设“临床常见疾病诊治与鉴别诊断”课程,讲解典型的、特殊的临床病症和临床诊治经验与技术等,使学生对某些临床疾病和现象进行全面分析,临床实际工作能力得到较快提高。 3德国医学教育 德国医学教育已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又完善的人才培养模式[11]。德国实行免费教育制度,无入学考试,实行宽进严出的原则,淘汰率高。医学教育学习时间最长,连实习在内至少要修6年(12个学期)后通过两个阶段的国家医师考试即可毕业,在校学习分临床前期(第1~4学期)和临床期(第5~12学期)两个阶段,临床前期要完成基础和专业基础课的学习,无具体专业划分,在临床前期课程学习结束时参加第一阶段国家医师考试,考试通过后才有资格申请第二阶段考试。临床期共学习8个学期,主要进行常见病临床培训、临床诊断、实验室诊断及具体的分科培训,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知识传授,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学习结束后参加第二阶段国家医师考试,全部考试通过后才可获得国家医师考试合格证书。毕业后教育是德国医学教育全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成为注册医师必须先进行18个月的实习医师工作,实习工作结束后获得官方认可,方可独立行医,但也必须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从事至少6个月非手术科室或者至少6个月手术科室的临床工作。18个月注册前培训结束后可申请一个全科医师培养项目,经过2~3年的全科医师培训且考试合格后颁发全科医师证书。要成为全科医学必须经过4~8年的专科医师培训,培训结束后通过考试方可授予专科医师资格证书,取得专科医师称号。继续教育在医学教育中持续终身,一般由医师协会组织实施和管理,其根据各地医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每年制定有针对性的继续教育课程,执业医师要求参加多种学习,累计学时发给证明。 4国外医学教育对中国专科层次临床医学专业的借鉴 专科层次临床医学专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开办的老专业,多年来形成了一套教学理论和方法,其教学一直沿用本科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大多采用“三一制”教学模式,即一年基础课、一年专业课、一年临床实习。所培养的学生不能适应当前中国大力发展农村和城市社区等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对全疗岗位的需求。毕业生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不能满足中国当前基层医疗机构迅速发展的需求,在国家执业助理医师考试通过率较低,使他们执业资格受限。因此,借鉴国外先进的医学教育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专科层次临床医学专业教学进行改革尝试。 4.1高度重视人文素质培养 中国专科层次医学教育起点较低,学生只需通过高考达到录取分数线后就可进入医学院校学习,学生的人文知识积累较少,思维方式不够成熟。因此,必须增加人文课程教育,由于专科层次的学制仅3年,就需要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和选修课的机会,以及在专业课的讲授、临床实习过程中融入人文社科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将人文知识贯穿在整个医学教育始终,重视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使之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融入社会的技能。 4.2医学基础教育扎实 国外医学基础教育至少需2年时间,而中国专科层次医学教育中基础医学仅0.5年,内容压缩极少,导致学生在未来职业发展中后劲不足、发展受限。因此,在重视临床实践的同时应加强基础医学教育,争取做到“早基础、强基础、反复基础”。首先要将基础课程进行多课程融合,避免知识重复与遗漏。例如:将解剖学与组织学整合为“人体形态学”;将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生理学整合为“人体机能学”等。此外,在后续的临床专业课程和毕业实习过程中对基础课程进行强化教育,如增设临床药理学、临床免疫学等课程或讲座。其次,可聘请临床专业课教师来承担基础课教学,既可让学生较早接触临床,也有利于基础与临床课程的融合。为保证实施效果,可设立课程综合教研室,主要致力于组织和实施课程整合,并对新课程的实行情况进行监督,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改进和完善。 4.3理论与实践教学结合紧密 国外的医学院校均有自己固定的附属教学医院和基地,其中实践教学部分是在医院进行,由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临床技术水平的医生带教,可以很好地指导学生学习,从而保证了临床教学质量。而中国专科层次的医学教育中各专科学校绝大多数无直属附属医院,致使学生临床见习与毕业实习存在较多问题,很难保证医学专科生的培养质量。因此,加快推进专科医学院校直属附属医院的建设,对非直管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实习医院加强管理,建立统一有效的质量控制机制及其重要。此外,大胆探索院校联动,通过“共建、共管、共享”深度合作办学,如:(1)实行“1+2”的人才培养模式即第1年在学校进行基础课教学,后2年在医院进行临床理论课和实践教学的教学。(2)聘请临床一线医生承担专业课的教学,鼓励学校的专业课教师参与毕业实习生的教学查房、专题讲座等。(3)对毕业实习生实行双导师制,即医院带教老师和学校专业课教师共同指导的方式。(4)在学校建立仿真医疗环境,设计标准化患者,以临床病例为蓝本,训练学生的临床应用能力,通过模拟教学使学生在以后的实习或临床工作中尽快适应角色。 4.4具有严格的医师考核与注册制度 国外的医学教育都实行非常严格的考核筛选制度,因此,中国专科层次医学教育也必须加强考核制度,在基础课结束后进行一次考核、考核不通过的不能进行专业课的学习,在专业课学习结后进行一次专业理论和技能考核,考核通过后进入医院实习。在实习结束后回校进行最后一次的毕业考核(参照执业助理医师考试),通过这样对学生的3次严格的考核,有助于解决执业助理医师考试低通过率的问题。 4.5建立较完善的医学教育体系 国外医学教育的成功模式均是学历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三者逐步进行并持续终身。专科层次的学历教育使得其在起点上已经低于本科、研究生等教育,这就更需要后续的毕业后教育及继续教育来完善临床工作能力的提高。需要加快推行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在筛选医院、完善培养与考核标准基础上加强质量监控。同时,将继续教育制度落到实处。医学生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医学生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医疗水平的高低,中国正处于医疗改革的关键时期,重点加强农村、社区等的医疗建设,所以,提高专科层次临床医学专业教育对加强农村、城镇、社区医疗人才队伍建设非常重要。因此,吸取国外先进的教学经验,不断探索和总结中国现有的专科层次临床专业教学模式,才能培养出更多合格的高质量基层医疗工作者。 作者:张冬青 何坪 董萱 单位: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国外医学论文:借鉴国外医学推进护理教学革新 作者:徐静娟 单位:江南大学医学系 为适应新世纪对高等护理人才的需求,高等护理教育必须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先进的医学教育,特别是护理教学成果,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应用。美国的医学教育(包括护理教育)是西方医学教育的典型代表,是一种比较成功和有特色的教育模式。由于美国医疗行业竞争激烈,培养医学人才的医学院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毕业生的质量关系到医学院的名誉和发展,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是医学院的主要目标。所以,美国各医学院都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探索新的教学方法,不断进行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的研究与评价。从美国的医学教育模式,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比较而言,我国医学教育在诸多方面仍有较大差距。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现代医学教育成果,进一步更新教育思想,转变教育观念,加快我国高等医学护理教学课程改革,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护理教育发展之路。 一、国外医学教学的最新发展趋势 1.基础医学教学和临床医学教学相互渗透、有机结合在基础医学学习阶段(前2年),有目的地渗透临床内容,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临床教学阶段中(后2年),更多地联系基础医学知识,甚至基础和临床教师共同讲授一门课程。在整个4年的学习中,基础课程与临床课程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在基础课教学中,将形态学课程(解剖学、组织学、病理学)、功能学课程(生理学、生物化学等)以及涉及内外环境相互影响的课程(免疫学、微生物学、基础药理学等)分别组合起来,集中授课,较好地发挥了不同课程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有益于学生对知识的深入掌握。临床教学中强调以器官系统学习为主,课程主次分明,基础内外科教学比例较大。在学习某一器官系统时,特别注重联系组织、解剖、生理、药理等知识,使学生对疾病的认识较深,理解较透。 2.以问题为中心和以小组教学为特色是医学教学的主要形式以问题为中心(PBL)教学法在美国医学院校已广泛采用。学生在以小组为单元学习时,教师通常将讨论的内容变成问题提出,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然后学生们共同讨论。学生们经常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如通过图书馆、网络、请教专家等途径,获得问题答案后,再返回到课堂进行交流。教师主要起把握方向、布置任务、进行总结的作用。课堂上学生讨论、讲解的时间远远超过教师讲解的时间,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充分发挥,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表达能力、主动学习能力、利用信息资源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美国医学院校的学生数量较小,教学资源丰厚,因此,大部分医学院均采用小组教学为主,特别是临床教学和基础实践教学。学生以3-5人为一组,由专门训练的教师负责教学,大多采用床边教学和随机教学的模式,学生实习操作机会很多。对临床中没有见到的病种,由科室组织“午餐讨论”或专题讲座,进行专题讲授和讨论。在临床实习中,每个学生有专门教师负责。教师既组织多人参加的病历讨论,又有一对一的具体指导。 3.早期接触病人,提高学生与患者交流的能力许多院校在大学的第一年即让学生接触病人。与其说是采集病史,不如说是与病人交谈,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热爱病人、理解病人、帮助病人的理念。这既是医学知识的学习,也是医德品质和医生素质的培养过程。各学年学生与病人交流的内容不同,由浅入深,从简单交流,到详细了解病史,制定正确诊治方案。待毕业时,每位学生均能自如得体地与病人交流,顺利完成采集病史、查体,指导病人进一步检查和治疗,提供咨询和健康教育等全部内容,为进入住院医师阶段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是美国医学院培养医学生具有良好素质的主要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 4.采用模拟病人,培养学生处理急危重症的能力模拟病人即(由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首先发明)模拟病人计算机系统。学生可以通过计算机了解此“病人”的生理状态,并制造各种病理状态,然后施加抢救或治疗措施,观察“病人”的各种反应,从而进一步理解病人的生理病理机制,这是临床教学特别是麻醉、休克、心脏病、呼吸衰竭等严重疾患教学的良好方法。学生可在模拟“病人”身上反复操作,由此训练学生临床动手能力和临床思维,增强记忆,教师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分析讲解和实践指导。目前,模拟病人系统已在全世界许多学校使用,效果良好。 5.应用网络教学手段,完善各个教学环节美国各医学院非常重视网络的应用,几乎所有的课程均有网络教学内容。各大学都有自己的内部网络,网上内容丰富,有文字,也有大量的组织解剖图片、病理样本及切片等,有的还配有三维动画。当授课教师讲课时,可以根据自己的课程需要,随时切换投影内容,基本上做到图文并茂、生动活泼,基础与临床相结合,讲解的内容丰富、实用、全面。学生可以随时上网了解所学内容,扩展知识范围,查询最新医学信息。此外,硬件系统建设也非常完善,网上检索、网上答疑、网上交流已成为学生学习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6.建立科学评估体系,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为了较好地评价毕业生的质量,美国医学院探讨了许多评价方法。一是教师对学生评价。教师通过考试、与学生交流、观察学生的操作能力对学生进行评价,此法是比较传统的评价方法;二是学生彼此之间打分,相互评价。这是某些医学院比较推崇的方式,他们认为学生彼此评价更能准确、客观地代表学生的能力水平,并起到学生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学习的作用;三是一次性通过全美医师资格考试,也是各学校之间评比的主要方式;四是随机抽取毕业生调查,通过用人部门对毕业生水平和能力的反馈,评价学校的教学水平和质量。通过以上手段,学校分析寻找教学活动中的不足,进一步加强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我国医学护理教学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医学教学已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系统的理论,也培养了一大批医学人才。但是,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外开放的不断加快,市场经济的逐渐普及,作为医学毕业生就业主渠道的各级医疗机构,其体制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也对传统的医学教学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我国的高等医学教学尤其是高等护理教学还存在的一系列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首先是教学目标和实际需要相互脱节,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即使是专科层次,其医学教育的目标同样求大求全,往往只重视学生的普通专业医疗技术的培养,忽视了市场更需要的高等护理人才和社区医疗护理工作者的培养;其次是基础教学和临床教学缺乏协调,往往是重基础轻临床,结果是学生能应付各种理论考试,但缺乏实际动手能力;另外,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手段落后也是国内医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以上各种问题如不在短时间内引起重视,将难以适应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对医学护理教学的需求,难以应对市场经济对高级医学护理人才的需求。#p#分页标题#e# 三、高等医学专科教学课程改革的几点设想 我校医学系从1985年就开始进行专科层次医学护理人才的培养,2000年起又开始招收本科层次医学护理专业的学生。为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市场经济对高级医学护理人才的需求,结合我校的教学实践,笔者提出有关高等护理教学课程改革的几个初步设想,希望以此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准确定位教学目标首先应该认识到,高等护理教育培养的目标是基层应用型加复合型的医学护理人才,因此教学目标的定位尤为重要。1999年,教育部在发展护理教育的有关文件中提出了“逐渐萎缩和规范中等专业护理教育,扩大和发展高等护理教育,逐步优化和提高护理队伍基础理论知识和学历结构”的指导意见,因此,我们必须在教学上采取各种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教学内容应将重点放在适应未来高级护理人才和社区医学护理工作的全科护理医学综合教育上,教学实习应增加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实习,并增加环境与健康,预防与保健等社区医疗护理的训练;临床技能应更多注重适应不同层次的护理技能的培养;同时还要加强医学伦理学和人文关怀的教育,培养未来高级护理人才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等。 2.调整基础、临床课程,适应当代护理教学现代社会对医疗和护理的要求,已从单一的治疗型向预防—治疗—康复的复合型转变,以上这些转变也对高等护理教育的人才培养和知识结构提出了更新和更高的要求。应改革目前课程中临床课程所占比例相对较低的现状,打破以往公共基础课、医学基础课及临床专业课的“老三段”课程结构。尽量使学生早期接触临床并逐年增加临床实践时间,第一阶段以参观为主,并结合医院护理工作实践,了解与医疗护理活动有关的各方面内容,增强感性认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通过医院的劳动实践,稳定专业思想,培养学生对待病人的良好态度;第二阶段为理论结合实践的现场教学(见习期),以提高理论知识为主;第三阶段为实践能力培养的临床及社区实习,以实践能力及技术培训为主。 3.改革课堂教学模式,注重培养自学能力在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强化学生的主体作用,多采用问题启发式、讨论式及研究式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学习。为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培养其探索精神和研究分析问题的能力,并使学生初步了解医学研究工作的程序,可鼓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围绕有关问题,自由选题,查阅资料,设计实验方案,在教师指导下分析讨论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由实验室提供条件,学生独立完成实验,然后在教师指导下,按科研论文的形式写出实验报告。 4.利用现代教学手段,提高学生学习效率长期以来,医学教学和实习有很多内容完全依赖于图片教学和解剖教学。图片教学不够生动,难以具体化,而解剖教学成本大又不可重复执行。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多媒体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为医学教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前景,是当代医学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在教学手段上积极使用电化教学、CAI软件等多媒体手段,能明显加大课堂信息量和直观性,使教学活动形式丰富多样。医学CAI能针对医学教学和学习中的主要难点等环节而制作,通过真实的影像、动画的形式,使学生实现精细观察,充分调动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此外,为适应学生今后工作的需要,还应加强学生的外语、计算机、英文会话与写作,文献检索以及心理学等基本理论和技能培养。随着医学科学高速发展,知识更新周期缩短,社会对高级护理人才需求的不断提高,以上技能的培养将使学生毕业后在实际工作中的知识更新及终身学习等方面受益匪浅。 国外医学论文:国外医学教育状况思索 作者:李亚敏 陈俊国 单位:第三军医大学 一、国外研究生教育的学制 (一)6年一贯制的德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或专业学校的毕业生,学制6年,实现以大学为基础,学科为中心,理论教学、实验室训练和临床实践的渐进式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国家考试和论文答辩,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大多数欧洲国家实行这一学制[1],如芬兰、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 (二)6年一贯制的俄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生,前3年为医学前期教育,后3年进行专业教育,毕业授医学博士学位。独联体国家如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妇、乌克兰等实行这种学制[1-2]。 (三)4+4年制的美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具有学士学位的文理科大学本科毕业生,前4年为医学前期教育,后4年为医学院教育,实行集中指导下的优秀课程为主干的自由选课制度。学生完成课程,修完规定学分,通过论文答辩,授医学博士学位。美国、加拿大、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实行这一学制[1-2]。 (四)5+3年制的英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生,前4年为理论教育,最后1年为临床实习,毕业授医学学士学位,英联邦国家实行这一学制,如英国、新加坡、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获得学士学位以后经过考试和推荐就读医学硕士学位,时间是1-3年。在实行多学制的世界各国中,学制为6年制的国家或地区最多,为90个国家,占56.6%;居于第二位的是7年制,为53个国家,占33.3%;排在第三位的是8年制,为15个国家,各占9.4%;排在最后的是9年制,为1个国家,占0.7%。 二、国外研究生教育的模式[2](附表) 三、国外的研究生教育的现状 (一)美国。美国研究生教育通常采用宽进严出的政策,一般来说,申请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人员只要具备了大学毕业资格,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工作能力,经推荐人推荐,即可入学攻读学位。但在美国博士研究生毕业,却需要有一定的科研成绩。因此,博士研究生经常需要攻读4至6年才能毕业[3]。此外,美国约有一半以上大学要求研究生入学时有GRE成绩。美国研究生招生一般不限名额,由导师的科研能力、科研经费、实验条件以及市场需求决定每位导师当年招收学生数量。在培养模式上,美国博士生培养通常实行导师制和博士生指导委员会制相结合的指导方式。硕士研究生主要采用专业式培养模式、导师制培养模式以及兼顾协作式培养模式。在课程设置上,美国的高校更加强调文理渗透和选修课的重要性,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学分比为2∶3。 (二)日本。日本的医学院校本科生学制为六年,大学毕业后可以直接报考医学博士。博士课程学制为四年(日本医学院校很少设有医学硕士,一般是硕博连读四年)。中国的研究生指的是硕士学位,而日本的研究生和研修生是没有学位的,只是进入大学的一个学前班。日本大学的招生录取,导师有一定的决定录取权。对于博士生的评价,主要以毕业前发表SCI文章的数量和影响因子值的高低来衡量。日本医科大学的博士生毕业前最少应发表2篇以上的SCI论文[4]。研究生在读书期间每周召开一次科研汇报会,主要汇报自己的研究内容、国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内容、最新的科研动态及讨论本周的疑难病症等。目前日本学位分为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其士学位又分为课程博士、论文博士、学术博士三种类型。 (三)俄罗斯。目前俄罗斯的研究生教育主要分为三个层次。本科6年毕业授予硕士学位,具有行医资格。本科4年毕业后,只能当医疗助手,经过临床住院医师培训以后,可以申请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时间为3-4年,经过课程学习,撰写论文,通过论文答辩,授予“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4]。具有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的人员方可申请“医学科学博士学位”,并具有资格在高等医学院校讲授课程或成为医学副教授。获得副博士学位之后,如果在工作中有创新性的医学研究成果或发表了极具创新性的论文,经过课题研究通过论文答辩,可获得医学科学博士学位。此学位获得者才有资格申报教授职称。俄罗斯的医学科学博士学位不属于医学高等教育的范畴,取得这一学位者必须在工作中卓有成绩,并通过医学科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由国家最高学位委员会决定授予,学校无授予权。 (四)德国。在德国研究生教育学位制度只设有博士学位,德国现行的高等医学教育学位制分为三级:文凭学位,正规大学的毕业生即可获得;博士学位,为研究生教育阶段的惟一学位:讲授资格学位,这种学位是获取在高等学校任教资格的依据之一。在德国高等院校里,没有专门的研究生院机构,博士研究生都在指导教授所领导的研究所里进行培养。博士生的录取也没有专门的入学考试。博士研究生在培养期间虽然没有必修课,也没有学分要求,但却要求在做博士论文前先要担任二年教学或科研助手,并采取一定的淘汰制度。 四、对我国医学研究生教育的思考 (一)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的开展,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提高大学的办学水平。并注重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合作办学,形成硕、博士研究生的国内外大学联合培养的办学模式[2,4]。 (二)加强教学体制改革。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模式、考试及学科建设等方面。研究生教育的目标体系应在主导目标的基础上,进行多元化扩展,培养研究型人才和使用性人才相接合。 (三)跨专业、双导师的教育方式。由于研究生教育的特殊性,研究领域的多维性和复杂性,有好多研究领域需要跨专业的复合型研究模式,即从事不同专业的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比如,导师的研究方向为数字化人体解剖,这就要求解剖学导师和计算机专业的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 (四)积极开设学科前沿课程,跨学科选调授课老师。研究生要求掌握最新的学科前沿知识,如: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在对这些课程选择授课老师时,要根据课程的内容及研究生导师的研究方向有针对性的选择授课老师。 国外医学论文:国外医学教育形式分类与借鉴 作者:黄子杰 吴胤歆 单位: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教育模式是教育理论在教育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它规定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明确人才培养的方式和途径,包括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材建设和考核评价等[1]。因历史或体制等原因,世界各国的高等医学教育模式不尽相同。本文拟从毕业后第一学位(或证书)授予情况角度对国外的医学教育模式进行分类,分析其可资借鉴之处,并结合目前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建议。 1国外医学教育模式分类与借鉴 高等医学教育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大学专业之一。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各国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教育层次和形式有所变化,或强调学历,或注重资格,或突出学位,各不相同。以目前情况看,按毕业后的第一学位或证书的授予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1博士学位授予型 以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医学院指南》(2000年及截至于2003年6月30日的补充资料)为依据统计,全球有近半数(49.36%)的国家和地区为医学毕业生授予医学博士学位(有的国家授予内科学博士或外科学博士学位)[2]。其中美国和加拿大是此类型的代表。美国和加拿大的高等医学教育是在4年本科教育获得学士学位后进行的。医学院校的招生对象为已取得学士学位的本科毕业生,通过入学考试进入医学院再攻读4年医学课程,毕业授予医学博士(MD)学位。它们的医学教育制度中有三个可值借鉴之处:设置入学考试。世界各国高校的入学制度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考试制度”,一种是“证书制度”。考试作为一种标准,被用于决定学生是否能升入高校,而证书制度是学生凭中学毕业证书或其他证书就有进入大学的资格[3]。美国的本科毕业生在申请进入医学院前必须通过美国医学院入学考试(MedicalCollegeAdmissionTest,MCAT),加拿大的学生入医学院前也要通过文、理和面试三方面的考试[4]。医学院特设的入学考试,保证了医学生的水平和质量,也保证了医学教育的精英特性。在学期间参加国家统一考试。美国医师考试委员会组织的美国医学执照考试(UnitedStatesMedicalLicensingExamina-tion,USMLE)共分为三个阶段,学生在第二学年结束时必须通过第一阶段的考试(USMLEStepⅠ),在第四学年结束时必须通过第二阶段的考试(USMLEStepⅡ),否则他们将不能进入临床实习(Clerkship),不能毕业,也不能成为住院医师。实际上,参加并通过国家统一考试,使学生获得实习期间和日后行医所必须具备的合法资格,也是避免引发医疗争议和医疗纠纷的重要手段。加拿大的医学生在毕业时也要通过一次标准化考试,以标志其知识和技术达到了一定水平,否则不能从事医疗工作。毕业后区分全科和专科医师的岗位。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生毕业后,需申请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完成培训后,其身份还只是全科医师,若想成为专科医师则需再经过几年时间的专科培训以获得资格。这样一来,由全科医师负责社区居民的普通疾病诊治和专科疾病转诊,不仅提高了医疗保健系统的运作效率,而且有利于控制医疗费用。 1.2学士学位授予型 据统计,授予医学学士类学位的国家占总数的21.79%,其中以授予内科学学士学位或外科学学士学位的占绝大多数[2]。此类国家主要以英国、瑞典、新加坡等为代表。高中或大学预科毕业生进入医学院校学习5-6年,完成规定的课程和临床实习后,即可获得医学学士学位。作为5或6年的本科医学教育,其课程体系和教学安排大体上与我国现行5年制的医学本科教育相似。但最大的不同在于:尽管医学也属于普通本科教育形式,但由于有一整套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以及对医学院校每年的招生严格控制,因此在其国家的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医学教育仍然能够保持较好的精英教育水准;医学生毕业后,区分全科医师和专科医师的就业岗位。严格限制招生名额与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比如,英国高校的招生对象为获得高中会考毕业证书的人,但其医学系、牙医系、药学系等专业由于名额有限,一般都采取筛选淘汰制招收大学新生[3]。瑞典高等医学院校的招生对象只为自然科学班级毕业且成绩达到4.8分以上的高中毕业生[5]。新加坡医学院每年招生不足300人,本科教育采取“严进严出”的方式,入学后还要通过每年的年考,由于最后一年的学位考试要求很高,评分极为严格,因此通过率较低,而未通过全数考试就不能被授予学士学位[6]。从另一项措施来说,英国、瑞典、美国等国家都已建立起一套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英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强调标准的严格性、统一性,把精英教育的质量标准扩展到大众化高等教育中[7]。毕业后区分全科和专科医师的岗位。据调查统计,英国的医学毕业生中,除10%改行或不能毕业外,大约有30%的人倾向于选择继续深造成为专科医师,30%选择成为全科医师(Gen-eralPractitioner,GP),其余30%不详[8]。全科医师的培训是从注册前住院医师(JHO)训练开始,由皇家全科医学学院来管理,为期3年。而专科医师的培养是由诸如皇家内科学院、皇家外科学院等各专科性皇家学院承担,从高中毕业进入医学院学习直到完成专科医师训练期共计需要12-14年时间,周期非常长[8]。瑞典医学院5年半的学习只是成为注册医师之前的训练过程,要想成为注册医师,要通过考试获得医师执照,还要做18个月的助理医师。之后,如果要选择从事专科工作,要继续接受4-6年的专科训练,方能成为专科医师[5]。在新加坡,其第一医学学位为内科学或外科学学士学位,学士学位是行医的必需资格。学生获得学士学位后可以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而硕士学位是成为专科医师的必需资格之一。也就是说它将学位培养与专科医师培养适当地衔接,区分了全科和专科医师的培养途径[6]。实际上,上述几个国家都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国家公费医疗保障制度,如英国的全民医疗服务系统(NationalHealthServicesystem)、瑞典的全民医疗保险政策和新加坡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为提高医疗保障制度的成效并有效降低国家财政在卫生保健领域的浪费,通过设置全科医师作为初级保健服务系统的“守门员”,使绝大多数居民对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可入性大大提高,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明智之举[9]。 1.3医师证书授予型 高等医学教育只注重资格、资历或实际能力的训练,而不将学位问题放在第一位,医学生毕业后,获得医师执业证书,或毕业后通过国家医学考试成为注册医师。这种类型的高等医学教育形式在全球约占18.59%[2],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德国大学的医学专业实行定额报名,高中毕业生要参加医学生入学考试(TMS)。医学院学制为6年,期间分为4个教学阶段,并参加4次全国统考。毕业后能否成为临床医师,不在乎是否获得学位,而必须通过两个阶段的国家医师考试,拿到结业证书;之后必须进行2年临床培训,获实习证明书者可申请开业许可证,成为正式合格医生[10]。对部分学生完成毕业论文而且答辩合格者,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1]。法国的高等医学教育分学校理论学习6年和临床住院医生实践2-5年,没有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层次之分。6年理论学习结束后参加国家统一考试,根据成绩按比例分流为两个培养方向,未通过者转入2年的全科住院医生临床训练,通过者(1995年通过率为50%)继续攻读专科医学文凭,需要4-5年。“专科医学文凭”为法国临床医学的最高学历[10,12]。可见,德国、法国的医学生主要以获得证书或文凭的形式毕业,虽然也设医学博士学位,但这并非是从事医师职业所必需的。德国、法国的医学教育制度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特别设置的入学考试。德国的医学生入学考试,采用定额形式,其竞争十分激烈,这样能保证生源的质量,也确立了高等医学教育继续保持精英性的品质地位。多次参加国家统一考试。在德国,医学生在校6年的理论学习期间,每个学习阶段都要通过国家统考,毕业后还要通过国家医师考试,才能获得资格进入临床训练[10]。法国医学院的学生在6年的理论学习结束后也要参加国家统一考试[13]。在校期间参加国家设立的医学考试,从而获得一定的行医资格,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医学教育的必需过程,这可以让实习医师合法地接触病人而不引起患者及其家属的投诉。区分全科医师和专科医师的就业岗位性质。法国医学生毕业后,参加国家统一考试,并根据考试成绩,按比例分流成培养全科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的两个渠道[13],有趣的是,博士学位不是成为专科医师的必需资格,恰恰相反,特别注重技能训练的专科医学文凭,才是医学教育的最高身份证明。另外,其按比例的全科医师和专科医师分流方式,是国家确保有足够卫生人力资源在基层服务的重要手段。#p#分页标题#e# 2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制度分析 2.1基本情况 相对而言,我国的高等医学教育制度其过程比较复杂,但结果十分简单。学位类型。目前我国的医学学位为三级:学士、硕士和博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又分为注重科学研究能力培养的科研学术型和以临床技能训练为主的专业技能型两种。学习年限。主要有3年制医学专科教育(毕业时不授予学位)、5年制(部分学校是6年制)医学本科教育(毕业时授予医学学士学位)、7年制本硕连读医学教育(前5年为医学本科教育,完成者可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后两年为硕士研究生教育,毕业授予医学硕士学位)和8年制本博连读医学教育(毕业授予医学博士学位)。纯粹的研究生教育(硕士或博士)学习年限为2-4年。获得学位的途径。在我国,高中毕业生根据高考成绩和填报的志愿可能就读三年制高职专科,也可能就读五年制本科、七年制本硕连读或八年制本博连读。大专文凭的学生可通过专升本考试进入本科学习2-3年后获得学士学位。学士学位获得者和硕士学位获得者也可以继续深造,通过考取上一级学位的医学研究生,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实际上,学位的攻读也可以是不连续的,例如,专科毕业生可以采用同等学力的形式攻读硕士学位,本科毕业生也可以采用同等学力的形式攻读博士学位。另外,在我国,并不严格限制非医学专业人员报考医学研究生,有些在职人员也可通过申请在职学习获得相应的医学学位。临床实习资格问题。现行的医学教育制度中,临床医学的专科生和本科生最后一学年进入临床实习,七年制本硕连读或八年制本博连读的学生最后三个学年均在临床实习,此外,大部分临床专业的研究生也至少有1年时间在临床工作。这些学生在进入医院之前均缺乏必要的合法身份,因为他们一般在毕业第一年后方有资格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在读期间没有设立国家统一考试,使临床实习生从事诊疗活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毕业后的身份。在我国,不论医学学位的有无,无论学习年限长短,也无论学习方式如何,任何一个医学毕业生,都是当然的专科医师。这就是我国医学教育制度唯一最简单的地方。 2.2存在的问题 入学门槛太低造成医师培养质量的鱼龙混杂。目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许多医学院校将临床医学等精英性质的专业,也进行无限制的规模扩大。如此一来,所有的高中毕业生只要参加高考,达到相应层次的录取分数线,都有可能成为医学生。此外,入学门槛低还体现在专升本考试中,专业戒的跳转并无限制;医学研究生的报考也不受其原先专业的限制,甚至也可以通过同等学力的方式跨越学位。培养层次过杂形成医学教育的唯学位错误倾向。我国目前医学专业的学习年限长短差异过大。毫无疑问,短学制由于时间有限,理科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等素质类课程偏少,即使是医学基础课程也是“短平快”,因此其发展后劲有限,即使通过专升本或考研,也无法根本性地改变起点学历的水平。另一方面,从专科到专升本再到本科、研究生,为了追求学历和学位,许多医学生不断地应付入学考试、不停地重复学习相同的医学课程,也造成学生时间和精力、学校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临床实习合法性缺乏引发医疗纠纷事件增加。我国医学生在校期间,未安排任何涉及医疗合法性的国家统一考试,亦即在临床实习前并未获得作为实习医师的基本资格。实习生因为缺乏合法身份,连了解患者的病情都属于侵犯患者隐私权,更不用提实际的医疗操作了。毕业后从业岗位相同导致社会不公现象加剧。应该说全科医师和专科医师的培养要求有较大差别,掌握知识的偏重不同,而我国医师培养的出口单一,没有明确的岗位分流。这将带来多个方面的不公平性问题:①无论学习年限、受教育层次的差别,都是当然的专科医师,教育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②所有专科医师都只愿意留在高等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得不到也留不住专科医师,实际上也不需要专科医师,导致医疗机构人力资源配置的不平衡;③决策者主观上希望大专层次的医学毕业生去缓解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但卫生保健服务属于公共产品,农村居民没有理由只能享受低水平的医疗服务。 3对我国医学教育制度改革的建议 国家目前也在积极探索改革我国医学教育制度,根据我国现状并借鉴世界其它国家的优点,对我国医学教育制度的改革提出几点建议。简化我国多层次的医学学制,仅保留五年制本科和八年制医学博士两种培养形式,其余的办学层次全部取消。一方面,严格控制医学专业的本科招生规模,提高录取分数线,以保证其精英教育的品质;另一方面,限制非医学专业人员报考临床医学研究生。医师是一个特殊行业,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规范的临床培训,才能保证医疗服务质量。为解决目前临床实习中存在的实习生权力问题的纠纷,我们可借鉴其它国家做法,让医学生在完成理论教学后参加国家医师资格的阶段性考试,通过者方可进入临床实习。在保留五年制与八年制的前提下,区分两种学制不同的培养方向。五年制医学学士学位获得者只能担任全科医师,主要从事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八年制医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才能担任专科医师的资格。另外,允许医学学士学位获得者通过报考医学博士获得担任专科医师的资格,但国家可通过控制专科医师执照考试的合格率,保证有足够数量的全科医师在基层医疗机构工作。 国外医学论文:国外医学中案例研究运用的分析 作者:王利芬 刘保延 何丽云 彭锦 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案例研究法又叫个案法,个案研究法是对现实中某一复杂的和具体的现象进行深入和全面的实地考察,是一种经验性的研究方法[1]。案例研究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多种方法之一,广泛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医学研究中也常用到案例研究方法,为了了解医学案例研究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医学案例研究质量,我们对近5年来国外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 1国外医学中案例研究应用文献分析 国外案例研究主要用在各种疾病的治疗、病例观察、医疗器械临床应用、罕见病例报告和诊断研究中。 1.1治疗性案例研究 为确定经皮注入膝盖自体骨髓基质干细胞是否能再生软骨和半月板组织,ChristopherJ.Centeno等进行了经皮注入膝盖自体骨髓基质干细胞治疗退行性骨关节病的前瞻性单案例研究。研究通过了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研究方案中给出了纳入和排除标准,纳入标准其中之一要求患者经整形外科医生评价,并认为他们需要进行关节成形术。根据这些标准招募到一个46岁的退行性骨关节病患者,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MRI显示,退行性骨关节病。研究详细记录病史及治疗过程。患者在治疗前、治疗后1个月和3个月填写视觉模拟疼痛评分问卷调查表和功能评定指数问卷调查表。经皮注入自体骨髓基质干细胞治疗后,MRI结果显示病人软骨和半月板增加,疼痛减轻、活动增加。通过治疗前后主观视觉模拟疼痛评分、物理治疗评估以及核磁共振检测的临床和影像学变化进行疗效评价[2]。 A.Glasmacher等进行了前瞻性多案例研究,目的是收集更多卡泊芬净治疗重症免疫力低下真菌感染的有效性、持久性以及安全性数据。德国治疗中心从2001年7月到2003年2月连续纳入用卡泊芬净治疗的患者,研究不设纳入和排除标准,诊断标准使用ORTC/MSG标准(1999版)。使用结构化调查问卷采集数据,调查问卷中给出疗效标准。研究记录了患者用卡泊芬净前的用药情况、卡泊芬净的用法及使用情况,以及是否联合用药及联合用药情况,并详细记录不良事件。通过检查丢失或矛盾数据的所有文件和访问调查医师来确保数据质量。治疗医师和协助者先后进行2次疗效评价。通过调查治疗医师和生化指标2个方面进行不良反应评价。数据处理采用统计分析,计算连续变量的中位数和四分位数等。研究共采集到118个数据完整的病例,来自德国9个保健中心。排除12个病例后,共有106个病例进行了疗效分析,其中68个表现为全部或部分消退。研究还进行了灵敏度分析,结果显示卡泊芬净有很好的疗效和低毒性[3]。 CraigW.Senders等进行了前瞻性多案例研究,目的是评价下颌骨牵引术是否能缓解小颚畸形引起的舌阻塞气道。研究通过了UC机构审查委员会通过。纳入标准是小颚畸形伴严重舌阻塞气道。研究收集了从2001年至今使用下颚骨牵引术治疗小颌畸形引起的舌阻塞气道的13个病例。术前患者或法定监护人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患者进行了双侧下颚骨牵引术。患者术前由多学科专家包括新生儿学、小儿耳鼻喉科、口腔外科、牙科、儿科进行了评估,随访由颅面畸形小组进行。术后2个患者出现了感染,1例病例手术失败,又重新进行了手术。结果手术成功12例,10例避免了气管切开[4]。 KenjiSuda等进行了前瞻性案例研究,目的是确定华法林和阿司匹林联合治疗川崎病引起的巨大冠状动脉瘤患者的预后。研究通过了研究委员会通过,有6个机构参与,共有83个使用华法林和阿司匹林联合疗法在3个月以上的患者。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数据处理采用统计分析方法:用Kaplan-Meier方法做无心脏发病曲线,计算心脏发病率和出血发生率、患者PT-INR的均值、标准差和范围。治疗1年后,92.5%患者没有心脏病;10年后,91%患者没有心脏病[5]。ThomasSchrom等进行了用胶带治疗麻痹性眼睑外翻前瞻性多案例研究,10个麻痹性眼睑外翻患者接受了胶带治疗。治疗前对患者情况进行了检查和评估,其中患者评估采用视觉模拟量表。治疗方法是用胶带黏在下眼睑和附近颧骨处。治疗后,9个患者报告流泪现象明显改善。患者对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评估采用赋值法。1例患者使用期间皮肤发红,停用后消失[6]。 Mathieu-PanchoadeSèze进行了前瞻性多案例研究,目的是评价用新矫形器配合理疗治疗躯干前曲症的有效性和耐受性。研究通过了伦理委员会审查。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排除不能站立或行走、不同意戴矫形器及站立时背部疼痛的患者,研究连续纳入15个使用矫形器的患者,分别在入院前、出院后30d和90d时进行评价。记录性别、年龄、病史、躯干前曲发病时间及既往治疗。疼痛程度用视觉模拟法记录,生活质量用VAS量表评价。矫正的主要标准是腰椎前凸角,通过侧面X光片测量。数据分析采用方差分析、多重比较分析等统计方法。无不良事件发生。影像学结果由不参与研究的放射科医生进行评价。结果腰椎前突增加,疼痛减轻70%[7]。BernhardCroissant等进行了前瞻性多案例研究,目的是评价抗癫痫新药奥卡西平解苯二氮毒的有效性和耐受性。研究对10个连续住院用奥卡西平治疗苯二氮成瘾的患者进行观察。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诊断根据ICD-10andDSM-IV,并满足排除标准。采集与奥卡西平有效性和安全性有关的数据,记录奥卡西平可能的临床副作用。数据处理采用方差分析。患者住院时间11d到21d不等,出院后继续服用维持量6个月,结果奥卡西平能迅速解苯二氮毒[8]。 Ching-TienPeng等进行了前瞻性多案例研究,目的是比较铁螯合剂(F1)或去铁敏(DFO)及其二者联合治疗重型β-地中海贫血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数据来源于台湾5个医疗中心1999年1月到2004年10月136个患者。根据排除标准,排除无并发症者,最后参与分析患者共114个。诊断用电泳分离或DNA分析。治疗中,57个患者用F1,26个患者用DFO,31个患者用二者联合剂。数据处理采用方差分析和t检验。医生提供不良事件和疗效评价。结果用F1和联合疗法治疗的病人血清中SF较低,而只用DFO治疗的病人血清中SF较高。4个患者出现轻度不良反应。结论:F1或F1与DFO联合减低血清铁蛋白(SF)有效,且副作用发生率低[9]。 SangeunKim进行了前瞻性多案例研究,目的是评价采用针点光动力疗法治疗毛孔粗大的疗效。研究纳入5个面部毛孔粗大的患者。排除标准:孕妇、有瘢痕史者和近2个月内服用异维A酸者。5个患者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治疗使用光纤维的针点光动力疗法和吲哚花青绿。数据采集用数码摄影,在开始治疗时对治疗部位拍摄照片。在每次治疗时和手术后3个月后进行评价,由2个审查者独立为标准摄影用0-5分表进行评分;参与研究的患者在治疗结束时也采用0-5分表对结果进行评分;研究结束时进行患者满意度调查。患者治疗后均有轻微皮肤发红,无色素沉着。结果5个患者认为毛孔粗大得到了很好改善[10]。#p#分页标题#e# XavierDufour等进行了前瞻性多案例研究,用以评价标准手术治疗鼻息肉的效果。从1994年1月到1997年10月,研究连续纳入65个蝶筛切除术后的患者。研究就患者鼻部症状和哮喘情况进行术前评估,并在术后随访至少5年。每个患者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由同一个医生检查纳入患者,系统记录每个患者哮喘、过敏和阿司匹林不耐受的情况。从耳鼻喉科医生确诊算起,估计鼻息肉病程。记录纳入前1年内的鼻息肉手术和治疗。临床症状在纳入和每次随访时用视觉模拟评分法评价。患者在入组时和研究结束时填写生活质量问卷,60个患者完成了研究。数据处理采用t检验或卡方检验。研究结束时,由1个新的临床医师收集和鼻炎相关的症状、气喘、生活治疗和患者对手术的意见等信息并进行评价。结果37人鼻塞和42人嗅觉障碍分别得到了改善,2组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31人中24人止喘药用量减少[11]。 RichardD.Drake等进行了前瞻性多案例研究,目的是评价口服地塞米松在减轻用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治疗妇科恶性肿瘤复发引起的手足红肿疼痛的疗效。研究经过了机构审查委员会审查。从1998年1月到2000年10月,研究纳入使用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治疗的妇科恶性肿瘤复发的患者23例。化疗期间的每周、每次开始化疗前和类固醇药物完成后分别评价一次手足红肿疼痛和其他副作用,评价使用南化通用毒性标准。数据处理采用统计分析方法。结果按要求量服用地塞米松的6个人已经痊愈或接近痊愈[12]。综上所述,11个治疗性案例研究均为前瞻性案例研究。其中3个研究是多中心研究,4个研究为单中心研究,其余不清楚。1个为单案例研究,其余为多案例研究。5个研究通过了伦理审查,6个研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2个研究提到诊断标准,2个研究诊断方式为会诊,2个研究提到纳入标准,5个提到排除标准,1个研究明确提出未设纳入排除标准,是开放性研究。1个研究有对照,其余研究无对照。数据采集方法:3个研究采用调查问卷,3个研究采用视觉模拟法,1个研究采用数码摄像,其余采用直接观察法。仅2个研究提到了疗效标准。疗效评价:1个研究由不参与研究的专家进行评价,1个研究由2个审查者独立进行,2个研究由患者参与评价,其余为研究者评价。7个研究数据处理采用统计分析法,4个研究采用分析归纳法,4个研究进行了随访,10个研究记录了不良事件。 1.2病例观察研究 Je′ro^medeSeze等进行了回顾性多案例研究,目的是评价急性脱髓鞘性脑脊髓炎发展为多发性硬化的可能性。研究制订了排除标准,共收集了来自13个多发性硬化中心的60例伴有急性脱髓鞘病的患者。研究记录了患者的年龄、性别、发病日期、既往传染病或者疫苗接种、临床表现、复发、复发次数、急性期治疗及后续治疗。末次访视用残疾状态量表进行评分。患者进行了MRI检查和生化检查,其中包括脑脊液,4个患者进行了脑组织活检。分3组进行数据分析,对定性变量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检验。对脑脊液、MRI分别进行了分析。结果认为,急性脱髓鞘性病的病人比多发性硬化病人更易于具有多发性硬化的非典型特征[13]。RobertH.SquiresJr等进行了前瞻性多案例研究,目的是确定儿童急性肝衰的短期结局、相关病因、临床症状、人口学特征及决定预后的因素。研究组共有24个研究地点,每个研究地点纳入患儿之前要由NIH提供一份保密证书,并由机构审查委员会通过。研究给出了引起急性肝衰的各种肝病的诊断标准,纳入患儿要满足纳入标准。从1999年10月开始共纳入348个患儿,患儿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每天记录患儿的人口学资料、临床及实验室资料,持续记录7d。入组3周后,评价结局指标。数据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和logistic回归。结果发现,儿童肝衰病因为对乙酰氨基酚中毒、代谢病、自身免疫性肝病、感染、非醋氨酚药物有关的肝毒性等。儿童肝衰病人不同于成人,儿童不存在肝性脑病[14]。这2个病例观察研究均为多中心、多案例研究。第1个为回顾性研究,第2个为前瞻性研究。第1个研究没有提到伦理审查和知情同意,第2个研究通过了伦理审查,有知情同意。第1个研究没有诊断标准和纳入标准,有排除标准。第2个研究有诊断标准和纳入标准,有排除方法,未提到排除标准。两个研究均无对照。第1个研究数据采集用文献法,第2个研究用直接观察法,2个研究数据分析均采用统计分析法。 1.3医疗器械及辅助材料应用研究 FURIOCAUDA等进行了前瞻性多案例研究,目的是评价肝素涂层防止双J支架结垢的效果,并与聚氨基甲酸乙酯双J支架进行比较。纳入标准:双侧输尿管阻塞需要放置双J支架的患者。排除标准:经内镜检查有结石或结石残余的患者。5个患者满足纳入排除标准,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记录患者性别、年龄和放置支架的指标。随机将肝素涂层双J支架放置在患者的一侧输尿管,另一侧放置无涂层双J支架。研究开始时所有患者用输尿管-肾盂造影评估排泄系统。1个月后在膀胱镜下移去支架。分析两种支架的结垢。数据处理采用t检验、卡方检验和Fisher的精确检验。研究期间患者无发热或疼痛。结果:肝素涂层支架与无涂层支架结垢的厚度和广度差异有显著意义,且不像无涂层支架污垢均匀、致密;肝素支架没有结垢,肝素层也没有变化[15]。HirofumiKawamoto进行了前瞻性多案例研究,目的是评价高度恶性肝门胆管狭窄放置3支金属支架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纳入同一个医院的9个连续患者。患者通过影像学进行诊断并经细胞学或组织学确诊,数据处理采用秩检验。结果病例放置支架全部成功,3个有堵塞,6个没有堵塞,1个出现了胆囊炎并发症。结论:3支金属支架是安全的[16]。JennyStevens进行了前瞻性多案例研究,目的是评价Urgosorb辅料在外伤中使用的效果。研究通过了伦理审查,无对照。根据纳入标准、排除标准,且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护士共纳入10个急性和慢性外伤患者。纳入时记录病史、评估外伤情况,包括外伤类型、时间、位置、受伤部位。数据采集包括:渗出物有效处理、周围组织的完整性,清理的容易度、使用和清理时病人的舒服与否、气味控制的有效程度和不良反应的观察。疼痛程度用1-5分疼痛表评价。共收集6周数据,每周末进行评价。10个患者中9个完成了研究,得出了肯定结果,但是只有3个进行了详细记录。结果:多数病例辅料易于清理,患者无或仅有轻微的不舒服;渗出物得到了很好的处理,无任何不良反应[17]。这3个研究均为前瞻性多案例研究,均无对照。第1个研究未提到伦理审查,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第2个研究未提到伦理审查和知情同意书;第3个研究通过了伦理审查,且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因为不是针对同一种疾病,因此3个研究均无诊断标准,第2个研究给出了诊断方法。第1个和第3个研究有纳入、排除标准,第2个研究无纳入、排除标准,3个研究均采用观察性记录采集方法。第1个和第2个研究数据处理采用统计分析法,第3个采用分析归纳法,3个研究均记录了不良反应。#p#分页标题#e# 1.4诊断性研究 J.Muller-Quernheim等进行了前瞻性多案例研究,目的是鉴别诊断慢性铍尘病与结节病。确诊或疑似职业性铍暴露的结节病或慢性铍尘病患者加入3个医学中心的研究,共84个患者。研究人员详细记录每个进入研究的患者的职业史、人口学资料、工作地址。研究给出了慢性铍尘病的诊断标准。该研究有3个对照组,一组是76个没有铍暴露的健康人,铍敏试验均为阴性;一组是31个没有铍暴露的结节病人,铍敏试验均为阴性;一组是13个参与研究的患者的健康同事,其中7个铍敏试验阳性,6个阴性。结果84个结节病患者中有34个患者铍敏试验阳性,满足慢性铍尘病诊断标准,确诊为慢性铍尘病。其中6个患者在患病初期即被诊断,其余患者确诊时间推迟了0.25~18年。研究结果说明,铍敏试验具有特异性,提示注意鉴别慢性铍尘病与结节病[18]。该研究为多中心、前瞻性、多案例研究。研究未提到伦理审查和知情同意。研究设了3个对照组。研究给出了诊断标准和纳入标准,未提及排除标准。 1.5罕见病例研究 AllysonC.Baker进行了一种极其罕见的疾病近皮质软骨瘤的回顾性多案例研究,共有20个病例。从1941年到1988年在Mayo诊所的259个软骨瘤病例中找出13个近皮质软骨瘤病例,部分在Mayo诊所诊断。另外2个病例来源于亚拉巴州大学并在该大学诊断,5个病例来源于纽约一所大学的病理学系。查看全部病例的临床表现、X线影像和病理特点,全部病例都进行了X线检查和病理检查。12例经手术治疗后,其中11例痊愈,随访有1例复发。随访发现研究病例没有恶化或转移[19]。该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多案例研究。研究没有提到伦理审查和知情同意,没有诊断标准、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也无对照。数据处理采用分析归纳。 综上分析,在以“casestudy”为关键词检索的18篇文献中,治疗性文献11篇,病例观察研究2篇,医疗器械及辅助材料临床研究3篇,诊断性研究1篇,罕见病例研究1篇,病例数量从1个到348个不等。部分研究没有经过伦理审查,部分研究没有签署知情同意书;多数病例的诊断没有统一标准,有纳入排除要求的研究也没有明确的纳入排除标准;在疗效评价方面,多为医师自己评价,可信性低;只有个别文章明确提到数据采集方法;数据处理多采用统计方法进行处理,个别案例研究采用了归纳分析方法。Yin认为:“把统计性归纳当作案例研究的归纳方法,是案例研究的致命性错误。因为所选取的案例并不是‘样本’,本不应该作为统计性归纳的基础。[20]” 2“最佳病例系列”文献分析 2.1“最佳病例系列”要求 “最佳病例系列”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补充与替代医学癌症办公室评价补充替代疗法在癌症治疗中的作用方法,具体要求是:第一,癌症诊断必须明确。必须有组织活检或穿刺记录,如果是白血病,要有血检记录。第二,要有可靠的疾病变化的记录。在治疗过程中必须有影像学记录或其他可靠的反映肿瘤指标的记录。第三,治疗方法不能同时使用。患者不能在接受替代疗法的同时接受已知有效的常规疗法。在常规疗法和替代疗法之间要有一段空白时间。第四,记录治疗史。记录所有常规干预和替代干预的实施日期及肿瘤对干预的反映。第五,记录既往用药情况。除了癌症用药外,还包括其他重大疾病的用药。记录非处方药及饮食变化。第六,要有患者和医生的联系方式。患者需要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意参与最佳病例系列项目,并允许国立癌症研究所取得他们的病历,以及同意医生对其进行访谈。医生将就病例记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患者进行访谈。 2.2“最佳病例系列”应用分析 目前,“最佳病例系列”方法主要用在补充和替代疗法治疗癌症疗效的初步评价上,用来对回顾性病例进行评价[22]。最佳病例系列团队根据NIH最佳病例系列要求报告了维生素C治疗癌症的3个病例。第1个病例,患者先患肾癌,后患肺癌,肾癌经过了NIH病理专家的诊断,肺癌是由当地病理专家诊断,并认为不是肾癌的转移。治疗采用静脉注射大量维生素C,同时也采用其他替代疗法。治疗后肾癌出现了消退,后死于肺癌。第2个病例是膀胱癌,NIH病理专家诊断为3级乳头状移行细胞癌。患者采用静脉注射维生素C,并使用其他替代疗法。9年后,患者身体健康,无复发或转移。第3个病例是椎旁肿瘤,NIH病理诊断为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3期,伴有活跃的有丝分裂,患者在放疗后接受静脉注射维生素C治疗。10年后,患者身体仍然健康。由于患者同时使用了其他替代疗法,无法证明这些病例的疗效是维生素C的作用。 NIH用最佳病例系列方法评价了顺势疗法治疗癌症的效果。研究制定了纳入标准。两位用顺势疗法治疗癌症的医师从300份病例中选择了14份治疗痊愈的病例提交给NIH,这些病例均有病理和影像学诊断。NIH的病理专家对组织学和细胞学切片进行了再次审查,然后癌症咨询小组对这些病例进行讨论。经初步评价后认为,有4份病例满足最佳病例系列的要求。这4份病例除了诊断明确外,详细记录了治疗经过、随访及不良反应。结果NIH认为值得进行顺势疗法的前瞻性研究。 NIH用最佳病例系列方法评价了德国HufelandKlinik治疗癌症的效果。Hufeland治疗癌症采用饮食调理、注射、臭氧疗法、主动的发热疗法、心理疗法、有时候有激素疗法或小量的化疗。Hufeland提供了27份比预期存活时间长的病例,并且患者同意对病例记录进行评价。多数癌症患者来Hufeland这里治疗之前都接受过传统的化疗或激素疗法,因此只有少数病例能够进行评价。病例经病理确诊和影像学确诊。根据摘要和医学研究记录、组织切片、影像数据,对其中12份进行了全面评价,其中5例确定为最佳病例。结论:NIH认为Hufeland的疗法值得进一步研究。 NIH建立了两种癌症替代疗法-免疫增强疗法和环丙甲羟二羟吗啡酮疗法的最佳病例系列,研究没有对照病例。纳入标准根据最佳病例系列指南。对于疗法实施者提交的病例,由NIH研究团队鉴定出可能有效的病例,获得患者或患者家属知情同意后,获取患者病例记录,并对患者或患者家属进行访谈。通过访谈患者或患者家属核实病例记录并补充记录中缺失的内容。结果对于免疫增强疗法,找到9个病例满足NCI标准;对于环丙甲羟二羟吗啡酮疗法,只有3份病例满足NCI标准。因此已有的病例很少能够满足最佳病例系列指南的要求,可以建立前瞻性的最佳病例系列研究。最佳病例系列为补充和替代医学提供了一种初步的评价方法。该方法用在补充与替代疗法治疗癌症的评价上,强调明确诊断研究病例,完整、准确记录研究数据,努力提高研究病例的可信度,是一种高质量的案例研究方法。因此,最佳病例系列方法被提议作为评价治疗癌症的补充与替代疗法研究的第一步[20]。#p#分页标题#e# 综上所述,作为社会学和心理学常用的研究方法,案例研究在医学研究中也有很多应用,但是没有统一的研究规范,案例研究质量不高。NIH的最佳病例系列是一种规范的案例研究方法,已经在补充和替代疗法治疗癌症的研究中进行了应用,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值得推广应用。 国外医学论文:对国外医学教学理念的认识 作者:翟春晓 单位: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 2011年暑假,通过学校的选拔,我和来自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同学一起漂洋过海,到美国的耶鲁大学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短期学习。作为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和来自墨西哥、韩国、美国本土、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的6名同学,主修了“生殖技术”、“全球公共卫生”、“性别研究”、“人类学”、“生命科学”、“营养学”和“临床医学专业”等医学课程。国际学生多样化的文化背景所形成的观点差异、师生交流碰撞的新知识、新思想,给学习者带来了充实而又广泛的理论知识和社会知识,以及全面分析社会问题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受益匪浅,进而对现代医学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一、医疗技术与人格尊重 “生殖技术”是学习的第一门课程。课程学习是以讨论方式进行,由研究中东地区性别与健康的专家、医学人类学领域的著名学者玛莎教授主持,每一次授课的内容都非常丰富。为了配合此项课程的学习,需要学生自学有关生产、人工流产、体外受精、女性割礼和女童忽视与虐待等方面的人类学专著,每位学生要完成自己相应的读书笔记。课程所讨论的第一本书是罗比•戴维斯-弗洛伊德《分娩:美国的成年礼》。本书作者结合了自身的生育经历,从宗教和心理研究的角度,批判了上世纪美国主流生物医学模式下,产科医生对于妇女生育这一生理过程进行程序化的过渡干预,认为医院片面追求缩短产程与提高效率而忽视了产妇的心理感受,忽视了妇女生育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的重大意义(在许多国家,生育普遍被视为重大甚至神圣的家庭大事件)。玛莎教授认为,在分娩过程中,虚弱无助的产妇所经历的一切,将对她的一生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传统家长式的医患关系和产科相对紧张的医疗情境,使得在生育时心理异常脆弱的准妈妈们失去了对于处置与治疗的知情选择权。罗比•戴维斯-弗洛伊德认为,医生用强硬不容置疑的决断和曾经被广泛应用的剔除体毛等有羞辱感的处置,让产妇在医院进行分娩变成了令人敬畏的仪式。而且,在医院接生过程中,医生也过多地应用了会阴切开术和剖宫产。罗比•戴维斯-弗洛伊德在书中描述说,在上世纪,医院中的产科医生多为男性,这一潜在权威性的仪式意味着男性行使对于女性统治权。玛莎教授认为,这些传统的产科医疗方式,是对妇女人格的不尊重。虽然,作者的观点有偏激之处,但她所描述生育过程不悦的分娩体验及提出对产妇人格的尊重要求,值得我们医务工作者思考。《分娩:美国的成年礼》一书的出版,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促进了不仅是产科而是整个医疗系统对病人人格尊重的进程。然而,在现代的中国,妇女在生育过程中,医院家长式的医疗决定、泛滥的会阴切开术及剖宫产仍然广泛存在,这固然与黄种人的生理特点有关,但医院和医生也从未考虑过生育者及生育家庭的感受,只是从医学过程实施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如果从人格尊重的角度出发,作为医生是否应当设身处地的考虑到产妇的感受,积极改变“见物不见人”的态度。 二、女性权益与人文关怀 “女性生育权益保障”是学习的第二门课程。主要讨论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对女性生育权的影响。阅读了盖尔•克里曼所著的《表里不一的政治: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时期的生殖控制》,作者用社会学人口统计的方法并结合政治学进行了分析,对于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的罗马尼亚国家人口政策及其对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文章指出,在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通过国家立法使得“人工流产”和“离婚”变得异常困难,并要求每个家庭至少生育4个孩子。这些要求违反了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生育意愿降低的发展规律,生育过多孩子成为了母亲和家庭的负担。而在避孕措施缺乏的环境下,女性不得不将人工流产作为控制生育的唯一手段,但因人工流产是违法的,妇女只有在没有保障的环境下进行流产,手术环境、麻醉用药、医生资质、术后观察等都得不到保障。有大量不愿继续生育的女性因为不安全的流产大出血、子宫穿孔、感染等并发症,失去了生育能力甚至宝贵的生命。同时,因年轻母亲的意外死亡而被遗弃的孩子、违背母亲意愿出生又被母亲遗弃的孩子大量出现,使得条件有限的孤儿院显得格外拥挤而力不从心。 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的罗马尼亚政府,因违背社会的实际情况作出的政策,使妇女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使得罗马尼亚在上世纪妇女权力地位全面提升的国际大环境中,成为了众矢之的,也为至今仍限制妇女实施人工流产的诸多保守政策敲响了警钟。与此鲜明的对比是,玛莎教授的著作《本地婴儿,全球科学:埃及的性别,宗教,和体外受精》书中描述了一些不育的埃及夫妇,他们对于孩子的渴望及他们承受高生育意愿的巨大压力,这些夫妇为了获得孩子的到来,而不惜以自身健康和金钱为代价,来进行体外受精治疗获得可贵的试管婴儿。在学习艾伦•格伦鲍姆所著的《女性割礼的争论》一书中,作者介绍了在北非各国普遍存在的女性割礼这一残害女性健康的手术。通过作者小说式文字的细腻描写,使得我们身临其境。作者分析了导致这一风俗持续流行的宗教、经济、教育等多方面的原因,解剖了女性割礼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存在原因的复杂性。而在利萨•贝斯克罗尔的著作《亚洲女性濒危:歧视和发展》中,描述了亚洲地区普遍存在的生育性别歧视。受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一些亚洲国家的家庭人为地选择性别生育,导致男女儿童的性别存在差异过大。 由此可见,由于各国制度、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不同,妇女拥有的生育权力差异很大。作为中国新一代“独生子女”的代表,以我在中国所作调查和我的成长经历,与同学和老师分享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介绍了中国政府为鼓励男女平等,保证女性身心健康发展和受教育权力等所做的努力和政策上的倾斜,以及中国社会人群对于女性的态度,女性在家庭、学校与男性平等健康发展的现状,使同学和老师更好地了解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女性在社会地位。 三、医疗环境与医患关系 “全球公共卫生”是学习的第三门课程。在进行了基本知识概念和理论框架的学习之后,通过阅读大量参考文献,进行多次案例讨论,我们对于如何营造医疗环境与正确处理医患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水平固然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但其发展水平的高低也并不仅仅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目前全球普遍存在的“烟草滥用”、“母婴围产期死亡”、“婴幼儿营养缺乏”、“空气水源污染”、“AIDS”等公共卫生问题,作为国家和政府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增加相应的资金投入来解决。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使我进一步了解社会问题影响健康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深刻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所肩负着的公共卫生和预防各种疾病发生的责任。#p#分页标题#e# 医患关系目前已成为国内百姓普遍关注的问题,医患关系冲突升级,恶性事件频发的新闻常见诸各种媒体。国内医患关系的现状,有其社会经济、文化、福利等多方面的原因,然而医院及医生对于病人的人文关怀远远落后于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参观了耶鲁医科图书馆蓝色大厅里展示的耶鲁医学院200年的校史后,我深刻感受到病人的健康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病理变化,而是生物———心理———社会等复杂问题的综合,生物医学技术、不同社会环境会对不同患者造成不同的心理影响。医院及医生对于病人的人文关怀,对于改善医患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每一个从事医疗行业的人都应该反省。当今,我国许多医院的医学技术水平逐渐和国际接轨,然而对病人的人文关怀、交流沟通、医疗行业的法制化以及医疗风险的管理却远没有跟上。故而出现患者不能理解医生,医疗纠纷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引发暴力事件等现象。在医疗系统改革尚未完成的今日,对于病人的人文关怀是否可以迈出一步呢?作为医师,不仅在医疗技术上应该不断完善提高,更应该培养起在复杂情况中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改善医患关系,进而使整个医疗环境得到提升的重要一环。 四、医生的社会责任 “医生的社会责任”是学习的第四门课程,也是最重要、最有收获的一门课程。这门课主要是实践,通过与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交流,深入了解了身处世界最先进行列的耶鲁医学院科研实验的最新进展。学生通过听讲座、参观实验室,了解了现代医学临床科研的最新进展及先进的医疗设备。并且参与耶鲁大学医学院各个科室及康奈地卡特州精神医院精神心理科科室的大查房,弥补了国内医学院学生人文教育上的不足。作为一个中国医学院的女性学生,站在未来医生的视角来了解这些人类学学者所研究的成果,学会了从新的视角对医学问题进行思考。 身处世界最先进的耶鲁大学医学院,侧重临床的科室如消化、肾内则运用临床小讲课,帮助学生强化知识点。侧重研究的科室如病理科则讲授科研实验的最新进展。讲座汇集医院伦理委员会成员关于安乐死病人的心理干预内容,从资深医师对于疑难病人治疗临床处理的经验,到由畅销书作者兼精神科医师带来的对于自闭症诊疗不同角度的思考,还有不同医师通过深入思考体现个人独特角度的案例,以及白发苍苍高年资医师提出的问题和意见,让我耳目一新,使我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到了医生与病人交流的重要意义。耶鲁大学医学院各个科室的大查房,从医学院学生到主治医生各个级别均可参加。我参加了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康奈地卡特州精神医院精神心理科的科室大查房。在学习中,接触到医生与病人的交流,医院伦理委员会成员对安乐死病人的心理干预讨论,资深医师对于疑难病人治疗效果不佳原因的归纳和处理,对于不同文化背景通过病人的同情理解能力等等,本次实习给予我深刻的感受,让我进一步明晰日后作为医务工作者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国外医学论文:国外老年医学教育对我国的启发 1美国老年医学现况 自1909年美国IgnatzLeoNascher医生提出老年医学(Geriatrics)的概念,一个世纪以来,美国老年医学专家的医疗和教育工作使老年医学得以不断完善,迄今已经形成了一门完整的学科。1942年成立全美老年医学会,1945年成立全美老年学会,1965年设立老年人医疗保险,1966年开始老年医学专科培训,1974丰在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创建老年研究所。20世纪0年代,设立老年医学研究基金开始资助本科医学院校的临床和科研人员探索改进医学生课程中的老年医学内容,职业卫生局资助建立老年医学教育中心如南德洲老年病教育中心(SouthTexasGeriatricEducationCenter,STGEC),退伍军人医疗系统成立老年医学科研、教育、临床中心(GeriatricResearch、EducationandClinicalCenters,GRECC)。 2美国新型老年医疗模式 美国除了传统的护理院(nursinghome)外,还有各种现代综合服务的老年医学诊疗、保健方法不断涌现。这些新型医疗模式旨在全面提高医疗质量、便利老年患者和降低医疗消费。设置老年病房(acutecaref-0rⅡ1eelderly,ACE)。美国的老年病房一般设立在大型三级医院,由老年医学专科医生负责,专门收治老年患者,并会同其他专科医生对老年患者的会诊与治疗。该医疗模式能有效诊治老年患者疾病,及时发现和防治老年病综合征,缩短住院曰。开设老年髋部骨折专诊(hipfractureservice)。老年人体质虚弱,容易摔倒,且老年人骨质疏松,从而导致髋部骨折发生率高。老年髋部骨折专科诊疗流程简捷,由老年科医生负责患者的术前评估、围手术期处理和术后亚急性期诊疗与康复,可使老年患者尽快手术、减少并能及时处理术后并发症,缩短病程和住院日,加速患者康复,降低治疗费用。实施亚急性和过渡性医疗(subacuteandtransi.tionalcare)。在急性病或慢性病急性发作缓解或控制后,老年患者往往不能很快恢复,但其住院过久可能会引起活动能力下降、院内感染等问题,造成其疾病的恶性循环。在亚急性和过渡性医疗模式下,老年医学团队负责老年患者的康复理疗、压疮治疗、抗生素治疗、肠内外营养、精神行为病症等诊疗服务,并负责安排老年患者的出院后连续诊疗、保健以及指导相关机构改善社会和家庭环境,为老年患者在急性病或慢性病急性发作控制后提供合理而安全的连续性诊疗服务,有利于患者恢复。开展全面的老年人服务项目(programofall—in-clusivecarefor血eelderly,PACE)。老年人服务项目是一种为衰弱老人提供基础诊疗、预防、日问锻炼与娱乐活动、急性病诊治及慢病长期管理等全套医疗保健服务模式。老年科医生定期对患者进行评估,及时调整服务内容和方式,对难以解决的病案邀请专科医生会诊。同时,为保证老年患者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使其能够继续居住在社区,减少住院次数和入住护理院的几率,提高和维持生活质量,降低医疗费用,组织召开家庭会议,商议护理、诊疗方案。建立退休养老社区连续医疗(continuingcarereti.rementcommunities,CCRC)。美国将退休老人聚居,对其提供连续性医疗、保健及日常生活服务与支持。大部分老人加入CCRC时属低龄,比较健壮,生活能够自理,CCRC为其提供基础医疗保健和预防、及各种生活服务支持。随着老年人年岁增长及急、慢性病患病率升高,需求逐渐增多,老年医学团队根据每个老人的具体需求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和长期慢性病管理,除急性病需要住院外,老年患者在CCRC社区可享受连续性的医疗保健服务。 3美国老年医学教育现况 美国于1988年在全美内科资格认证中加入老年医学专科资格认证考核,1995年设立老年医学教育和培训国家论坛,发表老年医学和健康保护白皮书,包括老年医学训练、分布、应用的建议和获政府健康体系资格认证人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详细列举了医学生、住院医师、研究生、老年病专科医生训练、继续医学教育和资格认证的内容等。1998年美国老年病协会发表老年病专科研究生训练指南,明确了老年医学基本教育目标、优秀教育内容及专业目标嘲。目前全美125所医学院校都设置了老年医学必修课程,旨在医学生中普及老年医学基础知识,不少医学院校还建立老年医学临床和研究中心。以及122个老年医学专科培训基地。老年科医生需要经过系统性专业培训和资格认证考核,包括取得医学博士学位、3年住院医生培训后取得行医执照,以及1.3年老年医学专科培训并通过资格认证考核。 3.1老年医学课程相关内容 美国老年医学课程设置合理而全面,主要包括:①衰老的生物学:基因、生物化学、细胞、衰老进程的理论。②衰老的心理社会问题:正常行为、人口统计学和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和政策问题、医学伦理学和法律、社会资源和规划、对老年人的态度、生物心理因素的相互作用。③老年病及老年相关临床问题:衰老过程中的器官组织解剖和生理学、疾病和衰老相关障碍的病理及病理生理学、疾病和衰老相关障碍的流行病学和自然转归、评估和管理。常见问题有外科手术的评估、麻醉的选择、事故和跌倒、住院相关损害、医源性问题、营养问题、行为问题、社会问题。④老年人的评估和管理:面谈和功能记录、交流和相处技能、老年人体格检查、特殊临床试验、临床诊治的做出、病历的保存、预防医学、循证医学、临床药理学、康复、医护团队/科间合作、治疗的连续和机构间交接、人道主义关怀。⑤老年病教育、管理和研究:规划的制定和评估、基本原则和教学方法、教学的技能、研究设计和方法、研究技术、文献回顾和解读、规划的管理。 3.2老年医学研究生课程 研究生课程包括6类内容脚。第1类用于达到BHPr要求的老年病初级和高级咨询专业人员的质量准入标准。第2类培养教员,保证老年病服务领域具有合格和优秀的师资。第3类培养研究生成为老年医学教育的领导、骨干及学术专家。第4类培养研究生成为熟练的老年科医师,胜任老年人健康和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第5类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包括综述、制定科研计划、科研实践及撰写科研论文等必需技能。第6类培养是为研究生获得成为医学管理者及从事临床计划、目标、评估等方案制定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其课程设置覆盖了老年医学所必需的所有元素。临床训练包括初级医疗、综合老年病评估、院内院外患者的咨询、护理院的医疗、家庭医疗、临终关怀和姑息治疗、康复、衰老的心理精神问题、医学伦理、住院患者的救治、老年病的私人门诊以及牙科和精神病治疗。科研训练包括理论课程和实验室的实验、与导师和实验室成员讨论预实验问题、复习文献、确定实验内容、完成实验内容、撰写论文。管理训练包括健康管理和美国医学管理者协会课程、一些高级导师课程。 3.3老年病医师资质证明 老年医学是美国医学专业委员会(AmericanBo.ardofMedicalSpecialties,ABMS)认证的2级专业组织。ABMS是美国医师资格监督的初级实体。主修ABMS认证的老年病训练课程的研究生必须完成内科学、家庭医学、或心理/神经病学住院医师的课程。经过1—2年的课程后,通过参加美国内科学和家庭医学或心理学和神经病学委员会组织的考试,可以获得老年医学资质证书。 4对我国老年医学医疗和教育的启示 4.1发挥现代老年医学的特点与作用 当今临床医学过度的专业化,不利于身患多系统疾病的老年人,导致他们辗转于各个专科,得不到及时、正确、有效的治疗,增加了患者、家属和社会的负担。因此,老年科医生首先在掌握全科知识基础上应有侧重的发展技术专长。教师在教育学生时,以老年患者整体健康需要为中心,综合考虑患者生理功能和多种急、慢性病的相互影响,权衡各种诊疗措施的预期效果和不良反应,协调各专科的会诊意见,多学科协作。还要系统考虑患者心理、精神和行为等方面的病症,以及社会和家庭环境因素对患者健康和功能状态的影响。 4.2骑立连续性健康保障服务的理念 老年医学在教学中应将医学实践从疾病治疗延冲割健康管理,使学生深刻理解健康管理的重要性。时,注重传授健康管理知识、加强学生健康管理技能的训练。另外,在健康管理中提供连续性的健康保障服务至关重要。老年人常患有多种不可治愈的慢性病,对其医疗服务需要一个连续的过程,即老年人在疾病慢性期、康复期可以在社区或家中接受继续治疗或功能康复训练,如病情反复再回到医院就诊。美国的PACE项目即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值得我们参考和学习。我国应注重老年人养老保健工作,也需要大力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老年健康管理及健康保障体制埘。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还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鼓励学生积极投身基层健康促进事业。 4.3制定合理的老年医学教育计划 老年医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充分认可嘲。虽然,老年医学已纳入医学生的学习课程,但教育资源明显不足,没有系统完整的教学组织,理论教学和实践指南不够完善。因此,高等医学院校必须在政府的支持下,联合多方面力量,制定出一套可行、有效的培养老年医学人才的教育计划并大力实施。如在医学院校本科设置老年医学必修课程,老年医学研究要重点突出老年医学整体特色,在医学生每年度新生招录时设置针对社区老年医疗保健服务的定向生;在青年医生中开展老年医学继续教育工作,建立完善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加强系统规范的专科训练,完善老年医学资质认证制度等。另外,医学院校还应重视老年医学课程的设置,其课程的设置要符合老年医学发展的需要,开发具有特色的课程,如借鉴美国的老年医学课程相关内容。 4.4教育、临床、科研并重及协调发展 美国的老年医学机构重视教育、临床、科研共同发展。例如,STGEC和GRECC紧密结合开展了各个层次的老年医学教育、临床培训和科学研究,以教育促进临床及科研的进步、以临床及科研促进教育的发展;霍普金斯医院的老年医学中心在这3个方面也都具有非常雄厚的实力,并且与我国协和医院开展了国际合作“。这种集教育、临床、科研于一体的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在老年医学教育、临床、科研任意一项工作中,循证是必需的要求。传统医学模式的临床试验中老年人比例往往比较小,许多指南来自临床经验及专家意见,临床试验结果只是间接应用于老年患者。美国老年医学教育设有专门的循证医学课程,在医疗工作方面每个治疗措施的选择都以循证医学为指导,在科研中也非常重视循证医学。以此为借鉴,医学院校在老年医学教学中也应重视循证医学的指导,培养学生严谨的作风。 国外医学论文:国外高等医学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1美日两国医学教育的优点 美国的医学教育分为“高等医学教育—毕业后医学教育—终身医学教育”三个阶段,其体系以精英教育为主要特征。学生先在大学完成四年的本科教育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再进入医学院学习四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医学生必须通过全美医学院校资格认证委员会(LCME)组织的全美医师执照考试(USMLE)的前两步考试。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医学生进入委员会认可的医院进行临床实习和技能培训,再通过第三步考试后,就可获得全美医师执照,获得独立行医的资格,但此时只能作为全科医生在社区或基层医院开展工作。如果想成为专科医生,则需申请参加专科住院医师培训,在通过相应专科委员会的考试并取得专科医师资格证书后即可在大型医院从事专科工作。此时的医生相当于我国的主治医师,具有很高的地位和收入。全美医师执照考试堪称世界上最难的医学认证考试,如此严格和规范的考试,注定培养出的医生都是精英中的精英。而且相比于我国的执业医考试,其多步考试中既包括了基础理论和病例分析,又包括临床技能考试,还设立了医生向病人问诊一科以考察医生与患者的沟通能力,所以其医生具备更多的临床技能和沟通技巧。而且美国的医生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这也为良好的医患沟通打下了基础。日本医学教育的最大特点是综合性课程体系的建立。传统的课程体系以具体的学科为独立单位开展教学,学科之间缺少关联,内容多有重复,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学生灵活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弱。而将课程整合之后,各门学科和人体各大系统各大器官交叉深入,比如教授循环系统时将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等学科与心、肺等内容整合讲授,使得教学内容得到优化,相关知识得到更详细的说明,提高了学生对知识的记忆与应用。另外,日本更注重培养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组织学生成立科研小组,跟随学校的教研室或其他机构的实验室开展科研见习与研究,还尽可能多地安排他们参加学术会议,使其了解到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知识。日本还开展了医学情报类课程,即要求老师在正常授课的同时加入国内外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在增长学生的见识的同时激发他们主动探索的精神,培养其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为未来的临床或研究工作打好基础。虽然我国很多院校也开展了整合课程,但是很多只是表面上把几个相关学科放在一起教授,并没有达到日本这种学科交融的境地。而且日本医学教育的学制是六年,有一门课程不及格学生就不能进入下一年的学习,这样严格的规范也是我国所欠缺的。 2美日医学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1)深化医学教育体系改革。 医学教育应当着眼于社会需求、服务于社会需求、满足于社会需求。如今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人口基数大,病情种类繁多复杂,所以需要大量优秀的医学人才。但是医学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校教育,而应当成为终身教育。学生在毕业后接受严格的临床规范训练,是使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的有力保证。目前我国刚刚施行规培制度,医学生的临床技能水平依然为社会所诟病,但同时规培期间对学生和教师的需求并没得到满足,所以规培制度仍有很大的改革空间,我国应借鉴欧美、日本等国的先进经验,消除规培带来的新的矛盾,使规培真正能满足学生、医生、患者等社会诸多角色的需求。我国需要继续为医学教育制定长远的目标与规划,积极推进科学体系的建设。 (2)促进课程综合化改革。 课程是医学生获得教育的主战场,若想培养出优秀的医学人才,就必须重视课程的改革。医学院走出来的学生不能仅仅是只读书本,必须得是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发达国家的课程设置均趋于综合化,注重各科之间的衔接、交叉和相互渗透,我国也应当加快课程改革的步伐,各大医学院校需要多多调研与交流,制定出适合医学生学习的整合课程,使学生学到更系统更印象深刻的知识。而且学校还应当合理安排实验课,不能让实验课和基础课割裂开来,让实验课加固理论课的知识。另外,在当今医患矛盾突出的社会背景下,医学生更应当具备与人沟通的能力,这需要医学院校增开更多的人文学科课程,使学生具备较高的情商和崇高的医德,把医德教育同医术教育结合起来,以便未来工作时形成人性化思维,缓和医患矛盾。 (3)鼓励科研、实践和创新。 从国际范围上看,我国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一直明显不足。要对这种现象做出改变,必以教育为先。所以学校应当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开展科研见习活动,提升学生对科研的兴趣,并鼓励学生参加和组织学术研讨会,多交流多沟通,把握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动态。同时医院也应该为学生敞开大门,给学生提供早期临床见习的机会,让学生们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技术水平,无论对学生未来从事科学研究还是临床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李明洋 单位:中国医科大学 国外医学论文:国外针灸医学的回顾与评论 作者:何崇 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针灸疗法自公元562年传人日本,就开始了它在日本的风风雨雨,盛衰更替。尤其在西洋医学东传后,其对针灸医学的冲击以及针灸医学在此基础之上的革新,无不对当时的中国同仁以启迪,现回顾并评价近代日本针灸学术,以作为针灸学科现代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1日本针灸医学回顾 1.1日本针灸学的沿革日本针灸医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其一,是全盘吸收阶段。以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到日本为标志,中国针灸医学东传日本,尤其在日本颁布了《大宝律令》后,在制度和学术上,出现了要求全盘学习唐朝体制的官方行为。日本的针灸学术,在针灸基本理论、针刺法、穴位和灸法等方面,都忠实地继承了中国隋唐针灸医学。其二,是演滋发挥阶段。安士桃山时代,出现了人江赖明、吉田意休、匹地喜庵、御园意斋等针灸名流,他们开设针灸医学所、针灸医学馆(即针灸专科),授徒随诊,在临证中,对《丙经》、《甲乙经》等传统医籍,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和体会,并逐步产生了互不相同的临床风格,一如中国的“金元四大家”。此阶段最负盛名的,当然还应首推江户时代的针灸医家,代表人物山杉和一,在针灸学术研究、临床实践、针灸教育和针术创新方面,均有突出的成就。其它如藤木成定、管沼周圭、御园中渠、石坂宗哲和坂井丰作等人,在临床、针法、定穴、刺穴等多方面均有创见,各家均不乏上乘巨著,使日本的针灸医学摆脱了单纯模仿中医医学的发展模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并在江户时展定型。其三,中西汇通阶段:早在安士桃山时代,西方医学就开始渗人了日本,巧56年,就有传教士以外科医生的身份,为病人治疗并传授医术。1591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荷兰医学便堂而皇之的进人了日本的医界,被称为“兰医”。到17世纪初,“兰医”在日本广泛传播,西洋医学成为正统医学,影响到了日本本土医学的生存,于是产生了汉方医与西医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而随着德川幕府的倒台,明治时代的开始,新医学体系由美国等国家传人日本,从而开始了直到今天延绵百余年的西医与汉方医的争斗与协调,融通与对立的历史。 1.2近代日本针灸医学与西洋医学的争锋’日本针灸医学与西洋医学的争锋,从西洋医学一传人日本即开始了。其中大致经历了折衷、抗争和改革3个阶段。人们在发现西洋医学优越性的同时,也发现了汉医和兰医两者的差别,因此,汉医们以倡导“汉兰折衷”为主调,试图在西医和汉医之间进行互释和汇通,缩小并化解这一差别〔‘〕。“针圣”山杉和一的学生石坂宗哲在他的《针灸说约》、《针灸知要》和《针灸十二条提要》里,从理论上对荷兰医学与《内经》的医学思想进行折衷,颇有新意。这是汉医与西洋医学交遇的最初阶段。兰汉融合在促进汉医发展方面并未有多大的建树,倒是加速了西洋医学在日本的传播。1875年明治政府“灭汉兴洋”的方针,几乎使汉医陷人绝境。与西洋医学的交锋结果,政府停办了幕府的“医学所”、“医学馆”等,汉医刊物也被停办,汉医从业人数锐减。尽管有不少国内汉方界的泰斗据理力争,汉医救亡的请愿运动此起彼伏,但终未能获得汉医的合法地位。1883年的《医师法》规定,汉医必须经3年以上系统的西医教育,再通过西医科目考试,方可获得开业行医资格,这使得汉医处于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针灸医学正处于传向西方的全盛期,但西方对针灸疗法,仅是出于好奇,并未获得普遍接受,更谈不上把它作为一种科学进行研究。这是日本汉医与西洋医学争锋的第二阶段。汉医界的多次抗争,并未使针灸医学在国内获得合法的地位,为了生存,日本的针灸医学主动地进行了自身的革新。在汉方医学遭受厄运的年代里,有识之士对汉医进行重新认识,在低谷中寻求着汉医的发展道路。经过多年的孜孜以求,终于迎来汉医在昭和初年的复苏图。医学博士三浦勤之助在明治35年(1902年)发表《针治的科学研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青地正德氏发表《灸治的本体》,两书系统介绍针灸疗法的治疗作用,引起了医学界的震动。明治科年,日本内务省颁布全国设立实验制度,特设6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对灸法实验研究加以管理,以促进针灸原理的研究。明治末到昭和初年的针灸原理研究,使医学界开始重新认识针灸的临床价值闭。在政府的强压和排挤下,针灸医学得以生存的基本支柱是临床疗效,同时针灸机理研究带动了现代生理学的研究。压力之下,日本的针灸医学实现了变革与更新,较为彻底地打破了江户时代既成的学术局面,在与西洋医学结合的道路上作出了不少探索和尝试。由于研究和探索过程中反复的否定之否定,故呈现日本针灸学术界“科学派”与“古典派”并存的局面。 2日本针灸医学的评价 今天我们认识的日本针灸医学是揉合江户时代针灸和针灸近代科学研究成果的杂合体,在与庞大的西洋医学体系的生存竞争中,日本针灸医学已脱胎换骨,走向以物理、化学、生物学技术武装的、试图与西洋医学进一步互释的艰辛道路。特殊的历史,造就了日本针灸医学的独特之处。一般地说,日本的针灸医学有如下特点。 2.1改良性改良,实际是基于便利于临床运用目的的创新,日本针灸学在针灸基础理论、取穴、刺法等诸方面,均进行了改良,使针灸学术向着实用、易掌握、更易于被现代医学原则所认可的方向发展。基础理论上,日本针灸医学走上了两个极端,一方面,出现了提倡针灸以古典为基础的针灸复兴;另一方面,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对古典理论各取所需者,以营沼同圭为代表,他的《针灸则》一卷,将常用穴位省略至70个,力主从传统的种种栓桔下解放针灸,批判当时的主流针灸理论,倡导“实证亲视”,用实证的方法进行针灸治疗,对后世针灸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输穴学上,主要体现在独特而简便的取穴法和对传统禁针、灸穴的态度上。倔元厚《隧输通考》是江户时代最著名的愉穴学著作,旁征博引,内容宏富,考证严谨,是针灸科学宝库中的一笔重要财富。日本医家还逐渐发现了一些新穴,如泽田健的“命门”、“京门”,“四灵穴”等,并积累保存了一些穴位的“和俗名”资料。刺灸法上,在日本针灸史上,有著名的“三大针法”川,其中的燃针法,是中国大陆所传之法;打针法,为御园意斋所创;管针法,为山杉和一的发明。三派相互争鸣,将针法愈演愈繁。然其初衷只是为了简化针刺手法,使之易于掌握运用,同时收到减轻疼痛的效果。此后,还有宫策仲胁的太极针、五方针,坂井丰作的横刺地平针,藤井秀孟的小儿针等,均是对针法的进一步发展。对于灸法,日本针灸医家的改良尤为突出,其中的后藤良山和香川修庵号称“灸家”,把我国明代《针灸聚英》、《针灸大成》和《类经图翼》中的灸疗方法发展至极高的水平,后藤的传人后藤椿庵的《艾灸通说》对艾住制法及大小、灸数多少、灸法异同、脊骨长短、点位狭阔、灸疮要法等均作了详细论述。在操作上删繁就简,务求实用。其时三宅意安等人总结了日本的民间灸法,他的《灸丙盐土传》记载有日本四花灸法、五花灸法、五别灸法、鬼哭灸法、九耀灸法、五条灸法、八华灸法、后藤五极灸法等,极大地丰富了灸法的内容。部分针灸方法还传人中国大陆,为当时的针灸师所喜爱。 2.2折衷性所谓折衷性,主要表现在日本针灸学术中中国传统医学与日本民间实践经验的兼容性,以及针灸医学对东西两方医学学术的兼容性,而后者则更为突出。 2.3科学性日本针灸学术的科学性,主要反映在它具有良好的科学包装,即用现代西方的思维和方法,对针灸学术中的基本概念、技术和疗效进行研究和必正,以期获得更准确、更易于再现的临床疗效囚。出于对传统针灸学术的重视和珍爱,一大批日本西医专家如后藤道雄、石川日出鹤丸、三浦谨之助等进行了非常艰苦的研究。在经络实质研究、经穴形态研究、灸疗和针刺对神经、免疫、血K‘、Na+、C扩十、M扩十以及激素水平等体内生化指标的影响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近代针灸研究领域激起了轩然大波,学术反响强烈。 3结语 “观史可以鉴今”,纵观近百年来日本针灸的发展历史,对我们针灸研究颇有启迪。当然,即使今天,我们尚不足以完全说清针灸的机理,但从前人的成绩和教训中汲取经验,探索更理性、更有价值的研究道路,则是十分必要的。 国外医学论文:国外医学院校课堂教学模式初步研究与启示 摘 要:本文通过对国外高校课堂教学模式的初步研究,对照我国医学院校的现状,在教学方法、教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环境等方面进行比较与分析,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医学院校课堂教学模式,从而提高教学水平,满足社会发展需要。 关键词:国外医学院校;课堂教学;启示 课堂教学是医学院校教育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医学教育的全球化与我国教育改革的推进,课堂教学研究成了高校教改工程的一个关键点。为此,我们必须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课堂教学方法,改变教育思想,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创新型医学院校课堂教学模式,更好的满足新形势下社会对医学生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需求。 一、国外医学院校课堂教学模式 (一)教学方法 美国教育理论家斯蒂芬.D.布鲁克菲尔德和斯蒂芬.普瑞斯基尔指出:“通过对话和各自阐述理由进行讨论,是21世纪教育所需的一种手段。学会讨论有助于我们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1]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简称PBL,是一种以问题为基础,以病例为先导,以病人为临床问题来引导学生自学和讨论的学习方式,是目前国际上较为流行的一种教学方法。教师通常将讨论的问题提出来,由学生自主思考、学习与讨论。在小组讨论中,教师只起导向作用,引导小组向既定的教学目标进行,学生依据自身的知识基础和学习能力,把各学科知识相互渗透,融会贯通,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PBL教学法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强化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及创新能力。使他们逐步具备一名合格医生的基本素质。 国外课堂教学除了讲授以外,常常采用大量的课堂病例分析,病例教学法的特点不是提供现成答案,而是教师经过充分准备,在课堂上采取探究式、启发式、引导式教学方法,通过对话、提问、讨论,使其具备分析问题的逻辑思路,对实际病例的可能发展进行预测和评价。病例分析法不仅扎实了基础知识的学习,而且强化了能力的培养。 西方医学院校在其实习教学中,还经常采用模拟患者和角色演练这样一种方法,发明者是加拿大McMaster大学的Barrows教授,是指正常人模拟患者的一些病史、症状、体征,包括患者特有的心理、态度、感情等心理特征。通过这样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与患者的沟通能力,学习与患者之间建立一种信赖关系,牢固掌握体格检查手法与内容,培养学生对疾病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 (二) 教学形式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自觉营造宽松、和谐、民主的学习氛围,时常把大型教具和医疗装置搬上讲台,理论联系实践,边演示、边讲解、边讨论,并有计划的引入典型病例和问题讨论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强化教学效果。除了基本教学之外,还采用个人发言、分组作业、分组讨论等灵活的形式。课堂教学中,老师利用较短的时间教授基本理论与重点难点知识,师生交流、学生之间互相讨论,病例讨论等占用了课堂上大部分时间。学生可随时中断教师的授课,进行提问,教师会给予指点,整个教学过程组织有序却很生动活泼。此外,每门课都会布置很多课后阅读内容与思考题,包括相关书籍和报刊杂志上的一些代表性文章,并随时更新阅读内容,使得课堂教学紧跟时代的发展。而且在课外,教师与学生一样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沟通与交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和终身学习的能力。以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为例,课堂上教师鼓励学生提问,使用表述、运用和反馈知识等学习方法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甚至请患者进课堂讲授亲身经历。课堂气氛活跃,教学过程能吸引学生注意力,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参与意识。 国外大学大都提倡早期接触临床、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这样既避免了纯理论课学习的枯燥,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又能够培养学生临床思维、分析和独立工作的能力,真正体现了医学教育中“临床教育”的意义所在。 考试是高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评价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之一。英国各所学校均有严格的程序考核学生的基础知识技术、职业态度以及临床实践能力。如Peninsula医学院通过每年4次的常规考试来评估学生对基本知识的应用能力;通过临床实践和技能考试评估学生临床基本技能、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只有表现良好才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 (三)教学内容 “职业价值、态度和行为”是全球医学教育基本要求中第一项评估内容,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是医学生最重要的职业道德品质。西方医德教育方式最显著特点是重视实践教学,如德国医学院校让学生走进医院,与接触病人,为他们提供一些基本护理,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医德教育贯穿整个医学教学过程。 医患沟通与叙事能力对患者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同时,有效的诊疗也需具备一定的医患沟通与叙事能力。美国医学教育资格认证委员会把”人际交往与沟通技能“列为住院医师必备的六项技能之一。哥伦比亚大学2000年开始开设叙事医学课程,2009年开始培养叙事医学方面的研究生。截止到2009年,北美已有近一半的医学院校开设了叙事医学课程。 (四)教学环境 国外高校的小教室比较多,以美国华盛顿大学为例:100座以下的小教室占公共教室的94%,每个教室平均不到50个座位;教室的座椅大多不是固定安放,可根据上课需要,灵活自由的摆放;黑板前没有讲台,教师使用的桌子与学生课桌一样。[2]这样的设计更便于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讨论与交流,也打破了以教师为中心的绝对权威式教学模式,教师的主要作用是创设教学环境、组织并引导学生进行主动学习,培养学生的思考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二、启示 当代教学已经从重视教师向重视学生、重视知识向重视能力培养转变。我们需要培养出具有良好医风医德、良好人际交往能力、创新思维与研究潜质的综合型医学人才,以适应现代医学的发展要求。借鉴国外医学院校课堂教学的成功经验,我们教育工作者需要认真的反思,依据中国国情,实事求是,既要做到创造性整合,又要做到建设性创新。打破固有教学模式,取长补短,深化高校教育改革,实现真正的科教兴国。(作者单位:牡丹江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2.牡丹江医学院外语系) 通讯作者:张彩霞 国外医学论文:人才成为国外医学信息学发展原动力 欧美等国的医学信息学教育已有几十年历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人才培养和教学模式。不过,随着欧美等国新一轮医改向纵深发展,其医疗信息化人才出现紧缺状态,对医学信息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随着信息技术在医疗领域的推广应用,很多国家的医疗信息化人才出现供不应求的态势。在美国,很多医疗机构信息化主管表示很难招聘到能够熟练使用电子病历(EMR)和电子医嘱的医疗信息化人才。2010年,美国劳工部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未来8年内,美国对医疗IT人才的需求将增长20%,这一增长速度远超其他行业。在美国,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医院和医生想借助电子病历为他们的患者提供及时的医疗服务,但是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现在整个美国还缺少约6万名精通医疗IT的人员。正因为此,在利用医学信息技术加快医疗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加大对医学信息学教育的投入已成为当务之急。 当前国外医学信息学教育概况 医学信息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教育、研究与服务正在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欧美国家的医学信息学教育更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人才培养和教学模式。 1964年1月,医学文献分析与检索系统(MEDLARS)的建成,这是医学信息学的初期探索。国际医学信息学会(International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IMIA)依据瑞士法律创立,它致力于信息科学和技术在健康领域的应用,负责组织每3年一次的全球性医学信息会议,推动了医学信息学的进一步发展。 众所周知,医学信息学研究和教育基地主要在大学医学院。国外医学信息学课程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大都建立并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医学信息学学科、专业教育体系以及相关专业的继续教育培训体系。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等欧洲国家就设置了专门的医学信息培训课程。比如,荷兰从1987年就开始进行医学信息学的教育与培训;法国Rennes大学医学院从1988年起开设了医学信息学培训课程。美国的医学信息学教育更加普及,20世纪末,美国近20多所一流大学相继成立医学信息学系或跨地区的医学信息学研究和教学中心,开始了正式的医学信息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教育。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众多院校都形成了非常有体系的医学信息学专业学位教育。 当前,由于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进电子病历在医院的应用,美国对医疗信息化人才的需求激增。为了培养更多的医疗信息化人才,美国联邦政府不惜投资数百万美元用于培训电子病历和其他医疗信息化项目所需的人才,这些培训将借助于社区大学的速成课程,学员完成课程考核合格后会被授予证书。2010年6月份,亚特兰大技术学院获得了政府100万美元的资助,用于雇佣更多教师培养医学信息化人才。该学院医学信息学专业创建于2007年,获得了美国卫生信息管理教育认证委员会(CAHIIM)的认可,其学生主要学习解剖学、生理学、医疗信息技术、数据管理等课程。为了满足美国医疗行业对医疗信息化人才提出的需求,新泽西药理牙科大学(UMDNJ)和肯恩大学于2010年7月联合开设了医学信息学专业。 国外医学信息学教学层次 国外医学信息学教学层次多种多样,主要有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短期培训、专业证书教育、远程教学等10种类型,其授课对象除了医学专业的学生外,还包括信息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并在医学在职人员中广泛地进行医学信息学培训。 此外,有些国家也会开展一些面向患者与公众的健康信息教育。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提供4年的医学信息学课程,鹿特丹的伊拉斯姆斯大学同时开设医学信息学博士课程,这些教学计划主要是面向医生。另外,一些大学、高等职业教学机构和私人教学机构也将这些课程提供给医疗管理人员、医生和护士。 美国从1972年开始支持医学信息学研究培训计划,不但设立了包括本科、硕士、博士学位教育在内的医学信息学规范的学位教育,而且设立了专门的医学信息学研究中心和公认的学术单位,其医学信息学课程不仅面向医学生,也提供给其他医务工作者,如牙医、兽医、护士和放射科室工作人员。 国外医学信息学课程设置 医学信息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的两大优秀科学是计算机信息技术和医学知识。美国斯坦福大学将医学信息学课程分为5个部分,即应用于医学信息本身的计算机科学、生物医学、决策科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学。学生能够接触到生物信息、图形信息和临床应用知识,并着重于决策制定和定量计算的学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医学信息学系,从2000年起,该校对医学信息学教育进行了许多改革 ,要求学生能在新方法层面上开发新知识。其开设的课程要保证毕业生熟悉医疗信息化领域广泛的主题,包括临床信息化、公共卫生信息化等。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一般是至少要求两年的学士学位和四年的博士学位,不过大部分学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毕业。 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医学信息学课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学制是2年,课程包括数学、信息学基础、医学信息学基础、医学基础、物理学和测量技术、基础经济学;第二部分学制为2.5年,其中必修课程包括医学信息学、医学统计学、信息学,选修课程主要是医学信息学和信息学的其他课程。 国外医学信息学师资队伍 欧美国家各教育机构的师资力量比较强大,教师基本上都具有博士学位,而且大多数有双学位和多学位。在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技术研究所联合其他机构已经在波士顿地区形成了一个生物医学信息学的研究和教育团体。在欧洲,以捷克共和国布拉格的Charles大学为中心,和其他几个欧洲大学合作开设了医学信息学课程,形成了关于医学信息学、统计学、流行病学的欧洲教学计划。可以说,国外负责医学信息学课程教学的教师多来自各种不同的单位,包括学校图书馆、计算机教研室、信息研究所、网络中心、医学影像室和档案室等,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师资来源,也能够促进该学科的充分交叉和融合。 美国iSchools教育模式 在美国,iSchools(信息学院)教育模式在医学信息学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通过开展学位教育和非学位教育,向学生提供覆盖面广泛的课程,培养高素质的医疗信息化人才。目前的学位教育以研究生教育为主,本科生教育为辅,其中,本科专业集中在情报学和信息管理与技术类,独立的图书馆学没有作为本科层次教育;硕士及博士专业偏重于情报学和信息技术领域。iSchools的课程设置不再拘泥于原先的图书情报类课程,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成为必备课程。多样化、个性化已经成为iSchools课程体系的基本特征。各学院根据自己的学科特点开设其特色课程,鼓励学生根据自己未来的职业兴趣和研究爱好设计和选择课程,实现学习的自主性,形成广泛的知识基础,适应医疗信息化发展需求。值得一提的是,iSchools还形成了跨学科的层次结构,一些跨学科课程成为课程体系中的亮点。这些课程的设置不仅有利于学生巩固以前所学的知识,还能强化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真正做到对知识的融会贯通,为专业知识或技能的进一步提高打下良好基础。 国外医学论文:国外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特点和我国的现状分析 [摘要]随着现代生物医学模式的转变,医疗实践活动中的人文问题日益突出,而加强对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培养,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主要从医学生录取体制、医学人文教育的课程设置以及教学的侧重点和方式等几个方面,对国内外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现状进行了对比分析。分析的结果对我们目前的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改革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人文素质;医学教育;医学生 医生是与人打交道的职业,医生上岗先学人文。在我国,早在远古时期就有神农氏“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而医道立”之说,战国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则明确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在西方,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希波克拉底就曾说:“知道患者是什么样的人,比知道他患了什么病更有价值。”由此可以看出,人们自古以来在医学活动中就是非常重视人文精神的。但是在现代社会,随着技术和物质文明的进步,价值观念的改变,医生在医疗实践活动中往往忽略了患者属性中“人”的属性,而仅将患者当成疾病的载体来看待,虽然对疾病本身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但是失去了对患者的关怀和尊重。 医学生肩负者未来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重任。加强对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对其将来临床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重点就欧美国家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特点进行了分析,并比较我国的现状,对我们目前的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1欧美国家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医学得到迅速发展,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设备的更新,医学逐渐成为“以医生为中心”、“以疾病为中心”的纯科学性、纯技术性的学科,这是“生物医学模式”发展的巅峰时期,但是医生和患者之问的关系却渐渐疏远。当代社会,随着呼吸支持技术、气管捐献、移植和辅助生殖等新技术的出现,医院伦理问题日益凸显。鉴于这样的情况。欧美国家开始重新审视人文素质教育在医学中的重要性,现代意义的医学人文教育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在20世纪60年代重新兴起,80年代加强医学人文素质培养成为欧美国家医学教育的主流趋势。1982年,美国医学会教育委员会在“医学教育的未来方向”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1992年,法国教育部和卫生部首次联合颁布增设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指导性文件。1993年,英国总医学会在“明天的医生”报告中指出在医学教育和实践中要加入更多的课程使人文医学和医学自然科学达到相互渗透和包容。目前欧美国家已非常重视对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并和国内有所不同。 1.1从录取制度上保证学生具有成熟的心智 美国医学教育的培养体制多采取的是“4+4”的模式,在报考医学院之前,学生大多经历了4年的理科本科教育,因此在报考的时候,无论是心智和年龄都已经较为成熟,能够理解医学意味着辛苦和奉献,意味着对生命的关爱,也愿意献身于这样的事业。因此在将来的工作中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更加懂得如何去关怀患者,并不受外界诱惑的影响。 1.2从课程设置上充分体现人文教育的延续性 欧美国家医学院的课程设置更加重视人文课程。从人学到临床实践,再到毕业后的延续性。比如哈佛大学医学院1985年开始实施的“新途径”(New Pathway)课程计划,该院第一、二学年的课程中就包括患者/医生,社会医学等内容,其中“患者/医生”课程分为3个阶段,重视医患关系的教育和医学的人文社会性,教学时间安排贯穿临床前和临床阶段的多个学年。同时在后2年的临床实践阶段还穿插了多至110门的选修课程。强调人文社会科学,行为医学和医学学科的结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于2006年秋季开始使用的新课程计划,第一、二学年的整合课程就包括“医学科学基础。患者、医生与社会,医学史,伦理学,职业行为自我保护,医学学会”等课程。在临床阶段的最后一年又开设“转向住院医”等课程,把医学生置于临床实际环境中去培养,强调医师角色认同感、医学人文和医患沟通。目前欧美国家人文社会医学的课程占总课程的20%左右,其中以美国、德国为多,达20%-25%,英国、法国、日本为10%-15%,基本上由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医学三大类组成,这些课程的显著特点。一是与临床接触紧密,并贯彻医学教学的始终,二是非常重视人文社科与医学科学的交叉,即人文课程在内容上与自然科学、医学、社会科学等相互渗透,授课时也不是孤立地讲授而是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彼此融汇一体来进行综合分析。 1.3从教学的侧重点上强调以患者为中心,以学生为主题 欧美医学认为,医学教育的优秀是以患者为中心,因此较为重视将人文教育整合到医疗实践中去实施。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侧重当前医学领域的社会问题以及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和提出解决办法,例如哈佛医学院的“生物科学技术的社会学研究”就重点讨论新的生物技术的发展将会带来的有关社会、伦理和临床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在教学形式上,采取的教学方式和手段较为灵活,包括课堂讲授、讨论、学术研讨、课外阅读、写论文甚至参与教学等多种方式。以案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形式(PBL)、小组讨论方式也被广泛采用,这种方式下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主要起到导师的作用。在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等的教学中,甚至有时会采取邀请多种角色如医生、患者、学生和其他非医疗专业人员如律师、作家、演员、政治家等一起讨论的方式,使学生在社会实际情景中锻炼以提高医学人文素质。 2我国医学人文素质培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医学人文精神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医主张“人”与“天”的和谐。在医治患者时,也非常强调整体观念和“仁心仁术”。但是,随着现代医学的引入,特别是“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我国的医学人文教育出现被边缘化和流于形式化的倾向。可喜的是,近年来医学人文社科教育的重要性开始又逐渐受到重视,2009年教育部、卫生部印发的《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中规定,课程计划中必须安排行为科学、社会科学和医学伦理学课程,课程计划中还要安排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进步,但是。与欧美国家对比,我国目前医学人文素质培养的现状有所不同,但仍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2.1医学生对医生职业的角色认同感普遍不足 我国的医学生录取体制和国外不同,大多数是从普通高中直接录取,学生年龄小,社会经验也很不足,在选择医学院的时候实际上很多学生对医学并没有很清晰的概念,所以会出现在学习过程中发现自己并不喜欢或并不适应医学,学习时不认真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去学的现象。这样的结果就是毕业后对医生的角色认同感不足,临床能力欠缺,再加上当前社会对医院的误解和医护人员待遇的不高,因此中途转行的也较多。留下来的也有很多责任心不强。 2.2医学人文课程的设置比例偏少,内容单一 从医学人文社科教育的课程设置上来说,虽然各个学校开设的课程不尽相同,但一般可分为三大类:政治和哲学、社会和经济、历史和文化。课程内容一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为中心,辅以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卫生法学、卫生经济学和医学社会学,再辅以美学、音乐欣赏等选修课程。突出的特点,一是从总的学时上来讲,生物医学课程较多,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比例平均较少,仅为8%左右,明显低于欧美国家和日本的比例;二是在人文社科课程内部,意识形态和政治类课程比例又较大,而医学人文课程比例较少,课程设置面偏窄,内容较为单一;三是人文课程设置多集中在临床前阶段,进入临床实践阶段后,特别是实习时期,基本上以临床老师带教为主,没有统一的人文课程的设置。 2.3教学方式仍以课堂灌输为主,学生缺乏实际运用的能力 从教学的侧重点和方式方法来讲,我国的人文社科教学在临床前阶段以课堂讲授为主,比较侧重于理论知识的讲授,要求学生对所学学科有较为系统、全面的认识,但是存在教学方法较为单一的问题。同时与临床及社会现实问题联系较少,这样使学生进入临床阶段以后,能说出书本理论,但是遇到现实问题却不知如何下手,不懂如何由理论知识转为实际应用。在临床实践阶段,学生的带教则主要通过临床医生师徒式的言传身教为主,缺乏统一、规范的教案或辅助教材。临床能力和人文素质的培养,与带教医生的能力、素质以及对医学人文的态度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培养出来的结果也千差万别。3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思考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不仅是在医学生录取体制、医学人文教育的课程设置,还是在教学的侧重点和方式、方法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如何做到既充分发挥我国自身的优势。又能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取长补短。是我们在医学人文教育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将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比如,如何更合理地安排医学人文教育的课程和内容,如何提高临床带教医师的责任心和人文意识,如何更有效地解决理论知识灌输和实际应用能力之间的矛盾等。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可以使我国的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更上新的台阶,在将来能更好地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 国外医学论文:国外高等医学院课程改革分析 一、医学教育课程计划(Themedicalstudenteducationprogram) 学生入学条件:在全美91%的医学院校要求学生获得四年制学士学位以后才允许报考医学院校,就读4年医学博士学位。也有少数院校允许三年制、二年制学院毕业生,甚至高中生报考医学院校。高等医学学制年限4年的医学院校占84%,其余有三年制或五年制。四年制医学院校课程分两个阶段:临床前期阶段,临床期阶段。1.临床前期两年课程。基础医学教育课程体系以学科为基础,课程有:解剖学、生物化学、生理学、微生物学、药理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等。第2学年过渡课有:检体诊断学、临床医学和神经科学。(1)大多数医学院校采用以学科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包括授课、小组讨论、实验实习课等。(2)大约10%的医学院校试行临床前期基础课以器官系统单元教学。这种教学方法以每一种器官系统所关联的基础学科内容并联合多学科进行教学。(3)一些学校还采用以学生小组辅导课程,围绕着“以问题为中心”的病历。这种教学方法称PBL,主要培养学生自己动手获取知识和资料的责任心和能力,教师引导,学生讨论。2.临床期两年课程。 通常在临床医院和诊所进行教学。(1)第3学年阶段教学称为轮转实习阶段。每一学科平均实习6~8周,其中:内科平均11.3周,外科9.6周,儿科8.7周,妇产科7.1周,精神病6.4周,家庭社区医学实践5.3周,神经科4.2周,院外初级医疗课程5.2周,放射线科2.1周。学生在上级医师指导下被分配管理病人,采集病史,体格检查,作出诊断和治疗计划,学生实习以经验为主,配合小讲课、床边教学讨论。(2)第4学年为选修实习阶段。主要为学生毕业后选修专业需要和某些实习科目的再提高。选修实习主要在临床二级和三级学科,也可以选修基础学科(回归基础)。 二、学生学业评价(Evaluationofstudentachievement) 各医学院校建有学生学业成绩升级和毕业的评价标准、教学计划、每门课程目标或课程阶段目标。评价方法有笔试、口试和直接观察,评价的次数与方式各学校不尽相同,但所有学院都有毕业综合考试的制度。学生参加国家医师执照考试第一部分(基础)、第二部分(临床)、第三部分(实习),这三部分全部合格才能到州政府申请州立医师执照。现在评价趋势越来越重视评价临床能力和毕业生基本能力,特别是用直接观察方法来考核学生实践能力。评价等级有两级:及格、不及格,或者三级:优秀、及格、不及格。 三、教学方法 1.讲课(Lecture)。 2.小组讨论(Smallgroup)。“结构化学习经验”,10~15名学生与导师一起进行专题讨论。 3.辅导(Tutorial)。由导师辅导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方法,学生发现式学习,学生活动为主。 4.实验(Lab)。通过实践学习经验,有专门实验室和设备,学生学习实验技能。 5.实习(Clerkship)。有临床课间见习、轮转实习等。 6.其他方面。有自我指导教学(Self-instruc-tion),自我独立学习(Independentstudy)。 7.选修教学计划。根据职业方向选修学分、选修课程,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教学实践可以选修,也可以必修。教学医院承担带教、指导学生工作。 四、教学改革(Instructionalinnovations) 1.自我教学(Self-instruction)。在一门课程中或课程中一部分,学生自己使用由教师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教材。使用这种教材,学生不需要直接与教师面对面教学。这种教材通常包括某一个专题概念或某一教学单元,包括学生自己指导自己,自己寻找途径,自己纠正强化,自我评价等。这种方法和通常我们说的自学既相似也有所区别。 2.计算机辅助教学(Computer-assistedinstruction)。在一门课程中或课程中一部分内容,进行自动控制模拟演示,接受学生反应和评价学生反应,以人-机相互作用为基础,展示进一步模拟算法,帮助学生对期望行为的反应。学生直接应用计算机终端。 3.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lem-basedlearning)。应用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小组辅助讨论,强调学生自我指导学习、收集资料、讨论。通常在临床前期课程应用或者在必要的实习阶段应用。 4.院外初级卫生保健实习(Ambulatoryprimarycareclerkship)。临床实习轮转在院外非卧床病人的场所进行初级卫生保健实习,强调人群初级保健。 5.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经个体训练扮演病人症状和某些体征以及真实病人情感的模拟病人,进行全面教学与评价。 6.临床实习学生互评(Peerreviewofclinicalpractice)。在临床实践中学生对照实纲要求与标准主动参与互相检查、评定,互相打分,互相监督,提高质量。 7.专门科研课题参与机会(Opportunityforspecialresearchprojects)。学校提供一些学生参与科研的机会,锻炼能力。 五、评分等级制(Gradingevaluation) 1.基础医学课程、临床医学课程。必修课:2级分制有12%院校使用,分及格、不及格两级;3级分制有23%院校使用,分优、及格、不及格三级;4级分制有28%院校使用,分优、良、及格、不及格四级;5级分制有43%院校使用,分优、良、可、及格、不及格五级。选修课:2级或3级分制有67%院校采用。 2.应用国家医师执照考试基础临床第1部分、第2部分,按照总积分制。 3.临床能力评价应用评分系统,采用SP或OSCE累积小分。 六、课程评价(Curriculumevaluation) 1.整个课程评价。 (1)国家标准:国家医师考试成绩。 (2)学校院系、教研室笔试成绩。 (3)美国医学院校联合会对毕业生调查问卷中的学生评论。 (4)住院医师培训毕业评定成绩。 (5)校课程委员会评价。 (6)院系委员会评价。 2.教学计划评价中建立目标、标准及国家考试成绩反馈。 七、医学课程中特殊专题(Selctedtopics) 全美125所医学院各有所长,正在试行医学课程中特殊强调的30多个题目,这些主题都体现在必修课、选修课中,或专题讲座中。例如:艾滋病,酒精药物滥用,药物选择,消费控制,死亡,暴力,老年病,医学史,社区医学,长期卫生保健,卫生管理,医学伦理,医学信息,营养,器官组织供给移植,医患关系,预防医学,中止妊娠,移植医学,法律与医学,文学与医学,投入产出分析,实习管理,质量改善,急救处理,运动医学等。 国外医学论文:国外叙事医学教育发展启发 1叙事医学及其相关概念 2001年,Charon[2]将“叙事医学”定义为:具备叙事能力的医生开展的,能够提供人道且有效诊疗活动的医疗模式。叙事能力是指能够识别、吸收、理解他人故事和困境并对其采取行动的能力。对医生与自身、患者、同事和社会之间发生的叙事活动有所影响。通过对该能力的培养,有助于实现叙事医学“优化医生诊疗思维,实现职业自省,改进医疗服务”的目的[4]。在叙事医学的实施过程中,医生需要倾听患者及他人的叙事,理解并尊重所述故事的含义,进而代表患者的利益去进行医疗活动[2]。“叙事医学教育”目前尚未形成明确定义,Charon[2]提出,通过特定的训练方法(如精细阅读、反思性写作、与患者专业的谈话),以提高临床医生和医学生对患者的照护水平,可以看作叙事医学教育概念的雏形。与叙事医学教育相类似的术语有“叙事教育(NarrativePedagogy)”,指的是通过叙述、解释和重构教育者和学生的故事、经历,达到教育目的和研究目的[5]。两者的相同点在于它们都是通过“叙事”这一质性过程,再现叙事者的世界观,重视的是人的情感、体验和主观诠释[6]。叙事教育的本质是一种描述经验,解释现象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研究方法[7],叙事医学教育则通常被认为是以培养具有叙事能力,能够开展叙事医学实践的临床医生为目的的完整教学过程。 2叙事医学的教学目标 Charon[8]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开展的叙事医学教学项目中提出,要培养医学生的一系列能力,其中包括“感知患者遭遇,理解所感知的遭遇,处理认知冲突,多视角看待疾病事件,设想疾病结局,采取一定行动”。由此可以看出,以上作为该项目目标的能力与其最早提出的吸收、解释、回应故事和其他人类困境的“叙事能力”[2]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展的“哥伦比亚合作性老年人计划(ColumbiaCooperativeAgingProgram,CCAP)”项目中,包括1项以叙事医学为基础的写作训练。该训练的目的仅聚焦于提高实习生在整个项目中对于评估过程、数据收集和临床质疑的反思[9]。目前,国外各医学高校开展的众多形式叙事医学教育尚未形成统一的教学目标,但大多围绕Charon提出的“叙事能力”的定义和内涵开展相关的教学活动。“叙事能力”不只是简单的沟通交流故事,而是要求医生帮助患者通过对“疾苦”的叙事来建构疾病的意义。该能力有助于临床医生在医疗活动中提升其共情能力、职业精神、亲和力(信任关系)和对自我行为的反思[4]。 3叙事医学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师生为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在共同活动中所采用的教学方式、途径和手段的总称[10]。在叙事医学教育中,主要采用的教学方法有精细阅读(closereading)和反思性写作(reflectivewriting)。 3.1精细阅读 即通过对不同内容和体裁文学作品的阅读,以培养临床医生和医学生的倾听和理解能力,实现“参与”这一过程[11]。Charon[8]在她《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NarrativeMedicine:HonoringtheStoriesofIllness)一书中提出,将“文学叙事学”(即对故事如何构建、讲述、进展、理解的研究)应用于精细阅读这一方法之中。她根据医学的叙事特点,提出了精细阅读的五要素:结构、形式、时间、场景、要求,明确了精细阅读对文学作品及相关素材的研究角度。我国学者杨晓霖[12]认为,结合叙事学基础知识,将文学作品中疾病故事与医学疾病叙事阅读纳入医学课程设计中,集中讨论与疾病、疼痛、衰老、心理健康、死亡等相关的作品,有助于培养医学生的医学叙事能力。 3.2反思性写作 美国学者Kerr[13]指出,医学教育领域中的反思性写作是“以自我意识和(或)专业成长为目的的对自身经历进行反思的写作”,并认为反思性写作具有改变行为的潜力。通过反思性写作这一教学方法,可以帮助临床医生和医学生完成叙事医学中“表现(representation)”这一过程,使其主动地表达自己并评价和分享自身的经历[11]。Charon[2]提出的“平行病历(parallelchart)”就是教育者通过反思性写作培养临床医生叙事能力的一种形式。它是患者普通病历之外的“影子病历”,要求医生用自己的语言来见证、书写患者的疾苦和体验。而在国外高等医学院校针对医学生开展的叙事医学教育中,教师则为学生提供了叙事访谈和反思性写作的提纲,以帮助学生更深入地挖掘患者的内心体验[14-17]。 4叙事医学教学策略 教学策略是为达到教学目的和任务,组织与协调教学活动而进行的谋划[18]。目前,国外各医科院校开展的叙事医学教育虽都围绕着培养“叙事能力”为目标,但各自的教学策略有所不同,总体情况可进行以下分类。 4.1依托课程教学的叙事医学教育 部分高校将叙事医学教育与传统课程结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叙事能力。美国梅佑医学院就利用解剖课,鼓励学生将其课堂上的体验通过反思性写作编写成剧本,再通过戏剧的形式在课堂上表演[19]。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医学人文课程通过基于人文主义的文学阅读和有助于职业发展的反思性写作等方法,培养本科医学生和参加继续教育临床医生的反思、移情等叙事能力[20]。 4.2依托实践项目的叙事医学教育 目前,国外高校开展的叙事医学教育大部分基于综合性教学实践项目展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针对实习生开展的“哥伦比亚合作性老年人计划(CCAP)”[9]、新墨西哥大学针对一年级学生8周社区见习开设的“实践性融入式体验(PracticalImmer-sionExperience,PIE)”[17]、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以家庭为中心的体验(FamilyCenteredExperience,FCE)”[16]等教学活动虽然主题、实施方案略有不同,但均是借助各项目提供的平台,通过叙事医学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达到某一课程培养目标的同时,提高自身的叙事能力。 4.3依托跨专业合作的叙事医学教育 跨专业教育是指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专业的学生通过共同上课和互动来了解对方的职业角色[21]。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整合口腔学、医学、护理学、公共卫生学四个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开展了“健康、疾苦和健康照护的文化”主题研讨会。研讨会采用精读指定材料,润色写作内容,组织小组讨论等方式,对不同医疗领域的问题交换想法和意见[22],将叙事医学教育拓展到医学相关专业人员和学生。这一策略有助于不同专业学生了解彼此职业角色间的异同,培养同事间的叙事能力,从而实现工作中团队的高效合作。 5叙事医学的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指的是支持学习的资源,包括支持学与教的系统和教学材料与环境[23]。目前,叙事医学教学资源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大部分研究主要聚焦于叙事素材的整理和开发。叙事素材可以是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例如小说、散文、诗歌、传记,也包括影视作品、照片等形式。杨晓霖[12]根据素材内容不同,将国外的叙事文本分为了以下五类:①疾病叙事作品;②关于医生负面形象的叙事;③医生作家关于行医治病的散文小说;④患者关于疾苦及重建被疾病摧毁的身份的叙事;⑤医生归纳、传递医疗知识的疾病叙事。美国学者Helle[24]专门进行了照片在叙事医学教育中应用的研究,通过摄影理论和叙事理论的结合,分析了视觉教学的优点及照片应用于叙事教学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6叙事医学教学评价 6.1评价内容 叙事医学教育目的在于培养临床医生和医学生的叙事能力,因此教学效果评价的内容也是围绕着叙事能力展开,包括接受培训者对于患者及其工作的态度,临床工作早期的习惯和愿望,学科知识的保留、表达和反思他们所见所感的能力,行医过程中的归属感及人文领域非认知方面的专业能力,如是否拥有诚信,富有同情心,为患者负责[25]等。 6.2评价形式和方法 目前叙事教学效果评价的形式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4种:①教师对学生的评价;②患者对学生的评价;③同学之间的互评;④自我评价。有研究[25]认为,对医生或医学生人文素质评价最有根据的来源是患者,因为他们能够真正体验医生的这种素质;另一方面,患者和医务人员在医疗知识上的不平等性,使其对医生的评价略有困难,可以通过同行(或同学)评价进行补充。不同的评价内容决定不同的评价方法。对于学生叙事能力的评价,主要运用观察、问卷、访谈等方法,其中运用最多的是问卷法。根据回答问卷的方式,所用问卷分为封闭式(结构式)和开放式(非结构式)两种。封闭式问卷包括一系列的患者满意度量表[26-28]、患者-医务工作者导向量表(thePatient-PractitionerOrientationScale,PPOS)[29-30]、同行评审评价表格(PeerReviewEvaluationForm)[31]等;开放式问卷要求学生写出自己的情况或看法,例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展的“个人疾病叙事”反思性写作训练项目结束后,学生通过回答由7个开放式问题组成的问卷完成对自己的评价[15]。 7对护理学的启示 7.1将“叙事医学”的观念引入护理专业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卫生政策改革,我国的医疗卫生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医学技术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但却从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医学的人文属性。在此社会背景下,叙事医学对于和谐医疗环境的形成显现出了一定的积极作用[32]。在临床医疗工作中,护士相比医生接触、陪伴和照护患者的机会更多,更容易发现患者的心理和精神需求[33],而国内尚少有研究将叙事医学的有关概念引入护理专业领域。因此,我国护理研究者可尝试在学习借鉴叙事医学有关理论和应用的基础上,将其与护理专业特点有机结合,以培养临床护士及护生的叙事能力,使其能够理解和回应患者的故事和困境。在护理活动中运用移情,与患者进行深入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并通过对自我行为的不断反思,来提高护理照护水平。这一能力的培养不仅有助于优质护理服务的贯彻落实,更有助于为患者提供更为人性化的护理照护。 7.2为跨专业教育的开展搭建平台 目前跨专业教育和团队合作精神变得愈来愈重要,但现存的很多政策和学术问题都限制了不同专业间合作的可能[21]。叙事医学与护理专业结合而形成的教学模式可以吸收跨专业教育这一理念,为其在医学教育领域的开展搭建平台,在培养不同专业学生叙事能力的同时,也培养整个医疗领域的团队合作精神。而其具体开展形式,应在叙事医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卫生政策及护理教育现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7.3构建培养临床护士及护生叙事能力的教学模式 培养临床护士及护生叙事能力的教学模式是在叙事学等相关理论的指导下,为培养临床护士及护生叙事能力而设计的教学活动程序框架和教学策略体系。但目前国内外尚未出现有关该领域具体可操作的教学模式。针对这一现状,今后研究者应运用多种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对相关理论、概念进一步的分析整合,从理论基础、教学目标、教学策略与方法、教学程序框架和教学评价等要素[33]出发,构建培养临床护士及护生叙事能力的教学模式。 作者:于海容姜安丽工作单位:上海市第二军医大学护理学院 国外医学论文:国外医学教育认证制度研究 一、美国医学教育专业认证国外研究现状 医学教育专业认证起源于美国,最早的举措可追溯到成立于1904年的医学教育和医院委员会(CouncilofMedicalEducationandHospitals)开发与实施的医学院等级评价系统。随后1910年《弗莱克斯纳报告》问世,提出了一系列整改医学院的措施,美国医学教育专业认证步入标准化和制度化进程。1.本科医学教育阶段认证机构研究。医学教育专业人员的国际流动使得医学教育国与国之间的资格互认变得日益重要,MartavanZanten等借鉴弗莱克斯纳的五大评估要素:进入门槛、教学人员、可用资源、实验设施以及临床设备,构建了认证的框架图,用于描述包括美国(LCME)、巴基斯坦、中国等在内的10个国家认证体系的方方面面,揭示各国之间存在的异同。Kassebaum聚焦LCME的缘起,指出LCME的成立是1942年美国医学院联合会(TheAssociationofAmericanMedicalColleges,简称AAMC)和AMA这两大机构领导人联合会议的成果,并详细介绍了该历史性会议的背景、内容以及最终达成的共识,同时也对LCME的构成进行了详细阐述。RoySchwarz回顾了自成立之初到1992年这50年间LCME所经历的风雨和取得的成就,全篇分为三大时期:早期的意向合作时期,这是逐渐稳定的时期,指的是LCME由刚开始的不甚独立到基本独立的过程;扩展和多样化时期,主要指60、70年代,尤其是70年代,LCME的人员组成发生变化,需要更多的应对公众问责;迎接未来挑战时期,50岁的LCME,在未来的10年间,来自各方的压力和挑战接踵而至,LCME要做好应对准备。StevenA.Mclaughlin等探讨了最新的LCME规定对急诊医学教育(EmergenceMedi-calEducation,简称EM)的影响,回答了两大问题:LCME如何影响EM的教育活动;EM部门如何帮助医学院校达到LCME的规定。同时,从机构设置、教育项目组成、医学院学生以及能力发展四个方面提出了参考建议。2.毕业后医学教育阶段认证机构研究。Mar-thaB.Mainie针对ACGME日益重视教育结果性评价,以确保医学毕业生能达到作为新实习生的能力水平的现状,指出实践指南、技术标准和适应性标准正是辅助住院医师专业教育的有用工具,并且指出有效地将上述资源融入到医师教育的课程体系、课程目标以及训练项目目标中,正是ACGME新要求的体现。JosephineMCassie等将美国和加拿大的毕业后医学教育认证制度进行比较,认为两者有着相似的目标和认证要求,并且都包括定期的实地认证制度,但两者在运转操作中仍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体现在毕业后医学教育计划的要求、住院医师培训计划的主办、考察和评审周期及费用、筹资等方面。DavidCLeach指出ACGME承诺自1997年开始将医学教育成果作为认证的工具。3.继续医学教育阶段认证机构研究。ACCME认证体系中牵涉到的专业术语与缩略语多且杂,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了解,有网站专门制成ACCME术语汇编。另一些有关ACCME的网站也提供了包括该机构使命、职责、下属机构在内的相关资料。另外,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机构的概况,美国医学教育各专业认证机构均设立了自己的网站,在其主页上提供了一系列基本信息。 二、美国医学教育专业认证国内研究现状 1.本科医学教育阶段认证机构研究。李筠萍从医学教育制度、培养目标定位、临床医学培训、医学教育评价制度、人文素质教育五个方面比较中美两国医学八年制教育的异同,指出在评价制度方面,最大的差异在于:美国由LCME派出专家到校进行实地评估,评估内容包括课程、师资、教学条件等200多条项目,而中国尚未形成独立的专业组织管理体系。针对人口统计学的变化和逐渐增加的医疗不均等化的证据,LCME在其认证标准中纳入了涉及文化能力、文化差异以及文化多样性的认证标准,FrancisG.Lu详细介绍了融入这些新因素的认证标准。魏薇对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医学教育的规模管理、层次结构、专业机构、学制与学位、院校分布和教育成本等几方面进行概述,指出在美国,各医学院的教育标准、教育质量受到全国性、专门性、非政府机构的行业组织的监督和控制。2.毕业后医学教育阶段认证机构研究。王华等介绍了美国和加拿大毕业后医学教育的概况,以及两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认可的发展历史,并从毕业后医学教育计划的要求,住院医师培训计划的主办,考查和评审周期及认可费用和筹资等方面对两国毕业后医学教育的认可作了比较,认为这两种体系目的相似,但理论和实践却大相径庭,相较而言,加拿大的认可过程更具开放性。1991年10月至1992年2月,梅人朗教授受卫生部派遣,赴美考察医学教育,在考察期间,访问了部分医学院和教学医院,以及美国考试委员会,并就美国住院医师培训项目的评估和认可进行了研究,指出ACG-ME是住院医师培训项目评估和认可的组织,并对该组织的认可程序、认可类别、认可标准等进行了详细介绍。李密等指出ACGME是医学教育连续统一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键环节之一,在对其实施情况及最新发展趋势进行介绍的基础上,针对我国毕业后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情况归纳了四点值得借鉴之处。3.继续医学教育阶段认证机构研究。国内学者致力于对ACCME的研究是为了借鉴美国的经验为我国所用。如王远华等对ACCME认证政策依据、举办单位和州医学会的认证程序以及认证管理做了简要介绍,为我国继续医学教育的认证工作提供了借鉴。又如马真在剖析ACCME认证过程的基础上,认为其认证具有自愿性、科学性、独立性三大特征,并提出我国在借鉴其成功做法的过程中要做到:一重视细节评估;评估主体要依靠固定的机构开展具体评估工作;重视和加强评估理论研究。美国ACCME年度报告从学员、组织者、活动类型、资金来源等方面提供了真实、详细的数据信息,是美国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的宏观总结,周赞和张英楠通过对ACCME报告1998年以来的数据进行汇总制作,直观地反映了美国继续医学教育体系的有关情况,并为我国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参考。ACCME认证分两类,一类是直接对面向全国招生的培训机构进行CME认证(直接认证);另一类是对各州医学社团的认证资格实行认可。冯秋阳等介绍了ACCME第二类认可工作的基本情况,并结合我国继续医学教育管理工作的现状,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继续医学教育管理工作水平提供了思考与借鉴。 三、美国医学教育专业认证制度研究现状的述评 1.当前国内外研究的不足。医学教育专业认证的出现掀开了美国专业认证新的篇章,而美国的专业认证又是高等教育认证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国外的研究在最初只是将医学教育专业认证作为高等教育认证的一部分加以分析和说明,后来随着终身教育思潮的兴起、医学教育实践的不断发展以及认证理论的丰富,专门研究美国医学教育专业认证的文献开始涌现,出现较多分别以LCME、ACGME以及ACCME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资料,但可惜的是这些文章的侧重点均是以单纯介绍认证机构的历史、性质、机制、程序、标准等事实性信息为主,而对机制形成背后动力因素、横向的国别比较、纵向的机构对比以及国际间如何进行资格互认等值得深入挖掘的问题,却绝少涉猎,即使稍有研究,也只是浅尝辄止,并未深入。一言以概之,美国的医学教育实践虽开展得如火如荼,医学教育专业认证制度也已形成完善的体系,但理论研究仍相当滞后,深度十分有限,缺乏系统性。2.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医学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医学人才的跨国际流动,使得医学教育质量保障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专业认证制度作为医学教育质量的外部审核机制,其理念和做法已得到广泛认同。美国作为该理念的最早实践者,在历经一个世纪的发展之后,已形成相对成熟完善的专业认证制度。总结成就,直视不足,展望未来,今后对美国医学教育专业认证制度的研究应致力于为我国医学教育专业认证制度的构建提供借鉴;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推进医学教育专业认证的国际化;推动全球性医学信息数据库的建立。具体地说,未来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于:美国医学教育专业认证制度建立与发展的背景与原因,制度变迁的过程和动因,对我国医学教育专业认证制度建立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西方各国尤其是英国、加拿大与美国认证制度的异同以及原因探寻;剖析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制定的全球医学教育国际标准,与世界接轨,构建美国与世界各国医学教育学分互认机制。 作者:陈敏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国外医学论文:借鉴国外医学伦理教学模式并应用在医学英语教学中的研究 摘 要 参考和借鉴国外医学院校伦理教学模式,将其应用到医学英语教学中。案例教学法是将伦理教育融入医学英语教学中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从理论内容、实践应用和效果分析三个维度介绍案例教学法在医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探讨案例教学法在医学英语教学中的可行性。 关键词 案例教学法;医学伦理;医学英语;伦理判断 1 前言 目前在我国的医学伦理教育中,由于缺少有效的教学方法和学生的伦理观念相对缺失等问题,使得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教育效果不佳。如何在医学英语教学中有效地进行医学伦理教育,将医学伦理教育融入医学英语教学中,成为医学专业英语教师目前面临的一大问题。目前我国的医学伦理教学采用讲授法,由教师在课堂上讲解医学伦理知识,授课方法、教学形式单一,教学内容枯燥,无法吸引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导致我国的医学伦理教育效果不佳。 2 国外医学伦理教学模式 在总结我国医学伦理教育教学方法的基础上,笔者借鉴国外医学院校伦理教育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加深对医学伦理教育的认知。国外的医学院校尝试多种教学方法,取得较好的教学成效。例如:耶鲁大学医学院在伦理教学中采用案例研讨会、伦理示范、讲故事等多种教学方法丰富课堂教学[1];英国剑桥大学以案例研讨会的形式开展医学伦理教育,在每次研讨会前两个星期,授课教师要求学生将遇到的问题案例以书面的形式提交,教师会从中挑选出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在课堂上与学生进行详细分析和深入讨论,在每次研讨会之后,都会要求学生书写“伦理案例报告”[2]。 在参考和借鉴国外伦理教育模式的基础上,课题组对国外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总结。国外的医学院校主要采用课堂教学、讨论法、角色扮演、案例讨论、讲故事、视频录像等教学模式,其教学目标、教学形式、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适合我国的医学院校教学情况。笔者将国外医学伦理教育的优秀教学方法融入医学英语教学中,完善伦理教育的教学方法,目的是在医学英语教学中加强医学生的伦理素养培养,使医学生在学习医学专业英语课程的同时,提高其医学伦理素养,成为符合医疗行业需求的合格医务人员。 3 案例教学法 笔者将国外的教学模式应用到医学英语教学中,根据授课的具体内容,实施不同的教学策略,同时将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分析和比较多种教学模式,实践研究证明,案例教学法是一种比较好的教学方法,适合在医学英语教学中采用该方法进行医学伦理教学,其教学效果颇佳。现简要介绍案例教学法的理论内容和具体应用。 理论内容 案例教学法(Case-based Teaching)是以具体案例为基础进行授课的教学方法,通过具体生动的案例鼓励学生认真分析,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考虑到医学英语与医学伦理学的专业特点和教学情况,结合案例教学法与国外案例研讨会的教学形式,把具体病例引入课堂教学,师生针对临床具体病例展开讨论,使学生能够更深入地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参与讨论,教学模式从枯燥单一的理论讲授转变成师生一起交流讨论的互动模式[3]。 实践应用 在医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导入医学伦理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具体临床案例引发学生的深入思考,将伦理知识融入具体案例中一起讨论分析,教师引导讨论的方向。现以一些医学伦理案例为例,详细介绍案例教学法在医学英语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此案例是针对冒手术风险还是采取保守治疗的讨论,要求学生权衡利弊,针对患者的病情做出正确的的医学诊断和伦理判断。本案例探讨的话题是临床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学生需要针对患者的年龄、病情、健康状况、手术风险、预后效果等多种因素,为患者提供专业的建议。根据学生查阅的专业知识,以及正反两方面的讨论和分析,撰写一篇报告,详细从多角度分析涉及的多种因素,并做出自己的最后医疗决定。案例教学法的好处在于学生能够更多地关注具体实际问题,深入思考和探索生命与伦理问题。 教师可以通过具体病例导入伦理课题,要求学生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做出伦理判断,甄选自己认为最好的医疗决定,并解释做出这个医疗决定的原因。教师可以将学生分组,持相同观点的学生归为一个小组,并对小组人数进行统计,了解学生对病例所持的态度和看法。经由小组讨论选出代表,阐述本组的观点,然后进行讨论。医学伦理问题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教师可以介绍国内外医学界和伦理学家对此问题的不同看法,并介绍不同专家对此问题所持观点的理由和依据。课堂讨论结束后,教师要求学生针对本节课讨论的伦理课题,综合分析各方观点并查阅相关资料后,撰写一篇报告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 这个案例属于临床中常见的一类病例,患者年长病重,难以治愈,想放弃治疗,没有生存意志。鉴于患者头脑清晰,对自己的病情有清楚认知的情况下不想继续治疗,有想放弃生命的意愿,患者情况属于临床常见现象,学生可以咨询医生,查阅以往病例,了解患者、家属、医生对此的看法,从多角度给予客观的评价。学生经过缜密的分析和思考之后,探讨哪种方案可行,并给出合理的解释,做出伦理判断。经过案例分析和讨论之后,教师就讨论的情况给予总结,并介绍针对此类问题国内常采取的医疗决策。最后要求学生在总结讨论的基础上撰写案例总结书面报告。 效果分析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应用,案例教学法的优势凸显出来,丰富了教学内容,增强了课堂教学效果,医学生也积极参与案例的讨论,能够提高英语口语表达能力。书写报告需要学生用书面语言进行详细阐述和论证观点,对提高写作能力大有裨益。案例教学所追求的不是要求学生找到唯一正确的解决问题的答案,而是促使学生在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增强消化和运用知识与经验的能力,并从案例的分析、讨论中获取知识、经验和正确的思维方式[3]。 4 总结 本文参考和借鉴了国外医学院校伦理教育模式和教学理念,在教学实践中采用诸如课堂教学、角色扮演、案例讨论、视频录像、讲故事等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的授课模式。实践表明,案例教学法是医学伦理教育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可以丰富课堂教学,通过思考和讨论真实的案例,使学生积极参加课堂教学活动,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通过用英语进行案例分析、讨论和撰写报告,能够提高医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培养医学伦理素养。
电影文学论文:浅谈对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关系解读论文 在视觉文化冲击的今天,电影代替了文学的主导地位。但文学对电影的影响一如既往:如文学创作的经验;文学的诗意、文法;等等。电影对文学的影响的突出表现就是将读者渐渐变为了观众,并且这一过程是借助文学来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将文学与电影联系在一起的深刻原因。 一、文学与电影关系的探讨 人们把电影和其它艺术进行类比的过程中,挖掘出了其它艺术的特性在电影中的具体体现。如欧洲先锋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阿倍尔?甘斯曾说,电影“应当是音乐,由许多互相冲击、彼此寻求着心灵的结晶体以及由视觉上的和谐、静默本身的特质所形成的音乐;它在构图上应当是绘画和雕塑;它在结构上和剪裁上应当是建筑;它应当是诗,由扑向人和物体的灵魂的梦幻的旋风构成的诗,它应当是舞蹈,由那种与心灵交流的、使你的心灵出来和画中的演员融为一体的内在节奏所形成的舞蹈。”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电影成为了诸多艺术的混合体。文学作为电影存在的前提,以至于有人称文学是电影的母体。电影回归自身的过程本身同时也是电影与文学的融合、交流过程。在电子媒介一统天下的今天,电影与文学的融合代替了疏离,或者从文学的角度说,它走进了电影。可见,二者的交流也必然会促进其共同发展。 二、文学与电影的表达差异 作为与电影相抗衡的一方被抬出来的文学与电影相比,电影以其强烈的视觉表达效果,取得了较于文学的真实感。文学的短处可能就是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理由所在,即在于文学的媒介——文字。由文字组成的句子具备了电影所不具备的逻辑秩序;而且其时态指明了其与表述对象的距离所在,文学这种表达形式是电影所不具备的,电影则是用其逼真的形象来表达生活的。就文字来说,它处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作为一种形式而存在并得到长足的发展。社会生活催生了文学形式的出现与形成,在这一点上它保证了文学内容的独立。人们通过对文学形式的关注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学是区别于现实的,是现实的反映,融合而又独立与现实,是一种矛盾的综合体。即使是推崇所谓的客观再现的现实主义文学,也无法诠释这一疏离。现实主义以其独特的文学修辞手法论证了文学不可能是,也永远成不了一台摄像机的事实。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论文 一、英美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及策略 实行英美文学教学,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阅读及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不断提升学生的语言功能以及文化素质。而电影可以加深学生对外国文学名著的理解,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历史状况以及社会背景等,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研究 一方面,现阶段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加深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已经成为可能。尤其是通过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更是为作品的深入理解奠定了基础。通过电影这一媒介,使得枯燥、乏味、抽象的道理变得生动、具体、形象。加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学校的先进设备日趋增多,教学环境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人们接触外国文学的几率大大增加,而不再仅仅是借助书本上的内容获取知识。另一方面,一些情况下,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往往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对作品认知的需求,如果单纯依靠教师的课堂讲解,就不能使学生完全掌握和理解英文文学中的深层内涵,有时文学中的这种深层含义是需要学生自己去领会的,此时就需要辅助原版电影加深学生的理解,学生可以通过电影的演示,寻找未知的答案。此外,许多的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都是典范,具有代表性,这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英美原版电影,可以使学生直接接触到更标准的外国语言,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学生的英语能力就会大大得到提升。而且在观看原版影片的同时,还能够提升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欣赏和鉴赏能力。 (二)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相关策略 首先,了解原版电影的背景。在观看原版电影之前,教师需要向学生交待影片及作者的相关背景然后提出一些和影片相关的问题。一方面能够增加学生观看影片的目的性,而不是盲目地看个热闹;另一方面还能够使学生养成思考问题的习惯。这种方式能够增加教学的针对性,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其次,观看原版电影不是最终目的,只是一种形式,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掌握和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形式。因此,学生在观看完影片,对相应英美文学有了一定理解的基础上,应多多鼓励学生写读后感悟、体会等,同时还可以开展一些团体活动,如报告会、心得分享会等,让学生对电影和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悟进行分享和讨论,一方面能够加深学生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另一方面还能提升学生对作品的欣赏、鉴赏以及分析能力。这才是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主要目的。 二、利用英美原版电影辅助 英美文学教学的策略英美原版电影只是学生提升自身文学作品鉴赏以及理解能力的辅助工具,并不能完全地用原版电影将文学作品取而代之,最重要的是通过原版电影去引导学生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原著。首先,要选取最能代表原著精神的影片,利于学生对原著的理解。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影片最能体现出原著的精神,而且无论是影片中的语言还是人物情节都对原著进行了最佳的诠释。学生可以在对影片理解的基础上,对原著进行阅读,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对原著有更深的体会。其次,要鼓励学生观看完整的原版电影。一部完整的原版电影能够使学生对原著的理解达到最佳的效果,但是由于课时的限制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在课堂上难以将原版影片进行完整播放,这种片段式的影片不利于学生领悟原著所要表达的内容。此时,教师需要鼓励学生在业余时间观看完整影片,并给学生布置一些与影片相关的问题以检测学生的观看和理解效果,同时还可以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从而增强影片的理解力。最后,对影片进行剪辑,实现对比式教学。无论是何种课程的教学,为了增强学生学习的效果,最有效的就是采用针对式的教学方式,即结合授课的内容,播放与其相关的部分影片。英美文学作品的教学也是如此。对影片进行合理的剪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与授课内容有关,应该包含作品中内容比较丰富、有着较深的文学意义,以及教师难以向学生讲述或者作品中情感难以表述的内容。以此实现文字与影片的结合。在许多情况下,一部相同的英美文学作品都是由许多不同的影片来诠释的,因此,教师在授课时可以用几种不同的剪辑影片实现对比式教学,考察学生对不同影片之间表达情感、思想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三、结语 虽然原版电影作为辅助工具,极大地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改变了学生对文学作品阅读的枯燥、乏味感,但是原版电影只是学生学习文学作品的一种辅助工具,它并不能完全代替英美文学原著。因此,原版电影只是催动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和热情,然后在这份热情和兴趣的驱使下,去阅读文学原著,从而对原著达到心领神会的目的。. 作者:陶冉冉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英美文学教学论文 一、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理由 (一)电影具有文学价值许多电影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电影在体现文学价值时具备两方面的内容。首先,电影的制作来源于文学的文本,电影不过是文学的一种载体。英美文学的文学色彩非常凸显,而电影的制作离不开文学文本,并且将文学文本用图像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许多人都希望电影可以体现更高的文学价值,而不是纯商业的电影制造,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去展现文学魅力的电影是人们特别期待的。其次,电影是对文学文本的另一种阐述。电影作为教学过程中应用的材料,教师可以与文本进行对比的讲解,积极引导学生对电影和文本间差异的思考,可以促进学生对文学更深入的理解。电影是具有文学价值的,学生通过电影材料,不仅可以更深入的研究文学,而且可以对英美文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二)电影可以辅助文学教学电影是英美文学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通过播放电影,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对文学的学习有更加深刻的印象。首先,师生之间的互动通过电影更易实现,学生看电影更加直观,能够促使学生的思考和理解,与教师或者其他学生进行沟通时更有想法。其次,学生通过观看电影,会对文本产生好奇心,善于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寻找与电影的不同之处,这就在无形之中增强了学生对原著的理解程度。在高校的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适当的为学生播放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辅助教学的手段。许多学生十分迷恋电影,播放电影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能更好的引导学生进入课堂状态,而学生对电影中的精彩片段不断回味,会试图从文本中寻找文学的魅力,这也就促进了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 (三)文本和图像结合是时代的要求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学生的思维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我国高校的传统教学方式必定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其教学方法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我国,有许多高校的专家学者等对电影引入课堂的教学方式达成了共识,并且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实现文本与图像的互动,从而更加适应教学方式的改革。 二、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原则 (一)选择材料的原则选择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态度开放。选择的电影素材只要是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有助于加强学生的文学文本的理解,就可以作为教学时选择的材料。目前来说,电影对原著进行的改编的方式有三种,即忠于原著的翻译式改编、细节性放大但与原著基本框架一致的改编、对原著大胆创新的自由式改编。这三种改编的方式中,最为肯定的是第一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两者也是有可取之处的,通过给学生播放后两种方式的电影,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从多种角度去看待文学作品。二是选材精炼。一部电影的播放时间较长,而高校学生的课时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将一整部电影全部播放完毕,所以教师在选材时,要使选择的材料与授课的内容高度相关,从而使教学效果发挥更加理想。倘若电影选材不当,可能对学生产生误导,因此需要教师在选材过程花费时间和精力,更准确的把握选材原则。 (二)播放材料的原则播放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收放合理;二是观评并举。首先,教师应该明确播放电影的目的。播放电影是为了使学生对文学加深理解,使学生轻松的学习英美文学,而不是给学生施加压力,增添负担。这就需要教师谨慎考虑电影播放,科学合理的使用电影素材,从而使电影引入课堂是一种放松的娱乐形式。其次,适时插入对电影内容的评论,鼓励学生对问题进行探讨,形成批判思维。在高校英美文学教学课堂上,教师利用电影播放手段时,需要对电影适时的停止、回放,并且按照教学计划对学生提出一些思考问题,既有利于学生的边看边思考,又不会使学生只是单纯的观看电影忽略了文学文本的学习。 三、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一)将学生课堂权力归还给学生将电影引入课堂,可以有效的使学生在课堂上发挥主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积极参与互动,二是学生自主选择相关电影素材。首先,教师授课之前,学生对文学文本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而通过教师课堂播放的电影,学生可以有效的将阅读文本和观看节目相结合,从而学生会获得更多的信息,对于影像中与文本有出入的地方,学生会深入思考,提出问题,十分有利于师生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其次,教师可以提前给学生布置任务,寻找与文学文本相关的影视资料,在课堂上互相展示成果,有效形成主体的对比,利于师生对影视资料与文学文本间不同之处的研究。 (二)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这种方法适合辅助对名人名家的教学活动中,因其作品较多,被翻拍成影视也较多,所以调动全班同学一起参与互动是十分有效的方法。首先,如果课堂学习的主人公背景较为复杂,作品较多,教师则没有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对相关资料进行搜集,所以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给各个小组布置任务,从而在课堂上起到汇总的效果。通过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的方法,可以使小组同学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更有效的对文学文本进行学习。 (三)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看法英美文学中,有许多名著的理解与学习难度很大,学生理解文学文本时会遇到许多困难,从而会使学生产生一定的畏惧和不满情绪,所以教师应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和看法,并在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给予赞同。在学习英美文学过程中,教师在课堂上播放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电影,这些电影通过现代意义的翻拍,能够增强学生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学生观看文学电影过程中,必定会对电影的某个情节产生共鸣,从而有自己的看法,教师应在学生理解未偏差的基础上对学生理解给予肯定,并且循序渐进引导学生加强理解。 (四)兼顾文本与图像的结合在我国高校的英美文学授课过程中,兼顾文学的内视性与图像的外在性相结合,从而促进教学活动达到更好的效果。英美文学的创作背景和时代与我国高校学生的生活背景和时代有很大偏差,所以学生往往不能更好的理解英美文学的内涵,而电影形式与我国高校学生的距离较近,通过电影的播放,可有效的帮助学生增强对文学文本的理解,还可以使学生对文本和电影进行对比,有利于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四、结论 总而言之,电影应用于高校的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中已经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对英美文学的理解,而且可以促进教学环节的互动性。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图像化越来越为广泛的青年群体所接受,通过图像的呈现,可以使高校学生更加明确英美文学的内涵,也可以促进学生在课文中积极寻找电影故事里的精彩片段。 作者:王晓蕊单位: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与文学发展自由之路 本文作者:石 锋 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这类文学常常以印刷的形式固化为具体的物质形态。但文论家们提及“文学”时,常指向这些作品所蕴含的精神层面以及由内容与形式所显现出的某些“本质”。还有人根据其社会功能而将文学视为某种精神特质,或仅仅表示一种运用语言的能力。由于彼此交叉又不重合的多种含义,“文学”一词常常被加上一些定语或词缀以表明所指,如现代文学、纯文学、网络文学、文学性、文学化等。甚至在同一个理论家那里,也会出现对“文学”的不同意义或内涵的使用。米勒在《文学死了吗》开篇就提出了一对相互矛盾的假设:文学行将消亡和文学既普遍又永恒。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文学中不断变化的部分(前者)和相对稳定的部分(后者)。那么,变化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否存在呢?米勒以印刷业的发展与读写能力的普及、民族文学的研究、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以及“自我”观念的确立等作为现代文学成为可能的基本特征,并以这些特征的转型或消解来昭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走向死亡的命运。根据米勒的追溯,该意义的文学得以确立也不过200余年的历史,更明确的狭义的文学观念则是近100年左右才广泛推及的。如果将这种文学观念视为以往全部文学连续性发展的成果,并将它的消亡作为整个文学历史的终结,则文学将面临的是结束历史使命,被其他人类活动取代的宿命。然而,如果仅将这200年的文学观念视为文学漫长演变历史的一个阶段性的表现,则它的结束便意味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文学不是走向消亡而是会有新变。的确,近两百年的文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度甚至成为人类生活中主要的精神活动,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200年的时间相对于文学数千年的历史而言,实在不能算很长。当现代意义的文学确立之时,是否意味着传统意义的文学已然消亡?印刷精美的文学典籍的出现,是否宣告了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的终结?当然不。既然此前的文学不仅没有消逝,反而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光芒,那么我们又为何面对印刷时代的终结而扼腕叹息着文学的衰落呢?当然,新媒体的出现使捧书而读日渐成为一道记忆中的风景,并对文学的生产与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意味着文学样式上的改变,也动摇了此前关于文学的本质与作用等的观念。如果此时宣告文学的死亡还太早的话,那么,在这新的时代乃至未来,文学又将靠什么作为根基才能确立自身作为文学的意义? 什么使文学成为可能 米勒所论,主要围绕着导致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得以确立的几个基本要素,他并未涉及古老的和传统的文学形态与文学理论,自然也不包括当代出现的新的文学现象。如果把文学这一概念放在文学史的背景上,则文学成为可能应追溯至其萌生的源头。当我们弄清文学何以产生,以及其后人们为什么离不开文学,文学在人们的生活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满足人类何种需求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也许才会得出一个较明确的结论,关于文学是否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并将走向消亡。关于文学的起源说法不一,较有影响的就包括模仿说、巫术说、游戏说和劳动说几种。且不论哪一种观念更接近历史真相,抑或历史上文学的产生本就是多源头的,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人类的创造物,一种精神产品,文学必是为满足人类某种需求才得以出现的。而作为长久以来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活动,文学必然与人类的某种根本性需求相联系,这也是决定文学本质及其未来命运的关键点。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的“类的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所谓“自由自觉”,就是人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活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正是仅仅由于这个缘故,人是类的存在物。换言之,正是由于他是类的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本身的生活对他说来才是对象。只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3]不论人类目前已实现了多大程度的“自由自觉”,还要经历哪些过程才能到达马克思理想中的“人获得全面和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追求解放与实现自由始终是人类奋斗的根本方向,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以物质生产活动克服生存资料的匮乏,获得肉体生存的条件,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从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同时,人类也以各种精神活动,如巫术和游戏,来克服心灵的恐惧与疑惑,进一步拓展着对外部世界的征服,以赢得更大的自由。在摆脱各种物质的与精神的,有形的与无形的限制、束缚与压抑的过程中,人类发展并确证着自己的价值与创造力,而这种确证又反过来激发人类向新的束缚挑战。因此,追求解放与自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优秀动力。当我们回过头来考察关于文学起源的诸种说法,不难发现,这些学说中都包含着人类解放自我的企图。“原始人并不满足于他们已经获得的现实生活条件,他们企求从精神上得到一个更大的空间———模仿、游戏、巫术都是进入这个空间的途径。劳动说则具体地阐述了这种精神企求的历史生产方式。可以说,这种企求迄今仍然是文学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4]正如萨特所言:“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5]人类以文学为途径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是多方面的,其具体内容与形式则取决于不同的历史语境,而文学的某些内涵及功用也相应发生着改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人们满足着文学用语言来构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并以之弥补现实的功能,这也就是米勒所说的,文学展现的“世俗魔法”[2]32。虚构,也成为很多人判断文学与非文学的重要标志。当人们在现实精神生活的某一方面,如情感、理想、欲望等受到压抑或遇到阻碍时,以虚构和想象的方式在文学的世界中释放或自我安慰,以获取替代性的和暂时的自由体验。弗洛伊德的“白日梦”理论和萨特的文学自由说正指向文学的此一功能。现实主义文论的典型说以及在中国一度颇具影响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观念等,也无不体现出人们以文学来弥补现实缺憾的做法。当人们以自由作为终极目标时,一切规则与约束都可能激起人们冲破它的愿望,虽然这些现有的规则在最初也许就是为了实现某种自由而设。这些规则包括社会制度、法律、道德规范以及一切可能成为权威和框框的东西。换句话说,一切具有约束力的东西都会成为自由的阻碍。而规则又总是理性的社会所必需的,要加以严格保护的,于是人们只好通过文学和艺术的渠道寻找突破口。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时代具有先锋性和革命性的思想和话语,总最先出现在文学艺术中的原因。在许多重大的历史革命中文学所起的推动作用也是有目共睹。因此,文学艺术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就不仅仅在于形象和情感等方面的特征,更表现在文艺的不合规范、非正统、非理性,及由此而形成的精神上的反叛姿态,显示出某种“离经叛道”的潜质。这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审美之维”———审美中的想象性活动是对于人类异化的一种解放形式。文学“向既定现实决定何谓‘真实’的垄断权提出了挑战,它是通过创造一个‘比现实本身更真实’的虚构世界来提出挑战的”[6]。值得一提的是,文学追求自由的目标并不一定要靠虚构来完成,因此,不能简单地以事实或虚构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因为虚构只是一种手段,而自由才是目的。一桩真实的事件可以取得和一部小说同样的感人效果。也有很多人指出,生活远比文学虚构更富有戏剧性,更充满着不可思议。这是因为,在现实中也有着实现自由的可能,虽然那常常是偶然性的和短暂的。米勒称:“所有文学作品,不论是否直接提到魔术做法,都可以视为一种魔术。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能开启新世界的咒语、戏法。”[2]32-33其实,魔术的魅力就在于使人感觉超越现实的常规,做出不可能的事(或称奇迹),而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对自由的体验。文学也正是以语言的方式描述着一个个令人着迷、惊叹、神往和震撼的新世界,使现实中的不可能变为文学世界中的现实。这是文学能够深入人们的生活,影响他们的心灵的根本原因。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同样是人们实现自由的重要途径)终于突破了文字阅读的障碍,直接以图像展现更加逼真和不可思议的魔术,于是影视作品取代了印刷文学的位置,网络虚拟世界填充着人们的生活空间。既然有比文学阅读更直接有效的方式,可以帮助人们完成体验自由的梦想,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人们“从书而终”呢? 告别的是什么 米勒忧心忡忡地说:“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2]7现代意义的文学已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学研究的转向和边缘化也成为文学行将消亡的最显著征兆之一。这种忧虑在文学领域早已弥漫,因为传统意义的文学的确正在淡出人们的生活。电子时代的来临宣告了“印刷时代的终结”[2]15;越来越多的人放下书本去观看影视作品;文学刊物的发行量迅速缩减;研究性图书馆正在过时。以竹简、纸张为传播媒介的书写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书籍是文化的载体,文字是主要的传播符号。然而,20世纪电子媒介开始抢占传统媒介的地盘。电影那种逼真、动人的影像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随着电视进驻千家万户,人们更是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影像的包围之下。计算机互联网则提供了一个集各种媒介于一身的传播系统,声音、影像、文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电子媒介系统已经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文化———电子文化。印刷文明并未完全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已遭到了电子文化的大幅度挤压。环绕于印刷文明周围的传统文化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甚至令丹尼尔•贝尔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7]米勒在他的《作为寄主的批评家》中提出了“寄生”与“寄主”的文本关系。他认为,每一部作品中都有一系列“寄生”的东西,即存在着对以前作品的模仿、借喻,乃至存在着以前作品的某些主要精神。但它们存在的方式奇特而隐晦,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升华又有歪曲,既有修正又有模仿……以前的文本既是新文本的基础,又被新文本以改编的方式破坏,或者说必须适应新文本的精神基础。新的文本既需要以前的文本,又需要破坏它们;既寄生于以前的文本,靠它们的精神实质生存,同时又是它们“邪恶的”寄主,通过吸食它们将它们破坏。“寄生”与“寄主”的关系存在于一切文本,形成一个历史的链条。这种关系贯穿于整个文学过程,不仅存在于文本的关系中,也存在于不同批评文本或批评话语之间。[8]我们不妨将这种关系推广至一切文化形态之间,传统的印刷文学与当代的影像作品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这样一种类似的状况。影视剧已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原有文学的影视形式,它有文学的话语方式和主要精神,在文化功能上也有许多一致性,然而它已成长为对“寄生物”———文学———具有一定杀伤力的新的“寄主”。 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专业人士以及那些久已习惯于阅读印刷书籍的人们,如米勒,自然不甘心于纸质文学被“吸食”甚至被取代的命运。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文学究竟以何种形式出现,是否被改写,文学的命运即将如何,这些似乎都无关紧要。虽然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文学曾一度独领风骚。在中国,还曾有以文选仕的制度,文学不仅是读书人的必修课,甚至是关乎个体安身立命与国家社稷的大事,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是,人类不会为任何理由而停止自己的脚步,因为追求超越与更大的自由是人类的本性。其实,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学并没有消亡,也不会消亡,因为人类不会放弃每一条通向自由的道路。文学与语言同在,只要人类还使用语言,文学就不会死亡。旧的文学走向终点,新的文学必将出现。现有的网络文学已极大限度地拓展了创作与阅读的自由度,超文本等新的文本样式提供了莫大的意义空间。而电影与电视剧毫无疑问是传统文学的变体与发展。文学在新的媒介中产生了多向度的意味,正以新的姿态进入更多人的生活。总之,用米勒的话来说:“印刷的书还会在长时间内维持其文化力量,但它统治的时代显然正在结束。新媒体正在日益取代它。这不是世界末日,而只是一个由新媒体统治的新世界的开始。”[2]17-18我们可以坦然地向印刷文学统治的时代告别,并乐观地迎接文学新时代的到来。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诗意研究论文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 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 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诗意分析论文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诗意分析论文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作品改编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电影,是现代传播的一种形式。在过去的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有许多的文学作品借助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形式得以广泛传播,经久不衰;电影也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库中汲取了丰富的创作源泉。近百年来,它们互生互长,共同繁荣,结出了累累硕果。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传播/电影/改编/发展 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这是此前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得以飞速发展,现代传播更是给20世纪中国文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如此紧密的关系或许是任何一个文学家和传播人所没有预料到的。 上个世纪9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部分专家学者就开始关注到了现代传播中的报刊、出版的研究,努力地发掘它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一道亮丽的、引人瞩目的风景线。尽管如此,“把‘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联结起来,做综合研究,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1](P103) 现代传播以书刊、报章、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为主要形式和手段,建构起了一个强大的“媒体大国”。它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带来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本文试从文学作品改编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摄成电影的情况,做一大致的勾勒,旨在揭示现代传播中的电影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和影响。这里并不包括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在内,若将这一部分也纳入范围的话,那将不是一篇文章所能承载得了的。 10-40年代:一个电影起步并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 20世纪中国文学从1917年胡适发起的“文学革命”开始,就与现代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声号角”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发表在当时创刊不久的《新青年》上。1918年上半年,“文学革命”从初期的理论建设转向创作阶段,以鲁迅先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学作品也相继发表在《新青年》上。20世纪中国文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之际,中国的现代传播尚停留在书刊、报章、出版的阶段,电影也刚刚在中国拓荒起步不久。做为现代传播形式和手段之一的电影实际上在发明后的第二年(1896年)就传入了中国。但中国人自己拍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却是在近十年后的1905年完成的,且是黑白片,无声片,又是根据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相关章节改编成京剧而后搬上电影银幕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定军山》开了先河,而且是把最古老的传统文化与最新的艺术样式结合到了一起。对于20世纪10-40年代这段时间里的中国文学,有学者认为:那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2](P279—280)但我更愿意说:那是一个电影刚刚起步并将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原因有三: 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作家队伍中很早就有人先后触“电”,参与到现代传播之电影的活动中来,接触到了电影这一当时最新的传播艺术形式。他们有的涉略过电影理论,有的写过电影批评,有的进行过电影创作。如:张恨水、徐枕亚、包天笑、侯曜、平江不肖生、欧阳予倩、洪深、田汉、鲁迅、郭沫若、夏衍、阿英(钱杏@①)、阳翰笙、郑伯奇、沈雁冰、陈白尘、翟秋白、周扬、宋之的、刘呐鸥、穆时英、张骏祥、曹禺、陈残云、吴祖光、张爱玲、黄谷柳、姚雪垠、端木蕻良等等。 二、电影传入中国后,催生了20世纪中国文学园地的另一支奇葩——电影文学。电影文学是为拍摄电影创作的文学脚本。电影在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事先写好剧本,正如《新文学大系、戏剧导言》中所言:“那时的电影界也和文明戏一样,只用幕表而不用详细的脚本的。”它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萌芽的。现代传播之电影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从这里可窥一斑。据有人统计:从10-40年代,“仅由上述现代文学作家编写的脚本拍摄成片的电影就有两百多部(还不包括他们为数不少的没有拍成电影的剧本,以及发表在报刊文学杂志上的作品)。”[3](P20) 三、最重要的当然是这期间由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的电影了。这是廿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最早一代的电影人从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大量移植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的工作。”[4](P129)由上述的中国现代作家编写的并拍成电影的两百多部电影中,就有近半数的电影是根据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据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根据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影片的电影近百部,其中大部分是在中国电影在30年代走向成熟期以后拍摄的。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最多与电影联系在一起的恐怕要数“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了,“鸳鸯蝴蝶派”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名躁一时、影响极大、且形成一个“流派”,大概与之有密切的联系,而在其中又要数张恨水的作品改编并拍成电影的最多、影响也最大、最广。如:“《玉梨魂》(徐枕玉,1924)、《弃妇》(根据候曜同名舞台剧改编,1924)、《小朋友》(根据包天笑小说《苦儿流浪记》改编,1925)、《火烧经莲寺》(根据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改编,1928年)、《落霞孤鹜》(张恨水,1932)、《啼笑姻缘》(张恨水,1932年)、《满江红》(张恨水,1933年)、《欢喜冤家》(张恨水,1434年)等。此外,还有根据曹禺同名话剧改编的影片《雷雨》(1938年)、《日出》(1938年)、《森林恩仇记》(原著《原野》,1941年)、《京华旧梦》(原著《北京人》,1944年)。有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春蚕》(1933年),有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家》(1941年)、《春》(1943年)、《秋》(1943年),鲁迅的《祝福》(1948年),等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49年以前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电影由于技术上的多种因素,发展是颇缓慢的,虽然在这近30年中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发展,但还只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层面上。电影的发展实际上还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直接影响到电影灯光、音响、美工、道具、布景、色彩、摄影设备、剪辑、以及电影胶片等等多个环节,甚至还有编、导、演方面的人员的文化、文学的素养的影响。当今天我们在观看那些“老影片”时便会感到画质不良:画面模糊;音质不良:声音不清等等。所有这些在当时的环境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受到了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 50—70年代:一个电影从成熟走向停滞的文学时代 如果说10—4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电影一起走过了一个从拓荒起步走向成熟的历程,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在30—40年代有过一个小高潮,那么另外一个高潮的出现则是在建国后的“十七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初期,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就显示出了勃勃的生机,尽管此时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如“迎面风”吹来,但是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却一部接着一部拍摄出来。有根据解放区时期的同名歌剧改编而成的《白毛女》、《刘胡兰》,根据孔厥、袁静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新儿女英雄传》,根据老舍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我这一辈子》,根据萧也牧同名小说改编的《我们夫妇之间》,根据老舍同名话剧改编的《方珍珠》等。这些电影有的歌赞了人民革命战争和人民英雄,有的揭示了过去的黑暗年代和人民的苦难;有的歌颂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对于刚刚从战争的岁月里走进和平幸福生活中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何等的赏心悦目。对新中国文学的发展,这些电影在建国初期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它似乎在向人们昭示:这是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前景是十分广阔、灿烂辉煌的! 新中国的电影实际上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一度受阻,发展减慢了些许。但在随后的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发表之后,以及60年代初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之后又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个突破性的飞跃,形成了一个改编的高潮。这一时期改编成电影的主要是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上。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中,大概只有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是一路绿灯,通行无阻,得到了最好的发展,这也就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创作来源,使中国的电影得以长足的发展。当然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也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形式得以流传。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大致有三类: 一就是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几乎没有不被改编拍成电影的。如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梁斌的《红旗谱》、雪克的《战斗里的青春》等等,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生活几乎都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方式得到了一一的展现,甚至连建国初期刚发生不久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如:陆柱国的《上甘岭》、巴金的《英雄儿女》。 二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改编。如:鲁迅的《祝福》、巴金的《家》、茅盾的《林家铺子》、柔石的《二月》等,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名著在建国以后改编成电影,自然赋予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但由于站在一个所谓的新的历史的高度进行演绎,尽管也强调了“忠实原著精神”的原则,但仍不免打上了“左”的思想的印迹,在改编、拍摄这些作品时难免有“曲解”、“误读”之嫌。 三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炼的《枯木逢春》、胡可的《槐树庄》、刘厚明的《箭杆河边》、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老舍的《龙须沟》等。 从以上三类文学作品的改编来看,革命历史题材的数量最多,也取得了更大的影响,取得了更高的成就,相比之下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的数量少,且影响和成就也不大。分析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十七年”中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本身就不多。况且现实题材的作品也难写。在50-60年代那个讲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左”的思想愈演愈烈、知识分子文化人被排斥在工农兵队伍之外的年代里,我们的文学家可谓是噤若寒蝉,战战惊惊,不敢轻易去触及“现实”这条敏感的神经,唯恐一不小心就要遭殃。在那个年代,即使创作出来的现实题材作品,也多是粉饰现实,粉饰太平一类的“应时之作”,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从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到1957年的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再到对那些大胆干预生活、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突破“禁区”作品的批判,直到狂风暴雨般的“十年”,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且都是拿文艺界开刀问斩而引发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以及现实题材的作品改编受到极大的限制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我们从“十七年”中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那一长串的名单上的确可以感受到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辉煌,它的确构成过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中国的老百姓在那个物质贫乏,没有更多的娱乐方式来满足精神需求的年代里,电影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慰藉,他们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方式了解了更多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且在他们的心中成为了“经典”难于抹去,对这些文学作品也好,电影作品也好,留下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经典”情结,以至于今天有些人想重新“解构”、“消解”这些“经典”的时候,在他们的心中迸发出了一种带有本能性的抗拒情绪。我想这大概就是现代传播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吧?!近几年来,重拍当年这些“经典”的电影也好,电视也好,有几部算得上是成功之作呢?又有几部超越了当年的这些“经典”而受到欢迎和好评呢? 80年代以来:一个电影复苏、电视崛起的文学时代 中国的文学和电影在经历了“十年”的沉寂之后于80年代开始复苏。稍后一个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及改革开放的深化,现代传播之电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开始普及,这预示着一个电影复苏、电视崛起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中国电影在“十年”中被一条“文艺黑线专政论”彻底地否定得一干二净,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自然也在其中而不能幸免。诺大的一个中国电影领域差不多只剩下了“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八样”(八个样板戏),但我们还能有幸看到几个闪光的点:《艳阳天》(浩然原著)、《海霞》(根据黎汝清《海岛女民兵》改编)、《闪闪的红星》(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改编)。文学作品和电影几乎脱轨。 中国文学和电影从80年代开始复苏以后,并且迅速地再度携起手来,重新接轨。《天云山传奇》(鲁彦周原著、编剧)、《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原著、编剧)、《牧马人》(李准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枫》(郑义原著、编剧)、《许茂和她的女儿们》(王炎根据周克芹同名小说改编)等一批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较早对包括“十年”在内的“十七年”的历史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和深刻的反思。文学与电影联手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推波助澜,尽情地渲泄了人们被压抑了多年的心声。 这时,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改编成电影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强劲气势,先后投下了几个“重磅炸弹”:如《小花》(前涉根据小说《桐柏英雄》改编)、《一个和八个》(张子良、王吉臣根据郭小川同名叙事诗改编)、《黄土地》(张子良编剧)、《红高梁》(莫言原著,陈剑雨、朱伟、莫言编剧)等。和“十七年”的同类作品比较,这时期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新的探索,并做出了新的突破。《小花》大胆触及到了战争中人的命运和情感,具有很浓的人情味、人性味;《一个和八个》开掘了人的尊严和人性,并且在影像造型及画面构图上大胆采用了不平衡的构图法;《黄土地》取材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从散文取材拍电影这恐怕是从来没有过的,同时用非叙事结构展示了中国愚昧落后的一面,空间造型感尤为强烈;《红高梁》在色彩运用方面极有创意,红色色彩的运用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个性的张扬酣畅淋漓。 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之电影得以最大限度的发展,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经改编成电影之后迅速、及时地得以传播,这与“十七年”中的同类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较为宽松的环境中,作家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改革开放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写出了一大批现实题材的作品,这就给新时期的电影提供了一个极为丰富的创作源泉,使电影有了近距离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机会。《人到中年》(谌容原著、编剧)突出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年知识分子的境遇;《祸起萧墙》(水运宪原著,叶丹、祝鸿生编剧)揭示了社会心理给改革带来的尖锐矛盾;《血,总是热的》(宗福先、贺国甫编剧)热情地讲述了一个工厂厂长锐意改革的故事;《花园街5号》(李国文原著、李玲修编剧)在一个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上触及了改革现实中的一系列新问题;《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原著,李准、李存葆编剧)一方面凸现了当代军人的丰采,一方面又没有回避当代军人生活中的问题;《人生》(路遥原著、编剧)关注了一个当代青年几起几落的命运悲剧;《野山》(颜学恕、竹子根据贾平凹《鸡洼窝人家》改编)通过两个农村青年换妻的故事,大胆凸现了当代人的人生态度、婚姻观念、价值观念;《老井》(郑义原著、编剧)展现出中国农民生之艰难的生活图景;《哦,香雪》(铁凝原著,铁凝、谢小晶、汪流编剧)突出表现新一代乡村青年对现代文明的急切渴望和追求;《红衣少女》(陆小雅根据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反映了当代(女)青年面对急剧变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所表现出的复杂的心态等等。中国的文学,中国的电影似乎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生活,接近大众。 80年代以来似乎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现代文学名著的改编,我们不妨将其称为“第三次浪潮”。现代文学名著改编成电影的“第三次浪潮”来之并不平凡。众所周知,“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子曾经延伸至现代文学的历史中横扫一遍,除鲁迅先生之外,几乎所有的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成了“毒草”。粉碎“”后,随着一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过去的“毒草”又都成了“重放的鲜花”。整个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又是一个“现代作家热”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一大批的现代作家的作品被纷纷改编成电影,使得这些现代“经典”承露了现代文明的“洗礼”,通过现代传播的手段之一——电影——进一步得以流传。“第三次浪潮”是从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开始的,单在1981年就有鲁迅的三个小说作品被改编成电影,《阿Q正传》(陈白尘改编)、《伤逝》(水华改编)、《药》(肖尹宪、吕绍廉改编)。以后被改编成电影的有:茅盾的《子夜》(桑孤改编)、巴金的《寒夜》(阙文、林洪桐改编)、老舍的《骆驼样子》(凌子风改编)、曹禺的《雷雨》(孙道临改编)、《日出》(曹禺、万方改编)、《原野》(凌子、古思改编)、《湘女萧萧》(张弦根据沈从文的《萧萧》改编)、张天翼的《包氏父子》(谢铁骊改编)、许地山的《春桃》(韩兰芳改编)等。其时,现代传播的另一崛起的形式——电视——也加入了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的行列。20世纪中国作家和作品从未与现代传播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让人们通过现代传播的电影、电视了解了他们曾经熟识又陌生的久违了的现代作家和他们作品。80年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给电影、电视在其艺术形式上注入了更新的成分,这些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科技含量极高的电影、电视中得到了全新的阐释。新一轮的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比起“十七年”中的改编明显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层面。不仅仅这一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电影技术上的巨大发展,80年代电影的音响、灯光、色彩、摄影设备、剪辑设备、电影胶片等,科技上的含量大大提升;此外,编剧、导演、演员的思想观念有了巨大的转变,艺术修养、对电影艺术的理解也大幅度提升;还有就是从事文学、电影的文艺工作者思想观念的改观,摒弃了过去带传统的、“左”的思想的有色眼镜去看待、理解中国现代作家和作品的思维模式,抛弃动辙阶级分析、社会学、政治学的批评方法。所有这些因素很好地保障了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能在改编、拍摄的发展道路上飞速行进。 当然,新一轮的现代作家热的电影改编并非尽善尽美,并非改编者不懂得应该忠实于原著,也不在于改编者的文字功底差,而在于改编者对这些名家名作“原著精神”及“大师动力”的把握和理解上,有些改编者并没有将这些名家和他们的名作“还原”到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当中去,而是站在所谓的今天的历史的高度,想当然地去认识和理解这些名家和名著,这样一来,势必在理解上对这些名家名著产生一定程度的偏差,而使这些名家名作在一定程度上变形、走样。尽管有些改编者自以为满意地陶醉在自己的“大手笔”中,也尽管借助了媒体大肆地“炒作”吹嘘、鼓噪,但对有些改编后拍摄成的影片观众并不看好,甚至没能引起一点的反响。反倒将一部“经典”糟蹋得一塌糊涂,削弱了原著的艺术感染力。向广大观众传播的并不是“原汁原味”的“经典”。这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够改编成影片的,做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和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电视还是有区别的,改编者应当从本质上注意把握这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艺术形式。夏衍当年改编《祝福》时加上的祥林嫂挥刀“砍门槛”的败笔之处让人记忆犹新。鲁迅先生当年就《阿Q正传》的改编所说的话仍然是那样中肯——“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舞台,将只剩下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5](P26)所幸的是在这新一轮的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热中这样的不足实尚不多。 本文只是粗略地勾勒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互生共长的大致情形,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和现代传播之电影就好似一株茁壮的长春藤与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互生共长,郁郁葱葱。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库之中还有许多优良的种子,随着现代传播多种形式的出现,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株长春藤必然会继续在现代传播这棵参天大树上继续攀援。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诗意管理论文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文学现代电影传播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电影,是现代传播的一种形式。在过去的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有许多的文学作品借助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形式得以广泛传播,经久不衰;电影也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库中汲取了丰富的创作源泉。近百年来,它们互生互长,共同繁荣,结出了累累硕果。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传播/电影/改编/发展 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这是此前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得以飞速发展,现代传播更是给20世纪中国文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如此紧密的关系或许是任何一个文学家和传播人所没有预料到的。 上个世纪9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部分专家学者就开始关注到了现代传播中的报刊、出版的研究,努力地发掘它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一道亮丽的、引人瞩目的风景线。尽管如此,“把‘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联结起来,做综合研究,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1](P103) 现代传播以书刊、报章、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为主要形式和手段,建构起了一个强大的“媒体大国”。它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带来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本文试从文学作品改编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摄成电影的情况,做一大致的勾勒,旨在揭示现代传播中的电影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和影响。这里并不包括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在内,若将这一部分也纳入范围的话,那将不是一篇文章所能承载得了的。 10-40年代:一个电影起步并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 20世纪中国文学从1917年胡适发起的“文学革命”开始,就与现代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声号角”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发表在当时创刊不久的《新青年》上。1918年上半年,“文学革命”从初期的理论建设转向创作阶段,以鲁迅先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学作品也相继发表在《新青年》上。20世纪中国文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之际,中国的现代传播尚停留在书刊、报章、出版的阶段,电影也刚刚在中国拓荒起步不久。做为现代传播形式和手段之一的电影实际上在发明后的第二年(1896年)就传入了中国。但中国人自己拍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却是在近十年后的1905年完成的,且是黑白片,无声片,又是根据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相关章节改编成京剧而后搬上电影银幕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定军山》开了先河,而且是把最古老的传统文化与最新的艺术样式结合到了一起。对于20世纪10-40年代这段时间里的中国文学,有学者认为:那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2](P279—280)但我更愿意说:那是一个电影刚刚起步并将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原因有三: 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作家队伍中很早就有人先后触“电”,参与到现代传播之电影的活动中来,接触到了电影这一当时最新的传播艺术形式。他们有的涉略过电影理论,有的写过电影批评,有的进行过电影创作。如:张恨水、徐枕亚、包天笑、侯曜、平江不肖生、欧阳予倩、洪深、田汉、鲁迅、郭沫若、夏衍、阿英(钱杏@①)、阳翰笙、郑伯奇、沈雁冰、陈白尘、翟秋白、周扬、宋之的、刘呐鸥、穆时英、张骏祥、曹禺、陈残云、吴祖光、张爱玲、黄谷柳、姚雪垠、端木蕻良等等。 二、电影传入中国后,催生了20世纪中国文学园地的另一支奇葩——电影文学。电影文学是为拍摄电影创作的文学脚本。电影在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事先写好剧本,正如《新文学大系、戏剧导言》中所言:“那时的电影界也和文明戏一样,只用幕表而不用详细的脚本的。”它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萌芽的。现代传播之电影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从这里可窥一斑。据有人统计:从10-40年代,“仅由上述现代文学作家编写的脚本拍摄成片的电影就有两百多部(还不包括他们为数不少的没有拍成电影的剧本,以及发表在报刊文学杂志上的作品)。”[3](P20) 三、最重要的当然是这期间由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的电影了。这是廿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最早一代的电影人从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大量移植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的工作。”[4](P129)由上述的中国现代作家编写的并拍成电影的两百多部电影中,就有近半数的电影是根据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据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根据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影片的电影近百部,其中大部分是在中国电影在30年代走向成熟期以后拍摄的。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最多与电影联系在一起的恐怕要数“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了,“鸳鸯蝴蝶派”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名躁一时、影响极大、且形成一个“流派”,大概与之有密切的联系,而在其中又要数张恨水的作品改编并拍成电影的最多、影响也最大、最广。如:“《玉梨魂》(徐枕玉,1924)、《弃妇》(根据候曜同名舞台剧改编,1924)、《小朋友》(根据包天笑小说《苦儿流浪记》改编,1925)、《火烧经莲寺》(根据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改编,1928年)、《落霞孤鹜》(张恨水,1932)、《啼笑姻缘》(张恨水,1932年)、《满江红》(张恨水,1933年)、《欢喜冤家》(张恨水,1434年)等。此外,还有根据曹禺同名话剧改编的影片《雷雨》(1938年)、《日出》(1938年)、《森林恩仇记》(原著《原野》,1941年)、《京华旧梦》(原著《北京人》,1944年)。有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春蚕》(1933年),有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家》(1941年)、《春》(1943年)、《秋》(1943年),鲁迅的《祝福》(1948年),等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49年以前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电影由于技术上的多种因素,发展是颇缓慢的,虽然在这近30年中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发展,但还只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层面上。电影的发展实际上还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直接影响到电影灯光、音响、美工、道具、布景、色彩、摄影设备、剪辑、以及电影胶片等等多个环节,甚至还有编、导、演方面的人员的文化、文学的素养的影响。当今天我们在观看那些“老影片”时便会感到画质不良:画面模糊;音质不良:声音不清等等。所有这些在当时的环境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受到了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 50—70年代:一个电影从成熟走向停滞的文学时代 如果说10—4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电影一起走过了一个从拓荒起步走向成熟的历程,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在30—40年代有过一个小高潮,那么另外一个高潮的出现则是在建国后的“十七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初期,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就显示出了勃勃的生机,尽管此时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如“迎面风”吹来,但是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却一部接着一部拍摄出来。有根据解放区时期的同名歌剧改编而成的《白毛女》、《刘胡兰》,根据孔厥、袁静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新儿女英雄传》,根据老舍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我这一辈子》,根据萧也牧同名小说改编的《我们夫妇之间》,根据老舍同名话剧改编的《方珍珠》等。这些电影有的歌赞了人民革命战争和人民英雄,有的揭示了过去的黑暗年代和人民的苦难;有的歌颂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对于刚刚从战争的岁月里走进和平幸福生活中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何等的赏心悦目。对新中国文学的发展,这些电影在建国初期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它似乎在向人们昭示:这是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前景是十分广阔、灿烂辉煌的! 新中国的电影实际上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一度受阻,发展减慢了些许。但在随后的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发表之后,以及60年代初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之后又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个突破性的飞跃,形成了一个改编的高潮。这一时期改编成电影的主要是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上。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中,大概只有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是一路绿灯,通行无阻,得到了最好的发展,这也就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创作来源,使中国的电影得以长足的发展。当然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也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形式得以流传。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大致有三类: 一就是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几乎没有不被改编拍成电影的。如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梁斌的《红旗谱》、雪克的《战斗里的青春》等等,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生活几乎都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方式得到了一一的展现,甚至连建国初期刚发生不久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如:陆柱国的《上甘岭》、巴金的《英雄儿女》。 二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改编。如:鲁迅的《祝福》、巴金的《家》、茅盾的《林家铺子》、柔石的《二月》等,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名著在建国以后改编成电影,自然赋予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但由于站在一个所谓的新的历史的高度进行演绎,尽管也强调了“忠实原著精神”的原则,但仍不免打上了“左”的思想的印迹,在改编、拍摄这些作品时难免有“曲解”、“误读”之嫌。 三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炼的《枯木逢春》、胡可的《槐树庄》、刘厚明的《箭杆河边》、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老舍的《龙须沟》等。 从以上三类文学作品的改编来看,革命历史题材的数量最多,也取得了更大的影响,取得了更高的成就,相比之下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的数量少,且影响和成就也不大。分析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十七年”中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本身就不多。况且现实题材的作品也难写。在50-60年代那个讲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左”的思想愈演愈烈、知识分子文化人被排斥在工农兵队伍之外的年代里,我们的文学家可谓是噤若寒蝉,战战惊惊,不敢轻易去触及“现实”这条敏感的神经,唯恐一不小心就要遭殃。在那个年代,即使创作出来的现实题材作品,也多是粉饰现实,粉饰太平一类的“应时之作”,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从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到1957年的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再到对那些大胆干预生活、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突破“禁区”作品的批判,直到狂风暴雨般的“十年”,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且都是拿文艺界开刀问斩而引发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以及现实题材的作品改编受到极大的限制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我们从“十七年”中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那一长串的名单上的确可以感受到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辉煌,它的确构成过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中国的老百姓在那个物质贫乏,没有更多的娱乐方式来满足精神需求的年代里,电影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慰藉,他们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方式了解了更多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且在他们的心中成为了“经典”难于抹去,对这些文学作品也好,电影作品也好,留下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经典”情结,以至于今天有些人想重新“解构”、“消解”这些“经典”的时候,在他们的心中迸发出了一种带有本能性的抗拒情绪。我想这大概就是现代传播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吧?!近几年来,重拍当年这些“经典”的电影也好,电视也好,有几部算得上是成功之作呢?又有几部超越了当年的这些“经典”而受到欢迎和好评呢? 80年代以来:一个电影复苏、电视崛起的文学时代 中国的文学和电影在经历了“十年”的沉寂之后于80年代开始复苏。稍后一个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及改革开放的深化,现代传播之电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开始普及,这预示着一个电影复苏、电视崛起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中国电影在“十年”中被一条“文艺黑线专政论”彻底地否定得一干二净,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自然也在其中而不能幸免。诺大的一个中国电影领域差不多只剩下了“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八样”(八个样板戏),但我们还能有幸看到几个闪光的点:《艳阳天》(浩然原著)、《海霞》(根据黎汝清《海岛女民兵》改编)、《闪闪的红星》(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改编)。文学作品和电影几乎脱轨。 中国文学和电影从80年代开始复苏以后,并且迅速地再度携起手来,重新接轨。《天云山传奇》(鲁彦周原著、编剧)、《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原著、编剧)、《牧马人》(李准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枫》(郑义原著、编剧)、《许茂和她的女儿们》(王炎根据周克芹同名小说改编)等一批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较早对包括“十年”在内的“十七年”的历史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和深刻的反思。文学与电影联手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推波助澜,尽情地渲泄了人们被压抑了多年的心声。 这时,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改编成电影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强劲气势,先后投下了几个“重磅炸弹”:如《小花》(前涉根据小说《桐柏英雄》改编)、《一个和八个》(张子良、王吉臣根据郭小川同名叙事诗改编)、《黄土地》(张子良编剧)、《红高梁》(莫言原著,陈剑雨、朱伟、莫言编剧)等。和“十七年”的同类作品比较,这时期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新的探索,并做出了新的突破。《小花》大胆触及到了战争中人的命运和情感,具有很浓的人情味、人性味;《一个和八个》开掘了人的尊严和人性,并且在影像造型及画面构图上大胆采用了不平衡的构图法;《黄土地》取材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从散文取材拍电影这恐怕是从来没有过的,同时用非叙事结构展示了中国愚昧落后的一面,空间造型感尤为强烈;《红高梁》在色彩运用方面极有创意,红色色彩的运用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个性的张扬酣畅淋漓。 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之电影得以最大限度的发展,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经改编成电影之后迅速、及时地得以传播,这与“十七年”中的同类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较为宽松的环境中,作家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改革开放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写出了一大批现实题材的作品,这就给新时期的电影提供了一个极为丰富的创作源泉,使电影有了近距离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机会。《人到中年》(谌容原著、编剧)突出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年知识分子的境遇;《祸起萧墙》(水运宪原著,叶丹、祝鸿生编剧)揭示了社会心理给改革带来的尖锐矛盾;《血,总是热的》(宗福先、贺国甫编剧)热情地讲述了一个工厂厂长锐意改革的故事;《花园街5号》(李国文原著、李玲修编剧)在一个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上触及了改革现实中的一系列新问题;《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原著,李准、李存葆编剧)一方面凸现了当代军人的丰采,一方面又没有回避当代军人生活中的问题;《人生》(路遥原著、编剧)关注了一个当代青年几起几落的命运悲剧;《野山》(颜学恕、竹子根据贾平凹《鸡洼窝人家》改编)通过两个农村青年换妻的故事,大胆凸现了当代人的人生态度、婚姻观念、价值观念;《老井》(郑义原著、编剧)展现出中国农民生之艰难的生活图景;《哦,香雪》(铁凝原著,铁凝、谢小晶、汪流编剧)突出表现新一代乡村青年对现代文明的急切渴望和追求;《红衣少女》(陆小雅根据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反映了当代(女)青年面对急剧变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所表现出的复杂的心态等等。中国的文学,中国的电影似乎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生活,接近大众。 80年代以来似乎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现代文学名著的改编,我们不妨将其称为“第三次浪潮”。现代文学名著改编成电影的“第三次浪潮”来之并不平凡。众所周知,“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子曾经延伸至现代文学的历史中横扫一遍,除鲁迅先生之外,几乎所有的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成了“毒草”。粉碎“”后,随着一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过去的“毒草”又都成了“重放的鲜花”。整个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又是一个“现代作家热”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一大批的现代作家的作品被纷纷改编成电影,使得这些现代“经典”承露了现代文明的“洗礼”,通过现代传播的手段之一——电影——进一步得以流传。“第三次浪潮”是从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开始的,单在1981年就有鲁迅的三个小说作品被改编成电影,《阿Q正传》(陈白尘改编)、《伤逝》(水华改编)、《药》(肖尹宪、吕绍廉改编)。以后被改编成电影的有:茅盾的《子夜》(桑孤改编)、巴金的《寒夜》(阙文、林洪桐改编)、老舍的《骆驼样子》(凌子风改编)、曹禺的《雷雨》(孙道临改编)、《日出》(曹禺、万方改编)、《原野》(凌子、古思改编)、《湘女萧萧》(张弦根据沈从文的《萧萧》改编)、张天翼的《包氏父子》(谢铁骊改编)、许地山的《春桃》(韩兰芳改编)等。其时,现代传播的另一崛起的形式——电视——也加入了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的行列。20世纪中国作家和作品从未与现代传播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让人们通过现代传播的电影、电视了解了他们曾经熟识又陌生的久违了的现代作家和他们作品。80年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给电影、电视在其艺术形式上注入了更新的成分,这些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科技含量极高的电影、电视中得到了全新的阐释。新一轮的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比起“十七年”中的改编明显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层面。不仅仅这一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电影技术上的巨大发展,80年代电影的音响、灯光、色彩、摄影设备、剪辑设备、电影胶片等,科技上的含量大大提升;此外,编剧、导演、演员的思想观念有了巨大的转变,艺术修养、对电影艺术的理解也大幅度提升;还有就是从事文学、电影的文艺工作者思想观念的改观,摒弃了过去带传统的、“左”的思想的有色眼镜去看待、理解中国现代作家和作品的思维模式,抛弃动辙阶级分析、社会学、政治学的批评方法。所有这些因素很好地保障了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能在改编、拍摄的发展道路上飞速行进。 当然,新一轮的现代作家热的电影改编并非尽善尽美,并非改编者不懂得应该忠实于原著,也不在于改编者的文字功底差,而在于改编者对这些名家名作“原著精神”及“大师动力”的把握和理解上,有些改编者并没有将这些名家和他们的名作“还原”到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当中去,而是站在所谓的今天的历史的高度,想当然地去认识和理解这些名家和名著,这样一来,势必在理解上对这些名家名著产生一定程度的偏差,而使这些名家名作在一定程度上变形、走样。尽管有些改编者自以为满意地陶醉在自己的“大手笔”中,也尽管借助了媒体大肆地“炒作”吹嘘、鼓噪,但对有些改编后拍摄成的影片观众并不看好,甚至没能引起一点的反响。反倒将一部“经典”糟蹋得一塌糊涂,削弱了原著的艺术感染力。向广大观众传播的并不是“原汁原味”的“经典”。这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够改编成影片的,做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和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电视还是有区别的,改编者应当从本质上注意把握这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艺术形式。夏衍当年改编《祝福》时加上的祥林嫂挥刀“砍门槛”的败笔之处让人记忆犹新。鲁迅先生当年就《阿Q正传》的改编所说的话仍然是那样中肯——“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舞台,将只剩下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5](P26)所幸的是在这新一轮的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热中这样的不足实尚不多。 本文只是粗略地勾勒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互生共长的大致情形,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和现代传播之电影就好似一株茁壮的长春藤与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互生共长,郁郁葱葱。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库之中还有许多优良的种子,随着现代传播多种形式的出现,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株长春藤必然会继续在现代传播这棵参天大树上继续攀援。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文学观评价管理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围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界对著名电影理论家、剧作家、导演张骏祥提出电影的文学价值等主张的评价问题作了分析,充分肯定了张骏祥电影文学观的学理价值。 【关键词】张骏祥;电影的文学性;叙事传统 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工作者曾密切关注过电影文学性和文学价值的电影学术问题,90年代电影界有学者重申和发挥了当时参与该问题讨论的重要人物——著名电影理论家、剧作家、导演张骏祥所提电影的文学价值等主张,肯定了张骏祥电影文学观的合理性①,本人虽已发表《论张骏祥的电影文学观》②,但意犹未尽,加一补充,以期引起进一步探求电影本体论意义上电影文学的价值。 张骏祥指出:“电影文学应该不是指纸上印出来的剧本,而是最后通过电影表现手段拍出来的电影。真正最后完成的电影文学是在银幕上放出来的电影。 “电影文学究竟是指什么而言呢?一般讲电影文学,往往想到的是印在纸上的电影剧本,说是影片的基矗……但剧本确实还不是完成了的电影文学。真正的电影文学的完成形式是最后在银幕上放映出来的影片。……真正完成的戏剧文学是在舞台上对观众演出了的那台戏。人们对那些只能在书房里读读,在舞台上没有效果的‘书斋剧’,是不承认它是好戏剧文学的。即使是好作品,例如契诃夫的剧本,在没有得到莫斯科小剧院的演出之前,也不可能真正显现出它的光辉。一个电影剧本的光辉,更是非拍成影片在银幕上放映,就不能完全显现出来。”④ 《不要忘了文学》一文里,荒煤讲:“电影文学,只有通过影片的再创造,才能够最终体现其文学价值。”可说与张骏祥的观点一致。《电影剧作》1982年第4期刊登过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开展关于电影文学性的讨论的几种观点,也可佐证、补充张骏祥、荒煤关于电影是最终体现文学价值的主张。一种观点认为,电影剧本不是阅读文学,而是未来影片拍摄的基矗因此,除了一般文学的规律之外,电影文学还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它要服从于电影综合艺术的形式,要考虑到为未来影片提供摄影、音乐、美工等综合艺术发挥的天地。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应把电影的文学性单纯理解为电影剧本的文学性。一部影片的文学性要靠综合艺术各部门的共同努力来完成。也就是说,电影的文学性是指整部影片用综合艺术手段所体现出来的文学性。它涉及各个艺术部门,优秀是看能否运用这些艺术手段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对象。对电影的文学性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电影剧作的文学语言和描段,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影片反映生活真实,探索现实的底蕴、创造艺术美的严肃追求上。 张骏祥所理解的真正最后完成的电影文学是在银幕上放出来的电影,“实质上这是一种对于影片的高级要求,根据这样的要求,一些只讲究编造情节,不注重刻画人物,甚至低级庸俗、毫无文学气味的影片就不能列入电影文学之林。它的出发点是以文学的高度来要求电影,其目的显然在于提高影片的文学素质和艺术质量。这种提法的用心无疑是可取的,但是,按照流行的观点,电影文学的基本涵义仍旧是指‘纸上打印出来的剧本’,而不是指影片本身。因为影片是由镜头画面组成的,不是由文学组成的,因而是电影艺术,而不是电影文学;只有用文字组成的电影剧本才是电影文学。”⑤这一观点是相当有代表性的,说影片是由镜头画面组成的,涉及电影的外感形式,镜头画面要表述故事、情节,离不开文学,如果说电影不单纯是文学组成的是对的,说电影不是由文学组成的似乎绝对了些。故事、情节甚至人物的性格、语言等等,有哪一样离得开文学的设计、构思呢?再说把电影文学的范围只划于剧本也是不全面的。如果把电影文学仅仅限于故事片的电影文学剧本,以区别于导演编制的电影分镜头剧本,好像难于成立。电影分镜头剧本就没有文学的内容吗?很难设想它不是剧本的一种形式。如果编剧能一步到位,不经过导演的分镜头剧本,不需导演做什么大的改动,就能把剧本直接搬上银幕,那肯定是符合电影特性的好剧本。不可把剧本和影片对立起来,划出文学与非文学的鸿沟。不止电影分镜头剧本,像电影诗、电影小说、电影故事等都可划入电影文学的范围,影片都可划入电影文学的范围,何况这些诉诸文字的东西呢?至于说到只有用文字组成的电影剧本才是电影文学,除限制了电影文学的范围外,也说明了在对文学的看法上,固守着传统的文学观念。关于文学是不是都要用文字表述,张骏祥在阐明电影既是艺术又是文学的见解中做了交待。此不赘述。 电影文学与一般的文学体裁相区别,是与电影的特性密切相关的,是一种文学样式,终将组织一系列银幕形象,构成整体演出。余倩在《电影的文学性和文学的电影性》一文中认为:“由电影剧本到银幕,这是由文学形式向电影形式的转化,并不是由未完成的文学形式向最后完成的文学形式的发展。因而说电影剧本还不是完成了的电影文学,把电影文学的完成形式说成是影片,认为‘电影就是文学’,这就混淆了电影和文学的表现形式的界限,混淆了电影和文学的不同的性质,并且也不符合电影创作的实际。”把未经拍摄的电影文学剧本排除在电影文学之外,是不大妥当的。余倩说不符合电影创作的实际,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但余倩说混淆了电影和文学的不同的性质,有言过之处。由电影剧本到银幕,当看作是电影创作的两个阶段,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只有剧本,未进入拍摄,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剧本不能看成是一般的文学作品,是经过电影特性改造了的文学,文学性与电影性相溶合,故从文学形式向电影形式的转化也属于表面化的看法。 马德波在《在探索中演变的我国电影观——从关于“文学价值”的讨论说起》一文里,看到了“二十年前的张骏祥和二十年后的张骏祥争鸣”,并认为张骏祥在理论上的变化是触目的,但并不意味着他的电影观的变化,从张骏祥的作品和理论来看,他始终是把电影(故事片)作为一门“讲故事”的艺术,不曾离开叙事传统。因此,他前后不同的说法,只是由不同的“针对性”所致。50年代是针对一些不熟悉电影特性、初事电影的编剧讲的;80年代是针对生硬地搬用外国70年代某些电影手法的中青年导演讲的,而“总的目标则是前后一致而非自相矛盾的”。有论者以为,“正因为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所以他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美学上的实践意义而不是理论意义。”⑥这样的论断是不全面的。实际上张骏祥的电影文学观在理论发展中是具有其理论意义的。张骏祥有关电影的文学价值见解所引发的“争论的特点是联系电影创作实践,达到了‘电影化’分歧的高度,不论是对于电影艺术创作质量的提高或对于电影艺术理论自身的建设,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张骏祥“文学价值”等观点是电影的文学性讨论这一理论争鸣的中心议题,既有以往理论的总结,也有未来理论的展望,较有系统性、思辨性。如果否定其理论意义,从某个角度说,就等于否定这场讨论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张骏祥在电影本体论上的探索也是视而不见的,显然两位论者所作的结论是不恰当的、不公允的。 照马德波看,张骏祥过去是为了发展叙事传统,现在是为了保卫叙事传统。张骏祥的电影观是一贯的,可见不管是发展叙事传统也好,保卫叙事传统也好,承接电影的叙事传统是张骏祥电影文学观所一直坚持的原则。 在50年代,张骏祥“颇为详明地论述电影思维、蒙太奇思维的重要性,宣称电影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段,这些表现手段是用以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刻画人物性格的。……既然作为电影的文学,为未来影片提供基础或蓝图的文学,它必须用电影思维、蒙太奇思维来组织材料,构思结构,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运用电影的长处。它不可能是‘纯文学’,只能是电影的文学。在这里,文学作为综合艺术的一种元素,它必须遵循电影艺术的特殊规律,并且是为电影服务的。……按照80年代张骏祥的理论,则文学创造价值,电影只不过是用自己的手段表现这些价值而已。文学是内容,电影是形式,是外壳,或者只是一种把文学内容装进去的‘容器’!文学是表达主题、塑造典型、反映现实生活的手段,而电影则是体现文学所创造的价值的手段了”。 这里,认为文学是内容,电影是形式是张骏祥的主张似大不确切。张骏祥说过,苏联有过一种不好听的说法,说电影剧本只是个“容器”,只是把将来完成的电影在里面暂时放一放的“盒子”。这说法当然不对。反过来说电影只是一种把文学内容装进去的“容器”,这说法同样有毛玻况且张骏祥指出过,把电影手段理解为形式,文学价值是内容,这种说法有一部分道理,但不完全,说明张骏祥并不认可电影是形式,文学是内容的说法。 我们今天研讨张骏祥的电影文学观,当然是与对80年代中国电影理论整体发展的评价相联系的。有论者在评述这一段理论思潮时讲:“描述八九十年代电影理论主题和形式的转换,也就是阐释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的容纳和演化”⑦。显然,这个结论并不符合中国电影理论建设的实际。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诚然受到了西方电影理论的影响,但并不是八九十年代每一个理论主题和形式的转换,都是在阐释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的容纳和演化,这样看,就否认了中国电影理论发展的民族性和独立性,即使是吸收西方电影理论,也不是全部照搬,而是有所选择,为我所用,西方的电影理论在我国发生变异的情况并不奇怪。 我们不要一味忙于解构、否定以往我们的理论资源,即使我们有了新的理论、新的观念,我们也脱离不了已有的理论基础,割不断我们的传统。事实上,从我国30年代起至今天,中国电影优良的传统中就有重视电影的文学价值及电影文学家的作用的传统,这个传统不应该中断,当继续发扬光大。21世纪愿中国当代电影像张骏祥所说的那样,“坚定地站在优良的传统的基础上,清醒地借鉴外来的东西,创我们自己的‘新’”。 如果只讲文学性、文学价值,矫枉过正,就会走向极端,也不能说是全面的。张骏祥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电影笔记》一文中说:“强调主观描写,大量运用旁白,作者站出来讲话,强调综合艺术中的文学性描写。然而舍弃了电影艺术的综合性能,丢掉十八般武艺作用一样,这是自己绑起一只手去作战,其愚不可及也!而结果是电影成了活动图画,成了文学朗诵,于是电影就没有了!”由张骏祥等人引发的电影文学性的讨论,使人们对文学性的注意,远远大于对电影性的注意。“这主要是因为在不少人看来,……‘文学性’,乃属于电影艺术之‘本’,而‘电影性’则不过为其‘末’的缘故;而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我们一些同志谈起……‘文学性’来,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当论及‘电影性’问题的时候,则显得‘底气’不足,言之无物。当然,不能说强调典型形象对于电影的重要性有什么不对,但是,如果只是从……‘文学性’出发而要求电影,恐怕就不那么科学,不那么符合艺术规律,问题在于,对于文艺创作来说,从来没有‘一般的’典型形象,有的只是文学的典型形象,戏剧的典型形象,电影的典型形象,没有也不可能有在同样程度上属于两种艺术的典型形象。……电影要真实、深入、多面地揭示丰富的生活内容,电影要创造独特的美学价值,只有使自己和它的特性相适应才有可能。因此,要解决电影反映生活的问题,要创造具有银幕意义的典型形象,就必须深入探讨电影思维的特点、方式、规律及其与其他艺术思维的关系。应当说,这是我们的电影理论所面临的重要而迫切的课题之一。”⑧这段话可给我们带来反思。但所论典型形象似有牵强之处。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我们不是不可以探讨“一般的”典型形象的,在文艺家的创作活动当中,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等,就存在着个性化与概括化相统一的典型化过程。从文艺理论上可以概括文艺典型形象的涵义、特征、规律和方法。这是理论的逻辑概括,具体到抽象的上升。至于说到综合艺术的典型形象,也是可以从文学上、音乐上、美工上等艺术部类进行专题分析,就电影讲,从音乐角度塑造典型形象,从美工角度塑造典型形象皆可,从文学角度塑造典型形象有何不可?属于两种或两种以上艺术的典型形象的塑造在综合艺术中是完全成立的。在当时也确实出现了光讲文学性还不够,还应强调发挥综合艺术各个部门的特性的声音。众所周知,电影性,电影特性,可说是电影艺术这一形式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基本特征,作为一门视听艺术,它把时间艺术的表现性和空间艺术的造型性有机地交织起来,以镜头为语言,按照蒙太奇方法组成的声画结合的艺术,实现了逼真性与假定性的统一,照相性与变相性的统一。张骏祥本人也表述了对电影特殊表现手段的关注,涉及到了形式、技巧之类的东西,它们是用来为电影内容服务的,实际上电影艺术的特性又不止于文学性这一点,还有跟自身为综合艺术这一总特征相联系所带来的多重属性,确立电影价值观,离不开文学,也离不开艺术,我们也应继续像当年出现的强调发挥综合艺术各个部门的特性那样,深入探求电影艺术的特性与规律。电影文学脱离不开电影艺术,“电影制作的艺术完成才是对某一事件、人物整个过程艺术表现的终结。……应把重点放在电影艺术本体的探求上,没有必要对电影的文学性诸问题过多孤立地涉及。”⑨影片质量,既关系到文学这一种类,也关系到摄影、音乐、美工等艺术种类,既关系到编剧,也关系到导演,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电影这一综合艺术之所长,提高这方面的功力,就能解决影片质量不高的问题。可见,强调提高电影的文学性与强调提高电影全面的艺术性,是电影文学与电影艺术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 张骏祥在《大力促进电影剧本创作》一文中说:“电影艺术要有一个极大的飞跃,放出有电影以来还没有放出过的灿烂光辉,非有待于有洞烛人生哲学的见解,有深厚的生活感受,又能创造性地运用电影表现手段的大作家出现不可”。只有在有了相当数量的、掌握了电影创作的规律和表现技巧的作家的基础上,才会出现电影史上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我们已经进入WTO,在电影生产上也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从电影发展的文化战略角度看,中国电影必须培养出大电影作家、大电影导演、大电影演员、大电影摄影等出色的电影创作人员,我们的民族电影就有振兴的希望?
电影艺术教育研究:最新电影艺术教育的研究 1电影教育的教育理念 我们如果在专业设置上注重技能与实践,那么又如何以职业教育为目标的各种短期培训教育形成区别。面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教育理念,不同的教育目的都会让电影教育的过程与方法产生明显不同。一刀切的教育方式在任何艺术类的教育中都是最有弊端的。所以当下的电影教育应该对不同人才以不同的教育目的为出发点形成明显不同的阶梯状教育格局。 2电影教育的教育方法 好莱坞称霸全球,凭借的是其大学本科电影制作教育多采用与专才模式相对应的通才教育模式,即不进行专业细分,大多数电影院校以一个电影制作(FILM MAKING)专业的学习内容涵盖编、导、摄、录、美等多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针对电影教育而言,“短平快”让学生“刀下见菜”,重视实用技能的教学方法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见出明显成效,但加强学生的艺术修养,以丰富的文史哲知识丰富学生的大脑,增强中国电影的文化底蕴在当下也显得尤为重要。电影教育不同与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生从小学习的课程学习。因为任何一个初进入大学进行电影学习的学生之前并没有系统化的学习过任何电影相关知识,都还是一张白纸。虽然任何一门高等教育都是在高中教育上的继续,但相比较而言,电影学习又更加要求学生的综合素养和个人领悟能力。具有电影普及意味的课程开设,是电影艺术教育的起点所在。所以“视觉叙事的艺术和技术基础课”等基础课程的开设将作为电影教育的起点,在整体的电影教育过程中,起到尤为关键的作用。我们针对电影教育的课程安排思路应该是是“先入行,后提升”,先对学生的专业水准进行提高,然后进一步启发他们的创作思维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要求教师自身具有一定的电影实践能力,有对电影艺术的宏观把握能力而这往往是当下电影教育的缺憾所在。比较理想的电影教学方法,是电影实践操作与电影理论学习相结合。让学生在电影学习之初涉及到理论总体把握能力,以实践操作调动学习积极性,然后两者轮回强化,最终以理论指导实践获得提升。但中国电影的整体实践性仍还处在迅速增强的过程中,具有从业经验的教师资源就显得更为缺少,而如果学生从事电影拍摄实践又会让有限的电影教育资金捉襟见肘,从而增加学生的家庭负担。我国电影教育正处在一个到处开花的普及阶段,由于艺术学升级为一级学科门类,各个高校都在积极的筹办电影专业。但电影教育必须在理论与实践中获得平衡,正是这种教育诉求将最终导致电影教育资源向某些高校相对集中化和强势化。 3当下电影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除了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之外,电影教育对于整体电影教育氛围,社会电影文化的发展有着更高的要求。美国各大电影学院都在洛杉矶设立分校甚至在好莱坞的影城片场设立自己的教学基地。而中国电影教育的重镇也集中在北京、上海等电影产业相对发达的城市。针对电影教育的各种课题成果层出不穷,政府相关部门也将电影文化的提升作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必要途径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但电影产业整体性的迅速发展是电影教育发展的新机遇,更是重大挑战。首先,电影从传统的胶片电影时代正在像数字化全面转型。电影载体本质性的发展改变带来了电影美学,电影叙事等基础理论层面的全新变革。有关电影真实的讨论等传统电影理论正在数字化的狂潮中被彻底颠覆。能够与时俱进,以全新的电影理论参与电影艺术教学将决定我们所教育出来的人才是否适应当下的电影市场环境。如果电影教育者固守着传统电影理论而不知变革,那教育出来的学生必然是无法适应社会的古董。这也是我们之前一再强调电影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大原因所在。其次,影像化将成为电影教学改革的重要方面。电影教学的影像化并不仅指电影教学中对于电影作品的播映,而是课堂教学方式的发展演变。传统的教师课堂授课正在遭受网络教学,远程教学的挑战,而对于对影像格外敏感的电影教学而言,全息立体成像完全有可能替代将来的电影教学。电影实践对于电影教育如此之重要,但由于整体产业的发展相对专业的从业人员不可能大量的投入到教育行业中来。电影教育的特质与其发展需求之间有着巨大的矛盾,但我们完全可以用科技手段来弥补这些不足。比如可以让视/,!/频,录像,甚至是全息成像的教师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这种教学方法尤其在电影基础课程的教学中值得推广。 电影艺术教育研究:说电影艺术教育功能 一、可怖的丑———艺术审美教育的反面? 有人拒绝观看影片,谴责电影消费苦难。任何一个卖座的电影都像是消费时代的必然产物,审美审丑都带着“消费”的痕迹。以艺术的教育功能而言,它走向了审美教育的反面———审丑。“人们通过艺术欣赏活动,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思想上受到启迪,实践上找到榜样,认识上得到提高,在潜移默化中,其思想、感情、理想、追求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而正确地理解和认识生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1]审美是艺术教育的重要功能,是否意味着“审丑”必将走向艺术教育的反面?电影《一九四二》的审丑是哪一种“丑”?难民惨遭日军轰炸,一片血肉模糊;栓柱为了花枝孩子的玩具风铃,被残忍暴力的日本军官刺穿喉咙;全片灰暗的压抑色调,都被赤裸裸地撂出来、招大伙儿来看。电影分级制的缺漏确实引起了不小的争端———历史的血腥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接受的范围。在电影中,冯小刚更多地是暴露丑恶。他曾说,《一九四二》就像一面镜子,镜子里面他的脸很丑,不好看,但是最起码它能让他“知丑”,总比糊里糊涂地臭美好。拍完《一九四二》,他也不会再有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在向历史学习的过程中,他学会了“知耻”。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冯小刚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在面对饥荒的时候,国人的猥琐、自私都呈现了出来。这种批判跟斯皮尔伯格在《辛德勒的名单》中对犹太人的批判有着相似之处。在那部影片中,犹太人即使是遭遇死亡,也依旧不忘记贪财的本性。《一九四二》出现在今天的银幕上,是以冯小刚为代表的电影人想要呈现的一种“可怖的丑”,或许类似康德所说的“崇高(壮美)”,人难以创造,也难以承受。艺术作品的创作没有绝对的“审美”目标,电影艺术教育功能的实现没有绝对的“审美”路径。好比教育有“鼓励式教育”,也有“棍棒式教育”,艺术教育相比普通教育的效果更为抽象和复杂,它总是依赖于艺术形式与内容对于人心的说服力。“丑”与“美”的教育效果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只有相对于教育对象而言,深刻程度与感受力的差异。对于观众而言,看电影就是一件纯粹感性的事情,所有的理性思考都是人强加上去的,获得享受本就是看电影唯一公认的诉求。借用电影最后的一句旁白:“这么糟心的事儿都过去了,你还写,图个啥?”对啊,法西斯屠杀犹太人、“南京大屠杀”乃至“一九四二”,一一被搬上银屏,引起街头巷尾的热议,非要记住这么“糟心”的历史图个啥?有时候我们说某种罪恶,比如大规模的屠杀、种族灭绝的罪,比如“南京大屠杀”、“一九四二”,是不可忘却、不可挽回、不可救赎的。换句话说,这些罪行虽已成过去,但又是过不去的,虽已成往事,却不能忘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害者都已经逝去,没办法接受罪人的忏悔。而且就算有在世的幸存者,又怎能代表死者接受忏悔呢?又怎能代表死者原谅凶手?这样的重罪或许有被遗忘的一天,却永远得不到宽恕。电影人图心安,观众可以忆苦思甜,最重要的是永远记住我们都是幸存者的后代,活着就要对世间多保留一份怜悯之心。这是幸存者的精神枷锁,也是后来者的精神解药。 二、精神解药———艺术教育的终极诉求 “西方发达国家后工业社会中人的精神空虚,找不到精神的寄托和归宿,人们被分工所束缚,被物欲所淹没,人的创造性精神遭到泯灭,从而丧失了人的本质,孤独、荒诞、颓废、悲观弥漫于精神领域。”[1]岂止是西方发达社会的人们才有这样的精神问题,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们也生活在这样的水深火热中啊!“普遍脆弱”是民族劣根性走向极端的表现之一,在我们强悍的江湖气表面下,俨然一颗颗冰冷易碎的玻璃心。如,美国大学生通常会在毕业前选择休学一年,或游山历水,或去非洲做义工,体验理想的人生,独自去发现真实的美与丑。与此同时,社会竞争压力、家庭观念让中国的大学生没有这样的勇气,害怕浪费与别人竞争的时间,错过宝贵的机会,会输在起跑线上,并逐渐臣服于社会、家庭和传统的既安全又容易的生存之道———这是生存,而非生活,会被不断闯出来的恐惧、腐败和死亡的威胁反复折磨,无力探究真相、价值和美。整个民族都需要精神解药,怎样的艺术作品才能成为寄托、归宿呢?最基本的要求是它具有留存下来的品质和必要,能够解答我们心中的精神谜题,给我们以勇气来抵抗民族性的集体恐惧和自卑。艺术教育的功能是对艺术品的更高要求。“教育的意义在于培养你的智慧,一种无限的包容力,允许你自由地想象,没有恐惧,没有公式,然后你发现什么才是真实的、正确的事物。”《一九四二》在试图敲打的是我们麻木的神经———恐怖的已经过去,幸存的民族是否已经扛起反思的勇气?令人遗憾的是,电影中的苦难还是变成了人眼中的一种轻薄消费。电影公映后,剧中台词“20年后又是条好汉”被很多人调侃———“为什么不拍1962?”《一九四二》作为一部要卖票房的公映电影,它尽其所能地掀开了一部分被遗忘的历史。作为灾难片,它的艺术教育功能已经最大化了,“1962”这样的数字它承受不起。要借用片中李培基的一句话:“政府不救灾,你们就长吁短叹,政府现在救灾了,你们又在这里吵起来打起来。”导演已经尽力还原了,故事正是因为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才会显得真实。一部电影不可能彻底完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民族精神素质的提高,人文精神的高扬”的伟大任务。《一九四二》是与流行文化逆行的一次尝试,它的公映已经是一次电影对意识形态的胜利以及对民族性反思的胜利。想要影视作品实现其教化功能是一个需要时间、潜移默化的过程。好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预示性,或许是世间的事情总在轮回吧,因为人总是善于模仿,而不善于完善。如果仅仅技术进步,人的力量没有升华,那么同样的事情会不断相似地重演。《一九四二》需要时间慢慢证明它的价值。 电影艺术教育研究:电影艺术教育研究 1电影教育的教育理念 我们如果在专业设置上注重技能与实践,那么又如何以职业教育为目标的各种短期培训教育形成区别。面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教育理念,不同的教育目的都会让电影教育的过程与方法产生明显不同。一刀切的教育方式在任何艺术类的教育中都是最有弊端的。所以当下的电影教育应该对不同人才以不同的教育目的为出发点形成明显不同的阶梯状教育格局。 2电影教育的教育方法 好莱坞称霸全球,凭借的是其大学本科电影制作教育多采用与专才模式相对应的通才教育模式,即不进行专业细分,大多数电影院校以一个电影制作(FILMMAKING)专业的学习内容涵盖编、导、摄、录、美等多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针对电影教育而言,“短平快”让学生“刀下见菜”,重视实用技能的教学方法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见出明显成效,但加强学生的艺术修养,以丰富的文史哲知识丰富学生的大脑,增强中国电影的文化底蕴在当下也显得尤为重要。电影教育不同与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生从小学习的课程学习。因为任何一个初进入大学进行电影学习的学生之前并没有系统化的学习过任何电影相关知识,都还是一张白纸。虽然任何一门高等教育都是在高中教育上的继续,但相比较而言,电影学习又更加要求学生的综合素养和个人领悟能力。具有电影普及意味的课程开设,是电影艺术教育的起点所在。所以“视觉叙事的艺术和技术基础课”等基础课程的开设将作为电影教育的起点,在整体的电影教育过程中,起到尤为关键的作用。我们针对电影教育的课程安排思路应该是是“先入行,后提升”,先对学生的专业水准进行提高,然后进一步启发他们的创作思维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要求教师自身具有一定的电影实践能力,有对电影艺术的宏观把握能力而这往往是当下电影教育的缺憾所在。比较理想的电影教学方法,是电影实践操作与电影理论学习相结合。让学生在电影学习之初涉及到理论总体把握能力,以实践操作调动学习积极性,然后两者轮回强化,最终以理论指导实践获得提升。但中国电影的整体实践性仍还处在迅速增强的过程中,具有从业经验的教师资源就显得更为缺少,而如果学生从事电影拍摄实践又会让有限的电影教育资金捉襟见肘,从而增加学生的家庭负担。我国电影教育正处在一个到处开花的普及阶段,由于艺术学升级为一级学科门类,各个高校都在积极的筹办电影专业。但电影教育必须在理论与实践中获得平衡,正是这种教育诉求将最终导致电影教育资源向某些高校相对集中化和强势化。 3当下电影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除了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之外,电影教育对于整体电影教育氛围,社会电影文化的发展有着更高的要求。美国各大电影学院都在洛杉矶设立分校甚至在好莱坞的影城片场设立自己的教学基地。而中国电影教育的重镇也集中在北京、上海等电影产业相对发达的城市。针对电影教育的各种课题成果层出不穷,政府相关部门也将电影文化的提升作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必要途径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但电影产业整体性的迅速发展是电影教育发展的新机遇,更是重大挑战。首先,电影从传统的胶片电影时代正在像数字化全面转型。电影载体本质性的发展改变带来了电影美学,电影叙事等基础理论层面的全新变革。有关电影真实的讨论等传统电影理论正在数字化的狂潮中被彻底颠覆。能够与时俱进,以全新的电影理论参与电影艺术教学将决定我们所教育出来的人才是否适应当下的电影市场环境。如果电影教育者固守着传统电影理论而不知变革,那教育出来的学生必然是无法适应社会的古董。这也是我们之前一再强调电影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大原因所在。其次,影像化将成为电影教学改革的重要方面。电影教学的影像化并不仅指电影教学中对于电影作品的播映,而是课堂教学方式的发展演变。传统的教师课堂授课正在遭受网络教学,远程教学的挑战,而对于对影像格外敏感的电影教学而言,全息立体成像完全有可能替代将来的电影教学。电影实践对于电影教育如此之重要,但由于整体产业的发展相对专业的从业人员不可能大量的投入到教育行业中来。电影教育的特质与其发展需求之间有着巨大的矛盾,但我们完全可以用科技手段来弥补这些不足。比如可以让视频,录像,甚至是全息成像的教师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这种教学方法尤其在电影基础课程的教学中值得推广。 作者:谭苗张燕菊单位:中国传媒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电影艺术教育研究:电影艺术的教育功能概述 如果电影对社会中的黑暗、生活中的丑恶大肆描绘甚至宣扬,如宣扬、暴力、极端个人主义等低俗庸俗的社会文化,就会形成一种错误的社会导向,影响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当然作品的教育性也取决于艺术家的立场如何,是否符合社会现实、社会生活规律等。比如美国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是一部以南北战争为题材的影片,由于题材十分敏感,从而引发了激烈的社会讨论。可见,通过引导观众对敏感的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可以使观众在思考中受到教育,这是电影的社会教育功能。 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而电影的故事情节、思想内容体现了导演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是导演对客观世界做出的审美评价。在欣赏电影时,观众可以了解到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对这些认识进行消化、吸收就会形成自己的思想认识。如影片《卡里加里博士》中,导演用独特的光影技巧、强烈的明暗对比、夸张的动作表情将精神病院的场景展现在观众眼前,使观众了解到精神异常人群的心理世界,获得新的认知。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其中生存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当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时,消遣娱乐、自我实现等精神需求就会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电影有着满足人消遣娱乐需求的功能,看电影可以使人在紧张工作之余放松身心,特别是在文化商品化、艺术娱乐化的今天,电影的消遣娱乐功能更加凸显。影片《最卑贱的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影片的男主角是一个可爱的大块头中年男子,由于喝酒而被公司辞退,但经过一系列波折之后他变成了有钱人,这时他并没有忘记以前的穷朋友,并给穷朋友提供了很多帮助。影片中滑稽的镜头带给人很多快乐,男子幽默可爱的形象深深映入观众的脑海。再如香港著名影星周星驰就拍过许多搞笑的电影,如《唐伯虎点秋香》《喜剧之王》《算死草》《千王之王2000》等,这些电影带给人很多快乐,使人从烦闷而紧张的生活中解脱出来。 电影艺术的励志教育价值例举 电影艺术的励志功能是电影社会功能的具体体现,并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成为青少年励志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消解崇高、缺少终极关怀的文化背景下,励志电影展现出的人文关怀与价值精神与社会主旋律相吻合,从而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如《冲出亚马逊》《功夫》《边走边唱》《隐形的翅膀》等都是典型的励志电影。本文试图以“红色经典”影片的励志教育功能为例,对电影艺术的励志教育进行解读。红色经典是反映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光辉历史事件的影片,这些作品深蕴着革命战争与建设中积淀下来的民族精神,是党的优良传统的生动再现。这种精神积淀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复兴、民族崛起的内在动力。 (一)“红色经典”蕴含着爱国主义精神 “红色经典”都是以革命战争为故事的主要内容,通过描绘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舍己为国的革命精神来诠释党艰辛的奋斗历程。在红色经典影片中,爱国主义是贯穿始终的主旋律,如电影《湘江北去》生动讲述了以、蔡和森、萧子升等热血青年抱着救国理想,追求探索救国之路的故事。影片描述了的成长历程以及他的思想状况与精神世界。“红色经典”中倡导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情感和品质。如电视剧《长征》的热播唤醒了中国人对红军万里长征的记忆[1],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重塑长征精神、重构红色精神,已成为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式。 (二)“红色经典”蕴含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红色经典”是革命话语体系和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方式的衍生品,红色影片蕴含着老一代革命者的价值信仰与理想追求,这些是当代优秀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如电影《上甘岭》中,杨德才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不言放弃,牺牲时高声呐喊:“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这种舍身为国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每个观众。在恶搞理想、解构崇高成为时尚的今天,丰裕的物质生活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红色经典中倡导的理想精神正好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红色经典中弘扬的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等优秀价值观,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电影艺术励志功能的实践路径探讨 在文化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文化娱乐化、庸俗化的现象非常突出,大众文化呈现出低俗化、媚俗化的发展倾向。励志电影是主流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在传播精英文化、引导社会潮流方面有着先天优势。励志电影的使命也就是为社会大众提供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提供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使普通人能不断超越自我、超越琐碎的生活。为此,应积极探究电影励志功能的实践路径。 (一)重塑民族精神的信仰 民族精神、民族信仰是促使一个民族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动力,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它们深深影响着中国民族的发展。从“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社会责任感,民族精神信仰深深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人。“红色经典”中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准确诠释。如影片《红岩》中的江姐身上就展现出一种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这就是革命战士精神面貌的典型代表。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文化娱乐化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恶搞理想、解构崇高喧嚣一时,人们的思想被丰裕的物质生活所禁锢,崇高、信仰、追求逐步被人们所遗忘、抛弃,励志精神也逐步在现实中消磨殆尽。这样的时代呼唤理想,需要用积极的价值观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而“红色经典”影视作品中蕴含的价值信仰、理想追求、生活方式等成为医治“时代病”的良方,成为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文化资源。[2]如电影《开国大典》则以宏大的场面、宏伟的历史叙事,真实再现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艰难历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共鸣。因而,应通过“红色经典”弘扬民族精神,医治当代社会的不良社会风气。 (二)重扬民族精神的气节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是革命年代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形态。“红色经典”电影对这种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作了很好的图像诠释,用生动的画面真实再现了荣辱与共、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得到重新彰显,这对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代社会有着很好的励志意义。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下,如何抵制低俗、庸俗、媚俗文化的盛行,形成健康良性的社会文化形态,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而“红色电影”的兴起则为我们提供了新思路。[3]而“红色经典”电影则为我们重扬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困难与共渡难关起到了积极的鼓舞作用。如红色影片《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就生动展现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对人生的价值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三)重塑民族精神的灵魂 中国革命史也是一部创新史,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将其作为指导思想,并将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理论体系,开辟出一条革命成功的新道路。电影《开国大典》就是典型的红色电影,影片讲述了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描绘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长征》则充分展现了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勇于审时度势、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特别是遵义会议的召开,成为党和红军迈出自己开拓创新的关键一步。“红色经典”彰显了一种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是经过时间洗礼而保留下来的民族精神内核,是进行社会建设必须坚持与发扬的文化精神。因此,在进行红色影片创作中,应善于探索、勇于创新,吸收电影创作中的新元素,增强影片的艺术吸引力。总之,充分利用电影这门艺术巨大的教育功能,深入挖掘“红色经典”的当代价值,探讨新形势下“红色经典”发挥励志教育作用的新思路、新途径,对提升国民素质、重塑民族精神、弘扬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 作者:王利平单位: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电影艺术教育研究:电影艺术的思想教育效能 作者:高亚南张博洋单位:保定学院学生处 近些年来,不管是红色电影还是“主旋律”电影,都有打破以前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局面的佳作,比如《集结号》、《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对群众包括大学生的吸引力都很大,可以说很多观众都是大学生。《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电影,既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鲜活的素材,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生动的课堂。已经有不少研究者撰文谈《建国大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吸引力,作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主旋律影片暨60周年国庆献礼巨片,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实效不容小觑。 欣赏《建国大业》,多为90后的大学生们能够了解四十年代抗战胜利直至建国前夕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拥有宏大开阔历史视野,深刻理解共和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诞生到确立的艰难历程和历史选择的必然性,从而真正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为建立民主的新中国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和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这比思想政治教育者单纯的空谈党的先进性、空谈爱国要更易深入人心。而全明星阵容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明星的感染力和严肃的主题没有互相消解,而是使大学生在易于接受的人物和环境中,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思想教育和感染。同为影院宠儿的《建党伟业》甚至被很多学校包场或请进课堂。它的确是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鲜明、最形象的表达,也是一堂别开生面的党史课。大学生通过对《建党伟业》中几个阵营的人物行为的细节和微妙的心态的体味和观察,了解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了解国情、党情,提升政治素养,陶冶爱国情操。 激发情感,升华人格功能 电影欣赏对大学生具有激发情感,引导理智,有助于大学生形成符合社会发展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的教育功能。红色经典电影《上甘岭》的结尾,七连通讯员杨德才牺牲了,但是观众会久久记住他的那句“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这是因为观众在影片中看到了杨德才参加爆破时义无反顾的行为,所以这句豪言壮语不会显得空洞,再结合八连长张忠发的战前动员和他在困难眼前不低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情节,大学生一定会被他们的思想、信仰和英勇行为所感动,对他们敬佩不已,觉得如果自己身在那个时代,也要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人民的独立与解放事业贡献一生。 英雄们豪迈的革命理想和战斗精神会激发出大学生的生命激情:在祖国发展的新时期,即使不能成为英雄,也不该庸庸碌碌地过一生,而要有所作为。对于生活,对于工作,时刻保持积极的态度,努力克服困难,不断向高峰攀登,去拥有更宽广的明天。 不仅仅是欣赏红色电影和革命英雄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工作、生活热情,任何优秀影片的赏析,都会给予大学生情感的洗礼和情感教育。我们举大学生最喜爱的爱情影片为例。爱情是人类情感中最正向也是最扑朔迷离的感情,年轻浪漫的大学生也正处于寻找爱情的年龄,爱情给他们带来的困惑和希望一样多。爱情虽是浪漫的,但是扎根在最现实的土壤里,开放在现实的空气中。 爱情观的健康与否关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2009年,大学生非常追捧冯小刚的贺岁片《非常勿扰》,爱情与婚姻、诚与爱等问题也成为大学生热议的话题。《罗马假日》、《魂断蓝桥》、《呼啸山庄》《美国往事》、《小城之春》、《春光乍泄》等等这些以爱情审美为优秀,表现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形式的爱情的电影,通过不同的人物形象、不同情感瞬间让观赏者感受到爱情所有的喜悦与忧伤,感受到在爱的世界里,爱情与事业、道德与责任的纠结。欣赏这些经典影片,大学生对于爱情有了直观的、感性的认识,也激发出他们对爱情的憧憬和敬畏,以及对真善美追求。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谈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必要性 【论文关键词】人文主义 方法论 教育研究 【论文摘要】科学主义方法论虽然促进了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但同时也暴露了许多弊端。通过分析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内涵,分析教育活动的人文特点,我们得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必要性。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人们倾向于以自然科学技术的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教育研究自然也受到影响。“当今严肃对待教育理论学者的主要职责是养成归纳研究的习惯和学习统计学的逻辑”。但同时,许多思想家看到自然科学方法阻碍了教育研究的发展,因为这种方法:只处理与教育有关的技术性问题,听命于现实或经验的统计趋势而无法在符合价值与理想的方向上提出真知灼见,触及不到教育活动的本质性问题及教育中的灵魂和实质。而教育中的智慧、人格、情感、精神这些才是研究的焦点。 对此,我们提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研究方法论的主张。 首先,人文主义方法论是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差别在于前者试图解释,后者试图理解。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当代西方人文科学方法论中最具人文精神,最有影响的派别。社会现象研究和纯科学的区别在于社会现象涉及有意识的行为主体,他们自己赋予行为以意义,所以社会科学家为了描述和说明社会现象就要有理解的概念与实践,即理解、移情作用和直觉,所以人文主义传统坚决反对要求社会科学把人的行为客观化,把行为主体物质化的观点。 其次,人文主义方法论关注的焦点为三方面: 1.关于经验的客观性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事实中人的主观性方面,如人的信念、动机、需要和希望等并不完全表达于客观的外表行为中。单纯的外表行为研究,不足以深透主观动机和意向领域,因此,人的行为仅仅部分的由它同外界对象或未来结果的关系构成,它的意义相当大部分在于它表达了某种主观的心理状态。没有同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具体个人的直接接触,是不可能完整理解有关的事实的。选择哪些资料作为有意义的事实,在何种深度或层次上挖掘事实本身的意义都与理论的解释有关。 2.关于因果律的有效性。在社会研究中人们往往把各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归结为原因——结果模式,而人文主义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在自然世界中,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对于不同的社会或文化都是中立的,对于支配任何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的意义都是无关的,但人的行为却由它们对行为主体或对象参与者所具有的意义来辨认,而这些意义的内涵与阐释都是由一种给定文化与行为者本身的意义感受来决定的。众所周知,每一种文化有相应的意义库,不同的人对意义的感受、辨认与理解不一样,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里不同人的行为之间,要作出正确的因果概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当然不能把因果规律固定下来解释人的具体行为,要了解这种渗透着社会意义的范畴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对那个意义系统的深刻体会,而不是外部的机械概括。 3.关于理论或解释的性质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理论或解释的目的,并不是要推导出经验概括或统计定律,而是要对人的行为和语言的意图和意义的深刻理解。人文科学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以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人而不是事物为研究对象,理论解释的目的不是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是要回答行为的内在依据,包括个人的、社会的、文化的问题。因此,一个好的理论要能提供合理的行为主体有关的规范标准,要理解他的行为规范的标准,并不是提供当作客观事件的行为的演绎说明。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是中立的,不能免除意识形态的影响,总是要受到一定文化的规范、预设和偏见的支配。 教育作为使人性完善的最佳方式,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与人文主义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所以说,不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如何无所不能的程度,自然科学方法论被推到如何高的地位,只要教育还是以人为对象的活动,那么它的人文性就一天也改变不了,人文主义方法论也一天不能被抛弃。 再次,教育活动本性特点与教育实践的内在构成决定了方法论的取向。 一般来说,教育活动的特性表现为:教育活动在对象与目的维度上的特殊性;教育活动进行过程的点双边、共时、交互作用性和要素关系的复合性;教育活动具有预测性与活动过程中的动态生成性;教育活动的本质是在特殊的交往活动中有目的的使社会对学习者的发展要求,向学习者的现实发展转化。教育活动是人的科学精神的活动,表现在求真;教育活动是美感经验活动,表现为求美;教育活动是人伦道德活动,表现为求善;教育活动是实在主体探求生命意义的心灵历程,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或灵魂的洗礼,关怀人生或命运问题,不依赖哪一门学科。教育活动是一种人文活动,而且是人文活动的最高境地,虽然达到这种境地的人是凤毛麟角。 说到底,教育活动的生命力在于其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意义的一面。完整的理解教育,就是要清晰的认识教育活动的精神性、人文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设备的更新并不代表教育的先进,可能传播的是非科学、伪科学的知识,训导如野兽般争斗的人生哲学,展示一个紧张、无人性的社会,培养出毫无生趣,面孔呆滞的“接班人”。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失败的。因此,教育活动形式的完美并不代表价值的实现,教育活动表达的是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觉悟,包含了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及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寻觅。况且,科学精神本身也是从人文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所以,唯有从人文角度理解科学,才算把握了科学精神的本质。 人类无法将全部教育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不论历史上的以自然科学方法论研究教育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的。教育中的人文性是历史的生成的,是传统的,同时也依据个人的觉悟和感觉而存在。教育活动搀杂了历史的内省因素,这些因素与文化价值、目的意义等这些人文性经验的范畴联系在一起,教育活动客观上有很强的独特性,因此,教育科学必须对教育活动达成普遍性的因果规律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用以一种意义标准,一种思想框架或解释尺度来说明全部教育问题,我们能对某一特殊时间、地点、情境的教育发表评论,一旦离开具体场合则可能失效。我们对教育问题的说明或解释常常是暂时的、相对的、主观的。教育中与意义、价值相关的优秀问题本质上是约定的,不是外在规定的,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的过程,任何关于教育的思想如果未经主体心灵深处的认同,也是毫无意义的。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析语言教育研究中的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 语言教育研究 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 论文摘要: 目前,关于语言教育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两种主要方法。本文在比较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基础上,介绍和讨论了几种常见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包括实验研究、相关研究、调查研究、个案研究和观察研究,并对这两种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价。说明在教育研究中应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对提高教育研究效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前,语言教育研究已经得到了广大专家学者的重视,并被深入推广到各个层次层面。教育研究通过对教育过程的各项实证研究来尝试解决现有教育活动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以求提高教育质量。教育研究有其独有的特性,以实证研究为主,具有系统性、有效性和可靠性。教育研究也可采用多种形式和方法,其中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就是两种主要研究方法。 1.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对比 1.1内涵 定量研究就是对事物的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而定性研究是主要针对事物的质的方面。事物的质是它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也就是说定量研究是通过解决“有多少”的数量问题,定性研究是通过解决“是什么”、“有没有”的性质问题,从而分别对复杂的教育问题作出数字的描述和语言的描述,来反映研究对象的特征和倾向的方法。 定量研究的基本过程是:提出假设,确定具有因果关系的各种变量、抽样、选择测量工具、控制无关变量、实施测量、检验效度、数据运算与分析、验证假设。定量研究是一个具有标准化程序的、自上而下的演绎过程,是从一般的原理推广到特殊情境中去的。 1.2适用范围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存在量的方面,但每种事物的量的“显易”程度不同,能够量化的程度也不同,一般来说,物质现象的量比较“外显”,而精神现象的量“外显”不明显。在教育领域中,属于是物质现象的,如教材与教学质量、教育结构与教育投资、学生的身体状况等,一般可以尝试采用定量研究法。而属于精神现象的,如学生的焦虑心理、教师的师德状况、教学方法的改革等,则可以尝试定性研究法。 从方法特点上讲,由于定量研究不考虑研究者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只对操作工具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十分重视,适合对研究者不熟悉的和较大样本的对象进行研究。定性研究则相反,它适合对研究者熟悉的及小样本的对象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运用于教育研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个案研究法。 2.几种常见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 2.1定量研究方法 2.1.1相关研究 相关研究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相关研究包括简单相关研究和复杂相关研究两种,它主要是研究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例如焦虑与二语写作之间的相关关系。相关研究没有自变量,研究者不对变量进行操纵,不能做出因果判断,只能得到两个变量(或多个变量)之间是否有关系的判断。例如,相关研究回答“学习策略与学习成绩之间是否有关系”,不能回答“学习策略是不是导致学习成绩好的一个原因”。 相关研究最大的好处是能帮助我们理解重要变量间的关系,缺点是它的研究对象是群体而不是个人,所以很难对某个实体作出深刻的认识研究。 2.1.2实验研究 实验研究是语言教育研究中的主要方法之一,被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和应用语言学中。实验研究的目的是在两种现象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即探讨一个变量(自变量)的变化是否引起另一个变量(因变量)的变化。实验研究的一个独有特征是,研究者直接对自变量进行操纵,也就是说由研究者自己设立实验组和对照组。例如,如果研究不同教学方法孰优孰劣,教学方法就是自变量,那么研究者就要将学生随机分成两组,并设法给不同组的学生提供不同的教学方法。 由于实验研究是建立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最好途径,因此它常被认为是最有说服力的研究方法之一。 2.1.3调查研究 调查是通过对样本的直接研究来了解总体特点的研究方法,它是采用标准化的资料收集方式研究大量被试的某些变量,通过研究一个样本而推广到整个群体的研究方法。调查的目的不是深入了解每个个案的详细信息,而是探讨大量个体的一个或多个变量,调查是一个标准化的观察程序,所有的被试都面临相同的调查问卷,有相同的指导语,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 进行一个调查研究常常包括几个阶段:首先要确定研究的目的,并根据研究目的确定研究范围;第二个阶段是进行取样调查;第三个阶段是对资料的收集、分析和解释。选择了一个样本之后,就可以运用编制好的调查工具进行实际的调查,收集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和解释。资料收集有很多方法,最常见的有问卷调查、面谈、直接观察法等。 一个成功的调查研究具有很多优点,最主要的优点是能够快速地收集大量被试的许多变量的信息,可以研究一个大样本。 2.2定性研究方法 2.2.1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是从分析的单位来定义的,对一个对象的研究就是个案研究。它主要研究一个个体,通常研究处于自然环境中的个体。 个案研究探讨的问题完全不同于相关研究。相关研究探讨群体的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个案研究则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有关个体的丰富信息,例如学习者个体学习的过程、策略,学习者个体的个性、态度、动机等特征是如何与学习环境相互作用的。个案也可以是一位教师、一个课堂、一所学校、一个团体。研究者可以研究一个个体,也可以研究几个个体并对他们进行比较。但是,个案研究所采用的个案数量常常是很少的,因为个案法最重要的是详细、全面地了解某个个体的特征。 2.2.2自然观察法 观察法没有要操纵的自然变量,研究者在研究开始时并没有任何假设,主要是探索和记录自然出现的现象,并不对环境中的变量进行控制。自然观察法的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是对现场进行观察记录,然后进行总结分类。 自然观察法的最大优点是有很强的现实性,它在自然环境中研究人的行为,力图不干扰被试的行为,不改变情景,因此自然观察法研究常常被看成是产生假设的研究。但是自然观察法也有很大的局限:首先,资料收集存在观察者偏向。研究者进行观察之前对所要观察的行为类型了解很少或根本不了解,很难建立一个标准的测量方法,因此在对行为进行分类时,研究者很容易受预期和已有观察的影响,很难认识到预期之外的新行为。其次,进行自然观察所需的时间很长。自然观察研究不能操纵自变量,不能控制额外变量,因此不能进行因果推论。 3.定量与定性研究法的评价 前面我们已经较详细讨论过了定量与定性研究,这两种方法本身无所谓正确错误,关键是它的运用范围恰当与否,因为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只有在全面深刻地认识各种方法特点的基础上,研究者才能在教育研究中,根据研究目标和研究课题的性质,恰当地选择和使用某一具体的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的优越性主要表现为:(1)客观性。用数字描述事物比用语言描述的主观程度要小,更符合客观事实。(2)严密性。事物质变总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将引起质变,定量研究能观测到事物的微小变化,防止事物的质变。(3)普遍性。定量研究是建立在大量抽样统计基础上的,研究对象的范围较大,更具有说服力。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定量研究首先要建立一套可以量化的指标体系,影响制约教育的变量很多。但是,在现有教育研究发展水平上,不是所有的影响因素都能量化,定量研究只能考虑有限的变量,而相应地放弃一些事实,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可靠性必受到质疑。 定性研究的优越性是:(1)真实性和全面性。(2)灵活性。定性研究强调研究者放下自己的主观臆测,尊重事实,允许并鼓励研究对象根据自己的认知框架,而不是根据预先安排好的问题结构来做出回答。(3)准确性。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而不是问卷或调查表,定性研究是一种基于经验和直觉之上的研究方法,由于经验是生动的、深刻的、可信的,定性研究的结果往往是正确的。定性研究的最大缺点是不精确,对研究问题的认识带有明显的个人倾向,有的描述具有伸缩性和模糊性。 总之,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都是教育研究中非常必要和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两种方法各有利弊,语言教育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单用定量或定性方法去研究教育现象都只能获得部分信息,不可能穷尽,很难得出全面、准确的结论。在教育科研中,必须把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结合适用,才能使教育研究更加科学、可靠与有效,这样,既可以在两种方法之间取长补短,又可以对两种方法所得的结果进行比较和验证,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析教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现状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 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 论文摘要:本文对兰州大学教育学院71篇硕士学位论文进行了研究,对其采用的研究方法及论文的性质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研究方法应用方面存在研究方法表述缺乏规范性、思辨研究当道、实证研究匮乏、研究方法单一落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理论认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举、多元化、综合化研究方法等建议,以使兰州大学及其他教育学院能够更好地发展,培养更多的高质量人才。 一、研究缘起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研究缘起 兰州大学教育学院(以下简称“我院”)自2002年成立以来,目前已建有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个,几年来,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基础良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作为尚在发展的初级学院,我院在课题研究方法的选取和运用上和其他院校尚有一定的差距,为了进一步巩固在校研究生相关知识的学习,培养更高质量的人才,我们有必要引导学生科学地选取和应用研究方法,更好地为科研打好基础,有针对性地指出并及时纠正学生在该方面现存的问题,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另外,从理论层面来看:方法是深入了解一门学科必不可少的工具。有学者曾经指出,一部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科学方法不断更新和使用的历史,理论的探索,归根到底是方法的探索。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1984年诞生以来,在20多年的时间里有了很大发展,学科体系逐步建立完善,理论探索水平不断提高,但纵观其研究方法,从“无独特的研究方法”到“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一直颇受争议,其发展的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高等教育学科的不成熟。教育学者周川曾撰文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学理论发展相对滞后的表现之一,即“研究方法尚未成型,研究规范尚待建立。既缺乏严格的科学实证研究,也缺乏严肃的理论思辨研究。” 高等教育中方法本身不成熟的发展状态又极大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应用。高校学生,尤其是高等教育学研究生,他们初涉研究领域,对方法的应用还不能得心应手。本文以兰州大学高等教育学为基点,通过对我院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中研究方法运用的状况研究,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厘清我院硕士研究生进行毕业设计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他们应用研究方法的规范性程度,分析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对研究方法的掌握情况,以及存在什么样的不足,而后针对不足,探寻出路,同时也力图为今后教育研究方法的教学提供指导与帮助,为我院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应用提供一些合理的建议。 本研究的意义,一方面,它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把方法作为研究对象,对方法进行探究与思考,有利于方法自身理论的不断完善;对方法的深入探究,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和理论的完善;另一方面,它也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对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探索,有助于指导学生对方法的掌握和应用,在教学中为课程设置提供参考依据,为学院研究方法整体水平的提高提供借鉴。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文献为样本,在对所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了解当前我院研究生使用研究方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本研究拟采用文献计量法。文献计量法(又称文献调查法)是情报学与数学、统计学等相互交叉和结合而产生的研究方法。文献计量法产生以后,首先被大量地运用于科技文献中,但近年来,它的理论和方法也逐步运用到教育研究领域,如《论教育研究方法更新与现代教育家的培养》、《我国教育科学发展状况的文献计量学研究》、《通过引文分析看我国教育理论发展的现状》、《教育理论与实践》等,都试图用文献计量法对教育科学的学科发展及研究状况加以统计分析,并探讨了其中的某些规律,为教育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策略启示。 2.抽样方法 由于历史原因,我院建院较晚,可供选择的样本总体较小,所以本研究以完全抽样的形式选择了研究对象。从兰州大学学位论文库里,搜集到高等教育学专业2007学年至2009学年硕士学位论文71篇。 3.研究框架 (1)样本总体中对研究方法的表述情况,列出所有的表述方法,以便观察研究方法叙述的规范程度。 (2)研究方法的总体频次分布情况:用表格直观显示论文中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发现研究方法的应用特点。 (3)从定量和定性(思辨与实证)两个方面统计论文分布情况:用表格直观显示定性和定量论文的研究数量,立足数据,发现问题,寻找规律。 4.研究的结果 通过对学位论文库里的71篇论文的分析,从研究方法部分,共找出了22种研究方法的表述形式,分别如下:文献法、比较法、历史法、调查法、调研法、案例分析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法、访谈法、学科交叉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归纳演绎法、数据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网络调研法、质的研究方法、系统分析法、理论分析法、图表法、资料分析法、经验方法、数据比较方法、经验交流法。 研究方法的总体分布情况:由于研究对象中研究方法应用混杂,叙述模糊不清,本文主要统计几种常用的研究方法,这里的“常用”是指出现频次5次以上的,即主要是文献法、比较法、历史法、案例分析法和调查法。(见表1) 定量与思辨及定量与实证的分类比较:其数量与构成见表2,在71篇学位论文中,定性与思辨论文65篇,占91.5%,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思辨研究是我院教育科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定量与实证论文6篇,占学位论文总量的8.5%,这一结果表明,在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方面,我院有某种程度的欠缺。 三、问题与不足 1.研究方法表述缺乏规范性 通过对每篇学位论文中作者自己标注的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考察与统计,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很多毕业生在表述自己所用的研究方法时,缺乏规范性和逻辑性,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比如《大众化下研究生规模化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把研究方法表述为图表法;再如《我国高水平大学教育学科建设研究》,把研究方法表述为规范分析方法。诸如此类的表述混乱现象不在少数。另外还存在一些逻辑混乱、重复表述的现象。比如在介绍自己应用的研究方法时,有把调查法和问卷法并列等现象。 2.思辨研究当道,实证研究匮乏 科学研究方法有两大类,一类是思辨研究(可以是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等等),目的是获得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结论;另一类是实证研究,目的是获得对事物属性的认识。由于受思辨学术研究传统的影响,在我院硕士学位论文的撰写过程中,依然大量从人文主义的视野对高等教育活动和高等教育现象进行系统研究,从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高度出发,审视高等教育活动和高等教育现象。在研究中非常看重思想性和理论性。而相比之下,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较弱,在上述研究结果中显示,仅有8.5%的学位论文着眼于定量与实证的角度。而定量研究与实证研究在进行教育科学研究中恰恰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案例、实地研究、用实际情况及真实数据更能有力地证实实验研究者的观点,因此,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们应适当增加实证研究的应用。 3.研究方法单一落后 统计结果表明,我院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主要为文献法、历史法、比较法等等,研究方法比较传统和落后,虽然也有些论文力图突破传统的限制,运用了质的研究方法,但总的来说,大多数的论文还是因循守旧、缺乏创新。在已发表的71篇学位论文里,思辨性研究仍居绝大多数,科学设计、规范研究的成果较少。新技术新方法引进速度慢,实际应用少。模型化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三角研究法、内容分析法、元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参与式观察等此类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已经较为成熟的新技术新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推广的速度慢,实际应用的更是少之又少,制约了学科的发展。 四、对策与建议 1.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理论认识 教育研究方法一方面担任了认识教育活动和教育现象的工具与手段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作为教育科学发展成果的一部分汇入教育科学进步的长河,研究方法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如果用错了方法,研究的论文就会成为缺乏生命的文字堆砌,既得不出有效的结果,也没有实际的意义。要想在实践中正确地运用,首先要在理论上做到深入地了解,否则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从上述研究方法的表述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大部分硕士论文的撰写者不清楚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实质,以致于表述上杂乱无章,逻辑混乱,进而影响学位论文的质量。针对这种现实,建议我院多开设一些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课,让大家在课堂上接受一些系统的理论知识,解决自学的分散与不系统的问题。 2.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举 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作为事物的两种不同规定性,质和量构成了科学研究的两个取向。依据这两个不同取向,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形成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表述为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它们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补充的研究方法,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是科学研究的必然要求。一般来说,定性研究在前,定量研究在后,即先要认识事物的质,把不同的事物区分开来,然后才能根据质的规定性,搜集和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进行量的研究,量的研究反过来又促进质的研究,使认识不断深化。这里说要适当加强定量研究的应用,并不是说定量研究能够代替定性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基础、 形式、 结构和功能方面是存在差别的。从本质上说,它们是以方法论的形式展开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纲领和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框架。从技术上讲,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采取了不同的解题方式。要有效地运用定量的方法从事科学研究也必须对研究对象在质上的特点有一定的理解,没有高水平的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只不过是盲目的数字游戏。事实上,有效的研究大多是能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合理地结合起来的研究,而要使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很好地结合,单纯依靠定性研究,而不深入考虑教育科学的复杂性,很容易出漏洞。与此相反,仅把教育科学研究局限在数量化这个层面,同样也会产生新的片面性结论,所以在教育研究中,定量与定性的结合势在必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3.多元化、综合化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方法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序列组成的整体性复杂结构。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以及科学不断分化与综合的今天,研究方法多元化已成为21世纪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黑格尔曾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这就是说,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是相一致的,是由后者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就要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教育科学研究的复杂性,要求研究方法多元化。另外,对一个重大问题的研究,往往不是从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某一角度就得以解决,而是要从多角度、多侧面研究才能完成。单一的方法往往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只能取得一部分信息,而大部分信息可能被忽视,使研究难以奏效。在许多情境中,最佳选择可能会是各种方法的结合。因此,交叉综合使用两种以上的研究方法已成为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趋势。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我院的学位论文中发现教育学院研究生存在研究方法表述缺乏规范性、思辨研究当道、实证研究匮乏、研究方法单一落后等问题,而同类问题在其他高校教育学院中也存在。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理论认识,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举,有意识采用多元化、综合化研究方法等措施加以解决。这对培养高素质、强能力的教育学人才具有积极的意义。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关于中职学校创业教育方法与途径的研究 论文摘要:在中职学校加强创业教育已成为职业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新趋势,但中职学校对学生的创业教育还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如何开展创业教育?从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环境建设等方面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创业意识,增强学生的创业能力。 论文关键词:创业教育 创业课程 创业环境 创业实践 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必须以培养高素质创业者为目标,大力尝试并推进创业教育,不但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内涵,而且突出了教育创新和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本人从创业教育课程设置、创业教育教学模式变革、创业教育环境建设和创业实践活动开展上有效提高学生的创业意识,增强学生的创业能力。 1创业教育课程的设置 中职教育为保证创业教育的正常有效进行,首先应在中职教育中设置创业教育课程,构建具有创业教育特色的课程结构。创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要通过创业课程这个优秀环节来实现,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品质、创业信心和创业能力。创业教育课程应该在传统职业教育课程基础上突出创业实务知识教育,要把“工商税务”、“市场经济”、“经济法律”、“金融保险”等与创业密切相关的课程增加进去。创业课程作为创业教育优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培养目标的达成程度,同时也决定着中职学校的生存空间和发展价值。我校创业教育中,在二年级第二学期开设《职业道德与就业创业指导》课,每周2节,共40学时。同时,对学生进行创业教育需要有鲜活的教育内容,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我们编写了《创业典型案例》、《就业创业指南》、《创业心理疏导》等校本教材,增加了学生创业教育读物,也为教师进行创业教育时提供了大量的真实材料。通过教育提高了学生的创业意识,熏陶学生的创业品质。 2创业教育教学模式的变革 改革传统的教育教学方法,在教学中进行创业意识、创业品质、创业能力的培养。在教学模式上,创业教育要求教学内容的选择不能固定不变,要有开放性和灵活性,让师生共同参与探索知识的过程。从强调积累知识走向发现知识和创造知识,通过探索,使知识结构不断得以充实和完善。创业知识更需要注重针对性,模块化教学体系,打破原来的学科体系,以就业为导向,以专业岗位各项知识、技能的要求为主线,确立若干等级教学模块,进行教学与实践。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一项或多项针对性技能的练习,提升职业动手能力和综合能力。因而,在创业教育中应以教学项目和教学模块代替课程,保证实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在创业教育中,应以工学结合的“大课堂”代替固定的教室,所谓“大课堂”即将教室、实训室、实习基地有机结合。围绕创业型人才培养需要,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以自主创业各项知识及技能的要求为主线进行教学与实践,突出职业优秀能力训练。采取工学交替的教学组织形式,学生除在课堂学习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之外,每学期都应安排4周左右的时间去实训基地和工商企业分别进行认识社会,适应社会。强化职业能力为目的的岗位实习,以实习基地作为课堂。在实习过程中,教师与企业专家的双重指导,通过企业调研分析、营销策划等活动,使产学更好地结合,并以企业的实习鉴定作为取得相应学分的评价依据。从而最大限度地为学生个性发展提供空间,有利于创业素质的养成。 3创业教育环境的建设 创业教育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而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要求知行合一。创业实践活动是创业教育的特定课程模式,也是培养学生创业意识、创业能力的具体途径。 因此,根据同学们所学专业和社会需求,中职学校应通过创业教育环境的建设,有的放矢地进行创业训练和创业实践,促进创业教育中各种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使学生在学习有关职业、择业、创业、社会等有关知识的同时,积极参加课堂内外的各种教学活动,把个人的职业兴趣、职业理想、职业心理、职业能力及求职技巧等的培训变成在理论指导下的自觉行动。 创业教育环境建设首先要加强创业文化建设。中职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要同校园创业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周边环境处理要同创业教育结合起来,从而做好创业教育宣传。利用学校宣传栏、校园简报、校园网和学生社团组织等,对学生进行创业教育和创业方面的知识宣传。同时,在学校布置一些鼓动创业立志成才的名言誓句,张贴创业者的成就榜和风采照。举办一些内容形式都具创业意识的活动,观看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题材的影片,展示创业型教育队伍形象,开展典型创业者的报告会,讲述优秀毕业生的创业历程。从而营造良好的创业教育氛围,起到潜移默化的功效,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激励创业精神。 创业教育环境建设最重要是构建学校创业实践基地,建设创业实训基地、创业见习基地、创业园或校内创业一条街等,为学生创业实践活动创造条件,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学校对建设创业实践基地应给予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制度上的保障。要扩大对创业实践基地的投入,适当吸收学生直接参与学校产业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指导学生按程序体验创业过程。也可以面对全校师生增加创业经营方面的活动。如服装专业学生开设服装销售和修补、电子电工专业学生开设电器维修、烹饪专业学生开设特色早餐、美容美发专业学生开设理发、机械专业学生开设对外加工以及学生报刊亭、学生特色小卖部等等。学校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引导,引入社会竞争机制,与学校的餐厅、商店等社会承办方形成竞争,使学生在经营过程中,不但掌握某些专业生产的操作技能,而且能在社会生产、市场营销、规划运筹、社会服务等活动中接受锻炼,提高创业能力。使学校创业园、创业一条街的“学生老板”走了一拨,再新来一拨,学校创业园、创业一条街成为学生创业的“孵化器”。 中职学校对学生的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目前还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供借鉴和推广。因此,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学校几方面的共同努力。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实践,让学生创业有门,创业有路,创业有成,激发学生的创业激情,培训学生的创业信心,使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勇于创业,乐于创业,形成一个良好的创业氛围,才能真正实施创业教育的目标,达到预期的效果,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中职教育的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析对计算机文化基础教育教学方法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计算机文化基础;教学质量;教学方法;任务驱动;分层次教学 论文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文化基础已成为高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课程。为了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根据现代教育思想和教学理论,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强化实验教学,实施分层次教学,改革考核方式。 一、精心组织教学内容 教学离不开教材,而教材内容都是按一定的规范编写的,有其科学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但未必就说他一定适用于所有的学生。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精心组织,认真编排,注重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操作技能的学习,强调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的使用,同时兼顾计算机应用领域的前沿知识,培养学生的“计算机文化意识”,让学生由易到难,由直观到抽象,从而激发学习的热情,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 二、实施分层次教学 由于学生生源和家庭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学生在计算机方面的知识水平差别很大,水平参差不齐。针对大学生进校时的不同情况,采用分层次教学,让学生有机会根据个人情况在学习深度上进行选择,也可以更好地执行教学内容,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思路。在学生分层次的基础上组织教学,在讲授、辅导、练习、检测和评估等方面充分体现层次性,让学生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分别进步,避免基础好的学生“吃不饱”、基础差的学生“吃不消”的教学局面,对计算机完全零基础的学生要进行适当的补习。 三、采用“任务驱动”教学 “任务驱动”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法,强调学生的学习活动必须与具体任务相结合,以探索问题来引发和维持学习兴趣和动机,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将课程内容切分成相对独立的若干模块,以任务加案例的形式组织教学,教学目标巧妙地隐含在任务中,实际案例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始终。每次上课时给出一个明确、具体的任务,在讲解和演示的过程中,让学生深刻了解Office中各个软件的每一个菜单和按钮的具体功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加强学生理解和记忆的能力。 四、强化实验教学,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 计算机文化基础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实作课程,要注重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上机实习课,教师要针对课堂授课的内容,认真布置实习内容,让学生认真练习,仔细体会课堂上教师讲授的每一个知识点。同时,教师要做好辅导工作,随时注意学生的练习情况,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及时给予指导,由于学生人数多,教师不可能逐个进行辅导,可以采取“教师教学生,学生帮学生,滚雪球式”的方法。 五、改革考核方式,施行教考分离 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重点考核学生的操作能力,培养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动手能力的技能型人才。针对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不强的现状,加强计算机基础教学的管理,要求学生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是非常必要的。考试的主要职能,一是检测学生的学习成绩,评价学生知识水平与能力状况;二是检测教与学的综合效果,并为改进教学提供必要的依据。等级考试的试题质量高,考核面广,真正能够体现考生的理论知识以及实践操作能力。对于学生来说,考试通过可获得全国通用等级证书,可作为学生将来升学、用人单位选用的重要参考,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于教师来说,教学目标统一,任务明确,采用全国统一考试、统一阅卷,考试既权威、公平、合理又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考分离。 六、结束语 总之,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位置去思考,将计算机文化基础教学作为一项教学基础工程来建设,不断更新教育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按照现代化建设对于人才的要求,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创新人才。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试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的量化研究 [论文摘要]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文献研究方法和思辩方法等四走基本类别。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相应的运用区间,适用于教育宏观层面、教育现象、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并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 [论文关键词]教育科学 量化研究 文献研究 思辨研究 质化研究 教育学科理论和体系的建构,依然是今天教育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使命。教育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则是教育科学理论建构的根本有效路径。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分类 如果将教育学科归为社会科学范畴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量化研究、质化研究和文献研究方法,理应成为教育学科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和手段。而思辨研究依然会是教育学科研究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因为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教育学科所蕴含着的人文精神和人性特质,使它与人文科学有着天然的联系。 因此,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四大基本类别:量化研究方法(实验法、定量调查法、数理分析和测验等)、质化研究(人类学方法、定性调查法、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思辨方法(注重纯粹的逻辑推理的一种哲学思辨)。虽然,量化研究与文献研究、定性调查法等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科学属性,具有可积累性、可修正性等特征;都强调对资料数据的科学收集和有效占有,通过严密可靠的数据资料为寻求事物间的规律性联系和科学性结论提供必要的事实和依据(当然,量化研究通过观察、调查和测量所得出的相关数据属于第一手资料,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中的数据则主要来自于文本,属于第二手资料),但由于研究技术、手段、方法的差异性,决定了它们属于不同的研究方法类型。 二、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 广义上的实证研究包含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学者张红霞认为,实证研究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比如,个案研究如果能把每一步操作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就可以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重复性。而我们这里所指的量化研究属于狭义上的实证性研究,即主要以实验、调查、测验和数理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实证性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主张从经验人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 20世纪初,德国学者梅依曼和拉伊力倡把教育研究从哲学思辨传统中脱离出来,走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要求通过科学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事实,提出只有通过实验与观察,在有意识地简化要素条件下研究教育现象中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并陆续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态。从西方教育科学的发展历程看,教育科学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借鉴、吸收是其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教育研究者通过对教育实践中各种数据的调查、分析,通过对文献研究、质化研究、思辨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教育实践中的众多实然问题给予问答,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以教育管理学的发展为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教育管理理论的兴起,教育管理科学论成为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主流性理论学派。“教育管理科学论将自身奠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强调教育管理研究立场的价值无涉,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强调量化研究,重视测量、数据统计,强调观察、实验的重要性,偏爱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尽管教育管理科学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遭到了教育管理主观论和价值论的挑战,然而,纵观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教育研究,量化研究方法依然占据着研究方法的重要地位。 马尔科姆·泰勒在分析了欧洲2000年出版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17种英文高等教育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后得出结论: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占主导的只有三类研究方法,分别是:文献分析(37%)、多变量分析(26%)以及访谈(17%),这三种研究方法占到文章数的80%之多,即文献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分别占据了发表文章的37%、26%和17%。马尔科姆还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像文献评论、问卷调查和访谈这些方法都非常普遍。 从我国教育研究的现状看,国内主要教育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马尔科姆所指的诸如概念分析、批判和现象学等思辨类型的研究方法,而关于量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内容比较单一,比如,调查问卷类文章主题主要集中在学生经验方面,诸如大学生就业、创业、学习等。有学者在分析《教育研究》所发表的文章后指出,它共登载的165篇研究论文中,主要以思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论文为主,占86.7%,其中思辨类论文达115篇,又占有绝对优势(70%)。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完成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和数理分析研究论文共计22篇,仅占13.3%。 三、量化研究的运用与效用范围 在教育领域中,量化研究要求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立各种关系变量,通过概率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使用经过检测的标准化工具和程序采集数据,同时将事物在某一时刻凝固起来,对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使用实验干预手段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对比,进而检验某种关于事物客观规律的理论假设。在研究过程中极力排除研究者本人对研究的影响,尽量做到价值中立。由于量化研究所具有的客观性,以及具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等特征,它在宏观研究、因果分析、规律性和趋势性问题的分析、描述、预测及验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马尔科姆对高等教育文章研究方法特点的总结看,采用量化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系统政策、课程设计、高等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经验等研究层面和主题方面,关于教学质量、院校管理等研究则较多采取了混合研究方法。由此可见,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适用于下述研究。(1)适合于宏观研究。即比较适合于教育政策、教育规划和教育预测方面的研究,适合在宏观层面上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趋势性的特征预测,通过教育现象的平均情况和抽样总体的代表性,以求发现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2)适合于对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研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专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关性分析等。(3)适合于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将数据加以分析和归纳,发现和推断具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特征和模型。(4)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比如,学习心理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 信度和效度是关系到量化研究结论准确和普遍意义的关键性要素,而无论是观察、实验、测量、数据统计,还是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其设计和研究难度都比较大,对研究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因此,研究者除了需要具有严谨规范的求实精神、较强的演绎归纳分析能力外,还需要对研究问题能够给予合理假设,需要具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数字统计方法(如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研究者不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样本或者选题值得进行大样本调查,同时在问卷设计、样本选择、信度和效度检验、分析工具、分析深度、合作沟通等诸多方面都应具备科学的态度和较高的专业水准。 四、基化研究的优缺点辨析 实际上,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虽然强调事物的“量化”,即通过对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而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其根本意义依然在于寻求一种规律性认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只是量化研究更追求和强调科学的程序、手段和步骤,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和相关关系进行调查、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一定把握。一般来讲,在研究阶段上、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上,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更高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量化研究方法有以下优点。(1)量化研究方法符合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教育研究可以定义为对数据(用于分析和研究的各种数字、文字、图象或其他形式的资源)的系统收集和分析,其目的是对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有效的概括、预测、干预和说明。”(2)量化研究有利于数据资料的有效积累,有利于对研究问题的深度解决,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各种偏见。如果我们想对大学的教学改革评头论足,必须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型大学和普通大学的教学现状,否则难以令人信服,而这很难通过思辨或文献等方法来完成目的。大学教学的实际状况和学生对教学质量的真实想法,只有通过问卷调查等量化研究方法才能够真实地得以反映。以张红霞、曲铭峰的《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及启示——基于全国72所高校的问卷调查》为例,该文章通过对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性的问卷调查,通过大量调查数据的整理分析,客观真实地为我们揭示了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情况和影响满意度的相关因素。其得出的结论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研究型大学(北大、清华除外)的教学质量问题普遍严重;教学经费不足是质量问题的首要原因。由于研究者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和科学求实的科学态度,由于问卷内容的严谨规范和数据资料的真实可靠,尽管结论令人意外,但却很难否认该结论的真实性。(3)量化研究能够通过清晰易懂的图表、数字或简短的文字说明事实、实质和趋势。比如,马丁·特罗通过相关数字对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15%以上)和普及化阶段(50%)作出了科学论段,形象说明了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特征。 量化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量化研究除了对研究者的技术性有较高要求外,还需要研究者秉持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尽量坚持价值与事实的适度分离。但是,当研究者因某些原因想用自己的研究支持某种观点时,就有可能产生偏见,这势必会影响结论的真实性。虽然研究者应坚持价值无涉这一原则,但真正将价值与事实分离却很难做到。(2)作为量化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问卷调查法,其抽样误差总会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的总体效度受到影响。问卷调查和结果往往会受到经费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而且,大多数问卷往往比较浅显,不能深入到引出应答者真实意见和情感,也就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以《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一文为例,研究的主题是关于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的调查,但调查的人群却只有在校大学生,调查内容主要反映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创业意向与家庭背景关系、大学生赞成创业或不赞成创业原因、大学生创业知识等问题方面,而有些结论与问题内容不构成必然关系。比如,结论对策中的“政府应优化大学生创业的社会环境”与问卷内容无法呼应。(3)基于访谈法的量化研究结果的效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访谈者的观察能力、反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4)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研究者在对复杂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时,不同变量的选择会对结论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如政策等变量因素在实证研究和数据预测中很难得以体现。预测与实际的不符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宏观预测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比如,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预测方面,20世纪90年代相关实证性预测文章对我国2010年的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最大胆的预测也没有超出1000万人,而2008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已经超过2 700万人。在对教育现象的相关分析中,有些相关分析显得比较牵强,令人难以认同。有时从一项相关研究的结果中获得有关原因和结果的推论是困难的。当变量A和B相关时,研究者不能明确地推断出是A引起B,还是A和B是由第三个变量C引起的。 要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这些方针和政策,为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为教育科研机构的转型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第三,《纲要》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发挥重要作用的典范。《纲要》从制定到出台征求意见稿,都有教育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与贡献。从中央到地方,不少教育科研部门全力投身其中,既发挥了教育科研的独特功能,也极大地提升了教育科研工作的地位。吉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承担了《纲要》的部分制定工作,为我省增添了光彩;不少人以各种方式参与《纲要》的制定工作,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更多的人对《纲要》的制定过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期待。根据国家部署,《纲要》在正式颁布之后,将在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与计划,这是我省教育科研工作者发挥作用的重要时机。应当把握机遇,主动出击,努力展现教育科研工作的功能,体现教育科研工作的独特价值。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关于中职学校创业教育方法与途径的研究 论文摘要:在中职学校加强创业教育已成为职业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新趋势,但中职学校对学生的创业教育还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如何开展创业教育?从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环境建设等方面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创业意识,增强学生的创业能力。 论文关键词:创业教育 创业课程 创业环境 创业实践 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必须以培养高素质创业者为目标,大力尝试并推进创业教育,不但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内涵,而且突出了教育创新和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本人从创业教育课程设置、创业教育教学模式变革、创业教育环境建设和创业实践活动开展上有效提高学生的创业意识,增强学生的创业能力。 1创业教育课程的设置 中职教育为保证创业教育的正常有效进行,首先应在中职教育中设置创业教育课程,构建具有创业教育特色的课程结构。创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要通过创业课程这个优秀环节来实现,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品质、创业信心和创业能力。创业教育课程应该在传统职业教育课程基础上突出创业实务知识教育,要把“工商税务”、“市场经济”、“经济法律”、“金融保险”等与创业密切相关的课程增加进去。创业课程作为创业教育优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培养目标的达成程度,同时也决定着中职学校的生存空间和发展价值。我校创业教育中,在二年级第二学期开设《职业道德与就业创业指导》课,每周2节,共40学时。同时,对学生进行创业教育需要有鲜活的教育内容,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我们编写了《创业典型案例》、《就业创业指南》、《创业心理疏导》等校本教材,增加了学生创业教育读物,也为教师进行创业教育时提供了大量的真实材料。通过教育提高了学生的创业意识,熏陶学生的创业品质。 2创业教育教学模式的变革 改革传统的教育教学方法,在教学中进行创业意识、创业品质、创业能力的培养。在教学模式上,创业教育要求教学内容的选择不能固定不变,要有开放性和灵活性,让师生共同参与探索知识的过程。从强调积累知识走向发现知识和创造知识,通过探索,使知识结构不断得以充实和完善。创业知识更需要注重针对性,模块化教学体系,打破原来的学科体系,以就业为导向,以专业岗位各项知识、技能的要求为主线,确立若干等级教学模块,进行教学与实践。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一项或多项针对性技能的练习,提升职业动手能力和综合能力。因而,在创业教育中应以教学项目和教学模块代替课程,保证实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在创业教育中,应以工学结合的“大课堂”代替固定的教室,所谓“大课堂”即将教室、实训室、实习基地有机结合。围绕创业型人才培养需要,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以自主创业各项知识及技能的要求为主线进行教学与实践,突出职业优秀能力训练。采取工学交替的教学组织形式,学生除在课堂学习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之外,每学期都应安排4周左右的时间去实训基地和工商企业分别进行认识社会,适应社会。强化职业能力为目的的岗位实习,以实习基地作为课堂。在实习过程中,教师与企业专家的双重指导,通过企业调研分析、营销策划等活动,使产学更好地结合,并以企业的实习鉴定作为取得相应学分的评价依据。从而最大限度地为学生个性发展提供空间,有利于创业素质的养成。 3创业教育环境的建设 创业教育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而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要求知行合一。创业实践活动是创业教育的特定课程模式,也是培养学生创业意识、创业能力的具体途径。 因此,根据同学们所学专业和社会需求,中职学校应通过创业教育环境的建设,有的放矢地进行创业训练和创业实践,促进创业教育中各种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使学生在学习有关职业、择业、创业、社会等有关知识的同时,积极参加课堂内外的各种教学活动,把个人的职业兴趣、职业理想、职业心理、职业能力及求职技巧等的培训变成在理论指导下的自觉行动。 创业教育环境建设首先要加强创业文化建设。中职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要同校园创业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周边环境处理要同创业教育结合起来,从而做好创业教育宣传。利用学校宣传栏、校园简报、校园网和学生社团组织等,对学生进行创业教育和创业方面的知识宣传。同时,在学校布置一些鼓动创业立志成才的名言誓句,张贴创业者的成就榜和风采照。举办一些内容形式都具创业意识的活动,观看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题材的影片,展示创业型教育队伍形象,开展典型创业者的报告会,讲述优秀毕业生的创业历程。从而营造良好的创业教育氛围,起到潜移默化的功效,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激励创业精神。 创业教育环境建设最重要是构建学校创业实践基地,建设创业实训基地、创业见习基地、创业园或校内创业一条街等,为学生创业实践活动创造条件,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学校对建设创业实践基地应给予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制度上的保障。要扩大对创业实践基地的投入,适当吸收学生直接参与学校产业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指导学生按程序体验创业过程。也可以面对全校师生增加创业经营方面的活动。如服装专业学生开设服装销售和修补、电子电工专业学生开设电器维修、烹饪专业学生开设特色早餐、美容美发专业学生开设理发、机械专业学生开设对外加工以及学生报刊亭、学生特色小卖部等等。学校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引导,引入社会竞争机制,与学校的餐厅、商店等社会承办方形成竞争,使学生在经营过程中,不但掌握某些专业生产的操作技能,而且能在社会生产、市场营销、规划运筹、社会服务等活动中接受锻炼,提高创业能力。使学校创业园、创业一条街的“学生老板”走了一拨,再新来一拨,学校创业园、创业一条街成为学生创业的“孵化器”。 中职学校对学生的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目前还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供借鉴和推广。因此,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学校几方面的共同努力。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实践,让学生创业有门,创业有路,创业有成,激发学生的创业激情,培训学生的创业信心,使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勇于创业,乐于创业,形成一个良好的创业氛围,才能真正实施创业教育的目标,达到预期的效果,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中职教育的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谈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必要性 【论文关键词】人文主义 方法论 教育研究 【论文摘要】科学主义方法论虽然促进了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但同时也暴露了许多弊端。通过分析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内涵,分析教育活动的人文特点,我们得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必要性。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人们倾向于以自然科学技术的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教育研究自然也受到影响。“当今严肃对待教育理论学者的主要职责是养成归纳研究的习惯和学习统计学的逻辑”。但同时,许多思想家看到自然科学方法阻碍了教育研究的发展,因为这种方法:只处理与教育有关的技术性问题,听命于现实或经验的统计趋势而无法在符合价值与理想的方向上提出真知灼见,触及不到教育活动的本质性问题及教育中的灵魂和实质。而教育中的智慧、人格、情感、精神这些才是研究的焦点。 对此,我们提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研究方法论的主张。 首先,人文主义方法论是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差别在于前者试图解释,后者试图理解。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当代西方人文科学方法论中最具人文精神,最有影响的派别。社会现象研究和纯科学的区别在于社会现象涉及有意识的行为主体,他们自己赋予行为以意义,所以社会科学家为了描述和说明社会现象就要有理解的概念与实践,即理解、移情作用和直觉,所以人文主义传统坚决反对要求社会科学把人的行为客观化,把行为主体物质化的观点。 其次,人文主义方法论关注的焦点为三方面: 1.关于经验的客观性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事实中人的主观性方面,如人的信念、动机、需要和希望等并不完全表达于客观的外表行为中。单纯的外表行为研究,不足以深透主观动机和意向领域,因此,人的行为仅仅部分的由它同外界对象或未来结果的关系构成,它的意义相当大部分在于它表达了某种主观的心理状态。没有同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具体个人的直接接触,是不可能完整理解有关的事实的。选择哪些资料作为有意义的事实,在何种深度或层次上挖掘事实本身的意义都与理论的解释有关。 2.关于因果律的有效性。在社会研究中人们往往把各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归结为原因——结果模式,而人文主义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在自然世界中,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对于不同的社会或文化都是中立的,对于支配任何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的意义都是无关的,但人的行为却由它们对行为主体或对象参与者所具有的意义来辨认,而这些意义的内涵与阐释都是由一种给定文化与行为者本身的意义感受来决定的。众所周知,每一种文化有相应的意义库,不同的人对意义的感受、辨认与理解不一样,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里不同人的行为之间,要作出正确的因果概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当然不能把因果规律固定下来解释人的具体行为,要了解这种渗透着社会意义的范畴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对那个意义系统的深刻体会,而不是外部的机械概括。 3.关于理论或解释的性质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理论或解释的目的,并不是要推导出经验概括或统计定律,而是要对人的行为和语言的意图和意义的深刻理解。人文科学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以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人而不是事物为研究对象,理论解释的目的不是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是要回答行为的内在依据,包括个人的、社会的、文化的问题。因此,一个好的理论要能提供合理的行为主体有关的规范标准,要理解他的行为规范的标准,并不是提供当作客观事件的行为的演绎说明。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是中立的,不能免除意识形态的影响,总是要受到一定文化的规范、预设和偏见的支配。 教育作为使人性完善的最佳方式,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与人文主义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所以说,不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如何无所不能的程度,自然科学方法论被推到如何高的地位,只要教育还是以人为对象的活动,那么它的人文性就一天也改变不了,人文主义方法论也一天不能被抛弃。 再次,教育活动本性特点与教育实践的内在构成决定了方法论的取向。 一般来说,教育活动的特性表现为:教育活动在对象与目的维度上的特殊性;教育活动进行过程的点双边、共时、交互作用性和要素关系的复合性;教育活动具有预测性与活动过程中的动态生成性;教育活动的本质是在特殊的交往活动中有目的的使社会对学习者的发展要求,向学习者的现实发展转化。教育活动是人的科学精神的活动,表现在求真;教育活动是美感经验活动,表现为求美;教育活动是人伦道德活动,表现为求善;教育活动是实在主体探求生命意义的心灵历程,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或灵魂的洗礼,关怀人生或命运问题,不依赖哪一门学科。教育活动是一种人文活动,而且是人文活动的最高境地,虽然达到这种境地的人是凤毛麟角。 说到底,教育活动的生命力在于其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意义的一面。完整的理解教育,就是要清晰的认识教育活动的精神性、人文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设备的更新并不代表教育的先进,可能传播的是非科学、伪科学的知识,训导如野兽般争斗的人生哲学,展示一个紧张、无人性的社会,培养出毫无生趣,面孔呆滞的“接班人”。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失败的。因此,教育活动形式的完美并不代表价值的实现,教育活动表达的是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觉悟,包含了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及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寻觅。况且,科学精神本身也是从人文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所以,唯有从人文角度理解科学,才算把握了科学精神的本质。 人类无法将全部教育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不论历史上的以自然科学方法论研究教育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的。教育中的人文性是历史的生成的,是传统的,同时也依据个人的觉悟和感觉而存在。教育活动搀杂了历史的内省因素,这些因素与文化价值、目的意义等这些人文性经验的范畴联系在一起,教育活动客观上有很强的独特性,因此,教育科学必须对教育活动达成普遍性的因果规律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用以一种意义标准,一种思想框架或解释尺度来说明全部教育问题,我们能对某一特殊时间、地点、情境的教育发表评论,一旦离开具体场合则可能失效。我们对教育问题的说明或解释常常是暂时的、相对的、主观的。教育中与意义、价值相关的优秀问题本质上是约定的,不是外在规定的,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的过程,任何关于教育的思想如果未经主体心灵深处的认同,也是毫无意义的。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析教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现状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 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 论文摘要:本文对兰州大学教育学院71篇硕士学位论文进行了研究,对其采用的研究方法及论文的性质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研究方法应用方面存在研究方法表述缺乏规范性、思辨研究当道、实证研究匮乏、研究方法单一落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理论认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举、多元化、综合化研究方法等建议,以使兰州大学及其他教育学院能够更好地发展,培养更多的高质量人才。 一、研究缘起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研究缘起 兰州大学教育学院(以下简称“我院”)自2002年成立以来,目前已建有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个,几年来,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基础良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作为尚在发展的初级学院,我院在课题研究方法的选取和运用上和其他院校尚有一定的差距,为了进一步巩固在校研究生相关知识的学习,培养更高质量的人才,我们有必要引导学生科学地选取和应用研究方法,更好地为科研打好基础,有针对性地指出并及时纠正学生在该方面现存的问题,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另外,从理论层面来看:方法是深入了解一门学科必不可少的工具。有学者曾经指出,一部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科学方法不断更新和使用的历史,理论的探索,归根到底是方法的探索。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1984年诞生以来,在20多年的时间里有了很大发展,学科体系逐步建立完善,理论探索水平不断提高,但纵观其研究方法,从“无独特的研究方法”到“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一直颇受争议,其发展的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高等教育学科的不成熟。教育学者周川曾撰文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学理论发展相对滞后的表现之一,即“研究方法尚未成型,研究规范尚待建立。既缺乏严格的科学实证研究,也缺乏严肃的理论思辨研究。” 高等教育中方法本身不成熟的发展状态又极大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应用。高校学生,尤其是高等教育学研究生,他们初涉研究领域,对方法的应用还不能得心应手。本文以兰州大学高等教育学为基点,通过对我院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中研究方法运用的状况研究,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厘清我院硕士研究生进行毕业设计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他们应用研究方法的规范性程度,分析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对研究方法的掌握情况,以及存在什么样的不足,而后针对不足,探寻出路,同时也力图为今后教育研究方法的教学提供指导与帮助,为我院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应用提供一些合理的建议。 本研究的意义,一方面,它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把方法作为研究对象,对方法进行探究与思考,有利于方法自身理论的不断完善;对方法的深入探究,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和理论的完善;另一方面,它也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对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探索,有助于指导学生对方法的掌握和应用,在教学中为课程设置提供参考依据,为学院研究方法整体水平的提高提供借鉴。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文献为样本,在对所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了解当前我院研究生使用研究方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本研究拟采用文献计量法。文献计量法(又称文献调查法)是情报学与数学、统计学等相互交叉和结合而产生的研究方法。文献计量法产生以后,首先被大量地运用于科技文献中,但近年来,它的理论和方法也逐步运用到教育研究领域,如《论教育研究方法更新与现代教育家的培养》、《我国教育科学发展状况的文献计量学研究》、《通过引文分析看我国教育理论发展的现状》、《教育理论与实践》等,都试图用文献计量法对教育科学的学科发展及研究状况加以统计分析,并探讨了其中的某些规律,为教育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策略启示。 2.抽样方法 由于历史原因,我院建院较晚,可供选择的样本总体较小,所以本研究以完全抽样的形式选择了研究对象。从兰州大学学位论文库里,搜集到高等教育学专业2007学年至2009学年硕士学位论文71篇。 3.研究框架 (1)样本总体中对研究方法的表述情况,列出所有的表述方法,以便观察研究方法叙述的规范程度。 (2)研究方法的总体频次分布情况:用表格直观显示论文中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发现研究方法的应用特点。 (3)从定量和定性(思辨与实证)两个方面统计论文分布情况:用表格直观显示定性和定量论文的研究数量,立足数据,发现问题,寻找规律。 4.研究的结果 通过对学位论文库里的71篇论文的分析,从研究方法部分,共找出了22种研究方法的表述形式,分别如下:文献法、比较法、历史法、调查法、调研法、案例分析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法、访谈法、学科交叉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归纳演绎法、数据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网络调研法、质的研究方法、系统分析法、理论分析法、图表法、资料分析法、经验方法、数据比较方法、经验交流法。 研究方法的总体分布情况:由于研究对象中研究方法应用混杂,叙述模糊不清,本文主要统计几种常用的研究方法,这里的“常用”是指出现频次5次以上的,即主要是文献法、比较法、历史法、案例分析法和调查法。(见表1) 定量与思辨及定量与实证的分类比较:其数量与构成见表2,在71篇学位论文中,定性与思辨论文65篇,占91.5%,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思辨研究是我院教育科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定量与实证论文6篇,占学位论文总量的8.5%,这一结果表明,在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方面,我院有某种程度的欠缺。 三、问题与不足 1.研究方法表述缺乏规范性 通过对每篇学位论文中作者自己标注的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考察与统计,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很多毕业生在表述自己所用的研究方法时,缺乏规范性和逻辑性,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比如《大众化下研究生规模化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把研究方法表述为图表法;再如《我国高水平大学教育学科建设研究》,把研究方法表述为规范分析方法。诸如此类的表述混乱现象不在少数。另外还存在一些逻辑混乱、重复表述的现象。比如在介绍自己应用的研究方法时,有把调查法和问卷法并列等现象。 2.思辨研究当道,实证研究匮乏 科学研究方法有两大类,一类是思辨研究(可以是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等等),目的是获得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结论;另一类是实证研究,目的是获得对事物属性的认识。由于受思辨学术研究传统的影响,在我院硕士学位论文的撰写过程中,依然大量从人文主义的视野对高等教育活动和高等教育现象进行系统研究,从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高度出发,审视高等教育活动和高等教育现象。在研究中非常看重思想性和理论性。而相比之下,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较弱,在上述研究结果中显示,仅有8.5%的学位论文着眼于定量与实证的角度。而定量研究与实证研究在进行教育科学研究中恰恰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案例、实地研究、用实际情况及真实数据更能有力地证实实验研究者的观点,因此,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们应适当增加实证研究的应用。 3.研究方法单一落后 统计结果表明,我院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主要为文献法、历史法、比较法等等,研究方法比较传统和落后,虽然也有些论文力图突破传统的限制,运用了质的研究方法,但总的来说,大多数的论文还是因循守旧、缺乏创新。在已发表的71篇学位论文里,思辨性研究仍居绝大多数,科学设计、规范研究的成果较少。新技术新方法引进速度慢,实际应用少。模型化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三角研究法、内容分析法、元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参与式观察等此类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已经较为成熟的新技术新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推广的速度慢,实际应用的更是少之又少,制约了学科的发展。 四、对策与建议 1.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理论认识 教育研究方法一方面担任了认识教育活动和教育现象的工具与手段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作为教育科学发展成果的一部分汇入教育科学进步的长河,研究方法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如果用错了方法,研究的论文就会成为缺乏生命的文字堆砌,既得不出有效的结果,也没有实际的意义。要想在实践中正确地运用,首先要在理论上做到深入地了解,否则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从上述研究方法的表述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大部分硕士论文的撰写者不清楚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实质,以致于表述上杂乱无章,逻辑混乱,进而影响学位论文的质量。针对这种现实,建议我院多开设一些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课,让大家在课堂上接受一些系统的理论知识,解决自学的分散与不系统的问题。 2.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举 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作为事物的两种不同规定性,质和量构成了科学研究的两个取向。依据这两个不同取向,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形成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表述为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它们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补充的研究方法,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是科学研究的必然要求。一般来说,定性研究在前,定量研究在后,即先要认识事物的质,把不同的事物区分开来,然后才能根据质的规定性,搜集和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进行量的研究,量的研究反过来又促进质的研究,使认识不断深化。这里说要适当加强定量研究的应用,并不是说定量研究能够代替定性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基础、 形式、 结构和功能方面是存在差别的。从本质上说,它们是以方法论的形式展开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纲领和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框架。从技术上讲,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采取了不同的解题方式。要有效地运用定量的方法从事科学研究也必须对研究对象在质上的特点有一定的理解,没有高水平的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只不过是盲目的数字游戏。事实上,有效的研究大多是能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合理地结合起来的研究,而要使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很好地结合,单纯依靠定性研究,而不深入考虑教育科学的复杂性,很容易出漏洞。与此相反,仅把教育科学研究局限在数量化这个层面,同样也会产生新的片面性结论,所以在教育研究中,定量与定性的结合势在必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3.多元化、综合化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方法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序列组成的整体性复杂结构。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以及科学不断分化与综合的今天,研究方法多元化已成为21世纪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黑格尔曾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这就是说,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是相一致的,是由后者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就要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教育科学研究的复杂性,要求研究方法多元化。另外,对一个重大问题的研究,往往不是从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某一角度就得以解决,而是要从多角度、多侧面研究才能完成。单一的方法往往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只能取得一部分信息,而大部分信息可能被忽视,使研究难以奏效。在许多情境中,最佳选择可能会是各种方法的结合。因此,交叉综合使用两种以上的研究方法已成为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趋势。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我院的学位论文中发现教育学院研究生存在研究方法表述缺乏规范性、思辨研究当道、实证研究匮乏、研究方法单一落后等问题,而同类问题在其他高校教育学院中也存在。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加强对研究方法的理论认识,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举,有意识采用多元化、综合化研究方法等措施加以解决。这对培养高素质、强能力的教育学人才具有积极的意义。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析语言教育研究中的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 语言教育研究 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 论文摘要: 目前,关于语言教育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两种主要方法。本文在比较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基础上,介绍和讨论了几种常见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包括实验研究、相关研究、调查研究、个案研究和观察研究,并对这两种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价。说明在教育研究中应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对提高教育研究效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前,语言教育研究已经得到了广大专家学者的重视,并被深入推广到各个层次层面。教育研究通过对教育过程的各项实证研究来尝试解决现有教育活动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以求提高教育质量。教育研究有其独有的特性,以实证研究为主,具有系统性、有效性和可靠性。教育研究也可采用多种形式和方法,其中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就是两种主要研究方法。 1.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对比 1.1内涵 定量研究就是对事物的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而定性研究是主要针对事物的质的方面。事物的质是它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也就是说定量研究是通过解决“有多少”的数量问题,定性研究是通过解决“是什么”、“有没有”的性质问题,从而分别对复杂的教育问题作出数字的描述和语言的描述,来反映研究对象的特征和倾向的方法。 定量研究的基本过程是:提出假设,确定具有因果关系的各种变量、抽样、选择测量工具、控制无关变量、实施测量、检验效度、数据运算与分析、验证假设。定量研究是一个具有标准化程序的、自上而下的演绎过程,是从一般的原理推广到特殊情境中去的。 1.2适用范围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存在量的方面,但每种事物的量的“显易”程度不同,能够量化的程度也不同,一般来说,物质现象的量比较“外显”,而精神现象的量“外显”不明显。在教育领域中,属于是物质现象的,如教材与教学质量、教育结构与教育投资、学生的身体状况等,一般可以尝试采用定量研究法。而属于精神现象的,如学生的焦虑心理、教师的师德状况、教学方法的改革等,则可以尝试定性研究法。 从方法特点上讲,由于定量研究不考虑研究者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只对操作工具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十分重视,适合对研究者不熟悉的和较大样本的对象进行研究。定性研究则相反,它适合对研究者熟悉的及小样本的对象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运用于教育研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个案研究法。 2.几种常见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 2.1定量研究方法 2.1.1相关研究 相关研究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相关研究包括简单相关研究和复杂相关研究两种,它主要是研究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例如焦虑与二语写作之间的相关关系。相关研究没有自变量,研究者不对变量进行操纵,不能做出因果判断,只能得到两个变量(或多个变量)之间是否有关系的判断。例如,相关研究回答“学习策略与学习成绩之间是否有关系”,不能回答“学习策略是不是导致学习成绩好的一个原因”。 相关研究最大的好处是能帮助我们理解重要变量间的关系,缺点是它的研究对象是群体而不是个人,所以很难对某个实体作出深刻的认识研究。 2.1.2实验研究 实验研究是语言教育研究中的主要方法之一,被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和应用语言学中。实验研究的目的是在两种现象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即探讨一个变量(自变量)的变化是否引起另一个变量(因变量)的变化。实验研究的一个独有特征是,研究者直接对自变量进行操纵,也就是说由研究者自己设立实验组和对照组。例如,如果研究不同教学方法孰优孰劣,教学方法就是自变量,那么研究者就要将学生随机分成两组,并设法给不同组的学生提供不同的教学方法。 由于实验研究是建立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最好途径,因此它常被认为是最有说服力的研究方法之一。 2.1.3调查研究 调查是通过对样本的直接研究来了解总体特点的研究方法,它是采用标准化的资料收集方式研究大量被试的某些变量,通过研究一个样本而推广到整个群体的研究方法。调查的目的不是深入了解每个个案的详细信息,而是探讨大量个体的一个或多个变量,调查是一个标准化的观察程序,所有的被试都面临相同的调查问卷,有相同的指导语,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 进行一个调查研究常常包括几个阶段:首先要确定研究的目的,并根据研究目的确定研究范围;第二个阶段是进行取样调查;第三个阶段是对资料的收集、分析和解释。选择了一个样本之后,就可以运用编制好的调查工具进行实际的调查,收集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和解释。资料收集有很多方法,最常见的有问卷调查、面谈、直接观察法等。 一个成功的调查研究具有很多优点,最主要的优点是能够快速地收集大量被试的许多变量的信息,可以研究一个大样本。 2.2定性研究方法 2.2.1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是从分析的单位来定义的,对一个对象的研究就是个案研究。它主要研究一个个体,通常研究处于自然环境中的个体。 个案研究探讨的问题完全不同于相关研究。相关研究探讨群体的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个案研究则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有关个体的丰富信息,例如学习者个体学习的过程、策略,学习者个体的个性、态度、动机等特征是如何与学习环境相互作用的。个案也可以是一位教师、一个课堂、一所学校、一个团体。研究者可以研究一个个体,也可以研究几个个体并对他们进行比较。但是,个案研究所采用的个案数量常常是很少的,因为个案法最重要的是详细、全面地了解某个个体的特征。 2.2.2自然观察法 观察法没有要操纵的自然变量,研究者在研究开始时并没有任何假设,主要是探索和记录自然出现的现象,并不对环境中的变量进行控制。自然观察法的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是对现场进行观察记录,然后进行总结分类。 自然观察法的最大优点是有很强的现实性,它在自然环境中研究人的行为,力图不干扰被试的行为,不改变情景,因此自然观察法研究常常被看成是产生假设的研究。但是自然观察法也有很大的局限:首先,资料收集存在观察者偏向。研究者进行观察之前对所要观察的行为类型了解很少或根本不了解,很难建立一个标准的测量方法,因此在对行为进行分类时,研究者很容易受预期和已有观察的影响,很难认识到预期之外的新行为。其次,进行自然观察所需的时间很长。自然观察研究不能操纵自变量,不能控制额外变量,因此不能进行因果推论。 3.定量与定性研究法的评价 前面我们已经较详细讨论过了定量与定性研究,这两种方法本身无所谓正确错误,关键是它的运用范围恰当与否,因为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只有在全面深刻地认识各种方法特点的基础上,研究者才能在教育研究中,根据研究目标和研究课题的性质,恰当地选择和使用某一具体的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的优越性主要表现为:(1)客观性。用数字描述事物比用语言描述的主观程度要小,更符合客观事实。(2)严密性。事物质变总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将引起质变,定量研究能观测到事物的微小变化,防止事物的质变。(3)普遍性。定量研究是建立在大量抽样统计基础上的,研究对象的范围较大,更具有说服力。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定量研究首先要建立一套可以量化的指标体系,影响制约教育的变量很多。但是,在现有教育研究发展水平上,不是所有的影响因素都能量化,定量研究只能考虑有限的变量,而相应地放弃一些事实,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可靠性必受到质疑。 定性研究的优越性是:(1)真实性和全面性。(2)灵活性。定性研究强调研究者放下自己的主观臆测,尊重事实,允许并鼓励研究对象根据自己的认知框架,而不是根据预先安排好的问题结构来做出回答。(3)准确性。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而不是问卷或调查表,定性研究是一种基于经验和直觉之上的研究方法,由于经验是生动的、深刻的、可信的,定性研究的结果往往是正确的。定性研究的最大缺点是不精确,对研究问题的认识带有明显的个人倾向,有的描述具有伸缩性和模糊性。 总之,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都是教育研究中非常必要和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两种方法各有利弊,语言教育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单用定量或定性方法去研究教育现象都只能获得部分信息,不可能穷尽,很难得出全面、准确的结论。在教育科研中,必须把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结合适用,才能使教育研究更加科学、可靠与有效,这样,既可以在两种方法之间取长补短,又可以对两种方法所得的结果进行比较和验证,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关于教育学研究者的多元意识——教育学研究方法论探讨之一 论文摘要:教育学研究者不能妄自把自己所理解的“一种可能”看成是“惟一可能”。因而教育学研究者一定要有可能性域、可能世界的理念背景,要有自己的教育理想,并去实现更丰富的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通过价值、真理与方法的多元共生 论文关键词:教育学研究者;多元;可能性;教育理想;描述 教育学研究到底做出了什么贡献?教育学研究应该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又应该怎么去做?自觉的教育学研究者(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似乎谁都可以弄一弄关于教育的文章,我们称这些“业余爱好者”为“教育研究者”,而不是“教育学研究者”。教育学研究者应是有明确的教育学学科意识,是把教育学研究当成自己生命一部分的研究者,这即是我们用“教育学研究者”的缘故。)总会这样反思自己的研究。诚然,我们可以说教育学研究提供了教育思想,倡导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但我们决不应就此打住。遗憾的是,我们似乎以为任务已经完成,至于能不能实现,好像已不在考虑之列。但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更深层的问题:我们所倡导的教育理念,究竟对教育实践是否起了作用,有没有让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真正理解与接受,并把这些外在的口号或标语变成他们实际的教育行为?美妙的教育思想在云端召唤,而教育实践则双脚站立于坚实的大地上自力更生。 教育学研究要取得新的进展,似乎要突围,要突研究视角的围,要突研究范式的围,要突分析框架的围,要突主流话语所隐含的权力之围……,而种种突围的成功,系依于或体现于另一种突围:教育学研究者自身的突围,武器即是方法论革新,表现方式即为研究者意识的形成。“表面看来,……方法论研究似乎离开解决具体的教育理论或实践问题很远,看不见,摸不着,有些玄乎……”。是的,这只是表面上,而实际上,方法论离我们很近,不,它与我们根本就是一体的,它就在我们的意识中,就是我们的研究意识,“是自觉的思想的活动”。本文着力于探讨教育学研究者的多元意识。 一、“一种”“可能”与“惟一可能” 面对生动丰富的教育现象,从个人的历史“成见”出发所做的教育学研究,都只能说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或描述。我们必须尊重其他人的“成见”与“视域”,他们所做的研究与我们自己的样,也只是对教育现象的“一种”理解。在你看来不可理喻的解释或许能引起别人发自内心的深刻的认同。 因而,我们做教育学研究,首先就应树立一种描述的信念。胡塞尔声称“我不想教诲,只想引导,只想表明和描述我所看到的东西。”有很多人把胡塞尔整个的研究称作为一种方法(实际上更应被理解为一种方法论),“现象学的基本方法是描述方法”,但我们宁愿称它为一种信念,一种描述的信念。这种描述即始终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描述,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的呈现。因而,我们做研究,都只是在描述自己的感受或心得,都只是一孔之见,每一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不必使自己去从属于或臣服于别人的意见,但我们可以也应该相互欣赏。 这不仅仅是一种谦虚、宽容、兼容的学术心态,也是对事实的尊重——问题永远以不同的方式呈现。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的研究是最有效、最有意义的教育研究。有多少人引用你的研究成果,有多少人认同你的研究,这才是对你学术生命的裁决,而不是靠自己的宣言与承诺。 应该承认,每个人的教育研究都只是“一种”“可能”的理解,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学术繁荣。诚然,学术上的争论或论战是难免的,也是有益的,但我们一定要站在同一问题上、同一层面上去展开讨论与对话,是就事论事。否则,学术界尽管热闹纷呈,但在旁人眼中,也只不过是浮躁的学术界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已。 迄今为止,有许多理论家实际上就没有持这样一种学术心态,他们把自己的“一种”“可能”看成是“惟一可能”,从而形成了科学主义式的独断。 也许他们是为了“真理”,但他们对真理的理解却是错误的。哈贝马斯曾深刻地指出,这种状况的出现,正是在于:我们不再把科学理解成可能的知识的一种形态,而是将知识等同于科学。 教育学研究中若出现这种情况,则是对充盈着生命的学科中生命的漠视,也是教育学研究者自身的悲哀。也许,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最好的教育理论。 二、可能性域、可能世界与教育理想 “我”的教育学研究是一种可能,但世界决不是“一种可能”。一方面,现实世界是一种可能性域。每个研究的“一种可能”就表明了丰富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把诸种可能性联系起来,就形成了一种外延非常广阔的可能性域。它是一个由若干可能状态和可能转换关系组成的整体,是诸多可能性的集合。在其中,不同可能性共存,而且诸可能性之可能度也存在着差异,它标志着我们从线性领域进入到了多维空间。另一方面,存在着无限多的可能世界。任一可能世界都与现实世界在某些方面不同,现实世界只是一种实现了的可能世界。 正是由于这种现实世界的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的存在,使我们对教育现实的批判、反省及对教育进行改造的理想才有了坚实的土壤。 诚然,我们的教育理想或许是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中的某一种可能性,但更多的机会是从可能性域中进行可能性判断与组合,去寻找新的可能的教育世界,因为理想即为一种价值期望。教育理想作为教育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无时无处不在“窥视着”现实的教育,从而不断地促成了教育从一种可能性向另一种可能性的转变。 教育学研究者一定要有教育之可能性域与可能世界的意识,要有自己的教育理想。教育理想的形成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对“教育是什么”的深刻思索,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思考过,没有形成自己的信念,则可以说还没有真正进入教育学研究,所进行的只是一种外在的、工具式的探究,教育学研究还没有融入到你的生命中来。或者说,只是一个教育研究者,而不是一个教育学研究者。教育学研究者提出自己的理论或观点,即是自己教育理想的体现,是实现教育理想的途径之一。 “一个理论不是一个目的,它只是一种可能的出发点;一个理论不是一个解决办法,它只是提供了处理问题的可能性。” 教育理想就是教育理想,但教育理想又不仅仅是教育理想,它是教育之可能性,众多的教育理想是对教育之可能世界的描绘。教育之可能世界像…个由教育理想组成的“超市”一样,供教育现实去选择。但“超市”中的教育理想还应该有一种设计,一种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换的条件设计。也就是说可能性域的提出或教育之可能世界的设想并不是教育学研究者止步之处,还应深入:如何可能?这也是我们为教育理想而奋斗的必然内容,也是我们目前教育学研究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脱节的关键之处。可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峙在教育中不断地出现,这层隔阂必须被冲破。 我们的教育研究要深入,就要研究“如何”工作,“如何可能”与“如何操作”,要有自己的“设计”。因而教育学研究者必须要有这样一种能力:进行类似于政策科学所进行的政策执行所必需的备择方案制定。在这个方案中我们必须提供各种可能性、必要性、条件性及代价、机会成本等等分析,而且要考虑到在实现自己的教育方案过程中会牵涉到的种种社会关系,及它们对教育方案实现的影响力。这样我们的教育学研究成果就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成为一种实践。也只有这样的教育学研究才可能在面向教育实践的“超市”中有自己的“市场份额”,才有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可能。 三、多元共生 我们目前的教育学研究及教育实践要想获得更多的可能性,形成更丰富的可能性域与发现更多的可能世界,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倡导多元共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价值、真理与方法的多元共生,也惟有如此,才能实现教育学研究与教育改革的真正深化。 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化的活动,教育必然渗透与传递着某种价值观念,在教育中进行主流价值观的熏陶是无可厚非的。但值得反省的是,在教育实践中,所有价值都是预设的,而且是一种能够被学生意识到的预设,那么就必须考虑到这种价值预设对学生的影响和对教育效果的作用。现在在教学领域中已倡导开展多元哲学基础上的多元性教学,这是一种更富有生命力、也更切合实际的教学理念。价值判断由于有主体尺度的介入,其本质上就是多元的。因而教育学研究者进行探讨即是一种价值表现。“教育学即是理想,即是精神的一般趋向。”但在我们的教育学研究中,教育学曾一度被理解为政策解释学,并且至今还留有历史的痕迹。因而价值多元化就成了一个最为关键的突破口。在目前的教育学研究中,我们首先要做的似乎就是把在教育学研究中被认为是贬义的判断与概念给予中立化,对教育学研究中的价值取向予以平衡化(并不是颠覆)。也许我们就可以看到另一种精神趋向。 真理多元化在传统思维方式中是难以接受的,但在现时期的文化视野中,尤其在复杂性思想的影响下,在微观领域及科学哲学的研究中,这已不再是坚冰~块。传统理性观念下的“知识”现在也已成了不再是“中立性”的了,给它的客观性提供基础的“自主性”与“非人格化”等属性已被消解,知识本身就具有价值性。福柯的研究也揭示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并以其“知识型”宣告了“人之死”。在现代的认知过程中,价值的需求取代了求知的渴望。 真理多元化并不仅仅是指真理把握中认识能力与条件的不确定性与发展性,这只揭示了真理的发展性。真理多元化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应该是“实在本身是多元的”,而我们“没有360度的视角”,这是从实在之本性出发的,是从人的本性出发的,“多元性是人类的状况”。多元性、多形态性、差异性是其前奏,歧异性、相对主义、视界主义都是其表现。因而,我们的教育学研究、教育理论都只是表现了教育实在与我们的一种关系,这是我们的生存状态,不容漠视,也不应绝望。方法在经典科学中被机械地予以理解,蜕变成了只须加以机械运用的技术。事实上,“方法是理论所必要的重新组织活动。方法的改变将直接导致研究范式的改变。在教育学研究中,一般的状态是处于两极方法之间的钟摆,很多时候难以找到合适的平衡点。目前的状况是实证化、数据化研究是主流,似乎只有这种研究才能与国际接轨,而思辨式研究则处于边缘。在方法运用方面,也应有一种我们前面提及的连续统一体意识。只有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才能使教育学研究出现不同的研究范式,才能从更多的角度透视教育事实。 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中通过其增殖原理,进行一种反规则(可以看成是毫无理由的反规则,为反规则而反规则)活动。其目的即在于促使我们“采纳一种多元主义的方法论。费耶阿本德摒弃一致性而倡导方法多元性,“怎么都行”就成了一个容易被误解但又更有力的、更好理解的“多元方法论”的口号。教育学研究中必须倡导方法多元化。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只有多种方法互补,才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系统。 目前我们进行的复杂性研究,从其中产生了方法与思想,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可能的悖论,即复杂性本身就成了一种简化的工具。幸好,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复杂思维没有方法论,只有方法,它的方法就是一种信念——不要封闭,粉碎疆界,重建联系,把握多面性,考虑特殊性又不忘记整体引。康德说,政治与教育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现象,对此我们必须采用复杂性思维的方法、采用多元方法才可能对这最复杂的事物作一个尽可能的全方位的描述,才能更充分地展示“人类的状况”以及“教育的真相”。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试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的量化研究 [论文摘要]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文献研究方法和思辩方法等四走基本类别。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相应的运用区间,适用于教育宏观层面、教育现象、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并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 [论文关键词]教育科学 量化研究 文献研究 思辨研究 质化研究 教育学科理论和体系的建构,依然是今天教育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使命。教育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则是教育科学理论建构的根本有效路径。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分类 如果将教育学科归为社会科学范畴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量化研究、质化研究和文献研究方法,理应成为教育学科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和手段。而思辨研究依然会是教育学科研究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因为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教育学科所蕴含着的人文精神和人性特质,使它与人文科学有着天然的联系。 因此,教育科学研究方可归纳为四大基本类别:量化研究方法(实验法、定量调查法、数理分析和测验等)、质化研究(人类学方法、定性调查法、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思辨方法(注重纯粹的逻辑推理的一种哲学思辨)。虽然,量化研究与文献研究、定性调查法等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科学属性,具有可积累性、可修正性等特征;都强调对资料数据的科学收集和有效占有,通过严密可靠的数据资料为寻求事物间的规律性联系和科学性结论提供必要的事实和依据(当然,量化研究通过观察、调查和测量所得出的相关数据属于第一手资料,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中的数据则主要来自于文本,属于第二手资料),但由于研究技术、手段、方法的差异性,决定了它们属于不同的研究方法类型。 二、量化研究的广泛使用是教育科学研究日趋成熟精细的标志 广义上的实证研究包含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学者张红霞认为,实证研究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比如,个案研究如果能把每一步操作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就可以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重复性。而我们这里所指的量化研究属于狭义上的实证性研究,即主要以实验、调查、测验和数理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实证性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主张从经验人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 20世纪初,德国学者梅依曼和拉伊力倡把教育研究从哲学思辨传统中脱离出来,走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要求通过科学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事实,提出只有通过实验与观察,在有意识地简化要素条件下研究教育现象中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并陆续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态。从西方教育科学的发展历程看,教育科学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借鉴、吸收是其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教育研究者通过对教育实践中各种数据的调查、分析,通过对文献研究、质化研究、思辨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教育实践中的众多实然问题给予问答,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以教育管理学的发展为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教育管理理论的兴起,教育管理科学论成为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主流性理论学派。“教育管理科学论将自身奠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强调教育管理研究立场的价值无涉,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强调教育科学理论的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强调量化研究,重视测量、数据统计,强调观察、实验的重要性,偏爱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尽管教育管理科学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遭到了教育管理主观论和价值论的挑战,然而,纵观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教育研究,量化研究方法依然占据着研究方法的重要地位。 马尔科姆·泰勒在分析了欧洲2000年出版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17种英文高等教育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后得出结论: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占主导的只有三类研究方法,分别是:文献分析(37%)、多变量分析(26%)以及访谈(17%),这三种研究方法占到文章数的80%之多,即文献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分别占据了发表文章的37%、26%和17%。马尔科姆还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像文献评论、问卷调查和访谈这些方法都非常普遍。 从我国教育研究的现状看,国内主要教育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马尔科姆所指的诸如概念分析、批判和现象学等思辨类型的研究方法,而关于量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内容比较单一,比如,调查问卷类文章主题主要集中在学生经验方面,诸如大学生就业、创业、学习等。有学者在分析《教育研究》所发表的文章后指出,它共登载的165篇研究论文中,主要以思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论文为主,占86.7%,其中思辨类论文达115篇,又占有绝对优势(70%)。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完成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和数理分析研究论文共计22篇,仅占13.3%。 三、量化研究的运用与效用范围 在教育领域中,量化研究要求研究者事先建立假设并确立各种关系变量,通过概率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使用经过检测的标准化工具和程序采集数据,同时将事物在某一时刻凝固起来,对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使用实验干预手段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对比,进而检验某种关于事物客观规律的理论假设。在研究过程中极力排除研究者本人对研究的影响,尽量做到价值中立。由于量化研究所具有的客观性,以及具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等特征,它在宏观研究、因果分析、规律性和趋势性问题的分析、描述、预测及验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马尔科姆对高等教育文章研究方法特点的总结看,采用量化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系统政策、课程设计、高等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经验等研究层面和主题方面,关于教学质量、院校管理等研究则较多采取了混合研究方法。由此可见,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适用于下述研究。(1)适合于宏观研究。即比较适合于教育政策、教育规划和教育预测方面的研究,适合在宏观层面上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趋势性的特征预测,通过教育现象的平均情况和抽样总体的代表性,以求发现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2)适合于对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研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专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关性分析等。(3)适合于课程改革、教育评估和评价、学生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描述和预测性研究。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将数据加以分析和归纳,发现和推断具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特征和模型。(4)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比如,学习心理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 信度和效度是关系到量化研究结论准确和普遍意义的关键性要素,而无论是观察、实验、测量、数据统计,还是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其设计和研究难度都比较大,对研究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因此,研究者除了需要具有严谨规范的求实精神、较强的演绎归纳分析能力外,还需要对研究问题能够给予合理假设,需要具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数字统计方法(如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研究者不仅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样本或者选题值得进行大样本调查,同时在问卷设计、样本选择、信度和效度检验、分析工具、分析深度、合作沟通等诸多方面都应具备科学的态度和较高的专业水准。 四、基化研究的优缺点辨析 实际上,教育科学中的量化研究虽然强调事物的“量化”,即通过对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而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其根本意义依然在于寻求一种规律性认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只是量化研究更追求和强调科学的程序、手段和步骤,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和相关关系进行调查、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一定把握。一般来讲,在研究阶段上、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上,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定量是定性的更高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量化研究方法有以下优点。(1)量化研究方法符合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教育研究可以定义为对数据(用于分析和研究的各种数字、文字、图象或其他形式的资源)的系统收集和分析,其目的是对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有效的概括、预测、干预和说明。”(2)量化研究有利于数据资料的有效积累,有利于对研究问题的深度解决,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各种偏见。如果我们想对大学的教学改革评头论足,必须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型大学和普通大学的教学现状,否则难以令人信服,而这很难通过思辨或文献等方法来完成目的。大学教学的实际状况和学生对教学质量的真实想法,只有通过问卷调查等量化研究方法才能够真实地得以反映。以张红霞、曲铭峰的《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及启示——基于全国72所高校的问卷调查》为例,该文章通过对研究型大学与普通高校本科教学的差异性的问卷调查,通过大量调查数据的整理分析,客观真实地为我们揭示了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情况和影响满意度的相关因素。其得出的结论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研究型大学(北大、清华除外)的教学质量问题普遍严重;教学经费不足是质量问题的首要原因。由于研究者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和科学求实的科学态度,由于问卷内容的严谨规范和数据资料的真实可靠,尽管结论令人意外,但却很难否认该结论的真实性。(3)量化研究能够通过清晰易懂的图表、数字或简短的文字说明事实、实质和趋势。比如,马丁·特罗通过相关数字对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15%以上)和普及化阶段(50%)作出了科学论段,形象说明了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特征。 量化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量化研究除了对研究者的技术性有较高要求外,还需要研究者秉持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尽量坚持价值与事实的适度分离。但是,当研究者因某些原因想用自己的研究支持某种观点时,就有可能产生偏见,这势必会影响结论的真实性。虽然研究者应坚持价值无涉这一原则,但真正将价值与事实分离却很难做到。(2)作为量化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问卷调查法,其抽样误差总会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的总体效度受到影响。问卷调查和结果往往会受到经费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而且,大多数问卷往往比较浅显,不能深入到引出应答者真实意见和情感,也就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以《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一文为例,研究的主题是关于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的调查,但调查的人群却只有在校大学生,调查内容主要反映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创业意向与家庭背景关系、大学生赞成创业或不赞成创业原因、大学生创业知识等问题方面,而有些结论与问题内容不构成必然关系。比如,结论对策中的“政府应优化大学生创业的社会环境”与问卷内容无法呼应。(3)基于访谈法的量化研究结果的效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访谈者的观察能力、反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4)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研究者在对复杂教育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时,不同变量的选择会对结论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如政策等变量因素在实证研究和数据预测中很难得以体现。预测与实际的不符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宏观预测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比如,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预测方面,20世纪90年代相关实证性预测文章对我国2010年的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最大胆的预测也没有超出1000万人,而2008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已经超过2 700万人。在对教育现象的相关分析中,有些相关分析显得比较牵强,令人难以认同。有时从一项相关研究的结果中获得有关原因和结果的推论是困难的。当变量A和B相关时,研究者不能明确地推断出是A引起B,还是A和B是由第三个变量C引起的。 要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这些方针和政策,为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为教育科研机构的转型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第三,《纲要》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发挥重要作用的典范。《纲要》从制定到出台征求意见稿,都有教育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与贡献。从中央到地方,不少教育科研部门全力投身其中,既发挥了教育科研的独特功能,也极大地提升了教育科研工作的地位。吉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承担了《纲要》的部分制定工作,为我省增添了光彩;不少人以各种方式参与《纲要》的制定工作,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更多的人对《纲要》的制定过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期待。根据国家部署,《纲要》在正式颁布之后,将在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与计划,这是我省教育科研工作者发挥作用的重要时机。应当把握机遇,主动出击,努力展现教育科研工作的功能,体现教育科研工作的独特价值。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试论教育叙事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方法 论文摘要:近年来,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方法的一种运用形式,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从其兴起背景出发,介绍了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内涵、方式和特点及其实施的过程,并就目前人们对其一些普遍性的误解进行一些澄清。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教育实验法、教育调查法、教育统计与教育测量等定量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近年来,人们逐步认识到,教育科研应该更注重人本主义的质的研究,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方法的一种运用形式,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教育叙事研究兴起的背景及其意义 教育叙事研究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内率先兴起,90年代末引起了我国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在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们对已有教育研究方法的反思、教师专业化实现的途径与方法以及教育研究的目的与作用等几方面的研究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 叙事研究是教师专业化实现的有效途径与方法之一。教育叙事研究还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它更注重教育故事所具有的意义,并通过对意义的重构与解读,来反思与提高实践,来丰富与优化理论;它关注教育主体实践智慧与个人理论的形成与优化。叙事研究基于对个体经验与故事情境的关注,降低了教师进入教育科研的理论高度,但并不否定教育理论的价值。它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它是对教育生活探究的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而且也是研究者们的一种生存方式的转变。 二、教育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内涵 1、理论基础 后现论 后现代思想家们关于主体的消亡、元叙事、对差异的颂扬等对叙事研究影响很大。反过来,叙事、故事、语境等词汇也成为后现代思想家们高频率使用的语词。 文学中的叙事学理论 这是教育叙事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叙事学成为文学研究的优秀领域,叙事学中关于叙事的情节、结构、语言以及口头叙事与书面文本间的转换等.都成为当前教育叙事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同时,新时期叙事学研究由“所指之事”向“所用之叙”的重心“转移以及由经典叙事学向多元叙事学或新叙事学的转向,也对教育中的叙事运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现象学和解释学理论 这两派哲学的主张为叙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现象学的意向性、交互主体性和悬置等思想,有助于人们暂时悬置主观判断和先见,尽可能地揭示教育事件本身;解释学则从方法沦角度强调了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主张对经验性文本进行解释和理解理解。 现代知识论观点 现代以来不同类型知识的划分表明了人们对知识理解的深入,尤其是加涅(R.M.Gagne)和安德森(J.R.Anderson)的知识分类观点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知识的内涵,并确立了如今日益被广泛接受的一些新的知识观念。如,只有个体积极建构的知识对个体才有意义等。 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理论与方法论 近些年来.随着人类学研究的升温,对人类生存和交往模式的思考及其运用的田野作业法开始对诸多社会学科领域产生影响,同时社会学使用的扎根理论方法、行动研究,以及语言学中的符号互动理论等都构成了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的一部分。 2、内涵 国内目前对于教育叙事研究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广义的,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另一种是狭义的,专指教师叙事研究,当前似乎基于狭义理解的叙事研究居多。 三、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和特点 教育叙事研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教师自身同时充当叙说者和记述者,另一种是教师只是叙说者,由教育研究者记述。 教育叙事研究有其本身独有的特点:时间性、情节性和主观性。教育叙事研究所叙述的内容是已经过去的、实际发生的、有情节的相对完整的教育事件;无论是”所叙之事“还是”所用之叙”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能反映参与者的教育信仰、价值观念和理论水平。 四、教育叙事研究的过程 叙事研究的过程是依照叙事研究自身的逻辑和方法所实施的过程,有研究者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1、现场工作。 主要是指研究者进入研究现场对所研究对象的体验。在这一阶段研究者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叙事研究强调研究者要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活动中去,通过全面深入的了解来获得资料。第二,研究者要从整体上对这一现场所产生的包括历史文化背景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考察。 2、从现场到现场文本。 现场文本不仅包括事件的客观记录还包括研究者和参与者的关系,是经过选择、演绎解释的经验记录。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形成,如口述史、故事、照片、回忆录、现场笔记、文献分析等。 3、从现场到研究文本。 研究文本要回答意义和重要性问题,可以用文学、诗歌、科学等不同风格撰写。 总之,叙事研究在内容与手段上与其它研究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它还要求研究者要具有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写作的能力。 五、对叙事研究几种误解的澄清 有人认为叙事研究就是讲故事,就是把自己的经历与体会表达出来。这样的理解是肤浅的,叙事研究是通过行为者对教育故事的叙述,来反思教育实践的合理性,及重构教育实践的理论意义以优化教育实践规划质量。还有人认为,叙事研究就是不需要理论基础的研究,其实,叙事研究既要求通过叙事来体现理论对实践的解释与洞察力,也要求通过对叙事者个体价值与情感的认可及对故事情境的关注,来丰富理论的视野。更有人认为人人都可以做叙事研究,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实践智慧与个人理论,都具备做叙事研究的可能;但如果只是白描事实,而不反思与重构,不通过重构来丰富个人理论,就不是做研究。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浅议关于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民间音乐传承方法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 高师音乐教育 民间音乐 传承方法 论文摘 要: 当前我国高校高师专业音乐教育课程不断完善和进步,专业的课程设置让学生更好地吸收专业知识,然而民间音乐却在无形之中被忽略。现阶段,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专业在教材选取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在课程设置方面也明显减少关于民间音乐这部分,由此导致学生对民间音乐不够重视。因此,开设音乐教育专业的高校要对民间音乐更加重视,并且进一步完善教材选择、课时安排等。本文分析了民间音乐在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的现状,并重点探讨了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民间音乐的传承方法问题。 一、民间音乐在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的现状 各个高校的民间音乐在整个音乐专业中的现状主要表现在观念方面、课程方面、教学教法方面、教材方面及师资力量方面,具体表现为: 1.学生对民间音乐的认知存在一定局限性。学生在学习音乐课程时,往往漠视民间音乐,认为民间音乐古老、枯燥、不够流行,不符合当前的学生心理,因此在学习民间音乐的过程中,学生没能形成正确观念,不懂得对民间音乐进行学习和传承,由此导致学生对民间音乐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肤浅性。 2.课程设置方面。首先,民间音乐的课程设置时间较晚,建国后至今,以国家教育部名义正式下发的高师本科《教学计划》只有两版,真正把民间音乐课程作为一门专业基础必须课而进行设置至今还不到20余年,还有很多高校没有正式设置民间音乐课程。其次,民间音乐的课时相对较少,目前就大部分高校音乐教师所做的教学计划来看,民间音乐所占的课时要比其他专业相对来说少了很多,还有很多学校将民间音乐作为辅助课程。 3.音乐教师的教法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几乎所有的音乐教师在教学时采用的都是“灌输法”。虽然有部分教师在讲课时能够将课时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但具体教授方法却各不相同,有的侧重理论讲解,有的不讲理论,只对学生进行民族乐器的教学,单纯地进行技能方面的训练,或者简单欣赏一些民族器乐曲,这就导致学生对民间音乐的学习不全面。 4.当前高校所使用的民间音乐教材不统一。目前各高校所使用的民间音乐教材尚不统一,很多出版社编写的教材都没有作为民间音乐高师专业统一教材。在教师所选用的教材中,有的是选自他人的出版物,还有的教师用的是自己编写的教材,这些教材基本上是专业音乐院校教材的分支,而教师独立编写并能公开出版的教材明显不足。此外,教师们上课所使用的音响、音像资料绝大部分来自公开出版物,还有一部分是从他处转录的,教师亲自采风所得的资料很少。 二、在高师专业音乐教育中民间音乐传承方法 1.重新树立民族音乐文化观和相应的音乐教育观。 首先,应该树立多元音乐文化观念。 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和碰触,这就要求高师院校对文化的多元格局有明确的认识,形成多元的音乐文化观念,重新建立高师音乐教育体系,这既包括民族音乐课程的多元化,又包括教学方法的多元化,同时意味着高师音乐教育不仅仅要融合大量的民间音乐,还要融合其他的国家的民间音乐,更好地汲取前人及当代一切有益于理解音乐文化,并且充分发挥学生个性创造力和符合民间音乐的有效教学方法。 其次,树立与高师音乐教育相适应的民族音乐人才教育观。 高师音乐教育关于民间音乐传承人才的设定,应该结合当地的民间音乐文化实际,各个高师院校所设的音乐教育机构,应当自觉地致力于建设当地音乐文化资源良性循环的互动机制,高师院校应该吸纳当地的民间音乐文化资源,充实其教育内容,担负起建设传统民间音乐文化的职责,并且以这一机制为目标,设定高师院校培养民族音乐人才的规格,实现新型人才教育观。 2.确立民间音乐在高师音乐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首先,多渠道地引进民间音乐文化资源。高师院校的音乐教育机构应该自觉地进行采访和收集当地的民间音乐文化资源,并且将其引进到高师音乐教育之内,或者建立相关专业,或者开设相关课程。此外,将老艺人或者民间音乐家等引进高师课堂进行授课,教授学生特色的民间音乐。 其次,编纂专门的民间音乐教材,教材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工具,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国家教育部门应该组织全国民族音乐学界和高师音乐 教育界的专家和教师共同编写民间音乐方面的教科书,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应该广泛收集和利用我国民族音乐学界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音乐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应立足于五大集成出版的既有成果,制定将其转化为高师民间音乐教材的规划。 最后,创建新型的民间音乐教学方法,教学方法体现特定的教育价值观,受特定课程内容的制约,同时也受教学组织的影响。教师应该改变以往传统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使师生及生生之间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并且富有创造性。 3.将民间音乐传承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民间音乐文化传承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社会各界的力量对民间音乐进行整合,作为社会文化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高师音乐教育,更应该主动承担起联系社会文化部门和地方音乐文化社团的职能,使传承民间音乐文化、重建地方民间音乐文化成为一个有机的社会行为。 首先,应借助社会力量对高师院校的民间音乐教师进行师资培训,在高师中传承民间音乐,师资是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当前我国专业教授民间音乐的教师极度匮乏,因此应该借助社会上各种办学力量,采用举办短期高校民间音乐师资培训班,对高校的民间音乐教师进行深度而系统的专业培训。 其次,成立地方专门的音乐文化研究机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地的民间音乐文化异常丰富,这就体现出地方的音乐研究机构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各地区应成立地方音乐文化研究机构,以充实对本区民间音乐文化的搜集和整理力量。高师院校也应该创造条件,成立自己的民间音乐研究机构。这样既能提高教师队伍的研究能力,又能突出高师民间音乐的办学特色。 最后,呼吁社会各界重视民间音乐传承。要想更好地对民间音乐进行传承,光靠高师院校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调动社会上一些积极力量,来共同营造一个传承音乐文化的良好环境,因此,应该呼吁社会各界都重视民间音乐的传承。 综上所述,民间音乐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音乐文化,急需得到更好、更久远的传承和发展,而高师院校的音乐专业则肩负着这一重要传承使命,希望各高师院校能够有针对性地根据当前现状制定合理的民间音乐传承方法,合理选取民间音乐教材,适当增加民间音乐的教学课时,并增强民间音乐课程的师资力量,同时积极调动一切社会力量来引起全民对民间音乐的重视,使民间音乐得到良好传承和发展。 教育研究方法论文:试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途径与方法研究 论文关键词: 大学生 公民意识教育 途径 方法 论文摘 要: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教育和培养,对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推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和培养,应注重校园环境的制约及营造;利用课堂、实践活动等载体,落实公民意识教育。 公民意识是指公民对自己所处的国家和社会应该承担的权力和义务的认识,是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社会以及他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选择的反映,它包含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其内容主要有权责意识、法治意识、道德意识和主体意识等,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和现代化程度重要标志。大学生是祖国和社会的希望,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早日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 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如何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近年来,各高校相应的出台了不少措施和对策。但是,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问题依然存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在教育的内容上,表现为:空洞无物、照本宣科,不能吸引学生眼球,更不能将其内化为学生内心的信念,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内容,在公民意识教育内容中严重缺位。比起大道理的说教,带有现代化特征的内容是学生最缺少而又最有兴趣的;在教育的方法上,表现为:灌输式的、填鸭式,粗放型为主要教育方式,不考虑受教育者接受与否,教育者往往高高在上,与受教育者的身份不平等。人的思想教育应该体现在潜移默化的渐进过程中。在此过程中,需要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平等互动。因此,在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上,强调以人为本,突显公民意识,就显得更为重要。 大学生个人健康成长离不开公民意识教育。大学生的成长包括生理上的成长和心理上的成长两方面。就心理成长而言,包括心智的成熟、知识的丰富和情感的健康。大学生要成长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就必须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是保证其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参与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前提条件。公民意识强调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强调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对法律制度的尊重,强调守公德讲文明,要求大学生要注意提高个人的道德素质、文化知识和能力水平等综合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知识和能力水平是人成为现代人的不可或缺的三个基本条件。道德素质是根本,文化知识是基础,能力水平是条件。大学生首先必须要具备的是道德素质,没有道德素质,文化知识再好,能力水平再高对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害无利。有道德素质,无文化知识和能力水平,对经济社会发展就起不到促进作用。而能力水平的提高,是建立在知识文化丰富的基础上的,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正如人们所说的有才有德是极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因此,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不仅是社会和学校的事情,更是大学生个人自身成长的客观需要。 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要求加强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条件。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方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一个现代化国家必定是一个经济发达、民主平等、文化发达的国家。而现代化的实现,关键是人的现代化素质的提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已成功的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观念已经日益深入人心。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在竞争过程中,强调的是公平与效率、诚信与守法,要求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社会人首先要具备这些基本素质;政治上民主平等,强调的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参与政治的过程必须是有序和有效的,这就要求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社会人具备法治意识和民主意识。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交织、冲突和融合,对人们的多元化影响日趋严重。用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引导人,强调爱国情怀,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可见,无论是从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从民主政治的需要来看,必须要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 2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途径 坚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结合,构建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理论武装体系。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公民意识的培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就现有的情况看,公民意识培养作为一个学科或一个专业还不成熟。为此,公民意识教育必须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结合起来,让大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授过程中,意识到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性,入心、入脑,从而构建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理论武装机制。首先,在教学的内容上,要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突出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增强学生对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认识,提高学生对我国国情、国体、政体、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情况的认识;其次,在教学的方法上,要结合时事,结合事例,避免传统的说教。比如,通过对时事热点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以点带面,让学生对当今世界的格局与形势发展有所了解和认识,进而培养学生参与政治的意识。最后,在教学的主客体上,应该注重与学生的互动,把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作用,与大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作用结合起来,通过分析、辩论、演讲等研究性教学,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进而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 与日常管理结合,构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习惯养成机制。大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是高等院校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一般而言,高校大学生日常管理的主体有三个部分的人员:一是直接从事学生日常管理第一线的教师,包括学生工作部门和学生所在系部的党总支书记、副书记、辅导员以及共青团工作者;二是在管理、服务以及教辅等部门从事的管理人员,包括后勤、图书馆等管理、教辅部门的人员;三是学生本人。要充分发挥这三个主体在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作为第一线的学生工作人员,处事要做到公正、公开,决策要做到科学、民主,待人(特别是对待学生)要做到公平、诚实,在大学的日常管理工作中,以人为本,以德服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引导学生树立公平、公正、民主、诚信等公民意识。其次,作为管理、服务以及教辅部门的工作人员,更多的是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在服务学生的过程中,要做到执情服务,微笑服务,贴心服务,让学生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懂得尊重他人,懂得回报社会,懂得和谐相处,从而树立学生的集体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尊重他人的意识。此外,作为学生本人,不管是学生党员、学生干部还是普通学生,都应该积极参与学生内部的管理以及集体活动,在参与的过程中,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高,从而树立参与意识。最后,从学校的角度来说,要营造良好的公民意识培养的环境,比如利用校园网、广播、报纸、宣传橱窗等各种各样的载体,加强对学生公民意识的教育。 以社会实践作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外在手段。社会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它的学员,而且所有学员都要在这所学校里进行终生学习。社会实践是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的延伸和补充,可以作为我国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外在手段来锻炼人,是促进大学生公民意识形成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社会实践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实践活动包括教学计划内的实践活动和教学计划外的实践活动。教学计划内的实践活动指大学生在校期间有计划有指导的活动,如教学实习、军政训练等。教学计划外的实践活动指大学生利用假期或课余时间进行的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等。 根据大学生接触社会不多,对国情缺乏了解,务实和吃苦耐劳精神不够的局限性,在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功能的同时,组织学生深入社会,接受实践锻炼是极为必要的。社会是复杂的,高校只是社会的极小部分,大学生迟早要进入社会,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知识,总是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的。社会实践活动给大学生提供了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机会,这对于培养他们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社会实践活动还可以增加大学生的收入,逐步增强大学生的自立感。 3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方法 3.1 讲授法 课堂讲授法是指教师通过口头语言系统地讲解,使学生理解相关公民意识的知识,分辨清楚基本概念,提高其公民认识水平。这是任何一种教育在目前都仍然会采取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长处是:以教师讲为主,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能够控制整个教育过程,并且在短时间内教师可以有计划地传递大容量的信息,加上教师的系统讲述,可以帮助学生迅速理清思路,澄清思想上的混乱,提高分辨美丑、真假善恶的能力。当然,这种方法的缺点即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能很好体现。因此,在运用讲授法时,教师要使语言通俗易懂,又要具有启发性和感染力,同时要注意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选取一些针对性强的问题,运用具体的事例进行讲述。在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中,教育者进行公民意识教育方面的讲授是必需的,要做到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全面觉醒,启发他们的自我意识教育是讲授法的根本。 3.2 讨论法 讨论法是指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就某个问题各抒己见,进行探讨、辩论,让大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一定的公民意识。教师指导下的讨论并不一定要得出结论性的认识,关键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运用好讨论法的关键在于组织准备得当:讨论前,要确定好主题,一般要选择学生关心的同时在认识上有分歧的问题。讨论题目确定后,要给学生一定时间准备,并给以适当的指导,如怎么收集资料等。讨论过程中,教师是组织者,同时也是参与者,要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谈论,并适时启发诱导学生拓展讨论的广度。讨论后,师生要认真总结,允许学生保留自己的观点,但要明确公民意识的价值取向。如在关于全球化的讨论时注意对学生世界公民意识的引导;在关于民主的讨论时,让学生们了解到我们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帮助学生们了解如何行使和保护自己的民主权利;对各种有异议的伦理道德观点进行分析时,对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如诚信、爱人、互助等要给与充分肯定,对诸如安乐死、基因科技、贫穷、战争等问题进行恰当的引导,让学生己做出道德推理和判断。 3.3 实践法 实践法就是指组织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多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进行公民感体验,提高公民能力,培养公民意识。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动相结合的问题”。教育心理学也指出:人的个性形成只有在必要的生活与活动条件下才能出现,要想培养学生什么能力,就让学生参加什么活动。在公民意识教育领域,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服务学习”法,根据实际的情况,切实考虑社区的际需要,为社区解决问题,并引导学生以公民的方式思考问题。因此,在进行大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实践活动时,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全体性,面向全体学生,全体学生共同开展的教育活动;主体性,活动的各个环节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以学生自己的实践、体验、探究为主;社会性,面向社会现实生活,在观察、探究社公共生活中的现象、问题的过程中实施公民意识教育;实践性,引领学生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在社会实践中观察、体验和思考。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文化研究论文 1.作为一种新类型的课程 视觉文化研究课程带有学科的交叉性特点,这也是符合当今国际教育改革发展潮流的。因为目前的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即学科内部的专业划分过细,有的甚至在本专业内部也要划分出几个部分、阶段,并且各个专业恪守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愿涉足到其他相关专业领域。这样做的结果,尽管可以把自己分内的专业问题研究得深入细致,但时间一长,极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导致视野狭窄而缺少宏观的见识。为了打破这种专业与学科的壁垒,国际教育界推出了一系列新兴的课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主张在一门课程中运用多门类知识来研究、解决问题。就文科而言,文化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课程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具体来说,视觉文化研究课程的跨学科、跨专业特点表现在:它是以研究问题为优秀,这些问题一般不是关于所学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而是当下现实社会出现的文化热点、文化事件,力求让学生学会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知识来透析、解决现实问题,也就是强调理论的实际运用。这一点就与传统授课方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这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要从事交叉学科性的工作,确定一个科目(一个主题)并围绕着它设置两到三门科学,然而这还不够。交叉学科性的研究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新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由于这种交叉性的特点,解读这些纷繁复杂的视觉文化现象与事件则需要借助诸种理论,如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就中文系学生的知识储备来说似乎很难承担起这一学科的学习任务。然而答案竟然是可以,因为他们所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就能胜任,这样的回答会使人感觉很困惑,为什么文学理论能够承当起阐释当下视觉文化现象的任务呢? 2.这是首先要给学生解释清楚的问题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传统的文学理论基本局限在文学的范围之内,基本问题是研究文学内部的发生、发展规律,如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文学批评等,即便承认文学与社会存在紧密的关联,但主要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背景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当下的文学理论由于受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双重影响,吸收进大量的非文学方面的理论,把符号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知识统统吸收进来,使得文学理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自身的领域,在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的途中,文学理论就如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远远跃出自己的范围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表意实践,把“文学场”置换成“文化场”,从而发挥其过去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对象几乎包含整个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的热点问题,在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十分普遍。文学理论甚至有时被简称为理论,其含义即指其作用的广泛性。具体而言,当代文学理论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后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文论、符号学批评、审美人类学、文化研究理论等,这些理论如何在视觉文化对象上灵活运用呢?这是视觉文化研究课程中最优秀的问题。比较好的教学方法是选择一些当代社会的经典个案来进行阐释分析,让学生注意什么样的个案应该用什么相关理论来解释,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举例来说,在分析《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罗拉快跑》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影时,可引导学生回忆文学理论课程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理论的内容部分,并加以适当补充,进而介绍什么是后现代艺术,它的特点有哪些,与现代主义艺术、传统艺术的区别,后现代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哪些等。这样学习之后,学生不但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把现代主义、传统艺术都联系起来,对整个艺术史都有一个初步的把握,扩展了知识量。在介绍摄影与绘画的区别时,可以运用德国理论家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来讲解从手工业到机械大工业的时代变化,进而带来绘画艺术的衰落与摄影艺术的兴起。也可以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来解析一张黑人少年向法国国旗敬礼照片的深层含义,白人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响可以从这张照片见出。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讲授,比如在阐释大家都关心的时尚潮流文化现象时,围绕时尚与认同这一主题,来分析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并以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现象为个案,详细解读中产阶级的形成条件,及其在观念、行为、物质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学生对未来可能的生活状态有一个预先的理解。由于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而中产阶级又是指有文化修养,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经济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都市化的浪漫情调都会对城市中的其他群体产生广泛的影响,又因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就是大学生,他们代表着未来与希望,所以讨论时尚、认同、小资情调这些问题对大学生们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使他们明确人生观与世界观。在对此类问题解读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齐美尔、波德里亚、罗兰•巴特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 3.再以大学生普遍爱穿的牛仔裤流行风为例 解读其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主体性的反思,即区分出自我与他者,从而明确自我是在社会中的独特存在;第二是归属感的要求,即从文化、信仰、共同体三方面来确定自我所归属的何种文化、何种信仰、何种社群共同体;第三是社会文化的整体层面,即从性别、族裔、种族、阶级、国家来分析个体自我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在此主要运用的有德国齐美尔的时尚社会学与罗兰•巴特的时尚符号学理论,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等。当学生们平时十分熟悉的视觉文化个案逐渐显示出背后那些丰富而复杂的含义之后,学生会非常震惊,进而对所学的文学理论产生深深的敬意,深入学习的劲头更足了。除了在课堂上讲授理论之外,在课堂教学中也应注意教会学生学以致用,把刚刚学到的新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例如讲授完戏仿、拼贴、反讽、真人与动漫的混搭、开放式结尾等后现代艺术手法后,就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如指导学生做后现代风格的拼贴艺术作品,可以用数码相机给每一位上课的学生照张标准相,然后将照片全部粘贴在一块比较大的白纸板上,这样做出来的效果的确与单张相片不同,看起来制作很简单,但却准确地展现出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来,学生很快就能领会。再如鼓励爱好文学写作的学生写一个后现代开放式结尾的短篇小说,来与传统封闭式结尾的小说作比较,明确传统小说的必然性特征,并体会可能性这个后现代小说的特征,从而对“文学的可能性”这一根本问题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视觉文化与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确,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日益普及的今天,在影像虚拟景观越来越充斥我们生活世界的今天,文学要想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跟上时代的巨变,调整自身的生存策略,走与视觉文化联姻的道路,避免自说自话,避免沦为小众文化,这也许是文学在当下的最现实的出路。把文学理论与当代视觉文化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理论来分析和把握现实的能力,拓宽学生的文学与文化视野,并且为文学突破“文学的边缘化”困境寻找出一条现实的出路,实现文学与影视、广告、摄影、流行文化等的联姻,让文科学生恢复对文学的自信。 作者:金哲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之政治思想论文 一、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并不过时 教学中应当强调这一理论的经典意义,并用它来说明文艺的实践运动。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书中说:“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一卷648页)列宁这段经典论述的精神无非是一句话:无产阶级的文学应当成为社会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应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那些主张“文艺的本性是审美”的人,那些认定文艺活动仅仅是人的主体性行动而否定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家们,对列宁和文学党性原则大唱反调,在他们看来,文艺的根本使命只是“在想象和情感的虚构的形象世界中领悟人生之幽邃”。而所谓“人生之幽邃”的内涵,乃是在“人性描写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方面”。根据这一标准,他们把《白毛女》、《松花江上》这样优秀的作品,判定为“将文艺等于政治”的非真正艺术品(见《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历史无可避免》)。其实,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它只是三十年代梁实秋等人主张的“文艺人性论”的翻版而已,而那种理论在当时就已经被鲁迅驳得体无完肤了。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给社会生活一定的影响,这是早已为人类数千年的文艺实践运动所证明,凡是历史上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反映了先进人物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同时,无一不是对社会发展中最进步的阶级的肯定。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应反映人民的生活,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列宁关于文学党性原则对于一切进步的作家都具有指导作用。列宁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同时主张文艺本身应有独立自由活动的广阔天地。他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是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选集》一卷664页)在这里,列宁主义充分估计到文学事业的特殊性,反对这个领域中的公式主义。在教学中,列宁文学党性原则的两个方面的观点,应当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把它贯穿于理论的各个方面。笔者在多年教学中,认为蔡仪同志主编的《文学概论》及暨大、华东师大等院校出版的《文学理论》,都是思想性和知识性较好的书,其始终把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作为专节论述,而且全部理论都贯穿了这一精神。近几年出版的部分教材,未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写进去,明显地淡化了这门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编写教材关系到争夺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大事,不能不严肃认真对待,编写教材如此,教学亦如此。文学理论教师本身就应当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 二、消除和防止崇洋偏见,弘扬祖国传统文学理论遗产,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意识 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任务。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也应有这项教育任务在内。文学理论这门课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国大学才开设的。最初全国各主要大学采用的教材,都是苏联专家依•萨•毕达可夫所著的《文艺学引论》。目前,文学理论的教材多至几十种,其中多数模式和体系基本上尚未跳出依•萨•毕达可夫教材的范围。应当指出,毕达可夫教材体系有它的合理性,主要是它的内容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当然其中也不免有庸俗社会学的成分,但非主要的),但由于它过于洋化,是一种舶来品,对于我们的国情并不十分适合。近年来编写出版的一些教材,力图在传统上有所突破,其中虽然也确实有独到的理论创见,但其中很多无非是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系统论、主体论、信息论,或弗洛伊德的性欲论之类的东西。当然,借鉴外国人的理论,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打开闭锁的大门,把世界上一切进步的、于我们有益的东西“拿过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享用。然而,借鉴外来的东西,不仅在质上要严格考究它的精华与糟粕,而且在量上应有一定的界定。因为一个民族,无论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一个民族自身的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它自己的内部,外来的因素只是提供一种条件。我们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文化遗产。仅仅是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就论述了各种文章,主要是文学与社会的、历史的、自然的、哲学的各种关系,并对文学的各种体裁的特点作了理论说明,对于文学的创作、文学的技巧、文学的鉴赏、文学语言修辞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其他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蝾的《诗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李清照的《论词》,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记》,刘熙载的《艺概》,等等,举不胜举,都是古典文论中最优秀的理论遗产,完全可以继承和发展。当然,文学理论不是文艺批评史,无须一一介绍古代的文学遗产。然而,既然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遗产,为什么不能把它们的主要精华融汇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呢?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民主主义论》)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从当前的实际出发,特别要努力激发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热情,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信心,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为实现中国梦教书育人。因此,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弘扬民族的古典文论精华,使学生认识到在文学理论方面,我们祖先的成就并不下于西力,从这方面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我中华传统的爱国意识,不仅是在思想教育方面是必要的,就是在理论知识的传授方面,而且是必须且有益的。 三、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时,要尽量联系历史上和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进步文艺思潮和进步文艺作品,特别要突出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以此使学生受到进步思想潜移默化的熏陶 在文学理论教学中,与其他理论课一样,应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应当用文学创作的实践情况说明理论,其中离不开具体文学作品的举例,这种举例,应当充分考虑到作品的思想教育的实际效果,进行有目的、有选择地举例。我们不能否认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我们只是承认这种教育作用有其特殊性,它是通过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潜移默化地对人的思想、道德情操起到熏陶作用。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存在各式各样的作品,历史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过的巨匠的名著,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然而,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的作家,产生了大量的闪耀着伟大革命思想的文学作品。诸如中国鲁迅的小说、杂文,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郭沫若、艾青、臧克家、闻一多的诗,等等,外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绞刑架下的报告》、《真正的人》、《党的生活》,等等,都是不朽的名著,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出类拔萃的。令人遗憾的是,在近年来文学理论教学中,许多教师并不热衷于现代和当代的无产阶级的作品,而在许多人身上,厚古薄今、重洋轻中的现象很严重,西方的现代派、象征派、荒诞派,以一种特殊的优势,冲击着革命的文学家和作品。当然,我们也不一概排斥上述这些文学流派和作家。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评赞这些流派和作家作品。就拿徐志摩来说,他的诗,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压抑与苦闷,感情比较真实,诗味也浓,也体现了形式美,在文学史上有它一定的位置。然而,作为当时右翼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徐志摩,他作为《新月社》的负责人,对于当时蓬勃掀起的革命文学持攻击否定态度,这又是不能不严肃指出并予以批判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竟然把他的诗当做现代诗歌的代表,并且将他凌驾于郭沫若、鲁迅之上,岂非天大的笑话。而这当中、不能不说与教学有相当的关系,教师对于教育事业和学生,应当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与评价,应当从教育学生,有益于发展学生身心健康的实际效果出发,慎重对待,科学评价,决不能任意、不加选择地举例,甚至颠倒了美丑,给教育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文学理论是一门思想性、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在教学中如何把思想性和知识性统一起来,是艰巨的任务。在这里,正人必须立己。教师加强在文学理论和思想立场方面的修养,乃是决定性的一环。青年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新曲,历史地落在当代青年肩上。教师要把他们教育培养成为国家栋梁,勇敢承担重任。 作者:何先慧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教学与学位论文写作分析 摘要: 中文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普遍存在质量低下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开设《学位论文写作》课程,给学生以相应的理论知识,但同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这要在本课程知识教学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从理念转变、理论储备、文学作品写作、短文评析、长文试写等方面作出教学设计。 关键词: 文学理论;教学;学位论文;写作实践 一、学位论文写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对于本科毕业生是否需要学位论文写作,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要求、学生能力、学生就业压力等方面。要求废止的意见认为,对学生的理论水平要求不应过高,只要学生把大学学习期间应修的课程学分修够,就应当允许其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相对于停废的呼吁,坚持继续保留的呼声更大,他们认为对本科生的教育是一种学历教育,根据国家1982年学位制度的有关规定,凡申请学位者都要提交学位论文,学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申请的学位应在提交学位论文并经过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这一看法在国内很多高校中被认可,因此,就目前而言,绝大部分高校仍然都有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但毋庸讳言,本科生在学位论文写作上存在很多问题,这既表现在选题、论证以及结构等大的方面,也表现在题目名称、叙述方式、语言表达乃至标点符号等细微方面。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一般而论,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对毕业论文写作(设计)的认识存在误区。学校和教师未能深刻认识到毕业论文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大部分学生和一些老师都认为毕业论文可有可无。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学生没有尽心尽力去写作,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也没有足够重视,有的教师只重视所带的硕士生,而忽视对本科生的指导,有些学校的某些专业存在一个老师指导十多个学生的现象,自然也拿不出应有的时间和精力去认真负责地指导。二是随着高校就业形势的严峻,毕业生忙于考研或找工作,用于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和精力较少。三是写作课教学内容缺失。中文专业的写作课所讲内容多为应用文,而应用文中缺少学位论文写作这一内容,即使有这一内容,也是和其它公文写作一样仅仅是其中的一节,课堂上一笔带过,不可能展开来认真细致地讲解。更有甚者,一些学校在培养方案中没有写作课程,学生写作理论更是无处可得。另外,在大学学习期间,课程论文、学年论文等给学生布置得较少甚至没有,他们的社会实践报告和毕业实习报告等大多都是在网上粘贴拼凑的,写作训练几乎得不到实现。凡此种种导致了学生学位论文质量的低下。 二、《文学理论》教学与论文写作 受传统教学理念和既往教学模式的影响,毕业论文写作很少像专业基础课一样受到重视,教师也很少在基础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写作知识,即使是写作课程亦如上文所述,也没有加重学位论文写作的教学内容。对于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学生只要了解作品,背背笔记,就基本可以保障考试及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毕业论文写作和其它专业课程教学之间的内在衔接。我们认为,文科专业特别是中文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与专业基础课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写作》课程自不待说,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本身就是作家作品讲析,而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也是语言方面的理论探讨、语法讲解和语感训练,这些都完全可以与论文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专业课知识的掌握与理论思维训练和写作实践有效地统一起来,这就看授课教师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在所有专业基础课中,《文学理论》与学位论文写作的关系更为切近。就中文类毕业论文的主要方向类别而言,学生写作主要是文学类选题,如作家评介、作品评介、作家与作品、作品与社会、作品与读者、文体风格研究、人物命运研究、人物性格研究、语言风格研究、人物心理与作者心理、作品所反映出的人性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种族和宗教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文论所包含的内容,必须以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来构思写作的。因而依据文论课程所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有计划地把写作教学同步起来,把相关知识渗透在全部学习过程当中,就会收到较好的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教学设想呢?我们认为,应当采用如下基本方法。 (一)更新理念: 改变学生学习习惯在教授这一课程之初,要用至少两节课时的时间给学生灌输一种与高中时期不同的学习理念,要求学生尽可能地树立大学学习的新习惯———研究性学习。让学生做到三个转移: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文论课程的开设一般是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或二年级,这期间,学生的学习习惯还没有从中学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走出来,而一些大学里的奖学金制度的设置也使得唯分是图的学习目标不能及时改变。因此,有必要对学生的学习理念进行一次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是不可能彻底的,但却是必须的。中学生的学习目的是应付各种各类的考试,尤其是应付升学考试,这就养成了一种应试学习习惯,只注意要考试的内容,在学习方法上多是死记硬背。对于这样的学生,革除应试教育的不假思索、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学习习惯,提倡自主研究性学习就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任务。我赞成我的老师张玉能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大学教师不去改变初入大学的学生的学习习惯,那么中小学所养成的应试教育的学习习惯会以极大的惯性力量把这些中文系大学生保留在旧有的应试教育学习的轨道上,对学过的知识只是死记硬背,自己不思考、不质疑、不辨析,那么,研究型、创新型的人才是难以产生的。[1]同样,以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评论写作能力为旨归的学习习惯也是培养不起来的。因此,必须通过教育教导,让学生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 (二)同步教学: 实行的基本思路与步骤文学理论课程的基本内容是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文学接受论、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思潮等。[2]根据这些内容,在两个学期的时间内,在教授全部知识内容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渗透论文写作。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1.理论储备。 按照一学期十六周计算,拿出来九周时间教授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这三部分内容。这三部分的学习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有关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懂得文学基本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树立科学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在这些理论当中,有些是学生在中学时略知一二的,如文学形态体裁等;有些是学生所不知道的,像文学艺术的起源、文本的层次划分等。这些理论的储备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构建学生的文学理论系统,在理论自觉的层面上接受和解读具体作品。如文本层次理论,过去在中学时期,语文老师在讲解课文时也会从艺术特色、中心思想等方面来描述,但这是笼统而不明晰的,在文论课程中深入了解语言层、形象层和意蕴层之后,学生就有了剖析任何一种文本的理论指导,有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但仅仅课本理论是不够的,理论储备还要在课外同时进行,主要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指定书目,阅读中西方文论原著,每周做出读书笔记。第二,课堂前讲述与课堂外讨论相结合。即前一节课下课时布置任务,指定学生在下一节课上课前讲述自己的见解。第三,组织课外学习小组、举办小型学术讲座等。学术讲座主要邀请院系其他文学理论教师和现当代文学老师,每周一次。 2.文学创作。 用至少四周时间来讲授“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这两个章节,该章节学习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深刻系统地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在讲授课程中,要对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逐一细致讲解,对素材准备、艺术构思以及物化阶段都要讲述较多的作家案例,让学生在具体案例中去除对于创作的神秘感,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学的创作者。在讲授完这些理论知识后,给学生布置作业,每人写一篇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均可,然后在下一节课堂上展示,好的作品给予表扬,并推荐到学校文学社团的杂志、校报的副刊或者其它高一级的刊物上,积极鼓励学生进行文学创作,并以此为契机在班级建立“文学创作者”小组,以他们为优秀把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培养未来的作家,而是让学生多练笔,熟悉写作的路数,从敢写到会写,再到想写、爱写,一步步建树他们写作的信心和兴趣。3.短文评析。这一步骤是在第二学期进行。与“文学接受论”教学内容同步,在经历了上一学期的学习和写作实践后,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储备和文学作品的写作经验,在此前提下,讲授“文学作品的接受”,指导他们欣赏和品评文学作品,打好小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础。小论文写作应当从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热播电影等文学体裁开始,选取小的角度,从某一方面切入评析。如清人李调元《咏麻雀》诗歌的生命不平等意识、刘庆邦短篇小说《小小的船》的人性美、电影《高考1977》观后感等,要求在1000字左右。在写作之前,教师要首先选择一些好的赏析文章,复印后分发给学生,让他们认真阅读,结合所学理论,熟悉掌握写作格式,使用合适的文学理论术语,尽量学术化。这一阶段应在本学期第三周后进行,时间约为两周。 4.长文写作实践。 这一阶段一般放在第二学期的第六到十一周。首先详细讲授“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文学思潮论”这些章节的内容,把形式主义批评、道德批评、新历史批评、性别观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神话批评、读者反应批评以及马克思主义批评、解释学、文化批评等具体内容讲解详细,着重教授批评的基本操作方式。如道德批评就是要阐释和评价文学文本的道德内容、考察作家与文本创作的道德关系、考察文本对读者的道德影响等。这些理论知识讲述完后,在第十二周让学生尝试写作长文。所谓长文,是与前期进行的短文评析相对而言的。这一阶段的写作要求学生在业已掌握短小评论文章写作的基础上,在观点提炼、题目审定、结构安排等方面作出突破,这也就要求文章字数要达到三到五千甚至更多。实际上就是学位论文写作的小型排练,写的好的话就是他们毕业论文的雏形。除了掌握以上的理论批评的基本原理外,每一种批评模式都要给出批评案例,让学生认真阅读体会,搞清楚其论证的内在逻辑思路,了解掌握基本架构,然后还要在写作上进行专门指导,帮助学生制定写作的步骤:了解对象———选点切入———确定要旨———布局安排———力求创见等。刚开始可以用命题作文的形式来启发学生,如《论席慕蓉诗歌的陌生化表达》《刘庆邦小说的儿童视角》《论路遥小说的苦难意识》《儒家思想在周大新小说中的体现》《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论“本事”与“情节”的关系》《论昆德拉的小说理论》《论赫什的“意义”与“意味”》等等,但不强制要求一定是本题目,学生可以举一反三,自己命题,自由写作。这一时间约为三周,通过三周的练习,学生要写出一至两篇文章。 (三)必要的延伸措施: 及时反馈评论必须说明,无论在文学作品写作,还是短文评析、长文写作期间,反馈评价机制要一直跟上。在学生写作后,教师要及时批阅学生文章,开始之时,应全部阅读,逐一写出评语,并在课堂上讲评,指出普遍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法。这当然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工作,但教师一定要认真对待,不可敷衍,否则会伤害学生的积极性,使课程改革试验起不到预设的效果。一段时间后,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和互评的方式,而这里,学生互评的效果会更好。 三、不足之处与应对措施 毫无疑问,光靠专业课教学来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是不够的,这只是一种辅助方式,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开设学位写作课程。这一课程可以在三年级第二学期进行,应由写作经验较为丰富的教师来授课。那么,包括中文专业在内的文科本科学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指导应当教授什么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呢?根据笔者的经验,课程内容应在查阅过去毕业学生的学位论文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并向学生做出调查询问的基础上设置。一般来说,主要是:(一)理论知识的讲解。这包括1.对毕业论文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2.了解论文类型和题目类别。3.选题的原则和方法。4.材料的搜集与整合。5.大纲与开题报告的写作。6.具体论文的写作与修改。7.格式规范。8.答辩准备等。(二)学位论文范文讲析。(三)实际练习。以训练学生列提纲为主要方法。 (四)讨论反馈等内容。 但也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有所删减,有所突出。总之,针对学生写作水平不高的现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进而整体性地提高毕业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作者:石长平 单位:许昌学院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论文 (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和思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句出自《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以看出,“乐”与“淫”、“哀”与“伤”是两对相近的词,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乐”至极为“淫”,“哀”至极则是“伤”;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是讲感情不能太过,要适中,也就是后世所总结为的中和。当然,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这里的《关雎》不仅仅就《关雎》这一首诗而言,这里的《关雎》应该包括整个“诗三百”,只不过《诗经》之首的《诗经》表现得更加明显罢了,正所谓“哀乐并举,亦可使人体悟到一种性情之正,有超乎哀与乐之上者”。这种中和对应的正是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先进》),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也多有体现,所谓“允执其中”(《尧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即是如此,至于“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蹙”(《八佾》),“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虽看似有点不得已而言之,但其实还是体现了一种中和思想,后世对于文学思想的很多评论也延续了这种“A而不A”或“A而不B”的评判方法。这种中和思想发挥到一种极致,便成为了中正乃至纯正的思想了,这就涉及到对于《诗经》思想的解读了。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淫无耻,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孔子对《诗经》的探讨,在其儒家创始者身份的影响下,后世对于《诗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并在西汉时代形成了以《诗经》为首的经学研究体系,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论语》中的其他言论,虽然已经超过了文学范畴,但是,由于孔子和《论语》本身的流传,后来的的某些见解则留下了孔子或《论语》的影子,将这些言论完全归之于孔子和《论语》的影响,虽然显得有点幼稚,但是,这可以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文化之间内在的联系。 作者:聂家伟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探究式教学的文学理论论文 一、问题主导,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的习惯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在强行灌输的过程中被迫接受枯燥的理论知识。探究式教学理论改变了这一传统教学模式,它主张通过问题的提出,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在活跃的思维过程中确认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循循善诱的引导中让学生在问题探究中感知理论的深度,拓展自己的认知。问题的提出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诱发学生的思考,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内在强烈的求知欲。有了问题才可以让学生深入思考,突破事物的表层与形式。在文学理论教学实际中,因为理论自身深度和难度需要老师在问题情境中引导学生,而且,老师不直接给出答案,这个过程需要贯穿整个课堂始终,在积极思考过程中,结合具体文本、具体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逐步让学生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通过问题的提出让枯燥的理论知识慢慢内化成学生的体验,在体验的过程中让学生从文学现象的感性认知逐渐过渡到深入的理性思考。问题主导式教学均是从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关注热点、关注理论前沿与文学理论教学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不可等同。现实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文学理论未来发展如何?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不是理论教学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面临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学理论教学如何通过可操作性的实践设计,将貌似枯燥、教条的理论和生活中的文艺现象联系起来,恢复其本有生命力。要求学生把讨论中的理论要点、基本观点形成文字,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论证结构,并学会对自己的论证进行概括和总结。主动思考问题是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让学生自主寻找和发现知识。相信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步扭转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错误认识,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起到真正训练学生理论思维、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从而使文学理论教学获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合作与交流,开放探究环境 探究是一个过程,探究是一种行为,同学之间需要展开交流,这是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自己思想和倾听别人意见能力和态度的需要。使课堂教学真正成为既能让学生自主探究,又能促进师生、生生合作互动,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社会生存发展的人的阵地,教师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合作学习”,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文学理论教学不单要求学生掌握文学基本概念和文学理论基本知识,更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的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理论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逐渐进入到自主学习氛围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尽力为学生营造深入学习理论的良好氛围,为学生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在合作性学习中,教师的功能在于设计教学方案,并以指导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到师生互动中,引导学生体会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之间的依赖关系。要求学生运用已有理论分析作品,或者就文学现象对文学的普遍规律进行归纳,如讲授文学活动时,对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具体关系,需要学生在具体作品中认识到文学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产生的源泉,这个认识是在就这个问题具体文本讨论过程中清晰起来的。就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作品及读者的关系同样需要从不同角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多角度地思考,呈现出思考的多维度,让学生对问题中彼此的关系有明确的认知。就读者和世界的关系,在读者接受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是接受者,就这个问题谈自己在阅读中的切身体会,在阐释与批评中理解和诠释读者对作品进行评价反馈的重要性。学生在合作与探究过程中深入理论学习,不仅是对以往文学认识的梳理和修正,更是对理论思维方式的切身感知,与此同时强化学生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理解。在学生自主探究的基础上,课下可以组织学生组建各种学习团队,针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进行相互交流与探讨,在师生互动的氛围中培养学生理论学习兴趣,不仅对课堂教学起到辅助作用,而且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 三、引导探究,课堂教学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设计 文学理论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需要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知识、规律和理论,但是文学理论也是一门应用性课程。文学理论在理论指向和诠释方面具有多功能性,必须让学生清楚明晓文学理论的理论指向和最为合理、最适合的诠释方法。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沟通的关系,因而要让学生在理论视域方面认识到其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相浃相洽的思维脉路。文学理论具有广且厚的内容涵盖面和阐释的界域极宽的潜在理论因素。要顺利展开对一个理论问题的“探究”活动,仅靠课堂上三言两语的思考讨论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往往只能停留在问题表面,不能将理论深化。因此,注重课外资料收集,引导学生进行课外延伸思考是探究式教学方式的关键环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关注学术前沿,并及时把相关学术观点带给学生,让学生在文学理论应有的语境中审视文学现象,如果不站在当下文学发展语境下,那么学生始终都会把自己当做理论的外人,不能真正理解理论的发展状况。所有在探究理论发展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当下。教师在具体课堂教学中需要针对具体实际调整教学内容,灵活针对学生提出的关于文学理论认知的相关问题进行讲授,层层深入,理解理论精髓所在。大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概念的接受、学科视角的形成、方法的训练和知识类型的再生产等。这些方面都建立在教学个体之间的感知和互动过程中。文学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是一个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推动学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要求学生结合自身实际,加强逆向体验,增强学生解读文学与理解文学现象的能力。 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逐步形成形态多元、流派众多、体系变动不居的发展局面,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探究式教学法的使用不仅确立了教师的主导地位,而且明确了学生的主体作用,问题探究把文学基本理论和学生联系起来,不仅传授必要的文学理论知识,而且对学生思维能力起到培养作用。文学理论课程枯燥无味的传统教学模式在探究式教学的影响下会重新焕发出理论自身的魅力,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这对学生是受益终生的。 作者:吕佳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论文 一、文学理论教学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用文学经典作品,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 《文学理论》是一门理论性、基础性很强的课程,具有深奥性、抽象性、理论性、枯燥性的特点,现在的学生对纯理论性质的课程不感兴趣,即便学习了理论也不会应用于实践活动之中。文学理论的枯燥、难理解使得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提不起兴趣,不能把文学理论学到的知识很好的用于实践活动中,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其实通过对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研究发现,文学理论课程蕴涵丰富巨大的信息量且近来发展迅速。这就给文学理论的教学带来了难度。大众文化时代,是个开放彰显个性的时代,当代大学生们大多数是伴随着电子媒介、影视、网络成长起来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对新艺术、新形式、新媒介有很强的适应力、亲和力、接受力,比如他们对网络文学、动漫作品、大场面大制作的奇观电影感兴趣,而对于传统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甚至表现出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疏离,他们喜欢收看动漫作品、奇观电影,不喜欢阅读纸质文学作品,更不爱看同样是电视节目的京剧、越剧等表演艺术。当代大学生感兴趣的是一些形象的艺术形式,因此他们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知识,这样就很难适应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因而学习文学理论这门比较抽象的学科就比较困难,感觉很难融会贯通,认为文学理论比较难学习难理解。因此,为了解决这种难接受、枯燥的理论学习,适应大众文化的时代特征,在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例证的选择、分析就举足轻重,在教学中所举的案例尽量适合大众文化时代的需求,尽量迎合学生的兴趣点。由此可见,文学理论教学中选择一个恰当的案例,既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也能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说明一个原本十分枯燥、深奥的理论问题。翻阅多部文学理论教材发现,大多数教材多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证,这些例子虽然能够达到有效说明理论问题的效果,但是太古板、生硬,缺乏新鲜性、时代性、活泼性。与当代大学生们感兴趣的热点问题相差比较远,难以调动他们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我发现当代大学生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奇观电影、动漫、电子读物、网络文学作品等方面,如果将这些学生感兴趣的大众文化现象引入到文学理论的课堂教学中,一方面提高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即巩固了大学生原有知识结构,又提升了大学生分析理论问题的应用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补充了文学理论自身的涵盖力。例如在讲到“叙事结构”这一节叙述视角内容时,我选取了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加以分析,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打破了以往抗日片中人物形象模式化、平面、视角单一的叙述模式。放弃线性叙事手段、采用独特的叙述视角,将日军的“反角”作为主角,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南京!南京!》虽然是历史片,但是视角很独特。把侵华日军还原成人,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以一个日本兵的视角,一个占领者的视角来叙述,比较独特,新颖,比较能让现代观众接受,这表现出中国人已经有觉悟从更高、更开阔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而不仅仅着眼于民族情绪。但处理起来也有一些局限。陆川把角川这个日本人描写得太有血有肉,整条脉络和整个形象通过种种优美的细节自然铺陈。总之,大众文化时代,文学理论教学所面临着枯燥的理论如何选择合理的论据加以论证的困惑,选择什么案例对于讲课效果至关重要。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体系中,当老师试图讲解、说明某一枯燥理论问题时,大多数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论据。这样的论据用得多了,就不新鲜了,学生不感兴趣,另外有时举到的文学作品的例子,学生没有读过,感到陌生,起不到说明理论的问题。然而,在大众文化时代,作为文学理论教学授课对象的大学生,他们经常面对的、感兴趣的恰恰不是所谓“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而是“应运而生”的众多身边的大众文化现象。他们感兴趣不是审美活动,而是大众文化产品如何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环节。因此,他们的接受经验、接受能力大多数是由消费性、娱乐性、游戏性产品的讯息刺激而形成的。这样,当文学理论老师用“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来说明抽象、枯燥理论时,大学生因为缺乏体验,没有读过作品,具体情节不熟悉,始终处于隔膜状态,这样最有说服力的经典例子也就失去了说明理论问题的经验基础。因此,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引用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子,而且要大胆的引用当今热门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实例。这样不仅是为了适应当代大众文化语境的要求,尽可能地吸引当代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关注大众焦点,而且也是为了通过对当代大众文化产品的解释、赏析,使文学理论知识在实际运用中变得鲜活生动起来,从而促进大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掌握。 二、针对学生文学活动体验薄弱的情况,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文学实践,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的就是文学实践,学生只有具备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知识。“实践出真知”,学生只有经过大量的文学活动的体验,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等体验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中涉及的各种文学现象、各种文学原理。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审美体验教学模式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于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情景模拟”就是讲到一些枯燥、抽象的理论时,通过设计一些直观、形象的情景,使抽象的理论尽可能的具象化,便于学生理解掌握理论知识,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调动学生掌握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的知识,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空间。比如我在讲到文学风格这一章时,为了证明有无文学风格,我就设计了“情景模拟”,即“一个小伙子遇到了一个的漂亮姑娘,你模拟一下琼瑶、金庸、柯南道尔会怎么写。”我分别找了三个女生,三个男生,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自由组合成一组,让他们分别以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来模拟表演,学生调动了自己的想象力,生动演绎出了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由此得出不同的作家创作风格是不同的,学生兴趣很高,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表演力,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枯燥的理论变得直观、形象、易懂。再比如讲到戏剧时,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戏剧作品,在此基础上学生自己评价,这样戏剧的特点、分类等理论知识学生就自己总结出来了。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多幕剧《抢坐》、独幕剧《电热棒的故事》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即在课堂上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采用启发性互动式教学方式。具体应做到:一、在教学中多使用疑问句,反问句等形式以启发引导学生对文学理论问题的积极思考,多给学生总结发言的机会,帮助他们养成边学边思考、边运用的良好习惯;二是课堂对话和课下对话同时进行,课堂对话是在教授文学理论的课堂中,老师围绕本堂课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精心设计一些环节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或根据课堂学生反应情况,即兴提出一些引导性话题与学生平等对话与交流,用以来培养大学生进行理论思考的兴趣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既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也可以利用课外业余时间,课下进行,如采用电脑播放古今中外的经典电影,或播放当今一些学生喜欢的热点视频,组织学生观看,观看后安排学生讨论、对话交流,让学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有直观的心灵接触,然后再布置学生去阅读相关的经典文学作品原著,了解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容,通过比较文学经典与根据文学经典改编成的影视剧,学生发现文学经典作品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后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蕴。这样提高了学生比较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审美趣味。课下“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就是下课后给学生提供适合对话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场所,比如宿舍、餐厅、草坪自由结合畅所欲言地讨论,下次上课时再提供机会让他们阐述讨论的结果。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要不断总结改进“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以适应不同阶段、不同基础的学生。全方位确立学生在文学理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模式往往剥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存在只是单纯的灌输、单纯应试等多方面的弊端。“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把确立学生主体地位首先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学生主动、自主学习的能力,强调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重大改革,它不但把课堂上与课堂下完美结合为互动状态,而且把审美教育、专业教育、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 三、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大力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 大众文化语境下,对文学理论的教学从对象到观念都提出了诸多挑战性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应用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的教学应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合理吸收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的优点,大胆使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的课程改革。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鲜活性和丰富性,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存在以下两点优点:第一,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形声兼备的视像效果,吸引学生眼球,增加学习兴趣。例如在讲解“文学的形象性”内容时,我结合学生每天使用的手机,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手机》的精彩片段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手机短信是文学吗?让学生踊跃回答,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我搜集了许多有关手机短信的视频资料,包括有审美价值的手机信息、手机短信连载小说《城内》、“全球通”短信文学大赛等,把这些资料做成多媒体课件,用以辅助课堂教学,使抽象的理论教学变得丰富多彩,吸引了学生的眼球,这一内容既在讲解的范围之内,又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关,因而很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大增,他们讨论热烈,各抒己见。再比如在讲解“文学意境”内容时,我结合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英雄》的精彩片段后,用张艺谋的话来说明意境的重要性,张艺谋曾经说过:过两年以后,说起《英雄》这部电影,你肯定把整个电影的故事都忘了。但是你可能永远记得一些有意境的画面。你会记得在漫天黄叶中,有两个红衣女子在飞舞;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有两个男子在以武功交流,在水面上像鸟儿一样的,像蜻蜓一样的。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理论认识水平,我搜集了一些有意境的绘画,如朱耷的《荷花水鸟图》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展示出来,吸引了学生的眼球,激发起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第二,多媒体容量大、直观、形象。多媒体教学综合应用文字、图片、动画和视频等资料来进行教学活动,而应用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手段难以讲清楚,文学理论中一些抽象难懂的知识重点、难点,可以通过多媒体用直观、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采用鲜明的图片,生动动画和视频使原本抽象、枯燥的理论变得更直观更形象!这样课堂教学活动变得活泼,生动形象有趣,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单调的模式,从而活跃学生的理性思维,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了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 总之,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应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经据典,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建立一套适合于本校学生学习的文学理论体系。遵从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重点培养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尽量为枯燥理论注入鲜活生命,注重多媒体教学技巧的运用,使枯燥抽象的文学理论散发鲜活生动气息。 作者:王钦鸿孔莉李建春单位:山东济宁学院中文系 文学理论论文:翻译理念与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论文 新批评派不仅坚持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而且还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新批评派学者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对作品的认知要避免“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所谓意图,就是作者内心的构思或计划。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同与作者的意图,探讨作者意图与分析文本无关。研究作品,没有必要去研究作者的意图,否则就可能导致作品研究的荒谬性,成为“意图谬误”。因此,新批评派极力反对在作品研究中受到有关作家的传记评介等先入为主的影响,新批评派强烈反对传统的对文学进行自传的和历史的阐释,因为“作品的真正意义存在于其内部结构,而与其创作者的传记或历史信息无关”(朱刚,2001:41)。“感受谬误”是说读者阅读作品时可能错误地认识和分析作品,片面强调自己的感受,而每个读者的感受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对作品阐释的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新批评派反对印象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是试图将读者的情感客观化和作品的价值永恒化。“意图谬误或感受谬误的结果都是使诗歌本身作为一个具体批评判断的对象趋向消亡”(朱刚,2001:44)。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通过对“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的论证,意在说明诗是自律的产品,虽然它是诗人心智的产物,但最终不由作者的意图或读者的个人反应所左右,诗的含义只能产生于诗本身。这种将作品与作者、读者和外部世界隔离的本体论诗学观,无疑也是理查兹的文学阅读班和后来的美国翻译研讨班所自觉或不自觉奉行的圭臬。 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选了13首诗印成卷子发给学生,这些诗的范围从莎士比亚的诗一直到E.W.威尔柯克斯的诗,但是不注明题目和作者,让学生读完后任意地写些评论。而结果理查兹颇为意外:著名诗人的作品不一定就得到好评,“二三流”诗人的作品反而被视为佳作。这一实验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理查兹的教学实验,是新批评派的直接起点”(王锺陵,1998:163)。可以说,理查兹在文学阅读班上采用的文学教学方法和批评方法,造就了英美新批评派。如果从“意图谬误”的角度来看,这次实验似乎验证了:通常读者对作品的认识,容易受到社会对某个作家的既有评判标准的左右,从而导致理解的偏颇;但从另一角度来说,理查兹的实验似乎也说明了因为个体反应的多样性,读者仅仅从个体印象出发认识作品也容易导致“感受谬误”。但理查兹自己认为:“文本中应存在着一个‘统一意思’,读者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判断系统’,并据此对‘统一意思’进行评价”(许冬平、王东风,2000:42)。这是理查兹开设文学阅读班的意图所在,这一设想也成为后来翻译研讨班的前提和出发点,因为原文本的统一意义才使翻译活动成为可能。 在一篇题为《翻译理论探索》的论文中,理查兹认为通过恰当的训练,达到对原文一致的、正确的理解是可能的,而这正是后来翻译研讨班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的翻译实践,正好成为这种训练的一种极好形式。也就是说,在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里,翻译活动被看作是理解和阐释的一种途径。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实际上是效法了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把文本与作者和社会隔离的做法,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所译作品的原作者本来就出自非英语文化圈,特别是一些中国古代诗歌作者的个人背景和社会评价不为英美人所了解,所以在客观上起到了理查兹在其实验中隐去作者姓名的效果。另一方面,研讨班通过对作品的集体阅读、研究、讨论、交流和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作品的个体印象所导致的片面和狭隘的误读,从而达到对原诗的统一意义、客观情感及永恒价值的探求。总之,这种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对原作客观阐释的干扰,在翻译研讨班上,甚至不懂原文语言和文化的成员也可以参加翻译活动,这更是加强了这种效果。 并且,新批评派的学者在“细读”过程中如何把握诗的意义和构成要素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布鲁克斯和沃伦所合著的《怎样读诗》是论述细读批评方法的代表作,他们主张从诗的整体意象和意义中把握每首诗的特点。在《诗的张力》一文中爱伦•泰特提出诗歌语言中,有两个经常在起作用的因素: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外延”是词的“词典意义”,“内涵”是词的暗示意义,张力是将这两个词的前缀去掉后的共核词:tension。它表示外延与内涵的协调,明晰和暗示的结合,意象和意义的统一,优秀的诗歌就是应该像这样富有张力,“诗的意义就是它的张力”(塞尔登,2000:300),退特在分析邓恩的一节诗时认为,“诗中的意义已完全融入“金子”这一意象之中,这里,内涵与外延是合二为一的,它们相互充实”(塞尔登,2000:301)。新批评大师兰色姆则将诗的构成总结为“肌质—构架”。“肌质”,就是那些活的、局部的细节,是诗的意象;“架构”是诗的逻辑优秀,是诗可以意释而转换为散文的部分。但诗不同于散文的独特性及其对世界本体的表现,都在于它的意象,可见兰色姆关于诗的结构的观点,实际上是偏重于肌质,即细节和意象的,兰色姆认为:“就现代诗人而言,他力求去达到意义的朦胧,通过众多意象去捕捉纷繁复杂、神秘莫测的世界,这也反映出诗歌的本体意识”(方珊,2000:181)。新批评的这几种代表性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强调诗歌中的意象因素对把握诗的特征和意义的重要性,这对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现代派诗歌就是要通过意象去表现一个与理性不同的世界,这些观点同样也深深地影响了翻译研讨班的翻译观,特别是诗歌翻译的理念。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把庞德的诗歌翻译方法作为他们效法的典范。 庞德不仅是意象派现代诗歌的开创者,并且也被认为是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庞德在诗歌翻译,特别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延续了其诗歌创作的思想,他在诗歌翻译中对原文意象的刻意追求是和新批评派对诗歌内部结构的论述,特别和兰色姆对“肌质”的强调是不谋而合的。庞德认为:“一个“意象”是在瞬间表现智慧和情感的复合体”(塞尔登,2000:329),这一点和理查兹对诗歌意义的看法倒是基本一致的:“一首好诗传达给读者的是诗人对世界的独特体验产生的有益的心理效应”(方珊,2000:129)。换句话说,在译诗时抓住了原诗中的意象,也就传达了作者创作时的思想情感和独特感受,这正是译诗的真谛所在。由此可见,美国翻译研讨班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新批评派积极地影响和有力地推动,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新批评派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遵循了新批评派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同时,美国翻译研讨班形成了自身的翻译理念,进行了以诗歌翻译为主的实践活动,从而为美国文学翻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李丹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信息时代中的文学艺术展望 作者:银兴贵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 一、文学艺术的自律诉求 阿瑟•丹托进而也说道:“认识实现之际,实际上也就不再有任何艺术的意义和需要了。艺术是某种知识出现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2]98 但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涵义是发展的、开放的和复杂的,我们不能用恒定不变的观念去框定信息化时代下这种多元的文学艺术现状。“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3] 鲁枢元进而诘问:“米勒认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逼下覆灭,……然而我却怀疑,与人类生命、人类语言、人类精神同根并蒂生长着的人类的文学,竟会如此仓促地被尖端电子产品轻轻抹去。”[4]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从存在以来,它一直都在给人以心灵的安慰与生命的安顿,“而伟大的艺术给人的安慰更是无穷无尽。艺术在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是谁也无法预言的,但没有哪个健全的社会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不需要艺术。”[5]433 文学艺术终结也就标示着人类精神价值与审美的消亡,亦即表明人类生存的无意义。 其次,无论是论及以往文学艺术堕落、滑坡与危机的问题,还是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终结的提法,在言说者们的头脑中都预设了一个衡量的尺度,说文学终结是因为把文学看成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从这个角度看,信息化时代人们已经可以用其他手段了。 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学艺术背景与知识谱系。文学艺术最优秀的精神本性在于它的自由性,而信息化媒介对自由精神的抒写与张扬,是文学艺术得以走进新媒介的前提条件,信息媒介为文学艺术审美的自由精神提供了又一个新颖奇特的理想家园。信息化时代,人们通过互联网来表白最真我的生命状态,让创作紧随信息化生存的情感现实,逼近鲜活的生命感悟,敦促文学艺术走向自我的真实表达,因为传统的文学艺术主要是精英艺术,它追求“畅神比德”、“文以明道”与“立言立心”进而“不朽”,它也要通过向善求真的审美化诉求来获得一种宗教式的精神信仰,而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它不是要济民救世而是要表现自我,不求崇高典雅与浑雄宏大,不企求终极关怀而注重兴致所至时的痛快淋漓,此时文学艺术的认同模式由社会性标准转向自娱而娱人的尺度。人通过言以不朽的目的消失了,言以自娱成了唯一目的。 再次,文学艺术所改变的是叙事模式,而不是它的主题,这就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生产的历久更新的问题。艺术生产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7]28 之后在马克思的众多论著中,都有精辟的论述。 众所周知,艺术生产思想,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发展过程。柏拉图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曾把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成是一种模仿,“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只不过它生产的是影像,如我们所说,而非各种原物”[8]77 。柏拉图把诗等艺术产品当成人类以自身作为工具时所独具一格的一种形象的艺术生产。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艺术创造与生产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柏拉图的这一见解是与其“理式”说紧密相关的。 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把艺术视为生产,但他更强调艺术家所特有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于所创造的对象本身”[9]70。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技术都与生产有关,创造就是去思虑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如何生成,这就是意指艺术生产,它是通过人的思维将可能存在的也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生产活动(包括艺术生产活动)之后,提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重要命题。马克思对生产(包括艺术生产)的看法,就是强调主体的人及其心理能力,人的这些本质力量就必然会在他的生产劳动中对象化出来,任何真正的生产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之后的本杰明等人也对艺术生产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3)中,本杰明提出了他的艺术生产论的主要概念———机械复制,并以此为基点,来考察从古代艺术到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以及艺术生产对物质———技术手段的依凭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说,人所制造的事物总是可以被仿造的,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可以进行复制的。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生产是一种富蕴审美价值的精神活动,它属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10]484。这是因为,文学艺术的价值产生、存在于人对事物的审美需求之中,在人的形成及其社会发展中,审美需求作为情感化、诗意化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学艺术的生存方式 信息技术的革新、进步带来了文学艺术传播方式的改变,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只是载体上、形式上的,它同时也使文学艺术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因是科技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总会带来文学艺术的新变革,促使文学艺术产生新的变化,文学艺术随着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转变,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人的生命的体验与满足也应据此而加以调整:“生命追求与满足的内容,也就是艺术的内容;生命的感受器官所可能接受的色彩、音响和语言结构关系,才是艺术使人产生审美愉悦的表达方式。”[11]259 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每一次变革并不意味着是对原来的文学艺术生产的彻底消解与颠覆,而是以主流和非主流、大众与非大众的形式共存共生,毕竟文学艺术是在继承以往传统的基础上,才又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进而更加有力地抒写人类的现实生活。 第一,从纸质文本式微向“读屏”转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学艺术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12]97 当然,“世界图像”的创制并没有改变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因为这个基本前提就是创造文学艺术和需要文学艺术的主体———人,毕竟人最终还需要语言的交流与交往,同时也需要具有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与审美需求。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智慧的有力体现,自从文艺作品以文字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以来,人类就习惯于使用其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然而到了今天,“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在文学艺术审美视界里,视觉文化己经创生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范式:真实、自由和直观。这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图像转向不但标示着是一种文学艺术范式的转化,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这是人类能动地掌握世界,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构的伟大壮举,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确证,更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艺术仍然是人的文学,它既是写人的,表现人的,又是为了人、写给人看的,因为人类看待世界的过程就是真理的开启过程。如果远离了人,远离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远离了人的思维与语言,而去研究信息时代的文学艺术能否存在的根由,那便丧失了人文传统与人文精神,那就必然会陷入技术至上论的怪圈,从而也就只会在信息数码图像这一时代幽灵面前麻木茫然,徘徊乃至悲观。 事实上,随着文学艺术的信息网络化,使得多种艺术形态得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声像互补、图文并茂的仿像艺术境域。而这“仿像”是一种“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13]199它和古希腊理论家所说的“摹本”是截然有别的:“摹本”是对原作进行的一种模仿、改编,原作具有真正的存在价值,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摹本也有价值,但其价值是从属性的,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现实感,使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而“仿像”却不一样,它们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仿像”虽然也必须经过人手,但却是没有原作,它是对非存在的模拟,它是从模型中产生出来的超真实,它是把一种不在场呈现为一种在场,把想象、虚拟的东西描绘为现实实在的东西。仿像瓦解、颠覆了与现实事物的任何比照,将现实事物吸纳进仿像之中。正如周宪所指出的:“仿像的生产必然导致现实和影像之间关系的颠倒。 ……人们不再是通过真实之物来理解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影像来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影像的极度真实取代了日常现实,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影像的制约甚至控制。”[14]133 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视觉空间正日益地被信息带来的图像所占据,人与现代世界正逐渐建立起新的关系,人类生存空间的现代生活节律被信息化波及,意识空间慢慢被信息所影响,人们的兴趣、需求、思考、判断、幻想,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信息媒介所形成的图像而展开,这一切变了,而表现人的文学艺术当然就不得不变。 第二,从单向阅读向互动交流转变。传统文学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相对固定的“书本阅读”形式,无论是以纸质形态存在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是通过技术处理之后放在屏幕之上的影视艺术作品,读者仅能被动地单向“阅读”作品。而与此不同的是,在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接受都转到了一个较为开放的领域,创作者不再受年龄、身份以及性别等差异的束缚,他们的写作更为随意与自由,只要其高兴抑或愿意,随时可以在网络上“灌水”或者“涂鸦”。而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而言,因为受众凭借了网络资源所蕴涵的极大的自主性与丰富性的审美空间,欣赏者充分获得了文本的选择权,因而不再被动、单纯地受传统媒体所钳制。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印刷媒介的不断变革也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艺术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异军突起的信息媒介快速地改变了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传播方式的进化,而传播方式的变化又是促进文学艺术体裁随机演化的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造纸与笔墨技术使原始状态之下的口头创作日落西山,从而转向了以书面创作为主体的文学艺术;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使用,又为文学艺术文本的广泛流通与传播提供了便利。而在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繁盛,文学艺术的发展又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新的关口———超文本技术。人们通过这一技术实现“点对点”的实时交流,每一个人都成为潜藏着的交流对象,这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刷新了人际交流的模式。 时代在进步,媒介在更新,而文学艺术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通常是单向度的。欣赏者即使拥有充分的创造空间与艺术想像力,但是,其与所处于另一极的作者以及作品,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因而就不能改变原有艺术作品的形态。而在信息网络的空间世界里,文艺作品的欣赏却是双向度的,它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实现审美欣赏的互动性。作者可以凭借网络,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进行阐释,解答读者的疑问,并尽可能地提供其创作该艺术作品的创作动机与文化背景。欣赏者也可以直接参与到作品的创作当中,从而改变作品的人物命运、情节结构、事件结局与主题思想。在网络上,艺术作品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其互动性。这是因为,信息网络介入文学艺术作品之后,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样式层出不穷,它们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不同于传统的写作模式,在网络媒介所提供的互动空间里,透射出了一种大众参与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气息。正是由于这种别具一格的超媒体写作模式,不仅跨越了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和欣赏惯有的平面化单向模式,使创作与欣赏不断向立体化方向拓展,还进一步让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鉴赏与批评等众多环节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在信息网络上,选取不同的链接路径,就代表着作品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整合,同时,在线阅读,其本身也就意味着是一种创作。自文学艺术栖居于网络之后,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欣赏以及批评,就有了一个可以即时、互动交流的审美平台,信息网络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信息资源共享和传递的即时性,文学艺术由单向阅读转向互动交流,文学艺术凭借着网络媒介实现了审美形态上的一次转换。 第三,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转化。在人工传统的书写时代,由于修改很不容易,创作者必须严格遵循文字所因袭的线性逻辑,这是因为,文字一经从头脑中的形象转化成书写形态,就会面目一新,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电脑显示屏与手写的痕迹不同,电脑将创作个体的痕迹完全从写作中抹去,致使书写标记非个人化、私人化。我们可以将在电脑上写就的并且保存在软盘上的一部文本和人工手写的、甚而是打字的文本作个对比,人工手写体具有原稿价值,学者和研究者通过看原稿进而希望借此更能接近创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从当中找到“真迹”,甚而推测出该文本的变化、演进过程,这些变化常见于抹除、替换、删除、眉批、添加等过程中,这或许就是图书馆与收藏家常常会花费大量资金来搜集这些代表真实性的手迹的根源所在。而电脑书写的情形是:其所书写的痕迹,已经非物质化了,这是因为,人们在敲打键盘的过程中,已将自己脑中浮现的语句录入电脑,这对于物质材料的依存程度而言,它仅存在于电脑中的存储系统中,这与人工手写时代的物质实存方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信息化时代,即使是很有名的作家,如果其在电脑上进行创作,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收藏家或者文学博物馆绝对不会花钱购买存有创作者文档的光盘或磁盘,因为在这一载体上,创作者创作时的真实性与原创性的痕迹,已经被这种符号存在非物质化的媒介消除掉了。 另一方面,电子书写中产生的非物质化特性,是网络作为文学媒介得以存在的、具有大量空间的技术基础,正是由于电脑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许多以往需要面对面或面对实物时才能获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其可以更快捷、方便地通过电脑网络来获取,进而减少了以往必须直接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繁复程序,真正应和了马克思所言:“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15]218电脑网络传输与处理信息快捷、方便,交互联系面广,存贮量大,这就在众多方面极大地延伸了人脑的功能,可以说,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生产工具,而且在人们的平常生活世界里也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应用,从而尽可能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这一切,使得人们通过电脑这一平台,让拼贴、复制简便易行。同时,由于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手段超越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形式所逼促的时空限制,人们可以简易、方便地获取信息,大众心理也就逐渐养成了追求简易、方便的趋势,一些网络上盛行的新闻炒作,其往往比较短小,容易获取,并且绝大多数是娱乐性质的,人们可以快速地获取、享受抑或忘却,并不需要做理性的反思,仅仅只注重追求一种感官上获得愉悦的快餐文化。 在信息技术所构成的生存空间里,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创作方式等均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此时的文学艺术,栖身于多元、互动的虚拟平台,不管其在内容上有何变化,它都以其独特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正在深刻变化着的人们的生活。文学是人学,是人的思想意识、情感的外化,因而,文学艺术的创作就应该是大众心灵化与个性化的抒写,也更应该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独特审美范式。基于此,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人类通过审美的独特方式来进行生命体验与追求生命的满足,进而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类精神的深刻追问、感悟以及思考。 文学理论论文:师范学校文学理论课程探讨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高等师范院校;课程改革;中学语文课程改革 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风骚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注意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时代性,加强文化研究类课程的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我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文艺活动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这一切“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这一传统范畴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较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文艺学课程的改革呢?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艺学的“文化论”转向,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普及,图像、网络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固守传统上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适应时展的需要,文艺学学科几年前已经:出现了“文化论”转向。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引导中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给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剖析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的能力,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文学理论课程建设中,我们是否应当开设文化研究类课程?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划:可在一、二年级之间开设文学概论的专业基础课,为学生提供本专业的初步理论;在三年级重点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文本解读”或“文学批评实践”等专业必选课或专业限选课,强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在四年级则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开设中国古典美学、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文化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各种相关文化现象的专题研究等选修课程,更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及阐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的能力。在选修课程的开设问题上,不一定规定具体的课程,而应在考虑学校的师资条件、学生本身的兴趣、需要的基础上作出安排。 针对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中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现状,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就其巫待解决的问题而言,一方面,它需要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文学理论学科的实践性特色,开设相应的课程,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出对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剖析的能力。 文学理论论文: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作品创作 论文提要: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适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要贡献。在传记文学方面,胡适是我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他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开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之先河;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创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作品,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他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对于推进我国当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根据胡适传记文学理论逐步演进的特点将其分为酝酿、成型、成熟三个历史阶段,并结合其写作实践作一综合考察,借以阐发胡适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一、“传记文学”出台前的思想准备 在我国,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历史体裁。早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对传记感兴趣,1908年在《竟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等短篇传记,并明确表明其写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来崇拜”师法他们。1910年胡适去美国留学后,由于受西方传记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作了认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写的一则札记(《藏晖室札记》卷七第一条),曾把中国传记同西方传记作了一番比较研究,认为中西传记存在明显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在列举了东西方传记的不同体例后他又具体地阐述了两者的长处和短处。从这条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对我国传记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评是深刻而中肯的,对于西方传记优劣的评析也是较为精当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他后来的传记文学理论构建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之所以要提倡传记文学,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主要动因就是对中国传统传记的不满和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洋“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这一点则表示钦羡,他后来写作的传记文学也大抵是借鉴了西方长传的体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传》等。 虽说胡适留美时期写的这则札记与他后来的传记文学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这还不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都有学者把这则札记看作是胡适最早提倡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佐证,这实在是一个大失误。造成误解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这条札记有个“传记文学”的标题。事实上《藏晖室札记》是胡适在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杂记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记文学”这四个字作为分条题目,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这些札记交给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前,由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帮助整理这批札记时拟加上去的。再从这则札记的实际内容看,其主题是比较东西方传记文体的差异,札记从头至尾并没有出现过“传记文学”字样,也没有对传记文学概念作任何阐释,很显然胡适当时说的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而在胡适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之后写的有关文章或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记”和“传记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因此,1914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还只能说是他传记文学思想的酝酿期。 二、“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和“传记热” 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思想酝酿,到了1930年前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正式开始“亮相”。《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则是一个开篇。该文写于1929年末,序文开头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接着通过具体分析阐述这三方面的原因,对中国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作了深刻批判与否定,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说的“新体传记”的三个条件与写作要求:一是“爱敬崇拜”伟大人物,二是“纪实传真”,三是“传神写生”。这是胡适以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老传记文化作出的看法。虽说“最不发达”,但明确把传记说成是“中国文学里”的一门,这表明此时的胡适已有了将传记纳人文学领域的思想,这种看法可说是超越前人的。因为传记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的范畴,此前他的前辈朋友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和创作的“近代传记”,“属于在历史范畴中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革新”。虽说胡适在这篇序文里还没有提“传记文学”的名称,但“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他以后谈论传记文学时始终坚持的,说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基石在这篇序言里已经奠定。 在时隔半年之后的1930年5月28日,胡适在给友人董授经先生的日记《书舶庸谭》作的序言中便正式提出了“传记文学”的书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也是中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第一人。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的中国文坛有传记文学之实而无传记文学之名,“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使传记文学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国文艺舞台,它标志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的开端口从‘旧记属于传记文学”这一说法可以看出胡适所说的“传记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日记属于非正式自传,胡适后来说过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日记“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而在西方人眼里“自传是传记文学的嫡亲或特殊形式”,后来胡适也是把自传作为传记文学重要成员大力提倡的。在这篇序文里胡适虽然没有对什么是传记文学作具体阐释,但却揭示了传记文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和条件:一是能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二是有史料的价值。这同上文说的“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传神写生”、“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原是文学的特长;而“纪实传真”才有史料价值。而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这正是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书舶庸谭·序》中还特别引述了日记作者做的情梦“柳丝一梦”,极富文学趣味,可见胡适对于传记文学在文学性方面的强调与重视。后来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又说:“我在这十几年中,……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这对前面“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的说法来讲,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的一个进步。而“传记的文学”正好是对胡适“传记文学”概念的一个简明解释。这里“文学”是中心词,“传记”是修饰词起限制界定的作用,“传记文学”也就是传记性质的文学,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胡适晚年在台湾作《传记文学》讲演中曾再次解释说:“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是胡适把传记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门类的最直截的说明。 胡适是个实验主义者,在提倡传记文学方面,他也是一边进行理论构建,一边亲身投人创作实践。《四十自述》是他这一时期在传记文学上的又一个贡献。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说:“《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而这场“传记热”的引发是:“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劝告朋友写自传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即写出他所倡导的“自传文学”来。那么其意义不仅可以“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由此可见,胡适劝告友人写作自传(包括他自己写自传),有着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目的和意义,即“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是胡适对“自传文学”创作提出的两点希望和要求,也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根本目的。因为胡适对于传记文学所特有的史料价植和文学感化教育功能这两方面作用已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所以他要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令胡适感到不幸的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动笔。于是他便身体力行,于1930年6月开始写了他的第一部正式自传《四十自述》。虽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但它作为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示范之作,体现了胡适的传记文学理想,既有“纪实传真”的史料价值,又有“写生传神”的文学特色,是值得重视和应该肯定的。关于《四十自述》的写作计划胡适在《自序》中作了说明:“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可以看出,胡适在提倡传记文学,构想自传创作计划时是很注重“有趣味”这一特色要求的,这也是胡适在以后的有关文章和讲演中用来评判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何实现传记文学的“有趣味”?胡适认为在确保“纪实传真”的前提下,“遇必要时”可以“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在追写传闻和某些记忆不清又没有法子证实的生活细节时也可以“用想象来补充”。因为这里出现一些人名地名的讹误和合理的想象虚构不影响基本史实的真实,相反还能够增添阅读的趣味。应该说胡适的这些想法和写作方法是可取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受到了友人的赞许。遗憾的是胡适上述的这种创作思想没有能够在自传写作的实践中坚定有力地贯彻到底,而是在“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网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刘一于这种“倒退”胡适自己是不满意的。从他本人来说,曾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以破旧开新而闻名的;他自己动手写作自传本身具有“给史家做材料”和“给文学开生路”的双重目的、任务。因此这种“倒退”与上述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适在倡导传记文学上存在着实践与理论的脱节。造成这种“倒退”和“脱节”有客观方面的凉因,最主要的还是作者的主观因素:“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胡适的《四十自述》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实验之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为我国自传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三、传记文学理论的成熟和“创作无力” 在经过了30年代的郑场传记文学热之后,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已趋于逐渐定型,接下来是“退热”后长时间的“冷静”。到1953年初,已经步人晚年的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作了一场《传记文学》的专题讲演,标志着胡适传记文学理论进入了成熟阶段。演讲是他提倡传记文学的又一重要方式和途径。从他晚年的这篇演讲可以获得以下几点传记文学理论演进的信息: 一是对我国古代传记总体评估由虚无悲观变得实在客观。胡适以前哀叹“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并说过“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的偏激之言,而在这篇演讲中,虽然仍坚持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但同时又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正史中的传记作了较为客观实在的评价:“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其中的传记有许多篇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生动的。”在举例中还特别提到:《晋书》中“小说传记,给中国传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体裁”。过去胡适写《四朴自述》曾试图采用小说体裁给自传文学开辟一条新路子,但是中途给放弃了。现在直接把小说传记作为传记文学提出来,这确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新进步。 二是拓宽了传记文学的品种领域。胡适在以前谈的传记文学对象,主要是指文学性传记,包括自传、日记,而在晚年的这篇演讲中,又把《晋书》中的小说传记也列人传记文学范围,并说“《红楼梦》也是传记文学”,这是胡适经过考据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观点本身当然尚可商榷,但由此可见胡适在这里说的传记文学概念范围更为宽泛。他还说:“除了短篇传记之外,还有许多名字不叫传记,实际是传记文学的《言行录》。这些言行录往往比传记还有趣味。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健将到把孔子《论语》作为传记文学而加以高度评价和赞扬,这既是胡适文化思想的一种巨大转变,也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演进和完善。 第三,胡适在论述我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问题时对过去的三点看法也有所修正。主要是去掉了“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这一点,而改成了“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这样就显得较为准确客观。 晚年的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树方面已臻成熟,但其传记文学的创作却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丁文江传》是胡适步人晚年后又一项重要的传记文学活动。它写于1955年底,是胡适所写的最长的一篇传记文学作品。该传大体上是借鉴西方长传的体例按照年代的顺序,记述丁文江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既写出了丁文江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他对中国地质科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又写出了丁文江“捧出心肝待朋友”的美好品格,通过各个侧面塑造出了“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形象。由于作者在作传时采用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尽可能地容纳了所找到的材料,使传记明显地体现出它的历史性和史料价值,但同时也因此而大大地削弱了传记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是胡适在传记文学创作上又一次与其理论的脱节,并且较《四十自述》更为严重和明显。胡适晚年在台北的另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讲演中说到:“我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拿它来作为对胡适在传记文学方面的评语,也是颇为恰当的。 回顾考察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设及创作实践上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在批判否定中国古代旧式传记的缺点弊病,学习吸取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经验与长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并对传记文学的概念特征、范围种类、功能作用和创作原则、要求、方法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精到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着鲜明个性特色的理论系统。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在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指导传记文学创作,正确评价传记文学作品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胡适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直到晚年在台湾去世,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可谓不遗余力。“在现代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开始逐渐形成写自传的风气,也在30年代,有关文献材料表明,这的确与胡适身体力行地倡导有关。”再有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刊也与胡适的提倡有直接关系。这些都表明胡适提倡传记文学是“有心”而有功的。 三、胡适一生写的各类传记将近40部(篇),但在明确提出“传记文学”概念之后,自觉按照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写的并不多,而且还存在较明显的实践与理论脱节的间题,真正符合传记文学条件、称得上“传记文学”的作品则是屈指可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传记文学创作又是“无力”的。但它给史家留下了有价值的材料,为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自传文学创作)开辟了新路,这一历史功绩是不能低估的。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批评探究论文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即:批判之风再起;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中国特色”研究得到了强化。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1.批判之风再起 中国思想理论界是在全国又一次“拨乱反正”的新情势下进入9O年代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乱”与“正”,尽管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种联系,但它毕竟是学理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按照思想学术的规则在深入地探讨与争鸣中,去鉴别,去矫正,而且还需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影响学理的健康发展。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间,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并从政治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开展批判。这一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有三个人∶李泽厚、刘再复、王蒙。批判的内容,是他们发表在80年代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主有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的历程》、《答问录》,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蒙的《文学三元》(以及小说《坚硬的稀粥》)等。这些论著,在发表当时有的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陈涌等人对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评,但总体上还是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同样的问题,进人90年代,骤然升级,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下子变成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泽厚受力最猛。据有关统计,仅1990至1992年间即发表专题文章60多篇。50余万字,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等多角度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由有关部联合召开了两次专项会议,分别对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及“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等理论主张进行集中批判。会议强调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极为突出。⋯⋯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李泽厚及其著作为什么曾一度在我国走俏。也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对李泽厚的政治、哲学观点开展严肃的,原则性的讨论和批评。”(见《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6期)可见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为这次批判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对李泽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界进行的。这里从略。 就文学界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刘再复,不仅文章众多,而且抨击相当严厉。1990年11月,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他的“文学主体论”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论上,宣传主观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把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用“眼泪”文学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政治上,“文学主体性”的呼唤,直接与资本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根本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成就,否定了以《讲话》为优秀的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否定了“二为”方向,为“精英文艺”大造舆论;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损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要消解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根本的否定。其影响,不仅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的泛滥,而且酿成了文艺创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认为,刘再复从反对文艺领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发展到比较系统、全面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文艺学领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言论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政治化学术,或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这一判定不仅集中表达了当时批判意见的基本观点,而且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对刘的“批评”还涉及他的散文创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心史”唱出“杀伐之声”———评〈寻找的悲歌及其评论》。(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结论:刘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理论家”,他“逆历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错误的营垒里摇旗呐喊。其心灵的异常孤独、寂寞、痛苦,其发誓要进行绝望的寻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没落的悲剧。这恐怕很难算是学理的批评。 王蒙的《文学三元》被指认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的“怀疑与否定”,“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首肯与宣扬”,必将导致“文学本质的取消论”①他的《坚硬的稀粥》被说成是篇“影射现实的政治”,“政治倾向有严重错误的作品”。②不仅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他还受到全面“批评”。两篇典型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流》上的《王蒙其人其事》和《文艺理论与批评》(l995年第4期)上的《有感于王蒙的处世哲学》(山城客)。这题目立刻让人想起“”中的大字报,不用看内容便可知道它的政治分量。 李泽厚,刘再复,王蒙,一个主要在哲学界,一个主要在理论批评界,一个主要在文学创作界,理论上互相支持呼应,确实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理论(也包括创作)自然也有不足与失误,完全可以批评与商榷,但正常情况下,应该主要在学术的范围中进行,并且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然而上述的所谓“批评”却基本是在政治的层面并且依托于政治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面倒的政治性的批判。这种政治性的批判之所以能够重新盛行一时,是同一部分占据有力地位的“批评者”的思想认识有关的。这些人实际上对于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修正和调整始终没有想通,他们认为不提“三论”(即“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失误。这种思想,在新的“拨乱反正”中找到了适应的气候。 1990至1992年间,资深理论家陈涌接连发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要恢复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与文艺》等三篇文章,③其中心问题,就是试图从理论上重新论证“文学———从根本上———是服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冶服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论述,关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的论述,是他“根据现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丰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理论至今并未“过时”,必须继续予以确认。这是一个“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两可,任何折中调和”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与此相呼应,《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自1991年第5期起,开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待文艺问题笔谈”,再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我们应有的对策”等问题进行阐述与探讨,要求“文艺应当帮助人民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基于上述理论,他们强调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我们正面临着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的严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是这场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年来,阶级斗争问题被人为地“淡化”了。但事实上,国内外反动势力正“勾结起来”,对我国进行所谓“攻心战”、“思想战”、“宣传战”,那些口头上最热衷于“淡化”阶级意识的文化“精英”,却一直在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着阶级斗争,对于这种现象,如果缺乏清醒的头脑,丧失必要的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批判中建设,在斗争中建设,对一些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贴上阶级的标签,也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现在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正本清源”,“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因此“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顽强的韧性的战斗”,决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④如此,为了完成“战斗”任务,集中而持续的批判便不可避免。 对于这种批判,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一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术气氛开始活跃,10月赵士林主编的《防“左”备忘录》一书出版。该书收入了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对上述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主编在“前言”中称,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方位”的“‘左’倾回潮”。对此,《文艺理论与批评》立即刊登文章予以反击,指认该书正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回潮”。很快文坛又归于寂寞。不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还是保持着积极慎重态度的。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立即提出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同时依据历史的经验指出,在整顿中必须注意把学术行为与政治行为加以区别。1990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即会见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及全国话剧戏曲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发表题为《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讲话。讲话共四个部分:一、充分发挥文艺对稳定社会和鼓舞人民的作用;二、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三、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着力讴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四、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造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他重申要贯彻“双百”方针,并具体指出,“一要开展同志式的讨论。二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三要把握好‘二为’和‘双百’的辩证关系。四要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领导者应和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防止简单粗暴地对待文艺家的艺术创造”。他特别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就要求我们努力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奋进的环境。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繁荣兴旺,生气勃勃;什么时候放弃或背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动乱中,十亿人民八个戏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见《人民日报》1990年1月12日)还有,当王蒙正被某些报刊点名批判的时候,一次由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元宵节接见会,一如既往地邀请他参加。李泽厚域外访学,也照样进出自由。所有这些,都明确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积极态度。虽然,这种态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力的贯彻,但它确实使得火药味很浓的政治性批判未能造成对文艺更为严重的伤害。从而在后来(特别是1992年之后)得以实现艰难的调整与发展。 2.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 对于一门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不仅是该门学科整体构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而且体现着它的深入与成熟。正因为这样,早在80年代中期,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在审议国家七五科研课题时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有必要通过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一些近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个案剖析,探讨他们在借鉴西学和继承与发展传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研究的健康发展。并确定了由王瑶教授承担这一课题。其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即《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但实在地说,关于学术史研究,80年代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这是因为,那时的学者们大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报国情怀,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研究能更直接地为中国的现实改革与文化复兴贡献一份力量。这种热情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爱国传统,同时也自然地使学术带有较多的功利感情色彩和浮躁气息,在学理探究上显得不够严谨与深沉。这其实是并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建设的。但是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境况下,人们对此却无暇去进行反思。90年代初的一阵批判,促使学界冷静下来,重新清理思想,调整思路,寻找自己真实的位置。结果之一,就是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这一开拓,由于临近世纪末而进一步得到加强,以至成为9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时尚。 有人将90年代初期的学界称为“学思不兴”的“冷冻”期。在这个时期,许多富于学术眼光和责任意识的学者,定下神来,收视返听,重读历史,如同发现了新的宝藏一样,“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晚清,关注起那一段长期被冷落了的学术与思想遗产。或许是此时此地的情境,使之产生了与彼时彼地互相沟通的“灵犀”吧,他们忽然都从那里感悟到一种有力的启发和鼓舞。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这样写道:“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辱,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路,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国学大师丛书·总序》)陈四益先生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杰出学者,大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推动他们辨章学术的,是救国拯民的动机。他们的眼界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而大大开阔了,这样才能重估旧学,融会新知,成就一代新的学术风貌。他们在学术上虽然各有成就,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可供人们咀嚼回味的东西正多”。⑤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地“咀嚼回味”起来。最先显示这一征候的标示有两项。一项是《国学大师丛书》的策划与出版。一项是《学人》杂志的创刊。《国学大师丛书》策划于1990年,启动于1991年,l992年开始出版,现已问世28册。传主包括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欧阳竟无、蔡元培、刘师培、汤用彤、胡适、钱穆、冯友兰、鲁迅、林语堂、郭沫若、顾颉刚、贺麟等等,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显赫人物。这些人,“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尽管所遵循的学术思想路向以及所经历的人生遭际不同,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奋斗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或开现代风气之先,或首创新型范式,而独成一家。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历程中,两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影响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学术)建设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今天继续需要认真探讨和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今天人们用大师评传的形式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确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必有深意在。”这种“深意”,从消极意义上讲,是借对逝者的追思,浇今人心中之块垒;从积极意义上讲,是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清理和反思,从民族学术内部寻找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新一代学人确立“跨世纪的文化选择”,“继往开来”,提供一种真切的历史镜鉴。这项工程首先由出版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发起和推动,很快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由目前还健在的当代学术重镇如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殷法鲁、庞朴等出任顾问,又由亲历学术风云造诣颇深的中青年学者(主要是以后培养的研究生)担纲主撰,可以说是出版界与学界联手,老中青学人共同的创举。这个事实本身即说明此项选题深沉的时代内涵。正因为如此,作品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一时间国人争相传阅,一读为快。 《学人》是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青年学人为主体的同仁刊物,1991年正式开张。该刊第一辑便推出这批学人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一组笔谈。这表明,他们在经历了一阵热烈的政治呼唤之后,已经冷静,决心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面对学术,并且首先从重审本民族学术史开始。陈平原在该期《学术史研究随感》一文中表达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因为“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他选择的结果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⑥在这样的选择和坚持中,他一面开设中国学术史的课程,一面奋力读书研究,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该书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努力探源中国学术之“根”,用心感受并积极阐释中华民族的优秀学术传统。这批学人中葛兆光、汪晖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汪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成果,都能注意资料的详博,力避空泛,观念方法上多有开拓创新之处,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樊骏认为,汪晖一向关注重要概念尤其是优秀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不同含义。他的将“观念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旨在辨析这些优秀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后的实际演变和确切内涵。这个工作,对于准确地深入地认识判断中国文学、思想、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⑦《国学大师丛书》的编辑、发行,《学人》集刊的出版,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进程。此后,这一研究从各个层面全线展开,表现为如下特点∶首先是时域拉长了———从近现代直到当代新时期,即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涵盖了百年学术史。其次,视界更为开阔系统———举凡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当代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等,都在其内。其三,大、中、小项目齐上,方式灵活多样———有的以国家重点项目,集众多精英分工合作,总揽百年学术史的回顾、清理与探讨;有的与出版社合作,另行组织队伍,分科进行百年学术史总结;有的以个人的力量,就某一 学科分阶段或分专题进行检视与反思;有的以理论思潮为中心,有的以主要观念、范畴的演变为中心,有的以人物为中心,有的以某一学派为中心;有的重在学术史实的梳理评述,有的更关注深层思想文化原因和学术发展内在规律的探寻,如此等等。各有所长。现已经出版的主要成果,除上述提到者外,尚有:《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走出拟古时代》(李学勤),《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朱维铮),《清园论学集》(王元化),《释古与清华学派》(徐藻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新潮学案》(夏中义)等丛书、论著,以及更多的专题论文,如聂振斌《试论百年中国美学》,刘纲纪《略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高楠《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庄锡华《人性,人道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杜卫《世纪回眸: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和意义》,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与特征》,胡晓明《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罗宗强等《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朱立元《反映论文艺观崛起的文化反思》,赖大仁《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与探索》,汤学智《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朱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支克坚《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下),陈伯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樊骏《关于学术史编选原则的思考》,陈思和《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三种对象和三个层面》,朱寿桐《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葛红兵《文学史学引论》,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反思》等等。同时,《民国学术经典》(东方出版社),《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文史哲各界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自选集系列,以及新近问世的《跨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都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重要的文献,同样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成果。 就目前所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学术史”的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是属于多学科总体回顾的大型项目。他们力图以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视野和学术眼光,对百年学术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检视与探究,着意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演进的真实历史轨迹、独特规律和对于未来发展切实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其中的“文艺学学术史”为例,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学术自身揭示文艺学走向“现代”的曲折复杂历程,以著名文艺理论家杜书瀛为首的课题组,经过多次研讨,在与“文艺学史”和“文艺学思想史”的比较中,确认了“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即:“文艺学的学术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进而确立了“长时段,大视野”,“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略,即无论着重探讨近代、现代还是当代的学术史,都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整体背景之中进行观察、考量,将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与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文化氛围一并纳入研究视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个别片段已有发表,如杜书瀛对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回顾的文章,孟繁华关于文艺思想的重新探讨等。⑧杜文认为,新时期20年来,中国文艺学在基本观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并对“拨乱反正”的意义与局限,认识论文艺学的功与过,接受西方现代文艺学资源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文艺学发展由“内转”而“外突”的总体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孟文则将文艺思想及其内部结构,置放在纵横交错的国内外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进行学理探讨,从而更冷静地论述了它的贡献、局限与内在矛盾。从这些文章的学术视野和所触及的深度看,人们有理由对这部学术史著作(多卷本)寄予较高的期望。据悉,上海徐中玉等几位著名教授也正主持编纂同类著作,但在体制上别出心裁,采用辞书结构,将以精心设计和组织撰写的自成体系的词条,实现百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这两部大书,目标一致,又在结构功能上呈异态互补之势。必将受到后人的重视。发生在世纪末的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热潮,其重头成果也许要到下个世纪初方能问世。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首先,由于百年来的特珠国情,中国学术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并且常常受到政治的强行干预,而实践证明,政治的干预往往对学术造成伤害。故欲求学术的健康发展,必须确实创建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其次,要确认学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必须从民族学术自身内部去探求其走向“现代”的可行之路,为此学术必须自立,学者必须回到学术。而真正“自立”的学术,决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因此,其三,必须言行一致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百家争鸣”。只有真正形成众多在理论上自成一体的“家”,中国学术才能在中西文论的冲撞、融和中,树立起自己的“现代”形象。百年的经验教训,足可以让我们聪明起来了。如果真能记取历史的教训,那么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使之形成更为完备的理论生态机制,从而逐步走向成熟,也必将为下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中国学人所热切盼望的。 3.“中国特色”研究得到强化 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与此前的3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相比,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的确有了深刻的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具有一定突破性的论著,但如果从时代的和世界的眼光来看,又的确如季羡林教授所说,“在近现代没有一个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东方文论·序》)。在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还听不到中国独立的理论声音。(注:美国著名学者亚伯拉姆斯在谈到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曾列出20种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均与中国无缘。参见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无论有何种现实原因,都不能不是一个深深的遗憾。于是90年代,在新一轮的反思中,“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问题,被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 自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90年代。还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指出:“近几年来,有许多人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习苏联的文艺理论,而不顾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的花朵”。(注:见应杰、安伦:《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遗产》,《新建设》1957年第8期。)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激发和强化了民族主体精神与创造意识。在此基础上,周扬于50年代末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命题。此后乃有蔡仪和以群分别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部著作虽然在质量和影响上居当时同类著作之首,在与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实际的结合上有所进步,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仍未能从体系上摆脱苏式理论的影响,完成质的突破。如此,当80年代有了相对宽松的时代条件之后,问题便自然地再一次提上日程,尤其80年代后期,讨论渐趋热烈,并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成果,然就学界整体而论,那时还处在急于借鉴模仿的兴奋与浮躁之中,还不能更集中更踏实地就“中国特色”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与探讨。这只能是90年代的事情。这一时期虽然失却了80年代的轰轰烈烈,但有关学者的精神更为集中,研究更为扎实。 什么是“中国特色”?目前学界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民族性”,有的强调“社会主义”性,“马克思主义”性,也有的强调二者的结合,可谓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特色”,归根到底,就是指由中国学者所创建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理论系统,关键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声音。这种理论应该具有原创性、体系性和普适性。所谓普适性,即是理论的先进性、超越性,它产生于中国,又有能量的强势,具有向外的辐射力,能在不同的民族地区进行传播,发生影响,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当世界学界谈起某一理论,共同指认它来自中国时,这一理论自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只是自我标榜有“中国特色”,那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依照这种观点,我认为90年代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主要表现为三种路向。 一路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造性发展。 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文论现代传统继承、扬弃和重建的路向。在这个方向上,有两支人马在奋力前行。一支沿传统文论体系整体改造的目标推进,如钱中文,王元骧等。他们在80年代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90年代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但由于问题难度甚大,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性的进展。他们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对新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目的在于更好地探寻前行之路。 钱中文的《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之途》,《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注:分见《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1996年第1期;1999年第2期;《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是几篇分量厚重的论文。他把中国20世纪文论的演进,放到本世纪世界文化和文论发展的大背景上进行纵横观察,比较,反思,高屋建瓴,发人深思。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论进行反顾与前瞻,不能离开“现代性”这一理论问题。所谓“现代性”就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推动自身不断地走向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现代性的策动下,中国文学理论必然走向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和哲学基础的多元化。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有不断更新,丰富自己,才能获得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强调,20世纪的中国文论经过百年流变,实际上形成三种传统,即: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必须要面对这三种文论传统,并给出科学的定位与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从现实的传统出发,以现代文论为主导,充分融和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否则又会中断传统。这将是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在谈到文学理论现代性时,他又特别指出,要有“充分的人文精神”,要树立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他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他的识见,的确包含了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学者深沉乃至痛苦的历史思考。 王元骧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展的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文学理论建设刍议》以及《艺术实践本性论纲》(注:分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5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等论文,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走向当代,以及作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起点、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通过“世纪回眸”,在比较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是80年代以来的新成果)的得失之后,他深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形成和确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的文学观念,应该到科学与人文两种学科的结合部去寻找;在内涵和功能上,它必须充分反映时代要求,民族文化精神,并有能力整合与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遵循这样的思路,他在坚持认识论的基础上,引入实践范畴,提出了“艺术实践本性论”。试图以实践为中介,将知识论、认识论与人生论、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阐释文学的“人学”性质,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发展。另一支是更年轻一些的博士,如许明、郑元者等。他们的兴趣,暂时似乎更在于某种重要的研究领域和专题上,期望通过这些关键性问题的突破,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现展寻求契机。 许明是已故著名美学家蔡仪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美的认识结构》,完成于80年代,修订出版于199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一部“具有高层次研究水平”的论著。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美学的最基本的合理内核——客体思想,同时又广泛吸收近百年来西方多种美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以哲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为方法论基础,以审美实践为出发点,整合客体、主体、动力、反应等因素,首次提出和论述了“审美思维结构”,并由此对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形成的逻辑过程,以及美感和性质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从而为认识论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在长期踏步之后重现生机。许明认为,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要“重读马克思”。所谓重读,就是要恢复过去长期被误读和“弱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价值立场”,“人的解放”等重要内容,重新以“人”为优秀,张扬那些与人道主义等相联系的价值资源,以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与危机。他的研究新著《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起源》一书已经问世。其次,要关注现实。因为理论发展的契机,最终是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的,它的独特的内涵,应该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来自人性的深处,研究者只有融进这个现实之中去方能真实有效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为此,近年他主编并参与撰写了全面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问题报告》(丛书,20余种),《与总书记谈心》等很有影响的书籍,获益匪浅。第三,要有明确的理论目标。在环视世界理论思潮走向的基础上,他强调中国文论建设要“重返意识形态”(当然是开放的意识形态),要“建设新的人文精神”,即“以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优秀的价值观、方法论、社会观所构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从而使文学更好地担负起帮助民族实现“人格重建”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他曾发表《人文理性的展望》,《当今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合作)等多篇重要论文,分别收入《轻拂那新理性的风》,《人文理性的展望》等文集。在我看来,上述三项,确实从理论本源,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的结合上,抓住了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他正投入心仪已久的《意识形态笔记》的写作。这将是他为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所进行的新的理论探索。 郑元者师从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已于1998年出版。关于艺术的起源,西方古今理论家曾经有过多种说法、多部论著,如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艺术起源》(格罗塞),《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原始艺术美学》(简·布洛克)等等。这些著作与见解,虽然各成一体,但往往视角比较单一,带有比较明显的局限。郑著则积极开扩视野,将艺术起源分解为艺术何时发生/艺术如何发生/艺术何以发生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互动层面,归结为一种规律性生成过程;同时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史前宗教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有效理论和方法,既重实证考据,又有哲学思悟,在认识上突破了艺术起源“单数”论的传统见解,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初性的图腾观念以及它的特化形态的“复数”理论。其优秀概念是“图腾观念特化说”,其理论展开为“图腾观念特化树”。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自成体系的崭新的观点,使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美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注:参见蒋孔阳:《艺术起源学研究的新创获》,《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他的努力方向,是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他认为,“要改变传统美学的诸多重大失误,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新美学’的前导”(注:见廖明君《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郑元者访谈录》,《民族艺术》(南宁)1998年第2期。)正是为了探寻“新美学”,他“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坚守学术阵地”(蒋孔阳语)。近年来又完成和出版了《崇高之始》(已出),《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人类学美学与21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战略》等新著。目前正继续进行艺术起源学研究,埋头撰写计划中的其它几部论著。他的研究显示了一代新学人严肃负责的学术追求。可以预计,在理论建设的道路上,他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他的导师高兴地说:“在元者身上,我看到了我国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确实,在新一代博士中,正涌现出一批具有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现代科学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新型人才。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文化建设的希望。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还有一些文章值得注意,如《文艺社会:结合部与生长点》(周平远),《文学理论与文学世界》(吴元迈)等。(注:前文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后文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面对现实融汇中西》(徐新建、阎嘉)一文。)周文认为,文艺社会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和精髓,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现代文论的主流,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和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中国化的结合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生长点。吴文认为,20世纪以来,由于各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及其相互渗透,文学边界内的“入侵者”越来越多,一方面文论变得越来越不像文论,另一方面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与此同时却似乎偏偏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今日文论的发展,固然需要与古今中外种种学说对话,但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对话。惟有这样,文论才能发展,惟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可获得生命力。此外,朱立元《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结构》(专著,1991),《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力求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1990),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1991),周来祥《辩证思维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1992),彭立勋《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设的思考》(1992),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996)等也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一路寻求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现代转换”。 这种“转换”,与古代文论的一般研究(如历史研究、专题研究、范畴研究等)不同,它是以这类研究为前提,谋求其与现代文论的“接轨”;也不是仅仅将个别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移接到现代文论的系统上,而是要在对古代文论根本精神特征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将其生命内能激活,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自然地与现代文论融和,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系。这可能是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但又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正如罗宗强所说,“借助于古代文论的‘话语转换’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必将遇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许正因其难,才更有吸引力。80年代后期,要求“转换”之声开始出现,进入90年代呼声日益高涨,到90年代末,以此为中心议题召开了全国性专门学术研讨会。同时,《文学评论》也为此开辟专栏,持续讨论达两年之久,一时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文坛热门话题。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尚在讨论之中,实践这种转换的代表性著作暂时还无法产生,但这种呼唤本身却已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开始超越传统的“历史研究”、“阐释研究”,努力向古文论体系的深层和优秀部位掘进。这种研究的端倪初现于80年代末期。主要有五种方向:一、发生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如赵沛霖《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1978)等。二、本体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如栾勋《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1988),李泽厚《华夏美学》(1989),潘知常《众妙之门》(1989),于民《气化谐和》(1990)等。栾文潜入古代美学的肌理,第一次对古人思维路线(由“两端论”而“中和论”而“神秘论”)和古代哲学——美学思想总体结构(由“思想环”、“宇宙环”、“现象环”连环交错构成)作出独到的揭示;李著认为,华夏美学从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开始,以儒学为主,同时包括道、屈、禅,其基础是以性情为本体的“心理主义”,它既超越又内在,既是感性的又超越感性,形成独特的“审美的形而上学”;潘著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意在揭示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秘密;于著借中西思维文化的比较,提炼出“气化和谐”说,由此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三、文化学方向——主要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的关系。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1988)指出,古文论中许多重要观念来源于道家思想,因此仅说“儒道互补”是不够的;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着重从中国文化背景考察中国悲剧意识的性质、特征、类型及运行趋势。四、心理学方向——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对古代文论作新的探讨。如皮朝纲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1989),以现代审美心理学为参照,提出文气、才力、个性、养气、积学、研阅等六个范畴,试图建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五、发展论方向——主要探讨古典美学近现展的内在机缘。如潘知常的《美的冲突》(1991)通过对近现代美学曲折进程的分析,旨在说明其最终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归宿的历史“必然”性。 进入90年代,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扩展。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1991),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是继续总体探讨的两部论著。前者着重探析中国诗学的精神与原型,提出并论述了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志五个优秀范畴。后者则认为中国诗学体系主要由志、情、形、境、神五个范畴构成。栾勋《人学、美学、道学》(1996)一文,超越一般的文论层面,立足于哲学,美学的高度,指出中国传统的人学、美学、道学,实际上以“人学”为中心,而在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因而主张研究古代文论应从“人学”处入手。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1997)一文,对古代文论范畴的哲学基础,思辨特征,认知体性,传统文论范畴之知识类型,诠指方式,理论形态,以及它们的展开层次,相互结构关系乃至整个中国文论范畴体系的系统结构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的《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1998)一文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优秀是范畴体系问题;这一范畴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以“道”为历史原点与逻辑起点(元范畴),根据天——地——人这一系统结构框架,依循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由源到流,由体到用,由实到虚,由对立到统一,以范畴为基本单元,围绕着作为一种文化的或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所涉及到的各个认知方面而具体展开,形成文源论、文体论、价值论、通变论、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批评论等八个层面或曰理论专题,彼此之间的相互贯通,从而呈现出一种网状式的结构特征;而在“转化”过程中,又必须充分注意“视界融合”,“创造性阐释”以及“活化”问题,如此才能把握真谛,激活内能,自然地融入当代文论之中。毛宣国《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选择》(1998)一文,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如何“沟通契合”,并从人的关注,思维方式,范畴融通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张海明的《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文学评论》1998·1)也循这一方向进行了探讨,强调在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建设中,古代文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民族文化的“根本”,欲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在以现代意识完成“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实现“现代阐释”。蒲震元的《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辩——再谈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型》(《文艺研究》1998·3)则主要探讨在实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扬长避短,为我所有,并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诠释学理论。古风的《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社会科学》1998·3),专就“意境理论”的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优秀范畴“现代化”的路向:其一,以现代思想“重写”传统,并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增殖和发展;其二,以现代西方文艺美学思想进行阐释,给传统注入外来血液,使其内涵产生重大变革。该文认为,意境现代化的最高理想是对意境范畴的重构,并对这种重构提出了设想。关于意境的系统研究有两本著作值得一提。一是蓝华增的《意境论》(1996),一是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5)。它们结合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将“意境”提升为一个现代文论和美学的术语;尤其前著更受称道,被认为是意境理论现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此外,余虹在《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1997),《中西传统诗学的入诗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1997)等论文中,通过中西比较,对中国文论的入思方式,历史性建构以及叙事理论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王齐洲的《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源》(1999)也以中西比较的开阔视野,从符号学的角度,详细讨论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文学观念所具有的原初意义,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尽管这些探讨还只是初步的,但其攻坚的目标和力度,显然是前所未见的。 一路在继承的借鉴的基础上更注重独立的理论发现和创造。 在这一路向上可以举出杨义、叶舒宪、萧兵、蓝棣之、王一川等人。 杨义的长处在于对中国文学本体有比较扎实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他首先在现代小说史领域辛勤耕耘,以独具特色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立稳脚跟,进而由现代进入古代,在对大量古代作品的研读品评中,体味、追索中国文学的生命底蕴和民族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中国叙事学》(注:见《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这部书与同期出版的叙事学理论著作不同,它不是对同类外国著作的综合性演绎,也不是对这类理论的创造性重构,如胡亚敏的《叙事学》,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罗纲的《叙事学导论》等。它是著者以西方叙事学理论为参照,用现代眼光(新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对我国古籍钩玄提要,梳理爬抉,细读精研之后的独立发现;第一次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叙事的文化密码,即叙事与历史结合的源起,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不同表现原则,发掘了中国叙事智慧之特征。(参见该著附录专家推荐意见)这样的研究,由于集现代人类文化之光凝聚于中国文学的本体,阐幽发微,综合提炼,自成一体,因之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叙事学的特色,又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虽然不能说该著已经完美无缺,但可以说,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进程中,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创获。 叶舒宪和萧兵是八九十年代很有实力的两位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前者神话与理论兼长,一部《中国神话哲学》体现了他的这一特长;后者则专注于神话研究,尤其楚辞神话研究成就突出,出版《楚辞与神话》等多部著作,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国的学问;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化人类学和中国乾嘉学派的积极价值。近年来,他们合作主持并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将这一特点进一步贯注到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探讨上,为了对古代文化更好地进行现代破译,他们一面积极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视界,一面努力继承和开掘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力求融汇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理话语。他们的这种创造性追求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被称为“中国文化考据学派”。乐黛云认为,他们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诠释中国文化,竭力使它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这种努力代表着我们学术的方向和未来。(注:参见《文学人类学走向新世纪》所记乐黛云的发言,《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二期。) 蓝棣之曾师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读书期间思维即有些“怪异”。他借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抓住文学文本的某些特殊情节,便不顾一切地向作品的背后深钻细探,必欲挖出其深藏的“秘密”而后快。此后,一直沿着这一思维方向充实丰富,深化发展,终于形成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正统的与异端的》(1998),《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1994),《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998)等。其中后者影响最大,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用独特的精神分析解读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别开洞天,令人耳目一新。他所注意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是从文本的“疑团”(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寻找其作者的“症候”,再由“症候”寻踪探源,所要揭示的是:作品说了什么,一个故事下面还有没有另一个故事,哪是作者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哪是作家要掩饰的,哪是作家没意识到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还有,作家之所以要讲故事的无意识动因是什么?(注: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19日9版,梁妍:《深入到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中去——蓝棣之谈文学的症候批评》。)这样,如多节火箭一样,节节推进,使探究超越作品的表层、外层空间,进入作家心理和文本结构的深层,进而由作家的无意识动因的分析深入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这部书并不是系统的理论建树,但其中贯穿着独立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当今理论批评界难能可贵的“一家之言”。有人称他为“症候分析学者”,他认为自己属于心理批评派,而心理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补充。 王一川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青年学者。90年代以来,他以“修辞论”为中心课题,但不满足对他人理论的一般移植与借鉴,而是在中外相关理论的辨析比较中,寻找建构自己的理论系统。他认为,既有的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和感兴论美学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前者往往为内容、思想而牺牲形式、语言;中者在执著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时,常常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后者则又忽视了语言论美学的优长。为了走出这种美学的困境,他主张“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经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由此,他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修辞论美学”。(同名著作于1997年出版)这已不是一般的创造性借鉴,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的一种独立创造,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提供了新的尝试。杜书瀛认为这是一种力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美学,力图建立一种既避免单一的“内部研究”的缺点,又避免单一的“外部研究”的缺点的美学。因此,是很有创见,也很有价值的。(注:参见《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就目前来看,以上三种路向的研究,都还未能形成更多更有分量的“拳头产品”,但可喜的是都已有先行者在奋力拼搏。经过二十年——也可以说20世纪几辈学人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看清了的学术道路,我想,富有光荣传统和聪明才智的中国学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一代学者和论著一定会涌现出来。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分析论文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优秀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优秀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优秀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 ,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 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 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and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性成分研究论文 书名"理论留下了什么?"问的是:被称为"理论"的话语在今天占有什么位置,它如何既与自身的过去又与那些自称有权在政治领域占有一席地位的话语相关?作为今年英语协会会议上的第一位讲演者,我的讲演就是理论留下了什么的一个范例--一个活生生的余留物--一种理论的剩余,它的范例性将使别的讲演者摆正自己的位置而不至于对理论的遗产有太大的曲解,不用说,这样做的方式就是抓住理论与其过去的关系:理论留下了什么? 在1960年代,当我刚涉足我们的书名简单称之为"理论"(theory)的东西时,这一术语(如此怪异,它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含义比今天宽泛得多。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不断扩展的理论--从根本上看,它们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自称将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理论指一些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指具有特定的学科间性的理论:它激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论文。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优秀: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o佛莱明(Ian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like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chats")。在"Ilike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我想第二层含义是:对文学性或文学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并不是要发现我们用以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便将其适当归类的标准,相反,回答这些问题的企图最初只是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直接关注。通过谈论文学是什么,批评家们提炼了一些据说是最适当的批评方法,消除了人们对据说是文学之最基本和最特殊的那些方面(无论是将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突出,还是将文学看作各语言层面的综合或文本间的结构)的忽略。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关涉到应当如何研究文学的问题。比如,如果文学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语言,那么,研究它就是关注其模式而不是关注它可能表达的作者心理或它可能反映的社会构造。对文学性的追向似乎首先是探索批评方法的一些步骤。 正如我说的那样,最近,文学的性质或文学成分的性质已非理论关注的优秀,简单地说,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显然已不是文学理论。1992年我为现代语言协会所编的《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第二版写了一篇题名为《文学理论》的文章,此后我便离开了文学理论[6]。我忙于谈论种族、性别、身份、,被So纳泼(SteveKnapp)和WoBo米查尔斯(WalterBennMichalls)反-理论的理论之间的论争弄得糊里糊涂,忘了文学理论。我认为记住文学理论很重要:比如,叙述理论对各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低年级的研究生通常对基本的叙述学也了解不多(他们读了福科,但未读巴尔特或热内特,更不必说Wo布思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辩认叙述视点,如何分析隐含的读者,而这恰恰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优秀,比如对被某一文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分析。 为了弥补我为现代语言协会写了那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之后对文学理论的忽略,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书抛开了纳泼和米查尔斯,不仅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即题名为"文学是什么以及这一问题重要吗?"的那一章),还讨论了叙述、诗与诗学,以及身份确认、表行语言的问题。由此,我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儿。 不过,Jo基勒瑞(JohnGuillory)以《后-理论之后的文学》为题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将"后-理论"看作一种假定"宏大理论"死亡之后的理论,正如"后-理论"这一短语所示。如果你想了解这说法的具体出处,可见1982年由纳泼和米查尔斯写的一篇文章《抵抗理论》[7]。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这篇文章,它曾说理论论辩毫无结果,因此,理论毫无用处,应该结束。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言,对理论的这种抵制性论说显然是理论的一种现象,它引发了很多枝蔓横生的回应,而这些回应本身也是理论的一些现象,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就是"后-理论":由理论之死的诸问题激活的一些理论讨论。 如果这是我们的参照点,那么,尤为令人吃惊的是(我承认,对我来说它是某种恶意快感的来源)近年来传统理论研究之最纯粹的例子,即对文学性质的理论研究恰恰是理论之死的鼓吹者之一纳泼写的一本书,该书名为《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这本书重新提出了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有一种不同于别的思想和写作模式的特殊的文学性话语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维护这样一种直觉:一部文学作品说出了用别的方式说不出的东西?"纳泼的著作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从而令人惊讶。与大多数同类研究相比,纳泼的研究在哲学的意义上更为严谨,应该说,它更为明智地没有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答案结束了这些追问)而告终--诸如文学是一个既定社会所赋予意义的东西--纳泼的追问以这样的结论结束:的确存在着一种文学的特性。的确,文学做特殊的事。 然而,纳泼是在不同的标题下处理和提炼传统的答案。在这篇反理论的文章中,他同意这一看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赋予它的意义(任何别的意图都缺乏内在的凝聚性)。他不是经由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类别(不存在这种类别),而是通过考察他所谓的"文学兴趣"来研究文学的特性。既然他承认我们对文学语言的兴趣超过了我们猜度文学语言的作者想用语言表达什么的兴趣,那可得的多余之物将被称之为别的什么,一种受洗之后的"文学兴趣"。 文学性成分的特性不在文学语言的特殊种类性之中。纳泼说:"我开始注意到,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而加以维护的东西,却可以将其作为对某种表述的论述而加以维护,这种表述激发了某种兴趣"。文学是一种"使人们对表述本身感兴趣的语言表述;这种语言表述之能引起人们对其本身的兴趣,是通过对情感及其指涉物的别的价值进行具体个别的描述来达到的;它的描述方式是:将其指涉物插入与表述本身的特定语言叙述结构一体不可分的新的脚本"。对这种表述本身的特殊结构至关重要的是被别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文学话语的自指层面与结构层面的同构,不过,纳泼将此说成是包含着不同层面的类似结构的关系:作者写诗这件事似于诗中发生的事吗?纳泼说:"这类重现--在此仿佛外在于作品的问题也出现在作品内部--结果使一种解释的难题成了文学兴趣之源"。当我们说解释的难题不仅成为兴趣之源,而且能引起对某种类似结构(这些类似结构的个别性和复杂性给作品以特有的文学地位)的兴趣时,我们正在谈论文学兴趣。 一个例子--这是我举的例子,而非纳泼举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十分简明--是K·弗洛斯特的两行诗《奥秘坐着》: 奥秘坐着 我们跳着园舞并猜想 而奥秘坐在中间并明白。[9] "诗人在此正在说什么或做什么?"当这一问题转换成这位诗人或这首诗正在做什么和这首诗内部的者-"我们"和"奥秘"正在做什么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人们可以说,这一解释的难题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兴趣的来源。这首诗将我们舞蹈并猜想与奥秘坐着并明白对立起来。我们可以问这首诗对这种对立或存在状态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首诗是对人类行为之徒劳的嘲笑呢?抑或我们可以将舞蹈的公共猜想与阴郁确定的了知对立起来?不过为了探究这首诗所呈现的这些对立,人们必须问这首诗本身是否在舞蹈并猜想或者它是否坐着并知道。这首诗本身是以猜想或知道的方式存在吗? 答案有点复杂。的确,这首诗似乎有知道的意思,但作为一种动词结构,它可能不同于人类的猜想行为吗?如果我们追问这首诗中知的情形,我们能发现的是:被猜想为知的主体即奥秘是由一种修辞或猜想生产的,这种猜想使奥秘由被"知"的客体变为知的主体。奥秘是人们知或不知的某物。在此,诗将奥秘大写并拟人化了,此外,还通过换喻将它从被知的位置转换到知的位置。因此,这个知者被表述成了由一种修饰性猜想或假定所生产的东西,这种猜想或假定使知的对象(某种奥秘)成了知的主体(这一奥秘)。该诗说奥秘知道但却表明奥秘是一种修饰性猜想所做的表行言述的产物。 纳泼打算将文学兴趣放在的类比上,那么,他会在此说什么呢? 他的主张也许是:文学兴趣内在于弗洛斯特在诗中的行为和被表述的诸种行为的关系之中。弗洛斯特了知或猜想,跳着园舞或坐在中间,这有什么不同?要决定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很难,这一困难是由将诗中"我们"的行为和奥秘的行为之关系分门别类的困难所表明的吗?我认为这首诗也许为纳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虽然当他坚持我们应关注有关作者的之类比时,他会让我们问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诗在做什么。我不相信这是有意的,更不用说是必要的。问诗人或诗正在做什么以及与诗中所做的什么之间的关系,比关注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以及它与诗中行为的关系可能更恰当,更有效。不过,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文学性的难题因纳泼的阐说更加尖锐化了。纳泼指出:就我们对文本的兴趣超过我们对猜度作者意图的兴趣而言,文本具有文学趣味。 纳泼力图借助这一术语重新解释通常被用来说明文学性之特征的结构复杂性。于是,他着手论辩道,虽然文学的确具有在当前被人们通常从一般政治立场出发(作为某种不合法的高高在上的精英话语)加以否定的特殊性,但它并无文学维护者通常所要求它的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因此,其如他在与米查尔斯合著的那篇反理论的文章中所言,他希望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继续刺激每一个人。 不过,对留在理论中的人而言,也许几乎没有人会被以下结论所震惊与激怒,这一结论便是文学并不必然具有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为先锋的破坏性和解放性价值辩护总是要遭到要求文学规范化和正常化的主张的反对,对此我们也很清楚。然而不管怎么说,纳泼这一例子都明确说明了什么是当前思考文学理论的趋势,尽管他采用了非同寻常的传统方式。这一趋势便是:为文学要素及其特殊性辩护既相关到的表现又相关到另类性的约定,而不是将其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问题或意义中断的潜在可能性联系起来[10]。纳泼的观点是:文学描述(它以类比的方式突出了对的复杂描述)并未告诉我们如何行动,而是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评价倾向是什么,并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倾向中的复杂关系(也许是矛盾关系)的意识。他举的例子是Co阿克博(ChinuaAchebe)的《事物之崩溃》。在这部作品中,对伊博传统文化的殖民干涉既被描写成一种野蛮的侵略行为,也被描写成对极端不正当的伊博风俗(贬低妇女、遗弃双胞胎,如果有神谕则杀死收养的儿童)的反应。对读者而言,小说可能使他们原有的一系列价值产生冲突。纳泼写道:阅读这本小说,"一个女权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者可能发现她对宗教式风俗的反感远胜于她维护本土文化的冲动(或相反)(100-101)。"如果文学有助于使我们成为自觉的者,它的做法是:提高具体描述使其高于简化原则,以便使价值与原则间的潜在冲突得以呈现。洛克(Lock)将自由主体之自由说成是一种悬置决断的可能性,纳泼引用洛克的有关论述来仔细测试可选择的对象和它们的价值,他的结论是:文学趣味为自由之运作提供了范本。他提醒说:"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趣味会使某人作为较好的。"(他不相信自觉的是较好的。)不过,文学趣味的确会给出一种有关什么是较好的,什么是较差的的超常经验。(103) 包含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与文学理论称之为"具体的一般"的东西紧密相关,这是一种将个别性和普遍性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这种结构(比如)能使哈姆莱特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实体之人:哈姆莱特既具体体现在个别细节中,又以实在之人所不具有的方式带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的自我就是既要在由自己特定的过去所决定的具体情境中观察自己,又要想一想对某人来说在我的情境中他会做什么,他会因此作出什么样的对某种类型(我只是这种类型可能的例子之一)来说可能的选择,由此出发来考虑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由于真正理想的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被决定的特殊个别之我可以有效地选择任何成为者的道路--,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正如纳泼指出的那样,遇到文学趣味"应该感到像看见了实际本身的理想条件"(140)。 这些观点多少解释了俗常的直觉:文学经验与判断有关。正如有的人常常说的那样,文学提供了一种健美体操,一种以方式进行的操练。[11]纳泼明确否定文学兴趣使某人成为较好的,但他的著作是新近理论中之一般趋势的标志:将文学特殊的品性置于者的表现和文学读者被带入的他者状态的关系中,而不是置于语言的特殊品质或对语言的特殊构造之中。我想,这样的文学效果有赖于文学中特殊的范例结构。 一部文学作品不只是用作例证的轶事或单纯的例子,虽然拥有细节并描述得很精彩的秩事成了文学性之条件的一部分。文学描述有较大的自主性,因此尽管有关举例说明什么的问题可能被悬置起来,但同时这一问题又与文学描述所具有的意义有关。正因为如此,所以多年来人们常常被引向去谈论文学的普遍性。文学作品的结构是这样的:它让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有关人的一般状况比让它们详细说明其阐述的较为狭窄的范畴要容易。哈姆莱特只是一个王子,或者只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或者只是一个好反省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一个其父亲在荒谬的情境中死去的人吗?如果说,以上的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对读者来说较容易的是不回答,默默地接受一种可能的普遍性。小说、诗歌、戏剧,在其各自的情境中都倾向于揭示它们力图举例说明的东西,但同时,它们也邀请读者进入叙述者的意识和进入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例证的角色的意识以及困境之中。 对文学与身份问题的关系而言,例子结构十分重要,而身份问题对当论又十分关键。自我是天生的抑或是被造成的,对它应从个体方面思考还是应从社会方面加以思考?文学总是与这些问题相关,文学作品提供了身份如何形成的大量潜在的范例。有关于身份在根本上是由出生决定的叙述:由牧羊人养大的国王的儿子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个国王,并当其身份被发现之后他合法地成了国王。在另一些叙述中,人物随其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他们通过可能出错但却有力的识别而获得身份;或者在人生苦难中发现的个人品质成了确立身份的基础。 当前,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种族、性别、性的理论研究迅速扩张,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也许是:对有关身份构成诸要素的功能所进行的复杂的政治社会性解说而言,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我想到了Eo塞奇威克[EveSedgwick]和Jo巴特勒[JndithButler]对Wo戴瑟[WillaDather]小说中交叉性别识别的讨论--社会学家梦想不到的解说。)[12] 请考虑这一潜在的问题:主体的身份是既予的某物呢还是被构成的某物。在文学中不仅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常常在常见的情节中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的纠葛。正如我们所说,在常见的情节中,人物不是经由了知他们过去的事情,而是通过他们变成其后转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天性"的东西的行为而"发现"他们是谁。对最近的理论而言,这种结构(在此你必须成为按推侧你已然所是的存在)是作为自相矛盾的东西或阿泼瑞亚(aporia)而出现的,但它始终在叙述中起作用。西方小说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着在与世界相遇中涌现出来的自我,这种自我(从读者的角度看)又被作为使自我产生的行为之基础。西方小说以此方式强化了一种本质的自我内涵,人物的基本身份是作为行为的结果,作为与世界斗争的结果而呈现的,不过,这种身份转而又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基础,甚至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原因。这不是我们在有关本质主义的理论论争中正在与此斗争的东西吗? 可以说,大量新近的理论都企图整理那通常暗示了文学在谈论身份问题时出现的悖论。文学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描写个体,因此,有关身份的斗争是在个体内部以及个体与群体间进行的斗争:人物反抗或遵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斗争。然而,在一些理论著述中,有关社会身份的论争倾向于关注群体身份:成为女人,成为男人,成为男同性恋,成为男人是怎么回事?因此,在文学探索和批评或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紧张。文学描述的力量基于其对个别性和范例说明性的特殊综合:读者读到的是有关哈姆莱特王子、简·爱或哈克贝尼·芬的具体描写,通过这些人物而假定这些人物的困难具有典范性。然而,何谓范例性?小说并无回答,正是批评家或理论家必须面对范例性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人物是哪一群人或哪个阶级的范例:哈姆莱特的状况具有普遍性吗?简·爱的困境在女性中具有普遍性吗? 因此,与小说中微妙复杂的探究相比,有关身份的理论研究似乎是简约的,小说可以通过个别事例的展示并同时凭借潜在的概括力量(也许我们都是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爱玛·包法利或J·斯达克斯[JanieStarks])来有技巧的处理要求概括的难题。正因为如此,对文学范例性结构的理论思考,不仅对思考身份和问题十分重要,对任何将文学的特殊性与文学关涉到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正如在纳斯鲍曼[Nussbaum]和纳泼的研究中那样)都十分重要。 对理论来说,如果文学性成分的作用是对的范例性表达,那么,由于文学作品为理论论争提供了杠杆,文学性成分可以是理论中的来源。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要求》[14]在这部著作中,文学的作用被说得十分复杂且过份确定(因而也难以确定)。众所周知,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安提戈涅提出了自认合法的要求(确切地说,这种要求是该剧接受史上的主要议题),因此,安提戈涅具有潜在范例性和关涉的文学描述。比如,Lo艾里咖瑞(LuceIrigaray)曾认为,安提戈涅可以为生活在今天的很多女孩和妇女提供自我确认的标准。不过巴特勒简洁的书名暗示安提戈涅--描述或文本--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如果在有关心理分析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的持久论争(这些论争关注如何在理论上述说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问题)中,巴特勒运用安提戈涅的言行,这不仅因为安提戈涅这一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范例性的,更在于由安提戈涅的形象生发出一种从黑格尔到拉康到艾里咖瑞的有力的解释传统,这一传统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概念以及家庭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我们可以问:如果在突出范例性问题时,心理分析以安提戈涅而非俄狄浦斯为其出发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巴特勒写道: "注意这一情形是十分有趣的:安提戈涅结束了俄狄浦斯式的戏剧,她不能为俄狄浦斯式的戏剧提供异性相爱的结局,这可能为那种以安提戈涅为出发点的心理分析理论暗示方向……她拒绝做为海蒙(Haimon)活下去而必须做的事,她拒绝成为母亲和妻子,她那摇摆不定的性别使共和国震惊,她拥抱了作为其洞房的死亡,由此她破坏了异性相爱的习俗。"(《讲演三》) 安提戈涅的例子为西方文化已经采用的概念化路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过,更重要的是,有关安提戈涅的解释已经强化了有关亲属关系及其与政治结构关联的话语,这一话语在今日仍有其影响。正如巴特勒指出的那样,"她的行为既违反了性准则,也违反了亲属关系准则,尽管黑格尔传统将她的命运读作这种违规必然失败和毁灭的确定无疑的标志,但仍有另一种解读的可能,即她这一形象揭露了亲属关系的文化偶然性,只是为重新书写作为不变必然之偶然性提供了可重复的契机。"(《讲演一》)巴特勒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将安提戈涅的形象引述为一个作出某种选择或提出一些要求的者。他仔细阅读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安提戈涅》,以便暴露一些理论家阅读的简单,这些理论家将亲属关系(作为一种"自然关系"结构)与国家对立起来,将亲属关系理想化为一种可理解的结构性领域,因此而确立了某些可理解且合法化的亲属关系形式。将某种家庭结构假定为先于或外在于政治的东西并使之合法化的理想化做法利用了安提戈涅的故事,不过,当其这样做时,它已经否定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对其可理解性之专断的挑战。如果黑格尔注意到今日之语言揭示了安放在安提戈涅这个范例上的概念装置的不稳定性,转而注意她的行为而非言论,也许是另一情形。正是求助于这部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巴特勒以那些在今日企图建立另类家庭结构者的名义(比如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可以组成家庭)介入,在对据称是原始父亲和母亲的象征地位的精神分析理论、文化理论和政治理论中,这些人的行为被理想化了。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对神话和图腾崇拜的结构主义研究中强调:由于神话"有助于思考",因此它乃是文化的中心。巴特勒用《安提戈涅》谈到亲属关系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时表明:文学较有利于思考,因为它的语言为批判用它来维持的结构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因此也为批判它协助巴博冷德(Bublend)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有力的资源。 到此,我已经讨论了新近理论对文学性成分的理论论述所采用的一些思路,由此我接近了理论中的文学性成分。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在理论中文学性成分的状况已经由理论的对象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品质:在美国我们称之为"理论"--毕竟,这是一种美国发明--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是宽泛的现代思想运动,这种运动将工具理性与经验科学看作"另类",这个"另类"的其他名子是:狭义的实用经济学、装框逻辑,具体化逻辑与具体化理性,总体化的技术效率逻辑,在场形而上学的二元逻辑等等[15]。如果理论是以普遍化的思想方式对文学的剥离,那会怎么样呢?众所周知,弗洛依德说,诗人们早在他之前就存在了,他试图创立一种揭示文学洞见的科学,在今天,一些评论他的人差不多已成功地将他抛回到一种失败的科学家和成功的故事讲述者的位置。更概括地说,人们可以说,就思想试图超越熟悉已知和可算计之物而言,它与文学同类,至少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效果同类。 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哲学文本已经变成了古典意义上的文学性的东西,即像诗一样,它们不能被释义:释义即会丢掉根本的东西。当然,人们通常会说到德里达这方面的情形,但是,在此我们看看阿多诺,一个通常不被认为与文学有关的哲学家,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首先不得不对哲学进行二度创作,而不是将其简化为一些范畴。哲学的道路必须凭借它自身的力量以及与它可能具有的任何标准的磨擦而不断更新。关键的是在哲学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某一主题或某一命题;是文本结构,而不是由单向度心灵操持的归纳与演绎。因此,从根本上看,哲学是不可解释的。如果哲学是可解释的,它将是多余的;大多数哲学可以被解释这一事实与真正的哲学对立。"[16] 这是一种设想哲学的文学方式--哲学被设想为一种获得文学效果的写作。这并不是说对哲学文本的评注不必要,而是说对这些文本也必须从修辞的角度进行阅读和对此作语境分析,正如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惯常所做的那样,因此,文学性成分已进入了理论。 就理论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变化、另类、不确定性或超出工具理性之外的另类事物而言,它表明自己具有后-启蒙诗的文学血统。阿多诺在《起码的道德:来自被损坏的生活的沉思》中,有一段谈及思想任务的名言,将文学的目的和理论的目的合在一起。 "必须形成脱离这个世界的眼光,从而凭借它与世界的断裂和裂缝,将这个世界显示为它在救世主的光芒中所显出的贫乏和扭曲。思想独有的任务是:获得这种不带任何意愿和暴力、完全来自其与对象直接接触的眼光。这是最简单的事,因为这一情形急切地吁求这种知识,的确,一旦正面地看待彻底的否定性,它就会勾勒出其对立面的镜像。不过,要获得这种眼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先行假定了一个脱离生存世界(哪怕是一发之隔)的立足点,而我们很清楚,任何可能的知识都必须首先从存在的事物中强取(如果它必须被认识的话),不仅如此,这些知识还因此打上了它力图摆脱的歪曲和贫乏的印记。思想愈是情绪冲动地为了无条件地思想而否定它的条件性,它愈是无意识地、愈是如此不幸地被交给了这个世界。甚至为了思之可能它必须最终领悟到思之不可能。不过,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17] 这一设想的文学性显示在这个困难的结句之中: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正如在文学中那样,思想要有另类性。不过,我们将不再在救赎的幽灵出没的道路上冒险,而以另一种方式谈论文学性成分的弥漫。 在有关文学兴趣的讨论中,纳泼说:新历史主义卷入了文学兴趣从文学作品本身向在历史场境中把握的文学作品的转移:结果,事实上,作为文学兴趣之对象的新的结构是文本与语境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当然,语境即更多的文本)。文学兴趣不来自于形式与意义的复杂关系,或者作品所言和作品所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来自于,比如,它激发并介入其中的颠复与遏制的辩证法。大量新历史主义者解释的含混性源于这一事实:他们的目的不是判定(比如说)"某种戏剧在某种特定时期是某君主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呢还是原因",而是阐明一种像文学作品一样复杂的相互依存结构。纳泼写道:"关键是看戏剧(它处于与国家难以界定的关系之中)如何(对那些关注权力关系的人)变成了与国家相互暗示的东西"。(104)文学兴趣的对象--被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结构而加以探究的东西--是处于某假定语境中的作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探究不是以对历史的解说为其目标,而是以对某种历史性对象的阐说为目标,这展示了文学兴趣的结构。 Do辛普森(David辛普森)在最近的一本著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这本书(应该说明的是)以一种批判和抱怨的态度争辩说:并非像一些保守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文学被忽略和被放逐到了大学的边缘。 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了别的样子。辛普森力图说明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他指出历史著述曾认为自己已摆脱了人文性和文学性,然而现在故事讲述回到了历史著述的中心(辛普森谈到了"故事讲述的流行病"),他概说了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在历史、哲学、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中,对秩事和自传的求助,对"详细描述"和"乡土知识"的推崇,以及对"谈话"或修辞的使用。当前的知识采用了文学形式,这便是人文学科的变化。正如辛普森解释的那样,对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的追求并不是新式经验主义的一部分,而是吁求文学特殊性之价值,吁求具有文学话语特性的个别中一般在场的表现。比如,Co吉尔滋(CliffordGeertz)的《乡土知识》并没有导致经验主义的统治,而是显示了全部知识要求的不完备性和不稳定性,它吁求以现实的生气勃勃替代经验主义的统治。文学性成分统治着。 不过,辛普森问:"当一些最敏锐的当代状况评论家(他引述F·詹姆逊和J·基勒瑞)正在描述一种远离文学成分的动向,而这一动向对后观代状况具有急迫的决定性时,我如何能提出这一看法。"[18](詹姆逊说:文学被电视所取代是一种后现代状况的信号,J·基勒瑞说:在人文学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最特殊要素的文学已不再是文化中心),由于这些人是辛普森的朋友和同路人,因此,他礼貌地回答:"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看到了全副武装的文化现象)。但从根本上看,他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的确,正如我们通常所说,如果文学是那种明知自己是虚构的话语,那么,就理论已告知诸学科其结构所具有的虚构性和须经再度创造才能实现而言,似乎存在着大量支持辛普森有关诸学科状况之说明的东西。就诸学科话语已经关注到自身的位置、境遇及其规划与结构性而言,它们有了文学性成份。 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高奏凯歌(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也许是重新给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以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的确是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的东西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重给文学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也许有一个批评的限度,因为我们对文学作品所了知的事情之一是:它们有能力拒绝或胜过期望它们说的东西。辛普森相当明确地宣称:理论的遗留物是文学性成分。如果事实如此,完全有更多的理由为了批判地考察文学性成分而回到文学作品,而对文学性成分的批判性考察已历史地成了文学的任务之一。 文学理论论文:笔耕文学研究组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 80年耕文学研究组基本是从真实性问题、典型性问题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三方面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早在1980年2月,陕西《延河》文学月刊辟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专栏,当年刊出5篇文章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其中,畅广元在《发扬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指出,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一样需要发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仅作家遵循,评论家也不例外。”[2]畅广元以鲜明而强烈的批评意识,针砭“工具论”的错误,批驳其伪现实主义的实质。尽管这种认识依然驻留于60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把握,即从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范畴内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然而,其包蕴着的自觉而独立的批评意识,表明文学研究者力求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诸多非文学因素制约的努力。无疑,这为后来如火如荼现实主义文学讨论的展开起了好头。 第一,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遵循的基本原则,求真实也是文学的根本命脉。但一个时期,我国片面地追求文学的政治性、党性原则与革命性,似乎文学的生命不在于真实,而存在于“革命的”倾向性之中,从而过分夸大倾向性作用。表现在创作上作家成为政治、政策、道德的化身,创作观念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被割裂开来。1981年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第一次在西安举办学术研究活动,就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讨论。笔耕文学研究组首先梳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概念,王愚认为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把握,而思想倾向是对生活真实的追求而不是作家主观注入到生活[3]。王愚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片面强调倾向性容易滑向公式化、概念化的路径;其次,大会厘清真实性与倾向性的依存关系,“作品的倾向性,即包含渗透在文学的真实性之中”。作家的倾向性是通过艺术作品流露出来的思想观念与情感态度,这种观念与情感判断本身源自生活,并经作家心灵化诉诸作品。因此,倾向性不可能离开真实性,寓于真实性中。费秉勋的艺术真实观颇有见地,他认为讨论真实性要注重艺术本身的规律,指出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存在严重问题,远离艺术规律谈真实,这对“文学真实性的讨论,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3]。建国以来,文艺一直提倡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实践中却游离艺术本体谈真实,驻留于政治性、党性原则等环节。实际上,当我们以为抵达真实内核时,真实本身却隐匿起来、逃之夭夭,艺术真实性在不间断的追问中显得玄妙虚空、难以捉摸。这次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首次展示了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阵容。批评者根据创作发展需求深入思考,批评品格具有实践的针对性,不少观点不乏真知灼见。费秉勋回归艺术本体论,具有向内转的研究视角,这对长期囿于外部的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反拨作用,虽则文学内在自律规律的研究在80年代初期的陕西文学研究界还未充分展开,限于研讨会的倡导,然而透露出研究者力图走出庸俗社会学批评的迷津,逼近艺术本体的价值诉求。以上从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进行讨论,蒙万夫从理论层面重提“写真实”。他认为“写真实”“首先要紧的是作家、评论家在生活和艺术面前的胆识和勇气”,作家应该“敢于把生活的全部音响坦陈在读者面前”,“敢于揭示重大的尖锐的生活题材的真谛”,“敢于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挑担子”;反对那种“回避现实矛盾冲突,编造不合情理故事,粉饰生活的创作现象”[4]。这显示了批评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其认识直逼文学本质。蒙万夫批评视野中的艺术真实是什么呢?他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阐述:“就是事物表现特征的真实和事物内在规律真实的统一。前者属于现象范畴,包括细节真实,是客观社会以具体感性形式呈现出来的‘本来’样子。后者属于本质范畴,是生活逻辑的真实,矛盾冲突发展趋势的真实,现实关系的真实。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或者说同时就包含、隐藏在前者中。”[4]这种认识立于现实基础,“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斯大林的真实观是抵达艺术更高意义的必经之路,蒙万夫呼唤作家和评论家对待生活的态度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种文学评论渗透着浓郁的民本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社会情怀,反观今天日益疲软的文学批评,不无警示意义。 第二,典型性问题。典型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中又一重要问题。恩格斯曾在别林斯基“熟悉的陌生人”的观点上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性外,还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462恩格斯的典型性着眼于戏剧文学以及叙事类文学创作,通过生动的个性形象反映普遍的社会意义典型性的这一特征,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1981年,徐俊西认为典型论观点是“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6],一石激起千层浪,典型论争再度展开。经过讨论重新肯定了恩格斯的典型论观点。第一,“典型环境应该看作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既不能只讲社会历史环境,也不能只看到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7]。第二,艺术形象是多样化的;第三,这次讨论厘清了理论上模糊不清的问题,如“一个时代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甚至于“每个阶段只有一种典型人物”、“典型就是英雄,非英雄也就非典型”的僵化模式。在全国典型论谈论的语境下,笔耕文学研究组着眼于实现典型化途径的探索。1983年《延河》文学月刊开辟专栏“小说提高与突破的讨论”进行长达一年的讨论,李星认为进入艺术创造境界的标志就是实现典型化,京夫就是这样的作家。李星提倡作家“从更高的意义上把握了生活,再现了生活的本质规律”[8],他反感“逼似生活”机械式的写作,看好作家极大的概括能力和无边的想象能力。李星号中了陕西文学创作症结,作家胶着于生活,描摹生活太实。在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他敏锐指出艺术升腾力的重要性,呼吁作家注重艺术概括力与想象力的培养与提高,这种见地对胶着生活的陕西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如何实现典型化?肖云儒针对作家重视描写人物而忽视典型环境营造的现象,《在生活环境的典型化上下更多功夫》设计出实现环境典型的三个途径。其一“捕捉典型的冲突”,要求作家将隐藏在生活素材中的冲突,经过艺术的重组和虚构,焊接、铸造到震撼人心的程度;其二“设置典型的人物关系”;其三“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9],如果作品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浸染上时代的诗情意绪,作品的典型环境蕴藉的意趣由此得以显现。典型化途径提供了创作操作的具体方法,尤其“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对克服陕西及全国文学创作过“实”而缺乏艺术升腾力的状况有指导性。 第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我国流行了近20年。1958年3月,在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时说:“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周扬认为:“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10]郭沫若认为:“古往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茅盾觉得“两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从作家进步的世界观来强调“两结合”。但是,有人认为“两结合”是远远高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第三种创作方法”。王愚在《现实主义的厄运及其教训》中指出“两结合”并非最好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 两种创作方法在反映生活上,“各有侧重,途径迥异”,一个依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真实,一个通过夸大、变形反映生活;其次,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非缺乏理想,恰恰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红楼梦》闪耀着理想之光;最后,正是不恰当地夸大浪漫主义,导致50年代后期虚假浪漫主义的泛滥,其恶果“不是推动文学更接近生活,而是助长了瞒和骗的文学”[11]。王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结合陕西文艺实际,希望陕西文艺研究能走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尊重艺术规律”的良性路径。陕西文学批评有关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1978年9月16日至23日,《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就社会主义文学要不要揭示生活矛盾、暴露生活阴暗面组织展开讨论[12];1982年2月10日至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贾平凹近作座谈会[13],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当代文学为什么会出现“两结合”的怪胎呢?回到“两结合”提出的历史背景答案自明,1958年“浮夸风”盛行,政治上我国与苏联分裂,虽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与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无关,但文艺上依然沿袭苏联口号总不如自己的口号更贴近形势。其二,像王愚提及的《红楼梦》这类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闪耀着理想之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因素完全可以一体并存,把“两结合”作为一种生硬的创作方法倡导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其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两结合”中看起来并驾齐驱、不偏不倚,实质是“抽空了现实主义也萎缩了浪漫主义”[14]181。在当代文学史上,一边独尊现实主义,一边却极力反对写真实,文学一旦触及到真实,难免要揭示社会阴暗,而暴露阴暗就可能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背道而驰,讲现实主义就可能演变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浪漫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基本是被排斥的,浪漫主义本身具有的主观随意性、感伤颓废的意绪向来为无产阶级文学所不齿。然则浪漫主义的想象、理想色彩又是革命文学所需要的,也为政治政策的制定者、阐释者青睐不已。“两结合”创作方法既回避了现实主义“写真实”倾向的偏移,又保留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崇高品质。揭开“两结合”真面目,术语背后暗藏的政治目的就很清楚。 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批评界还时有荆棘、险象环生,笔耕文学研究组不仅要对抗周遭环境,更需要批评者剔除多年自身的鬼气。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以自审的品格考量自我,以积极的参与意识跨入解冻后的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如重生的火凤凰振翮而起,引吭高歌,翩然翱翔于文学批评的天宇,对现实主义文学诸多理论进行身体力行的讨论,拉开了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的序幕。 倘若将陕西文学批评置于全国文学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评价,其理论探索的深广程度不太显着,多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作出应和的或镜子式的反应批评,批评者的思维模式、精神向度和批评方式浸染着批评的印迹,文学研究的理论原创力匮乏。其根由在于文学批评者无可逃避地成为“全景控制”活动中有效而可靠的实施者或受训者,其情感倾向、思想维度及精神向度受到革命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双重挤压。福柯认为,人的“身体经验”受到认知意志和与之伴随着的道德意愿的排斥和遮蔽,同时,“身体”又成为权利意志实施的对象及不断争夺的活动场所,“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利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5]27。“身体”完全成为文明条律规训过的驯服存在,不仅不再属于个人,甚至异化为他者的影子存在,承载着他者的权利意志和社会的道德意愿。当然,这不仅限于陕西文学批评,在“全景敞视主义”控制下中国文学批评亦然。缘于陕西位居西北身居内陆腹地的区域位置,历史文化因素必然积淀深厚,文明条律必然更直接、深远地浸染着秦地人。这样,陕西文学批评应有的创造力和发现力相对薄弱,与全国文学批评相比难免显得守成滞后。尽管如此,在80年代,笔耕文学研究组展开的系列活动推进了陕西文学创作,取得的成果不容小觑。他们具体研讨柳青、贾平凹等作家数十部作品,从全省文学长远发展的至高点,在1985、1986、1988年多次讨论小说创作的提高与突破,为陕西文学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是另一个话题,详述待另文探讨。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文学理论之问题和可能 一、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几乎是一个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隔绝的学科,它主要存在于大学讲坛上,其学科特点与形态、学科概念与范畴所指,又常常带着某些习惯性误解。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被等同于文艺学,表面看文学理论的学科范畴膨胀增大了,实际上却与为它提供材料与对象,同时也提供理论活力的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活动相分离。文学理论在学理意义上的空泛与孤立成为普遍现象。一个世纪来,中国文学理论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改变依附古代文论或西方文论的状态。这种努力,是伴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自20世纪初至今天,各种各样的《文学概论》、《文学通论》、《文艺学概论》、《文学基本原理》等,几乎都是以讲义、教材方式出现的,其数量之多,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文学理论的建构大都囿于文学理论自身范畴而不能在丰富的文学世界里寻找活力,少数民族文学更难进入到它的理论世界。 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总体趋近西方现当代文论,带着引进、学习、借鉴和生发西方文论的明显痕迹,其中虽也包含某些民族化选择与追求,但尚不足以达成总体建构和价值主流,因而在与西方当代文论的比较中优势不明,在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与导引中话语欠韦‘提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人们往往被刻板的印象所左右,用简约表象的文化符号替代了原本鲜活生动、意蕴深刻的内涵。”川甚至在文学史中也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的习见的文学史着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 其结果,当人们使用“中国当代文学”一类概念的时候,所指其实并未真正涵容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把握实际上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它将精英化的汉语写作与区域化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区别开来,使人们心中形成一个传统化的既定的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概念,它约定俗成的内涵中一般并不包含多区域多民族文学实践。也就是说,由来已久的理解惯性已经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消减了理论应有的包容能力和普适渗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指范围因之缩小,结果致使中国多数民族文学分离而为一些孤立的文学范畴,一些与主流文学意识甚至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意识差异明显的文学范畴。 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是从本土化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构成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元素,还是继续在西化的理论思维中搬用现成的外来话语扩展理论领地?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的多样化写作的佐证与支撑。在理论层面,关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理论元素和规律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或可说,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中,是寻求当代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五“文化发展各具特点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因如果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已经体现出积极意义,那么,从多民族多区域文学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文学观念和实践姿态的调整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联系,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理论的本土特色与原创资源,以期拓宽文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建设路径,必然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诉求和理论空间。 三、从理论走向看,重视多民族(或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创新,是当前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实践策略。人们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传统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注重文化多元多样的时代,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沃特森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它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困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 时代的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为我们思考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设置了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在这里有众多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国外看,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着在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层面上突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和价值;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多元文化问题》,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安东尼·D·史密斯的栓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乔治·拉伦的臆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的《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等着作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入手,彰显了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理解方式。美国学者洛德创立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则以口头史诗创造力量为起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把口头史诗提升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和科恩等学者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使多民族的不同区域的文学意义得到有力突出。在美 国,族裔和种族批评正是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方法。边缘化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主流文论中逐渐浮现,使当代趋同、合流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思路,我们在特里·伊格尔顿的}}o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马克·柯里的垢现代叙事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等着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多元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所具有的价值。 在国内,人们越来越多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的。因此,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理论缺陷的反思越来越多,形成十分丰富的状态。像关纪新的忆。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刘大先的幻立缘的崛起》、《从想象的异域到多元的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新建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李晓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姚新勇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姚新建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思》,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杨志明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田泥的;佳在边缘地吟唱》等等,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前提。 四、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阔的学术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十分巨大。在当代中国,几乎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就整体构成而言,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困惑共生,边缘化与主流化交织……每一种选择取向中似乎都包含着与之悖反的价值因素。也正因此,在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之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深信,通过不断展开的意义追寻与审思,在其粗糙的硬度下面,必能发现精华与原创意味,一种本土化的理论成分,这将有补于过分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使之展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和本土意义。 以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较为突出的有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枪世纪》、彝族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布依族的《开天辟地》等等,中国56个民族中有近30个民族有创世史诗。它们发生于中国的自然山川,最为形象地保存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具有宏阔而神奇的民族色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铭〔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坞古斯传》、傣族的目》 ,《兰嘎西贺》等几乎都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巨制,它们在绵延的传唱中不断吸纳时代意义而日臻丰美。 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众多抒情与叙事作品,长期以来被界定为“民间文学”而少有论者问津,但这些作品大多保留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视野迥然相异,可以为理论提供少数族群甚至个人化的生存诉求、价值追索和艺术理想的多样性文学佐证。实际上这类作品中的精粹之作,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蒙古族的螟达梅林》、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与《召树屯》、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仰阿莎》、回族的绿豆妹与马五哥》、壮族的《特华之歌》、纳西族的《人与龙》等等,无不以鲜活的民间想象展示了独特的生存与反抗、向往与回忆,其中艰辛与美好交织、朴素与浪漫共存,景象独特意蕴丰厚,历史演进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保存,这绝非主流意识与西方视点所能简单囊括或随意改写的。在现当代,多民族多区域文学更为丰富多彩,有许多主流化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刘三姐》等也来自乡土民间传说。中国广阔的民间以原生态养分滋育了作家的灵感、想象与激情,使之找到民族化的写作之路。 现代性历程中成长期起来的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写作虽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主流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但其作品中依然流动着少数民族的意识与激情,其独特的感觉、领悟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如群星闪烁,使我们得以领略到时代之歌的不同魅力。维吾尔族诗人铁衣布江、藏族诗人饶介巴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彝族作家李乔、仇族作家董秀英、傣族诗人康郎英等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新的民族作家不断涌现,这个阵营在迅速扩大。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民族国家通过发展民族文学艺术以塑造国家形象这一文化策略的实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发展迅速,成就斐然,其丰富的整体构成绝对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片沃土,对它的沉潜与发掘,必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在具体思路上,要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发展,应该主要针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情况进行广泛的阅读、思考。就媒介而言要关注当代图书、报纸、网络、电子出版物等主要传媒和文学载体;就材料类别而言要注意各类文学作品、文艺评论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研究材料。通过这些材料,重点阐释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时间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和空间意义的相互影响,探讨民族意识的内外成因,总结基本规律,彰显理论价值,最后归结到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建设高度,形成关于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发现与理论总结;在中国当代文化大背景下找到开展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建设的途径,形成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辨识、形态分析与理论定位。对其中的少数民族意识、汉民族意识,以及多民族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梳理,努力丰富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世界,我相信,这种追求一定会为文学理论形成一定中国化特色提供有益成分。 通过研究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内在联系,为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找到在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形态构成中的位置,和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中的应有的地位,同时从民族的、区域化的文学研究中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有益的新因素,这是十分可行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建设方式。 文学理论论文: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 提要:本文以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两篇上个世纪初的文章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的标志。提出并论证了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的四个维度:文学观念的转变,文体观念的转变,批判观念的勃兴,文论话语的转变。并认为这些变化说到底是价值和意义的转变。 作者:童庆炳,福建连城人,1936年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讨论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文章很多,歧见也很多。但是从一个学科角度来讨论现代性转型的文章还比较少。本文的立意不是泛泛地讨论一般的文化现代性问题,而是进入一个学科的语境中,力图揭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性转型的发生和若干表征。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时期。就文学理论角度看,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和王国维为现代学术转型所作出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其中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1905)这两篇文章在观念上的更新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一种标志。 晚清时期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公然入侵,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的事情层出不穷,人民受苦受难,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的危机。出现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宗法政治制度和礼教思想在统治了中国二千年之后,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绳索,结果是固步自封,不能及时改弦易张,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成为了中国走向现代的阻力。和辛亥革命两次政治运动就是要从政治制度上解决解救这危难的局面。折射到学术层面(包括文学理论),就是要实现从中国古典到现代的转变。 我们说梁启超和王国维的上述两篇文章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转变的标志,其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的看法是这两篇文章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下),但在观念上都是现代的,都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应该是:现代性是相对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制度以及思想、习惯、信仰等由于其在发展过程的僵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再发生作用或发生反作用,成为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现代性是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的制度、思想、风俗、习惯、信仰等的决裂,它强调的是当下的需要与发展及其条件。下面围绕着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篇文章并联系相关的情况,简要地来考察一下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四个维度: 一 文学观念的转变 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为民众为中心的观念。康、王在文章中透露出的思想,都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优秀是:君王就是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都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为喜好,以君王的愤怒为愤怒,以君王的悲哀为悲哀,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普天下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地位,唯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乐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学艺术上面,中国古典的文学基本观念就是“诗无邪”,“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伤”,“美刺”,“?美匡?骸保?爸魑亩?苴伞钡取N难У闹魈獠荒芾肟?庑┭到搿A?拼?按蟮氖?硕鸥σ卜⒆阅谛牡匦吹溃骸爸戮?⑺瓷希?偈狗缢状俊薄!耙⑺础本褪且磺校?⑺淳褪钦?鍪澜纾?ㄓ小耙⑺础辈庞幸庖搴图壑怠M砻魇逼冢??⑸?裘伤枷耄?缋铌薜热说睦刖?训溃?推笸几谋湔庵忠跃?跻蝗酥?欠俏?欠恰⒁?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专制局面,可惜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整个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统治上面。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面。《新小说》杂志提出了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他认为“今日最重要者,?t制造中国魂是也。”[1]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再次提出了小说应“新民”的主张。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从为“君”到为“民”,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用后来周作人的?来说:“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是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之点。现代性思想的根本就是民主。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说了算,而是广大的国民说了算。王国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t提出了走了另外一条摆脱君王的思路。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美术家都硬要挤到政治家的行列里去,从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到诗人杜甫,都是如此。这样一来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独立,结果中国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发展起来。王国维认为哲学和美术是“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即此神圣之存在也”,这里强调哲学与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与一时一国的政治不相容性,也就意味着古典的那种文学艺术为君王一人的观点,是过时的,与哲学、艺术的性质不相合的。王国维虽然似乎在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自治”,实际上他的思想最终也是要利用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艺术改变“国民之趣味”[2]。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的思想是相通的。所不同者,梁启超要求的是直接性的“开发民智”,王国维则是要求间接地改变“国民之趣味”。“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白话文主张,深受西方实用主义影响,目的是为了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扫除僵死的封建教条,其文学的功利性是很强的。与胡适同时的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政治思想的革命性可以说是最强的一个,但他对于文学的观念,却另是一样。他认为文学艺术的“美感与伎俩”,具有“自主独立存在的价值”,他说:“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3],陈独秀的论点与王国维的论点很相近。鲁迅高举反封建旗帜,明确提出“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文学观念,他的文学观念似乎功利性很强;沈从文则要返回原始的民风民情民俗,似乎文学观念的功利性很弱,倾向于“审美自治”;其实他们的区别与康、王的区别是相似的。鲁迅在强调“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同时,在强调文艺是也不是不要审美与艺术,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4]他还认为若是文学作品“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要是追溯到鲁迅的早期,则提出过文学是“不用之用”著名观点。由此可见,鲁迅对于文艺具有一定的审美自治性也是赞同的。沈从文在追求乡土牧歌情调的同时,何尝不关心社会,何尝不关心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这是由他的《边城》等一系列作品为证的。他在《边城》的题记中希望小说的读者是有理性的,应该是“对中国现社会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还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边城》所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而“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说明沈从文的明净、隽永、优美的追求最终仍落实于社会和人性的改造与建设,只是他所采取的态度是间接的。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讲话》,虽然主题词是“工农兵”、“政治”、“武器”、“斗争”,但仍然要“艺术标准”,尽管这“艺术标准”只是第二位的。 回到梁与王。虽然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思想都是现代形态的开始,但是他们的文学思想又是不同的。梁启超的形态更多是吸收和改造了传统的“载道”论,文学要为维新政治的改良服务。当时的国家面临危机,面临“亡国灭种”,提出这样的服务论也是有他的充分理由的,这可以说是揭示了文学艺术在非常态下的功能的被借用。王国维的美术“独立”论和“超功利”更多是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传统。他的思想实际上与早期鲁迅的“不用之用”观念相一致,所表达的是文学艺术在常态下的功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们从各种不同的渠道去寻找思想的资源,存在着多样的思想追求,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于梁启超和王国维都应有同情的理解。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强调社会功利的文学观与审美自治的文学观始终并存着,只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特别是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以及战时惯性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正常的延续,强调文学功利性的文学观念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新时期开始,才不再提“文学为政治”口号,而“文学是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被鲜明地提出来。审美自治的文学观终于又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但不能不指出的是,80年代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在强调审美的同时,也是不忘功利的,只是这功利属于新时期的新的启蒙而已。 所以从文学观念的层面说,从上个世纪初文学现代性的追求,有两个鲜明的维度:改造旧社会、改造国民精神和审美自治、艺术独立。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包容了贯穿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常态下强调审美的特性,但不忘功利;在非常态下强调功利,但不忘审美。 二 文体观念的转变 摆脱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大变化,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一直?诗文为正宗,连宋代的“?”也只是“诗之余”,只是“浪谑游戏”之作,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欲读小词。”(参见欧阳修《归田录》)这种轻视诗赋意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戏曲的地位一直很低。当时《小说林发刊词》?人所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之,俳优?之,甚至鸩毒?之,妖孽?之,言不齿于缙绅,明不列于四部……”虽然私下读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场合则受到鄙视。我们只要看看曹雪芹的遭遇就可以想见了。曹雪芹创造了中国小说巨著《红楼梦》,在当时只能默默地在北京正白旗过着“举家食粥酒常?”的生活,除了敦诚、敦敏等几个朋友,根本没有人知道他。连他哪年逝世也要今人去反复查证。至今他的家世和经历仍是许多许学家考证的对象。但是到了晚清时期,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笔下,情况为之一变。小说被抬到比诗歌要高得多的地位。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故。”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力。能把这四种力发挥到极致的人,那就是“文圣”。最后的结论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这种矫枉过正的论点,彻底转变了那种鄙视小说文体的观念。王国维则对各种文体均不排斥。诗词小说戏剧,只要是好的,都认为表现了“天下万世之真理”。他评《红楼梦》,写《宋元戏曲史》,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地位。那么,在梁启超和王国维提高小说等文体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是把下层人民开始看成国民,既然是国民,就要有国民的精神,那么真能改变国民精神者,是通俗的小说和戏剧,而非读不懂的古文诗词。这就说明文体观念转变的背后是现代观念的萌生,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萌生。 其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于白话文体运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平民主义取得了地位,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为了文学文体的正宗,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以小说传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诗成名,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剧本、现代新诗、散文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鲁迅不去写中国古代诗歌史,却写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也不是偶然的。从此,中国古代那种文史哲不分的泛“文”的观念开始淡化,古代诗文形式的至高地位也逐渐走低。西方的文学文体观念经过转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份。 文体意识往往深入到人的无意识的层面,因此文体观念的转变是文学理论转型的深刻的表现。 三 批判意识的勃兴 批判意味着冲突、矛盾、不和谐、不稳定,意味着争论,意味着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这样那样回应批判方。20世纪的中国作为追求现代化的曲折过程,这种基于冲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满了整个过程。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汉奸,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反革命,批判唯心主义,批判“右派”,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走资派”,批判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批判,批判贪污受贿,批判拜金主义……这里有批判对的,有时也有批判错的。批判错了,又有平反与反思,再回过头来批判当年的批判方。这些批判在文学理论上面都有回响,有时候批判就从文学理论开始,然后再进入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的前驱者始终认为,统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组织社会秩序的“礼教”思想,被认为是致使中国落后并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批判意识勃兴,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思想。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离儒家之经叛封建之道,成为一种时尚。封建礼教吃人成为定论。最典型的批判就是鲁迅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的描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心目中的几句疯话,比当时许多义正辞严的的批判都深刻有力。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为了批判要寻找批判的思想武器,这样就有向欧美寻找的和又向俄苏寻找的不同。如进化论就是欧美的时髦理论,可能是较早传进来的,用进化论来批判儒家思想,就认为儒家思想是过了时的东西,经不起“物竞天择”的过时货,是劣等的思想,应该加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全盘西化”;另一派的理论就是从俄国传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事实,从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论看来,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时期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把人分成“君子”与“小人”或“上智”与“下愚”,就是为地主剥削阶级寻找理论支持,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也应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论从哪种观念看,儒家思想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由于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不同,导致了左右派的矛盾,互相又批判起来。 在其后的岁月里,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和许多运动,其中也充满了批判精神,如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充满思想政治的批判,除了批判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主的专制之外,还在党内不断整风,不断搞运动,整风、搞运动也是批判。党内左右派的斗争,实质也是思想批判。批判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惯例,所谓“不破不立”成为一种模式。就是在80年代新时期开始之际,也是“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其后又批判“精神污染”,是为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尽管批判的内容可能不同,但批判意识勃兴是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一个特征。 为什么整个20世纪批判意识会如此勃兴呢?这还是20世纪中国所处的境遇相关。20世纪的中国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发展的道路。不同党派、不同学派、不同人群的政治主张不同所信奉的思想不同所追求的理想不同。这种种意见分歧转变为矛盾与冲突,进一步演变为思想和政治的批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矛盾论》说:“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既然20世纪的中国自身充满这些矛盾,那么斗争就不可避免,批判意识的勃兴也不可避免。 这种批判意识折射到文学理论上面,那就是中国20世纪的文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充满矛盾和斗争,论战和批判充满了20世纪的所有的岁月。举其大者如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派与保守的“论衡派”的论战,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与“新月派”的论战,抗战前夕两个口号的论战,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争论,五十年代文艺界的反胡适唯心主义运动,“”时期的斗争,80年代、90年代也充满论战,只是不搞运动了。大家知道,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家都不能不在论战和批判的语境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那些前沿人物,如胡适、鲁迅、梁实秋、周扬、丁玲等更是如此。前面所说这些论战的性质这里无法一一具体分析,但文学艺术的确是“时代的风雨表”,许多政治斗争都从这个领域开始。文学批判的背后是寻求。通过对某种文学思潮的批判,寻求文学观念的更新或变异。批判,斗争,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过程的一种表征。 四 文论话语转型 在反对封建的共同斗争中,和不断的论战过程中,文论话语开始转型。文论界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封建时代的僵死之物,已经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现代的新文学。于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在批判意识勃兴的情况下,放弃中国古代的诸如“赋比兴”、“风雅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教化”、“礼乐”、“美刺”、“温柔敦厚”、“思无邪”、“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意在笔先”、“主文而谲谏”、“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春秋笔法”、“兴寄”、“天人感应”、“齐梁遗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等文论话语,吸收外国的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内容”、“形式”、“主题”、“题材”、“文体”、“风格”、“艺术性”、“思想性”、“倾向性”、“生活”、“反映”、“灵感”、“形象思维”、“审美”等等文论话语。到了上个世纪末,像“形式主义”、“文学性”、“陌生化”、“新批评”、“隐喻”、“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意识”、“无意识”、“接受美学”、“作品层次”、“艺术生产”、“艺术消费”、“后现代”、“后殖民”、“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以至于有人说文论界患了“失语症”。 但是,中国传统文论作为一种文化,并没有完全死去,也没有完全失去。原因是中国文论传统蕴含在风雅颂中,蕴含在汉?汉乐府中,蕴含在六朝诗歌中,蕴含在唐诗宋词中,蕴含在唐宋八大家中,蕴含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只要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及其作品仍然有生命力,他们的鲜活的作品仍然被我们诵读,他们仍然作为文化传统被继承下来,那么从他们那里总结出来的古代文论,就仍然具有生命力。而且我们不但可以用古人的理论分析古人的作品,而且也可以用古代文论的概念分析现代的作品。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当然知道,古代文论属于古典,现代文论属于现代,他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是古代文论中仍然有许多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作为资源之一“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来,现在有人说古代的文论与现代的文论不具有通约性,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在中国20世纪现代文论发展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的文论家为把中国古代文论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王国维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境界”(有时又称为“意境”)说、“出入”说,鲁迅提炼出来的“白描”说、“形神”说、“文人相轻”说,朱光潜提炼出来的“不即不离”说,宗白华的提炼出来的意境的“灵境”说、“虚实相生”说,钱钟书提炼出来的“诗可以怨”说、“穷而后工”说,王元化提炼出来的“心物交融”说、“杂而不越”说等等(这只是举其要者,其中肯定有许多疏漏),都进入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此外,还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提炼,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举其要者,如“比兴”、“气势”、“气象”、“养气”、 “阳刚”、“阴柔”、“含蓄”、“自然”、“自得”、“灵气”、“胸襟”、“本色”、“童心”、“感悟”、“主旨”、“意象”、“性格”、“神似”、“形似”、“滋味”、“韵味”、 “知音”、“品味”、“豪放”、“婉约”、“谨严”、“衬托” 、“对仗”、“伏笔”、“直叙”、“补叙”、“插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托物抒情”、“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疏密相间”、“前后呼应”、“波澜起伏”、“言之有物”、“一唱三叹”、“声情并茂”、“知人论世”、“诗无达诂”、“文如其人”、“意在言外”、 “成竹于胸”、“胸中之竹”、 “中和之美”(这里暂举50条,实际上远比此多)。这些本来是中国古代文论、艺论中的概念、术语自然地融入现代文论,成为现代文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充分说明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其实,不单文学理论的转型中是如此,人文学科的现代转型无不如此。这说明了“现代性”本身是民主的科学的宽容的,在现代性的创造中,向所有的一切资源开放,因而现代性在拒绝传统中腐朽的成分的同时,也不完全排斥传统,一切人类优秀的成果都会吸收到它的熔炉里。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文论话语的确由古代的“点到即止”的“诗文评”转变为逻辑的系统的论文结构。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以及王国维的更早发表的《〈红楼梦〉评论》,都是逻辑性的论文结构。这种变化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在这种变化的后面,意味着掌握世界方式的转变。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当然也不完全是诗文评,系统的文论著作起码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寄》和叶燮的《原诗》)重在对作品的“体验”,现代的文论则重在“认识”,体验与认识是两种不同的掌握作家和作品的方式。体验总是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并直觉式地去把握,在点到之间就把本质揭示出来。认识则把对象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综合或者推衍。到了80年代以降,论文专著出版了很多,其中有见解的也不少,综合与推衍能力大为加强,这说明中国现代的文论开始走向成熟。 以上四点转变,说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在于重建世界的意义,重建文学艺术的意义。某些古代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被我们抛弃,认为它没有意义;相反过去认为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如过去认为歌颂帝王将相的作品是维护大一统,是有价值的,现在则认为这是颂扬专制,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只有负价值;过去自由恋爱是违背伦理的,现在则认为是有价值的,我们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自由爱情是有价值的,而贾母、王夫人的干涉是?价值的。价值观念完全颠倒过来。又如,按现代的观念,作为小说家的曹雪芹是伟大的文学家,是有价值的;而与曹雪芹同时代当宰相的人,则是封建帝王的走狗,是无价值的。……现代文论所导致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如此全面而深刻,以至于我们无法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必须另外作一篇文章。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美学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前沿》编辑部主办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文学前沿》创刊座谈会,于1999年12月18日在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西方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历史、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及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价、文化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以及市民社会、知识分子角色等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一、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概况。王逢振认为:所谓文化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文化是不同群体或民族---国家的象征行为的空间,文化研究必须考虑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各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张力,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孤立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从事文化研究应强调当前所在的语境,要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来考虑问题,必须关注社会文本与国际化的大背景。王宁认为:所谓"文化研究"在我们今天的理论讨论中并非其传统意上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化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文化研究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科批评话语,它虽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是它的政治性并不能达到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批评和分析。但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准学科,文化研究的这些局限已经得到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有着良好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力的人正试图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得到观照。金元浦认为:文化研究在西方被作为一个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这种新理论的特点首先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在本世纪西方理论界,文本中心主义与形式研究盛行了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对此的一种反驳、改造和容纳,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但是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对20世纪文本中心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成果进行保留、改造后的新理论。同时它也是对学术中心主义的改造与超越。西方长期以来学术化、专门化的发展方向在90年代走向文化研究时,实际上已从学术中心主义转向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罗钢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批评运动。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接触到的有关文化研究方面的东西是很少的,一些研究范本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因此,应该对从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自身的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研究始终贯彻着关怀政治的立场,这是从伯明翰开始的文化研究一直都有的倾向。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吸取西方的经验时,能不能吸收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吴琼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是指一种方法的运作,是一种"症状分析"。它的优秀是运用这种"症候分析"方法动手去解构权力。这种对于权力的解构必须结合文化研究的本土性,而所谓本土性就是指我们所处的现实,它实际上是立场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什么?症状分析最后归结到权力问题。有权力的地方也必然存在解构权力的权力。在一个充满建制的社会,我们都处于无权者的地位,但我们也有一个出路,那就是解构权力。文化研究方法的运作就是要揭示权力背后潜在的建制化的层面,就是解构权力。 二、关于如何评价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关系。陶东风认为:90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但说到底是当今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也应当在自己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西方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话语,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它的主流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倾向;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我们不能原样照搬。中西方文化背景既有相似也有错位,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我们建构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意义与难度同样巨大。一种特定语境中的批判理论在另一个语境中未必依然具有批判性,一种文化批判理论是否具有批判性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正确把握并正视具体环境中的具体的权力关系。温儒敏认为:文化研究这几年兴起有其必然性,值得我们关注、提倡。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势在必行。文化研究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它要我们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从关注所谓"精英"、关注知识分子本身,转向关注民间日常生活的一些现象,这是值得提倡的。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或学科分支,应有自己的目标、理路、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近几年的文化研究有一个泛化的问题,有的文化研究文章写得太空、太泛,连基本的概念、理路、学科规范都没弄清。在研究的目标、方法不是十分确定,而且研究的论题又搞得很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学术论文质量下降的问题。温儒敏先生的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兴趣。黄卓越认为:应区别"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批评还属于泛泛而谈,文化研究则要具体落实。文化批评应该建立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参照西方发展得较好的学术经验,进入到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中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的文化批评。我们要了解大量的大众文化的产品,不仅阅读经典文本,还要进入大众文化的制作领域、市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调查,这样的文化批评才能论之有据,才不至于泛泛而谈。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也对于现在有些人一窝蜂地追赶"文化研究"表示担忧。他认为:今天在这里讨论"文化研究"的转向,好像人家人人都在搞文化研究。从事介绍国外文化状况的学者,往往会把事情说成一股风,好像人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回顾80年论热以来我们对外界状况的介绍,就严重存在着这样一种一窝蜂扎堆的现象。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搞"文化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其实也未见得。他同时指出: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很有必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的。孟繁华与童庆炳等则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中国90年代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出现的必然性与正面意义。孟繁华指出:90年代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老是说没有读到一些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其实不是的。有很多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文化研究就是一个跨学科学的、反学科的、反机制的、反经典文本研究的,它给我们带来了宽广的视野。不能再用精英的立场、规范化的、中正性的对学科的要求来面对文化研究的现象。童庆炳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搞文化研究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文化理论,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90年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突显,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是对于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的回应。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社会政治问题。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过几年发展以后,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时,文学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很自然的,文学研究采取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视角也是自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是对时代说话,理论并不局限于解释作品,它是可以接过文学作品里面的许多问题,对"社会文本"说话。这种批评仍然是一种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文化批评。王德胜指出,今天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或文学研究者大多不再满足于局限在传统文学范围内,而是渴望把自己的身份社会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与批评过程本身都发生了改变,现在不从文学文本出发,而从社会文本出发,即借文学来说文化问题,或说借文学话语来说文学现象。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及其成果问题。王富仁结合新文学谈了自己想象中的文化批评。他认为,新文学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是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特征是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分离,它受到传统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停留在个体才能或私人情感单向交流的层面。这样的文学不具有整体的社会性,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国民文学,而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的文学。"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把个体人和整体社会结合在一起,感受的是整体的社会,形成了朦胧的、不自觉的公民意识。这样,他们的文学活动就和他们的公民意识紧紧结合起来,在独立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与社会沟通的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受到两方面的压制。一是大众的功利主义的阅读态度,另一个是政治权力,现代文学就是夹在两者之间。袁济喜谈到了古代文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真正要把古文论研究激活,使它在当挥作用,文化学的解读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不在于具体的范畴与文本,而在于内在的文化精神。现在许多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比较狭隘,注重具体的作品的欣赏点评,当谈到文化精神价值时就认为是空论。其实文化研究不存在空论,只要言之有据,就能对文化、文学作出回应。陈光炜从最近一二年文化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反应或动向,切入了同样的问题。他举例指出,钱理群、谢冕、洪子诚等教授最近的研究吸收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解决了一些过去很难解决或不被重视的问题。这种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扩大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过去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使比较纯粹的文学和社会文化制度的关系开始受到了注意。但他同时指出,文化研究渗透到文学研究中,要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性的关系。四、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领导权以及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许明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文化态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葛兰西认识到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解为只是运用暴力夺取政权,一定要注意在无形的思想文化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公共空间,正因为存在这个公共空间,葛兰西才论证到文化空间的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和官方机构的支配权、统治权,不仅仅存在于政治机构的系统中,也存在于无形的民间生活空间中。不管在什么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完全控制这个空间。这种领导权应该是由精英知识分子来掌握。面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知识分子应肩负起这个历史任务,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显示出对文化历史的深层次思考。文化批评的意义就在于向这个空间渗透我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的问题。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对许明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他承认知识分子没有进入巨大的公共文化空间,知识分子没有起到文化引导的作用。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与政府主导机构对文化的领导有一个距离,其对文化的介入与领导应该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上,而不是直接充当一种政治化的文化角色。知识分子还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的工作影响文化、社会、政治,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角色。针对上述争论,傅瑾(中国艺术研究院)则试图通过个案研究来说明:如果精英知识分子掌握公共空间的领导权以后会出现很可怕的结果。他指出,知识分子可以用自己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来从事艺术批判,但是一旦他的艺术观成为意识形态,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只有存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公共空间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 文学理论论文:现代文学理论创建与反思探索 “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3],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 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4]。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文学是复杂多元的,不同的阅读欣赏群体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精神需要和文化想象,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现实存在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多元性,那么,文学本身就变成铁板一块。语图关系问题从一个现实的侧面证明了文艺理论研究应立足文学自身的多元关系研究,借助不同的艺术形态展开自身,并在各种关系的澄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语图关系而言,这种关系指的是图像作为他者在场以及互动双方的意义建构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这种关系的存在并非局限于双方的认同和沟通的样式,它们在思维设置、知识分布、言说方式、审美取向等方面的配置过程中构成一种缠绕和错落的复杂关系,并常常以微观形式渗透、穿行在文学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因此,语图关系研究肯定了不同文化艺术形式之间关系性存在的价值合法性,它造就的不同媒介、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将为我们重新检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总之,语言与图像的关系问题给现存的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结构成分,它不仅引发我们对现存文艺理论研究范式的反思,同时警惕自己应保持一种建立在学术立场上的理论自反性,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文学理论不是思辨、玄想的知识生产场,也不是停留在责难层面上的集体“围观”场景,而是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的文学现实
1引言 在目前中小学的美术教育之中,常规的做法和观念,乃是将美术教育课程看作一种审美知识和审美趣味培养。如此做法,正是符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转向需要。但实际上,纵观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作为艺术的产生,自来是附属于其它政治、经济和人文学科的部分。当考虑到这一层面的时候,我们其实更加应当全面看待中小学美术教育,在转变课堂美术教育授课方式的同时,以美术为各人文学科架设连接,真正达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目标。 2“艺术”和产生它的时代密不可分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作为常见“意识形态”大类有政治、宗教和文化,艺术是经济基础之上“意识形态”的边缘部分。而在其中,艺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和经济基础的作用和反作用方式是间接的,即艺术与经济基础之间尚且中介着政治、宗教和文化。而三大部分的政治、宗教和文化,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也是综合性质的[1]。从学科来说,这种影响尚可以分析得来,而放到艺术家或艺术作品之中来看,这种影响便是或隐或现的千丝万缕关联。这便牵涉到“艺术”是什么的问题。所谓“艺术”是和“艺术作品”和“艺术家”联系到一起的。而“艺术作品”正是“艺术家”在特定的环境之中,受到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下产生的创作。因而,并不存在单纯某一因素导致的艺术作品产生,艺术作品始终和时代中诸多因素紧密关联[1]。而作为文化因素,再要细致对待。所谓文化,又包含着艺术、文学、历史、哲学等重要的人文学科的诸多部分。而作为文化内涵之一,艺术又是在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启发下展现出来的。不同于政治、经济对艺术作品的外在影响,文学、历史和哲学是内化于艺术作品的,并和“艺术家”的个体情感密切关联。于是乎,从人类与自身历史的关系来说,人类历史实际可以分为理性的历史和感性的历史两个部分,而作为艺术的部分,正是后者。所谓理性地历史,便是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客观发生的事件,以及事件连接对人类的影响。而作为“感性的历史”的艺术,记载的则是人类的审美、时代情感等更为主观的内容,其作为客观历史的另一端,亦不可小视。 3“图像学”的艺术分析模式 在目前中小学阶段的美术教育之中,“写实”为主的作品所占艺术作品的篇幅较大。而作为“写实”作品部分,讲述艺术作品的“故事”并分析艺术作品的艺术特点是最为常规的课堂讲授方式。而一般常见的“写实”类艺术作品,也通常是记述历史中的事件,或描绘文学历史故事。但不得不说,目前这样在中小学课堂讲述艺术作品的方式并不是最好的方式。这样的授课方式,容易割裂艺术与其它人文学科的联系,分离了艺术和现实世界的关联。而正是多年以来这样的讲授方式,人们大大忽略了艺术课程的人文价值,并将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但从西方来看,艺术作品始终被放置在极为重要的部分。诸如瓦尔堡和潘诺夫斯基等图像学研究学者,都将艺术作品看作是与其它人文学科密切相关的重要部分,并对其它人文学科提供新的研究和思考维度。而作为“图像学”这一专业学术研究,实际大可融入今天中小学美术教学,为各人文学科架设连接。在此,我们先来简要看下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分析方法:所谓图像学,实际上是中世纪以来的“图像志”传统发展而来的。所谓“图像志”,研究的是符号和象征物及其背后的宗教内容。比如在西方基督教之中,葡萄酒象征耶稣基督的血液,十字架象征耶稣基督的受难等等。这样的象征系统和图像分析方式,最早产生于宗教,而后在潘诺夫斯基那里结合了其它人文学科,进一步发展为“图像学”理论。图像学分析作品的步骤为:a)首先识别一幅写实艺术作品包括人物、物品、着装、行为、色彩等方面的显著特征;b)通过对图像的辨别找出叙事主题,以及叙事主题的典故或历史事件的文字记录,找到图像和典籍的对应;c)对比类似主题的图像或作品,寻找叙述方式的异同;d)将作品放置到艺术家所处年代,找出艺术家想要表达作品的意图和时代精神[2]。以上四个步骤,作为“图像志”的部分,其在第二步就止住了,而作为图像学的部分,正是在之后两个部分的操作之中,完成了艺术作品和其它人文学科,尤其与思想、历史的连接关系。 4举例王式廓《血衣》进行讲授 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美术》开篇是一幅王式廓的素描作品《血衣》,依照上述图像学方式,本着建立中小学美术教学与其它人文学科关联的方式,本文尝试以例举的方式探讨《血衣》的讲课方式。教材已有的基本交代:“《血衣》的创作始于1954年,作品取材于画家王式廓解放初期华北各地参加的斗争场面。他以一位妇女高举被害丈夫的血衣作为激发受害农民起来控诉地主罪行的导火索,塑造了众多具有不同性格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3]除此之外,书本也展示了关于该作品创作的画家照片,以及为创作而进行的单独人物的素描。可以添加课堂讲述部分:a)结合中小学生的历史基础,结合作品讲述建国后中国为什么要进行;b)向学生展示其它的美术经典作品,诸如著名版画家古元的版画作品《减租会》。可以添加课外启发阅读部分:a)结合文学作品,可以引导中小学生进一步阅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莫言的作品《生死疲劳》以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让学生在文学中体会作品及历史,更好理解作品的时代氛围;b)结合影视动画作品,引导中小学生观看类似题材的国产木偶片《半夜鸡叫》,体会中国优秀的动画经典创作。经由以上课堂内讲述与课堂外阅读、观看的结合,相信可以让中小学生认识到教材标语“艺术从生活中来,并高于生活”这一主旨。并且,也触类旁通的方式中让学生认识到了艺术和历史、文学、动画等多方面的联系。而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正是因为“图像学”融入中小学美术史教学的优势所在。 【参考文献】 [1]参见王宏建、袁宝林主编《美术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8次版. [2]参见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5月,第1版. [3]《美术》七年级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作者简介:毛德龙(1988-),男,汉族,陕西安康人,现任安康学院教师,专业方向:美术教育、版画理论及创作研究。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学校教育科研的一般方法 一、什么是学校教育科研学校教育科研,即学校的教育科学研究。是学校教育工作者在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运用科学的方法,有目的,有计划地认识教育事实,揭示教育规律或遵循教育规律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活动。其要点是1、在已有的教育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即教育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教育科研的基础。这些内容大部分在师范院校中学过。包括教育学导论、心理学;教育管理学、教育社会学,德育论、教学论,行为科学,美学,未来学。这些以先进的教育理念作支点,可以指导教育科研的方法,开拓思路。为怎样设计研究,组织实施。怎样总结研究的成果提供依据。2、学校的教育科研工作主要是应用性研究,对象教育就是教育实事。一是理论,二是实践。(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目标),可以是教育的过去,教育的现在,教育的未来。把教育的基本理论转化为应用性科学和实际教育技能,技术。如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课堂教学中如何操作,才算是创新,怎样做才是素教育,素质教育的优秀是什么等。(素质教育的优秀是以德育人,因才施教,有四个要点:诚实,爱心,现代公民意识,良好习惯养。案例1:张熊飞的“诱思探究性学习”是在教学过程中诱导学生经过思维。探索研究,达到掌握知识,发展能力,陶冶品德的目的。案例2:邱学华的“尝试创新教学理论”的主要框架是“学生能尝试,尝试能成功,成功能创新”。认为尝试是一种探测活动,是为了解决新问题。以“尝试、研讨、创新的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独立思考,大胆尝试,勇于创新的大地。鼓励学生“学会争论,在争论中合作”,其中心是研究能力和探索能力。案例3:李吉林的情境教学。(江苏南通师范二附小语文特级教师)情境教学是遵循反映论的原理,充分利用形象,创设典型场景,把认知活动与情感活动结合起来,引导学生从整体上理解和运用语言的一种教学。情境教学的主要特点是:①、形真,即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可见可闻,学生产生真切感,只有感受真切,才能入境。②,情切,以老师的真切情意去感染学生,从而激起学生相应的情感,使教学成为他们情感所驱使的主动发展的过程。③,意远,“情境教学”取“情境”而不取“情景”,其原因就在于情境要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古人云:“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情境教学便是顺应作者的思路,创设出意境深远的情境。④、理寓其中,形象、情感、意境三者融为一体,其命脉便是内涵的理念。情境教学的“理寓其中”,正是从教材中心出发,由教材内容决定情境的形式。运用情境教学应注意的问题是:形式上的新异性。内容上的生动性。方法上的启发性。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情境教学法从小学语文拓展到整个小学教育,甚至影响到中学以及其他教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中一种比较重要的教育思想。案例4:中小学教师的素质调查及教师素质培养目标研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的发展对教师的素质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如何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素质,以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己成为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研究教师的素质和培养目标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随机抽样选取毕业后留在济南工作的200名毕业生作为调查对象,就工作性质。继续教育、师范教育所学课程的适用性、师范教育的薄弱环节。毕业后应该加强哪些方面的学习和进修等问题进行了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该课题提出了新时期教师素质目标。包括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教育能力素质,教育科研能力等。该研究达到了预期的研究目标,其研究水平在某些方面达到了省内同类课题研究的先进水平,尤其是本课题在新时期教师素质目标方面所做的一些有益探索,对理顺目前师范学校的办学思路。教育教学改革以及人才培养模式转换等均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本课题在我省者教育理论研究方面已达到领先水平。3、学校的教育科研要运用科学的方法。 基本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科学方法论。即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运用到教育科学研究中形成的研究方法。如观察法,调查,实验,经验总结、行动研究等。4、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也是学校教育科研科学性和教育性的体现。即不随意性的,从提出研究目标(课题),明确目的。为实现目标有步骤有计划的去进行。5、学校教育科研是创造性的认识活动。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的认识活动。如探求学校教育各方面的未知,发现新规律,求得新结论,创造出更科学的新的教育方法如诱思探究。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研究。现在学校有很多问题,大家人人谈论的问题,(减负、素质教育、创新等)有的就是重要的研究课题。二、为什么学校要搞教育科研(一)教师认识上存在的问题。1、教育科研是专搞研究的人做得事,我们搞不了。实际上是各有侧重点的。专家学者运用科学方法,描述和解释教育现象,探索未知,获得有价值的发现,是研究;教师作为教育过程中的当事人,对自己的教育行为不断加以总结、反思与改进,以建构自己的教育理想,创造独特的教育艺术,形成个人的实践知识,这同样是一种研究,而且是不同于前者,不能为前者所代替、更为重要的研究。一个重在描述、解释教育现象,建构理论,一个直接指向实践,追求更为合理的教育教学行为。一个以旁观者的身份,对别人的教育教学活动加以解读;一个置身于教育情境之中,在教育行动中研究教育。每个教师都因为自己的主动学习、生活经历形成特定的“个人知识”。这种“个人知识”,“个人哲学”直接影响到教师对教学、学生、师生关系的理解,对教育活动的意义、方式的建构。教师从事研究的过程便是他自己反思教育行动背后的“个人哲学”重建教育教学活动的信念,进而改进自身教育行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专家学者的研究所不能代替、也无法代替的。教育研究的专业化、制度化、课程开发自上而下,学校管理制度约束等,迫使教师成为别人研究成果的、专家课程、外在规范的照搬者、被动执行者,其教育行为背后的传统观念“内隐理论”、“个人哲学”得不到应有的触动与重建,难以适应教育革新的要求,以致于不少教育革新的方案写在纸上,专家的建议、理论工作者的设想在教育实践中不同程度的落空了。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并不排斥合作)不宜用专家学者旨在构建理论的严格的学科规则,来规范教师丰富多样的个别化的研究之路,不能用专家学者的研究范式来排斥、否认教师反思型研究及其成果的价值、水准。近年来,不少教育理论工作者主动、自觉的到中小学去,参于小学的教改实验,与广大中小学教师开展合作研究,盖缘于此。教育史上许多优秀教育研究成果乃是理论工作者从外到内参与教学改革实验,与教师学生对话互动而共同创造的产物,是双方知识的共振与视界融合的结果,这其中当然离不开教师的主动参与。魏书生产生于教学,生存于教学。教学是一项艰苦、细致、复杂的创造性劳动,作为一个教师,实际上我们天天在研究和探索教育教学的方法,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就是应用研究。(可叫自由由研究)。但存在问题是随意性在大一些,我们有时称事物性工作,天天忙忙活活,回头一看,又不知道忙了些什么。2、有时看到别人论文时,自己都做过,想写可自己又写不出。这关键是自己积累少,没有掌握方法,方法掌握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清楚为什么这样做十分必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们天天做的工作非常有意义,每个人都要自信、果断。有实现自己计划的能力。我们有水平,有能力在教育科研方面拿出成果。(二)学校教育科研的提出是对原教育教学工作规范。1、国家重视。95年颁布的《教育法》第11条规定:国家支持、鼓励和组织教育科学研究,推广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中国教育报》2001年5月30日,报道设立“青年教师奖”:各类人才支持项目中,强调教学科研并重,鼓励科研创新,体现教学导向的优秀人才奖励计划。邱学华的“尝试教学研究”第十届年会在济南召开。2、教育科研是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各级教委和学校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从政府令到改革纲要都强调。从国家来讲,这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从教委来讲,是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需要;从学校讲是提高管理水平的需要,从教师讲是提高自身素质,自我发展的需要,成为一个专家型教师,必须学会教育科研。科研的目的是出人才,出成果,人才也是以成果来证明的。学科同样要以成果来证明。三、课题的选择与确立1、课题的特点,价值性(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尝试教育理论大家听后都可以重复实验)明确性。创新性、可行性。2、课题的来源,重点是教育实践中来,学校、社会社区、教育信息的分析、比较,理论上等。如热门话题,现在的网络与教育的关系等。3、选择与立项,研究的方向要明确,可行性论证,多看别人研究情况,把握进度与个人价值趋向的有机结合。(每年教科所提供课题)4、制定研究方案,以书面的形式对研究思路进行描述。(一般有标准的申请书)四、组织实施开题,收集研究资料,(各类杂志,书刊物,对自己有利的论点都收集,注意标明引文出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学会生存;)整理资料,分析资料抽象概括出结论,总结研究工作形成科研成果,结题,五,教育科研报告或论文的撰写对教育科研的成果进行文字加工,以一定的形式(论文、科研报告)准确的表述和再现研究的过程和结果。教育科研报告一般有以下几个部分:题目:要求简练、确切、鲜明的文字概括全文。引言:交待调查的目的、意义、时间、地点等。正文:调查获得的大量材料、分析整理,归纳出若干条目,分门别类的叙述。防止引文过多,空洞无物。讨论和建议:对结果作理论上的进一步阐述,表明观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结论:研究了什么问题,获得了什么结果,说明了什么问题。注意:1、语言文字的规范。标点符号,格式,文字等。2、防止空。大话空话多,名人名言多,少新意,少高度,少难点,重点。只要留心处处皆文章。手勤、脑勤。六、学校教育科研成果的鉴定、推广与应用七、学校科研工作的规范与管理建立一种“借鉴超越”模式,从落后到追赶,从追赶到超越。先检查自己到借鉴,再到博采众长,然后凝聚力量,认定目标,到最后开辟捷径,直达目标。定学校的科研规化,课题规划,课题管理,鼓励成才,成就,成名、成家。众多人士评价我国学生的两个优势是文化基础知识扎实、应试能力强,两个不足是学生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差,缺乏创新的精神和能力,这也是素质教育的发端。在培养学生的实践 能力、创新精神中,研究性学习成为重要的目标,生物教学中有广泛的开展研究性学习的课题。十几年来众多的人士探索了各种不同的教学模式,研究发现各种不同层次、专业的交汇点正是研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是教育科研模式在中学中的体现,培养学生从小就学会研究的能力,可以称为培养小科学家的模式。关于研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从学生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专题,主要以个人或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通过亲身实践获取直接经验,养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提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研究性学习中,教师是组织者、参与者和指导。如张熊飞的“诱思探究性学习”是在教学过程中,诱导学生经过思维,探索研究,达到掌握知识,发展能力,陶冶品德的目的。邱学华的“尝试创新教学理论”的主要框架是“学生能尝试,尝试能成功,成功能创新”。认为尝试是一种探测活动,是为了解决新问题。以“尝试、研讨、创新”的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独立思考,大胆尝试,勇于创新的天地。鼓励学生“学会争论,在争论中合作”,其中心是研究能力和探索能力。目前,一些地区和省市成立的少年科学院也是重要的举措。《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的中心是:“学校从小就鼓励孩子做研究,就培养孩子的研究能力。做‘研究’能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组织研究材料和运用研究方法的能力,同时也能在研究中学到书本知识和实践中的知识。这是美国教育模式“学生中心,从做中学”(中国是‘问题中心,从例中学’《中国教育家展望二十一世纪》朱永新等,P72)。而中国的学校在应试教育的制约下,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采取的是初级阶段打基础,高级阶段才做学问的相互脱节的两阶段战略”,我国是到研究生阶段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这是中国教师的缺陷。所以,一些学校开始重视研究生学历教师的引进。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实践说明,对教师来讲同样要开展研究性学习。开展“研究性”学习是培养师生创新精神的重要实践活动今后学校的发展将是以教学、文献信息中心,教育研究机构三位一体的模式(《教育?财富蕴藏其中》P192)。教学是我们的常规工作,目前,这项目标完成的较好;文献信息中心可通过校园网,因特网实现;唯以学术研究为主的教育研究,是制约学校的长期艰巨的工作任务。教师要善于“学习。研究、积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知识[1、教育伦理道德修养。2、教育艺术品质。3、教育哲学精神4、伦理学、美学、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5、处理人际关系、调节情感方面的技能](看电视。文章,重点自己收获什么?各类的教育方式启示着我们。)各校都十分重视学术交流中心的建立,这一任务的完成,是教师、学校发展的关键。教育科研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创造性事业,不可急功近利。对教育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愿意与大家交流,有什么需要,愿提供方便。为教师的发展做点贡献。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关于高职 学前教育科研方法 教学创新研究 论文摘要:高职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具有极强的实践操作性。瞄准能力培养,改革传统教学,并创设有利于学生把学前教育科研的有关理论运用于实际的教学情境,有计划、分步骤地引导学生开展学前教育研究,学生的学前教育研究意识、研究能力甚至专业素质就能够得到明显的提高。 论文关键词:高职;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学;创新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要求把学生培养成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又有善用已有理论解决幼儿教育实践中实际问题的能力的人才。该专业学生缺乏学前教育研究的亲身经历。传统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材偏重于传授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知识,实践证明,如果教育者树立科学的高职教育观念,引导学生把学前教育科研的理论运用于实际,改变并创设有利于学生的教学情境,有计划、分步骤地引导学生开展学前教育研究,学生的学前教育研究意识、研究热情、研究能力甚至专业素质就能够得到明显提高。 以课题研究样例为参照,丰富学生科研直接经验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知识体系可以分为纵向的学前教育研究设计和横向的学前教育研究实施两大部分。无论纵向的学前教育研究设计,还是横向的学前教育研究实施,都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学前教育研究经验。然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一经验。为了增强学生对这部分知识的直观感知,教师应结合学期备课为学生安排一些典型的学前教育研究样例。这些样例包括学前教育研究实施方案、学前教育研究报告等,还可以包括一些近年来学前教育改革创新的综合性案例。 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结合备课设计使用有机搭配的三类样例,能够为学生提供非常生动、具体的学前教育研究情境。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边讲理论知识,边引导学生阅读样例,不仅能够直接充实学生本课程的实践经验,加深学生对理论的感性认识,而且还能间接培养学生关注学前教育改革状况,追求科学有效的教育教学方式,发现并研究学前教育问题的良好习惯。 由于样例是一个研究设计或研究实施的整体,在《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讲授中,实施样例教学的效果远优于教师的举例。只有在样例中,学生才能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什么是研究课题名称,什么是研究设计,什么是研究类型,什么是研究方法。 目前,许多教材也注重样例介绍,但教材上的样例始终需要授课教师化难为易,化大为小,化远为近,量学取材,灵活运用。为了提高样例的参照性,建议教师为学生布置样例时,针对每一章的内容,应至少安排两个不同类型方法运用的样例。每一样例都应完整体现该研究实施的整个过程。在教学初期,全班应使用统一的样例,待学生基本入门后可引导学生自己检索样例。 以随堂探究设计为主线,培养学生科研技能技巧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一门可操作性极强的课程。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学生科学的学前教育行为能力的养成。将《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相关技能、技巧有目的、有计划地分散到每一堂课,加强教学的计划性、针对性以及实践性,是提高学生职业素质和能力的必然选择。 如结合学前教育研究理论介绍,教师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较为规范的学前教育研究课题名称,然后让学生根据已经学过的学前教育理论及经验,自行选择一个学前教育研究课题并准备课题论证;结合文献检索理论的学习,教师为学生提示适合其学习参考的学前教育文献及其检索途径、方法,并安排学生针对自己的研究课题进行文献检索,完成书目登录、摘要、文献综述等检索工作;结合观察研究、调查研究等理论的学习,教师督促学生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审查自己选定的研究课题的方法,并进一步展开课题论证等等。选择并论证课题活动可以贯穿整个《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过程,有些学生选择的课题可以成为他们毕业论文的准备。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随堂探究设计的机会很多,只要教师结合教学进程,紧盯学生学前教育科研技能技巧养成这一目标,可以说,这样的练习触手可得。如“观察研究”章节中有许多观察记录表,教师从探究设计的角度,让学生完成填写并进行分析,空表格就会变成活教材,既可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也能引导学生进行探究设计,教学效果明显不同。 学生随堂探究设计学习,每一个环节持续1~2周,有的学生能够顺利完成随堂任务,有的学生可能难以完成。如有的学生能够检索到相关文献,有的学生检索不到文献。检索到文献的学生可以考虑课题论证,检索不到文献的学生除了进一步检索文献外,就要求从选题的价值原则重新审查课题,以确定是进一步检索,还是重新选择课题。由于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起点及培养目标的特殊性,一方面,授课教师容易忽视或拔高学生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要求,另一方面,高职生图书资料的检索使用意识和能力也不同于本科生,目前学生随堂探究设计这一学习方式被许多授课教师所忽视,直接导致《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显得枯燥。 以课外文献检索为动力,拓展学生的专业视野 科学的学前教育研究方法本身就是在心理学、教育学、实验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只有与学前教育其他专业课程的教学密切联系起来,才有可能成为一门具有实践基础的学科,才有可能真正促使学生教育科研能力和素质形成与提高。因此,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用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论的眼光考察学前教育史上的一些事实或现象,特别是一些教育家的学前教育实践;用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论的方法分析评价周围幼儿园管理及其教育教学的实施;还可以用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论的立场审视当前学前教育改革的动态与举措。 本研究所指的文献检索可以分为《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和学前教育专业的文献检索两部分。《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可以丰富学生本学科的知识视野,加深学生对有关理论的理解和准确把握,培养学生对学前教育科研的兴趣爱好。学前教育专业的文献检索,笔者把它叫做拓展学生学前教育视野的文献检索。这种检索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任务,但若从学前教育科研与学前教育实践的联系出发来考虑,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环节,更不应把它看成负担。只有学科的文献检索,而没有专业的文献检索,学生的学习始终处于肤浅与枯燥的状态;只有专业的文献检索,而没有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学生的学习又会处于盲目与混沌状态之中。拓展学生视野的文献检索是学前教育科研的肥沃土壤,《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文献检索是田间精耕细作,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确保学生既掌握够用的基础知识,又能形成发展保育教育的创新能力——应用能力。 要拓展学生学前教育视野,《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教学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结合本课程的教学,经常引导学生从研究的角度回顾学前教育史、心理学、教育学中的“儿童事件” 、“幼儿故事” ;(2)结合文献检索理论的学习,要求学生检索学前教育的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以及三次文献等,并加以交流;(3)结合观察法的学习,要求学生检索使用不同观察记录方法的文献,体会各种记录成果如何成为研究的素材;(4)结合实验法的学习,要求学生检索现当代学前教育改革的典型案例与当前国家学前教育管理与改革的法律法规,等等。 拓展学生学前教育视野的文献检索,有利于学生从更广阔的领域选择课题,选择更典型的课题。这种文献检索贵在教师根据所授理论,或从理论延伸、或从方法使用、或从事业创新的视域为学生提供信息源,提高文献检索的效益,保持学生开展课外阅读的浓厚兴趣。 以尊重幼儿为目标,陶冶学生的情操 学前儿童的身高在90~110厘米左右,体重在13~18公斤左右,在传统文化中他们是“小孩儿”。而在现代教育理论中他们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个性正在形成中的人。学前教育科研方法并不是为了科研而科研,而是让未来的学前教育工作者能够准确判断眼前儿童(个人或集体)身心发展水平及其表现,针对眼前儿童发展愿景,实施教育并评估教育效果。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学生掌握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更需要学生具有热爱学前教育事业,热爱学前儿童,尊重学前儿童的道德情操。 应该说,陶冶学生的学前教育情操贯穿于学前教育专业教学的全过程。但由于《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本身的特殊性,其对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情感又具有特殊的意义。《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教学为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学前教育问题的能力,不仅可以对教材中列举的许多样例进行具体探究操作,而且应有意识地对师生、家长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幼儿保育、教育中的矛盾和问题展开分析研究。这些活动可促使学生将所学理论运用于实践,保证幼儿“跳一跳,摘桃子”地发展,帮助幼儿、幼儿教师及家长矫正幼儿已经形成的不良行为。促进发展或问题解决的活动本身就是一个选择课题、制定方案、搜集资料、撰写报告的过程,就是一个研究的过程。经过这一过程学生不仅能获得成功的体验,而且能加深对幼儿教育理论的认识和体会,加深对幼儿的热爱与尊重。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知之深则爱之切”。《学前教育科研方法》课程有意引导学生接近幼儿,选择学前教育保育、教育中的问题加以研究解决,能够直接促进学生专业理想的形成与专业素质的提高。 为了培养学生的学前教育情操,要求《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教学要做到:(1)授课教师应坚持经常深入学生,做到师生经验共享;(2)重视实训教学,确保实训教学的开出率;(3)教会学生关注幼儿、亲近幼儿,学会与幼儿一起游戏;(4)对一些实用性强、可操作性强的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进行系统强化训练、小单元训练、提前训练、提前应用。 总之,高职是一个全新的高等教育类型,学前教育科研方法的样例、探究设计、文献检索以及尊重幼儿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新形势下的高职教学理应适应培养目标的要求,转变教学观念,深化教学改革,构建新的教学模式,以新的课程方式促进学生发展。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试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意义和方法 【论文摘要】民族振兴依靠教育,教育振兴依靠教师,教师技能提高依靠教学实践和研究,而教师的教学实践和研究都离不开教育科研方法的指导和引导。本文试就中小及教师的教育科研的意义和方法进行探讨,以便同仁借鉴。 【论文关键词】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 什么是教育科研? 教育科研是以教育理论为武器,以教育领域中发生的现象为对象,以探索教育规律为目的的创造性的认识活动。简单地说,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只要能够在工作中发现教育上的问题,并能运用正确的,系统的方法,去求得科学的结论,去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这种活动就称之为教育科研。 人们做任何事情,都有个目的.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目的,就是通过教育科学理论为武器,以中小学教育领域中发生的现象为对象,探索新形势下新的、未知的教育规律,以便发现中小学教育过程中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正确地指导今后中小学教育的工作,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总是前进的、发展的.我们的教育工作,它必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指导教育运行的规律也必然在丰富、在完善、在发展.广大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只有联系本职工作认真地、不断地探索,才能培养和造就更多更好的社会劳动者。因此,开展和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对于深化教改,切实搞好九年义务教育工作,为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深化中小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为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改革现行教育中的思想、体制、结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中的已经过时或落后了的东西。而这些方面的改革都亟需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予正确的回答,提出有效的措施,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开展中小学教育科研活动,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聪明才智,集思广益,这是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提供科学理念依据的源泉,是推动教育改革与实践发展的动力.进行教育科研,每一位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因此要积极行动起来,发挥主人翁作用,为推进素质教育,做出各自应有的贡献。 2.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的需要 我们知道,学校的每一门学科,都涉及到教育科学的理论;每一门学科的教学,都需要教育科学理论去指导.教育是一门艺术,广大中小学教师,在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应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地进行教 改实验,勇于创新,用取得的成果解决教学中的新问题;对学期或学年度所实验的课题或项目应进行书面总结,找出差距,继续研究.这样边研究,边实践,自编自导自演,既可以优化“教”,也可以优化“学”,既经济快捷,又方便实惠.所以说,教育科研的成果,一旦被广大教师所掌握,就可以变成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现实力量.目前许多学校都总结提出了“抓科普、促科研,以科研带教研”等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辽宁盘锦市实验中学,非常重视学校科研组织和科研活动的建设.他们不仅把科研成果通过报刊杂志进行宣传报道,而且还积极主动地把经验丰富的教师派出去巡回讲学、作报告.这样做正是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便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科研理论,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数十年长期坚持,因而成为全国一流中学.该校的科研带头人魏书生,也逐步锻炼成为教育实验改革的专家,全国知名。 3.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提高中小学教师素质的需要 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科技.科技的发展要靠教育.而教育发展的关键在教师.也就是说,教师的素质决定着教育发展的水平。从古今中外教育史的发展看,那些著名的教育家无不是经过教育科研---长期不断的教育实践发展而来的.我国古代的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温故而知新”等教育教学的理论,并终身为之实践,因而成为历代尊崇的教育思想家.我国现代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之先生,他的”生活教育”的理论,就是他在数十年教书育人的不断实践中总结创立的.我国当代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也是在他十多年教育教学工作实践中,边实验、边总结、边研究,才不断取得优秀成果的。……概言之,这些例子都充分说明,广大中小学教师,开展与教育教学工作实际紧密联系的教育科研活动,经过选择课题,定向研究,不断总结积累,不仅可使“教”有特色,逐步提高教学质量,而且能提高教师自身的科研素质和实践能力.可以说,教育科研活动正是造就教育家,造就一大批卓有成效的教育工作者的根本途经;也是提高广大中小教师素质的有效手段。 4.开展和加强教育科研,是发展和完善教育科学理论的需要 科学的教育理论,来源于教育实践.而教育科研,正是使大量丰富的教育实践(包括教育教学的经验总结和教育科学实验)上升为教育科学理论的必由之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教育科学研究,就没有教育科学理论的发展.教育科学理论得不到发展、完善和提高,怎么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呢!只有广泛开展和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才能有效地指导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顺利实施,确保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目标的实现. 那么,怎样开展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呢?主要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一方面,努力转变观念,树立参与意识,扩大科研组织,充分调动广大中小学教师进行教育科研的积极性。通过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专门机构的建设和管理,集中人力物力,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科学研究,以推动教改的深化和素质教育的落实。各学校也可借此开展结合本校实际的科学研究,以促进本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完善和提高.具体方法可采用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总结法等常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另一方面,作为教师,直接面对学生,活动于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之中,具有进行教育科研最有利的条件。广大中小学教师,应立足本职,立足自身实际,努力学习,勤奋钻研,注意挖掘和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联系有关科学理论,开展力所能及的科研活动,积极撰写科研论文,逐步提高科研能力,努力使自己退出“教书匠”行列,逐步锻炼跨入到“科研型”甚至“学者型”教师的行列。因为,教师在科研道路上的钻研精神和所取得的科研成果,正是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的一个有力因素;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他较高的自身素质和科研水平上的。这就要求每一位教师都必须树立起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和危机感,勇于创新,大胆实践,争创佳绩。切勿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万木苦争春,何患未成林”。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实践出真知,为教育科研的发展和素质教育的实施,做出应有的贡献。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编写的新思考 摘要:分析了当前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所选用的《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此教材不太适合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内容选择上侧重方法学习,与实际工作联系不紧密,学生学习主动性不高;二是内容组织上侧重理论讲解,实践能力突出不够,学生学习难度较大。本着突出学生科研实践能力培养这一目标,基于课题工作程序,对《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材编写的新理念及新结构作初步探索。 关键词:五年制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编写;新理念;新设想 教材是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蓝本。它以学生的经验为出发点,按照有关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顺序组织而成。虽然,当下比较强调对教材的超越,但是教材作为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载体,其地位依旧不可抹杀。尤其对于高职院校师生而言,教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决定了教与学的内容,更影响了教与学的方式。从近几年的实践教学经验来看,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这门课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畏惧心理。此种心理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教材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新教材”编写的意义 (一)“新教材”编写是幼儿园工作的现实需求 “新教材”是指根据提出的新思路新结构所编写的教材,其在结构和内容上均区别于当前所使用的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教材。近几年,为数不少的优质幼儿园,将“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作为新教师招聘的条件之一。这说明幼儿园已经意识到了科研在培植园本特色、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幼儿教师具备了一定的科研能力,就具有了思考的自觉性,就能主动对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进行较好的理性思索与反省,并能做出一些有益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一些新的策略和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落实,从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此过程中,幼儿教师也提升了自身的专业理念和素养,促进了自身的专业发展。而根据有关调查研究结果发现:目前,在幼儿教育一线的教师科研能力明显不足。对教育科研必要性的调查显示,“在湖南省10个地(市)30所幼儿园的270位幼儿教师中,有25.7%的幼儿教师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有31.9%的人觉得比较必要,有48.2%的人选择了考核、评职或完成工作。”[1]由此可见,提高幼儿教师的科研素养与能力刻不容缓。而职前培养是提升幼儿教师科研能力的重要途径,培养幼师的高职院校是重要场所。因此,作为培养幼儿教师的高职院校,必须重视和改革“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课程教学。 (二)现有教材不适应五年制学生学情是新教材编写的缘起 笔者以“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为关键词,搜集到专门讲述“学前教育研究方法”的书籍,主要是自考、高职和大中专教材,获得有效样本8本(见表1)。翻阅表中的教材,除杨世诚、王向东主编的教材结构略有不同外,其余教材在内容选择上大体一致,主要以各种研究方法为主(见图1);内容组织上用章节形式将各部分内容讲述得非常完备,侧重理论知识。目前,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所选用的教材也基本属于此种类型。[2]笔者结合几年的教学实践,立足学生学情审视此类教材,认为现行教材与学生学习之间存在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矛盾:(1)现行教材内容选择上比较传统,侧重各类研究方法的理论学习,与实际科研工作过程联系还不够紧密;(2)现行教材内容组织上侧重理论,注重理论知识的严密体系和完整呈现,实践环节内容还不够突出。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着“这门课程太难了,听不懂,学不会”的情况,课程学习难度明显高于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学习基础。 二、教材编写的新理念 (一)内容体系上,以课题工作程序为主线 教材在选择各项目时,首先,依照课题科研工作开展的流程进行编排,以课题选择、开题论证、中期评估和结题鉴定为主线;其次,根据研究开展的过程安排科研方法的项目内容,在科研方法的选择上,不求囊括所有方法,只选取学前教育领域常用的主要方法,如文献法、观察法、调查法等。以课题工作程序为主线,以主要研究方法为补充,旨在让学生学完课程后能完整认识到课题研究的过程,工作后一旦接触到课题研究工作能比较容易上手,能较好掌握最常用和最主要的几种研究方法。 (二)内容选取与编排上,以“一减两增”为基调 所谓“一减两增”即减少理论难度,增加实践操作,增加幼儿园实际科研工作实例。首先,每个项目的内容都选取最精要的优秀理论知识,不强求理论知识的全面和系统,这样,在降低学习难度的同时,也让学生掌握了最优秀的知识内容。此外,为尽可能避免理论知识的减少所带来的知识结构缺陷,在内容编排上可适当增加“知识拓展、案例分析、即学即思、知识链接”等内容作为补充,以帮助学生丰富和深化对优秀理论知识的理解。其次,在减少理论知识的同时,要增加实践操作和幼儿园科研工作实例。一个项目内容中,可以根据理论知识分解成3~4个任务,为强化对理论知识点的理解,必须增加实践训练。因此,要根据理论知识的内容,设置适宜的实训内容。比如,在课题选择与论证的项目内容中,可在每个任务内容后面设置1~2个实训环节(见表2)。与此同时,在理论知识部分,为增强与实际工作的紧密度,强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根据内容选取一些贴近实际,易于理解的幼儿园科研工作实例,对理论知识起到一定的注解作用。 (三)学习方式上,以团队合作学习为原则 “学前教育科研方法”是一门集理论和实践于一体的课程。它要求学生不仅通过学习掌握理论知识,更要能运用理论知识开展科学研究活动。如在学习中学生仅仅是了解了一些理论知识,但不能学以致用,显然无法达成课程学习目标,也无法实现培养“具备初步科研能力”幼儿教师的目标。因此,在教与学中,要改变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要突出学生的实训环节,让学生开展初步的科研实践。对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而言,本课程的学习难度无疑比较大。教学中既要达成学以致用的目标,又要能适应学生的学习基础,这就必须在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进行改革。因此,立足教学实践,我们提出采用团队合作学习的方式来化解学习难度,提高学习效益。建议教学中组建8~10人规模的学习团队,以团队为单位进行各教学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在团队合作中协作完成各项目任务,提高科研意识和能力。本课程中的团队合作学习要注意如下五个问题:(1)合作团队组员应基本保持不变,使团队组员能配合默契,相得益彰;(2)合作时间应持续整个课程学习,便于任务分配的连续性和均衡性;(3)合作内容贯穿课题工作过程;(4)每一项任务的合作分工体现总—分—总的格局,既能确保团队成员对合作任务的整体把握,也能更好化解合作任务的难度,排除学生的畏难情绪;(5)合作中教师要进行有效指导,关注团队实践完成情况,确保合作任务的顺利推进。[3]比如:在文献综述撰写的实训环节中,团队的合作任务与要求包括团队商讨综述报告的写作提纲,分配任务;各组撰写分配的综述内容;汇总并集体商讨修改。 三、教材编写结构的新设想 (一)教材模块构成 教材模块构成可简单概括为“三步四法两补充”(见图2)。“三步”即课题研究工作过程中的开题论证、中期评估和结题鉴定,主要体现了课题研究的工作流程;“四法”即幼儿园科研中常用的文献法、观察法、调查法和作品分析法,选取幼儿园科研工作最常用的几种方法;“两补充”即选题论证和研究论文撰写,选题论证是课题研究很重要的起始环节,而论文撰写也是除课题研究外,幼儿教师经常要进行的一项研究工作。因此,补充两个内容,能使学生学到更加实用的知识。 (二)项目内部组成 基于课程的性质和教学目标,教材编写要充分体现理实一体化的理念。就其中某一项目而言,第一级构成主要包括学习目标、学习任务、任务分解和作品展示。其中学习目标、学习任务这两个部分均已较简要的语言提炼出具体目标和任务,使学生对本项目学习目标和要求有很明确的认识;任务分解栏目是主体,下分几个任务,每个任务的内容均有理论知识的认知和实训操练构成;作品展示是将学生的优秀作品进行展示,一是对学生优秀作品的认可,二是帮助学生深化理解本项目内容(见图3)。综上所述,教材编写应基于人才培养目标和工作岗位需求,综合考虑学生特点,遵循学科内在逻辑。唯此,教材才能更好服务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作者:马华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区域推进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策略与方法 区域推进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必须立足本区实际,明确区域推进的思路,探索推进的策略与方法,最终形成区域教育科研推进的西湖范式。这是我们的追求。 一、依托课题研究,引领区域教育改革和发展 1.区域龙头课题引领发展方向 西湖区教育行政领导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科研先导的理念,围绕区域教育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设计区域龙头课题并亲自组织课题研究。2011年以来,西湖区教育局领导牵头的课题就包括“内驱外引:区域提升教师专业水准的策略研究”“构建孩子想象的现代学校的实践研究”“促进区域优质均衡发展的紧密型教育共同体的运作机制研究”等。这三项课题的成果均荣获浙江省教育科研成果评比一等奖,并出版了2部专著。这些课题不仅提升了教育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教育改革的有效性,同时也在区内发挥了良好的示范表率作用。 2.组织开展系列专题研讨活动 立足区域实际,在调研中提炼研讨主题,共同解决学校发展难题。以钱局长主持的省重点课题“传承・共融・创新:区域推进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的实践研究”和黄志元副局长主持的省规划课题“促进区域高位均衡的紧密型教育共同体的运作机制研究”为载体,分别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讨活动,如,“一校一品:学校特色建设经验交流”“合作组有效学习的策略与评价”“特色课程建设”“美丽学校建设研讨”等,这些研讨活动都有效地推动了课题研究,有利于西湖区教育的均衡发展。 3.围绕主题深入开展专题调研 为提高科研工作的实效性,区教师进修学校教育研究开发中心每年都会组织一次专题调研活动,并撰写出调研报告。2013年,_展了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状调研;2014年,开展了西湖区中小学课改实验学校的现状调研;2015年,组织开展西湖区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现状调研。实践证明,开展专题调研活动,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情况,提出更多符合实际的建议,更好地为教育行政决策服务,同时也为课题研究提供了科学有效的依据。 4.积极培育学校优秀课题 要求校长在每一个五年计划时间段内,除了要自己承担1个课题研究外,还要推广1个课题成果,开发1个新课题。所研究的课题要有引领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广的课题要有适切性、方向性和可操作性;开发的课题要有前瞻性、创造性和校本性。同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学校特色建设项目、省市级课题研究或独立承担子课题研究任务。 二、创新科研实践,开展富有区域特色的教科研活动 1.组织开展学术节活动 西湖区教育系统学术节围绕“以生为本、以学定教、共同发展”的宗旨已成功举办了两届,目前第三届学术节也已进入尾声。每一届学术节都紧跟教育改革的步伐,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高层次的理论引领、精彩的课堂展示、名师论坛、优秀成果推介活动等。学术节由开幕式和主题活动两大部分组成。开幕式上,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张丰和北京市翠微小学许培军校长分别作了关于课程改革的主题报告。主题活动,包括“课程改革研讨活动”“课改课堂节展示活动”“创建新优质学校研讨活动”“优秀科研成果推介活动”等。 2.开展教育科研大讲堂活动 近两年,西湖区分别在翠苑中学、竞舟小学、求是教育集团等学校组织了十余次科研大讲堂活动。科研大讲堂活动形式多样,有课堂展示、圆桌论坛、观点报告、专家讲座等。科研大讲堂在规范学校课题研究,提升教师科研能力,促进区域教科研均衡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3.组建同类课题研究群 对正在研究的课题进行了梳理和统计,把研究领域相近的课题整合成课题群,如,课程建设、美丽学校、智慧教育等课题研究群。依托课题群,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联动式”“联盟式”“主题式”等多种形式的课题指导活动。 三、优化科研管理,提高教育科研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1.研制“科学公正”的评审制度 近两年,我区逐步完善了科研成果(论文)评审机制。成立了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评审委员会,同时,根据评审工作的需要设立若干个评审专项组;按学科类别,分别建立初评委与复评委专家信息库;构建了科学合理的论文(成果)立项课题的评审标准;成果(论文)评审工作“背靠背”,同一类别初评、复评和同一组杜绝同校专家,防止个人学术权力蔓延;区教师进修学校与中国知网签订了合作协议,对我区第28届教育教学论文拟获奖名单(一、二等奖)进行了,有效遏制了学术不端行为,净化了学术风气。 2.开展“条块结合”课题申报 “条”上集合广大教师的智慧,各中心、各部门、各学科,根据自己的工作进度,提供课题研究申报目录;“块”上我们以区域重点课题为基础,延伸出了众多的子课题,同时列出各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供教师研究。通过召开课题申报会议和网上报名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动员广大教师参与课题研究,努力提高立项课题的方案质量。 3.进行“线上线下”成果推介 一是分学科分类整理获奖科研成果的电子稿,并及时上传至网络FTP上,方便全区中小学教师学习,实现区域优质资源共享;二是区域层面综合推广、分学科、分类推广;三是组织形式多样的优秀成果推介活动,各学科整合、校内外结合、共同体融合、地区间联合等。 4.创建“量性结合”的科研评价 创建并完善了《西湖区教育科研考核评价指标》。西湖区教育科研评价采取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分自评、复评、终评三个阶段,确保评价工作的公正、公开、公平。我们既评价科研业绩,立项率、参与率、结题率、获奖率;又评价科研态度、科研过程,分别从领导对教育科研的重视程度、科研机构的健全程度、科研工作的开展情况、科研成果的推广情况等四个维度进行评价。 四、加强科研指导,提升区域教育科研服务质量与水平 1.加强各级课题申报立项指导 一是制定课题申报目录。根据前期调研结果,结合我区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区教师进修学校教育研究开发中心分门别类的制定课题申报目录。二是跟踪指导省市规划课题的申报。通过召开课题申报会议和网上报名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动员广大教师参与课题研究。在区级立项初选的基础上,与课题负责人沟通,按照申报要求,从技术层面对各级课题申报方案进行逐一审核,严格把关,保证课题方案的质量。 2.加强课题过程化指导 一是开展立项课题负责人培训。以“培训研究人员、规范研究过程、交流研究经验、提高研究质量”为目的,通过教科专家引领、“本土”专家观点报告、优秀成果推介、分段研讨交流等方式,提升课题负责人的科研能力。二是深入基层学校,指导课题研究。定期到基层学校对各级立项课题进行中期检查,加强课题的过程化指导。三是实施课题记载手册管理制度。申请结题的立项课题,记载手册必须接受教育研究开发中心的检查,通过后方可结题。四是开展“点面结合”中期交流活动。积极组织开展省市规划课题与区重点课题研究成果中期监测。 3.重视对课题成果提炼的指导 一是依托课题群,有针对性地开展“联动式”“联盟式”“主题式”等多种形式的课题研究成果指导工作。二是实行定人、定时、定向的帮扶原则,对相关课题成果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尤其是对部分未在区获奖的课题成果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可以是网上交流,也可以是面对面的交流,有时还要深入到一些薄弱学校进行专项指导。三是定期开展省、市规划课题结题成果集中交流活动,邀请省市级科研专家对课题研究进行过程指导。 4.强化对科研室主任的业务指导 我们非常重视科研主任会议,不仅有工作上的布置,业务上的指导,还会针对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穿插一些专题性的小讲座。如,10月份举行专题论文评比;9月初的科研室主任会议上穿插讲“教育教学论文的撰写”;3月进行科研成果评比和课题立项,会上穿插讲“课题申报与报告撰写”等。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区的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与突破,实现了三个转变,即教师观念的转变,从对科研的畏惧到主动参与科研;科研内容的转变,从单一的课题研究到以普及科研知识方法为主的培训活动,以强化过程管理为主的中期交流活动,以展示成果为主的展示活动,以成果为主的推广活动;活动形式的转变,有交流观摩、现场研讨、网上论坛、科研导等。积累了一些经验,形成了“专业引领、全员参与、校本特色”的教育科研新格局。 (作者单位:浙江杭州市西湖区教师进修学校)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教育科研常用的几种方法 一项教育科学研究,在确定了研究课题,明确了研究方向和目标后,选择一种或几种适合本课题研究的方法至关重要。因为研究方法是为达到研究目的而采用的途径、手段和工具。它是完成教育科学研究任务的桥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的价值和效果。目前,在中小学教育科研中常用的方法有观察法、调查法、文献研究法、教育实验法、行动研究法、叙事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本文仅对实验法、叙事研究法、行动研究法作介绍。 一、教育实验法 1. 什么是实验法。 实验法是运用科学实验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教育现象和问题,以揭示教育活动规律或某些教育内容、方法的有效性的综合性研究活动。 2.教育实验的特点。 教育实验是“人与人的对话”,复杂性远远超过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尤其是教育行为与教育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且教育外部环境对教育活动的干扰也极难控制,因而很难达到自然科学实验所要求的精确度。因此,一般认为教育实验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实验,而不是像自然科学实验那样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封闭式”的实验。所以实验法既要遵循自然科学实验的一般规律,但又不能照抄照搬科学实验的具体操作方法。 3.教育实验法的实施。 教育实验法的实施要经过以下六个过程:确定研究课题、提出实验假说、设计实验方案、控制实验变量、评价实验效度、形成实验报告。(第一个过程前面的文章已经论及,下面仅论述后五个过程) (1)提出实验假说。教育实验假说所假定的是关于某类教育行为在某些人为控制的条件下,与某类道德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教育实验假说的特点是用描述性的语言对实验结果作“假定有效性的描述”。例如,我区承担的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重点课题子课题“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实践模式研究”(以下简称“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课题”),提出的实验假设是:“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是可以促进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即,通过学习反思、专业引领、教育实践、个案分析、评价激励“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在实验中的实施,促进班主任专业素养的发展,培养一支反思型、研究型、策略型、智慧型班主任队伍。“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是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2)设计实验方案。教育实验方案一般包括实验总体方案、实验工作执行计划和评价方案。实验总体方案是对整个实验工作的整体规划,也是实验工作计划和评价方案制定的依据。实验总体方案包括以下内容:课题提出,理论假说,实验对象、实验工具的选择,变量控制,实施步骤,保障机制,预期效果。实验工作执行计划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指导思想,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步骤及阶段要求,组织保证。评价方案是对本次课题研究效果的评估。评价方案的内容应紧紧围绕实验目标、实验内容制定,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师教育水平,学校教育工作的效果等。 (3)控制实验变量。教育实验的变量包括自变量、因变量和无关变量。自变量是由实验者操纵的,呈献给被试的刺激变量。因变量是在自变量作用下可能产生的结果。无关变量是除自变量以外的一切可能影响因变量,而对实验有干扰作用的因素。例如,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课题,由区课题指导组提出的学习反思、专业引领、教育实践、个案分析、评价激励“五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和《河西区中小学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手册》就是自变量。班主任专业素养发展的水平,包括班主任专业思想、班主任专业技能、班主任知识等,就是因变量。学校整体的工作氛围等因素就是无关变量。 (4)评价实验效度。实验效度的评价应从实验的内在效度和外在效度两个方面进行。教育实验评价实验的内在效度的方法是采用前测后测数据对比的评价法,证明因变量发生变化的原因是自变量刺激的结果。评价外在效度的方法,教育实验主要运用在不同地区或不同学校进行重复性实验,将实验数据进行对比,证明实验的可行性,可推广的价值。这种方法有助于完善实验方案,增进实验效益。 (5)撰写实验报告。撰写实验报告是教育实验研究的最后一个步骤。实验报告体现着课题研究的水平和价值,因此要重视实验报告的撰写。实验报告包括以下内容:题目、实验基本情况、变量分析、结果与分析、实验展望。 二、教育叙事研究法 1. 什么是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是指以叙事的方式开展的教育研究。它是研究者通过对有意义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与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这些生活、事件、经验和行为背后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从而发现教育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意义。 2.教育叙事研究的特点。 (1)教师可以作为教育叙事研究的主体,同时教育叙事研究也为教师真正参与教育研究提供了平台,教师成为真正的研究者,也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教育研究与教育行动分离、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节的状况。 (2)教育叙事研究的对象就是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 (3)教育叙事研究的内容宽泛,有学者认为教师的教育活动范围有多宽,叙事研究的领域就有多广,教师的工作有多少种类,其叙事研究的主题就有多少种类型。 (4)教育叙事研究的方法易于教师掌握。教师可以通过观察、分析、反思自己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在反思中深化对问题或事件的认识,在反思中探寻事件或行为背后所隐含的意义、理念和思想,并以叙述、讲故事的方式将其表达。 3.教育叙事研究法的实施。 有学者把叙事研究的实施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现场”,第二个阶段是从“现场”到“现场文本”,第三个阶段是从“现场文本”到“研究文本”。 笔者认为,教育叙事研究法的实施一般要经历五个阶段:明确叙事研究对象(课题),制定叙事研究计划,置身叙事研究现场,积累叙事资料,撰写叙事研究报告。对第一、第二阶段不再赘述,重点对后三个阶段作一说明。 置身叙事研究现场阶段。研究者要对所要叙事研究的人或事件亲身经历、体验,将自己置身在研究对象中,通过与研究对象的近距离接触,与研究对象建立一种相互平等、相互信任的对话关系,来掌握研究对象的比较全面的、真实的研究信息,并通过这些真实的信息探寻到研究对象背后的各种影响因素。 积累叙事资料阶段。此阶段要对叙事现场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点点滴滴及时地记录总结,储备研究资料。记录的形式可以是研究访谈、日记、书信、谈话、现场笔记和来自现场的其他故事、口述史、照片、回忆录、自传和传记的撰写、文献分析等。 撰写叙事研究报告阶段。撰写叙事研究报告是叙事研究的最后一个阶段。叙事研究报告是主要运用记叙、议论、说明的方法,发掘或揭示叙事故事里面深层次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 叙事研究报告中既要有细致翔实的故事性描述,又要有基于事实的深刻分析;既力图创设出一种真实情境,把真实的教育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又要在众多具体的偶然多变的情境中去透析叙事中各种人物或事件的种种关系,解析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从而使教育生活故事焕发出理性的光辉和智慧的魅力,从而发现教育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意义。 教育叙事研究是教师从教育实践出发,从校园生活出发,从真实教育事实出发,从自然教育情境出发所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显著特征在于“实”,它是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对实事、实情、实境和实际过程所作的记录、观察和探究,增强教育研究实效,因此,在教育科研中提倡运用该方法。 三、教育行动研究法 1.什么是教育行动研究法? 教育行动研究是由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以研究解决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为根本目的,以“对行动进行研究,以研究促进行动”为基本方法的教育教学实践研究法。 2.教育行动研究的特点。 (1)行动研究是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共同开展的研究。干部、教师也是教育科研的主体,从事行动研究和运用研究成果的人员就是学校的实际工作人员。 (2)研究的课题是实际教育教学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行动研究的环境是自然状况下的学校教育环境,是真实的动态工作环境。 (4)教育行动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针对实际问题,改进实际工作,提高行动质量。 (5)行动研究的价值评估重在研究的实际效果上,突出了教育科研的实效性。 3.教育行动研究的实施。 教育行动研究一般经过以下六个过程:发现问题,确定课题,制定计划,实施行动,效果评价,撰写研究报告。教育行动研究特别强调从学校的工作实际出发,去寻找、发现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将问题作为研究课题进行研究,也可以将工作的重点作为课题进行研究。其他五个方面的过程与其他方法相似,不再重复叙述。 教育行动研究法在我区所承担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课题“整体构建学校教育体系”实验和“十二五”和谐教育的研究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运用。区课题指导组带领实验学校,边研究边行动,边行动边研究;在行动中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将工作中的难题、问题确立为研究课题。35所实验学校结合学校的实际工作,分别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子项课题。可见,教育行动研究法解决了“工作”与“研究”、“实践”与“理论”、“科学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的脱节,实现了实验研究和实践工作的统一。 以上仅对三种研究方法作了简要介绍。一项成功的教育实验,应同时采取多种的研究方法,只有多种方法协同研究,才可以取得预期的研究效果。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趋势 摘 要: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教育科学科研方法,有助于我们了解教育科研活动的发展轨迹,教育科研方法与教育理论、教育思想观点;从而在客观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脉胳,各种方法产生的背景,预测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方法;教育科研;教育科研方法;发展趋势 新课程与教学改革条件下,基础教育及中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质量提高得如何,不仅与国家政策有关,而且一个非常关键的是教师,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科学研究水平状态如何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本文试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探讨教育科研究方法,从而希冀对教师的科研水平的提高有所裨益。 一般认为,教育科学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它是在教育领域中进行的,由教育工作者对教育对象、教育实际问题进行研究以揭示其规律,并探索运用教育规律改造教育的途径、方法和措施的实践活动。 它既是一种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行为规律(行为方式),既是一种理论上的方法体系,又是具体实践的行为策略。教育科研方法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客观层面,即教育科研方法论;二是中观层面,即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三是具体的操作性方法。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变迁 教育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才取得今天较为成熟的地位。在中外教育史上,不同教育思想与流派之间的争辩、包容、深化和拓展,在推动教育理论的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教育科研方法的逐步成熟与深化。从整个教育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两千年来教育研究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大的历史阶段:萌芽期,发展期,形成体系结构期,多元化时期。 (Ⅰ)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萌芽期:“经验――描述”研究阶段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萌芽期大致可追溯到教育学在古代社会产生至17世纪形成独立学科这一时期。随着教育实践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也随之诞生。这一时期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主要特点是“经验――描述”。在这一时期,教育研究主要依据是观察和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虽然有简单的逻辑推理,但总的说来,当时的教育研究方法是笼统的、直观的,带有明显的朴素性和自发性。这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古代时期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水平还很低,人们对方法的追求比较笼统和模糊。该时期教育研究方法的思想成就体现在中西古代教育观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逻辑学以及夸美纽斯的教育理论中。 (Ⅱ)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期:“哲学――思辨”研究阶段 17世纪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后,教育研究进入了以分析为主的方法论时期。在这一时期,教育研究从经验的描述上升到理论的概括,教育学研究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心理学开始成为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教育心理化运动开始。该时期教育研究的思想成就突出体现在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之中。 在《教育学》中,赫尔巴特从实践哲学和心理学出发,导出其教育目的论和教育方法论。他继承了夸美纽斯以来的形而上学的传统,把定性研究方式确立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赫尔巴特不仅给“经验――描述”研究阶段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且创造了“哲学――思辨”研究阶段的辉煌成就,更启迪了其后“科学――实证”研究的新时代。 (Ⅲ)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形成体系期:“科学――实证”研究阶段 19世纪下半叶在自然科学取得许多突破性进展的历史背景下,教育学爆发一场深刻的革命,一些教育学家倡导在一般科学方法的框架内进行教育研究。教育研究引入了实验方法,试图从思辨研究转向实证研究。这一转向导致原有研究范式的危机,教育科学应运而生。这一时期,新兴科学快速发展,学科内部分工日益精密和专门化,数学和数理逻辑得到广泛应用。正是应科学研究发展的要求,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Ⅳ)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时期:“规范――综合”阶段 20世纪的教育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局面。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危机,使人们开始怀疑曾经是无往而不胜的科学主义,重寻失落的人文精神。“价值多元化”的口号,成为当代众多教育理论流派得以共存的基础。与此同时,教育研究的深入发展,推动了教育研究方法从哲学方法论中分化出来,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以教育研究方法本身为研究对象,它意味着教育研究的深化。 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教育与社会学》继承并强化了孔德的实证科学观。而1921年德国的克里兹施玛尔在《哲学教育学的终结》一书中,则宣判了哲学教育学的死刑。其后,以斯普朗格为代表的“精神科学教育学”,继承了施莱尔玛赫以来的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传统,在教育学领域反对将人片面化、畴形化和工个化,呼吁教育要造就出具有完整精神和充满创造力的人。此后,解释学、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都对所谓“科学化”思潮进行过责难和批判。 纵观教育研究的历史发展,既是传统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学方法的冲击下逐渐解体的过程,又是人本主义研究范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深化的过程,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 二、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随着近20年来教育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这些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层面: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 1.每一种哲学理论将对教育研究方法的产生深远的影响 哲学与教育学科的关系源远流长,处于前期学科的教育思想是古代哲学家对于教育问题所作的思考;成为独学科的教育则力图摆脱被哲学直接包含的“母子式”关系,寻求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和有别于哲学式思辨的研究方法;当代哲学与教育学科一方面处在科学大厦中的不同层次,另一方面各自内部都发生分化,相互之间有着多种不同方式的交叉。 2.横断科学理论 横断科学主要指系统科学与数学,它诞生于20世纪数学有重大突破、七十年代系统科学形成之际,是当代科学发展中新生成的一个学科群,已构成了人类认识的一个新层面。被称为系统学科的科学,迄今为止主要有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及广义进化论,它们都以世界存在事物的基本结构形式“系统”为共同的研究对象,从不同的侧面揭示系统的构成、结构,揭示演化、系统的内容关系,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等。恰恰是在整个学科群意义上它才被称为横断科学,因为其研究对象是事物存在的结构形式而非实质内容。系统科学提供拓展和重构当代教育研究问题领域与对象观的新视角,提供从整体上研究教育内部结构的新思维原则,提供分析教育与环境关系的“结构与功能”新思维模式。 3.教育理论 任何教育研究,往往都是从一种概念框架开始的,这种框架在如今常被称为范式,是一组观念、价值和规则,它支配着探究的行为、解释资料的方法以及看待问题的方式。研究者不同的教育观念,会极大地影响其教育研究的倾向性。教育理论是教师从事教育研究最为重要的和直接的理论基础。 (二)教育研究方法的中观层面:注重生态化、现场化与跨文化研究 近20年来,教育科学研究出现了生态化倾向。所谓生态化倾向,就是强调在真实的自然与社会的生态环境中研究教育规律,提高教育的外部效度,提高教育科学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 教育科学研究的生态化倾向直接导源于实验室实验的局限性。实验室实验能够按照严格的设计程序,操纵自变量,对教育科学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教育本身是一个多因素组成的复杂的完整的系统,运用实验室实验,操纵有限的变量,必将把一些有意义的变量给控制掉了,外部效度明显降低。所以教育科学研究必须要走出实验室,到现实的生活中进行研究。 教育科学研究的现场化是指在教育的现实环境中研究教育与人发展的规律。随着生态化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只有冲出实验室围墙,到现实的生动的教育现场冲去进行研究,才能使教育研究内外部效度达到统一,于是在具体研究中就愈加重视现场研究。 所谓跨文化研究是将同一课题应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在此基础上,探讨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共同规律,或从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对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影响的一种方法。 (三)教育研究具体方法方面:注重研究的综合化、现代化和数量化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综合化趋势主要是指强调采用多种方法和从多学科角度去探讨教育现象及其规律。 教育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很多,并且每种方法各有其利弊,单纯使用某一种方法,容易失去重要的有价值的信息,其研究结果难以全面可信。 教育研究方法现代化主要是指研究技术设备和手段的现代化。目前教育科学研究已大量采用录音、录像、照相等手段。这些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可以帮助我们准确记录收集的资料,并且可以反复的观看和分析,所得资料客观,分析资料准确。还有一些现代化设备,诸如单向玻璃的儿童观察室和多台固定的摄像机的综合运用,能够准确而迅速地记录儿童的复杂行为,使研究更为客观真实。 教育科学研究越来越注重数学方法作为工具。对研究结果进行数量化分析,有助于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一方面,多元分析方法使教育科学多因素研究得以实现。另一方面,计算机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使教育科学研究大样本、多数量、多层次的研究成为可能。 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DD教育科研方法有着其它科学研究方法的共性,也有它自身的个性。作为一名教育科学的工作者,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教育科研方法的历史变迁及趋势,以促进教育的发展。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新中国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教材)的文献计量分析 摘要:课题组对新中国出版的133本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教材)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研究该类著作的变化轨迹、发展特征和未来趋势,为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提供客观依据。研究发现:(1)著作经历了从译介到教材,再到著作的发展过程;(2)著作数量上不断增长,从上世纪60年代的翻译,到80年代升温,90年代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尚未达到学科成熟;(3)著作合作率较高,教材多、编著多,学术性著作少、独著少,说明高质量、原创性著作欠缺;(4)著作显示研究方法不断丰富,方法论认识日益深刻,方法的混合互证趋势明显;(5)著作向学科教育研究和各类教育研究方法发展,呈现明显的精细化、分支化发展趋势;(6)著作受教学和研究需要推动而不断发展。 关键词: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文献计量分析;发展态势 一、图书数据来源和统计指标选定 研究者在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农业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图书,以及超星、书生之家、Apai电子图书中围绕“教育研究方法”进行全景检索,检索条件为“书名”,检索词分别为“教育科研方法”、“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科学研究”,检索截止日期为2012年7月20日,共检索出133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著作。把133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著作下载,对其出版年限、著作者状况、著作性质、著作前言、提要和目录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出版年限主要是为了考察单位时期内著作分布,以期考察教育科研方法著作文献增长规律和方法发展的关系。在文献计量学领域,可以用出版年限反映出一定时期内的文献量,进而通过文献数量变化情况反映该学科的发展水平。著作性质,一方面是按照著作的学术性强弱特征分成学术著作和教材,另一方面是按照著作的译著与否和是否再版,把其分成译著和再版,以此考察我国教育科研方法著作的阶段性特征。著作前言、提要和目录的统计分析主要是分析每本教育著作中的基本内容体系和具体研究方法,考察新中国教育科研方法中具体方法的发展特征和未来趋势。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研究方法类图书的计量分析 1.出版数量不断增长 在文献计量领域,某一学科的科技文献数量变化情况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学科知识的增量变化,以及反映出该学科的研究水平和发展速度。 从表1可以看出,从1949年到1966年期间,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著作出版仅一本,说明新中国之初,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仍处于诞生时期,体现在对译著的吸收和文献的绝对数量匮乏上。1966年到1976年期间,我国教育科学研究陷入停顿时期,相应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及其著作出版也处于停顿时期,1976年后我国教育事业开始逐步恢复,教育科学研究也慢慢进入轨道,到1980年,我国第二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书籍才开始出版。从1980年开始,年出版数量开始呈明显上升趋势,到1989年,我国教育科研方法著作出版编目累计数为10本,而1999年末的出版编目累计数已为52本,在2005年到2010年期间,出版编目数为42本,累计编目数为125本,截止到2011年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类图书在版编目累计数为133种。纵观1949年到2011年的统计数据,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著作在数量上已经有了质的飞跃。随着国家、社会和个体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社会对教育的日趋关注,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兴起等,将使教育研究方法受到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将会产生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2.著作合作率较高 由表2可以看出,在已出版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中,教材所占比重较大,由于教材的合作编著性质,使得著作作者较多,教材的合作度较高,分析教育科研方法著作的合作度已经缺乏意义,因此,本研究仅对著作的合作率进行分析。借鉴文献计量领域中的“论文作者合作率”概念,把著作的合作率界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作者的出版著作数与总的出版著作数的比值。表2的第2、3、4列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出版的合作者状况和著作性质状况。 由表2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的合作率都很高,合作率在70%以上,反映出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独著少、合著多、编著多的问题。这种现象说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交叉性,需要来自不同学科方法领域的人进行充分合作,才能完成一本高质量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教育科研方法原创性著作不足,需要加强高质量的原创性著作出版。 由表2中的著作性质栏目可以看出,在我国133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著作中,理论性著作33本,教材性质著作100本,理论性著作仅占总数的24.81%,说明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教学研究人员比较注重教材建设,重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普及和推广,但也说明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学术性理论著作和原创性著作不足,教材的偏多说明高质量的原创性著作尚有欠缺。这与研究方法的方法性和手段性有关,但也确实说明我国教育研究方法创新不足。相比学术性著作的前沿把握和新技术、新方法的吸纳,教材比较注重常见方法和一般方法,缺乏对新方法的前沿把握。未来一段时间,随着教育研究创新迫切地需要方法创新的带动,教育研究方法的学术性创新著作将会不断涌现。 3.研究方法不断丰富 由表3可以看出,在1949年到1980年期间。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在继承历史优秀传统、吸收消化苏联教育科研方法基础上,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包括文献和历史法、抽样研究法、调查研究法、观察法、个案法、实验法、测量法、经验总结法、比较法、统计法,但是这一阶段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存在具体方法背后的方法论认识不足问题,体现在教育科学研究的本质认识、具体方法的分类、方法和手段的区分上不够明晰。 在1980年到1990年出版的著作中。其内容体系都包括教育科学研究的意义、概念、原则、步骤与任务,以及课题的选择、文献的查阅、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和选用、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成果的表达和论文的撰写。这些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基本奠定了基础。具体研究方法上,与1949年到1980相比,增加了系统论方法、内容分析法、预测和评价研究法,并且强调新技术手段如计算机技术在研究方法中的具体应用。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把握教育科研方法 推广教育科研成果 摘要:明确教育科研的方向和研究重点是进行教育科研的基础;中小学教育科研应以“小问题、小课题研究”为切入点;问题即课题,反思即研究,成果即成长,教研、科研一体化,是学校教育科研的主要方式、方法;教育科研成果通过推广应用,可以转化为教育的“生产力”,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科研成果的自身价值。 关键词:教育科研方法;推广;教育科研成果 教育科研方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有其自身的要求和规范。中小学一线教师怎样做教科研,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问题。笔者结合近几年的学习、调研和组织指导教育科研活动的实践,谈谈对教育科研方法、途径与教育科研成果推广的浅见。 一、明确教育科研的方向和研究的重点 基层学校的教育科研应以“小问题、小课题研究”为切入点,以行动研究为主线,分层、分类深入扎实地开展小课题研究。小课题来源于教学实践,来源于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老师要树立“问题即课题,反思即研究,成长即成果”的科研新理念,开展基于问题解决的行动研究,解决自身发展中遇到的真实问题。整体规划、专业引领、科学评价是提高教育科研质量和效益的有效策略。有专家说:“一线教师搞科研,研究什么?最切实可行的,就是研究自己在现实的教学过程中和专业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寻找问题的解决途径,并将自己思考的结果用于课堂的改进和自身教学行为的改善。”莒南县一些学校在这一研究思路的引领下,积极开展各类小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促进了教师专业成长。 二、明确教育科研的方式、方法 要立足教育教学,以课堂为主阵地,实现教研、科研一体化,在工作中研究,在研究中工作;要遵循“教研出课题,科研育成果,成果进课堂”的思路,倡导“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工作方法,在全面推进中提高科研质量。各校应根据本校的办学特色,确定龙头(主导)课题,以此凝聚人心,使龙头课题成为引领学校发展的主动力,成为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健康成长的推进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把课题研究与学校的教学、教研活动结合起来,使全体教师都能参与到研究中来,以科研带动教研,以教研促进科研,使学校形成浓厚的科研氛围,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教师的专业发展。 三、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 (一)科研成果的分类 在推广应用优秀课题成果时,可将其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运用方法类的研究成果。如“小学生艺术教育和特长能力培养”,该成果在2003年结题后一直被应用;“探究识字途径,提高识字效益”于2005年12月结题后,其成果被评为临沂市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直沿用至今,作为指导识字教学的依据。 运用策略类的研究成果。如“小学语文、数学、品德与生活(社会)体验三段式课堂教学策略研究”,其成果现已普遍运用到这几科的教学中。 学校办学特色类的研究成果。如我校的校训是“让读书成为习惯,让文明成为自然”,因此,有关读书课题“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活动的探索与研究”和“课外阅读与小学生语文阅读能力的提高研究”的成果将会一直运用下去。 对成果的后续研究。如:“小学生作文个性化的探索与实践”课题结题后,组织申报了“小学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研究”,使学生的作文更具个性化;“小学科学课堂教学的特点及规律的实验研究”结题后进行了“小学科学课中的活动与教学研究”,在后者结题后,又接着进行”科学课中实验探究过程的研究”等。 对成果进行跨学科研究。如“品德与生活(社会)课程资源开发与实施的研究”于2011年结题后,我们打算将其延伸到科学课中,进行“科学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实施研究”。 (二)科研成果推广的方式 要强化“科研成果进课堂”的推广工作,通过多种途径推广、应用优秀科研成果,在实践中提高,在实践中完善,在教育科研过程中不断成就自己。 科研成果的推广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课题研究式推广”,就是将成果推广的运作按照课题研究的方式进行,成立课题组,进行方案设计,组织实施研究。在推广中研究,在研究中推广,将课题研究成果推广到教学实践活动中,这种推广方式目前在我县中、小学校进行得比较普遍,是我县科研成果推广的主要方式,它使得广大中小学教师在课题研究中受益。我们以市级立项课题“县域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研究”为抓手,以几项已结题的优秀课题深化研究为载体,以市级教育科研基地学校为基地,分层推进课题深化研究和成果推广工作。切实贯彻落实莒南县教育局“教研出课题、科研做文章、成果进课堂”的教科研一体化思路,教育科研氛围浓厚,初步形成了“成果进课堂”的良好势头。 “科研成果课程化推广”,就是将科研成果编成讲义和教材,纳入教师培训的内容,让科研成果成为特色课程,进行课程化推广。通过开设课程的方式,较系统、全面地介绍成果的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操作方式。将科研成果课程化,把优秀科研成果作为教师进修内容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最生动、最现实的教育理论学习,也是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教育理论学习。 “主体扩展式推广”,就是把学生作为推广的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在了解、运用成果的基础上去丰富、充实成果。这种成果的推广解决了成果推广的局限性,把成果作用于学生身上,使学生直接受益。 (三)科研成果推广的步骤 1.制定计划 分年级组,根据各年级学生的学情不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课题成果推广计划。 2.召开课题推介会 我们首先针对要推广的课题举办课题推介会,让每位教师初步了解课题内涵。组织全体教师学习有关课题的本质内涵、理论依据、实施环节、特征与条件、相关的教学策略及课堂教学模式等,让每一位教师都比较全面地了解该课题,明确成果推广的具体目标。 3.举办课题成果进课堂活动 这个活动有两个层次,首先是课题组成员通过课堂活动展示课题成果,并且通过评课、议课活动完善提升成果。第二个层次是每位教师学习践行成果后的汇报课。 4.召开经验交流会 在课题推广过程中定期召开课题成果推广经验交流会,做好经验总结。 现以正在全县推广的“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活动的探索与研究”为例,予以说明。 研究成果:构建“课外阅读指导”的教学模式。 1.读物推荐课 教学流程:巧妙导入,明确主题——赏析片段,激发兴趣——推荐读物,拓展延伸 2.读书方法指导课 教学流程:确定阅读篇目——自主阅读——合作交流——释疑点拨 3.读物鉴赏课 教学流程:巧妙导入,揭示主题——课内指导,佳例示范——学法迁移,自主赏读——畅谈心得,拓展延伸 4.交流汇报课 大致流程:出示读书要求——小组合作,交流心得——全班交流,梳理提升——师生小结,拓展延伸 5.课外阅读指导课的基本流程 布置课外阅读任务——指导阅读方法——学生自主阅读——检查阅读情况。 (作者单位:莒南县教育局教科室,山东,临沂 276600)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教育科研的选题方法 选择研究课题,是进行任何一项教育科学研究的起点,是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最重要、最困难的工作之一。有人说:“科学论文的题目选得适当,等于完成论文的一半工作。”教育科研题目若选择得当,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能够取得较好的成果。若是教育科学研究题目选择不好,常常会使研究工作受到障碍,半途而废。所以教育科学研究题目选择得好不好,是关系到教育科学研究的结果,是其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一般来说,一项新的、正式的科研课题的确定大多要经过以下几个基本过程:a.提出科研课题;b.对课题进行初步论证;c.将课题具体化;d. 撰写选题报告;e.征求意见,反复修订。 1.选题的策略 (1)从教育实际工作需要中选题 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解决社会实践、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因此,根据社会需要,看清时代的潮流,选择当前社会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作为研究课题,是课题选择的重要策略之一。 (2)从教育文献中选择题目 查阅和评价已有研究文献,是选择课题非常重要,同时也是最常用的方法、策略之一。查阅与评价研究文献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明确哪些问题已经被研究,进展状况如何,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已有研究的完成质量,如果发现已有研究质量不高,这就说明该问题值得研究者做进一步的研究。在查阅文献资料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注意研究资料中被忽视的“空白点”;注意发现研究结果中相互矛盾的地方;注意发现已有研究在方法学方面存在的问题。 (3)选择教育科学研究题目要注意可行性 研究者要根据自身具备的主观条件和从事研究所具备的各种客观条件来选择研究课题和课题的深度。主观条件指研究者为完成课题所必须具备的科学知识、研究能力和工作经验,以及对有关研究方法的掌握与运用程度。它反映了研究者承担课题的可能性和完成课题的水平。客观条件指完成某课题所必须具备的设备、仪器、工具以及必要的人力、物力、图书资料等。对于任何一位研究者,选题必须与自己的主、客观条件相适应,这样才有可能完成它。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课题按研究深度的高低是分层次的,选题时必须考虑课题的研究深度。按照研究深度,研究课题可分为描述性课题、因果性课题和预测性课题。 ①描述性课题是指对教育现象的真实情况进行具体描述的课题,它主要回答“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如教师生活状况调查、学生看电视情况调查等都是描述性的研究课题; ②因果性课题是指揭示两种或两种以上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课题,它主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如寻求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就属于因果性课题; ③预测性课题是指在弄清了教育现象的现状及其因果联系的基础上,对事物将来的发展趋势和状况进行预测的课题,它主要回答“将来怎样”的问题,如探讨下个世纪中国教育状况,就属于预测课题。 在上述三类课题中,描述性课题是最基本的研究课题,难度小,层次低;因果性课题层次较高,难度较大;而预测性课题则是最高层次的研究课题,难度很大。研究者对课题的层次性、难易性在课题选择过程中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4)从自己所学的专业、所担任课程范围内选择教育研究题目 专业基础知识是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选定教育研究题目,只有紧密地结合自己所学专业,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搞好教育科学研究。而有人因临时的兴趣,选择脱离自己专业的研究题目;有人偶然得到其他专业的资料,轻易决定选择脱离自己专业的研究题目,结果不是半途而废就是分析肤浅,白白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2.目前选题方面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教育科学研究选题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题目往往偏大 初做教育科学研究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不考虑各方面研究的条件,选择的研究题目往往偏大,结果不是不能完成任务,就是只能得到一些肤浅的材料,得不到可靠的、经过深入研究与分析的科学结论。 (2)对应用性选题重视不够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性的选题中,理论性课题所占比例较大,而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课题所占比例较小;二是在应用性课题中,忽视了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综合探讨,而是分散、孤立地探讨了一些相互关联的细小问题。这种局面与社会需要相距较远,选题的社会效益和应用价值很小。 (3)研究选题的系统性、连续性、积累性差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许多研究者在选题时不注意查阅研究文献,不了解他人研究结果和有关领域的最新进展,对已有研究成果缺乏深入、正确的分析和评价。二是许多研究者研究方向不明确,选题前后无关联,不能使自己的研究课题把握住问题发展的脉络而层层深入,而是在一些毫不相关的课题上按自己兴趣随意选择。 (4)描述性课题多,因果性课题和预测性课题少 目前在教育科研中,描述学生学习现状、教育教学实际情况方面的课题比较多,对各种变量、因素之间关系的探讨大多停留在相关分析的层次上,而对学生发展规律、影响学生心理活动的内在因素、学生学习成绩的预测等研究少,即缺乏因果性、预测性的研究课题,使教育科研难以发挥其解释与预测功能,妨碍了其研究水平的提高。 (5)研究课题的理论水平低 许多研究课题未能同有关教育理论联系起来,研究问题较表浅,就事论事,缺乏理论深度。因此,目前大量研究未能在有关教育理论方面有所建树;很多研究结果也未能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加以分析、概括。 (6)单一性课题多,综合性课题少 目前,研究课题大多从某一学科的某一方面人手,缺少多角度、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科研合作大多局限在同一领域的研究者之间,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之间、同一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之间缺少必要的合作,未能对一些较大课题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7)对研究方法、方法学方面的课题重视不够 在目前众多的教育学科研究课题中,有关研究方法、方法学方面的课题极少。由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水平,因而目前国外对方法学的研究十分重视,不少学者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而我们在这方面还比较薄弱。 3.撰写课题论证报告 研究课题基本选定后,研究者一般需要对课题的价值、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认真地论证。做好研究课题的论证工作,对撰写好课题申请报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书面形式的课题论证有助于进一步详细阐述研究课题的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具体研究方法、预期成果等,从而使整个研究课题具体化、系统化、完善化。它将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行动纲领,对保证课题研究顺利进行起重要指导作用。 (2)进行课题论证,撰写课题论证报告,是争取科研项目立项并取得资助的需要。根据研究者的课题论证报告,学校、基金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研究者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了解研究课题的价值,并以此作为重要的客观依据,决定是否对项目进行资助。 课题论证报告的形式是多样的,如“科研基金申请书”、“资助优秀青年教师基金申请表”等等。对于研究者来讲,课题论证报告又是“研究课题的工作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题目名称、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材料来源、研究步骤、经费预算等。在此不做更多的介绍。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浅析初中化学教育科研的方法及撰写 摘要: 教育科研在化学教学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相关文献资料,概括出了中学化学教育科研的研究方法及论文的撰写,这对提高化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素质和水平会有所帮助。 关键词: 初中化学;教育科研;方法 随着中学化学课程改革的推进,“教师即研究者”、“向教育科研要质量”已成为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普遍认同的理论和努力追求的目标。因此,在化学教学中掌握教育科研的常用方法已经势在必行。本文中,笔者就如何在化学教学中掌握一些基本的教育科研方法略谈拙见,以供参考。 一、初中化学教育科研的常用方法 化学教育科研方法是指在化学教学中,为达到研究目的而采用的途径、手段和工具的总和。常用的方法有文献法,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四种。在研究中往往采用起主导作用的某一种方法,又配合运用其它方法。 (一)文献法。文献法是运用文献史料进行研究的方法。它适用于研究以往的化学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通过研究历史资料来认识化学教学的发展规律,吸取历史上化学教学经验的精华,总结教训,探讨化学教材、教学和学习理论的原则和规律,以指导当前的化学教学实践。 文献法的操作有四个步骤:一是文献检索,二是文献收集,三是文献鉴别,四是文献的研究与运用。 在研究过程中应注意:尽可能搜集第一手材料;既要搜集正面材料,又要搜集反面材料;要善于辨证分析史料的价值,选择能反映本质规律的材料。 (二)观察法。观察法是在教育教学处于自然状态下,研究者有目的、有计划地直接观察教学、学习和实验等外部表现,搜集化学教学的感性材料,探求化学教学规律或经验教训的一种方法。 观察的方式有定量观察和定性观察两种。定量观察常通过填写观察量表来进行。设计观察量表最主要的是根据课题需要确定观察项目,再将项目分解成可以观察的目标行为。定性观察只需尽可能详细地对观察对象的表现做原原本本的记录,不追求量的确定。 观察的要求是:观察要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观察前要阅读有关的基本理论和经验总结等文献资料;观察者要作实事求是的、全面的、详细的记录;观察后要及时整理观察资料。 (三)实验法。实验法是人们根据研究目的,适当控制或模拟客观现象,排除干扰,突出主要因素,有计划地逐步变化条件,探讨其条件与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在化学教学研究中,这种方法应用是较多的。一般有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之分。实验室实验较多应用于摸索某些实验的最优方案或化学反应机理等。现场实验一般用来检验不同教学方法,不同教学手段等。 实验法的一般步骤是:首先是提出问题、订立计划;然后进行实验,再从理论上加以探讨验证;最后得出结论、撰写论文。 其基本要求是:实验必须周密设计,系统进行,精确测量,反复进行;广泛参考、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学习新理论,采用新方法。 (四)调查法。调查法是通过访问、问卷、座谈、测验等方式,有计划地收集化学教学工作某一方面的资料,并从大量事实中概括出化学教学的某些规律的方法。它常与实验法、观察法配合应用,方法比较简单易行。可以用它去研究范围较广,涉及面较大,时间较长的化学教学现象。 调查的一般步骤为:一确定调查课题,制定调查计划。二搜集材料,这是调查的关键环节。可以综合运用实地考察、开调查会、问卷或测验等调查手段。必要时要设计调查表格,问卷过程中设计的调查表,较好的方法是让学生用“√”或“×”进行选择。三整理材料,将原始材料的可靠性和统一性进行检查并进行统计处理。四撰写调查报告。 在调查过程中要求调查目的明确、选样方法科学、收集手段多样、统计方法合理。 二、化学教育研究论文的撰写 研究论文的撰写是课题研究的最后阶段,直接关系到科研成果的呈现。 其基本组成包括: (一)题目、作者及单位、摘要和关键词。题目要求醒目、新颖、具有科学性。作者及单位需如实填写。关键词是表示全文主要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字数一般控制在3~5个以内。摘要需用最简洁、精练的词语表达出论文研究的问题、方法、意义等,字数一般不超过论文总字数的5%。 (二)绪论绪论要求简明扼要,有吸引力。主要用以说明研究课题的背景,意义及方法。 (三)本论。本论是全文的精髓,占论文的绝大部分篇幅。要求论述充分,论证有力,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布局合理。要说明研究的过程、方法、样本和所使用的测量方法。用调查法或实验法研究的课题,要列出和研究密切有关的数据、表格和图表等等。 (四)结论。主要论述研究结论,特别说明有创见的论点。 (五)参考文献。一般论文习惯于把参考文献列在最后,有时把引用的文句在脚注中表明出处。参考文献的著录有相应的国家标准,一般格式如下。 图书著作:主要作者.书名.版次(初版不写).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始页码。 期刊杂志:作者.刊名,卷或年(期).起始页码。 报纸文献:作者.论文题目.报纸名,年.月.日.(版次). 网络文献:网址.题名,下载年.月.日。 化学教育科研不是某些人的专利,不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的玄虚过程。做好化学教育科研不仅有利于化学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更有利于化学教师专业的成长。因此,作为新世纪的化学教师应当将化学教育科研作为一项迫切的、长期的、重要的、艰巨的任务,认真学习,不断掌握、探索化学教育科研的过程和方法,全面提升自己的化学教育科研能力。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中职教师职业教育科研能力提升策略 摘要:职业教育科研能力是以职业教育为研究现象,以创新发展职业教育为导向,获得职业教育本质和规律的能力。要搞好中职教育工作就必须认识和掌握中职的教育规律,按中职教育规律办事,才能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各级各类中职学校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都必须根据市场需求、行业调整停办清冷专业,开设新专业,购买新设备,就要求中职学校教师以最快速度学习新技术,掌握新知识,才能有效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关键词:提高;中职教师;职业教育科研能力; 一、中职学校教师与学生现状 谈到中职学校教育,外界社会对中职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的接受度与认可度普遍偏低。因此,谁都可以对中职教育评头论足,说三道四,似乎谁都有资格批评中职教育,这种状况使得中职学校教师的专业形象和社会地位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一,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因其面对的是被主流学校放弃、让家长失望、开始自我放逐的学生,普遍学习习惯差,学业基础差,学习意识差,对未来期望值很低。从家长层面来讲,选择中职学校的好处是不交学费,花钱少,学校还安排就业,省心;从学生层面来讲,本来基础就差,升学不成可以就业,没有学习的源压力,好玩。[1]因此在保障学生技术技能培养质量的基础上,加强文化基础教育,实现就业有能力、升学有基础就极需要一批有较强职业教育科研能力的教师,这既是中职学校教育发展的需要,更是中职教师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第二,当下的中职教师是既脱离了普教体系、又远离了高职体系的一个特殊教师群体,缺乏科学研究的工作氛围使他们很大程度上既不像普教体系沦为知识的简单传递者,也无法成为高职体系的研究者。因此,中职教师和学生往往被社会边缘化。[2] 二、中职教师开展职业教育科研的有利条件 第一,教育实践经验丰富。教育科研所需要的大量信息,只有在教学实践中才能得到,这是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中职教师进行教育科研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二,最了解社会、家庭、学生的情况。教师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家长、企业三者之间的桥梁,企业的需求、家长的期望、学生的实情教师都了如指掌。第三,最熟悉教材情况。教材是教师联系学生的中介,是教学的载体,广大中职教师长期在教学一线工作,对教材最熟悉,对当前职业教育的现状最了解,对课程设置的特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体会最深刻最有发言权。 三、中职教师开展职业教育科研的不利条件 第一,思想上不重视。认为教育科研是理论工作者和领导的事,导致教育科研动力不足,热情不高,自觉性不强。第二,时间上不允许。许多教师因为跨专业跨学科太多,工作量大,工作内容繁杂也客观上影响了教师从事教育科研的积极性。第三,能力上不支持。大多数教师缺乏基本的科研素养,申报、搜集、检索、整理、写作的能力都很欠缺。第四,环境上边缘化。主管部门在分配学术资源时,有意无意轻视中职学校,申报渠道太过狭窄。加上学校内部本身对科研重视程度不够,教师自身研究水平较低,导致教师不愿涉足教育科研。第五,方法上不得当。一线教师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知识支撑,加之对科研方法的茫然无知,因此,很难把教育教学中比较好的方法提炼成科研成果。 四、为什么要提高中职教师职业教育科研能力 第一,政策引导。《国务院关于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第十七条明确指出“加强职业教育科研教研队伍建设,提高科研能力和教学研究水平”。第二,定位变化。新形势下中职学生培养定位和课程内容已经实时变化,不再是单纯就业,而是中高职贯通培养,打通了历年来影响中职招生的通道。第三,科研转化。中职科研技术可以与市场需求同步,条件成熟时科研项目可以转化成专业课程,将最新技术引入课堂,提升学校办学水平,拓宽学校就业、升学渠道。第四,领导重视。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教育主管部门认识到职业教育科研能力是教师与市场联系的纽带,在课题申报、资金申请上开始对职业学校一定比例的倾斜。学校领导对教师科研能力的培养也开始予以关注,并在考核评估办法中加以细化和提升比例。第五,教师实惠。中职学校教师通过教育科研使个人的专业能力有了较大提升,同时,职称评聘、绩效考核也好处多多。第六,学生倒逼。中职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倒逼教师提高专业水平,特别是示范专业建设中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考核评价模式的改革对教师的科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提高中职教师职业科研能力的途径 第一,把教师的科研成果作为教师职称职务评聘的重要依据,让教师从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第二,设置专门机构。并由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引领学校教科研工作,让教师科研工作有章可循。第三,经常做一些科研讲座。普及和灌输职业教育的科研理念,以及论文写作方面的知识,让教师科研工作有法可依。第四,校企深度合作,整体打造学校教学团队,特别是专业课教师的职业教育科研能力,让教师科研工作有人来帮。 六、如何提高中职教师职业教育科研能力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职业教育法》修订的大背景下,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这一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中等职业学校在保障学生技术技能培养质量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完善人才多样化成长渠道。也必将给中职学校的教师一个更为广阔的教育科研的空间。中职学校的教师根据中职教育的发展需要,要想提高职业教育科研能力,可从以下几点入手:第一,平时注重积累,形成个人研究意向,锁定研究方向。第二,科学选题。尽量选择有前瞻性的选题,不断提升选题能力。第三,敢写,多写,经常写,提高写作的频密度。第四,大量阅读职业教育理论著作,结合自己的职业教学实践,增加思想的厚重度。第五,在准确、深刻的前提下,适度追求语言的美感度。 作者:张译元 单位:广元市利州中等专业学校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农村中学教育科研的探索 一、农村中学教科研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大题小做,小题大做是关键。教育科研的生命力来自实践,基层学校有丰厚的教育教学土壤,一线教师最宝贵的教科研资源就是教育教学实践,因而在选题上宜小不宜大,把科研这一大概念化为一个个具体而微小的课题进行研究,即大题小做。如我校数学组承担的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科研规划课题《新课程理念下的创意法教育研究》之子课题《高中数学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反思研究》;把小课题做好、做深、做透,即小题大做,如历史组的《学案在农村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应用研究》等。 2.应选择合适的课题。要避免去申报和承担一些远离教学实际的“科研课题”,拼凑所谓有理论深度的“研究论文”,造成了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科研与教学的错位。要关注校本课题研究,因为教育科研的价值和生命,在于解决教学中发现的问题和存在的困难,让研究更直接地为学校个性管理服务。如针对住外寄宿生多的现状,我校在管理中融入了“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德育网络构建的研究;又如在关注学生个性发展的同时,我校做了“分阶段德育目标”研究,这些都取得了实际的管理成效。 3.阅读,与经典同行。科学研究是需要以一定的知识含量为背景,以一定的理论涵养为底蕴的。农村中学年轻教师多,有工作激情固然可贵,但由于知识和理论不足,使得在开展教科研时往往捉襟见肘,感到困难重重……为此,教科研首先必须从学习积累开始。要鼓励教师读书、读书、多读书,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好书奇文可以“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唐文治认为:“吾国经书,不独可以团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因为一个深刻的思想一定来源于丰富的积累,认识的提升本身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读书就是与大师和教育专家对话,又像是一次精神的修行,通过读书活动更新理念,开阔视野,拓展思路。我们倡导在“学习中研究,在研究中学习”,这样能使教师经历“学习—思考—研究—内化”过程。 4.学校要为教师搭建平台。只有登高才能望远,农村中学之所以科研视野狭小,就在于她不在“高处”。因而,学校就要积极为教师搭梯子、建平台,让更多更好的教师能登上高处,为此,我们采取了“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主动对接高校,参与高校课题研究,接受高校专业辐射。让教师有机会聆听窗外的声音,直接与专家对话,这对于教师开阔视野、学习先进固然是大有裨益的。例如,我校数学组被确认为“省学科(数学)教学研究基地校”,以及和宁德师院数学系对接,共同参与部级课题“卓越教师的培养”的研究,借助高校的智力支持和专业引领,促进教师的集体成长。“走进名校课堂”是我校搭建的又一“梯子”,让各学科骨干教师走进福州一中、福州八中等省内外名校课堂学习取经,开阔教育教学视野,提升教师素养,培养教科研本土骨干力量。 5.要培养“本土名师”。从真正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层面上讲,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外来专家的指导,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发现和开发学校内部的人力资源,在教师们中挖掘、寻找、培养教师引领专家—“本土名师”。每个学校总有一部分优秀教师,他们就是学校教科研的本土骨干力量,要多为他们搭建展示才华的平台,实行“差异引领”。引领教师主动从课堂教学发现的问题入手,“在教学中研究问题,在研究中促进教学”。在校内优秀教师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同时,再聘请一些专家到校跟踪指导,将会有利于大大提升教师的科研素养,提高教学水平。 6.校长应扮演的角色。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育工作不可能离开科研工作。他说:“我认为学校领导者本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每个教师都成为善于思考、勤学好问的研究者。”所以,在学校的教科研中校长应该是引领人、组织者、联络员、参与者。教育科研的生命力来自实践,但要驾驭实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功底。作为校长首先应该提高自己的教科研素养,用先进的理念审视教育、教学改革,当好学校教科研的舵手。高平台的搭建和对接都需要高层次的组织者和联络员,而这一角色非校长莫属,校长这时就得从台前转入幕后,当好人梯。如校长应努力邀请名家来校谈经验、作指导,让自己的学校进入大师的视野,让大师给我们以关健的点拨;又如校长可联系高校来校办基地、做实验,以促成学校与高校的联系和合作,把本校的教科研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再如校长可结合自己学校的实际举办一些学术活动,借以提升学校的教科研水平和办学品位、办学境界。作为校长,最重要的角色当属参与者,校长始终要以研究者的热情和执著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和支持教科研,深入第一线,多上课、多听课,带头搞科研,言传身教,带动教师全员参与。要以研究者的眼光,从学生的成长、教师自身专业的提高、学校的发展等方面深入研究,发现教科研新的聚集点,发掘教科研潜力,因势利导,组织攻关,以求得较大突破,从而达到“科研兴教、科研兴校”的目的。 二、小结 总之,教科研是教师专业成长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一所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教师参与教科研,是实现由经验型教师向学者型教师转变的最重要和有效的途径。 作者:陈平生 单位:福安市第二中学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浅谈如何提高职业学校教育科研工程 一、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科研工程滞后的主要原因及表现 学校教师普遍认为,教育科研是高校和专门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机构、专家的事情,中等职业学校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进行教育科学研究。老师们只局限于备好课,上好课,无暇顾及教育科研或者说对学校的科研根本不重视,造成学校管理思想和方法、教师的教育观点和理论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有以下两个方面: 1.重教学轻研究中等职业学校教学主要侧重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教师只需上好课,带学生做好实验和实习就是好教师。因此,教师只是满足于备课、上课,多是在教材、教参、练习和作业上打转转。就算是评定职称时要有这一要求,部分教师也是被迫无耐硬着头皮写上一两篇。 2.重口号轻落实由于“并轨”给中等职业学校办学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生源大战”也应运而生。近年来学生素质不断下降,学校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寻求新的办学模式,加强教育改革,提高学校的社会知明度。因此学校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提出一些新的教育理论和办学构想,设立了教育研究室。 二、强化教育科研,营造学校教育科研氛围 教育科研是教育改革的一个新趋势,但真正认识、重视教育科研的重要性还有一个过程。中等职业学校不仅要大力宣传教育科研,而且要身体力行,积极营造学校教育科研氛围。通过整章建制,实施课题专题管理,责任到人的管理方法,使研究课题层层落实,做到人人有课题,个个参与教育科研课题研究,学校从上到下形成学习教育科学理论,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浓厚氛围。具体措施如下: (一)健全学校教育科研管理机构,明确工作职责和范围 学校要积极推行“科研先导工程”,人事安排上加大科研领导的力度,加强教育研究室的职能。首先增加调整相应的工作人员,将思想素质好、科研素养高,并有较好群众基础的教师选拨到教育研究室工作,让他们享受与同等部门职务一样的待遇,并重新确定教育研究室的工作职责和范围。教育研究室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负责全校的教育科研管理,其范围有:根据学校发展规划,确定课题研究项目,下达课题研究任务、及时向教师提供教改信息、组织有关教育理论或教学方法讲座、开展各种教学竞赛活动、组织校级观摩课、示范课和公开课、组织论文评选、负责校刊的编辑和出版,并参与对教师继续教育的管理、教师的职称评定工作和教师的教学考核工作。其次,成立相应的学术委员会、校刊编辑部、软件开发室、电子设计组、机械模具设计组、课题研究小组、各种竞赛评比组等等。学术委员会,主要负责学校重大课题的选定和评审工作;校刊编辑部,负责校刊论文的组稿、编辑和出版工作;软件开发工作室,负责学校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的研究开发和使用,以及计算机校园网的建设和设备维护工作。 (二)培养队伍,提高教师的科研素质 1.科研领导者靠前指挥,率先垂范搞科研需要有一个带头搞科研的领导者,要做到亲自抓课题,写实验方案,指导课题实验,定期召开实验例会。每次例会都要有准备地组织教师学习有关理论,使教师学有所得。领导者的科学态度、求实精神以及善学、勤思等治学方法,直接影响着全体教师。这样才使全体教师学有目标,做有参照。 2.加强科研骨干培训 要搞好教育科研必须有一批精湛的科研队伍。基于这种认识,中等职业学校应着眼于培养科研骨干力量,狠抓教师科研素质的提高。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教师进行学历进修和业务进修,提高老师的理论知识水平和业务水平。另一方面可以请外面的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来我校讲学、指导和培训,提高老师的科研理论水平和专业知识水平。第三,对于特别突出的青年教师要大胆启用,在科研实践中,要注意发挥科研骨干教师的带动作用。 (三)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开展教育科研 学校在各项管理工作中,要把教育科研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并融入各种制度和措施中,激发全体管理人员和教师参与教育科研的积极性。以“外推力”触动“内推力”,从而达到自觉学习教育科学,自觉研究教育科学的目的。 1.考核措施要不断完善对教师和学科教研室工作的量化考核制度,并坚持每学期对教师、学科教研室教学工作质量进行考核。加大教学研究在整个工作质量考核中的比例,将撰写能力、教改实验和教研成果评比量化。凡在考核评比中获前几名的教师和学科教研室,均受到学校的通报表彰,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2.科研措施为了把教育科研活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要制定论文、教研、科研成果评比奖励条例。 3.管理制度学校在制定各种管理办法和制度中,增加教育科研成分,使教育科研与每个教师的切身利益挂钩,以此来激发广大教师参与教育科研的积极性。如职称的评定上、聘用制上加大科研成分等等。 三、结束语 依靠教育科研,更新教育思想观念,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已迫在眉睫。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科研工程,积极普及教育科研,培养一支科研型的教师队伍,是中等职业学校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 作者:司典瑶 单位:唐山劳动技师学院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素养及其基本构成要素 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素养是什么?它的基本构成要素有哪些?这是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必须思考的问题。理清这两个问题,有助于中小学教师立足自身实际,全面提升自身的科研素养。本文试从文献梳理与教师专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一些观点与专家、同行交流。 一、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素养 要明确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素养的内涵,就应该在弄清“科研”和“素养”两个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建构其相应概念的内涵界定。 1.科研 科学研究的简称。《教育大辞典》对科研的定义为:指运用科学方法探求事物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活动。在《方法论辞典》中,对科研的阐述是:旨在发现事实的、理论的新科学知识的研究工作;是一项认识活动,具有不同于一般认识活动的特点,它具有高度的自觉性、继承性,创造性和探索性。在《现代企业管理辞典》中,对科研的解释是:利用科学研究手段与装备,对客观自然现象的奥秘进行探索,以获得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认识,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创造发明新的技术提供理论依据;科学研究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劳动,它具有探索性、创造性、继承性和连续性。《软科学大辞典》对科研的定义是:一种旨在增进和积累科学知识并对科学知识予以实际应用的、系统的创造性活动,是科学领域中有关探索和应用科学知识的行为。《教育科研手册》的定义为:教育科研是以教育科学理论为武器,以教育领域中发生的现象为对象,以探索教育规律为目的的创造性的认识活动。《中国学生管理大辞典》中,对教育科研的定义:运用科学的方法,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对教育领域中的宏观和微观的现象和问题进行研究,旨在揭示教育规律,指导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工作的开展。 本文中的科研是指教育领域的科研,是一种旨在增进和积累教育科学知识、规律,并对教育科学知识、规律在教育实践中进行实际应用的、系统的创造性活动,是中小学教师利用研究手段对教育领域中的研究对象进行实践探索和应用教育科学知识及规律的行为。教育科研是特殊的认识活动,它具有继承性、探索性、创造性等特点。 2.素养 国外率先使用“素养”这个术语是1883年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发行的教育杂志《新英格兰教育杂志》,当时“素养”这一术语是伴随着公立学校的整顿而问世的,意味着学校教育所处置的公共的知识和技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相关研究的深入,人们对“素养”的认识越来越丰富,表现为三种不同的认识观:一是静态论。强调素养是一种结果。如,《现代汉语词典》将“素养”定义为“平日的修养”“指理论、知识、艺术、思想等方面的一定水平”;《领导学辞典》中对素养的解释是“素质和修养的总称”。二是动态论。注重素养的获得过程。如,《辞海》里解释为“经常修习培养”,指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知识技能等方面,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所达到的水平。杨晶在《中学语文课堂教学中语文素养的培养策略》一文中提出:“素养是指人通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修习培养)在某一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包括功用性和非功用性,是一种养成”。三是过程和结果融合的观点。如,威利斯(A.I.Wills)归纳了素养概念演进的三个历史阶段:(1)素养即技能;(2)素养即学校里传授的知识素养;(3)素养即社会文化的创造。张晓辉在《幼儿教师教育科研素养状况及其发展研究》中提到:“素养指的是平日的修养”。孙宗梅在《中学教师科学素养的调查研究》中结合《辞海》《汉书李寻传》以及英语对“素养”的解释总结性的提出:“素养是人逐步形成的文化特质或精神、观念或态度上的特点,他们在素养的结果的描述中偏重素养的获得过程”。 “素养”一词分开来理解的含义是:“素”即平时、平素,指时间上的经常性、延续性。“养”强调修养,具有教养、培养、自养等含义。结合上述各家的不同观点分析,本文认为“素养”应该具有过程和结果相融合的含义,即素养是个人通过学习或锻炼,所获得的从事或开展一定工作或活动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或是在一定的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基本品质。 3.中小学教师的科研素养 对于中小学教师科研素养,国内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认识。如,尤俊英与于忠海提出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素养,是指在教育科研过程中应具备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如对问题的质疑、敏感、探索,勇于突破常规,超越自我,能进行科研分析、总结,撰写科研论文和报告等。赵清福在《新形势下中小学语文教师科研素质提高的策略》一文中提出:“教师的科研素养是指教师具有教育科研知识和认知结构,具有进行科研的特殊能力和科学品质”。杨丽在《中小学教师科研素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一文中提出:“教师的科研素养是指教师在专业化发展过程中,从事教育科研所必备的素质、修养,具体指教师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所必备的知识、能力、品质、精神”。李倡平提出教师的教育科研素养就是指教师的科研修养,它是一种高级的、复杂的、源于教育实践而又有超越和高于实践的内在的、综合素质。它涵盖了教育学、心理学理论知识与方法知识、科学研究的知识与技能。包括收集利用文献资料,开发处理信息的能力、研究动手操作的能力、创新思维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开拓创新精神、理论勇气、严谨的治学作风等。罗敏月在其硕士论文《文科学术性硕士研究生科研素养》中,将科研素养定义为:“科研素养是研究者通过学习或实践,在科研过程中所表现的出的品质”等。 C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素养是指中小学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对教育教学中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实践或理论的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以及在教育教学研究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基本品质。 二、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素养的基本要素及结构 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素养有哪些基本要素?当前还没有定论,不同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基本要素成份的差异。如,韩立福提出新课程中的教师科研素养主要由教育科研意识、合理的知识结构、教育科研能力、教育科研道德素养四方面构成。潘海燕与徐运国认为教师的科研素质一般包括科研意识、科研知识、科研能力、科研精神四个方面。尤俊英与于忠海等认为,中小学教师的科研素养包括从事教育科研的知识素养、教育科研过程中应具备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从事教育实践的科研精神几个方面。李倡平认为教育科研素养由思想素养、理论素养、能力素养三个方面构成。 综合各方观点和中小学科研工作实践,本文认为中小学教师的科研素养应包括科研精神、科研知识、科研能力三个维度,每个维度都具有三大基本要素,分别是:科研精神――具体包括在教育科研过程中的科研意识、科研情怀、科研道德;科研知识――具体包括确保科研顺利开展的教育理论知识、科研方法知识、学科专业知识;科研能力――包括影响科研顺利完成的提出问题的能力、组织实施能力、成果提炼能力。每个要素又各有不同的基本内容。由此构成了如下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素养框架。 中小学教师科研素养的内涵十分丰富,从不同的视角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的基本要素构成,上述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素养构成的基本框架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中小学教师科研素养的分析研究应紧密结合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实际,把握其优秀要素,针对中小学教师科研素养发展的现实需要采取相应的策略,有效促进中小学教师的专业成长。 (作者单位:重庆市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院) 教育科研方法论文:关于改进中小学教育科研现状的思考 内容摘要: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中存在一些显著问题,比如对教育科研工作认识不充分,在科研实施过程中存在理解偏差,项目管理不够科学等,这些问题也制约了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应转变思想观念、进行准确定位、构建有效管理机制等措施来改进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现状,促进其向更为积极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中小学 教育科研 现状 对策 随着新课改的全面推进,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也实现了较大的发展,此项工作也成为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提升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力量。但是,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中依旧存在一些较为显著的问题,亟需作出改进,促使其向推动中小学教学教学的有利方向发展。 一.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现状分析 1.认识理解方面存在偏差。当前,中小学领导作为工作实施的指导者,中小学教师作为教育科研工作的践行者,两者对教育科研工作均存在认识、理解不足的现象。在对教育科研的认识上,中小学教师普遍存在一些不良倾向,比如重视不足,领导不力,很多人仅仅只是停留在计划中、书面上。此外,也有部分中小学教师认为教育科研工作是专业研究人员应负责得事情,自己做科研会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等等。 2.实施过程方面存在缺陷。在取得项目立项后的实施过程中,部分教师对课题立项、开题、结题等过于关注,而相对忽视了课题的研究过程。一些教师参与课题积极性很高,但由于其教育理论素养有所欠缺,也未经历过专门的教育科研相关知识培训,对教育科研程序、步骤等掌握不到位,往往导致项目研究流于形式,不够深入。此外,也有一些教师相关知识储备不足或参与目的不纯,诸多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实施瓶颈。 3.科研成果方面缺失应有作用。部分教师对于教育科研项目要么懒于参与,要么带着投机主义、功利主义参与,要么相关理论知识欠缺, 导致科研成果成为注水化的理论空洞或总结,不具备实践应用价值,要么不少,也获得很多课题结题,但可以在教学中得到真正转化、运用的却少之又少。很多科研成果成为个人评职评优的工具,未能切实解决我国中小学教育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4.课题管理方面偏离正确方面。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课题管理工作目前是由两类部门负责, 一是教育部门或科研院所等来负责课题的颁布、评估等,二是学校本人在课题实施过程中对课题进度予以指导、监督等。当前, 教育主管部门在中小学科研课题的制定、批复、评估等方面存在管理落后、推广乏力、评估不合理等问题,也导致相关课题立项困难、立项偏差、课题分布严重不平等、成果数量大于成果质量等诸多问题。 二.改进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几点建议 1.进行科学定位。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定位科学是该项工作有序进行的必要前提。对中小学教师而言,教育科研是一种促进其教学工作、提升教学能力的宝贵经历。中小学教师是教育科研工作的主要参与和实施者,因此,其首先应被定义为一种以师为本的工作。中小学教师不是专业研究人员, 其工作的宗旨是教书育人,因此就决定了这项工作应在具体教育实践中进行,这项工作应是为教师的教育教学而服务的,这项工作应作为一种立足于学校的行动和应用研究。 2.端正科研态度。作为教育科研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中小学领导层应端正思想认识对教育科研工作抱以充分重视,鼓励和号召学校教师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同时不能为处于形式主义的考虑而争夺项目归属,导致正常的教学工作受到消极影响。对于部分存在错误理解的教师也应及早转变错误观念,既要J识到教育科研的重要价值,让积极参与这项工作形成自己的主动认识;也抛弃单纯的出于考虑评职评优晋级才从事此项工作的功利主义理念,坚守教育科研的根本意义。 3.强化培训力度。针对一些中小学教师在科研方面理论素养欠缺、科研知识不足的现状,应不断强化对教师培训力度。应强化教师在教育科研方面的基础知识学习活动,帮助他们正确认识此项工作对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帮助他们正确认识中小学开展教育科研工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帮助他们正确认识此项工作对他们提高自身职业素养能力和教学实践水平的重要意义。这样可以帮助教师准确把握教育科研的最新方向,选择最适合的切入点,把握住教育发展的最新热点,提高科研成果水平。 4.构建有效管理机制。学校应设立专门的科研管理机构并保证其地位独立,不会轻易遭受其他事务干涉。同时应构建与教学制度相契合的完备的科研管理制度,制定和实施可以真正引导教师积极主动参与到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有效政策,营造良好科研环境。只有真正可以改善中小学教师教育教学实践,可以真正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项目成果才是一项优秀成果,才能够真正彰显我国广大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价值体现,才真正需要进行推广。基于此,必须通过科学的管理制度来提升教育科研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促进所形成的研究成果能真正应用到我国广大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中去。 (作者单位: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阿吉镇中心小学)
教育故事论文:故事创作动画教育论文 一、角色设计解读认识:功利而浮躁的误会 一个只知道关注技术造型技巧而缺乏注重思想文化素养、甚至只是为了混口饭而学习技术的人,可能创建出有思想内涵的角色吗?只要肯下力气,技术培训很快可以上轨,甚至短时间就能生产华丽炫酷图像;思想文化的培育,却不是一朝一夕可至。把角色设计误会成美术造型,其实是功利心态、功利政策下一种浮躁而粗暴的解读。看看这种功利解读的后果:大量动画制作企业为了赚取政策补贴而做动画,拼命注水拉分钟数,产品粗制滥造……现实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中国动漫十几年来的努力,产出分钟数早已不止十倍于日本和美国,经济效益却不及人家的零头;文化价值效应呢?能深入人心的角色形象实在是少之又少。 二、以形象塑造和叙事为目标的角色设计其实始于故事创作 尽管角色设计一般被用作动漫术语,但是角色以及角色设计(或说人物设定)可不是动漫专用。明确的角色概念源于戏剧,并事实上更早地存在于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艺术创作和社会生活,最典型莫过于小说创作。小说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人物性格和社会生活。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形象,经由故事情节而凸显;特定的社会自然环境对人物性格有着决定性作用,同时人物性格对故事情节发展又具备推动作用。因此,人物与特定环境下的故事,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二者不可缺一。对于动画,故事始终是主要元素,不管这个动画是真人饰演还是手工绘制又或是数字加工的。好的故事才会诞生成功的角色。一个成功的角色,必有其鲜明的性格形象魅力;一个能够深入人心的角色,更必有其灵魂、精神、感染力。同样这些角色的性格形象必然是通过其经历故事而显现。林冲、鲁智深、武松……这一系列角色,可以用小说、戏剧、影视、动漫、游戏等各种艺术形式,来完成形象塑造和叙事目的。故事是一样的,区别的只是说故事的语言媒介不同,以及因此而带来的艺术魅力不同。也就是说,真正的角色设计从故事创作开始的那一刻就随之开始了。从美日动漫文化来看,漫画和小说为影视动画提供了强大的故事来源。根据日本出版界数据统计,他们2013年播出的动画,源自漫画的有91部(40.4%)、轻小说的有33部(14、6%)、其他(小说、图书、玩具等)有34部(15.1%)。漫画可以被看作是应用了蒙太奇手段的绘本小说形式,好的漫画师是与小说家一样的说故事能手。几米的绘本作品风靡两岸三地,美、法、德、希腊、韩、日、泰国等皆有译本,许多作品被改编成音乐剧、电影、电视剧。读者着迷于几米的画,着迷于几米画中的故事,那些成人的寓言和童话。在世界动漫界独树一帜的宫崎骏,原先是漫画师出身。类似宫崎骏这样兼有作家、编剧或漫画师背景的大导演很多。徐克甚至说:导演是他的兼职,漫画师才是他的主业。的确,导演按照自己的总体构思绘制的结合人物设定和故事情节的影视分镜手稿,何尝不是浓缩的故事漫画绘本?沃卓斯基姐弟(《黑客帝国》、《云图》)、黑泽明(《影子武士》、《乱》)、克里斯托弗•诺兰(《盗梦空间》)、詹姆斯•卡梅隆(《泰坦尼克号》、《终结者》、《阿凡达》)、希区柯克(《精神病患者》),这些著名导演,无一不是分镜大师,无一不是说故事的能手。有了故事以后,角色形象也已然存在。至于视觉上的美术造型只是从胸中之竹到笔下之竹的终端呈现。这就是希区柯克经常说的:他的电影还在没拍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从故事创作到最终的视觉呈现过程,才是完整的角色设计。倘使这个过程是由一个人完成的(身兼作家、脚本、导演甚至制片人),故事的原始意念自然可以被完整保留;如果这个过程是由团队协作完成,那么负责视觉造型输出的角色设计工作,同样必须从最初的故事切入,深刻解读,食其味、取其髓,方能成功化其形。一个称职的能够“深刻解读”他人故事的视觉造型师,其本身具备的文化素养,绝不会低;对于不会画画的导演来说,他的视觉造型师应当能如同他的手脚一般把他的想法变成画面构图。莎士比亚曾说过,“即使我们沉默不语,我们的服饰与体态也会泄露我们过去的经历”。貌若表面审美造型的角色设计,若是不能让画笔下的角色表情、眼神、发式代替创作者说故事,那就只能是笔尖上的浪费。 三、好的故事:真实、自信而让人信服;自信的文化价值观源于对世界、历史、人生、艺术的观察、理解、坚持 并非所有的故事都动人。好的故事,必然是当下的真实。真实才能自信,自信才能让人信服。可以神游、可以穿越,但不论是神游到银河系外还是穿越到过去未来,故事的眼界、情感、思维、价值观,都必然系于当下。经典的故事都是生于当下而得以存于永恒。《功夫熊猫》以古代东方为背景,其景观、布景、服装以至食物均充满中国元素,却依然是“美国人黄皮肤白内容,依然梦工厂原厂路数设定,小人物大块头挫胖子转HERO标准节奏”。有些中国观众“憎恶这种故事类型,好吃懒做者轻易就可本领高强,不作准备恰恰会大获成功;而勤学苦练者都是呆子、都会失败,只能作为陪衬主角红花形象的绿叶存在。这种价值观是不可取的、有害的”,这是站在国人“天道酬勤”的角度去理解,殊不知对于教育这件大事,老美真诚地不认为每个孩子都有做学霸的潜质,而是向来迷信天分,等待时机成熟。几米用敏锐细腻的心去感受周围的人与事,以情感、思绪为墨,藉画笔传达他对大千世界的真实看法。几米的故事引领着每一位欣赏他作品的人看到并相信世界上的美与善,同时也反应了现代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因此每个人都能在他的故事找到一个映照和寄托。几米的作品不只是图片配上简短的文字,而是呈现了完整的价值观、想法及人生态度。宫崎骏动画作品大多涉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平主义及女权运动。从《风之谷》、《天空之城》,到后来的《龙猫》、《萤火虫之墓》、《虞美人盛开的山坡》,他的思想是一以贯之且辩证发展着的,他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艺术观都有着明晰坚定的脉络,最终成就其在全球动画界无可替代的地位。好的故事,不管是通过什么形式呈现,必然直接或间接地阐述创作者的面对人生的想法和态度,并籍此而取得其存在的意义。成功的角色,不论是令人爱的,还是令人恨的,又或是令人又爱又恨的,总有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坚持己见”之处。 四、克制功利心态、重视文化价值教育、鼓励有文化价值的故事创作、并因为自己的文化价值追求而自信 都说中国动漫缺乏好创意好想法,其实想法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认识指向上的,如何面对人生、态度的转变、思想的进化,也就是作为文化价值观的存在。第二是技术手段、风格技巧上的标新取异。信息时代,我们周围各种各样的形象资料,不可谓不丰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更为创造力的实现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可能。照猫画虎制作一个炫酷的角色外表不难,缺的是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好故事。角色设计、动画教育应以故事创作为王。好的故事玲琅满目的时候,好的角色设计自然比比皆是。相关的政策、教学、研究,需要克制功利心态、重视文化价值教育、鼓励有文化价值的故事创作,并因为自己的文化价值追求而自信。如此,动画教育和产业才会真的兴起。反之,继续补贴数量而非鼓励人格与文化价值的政策导向、继续把角色设计局限在美术造型范畴进行教学和研究,没有独立价值观、没有自主思考、没有开垦未知世界的梦想……再华丽的角色形象、再宏大的动画制作,也只是太监的内裤,脱下来里面什么都没有。 作者:陈传熙 单位: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教育故事论文:数字故事教育教学论文 一、数字故事和教学之间关系有着怎么紧密关系: 在情景教学中要设立一个特定历史场景,让学生能够产生共鸣,清华对于历史知识学习和掌握,引发学生主动思考能力,数字故事的共情感和意义感是情景教学中具体体现。历史课堂要认真理解和做好情景教学模式,主要可从形象真切,情景真实,意境悠远和立意深刻几个方面惊醒综合把握,提高学生全面发展能力,培养学生主动学习能力,发展思维重点,渗透教育情感因素,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并把握好美,思和练的手段能力。社会发展经济法融,思想多元化是当今社会重要发展旋律,所以应用数字教学模式可以使得学生更加深刻认识和掌握各个历史时期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境况,对于历史能够更加深入理解和学习。 在教学中可以应用图片,声音,动画呈现,内容具体体现很多历史课本知识点,从而对于历史达到非常透彻了解,可以汲取历史智慧,增加历史洞察力。历史课堂的设立方式主要有几个方面,联系生活,借助实物,巧妙设问,扮演角色和多媒体教学等方法,为历史教学增加生动性。相比传统教学模式,数字教学更加重注的是历史故事本身特点,搜集和历史课程相互关联素材进行情景设计,使得历史数字教学更加具有趣味性,同时不断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 二、历史数字故事对于教育教学的巨大作用体现: 历史靴子故事对于教育教学有着非常巨大作用,他作为一种新型情景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多元化教育,进行感情和智能多方面投入,使得历史数字故事在课堂上更加生动,利于学生学习历史知识。解决了请教教学中多智能发展不均衡问题,常见教学情景教学都是在学生已经具有知识经验基础上,综合运用情景教学,更加强调的是实践过程,注重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历史数字故事是将故事各种情景和表演相互完美结合,然后更好促进学生多元化智能开发和发展。历史数组故事以文字,十五和音乐等形式为素材,以信息技术为平台制定出富有创造性历史故事教学模式。也可以促进学生主动投入,增强学习主动性,使得学生在制作数字故事作品时候能够自己动手,将所学投入到学习实践之中,在生活中主动运用所学知识去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相互写作能力。激发学生情感投入,深刻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拉近师生之间距离,培养感情,相互交流和相互帮助,共同完成学习任务。 三、结语 综上所述,如何更好使用数字教学模式应用于历史教育教学中,是一件非常重要学术课题,这需要不断进行研究实践,能够很娴熟掌握信息技术,老师要掌握数据,图片和编辑网络教学资料,不断加强对于学生数字故事教学方式,可以制作非常细致和严谨资料数据库。在历史教学中不断应用新教育模式,深化对于历史教学研究,开创新型教学方法,应用于历史教育教学之中,使得学生能够更加深入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不断学习和进步,并且取得非常优异成绩,提高教学质量,从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作者:王玉欣单位:石家庄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育故事论文:幼儿教育引用故事的选择性论文 近期读过一篇关于怎样对待幼儿故事“诠释”的文章,作者指出,故事教学要帮助幼儿“发现”故事的本意,避免做出不恰当的解读。我认为。故事虽好,但要慎用。 一是讲故事方法要慎用 许多人抱怨。现在的很多孩子丧失了创造力宁愿随大流求稳无过。而不去独立思考和判断,独立选择。这些孩子长大后会只是遵守规则,缺少分辨规则,适应、胜任规则的能力。这是一种文化的秉性,因为过度的求同心理。无意中禁锢了孩子的想象力。而想象力是知识进化的源泉,是孩子掌握知识、理解事物的条件。德国大诗人歌德的母亲在给幼年歌德讲故事时,总会讲到最有趣的地方停下。 让他自己去想象创造故事的结局,为一位诗人的诞生奠定了一些条件。事实卜,故事情节本身就是很好的启发工具,启发孩子对不同知觉的感受力。启发孩子的想像、模仿和创造。由此可见。讲述故事并不能是单纯地想让处在情绪中的孩子安静下来,更应该是:孩子在故事中放马驰骋,有所收获。 二是故事的选择要慎重 故事的选择特别应注重对幼儿内心世界的重塑。如针对内向性格的孩子,多讲英雄探险的故事,多讲团队合作制胜的故事。潜意识地告诉孩子集体的好处,鼓励孩子与外界接触。冉如患重病的孩子,由于儿童能力弱小,本身欠缺安全感,所以牛病的孩子更容易心生胆怯、畏惧。可以通过讲英雄类故事激励患儿的勇敢精神。不怕疾病。树寺战胜疾病的勇气。还有一些幼儿面对着父母离异,亲情割裂的悲伤,我们适时地给孩子讲一讲《熊熊的巧克力煎饼》,告诉孩子父母离开但是爱不会中断,还会多出两个人对他给予爱。熊熊的爸爸妈妈被猎人抓走了。熊熊跟着伯伯婶婶牛活,还有堂哥堂妹,但是熊熊仍然觉得寂寞。他对小树拳打脚踢后。躲在小树林哭泣,小树们唱歌安慰他,他发现婶婶在一直安静地陪伴在旁边。刹那间,熊熊突然接受了婶婶和大家的爱,”在熊熊的眼罩,一只一只熊都有了颜色。深棕色的伯伯,棕色里带一点红色的婶婶。还有巧克力色的堂哥和浅咖啡色的堂妹。这是家人美丽的颜色。‘下次,我要自己做巧克力煎饼给大家吃。’熊熊暗自下了决心。“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农村、城市的周边的留守儿童也是—个特殊的群体。小时候的孩子有了争吵总会说”我告诉我妈妈去“”我告诉我爸爸去“,似乎爸爸妈妈就代表着整个世界。最温馨的I田i面,是夜晚睡觉前,爸爸妈妈坐在孩子的床边,互亲脸颊,互道晚安??由于各种原因,有些父母不能陪伴在孩子身边看孩子成长。尤其是农村。爸爸妈妈离开家乡到异地工作,孩子留给年迈的爷爷奶奶照看。孩子处在成长期,渴望探知世界。 但是爷爷奶奶年老体弱,没有精力顾及孩子的心理。等到孩子长到一定的年龄。接触外界的诱惑越来越多,于是有少年偷窃等各种犯罪情况的出现,这已经不只是社会治安的问题了。遗憾的是目前很难看到专门为留守儿童创作的故事。 三是故事的目标设定要慎重 故事是用来引导孩子的,但未必都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故事《爱迪生救妈妈》:爱迪生的妈妈得了急性阑尾炎,刚满7岁的爱迪生,利用镜子的反光原理,让医生在明亮的反光下。为妈妈成功进行了手术。长大了要做个科学家、发明家是大人们同孩子讲得比较多的话,发明电灯的爱迪生故事也是孩子们喜欢的,但据医学史上}己载,对于阑尾炎手术的最早论述是在1886年,爱迪生生于1847年,也就是说,爱迪生7岁时,还没有阑尾炎手术的说法。再如《地震中的父与子》,讲述了1994年美国洛杉矶地震中发牛的一则故事:一个父亲匆匆赶到倒塌的小学,徒手刨挖了38个小时,救出了包括他儿子在内的14个小孩。这些孩子从废墟中获救。他们说话利索、心态平静......我们这里不再考证从废墟中徒手刨挖了38个小时救出14个小孩的真实性,常理下,废墟中获救的孩子说话不会利索、心态也不会平静。因此像这些颠倒事实、违背常理的故事。更应慎用。也许有人会讲。是为了达到某砦教育目的,才用一些善意的谎言。但是。时间久了,这种教育方式会治标不治本的。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建议教育者不要对孩子说谎,因为一旦被识破,孩子的诚信体系也会受到冲击。长大后也会变成一个爱说谎的人。尤其涉及史实、经典性的东西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有半点虚假成分。公务员之家 总之,故事以真实的或虚拟的事情作为讲述对象。是具有连贯性、吸引力与感染力的叙事性文学体裁。从故事实现教育意义的角度审视,这种文学形式传达的是一种心情,我们应该从孩子的天性出发。慎用故事。慎用了它,可以让毫无涉世的孩子形象地了解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用心编造孩子的世界,用孩子所能理解的语青向他讲述他所不了解的世界。目的在于幼儿一生的健康成长,以曾经种植下的真善美之心陪伴他一生,这是我们教育者通过文学形式承载的一份责任。 教育故事论文:道德教育故事教材分析论文 一、引言 我国小学的道德教育,长期以来采用的是一种强化的道德教育模式。这种模式沿袭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作法,以教材内容为中心,重视德目的教学,注入式地进行。小孩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只求背诵,不重视理解。聪明绝顶的小孩也许会自然而然地贯通其中的道理,但大多数的学生对所读的东西,只是一知半解。这种注入式的方式不符合学习规律,不为现代教育所接受。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再沿用这种古老的道德教育方式。 近二三十年来,欧美的教育工作者搞了许多颇具创新精神的道德教育实验,提出了不少新的方法,主要有下列几种。 一是隐蔽课程。学校不设独立的道德教育课,也没有专门的教材,而由各科老师兼负德育工作。因此,德育可以说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工作。 二是价值观念澄清法。所谓价值观念澄清法,就是学生具备自己的“一袋子”道德观念,他们可以自由去澄清和选择,教师并没有固定的指导方向,只是采取中立的态度,整理和综合学生所持的意见。这种方法一方面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所谓的“自由教育”精神,另一方面反映出西方社会的教师似乎缺乏信心,不愿将自己的意见加在学生身上;而青少年则越来越早成熟,年纪轻轻便具有独立作主的思想,宁可受同辈的意见左右,也不愿受老师影响。 三是道德认知发展法。这种方法始于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在30年代开创的儿童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理论。继承者有美国的柯尔柏格,他根据道德发展阶段进行研究,以道德两难情境及问题解决方法去探索并推进儿童道德推理和判断力及道德观念的发展阶段。近年来这种方法在欧、美、非各国实验过,获得的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柯尔伯格的论点。 四是道德教育的体谅模式。本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于英国的学校道德教育课程中,是一种注重道德情感的道德教育方法。其主要特征是强调情感在道德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基本思想是多关心,少评价。主张道德教育的任务应当建立在体谅的基础上,注重“角色承担”“情境教学”。 以上所述无论是古代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还是西方理性情感主义道德教育,对处于学龄初期的小学生来说,都存在一个很大的局限,就是教材教法上不够生动活泼,未能主动适应少年儿童心理特征,影响了教学效果。有鉴于此,从1994年起,我们在小学道德教育中,利用漫画故事编写教材,组织思想品德课堂教学,开展实验研究。本文的目的在于简要说明这一实验教材的特点,分析漫画故事教学的长处及其对小学生道德发展所起的作用。 二、实验教材的内容结构和编写体例 (一)教材目标 根据《浙江省义务教育试行教学计划》所提出的小学阶段德育目标:培养学生“具有爱学校、爱家乡、爱祖国、爱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感情,诚实勇敢、互相友爱、关心集体的品质,养成懂礼貌、守纪律、爱学习、勤劳动、讲节约的良好行为习惯”。结合小学低年级启蒙教育的特点,我们确定了“爱的教育”“礼貌教育”“勤奋教育”“诚实教育”“劳动教育”“公德教育”等六个方面的教学目标,作为教材编写的依据。 1.爱的教育——学会爱父母、爱同学、爱身边的人,关心别人、帮助别人,富有同情心,初步具有合群乐人的品质。 2.礼貌教育——学会尊重他人,言行举止文明谦让,待人接物符合礼仪的基本要求,做一个受欢迎的人。 3.勤奋教育——懂得勤奋是一个人学习和做事成功的基本条件,形成勤奋、刻苦的品质,持之以恒的奋斗精神,做一个勤奋上进的人。 4.诚实教育——懂得什么叫诚实,形成待人处事的诚实态度和行为习惯。 5.劳动教育——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尊重别人的劳动,形成积极的劳动态度,逐步养成劳动习惯。 6.公德教育——了解在社会生活中应遵守基本的社会公德,养成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物、花草等基本的社会公德。 (二)教材内容 我们根据上述六大方面的德育目标,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故事为主,选取素材作为教学内容。 1.历史典故: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留下了许多富有教益的典故,这些典故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历代人民的提炼,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精华。它们往往在生动的情节中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而且得到广大群众的共同认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历史典故生动形象,学生便于接受,它们无疑是很好的德育素材,如《孔融让梨》等。 2.从《三字经》《小儿语》等中国古代蒙学书籍及诸子百家的一些基本思想中选取相应的内容,如《不打扰别人》《做客的学问》《滴水穿石》等等。 3.结合学生的现实生活,适当补充相应的内容,如《爱护小动物》《爱同学》《爱老师》《遵守公共秩序》《自己的事自己做》等。 (三)教材体例 为了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漫画故事德育教材采用统合设计的体例,即将课文标题、漫画故事、问题与思考、学生活动作业和家长反馈等课内外教学环节、要素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编排。 1.课文标题:实验教材通过不同种类的标题为学生提供道德观念,形式上不求划一。首先尽量突出道德要求的民族传统特色,如《孔融让梨》《长幼有序》《悬梁刺股》等课文都以中华民族历史典故取名;同时也穿插反映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如《讲信用》《遵守公共秩序》《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一部分则直接结合德目来标题,如《爱父母》《爱老师》《乐于助人》等。 2.漫画故事:实验教材利用漫画引出故事,重视运用视听手段来加强教学效果,包括提供漫画软片、故事录音等,适合学生的学习兴趣。 3.问题与思考:教材设计以学生为中心,在通过看漫画听故事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激发学生思考和讨论道德问题,提高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 4.学生活动作业:作业不重文字作答,而是设计了一些辅助教学的道德实践活动,并力求生动有趣,形式多样化,旨在训练学生具有良好的态度和行为,敢于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进一步巩固教学效果。 5.家长反馈:结合课本要求,设计家长反馈的内容,要求家长观察子女在品德课学习之后相关方面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上的变化情况,并及时反馈给学校和教师,以便统一教育措施,优化品德教学,帮助学生矫正不良行为,有效地达到道德教育的教学目标。 三、实验教学活动的组织方式 经过三年时间的探索,形成了这样一种漫画故事教学的基本组织方式,即教师至少用一半以上的课堂教学时间,结合课题先向学生讲述漫画故事,然后在每个故事的结尾向学生提出和揭示需要回答的道德问题,点明故事主题,并布置相应的作业和练习。 (一)漫画故事引路 通过对漫画的观察思考,辅之以教师的讲解,提供给学生一种道德行为的典范(或反面素材),让学生了解课文中传递的道德观。如《悬梁刺股》一课的教学,先出示课题和漫画,以“谁把什么挂在屋梁上?”和“谁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为引子,过渡到让学生自己看图,拼读课文,理解大意,接着针对插图引导:“图中坐着的人是谁?”“什么时候了他还在干啥?”之后让他们来听故事……课始以漫画故事引路,引起学习动机,激起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从而细心地拼读课文,思考寓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学生反复观察漫画,认真琢磨教师讲述的故事,使学生头脑中先有了故事和漫画告诉了我们什么、其中人物的言行是否正确、是否值得学习,为下一步的明理导行奠定良好基础。 (二)道德问题讨论 让学生对漫画、故事中的人和事进行讨论、分析、评价,澄清是非,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学生心中已有了初步的道德判断,迫切想得到证实和肯定,因此教师此时若能破解学生内心的道德困惑,有利于他们认识正确的道德行为,辨明是非,从而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而这引导的过程,最重要的是让学生自己学习,努力了解漫画、故事内容的大意,人物和言语、行为是正是误,并通过学生之间激烈的讨论,师生共同的分析,一起做出恰当的评价,揭示一定的道理,让学生主动接受、吸收。如《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一课,听完故事录音后,教师先请全班学生思考:“1.言子自己遇到困难时是怎么做的?”“2.别人遇到困难时言子又是怎样做的?”接着展开热烈讨论。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踊跃地发表意见,使他们深刻地体会到言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讨论时教师应从多角度让他们想像、分析,从而做出正确的评价、总结。 (三)布置实践作业辅助教学 结合学生所取得的道德认识,教师布置实践作业,让学生分析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通过实例分析巩固自己的道德认识,再进行道德实践,这样才能取得教育成效。如《乐于助人》一课实践作业是这样布置的。 1.你以前帮助过身边的人吗?他们有什么表示?他们若没有表示感谢,你心里有何想法?(让学生充分发言) 2.你帮助过陌生人吗?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3.当你面临下列情形,会如何做? (1)有一天,同桌忘了带课本,上课急着用。 (2)有位老奶奶不小心摔倒在地,她摔疼了,站不起来且人又很胖。 (3)小芳艳得重病,家境十分困难,无钱医治,眼看就要被病魔夺去生命。你能通过自己能力去帮助小芳艳吗? (4)小弟弟玩迷路了,你会怎么做? (四)鼓励课外练习,及时反馈矫正 通过学生作业及家长反馈等途径,矫正学生行为,这一环节的部分工作将延伸到课外。经过前面三大环节的努力,已使学生能逐步接受正确的道德观念,形成了一定的道德判断能力,并以此指导和调整自己的道德行为。但因全班同学认识程度不一,付诸行动努力有异,加之儿童普遍缺乏耐性,做事无适当的压力便不能持久等原因,每一节课的教学还应深入,还应向课外延续。我们就在每节课临近结束时要求学生进行与课堂教学目标要求相应的道德练习,让学生课外完成,也请学生家长协助,将孩子在外的品行表现加以笔录,定时交给班主任翻阅。班主任据此及时了解他们的各种反应,从而适时地鼓励或矫正学生的行为,以期得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如《勤做家务》一课的课外练习为:“请你坚持为家里做家务活。”坚持多久,每天做几件都没规定,为的是考验学生有没有自觉的劳动意识。但要求学生若做了便在当天的家庭作业后面写明,请家长每周在反馈本上记录一次。若课后头一二周情况良好,第三周有所下降,班主任应及时在班上表扬部分坚持做好的同学,并提醒其他学生加强和巩固从教材中学到的劳动观念,持之以恒地坚持做家务活。 四、结语 从以上所介绍的内容看,漫画故事教材教法具有如下特色。 (一)强调通过漫画的引导、故事的讲解组织教学内容,增强教材教法的趣味性。 (二)注重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大量采用历史典故作为德育素材,增强教材教法的民族性。 (三)结合小学生的现实生活和年龄特征,重点进行爱心、礼貌、勤奋、诚实、劳动和社会公德教育,增强教材教法的针对性。 (四)明理与导行并重,反馈与矫正并行,增强教材教法的实践性。 (五)以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基本道德规范,增强教材教法的可接受性。 根据调查结果,参与这项实验的老师、学生家长和品德学科教研人员对漫画故事教材教法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1997年2月11日的《中国教育报》曾以《小学德育新尝试》为题作了专门报道。由中央教科所、浙江省教科院、浙江省教研室等单位的专家组成的鉴定组经过认真评议之后认为:“小学生漫画故事德育教材教法实验课题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改进小学德育教材教法、提高小学德育实效为目的,对小学低年级德育教材教法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课题思路新颖,立意明确,方向正确,措施得力,设计规范,对探索小学德育的新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该课题借助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故事,以漫画、故事的形式设计小学低年级德育教材,内容取材丰富,体例合理,形式新颖直观,趣味性、实用性强,符合小学生年龄特征和学习特点。新的教材教法把认知、导行、考核结合起来,将外在教育与内在思想活动,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结合起来,力求德育过程的一体化,对小学生道德认识、情感、行为的形成与发展有较全面的、生动的启蒙教育作用,实验效果显著,对提高小学德育的实效有积极的作用。” 当然,漫画故事教材教法还有不足之处有待改进,但无论如何,利用漫画故事编写德育教材,对小学生进行品德教学,是一个有效、有益且可行的改革尝试。这一初步尝试能得到老师、学生家长和专家的大力支持,对于这个道德教育上的新事物,已经可以说是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教育故事论文:数字故事在教育中的应用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故事这一新兴的教育技术在教育教学领域广泛应用,而将数字故事运用于小学德育领域也是学生德育的新方向。以数字故事在德育中的应用为例,对在德育中如何运用数字故事提出了见解并总结了部分成功经验。 关键词:数字故事;德育;运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故事形式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改革者将图片、视频、声音等资料加以编辑、整合运用多媒体元素开创了故事讲述的新篇章――数字故事。随着我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德育也面R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如果将新技术与德育相结合会不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呢?因此,我们将数字故事引入学校德育。 我校年青教师占师资的绝大多数,班主任教师35岁以下的占到总人数的83%。教师和班主任队伍的低龄化必然面对教育经验不足带来的班级管理的困境。在我们对青年班主任的调研中发现,教育管理方法单一,特别是在与学生交流中由于年纪小,虽然易于和学生打成一片却往往难以控制界限,造成在班级管理中的困境。而与此同时年轻班主任教育理念新,基本都具有良好的电脑和网络技术素养。我们大胆地将数字故事引入班级日常管理,选择班级进行项目实验。 一、教育名家的数字故事制作 在我国的教育史上教育名家灿若群星,我们以教育名家教育故事为切入点,极大地开阔了班主任老师的视野。班主任老师通过对古今中外教育名家的资料搜索和数字故事的编辑,真正地静下心来感悟教育真谛,通过对教育名家的教育数字故事制作,班主任老师不但从中掌握了数字故事制作的技术更从教育大家身上学会了如何为师。更多的班主任老师开始思索――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二、我的数字故事制作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虽然年青但基本都有三年以上的教育教学经历,在活动的第二阶段我们开展了以“我的教育故事”为主题的数字故事创作。一个个鲜活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被班主任老师制成了数字故事。在活动阶段反馈中,老师们提到日复一日高强度的工作、社会对教育的压力使我们对工作失去了往日的激情,但是通过个人教育故事数字故事的制作,使大家开始动手整理自己的教育、教学素材,开始反思自己。“过去我们往往是被别人感动,今天我们被自己感动。原来我们也可以如此优秀!” 三、将数字故事引入主题班会 我们以往的班会往往是两步式“班干部总结班级情况――班主任总结发言”。我们将数字故事引入主题班会,发动师生从网络和各种媒体搜集数字故事或者数字故事素材自己制作数字故事,再将数字故事结合班会主题引入班会。数字故事引入班会丰富了班会课的形式,又将传统的“说教型”班会转化成为“润物细无声的德育春雨”。 1.抓住重点时间节点,特别是节日节点利用数字故事展开教育 传统节假日放假前的班会,一直以来都是班主任老师的老大难。同学们往往由于假期来临的兴奋坐不住,老师又往往有很多假期安排和安全事项要提醒。我们就以此类班会为突破点,制作数字故事并运用于班会。例如,国庆节前《阅兵村的故事》数字故事,短短七分钟的故事展现了阅兵村战士不畏辛苦用青春、汗水谱写的青春之歌。在背景音乐中又运用了军旅励志剧《士兵突击》的主题曲《征服天堂》使广大同学被深深震撼。老师虽然没有再过多强调国庆假期注意事项但节后对家长的追踪调查,我们发现假期同学们普遍表现良好。87%的学生和家长就数字故事的内容进行了交流。83%的男同学有了要到部队锻炼的想法。家长们反映“平常就学生学习督促得多,孩子很少主动和家长交流。而这次孩子的主动交流也是他们认识到了――孩子长大了!更多的应该引导孩子人生观的形成。” 2.将数字故事引入励志型主题班会 随着学习的进一步深入在班级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我们发现伴随着学习成绩的分化,学生的日常表现也开始分化。因此,在各班级特别是毕业班中,我们着手将数字故事引入了班会。在此类数字故事的选材中我们往往选用学生心中的明星。例如《你见过凌晨五点的洛杉矶吗》数字故事的创作就是以篮球巨星科比为原型创作的,同时制作引入了NBA日常训练的短视频,让学生看到了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由于是学生感兴趣的素材,同学们认真地观看了数字故事,而班会课的讨论环节更是如火如荼。 无数教育者默默奉献,无论新技术如何发展,只要我们能不忘初心,那就一定会在追寻个人进步的同时和学生共同成长。数字故事变革的是教育者的思路,它只是我们众多教育尝试的沧海一粟,但对于数字故事对德育影响方面的研究,我们只要坚持走下去,一定会走出另一片更广阔的蓝天! 教育故事论文:用故事构建学生的教育生活 摘 要 高中学生心智已经趋于成熟,对外界的事物、对学理有自己的认知,行为上有更多的独立性。有的老师认为,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可以用讲道理来说服、教育他们。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班主任、任课老师多采用说教的方式来进行思品、学理的教育。这并非没有效果,但效果一般或者不能持久。事实上,可以用故事来构建学生的教育生活,以演绎故事的方式来丰富学生的生活,能达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关键词 故事 学生 成长 教育生活 什么是故事?故事就是用学校教育的方式(包括言语、行动等)让学生得到发展(包含体悟、记忆)、有起伏变化的事件。故事,可以是发生在过去的,也可以是未来发生的,当然也可能是正在发生的。教育生活就是学生因我们的教育不断发展而充满活力、追求梦想的成长记忆(痕迹),就是“生机勃勃地活着”。用故事构建学生的教育生活相比传统的说教式教育,能更好地达成教育目标。 一、故事的特性 1.趣味性 “人之初,性本善。”善是什么?善是美好,而美好能够引起快乐。什么最接近快乐?是故事。学生与社会现实之间需要有一个过渡,来保护学生尚未完全成熟的心灵并使之趋向成熟,这个角色就是故事。与铁面冷酷的道理相比,故事更能接近学生向善的内心,能够打开他们的心扉,故事本身的曲折起伏,能够激起他们的兴趣,在教育中获得快乐,也就更容易接受。任何教育内容,离开学生的自我内化,只是白纸一张。由“趣味”而“接受”,符合学生认知规律。 2.行动性 高中学生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充满活力、朝气,他们愿意参加活动,在活动中展示自己、塑造自己。活动是一种以主动学习为特征的基本习得方式。在活动中,学生通过主动操作、探索、体验来获得知识与技能,提升智慧。这与课本知识习得是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方式,伴随着强烈的情绪体验和克服困难的意志行动。学生在活动中会产生类似于价值观的认识并有思维指向的产生。 3.情境性 故事、活动、愿景都具有一定情境性。情境设置是许多教师在上课时经常使用的一个环节。情境具有直观性、开放性和感染性等特征,有利于激发学生情感、促进思维发展。青年学生容易在一定的情境中心甘情愿地接受感染。 二、故事的选择 并非有故事都可以说给学生听,让学生得到发展的有起伏的故事才是真正的好故事。说故事要运用教师的专业精神和专业信仰,根据不同学生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剪裁组合的故事才能起到教育的作用。以两则故事为例。 《论语・先进》有《侍坐》章,记录着孔子和诸弟子言志的一段话,当曾皙谈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时,孔子长叹一声说:“吾与点也。”这个图景是这样:暮春季节,一般是农历三月三日(上巳节),孔子带领一群人,有青年五六人、少年六七人,来到城南的沂水河畔,游春、烧烤、沐浴,然后再舞雩(祭,祀)台上,风干了长发,最后,一起唱着歌回家了。 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课程要与生活相联系,地方资源有许多适合使用的课程资源,需要我们转变思想,改变教与学的方式。地方文化资源是不可或缺的课程资源,我们的教育也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有一所高中,带着高一高二年级学生走出校门,跨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就是全新的教育生活的演绎,是正在发生的故事。有一个镜头印象深刻:当这群中学生进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时候,正逢该校举行研究生毕业典礼,学生们看到一群年轻人正躺在草坪上摆造型,拍毕业留影。他们都仰面朝天,谁给他们拍呢?小伙伴们惊呆了:是无人机!学生们不禁感慨:“这就是大学,令人脱胎换骨的大学!”这样一个带有励志式的教育生活一定胜过千言万语。 如果说孔子的“教育生活”让我们的故事拓展了演绎的空间,那么,莫言的故事则在程度上丰富充实了“教育生活”。莫言在获奖的时候,讲了四个故事: 一是感受最早的事,他失手打碎家里唯一的热水瓶,钻进草垛,一天没有出来。母亲找到他后,摸着他的头,发出长长的叹息。注意,情境是摸着头,叹着息。这是儿时贫穷人家常见的情景,父母亲为生活所累,在面对孩子失手造成的错误与孩子受伤惊恐的表现之间选择宽容,但又不禁流露出惋惜的神情。 二是最痛苦的事,他亲眼看到母亲被看守麦穗的人打得嘴角出血,长大后,他要报仇,被母亲阻止了。母亲平静地说:“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不是一个人。”震撼人心的细节是“母亲嘴角出血”与“平静”,在时空的跨度之后,都能被笔者感受到。 三是最深刻的事,中秋节,一个乞丐老人不愿吃红薯,要吃好不容易才吃到的而且每人仅有半碗的水饺,并责问:“你们就这样对待一个老人?”母亲将自己半碗水饺倒给乞丐吃。两难选择在于物质匮乏年代“好不容易吃到的半碗水饺”老乞丐道德绑架的呼喊,母亲一言不发的行动说明了一切。 四是最后悔的事,他和母亲去集市卖白菜,无意中多收了买菜人一毛钱,回来后母亲说:儿子,我真为你丢脸。这次母亲说话了,但话不多,字字落在柔软的心上。 无疑,母亲是莫言成长中的“重要他人”,她对莫言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实,这样的故事也同样适合我们的“教育生活”。莫言的故事传递的是善良与宽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大爱、做人质朴讲究诚信等。如果将文中的莫言换成容易犯错的我、我们、学生,这个故事同样存在。故事本身是很有魅力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为教育者,我们的作用在于:一是遴选,遴选那些传达生命之美的故事;二是适当的方式,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对象身上讲授;三是践行,用教育表达生命、锻造生命,让生命更加敞亮。 三、故事的讲述 1.用活动来演绎 故事有一定的情节,用活动来体现情节的跌宕起伏,容易给学生留下丰富体验。比如某校学生自编自演课本剧《红楼梦》、《雷雨》,学生自己润色台词,制作道具,抽时间排练。在数次演练中,无人言厌,相反他们很快乐。高一第一学期,我们发现乡土教育很缺乏,带领学生去枚乘故里、漂母祠、韩信故里、漕运博物馆等历史文化景点参观,学生对于家乡的情感有了实实在在的落脚点,对于“运河之都”有了新的理解。 2.用叙事来表达 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抓住成长历程的节点,提炼整理成记忆材料,以叙事的方式讲述,在学生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比如一所高中每年都e行的模范校园人物评选、一年大事回眸、校史馆新材料征集、填写学生成长记录册等活动。用图片、文本、照片来叙述一起走过的历程,在适当时间,将这些图文展出,带领学生一起回忆,梳理,让学生在回忆中感受成长。叙事化的故事特点在于叙述的都是发生在学生身边的事情,有的是亲自参加的活动,带有倾向性的情景再现,让学生受到二次教育,感受当时未曾感受的教育意义。 3.用影像来传播 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让远距离传输更为便捷,以影像为载体,传播远方的故事可以起到身临其境的效果。当地有一所高中,学生跑操松松散散,班主任苦于没有榜样。随后,学校派遣部分班主任去衡水两所中学学习,回来后,几位班主任不约而同在自己年级播放衡水中学、衡水二中跑操的震撼场面,那队列、那排面、那气势,如在眼前,胜过千言万语,学生学有范,行有样。我校每年都会播放“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晚会,年度人物一个个生动的故事种植于学生心灵之上,晚会所传达的价值观、人生观对学生自然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活动是正在发生的、叙事是过去发生的、影像传播的是跨时空发生的故事,演绎、表达、传播是学生乐于接纳的方式,用故事来构建教育生活是以学生视角为出发点的教育内容与方式,值得我们思考。当然,故事也有局限,它擅长表达意向、过程和行动,不擅长表达条分缕析的系统化的规则、道理,因而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应该注意选材的典型性,要用高质量的故事去充实我们的教育生活。 教育故事论文:学前教育中童话故事的作用及发挥其作用的方法 摘 要:童话故事是根据儿童的思维模式及性格特点,采用幻想、拟人、夸张等手法所编写的故事,是儿童文学体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童故事不仅拥有奇异、生动的故事情节,还蕴含着各种生活真理,对儿童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是学前教育中一种常用的教育方法。文章指出了学前教育中儿童故事的作用,并对其作用的发挥方法进行了讨论,希望能够充分挖掘童话故事在学前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学前教育;童话故事;作用;方法 童话故事是一种适合儿童阅读的故事类型,与小说的写实特征不同,童话故事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幻想,故事情节亦虚亦实、如幻似真,儿童的思维在童话故事中不受约束,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童话故事大多来源于现实生活,但是又高于现实生活,往往能够借助夸张、象征、拟人等变现手法,通过奇幻的故事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并传递生活真理和道德观念,能够使儿童在快乐中成长为一个明事理、辨是非的人。 一、学前教育中童话故事的作用 童话故事在学前教育中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激发儿童想象力 童话故事中的故事情节充满着奇幻的想象,包含了各种神奇的事物,往往能够引起儿童极大的兴趣,满足了儿童的好奇心。并且童话中的人物往往拥有超能力,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而其他原本没有生命的各种角色,如小草、小鸟等,也都有了人的思想和情感。当儿童处于奇妙的童话故事中,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还可以与其中的各种角色进行心灵互动,使儿童的想象力得到有效激发。 (二)增强儿童记忆力 童话故事往往因情节生动、奇幻,往往能够在儿童脑海中形成深刻的印象,《神笔马良》中无所不能的神奇画笔,《龟兔赛跑》中出人意料的比赛结果,《白雪公主》中白雪公主惊险的历程等,都会在儿童的脑海中烙下深刻的印记。儿童通过阅读这些童话故事,不仅能够开拓自身眼界、学习到故事中的道理,还可以对文学作品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同时其记忆能力在不知不觉中会得到强化提升。 (三)帮助儿童养成良好性格 童话故事中有着形形色色的角色,并且每一个角色的性格都各不相同,比如《白雪公主》中善良的七个小矮人、《七色花》中乐于助人的珍妮、《丑小鸭》中积极乐观的丑小鸭、《奥德赛智胜独眼巨人》中的机智勇敢的奥德赛等。这些角色都有着良好的性格品质,能够成为儿童学习的对象,起到榜样作用,使儿童在感受童话故事中奇妙世界的同时,逐渐形成良好的性格,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1]。 (四)培养儿童正确道德观念 童话故事往往可以借助奇异的故事折射现实生活,教会儿童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培养儿童正确的道德观念,帮助儿童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如《渔夫和鱼》的故事,一条神奇的金鱼可以帮助渔夫实现三个愿望,但是因为渔夫老婆的贪念,使得他们失去了实现三个愿望的机会,而最终渔夫什么也没有得到。儿童通过这个故事便能够懂得人要学会知足的道理,不可贪得无厌,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意义重大。 二、学前教育中发挥童话故事作用的方法 要想充分发挥童话故事在学前教育中的作用,就需要借助科学、有效的教育方法。 (一)营造童话环境 通过布置童话环境,能够将儿童代入到童话世界中,加深儿童对童话故事的体验。学前教育教师应该结合童话故事情节,围绕着故事主线,在教室内布置一些童话中涉及到的美丽事物,营造一种真实感较强的童话环境,使儿童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在童话场景中自由想象、交流。比如在学习《三只蝴蝶》的时候,可以布置一些花盆、鲜花、小草、蝴蝶模型等。 (二)创设音乐情境 音乐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手段,可以利用动听的旋律和节奏表现出童话故事中的情感,在营造轻松、欢快故事氛围的同时,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在聆听音乐的过程中加深对童话故事的情感体验,进而起到更好的学前教育作用。比如在学习《灰姑娘》时,当阅读到灰姑娘穿着水晶鞋、坐着南瓜车去参加舞会的时候,可以播放一些愉悦、轻松的音乐,让儿童感受到灰姑娘的喜悦之情。 (三)展示童话画面 展示童话画面是一种最为直接的教育方法,符合儿童喜欢看图片、看视频的特点。在学前教育中,老师可以将童话故事中的故事场景制作成色彩鲜明、线条简单的图片,或者在网上下载一些童话故事片段在课堂上进行放映,利用图片、视频等画面形式将童话故事呈现出来,带给儿童更加直观的视觉感受,使儿童在看图片、看视频的过程中学习其中的道理。 (四)扮演童话角色 通过角色扮演,可以使儿童对童话故事有一种亲身经历的感觉,能够充分发挥童话故事在学前教育中的作用。在学前教育课堂上,老师可以选取适合角色扮演的童话故事,组织儿童进行角色体验,同时自身也要积极参与其中,带领儿童走进童话世界,利用学生的好奇心和好动的性格,采用做游戏的方式进行童话角色扮演,从而加深儿童对童话的感受和理解。 三、总结 学前教育是帮助学生打好基础的重要阶段,必须对各种教学资源进行整合,充分发挥童话故事的教育意义,实现更加理想的教育效果。通过营造童话环境、创设音乐情境、展示童话画面、扮演童话角色等方法,可以将童话故事科学、有效应用于学前教育中,帮助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教育故事论文:故事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 摘 要:故事是那些与经验相关的叙事,也是人们以叙事方式认识世界的结果,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和表达方式。故事对于儿童获取语言技能、洞察世界、提升情商、智力成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关键词:故事;儿童;作用 一、什么是故事 人是生活在故事之中的。故事是人们以叙事方式认识世界的结果,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和表达方式。人类是善于讲故事的动物,个人和社会无不过着故事化的生活。Jerome Bruner说:“讲故事是人们理解自我生活和经历的一种方式,我们一直在故事中游弋。”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的历史是在故事中展开的。自从人猿揖别之后,人类作为生物进化的一个异类,在地球上生息、繁衍、发展,人类就在地球这个广阔的舞台上表演起自己的故事来。 如果人类的生活没有故事,人的生存活动完全变成了有机体的本能反应,人就成了单向度或平面的人。没有故事,人就无从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与其他人加以比较,也就无从对自己的生存状态进行反省和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了故事,也就没有了人。加拿大学者康纳利与克莱丁宁认为:“人类是不断叙述故事的有机体,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是故事化地生活着的。” 也就是说,人类是讲故事的生物,其生活是故事化的,他们个别地或集体地过着故事化的生活。所以说,故事是伴随人类而生,与人类的发展纠葛、交织着的一个普遍性概念。从意识经验的角度看,故事是人类经验的一种概括形式,是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那些与经验相关的叙事。 二、故事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 故事一经产生就具有教育意义,在孩子的世界中,故事是不可或缺的,它帮助孩子认识外部世界以及构筑自己的世界,了解世界上人与人的联系,学会与别人沟通和分享。故事还帮助孩子养成文化的感受,扩充孩子的知识,激发孩子的学习动机,故事还是一种可以触及每个人内心的神奇,可以控制人的情绪,将人们引领入超越时空的境界。从教育教学意义上来讲,故事是儿童获得个体成长的重要途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获取语言技能的基本手段 语言的学习始于婴儿对父母的模仿,但是复杂一些的语言,特别是语言的语法规则、语言结构与逻辑有时需要通过别人的叙事来学习,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儿童语言的获得如同人类语言产生的一个缩影,先是单纯的具有一一对称的符号指称,然后是纯抽象的意义关系指称,而故事正是学习符号意义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模本。通过故事,儿童学会认识世界、描绘世界和表达思想的编码技艺,这是从生物意义的人转向文化或社会意义的人的初步标志。 (二)儿童洞察世界的一条途径 由故事所体现的经验世界是儿童认识世界的一个背景知识结构。正如伽达默尔所云:“我们从不空着手进入认识的境界,而总是携带着一大堆熟悉的信仰与期望。”“更为重要的是,在所有的经验模式中,我们总是把我们的个别经验置于先前的脉络中,以确保它们真的明白易懂;先于任何个别经验,我们的头脑已经预置了一个纲要框架和经验事物的典型形貌。”科尔莱恩・伊盖恩曾说:“儿童从最先所听讲的故事中无论获得什么都会很快的固定下来并作为将来学习的一个模板。”故事的这种经验模式为儿童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经验支持,也是他们迅速成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支持性条件。 (三)提升儿童情商 故事可点燃儿童的情感体验,使儿童融入另一种情绪生活,进而培养和发展儿童的情感世界。儿童的情感世界一方面是由儿童与父母或其他个体之间“当下”时态的情感交流而丰富和成长;另一方面,人们所提供的非现实世界也促进儿童情感世界的发展。故事所呈现的另一时空“他人”的情感历程就为儿童提供了一个参照和另一种体验,有时这种情感体验并不亚于真切的亲历的体验。如果用韦伯关于理解的一个词“神入”来描述儿童对故事的理解,那么儿童对故事的神入理解,首先应是情感的神入。 (四)促进儿童智力成长 这里的智力是指人的推理、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般而言,儿童的智力是儿童的高级神经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直接的相互作用下而发展起来的,或者通俗地讲是直接经验的结果;但是,间接经验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况且在人类的智力演化史中,这种作用逐步增强的。故事所创设的问题情境为儿童的智力成长提供了有意的刺激。而且有些故事本身就是智能型故事,这样的故事具有智能的张力,对于儿童智力的开发自然会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 (五)利于儿童社会化 人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的成长就是一个不断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的实质是通过语言符号、行为使儿童逐渐接受社会的规范、准则和价值观的过程,换一种说法就是让儿童逐步熟悉、懂得、内化并学会遵守人生游戏规则的过程。故事可以促进儿童的社会化。故事中,无论是人还是物的言行背后都渗透着一定的社会法则和规范以及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儿童在潜移默化之中就学会了遵守社会规范而接人待物,通过内化这些规则、价值观而实现社会化。在故事中儿童学会认识自我、建构社会联系、发展道德观念、塑造人格等,倾听别人的故事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教育故事论文:幼师语文教育中的幼儿故事教学法 摘 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教学方法的改革势在必行。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教学方法的改进,应该从幼儿教育中开展,以此来实现从源头提高教学水平的目的。幼儿教学在近几年的工作中获得了广泛重视。社会比较看中的是幼儿教育能够推动幼儿知识的增长和个人能力的培养;国家比较看中的是,幼儿教育是否能够从源头来更好地提高教学水平。当下的幼儿教育,语文教育受到了高度重视,很多新的教学方法都是在语文教育中展开试验的。目前部分教育人员提出了幼儿故事教学法,理论上来讲该方法能够较好地帮助幼儿学习语文知识,告别单纯的模仿,促使幼儿在学习过程中形成较好的习惯,为后续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幼儿;语文教育;故事教学法 语文是一门艺术,幼师需要引导幼儿对语文所在的魅力进行探索,并最好能使幼儿被这些魅力吸引。从主观的角度来分析,幼儿故事教学法能够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并且对幼儿的思想健全提供较多帮助。从现有的教学手段来看,幼儿语文教育中还是以传统的讲故事为主,幼儿处于被动的听讲状态,老师讲什么就是什么,很多幼儿都缺乏独立的思考能力,在实际的学习当中未达到家长的理想水平。幼儿语文教学中应用幼儿故事教学法,是一种全新的探索。在此本文主要对幼儿语文教育中的幼儿故事教学法进行讨论。 一、幼儿故事教学法应用于幼儿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1.故事教学法能对幼儿语言表达能力进行培养 故事情节感染力强,且语言丰富。在教学过程中,运用故事能够有效地对幼儿语言表达能力进行培养。现阶段的幼儿由于生活条件和饮食条件的改善,自身智力水平得到了提高,客观上为语文教学提供了坚实的学习基础。但是如何引导幼儿充分发挥自身的智力,是幼儿故事教学法应用的重点。结合多个地区的教学情况,通过在幼儿语文教学中应用幼儿故事教学法,能够积极提高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第一,故事的讲解是为了让幼儿理解更多的内容,同时积极地向幼儿提问,此时就可以调动幼儿的思维能力,他们会积极主动地回答问题,经过教师的纠正后,幼儿的表达能力就会得到提升。第二,部分幼儿在学习过程中显得比较内向,不愿意表达。此时教师在运用幼儿故事教学法的时候,应注重培养表达能力。如,对一些平常不愿意说话的幼儿,给予较多鼓励和认同,即便是幼儿说错了也没有关系,要注重让幼儿敢于提问和回答,避免与其他幼儿的表达能力造成较大差异。 2.幼儿故事教学法可促进幼儿身心的全面发展 教学需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语言活动必须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同时也需要有新意和吸引力,才能激发幼儿的学习冲动以及主动参与的情绪,激发幼儿学习的欲望和主观能动性,在学习过程中丰富孩子的想象力,活跃思维,更加具有创造精神。从多方面的信息来看,通过幼儿在语文教学中应用幼儿故事教学法,能够更好地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幼儿故事教学法的内容比较丰富,每天都会对幼儿讲解不同的故事,以此来培养幼儿的身心健康,尤其是在活动中加强与小伙伴的联系与合作,积极开展互相帮助,促使幼儿从小就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第二,实施幼儿故事教学法,可根据幼儿的年龄、心智、爱好来开展,照顾到较多幼儿的实际情况。部分幼儿比较好动,部分幼儿比较好静,通过应用幼儿故事教学法,可促使好动与好静的幼儿和谐相处,减少冲突,避免在客观上造成不良事件。第三,在开展幼儿故事教学法的过程中还可以注重培养幼儿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要告诫幼儿孝敬父母和长辈,这些都可以在故事当中得到较好体现,幼儿也会积极学习。 二、幼儿故事教学法的应用 1.注重故事书的选择 幼儿故事教学法的应用,在很多方面都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从客观角度来分析,该方法实现了教学水平的提高。对于幼儿故事教学法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故事书的选择,不同的故事反映的内容不同,其实现的教学效果也存在差异。故事书的选择必须符合幼儿的年龄和需求,既要简单易懂,又要为知识灌输提供帮助。如:《有个性的羊》《大脚丫芭蕾舞》等;从《一根羽毛也不能动》《女巫温妮》等故事中,可以让幼儿学会如何去接受别人;在《露鼠与小鸟》《小北极熊系列》等故事中,能够让孩子知道大自然的重要性,让孩子学会爱护环境。教师也需要让孩子知道有效的阅读方式,给予孩子充分的空间,让孩子之间自己去探讨故事内容,积累语言能力,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指导作用,帮助孩子扬长避短,培养观察能力、思考能力和阅读能力,提升孩子的文化品位和语文素养。 2.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对于幼儿语文教学来讲,应用幼儿故事教学法是很有必要的。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应帮助幼儿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现阶段的很多幼儿,在学习语文知识的过程中比较喜欢故事内容,而不是故事所反映的内涵,教师在长期的教学中不知不觉被幼儿同化,表面上寻找大量故事,实际上没有对幼儿开展有效的语文教学。为此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是今后的重要目的。首先,应积极指导幼儿发现生活中和玩耍中的语文知识,利用自己的语言更好地描绘事物,要对小伙伴有一个正确认知。其次,幼儿在接受幼儿故事教学法的过程中,应充分减少幼儿的抵触兴趣,为幼儿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每一次目标的实现,都可能对幼儿的学习产生积极意义。教师要通过目标学习和故事教学的相结合,促使幼儿巩固正确的学习观念。 3.指导幼儿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需要不断开展科学锻炼,才能形成阅读习惯。反复历练一定要多说、多读、多写,在达到一定量后,还需要保证质量。幼儿故事教学法的应用,需结合幼儿的实际学习情况,找到薄弱环节,通过指导幼儿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为今后的工作提供更多便利,同时也使幼儿的语文能力得到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认为,指导幼儿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可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第一,必须为幼儿提供较多的读物。现阶段的幼儿在智力上有了很大提升,倘若继续应用传统的故事教学,并不能较好地完成阅读习惯的培养,应根据幼儿的需求和教学目标的要求,提供较多读物,让幼儿自己去选择阅读,结合教师的日常指导,以此来实现阅读习惯的培养。第二,指导幼儿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必须禁止强制性的要求。现今很多幼师都在应用强制性手段来实现教学目标,不仅造成了幼儿心理上的恐惧,同时引发了社会的舆论。日后所有的幼师在开展幼儿故事教学法的过程中,必须保证以谦和的态度来指导幼儿,否则必须严惩。 本文对幼师语文教育中的幼儿故事教学法进行讨论,就现阶段的工作来看,多数幼师基本上能够把握幼儿故事教学法的应用要点,积极发挥该方法的积极作用,对幼儿产生了较大的积极意义。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进一步健全幼儿故事教学法,融入较多的故事和教学手段,实现幼儿学习能力的提升,巩固我国的幼师语文教学体系。 教育故事论文:浅析以故事为主题的小学英语教育 摘要:教育是人立身社会的根本,所以抓好教育对人有着重要的作用,针对小学生的教育科目,小学英语对小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它可以为小学生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如今小学英语中以故事为主题的教育模式已经深入人心,它可以帮助小学生有效地提升英语整体对话和学习的能力,作为提升小学生英语生活水平最有力的教育方法,以故事为主题的小学英语教育将会成为英语教育的深刻方法。 关键词:浅析 故事 主题 英语 对小学生来说,发展其英语教育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今以故事为主题的小学英语教育被逐渐推行并广泛应用,故事性主题的英语教育可以提升小学生的整体英语能力,同时也可以提高小学生的串联思维,使小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锻炼,形成固定的英语能力。 一、英语教育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世界也在变得越来越小,国际间的联系也在变得越加密切。而英语做为一种国际语言被广泛应用于国际间,所以加强英语知识的培养对小学生来说非常重要,而英语就成为了一门重要的科目。所以英语教育对于学生教育来说十分重要。 为了锻炼学生的英语能力,使学生在以后的工作生活学习中打下更好的英语基础,学习英语势在必行,所以要不断提升英语的重要性,时刻具备强烈的学习英语的热情。随着时展,英语已经应用得越来越广泛,它被广泛地应用于国内或者国际业务之间的往来,英语知识的学习很有必要,英语教育也在中国形成了一股炙热的浪潮。 二、小学英语的发展历程 随着经济的发展,英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许多和英语关联的事物在迅速滋生,英语开始渐渐地出现在初中、高中和大学。但是随着英语效应的展现,一个观念渐渐形成,那就是学习英语一定要从孩子抓起,让学生有足够学习英语的基础,如此才能让学生全方位发展,让学生有足够的英语能力今后可以在社会上发挥价值。所以,小学英语出现在了小学课程上,成为小学生必需的课程。在现代化国家只有学好足够的英语知识,才可以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走在时代的前沿,小学英语会一直成为教育事业的重头戏,英语也会成为一个持久的国际性语言。 三、小学英语以故事性为主题的教育模式 小学英语的教育模式通常都是以故事性为主题的教育模式,因为故事性题材的教育模式可以加强英语知识的整体连贯性,给学生一个有因果关系有发展经过的英语学习,小学英语故事一般讲的都是情节感强烈的故事,故事发生都具备良好的发展过程,有人物、时间、事件还有故事情节,这一切用英语表述出来都会显示出深厚的英语基础,可以全面地提升学生的英语能力。 另外,学生学习以故事性为主题的英语知识,可以明显的锻炼他们的英语能力,而且经过长期以来的实践经验得出小学英语只有在以故事性为主题的基础上才可以进行的更加顺利。目前,不仅仅是小学英语包括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英语学习中都以故事性的英语主题来进行英语的学习和教授,这种教育模式已经成为一种固化的模式,是经过实际验证的,也是经得起推敲的,在英语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英语学习模式一直伴随着英语发展,可见故事性的英语教学适合英语教学的需要。 四、小学英语故事性为主题的教学模式的具体分析 小学英语是学生学习英语的初级阶段,而故事性为主题的英语教育可以增加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使学生热爱上英语学习,同时故事性为主题的英语内容讲述了故事的发生经过和结果,里面对人物、事情都做了细致化地介绍,用英语对事情的经过发展进行描述;用英语对人物进行描写,对语言进行叙述,这都是故事性为主题的教学模式所具备的,因此故事性为主题的教育模式深刻的影响着小学生学习英语的主动性。 另外,故事性为主题的教学模式是对故事的综述,故事来源于生活,和生活发生着重大的联系,所以故事性的英语教育可以增加小学生的生活英语知识,对英语式的生活充满学习动力,这也就有利于小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融入英语的学习,使小学生更加适应于英语学习,使生活更加贴合英语。 五、对小学英语教育的展望 小学英语教育对小学生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面对越来越受重视的英语,加强小学英语教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虽然目前以故事性为主题的教育模式深得教育界的青睐,但是针对固有模式,即使再好也应该要发展创新,只有如此才可以使英语教育更加具有可塑性,使英语教育更具光彩。所以,要不断以实践为基础,对小学生英语教育提供创新性的发展路径,可以在以故事性为主题的英语教学模式上开发创新,谋求崭新的路径,未来英语教学必定会光芒绽放,取得辉煌的成就。 如今小学英语教学中以故事性为主题的教育模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所以为了使英语教学更加具有实际效应,应该大力支持和发扬以故事性为主题的教学模式,更加注重要以创新的态度去开发英语教学,与时俱进,使英语教学不仅仅以故事性为主题,保障一个充备的英语教学。 (责编 张景贤) 教育故事论文:浅析故事教学活动在幼儿教育阶段的误区及策略 【摘 要】幼儿园语言教育是学前教育的必修课程之一,其目的在于结合幼儿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促使幼儿语言健康发展。而故事教学活动就是语言课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幼儿最为喜欢的一项语言类活动教学。 【关键词】故事教学;误区;策略 在学前教育的教学活动中,故事教学活动占据了语言课程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故事教学的过程中,每个幼儿都投入了很高的积极性。因此,故事教学的价值提升度值得我们每个教师深入关注。而纵观故事教学的现状,我们真正深入分析的话,不得不发现其中的误区存在。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浅析误区及其原因,并尝试进行调整和反思。 误区一:活动形式的单一性 故事教学活动呈现的主要形式是教师讲,小朋友听,部分有点创意的教师会结合音乐、图片、视频等多媒体视听效果来达成更好的故事教学的渲染效果,从而更好的服务于故事教学的目标达成。而仔细深入分析教师讲、小朋友听这一教学形式,再分析幼儿这一特殊的教学对象,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不足有以下几个三方面: 1.很难持续迎合幼儿的兴趣点 幼儿的年龄特征决定着小朋友的注意力和兴趣点很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吸引而发生明显的转变。教师呈现单一的“师讲生听”的教学形式,很难吸引幼儿的兴趣点,久而久之,幼儿的兴趣会被慢慢的扼杀掉。 2.很难激发幼儿持续的参与度 由于故事呈现的形式是小朋友听老师讲,小朋友需要做的大部分事情就是一个字:听,很多幼儿在听的过程中不再参与其中故事情节的思考与分析,消化与内化的过程,这就直接导致幼儿学生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得不到持续的延伸和上升,即参与度不够。 3.很难促使幼儿的语言实践 教师讲、小朋友听的故事教学形式一方面在展现教师精湛专业技术,另一方面却无形的剥夺了小朋友语言实践的机会,让小朋友一直处在语言应用性思维和训练的大门之外。 策略一:改变故事呈现形式,让幼儿在多形式中活动 面对这样客观存在的误区,我们教师尝试着改变故事呈现的形式,可以把单纯的语言讲述型的故事呈现形式改编成游戏类、表演类、互动类……让每个幼儿都参与到故事情节之中,不仅让幼儿深入参与到故事情节之中,更能让幼儿积极主动的参与故事情节的接收、消化、转化的过程,全面提升幼儿语言信息的采集、分析、转化的能力。比如在故事《拔萝卜》活动,这个故事的情节发展模式几乎是一样的,那么教师在讲述了一到二个人物出场的场面及相应的对话后,可以提问:“他们还是不能拔萝卜拔出来,这可怎么办呢?该怎么寻求帮助呢?”把问题抛给幼儿,让他们留有思考、想象、模拟的空间,激发小朋友的思维。在故事都欣赏完后,可以结合音乐游戏《拔萝卜》,让孩子在唱唱跳跳中进行故事中角色的扮演以及相应对话的复习…… 误区二:活动评价的缺失性 学龄前儿童的年龄特点决定了幼儿对教师的评价是非常敏感的,他们对教师的表扬和激励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渴求和认可。而在现实的故事教学活动中,却缺失很多应有的评价性形式,在故事教学过程中,小朋友只是一个接受者、收听者,没有思维和语言的参与,就没有参与效果的反馈,评价性活动不经意的被扼杀了。没有评价,就没有竞争,也就没有更深入的思维和兴趣,故事教学的价值就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达成,更失去了故事教学的提升空间。 策略二:注重评价标准和形式,让幼儿在赏识中前行 针对这种现状,我们可以结合各自故事呈现形式,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和评价形式。然后充分把握小朋友在整个过程中的参与度和思维度,并给予小朋友充分的肯定和激励。比如在《乌鸦和狐狸》这个故事情节中,我们就可以用互动问答的形式来呈现故事,比如狐狸夸乌鸦的歌声是森林里最动听的,此时就可以问小朋友,为什么狐狸会这么夸乌鸦吗?乌鸦的声音是不是真的最动听的呢?故事进行到这个环节,后面呈现的过程就还给了小朋友,小朋友不仅要动脑思考狐狸夸乌鸦的原因,还要把自己的思维结果转变了成自己的语言呈现给老师和同学们。而教师则对参与思考和发言的小朋友充分的肯定和激励,一方面肯定他们的积极动脑和发言,一方面引导幼儿的思维,指导幼儿语言的表达技巧。这样类似的评价能最大限度的从内而外的激励了每个小朋友的参与度,提升故事教学的价值。 误区三:活动内容的科学失真性 为了提升故事的趣味性、奇妙性,能更好的激发小朋友的积极性和好奇心,现在很多的幼儿故事采用夸张、虚拟等多种文学修饰,而小朋友的知识与经验很难分析整个故事内容中部分内容的真实性、科学性,而这些虚构的、虚拟的、夸张的内容传递给小朋友以后,小朋友很难对其中的部分信息进行辨别和筛选,特别是面对小班或者小小班的小朋友,就像《喜羊羊和灰太狼》的童话篇中一样,红太狼总是用平板锅打飞灰太狼,而事后灰太狼还是安然无恙,久而久之,很多小朋友会认为平板锅可以打人,而且打好以后不会对被打者造成生命中的伤害。类似的故事会对小朋友造成更多的误解,直接影响小朋友正常的语言认知发展和知识经验的构建。 策略三:巧用延伸活动,让幼儿在思考中获真知 面对这样的客观存在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的其他语言价值都比较突出的话,我们必须在故事结束时对部分失真的知识、经验、或科学道理进行纠正,让小朋友通过教师的后续纠正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比如,红太狼用平板锅打飞灰太狼以后,我们就可以反问小朋友,能不能用平板锅打人啊?打好以后会不会真的没事吗?再比如《小红帽》的故事中,小红帽和奶奶都被大灰狼吞到肚子里后还能活着出来吗?等等,类似的追问能让小朋友正确判断故事情节中的虚构部分,让小朋友不会因为故事情节中的失真部分而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学习。 (作者单位:江苏省海门市少年宫幼儿园) 教育故事论文:浅议历史故事教育与校报的结合 初中历史新课标指出:“历史教育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义务教育阶段的历史课程,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使学生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如何才能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成为当今历史教育过程中亟待解决的课题。笔者认为,要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可以通过读讲历史故事来实现,因为在历史故事中有着大量具有教育意义的素材,学生在读讲历史故事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来自于历史故事中的正能量,从而增加了自身素养。以校报为载体,开辟专门版块刊登历史故事,是实现历史故事教育的一条捷径。 校报是高效益的教育手段。校报具有覆盖面广的优点。学者白川说:“在课堂上一个教师讲课,听课者仅几十人。校报印数虽然有限,但读者可达千百人,并将教育延伸到课外,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做教育工作,扩大了教育面。”有这一优势,将历史故事教育与校报进行结合再合适不过了。 当然,教育工作是严谨的,要实现历史故事教育与校报的结合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素材的选取 教师(或校报编辑)在选取历史故事时要有一定的标准,而不能太过随意性。笔者认为,我们在选取历史故事时要符合这两个条件,首先要具有历史教育意义,因为校报的读者是学生,我们选取的历史故事要对学生有教育作用;其次要适合校报的刊登,这就要求我们选取的历史故事要精炼,要具有可读性,真是实现它的教育功用。 二、结合的形式 选取历史故事之后,怎样实现这些故事与校报的结合是必须注意的问题。校报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载体,它不单单是历史课堂的延伸,而包括了校园新闻宣传、师生作品、德育熏陶等多个层面。基于此,笔者认为,要实现历史故事与校报的结合,必须开辟一个历史故事专版。 校报的读者多是学生,那么办报者要认真调研,开展问卷调查,去了解学生想读什么样的故事,喜欢什么样的形式。只有得到第一手反馈资料,才能办好校报,结合好历史故事。笔者通过调查,从学生那儿得到以下信息:学生喜读中国古代名人小故事强于外国的故事,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对于外国故事学生在接受方面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喜欢形式生动的校报,这一点非常关键,校报必须生动起来,而不能太过死板;学生有参加校报编辑的夙愿,所以我们在办报的时候可以让学生参与进来。 为了增强两者结合的效果,我们还应适时开展读历史故事征文,历史故事演讲比赛,历史故事专题讲座等活动,达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笔者现举一例: 唐伯虎潜心学画 唐伯虎是明朝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小的时候在画画方面显示了超人的才华。唐伯虎拜师,拜在大画家沈周门下,学习自然更加刻苦勤奋,掌握绘画技艺很快,深受沈周的称赞。不料,由于沈周的称赞,这次使一向谦虚的唐伯虎也渐渐地产生了自满的情绪,沈周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一次吃饭,沈周让唐伯虎去开窗户,唐伯虎发现自己手下的窗户竟是老师沈周的一幅画,唐伯虎非常惭愧,从此潜心学画。 《唐伯虎潜心学画》这一历史故事就非常适合刊登在校报上,它179字,内容精炼,可读性强。通过这一则故事可以教育学生要谦逊做人,脚踏实地做事,不能骄傲自满,目空一切。 学者宋积新说:“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书本上的知识,而且应该掌握大量书本外的知识。”我们在校报上刊登历史故事,也是为了拓宽学生的历史知识面,同时也希望学生“初步学会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和思考社会与人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综合素质,得到全面发展”。 让历史故事与校报结合起来,这一尝试是有益的。 教育故事论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绘图讲故事技能训练探讨 摘 要:绘图讲故事一直是幼儿园普遍使用的课程类型之一,边画边讲的方式能够更好地适应幼儿园教学的实际需要,绘图讲故事不仅是一种课程类型,还能提高儿童艺术修养,培养幼儿表现美和创造美的情趣。现阶段的幼师学生美术基础知识薄弱,学习任务重,学习能力弱,缺乏创新思维,这些都严重制约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通过对学生绘图讲故事技能的训练从而促进美术教学效果,使学生达到幼儿教师岗位技能需要,提高学生的职业竞争能力。 关键词:学前教育;绘图讲故事;技能 绘图讲故事是幼儿园的一门传统课程类型,它以自由便捷的课前准备、灵活多变的教学内容、丰富多彩的教学形式,深受幼儿教师的喜爱,成为长盛不衰的幼儿园课程类型。而作为美术基础技能的绘图讲故事,在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中却未能及时普及。本文立足于《美术》课程,针对学前教育专业在绘图讲故事训练的现状,结合幼儿园对绘图讲故事训练的实际要求,提出加强绘图讲故事训练的建议,并结合《幼儿教师口语》的教学情况,综合探讨绘图讲故事训练的方法和策略。 1 绘图讲故事训练的意义和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幼儿园逐步发展壮大,与此相对应的是各大幼儿园对于教学质量的要求逐渐增强。绘图讲故事作为幼儿园的传统课程,对于该课程的要求更高,对幼儿教师进行绘图讲故事训练,一方面对提高幼儿的看、听、说能力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幼师、学生适应幼儿园实际教学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的儿童文学家松居直认为,图画文学是一种特定的儿童读物形式,其表现的主体以图为主,其画面有着很强的表述性。学生用再创造的方法,把语言和绘画这两种艺术,不失特性地结合在一起,培养幼儿表现美和创造美的情趣。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2001年)指出:“利用图书、绘画和其他多种方式引发幼儿对书籍、阅读和书写的兴趣,培养前阅读和前书写的技能。” 所谓绘图讲故事,是指教师利用边画边讲的方式,将故事生动地呈现给幼儿,完成教学目标的过程。绘图讲故事的教学基础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绘画基础,另一方面是讲故事基础。目前的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材尽管有造型、色彩、简笔画等模块,但缺乏绘画讲故事训练的内容。 2 绘图讲故事与讲故事的区别 (1)绘图讲故事与讲故事的侧重点不同。传统讲故事重点在于“听”,是指幼儿在上课过程中从听觉获得的信息,与教师在讲故事时所表现的态势语相结合,综合上述信息而获得的故事情节认知。绘图讲故事,它以幼师图画为主,以幼师的讲述为辅,整个过程没有文字的出现,用绘图的方式完成故事情节片段的展示,图画和讲述相互依赖,幼儿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捕获故事信息,构成自己对故事的认知。 (2)绘图讲故事与讲故事的表现技巧不同。绘图讲故事依靠幼师具有扎实的绘画基础,能够运用线条色彩吸引幼儿的注意,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与此同时辅助性的讲述及提问又有利于启发幼儿的思维发育。讲故事主要依靠“话”“表”结合,幼师辅助适当的态势语。讲故事对幼师的绘画功底不做要求,相对较容易。 3 绘图讲故事训练策略 在美术教学中,要学生将老师传授的教育观念转化为幼儿园上课的教育实践,必然要进行两个阶段的转化学习,第一阶段是将书本和老师传授的教育观念转化为自己认同的教育观念,第二阶段是将自己认同的教育观念转化为幼儿园的实践教学。 (1)树立正确的教学观念,确立训练目的。长期以来,学前教育的美术教学不注重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注重机械式的模仿与不断重复,学习内容庞杂,导致了幼师学生什么都学,什么都不精的现象出现。其原因有三,首先,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幼儿园美术教学相对简单,不需要过多的专业化训练,导致学生思维固化,难有创新,对于学生的终身学习造成了障碍。其次,学生学习时间过短,教师为了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与教学目标便采取速成策略,忽视了学生绘画基础和创新能力训练。第三,学生的学习内容庞杂,美术课没有持续性,造成学生对新知识没有吸收理解,旧的知识已经迅速遗忘,难有时间巩固练习。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要使学生明确绘图讲故事的基本流程,确定学生的主体地位,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幼儿园教学岗位需要。使学生理解绘图讲故事能满足幼儿的阅读欣赏需求,有利于对幼儿进行想象力的启蒙。在教师示范,学生观摩的过程中,提升对绘图讲故事的方法的运用。 (2)引入情境教学方法,加强校园合作。我国教高16号文件提出了:“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融教、学、做为一体,强化学生能力培养”。情景教学既是一种教学方法,其呈现的情景也是一种经验的借鉴,对于美术教学有着双重意义。情境教学法,即创设幼儿园教学情境,学生在特定创设的情境中学习绘图讲故事训练。通过这样的练习,学生能将老师传授的教育观念转化为幼儿园上课的教育实践,在扮演的师幼互动中,扮演幼师的学生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扮演幼儿的学生能够从扮演者身上学到她的优点,相互取长补短,学生的实践经验不断累积,实现了教、学、做一体化的要求。从学校层面来说,加强学校与幼儿园之间的交流合作,从一线幼儿园请幼儿教师来学校示范绘图讲故事,能从一线幼教老师的角度给出中肯的建议,其中包括故事的选定、讲述环节的细化、讲述语言的运用等,使学生学习得更加具有目的性,也更加契合幼儿园的实际需要。 综上所述,绘图讲故事作为幼儿园教学的基础,在美术课程中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绘图讲故事的训练也应该落实教学目标,引入情景教学方法,加强校园合作,以切实促进学前教育良性发展,学生掌握绘图讲故事技能,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增强职业竞争力。 教育故事论文:幼儿园教育中关于故事教学的运用 故事是幼儿最喜爱,也是语言教学中最常见的一种文学形式。通过故事教学,不仅能帮助幼儿发展语言,并且能培养幼儿良好的品质。然而,在以往的故事教学中,我们经常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孩子们在听故事时很认真,可是到提问时却有许多幼儿不感兴趣,以至影响对故事内容的掌握和理解,究其原因,由于长期遵循讲故事、提问、再讲故事、总结含义的僵硬的教学模式,使提问偏于重复故事内容所致,还有在传统的故事教学中,教师一般利用磁带或图片来一遍遍地向幼儿讲述故事,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幼儿基本上照故事的原文将故事连贯地重讲一遍或学习其中的语言,让幼儿在运用语言中提高口头表达能力。但这样的模式显然不被大部分幼儿所喜爱,所以,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新理念的引导下,我们要在故事教学的方式和方法中进一步的创新。使之更活跃、更生动、更富有吸引力、更能调动幼儿学习的积极性、充分挖掘出故事教学的巨大潜能,提高故事教学的效益。 一、教具的使用 幼儿在幼儿园阶段有其独特的个性和生理特点。3-6岁的幼儿大脑尚未发育完全,幼儿处于具体形象性思维阶段,对于画面生动、情节丰富、声音逼真的故事、图片、影像兴趣浓厚,学龄前孩子的年龄特点决定了在幼儿园语言教学中教具使用的重要地位。科学合理地设计和使用使教具成为了语言活动中孩子兴趣的激发器,大胆表现的舞台和参与的线索。教具的选择和制作要结合教育内容及孩子的年龄特点,遵循直观性、趣味性、互动性、典型性、实用性等原则。教具的呈现和收回要根据幼儿的认知和思维特点抓住有利的时机。只有科学合理地设计加上教师的精彩演绎才能充分发挥教具在促进幼儿语言能力习得中的巨大作用。 我们平时使用的教具一般是图片、课件、挂图、手偶、故事磁带等。在平时我们可以自己根据活动的需要自己制作教具,比如我们在学习《小船悠悠》的时候我们用废旧材料制作了木偶剧,孩子们也特别的喜欢。并且都很喜欢自己来操作讲述 故事。 听故事是孩子最喜欢的活动之一,爱幻想是孩子的特性,故事《春天的电话》具有奇妙别致的想象,活动中我以声像逼真的多媒体课件和活泼多样的形式来引起幼儿的兴趣,采用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手段,让静态的、呆板的画面变成动态的、生动的情景,让幼儿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在整个活动过程,通过视听讲结合的方法,更好地满足了每个幼儿想说的愿望。所以说课堂教具的准备不单单是我们平时用到的,还需要我们多动脑筋。 二、情景教学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运用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情境。幼儿时期,是口语发展的最佳时期。而创设让幼儿“有话可说”的教学情境,是语言教学活动的关键。在实际教学中,我们根据幼儿特点,给幼儿提供听的条件,创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在对幼儿训练听的能力的同时,还培养他们良好的听的习惯,对感兴趣和不感兴趣的内容同样对待。教室的摆设、教具等都可作为训练幼儿口语能力的素材,让孩子在训练中提高动手能力,对形成孩子良好的思维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有了语言情境,孩子们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角色,有了说话的机会和说话的内容,而且,这种形式,也是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在故事教学中,创设故事情境引发幼儿的注意,根据故事教育内容创设环境,使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教学内容从枯燥无味变得直观形象,这种环境也利于孩子们产生兴趣,例如,中班语言《三只小猪》,这个故事非常有教育意义,但是,如果讲故事时,只是老师讲,幼儿听,那么,让幼儿感受到的这只是一个故事而己,但是,我们根据故事内容设置上情境,如,用用稻草当草房子、积木当木头盖房子等等,让幼儿亲身体验故事情境,不但故事内容掌握得好,重要的是让幼儿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故事内容,深深感受到了故事所带来的寓意。比如我们在进行《噼,噼,小鸡出壳了》这节活动时我们设计了大自然的场景,幼儿带有小鸡的头饰,在老师的带领下从“蛋壳”中出来,边欣赏 一体机中展示的春天的场景边学习故事。使其活动的气氛更加的轻松自然,让幼儿参与进来比让幼儿单单坐在椅子上来听来说受到的效果要增加好几倍。并且幼儿很自然的学会了其中的对话并能够根据情境提示进行仿编。 三、教学环节中增加趣味性 教师对活动材料和内容的处理,一般是由易到难,逐步深入,同时还要考虑到各年龄阶段幼儿的接受水平以及对学习兴趣的一定刺激程度,使幼儿的思想始终处于积极状态,使他们的兴趣逐步升级。其次增加教学环节中的趣味性,教学手段的多样化也有助于使幼儿的兴趣得以保持。在活动进行时,想办法为幼儿创设新颖可信的情景,由此吸引幼儿注意力,再同时,合理地运用实物、图片、挂图、多媒体课件等,让所要呈现的情景更加直观而富有情趣。比如在进行新授活动时,教师可采用自制课件来进行教学,通过声、光、电的完美结合,用生动、形象、真实的画面、优美动人的语言和音乐,来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刺激幼儿的兴趣和求知欲,增强幼儿的记忆效果,从而实现教学目标,达到教学目的。如讲《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以后,让幼儿用撕纸的方法,用橡皮泥和各种自然物,每人做一套故事角色:青蛙、蝌蚪、鹅、金鱼、乌龟等。(针对中大班的幼儿)做好后,让幼儿边演示边口述,加深了幼儿对故事的记忆与理解,调动了幼儿学习的积极性、创造力和想像力。 四、故事讲述要有技巧 讲故事时教师身体语言的运用可增强故事的感染力,提高故事的理解度。讲故事比读故事更具个性特点,教师可观察幼儿的反应,并随时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如重复和辅以动作等。讲故事要求教师有较高的口语水平和较高的表演才能。 其实,教师只要改变讲故事的形式,运用各种方法吸引幼儿参与讲故事,不仅能让听故事的过程变得更有趣,更能紧紧抓住幼儿的注意力,认真地听故事,为目标的达成奠定良好的基础。例如,在讲《小猫钓鱼》的故事时,我将故事中的角色 (如猫妈妈、小猫、蜻蜓、蝴蝶等)分别做成一些竖牌材料,在讲故事时,请幼儿上来自选一块牌子,要求讲到哪个角色,拿那块牌子的人就要举起牌子自转一圈。加入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让拿牌子的幼儿不得不更认真、仔细地听故事,同时也使下面坐着的幼儿对故事中的角色有了更深刻的印象,并为整个故事活动增添了不少乐趣。 其实,讲故事归根到底还是突出一个“讲”字。优秀的故事,除了情节的趣味性外,还藏着许多美丽的语言。要想感受其中语言的韵味,就要讲故事人充分运用声音的表情。声音也有很多种表情,运用得当的话能带着听者进入到故事的情境中去。讲故事,不必拘谨严肃,也不要害羞,可以换换自己的声音、语言,用游戏或扮演的方式。进入故事情节,自然流露人物对话的感觉。说话的声调要有抑杨顿挫、高低起伏、大小快慢、喜怒哀乐,不能像背书,一字一句念出来就好了,必须要有感情融入在内,讲出的故事才能感动自己感动别人。例如,该巫婆上场时,用邪恶高八度的声音,轮到小小蚂蚁的戏,则可以用纤细微弱的声音来表现。 除了声音的运用外,教师在讲述故事时候,某一种手势、动作或其他体态语言也能调动幼儿的积极性,让幼儿共同参与故事讲述的过程之中。比如讲《狼来了》的童话故事,教师可以在讲到喊狼来了的时候请幼儿一起用手做喇叭状一起喊狼来了。如此重复,直到作品讲完,幼儿都会集中注意地去听。 五、环境与生活细节的渗透 在活动中进行的故事教学只是短短的二十到二十五分钟,所以孩子掌握的不是很好,我们可以在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中进行渗透。通过环境的布置(情景再现)使幼儿耳须目染,对故事掌握的更加熟练,比如我们这个月进行了,《小猫钓鱼》《三只小猪》《三只蝴蝶》《老鼠嫁女》就可以把教室分为四个角,每个角里针对故事进行环境装饰,制作头饰等表演的道具,这样孩子们可以随时进行角色表演,这样做不但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表现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而且对故事的掌握也更加的深 入了,在进行故事表演的时候对每个故事提出的表演要求都是不一样的,由易到难。也可以让幼儿对故事中的道理理解的更加透彻。 再者进行故事教学之前我们针对故事的需要我们可以进行调查。调查孩子对故事的兴趣度、对故事中渗透的相关知识做一些铺垫。这样在活动进行的时候孩子们有了相关的知识储备,回答问题就会特别的积极。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幼儿语言的发展与其情感、经验、思维、社会交往等其他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发展幼儿语言的重要途径是通过相互渗透的各领域的教育,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去扩展幼儿的体验,提供促进语言发展的条件。可见,幼儿语言的发展融合在整个幼儿园教育教学中,教师要随时随地的捕捉培养幼儿口语能力发展的机会,促进幼儿语言的大力发展。 语言环境和好的教学方法对孩子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优秀语言的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科学、系统、适时训练的结果。所以,在今后的实践中,我们还要继续重视幼儿语言的教学,结合《纲要》中新的教学理念,改变以往陈旧的教学模式,让孩子想说、敢说,促使幼儿的语言得到更大的发展,使幼儿园语言教学得到更大的提高。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论文 一、隐匿与发现:缘自民间的书写姿态 1.母语体验与民族精神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十分重要可以肯定的是,网络的兴起与快速普及,不仅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而且几乎一夜之间将古老的族群观念和传统习俗晾晒在现代数字化信息桌面之上,逼使偏远山地文化与发达都市文化近距离对视、交流与磨合,促成汉民多元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处于紧张啮合状态,进而唤起少数民族作家“以新载体说老故事”的言说冲动和新奇感受。所以说,“网络出现之后,各地文学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在整体上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为造就文学新人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地区反而成为这次传播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一根网线缩短了他们与文化发达地区的时空距离,改变了民族创作的生存空间,巨大而无形的网络为新生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心灵还乡创造了条件。具体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创作本身,作家主体的姓名符码、题材选择、母语认同、民族精神等无疑是必要而可靠的辨识维度。限于篇幅,这里只讨论关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民族身份的两大优秀指标:一是外在的母语运作,二是内在的精神期盼。少数民族网络作家的语言认同表现为三个基本层面:单一民族母语认同、汉语共同语认同和汉民双语互译认同。对于包括部分网络作家在内的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而言,一般都有较高学历,出于民族自觉或母语崇拜,常常或不时用母语创作。有些民族作家坚持用母语方式走网络和纸质双边写作的道路,但多数作家更愿意采取将网络母语文学翻译成汉语纸质文学正式发表或出版的方式。以藏族作家为例,毛尔盖•桑木旦、土登尼玛、昔扎、益西泽仁、列美平措、扎西班典、次仁顿珠、章戈•尼玛、根丘多吉、白玛娜珍、才旺瑙乳、旺秀才丹、牧丹、端智嘉、格德嘉、克珠、司徒、央珍、唯色、奔嘉、俄邛、班果等老中青作家中,大多都有双语创作体验,其中的部分青年作家在传统纸质文学和现代网络文学创作中均有实绩,有力推进了当代藏语文学的发展。这表明,网络文学只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学创作方式的时代延伸,而并非部分学者所想象的那样———是对原有文学传统的彻底颠覆。隐含在民族语言背后的则是更为深沉的民族精神。按照通行的理解,狭义的民族精神是指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价值观念等精神现象的综合体。对当代少数民族网络作家而言,首先要有最基本的民族感情,唯其如此,方能以全部身心拥抱民族生活,传扬民族精魂。“傈僳人民信息港”网站上的《我们是谁?》这样描述自己的民族记忆:“我们是一群傈僳族青年,来自无论是听来还是看来还是走来都非常遥远的地方。那是一个抬头一线天,低头一线江,脚下一线路的地方,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父辈和我们的儿时伙伴们生生不息的地方。虽然我们身在城市,但我们的心依旧在我们的山寨,在我们的家乡,在我们的民族。”①其民族情怀溢于言表,读来自然、真切、温暖。当然,在尊重少数民族网络作家民族感情的同时,也应戒备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不当表达,以免过于沉重乃至变形的民族心理扭曲了本来健全的民族体魄。 2.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是个业已开端但尚不尽如人意的文化之旅无论如何,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是个业已开端但尚不尽如人意的民族文化之旅。换言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但也存在一些无可回避的问题。在克服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拓进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事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总体上说,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中国网络文学一样充满希望。除网络文学本身的自律性发展外,相关他律性推进措施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新闻出版总署将网络文学纳入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范围;鲁迅文学奖已经向网络文学敞开大门;国内相关单位已举办多次网络文学研讨会;网络文学正式成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目前,中国网络文学联盟、中国青年网络文学联合会、中国网络诗歌学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等已经相继成立并开展工作,中国民族文学网建网十余年来成效显著。二一三年十月三十日,中国首家培养网络文学原创作者的公益性大学“网络文学大学”宣告成立,中文在线董事长童之磊任校长,莫言应邀担任名誉校长。这标志着网络文学作者得以由纯粹“自发式”创作阶段,步入“职业化”运作旅程。同时,继浙江网络作家学会、上海网络作家协会成立之后,中国作家协会拟于年内组建中国网络作家协会。大陆如此,台湾在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后也陆续成立了山抹微云文艺专业站、尤里西斯文社、椰林风情、自己的房间、全方位艺术家联盟、台湾网路诗实验室、触电新诗网等文学网站,蔡智恒及其《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更是将诸如响葫芦、涩柿子、向阳、代橘、大蒙、白灵、海瑟、苏绍连、李顺兴、须文蔚、林群盛、衣剑舞等带入多媒体、超文本网络文学的殿堂。然而,网络文学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可以预期的前景并不能漂白其当下存在的问题,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自然不能例外。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网上写作模式和网站现行运行机制的共同制约,网络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倾向的自我化、审美趣味的娱乐化、写作题材的类型化、表达技巧的粗鄙化、市场运作的商业化、民族身份的模糊化等,已经成为阻碍网络文学深度掘进的现实瓶颈。我们不妨将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整体性网络文学症候概括为“五化”:虚幻化、浅薄化、粗糙化、趋利化、去民族化。网络文学崇尚玄幻,想象奇诡,偏好穿越,趋近世俗,但远离当下生活实际,存在明显的逃离、梦幻、虚脱色彩,总体上缺乏现实关怀、问题意识和救赎设计。网络让人个性绽放,书写自由,但门槛偏低,把关不严,时有暴力色情。与此相关,各大网站追名逐利,比学赶超,改编成风,盗版泛滥,致使各自为阵,无序竞争,整合乏力,精品不多。不仅如此,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而言,还出现了民族性不断弱化的“去民族化”倾向,主要体现为观照视野从区域性到国家化、书写语言从民族性到汉语化、习得机制从自在性到体制化、精神向度从本土性到时尚化。藏族作家“心有些乱”(藏名扎西茨仁,汉名洛兵)是个名副其实的多面手———音乐、小说、绘画、电视剧,都很出彩。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熟悉他的歌曲《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梦里水乡》、《丢手绢》、《选择坚强》、《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陪你》等,对其网络作品《护士小雯》、《青色片段》、《今天可能有爱情》、《天才及疯狂的冷漠:致罗琦》、《长发盈空的日子:致潘劲东》、《伤逝•悼高枫》、《那一夜的烟花:张国荣》、《雪村:游戏人生的快乐》等则相对陌生。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去民族化症状,一方面彰显了民族文化交互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某些不利于民族文学区域化、民族化、多样化生态传承的现实隐忧。 二、特色性与经典化:对于文学史的三重建构 “网络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回答是肯定的。作为一种体量巨大、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存在,网络文学客观上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容;作为一种价值性存在,网络文学拓展了文学史的逻辑原点;作为一种功能性存在,网络文学则赋予文学史以更为开阔的意义空间和思维视阈……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一翼,网络文学有足够的资质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场域,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还应该构建‘网络文学史’。”①网络文学可以入史,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当然也能入史。从特色化与准经典性的应然立场出发,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具有三重建构功能。 1.回到民族文学现场:强化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当代意识新中国成立后,陆续组编了相关族别文学史,出版了若干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论著作。但在中国总体文学史亦即全民族文学史的浩繁书写中,以下“三大缺席”长期存在:一是少数民族文学缺席;二是港澳台文学缺席;三是网络文学缺席。直到一九九七年,张炯等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全十册)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后修订为十二卷本《中国文学通史》,江苏文艺出版社二一一年版)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两大缺憾。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出场,不仅进一步填补了中国文学通史的缺憾,而且直接强化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当代意识乃至民族特色。“六后”藏族网络作家“阿里狼客”(藏名旺秀才丹)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家班进修,现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副编审。早期在纸媒发表文学作品,二四年创办藏人文化网并任总监,先后担任天涯社区、天涯诗会等多家文学论坛版主,建有多个个人文学博客,发表诗作《大树》、《鲜花与酒徒》、《梦幻五章》、《平原的黄昏》及随笔《一代人的人文生活写意》等大量网络作品。一九九九年策划成立西藏妙音工作室,以“朝觐心灵的圣地”为理念,策划、拍摄、编辑、出版《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书系》、《圣地梵音》等藏族文化书籍和音像制品。二七年与藏人文化网总编辑才旺瑙乳做客新浪,接受关于藏人文化网及藏族文化的访谈,并与万玛才旦联合出版莲花生大师传记《大师在西藏》。这是一位有着清醒民族意识和强烈民族现场感的作家,其纸质作品、网络文学和一系列藏族文化实践活动彼此联动,互为印证,为藏文化的阐扬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相对而言,这种自觉回到民族现场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还有:藏族作家刚杰•索木东、嘎代才让(“西部藏人”)、白玛娜珍、梅卓,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沙•布和、萨娜,苗族作家杨昌祥,瑶族作家唐玉文,满族作家金子,土家族作家米米七月等。这些少数民族作家通过网络文学方式在主流文学的边缘地带虔诚坚守着自己的民族记忆,他们的作品因此具有了某种“抵抗遗忘”的悲壮气质。但是,毋庸讳言,目前这类作家数量偏少,大多年轻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除少数民族出身外,创作题材、主题、语言都严重汉化或去民族化。但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有趣的现象,汉族作家的网络文学作品反倒蕴含着浓郁乃至深沉的少数民族文化意识。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藏地密码》的问世。汉族作家何马出生在藏区,前后深入西藏十年之久,二八年在网络上集纳式发表关于西藏自然、文化、社会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藏地密码》,以至于很多人都误以为他是藏族作家。这说明,走进少数民族生活现场绝非少数民族作家的专利,汉民作家已经形成合力开创民族文学新局面的共识。同样令人欣慰的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网络化空间日渐拓展,原有网站不断改进,新建网站快速成长,就连《民族文学》也推出了网络版,甚至用汉、蒙、藏、维、哈、朝六种文字同时发行。凡此种种,预示着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 2.重建多元文学秩序:优化当代文学史的结构布局网络文学毫无疑义地隶属于当代文学的界域。从逻辑层面排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其次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学,再次才应该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史结构布局的优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补足原有文学板块,修正传统写作体制,确立新型文学秩序。首先是补足原有文学板块。如前所述,中国当代文学史原有体例中,少数民族文学和网络文学严重缺席,造成当代文学史结构布局的不完整性。在“重写文学史”的倡导中,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应被纳入“重写”轨道。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不仅客观上具有民族板块和网络构型上的文学史补足功能,而且它的自主性、区域性、民族性和多元性,相当程度上承担着步入后现代“去中心化”的文化意味。正视并重视这一事实,势必改变我们习焉不察、习以为常的文学观念,进而引发重构当代文学史的冲动。我们同时注意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之所以具备进入当代文学史框架的资质,并不一定是因为率先考虑了它的民族属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必须顾及到数字化时代文学形态的异质新构特征以及“文学性”的网络流动本质。其次是修正传统写作体制。传统文学体制将文学视为社会意识形态,而在更为激进的革命年代,文学则“被齿轮和螺丝钉”化,要求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为政治乃至阶级服务。与此相应,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被约束在一定的机制之中,如作协、文联、学会或其他相关院所。历史地看,传统作家体制和创作机制或许是必要的,但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的今天,传统管理框架的惰性也逐渐显现出来,并日渐成为当今文学创新发展的桎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等新型文学样态的诞生,不仅突破了传统的写作体制机制,而且也丰富了当代文学形态的审美内涵和文学史的构成方式,其对传统格式的解构和对当代文学“移动盘”的刷新功能有目共睹。因此,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整个网络文学行业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以及随之而来的宏大叙事就构成一种无形而巨大的修正力量,总体上优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结构布局。再次是确立新型文学秩序。网络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接收方式,虽然适应了“去经典”的泛阅读、浅阅读需求,但文学史建构中的“汰滤机制”客观上又阻滞了网络文学快餐化、粗鄙化的倾向,或者说“文学史”书写的固有责任迫使网络文学尽可能走向精致和经典,亦即经典化。所谓网络文学经典化,主要包含四层含义:一是网络文学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客观上受到了传统纸质文学经典潜移默化的影响;二是网络文学经由十余年的历练已经初步形成自身的写作传统和文体规范;三是正规出版或影视改编等再度创作对于原生性网络文学作品的思想渗透与艺术施加;四是文学史在吸纳网络文学入史时优胜劣汰机制的功能性发挥。这四种行为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客观上促成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准经典性发生和相对意义上的经典效果。这从《夜上海》、《梦回大清》、《一霎移魂变古今》、《护士小雯》、《今天可能有爱情》、《一品闺秀》、《零度青春》、《砖头王老五相亲记》、《失落的村庄》、《神曲马头琴》、《一座城市的故事》、《瑶乡传奇》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准经典作品雏形中可见一斑。从文学史的“准入”机制来看,准经典网络文学通过正式刊物、正规出版社或影视动漫公司的刊发、出版或改编,有可能进入经典网络文学行列。 3.激活世界对话能量:提升中华文学史的国际形象网络传播具有速度快、立体化、多维度、无边界、交互性等特点,不仅加速了全球交流的频率和进程,而且改变了既定民族经济、国家主权、文化安全、世界和平的定义方式。正因为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互联网作为谋取优势国际地位的战略制高点,导致不对称信息暴力层出不穷,没有硝烟的“网络战争”一触即发,英语传播已然成为网络话语霸权的显要标志,网络文化入侵随之构成后殖民主义策略的基本组成部分。广大网民越来越确信,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早年的预言正在变成严峻现实———“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网络文学作为网络文化战略最为柔软的“人学”路径延伸开来。承前所论,网络文学不仅是我国民族文学新潮、当代文学气象,而且也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中国网络文学虽然源自民间,但终归要凝聚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力量,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表征。随着网络写作的不断深化和网络技术的日臻完善,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必将也必须以自身的独特风采汇入中国当代网络文学的江河,从而使中国网络文学以更加丰厚的实力、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充沛的能量参与世界对话和全球竞争,进而提升中华文学史的国际形象。辩证地看,不同网络文学集群之间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交融互补的一面。否则,个人文学的民族化、民族文学的国家化、国家文学的世界化便不可想象。在此基点上,重温歌德、马克思、韦勒克等人关于世界文学的判断与向往或许是必要的。歌德谈及世界文学时曾说:“问题不在于各民族都应按照一个方式去思想,而在他们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假如他们不肯互相喜爱至少也应学会互相宽容。”①歌德尊重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同时赞成不同民族文学间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喜爱、互相宽容。这四个“互相”,可视为处理当今世界网络文学关系的“外交指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沟通与国家交往打破了各自为阵的封闭状态,文学的世界性对话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执笔写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显然,马克思主义原典作家十分看重各民族间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其结果形成维系人类未来的共同的精神财产———“世界文学”。而在韦勒克眼中,“世界文学”至少有三种含义,但主要是指在各民族文学基础上文学构成方式的世界性,更多地估量到日趋密切的世界关系对于文学交流的重要意义,自然包括电子媒介对于文学传播的托举作用。因此,在网络时代,无论是少数民族原生性网络文学还是中华民族文学的网络化传播,都必然处在网状联系之中,都必须接受他者文化的熏染,都注定要在广义的文学间性语境中多元共生。这同时表明,在网络世界中,所谓文学的民族性其实是有限度的。 三、大数据时代与多民族文学史观:持续前行的潜力 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历史发生、文化性状、现实处境以及对于当代文学史建构的多重功能,表明它正处在成长的路上。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支撑、多元一体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鼓励、持续拓展的现实机遇,合力规定了网络文学事业的开放性与未来性。 1.大数据时代助力网络文学的原生品格网络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与数字技术与媒体环境紧密相关。不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并非传统纸质文学的网络化“寄存”,而是借助数字网络技术创作、传播、接受并可在线生成互动性、多媒体、超文本效果的原生性(或称原创性)文学生产行为。也就是说,在技术因素成为文艺生产广义修辞方式的时代,网络媒介技术的生产力意味分外浓厚。作为技术化、信息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网络文学的原生品格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证。大数据(bigdata)又称巨量数据,指在一定时间内无法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具有数据体量巨大、数据类型多样、处理速度极快、价值密度较低等特点。大数据作为技术方式,也指从各种类型的海量数据中快速获取相关信息的技能,它适用于互联网、大规模数据库并行处理(MPP)、分布式数据库、分布式文件系统、云计算平台以及其他可扩展的存储系统。大数据的强大功能在于,它不仅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结点和信息产业不断高速增长的动力,而且促使科研观念和手段发生重大转变,并开始发挥提高社会优秀竞争力的作用。对于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战略而言,大数据的直接效能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拓宽创作路径;二是强化立体呈现;三是加快传播速率;四是扩充接受界面;五是增殖辐射效应。大数据的超强功效,与网络文学巨大而快速的增殖需求一拍即合,网络文学可望借此提高表达个人感情、民族意识、国家意志乃至人类愿景的效率与活力。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CNNIC第三十四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二一四年六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5.27亿,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过传统PC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①这表明,微博文学和手机在线阅读成为网络文学新趋向,我国作为第一网民大国“正以白蚁的生殖速度向文学的纵深前进”,移动互联网越来越显示出最大限度地释放网络文学价值空间的优势,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前景未可限量。大数据时代网络技术的强力支撑,一方面刺激了我国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内的原生性网络文学事业的转型欲求,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理论知识谱系的开创性尝试,诸多新思维、新概念、新范畴得到初步梳理和阐释,甚至出现了《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本体论》一类的理论专著。中国作家网副主编马季长期关注少数民族网络创作,先后撰写了《网络时代的民族文学生态》、《民族作家队伍中的网络星辰》、《在虚实之间穿越与流浪———回族网络作家夜有轻寒、兰喜喜创作简论》等多篇论文。姚新勇也发表了《网络、文学、少数民族及知识—情感共同体》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成果。从创作实践的拓展到理论批评的晋级,说明中国网络文学事业正向纵深迈进。 2.多民族文学史观激发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力量固然重要,但技术至上主义并不可取,网络文学之为文学的人文情怀更为重要。这就涉及到文学史观问题。借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妨将中国文学史或中华文学史看作大写的单数的文学史,多民族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则是小写的复数的文学史,而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史可视为小写的单数文学史。小写的单数或复数文学史,终归要汇入大写的总体化单数文学史。费孝通用“多元一体”来涵括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同样体现了“多元一体”的总体特征。倡导“多元一体”的包容性、整体性多民族文学史观,不仅符合中国多民族当代文学的多元需求和生动现实,而且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有利于在世界文学视野中培育繁花似锦的中国文学总体形象。满族学者关纪新对此有过透彻分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从‘多元’和‘一体’两个侧面及其相互关联上,诠释了我国民族历史发展和现实存在的本质。其中强调‘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各有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其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而区别于另外的民族;‘一体’则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这一学说认为,中国文化不是单质板块,而是一个由多元多层次组成的网络体系……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①在他看来,只有普遍具备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才能真正开辟有效协调多民族文学关系的健康局面,从而走上亲近与尊重各兄弟民族文学的康庄道路。壮族学者梁庭望则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华文化是由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江南稻作文化圈构成的,以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的汉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其他三个分布少数民族的文化圈呈‘匚’形围绕在中原文化圈周围。由于相邻文化区之间都有重合部分,遂使十一个文化区呈链形勾连,在时空上环环相扣。各文化圈、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互相辐射,并由经济纽带、政治纽带、文化纽带和血缘纽带连在一起,从而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正是这一格局,构成了中华文学的历史背景,使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中华文学是由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构成的,中华文学史应当是以汉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史。”②上述两位少数民族学者分别从方法论和构成论的层面阐述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持续发展和深层掘进提供了学理依据。多民族文学史观对于当代文学史最大的学理与伦理支持,便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高度尊重。多民族文学史观虽然不等于多民族文学史,但这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可以帮助文学研究者进行方法论层面的具体操作,可以激励包括网络文学创作在内的少数民族作家醒脑提神、奋发有为,毅然肩负起振兴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历史使命。“多元一体”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包容性理论敞开,无疑有益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等新型文学的空间配置和地位提升。 3.全球化、改革深化、西部大开发共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平台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当展,除前述技术支撑和理论鼓励外,还有赖于民族地区交往与对话的三重现实契机,即国际上的全球化语境以及国内的深化改革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随着工业化、技术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已经全面步入全球化时代,这已是无可争辩的现实境遇。问题在于,全球化语境为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什么?或者说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会不会丧失其独特性?钱中文的观点颇具启发性。在论述全球化趋势中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时,他深刻辨析了“两种全球化”的异同。他认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几乎同时发生,但这两种全球化具有不同的发生机制和表现形态。在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中,文化全球化同时具有现实性和不可能性。“现实性在于物质性文化与表层的精神文化全球化、一体化是可能的、现实的;不可能性在于各个民族深层文化的原本的多元性特征和国家、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精神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文化素质所形成的文化价值、精神使然……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而不是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也不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①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大趋势的簇拥下,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民族国家的文化集成,一方面具有趋同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趋异性,从而构成守正与创新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状态恰恰是区域性民族文学持续高扬的增长点。全球化语境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而言,更大的意义在于为其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进而走向世界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和展示的平台。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要素也经历了由经济附庸到软实力再到优秀竞争力的跃升过程。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的总体要求。文化部随之面向边疆民族地区实施“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建设项目,构建广覆盖、高效能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为民族地区网络文学更快发展增添了羽翼。与此同时,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凸显出多方面的“文学意义”:一是加速民族交往,推动观念更新;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刺激创作灵感;三是畅通信息渠道,解放网络创作生产力。西部大开发命题中的“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在现有一百五十五个民族自治单元中,有五个自治区、二十七个自治州、八十四个自治县(旗)在西部,占西部地区总面积的86.4%。湖南湘西、湖北恩施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吉林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虽然不在西部,但也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由此可见,西部大开发实际上就是民族地区大开发。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鼓点,中国作协明确提出推进民族文学大发展的“八条思路”。通过数年实践,这些思路已经并将继续取得实效,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以及网络作家、编辑培训活动更是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深度推进做出了显著贡献。 总之,对于良莠不齐、方兴未艾、曙光初现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既不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也不必顶礼膜拜、夸大其词。本文的出发点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落脚点却是整个中国网络文学,价值旨归则趋向网络文学形态对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功能。从当代文学的具体构成和宏观形象来衡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既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当展,也是网络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严格地说是“多元一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在网媒时代的必然衍生形态。它的出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色彩,完善了当代文学的格局。当然,我们虽然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本体功效和发展前景总体上做出乐观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汉民族传统文学就不重要了,更不等于网络文学自此雄霸天下。事实上,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边缘性、区域性、民间性乃至艺术表达上的粗鄙化还将长期存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正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文化建构作用,呼吁作家承担应有的社会和人生使命,使网络文学健康运行在“人学”的本质轨道上,让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在维护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国家发展、保障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文化职能。 作者:龚举善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论文 一、母性的天赋道德:作为审美愉悦之源的存在 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不乏自然主义的生命观照,但总是与生态环境保护紧密相连,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意识流露则如实地显示了在“少数民族与自然真实交往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可信的自然”,丹麦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将其区分为“自然教化思想”与“自然母亲的隐喻”两类本质差异,即中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归属于大众文化的自然主义崇拜,人们渴望从自然生态中去寻找认同,其自然抒写蕴含着对现代社会失意人的安慰,“通过唤醒人们对自然亲和印象的感知,达到社会教化功能”,汇入了“生态批评”、“生态责任”的现代概念,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生态自然内涵却截然相反。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古至今都蕴含着自然主义的神秘特质,并通过歌颂自然传递非同一般的隐喻色彩。例如蒙古族草原题材文学常常将未开垦的草地比喻为“处女”,隐喻女性与自然的关系,那些蕴藏着珍贵矿物的土地形象都是友善的,仁慈的,大自然在蒙古族文学中以哺育生命的母亲象征出现,认为它们“集温柔与坚定、激情与秩序、幼稚与成熟为一身”,神秘莫测、不可捉摸,需要善加保护。此类身体化的体认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比比皆是,回族文学《疙瘩山》中的自然抒写以母亲的道德使命指代自然延续物种的母体责任,描写了回民黄土地膨胀、受孕、分娩、隐退、死亡的全过程,表达自然支配人类的“第二性征”,歌颂自然被动的、服从的、被使用的天赋道德,成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文学的代表,其母性隐喻范式的益处在于通过自然的无私服务,化解男权社会的极端控制,号召人类承担起对母性自然的责任义务。古语有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过原始自然意象的人格类比来完成人类自身行为的抑制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惯例,而90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对生态自然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态度与精神,不如说是一种审美风格”。 我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将自然生态内涵视为反对工业主义的存在,当自然成为现代人心灵的庇所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天然具备自然主义的启蒙性,九十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看不到丝毫对自然主义的消费,而是作为一种审美的愉悦之源而存在。例如土家族文学讲究返璞归真的情性自然,视“无执着”为自然的本质状态,代表名著《梯玛神歌》展现了土家族人面对死亡的豁达;纳西族民间歌谣的审美对象覆盖了宇宙星空与山川风物,专注于平凡小事,力求呈现人与物的自然性灵,传递物我合一的思想;苗族古歌充满了对客观自然的模拟,将真实之美视为自然之美,早期的《中麻歌》、《枫木歌》是自然物象的真实;中期的《铸日造月》、《栽枫香树》是自然境遇的真实;后期的《迁徙歌》、《神子神孙》则是自然情感的真实。虽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的审美体验各不相同,但均取法于天地,立象以尽意。正如荣格所说,自然不能成为人们面对世界工业化的安慰剂,更不能化身文学炫耀的产物,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精神,即“它是一种不以自然为自然的创作精神”,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并没有将自然创作对象与其自身鲜明区分,少数民族文学的自然主义精神物我不分,不是建立在对自然的虚拟想象与征服之中,相反是人化的、神性的、对生命自然的确证。 二、诗意言说方式:作家最高体的性灵之光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最擅长的是对自然的诗意言说,原因在于真切可感的大自然不仅存在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劳作中,还存在于少数民族的民族命运之中,是民族命运中的一切自然之物给予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殊驱动,使之相较大众文学的自然言说多了一分犹如小儿蒙昧未开又天真无邪的诗意。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天然具备自由野性的特质,云南佤族的《西岗里》意为从山洞走出来的人,描写了“猎头祭谷”、“生食动物”的部落生活,但对自然的倾心塑形却达到了中国文学的极致,佤族的河流、山岗、阳光在文中自由穿梭,即使是最可怕的“人头祭祀”也因为“山神的节日”隐去了血腥与荒诞,取而代之的是山里人的歌、大峡谷的惊天涛声,以及作者在秋天的转弯处看见的一座座哀伤的石头。汉族作家迟子建形容他为“最生动的身姿、最沉着的气度、最辽远的包容”。此类自然的抒写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眼里“既是基于生存厉害关系的表达,又是对人类自然存在的诉说与感情依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源自作家的原始冲动,他们没有对自然强大的控制欲,依靠自身与自然命运的深刻联系来反映人与自然的依存。其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思绪是无目的性的自发抒情,倾向于表达人的内在和谐性以及对土地、生命的真实感知。无目的性是自然主义文学的精髓,即意识到自然外物对身体的作用都是为了让心灵获得生而为人的各种影像,布依族文学《洪水潮天》中的砍柴翁在饿死的时候庄严地致谢天地让他看到了神的力量;维吾尔族的《中国土地上的圣战》虽然是描写伊犁少数民族反抗封建压迫的作品,但却对战争做出了超越性的解释,指出是自然的意志教导我们主宰民族的生命,依靠感觉、快乐以及思想来活着才不会被混乱不堪的心神困扰,对人的自身自然做出了经典的诠释,丝毫看不到人处于残酷战争中的心理失衡以及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关系,自然早已进入了创作者的意识,成为文学思维的高级形式促使作家内化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心灵的造景者,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使命仿佛就是对自然无止境的观想涌现,始终保持着最适当的姿态,其恬然闲适的距离化、人文情怀以及审美空间弥漫着浪漫与古典的诗意,“那并不是对生活的短暂溢出或调味,是面对自然真正的谦卑与敬畏”。 从二十世纪开始,我国文学创作接受了西方的心身学说,体现为对哲学的二元论检阅,在主张物质与思维的同时,大量地参入了对文学功能性的贯彻,对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游离于外,闪耀着最高本体的性灵之光。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当代自然主义作品都是“科学化的自然主义”,以探索自然资料与感官证据来反映世界的合理性,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是体悟性的自然主义,例如拉祜族《扎努扎别》对作家童年田园生活细致入微的描绘,抒发“哪里有自然哪里就有黄金”的呐喊,表现作家经由自然净化后对生命价值的沉思,质问读者人死后会再生吗?除了穿衣吃饭你还操心些什么呢?土家族《母船》、《百合》写游子在千里之外怀想故乡宁静古朴的生活,展示了土家族人恬淡、和谐的生存样态,是作家立足于乡土自在生命的精神回归。可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处处蕴含着作家主体在场的心灵表白与叩问,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诗意的表达,是诗意的自然对少数民族作家心灵塑造的结果。根据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灵魂学说对文学创作进行的补充,文学既是服从现实物质实体的形态表征,又是“对作家心身探索中无广延的、不朽的精神力量的感性解构”,少数民族作家正是受到了自然有形体与无形体的知觉影响,从而塑造了自身的自然观念、思维以及欲望。 三、结束语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最初源自少数民族对自然恐惧的体验,这是大多数文学研究承认的基本事实,但却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衍生发展同样也是对自然恐惧的承继。本文引入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学概念对少数民族与自然对话的文本语境做出了全新的阐述,旨在揭示隐藏在现代心灵之中的古代特征,说明了这种自然恐惧的精神复现蕴含着非同一般的隐喻色彩,它并不是主流文学所提倡的生态环境保护,而是通过更为深沉有利的天赋道德,吸引人们享受自然抒写的古典诗意,并对作家创作的心灵影像有所发现,认识到人类无广延的、不朽的精神寓所是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统一。 作者:王晓翌单位:西安文理学院幼儿师范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言文学教学研究 前言 汉语作为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之一,因此,应提高对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言的教学方式,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在教学的过程中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同时,教师要依据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行教学,以防止学生出现厌学的学习状态,从而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言的水平。同时,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从而提高汉语言的教学质量。 一、汉语言文学在少数民族的大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的少数民族的汉语言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性较大,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使学生产生了厌学的学习心理,不利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也制约了民族之间的融合。 (一)广泛的语言文字阻碍了学生的汉语言文学的发展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同时,汉字是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的基础教学,因为汉字具有复杂多变性,因此,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增加了学生的学习难度。然而,汉字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学好汉字,才能提高学生的汉语言的文学水平。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同时,汉字是一个庞大的语言系统,在汉语字典中随意拿出两个字都可以组成一个词语,因此,学生在学习汉语词语的过程中由于只看到了汉语词语的固定意思,没有看到汉语中延伸出来的意思,因此,阻碍了大学生的汉语言文学水平的发展。例如:对汉语言中的“吃”的理解,“吃”代表的是吃东西的意思。然而在不同的情景下所表达的是不同的含义,如我吃完饭了表示的是吃的结果;在吃饭表示的是吃的过程;吃吃表示的是口吃的意思;形容说话不利索、结巴;这种纸不吃磨,这句话里的吃表示的是吸收的意思;吃力表示的是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感觉到力不从心。因此,汉字包含着许多的意思,同样,将汉字与其他字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汉字也就多了另一层的含义。 (二)文化习俗的不同 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习俗,因此,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着不同的民族信仰。由于文化习俗的不同使学生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过程中,制约了学生的发展。然而,在汉语言文学的教材中有着许多关于汉族文化的文学作品,由于学生不了解汉族的文化习俗,导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了瓶颈,不利于我国和谐统一的发展。例如:“你吃饭了吗?”从字面上的理解是询问对方吃没吃饭,而延伸出来的意思,只是见面双方出于友好打一个招呼。“什么时候请我们喝酒啊?”从字面上理解是询问对方什么时候请客吃饭,但是延伸出来的意思是询问对方什么时候结婚,因为在参加婚宴的时候会喝喜酒,所以汉族人民普遍用“喝酒”代替结婚。(三)教师的专业素质限制了学生的汉语言文学的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决定着学生的学习情况,据了解,在当前的少数民族的汉语言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师的专业素质过低,因此,在学生遇到难理解的词语或句子的时候,得不到教师的回应,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同时,在汉语言文学的课堂教学中,由于教师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意识的培养,导致学生没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在学习生活中的重要性。据了解,许多高等院校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师普遍是来自援藏家庭,因此,限制了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 二、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言教学的教学策略 (一)增强学生的主体性,发挥教师的指导性作用 学生是教学中的主体,因此,在少数民族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要提高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同时,教师要不断地进行指导,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性作用。在教学时,不仅要重视课堂教学,还应增强对课余时间的指导,利用课余时间丰富学生的文学水平的发展。因此,教师可以通过阅读的形式提高学生的文学水平,学生在阅读中遇到不理解的词组时,教师要引导学生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 (二)创建良好的教学情境 为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应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创建情境教学的教学模式,以便于增强学生的学习欲望。在当前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学生普遍采取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这样的学习方式即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又限制了学生的文学水平的提高。因此,教师要积极创建故事情景的教学模式,利用故事将文学作品的内涵表达出来。同时,教师要改进教学手段,在教学的过程中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从而增强教学的趣味性,从而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例如:在阅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文学作品时,教师要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还原作品当时的年代,创建生活情境的教学方式,依据作品内容设定人物关系,在表演的过程中加深学生对《平凡的世界》的认识,从而体会平凡中的不平凡。 (三)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汉语言文学的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一是要引导学生敢于提问的好习惯,同时,对于不懂得教学内容要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便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印象。二是在进行文学作品欣赏的时候,要从作品的背景进行分析,从而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三是教师要不断增强学生的信心,体验成功所带来的乐趣,从而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环境对于学生的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不断地与学生进行沟通,在沟通中增进师生之间的友谊,促进师生之间的发展。同时,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实现相互尊重的教学目标,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五)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为提高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效率,首先要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让学生身心的融入在学生生活中,以便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师要充分的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依据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行教学,实现因材施教。基于此,教师应不断地提高教学的手段,实现趣味性的教学方式,从而促进少数民族的文学发展。在少数民族教学中增设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有助于拉近民族之间的距离,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发展,增进民族之间的友谊,从而拉动少数民族的经济增长。 三、结语 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言的教学过程中,要尊重民族之间的差异,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从而实现教学的最佳效果。汉语是一门较为复杂的语言,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由浅至深、由易到难进行教学,以便于激发学生的成就感。 作者:王洁琼 章国豪 单位:西藏大学农牧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学生英文学习状况及改善建议 一、研究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中国英语教育学科的研究是建立在以汉语言文化为背景的基础上的,其研究对象也是以汉语言文化为背景的英语教学。然而,作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的英语教育学科如果没有对少数民族英语教学的研究,是不完善的。对少数民族英语教学的研究,将从根本上改变民族地区英语教学研究不足、教学完全套用汉语言文化背景下的英语教学理论和方法的模式,使民族地区的英语教学和研究走上正规化、科学化的轨道,并为民族语言政策的制定及民族语言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借鉴。此研究的实际意义是:填补云南省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教育方面的研究空白,找出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英语的困难因素,分析这些困难因素的成因,探究解决这些因素的对策,以便改进学生的学习策略和教师的教学风格,从而为云南省民族地区培养高质量的外语人才,以满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笔者从1996年开始分别在少数民族较多的贵州和云南两省高校担任英语教学工作,十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外语水平较汉族学生的外语水平要低得多。在课堂教学中,少数民族学生表现得沉默,逃课频率也较汉族学生高。不言而喻,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肯定有他们自身的困难,而此课题就是要通过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弄清楚他们学习英语的困难因素,并基于科学的理论来分析这些困难因素的成因,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研究综述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有来自本民族语言的语言迁移和汉语的语言迁移,其困难程度自然大于汉族学生。在大学阶段,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水平与汉族学生有很大的差距。英语教育工作者越来越认识到,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在文化背景、学习习惯、学习基础等方面有很大不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们英语学习的效果。要进行有效的英语教学,不能生搬硬套以汉族学生为主体的研究成果,必须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行之有效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一部分学者着重于困难因素分析,如向红笳的《民族院校学生英语学习的困难因素分析》,刘炬红等的《藏族学生的社会、语言、文化背景及学习英语的困难和干扰》。另一部分学者则在分析困难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对策,如侯建军在《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英语听说障碍及其解决途径》中提出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英语听说水平的主要因素有语音因素、心理因素、中学时期英语听说训练少、英语国家背景知识缺乏等,其解决途径为开设语音学选修课,听力分级授课,加强精听和泛听训练,利用暑假开设面向中学英语教师的听说培训班,加强提高本地区中学英语教师的听说水平。《青海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的障碍和对策》一文则在分析时更注重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情况。指出,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外语与学习动机密切相关。值得一提的是,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吕万英进行的9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西壮族学生英语学习障碍及其对策”研究。该课题对壮族学生的英语学习障碍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并从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理论的角度加以分析,指出了具体对策。虽然目前的此类研究都能注意到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不同情况和不同特点,并对之进行描述和分析,但多数流于一般化,其研究成果针对性不强,缺乏实践性的依据,无法指导教学实践,也不能在教学实践中得到充实和检验。 三、研究的目的、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是: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方式、方法、状况,以及他们在英语学习中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困难因素。研究首先随机抽样访谈了云南财经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的30名少数民族大学生,听取他们学习英语过程中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困难和问题,编制调查问卷,对云南财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理工大学和云南冶金专科学院2010级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调查。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以175名少数民族学生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175份,回收175份,回收率100%。研究工具由Adamson和Feng2(2009)设计的3个问卷组成,大部分含有一个“强烈反对”和一个“完全同意”的5级LikertScale量表;问卷同时也包含一些开放式和封闭式问题。问卷内容主要与受试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困难因素有关。本研究的所有数据都用SPSS统计数据分析系统处理。其中,频率用于测量开放式和封闭式指标的百分比,描述统计用于检测LikertScale量表项目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四、结果和分析 (一)学生的背景信息总共有175名学生参加了此次调研,其中82名为男生,93名为女生,涉及学生组别20种。就样本而言,被调查人数最多的五个少数民族依次为彝族(59)、白族(36)壮族(15)、土家族(13)、回族(10),这五个民族占被调查对象总人数的75.99%,其次为哈尼族(6)、蒙古族(5)、苗族(5)、独龙族(4)、满族(3)、佤族(3)、纳西族(3)、傈僳族(3)、傣族(3)、布依族(2)、藏族(1)、阿昌族(1)、基诺族(1)、拉祜族(1)和布朗族(1)。 (二)学生学习英语的方式和方法从表问卷结果看,几乎没有学生是直接从民族语的基础上来学习英语,只有12%的学生在学习英语时,要经过民族语-汉语-英语的三语转换,而88%的学生都是从汉语的基础上直接学习英语。这一结果和学生的访谈的结果一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汉语言文化已经深入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所以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经过小学及初高中的学习,都能像汉族学生一样地使用汉语,自然也就直接从汉语的基础上学习英语。从和学生的访谈中,大多数学生都说他们没有自己的学习方法,表3的问卷结果显示,只有0.26%的学生认为自己形成了有效的学习方法,而99%以上的学生都不认为自己有一套有效的英语学习方法。 (三)学生在说、听、写、读四个方面的困难因素 1.口语方面在以前很多专家和学者的研究中,少数民族学生口语能力难以提高的因素之一,是因为他们由于心理上有自卑感,在别人面前和课堂上不敢开口说英语,也不敢问问题,因为害怕他们的民族语口音影响他们的英语发音,怕被同学和老师笑话、看不起。但是在笔者和学生的访谈中,他们大多认为没有这方面的原因,问卷结果显示:只有5%的学生非常同意这一说法,13%的学生表示同意,而有30%的学生表示非常反对,39%的表示反对,另外13%表示不知道。总的来说,70%左右的学生不认为口语能力难以提高的原因是心理因素。那么,影响学生口语能力的客观因素是什么呢?表1的6个选项中,学生对1,2,6项的给分都很高,分别是4.20、4.52和4.01,说明学生认为影响他们口头表达的主要因素是发音不准、词汇量不足以及缺乏口语表达的环境和机会。其中,学生给2项的分数最高,说明学生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词汇量不足。其他3、4、5项也有相当的分值,分别为3.22、2.53和2.54,说明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认为他们不了解英语的表达习惯和表达方法,他们的民族语思维模式阻碍了英语的表达方式,以及他们的民族语口音影响了他们英语的发音。 2.听力方面从学生的考试分析及与学生的访谈中发现,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听力方面都存在困难。表2的选项中,学生给1和3的分数最高,为4.50和4.35,说明学生在听力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词汇量不足,及缺乏练习听力的机会。另外,学生对英语的结构句式理解、语音障碍及民族语的干扰方面的困难也给了相当的分值,分别为3.47、3.22和3.54。文化背景知识欠缺这一项,有2.28的分值,说明学生也有这方面的困难。 3.写作方面从教学实践看,不论是汉族学生还是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写作方面都存在着很多问题。表3的问卷结果显示,妨碍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是词汇量不足和结构句式与习惯表达欠缺,分值分别为4.47和4.10。其次,写作练习少也有3.22的分值,而民族语思维干扰和汉语思维干扰这2项不是主要因素,分值分别为1.85和2.54。4.阅读方面表4的问卷结果与教学实践及学生访谈结果一致,学生在阅读方面的困难主要是词汇量不足及语法知识薄弱,分值分别为4.62和4.10,民族语思维习惯干扰和汉语思维习惯干扰这2项也有相当的分值,分别为3.22和3.35,说明学生在阅读中的确受汉语思维习惯和民族语思维习惯的干扰。五、结论和对策本研究通过访谈和问卷的形式对云南省四所高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展开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方式、方法、状况,以及他们在英语学习中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困难因素等方面。在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后,我们得到的结论如下:在学生的英语学习方式、方法方面,几乎没有学生是直接从民族语的基础上来学习英语,只有很少的学生在学习英语时,要经过民族语-汉语-英语的三语转换,大多数学生都是从汉语的基础上直接学习英语并且大多数学生都认为自己没有形成有效的学习方法。从对学生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调查来看,在口语方面,心理因素不是影响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主要原因,影响他们口头表达的主要客观因素是发音不准、词汇量不足以及缺乏口语表达的环境和机会;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在听力方面存在困难,学生在听力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词汇不足,及缺乏练习听力的机会;英语写作方面,妨碍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是词汇量不足和结构句式与习惯表达欠缺;在阅读方面的困难因素主要是词汇量不足及语法知识薄弱。另外,学生在听、说、读、写四个方面都受到一定的民族语思维习惯、汉语思维习惯的干扰,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词汇量不足是学生在所有英语学习中的共同困难因素。 针对学生的以上困难,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以下对策: (一)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急于提高英语成绩,但是却较少考虑到合适的学习策略,只是被动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缺乏计划性和灵活性。相关试验数据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较之于汉族学生,在英语学习上有以下特点:强调客观因素,忽略主观能动性;被动跟着老师的教学计划走,没有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所以,必须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自主学习指学习者能够管理自己的学习行为,根据自己的情况确立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习方式,监控学习计划的实施以及学习技能的运用,并且能自我检查评估,逐步发展。研究发现,成功的语言学习者自我管理能力一般都比较强。因此,外语教师还有一个新角色,就是帮助学生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即帮助学生培养学习责任感,然后在学习中采取主动。这样,学生就能在学习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学习方法。 (二)加强词汇教学在平时的课文学习中同学们大都比较注重课文的篇章结构、句子结构、语法等方面的理解,在课堂的讲解中,教师通常也都是侧重这方面的分析,但是,词汇是学生打开英语学习之门的钥匙,也应该是英语教学的重点。许多学生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记忆单词,但效果不佳,究其原因,主要是记忆方法单一、死记硬背,阅读量少,缺乏词汇习得策略。针对这一现象,教师应当改进教学手段,优化教学模式,积极探索词汇讲授的方法,加强学生的词汇记忆。 (三)给学生创造使用英语的环境和机会由于学生使用英语的机会有限,这不仅影响他们的学习动机、兴趣及对英语的态度,也影响了他们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现在高校普遍使用了多媒体语言教室,实际上是创设了让学生使用英语的虚拟环境。教师要指导学生有效利用多媒体进行练习,教师也可以在课堂创设使用英语的模拟空间,鼓励学生使用英语。此外,鼓励学生去参加英语角、英语沙龙,或主动和母语是英语的外国人对话,也能增加学生使用英语的环境和机会。 (四)加强文化背景知识方面的教学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掌握在学生的英语学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关系到学生对英语知识的真正运用和实际交际能力的提高,关系到学生最终英语学习的成功。对少数民族学生来说,他们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既有民族语思维习惯的干扰,又有汉语思维习惯的干扰,还要有英语思维习惯的差异,所以更要加强文化背景方面的教学。除了在平时的英语学习中,学生要有意识地掌握英语文化背景知识外,作为英语教师要不断地引导学生了解英美文化背景知识。教师可以用课堂交流、角色表演、课外活动、结合课本介绍词汇的文化内涵、引导学生多阅读英美国家的作品等方法,激发学生学习英美文化的兴趣,提高他们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使他们能自觉地吸收并融入到新的文化即英美文化环境中。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分析 摘要:把当代少数民文学创作界定在特定地域内进行研究,有其必要性。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多样性,意味着少数民族创作多样化的审美意蕴,多元化的风格彰显,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得到审美的体现。文本试以乌江流域当代少数民族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为佐证,从学理上论析其审美意蕴,以期对当代少数民族地域文化规约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更好的解读。 关键词:青年作家;地域文化;审美意蕴;风格多元化;民族文学 由于地域性的限制,不同的民族都有独自的历史和文化,有他独自的生存语境、族群记忆、宗教信仰和民风民俗,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会不自觉的凸显其创作的民族独特性。本论文试以当少民族区域规约下的民族文学为出发点,并以乌江流域部分当代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为例,探询其创作的审美意蕴。 从事乌江流域文学创作的主要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大都散见于国内一些大型期刊上,有些作家还是该期刊的主编或副主编。他们在最通透的认识里,在现代性和地域文化双重审美烛照下,让世人将富有灵性的目光投射到具有原始风光的神奇乌江流域,让它在宁静的沉睡里由“困豹”穿越到“后现代的香蕉”,由清新空灵的“雨季”游弋到老庄自然哲学的“漂泊心情”。由“高原梵歌”吟唱到“激情的岁月”,由“行吟乌江”牵引到“天上种玉米”,由神奇的土地里冒出的“红枫林”絮语“花灯”的历史沉浮等全方位的审美探寻和开拓,企图给予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生灵的生命一个实惠的继续。今天,在全球化业已到来,在“物质”与“心灵”逐步形成强烈反差的前提下,人们在“夹缝”中“奔命”似的“跑着生活”。一种欲望感、焦虑感、迷茫感越来越沉浸在我们心底时,让我们抛弃烦躁的都市感,利益感,来到静谧秀丽的乌江边上,追思作家饱蘸情感的心迹,去解读一个个古老民族的生存状态,品尝其风景、风俗、风情画,领略自然、悲情、神性色彩,捕捉古老而又现代的民俗文化中美的信息,“在这些充满神奇效力的形式面前,会感受力的宣泄与幸福,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1】在宁静田园里解脱近乎地狱般的沉重和心酸时,更为重要的是传承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有力媒介,让少数民族文学在本民族地区审阅交流发展的同时也突破乌江流域地域的限制,进而推想全国,走向世界。几乎同时,它还具有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生态学的开拓意义。 一、探寻与抒写: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审美体现 基于建构在汉语抒写平台上的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当代乌江流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中得到文学性的审美体现。认真阅读这块领域的少数民族创作,我们就会捕捉到土家族、苗族、侗、仡佬、彝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区域的古老歌谣、民间故事、谚语、神话传说乃至一些方言土语,窥见其文学发展的源头和古老的生活习俗。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离不开生育养育他的这块净土,从水质的滋润浸染到成长过程民风民俗的浸透,都一直伴随着作家的成长发展。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也肩负着传承本民族文化的重任,记录着祖祖辈辈人民的生存命运的轨迹和心灵情感的变迁,他们是民风民俗、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民族风情忠实记录者和传播者,也是这块土地上热情的讴歌者和抒情者,同时,他们在汉语抒写的平台上,在执著坚守民族身份特征的基础上,也坚守作家的艺术生命和良知。他们或许没有运用自己民族文字进行创作,而是借助汉语言来抒发自己生命意识的感悟和对风土人情文化底蕴的独到阐释,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热爱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恰恰相反,这是对民族语言文字另一种赓续和继承,更有利于自己民族文学的传播和审阅,从而扩大了本民族文学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影响,也有利于对本民族创作存在的不足给予修正,从而鼓励和鞭策自己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如果说科学凭借时空、力、物质、运动、质量、惯性等概念清晰地解释世界的话,那么作家的想象是藉以心灵来感悟、审视、体验世界。综观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创作,他们在进行汉语抒写的同时,也没有扔掉本民族语言的思维模式。相反,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谚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汉语抒写中得到文学的审美体现,给整个民族文学的创作多元化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不仅赋予了生存本身以极其浓郁的艺术化品性,而且在为更深刻的层面上激活了艺术本身所潜存的人性能量——生命的自由表达与艺术的自由表现在此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对接”【2】这主要体现在仡老族作家赵剑平、王华,苗族作家赵朝龙,土家族作家吴加敏、蜀虎、赵朝龙小说创作上。赵剑平的《困豹》以乌江流域为创作背景,以疙疤老山与木家寨人的恩怨、令狐荣和木青青与当地政府的不和谐为线索,展现人文生态与自然环境失衡现状,揭示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发展重重困境,试图指示现阶段人类走出困境、走向和谐的理想之路。小说在文字的不厌其烦的叙事中,渗透着一股浓浓的宗教和哲学的思辨气息。在目前乌江流域内,算是一部老道、情真意切柔和似乌江水地域文化生态小说,由于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方言土语和歌谣情诗等少数民族知识性话语不自觉地进入小说写作的视域。《困豹》小说的审美特色在笔者看来主要体现在于民族民间语言的炉火纯青的运用上,作为在乌江乡间成长起来的赵剑平,本身的语言就具有一种质朴的野性,行文中缓缓流淌的方言土语,突破了常有的习惯性语言审美愉悦,以一种民间姿态使小说流溢着强烈的乡土气息和民族地域色彩。如“扯拐”、“呻唤”、“阴悄悄”、“挞斗”、“裹跑”、“衩衩裤”、“牢实”、“松活”、“活路”、“滚水”、“跑不脱”、“果子泡”、“黑不溜秋”、“喔嗬连天”、“活摇活甩”、“挨邻则近”、“忙天火地”、“吸吸呼呼”、“打酒只问提壶人”、“烟搭桥,酒开路”、“倒大不细,两头受气”等等诸多俗语、俚语、口语土语、谚语,这种民族语言只有在渝黔交汇的地方出现,如果用本民族语言表述出来是很难达到交流效果的,在具体文学作品中,更能传达人民的生活习俗和民俗风情。这些方言词汇,经过地方文化长期浸蚀逐步形成的可口的语句,是黔渝边地人们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生产语言的特殊表达,是乌江地域文化积淀与本土文化代码体系的自在流溢,是在人们长期劳动过程中生存体验的凝练和简索,是其他民族无法替代的生存法码。 在王华的《傩赐》中一些充满巫性和民间文学色彩的儿歌民谣和山歌,机智幽默,和谐铿锵。在傩赐这个地方,哭丧有哭歌的,各人家的丧情不一样,哭出来的调虽然没有变化,但是词差不多变化了,例如四仔爸爸死后,四妈这样伤心哭到:“叫声哥哟我的君,我说你才没良心。哟——没良心/跟着你来已十年,你好生站着没十天。哟——没十天/吃好睡好还不算,还抛下我们上了天。哟——上了天嘞!……”。道士雾冬在四仔爸发丧出门时,高喊一声“起”,管材被壮年抬起来,紧接着唱道:“走吧!大鸡带你走到冷水谷,大鸡带你走到冷水冲,那里有黒竹一对,你去摘根做杖柱,拄着它去过奈何桥……”这种悲壮氛围更加浓烈起来,周边的人也收到强烈感染,都流着伤痛的泪水。 在《困豹》中,也写了木青青娘的去世,端公在开坛时,唱念到:“端公是神又是人,人不人来神不神,法事开坛不敢停,要停必定有原因。待吾神转回仙山,屙一泡屎哟!/此水为非凡之水,乃天宫闪电之水,左边洗过招财路,右边洗过招财来,天瘟扫出天朝去,地瘟扫出地府门,人来有路,鬼来无门,主人清洁,四季平安。……”这在幽默中渗透着喜剧因素,把主人的悲伤情调通过端公的诉唱转化为感激。 还有在《傩赐》中,对爱情的表达,也是通过山歌表露出来的,秋秋在拒绝岩影的爱意时,岩影一转身就唱起山歌来:“自从那天见妹面,哥哥魂儿就被美妹牵。朵儿妹呀朵儿妹,哥哥的魂儿你要好好管。……”在岩影被“我”妈拖出后门进入睡房后,他坐在床上给秋秋唱起来山歌:“小妹好像花一朵,开在哥哥心房处。哥想妹唉,想得心尖尖痛!那是花朵朵处生了刺。/妹朵朵生的娇,哥哥的手生得糙。有心想把妹妹搂在怀,刺就扎进了哥哥的手。妹朵朵啊花朵朵,妹朵朵啊花朵朵……”山歌情意绵绵,歌声寥寥,忧伤回荡,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秋秋的心。傩赐庄,在叙述者看来,“桐花节”是傩赐人民重要的节日,当然也是几个男人娶一个女的发端,秋秋的到来,无疑成为“桶花姑姑”,而“桶花姑姑”就得为傩赐人民过一个晴朗的桐花节。过“桐花节”就得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对歌,藉以表达一种纯真的爱情,歌唱美好的生活,“表现了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对纯真爱情的执著向往”【3】 赵剑平《困豹》口语土语的娴熟运用:“老表老表,下河洗澡,毛巾捂到,帕子耷到。”“想你想你想死你,找个画家画个你,把你画在杯子上,每天喝水亲死你。”,在吴加敏长篇小说《花灯》中,作者从生活的武陵山区土家族山寨白粉墙村的真实故事出发,以四代花灯艺人的艺术人生为线索,饱蘸着近百年土家族人事的沧桑,着重对土家族原始的民间民俗文化的展示和重振,文本中渗透着大量的土家族民间花灯口语民间调子,涉及到爱情、农事等,仅仅关联着土家人的生存命运和历史沉浮。 田永红小说《沉重的航道》,月光下谷底躁动喧哗的江涛,那一泓悠长坎坷的航道实际上承载的就是船工的人的生命历程的奋斗史、苦难史。那一声声山歌“半夜三更(哪个)睡不着,打开窗予(什也)望月落。打开窗子(哪个)月落了。月下无妻(什也)怎奈何?”叹出对生命的无奈,仿佛又只有认命。 这些口语化的汉语抒写,是少数民族作家不自觉的从民间提炼出来的出面语言文字,增强了文学性和表达力,美的质感也正出现在这里,通过汉语抒写的传达,尽情展示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原生态的本质和民俗风情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和触摸特定的人文语境,领略和享受排斥在都市外的“活”的民间艺术。正如有的学者认为“母语的写作意味着创作者自觉地确立了他与活生生的民族生活的精神联系。母语的言说能唤醒我们最亲切的情感,在母语的神思过程中,人的整个心灵都充溢着活生生的意象、活的人、活的声音构成了最亲切的母语写作情境”【4】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不仅把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信息承传下来,而且也方便了与汉民族进行传播和交流,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得以继续的缘由。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思维逻辑在于真实地描述本民族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挖掘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化,热爱尊重自己的民族,企图把本民族纳入一个多民国家体系的构架中,以期完成民族和谐的审美动态叙述话语,从而使自己的表达情愫和思绪能够被汉语读者理解、认同甚至得到扶持。 二、凝视与反思:挖掘底层求生者的苦难历程及生存命运 凝视底层,纵览宏宇,响应当代底层求生者的心声与道德良知,叩问底层人魂灵与生存命运。底层写作者注重发掘底层求生者的生存状况,对其心灵的苦痛和肉体的折磨作出独到的挖掘和审视,遂成为新世纪底层文学创作的一幅独特剪影。进入新世纪九年多来,底层文学创作的大量涌现,是当代文学发展必然的收获,也是新世纪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到今日,底层文学虽然遭到了一些学人的批评和责难,但不可否认的是,底层文学给近十年寂寞而不景气的文坛带来了一丝灵气和生机,这几年最能撞击人的心灵震动的小说还是出自底层文学。在少数民族写作者中,也并不是不关注现实,反思现实,整天沉浸在津津自乐的民风民俗文化的挖掘中,相反,他们也更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境况,对其道德良知进行拷问。 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家园》,中篇小说《回家》《在天上种玉米》,冉正万长篇小说《纸房》《洗骨记》,赵剑平的长篇小说《困豹》,田永红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燃烧的乌江》,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林照文小说集《过不去的河流》,罗漠小说集《乡村与城市边缘》等等。这些作品都渗透着底层写作者更多地将目光由细碎的人性内部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延伸,打通历史与现实、民族与地域之间的重重阻隔,探索我们这个时空领域里底层求生者种种触目惊心的苦难历程和生存现实,深入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底层求生者的欢乐与梦想,焦虑与孤独,愤怒与抗争,欲望与追寻内在的复杂性、斗争性、荒谬性和尖锐性。 在王华《桥溪庄》中,开篇就定下了底层人生存苦难的情感基调,“黎明无风。茫茫雪野在朦胧中沉睡,但桥溪庄无雪”,这预演着人事的悲哀与无奈,临近的厂房,打破了宁静的山庄,染黑了清新透明的空气,桥溪庄人寄托于厂房的梦想恰恰是他们人生命运低谷的开始。雪豆、雪果等雪字辈的孩子们是生长在这片神秘土地上的受害者,雪豆的到来也注定村庄人们恶果的到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仡佬族作家,王华对农民生存的欢悦与哀痛,追寻与失落是深有感触的,心理凝固着一团火热的“农民情结”。尽管她笔下的李作民、陈大懂、陈小路、兰香和雪字辈们对生活执着追求,对爱情的热烈渴望,他们表现出的刚毅、本真、勇敢、善良,在时代的洪流中,所有的希冀都沉默地狱。《村小》、《天上没有云朵》、《一只叫耷耳的狗》《逃走的萝卜》《家园》和《傩赐》都是用汉语抒写底层的作品。《傩赐》作为描述一个傩神赏赐的村庄,带着底层写作者浓重仡佬族符号的记忆和追思,描绘一个村庄外乡女秋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懵懂嫁给了兄弟三人,他们拼命挣扎求生存甚至几乎付出生命为代价,仅仅是追求一种一妻一夫的正常生活的理想,作品在“白太阳的美丽和忧伤”中开始,在“白太阳显得很单薄,单薄得若有如无”中结束,像一首挽歌,奏响沉重低沉的哀乐。《回家》和《在天上种玉米》是作者09年分别发表在《当代》《人民文学》上的两个中篇小说,同样是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如果说以前的小说主要关注的是静态的“家园”“村庄”苦难叙述的话,那么这两篇主要倾诉的是底层求生者流动的生存本相。前者阐释的是一批“向城市求生者”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去了土地,在金融危机中失去了工作,在“回家”的艰难路途中的一副痛苦相,由于在工厂上班,一夜之间倒闭,身无分文,他们唯一的期望就是“回家”,然而“回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艰难。后者仍然抒写一群熟悉的乡村“进城求生者”在“天上”种玉米遭受阻碍的滑稽相。 冉正万中短篇小说《高教女人及其他》《奔命》《跑着生活》等在充满一种乡村气味生活气息的境况下更多关注的是一些小人物的生存的命运,作家付出的同情感时更多体现的是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长篇小说《纸房》试图在建构和谐家园意识时对现代金矿开采和冶炼工业的引进进而扰乱纸房村民生活造成生态破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的一幅人生悲哀图,土地原生态的彰显与现代商业的的浸淫产生强有力的张力,一种乡村“Gemeinschaft”正在遭受解构。【5】 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忠诚于生养他的故土乌江作为他的创作源头,因而他的小说创作的资源来源于乌江,写乌江人,写乌江两岸的风物山川,写那些绞滩人、信号工、走江汉子、农夫农妇……写他们生活中的欢乐与痛苦,焦虑与孤独,忧伤与喜悦,追求与无奈,力尽描摹一幅低层劳苦人民悲欢离合的画面。龙潜《铁荆棘》以一个少年的记忆和回味,抒写记忆中的苦难。田永红《走出狭谷的乌江》中的人物,大多为乌江边的人,关注的都是底层人的命运。潮砥滩的石柱,洋荷滩的山妹子,宋江灵,葫芦滩的秋嫂,市场上的牛贵,月门洞河的地主子女,苦竹寨的杏花和桃花、于家岩的于二毛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村民,它们生活的本真,实在,给人一种忧郁、阔达的调子。罗漠中篇小说《大雨瓢泼》,给人一种内心的涌动和震撼,小说写的是底层文人生存状态,为我们勾勒了一群当下社会底层文人的众生相,体现了他对当下的文化关怀。 展示艺术的多姿多彩,承传古代文人底蕴、文风、诗学价值,在生存境界中领悟人的生命真谛,述说真诚话语,阐释生命哲思,坚持艺术风格的多元化,文体的多样化,在创作中逐步摸索适合于自己的艺术开拓模式,这是乌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地域本色,也是他们的自觉追求。乌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是有目共睹的,体裁不仅局限于小说、诗歌、散文,而且这些作家在从事这一创作的同时,也把笔墨伸向了戏剧领域。各种体裁的作品不仅处处流露出少数民族作家厚重而又令人景仰的生命体验,而且也鲜明打上了各个时代、乌江流域各个角落思想文化层层嬗变、层层演进的深深烙印。老庄佛禅文化、土家舞曲、民歌,苗族舞曲、红色文化、傩文化、“萨母”文化、独特的生态资源多种在发生学上界限严格的文化形态,都可以在乌江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找到相应的佐证。由于个性化的生命体验和纷纭错杂的地域文化特征,加之个体独特的审美爱好和审美倾向,想象意识浮现,按照审美符号和语言的图式,共同造就了乌江流域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风格多元化的综合表象。现就诗歌和散文作简要的艺术剖析,主要体现在民族性,古典性,乡土性和风俗风景风情交媾磨砺出的神性,通过再现和表现有规律地表征在其创作中。 就诗歌而言,冉冉诗集《空隙之地》、冉仲景《从朗诵到吹奏》《众神的情妇》,周建军《穿越隧道的歌吟》,向笔群《武陵山,我的保姆》,喻子涵《孤独的太阳》,宁坤强《情满乌江》,王新华《高原梵歌》,何小竹诗集《写到1000首诗之后》,马仲星《漂泊心情》,何炬学《走过界面》,杨见《五种声音》,王晓旭《后现代的香蕉》,蔡劲松《人在边缘》、白沙《玫瑰园》,林亚军《爱在雨季》,赵朝龙《梵天净土》。散文集主要安元奎《行吟乌江》,魏荣钊《独走乌江》、刘照进《陶或易碎的片断》、王鹏翔《村庄的背影》,马仲星《黑白乐府》、龙志敏《松桃舞步》等,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在原始文化和现代性二重背逆下,诗文家们自在自乐的构筑地域文化世界,他们带着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血液,美丽的山水,独特的民风民俗,原始生态资源,从梵净山脚下到乌江之滨,从故乡的江到中国的雪,从土家山寨到苗家、彝族风情,由对人生的诗心感悟到高原梵歌行吟到激情的岁月,寻找古老的民族精魂,在绮丽瑰异的坦荡胸襟中寻找元气充溢的诗情的艺术旨趣,必然在其诗歌中交织和穿插着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历史考察。“真实的东西——包括大自然或者说自然风景——就其自身来说绝不是美的‘美是一种价值,它仅仅适用于想象,就其本质结构来说,包含着对世界的否定’但是,如果说美的东西必定是想象的,那就一定要求观察者通过他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6】这一群体上的作家正是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的。我们认为,少数民族作家的生命之根,存在着血脉与归宿形式,关照民族身份,和作家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所建构的审美对象——地域文化民族风情铸造了我们的少数民族诗人。 在刘照进散文集《陶或易碎的片断》中,作者祈求在土家族的乡俗生活中追寻一种历史沉淀的感伤情调和记忆童年的刻度和亮度,“留在村庄上的”是苦难、亲情、温情,一种怀恋,一份感恩,一片沃土;城市速度、包容力、现代、虚浮给予作者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灼痛,同时,也充斥一种现代性的张力。魏荣钊《独走乌江》,体验更多的是孤独,作者的思绪紧随乌江跳动的脉搏,用写实的笔法记录了两岸的历史、自然、风俗和人情,丰富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蕴。在喻子涵的散文诗中,我们不难想象出作者深受佛学的影响,这在他的散文诗中可以找到证据,《野火》一诗意象“野火”,“石头”,从石头中产生又轮回到石头中,这正是佛教因果轮回思想的表露。王新华《梵歌》组诗,《梵净山》组诗直接把佛写进诗歌中,成为一种景致,让人流连忘返。彝族作家王鹏翔的散文集《村庄的背影》更多的借助往事、花事、农具、人畜、节气、庄家、风俗风物将村庄的背影诗化,尽力挖掘对模糊村庄的记忆,在心灵的村庄寻求栖居之地和灵魂的归属。少数民族诗人以其身份的独特性构筑诗性的乐章,他们在以汉文化为优秀的多民族社会交结中也身受汉文化的影响,他们是用汉语来抒写土家族、苗族、仡佬、彝族、侗族的民族,其宗教、谣曲、舞蹈、法事、安葬、哭嫁、乌江风景等凝聚着诗歌、散文的梦想,在地域风情和文化记忆中熔铸于土家族、苗族、仡佬、彝、侗族与汉族并共同赋予其生命意象。“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7】在周建军的诗中,对民族地方色彩的挖掘较深,他的诗《采石艺人》、《摆渡江湖》、《打铜老人》彰显着对本民族化传统的忧患与礼赞,其主人也就自然成为民族文化传承人的代表,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贡献。“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8】冉冉《一只母羊和三只小羊》,碧绿、杏黄、白色涂成的背景,在夕阳的映照下,一只母羊与三只小羊在缓行,在这种诗情画意中,最伟大的母性在她心中全部唤起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心中所有的甜蜜柔情,其心灵与大自然的邂逅,执拗地向生命情感的深度大踏步的推进,企图达到现代批判精神和向古典乡情韵味、难以压抑的乡情和异常纯净的山涧景色、永恒的爱的价值和世俗生活主题之间达到一种内在的和谐。在何小竹诗集《六个动词,或苹果》中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巫术质素,《梦见苹果和的安》体现了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对“乌江文化精神敏锐的观察和表现”【9】 冉仲景的组诗《土家舞曲》“灵魂里安家/舍巴!舍巴!舍巴舍巴舍巴毕兹卡!//霞光走来一群收割燕麦的女人/她们腰肢丰腴:乳房硕大/被鼓点激烈的脚步/刚好踩在了恋爱、婚姻、生育的节奏上/朴素和清白,不仅是他们的服饰/更是她们的肉体和节操”。传达了土家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最为原始的情愫或语言的“密码”,更深层次的体现了生存意志和蕴藏于社会的生命潜力的内在张力。从词义里表达出的地域风情、文化和内在精神,散发出诗意的民族地域色彩,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民族个性,正如茅盾早期在强调小说的地方特色时指出“一处的风俗习惯不相同,就一处有一处底特色,一处有一处底性格,即个性。”【10】这一个性也正好体现了乌江流域诗歌创作独特的审美意蕴 情来自于对物的感触,诗文“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11】诗文的创作来源于生活,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农家、山歌、唢呐、芭茅、对牛哥、梵净山、乌江等等都是来自于自然之象,是诗文家切身的体悟进到人生哲理的升华到达的一种生存境界。林亚军的《乌江呀乌江》,宁坤强的《情满乌江》,马仲星的《乌江月》,赵朝龙《乌江吊脚楼》等诗作更是对“自然之象”的真情表达,而安元奎《行吟乌江》更是将乌江浓郁的地域色彩、神秘的灵魂作为自己追索的家园意识的精神烛照。 思乡是中国古代文人常常产生的一种孤独情绪的发,在少数民族诗歌中我们感受着“民谣淹没月夜的苍凉/不再孤独”(《异乡望月》林亚军)在“在高高的天穹下面/一朵花,鲜艳的绽放/孤独地/它使我深深地牵念”(《故乡印象》马仲星)“还有许多的语言之外的东西/关怀和鼓舞着我们”(《想念家乡》王新华)的家乡,然而,面对家乡,特别是亲人,“我”似乎有种内疚,因为“这些年,流浪在外/背着的,一直是/空空的行囊”(《我把故乡的风丢了》末未)。 四、困境与突围:捕捉多领域题材,凸显现代性 在以宽阔的胸怀挖掘民族民风民情,静心描摹生态图景,透视民族生存历程时,以更加切身的感受,开阔的眼光审视世界,将创作主题延伸多领域,凸显现代性,这是我们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里所警觉到的,因为“一味地沉湎于对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顶礼膜拜和诗意化的浪漫描写,而忘却了将现代文明,乃至带着恶的特征的新文明形态作为参照系,这就难免造成作品的形式的单一和内容的静止”【12】。然而,我们审视一些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创作,会隐隐觉察到他们在陷入民族创作困境的危机感时,猛然意识到不能全面的复制民族地域风情,沉默在古典主义的美学追求中,题材不能单一化,在技艺上应该有所突破和创新。从目前出现的作品看,作家在创作题材上出现了新的迹象,而迹象也表明,这种创作趋势、创作手法的运用,题材的选取也在一些作品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在谈到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困豹》的创作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蒙古族乌尔沁认为“身为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是从整个现世人类的高度,审读和透视我们国土上面变革中的旷野乡原,作者的笔力重重地击破了地域的限制,民族局限乃至文化局限”【13】从现代性的立场重构人类生存永恒的家园。他笔下的木家寨不仅仅是乌江边上的民族生存的乡村,它是中国整个乡村的缩影。一只“疙疤老山”的豹子企图寻求“又纯洁又宁静”的一片栖居之地,如今遭受人的破坏和霸占,于是寻找曾经的家园,可遭受到的正是现代性观念和行为侵略处境。令狐荣作为民办教师,抱着良知去寻找救助三个被拐卖的无辜少女,闯入城市,屏气凝思,一方面展示了国际化大都市所代表的现代社会的高度文明和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以木家寨为代表的穷乡僻壤的与世隔绝和孤陋寡闻,这在他纯净的心灵里投下了一丝阴影。这部小说尽管作了大量的方言土语、谚语、歌谣的表述,但丝毫没有影响它的大气和质地,相反,透视出一种浓烈的当代意识,“困豹”不仅困的是豹子,它还困着民办教师令狐荣、木青青,也困着这个贫穷的山村。这是一部充满内在张力的小说,穿透着诗性的力量,具有浓烈地域色彩与现代气息的奇异偶合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文本风格。 从上世纪末,何小竹逐渐把笔力由诗歌转向小说创作,企图投向大都市的怀抱,创作了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弥》及中、短篇小说《圈》、《天堂旅馆》等,诗人注意力的转移,我们不妨猜测到视为都市的欲望和市场的诱惑使然。在冉正万、王华和蔡劲松的创作上,他们不再固执地将笔力集中在展示民族风情、古老地域文化上,而着重关注当下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困境的二重思考,由地域生态资源描摹转移到生态平衡与人的和谐建构上来。冉正万的长篇小说《纸房》,由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农村田园的美梦,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我九岁的时候,纸房的山是青的,水是绿的,雨滴是干净的,下雪时,每一粒雪米都晶莹剔透,晶体里仿佛有一根细小的秒针在滴答作响。现在呢,山变样了,水干涸了,雨水浑浊。雪很少下,即使下一点也敷衍了事”,表露出作者道德良知的呈现和灵魂拷问,充溢着焦虑感,给即将破坏的生态家园一种人道关怀和警示。作家蔡劲松是目前侗族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创作风格多元化。其小说题材完全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在小说中主要围绕大学校园、研究所、遥远的武陵边城、古都西安等不同地域,人物主要落笔在大学生、教授、土匪、石匠、屠夫、卖鸡蛋的盲人、下岗职工各种人上。他笔下的“历史”已有了新的内涵,更多的是人的欲望的体现。把目光转向了自己更为熟悉的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写出了《屋檐记》、《大桥上的新闻》等。王华的小说创作,驱魔了传统的技艺手法,在取材上她逐渐转移了视角,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当前大家所关注的底层求生者的生存轨迹上来,特别警觉到“民工”在“家园”追寻上的拷问。土家族作家蜀虎的长篇小说《武陵的红》以两支红军曾经在武陵土家山寨留下的足迹和民间传说为原型,以侠的形式构思文本,企图对历史的重构,而长篇新作《酒脸》在涉及历史的叙述上更宏大,对土家山寨民风民俗民情,土家人的生存境遇的惦念,表达出土家人的文化意蕴和生命诗学,因此“这部小说还有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价值”(陈晓明语)。 总之“优秀作家首要的品质是真诚,真诚面对和继承自己民族的一切优秀传统,也要勇敢地正视自己民族的糟粕和劣势,更敢于面对现实变动对自己民族的冲击”,【14】乌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应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开拓自己的艺术境界,始终把握民族脉搏的跳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借鉴西方现写作作技巧,逐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至于今后创作文本质量、影响广度和深度怎样?诸位读者将以博大的彼岸之神对之试目以待。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构建思路 [摘要]自比较文学这门课程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开设以来,由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自身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特点,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建构主义理念下,立足于教学对象的实际特点,以蒙古文学为基点,不断增强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努力培养比较研究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营造开放的课堂,是今后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建构主义;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对象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着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宏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1]14。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 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置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创建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1]12,“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1]12。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宏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创建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络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频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系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 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找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置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 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作者:齐风华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外国文学教学与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培养 摘要: 现如今,大学生的成绩已经不是衡量他们自身能力的主要标准了,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人文素养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那些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文素养高低直接关系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进而影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然而现实中我国只有少数大学开设了这门课程,这远远达不到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我们应该着重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充分发挥外国文学的教育优势。 关键词:英美文学;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培养;教学 通常情况下,以人为中心的理性思考能够启蒙人类的人文素养,以人为中心的理性思考源于外国的文学作品,以英美的文学作品为主。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课程中有外国文学教学课程,当然就少不了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下面文章中主要阐述了人文素养及其与英美文学教学的联系,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1概念论述 1.1何谓“人文素养” 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都称为“人文”,所谓“人文素养”,是指在社会的文化大背景下,人自身由知识、能力、情感、观念和意志等因素共同组成的个人内在品质。提高一个人的人文素质需要提高其人生境界、塑造崇高理想以及实现个人价值。一个人的人文素质可以表现其性格、气质和修养,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价值观、思考方式、处事行为。在人文素养的教学活动中,人文学科主要研究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尤其注重研究人本身价值体系的形成。所以在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的教育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人文素质的教育实质上是对人性的教育,人文精神是素质教育的优秀和本质。 1.2英美文学教学与人文素养的关联 培育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是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人文素养是通过人文文化表现出来的,而英美文学作品是人文文化知识的重要载体。学生从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中学习历史知识,学会将人类的文明进行延续并将人类历史推向更高的文明;在文学作品中学到的哲学知识可以引导学生正确地处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优秀文学作品中的宗教知识以及道德观念都是积极向上的,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学生诚信做人,生活得更加高雅有情趣。优秀的英美文学所弘扬的价值优秀都是真善美,可以引导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学生通过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可以学习作品中伟大人物的优秀品质,如责任感、奋斗精神、勇敢坚强的品质等;另一方面,也可以学会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必要的掌控或者揣摩别人的情绪,学会承受困难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这都体现了英美文学作品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的重要作用。此外,文学作品中蕴含着智慧、情感、经验、原创力、想象力、生命思想以及生命意识、对于学生思辨能力、审美能力和科学素质的培养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2少数民族大学生英美文学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2.1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的需求 在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自身的功利性越来越严重,这使得教育的育人本性被逐渐边缘化甚至被淡忘,学生的人文素质普遍较低。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而言,人文素质缺乏同样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对文史知识很少涉及。根据相关调查,有不少学生甚至不知道建国前的抗日战争。很多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也很缺乏,甚至有学生不知道聂耳的著名作品有什么,也不知道柴可夫斯基是哪国人,这样的现状是十分令人担忧的。此外,因历史上的民族遗留问题,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问题的看法还比较偏激。有调查显示,许多少数民族大学生都抱有“本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这一看法。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圈子里也经常出现诸如“我们民族怎么样,汉族怎么样?”之类的讨论,这固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自豪感的一种体现,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其民族认知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在地区发展及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失衡,甚至由此引发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 2.2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需要 英美文学课程是对西方语言学习的高级阶段,主要目的是在学生的外国语言基础上提高人文素养,学习西方优秀文学。但是在现实中,英美文学课程在教学中却面临了很大的困难。在本就被压缩的极为有限的课程时间内,学生在上课时兴趣了了,“上课前不预习,上课时没兴趣,下课后不复习”成了学习的常态。英美国家在文学教学中注重对近期研究成果的吸收和运用,并且在教学方式上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这样有利于提高学生对文学课程的兴趣,从而提高其本身的文学素养。 2.3对人文素养的讨论已经引起了教学工作者的深刻思考 针对我国大学生人文素养普遍低下的现象,教育工作者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一问题是一个长久积累的问题,我国的学生从中学阶段就开始接受应试教育,这种教学模式禁锢了学生的阅读范围,把学生的精力高度集中在课业任务上,不能开拓其他领域的认知。到了高中阶段,由于我国文理分科政策的影响,使得学习理科的高中生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很少接触到文史类知识,使得他们的大脑中出现一个大范围的文史空白。到了大学阶段,专业划分十分细致,专业口径窄导致学生人文知识薄弱,学生的知识结构不科学,出现失衡问题。很多学校多年来一直注重教学质量硬性指标的完成,忽视了对大学文化发展态势的研究,在实际的学校建设过程中也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文化建设措施,没有针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举办相关的知识讲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工作没有落到实处。目前我国大学生中,很多学生因为心理疾病问题而与其他同学难以相处甚至出现自虐自杀的现象,这说明加强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工作已经迫在眉睫。由于该问题的长久积累性以及我国教育体系的确存在问题,所以要抓紧时间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在教育改革中,要综合考虑学生和老师、培养目标、教学规范、课程体系等多方面的因素,追求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2.4提升自己的审美眼光,陶冶情操 通过对世界文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得知,世界文学历史上的经典作品大都源自英美文学,比方说,一些大文学家莎士比亚、米尔顿、马克•吐温等都属于英美文学的研究者。现在我国参与到文学阅读中的人也越来越多,通过认真阅读文学作品不仅能够提升人们的审美观念,还能积累一些审美经验,学习英美文学还可以让人们感受到文学的强大力量,在了解基本的文学知识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阅读理解能力,陶冶自己的情操,让人们用心来感悟生活的美好,乐于生活,乐于学习。另外,一些好的文学作品存在较强的教育意义,人们在学习英美文学知识的过程中,不仅能够积累丰富的阅读经验,还能够让自己更加睿智,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洗涤,自然就能够陶冶高尚的情操了。首先,英美文学作品中大都提到了一些具体的人物,并给予这些人物鲜明的形象,阅读者就能够从中学到坚强的人物性格以及鲜明的形象,为以后的人生带来了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比方说,富兰克林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就有给年青一代的劝诫,我们可以从海明威的小说中学会冒险,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总能给人以启迪,不论是在个人修养还是人格塑造以及意志力的锻炼方面都能得到你想要的,其次,学习英美文学的人还能够培养自己的同情心,让自己的心胸更加宽广,陶冶高尚的情操。 2.5培养少数民族的跨文化意识 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迅速发展的社会,懂得一门国家语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甚至懂得英语的人已经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了,目前,社会对掌握英语的人才要求越来越多元化,英美文学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学习目标。由于英美文学中包含了很多西方文学知识,因此少数民族在学习英美文学知识的过程中,就能够变相的了解外国西方文化,在此基础上熟悉掌握外国文学知识,并做到学以致用,培养自身的跨文化意识。少数民族通过学习外国英美文学,可以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理解外国文化,分析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区别。现在,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对跨文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当然如果是跨文化的英语人才就更好了。 3英美文学教学中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策略 3.1英美文学课程设置的完善 现在,英美文学在高校芙语专业教学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但它在公共英语教学中长期被忽视。各高校正在开展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加强学生听、说、读、写、译等应用能力的培养,但是却忽略了对学生文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培养。文学作为人文学科中重要的一个分支,在高等教育中应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文学素质作为人才的重要素质之一,也应该在高等教育中体现出来。高等教育中除了开设公共选修课,如《英美文学赏析》,英美文学教学也应纳人大学英语教学的体系中来。目前,我国高校内大学英语课时普遍较少,而且随着课改的进行,大学英语的教学时数会相应减少。针对这一情况,笔者认为目前有两种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一是采用专题讲座的形式,挑选一些学生耳熟能详的有着深远影响的英美作家,如莎士比亚、狄更斯、雪莱、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进行讲解、分析和讨论,如开设《西方名著赏析》课程;也可专讲某一文学专题,如《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圣经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二是利用西方文化教学促进英美文学教学,开设一些文化类课程,如《西方文化导论》、《文艺复兴史》等。 3.2英美文学教学方法的改进 具体改进方法如下,我们建议在阅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研讨式的教学,在课堂上尽可能的进行专题探讨。还可以让学生在完成大量阅读理解任务后,针对某一个作家进行调查和研究工作,尽量拓展视野,学会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尽量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学习英美文学,了解西方文化,实际上不仅仅要了解西方的文学艺术、文化习俗,更要了解西方的心灵史和思想史。我们知道,要深入理解并鉴赏英美文学作品,就必须了解一些西方哲学理论和心理学观点。如达尔文的进化论,黑格尔辩证法,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意识分层,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等。古人云“: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通过借鉴不同的文艺批评理论,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某个作家作品进行个案分析与研究的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新的阅读视角,培养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这也是文学教学的目的所在。 3.3对外国英美文学知识的本质目的的准确了解 现在的外国英美文化教学似乎变得更加商业化,没有了当初的纯粹性,现在的教学大多比较关注英语教学效率,忽视了英美文学教育的重要性,忽略了人文素质的培养。我们要向不断提升少数民族的人文素养,就要从学习外国英美文学做起。详细来讲,学习外国英美文学的本质就是让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广大民众了解英美文学,学习英美文化知识,进一步培养自身的审美意识,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此外,学习英美文学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在提升人们阅读能力、理解能力的基础上,更好地体会人文精神的本真。因此,在少数民族学习英美文学之前,一定要充分了解学习英美文学的本质和目的,尽量接受较为专业系统的学习,领悟外国文学的真谛,走进英美文学作品的世界,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 4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英美文学课程建设,有利于实现高等教育中人文素质培育的目标,也是对学生进行文化启迪的重要形式。本文在介绍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欠缺现状的同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需要高校主动采取措施加强引导,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形成高度的人文素养。 作者:宁春慧 单位:包头医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外国文学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美学教育研究 摘要: 美学教育是人文精神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文学之于人类的唯一性在于她能够提供心灵的表达,能够提供深刻的美。美育在于以美启真,以美导善,以美怡情。启真,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崇尚追求理性和智慧;求善,外国文学通过对人性善的褒扬和人性恶的鞭挞而塑造人格,提升人文精神;怡情,外国文学使以艺术投入人生,使人有情趣地生活。外国文学赋予少数民族大学生美感关怀,以宽容的态度,尊重和接纳不同的文化,以达到与自身,社会,宇宙的和谐共处。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以美启真;以美导善;以美怡情 美育一词由蔡元培译自德文,并为其终生所倡导。美育即美感教育或审美教育,超脱生死,全无利害关系,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美育的内容就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文学之于人类的唯一性在于她能够提供心灵的表达,能够提供深刻的美。沉浸于某一首诗,某一部文学作品,在心领神会之际,必然呈现一幅画境或一幕戏景,使人神魂为之钩摄,若惊若喜,无暇旁顾。内心充斥着一种天国的而非人间的快乐,霎时间,一切爱恨悲喜都烟消云散了。此刻所流露的情绪皆来自生命深处,这种美的体验无法言说,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快乐,以美启真,以美导善,以美怡情,让人感到生命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1以美启真 黑格尔说:“理性要求统一,要求种族共同性;自然要求杂多,要求个性,人需同时服从这两种法律权威。在这些对立面的冲突中,美感教育所要做的正是要实现调停与和解的要求。因为按照席勒的看法,美感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欲念、感觉、冲动、情绪修养成本身就是理性的,因此理性、自由和心灵也就解除了它们的抽象性,和它的对立面,即本身经过理性化的自然,统一起来,获得了血和肉。这就是说,美就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就是真正的真实。”(黑格尔,1979:78)求真是智育的目的,宣扬理性。以美启真就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而言,注重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感性是理性的基础,理性是感性的升华。一方面文学提供了具体可感的形象,通过形象进入审美的世界,在审美的世界,人的感官和人的心灵得到慰藉与滋养,增强自己的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另一方面,不局限于这种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而是上升到理性——求真,求得各学科门类的知识,求得人生的智慧。培根的《论学习》诠释了“知识”、“能力”“、智慧”的关系。知识是基础需要转化为能力,知识的获得,能力的培养都是为了寻求智慧。《白鲸》中对于捕鲸和提炼鲸油的生动描述,梅尔维尔查阅了大量的捕鲸文献。如何寻找鲸油,如何识别,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捕捉白鲸并最大限度地提炼鲸油,梅尔维尔都做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堪称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捕鲸著作。《变形记》、《城堡》是作家本人哲学思想的直接体现。萨特在《恶心》中,通过主人公洛根丁对这个世界的一切感到“恶心”,展现了自己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文学批评是文学审美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精神分析等文学批评理论是文学审美活动的理性标准,并为其提供理性引导。审美实践活动不能缺少理性因素,因为理性因素对于审美能力的定向发展和提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美育不是纯粹的感性教育,而是感性与理性融为一体的教育。各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民族文化,而中华民族强调“心的文化”得到了认同,如“明心见性”。“心的文化”强调心的作用,提倡将情感提升为理性精神。外国文学中的理性精神可以追溯至柏拉图,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由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构成,正义的人必须让理性统治激情,让激情抑制欲望,国家的统治者需要智慧,理性地管理国家。外国文学提供了不可胜数的追求智慧,寻求理性的文本。少数民族大学生阅读外国经典文学作品过程中,通过理性思维活动,阅读,分析,感悟,总结人类文化深层规律。阅读学习外国文学,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对文学、审美的知识、理论、方法、技巧的掌握,提高认识能力、理解能力,这是理性教育;有了这些理性教育,加之审美实践的感性教育,少数民族大学生可以更好地融合多种文化元素,深化自身的艺术创造意识和审美活动意识,从而加深对外国文学作品和审美经验的认识与理解,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 2以美导善 蔡元培认为美感有两种:一为优雅之美、一为崇高之美(1997:522)。美育的目的在于美化心灵和塑造人格,不断地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文学天然与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性中的理想和崇高是美的终极体现。外国文学从多个角度进行描述,根本指向对人的普遍关怀,也就是保持对理想和崇高的向往和追求。文学大师坚守人文精神要观照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的生存现实,对时代、社会以及人进行深刻宏大的哲学思考,对社会深度介入。经典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人生命价值和生存现实的观照、思考与终极关怀。这些作品无论对人性善的赞美与褒扬,还是对人性恶的揭露与鞭挞,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展现着人性美。雨果的《悲惨的世界》宣扬了人性善。人与生俱来的悲悯、同情、宽容,仁慈在冉阿让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冉阿让的以德报怨使沙威良知复苏,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赞扬了安东尼奥所体现的慷慨、无私、真诚、仁爱等人性光辉的一面,同时也批判了夏洛克所体现的人性中贪婪、嫉妒、残忍等卑劣的另一面。戈尔丁的《蝇王》批判了人性恶,对恶的严厉批判就是对善的强力褒扬。“蝇王”是人内心邪恶的象征,每个人有邪恶的存在。这就导致了象征理性的皮吉被砸死,导致了明了真相的西蒙被杀害。霍桑的《红字》中,白兰勇敢面对自己的罪责,承担相应的惩罚,以自己的坚忍、勤劳、施予使象征通奸(Adultery)的红字转化为“才干”(Able)和“天使”(Angel)。勇于担当,知错能改体现了人性的自我完善,自我提升。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虽然揭示了美国梦破灭的主题,但同时肯定了对理想的追求。盖茨比的了不起就在于他对理想的执著。他的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理想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所以当他的理想幻灭后,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长期的碰撞、交流、融合,认同了善即美的文化心理,如孔子的“尽善”方为“尽美”,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彝族长诗《一条彩虹》、布依族传说《极老多采青石盖天》都蕴含同一主题,善是一种心灵美,是人生的至美境界。外国文学作品提供了跨民族的证据,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阅读经典的外国文学作品过程中,以阅读的审美活动激情导欲,不断完善人格,提升精神境界。善是德育的目标,而德育重抽象的说教,思想政治教育更是如此。所以,在高校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枯燥的德育说教,其效果甚微,也就难以达到陶铸情操、涵养性情、健全人格之目的,不易造就出符合社会群体利益的合格个体。阅读的审美活动,以活的形象展现的生命活动过程和生活图景,人们融于这种生活图景和生命活动过程之中而得到陶冶与历练。在感同身受中,“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人文关怀,培养同情心、正义感、博爱精神,提高对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判断能力和急公好义精神,使民族之间、群体之间具有凝聚力,使社会文明有序与亲敬和谐。”(聂振斌,2011) 3以美怡情 蔡元培认为:“我们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了的情感。我们每每在听了一支歌,看了一张画、一件雕刻,或是读了一首诗、一篇文章以后,常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四周的空气会变得更温柔,眼前的对象会变得更甜蜜,似乎觉得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使命。这种使命不仅仅是使人人要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他同时还要使人人能在保持生存以外,还能去享受人生。知道了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更加知道了人生的可爱,人与人的感情便不期然而然地更加浓厚起来。”(1997:614)以美怡情就是能过有品位,有生机,有情趣的人生,就是将艺术纳入人生,成为生活的艺术。在无为而为中,找到生命的宁静、淡泊、豁达、恬淡,达到生命自身和生命与生命之外的和谐。性情在怡养的状态中,必定是健旺的,生发的,快乐的。喧嚣的尘世驱使着人们为追求功名利禄而奔波劳碌,再也没有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而文学可以让我们逃离现世,进入久违的审美世界,获得审美的自由。《贝奥武甫》体现了七、八世纪不列颠的生活风貌,兼有氏族时期的英雄主义和封建时期的理想。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展现了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交替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狄更斯的著名小说《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双城记》生动再现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生活画卷;《死魂灵》、《装在套子里的人》深刻表现了沙皇时期俄国人民反抗沙皇农奴制的斗争情景;果戈理创作的喜剧《钦差大臣》,揭露出了俄国官僚阶层中的真实的黑暗场景。史诗和小说带给读者活的生活图景,读者融入这种生活图景,以情感为中介把自身和对象沟通起来,使主客界限泯灭、物我为一、情景交融,从而得到浸染和和熏陶。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对大自然所做的唯美赞颂。美国诗人惠蒂埃《大雪封门》描摹了新英格兰的田园风情。弗罗斯特《西去的溪流》、《又一片牧场》、《修墙》、《摘苹果之后》等描写新英格兰地区乡间人民的日常生活,诗歌朴素中寓有深意。连同所有优秀的诗人,迪金森有关死亡、爱情、自然、永恒等含义隽永的小诗,庞德的意象派诗歌都使读者刹那间见终古,微尘中见大千。在那一刻的心领神会中物我两忘,怡然自得。少数民族浸润在天地之美的闲适、浪漫、充实的生活中,较少功利的追求,几乎每个人都是诗人、歌手、艺术家。每一件生活琐事都富于诗情画意,在歌、舞、织、绣中颐养性情,体验着艺术人生。但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现代多元文化思潮的冲击下,失去了本民族原有的审美性情,陷入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奔波忙碌,精神一片荒原。少数民族大学生通过阅读审美活动的陶冶,唤醒自身的民族审美潜能,沟通古今中外,获得自由快乐的本领,即审美能力。能够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将美融入生活。审美的生活化,让少数民族大学生顺利走完每一次的经验历程,获得完整的日常经验同时,感性与理性相结合,升华为审美经验,实现生命的丰盈、和谐和庄严,可以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 4结语 外国文学是对经过时间淘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泛称。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最大差异在于提供一种跨文化视阈。在跨文化视阈下,实现各民族文学,文化的互识、互证、互补。无论种族、国家、文化、文学较少功利色彩,都关注人类的命运、生死、自然、感情等共同之处,外国文学以人类所关注的共同形象浸润各民族大学生的心智和情感。人文精神中渗透的生命根本性和审美多元性,对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更宽容的对待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尊重和接纳各种的文化的差异,形成一种美感关怀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这种关怀表现为不同国家、民族、种族的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表现为人们对个人、社会、宇宙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期待。而这种关怀恰恰是人性中所共通的,它能够在心灵的最深处打动每一个人,从而实现彼此间的沟通和理解。”(易晓明,2010) 作者:王学功 宁春慧 单位:包头医学院外语系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思考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对象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着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宏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置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创建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宏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创建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络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频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系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找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置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作者:齐风华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与汉语言文学的融合 摘要: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展开需要强调多元文化的交融发展,肯定文学的历史融合,重建文学评价体系,以汉语进行多民族文学实践,追求多元一体文学格局目标,无论哪个方向或环节都需要对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进行跨越和整合,因此,多民族文学教育必将有效推进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多民族文学;民族文学;汉语文学;融合 前言 多民族共存的社会格局决定了多民族文学共存的现实,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但是长期以来,在政治形态和意识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文学格局一向以汉语文学为主导民族文学为补充,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性被忽略。随着中国文学的深入发展,如何在中华文学体系中体现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事实格局,多民族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文学关系如何梳理等有关中国文学如何发展的问题逐渐凸显。与此同时,随着世界民族族群意识的觉醒,世界文学格局中多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逐渐得到重视,成为世界文学话语的重要构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多民族文学教育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研讨的热点问题。多民族文学教育的本质是肯定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主体性,把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化放置于平等位置,跨越差异,进行文化资源整合,共同构筑中国文学的格局,因此,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展开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肯定和促进。 一、多民族文学概念强调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发展 多民族文学教育展开首先要做的是明确多民族文学概念。虽然近年来多民族文学理念渗透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讨论中,但是对于什么是多民族文学并无统一的说辞。根据各方面的探讨,笔者理解多民族文学是在基于多元一体政治格局的基础上,使民族文学由原来汉语文学的补充或点缀,获得文化上的主体性,使其摆脱当前在中国文学中的边缘状态。这个概念的成立意味着之前所定义的以汉语文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学向更为宽广的方向扩容,中国文学概念被重新诠释,之前以汉语文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学转变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共同构建。在多民族教育实践过程中,就要通过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形态的共建来体现以上对中国文学的诠释,而这种诠释和体现的过程自然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多民族教育以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建中国文学概念需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民族文学的主体性;第二,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求同存异。多民族文学教育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解答过程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首先,从前者来说,多民族文学认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一起构成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因此,民族文学自然需要和汉语文学获得同等地位,能够平等对话,而不是处于中国文学史的边缘地带。多民族文学把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相提并论,强调其主体性,意味着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是平等但又有差异的两种文学形态,两者具有异质性,并不能完全糅合在一起,共同作为中国文学的内驱要素,两者需要融合创新才能形成凝聚力,共同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1]由此可见,在多民族文学教育中对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明确,在中国文学体系内,其必然需要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其次,从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求同存异来说,在教育实践中,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同成为中国文学教育的内容,但是两者又存在着差异,要使两者有机结合,成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需要对两者寻求共性,求同存异,如汉语文学拥有发达的书面文学传统,而藏族、蒙古族则有口头文学传统,也有部分民族口头文学和汉语文学共存,这些文学形态都是中国文学形态的一部分,只是文学载体不同,认知和明确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的差异,并从中寻找共性,使其共生共存,在这个明确特殊性并保持一致的实践中,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相结合发展的过程,自然也是两者融合发展的过程。 二、多民族文学教育肯定了文学的历史交融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和现实情境相一致,知识界开始颠覆单一国家或民族主流民族历史叙事的潮流或模式,开始提倡性别或族群话语,以族群嬗变和互动视角来讲述文学现象称为世界文学研究的跨国转向,族群文学成为超越国别文学叙述的支撑点,多民族文学教育由此而起。族群文学的研究自然需要从族群文学的历史源流来把握,因此,沿循历史脉络解读多民族文学便成为多民族文学教育的必然内容。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发展一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生共创的发展状态,中国文学的发展一直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互动互融的过程。[2]历史已成过去,但是历史并未完全抹平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交融发展的历史,以南北朝的诗歌为例,虽然当时的《乐府诗集》中很多民族诗歌的内容已经遗失,但是胡琴、琵琶、羌笛等民族特色乐器却在遗存诗歌中多有出现,以此便可以想象当时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共荣共生的和谐情境。每个民族的文化或文学都不是单一发展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学发展都相互影响,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由于战争或政治因素造成了多次民族迁徙,每一次民族迁徙都意味着迁徙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而民族融合环境下,表现在文学上便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如辽金时期,汉语诗词中包含了民族文化的成分,特别是汉语戏曲等民间文学的民族成分更加明显。中国历史中的多民族融合使得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也相互交融,中国文学史中包含了大量少数民族的文学成分。[3]虽然历史发展中民族文学一直和汉语文学共生互融,共同构建了中国文学的框架体系,但是由于汉族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和汉语语言的官方通用下,当下教育体制对于中国文学的表述理所当然地指向了汉语文学,无论是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还是教育体制中的文学教育,以及大众视野中的中国文学概念,都从事实上佐证了这一点。在汉语文学被作为中国文学的全部或主导时,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中汉语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共生互融的事实被遗忘或忽略。而这种情况在大众的视野由汉语文学转向多民族文学时,民族文学的历史发展和嬗变成为关注的焦点,多民族文学共存共荣的历史融合自然而然便会重新提起或发掘,在多民族文学教育展开时,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发展的历史真实面目最终会突破教育体制、意识观念和语言等因素的阻隔重新回归到民众视野中,而这种回归也将成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开端。 三、多元文学评价体系需要整合民族文学评价资源 文化是人类在不同生存发展环境中自我保护、自我表达的机制,虽然表述方式不同,但是所有文化表达的都是共同的人性。文学是文化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表达各有特点,对不同文学表述差异的学习和了解,可以扩展人类对人性认知的宽度,同时也能让人类在多种文学表述中探寻人类共性的边界,因此,对于各种文学形态都需要端正认识。不同文学作品由不同文学创作者创作,由于创作者本身的文字水平和思想认知的限制,文学作品有高低之分。同时,由于表达需要,文学作品有多种体裁,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才能使文学作品得到合理评价。特别是在文学教育中,更需要借助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从而通过文学评价使学生对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判断。文学评价体系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思想性、作品形态、作品表达、语言文字、文学价值等都是文学评价的标准,越全面的文学评价体系得到的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多民族文学理念下,汉语文学和民族文学共同作为民族文学的构成部分,更需要多元文学评价体系才能使评价结果接近客观事实,而多民族文学教育也需要通过这个评价体系来对学生进行引导。由于社会环境及文化发展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学形成了各种神话、史诗、歌谣等文学作品,同时由于文字及书写习惯所限,部分民族文学并未成为书面文学,而只是用口头方式传承下来,成为口头文学,这些形式各异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同的文学价值,如少数民族歌谣是民族民众人际交往、调适身心、沟通神灵的媒介,而民族史诗则传达了民族特定的宇宙观,对民族历史进行了记忆。和书面文学一致,各种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人类用身体、仪式进行的文化展演,在人类影响上和书面文学有同样的价值。但是在当前的文学评价体系中,书面文学是文学的唯一形态,汉语语言是主要评价语言,这样的文学评价体系自然把民族语言创作的民族文学和口头民族文学排除在外。在多民族文学教育中,随着民族文学的主体性加强,以及主体地位的回归,必然要形成新的文学评价体系,扩大文学层面,调整评判标准。新的文学评价体系对民族文学形态特征的兼顾,以及对民族文学评价资源的整合,也是变相的民族文化和汉语文化的融合发展。 四、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以汉语语言为主导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中蕴含着特定的文化信息,对某种语言的文学使用,自然会使作品具有以上语言所对应的文化意味,而这种由于不同语言使用而进行的文学创作也是文化之间的交融。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因此,在文化教育中,用什么语言来书写往往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点问题。由于汉语的官方使用和大范围内应用,当前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主要分为本民族语言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和用汉语创作的民族文学作品,以本民族语言创作的民族文学作品自然不存在语言文化的差异问题,但是对于以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目前还有不同的认知。有人认为汉语和特定民族文化不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无论是汉语的文化表达,还是汉语对民族韵味的反映,都存在欠缺,因此,对于汉语创作民族文学作品还存在一些争议。另外,也有观点认为,民族文学的特质在于民族思想文化,关键是文学中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使用汉语创作对于民族文学有影响但影响并不大,而且汉语创作还有利于汉语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有利于民族文学作品的影响扩大。[4]争议归争议,事实上,由于民族学生的汉语学习,相当一部分的民族学生并未掌握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而在现实教育中,高等院校的文学教育也往往是以汉语来教学,20个拥有一级语言学科学位授予权的“985”院校几乎都有汉语言文学,但是仅有中央民族大学等四所大学设置了民族语言学科。现实的客观情况决定了即便是民族文化和汉语文化并列于院校的课程内容中,但是由于民族语言普及限制,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仍然主要是以汉语为主导,民族语言的离席意味着多民族文学教育实践只能以汉语为主,在民族学生对汉语的输入学习中,以及汉字的输出创作中,汉语的文化意义已经和民族学生原有的母语文化进行了对接或融合。 五、多民族文学以多元一体文学共同体为目标 费孝通先生曾经对多民族共存状态及趋势提出了美美与共的总结和构想,这个观点是在多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的差异基础上为各民族寻求和谐发展的模式,对多民族文学同样有借鉴意义。形成于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每个民族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的差异决定了民族文学的差异和分歧,在文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民族文学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中国文学的发展创造中,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学体系内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学生态。多民族文学的提出虽然强调了民族文学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并对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提出了要求,但是最终的目的是强调民族文学的价值意义,并对其在文学史中进行明确地位,意图通过民族文学地位的合理确定和文学资源的合理利用推动中国文学发展,而并非对民族文学厚此薄彼。无论是汉语文学还是民族文学都要置于中国文学的语境下,多元文化政治共同体决定了多民族文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形成多元一体文学共同体。[5]在这个构想下,各民族文学都共同参与到中国文学历史的发展中,共同创造中国文学史,而这种参与并非是无序杂拌,而是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相互融合创新来实现。多民族文学教育对以上构想的实践,首先,便是树立多民族文学史观;其次,通过各种方式促进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多民族文学史观自然会对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关系给予肯定,在此文学观引导下,多民族文学教育要明确各民族文学的差异和特征,使各种文学都能从其他文学中寻求到可以融合的要素或方式,并以各种方式来促进其融合交流,而中国文学统一体开放和包容的组织结构也为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的融合提供了更多可能。 结语 虽然长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在历史发展中互融共生,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但是由于族群力量、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少数民族文学在历史中的影响和作用并未在中国文学史中真实呈现,中国文学体系形成了汉语文学一支独大的格局,这种格局不仅使少数民族文学既有的贡献和价值难以得到正确评估,同时也局限了中国文学的多样化发展。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文学的价值发掘,多民族文学必将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多民族文学理念是中国文学内部的反思和重构,其对中国文学概念扩容和新文学格局的重建,都意味着多民族文学教育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融合发展的过程,对多民族文学教育的系统梳理和认知,将有助于民族文学和汉语文学更好地融合发展,民族文学和和汉语文学的同创共生也将最终促进中国文学的大繁荣。 作者:郭常顺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中主体可能倾向 主体行为是决定文学基本状态和发展问题最为重要的因素。在当代文化背景下,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其主体世界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日渐增强的民族文学意识基础上,形成了交往与对话的强烈诉求。2004 年,聂勒出版了诗集《心灵牧歌》。这个其实早已进入城市的佤族青年,用他充满盼望和寻找的眼睛,用他始终依恋佤族的心灵,发现和感受着这个世界的律动与变化,并形成了诗意的表达。林立的高楼和宽广的马路,熙攘的人群和浩荡的车流,这一切对于佤族的灵魂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一辆辆漂亮的车流 / 从身边匆促而过 /像一群发狂的野马群 / 孤独便从心底淌溢 / 我泪水盈盈 / 可以告诉你 / 我是一个农牧民族的儿子 / 打从森林来到这个城市 / 我就注定属于一种孤独的边缘 /…… 这种弥漫在《心灵牧歌》中的孤独、悲情的感触与表达,我在另一个少数民族青年诗人哥布(哈尼族)的诗作中也明显感到—— 汽车领我到高楼的墙角 / 高楼的地板映出我的身影 / 五颜六色的灯闪亮着 / 我的心已经空空荡荡 / 乘着电梯上楼去 / 拉开天窗帘眺望城市 / 高楼像竹笋一样生长 / 世界是这样大 /人是这样多 / 我像夏天的雨中 / 掺杂的一粒雪雹 / 一下子就消失了 这是一种隔膜,一种置身其中的不融入,它明显不同于老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对主流生活状态的认同与亲和 ;这种充满自我色彩的文化感受,带着出自灵魂而不是肉体的孤独,其实是少数民族作家身份意识觉醒之后的必然产物。在这里,我们不禁要思考,是什么打开了这道窗户,唤起了这种民族的身份意识与文化认同的困惑?是什么促使聂勒、哥布这类新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对现代化社会的骄人成就保持了一种心灵的游离和对抗姿态?答案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的社会文化背景发生了变化,人们对既有文化的基本态度因而随之发生了变化。当代文化思维的种种方式正在改变着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感觉与表达方式,甚至它的内质,促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景致。 一 边缘化文学主体意识的嬗变 马克思曾说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同样,主体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抽象范畴。正如一个人并不总是一个实践者一样,即使是一个写作者,有时在他业已完成的写作中也并非体现出主体意义。文学主体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作品实现了思想和艺术的建构,从而提供了某种理解生活和艺术的方式。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时代环境构成的整个关系网络中思考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问题,才能触及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内部隐含着的诸多意义。 现代以来,相对于精英文学和主流文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是一种边缘化存在。严格地讲,这并不完全是汉族主体文化观念排斥的结果,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初期阶段的情形就是这样。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实际上并没有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一起诞生,在那个文学的新生时代,尚未有少数民族文学观念,人们的少数民族文学意识相当淡薄。为数不多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在五四新文化和左翼文学运动中的开始学习汉语写作,逐步形成影响,那是启蒙思潮的结果而不是少数民族意识觉醒的结果。从他们的创作见解和作品中可以看出,早期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总体上服从于时代要求而非本民族内在的心灵渴望。在云南,20、30 年代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如白族的马子华、张子斋、马曜、罗铁英,彝族的李乔,纳西族的李寒谷、赵银棠等,几乎都是被新文化熏陶,或接收了新式教育成为具有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之后才开始文学创作的。其中一些人在创作活动中不仅受到新文化和左翼文学思想的影响,还曾得到茅盾、蒋光慈、叶紫等名家的教诲,属于现代精英范畴中的文化人。他们领悟了革命叙事的真谛与基本方法,在写作中往往将阶级斗争的宏大矛盾作为文学叙事框架来结构自己的作品,几乎每一部作品中都充满了压迫与反抗、黑暗与光明、奴役与翻身的主题,读他们的作品,比如马子华的中篇小说《他们的子民》等作品,往往感觉与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叶紫的《丰收》,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以及王统照的《山雨》等作品的思想取向有明显的一致性,所以“云南现代少数民族文学虽然异军突起,终归汇入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翼’” 。这里所说“云南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异军突起”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汇入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翼”则确实是事实。这个开创性的起步影响深远。稍后出现的一些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则更为进步,他们已经走到了阶级斗争前缘,如广西的陆地(壮族),贵州的陈靖(苗族),等等,皆有着更为直接的革命经历。作为热血青年,他们首先投身革命,参与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战争,有的在延安“鲁艺”和“抗大”接受了进步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培训(如陆地等)。可以说他们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作家。在浴血奋战中有感而发提笔写作,革命斗争主题自然几乎占满了他们创作世界的全部,可想而知,他们的作品是革命者的文学主体展示,民族身份民族意识并未得到注意。 上述两种写作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状况。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虽然有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的身影出现,但严格地说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少数民族文学。今天反思其中的原因,只能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由旧时代的蒙昧向现代生活迈进过程中,中国特有的翻身解放、抗击外侮的时代社会要求(这是中国现代性的独特内涵),以强大之力迅猛地将少数民族生存问题及文化追求推进到了与汉族文化相一致的最前沿,觉醒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还来不及展开民族意识的自我审视和价值探究就被时代共性所笼罩,它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初始阶段,甚至整个现代文学阶段都没有形成具有自觉意义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 曾经有人认为,新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意志从一开始就排斥或者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活动。在考察了建国初期中国文学的基本情形之后我发现,事实与此相反,恰好是新生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催生了少数民族文学意识,使少数民族文学成为建国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领域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话题。 少数民族文学观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就是一个证明。据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家李鸿然先生研究,1949 年茅盾在《人民文学》创刊时所写的《发刊词》(创刊号出版于 1949 年 10 月 25 日,即新中国成立当月)中首次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使“少数民族文学”“终于获得了自己的正式名称”。茅盾提出了概念却避开了概念界定可能造成的困扰。但是他心目中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有明确标准的。他的基本标准至少有两条 :第一,作者是少数民族 ;第二,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少数民族的特点。其后,1956 年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老舍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这篇长达一万四千余言的报告,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上,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制定了正确、科学而又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这些材料证明新中国已经有了“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并开展了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相关工作。少数民族文学的意识开始形成并逐步加强。 提出“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茅盾与老舍,当时都担任着中国文化界的重要职务 ,他们在发刊词和工作报告中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国家意识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到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可以解读为 :新中国实现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在民族文化上的策略一方面是将多民族文化纳入到中华文化的整体之中,一方是要展现各民族文化的特色以体现民族团结的巨大成就与空前盛况。这里不妨引述老舍报告中的两段文字以作说明 : 我国早已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相处与交往中,创造了我们整个的祖国历史与文化。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各少数民族文学是祖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过去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少数民族文学是没有地位的。解放以后,这情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民族平等的实现,少数民族文学受到应得的重视,并飞跃发展。 我们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在汉族人民和汉族文学工作者的帮助下,意气风发,全力以赴!争取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少数民族文学能够达到汉族文学的发展水平。——《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 作为这种思想的形象化表达,老舍还在他的报告结尾引用了纳?赛音朝克图的诗句 :“他们虽然用不同的语言歌唱 / 但他们的歌声 / 却融合得多么动听 / 他们虽然属于不同的民族 / 但是他们的心,却都这样地热爱着 / 我们的领袖! ”什么是 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做什么,老舍所作的表达是多么清楚!可以说,这就是国家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工作的基本策略,它对中国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作用。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国家关于民族文学的策略及其诸多鼓励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在西南边疆,许多极富分量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开始出现。比如,小说方面有李乔的长篇巨著《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陆地的《美丽的南方》、杨苏(白族)的《没有织完的筒裙》,伍略(苗族)的《泉水之歌》、普飞(彝族)的《门》等等 ;诗歌方面出现了许多长诗,如,广西韦其麟(壮族)的《百鸟衣》,苗延秀(侗族)的《大苗山交响曲》、包玉堂(仫佬族)的《虹》,贵州吴琪达(彝族)的《阿支岭扎》、云南饶阶巴桑(藏族)的《牧人的幻想》、康朗英(傣族)的《流沙河之歌》、康朗甩(傣族)的《傣家人之歌》、晓雪(白族)的《祖国》、《祖国的春天》等等 ;电影和戏剧有黄勇刹(壮族)等的《刘三姐》、周民震(壮族)的《苗家儿女》等等;华山(壮族)、那家伦(白族)等的散文也写得很有水平。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放异彩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为新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的丰满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虽然继续保持着中国现代性阶级斗争叙事的基本思路,其二元对立的思想特点还得到进一步突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它的主体意识中大大加强了民族的自我意识,所写的题材往往来自本民族的现实生活和历史之中,所塑造的形象则是本民族(或者民族作家所了解的其他少数民族)的人物形象,用以负载对新生活美好向往之情的自然风光、民俗民风无不充满了特殊的民族韵味,民族的与时代的因素被较多结合在一起。中国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就这样翻开了它亮丽的第一页。很明显,在这种文学状态中体现出来的主体世界一方面是民族意识的萌动,另一方面是主导意识的加强,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极为自然地统一在一起,它反映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对新时代的认同,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而且这种认同是发自内心的,其质朴而温和的民族情感在许多作品中极为自然地流露出来—— 茶歌从天上飘下来了——带着露珠、带着红霞艳艳,飘进了山下的茶坊里,揉茶机的歌儿更动人心弦。它比茶姑的歌唱得还美,它比茶姑的歌唱得还甜。不!揉茶机和茶姑在合唱哩,歌唱着边寨茶山绿色的春天! ——广西,莎红(壮族)《茶歌》 我和女画家怀着激情走出这间平平常常的草屋。原来,天空已泛露曙光了。早现的红红霞光,把这条祖国边地上的江流映成红红的一匹彩缎。画家已经激动地打开她的草本。我在兴奋地想 :在这匹宽宽的红缎上,我们的一对僾尼青年,一对人民的终身摆渡工,将要写下多么美、多么美的诗句呵 ! ——云南,那家伦(白族)《然米渡口》 “姐妹们,别多话了,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社,社办不好,队也上不去。别说吧,我们明天就开始修新水沟和在田里追五道肥。明天,再研究具体工作,来,陪客吧,客人不是光听人家扯工作的。”我听得入迷了,心想,听听这样的谈论,多么能够认识人和生活啊!想不到,如今的姊妹场中,同样讨论着一切重大的事情。——贵州,苏晓星(彝族)《山上红花》 随手翻开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 50、60 年代的作品集,这种充满兴奋与赞美的吟唱比比皆是。这里我们各举三省一个作家的作品作代表。边地美丽的自然风光,富有情调的民族青年,新生活带来的激动,浪漫的抒情格调……它们汇集在一起,形成了 50、60 年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风格,即使那些表现阶级斗争、翻身解放的大部头长篇小说也不例外。一切似乎都在证明,一个真诚的高唱赞歌的民族文学主体正在形成,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启蒙意识与革命理性精神在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身上获得了延续,宏大叙事穿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外衣,焕发出了新的巨大魅力与光彩。这既是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辉煌成就,又是它的民族特色的彰显。当然在这一切的背后隐含着的则是民族意识逐步空泛化和创作走向新的单调单一的伏笔。这个建构与变化的过程十分明显地说明了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力量主导作用在新中国文艺活动中的强化。 意识到这种巨大变化及其负面价值是在新时期。反思来自创作领域和理论领域,导因当然是新时期的政治与文化转型。长期以来,在极左思潮的干预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和整个中国文学一样,创作主体的能动性被逐步抽空,甚至取消,作家的创造能力丧失殆尽。民族作家要么作为政治的传声筒出现,要么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即使在思想解冻的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由于僵化的思维惯性,少数民族写作仍然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格式化地书写着自己的“民族特色”——“米酒飘香,腊肉滴油,笑声似浪,歌声如潮,竹笛清脆,月琴琮 ……跌脚开始了,山寨在喜浪中晃荡了……”“她读过省城的民族学院,上过北京观礼,懂得整洁和卫生。”“粮食多得吃不完,卖粮还要看脸色。”“当我看到盛开的鲜花,我觉得她那一笑,使天地生辉的眼睛比千万种同时盛开的鲜花还好看 ;当我看到早晨天空中的玫瑰色云朵,我感到玫瑰色的云朵怎比得上她那荡漾着青春活力的光泽的脸庞 ;当我听到金那丽的歌唱,它怎么比得上她那夺人心魄的朗朗笑声。”读着这样的句子,你会感到少数民族作家离自己的民族生活已经多么遥远!这种现象带来了观念上的反思,有评论家认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没有努力地去把边疆的生活,或者说少数民族的生活真实表现出来,“而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弹着早已过时的老调。那种对于丰收的祈望和喜悦,对于使用电器和机械的新奇,对于节日的欢乐的描写,反复出现在我们的许多作品中,‘老师经常讲,再过几年,阿佤山要修公路建电站,点电灯,安装碾米机、打谷机……',又如,大马路两边的田坝上,大片大片的谷田,在太阳下闪着刺眼的亮光,黄窝窝的谷穗,毛粗粗地把穗头坠得弯弯的。搬下部落里所有的谷箩,也装不完这些谷子……’,这些东西,50 年代在写,60 年代在写,80 年代还在写,且不说写作观念上的陈旧,只看还有很多人在写,就说明生活的变化实在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大” 。显然,新中国建立初期萌生的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意识,在经历了极左思潮和“”的磨难之后,不是更加强大而是更加式微,甚至几乎消逝殆尽。 重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世界成为新时期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使命。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彝族青年诗人吉狄马加的一声呼喊 :“我是彝人” ,凝聚了民族心灵的力量,可以说这是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用吉狄马加的话说,少数民族文学就是要“用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笔触,写我们民族的欢乐和痛苦,让作品带着自己的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吉狄马加所代表的民族意识并不完全是中国现当代那种趋近主导观念的少数民族意识的延续(虽然保留了其中的某些成分),而是西方现性精神映衬下的民族心灵世界的发现,它出自新时期年轻知识分子开阔的世界文化视野,是在对世界各民族的生存状态进行精神能关照之后的自我审思,充满了叩问与寻找的力量,带着新的精英文化视点的敏锐与深刻。这种民族文化自立意识对 80 年代后期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精神的激励作用非常巨大,它给少数民族写作带来了真正的多样化景观。可以说,正是在这种主体意识的作用下,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充满了自信和自主色彩。在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写作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无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还是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新时期(特别是思想解放、活力激荡的 80 年代)都是值得珍视的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逐渐形成了多样化景观。我们首先看到老作家复活了创作热情,他们成熟的写作把 50、60 年代的民族书写方式提升到新的时代高度,释放出它本来具有的活力,这种写作方式还吸引了部分青年作家的参与,因此在新时期开始的几年,这种方式成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方式,产生了大量有分量的作品,如李乔的《破晓的山野》、陆地的《瀑布》、杨苏的《路啊,漫长的路》、张长的《空谷兰》、伍略的《麻栗沟》、普飞的《对象》、韦一凡的《劫波》、蓝怀昌的《波努河》、黄佩华的《瘦马》等等小说,以及晓雪、包玉堂、莎红、农冠品、黄堃、河清、罗汛河、龙国义、王泽洲、潘俊龄等人的诗歌,都是体现出民族国家主导意识又洋溢着少数民族情韵的优秀作品。 在部分年轻作家(他们大都在新时期走上文坛)中则出现了新的创作思考,开始了民族自我价值的主动探索。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淡化翻身解放主题和政治斗争背景,或将之隐藏到文化现象深处,而将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世界、民族习俗和文化积淀作为直接面对的对象,以新颖方式尝试着多样化写作,展现出多样化的少数民族作家主体。如,苗族作家李必雨带有浓郁传奇色彩的云南边地书写(《野玫瑰与黑郡主》、《猎取人头的姑娘》等);佤族作家董秀英具有原始主义趣旨的书写(《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摄魂之地》等);哈尼族作家存文学的具有存在之思的哈尼族文化书写(《那年头的牛头谷》、《兽灵》等);景颇族作家岳丁的景颇民俗风情书写(《一片绿叶上的槟榔汁》、《爱的渴望》等);藏族作家查拉独几的藏地本土文化写作(《高原大江》、《天珠》等);哈尼族作家朗确的哈尼乡村社会和私人叙事书写(《歌手的妻子》、《最后的鹿园》等);哈尼族作家艾扎的魔幻写实主义书写(《马伴》、《血岸》等),哈尼族作家哥布的“来自大地根部的”诗歌写作(《母语》等);彝族作家吉霍旺甲的具有生命色彩彝族文化书写(《荒原的古树》《、陌生人》等)…… 这类写作是具有开创意味的,从一亮相就体现出丰富与深厚。多种迹象显示,这种写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所追求的是不仅成为民族生活境况的文学代言人,还要成为“人类灵魂”的承担者和叙述者。在这种写作中矛盾心态出现,即在对民族国家话语的皈依中表现出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依恋,对民间个人话语和个人主义立场有限度的坚持。当它正在形成更为深入的开掘之时,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到来,这种锐意进取的文学主体面对巨大冲击与挑战。后现代毕竟是一个解构主体的时代,无论这个主体是统一的国家意识主体还是民族自我意识主体。在新的文化转变中,我们看到了又一种文化不均衡现象,即一直占有主流位置的中国当代精英文学主体迅速转换了方向,而刚刚建立起民族主体意识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则感到了转换的困难,甚至出现了茫然。历来,由于地缘因素,边疆文化的发展相对于内地总是会“慢半拍”。当放弃 80 年代以来的宏大叙事主导,以浮浅的日常叙事切近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中国 90 年代以来主流文学的主体常识(尽管这种转换也伴随着阵痛)之时,可以肯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正在经受文化震荡的考验,因为他们刚刚觉醒的主体意识带来的是民族自信,现在,这一切受到了质疑,这是来自文化层面更为宽泛的质疑,你甚至找不到主词,找不到变化的施动者,变化的价值指向也飘摇不定,这种情形对相对单纯的少数民族主体来说,意味着更为艰难的选择,困惑与痛苦是必然的。这种困惑与痛苦远远超过了主流文学世界所感受到的程度。 在广西少数民族写作中,这种状态是十分明显的。随着人失去了本质,破灭感、对于生命的失望和“恶心”使得现代人的精神忍受着极度痛苦,一切的精神追求仿佛都失去了意义。对这种困惑表现得最为成功的是壮族作家凡一平、黄佩华、黄夏斯榕等关于城市题材的小说,如凡一平的《随风咏叹》、《请你来爱我》、《浑身是伐》、《同名俱乐部》、《真实的谎言》,黄佩华的《满脸是痘》、《你看人家》、《文学杂志主编王晓》、《擦肩而过》,黄夏斯榕的《虚热》等。小说中的人物或者干脆“不想事”,及时行乐,或者放弃精神追求,显出庸俗化、市侩化的倾向 。在这些小说中,恰如詹姆逊所说,“主体的疏离和异化已经由主体的分裂和瓦解所取代” 。在意识到这种状态的少数民族作家那里,深沉的忧郁油然而生—— 我们亲爱的寨子在大山母亲的腿上熟睡了我的眼前一片黑暗内心也空寂 这是云南哈尼族诗人哥布的吟唱,我觉得,它仿佛也是文化转型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整体感受。外在的纷纭繁复难掩百年孤独,它使我突然意识到,在后现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困惑具有天然的文化批判意义。或者说,只有他们的困惑才具有一种对抗后现代负面价值的朴素而本真的文化意义。二 两种可能的主体倾向后现代文化思潮使具有一统倾向和共同特性的宏大叙事主体遭遇解构压力。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虽然这种主体的彻底消解并未成为全部现实,但压力逐步增强,转变正在发生。当代西南边疆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确实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如果说写作是无法终止的事情,并不会像美国文学理论家西利斯?米勒等人所宣称的“文学已死”,那么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要面临的问题也许首先就是如何寻找和重建新的主体世界。 在具体作品中我们看到,像吴恩泽(苗族)《伤寒》,聂勒(佤族)《心灵牧歌》、黄佩华(壮族)《生生长流》、鬼子(仫佬族)《一根水做的绳子》、冯艺(壮族)《红土黑衣》等实际上凸现出更加个性化的主体色彩,这种主体色彩不局限于思想开掘,还渗透在个性化话语的具体方式中,更多地依赖了艺术形式,这种现象使我意识到当前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正在致力的是重构一种非中心化主体。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背景中所形成的种种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的主要倾向。当然,在后现代背景下,文学的意义构成并不仅仅取决于创作主体的单一作为,也不仅仅取决于创作主体与生活客体的关系,还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主体间性。雅克 拉康对主体间性的阐述否定了现代性的主体性,他认为,主体是由其自身存在结构中的“他性”界定的,主体中的他性就是主体间性 。在主体间性哲学中存在被认为是主体间的存在,孤立的个体性主体变为交互主体。由此看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正在致力于重构的非中心化主体,正是体现主体间性的主体,它实际上侧重于从“他性”视域带来的关系结构与比较思路中寻求一种新的主体路径。 在西方当代少数族裔文学写作中这是普遍现象,它追求并肯定了个人的、少数族裔的文化权利,但在当代中国西南边疆,这种行为能否带来民族文化的新的多样性景观呢?更进一步,它能否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中形成新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增长点?这些问题后面包含丰富的研究空间,在这里我们着重探讨两种可能的主体倾向。 1. 草莽主义主体倾向 草莽主义主体倾向是固守边缘生存的极端化的主体倾向。它以回到民族“原在”为借口,故意背离主流意识形态规约以显示其民族个性。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史中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倾向,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一开始(现代文学阶段)就体现出与进步的主流文化的亲和与相容,积极参与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为血与火的呐喊与抗争增添了力量。这个良好的开端已经形成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传统。新中国建立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参与了塑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形象,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各少数民族为翻身解放而奋斗,因和睦相处而欣喜,积极的价值追求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充满了温情与浪漫格调,整个文学状态体现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坚定认同。新时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对民族生存状态和历史文化的反思与表现,更多地与民族置身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生态问题相联系,对现代化带来的发展要求给予了积极回应。总之,历史情形已经说明,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温和的民族性格为底色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确保了该地区的文学始终保持了讴歌民族团结、促进了共同发展的总体价值取向。 这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策略是分不开的。“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通过族际政治整合把多个民族整合在国家政治共同体当中,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并且是必须长期面对的最为复杂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同少数民族被纳入到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中,国家意识形态也对少数民族艺术进行了主动整合改造,其结果,“一方面表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民间艺人被纳入日益健全的体制中成为‘体制人’,成为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另一方面表现为少数民族艺术原有的内涵被解构,大量形式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征用” 。这种做法已成惯例,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包括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民族文学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笼罩下的文化成分,它的所有活动,包括作品写作到发表,再到评奖与评论,都体现出明显的主导倾向。 在这个背景下,即使后现挥了巨大影响,我们仍然可以肯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将继续在主导意识的规范中发展,并不会产生草莽主义主体倾向的泛滥,即使文化相对主义可能导致的极端民族主义,也无法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写作中找到生长土壤。 当然,不排除在文化“作秀”场景中我们会看到草莽主义主体倾向的某些端倪或变形方式。后现代毕竟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为满足“他者”的愿望,谋取经济利益或增加文化资本价值,草莽主义艺术倾向往往浮出水面,它以故意姿态(而不是源自思想深处)嘲弄政治或主流价值观念,以不亲近不合作的距离感造成与文化“他者”的共鸣,以夸大了的民族习俗(包括少数民族独特的宗教信仰、泛神意识和怪异的行为等等)营造文化卖点。不可否认,这种文化作秀的手法是后现代的惯用伎俩,也是它的有效方式,它为后现代艺术增加了泡沫般的大量花絮,形成有吸引力的看点和卖点。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后现代场景中,这也可能成为一种主体选择途径,但可以肯定,这绝不会是一种主要的有价值的主体选择方式。 2. 犬儒主义主体倾向 当草莽主义进入文化“作秀”现场并开始表演它的“文化坚守”角色时,实际上它已经沦入自己的对立面犬儒主义的泥淖。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曾说,犬儒主义的精髓在于 :此地无银三百两,在压根儿就没有丑行的地方宣称有丑行 ;而且厚颜无耻地在根本就没有胆量的时刻夸耀胆量。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正是犬儒主义的温床,犬儒主义隐含在资本吆喝贩卖的“实在论幻象”中,哗众取宠,色情迷离,其最耀眼的形式,就是“一切都行”的“后现代”折中论调,即金钱实在论。几位理论家一语道破了在后现代大行其道的犬儒主义实质,这种流行的主体正在使文学丧失执著与鲜明的价值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犬儒主义有着广泛的后现代土壤。在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因素是这片土壤中最肥沃的部分。在《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一书中,提摩太?贝维斯写道 :“我所说的‘犬儒主义’,是指对政治现实(以‘宏大叙述’和‘整体意识形态’的形式)分崩离析状态的一种忧郁深广和顾影自怜的反应。因此,‘犬儒主义’是我所描述的后现代‘物化’过程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之中,一系列本质上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睿见被转化为当代政治现实本质真理的宣言。” 在被物质基础决定,同时也被政治深刻影响着的文化之中后现代犬儒主义的盛行似成必然趋势,因为后现代以释放自由主体空间的形式挤走了现代性宏大叙事主体,把这个空间毫无保留地留给了犬儒主义。犬儒主义文学主体往往十分聪明,具有超常的想象力与创造性,又玩世不恭,它认定世界没有不可以亵渎和怀疑的权威与偶像,同时也不相信世界上具有值得为之献身的真理与崇高价值。它把物质与精神,现实利益和终极关怀分得很清。它敢于嘲弄一切精神权威,却未必愿意触及现实敏感问题,它以个人化的智慧小心避开强权与压迫,从而获得一个绝对个人化的自由的小空间。中国文学 90 年代以来“人文精神”失落与作家主体犬儒化倾向密不可分。人文知识分子整体表现出的“政治无意识”,使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逐步转化为对消费社会的享乐原则的认同与欣赏。 因此,我愿意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可能形成的这种选择。如果说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主体已经出现了犬儒主义的矮化症状,那么,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也不会例外,种种利益谋划确实已使部分作品出现玩世不恭、愤世嫉俗倾向,它们遁入封闭的自我和孤独的内心之中,以回归本真为理由而放弃个性化政见或社会批判力度。久之,这样的文学必然进入一种自我窒息的处境。 当然,我还应该以理解的态度来看待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可能形成的这种选择。严格地说这种选择充满了被动性。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少数民族几乎都是被拖进现代化巨大洪流中的,为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他们必须加入到不对等的现代化竞争之中,他们的弱势正在于那些现代化的竞争规则的制定与之无缘,他们必须按别人预设的规则行事,因此他们天生受制于强势民族、主导群体和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的意志,结果,在按别人的规则竞争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可以“选择”的只能是被动适应。在文学创作上,依循这种被动适应出现的写作主体,虽然根本上处于一种幻灭的处境,但却如提摩太?贝维斯所说那样带着唯美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某种灵动气质。实际上,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说到这里我们知道,后现代通过对强大的单一的主体进行消解和强制性的“自由”重建,充满诱惑地(同时也是难以抗拒地)离散或者消弭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和文化多样性构成并使其泛起表浅化泡沫,它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主体身份追寻充满了多重意识形态意义。当我们从种种消解了民族特性与个体化意志,甚至自身旨趣的写作中感受到惋惜与失望,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把怀疑与批判的锋芒指向后现代思潮中的负面影响。 三 走向中心 :永远“在路上” 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在思考少数民族生存和文化状态的时候,一些基本范畴正在左右我们的思路,比如“边缘”与“中心”。这些产生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的概念,几乎快要违背它们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的反叛而形成新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势 ;与此相应,“从边缘到中心”也成为我们理解少数民族作家主体对文学价值追求的主要参照,甚至视之为他们的主要前进方向。梅洛—庞蒂曾说 :“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是不可分离的,它们通过我过去的体验在我现在的体验中的再现,他人的体验在我的体验中的再现形成它们的统一性。”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只能在与主流文化中心的交往中才可能获得它的价值诉求。 问题是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当我们已经分清了边缘与中心的含义,并确信中心正在变化,甚至被解构,“从边缘到中心”仍然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价值指向吗? 事实上,从边缘到中心的文学之旅确实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始终保持的发展方向,“中心”永远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心灵深处的目的地。为着这个目的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似乎永远行走“在路上”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心”在这里有特殊的意义,这正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价值观念不同的地方。 在现代文学领域,刚刚出现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本身就是与精英文学和左翼进步文学连在一起的,少数民族写作不愿意也并没有被区分出来 ;新中国成立至“”17 年间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通过书写翻身解放斗争中的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等社会矛盾,成功地建构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模式,在从地缘与文化的边缘走向主流文化中心的旅程中迈进了可喜的一大步 ;新时期民族意识觉醒之后的多样性开拓,又将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提升到更为引人注目的程度。现在,创作领域的这一切变化开始促成了理论世界中的新诉求 :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观念之中是否应该包括多区域多民族的写作?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是否应有更大的包容性,从而将民族大家庭的更多成员的文学精华囊括其中?这些理论问题的出现(当然尚未得到解决),似乎正在显明,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所要走向的“中心”,实际上就是民族文学的平等共存、相互尊重、交融互补的文学胜景。 我们从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思考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白族诗人晓雪坦言 :“数千年来,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团结奋斗,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共同创造了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在文学艺术上,少数民族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丰富多彩、瑰丽多姿的中国文学,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少数民族不但有无比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而且在历史上也产生过许多有影响的诗人、作家。例如,代表中国古典小说最高成就的杰作《红楼梦》,就是满族作家曹雪芹的作品。过去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只是汉族文学史,不提少数民族文学,对入史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也往往抹去了他们的民族成分和民族特点,这是不公正、不妥当的。”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也写道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极其丰富的,它不断丰富着我国文学的宝库,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不容忽视的贡献。诚然,在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汉民族,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最大,而且对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学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取、融会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营养。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各民族人民共同谱写的生动史诗,是一座各民族人民用自己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和团结精神共同建造的文学殿堂。” 从这些表达中我们看到,在边缘与中心问题上,少数民族作家主体心灵深处的共同理想并不是远离主流文化,形成自己的文学“中心”,而是要在主流文化中心获得自己应有的平等位置。至今,他们尚未达到这个目标,可以说他们依然艰难地行进在路上,即使是“消解中心”的后现代,也无法阻挡这种脚步。 那么后现代“去中心化”对此形成了怎样的影响?当我们否定了后现代可能导致的草莽主义和犬儒主义主体倾向之后,后现代还存不存在有利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追求“从边缘到中心”的积极因素?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首先,去中心化强调文化焦点从主流群体移开,更多关注少数群体,有利于发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价值。乔治?瑞泽尔认为,“多元主义者更激进的地方在于他们支持‘去中心化’的观念。确实,人类社会和对社会的分析工作都把关注焦点集中在主流群体。多元主义者希望将社会和社会分析都‘去中心化’。在他们看来,少数群体应该在社会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并且在社会分析研究中应该对这些少数群体给予同样的注意。” 主流群体一般来说掌握着话语权,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而少数群体却常常处于边缘,受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摆布。可见这种观点肯定了少数群体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作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就其现实状态看,当然尚未进入中心位置,但是它们独特的文化价值确实是不可忽视的,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第二,“去中心化”强调文化焦点从占据学科优秀地位的理论移开,更多关注不同理论的产生、形成,有利于在思维层面对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现自身价值形成影响。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探讨过总体性、本质主义、真理以及科学的真实性,米歇尔?福柯就在对真理进行阐释中发现真相,他将真理与权力、话语联系在一起思考,认为真理是权力的产物,所有真理都是偶然的、暂时的,都是以形形色色的话语机体为根基的。只有权力才能派生真理,也只有权力才能决定哪一种话语是真理 。这就对知识生成中固定不变的东西进行了颠覆。尼采也认为真理是伴随着语言规则的产生而形成的。利奥塔德区分了两种宏大叙事,一种是思辨的、认知的、理论的、科学的,另一种是解放的、实践的,人文主义的,他认为,在后现代世界里,这两种宏大叙事都失去了可信性。具体到社会学理论上,乔治?瑞泽尔认为“社会学理论需要采取这样一种观点,即没有什么东西在本质上内在地处于社会学理论的优秀位置。要寻求这样一个优秀,尤其是寻求一个被永远祀奉在那儿的优秀,必然会使其他许多东西注定被置于边缘地带。那些被搁置边缘的东西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同时还注定要受到处于中心位置的那些东西的控制。” 现在,不可否认,这种危害已经明显改变了人们对“中心”的习惯认识。 第三,“去中心化”强调文化焦点从“人”身上移开,更多关注物的存在,有利于发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环境的独特意义。当以人为主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大厦被晃动,人被降到了与其它生物一样的地位,只是偌大宇宙的一个微小分子 ;当人定胜天,人是万物之灵的信条不再被奉为圭臬,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在其具有地域特色的写作中不断开掘边地独特的自然主题与生态意识也就获得价值增长点,它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凸显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从而在作品中蕴藉了“诗意居栖”的哲学意味。 由此看来,在中国,后现代解构“中心”的思潮所解构的其实并不可能是主流意识形态中心,而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心观念。因此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心目中的中心,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阻挡他们走向中心的脚步。与此相反,后现代在文化意义上的“去中心化”带来的有利于民族文化发展的成分,则可以加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自信心,从而使他们更为有力地去追寻那个自己所理解的中心。德国存在主义神学哲学家马丁?布伯说过“,人通过‘你’而成为‘我’”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也将通过与“中心”的交往而成为具有独特意义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 换言之,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所要表达的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而不仅仅是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化。惟其如此,某种少数民族文学才会具有时代意义。当它们构成了大传统之下的小传统,就像河流中的暗涌,是边缘的、力量微小的,它要随同主流一起奔腾才会永不止息 。毕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生存论层次上的边缘化,绝不意味着它们在意义论层次上也一定会边缘化” 。因此,为着走向那个有魅力的“中心”,形成生生长流的文学生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将永远行进“在路上”。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关系 摘要: 众所周知的是,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这些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并且,它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都有着特别的影响。在世界上,中华民族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它所包含的灿烂文化更是受到了其他国家人们的关注和喜爱,到目前为止,我国许多优秀的文化都已经被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另外,我国地狱宽广,黄河、长江等都蕴藏着非常丰富的传统文化。我国各个区域的传统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各具特色,同时,不同文化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以及相互学习,这些文化在不断地交流和学习过程中渐渐地形成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本文就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关系做了简要的分析和探讨,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国的优秀文化。 关键词: 传统手艺;泥瓦;地方社会 在古代,由于人们所生活的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我国各个地区都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优秀文化。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进步,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人举世瞩目的成就,各种传播工具渐渐地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增加了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和学习,进而使得我国的传统文化越来越趋向于丰富化。另外,我们知道,在中国这片宽广的土地上,我们将人们分为了少数民族和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它们之中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丰富都离不开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所具有的特色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更是具有其他文化所无法替代的紧密关系。 一、辽金时期汉文学的特点 (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就有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特点。众所周知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一直以来,这些文化广受人们的喜爱,并且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被人们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了,到目前为止,这些文化已经成为了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辽金时期的汉文学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成分,在辽金时期,由于经济发展迅猛,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而经济贸易更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各个民族的人们渐渐地将他们的文化以及各种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然后,中原地区的文学家渐渐地将这些文化融入到了汉文学的创造中,其他优秀文学的引用,使得辽金汉文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也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从而使得辽金汉文学可以源远流长。 (二)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在我国古代时期,由于受当时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观念的影响,我国许多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尤其是辽金时期,这种封建伦理观念表现的更加突出。而这种封建伦理观念对我国古代人们的生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并且这种封建伦理观念的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例如,在辽金时期,人们都非常注重礼,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们都会将礼作为评价人们的指标之一,同时,它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另外,随着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不断变化,礼的性质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较,中原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例如,中原地区的人们始终强调男女有别,以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必须由父母做主等,并且,它们始终坚持着这一原则。许多年轻人在面对婚姻大事时都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必须由父母来指定,而他们的父母也始终坚持着门当户对的原则,这也是我国辽金时期汉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 (一)封建伦理观念较为淡薄在我国古代时期,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于中原地区比较落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下,从而使得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封建伦理观念较为淡薄,这也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从古至今,我国都非常注重“礼”,它是我国古代封建伦理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它来源于各种宗教祭祀等,随着我国社会性质的不断改变,它渐渐地被人们用来表明身份的等级,最后,渐渐地转变成了维护制度的行为准则。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所居住环境的不同,它们并不能正确地了解并且认识封建伦理文化等。与中原地区相比较,少数民族的生活比较自由,它们不愿意受各种封建伦理的约束。例如,在中原地区,男女之别以及婚姻问题被人们视为是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原地区,人们始终持有男女有别,以及婚姻大事由父母做主等观念,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男女之间并没有太严格的约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自己的伴侣等。同时,在少数民族前期,少数民族所用来表达爱意的诗歌受封建伦理影响较小。 (二)口传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另一个主要特质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还有一个较为突出的文化特征就是口传文化,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口传文化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且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众所周知的是,在古代时期,除了傣族以及彝族等几个少数民族有着历史比较悠久且应用比较广泛的民族文字以外,其他的少数民族并没有自己所特定的文字,因此,口传文化成为了他们进行日常交流的主要工具之一。口传文化就是指人们利用各种声音以及形体特征来向其他人传输他们的思想。在古代少数民族,大部分民族都会选择利用口传文化来传达各种信息、交流彼此之间的情感以及自己继承其他优秀文化等。例如,当人们在举办一些婚礼、葬礼以及采访亲戚时,人们会举行各种唱歌以及对歌活动,然后,参加活动的歌手可以在任何一个场地进行唱歌,通过唱歌来展示自己的才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甚至争取各种荣誉等。另外,口传文化也给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及传播带来了许多特点,我们知道,口头文学的讲述者必须要时刻面对所有的观众,并且在他们讲述的过程中,经常会有音乐或者舞蹈来伴随,然后,根据现场观众的反应,对这一作品进行评价。另外,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化也促进了许多神话、诗歌以及歌谣的产生,并且,这些文学受到了后人的广泛关注和喜爱。 三、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 (一)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众所周知的是,在我国古代,由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科学技术水平较低,各个民族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必须要靠长途跋涉或者马车,甚至通过书信等,但是,这种方式不仅仅会浪费大量的时间,甚至有时会造成一系列的错误等。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进步,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经济贸易越来越频繁,尤其是辽金时期,中原大地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越来越频繁。由于两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气候,甚至是人们的生活习俗等的不同,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是,这两种文化又各具特色。人们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人们渐渐地将少数民族的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然后,人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有了一定的了解,进而,将许多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引用到了汉文学中,与此同时,少数名族也大量地学习并且借鉴中原文学。最后,使得两种文学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学。 (二)少数民族文学是辽金时期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辽金时期,中原大地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和贸易远远比其他时期更加的频繁,正是由于这样才使得少数民族的文学大量地涌入到中原地区,然后,中原地区的文学人士渐渐地开始学习并且借鉴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进而,使得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很好地融合。例如辽金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于是,大量的少数民族开始涌入中原,到中原地区进行贸易,从而更好地进行谋生。在他们进行经济贸易的过程中,他们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并且随着他们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它们的文学渐渐地被传播到各个地区。于是,许多中原文学人士开始关注并且学习这一文学,它们渐渐地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创造方法应用到了他们的创造过程中,这就是许多汉文学具有少数民族文学特点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于我们民族后来的经济以及文学方面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众所周知的是我国各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使得中华民族文化所包含的文化种类极其丰富多彩,而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时期的文学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各种组成部分,并且它们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更深层次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辽金时期的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从而不断的丰富了彼此的文学内容,同时,这两种文学对于其他类型文学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其他文学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辽金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身影。 四、小结 总而言之,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这些文化不仅仅对我国现有文化的形成以及丰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许多优秀的文化已经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学习我国的优秀文化,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借鉴我国的优秀文化来不断丰富他们国家的文化。另外,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更是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两种文化相辅相成,通过不断地学习并且引进彼此文化的精华来丰富自己的文化,从而使得我国的文化可以更加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不断便利,我国许多地区开始渐渐地与少数民族进行交流和贸易,在将我们的文化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同时,我们也将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带到了中原地区,尤其是辽金时期,这种现象更加的频繁。 作者:王海萍 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对比 人类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绝非是随心所欲的,他们不仅无法选择自己创造本民族历史的时代境遇,也无法超越特定的条件限制,只能是延续着前人所创造既有成果,去努力创造真正属于本民族文化的新气象。通常意义上,不同民族创造的民间文学作品是文人文学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的资源或推动力量,像汉族的民间歌谣之于《国风》,楚地巫歌之于《九歌》,《蔡中郎》的故事之于《琵琶记》,唐僧的传说之于《西游记》。[1]因此,我们研究“文人文学”(或曰“雅文学”)绝不能忽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它是孕育、灌溉和滋养文人文学的精神之源。 一、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详细地记录了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它是在历史的发展、演进中最终被塑造为文学经典的。因此,我们理解《诗经》必须回到孕育它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诗》是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功能、特殊时代的历史记忆和某一地区风土人情的集体记忆。其中最为当代学者所重视的十五《国风》的地域特征尤为突出,它展现了特定时空架构中人们理解社会的方式,即某种形式的“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的形成方式和思维模式不同于现代科学创造知识,它是某一特定地域或某一特定空间内,人们根据日常生活所积累的经验总结的不具备体系结构的知识。一方面,它有别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创造的结构性强、逻辑严密的知识。另一方面,“地方性知识”更多针对农业生产、生理健康、食品安全和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活动的物质性基础。学术界围绕这一概念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由于它是从人类学研究中拓展、延伸出来的,我们仍需要将其置放于人类学研究视域中进行讨论。在文化的诸多构成元素中,我们不应将人的行为、人的情感或者物质性空间的事物作为重点,而是要将人们认识事物的概念以及构建这一切的原则作为关注的焦点。任何形式的理论在其诞生之后被译介到其他文化体系中,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就“地方性知识”的内涵而言,我国学者指出这一学术概念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于:其一,它与西方社会建筑在理性思考和逻辑推演基础上的知识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其二,它的基本构成是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知识,而不是传统文化模式下的传统知识;其三,“地方性知识”往往为特定地域、特定空间的掌握者所享有,是无法与特定对象、特定地域和特定文化语境脱离关系的存在。人类学家在试图了解某一族群的历史记忆,乃至于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时,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与这一文化所孕育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的持有者之间进行有效对话。由于早期形态的文学作品并不具备完整的体系、鲜明的形象和突出的主题,他们属于笼罩在历史迷雾中“口耳相传”的精神遗存,通常将其称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他们应该被纳入到“地方性知识”的范畴中进行考量,又由于不同族群、不同民族所处的文化形态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以广泛分布在贵州的苗族为例,他们曾经拥有本民族的文字,却由于逃避战争和民族迁徙的需要,将原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抹去、焚烧。最终,当仅存的掌握苗族文字的族人逝去后,苗族就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了。因此,属于苗族的历史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得到传承和延续的:其一是在苗族群众中传唱的民间歌谣和民间谚语,既涵盖了苗族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也涉及到他们从社会经验中所总结的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知识体系”。但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是建立在现代西方实验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基础上,更多地表现为“前经验主义”的历史累加。但我们可以在苗族古歌中寻找历史的痕迹,这是苗族的“地方性知识”的历史渊薮。我们不仅可以在民间文学中发现民族历史迁徙的痕迹,更能直接感受苗民族在历史发展早期的生命体验。如果说《苗族史诗》中记载的“溯河西迁”仅仅是某一地区、某一支系苗族的历史记录,我们还能在苗族古歌中看到更具代表性、更具广泛意义的历史记忆。以《洪水滔天歌》为例,它分为“洪水滔天”和“兄妹结婚”两部分,围绕着姜央和雷公展开叙述,当二人的争执最终引发滔天洪水之际使得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天上哗哗下,地下无路淌,洪水满地流,水小浪滚浪,日日往上升,夜夜朝天涨。姜央老公公,相两和相芒同坐葫芦里,随水起,水淹过屋顶……淹没千条岭,沉没万条冲、淹没万年杉,沉没万年松,淹没千支奶,沉没万支公,寨边朋友绝,楼门伴侣空,只有姜央公坐在葫芦里……拉着大棕索,向着天上划,心想到天上,捉住老雷公,同他把账算。 古歌的内容是苗族先民的日常生活为蓝本,却又充满着卓越的想象力———人可以坐在葫芦中。如此的描写使得我们对于苗族先民所经历的一切不再陌生、不再遥远,瞬间拉近了读者和苗族先民的心灵距离。但古歌的价值还不仅在于此,它所描述的生活场景、劳动方式、文化形态以及思维观念都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是苗族先民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劳动生活的某种形式的折射。人们可以通过苗族古歌的描写与现代生活进行对比,进而使今人洞悉出古人和今人的差异。同时,苗族先民在《洪水滔天歌》中展现的生存智慧、以及他们应对艰难生存环境所采取的策略,已经随着苗族的集体记忆不断沉淀,成为凝聚起民族认同感的文化资源。同样的故事在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历史传说都有反映,苗族在历史上极有可能也经历了类似的历史事件,从侧面说明了苗族古歌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历史发展的痕迹。上述两则古歌分别记录了特定苗族支系的发展历史、以及苗族先民的关于上古洪水的集体记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苗族先民是将本民族早期的生活经验、历史遗存和情感表达都内化在一首首的古歌中,使得苗族古歌不仅仅是单纯意义层面的情感宣泄,而是具有广泛意义层面的诗性言说。 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碰撞的契机 作为“地方性知识”构成要素之一的民间文学必须要面对“现代化”的考验,它不仅要成为记录、反映和描写某一民族历史发展的精神载体,也应该成为支撑古老民族面对现实的拯救。同样以苗族民间文学作品为例,它是维系苗族社会繁衍、发展的精神动力,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原始的经验积累阶段,只能是被现代文明所制造的鸿沟所阻隔,无法参与到当下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中。我们认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能否参与到当下的文学建设中来,往往需要一定的历史性机遇。我们无意于辨析两种形态的知识究竟哪一种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更有现实意义,或者说对于我们解决诸多的现实问题是否能够提供参考性意义。事实上,西方学者很早就针对非地方性知识的逻辑构成方式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西方文明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精细化,能够将研究对象拆分为若干构成元素。但却很容易陷入到以拆分为拆分的思维模式中,最终遗忘了将某些构成元素重新拼装起来。他们的反思开始于20世纪中叶,根本目的在于弥合传统文明形态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差距,试图实现二者之间“无缝隙”的对接。正是受到这一价值诉求的启发,现代人开始重新审视长久以来被我们所忽视的“地方性知识”———其中就包括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创造、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至今的民间文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社会剧变对于形成我们今日的多民族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中原帝国到民国缔造,除了许多内部体制的改变与国民概念之建立外,最大的变化便在传统中原帝国的边缘。这变化是,旧帝国的边藩、属部、部落与土司之民,以及由于汉化及土著化所造成的广大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人群,在经由一方学术调查研究、分类与政治安排后,被识别而成为一个个少数民族。” 根据上文的论述,我们意识到当我们不是从纯粹的理性思考,而是观察者的角度审视“华夏民族”和周边民族的生存边界时,就会发现我们对于民族的理解往往是模糊的,甚至是将近百年以来所形成的认识视为千年不变的历史事实。因此,当我们试图分析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化遗产时,必须要建立适当的取舍标准。不仅要考量我们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否真正拥有漫长的发展历史,符合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同时,我们也要以审慎、客观的态度去处理文人文学在吸收、借鉴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时所采取的策略。在传统意义层面上,民间文学并不受到重视,这主要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明清两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的“土司分治”制度,以及当地“溪峒文化”的制约,民间文学中的古歌、歌谣、民族史诗长期被忽视,成为游离于主流文化圈之外的边缘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成果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事实上,身处主流文化圈的文人在某些特殊境遇下会与诞生于人民群众中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发生直接的联系。这当中有两个例子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其一是屈原所开创的“楚辞”,第二是刘禹锡创造的“竹枝词”。 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在本国巫风盛行的文化语境中,根据楚地方言中多“兮”的语言表达习惯,将楚国民间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形象、历史遗迹,乃至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事件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由于楚国长期与中原地区隔绝,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传统,代表当地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民间歌谣也沾染了厚重的巫术色彩。他们是楚地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生活积累所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屈原被贬之后获得了亲近民众、了解民生疾苦的机会,也为他更多地了解楚地的民间文学作品创造了碰撞的契机,屈原正是在充分吸收和借鉴楚国民间文学养分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文学两大源头之一的“离骚”。类似的故事在千年后再次上演,晚唐诗人刘禹锡被贬夔州之际,获得了亲近民众、更多地了解民生疾苦和民间文化的机遇,创造性地将流行于巴蜀地区的竹枝词吸收为文人文学的创作范式。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突出特点是“志土风而详习尚”,重点以表现当地民众的风土人情。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并非鸿沟深隔的两种艺术范式,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的空间。[7]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发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能够建立起联系,关键在于三点:其一,二者都是人民群众历史文化的凝聚,展现了特定历史语境中人类最真实、最美好的情感,形成了具有本民族文化特性的文化形态;其二,二者在情感表达和价值诉求层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是特定民族在本民族历史发展中所塑造的民族审美范式的具体表现;其三,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民群众都能够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和文人文学中感受到相对稳定的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它提供了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可能发生碰撞的契机。 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互动性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是特定民族历史文化的凝聚,作为这一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文本,它所承载的绝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和历史的痕迹,更多的则是属于某个民族文化延续和发展的证明。二者的互动关系从19世纪中叶逐渐增多,这也从客观上说明了中国社会在这一阶段发生的深刻变革。 进入到20世纪,随着“纯文学”观的建立,人们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理解也有了新的变化,集中表现为以突显民族意识的目的去认识文学作品。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族群意识通常是在‘他者’的文化环境去回窥和审视‘我者’的。”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互动关系开始出现新的模式———民间文学流向文人文学的“单行道”正在被取代,具有少数民族身份和强烈民族意识的民族作家主动地承担起文学创作的使命。他们采取20世纪所流行的小说、戏剧、散文等体裁,将自己对家乡的认识、对民族记忆的拒绝转化为新时代的民族之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从湖南的湘西走出了一位伟大的苗族作家沈从文,他可以被认为是具有鲜明民族色彩和现代文人意识的第一人。在沈从文的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湘西的原始,也能够体察到湘西水乡的纯美。无论是翠翠的美貌,或是天保、傩送的竞争,作者力图表现的都是人性深处最美好的一面。我们从沈从文小说中看到的正是文人文学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所获得灵感的新趋势,它展现了苗族群众千年来传承的文化传统,也就是这个民族最重要的共同心理。这是因为,为了增强本民族的凝聚力,或者说组建民族共同体,他们总是要努力彰显某一民族的独特性、特殊性,包括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的。他们在其上赋予丰富、强烈的情感,最终使其成为某一民族的情感标志。在某些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中,他们会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构建自己所认可的文化风格,我们在构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的联系时,不仅要考虑到二者的互动效应,也要考虑到现代社会对其可能产生的冲击。首先,传统意义层面的文人文学或主要抒发作者本人的内心情感、或以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为表现对象,甚少涉及到周围的环境因素。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文本大量诞生于原始社会,带有浓厚的原始思维特征,先民们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更多地是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考量。仅从这一点而言,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对于当下文人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它首先在于为我们理解周围环境提供了新的价值选择。其次,现代意义的少数民族作家们究竟应以何种面貌出现在当代文坛,才可以被认定为彰显了本民族的文化色彩。这仍旧是一个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但我们始终坚信,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并非壁垒分明的文学范式,他们同样是特定历史阶段中民族记忆的显现。所不同的仅仅是表现方式和主题选择略有不同,二者的互补性正好填补了对方存在的缺陷。 作者:张明智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文学史中少数民族文学思考 一、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族文学的影响 少数民族作家不仅用汉语进行创作,更重要的是在其作品中渗透了浓厚的民族色彩,并以此对汉族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古代文学中,元杂剧堪称“一代之文学”,在元代罗宗信的《中原音韵•序》里就已经把“大元乐府”和唐诗、宋词相提并论。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形成的,较之以滑稽取笑为主的汉族参军戏或宋杂剧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元杂剧的北曲,是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音乐与中原民间谣曲和唐宋燕乐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兴俗乐。明代张琦在《衡曲麈谭》中指出:“自金、元入中国,所用胡乐,嘈乐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元杂剧还吸收了许多北方少数民族的俚曲,如陶宗仪《辍耕录》收录元曲中的少数民族曲调有哈叭儿图、哈儿火失哈赤、伉里、马黑某当当、清泉当当等,《太和正音谱》《朝野新声太平乐府》《词林摘艳》等书也都收录了元曲中的少数民族曲调,如胡十八、阿纳忽、唐古歹、古都白、阿忽金、乔木查等。有学者曾据《中原音韵》等对元曲335支曲牌做过统计,出于唐宋词、诸宫调及大曲的仅占五分之二,其余大部分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和北方汉族民间歌曲。元杂剧使用的乐器也多出自漠北、西域等少数民族地区。王骥德的《曲律》认为:“元时北虏达达所用乐器,如筝、蓁、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其所弹之曲,亦与汉人不同。”因此,北曲形成了“以遒劲为主”的独特的音乐风格,这种音乐风格显然与舒缓的传统雅乐不同,具有鲜明的异域民族色彩。徐渭的《南词叙录》认为:“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其声噍杀以立怨’是已;南曲则纡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已。”可见,北杂剧刚健、质朴的艺术风格迥异于南戏的温柔、委婉。在现当代文学中,满族作家老舍的作品在“题材、风格、手法、韵味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有别于汉族与其他民族作品的文化气象”,尤其是《茶馆》和《正红旗下》体现了明显的满族文化特色,不但成为中国现代文坛的杰作,而且也得到世界文坛的认可。《茶馆》被西方权威评论家称为“东方舞台的奇迹”,日本戏剧界著名人士说它“堪称世界第一流而无愧”。苗族作家沈从文曾说自己“苗里苗气”,并明确表示:“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们说话,且为他们长久以来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深深不平”。凌宇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少数民族意识的作家……沈从文作品浸透伤感的倾诉背后,正是湘西土著民族不为人理解的千年孤独……一种湘西土著民族不为外部世界理解,强烈渴求被接纳、认同的悲怆之音。”朱光潜认为,沈从文“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且已成为一个文化概念。 二、少数民族文学是汉族文学的必要补充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学较之西方文学在神话、史诗和长篇叙事诗等文学形式方面相形见绌,这种观念显然是由于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缺乏了解。英雄叙事诗,又称英雄史诗,一般均为宏篇巨制,堪称民族的百科全书或形象化的历史。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英雄史诗非常发达。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后出版的各民族英雄史诗有: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格斯尔町汗》《红色勇士岩诺干》《智勇王子希热周》《乌赫勒贵灭魔记》《阿拉担嘎鲁》、哈萨克族的《黑萨》《阿勒帕米斯》《胡布兰德》《哈木巴尔》《英雄塔尔根》、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考交加什》《英雄托什吐克》《库尔曼列克》《艾尔塔比勒迪》、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黑白之战》《哈斯战争》、傣族的《厘俸》《相勐》《兰嘎西贸》《粘响》、赫哲族的《伊玛堪》,鄂伦春族的《摩苏昆》等。其余在民间流传,尚未整理的英雄史诗更是不计其数。在这些英雄史诗中,收藏于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的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传》,最早抄本约出现于15世纪,是现存最古老的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3部史诗被列入世界英雄史诗之列。尤其是《格萨尔王传》,有100多万行之多,世界闻名的史诗如《伊利亚特》(15693行)、《奥德赛》(12000行)、《罗摩衍那》(48000行)、《摩诃婆罗多》(214000行),都无法望其项背。因此,《格萨尔王传》不仅是我国最长的一部史诗,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极为丰富。谷德明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是迄今收集少数民族散文体神话作品最完备的集子,共收入满族、朝鲜族、蒙古族等46个民族的神话166篇。有影响的神话作品有彝族的《阿细的先基》《查姆》《勒俄特依》、纳西族的《创世纪》、白族的《创世纪》、瑶族的《密洛陀》、侗族的《侗族祖先哪里来》、苗族的《苗族史诗》《苗族古歌》、哈尼族的《奥色蜜色》、佤族的《西冈里》等。其中大部分神话作品,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叙述了原始人类对人类起源、自然万物生成、民族起源等的认识和解释。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少数民族族神话的丰富性,所以袁珂认为:“中国神话虽然是以汉族的神话为主,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自然也应包括在中国神话的领域以内。”民说叙事长诗,又称“故事诗”或“诗体故事”,是故事性的韵文作品。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可谓数量众多,源远流长。仅建国以来收集、整理出版的著名作品就有:彝族的《阿诗玛》,傣族的《召树屯与蝻木蜡娜》《俄并与桑洛》《线秀》、傈僳族的《重逢调》、蒙古族的《达那巴拉》《陶克陶之歌》《嘎达梅林》、壮族的《达稳之歌》《达备之歌》《特华之歌》《马骨胡之歌》、苗族的《仰阿莎》《张秀眉之歌》、白族的《青姑娘》、土家族的《锦鸡》、裕固族的《黄黛琛》、土族的《拉仁布与且门索》、回族的《马五哥与尕豆妹》、东乡族的《米拉尕黑》、维吾尔族的《艾里甫与赛乃姆》、哈萨克族的《萨里哈与萨蔓》等。不仅如此,建国以后,少数民族诗人还继续进行叙事长诗的创作,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就有30多部,如晓雪(白族)的《大黑天神》、汪玉良(东乡族)的《米拉尕黑》、戈阿干(纳西族)的《格拉茨姆》、金哲(朝鲜族)的《晨星传》、其木德道尔吉(蒙古族)的《英雄格斯尔可汗》(续集)等。这些长诗不但保持了各自的民族特色,而且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此外,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甚至对世界文学也产生了影响。 宋代洪迈认为,唐人小说“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明代桃源居士也说:“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奇。”可见,在古人的心目中,已将唐代小说与诗歌并称为一代文学的代表。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是一部上承六朝、下启明清的志怪小说,鲁迅认为这部书可与唐代的传奇小说“并驱争先”,纪昀甚至认为该书“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酉阳杂俎》成书于公元9世纪,其中《叶限》一篇描述了孤女受后母虐待的故事,周作人认为它“在世界童话中属灰娘(即灰姑娘)式……此篇应推首唱也”。到了19世纪,德国格林兄弟的《格林童话集》一书中亦有同类故事,后人将此类故事统称为“灰姑娘的故事”。1982年,爱林•路易重新英译改写段氏引文,恢复灰姑娘名称为“叶限”,并将书名定为《叶限》。其中的插图引用美国《学校图书馆杂志》的广告评语:“中国叶限故事是欧洲著名的灰姑娘故事的基础,西方人知道这个故事,至少比中国人晚了一千年。”《叶限》是段成式贬官岭南时所作,直接取材于壮族民间传说“达架和达仑的故事”,所以有的专家认为“‘灰姑娘’本是中华壮家女”,并且指出:“达架和达仑的故事这份民族特色浓郁的资料弥足珍贵,她为‘灰姑娘’故事的世界性研究投进了一道强光”。可见,《叶限》无疑是世界范围内“灰姑娘”童话的发端之作。 三、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展望 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1958年,“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成长起来,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学史也得以出版。粉碎“”以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78年我国召开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及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1979年6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1980年,我国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接着创办了全国性刊物《民族文学》,并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出版研究季刊《民族文学研究》。 1981年我国设立了“骏马奖”,它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儿童文学奖并列中国四大部级文学奖,参选者均为少数民族作家,并鼓励作家用本民族语言创作。为奖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而设立的部级奖项在国际上并不多见。著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认为:“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考虑到了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这种母语创作作品的客观实际,尤其是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语言,非常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设立少数民族‘骏马奖’,在很大程度上也弥补了对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作品进行直接评奖的空白。”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民族古籍的请示报告,大力推动了民族文学遗产的收集、整理和翻译工作。到1994年底,全国19个省、自治区抢救收集的少数民族古籍书目大约12万余种(件),已整理11万余种(部、件),大部分为文学资料。人们往往习惯根据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情况来判断世界文学的发展状况。从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获奖者绝大多数是欧美作家。从1901年至1980年80年间,只有6位非欧美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即:印度的泰戈尔(1913年)、智利的阿加列夫•米斯特拉尔(1945年)、危地马拉的米格尔•阿斯图里亚斯(1967年)、日本的川端康成(1968年)、智利的巴勃鲁•聂鲁达(1971年)、澳大利亚的帕特里克•怀特(1973年),而非洲没有一位获奖者。从1981年至1999年19年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竞有7位非欧美作家,即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尼日利亚的沃莱•索因卡(1986年)、埃及的纳吉布•马夫兹(1988年)、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1990年)、南非的内丁•戈迪默(1991年)、圣卢西亚的德里克•沃尔科(1992年)、日本的大江健三郎(1994年)。从2000年至2012年12年间,已经出现了6位非欧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即:法籍华人高行健(2000年)、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2001年)、南非的库切(2003年)、土耳其的奥尔罕•帕穆克(2006年)、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中国的莫言(2012年),这一变化趋势似乎越来越印证了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进入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面临走向世界的最好机遇和挑战。正如蒙古族诗人包明德所说:“开掘文学的本土资源,整合中国各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科学地总结从古到今各个民族文学互相影响、互相吸纳、互相回馈、互相整合这样一个问题,是我们当前一个重大的课题,也有很广的社会意义、时代意义、政治意义。 作者:蒋娜单位:西南大学民族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误读缘由 选择《尘埃落定》作为个案,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传播中的误读现象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尘埃落定》作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最高成就,也取得了同类其他作品无法比拟的传播效果;二是比之其他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品,《尘埃落定》在传播中,读者所持争议最多,出现的误读现象也较为典型。因此,解读和分析《尘埃落定》传播与接受中的误读现象就成为一个有探讨意义的学术话题。 一、《尘埃落定》的传播与误读 阿来《尘埃落定》自从1998年出版以来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国内发行量上百万册,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且先后被改编为话剧、电影和电视剧等,相关评论文章400多篇,硕士学位论文27篇,可见其传播学影响。但阿来的汉语文学实质上属于跨文化创作,因此他的作品在汉语读者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尽管没有语言文字的障碍,但因其作品所内蕴的异质文化内涵,往往被误读,特别是关于小说中的性描写,民族特色和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三个方面争议最大。例如,关于小说的性描写,有学者认为,“阿来满足于从纯粹生物学意义上来叙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叙述“缺乏节制,缺乏深刻的心理内涵和道德价值”[1];对于小说的民族性,有学者认为《尘埃落定》“虚拟生存状况,消解母语精神,追求异族认同,确立自身位置”[2],关于作家的民族身份,有人将其视为“跨族别写作”[3],有人则将其归之于“双族别文学”[4]。上述学者的接受视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笔者以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误读。诚然《尘埃落定》中有大量性描写片段,但两性关系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作家借助性描写揭示人性本无可厚非,而且其叙述比之同期汉族作家作品也并非全无节制,论者忽视了表层叙述之下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即:“在这些‘庸俗’的字眼和描写的背后其实包含着一种古老原始的情感———生殖崇拜。”[5]同样,阿来因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他眼中的藏区生活虽不同于其本来面目但也绝不同于汉人的视野。断言这部小说“虚拟生存状况”既是论者对作家的苛刻也是论者对小说的误读。再者,阿来尽管在汉藏两种文化之间进行汉语写作,但其写作行为并非因为藏语文学的失语,而是全球化语境之下作家对文学传播效益最大化的自主选择。认为阿来作品彰显了“藏语文学失语的尴尬”[6]则是误读了阿来。 二、《尘埃落定》被误读的深层原因分析 根据英国著名的传播学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概念和符号构成的表征系统形成了一部作品意义存在的条件,而意义的产生则要靠我们积极将事物编入符码(编码)以及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7]。但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受编码者(作家)和解码者(阅读者)各自的主观因素和两者之间文化差异的影响,作家和读者各自形成了一个先在的不同的“意义结构”,这种不对等性决定了编码———解码过程中符码之间对称的程度,也即文学研究层面的“正读”与“误读”的程度。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对作家(编码者)而言,因为民族生活的汉语书写方式存在着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也因为进行汉语书写的藏族作家大多具有体验者和审视者的双重文化身份,普遍致使他们成为文化边缘人,这种文化身份某些时候会导致既不被本族认同也被异民族误解的尴尬处境,加之,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尚处于探索阶段,这些作家所使用的某些文学符码并不具有多语际、跨文化的效力,这也是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被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第一,使用汉语书写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存在着文化翻译问题。作家需要将他用母语思维感知到的世界呈现在多文化语境之下。这种文化翻译形式,既需要考虑审美形态上的相宜性,也需要考虑意识形态上的方向性,不但涉及到作家能否在母语和非母语两种语言思维形式之间自由转换,而且要求作家能够在本民族、他民族两种文化样式之间找到“对接”点和置换符码,这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设置了障碍,也给汉语交流平台上的阅读者解读带来了难度。当代使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彝族的吉狄马加,裕固族的铁穆尔,藏族的阿来等人大多从小生活在本民族文化圈中,他们在民族文化浸淫中,其性格、习惯早已养成,而且也于潜移默化中多少受到当地民族民间智慧的影响。这些作为地域的、民族的“大传统”和“大语言”,是少数民族作家基因中隐藏并潜在起作用的“文化规约”。尽管阿来使用汉语写作,但就像他所说的,“因为藏语它跟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然后语言它同时也是一种思维的方法跟习惯,所以它跟当地的生活结合得很紧密。而且它(语言)表达它(生活),只有这种东西它是最贴切的,也是最生动的。”[8]尽管有论者认为阿来“进行小说《尘埃落定》创作之前就已经有了人类意识、民族文化与汉语叙事之间的深层熔铸的能力。”认为他用汉语“透露出了藏族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审美特点”[9]。诚然,阿来因为受教育背景和从教经历使得他拥有了较高的汉语言能力。即便如此,他的汉语创作中也避免不了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他说:“如果说在汉语表达起来有困难,或者是它那种味道表达不出来的时候,我会回到藏语当中,用藏语思考局部的,然后翻译成汉语的。”[8]既然阿来承认自己的汉语创作存在着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之间的翻译,提到翻译也就涉及到译文能否忠实于原文化的问题。如若这样,因作家对自身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程度不同而产生误译就在所难免了。此类少数民族作家充当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但自身却沦为尴尬的文化边缘人,他所叙述的故事和呈现出来的生活既不同于原生态的少数民族世界也不同于汉族所熟悉的生活。因此他既不被其他的少数族裔作家所认同,也被汉族的阅读者所误读,尤其在性描写方面受到一些汉族读者的指责。第二,进行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作家,其特殊的民族身份所造就的双重视角,决定了他们既是自身民族文化变迁的体验者也是审视者。少数民族文学写作是该民族的文化精英在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的运作,因而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往往是分裂和多重的。他们既以自己受到的主流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文化身份与原民族的本土文化和文学进行对话,也以这种超越了自我民族视野的文化身份来反观和审视本土文化。在这种知识分子的启蒙和省察视角之下,原生态的本土文化经由作家的眼睛“过滤”,便以一种不同于其本来面目的形态进入了文学审美经验。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阿来不同于居•噶桑和扎西班典等藏语文学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很难找到信仰的神圣与庄严。正如大家所见,在小说中的这片土地上,虽然也有活佛和僧人喇嘛,但他们并非智慧和法力的拥有者,则更像是乞食于土司的附庸,如济嘎活佛和门巴喇嘛。相反,世俗的统治者土司一家却成了他们生命与尊严的主宰。这种僧俗关系充分说明了《尘埃落定》中虔诚的藏族宗教信仰传统的被消解。阿来作品中这种颠覆宗教权威的解构式文化呈现,与其说是文化翻译,还不如说是阿来借助于文学表达了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阿来说过“藏传佛教形成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这是肯定的,但是对话语权的垄断太厉害了,对此我有些不平。老百姓从来就没有文化知识。”[10]姑且不论阿来是否太过极端,比之其他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人,阿来明显对本民族文化多了一重批判,但这样是不是某些学者所断言的阿来在刻意追求异族认同呢?读者只要仔细品味《尘埃落定》中土司太太和黄师爷的形象,我们便可看出阿来借助傻子的视角表达了他对本民族中的“他者”(汉人)并没有什么好感。这种对本民族文化既眷顾又疏离,对他民族文化也保持距离的态度也导致了阿来的文化边缘人角色。第三,汉语中几乎没有对少数民族生活经验表达的语义系统以供借鉴。有着悠久书面文学传统的民族,其文学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树立了一部部文学经典和丰富的人物谱系,这些意象、形象和符号构成了完整而丰富的语义系统,这为后来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和阐释意义的土壤。但纯粹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相比而言较为薄弱,而且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情风物乃至深层民族情感和文化心理的抒写也在汉语文学中找不到相关的可供参考的范式,阿来在谈到自己写作的问题时曾说:“我的困境就是用汉语来写汉语尚未获得经验表达的青藏高原的藏人的生活”[11]。这无疑给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表达造成了很大困难。例如《尘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爷脱胎于一个藏族民间机智人物阿古顿巴形象,阿来借助这样一个大智若愚的傻子的视角冷眼看待人世的爱欲情仇权利纷争,叙述方法似有创新之处,但却遭到读者对这一不可靠叙述者的艺术真实产生了怀疑[1]。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阿古顿巴这一人物形象在跨文化语境中承载内涵和传递意义的效力发生了变化。因此说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表达形式还处在探索阶段,作家所使用的某些语词、意象等符码因跨文化、跨语际的原因出现了能指与所指的不对等性甚至错位和游离,这也是引起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对于解码者(阅读者)而言,不同的阅读“前理解结构”和“期待视界”导致对作品的不同解读,甚至误读。这种阅读“期待视界”既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同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为艺术接受的主体性,源于接受者不同的“期待视界”。人自身的生理素质、教育背景、传统积淀以及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等,形成了每个艺术接受者在接触艺术之前的主体境况。它包括自身的敏感度、想象能力、文化基础、艺术修养、审美趣味等因素。这造就了接受者的接受眼光和特定审美文化心理结构,即姚斯所谓的“审美期待视界”。接受者的阅读过程是主体不断对艺术品提供的总体框架进行填补空白、揭示意义、参与创作的动态过程,这也同霍尔的解码过程是同一个道理。普通阅读者因其文学欣赏能力也许对该小说的理解停留在叙述表层所展现的藏族风情、傻子、性等元素,但绝大多数专业阅读者都触及到了小说的内涵。纵观《尘埃落定》相关评论文章,尽管论者因自身的“审美期待视界”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通过上文所引用的几组针锋相对的论点可以看出,论者受民族身份和社会历史环境因素影响最大。比如,持“追求异族认同说”观点的学者因为自身的民族身份,他站在少数族裔立场驳斥阿来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主题先行是为了博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这种观点不能说完全错误,但一定程度上误读了阿来,关于这点下文会进一步论述。尽管也有着同样的对阿来的民族认同和作品民族性的考量,《尘埃落定》的“性描写的生物说”观点则是受到了当时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观念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景观化,这是那个时代文学理念转型和市场合谋的结果。同一时期的汉族作家作品如《白鹿原》、《废都》中大量的性描写也是那时景观化写作的典型。也确实如此类学者所言,《尘埃落定》中的历史资料和传奇色彩浓郁的场景构成的藏族风俗画,成了非常“好看”的风景。到底阿来作品中的景观化描写倾向是出于迎合市场的考虑,还是如一些学者所言是借助民间生殖崇拜原型的现代置换,实现生命过程中的“成长仪式”的反讽化[5],还是两者都有?尽管上述学者都是出于维护文学崇高性的美好目的,但如果没有确凿的论据,没有对藏族文化的深入了解,笔者认为冒然定论便有些武断了。这种误读皆因论者惯用自身的文化思维去理解异质文化。汉文化传统中的性禁忌和性不洁观念与某些少数民族的性观念完全不同,汉族读者以自身文化价值观来进行道德判断,未免有失偏颇。我们如若不克服这种自身文化的“限制”,就很难理解一些少数民族作品如沈从文《柏子》、《箫箫》等小说中人物对待性的态度,误读也就产生了。 三、结语 解读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笔者认为应该紧抓两个关键词:文学性和民族性。文学性作为一般文学的共性,同样适用少数民族的汉语文学,此处不再赘述。民族性既包括了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也指和汉族文学的区别程度。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历来存在争议最多的地方。论者对《尘埃落定》的贬抑实际上基于对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认同的单向度理解和对民族文学的民族性这一特征的简单认识。有些论者认为因为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模糊,消弭了其作品中的民族性。实际上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倾向性与少数民族作家各自的价值取向有关,如果单以此作为衡量民族文学作品的民族性,未免片面。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对本民族文化衰微的焦虑和守卫民族文化的强烈责任感使他们自觉为本民族书写;还有一类少数民族作家如阿来和鬼子认为文学更具普适性,他们在创作中尽力去超越自己的民族情感,力图彰显少数民族人民身上更普遍、更深刻的东西;第三类少数民族作家只有“身份”,题材和语言都是汉化的,如满族的王朔。在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性未完成的文化语境之下,少数民族主体性的现代建构也是一种未完成状态。因此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笔者认为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差异性不应该表现在对于主流民族的离心和隔膜上,而应该表现在“跨语言跨文化写作”所造就的包容性空间和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在作家笔下熔铸所呈现出的新的文学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