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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与剪纸艺术论文 一、中国剪纸艺术发展现状 （1）中国剪纸的新时代 中国剪纸于2009年9月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四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使得中国剪纸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中国剪纸艺术将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同时，在全球化这样的背景下，在新旧事物交换更替的今天，中国剪纸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地加快了文化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下剪纸艺术不断地从其他文化中获取精华，不断创新；而另一方面，剪纸艺术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一些村寨剪纸艺术面临着流变和濒危的处境。 （2）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问题 通过对中国剪纸艺术现状进行分析，可知目前影响我国剪纸艺术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我国剪纸艺术的创造团队问题。中国剪纸艺术源于民间，那些优秀的艺术家们从自己生活中获得感悟而进行创造，他们的艺术是心灵的艺术，是发自内心的无人可代的一种艺术，也远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而当今社会，这样的艺术家们是少之又少，他们的剪纸作品模仿痕迹过于严重，缺乏自己主观的感情色彩，作品不够生动，感情不够鲜明。 二、如何推动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 1.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 全球化的今天，剪纸艺术在各种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人们对剪纸艺术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对其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此外，甚至连一些剪纸艺人也不能够正确认识剪纸这门艺术，他们仅仅把剪纸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对于一些剪纸技巧不进行外传，殊不知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一些技巧失传，带来剪纸界的重大损失。因此，人们必须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相关工作者还应该制定一套完善的保护体制并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对我国剪纸艺术进行保护，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2.制定合理的发展对策 虽然我国剪纸艺术已经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目前我国民间剪纸艺术仍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处境，因此，制定相关的发展对策对我国剪纸艺术未来的发展进行指导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该将“继承”与“发展”作为主要的指导思想，以保护剪纸艺术、发展剪纸艺术、提高剪纸艺术作为最终的目的来开展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剪纸艺术的保护力度。 3.打造品牌 挖掘各种人力资源，为开设剪纸艺术教育提供师资保证，实施三个整合，为剪纸艺术教育制定实施方向。这三个整合就是指剪纸艺术与学科整合，发挥教学主渠道作用，剪纸艺术与德育整合，开发德育新途径，剪纸艺术与生活教育整合，丰富生活体验。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为了使得我国剪纸艺术能够更好的发展和传承，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首先，正确认识剪纸艺术的现状，提高对剪纸的重视程度是前提；其次，将现代艺术元素融入剪纸艺术当中，并结合当今的民情、民俗进行创新与改革，稳中求异，才能实现中国民间剪纸艺术艺术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结合，从而让这种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下去。 作者：陈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证券交易论文 我国的证券交易，肇始于19世纪末。光绪年间，一些中国官吏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倡办“洋务”，建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招股集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明白规定股票持有者可以自由转让，而股票除有其原有的价值之外，尚可随着公司的盈利增加获取一定的“红利”，因而有卖者，也就有买者，于是市面上就出现了股票交易。最初这种交易形式是买卖双方自由议定的，后来集中到某一茶馆内交谈，并且出现了中介人。由于上海是当时公司、企业集中之地，因而上海的股票交易最多且具有典型性。民国以前，上海的股票交易主要集中在大新街（今湖北路）的茶楼里，每天早上就有一些股票持有者和一些有钱人，如茶商、丝商，洋行买办、皮货商等，集中在大新街的惠芳茶楼里谈股票生意，双方买卖的有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三星织物公司、商务印书馆、南通大生纱厂、浙江铁路公司、江苏铁路公司、粤汉及川汉铁路公司等发行的股票。这种聚会，被称作“茶会”。也是中国人进行证券交易的最初形式。这时，上海已有外国人在租界内经营股票交易。早在1891年，英国人首先在四川路南京路口的中央商场内开设了“上海股份公所”，以买卖外国股票为主。1905年，该公所改组为“上海众业公所”，成为中国境内第一家以会员制形式组成的证券交易所，设定会员（经纪人）100席，其中外国人占87席，中国人占13席。该所除经营买卖外国公司的股票外，还经营外商在华公司的股票，如公和祥码头公司、会德丰拖驳公司、上海钢铁公司、上海电力公司、中国营业公司、中国垦殖公司（煤矿）等股票。 1918年春，几个日本商人也在租界内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并由日本驻沪领事馆发给营业执照，取名“上海取引所”，资本100万日元，以经营棉花、棉纱期票及日本帝国公债为主。日本人为收买人心，特聘请上海工商界一些有名望的华人如王一亭、胡梅庵等为其董事，朱葆三为监察人，花纱业头面人物吴麟书、徐庆云为经纪人，还拉拢股票商业公会的几个会员当其股票部经纪人。该所开业后，所经营的纱布证券颇为兴旺，曾一度垄断了上海的花纱交易。 在1922年爆发的信交风潮中，该所又从中兴风作浪，扰乱市面，为中国人民所厌恶。以后业务日益清淡，于1929年宣告停业。在外国人设立股票公所的影响下，一些中国商人也在积极仿效。1907年，上海商人袁子壮、无锡丝商周舜卿等，在上海仿照日本证券交易所的形式，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于清政府不予批准，加上上海工商界对于证券交易的底细尚不太了解，因而没有办成。真正由中国人自办的证券交易所，是在民国以后创立的。1913年9月，张謇就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后，积极提倡证券交易。这年底，张謇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会议，讨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大事，证券交易是这次会议上的热门话题。会后，张謇组织力量，仿照欧美及日本的证券交易法令，制定了《交易所条例》8章35条，于1914年12月29日公布施行。1915年5月，又进一步公布了《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26条、《证券交易所法附属规则》13条。《证券交易所法》第一章“总则”中明确规定，“凡为便利买卖，平准市价，而设之国债票、股份票、公司债票及其他有价证券交易之市场，称为证券交易所”。交易所需“察经农商部核准设立”。在第二章中明确“证券交易以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证券交易所限于其经纪人得参加买卖”。经纪人的条件是：“中华民国商人，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关于证券买卖或与证券买卖类似之营业曾有经验者，由其证券交易所察经农商部核准注册，得为其证券交易所之经纪人”。第五章还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之买卖，分为“现期及定期两种”。《证券交易所法》的公布，初步明确了证券交易所的性质、经营的范围及方法，为在中国境内设立证券交易所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在国内第一次掀起了证券交易的热潮。 1914年以后，由于上海的股票交易越来越多，在茶馆茶会上参加股票交易的掮客也越来越多，遂有人提出成立“股票商业公会”的动议，以协调股票交易。经协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在这年正式成立，地点在九江路禾兴坊的一座两开间小楼上，推举石路（今福建路）永和祥呢绒皮货店老板周韶笙为会长，并订有章程，规定每天上午集会，交易方式仍和茶会一样，由会员自行协议定价，尚无一定的标准时价，买卖的债券有政府发行的公债券，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外国货币。股票公会从中收取5％的佣金。买卖的股票中有江苏和浙江铁路公司的股票，中国、交通、中国通商等银行股票、招商局、汉冶萍、中华书局、南通大生一厂及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既济水电公司等股票。到1918年底，该会会员数已增加到40余家，这些会员大多是商人，原来是以经营纱布、皮货、杂货、生丝为主，由于经营股票交易后，所得的盈利大大超过原来经营的盈利，于是纷纷把商店改名为股票公司。在福建路九江路和汉口路一带，一时股票公司林立，形成了熙熙攘攘的华商股票市场。1916年，孙中山为筹集革命资金，采纳日本友人意见，联络上海商界要人虞洽卿、赵士林、朱执信、洪承祁、盛丕华等，筹组上海交易所，租赁四明银行楼上办公室作为办事处，挂出“通记”招牌，并着手对证券、棉花、棉纱、金银、布匹、食油、粮食七类商品的交易状况进行调查摸底。年底，以孙文、虞洽卿、戴传贤、张静江、盛丕华等9人联名，向北京农商部呈请立案。翌年2月，农商部批复准予备案。但其物品交易要“咨请江苏省县复查”。与此同时，李书平等也在上海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后迫于张勋在北京搞复辟，孙中山赴广东发动护法斗争，政局发生变化，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没有办起来。 1918年，在北京也掀起了证券交易热，由王璟芳、岳守堃、李景铭等人发起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并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这一行动，大大刺激了上海的工商界。这年4月，由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皮毛公会会长邹静斋、花业公所董事沈润挹、杂粮油饼公会会长张乐君，以及顾馨一、盛丕华等人出面，组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定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证券、花纱、金银三种。北京政府先批准其证券部，后批准其物品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由于有上海各行业公会为其后台，信誉较好，业务发展很快。初定资奉总额为500万元，分作10万股，每股50元，先收1/4，实收125万元。推选虞洽卿为董事长，理事会下设场务、会计、计算、总务四科。该交易所还耗银20万元，在四川路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口长发客栈三层上设立交易所址，除设办公室、会议厅、经纪人事务所外，还设立三个交易市场和完备的娱乐设施。1920年7月1日正式开业，到场作贺的中外宾客达3000余人，所送礼品、联幛、贺电、贺信不计其数，蔚为壮观，轰动上海。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而来，在头46天的交易中，仅手续费一项收入达82000元，平均日收入1700余元；不出半年，盈利达500万元，超过了原定的资本总额，年终每人分到的红利，少则百元，多则千元至数千元。于是原有的股东竞相缴足股金，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声誉鹊起，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也顿时身价倍增，每股价由50元猛涨到100元，许多官僚和投机商人纷纷把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视作发财来源。抢购囤积，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成为主要交易品。据说当时因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赚钱最多的是时任京沪、沪杭两铁路局长的孙天孙（又名孙鹤皋），他大批吃进廉价股票，并做多头买卖，等股票上涨一倍后，及时卖出，发了大财。孙天孙的投机成功，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部的人也眼红起来，于是由赵士林、张澹如等人暗中组织“多头公司”，在南京路上挂出“大庆银公司”招牌，对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进行套购和哄抬，以牟取暴利，曾把该所的股票一度哄抬到150元以上大关。他们还使用“反套利”的办法，把近期股票和远期股票间的差价拉大，吸引顾客买进近期，进行套利投机；待客户吃进相当数量后，又反过来抛出近期，吃进远期，做反套利活动。他们把套来的大量资金，再用于其它投机活动。这批投机商在股票交易中赚了大钱。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不久，上海另一家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也在密锣紧鼓声中开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的兴旺发达景象，刺激着许多人。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依仗人多力强，也在跃跃欲试开办证券交易所。他们首先撤除了暗中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有所往来的周韶笙的会长职务，另推范季美等人进行筹备。1920年5月，定名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在汉口路上挂牌亮相。 1921年1月正式开业。该所冠“华商”两字，表明区别于上海已经存在的两个洋商开设的证券交易所，另一意图是指责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渗有日本人的投资，可见当时竞争激烈之一斑。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以上海股票商业公会的全体会员为发起人，初定资本额为25万元，分12500股，每股20元，先收1/4。初定经纪人40名，全部由会员担任。推举范季美为理事长。该所在经营方法上，采取“继续买卖”方式，上、下午各做两盘交易，既做现货，又做期货。开业后，由于已有股票商业公会多年积累下来的经营经验，驾轻就熟，交易兴旺发达，尤其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和”七年常厘”公债中，获得丰厚的利润。1921年4月，该所在《申报》上刊登增股广告，把资本扩允到100万元，分5万股，每股20元，所有的2万旧股，每股补缴7.5元，经纪人数也由40名增加到55名，并以30万元巨款在汉口路昼锦里买了房地产，兴建企业大楼。这年五、六月间又进行第二次增资，资本额扩大到300万元，分15万股，经纪人扩充到80名。华商证券交易所大量增资，目的是想仿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办法，把自己发行的股票做多头买卖，哄抬起价，牟取暴利。经一番策划后，华商证券交易所每股价一度被哄抬到50元。但真正购买该所股票的人不多。大多为该所经纪人做空头。1921年底，该所经纪人吃进本所的股票竟达7万余股，几乎占总发行股的一半，致使该所流动资金枯竭，周转不灵。范季美在危急关头，接受了中易信托公司会计顾问徐永祚的建议，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价交换积存的本所股票3～5万股，由中易信托公司为中介人，股票由中易公司保管，并由中易公司承担两所流动资金的责任。事情进展很快，两家证券公司两厢情愿地交换了股票。不久，矛盾开始暴露。因两所发行的股票面额一为50元，一为20元，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发行的50元面额股票市价已涨到180元，而华商证券交易所发行的20元面额的股票仅值30元，前者可以1股换取其6股，显然对华商证券交易所不利。并且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已存有兼并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意图，双方交保的中易信托公司的总经理，又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理事兼总务科长。范季美觉得上了当，匆匆提出结束两家股票交换。事后华商证券交易所虽无直接经济损失，但苦于缺乏流动资金，业务一蹶不振。为挽回颓势，该所理事长一换再换，仍无起色，只得把所存股票以每股20元的原价卖给股东，以渡危机。1922年下半年后，该所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七年常期”、“六九公债”等方面赚了大钱，情况才有所好转。 事实上当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在走下坡路。1921年起，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银根偏紧，物价低落，产品难销，原来一度兴旺发达的股票交易也冷落了下来，股票指数下跌。尤其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虽然每股价格被抬高至3倍以上，实际是靠自己大量吃进方能维持其身价。当金融市场银根偏紧后，许多股票持有者纷纷抛出，换取现金。1922年该所到了几乎无现金交割的地步，形成了第一次“股市风潮”。后来由张静江出面向孙中山求援，得到孙中山20万元的现金援助，再搭上一笔公债券，才勉强渡过了难关。从此，红极一时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蹶不振，开始走下坡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颁布的《交易所法》中规定：“买卖有价证券或买卖同种物品之交易所，每一区域以设立一所为限”。因上海一地有同类的交易所多家，遂进行了归并。1929年10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三个部——花纱部归并于华商纱布交易所，金银部归并于金业交易所，证券部归并于华商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遂成为上海唯一的证券交易所。 民国初年上海掀起的一股证券交易热潮，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公司、企业通过发行股票，集合了社会上的游资，使其转变为生产资本，对当时十分缺乏资本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来说，起了十分有利的促进作用，政府也通过发行公债而得以解决财政危机。物品证券的交易，不但可以促使工厂企业扩大生产，也加速了商品流通，促使商品经济发展。证券交易所的兴办，通过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更进一步起了融通社会资金和活跃市场的作用。但证券交易的发展是受控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社会生产越发达，证券上市品种就越多，证券价格的涨落又是随着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信誉而转移，证券持有者只有当发行该债券的企业盈利时才能获得利益，一且企业受损或是破产，债券持有者就有经济利益严重受损的可能。由于民国初年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尚不发达，国内金融市场的融通资本不大，所以证券交易虽一时兴旺发达，其中很大成份是投机买卖造成的。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趋于清淡、冷落。 作者:王贞虎 单位:秦皇岛市产权交易中心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管理学论文 1研究的背景 管理学科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且没有一定的范畴，不存在国家和地区的区分，即没有所谓的美式或英式管理学，也不存在日式管理学，当然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但是，换一个角度，从管理哲学方面来看，确实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只有适合自身发展情况的管理学，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才可以发挥管理学的有效性[1].因此，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管理哲学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国式的管理学需要在中国管理哲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和风俗传统，才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将继续深入，并呈现出兴盛的景象.但整体上看，中国管理学尚未达到成熟的学科，国内也还没有一支从事中国管理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中国管理学在国内的管理学科中尚未占据一定的主流地位，其发展状况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在发展的观点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是支持朝着本土文化的方向，以中国历史的相关管理学作为当代管理学研究的依据，不断探索发展管理学的规律，然后构建中国式的管理学理论.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提倡中国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的管理学来发展中国管理学.中国的管理学，在教育与管理实践上，长期以来都是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理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柳传志在谈自己几十年的管理心得时说，中国不仅需要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又要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营业环境.随着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管理学中纳入中国元素.但由于习惯性的教学方式，在实际执行中西方的管理教学模式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可见，只有适合于中国的管理学教学模式才具有研究价值.而理论投入到实践中是需要结合环境的，中国市场正处于独特的发展环境，这为广大企业带来了更多商机以及挑战.尽管西方管理学思想在国外有成功的案例，但也绝不能说明其适合于中国市场.有研究者称，缺少了西方管理理论指导的中国管理学就无法打造出国际一流的企业；同时，中国企业在引进西方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如果不结合自身条件进行改造，也不会取得管理成效.因此，当前情势下，构建中西方结合的管理文化对于中国式管理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2提升管理学地位的关键 要想提升中国管理学的水平和地位，需要研究出一套具有原创价值以及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成果.当前，企业内部的管理经验仍不能上升到一定的科学理论的高度上；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基础数据和有针对性、专业性、影响力的观点和建议.具有一定地位的管理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运用，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并能够很好地指导经济活动，才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获得被广泛认可的地位.除此基础研究以外，还要掌握好管理学的前沿理论，把握好具有实践意义的案例，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原创性的研究，从而提高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在传统的管理学中，通常只是列举多个实例，然后依照某个标准进行对比和分析，这样的研究方式难以得出原创性的成果.就近几年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一些成果来看，主要还是对国际上先进的管理学理念进行磨合的结果，仅仅是在国外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中国的实践分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也没有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以至于所提出的理论无法满足当前需要.当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空间仍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管理实践取得了成功，在当前的一些主流管理学中，仍参照改革开放时期，但却不能完全照搬，应结合当前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况且，直接套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在经济转轨和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有一些西方的管理学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与管理产生疑问，中国管理学逐渐受到国际的关注.近年来，管理学出现了东移的趋势，中国的管理学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管理学家相对西方管理学家来说，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而更具有研究的优势；第二，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活跃，同时，中国学者在当前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管理学的研究，可逐渐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原创性的成果会越来越多. 3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发展管理学 正确的方法论有助于发展中国管理学，有助于研究出更多的原创成果.中国管理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吸取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不应排斥西方管理学，两者可以相互独立而存在，且应为取长补短的关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管理学注重思想管理，以哲学思考为主要内容，缺少了实践操作的方面；相反的，西方管理学注重的是实用，缺乏方法论的指导.可见，两者应为互补的关系.中国管理学也并非单独为一体，而是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管理学体系.中国管理学并不排斥西方的观点，而是非常注重中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吸取精华，从而研究出自己的原创作品.可见，发展中国管理学需要本着扬弃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理念批判地加以继承，同时对西方管理思想也是如此.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具有共同点，如人本管理的思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强调这一点.在西方的管理学中，实证主义在当前环境下仍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可作为发展中国管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仅仅通过批判地继承来发展中国管理学还远远不够.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管理学，不能依靠推翻固有思想，也不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上做出补充和修改，直接套用西方的管理学思想更不能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对这两方面的创新、超越.这是具有一定难度的，但又势在必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管理学目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普遍认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利用国际管理学由来已久形成的现代管理学来规范自身；另一方面还在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成果和理论，无法立足于市场.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仍然因循守旧，无法创新.因此，中国管理学要想获得国际管理学界的认可，就必须在研究的过程中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比如独特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案例.当然，这也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我国传统的做法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与方法，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当今的中国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将中西方的管理学方法论结合起来，注重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独创性，在统一、科学的学术氛围下开展研究. 4挖掘中西方管理学融合中的要点 在中西方管理学呈现出日渐融合、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管理学的要点在于抓住当前的机遇，找到中西方管理学的突破点，促进中国管理学上升到一定的地位.西方管理学面临着瓶颈的问题，而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水平日渐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具体表现在，中国管理学研究者更为熟悉中国的情况，相对西方管理学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一直以来，我国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国外大型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因此需要建立起符合当前市场环境的管理体系来指导企业的发展.而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管理体系，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一个重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前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且日渐频繁；中国研究者在管理学前沿理论的研究能力和理解、运用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样的发展趋势有助于缩小与国外同行的差距，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这要求中国管理学研究界引起更多的重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学的实际性问题，分析和掌握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总结出发展规律；对中国管理学的管理实践和创新做出全面的总结，从而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并能够在国际上的管理学语境中顺畅地进行交流，实现跨情景的学术对话.最终形成既具国际性又不失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成果.目前发展中国管理学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以西方管理学为参照的情况下在管理学知识体系的范畴内建立起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研究氛围.中国管理学的本质在于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来创造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方式，具有特定的意义.只有这样才可以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并能够立足于世界市场的管理学体系.根据这一特点，应注意的是，必须具备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人文传统来研究管理学，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现实问题. 5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与其忙于管理学中国学派的重新构建，还不如认真思考当前我国企业管理实务中面临的实际性问题，找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这才是发展中国管理学的正确方向[3].中国管理学面临的危机，需要管理学研究者们树立起危机意识，拿出积极的反应和思考，这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既包括对中国管理学问题的发现，又包含了对自身问题的反省.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管理学改革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国企业改革的社会实践和管理创新，同时这也是中国管理学学派进行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中国管理学完全可以对社会实践做出总结，从而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并获得广泛的认可.可见，管理与管理理论必须与特定环境相结合,与特定的人和事物相结合，才能发挥出真正的效用.因此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主义原则,是中国管理学学派得以确立的基础.离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和管理的创新,中国管理学学派将无法产生实际性的功效. 作者:谭志勇 单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生态农业论文 一、中国发展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人类农业发展经历了原始、传统和石化农业三个完整历史发展阶段［2］，现在正在从石化农业到生态农业转变。一般而言，石化农业被称为传统农业现代化，它主要以化肥、农药和动植物成长激素的高投入获得更高的产出为特征。石化农业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直接威胁了人类生存环境，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农业现代化，认为石化农业把原以生态为基础的农业推向了歧途，积极寻找替代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新的现代农业形式，生态农业因此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生态农业要求将化学化的农业转向主要依靠以生物技术和计算机信息等技术，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原则下，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使用量，大力发展生物性肥料、生物性农兽药、生物性生长调节剂等生物制品，并采用3S技术进行精确施肥、施药和灌溉，生产出更多的优质高效农产品。美国土壤学家沃•艾博克(W．A1berhc)于1970年最早提出生态农业概念［3］。英国农学家沃•克•沃辛顿(M．K．Worhtington)于1981年将生态农业确且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4］。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界又提出低投入持续农业等概念。1991年联合国粮食组织在《丹波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提出“持续农业发展”新概念。此后，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就持续农业的内涵与外延展开讨论，并在农业生产实际中积极探索持续农业发展模式。在中国，生态农业概念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在银川召开的中国生态农业学会上，生态农业概念被首次使用，生态农业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推广。1980年，叶谦吉认为，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就是从系统思想出发，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5］。1987年，马世骏等人认为，生态农业是农业生态工程的简称，应根据“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理进行农业生态工程研究，它以社会、经济、生态三效益为指标，应用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原理，结合系统工程方法设计的综合农业生态体系，在性质上属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一个类型［6］。1991年厉以宁提出，生态农业是指依靠农业内部来维持土壤肥力，促使农业稳定持续发展的一种农业，它的优点在于导致生态的良性循环，使社会既能稳定地、持续地取得农产品，又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使社会的生活质量提高［7］。1996年，钟晓青认为，生态农业是一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行模式，生态农业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完全在生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统一起来，强调“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8］。在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农业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生态农业的实践也随之展开。2002年，农业部全面总结各地发展生态农业的经验，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归纳提炼出了370种生态农业模式，后又经过数年的推广实践及科学论证，又从中最后推出十大典型生态农业模式，包括:北方“四位一体”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南方“猪—沼—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平原与准平原区的农林牧复合型生态农业模式;持续利用型的草地生态农业模式;混种与轮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生态畜牧业养殖模式;生态渔业养殖模式;小流域综合治理型生态农业模式;工业化设施型生态农业模式;旅游观光型生态农业模式。总之，尽管学术界对生态农业概念的界定不一，生态农业模式多种多样，但人们对生态农业存在以下三点共识:一是强调综合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利用效率;二是强调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注重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强调将传统农业的优势与现代科技和管理相结合，突出现代科技在生态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笔者在接受三个共识的基础上，给生态农业的定义是: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采用系统科学方法，继承传统农业的精华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通过自然或人工设计的生态工程，实现效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形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内涵将更加丰富，生态农业模式也将不断创新。生态农业是集农业科技化、信息化、标准化、机械化、产业化、水利化、合作化为一体的农业，囊括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涵，发展前景广阔。所以中国发展生态农业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最佳选择，它代表中国农业的未来。 二、中国农业的现实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之路 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牺牲农业生态环境，片面追求农业经济增长，造成了农业资源日益萎缩和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威胁了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农业资源严重萎缩及保证粮食安全的迫切性，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的现代化道路。 1．土地的数量与质量江河日下。截至2012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人均不足1．43亩，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尽管国家采取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占优补劣”、“硬占柔补”已经严重危害了耕地的质量，目前全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仅为1.8%，比欧洲同类土壤低1.5～3个百分点。同时，每年沙化面积为2460平方公里，沙漠及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1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3。 2．森林与草原锐减。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详查，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20.3%，人均占有林地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7，已基本无成熟林可采，造成森林覆盖率低，植被减少。我国现有可利用的草地面积约33.7亿亩，人均不足2.6亩，目前，草原退化面积达13亿亩，而且每年仍以2000多万亩的速度在退化。 3．水资源不足。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接近4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同时，水资源缺少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大，超过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力。 4．农业环境污染严重。一是大气与水体污染。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酸雨区，酸雨区接近国土面积的30%。农村畜禽饲养业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排放已占到全国总排放的50%，2010年，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约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43．7%、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分别约占排放总量的57%和67%。2010年，县域污水处理率约为31%，水体污染严重。二是农地污染。全国1/10以上的耕地遭受污染，土壤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污染混合的局面。平均每公顷耕地使用农药15公斤，高出发达国家1倍，在土壤中的残留量高达50%～60%;每年化肥施用占世界总量的30%，化肥用量60年增加近百倍，用量是发达国家上限的2倍。三是白色污染。每年有约50万吨的地膜和塑料残留在土壤中，百余年不能降解。四是食源性污染。在农牧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使用大量的生长激素、催熟剂和添加剂，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21万吨的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造成了农牧产品生长过程的污染，“有抗食品”已成为人体内的“隐形炸弹”，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危害。五是外来物种侵害严重。入侵中国的外来物种越来越多，有飞机草、互花米草、水葫芦等400多种，20世纪90年代，每10年左右才会发现1种生物入侵，可2005年以来，每年都会出现1～2个“新面孔”。 5．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 尽管我国粮食已经连续十年丰收，但从长远看，粮食缺口仍然会扩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2013年粮食产量达1．2万亿斤，人均占有粮食860多斤，自给率约为88．4%，缺口约11．6%，缺口接近粮食生产大省黑龙江全年1300亿斤的产量。我国人口每年净增700多万，比青海省还多200万，预计到2020年，人口将达到14.5亿，对粮食的刚性需求不断增长，需求总量将超过6亿吨。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精深加工的食品需求越来越大，转化为肉、蛋、奶、酒的粮食越来越多，目前我国每年仅生产白酒和啤酒消耗的粮食就有4000万吨。13．4亿人口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外国人手中。目前，全世界粮食贸易量仅为5000多亿斤，假如都被中国购买，也只能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40%，解决不了中国的粮食需求。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产品的第三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国，其中美国出口粮食总量的15%销往中国，贸易逆差133亿美元，已经连续十多年逆差。粮食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我国除了18.36亿亩耕地外，还有60亿亩草原、43亿亩林地、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和内陆河湖。必须充分循环利用农业资源要素，生产出更多的畜产品、水产品、水果和蔬菜，减少国民对口粮的需求。这就要求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要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农情实际出发，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现代生态农业，尤其是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以实现较高的资源转化率和维护良好的资源生态环境，这是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4年粮食生产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的最主要途径。 三、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生态农业建设涉及观念、制度、政策、技术等方面，必须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加强整体设计，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 1．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观念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基础。一是中央要明确做出加快生态农业建设的战略决定，明确指出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措施，明确把生态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攻方向。二是加强全党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最重要，所以要在全党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要编写统一教材，在各级各类党干校和农业院校开设生态农业课，普及生态农业知识，用科学的生态农业知识武装广大干部，重点武装农业和农村干部，以提高全党和广大干部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自觉。教育全党和广大干部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农业资源，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生态。三是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宣传，使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热爱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进而形成全社会的生态农业文明意识。 2．制定生态农业发展战略与规划。认真研究西方国家的生态农业发展战略，发展完善已有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并最大限度地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一是在沿海地区和太湖、洞庭湖、三峡库区、滇池等高集约化地区，借助3S技术，科学施肥施药，减少用量，积极防治工业和农业面源污染，实施农业环境和农产品环境污染预警，保证农地和农产品免遭污染。二是在长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黄土高原区，西北、华北和东北风沙综合防治区等生态脆弱区，加大生态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开发适合这些地区生长的优质速生林木品种，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独特的农业资源，生产各具地方特色的优质农林牧渔产品，重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在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成都平原农业区，防止农产品污染，提高农产品质量，尽可能多地生产绿色食品，积极推进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建设。把黑龙江省和豫东平原建成亚洲最大的生态农业区。四是重点推进各地区主导生态产品建设，笔者认为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是粮食主产区生态农业发展的重点。发展生态农业，重在坚持“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加速建立不同产业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利用体系，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农林牧渔结合，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制定完善发展生态农业的政策和法律规范。一是制定和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生态农业的发展，扩大并提高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补贴额度，扩大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信贷支持，使农民在发展生态农业中受益。各级政府都要加强生态农业基础建设，主要包括农田水利、防灾减灾、气象服务、水土保持、防护林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改善生态农业的发展条件，减少生态农业的自然和市场风险，增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后劲，尤其要加大对生态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入。二是将必要的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政府必须明确在发展生态农业中，支持做什么，不许做什么，奖励遵循者，处罚违规者。三是运用法律手段支持和保护生态农业建设。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优秀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要以此为基础，加快制定《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生态农业补贴条例》等保护生态农业发展的配套法律，尤其要加快制定规范农产品市场建设方面的法律，依法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 4．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扩大生态农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一是调绿，大力发展非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业中绿色食品生产，它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加速有机肥、有机农药和有机生物调节剂的研发与生产。二是调红，非生态农业区和生态农业区都必须大力发展畜牧业，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五大牧区必须率先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以发展生态型畜牧业为主，严格按草原合理的承载力放牧，对严重沙化与退化的草原禁牧，对一般退化了的草原周期性休牧，加快恢复草原生态功能，各级政府要增加休牧补贴数额。三是调白，即大力发展微生物农业，微生物农业是典型的高科技生态农业，要积极开发新的菌种，做好白色产业的精深加工，搞好产业化经营。四是调蓝，大力发展海洋和陆地江河湖泽水产业，变非生态养殖为生态养殖，做大做强海洋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海洋菜园、海洋粮食和海洋牧业。五是调特，大力发展各具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产品。总之，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充分考虑农林牧渔业各业间相互依存关系，充分发挥各农作物在生态链条中的作用，建立各种各样高效优质生态农业模式。 5．加强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生态农业基地建设的指导，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扩大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面积，提高生态农产品质量。一是继续坚持已经开展的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选取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市，采取整县推进的方法，边推进边总结成功经验，做到以点带面，直至推广到全国。二是依托“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鼓励支持龙头企业自建生态农业基地，鼓励支持企业加速实现已有非生态型农业基地向生态型农业基地转变，借助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实现生态化种植养殖，龙头企业与农户均享加工利润和销售利润，使自己有稳固的基地和农户群。三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更多依靠龙头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不断扩大生态农产品出口数量，使其成为农产品出口的生力军，进而成为平衡国际贸易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依托其进一步拉动国内生态农业发展。 6．加强生态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科技创新是生态农业发展之本，农业科技创新是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客观要求。一是加快生态农业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农业科技创新的重点是种子，种子的科技含量占农业总科技含量的40%，尤其是要加快培育适宜粮食主产区生长的新品种，积极开展分子生物育种和天空育种，抢占世界种业科技创新的制高点。二是集中力量开展先进适用生态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主要包括耕地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农田控磷减氮、畜禽清洁养殖和废弃物综合处理与利用等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循环农业和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及生物调节剂等生物技术，节水节肥节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精准农业技术，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技术。三是加强生态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建议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优秀学子报考农业院校，提高农业院校生源质量;国家免费培训基层生态农业科技人员、生态农业实用人才和新型农民，奖励优秀受训者。四是加快新型生态农业科技成果在基层推广。农业科技推广的重中之重是基层，加强基层站点设备等硬件和队伍建设，实现农业科技入户进田，畅通“最后一公里”。加速建立完善生态农业科技推广的利益驱动机制，实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制，基本工资保底，绩效工资与推广的数量与质量挂钩;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农科教产学研推相互衔接的机制，强化“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9］的科研与推广评价导向机制;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组织，农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必须承担生态农业农技推广任务，国家要做出农业高等学校的教师将1/3的时间、科研院所将1/2的时间用在农业科技推广上的规定，在职称和利益分配上予以更多的激励。 7．加强与完善生态农业服务保障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技术标准体系。生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标准化，研究制定生态农业基地、生产资料、生产技术、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研究制定生态农业评价指标、管理认证方法、环境友好技术标准体系。二是加强生态农产品质量保障管理。严格执行生态农业技术标准，对农户和龙头企业实行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质量监测，严惩生产过程不达标和质量不达标者。通过对生态农产品全面的质量管理，确保质量与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强生态农业教育培训。建立培训机构，加强对广大生态农业管理人员和农民的培训，传播生态农业科技知识，使其掌握各项标准和规程，继续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提高农民经营管理水平。四是加强生态农业信息化建设。重点是加速县乡村信息服务站建设，努力实现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实现在广大农村的全覆盖。加强生态农业信息质量管理，确保生态农业信息的真实性。五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对生态农产品，尤其是绿色和有机食品及标准的宣传，积极促销;实行生态农产品分级包装进入市场销售，优质优价;实行生态农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专卖销售，实行销产连带追溯赔偿制度，以保护消费者利益，防假打假。六是加快建立健全气象、疫病防治、科技推广、信息等全方位的生态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各服务部门人事管理事业化，强化公益性。 总之，只要我们勇于探索，积极推进发展生态农业的对策措施，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丰富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中国生态农业必将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一条亮丽风景线。 作者:赫修贵 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中国发展论文:基于在中国发展的国际酒店管理论文 一、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的概况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入驻总过的国际酒店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已经有超过35家酒店集团，并且其规模仍在不断地扩大、品牌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并且凭借自己先进的管理理念在不断地开拓大陆市场，这都是对国内本土品牌酒店的一大挑战。在中国，有将近350家酒店的是属于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拥有的品牌数量达到了55个，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旗下的酒店多数都是高标准的酒店，随着经济年本土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经济型的酒店。 二、限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扩张的方法有限 酒店产业就有较高的风险，其资金成本比较高，同时取得收益的周期比较长，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国际酒店集团都进行跨国投资的活动，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不相同，很容易受到其影响，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血本无归的情况。很多国际酒店集团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来开拓市场，该种方法可以保证其有最基本的管理费的收入，如果一旦出现了什么变化，可以及时地撤出市场，这在当下是很重要的一种扩张方式。和特许经营相比，还有一种扩张方式也很受欢迎，即签订管理合同的方法，这也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扩张方法。在当今的国际酒店集团当中，有将近一半的客房是通过上述这两种方式来经营的。这两种经营方式有自身的优点，但是当一个酒店在进入一国市场的时候，会受到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市场运行机制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所采用的是特许经营的方式；如果该国市场更注重服务，则可以通过合同管理的方式。这里通过对洲际酒店的具体分析，阐述国际酒店集团扩张的局限性。洲际酒店从来没有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来扩张，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从历史角度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酒店的设施比较落后，而特许经营是为国内的酒店提供品牌、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实际掌控管理国内酒店；但是采用管理合同的方式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管理合同是国际酒店集团直接对国内酒店进行服务上的管理工作，提高国内酒店的质量。随着近几年国内酒店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有部分酒店采取了特许经营的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特许经营还是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如对知识产权的立法不是特别完善，不利于品牌的发展。 （二）酒店的发展受到国情的影响 在我国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业主会对酒店的经营提出除了经济效益之外的其它要求，比如收取商业回扣、加强酒店管理的支出、酒店的采购等等，使得酒店的经营受到业主的极大干预。偏远地区的某些政府推行地区保护主义，其极大地抗拒国际酒店集团加入本地的市场，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违法市场的自我调节，组织建立大规模的本土酒店来抵制国际酒店品牌，这也极大程度地对国际酒店集团构成了威胁。 （三）管理的花费太高 国际酒店毕竟是国际的品牌，其拥有很大的国际市场，因此其必须具有一流的管理水平。无论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其管理的花费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的，在总体营业收入的1/20都要用来交管理费，这使得国际酒店集团的收益越来越低，不利于其更好的发展。同时，高昂的管理费也为很多国内经济型酒店开辟了发展的空间，国内酒店管理的费用相对较低，同时其又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发展如鱼得水。 三、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品牌不断增多，规模日益扩大 尽管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中国丰富的市场需求，还是吸引很多国际酒店品牌的加入。从宏观角度来说，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市场的扩张趋势可以用4个字来进行概括，即全面扩张。其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在成逐年增加的趋势，不仅东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看见国际酒店，中西部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国际酒店的品牌。从品牌的角度来看，数量在不断的增多，并且根据市场的不断发展，其自身也在不断做出调整。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的时候，主要遵循了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入驻的品牌需要市场的发展、承受能力相一致；第二，项目酒店的硬件设备要满足即将入驻的品牌的要求；第三，在签订管理合同的时候，要遵循双方的合意，不能勉强。这体现了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时，即不断增加自己的品牌，同时又考察市场的承受能力，做到理性的扩张，有利于其长远的发展。 （二）签订管理合同仍然是其最常见的扩张方法 第一，不断缩短合同约定的期限，加强竞争。我国本土的酒店管理公司不断兴起，企业在谋求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又急于开辟中国大陆的市场，因此就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双方同项目酒店签订的合同期限也在不断地缩短，造成了无序竞争。中外酒店管理集团的竞争，为业主留下了更大的选择空间。第二，管理业绩的衡量方式出现了变化。在衡量酒店管理业绩的时候，更加重视风险的共同承担。在管理的费用当中，增加了奖励的成分，并且其所占比例在不断增高。 结束语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迅猛发展，其开辟了大量的中国市场，自身先进的管理理念、设施条件都对国内的酒店产生的严重的威胁。面对如此情形，国内酒店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管理方式、硬件设施，才可以与之相抗衡。 作者：张琳珏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剖析在中国发展伊斯兰保险业务研究论文 摘要:伊斯兰律法禁止利息、不确定性交易等经济行为,致使传统保险无法满足穆斯林的保险需求。经过多年的研究,全新的伊斯兰保险诞生,并被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所接受,而且市场发展正不断地扩张。我国拥有2000多万伊斯兰人口,而伊斯兰保险市场一片空白,也无学术的理论研究。笔者通过分析我国伊斯兰人口的分布情况及民族特征,以及伊斯兰人口集中地新疆的保险发展状况,探讨了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市场面临的诸多机遇与挑战,并提出了以新疆为试点发展伊斯兰保险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伊斯兰;伊斯兰保险;保险市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伊斯兰复兴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充分渗透时,伊斯兰金融机构便带着鲜明的宗教特色应运而生。这是伊斯兰研究朝向现实性和实用性深入,由伊斯兰经济学家、银行家、法学家等诸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多年研究所产生的成果。并创立了现代伊斯兰金融学。从此搞活了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伊斯兰金融业已逐渐发展成熟,现有70多个国家相继成立了200多家金融机构,包括伊斯兰银行、伊斯兰保险公司、伊斯兰基金和伊斯兰资本市场等,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伊斯兰金融体系。其中,伊斯兰银行和伊斯兰保险最为引人注目。 全球目前大约有15.7亿穆斯林人口,其中三分之二在亚洲。尽管他们遍布世界各地,大部分穆斯林居住在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①经济体地区。穆斯林国家的保险深度,尤其是寿险深度很低,其2007年保费收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整个新兴市场为2.8%②。尽管本世纪以来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经济增长稳健,保险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保险深度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传统保险不符合伊斯兰信仰。 一、伊斯兰保险的介绍职称论文 伊斯兰保险业是伴随着以伊斯兰银行为主的金融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但其合法性却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辨证。在伊斯兰世界中,保险是一直存在争议的一种金融形式,一些学者认为保险是邪恶的异端“比达尔”,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主的意愿,给未来事件保险和承担不确定性收益是侵犯真主权利和对真主至上的裹读。世人以保险金为赌注,将鼓励一种鲁莽的、不顾后果的冒险精神。也有学者认为,保险就其基本原则而言,是无可指责的,其中并不含有赌博和放债取利的因素。他们认为保险业类似于伊斯兰的社会福利制度——天课制度,带有互助、济贫的社会保险性质,在互不相识的保户中间形成一种明显的互助关系。这符合穆斯林追求社会平等和正义的目标,因而值得支持和提倡。目前,从总体来看,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绝对禁止一切社会保险活动,但也没有全部放开,而是尽力将保险事业纳入教法的控制之下。 伊斯兰教与经济的关系源远流长,早期穆罕默德传教时就伴随着阿拉伯人的对外贸易发展。伊斯兰教本身是鼓励商业贸易的,在《古兰经》里有很多鼓励贸易和商业的章节,伊斯兰教的经济观念认为商业贸易应该建立在守信、合法的原则上,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相帮助,允许合理的贫富差距,反对奢侈浪费、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在伊斯兰社会中,律法被认为是神圣的,不可更改的。穆斯林依照律法中所述的教义生活,因此伊斯兰金融体系中的所有交易,包括所购买的保险保障都必须符合律法[1]。伊斯兰律法中禁止的主要经济事项有:反对支付或征收利息;不得承担过高的风险,风险与利润共担;禁止合同中的不确定性和不明确的条款;投资于不允许的商品或行为,例如猪肉、酒、赌博和色情业[2]。 回教保险是伊斯兰保险中主要的分支,特指投保人基金与股东基金分离的保险模式。回教保险是以互相帮助和自愿奉献原则为基础,风险由参与者集体自愿分担。通过自愿捐献缴纳保险费和对损失类别的定义,消除了合同的不确定性和过高的风险承担。回教保险运营模式的主要特点有:设立回教律法监事会,监督保险业务及其相对于回教律法的合规性;将股东基金从投保人基金中分离出来;承诺向投保人分配业务利润;避免投资于不符合回教律法的资产。 回教保险模式主要有:人模式、利润分享模式、混合模式、捐赠模式[3]。在人模式中,保险公司是作为投保人的纯粹营运人。保险人收取一笔定额费用,代表投保人投资回教保险基金并经营回教保险业务。保险人不分享承保和投资的任何盈利,也不承担承保和投资的任何损失。但如果回教保险出现亏损,保险人必须向回教保险基金提供一笔无息贷款,这笔贷款将在基金出现盈余时偿还。利润分享模式人模式不同,保险人按事先约定的比例分享投保人基金所产生的盈余和投资活动所获得的利润。与人模式一样,如果发生亏损,保险人必须向投保人基金提供一笔无息贷款。混合模式是结合了人模式和利润分享模式的优点而成一种新型模式,保险人收取投保人所付保费和投资赢利的一定比例。 捐赠模式是指保险人向捐赠基金支付一笔初始保费,投保人向基金缴纳的附加保费将用于理赔,保险人收取一笔固定的承保费用。在所有索赔得到赔付后,投保人分享基金所剩余的资金。 二、伊斯兰保险的主要国际市场发展情况 随着伊斯兰保险业的不断发展,其在伊斯兰金融系统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目前,伊斯兰保险不仅受到广大穆斯林的欢迎,而且已经被非穆斯林接受,在马来西亚有接近40%的伊斯兰保险客户是非穆斯林。获准成立于1979年的苏丹伊斯兰保险公司是现代历史上第一家回教保险公司,1985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马来西亚和巴林也成立了回教保险公司。据统计,目前有100到150家回教保险公司或窗口公司①。 2007年回教保险保费收入约为17亿美元。根据回教保险的不同定义,其市场规模估计在10亿美元至56亿美元之间。尽管对回教保险市场的确切规模有争议,但其快速增长却是一致公认的。马来西亚是最发达的回教保险市场,具备完善的鼓励回教保险发展的政策法规。截至2007年末,其国内共有8家注册的伊斯兰保险公司,总资产占保险业总资产比重也从2001年的4.8%增长至2007年的7.2%,达到88.2亿林吉特,伊斯兰保险业已成为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②。另外,印度尼西亚拥有全球最多的穆斯林人口,人均收入和保险深度都偏低。沙特阿拉伯是最大的中东经济体,回教保险业发展迅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作为中东地区最发达和规模最大的传统保险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巴林的保险市场规模非常小,监管体系健全,是中东地区新兴的伊斯兰金融中心。 自创立伊始,回教保险就一直繁荣发展。2007年回教保险保费估计约为17亿美元,过去四年的增长尤其迅猛——增速达26%(扣除通胀因素),回教保险的增速比传统市场高出11%。尽管面临目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由于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基础的经济体前景依然乐观,其长期发展势头将保持稳健。至2015年,回教保险预计将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扣除通胀因素),并达到70亿美元的规模,这大大高于传统市场的增长。回教保险市场份额将达到8～10%。保险深度应该也将提高。 三、我国伊斯兰的人口分布及特点 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总人口1242612226人,其中穆斯林人口为20320580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4%。从民族角度来看,穆斯林人口主要分布于10个少数民族③。 从地域上看,穆斯林主要聚居在西北地区的新、宁、甘、青四省区,而河南、云南、河北、山东等地穆斯林人口虽然绝对数较高,但相对于当地的总人口数而言还是很少的。从绝对数看,新疆的穆斯林人口数超过1000万,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52.68%,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穆斯林人口超过100万的还有宁夏、甘肃两省区。从相对数上来看,新疆穆斯林人口数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宁夏超过30%。青海的穆斯林人口接近总人口的20%,甘肃超过5%,比例也较高①。 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由800.6万增至2031.1万,增长153.8%;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了115.0%。也就是说伊斯兰人口要比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高出33.7%。全国伊斯兰人口在不同阶段增长的幅度是不同的,在五次人口普查之间增长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 伊斯兰各民族人口的出生率都比较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由于绝大多数伊斯兰家庭起码要生育二胎以上,因此独生子女很少。伊斯兰民族的生育率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而且这种高生育率是与伊斯兰人口中的文化构成普遍较差密切相关的。与出生率相反,大多数伊斯兰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较低。 伊斯兰民族人口的增长较快。伊斯兰民族在生育观念上除了有养儿防老、解决劳动力短缺等一般要求外,还有宗教上扩充人口的意识,如女儿一般不外嫁,与外族通婚要男方加入伊斯兰教等。男方要外族女子做妻子,妻子也必须随伊斯兰教。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一是年龄结构轻。2000年伊斯兰十个民族人口的年龄构成仍呈年轻型,0～14岁人口的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准,65岁以上人口比例普遍偏低。二是人口文化素质低。农村人口比例大,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和个体经商,使其整体文化程度较差,文盲率有七个民族高于全国平均比例。三是职业构成差。这与他们分布的地理、自然环境差,大都居住边远的农村,经济收入低文化素质又不高有关。四是早婚现象普遍。早婚现象是伊斯兰人口的一个特点,这既有宗教上的因素,也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关,伊斯兰教义上将“出幼”(即成年)年龄定为女孩9岁,男孩13岁,“出幼”的男女可以涉足婚姻。另外,近亲结婚在伊斯兰民族中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致使遗传性疾病增加,仅呆痴人口比例就达2%左右。 四、我国穆斯林人口较多地区的保险现状——以新疆为例 无论从相对数,还是绝对数上,新疆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均超过一半以上。新疆是我国穆斯林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目前,新疆保险市场已形成了多家共存、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格局。2002年,新疆保险公司仅有9家,截止至2008年,新疆保险公司已发展为21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由2002年的3家增加至2008年的42家,增加了14倍;保险营销员由2002年的2.37万人增加至2008年的2.98万人,增加了25.74%。 从1980年至2008年,新疆保险业得到快速发展,其保费总收入由1980年的93万元增加至2008年的152.51亿元,增长近114万倍;保费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保险深度由1980年的0.0002增加至2008年的0.0363,增长了181倍之多;保险密度从人均0.07元增加至人均715.74元,增长了万余倍②。 新疆的保险业发展迅速,但相对全国的平均水平仍然较低,从2000年至2007年,无论是保险密度还是保险深度,相对全球的平均水平有很大的差距。较全国平均水平也有较大的差距。从保险密度看,2007年达到504.11元,低于全国水平750元;从保险深度看,新疆达到3%,低于全国水平4%,而虽在2005—2006年,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已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但近几年又拉开了较大距离。 从全国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平均保费收入情况来看,无论是寿险保费收入还是财险保费收入,2006年至2009年新疆的保费收入均较低,财险保费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3.3%,而寿险保费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24.3%③。可见,寿险保费相对财险保费更低。 由上述分析可知,新疆的保险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较低。如果按4%的发展中国家保险深度及2009年新疆的GDP(4274亿元)推算,新疆的保费收入可达到171亿元左右,而实际规模与之相差近15亿元。从保险密度看,以中等发达国家保险市场保费收入占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5%左右为参考,按2009年全疆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553亿元计算,新疆保险市场的规模有望达到127亿元左右,以目前的实际收入来看仍有相当差距。因此,就目前新疆保险业发展的水平来看,其市场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4]。 新疆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为保险市场规模的扩大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2009年新疆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一半以上,其中新增存款很大一部分是定期存款,而储蓄存款特别是其中的定期存款本身就是人寿保险潜在的市场资源。另外,随着近几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长,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新疆保险市场的潜力将会被越来越大地挖掘出来。 但新疆保险业的发展受制约的因素众多,如居民收入不高、教育水平较低等,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地域文化、风俗、传统观念等因素——伊斯兰宗教信仰的影响。新疆是一个拥有1000多万伊斯兰人口,占总人口50%以上的“穆斯林自治区”。宗教信仰决定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等较为特殊,这对保险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在穆斯林看来,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主的意愿,给未来事件保险和承担不确定性收益是侵犯真主权利和对真主至上的裹读,这种宗教信仰直接抑制了保险消费的需求,保险意识匮乏。 五、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的机遇与挑战 2009年我国保险业全年保费收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1137.3亿元,同比增长13.8%①。中国人寿等保险业的领头羊也纷纷在全球开设分支机构,把业务的开拓放眼于全球保险市场。而一个新兴的市场正在默默地迅速成长——伊斯兰保险市场。我国保险业对伊斯兰保险知之甚少,尚未认识到宗教文化对保险需求的影响,也没有意识到开拓此保险市场的重要性。我国拥有大约2000多万的伊斯兰人口,由于其宗教信仰,对保险的认识不同,风险防范的需求不同。这是一个巨大潜在的保险市场。 伊斯兰人口居多的新疆是当前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是我国领土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我国边境线最长、与之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其资源量特别是煤炭、石油、天然气、棉花等资源极其丰富,号称中国未来的资源储备库。2009年9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今年5月17日至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新疆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 笔者认为应以发展新疆的为契机,大力发展新疆的金融业——试点伊斯兰保险,当前面临着诸多的机遇。一是伊斯兰保险供给一片空白,保险需求十足。2000多万伊斯兰人口,市场中无适合其伊斯兰律法的保险产品。二是新、宁、甘、青等伊斯兰人口集中地,属于西部地区,国家正大力推进西部计划,尤其是发展新疆。各种优惠政策倾斜,具备强劲的经济基本面和增长前景。三是我国伊斯兰人口增长较快,市场前景广阔;人口结构年轻型,适合长期保险保障功能和储蓄功能。四是新疆等西部地区,保险市场空间较大,当前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五是伊斯兰保险产品特点、运营模式都是一种新兴的力量注入保险市场,可能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个具有吸引力的保险方案。 伊斯兰保险要开拓自己的市场份额,保险企业、监管当局、回教律法学者等都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提高对伊斯兰保险的认知度,这将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一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穆斯林所接受的宣传是保险、尤其是寿险,与其宗教信仰相冲突。改变这种看法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二是回教保险业不能仅仅依赖于提供符合回教律法的产品,因为价格和服务也同样重要,服务水平和产品特点亦可能与保险合同符合伊斯兰信仰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三是多样化是伊斯兰教的固有特性。它容许不同的诠释并存,因此产生不同的回教保险模式。而经营模式的标准化会有助于回教保险业在全球范围的发展,且可提高透明度,降低成本,减少顾客的混淆。四是我国具备保险和回教律法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十分缺乏,找到管理人员和有经验的回教律法学者则更加困难。五是我国伊斯兰人口具有低死亡率、文化程度低、职业风险高、早婚早育、近亲结婚普遍且人口分布稀疏等特征,这些对开拓伊斯兰保险的险种设计、费率定价、核保、理赔、客户带来诸多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监管问题。 六、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的对策与建议 面临诸多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开拓我国伊斯兰保险市场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国的伊斯兰人口有2000多万,大多集中在新、宁、甘、青等西部地区,适于伊斯兰保险业的发展。针对我国伊斯兰人口的分布及所在区的保险状况,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以新疆为试点,发展伊斯兰保险。新疆的穆斯林人口数超过1000万,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52.68%,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新疆保险业得到快速发展,保险深度由1980年的0.0002增加至2008年的0.0363,增长了181倍之多;保险密度从人均0.07元增加至人均715.74元,增长了万余倍。与此同时,2008年新疆全年生产总值达到4203.41亿元,比上年增长11%②。但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对,保险业的各项指标均较低。现中央领导已把发展新疆作为国家战略目标,致力于发展新疆经济,新疆经济的发展可刺激人们对保险的需求。在全面构建伊斯兰金融的同时,发展伊斯兰保险市场。建议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大型保险公司利用其良好地声誉、精湛的技术、完善的管理经验在新疆各市、区的分支机构设立伊斯兰保险窗口,并借鉴大型国际再保险公司的经验,合理定价伊斯兰保险,设立保险条款,这对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大型保险集团的国际战略也十分吻合。 2.培养伊斯兰保险人才。伊斯兰保险专门人才的缺乏仍然是制约伊斯兰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现在没有伊斯兰保险,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人才,在理论界也没有伊斯兰保险相关的学术成果。虽然我国拥有一定数量的学者正在研究伊斯兰人口的发展及其民族特征,也拥有一些伊斯兰经济思想家,但仍然缺乏一些“伊斯兰保险”专家。他必须全面了解伊斯兰宗教律法、保险学、精算学、公司治理等知识,而且具有丰富的实务能力、熟悉国家政策、了解民族特征等。建议在新疆大学开设伊斯兰保险本科专业,大力培养伊斯兰保险人才。因其具有良好地生源保证,同时也是熟悉伊斯兰宗教的当地学生,致力于家乡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设立专门的伊斯兰保险项目等研究课题,并鼓励国内伊斯兰学者和伊斯兰金融教育机构加强与国外相关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保险学会组织定期的培训项目来提高从业人员的技能,可以加强与国外伊斯兰金融教育和培训组织的交流,选派伊斯兰保险专家学者赴国外学习伊斯兰保险。 3.形成与传统保险的相辅相成的产品。当我国开拓伊斯兰保险产品越来越普通,伊斯兰保险是否会与传统产品竞争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伊斯兰保险可能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个具有吸引力的保险方案。根据马来西亚某些市场从业者的观察显示,一旦回教保险经营者达到一定规模并推出具可比性的价格,分享回教保险基金利润的机会可能同样会吸引非穆斯林客户。因此,开展与传统保险不相冲突的伊斯兰保险险种是伊斯兰保险市场发展的关键。 4.开发适合我国伊斯兰人口特征的伊斯兰保险产品,实施风险与利润分摊的模式。我国伊斯兰人口具有低死亡率、文化程度低、职业风险高、早婚早育、近亲结婚普遍且人口分布稀疏等特征,以及伊斯兰宗教中禁止的经济事项,这些对如何合理进行精算定价产生很大难度。文化程度较低,影响到对保险知识的接受程度,对保险条款的理解。职业风险高,精算定价较高,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早婚早育以及近亲结婚带来的婚姻法律风险、家族疾病遗传风险较大,如何分散此类风险。人口分布稀疏,这对保险生存调查、理赔客户均产生极大的道德风险。邀请国外著名伊斯兰保险专家学者在国内金融机构担任高级顾问,为国内保险机构开设伊斯兰窗口或发行伊斯兰保险产品提供帮助。借鉴国际的风险与利润分摊的模式,推进伊斯兰保险产品,收取投保人所付保费和投资赢利的一定比例。投资有助于使保险人与投保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费也使得保险人能够收回承保业务的管理成本。另外,可对伊斯兰保险业务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甚至财政补贴。 中国发展论文:国际保理业务在中国发展的对策论文 摘要：随着全球市场的不断扩大，国际保理业务的广泛开展，受到各国进出口商的欢迎。首先阐述国际保理业务的定义、特点和种类，然后就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现状进行剖析，从中提出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七大问题，最后从国际保理信用风险管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这三个方面入手，总结出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保理业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一、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起步较晚，1988年中国银行在我国率先推出国际保理业务，并于1993年成为中国首家国际保理商联合会会员，随后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也纷纷开展国际保理业务，并先后成为FCI会员。 从办理机构上看，目前我国已有12家银行成为FCI会员，对外办理国内与国际保理业务，其中业务量较大的主要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二、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信用交易尚未建立，制约国际保理业务扩展 出口企业满足于用传统结算方式进行交易，忽视保理业务的应用，这从交易观念上阻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国际贸易目前主要仍以服装、手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主观检测性强，易引起合同纠纷。而在保理业务中，买卖双方对产品有争议或买方挑剔产品质量时，保理商又不承担付款责任，这使出口商惟恐会钱财两空，而宁愿选择传统的贸易结算方式。 2.2国际保理业务自身宣传力度不够 我国正式开办该项业务以来，主要限于中国银行承办保理业务。然而银行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担心扩大宣传力度，会失去这一新的金融服务领域，从而对外仅限于简单业务介绍。因此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事物。 2.3保理业务法规建设滞后，不能适应保理业务发展要求 我国早在1992年便开展了国际保理业务，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国际保理业务法律体系。虽然我国已经加入国际保理联合会，接受了《国际保理惯例规则》以及国际上颁布的《国际保理服务公约》、《仲裁规则》等国际统一的业务操作规则，但这些法律规范还不能直接用于指导监督我国保理业务的具体实施，它们只是基本的依据，这使得许多企业不敢尝试这一新型结算工具。 2.4我国开展国际保理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现代国际保理业务是现代通信与信息发展的产物。然而，我国保理公司与各国保理商和民间资信公司等机构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信息交互网络。同时，我国开展保理业务的公司有的还仍然使用非EDI信息传递技术，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保理公司与国外保理商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信息传递。 2.5缺乏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国际保理从业人才队伍 由于我国开展此项业务时间较短、业务量较少、从而使得从业人员缺乏实务方面的锻炼。目前，在我国开展国际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中，从事保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大多未进行过专业的国际保理业务培训，业务不熟，工作效率低，影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推广速度的提高和应用范围的扩展。 2.6盲目的市场定位阻碍保理业务的发展 目前，我国银行开展保理业务部门的服务对象，受银行从业人员和资金的限制，一般都集中在银行做信用证及托收等结算的客户上。而且目前主动采用保理业务的客户，也往往是因产品积压或信用证失效而不得已采用的，这些客户当然无法形成出口保理业务的稳定客户群，也无法起到样板客户的广告效应。 三、发展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对策 随着我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我国必须积极采取措施，提高自身经营水平，不断扩大金融品种以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为我国本身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微观环境。针对存在的问题，大体可考虑对策如下： （1）电子信息技术是开展国际保理的基础。西方国家开展保理业务电子化、网络化服务设施水平很高，而这些设备与技术对于国际保理业务先期的信息传递、数据交换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首次与国外客户的贸易往来中对于对方资信的调查，对于贸易伙伴国所在地法律、法规、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分析研究必须通过完善、高效的信息传输系统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我国应尽早与FCI其它成员国和各大银行以及各种咨询机构建立信息交互网络，以便进行广泛的交流和正常协作。 （2）人才培养是提高保理业务服务水准的关键。充分利用现在已有的职业培训设施及大专院校的师资力量，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保理专业培训班，可以从开展国际保理业务较早的发达国家专门高薪聘请一些国际保理业内的专家来讲课，及时传授世界最先进的保理技术及业务程序。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应根据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从规范化管理要求出发，建立从业人员资格认定考试制度，可实施在岗培训工程，大力培养专门从事国际保理业务的专业人才。 （3）迅速提高我国国际保理业务水准，完善服务形式和内容。目前，我国国际保理服务形式单一、服务内容简单，采用国际通行的双保理做法是加快我国发展国际保理业务的必要条件，也是通过业务渠道借鉴与学习国外保理公司经验的有效途径。我们应紧跟时展潮流，建立健全国际上通行的双保理做法，实现单保理到双保理的过渡。 （4）完善针对保理业务的授信机制，加强风险管理。银行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和方法，并通过银行之间的合作与信息共享，建立完整可靠的企业资信情况管理系统，加强对进出口企业的资信管理，从而降低企业保证金的交纳；另一方面，可以借鉴欧美地区保理商的做法，加强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尝试开展保理业务保险，在规范运作的基础上积极有效地防范风险。 （5）商业银行应高度重视并大力宣传、推广国际保理业务。应在涉外经营领域大规模宣传国际保理业务的重要意义，应充分利用现存的分支机构网络，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大力宣传国际保理业务知识，增强外贸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适应国际市场的应变能力。公务员之家 （6）政府应出台扶持政策，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及非金融机构大力开展国际保理业务。政府必须出台相应扶持政策，使出口商、保理商都能在开展保理业务中有利可图，从而变被动发展为主动引导示范。政府应一方面激励出口企业应用保理业务以扩大对外贸易；另一方面，鼓励国有商业银行拓展自己的经营范围，大胆开展保理业务。在国外金融机构尚未进入中国开展激烈的国际保理市场竞争之机，大力发展国际保理业务，抢占先机。 （7）营造有利于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我国可直接从国际上已有的各国业已形成的国际惯例、法律制度、国际公约等人类共同创造的法律文明中，汲取有效合理的法律成果，提取适于我国国情的法律条文，并参照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开展国际保理业务中的一些普遍做法，来充实完善本国的具体国际保理法律框架，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我国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 （8）此外，还应从国际金融的不确定因素、各国法律环境、进口国的政治、经济及贸易准入等方面入手，加强国际保理业务的风险防范研究。 中国发展论文:科学发展观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的作为论文 摘要：文章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的全面反思，为中国政治学的健康、顺利发展指明了出路：回归自身，回归中国。在深刻分析新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的广阔舞台之后，也指出未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本立足点：顺应现代政治文明，符合国家建设的逻辑，适合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重新整合，最后，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学与中国发展的良性互动，也即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而中国发展为中国政治学的丰富提供经验材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现代意义的政治学几乎是与改革开放同时出现的，所以，到2008年，改革开放整30年的时候，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也差不多30年了。经过30年发展，中国政治学也算是达到了“而立”水平：有了自己的身份、有了自己的话语、有了自己的体系、有了自己的抱负，因而，也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风格。多年前，我曾撰文总结中国政治学的20年发展，基本观点是：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促进关系，承担起了这门学科应该承担的使命，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2]今天，我依然坚持这个观点，并为30年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发挥的作用而感到欣慰。“而立”之年，应该是事业大展宏图之年，所以，在欣慰之余，还是有责任思考这个学科的事业与前途。这种思考，固然需要总结过去，但更重要的是反思过去，只有通过反思，才有整体的把握和理性的自我批判，从而更好地认清和把握未来。 一迷茫与冲动：挫折中生存 人的群体生活与动物的群体生活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人在群体生活基础上创造了政治共同体，即国家，并力图通过政治共同体来创造优良的社会生活。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国家是社会创造的，但同时又超越社会，并驾驭社会。所以，如何组织国家，并且使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要求，就成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时刻思考的问题。 政治学就是由此产生的，其使命就是思考如何组织好国家，创造好的社会生活，一句话，就是如何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是人与制度配合所形成的：制度规范人，人运行制度，两者协调，相互满足，自然能够产生有序的公共生活。所以，政治学主要考虑两大主体：一是人；二是制度。如果从人出发，探究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智慧之学而存在的，关乎人的终极关怀或者从终极关怀来思考现实的人与政治生活。 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上，追求善的秩序与善的治理。如果从制度出发，探究制度的合理形态及其存在与作用方式，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而存在的，关乎给具体的社会和国家以什么样的合理制度，或者如何使一种有效的制度在特定的社会扎根、成长并产生积极作用。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下，追求制度的建构、保全与完善。政治学的这种分野，在古希腊就已经泾渭分明，前者的代表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后者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体》与《政治学》。当然，对于政治学来说，这种逻辑起点与方法取向的分野，并不导致政治学分化为两种学问，不论是作为价值取向，还是作为方法形态，它们都共存于政治学之中。这就使得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开发政治学，研究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这30年发展，就经历了从前一种形态向后一种形态转变的发展过程。 政治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在新中国的正式出现，是在“”结束之后。邓小平是在总结“”深刻教训之后，充分认识到三大社会学科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尽快恢复。这三个学科就是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由于有“”的背景，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思想解放”为内在驱动力的，所以，政治学的恢复一开始就与强烈的民主需要联系起来，因为，民主是“”结束之后最大的政治需求，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的政治前提，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关键是解放思想，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场景与行动逻辑一开始就赋予了政治学一个明确的使命：为民主而奔走呼喊。于是，用民主来透视中国的政治，并集中关注直接迈向民主的道路即政治体系改革，这种努力背负的使命，就是完成小平当时提出的：“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应该说，不论是当时小平提出的要求，还是政治学所进行的努力，都是符合当时发展要求的，其积极作用和历史贡献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当把民主置于绝对地位的时候，并没有很好思考过三个基本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民主的历史使命是什么？我们要的民主应该是什么形态的民主？中国这样的大型国家如何实现民主？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意识，也就没有深究民主的意愿，结果政治学的主流研究，就像朝圣者一样，在“民主”的殿堂外不停地绕圈，以至于任何对民主的“不敬”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80年代中后期的“新权威主义”就受到过这样的白眼。[4]“祈求”民主的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上，以至于邓小平最后都认为，中国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系的改革。[3]第3卷，164在这种氛围下，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一开始就与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地绑在一起，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优秀舞台。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当代民主政治体系，并通过一系列的论文、论著和译著，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理、优秀概念和主要理论，引入中国政治生活，描绘出一幅又一幅政治体制改革的图景。这些努力为中国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做出了政治学的贡献。 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紧迫的国家使命，全面刺激着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成长。今天看来，这种成长虽有活力，但缺乏稳健，从而直接影响了一个学科成长所应有的积累。实际上，80年代的政治学，不论是学科体系，还是学术体系都是相当稚嫩的，甚至基本的自我认识都还很欠缺；与此同时，尽管国家有明确的政治发展任务，但是改革政治体制到底改什么、怎么改以及为什么改，只有一些原则，内容相当模糊。邓小平自身当时就面临这种困惑：“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学科上的稚嫩，必然带来战略和行动的茫然；而紧迫的行动要求，必然给稚嫩的学科带来异样的刺激，形成力所不及的冲动。政治学因此而全面活跃、穿梭于国家战略问题和学科前沿理论之间，畅抒心怀，出谋划策，描绘理想，并走上“学以致用”的学科发展道路。但是，由于现实把政治学与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紧紧绑在一起，所以，政治学几乎变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学”，对学科基础的投入相对有限，拿来主义比较盛行，理论的积累和创造形不成氛围。结果，建构起了学科的形，但没有形成学科的魂魂不立，就形不成自我；没有自我，就无法在发展中真正自立自强。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刺激了政治学，但同时政治学也被政治体制改革所“绑架”，命悬于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之后，虽然十三大政治报告“一字都不能动”，但十三大前后所激发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从改革的排头兵，消融到改革的大潮之中。这个变化的实质，并不是要放弃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要调整政治体制改革方略：即从社会动员型的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置于国家制度的框架之中，通过立法、制度开发、机制创新等手段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在社会看来，这种变化却是巨大的转折，因为，在社会动员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民主发展的优秀路径：民主化引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对中国民主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超越中国实际的期待，所以，当政治体制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之后，不少人找不到原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子，于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被搁置了，被中止了。这种意识和观念直接冲击着中国政治学，使其一下子从天上落到地上，由于缺乏自我，很快就陷入了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在这个时候，质疑政治学存在必要性的声音也悄然出现，使其在茫然的同时，又多了一份紧张和危机感。 正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形态转型之后坚持了下来一样，中国政治学也在茫然、紧张和危机中，坚持了下来。虽然沉寂了一些，但依然顽强地成长。9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上理性化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也在沉寂之中开始反思和转型，其最大变化就是：回到自身，回到中国。 二理性与现实：反思中发展 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对于任何一门学术论题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仅仅以现实概况为满足，应当阐明每一个别事例真相而无所遗漏。”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要探明现实背后的真相，学科就必须有基础、有理论，有自己的研究体系。 8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多少满足于“现实概况”的分析、解构和拼装，所以，当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突然隐没于改革的大潮之中后，中国政治学犹如失去风力的风筝，飘然落地，好在这根线依然在政治学者手中，因而，可以把风筝收拾起来，以待风再起。应该看到，中国政治学界还是有理想、有韧劲的，在经历了80年代的起伏之后，他们很快就回到自身，回到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建设上来。他们深知虽然时代跃进激活了中国政治学，但是中国政治学要获得真正的确立和成长还需要自身扎实的根底。为此，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政治学主要在三个方面加强自身的建设：一是基础理论；二是比较研究；三是方法反思。 (一)基础理论研究 主要是整合和充实学科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和逻辑体系，逐渐使政治学与其他的学科，尤其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将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中逐渐剥离出去，从而形成更加纯粹的政治学学科。 (二)比较研究 主要是深化和拓展比较研究的视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比较研究的现实使命就是从他国的经验中，寻找本国建设和发展的路径，所以，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关系到对本国问题的分析和把握。应该说，在80年代，政治学科和其他一些学科一样，多少都是现炒现卖的。实践证明，对他国认识的肤浅，必然带来对本国把握的简单。所以，80年代之后，深化和拓展比较政治的研究，也就成为政治学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这种研究所形成的学术储备，也是根本性的，决定着学科的视野、能力和拓展空间。 (三)方法反思 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逐步超越传统的研究程式，开始用更加多元、更加科学、也更加生动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从而在中国政治学中启动现代“政治科学”的成长。为此，政治学自觉地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引入新的方法论，同时，还努力将现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引进来。这些努力的最大成果就是孕育了中国政治学的经验研究，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规范研究独霸天下的局面。 这三方面的发展使政治学发展积蓄了必要的基础和力量。中国政治学在90年代中后期的重新活跃，就得益于这些积累。 这个时期的政治学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思想和学术的反思；另一方面得益于现实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为有反思的力量，所以，重新活跃的政治学少了一份躁动，多了一份冷静，少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理性。反思，既对学科，也对现实。对学科的反思，感到学科的发展必须根植于自身的理论与体系，必须有自主的学术体系和学术力量。对现实的反思，主要是重新认识民主，从抽象回到具体，从一般回到个别，从宽泛回到细节。东亚的经验、中国的实践和苏东的教训，都为这种反思提供了充分的素材，从中逐渐认识到：民主建设不是一个制度模式对另一个制度模式的简单替代，更不是一夜之间的一场革命所能完成的，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民主是外来的，但其建设是自己的，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培育起民主，所以必须有自己的方向、过程、步骤和节奏。这种反思是比较深刻的，其动力不仅来自历史的变幻，而且也来自现实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现实的发展。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其深刻程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化和发展。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也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并逐步改变其内在的逻辑：即将政治的逻辑起点从国家逐步地移向社会，从而使政治运行和发展的形态从革命形态转向建设形态。这个变化在使政治学回到学科本身的同时，也回到中国社会本身，开始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形成的特殊逻辑，来思考中国的民主道路和政治发展路径。于是，宏大叙事逐渐让位于实证研究；未来取向的空泛设计逐渐让位于历史与现实的把握；粗糙的他国研究逐渐让位于深入的本国研究；制度替代的冲动逐渐让位于制度开发的探索；盲目的悲观和无奈逐渐让位于负责任的自信和忧虑；线形的政治思考逐渐让位于立体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思考。正是在这样的变换和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开始回到中国的逻辑，研究中国真实的政治生活，探究中国政治的实际发展和逻辑必然，逐渐摆脱传统的先验性思考和研究，开始更多地从中国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般的普世价值出发，来演绎中国政治发展之道。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发展，明显要扎实许多，而且日益走上学术化、科学化和本土化的轨道。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对还是要慢一些。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治学尚不明确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承担的使命是什么，以至于有一些学者至今依然期待着新一轮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只要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兴起，中国政治学的春天就来了。使命不明确，自然也就难以产生使命感，使命感不强，学术与理论创造的激情也就必然减弱。使命模糊的原因，不在于中国政治现实，而在于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认识、把握和理解还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定见。把握不了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也就无法把握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动力。因此，未来有效推进政治学发展的关键，就是政治学界必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优秀主题有比较切合中国实际、同时也比较符合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定见。但是，还是应该指出的是，在90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政治学工作者，还是有闯劲的，他们在比较规范的学科体制中把握政治学，思考和研究中国政治。他们的视野比较多地集中在两大领域：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实践，而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与互动，都将积极推动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三理论与实践：挑战中腾飞 政治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之所以创造政治，就是为了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从而满足人们对秩序、安全和自给自足的内在需求。政治学的使命，就是为创造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而服务的，正如前面提到的，它主要围绕着人与制度的有机统一而展开：为特定社会中的人提供合理的制度；为特定的制度配备合适的人。人是主体，在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确定的条件下，制度问题自然也就成为政治学的优秀问题。在政治学中，制度问题就是政体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与专制、人治与法制的选择问题。那么政治学者应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呢？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清楚而明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政治(政体)研究[既为各种实用学术的一门]，这一门显然也该力求完备：第一应该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第二，政治学术应该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第四，政治学术还应该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政治学方面大多数的作家虽然在理论上各具某些卓见，但等到涉及有关应用(实践)的事项，却往往错误很多。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体，也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更设想到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实行的政体。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在回答政治学应该研究什么的同时，也指出政治学要得以有用的关键点，不在于告诉人们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而在于揭示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及其与最优良政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建设和发展来说，政治学研究必须回答三个重大问题：其一，现时代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二，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三，这个政体如何创制以及如何巩固。如果用这样的政治学学术议程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学建设和发展，那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政治学的优秀使命，不在于直接回答第一、二问题，而在于直接回答第三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如何在中国社会得以全面创制，并获得长久的巩固。因而，中国政治学对第一、二问题的回答，也必须集中于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上。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有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民主共和。1954年，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说明中，就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开创的民主共和。其次，对于第二个问题，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历都证明，现有的政治制度体系对中国的发展在整体上是有效的，尤其是这30年的发展，其中不少创造性的制度体系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之中，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客观地说，中国的现实发展对于第一、二问题所做出的回答，只会更加坚定、更加明确，因为，这个坚定而明确的答案，保障了中国发展；而中国的发展所创造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崛起的效应，必然更加坚定现有的政治选择与制度选择。 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展使得前面这两个问题有了相当明确的答案的前提下，中国政治学的优秀使命就是全力研究和回答第三个问题。但是，不能孤立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应该与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基本使命有机结合起来，就是应该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回答第三个问题，来探究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反过来，通过探索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来研究第三个问题的解决。所以，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取向下研究第三个问题，就不能为制度创制而研究创制，为制度巩固而研究巩固，必须在理论上说清、说透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内在机理、基本原则和合法性来源；就必须在制度建设上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和手段能够充分地开发现有的制度资源，使其得以健全和完善；就必须在国家建设的框架中，研究使这个制度得以巩固的现实社会基础、公民基础和文化基础；就必须在大国治理与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中，研究这个制度的可能演进形态及其合理性依据；就必须在比较与发展的研究中，研究这个制度在当代政治文明的地位、发展路径以及可能的制度贡献，使其随着国家的崛起而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种有效制度模式。 显然，面对这些问题，任何一个中国政治学者都会感到任重道远。事实上，中国政治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没有获得很好解决。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有政治禁区，而是我们没有正视这些问题，也尚未形成足够的理论储备和现实观察。过去30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30年之后，我们依然对这些问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研究和回答，那么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就很难有发言权了。中国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要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必须在现代政治文明，即现代政治的逻辑中，把握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应该承认，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属于民主制度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其获得充分展开的基础与空间。关键是我们要研究现有的制度得以充分展开的内在机理和行动议程。 第二，必须在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中国的国家建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创造成熟的现代国家体系，完成辛亥革命之后所提出的民主共和理想，从而真正给中国一个持久稳定、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二是以积极有效的国家建设，全面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崛起。所以，中国的国家建设不仅赋予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明确的发展取向，而且也赋予其艰巨的现实使命。这就要求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不能超越中国的现实与发展进程，时刻保持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为此，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必须形成合理的战略规划和策略步骤。 第三，必须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把握中国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在市场经济深刻改变中国政治逻辑的大趋势下，政治建设直接受制于现实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共同决定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把握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关系去把握，不能孤立地就政治现象研究政治现象。 第四，必须在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有机结合中，以及对其他学科资源的有效整合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定位为“实用学术”，这种“实用学术”的“实用”主要强调了政治学研究对现实要有用。所以，政治学研究要立足现实、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至于研究本身，既可以是规范的，也可以是经验的，也可以两者有机统一。当然，从中国政治学要承担的研究任务来看，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有机统一更为可取：规范的研究，必须有充分的经验体验和经验材料；同样，经验的研究必须有很好的规范把握和理论追求。为此，政治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有更广的知识面，从而能够在更高的高度和更全面的角度来把握复杂而特殊的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公务员之家: 四结论 中国政治学30年的发展历程，说明了这样的道理：中国需要政治学，政治学需要研究中国。这种相互需要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是与日俱增的。相互需求的增强，也就同时意味着双方相互给予的能力要加强。在30年的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在其中的贡献是积极的，也产生了实际效用。但是，面对中国社会深刻变化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政治逻辑和巨大的政治发展空间，中国政治学要能够把握这种变化，引领未来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还需要有更大的进步与发展。换句话说，面对国家进步与发展所给予的丰富政治研究资源和政治研究的新空间，中国政治学必须有积极的响应，并给予社会和国家以积极的学术和理论回报。为此，中国的政治学要全面加强和深化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关注国家建设和制度开发；关注大众民主实践与民主成长；关注中国各种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全新政治景象；关注大国治理中的政治难题与制度应对；关注中国政治形态的演进与创新。 作为一门严谨而有现实使命感的社会科学，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有效作为，是随着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扩大的；相应的，国家的发展对政治学的需求不是减少了，而是不断增加。所以，中国政治学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政治学本身，在于政治学者的奋斗与努力。国家与社会在努力进步，中国政治学必须靠自身的努力赶上这种进步，适应这种进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与提升。 中国发展论文: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发展的关系论文 摘要: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提他的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大战略，同他观察与分析当代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紧密相联。他的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本文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立足世界，时外开放，加速发展;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建立国际新秋序，力争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等四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国际战略忍想和平与发展付外开放意识形态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是正确的外交判断、决策以及外交路线、政策的出发点。邓小平坚持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对当今世界的国际形势做出了科学的判断，对时代做出了准确的把握，这种判断和把握，是邓小平制定我国新时期外交路线和政策的依据。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于对世界形势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英明论断。第一，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逐步瓦解。西欧、日本离苏倾向日趋增强。中国率先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东欧离苏倾向日趋明显。第二，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第三世界蓬勃兴起，成为国际政治运动最积极的因素。第三，战后出现了广泛的和平运动。尽管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着，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因素也同样存在着，并有了可喜的增加和发展。日本人民、欧洲人民、第三世界各国人民都不希望发生世界大战。这些都是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因素。第四、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多地采取磋商和对话方式解决。第五，当今世界，要打世界打仗，“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只有美苏两家有这个资格。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他们两家谁也不敢先动手:一是因为他们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多，都有毁灭对方的力量;二是因为他们两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战略部署，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既然美苏两家都打不起来，那么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这是他在1985年时的讲话，后来由于苏联解体，大战暂时就更不具有可能性。 二、立足世界，对外开放 中国之所以实行对外开放，是深人研究了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而做出的科学决策。二站后，国际间贸易和技术合作规模越来越大，国际分工越来越细，特别是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生活国际化的特点更为突出。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同志引导我们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并把它定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时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去，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强调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三、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但中国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是当务之急。我们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但不能冲击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任务。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有清醒的认识和灵活的作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深思熟虑，建议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他强调要集中力量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客人时曾明确声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1990年12月24日，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再次指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头绝无好处，许多好处失去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永远不当。”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办好，才是明智之举。 鉴于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邓小平明确指出，为了发展自己，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 他说:“中国观察国际关系不是看社会制度。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1989年10月，当中美关系正处于极其严峻的时刻，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做了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应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什么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我知道你是反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间题和处理问题的。”邓小平的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的国际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在国际事务中的高度灵活性。他的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论亲疏的作法，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国际空间。 四、建立国际新秩序，力争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需要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来维持。早在1974年，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就提出有关国际新秩序的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又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指出当前国际政治出现了由对抗转到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新情况。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我们应该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结夫，甘地时，进一步展开了自己的主张，邓小平强调:“世界上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公务员之家: 如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指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邓小平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它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基的本原则是我国政府的一个明确主张，也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利益要求。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历史上，中国饱偿了外国列强的蹂确之苦，我们珍惜自己的主权独立，真心希望世界各国能够互相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和平共处;中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当今世界又惨遭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之害，也诚心希望在世界各国经济上互惠互利、相互合作。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必将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建立国际新秩序需要长期斗争。需要人们通过协商加深理解、谅解并作必要的妥协;另一方面还有待于种种客观因素的进一步成熟。只要世界各国都统一在和平与发展这个总目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共同努力，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大有希望的。 邓小平同志是当今世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宽广的世界眼光观察世界。邓小平的战略思想总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他对当今世界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集中精力搞建设奠定雄厚的理论基础;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总是能抓住不同政党、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同的国家民族利益，提出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努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我们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没有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引就没我国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我们要继承发展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为构建和谐中国，为构建和谐世界而努力奋斗。 中国发展论文:邓小平变化观理论促进中国发展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邓小平变化观理论三变即识变、应变、求变进行论述。其中，内容包括：识变就是敏锐观察并不断跟踪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其特点有三：一是敏锐；二是全面；三是深刻、所谓应变，就是迅速调整自己，应对时代潮流变化提出的挑战。其特点是一是果断性；二是彻底性；三是稳定性、所谓求变，即观念创新、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变化观的灵魂、邓小平变化观的根本是以变化求发展、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邓小平在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变化观，这就是识变、应变、求变。邓小平的变化观反映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贯穿着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伟大追求。这个变化观是被邓小平中国化了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统帅邓小平所有思考的灵魂，是指引邓小平一生伟大实践的旗帜。邓小平的变化观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使中国走上了发展变化的快车道。 关键词：识变应变求变世界中国观察 仔细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就会发现，在邓小平思想观念的深处，流动着一条变化的大河，这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变化观，这个变化观概括起来就是识变、应变、求变。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从历史与未来、世界与中国、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等不同角度深刻分析了如何观察、认识和应对国际国内的各种变化；在理论、观念和方针政策等不同层次上，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这一科学的变化观贯穿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体现在邓小平的每一个思想观点和他做出的每一个重大决策之中，成为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鲜明特色。 所谓识变就是敏锐观察并不断跟踪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进入了战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两极格局开始松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深入的观察和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新结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优秀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象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邓小平对时代主题变化的认识和把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敏锐，即能够发现萌芽中的变化。早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当我们还沉浸在“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狂热之中时，当我们还在高喊着“打倒帝修反”的口号时，邓小平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0页）在此基础上他概括出新的时代主题和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二是全面。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确定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基础上，他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当代国际形势的两大基本趋势。经济上，他分析了世界各国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趋势，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页）的著名诊断，这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经济全球化；政治上，他分析了大国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指出，世界格局正在从两极走向多极。因此，邓小平呼吁，要致力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现在，这一结论已经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此外，他还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以及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的各种变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三是深刻。邓小平在分析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时，揭示了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中，邓小平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是邓小平分析国际形势的一个鲜明特色。1978年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详细分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7页）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如此详尽深入地分析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这还是第一次。邓小平认为这是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根本原因：“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页）这就抓住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所谓应变，就是迅速调整自己，应对时代潮流变化提出的挑战。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邓小平提出的最大应变措施就是领导全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邓小平指出：“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8页）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邓小平作出了全面改革的战略决策并对内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而提出了全面的应变举措。在经济上，要打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要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他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外交政策上，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改变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提出了独立自主和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的应变思想和应变举措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果断性。还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意识到，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正在拉大，他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0页）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在这之后，他仍然多次提醒大家要有时不待我的紧迫感：“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页）邓小平反复强调再不改革就要亡党亡国，就是为了唤醒人们的应变意识、改革意识，让人们认识到，在改革的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的犹豫。他充满激情地讴歌改革：“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正在做我们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6页）二是彻底性。邓小平认为，改革不是枝节性的变化，而是根本性的变革，“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在改革经过了五六个年头之后，他进一步深刻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他还直截了当地把改革说成“第二次革命”。这就指出了改革的深刻性和彻底性。三是稳定性。为了保持应变的稳定，邓小平特别注意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在反复强调“变”的同时，邓小平也在阐述“不变”的问题。首先，邓小平总是强调“变”与“不变”相结合。他每提出一个变，就有一个不变相配合。例如，在提出改革开放时，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谈到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时，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其次，针对国内外的担心，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路线不会变：“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是要坚持到底的，不会变化。变，就没有出路。”（《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28页）1989年5月还在政治风波期间，邓小平就坚定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6页）这显然是说，“变”是永远不变的。再次，主要的不变，次要的变。具体政策可以经常变，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是不变的。在谈到香港问题时，他深刻阐述了变与不变的关系：“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8页）可见，变与不变是互相影响的，不变是为了更好地变，通过不变来保证变能够更顺利地进行。邓小平对变与不变关系的阐述充满了辩证法思想。20多年来，邓小平以变应变的思想和举措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以往停滞僵化的体制，形成了顺变促变的体制，给中国注入了发展变化的动力。 所谓求变，即观念创新。邓小平的求变思想首先表现在用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看待变化。1984年10月在谈到香港回归时他说了一段充满辩证法的话：“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我们也在变。……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3页）针对党内一些同志的担心，他又指出：“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邓小平认识变化的思想方法概括起来就是，首先要分析变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其次要相信越变越好，“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再次要抛弃怕变的旧观念，树立乐变求变的新观念，“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邓小平关于认识变化的思想方法的论述真是振聋发聩，一语中的！其次，邓小平的求变思想还表现为高度的前瞻性。早在70年代末邓小平就已经在思考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了。邓小平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向前看”。在谈到培养年轻干部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我们现在提出的、面临的是十年内必然或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再想远一点，二十年后，还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7页）他多次谈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第三步目标实现时的情景，以此鼓舞人们投身改革。1987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进一步的目标是下一个世纪的五十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3页）邓小平这样讲是让人们期待变化并积极行动起来，改变我们现行的东西。再次，邓小平求变思想中更重要的是要求主体做到率先变化。邓小平自己就是一个根据实际不断变化，永远向前看的人。他总是着眼于未来，渴望变化，追求变化。1979年1月邓小平指出：“就拿我个人来说，看法经常改变。、也是这样。因为世界事务、实践在变化，问题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06页）1989年他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具备求变意识的要求：“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0页）“自觉地变化”！这是他对中央领导集体的要求，也是对全党的要求。他认为，“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谁也不能安于落后，落后就不能生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0页）这些都反映了邓小平强烈的求变意识。改革开放以前，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念还在不同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人们对新观念、新事物总是持一种恐惧、排斥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教育全党要树立起用变化的观点看问题的思想方法，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乐变求变的观念日益普及，中国人开始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了。 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中国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嬗变，这正是邓小平变化观形成的前提。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进入了最剧烈的变动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这种变化的剧烈和深刻更达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也开始了自身的蜕变。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世界和中国发生的如此剧烈和深刻的变化，不能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产生影响。邓小平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世界与中国的变化。1920年到1925年邓小平在法国生活了五年多，1926年他在苏联学习一年，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多次赴苏联访问或谈判，1974年他赴美国出席联合国会议，1975年访问法国，1978至1979年他先后访问新加坡、缅甸、泰国、朝鲜、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邓小平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三资历史性巨变，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第三次巨变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一个人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没有谁比邓小平体会得更深了。1988年在谈到各国革命道路的区别时他深刻地指出：“我们怎么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但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4页）可见，时代主题的转变，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是邓小平变化观形成的现实基础，离开了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深刻理解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的变化观，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科学论断。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变化观的灵魂。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识变、应变、求变的前提。“”结束后，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邓小平响亮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发动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现了全党思想的大解放。邓小平指出：“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9页）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精神指导下，我们才做到了承认、尊重现实生活的变化，用新的方法解决新的问题，并且调整自己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生活。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作基础，就做不到“识变、应变、求变”。其次，识变、应变、求变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在阐述识变、应变、求变问题的时候，常用的另一个词就是“新”。在讲到“识变”的问题时，邓小平常说“新情况”、“新问题”；在谈到“应变”的问题时，邓小平常说“新思路”、“新办法”；在谈到求变时邓小平常说“新观念”、“说新话”等等。1984年9月在谈到“一国两制”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方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91页）在谈到理论创新时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2页）这也证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识变、应变、求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识变、应变、求变”从深层次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它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当今时代的具体体现，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现实政治中的具体体现。 邓小平变化观的根本是以变化求发展。邓小平一生都在追求一个伟大的变，那就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指出：“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9页）他还大声疾呼：“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5页。）怎样才能实现发展呢？邓小平指出：“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3页）邓小平对识变、应变、求变的分析，都是围绕发展这个中心展开的，都是为发展这个宏伟目标服务的。首先，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邓小平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这个时机就是指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为所有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也向所有国家提出了挑战。邓小平是这样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的：“现在世界发生了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我们就落在后面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它的挑战性表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回忆发展以跟上剧烈变化的世界，力争在二十一世纪占领有利位置。如同邓小平所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包括相对和平的周边环境、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等，这些对我国加快现代化建设都是极为有利的。一方面我国可以通过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扫除障碍，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加速发展。邓小平讲“变”最多的领域就是科学技术。他多次用“日新月异”、“一日千里”这样的词语来形容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他提出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主张，他亲自推动了“863”计划的通过和实践。再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实现跨越式发展。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主张。如，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主张；“台阶式”发展的战略思想；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的主张等。这些观点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可见，讲变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发展，讲变化就是为了促发展。公务员之家 邓小平的变化观告诉我们，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从世界范围来说，是时代主题转换；从中国来说，是社会转型。对这种深刻变化的认识和判断构成了邓小平整个战略思想的最重要的客观基础。邓小平的整个战略思想就是建立在世界和中国发生深刻变化这样一种客观判断基础之上的。这也是中国党和政府进行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工作重心转移的根本依据。邓小平的变化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邃的见解，它既是理论，也是观念，更是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识变、应变、求变是他整个思想和实践的灵魂。据不完全统计，《邓小平文选》二、三卷中，使用“变”、“变化”这样的概念达一百二三十次，内容涉及从国际到国内，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直到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邓小平所有的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无不体现着识变、应变、求变的精神。邓小平对当今时代主题和本质特征的科学把握以及据此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中国一改停滞徘徊的状态，走上了发展变化的快车道，跟上了一日千里的世界潮流。二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正在加速进行，中国人开始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了。对我们来说，学习邓小平的变化观，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他识变的眼光、应变的胆略和求变的意识。用邓小平的变化观指导今后的工作，我们就能够始终做到与时俱进，在二十一世纪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中国发展论文:产业内贸易中国发展论文 [摘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导模式的外贸易格局对我国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和拉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重大作用，但这种传统的贸易模式已显出疲态，正经受着日益严峻的挑战。贸易模式从产业间贸易为主向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转变成为中国提高外贸易竞争力、获取动态利益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阐述了产业内贸易的内涵及其规律，并分析了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指数 一、产业内贸易概述 1.产业内贸易的内涵 国际贸易有两种模式，一是建立在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二是基于产品差别和规模经济的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指相同产业产品在国际间的双向流动，从统计角度看，其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型的产品。比如日本向美国出口轿车，同时又从美国进口轿车。产业内贸易还包括中间产品的贸易。产业内贸易可表述为：同一产业内的产品，主要是制成品通过内、外部市场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间的双向流动。 2.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一般规律 (1)从要素禀赋角度看，两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越小，其产业内贸易比重就比较大。因为从生产角度上产业内贸易取决于向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异质性及其技术进步水平，主要是由于异质产品可能以相同的技术被制造出来，也可能含有完全相同的物质成份。可见，产业内贸易常常并不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内容。 (2)从需求角度看，两个国家中的人均收入较高，并且两国的人均收入差别较小，则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比重较大。因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消费者的需求会变得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从而表现出对异质产品旺盛的需求；另一方面，相似的需求结构和追求差异化的个性产品，将使两国间产业内贸易内容广泛。 (3)从区位角度看，两国地缘关系越近，则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越大。较近的地缘关系、相似的生产特征和相似的消费习惯，加之运输成本低廉和便于开展边境贸易等都是有利于两国产业内贸易开展的因素。 (4)从产业角度看，产业内贸易比重的规律是，具有异质产品的会大于具有同质产品的产业；具有先进技术和工艺革新较高的高于具有简单和技术相对停滞的产业；存在大量中间产品的会大于中间产品较少的产业。 二、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1.产业内贸易指数 在衡量产业内贸易的所有指标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为：（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国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产业内贸易指数在0～1区间变动，GLij越接近于1，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于0，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它是衡量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化生产过程中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也是衡量产品比较优势的重要指标之一。 2.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有的学者运用格鲁伯-劳艾德指标的综合体产业内贸易指数方法对中国产业内贸易进行测算分析，其计算结果显示，近几年来中国产业内贸易指数始终保持在0.4以上，除2001年略有下降外，一直保持增长，在2000年该指数已接近0.45。张小蒂（2004）等人按照SITC（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分类标准）对中国产业内贸易结构进行分类分析，计算的数据以1997到2001年间的内贸易状况为依据。测量的数据中2001年0－8类指数分别如下：0.338、0.552、0.242、0.287、0.318、0.446、0.507、0.495、0.403。而相比之下美国2001年的数据分别是：0.540、0.471、0.535、0.380、0.629、0.763、0.592、0.745、0.515。可见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与美国相比仍非常落后，规模经济不论是在制成品还是在初级产品方面均未得到有利的实现，产业内贸易水平很低。郝文（2005）对中国与经合组织国家产业内贸易中74％的进出口价格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在与经合组织国家的产业内贸易中，有75％的产品出口价要低于进口价；水平性产业内贸易在总的产业内贸易中只占7％～14％。 三、中国产业内贸易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文献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美国等相比我们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产业内贸易在给贸易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同时，亦可促使一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从目前来看，我国对外贸易模式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原因是人们只是看到了我国劳动力和部分自然资源上具有的比较优势。但在国际贸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国际交换中初级产品和低加工产品的贸易条件正相对甚至是绝对的下降，立足于以资源和劳动密集为基础的比较优势，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且由于人均占有资源贫乏，劳动力素质较低，我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正在削弱。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在比较利益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格局十分脆弱，且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的滞后，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上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贸易的形式与内容密切相关；产业间贸易——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过程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外贸领域的反映。因此我国的长期目标应该是努力发展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水平产业内贸易，并最终实现通过水平产业内贸易与科技、规模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增强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目标。 中国发展论文:论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及其指导意义 论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及其指导意义 摘要：本文通过对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历史演变的阐述，分析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并与以往的发展战略进行对比，表明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在指导现实社会经济发展上，更具有现实意义。 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愿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实现这一愿望，艰辛探索，前赴后继，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一、当代中国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 所谓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根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较长时间内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达到的总目标及实现的根本途径。它涉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主要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部署、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等。 新中国建立的初期，中共中央提出了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任务，确定了“在本世纪（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但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缺乏科学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许多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重大决策，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进入了真正的实施阶段。同时，以邓小平为优秀的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和发展进程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纠正了长期以来在实现现代化问题上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倾向，对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新规划，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这一伟大的战略构想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9年到1982年的党的十二大，主要确立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和“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分两步走”的基础上确定到建国100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即到21世纪中叶，经济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之后，邓小平又提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以及社会主义亦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并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在1995年提前完成了原定20__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之后，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确认了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并在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如今，党的十七大又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二、当展战略与以往的发展战略的对比 提出的把我国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并全面实行现代化的战略可以认为是“两步走”的战略，当代我国的发展战略是以邓小平的“三步走”为基础，并根据当前国情不断丰富。两者相比，其实有很多相同之处。第一，两者都反映了中国人民改变落后面貌，将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愿望和要求，表达了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第二，都是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些战略步骤完成以后，都会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实现现代化，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第三，都是长期的跨世纪的发展战略，的“两步走”长达50到100年，邓小平的“三步走”也是到21世纪的中叶；第四，思路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先改变落后面貌，然后再继续前进，争取达到比较先进的水平。 另外，从提出的理论依据上看，二者都是本着实事求是地精神，在认清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曾经说过：“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实践证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不但是正确认识中国革命，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建设和改革问题的基本依据，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胜利的前提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客观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对待中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国情出发，不搞主观主义，不搞唯意志论。所以两个发展战略是一脉相形承的。“二步走”为“三步走”战略奠定了基础，而“三步走”是对“两步走”的发展。当然，邓小平的“三步走”，也纠正了“两步走”的不切合实际的部分。因此，邓小平的“三步走”与的“两步走”之间，是一种继承、纠正和发展的关系。 以往的发展战略与当代的发展战略相对比，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一，总的战略目标与每一步要达到的战略目标都不同。前者的总目标与每一步目标，都比较高，理想成分比较浓，不太符合中国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实际。而后者的总目标与每一步目标，都明显地降低了，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第二，在实现目标的步骤 和指导思想上不同。前者分为两步，中间变化起伏较大，而且过于乐观，要求明显过急。后者分三步走，并且充分估计到达到目标的困难和完成任务的艰巨，而不是急于求成；第三，衡量目标的标准不同。前者主要是以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来衡量的，后者则是以国民生产总值这一综合性指标，特别是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的，这既符合国际上的通用标准，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我国的现代化水平；第四，对人民生活的重视程度不同。前者主要着眼于产品产量的增长，经济实力的增强，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很重视。后者则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和标准，分别把三步要达到的目标，形象地解释为解决温饱、达到小康、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地联系了起来，更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第五，对实现每一步目标的设想不同。前者是比较粗略的，对于如何实现第一步目标还有些具体设想和措施。后者则设想得比较具体，特别是通过党的各届全国代表大会，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内战略补充进来，使得战略内容更加丰富，可实施性也显著加强。在刚结束的十七大上，总书记的报告也特别肯定这些年国家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实践说明，当代的发展战略的确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对我国的各方面建设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无处不渗透着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思想。无论是在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新兴工业化道路，还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都体现着邓小平理论发展思想的基本内容，即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优秀；民主和法制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保证；科技和教育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动力；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人民利益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目的指向。 党的十七报告，也特别强调了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我们党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我们国家当前在发展上依然存在困难和不足。例如高耗能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三高综合症”，以及医疗、就业等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继续结合邓小平的发展思想，不断地改进。党的十七大提出又快又好地发展经济，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增加人民的财产性资产。正是党在当展战略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制定出的新举措。特别是刚结束的政府财政会议，提出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将抑制通货膨胀定为明年的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正是切合了邓小平发展思想中医认为本的特点，符合发展思想中稳定发展的主旨。 中国在当展战略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过去改革开放的近30年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我们有理由相信，邓小平所提出的发展思想，在经过不断丰富完善后，能过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能带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发展论文:国际ITS的发展及对中国发展ITS的思考 今天，道路运输已经成为超越铁路的最重要的地面运输方式，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汽车的普及、交通需求的急剧增长，进入80年代以来，道路运输所带来的交通拥堵、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也日益突出，逐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全球性共同问题。 解决车和路的矛盾，常用的有两个办法：一是控制需求，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限制车辆的增加；二是增加供给，也就是修路。但是这两个办法都有其局限性。交通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条件，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出行的增加，而且在我国汽车工业正处在起步阶段的时期，因此限制车辆的增加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而采取增加供给，即大量修筑道路基础设施的办法，在资源、环境矛盾越来越突出的今天，面对越来越拥挤的交通、有限的资源和财力以及环境的压力，也将受到限制。这就需要依靠除限制需求和提供道路设施之外的其它方法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简称ITS）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之一。 一、ITS的基本概念 从国际上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历史来看，各国普遍认为起步于60-70年代的交通管理计算机化就是智能交通系统的萌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交通管理和交通工程逐步发展成智能交通系统，但是智能交通系统与原来意义上的交通管理和交通工程有着本质的区别，智能交通系统强调的是系统性、信息交流的交互性以及服务的广泛性，其优秀技术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交通工程和系统工程。 1.ITS（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的定义 智能交通系统是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将先进的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传感器技术和系统工程技术集成运用于地面交通管理所建立的一种实时、准确、高效、大范围、全方位发挥作用的交通运输管理系统。它是充分发挥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的潜力，提高运输效率，保障交通安全，缓解交通拥挤的有力措施。 目前国内外对智能交通系统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不论从何角度出发，有一点是共同的：ITS是用各种高新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来提高交通效率，增加交通安全性和改善环境保护的技术经济系统。 2.ITS的主要功能 “智能交通系统”实质上就是利用高新技术对传统的运输系统进行改造而形成的一种信息化、智能化、社会化的新型运输系统。它能使交通基础设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提高服务质量；同时使社会能够高效地使用交通设施和能源，从而获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它不但有可能解决交通的拥堵，而且对交通安全、交通事故的处理与救援、客货运输管理、道路收费系统等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ITS的功能主要表现在：（1）顺畅功能：增加交通的机动性，提高运营效率；提高道路网的通行能力，提高设施效率；调控交通需求。（2）安全功能：提高交通的安全水平，降低事故的可能性/避免事故；减轻事故的损害程度；防止事故后灾难的扩大。（3）环境功能：减轻堵塞；低公害化，降低汽车运输对环境的影响。 2.1 顺畅功能 ITS可以提高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效率；提高道路、设施的使用效率；提高汽车运输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据统计，仅美国每年因交通拥挤而造成的燃油和时间浪费就超过720亿美元。而智能交通系统（ITS）将大幅度提高运输效率，从而大大减少浪费，减少损失。 日本每年因交通堵塞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2兆日元，时间损失达56亿人o小时，给社会和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此的交通堵塞还直接导致沿路生态环境恶化、增加大气污染、增大能源消耗等深刻的问题。日本预测实行ITS后30年内可在减少交通拥堵方面实现如下目标： 虽然个人因ITS技术而节省的汽油钱并不多，但缩短每天的行车时间、降低人们的紧张程度却在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另外，ITS技术的应用将提高道路上的文明礼貌程度。 就ITS使往返交通更容易的程度而言，该技术可能加快近郊化和远郊化的趋势，人们将住得离城市和工作地点越来越远。 2.2 安全功能 美国每年因交通事故致死的人数超过四万人，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超过1500亿美元。日本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从1988年以后连续8年达到1万人以上，其中高龄者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大幅增加，预计到21世纪每4人中就有1人为高龄者。ITS能够减少最可能出交通事故的年龄群体－少年儿童、老年人和壮年男子－的交通伤亡，据日本ITS Japan预计，实行ITS 30年后可将现在的交通死亡事故件数减少一半。因此，可见ITS能切实地减少交通事故，其社会效益将是显而易见的。 自动化汽车和自动化公路的普及将有益于因不能再开车而活动范围受到限制的老年人，以前赋闲在家的年长者可以重返工作岗位或更积极地参加社区生活。 2.3 环境功能 智能交通不仅高效、便利，还是“绿色交通”。有资料表明，由于平均车速的提高带来了燃料消耗量的减少和排出废气量的减少，采用智能交通系统有望减少60%的城市交通拥塞，使短途运输效率提高近70%，汽车油耗也可由此降低15%。交通的顺畅将大幅度减少车辆在路上的迟滞时间，使得汽车尾气的排放也大大减少，从而改善空气质量。例如，在美国广泛使用的交互式导航系统能使车辆废气排放量减少5%～16%，而燃料电池动力车辆排放的废物只有水。据日本的资料，实行ITS后，可望在30年内将CO2产生量减少15%，NOX排出量减少20%，燃料消费量降低25%。有专家认为，只要每辆汽车每天少排尾气10分钟，北京的空气质量就可以明显改善。 在已经初步应用“智能车辆引导系统”的日本，车辆“一路绿灯”的机会大大增加，据粗略测算，车辆在路上的迟滞时间减少了远不止10分钟。 3.ITS的主要领域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智能交通系统的服务领域为六个方面：先进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先进的车辆控制系统、货运管理系统、电子收费系统、紧急救援系统。 3.1 先进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ATIS） ATIS是建立在完善的信息网络基础上的，交通参与者通过装备在道路上、车上、换乘站上、停车场上以及气象中心的传感器和传输设备，可以向交通信息中心提供各地的实时交通信息；该系统得到这些信息并通过处理后，实时向交通参与者提供道路交通信息、公共交通信息、换乘信息、交通气象信息、停车场信息以及与出行相关的其他信息；出行者根据这些信息确定自己的出行方式、选择路线。更进一步，当车上装备了自动定位和导航系统时，该系统可以帮助驾驶员自动选择行驶路线。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科学家们已经提出将ATIS建立在因特网上，并采用多媒体技术，这将使ATIS的服务功能大大加强，汽车将成为移动的信息中心和办公室。 3.2 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ATMS） 这个系统有一部分与ATIS共用信息采集、处理和传输系统，但是ATMS主要是给交通管理者使用的，它将对道路系统中的交通状况、交通事故、气象状况和交通环境进行实时的监视，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对交通进行控制，如：信号灯、诱导信息、道路管制、事故处理与救援等。 3.3 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APTS） 这个系统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公共交通的效率（包括：公共汽车、地铁、轻轨交通、城郊铁路和城市间的长途公共汽车），使公交系统实现安全便捷、经济、运量大的目标。 3.4 先进的车辆控制系统（AVCS） AVCS目前还处于研究试验阶段，从当前的发展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车辆辅助安全驾驶系统，该系统有以下几个部分：车载传感器（微波雷达、激光雷达、摄像机、其他形式的传感器等）、车载计算机和控制执行机构等，行驶中的车辆通过车载的传感器测定出与前车、周围车辆以及与道路设施的距离和其他情况，车载计算机进行处理，对驾驶员提出警告，在紧急情况下，强制车辆制动。 二是自动驾驶系统，装备了这种系统的汽车也称为智能汽车，它在行驶中可以做到自动导向，自动检测和回避障碍物，在智能公路上，能够在较高的速度下自动保持与前车的距离。必须指出的是，智能汽车在智能公路上使用才能发挥出全部功能，如果在普通公路上使用，它仅仅是一辆装备了辅助安全驾驶系统的汽车。 3.5 货运管理系统 这里的货运管理系统是指以高速道路网和信息管理系统为基础，利用物流理论进行管理的智能化的物流管理系统。综合利用卫星定位、地理信息系统、物流信息及网络技术有效组织货物运输，提高货运效率。 3.6 电子收费系统（ETC） 道路收取通行费，是道路建设资金回收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是随着交通量的增加，收费站开始成为道路上新的瓶颈。电子收费系统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开发的，使用者在市场购买车载的电子收费装置，经政府指定的部门加装安全模块后即可安装在自己的车上，然后向高速公路公司或银行预交一笔通行费，领到一张内部装有芯片的通行卡（即IC卡），将其安装在自己汽车的指定位置，这样当汽车通过收费站的不停车收费车道时，该车道上安装的读取设备与车上的卡进行相互通信，自动在预交帐户上将本次通行费扣除。 不停车收费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路桥收费方式。通过安装在车辆挡风玻璃上的车载器与在收费站ETC车道上的微波天线之间的微波专用短程通讯，利用计算机联网技术与银行进行后台结算处理，从而达到车辆通过路桥收费站不需停车而能交纳路桥费的目的，且所交纳的费用经过后台处理后清分给相关的收益业主。在现有的车道上安装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可以使车道的通行能力提高3-5倍。 3.7 紧急救援系统（EMS） 紧急救援系统是一个特殊的系统，它的基础是ATIS、ATMS和有关的救援机构和设施，通过ATIS和ATMS将交通监控中心与职业的救援机构联成有机的整体，为道路使用者提供车辆故障现场紧急处置、拖车、现场救护、排除事故车辆等服务。 二、国际ITS的发展状况 1.国际ITS的发展状况 智能交通系统在日本、美国和西欧发展得最快。 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起步于60-70年代，相关的ITS项目当时有美国的ERGS（Electronic Route Guidance System，电子路线引导系统）、欧洲的COST30（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earch，科学技术领域研究协作）、日本的CACS（Comprehensive Automobile Control System，汽车综合控制系统）等。 自本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日本、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共同面临的交通问题，竞相发展智能交通系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进行道路功能和车辆智能化的研究，希望在未来的市场上占据有利的地位。起初称为“智能车辆道路系统（Intelligent Vehicle-Highway Systems－IVHS）”。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系统功能扩展到道路交通运输的全过程及其有关服务部门，发展成为带动整个道路交通运输现代化的“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ITS）”。 1986年，欧洲开始大力实施以欧盟（EU）及各国政府为主导的智能交通系统研究项目DRIVE（Dedicated Road Infrastructure for Vehicle Safety in Europe，欧洲汽车安全专用道路设施）和以民间为主导的PROMETHEUS（PROgraMme for a European Traffic with Highest Efficiency and Unprecedented Safety，欧洲高效安全道路交通计划）。 日本在CACS后，于80年代后半期，推动了以建设省为主导的路车间通信系 统RACS（Road/Auto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1984-1989）和以警察厅为主导的新汽车交通信息通信系统AMTICS（Advanced Mobile Traffic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1987-1988）。90年代，日本参与了以美国为主导的ITS国际化工作。到1996年，日本已经有难以计数的大小项目在开展，从理论规划到实际实施，从现场试验到形成产业，其发展规模和速度咄咄逼人。日本目前在ITS项目上已经形成了官方、民间、学术机构的协调体制，这对日本ITS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自60年代的ERGS之后到80年代之间，在道路交通的信息化、智能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但是，受到日欧进展的触动，在进入90年代以后，关于ITS的研究工作开始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地面运输效率方案”（ISTEA－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也可译为陆路联合运输效率法），旨在利用高新技术和合理的交通分配提高整个路网的效率，由美国运输部负责全国的ITS发展工作，并在以后的6年中由政府拨款6.6亿美元，用来进行ITS的研究工作。1997年，美国在加州实施了一个“自动驾驶公路系统（AHS－Automated Highway System）现场试验和演示项目”，在现有道路骨架基础上，利用先进技术以提高安全性、畅通性和旅行质量。现在在美国，ITS的相关技术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效益，如电子收费系统（ETC），它无须停车就可以实现收费功能，大大提高了道路的使用效率，同时这项技术的不断扩展和电子业务相连接，可以发展到电子付款。 在ITS项目研究过程中，这些国家还成立了许多机构，以制订并实施ITS开发计划。如美国的智能车辆道路协会（Intelligent Vehicle-Highway Society－IVHS，目前为美国智能交通协会ITS America）、欧洲道路交通通信技术实用化协作组织ERTICO（European Road Transport Telematics Implementation Coordination Organization）、日本的路车交通智能协会VERTIS（VEhicle, Road and Traffic Intelligent Society，现改名为日本智能交通协会－ITS Japan）、以及智能交通系统国际标准化机构ISO/TC204等。 除了欧、美、日以外，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智能交通系统的全面开发和研究。如韩国由交通部牵头制定了全面的智能交通系统框架结构和发展计划；新加坡的城市道路电子动态收费系统应用最为成功，已成为居民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目前，新加坡已经在全国开始推行不停车电子收费；中东的一些国家也开始讨论本国智能交通系统的研究计划；在香港，城市道路电子动态收费也已成功地试运行多年；我国的一些城市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地也开始在ITS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 智能交通系统是当前世界上交通运输科技的前沿，由于其市场前景很好，不仅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各国的民间科研开发机构热情也很高，不惜投入巨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未来交通运输的发展方向。 2.日本ITS的发展状况 日本的道路交通，从60年代以后急速发展。日本的汽车数量从1965年到2001年几乎呈直线上升，截至2001年1月末，日本车辆保有台数约为7583万台，其中轿车5245万台，货车1832万台。车辆的急速发展不仅为生活带来了便利，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因交通堵塞带来的经济损失为12兆日元；交通事故发生量大幅增加，交通死亡者每年约为9000人，如日本1999年的交通事故发生量为85036万件，其中死亡人数9006人；同时还产生了氮氧化物、可吸入性颗粒物等环境问题。 由于日本的车辆保有率（机动化水平）很高，因此其市区的道路状况总体来讲十分拥挤，经常会发生塞车现象，出行如使用汽车等交通工具则无法掌握时间。为此日本对ITS十分重视。 2.1 日本对ITS的认识及发展目标 在认识上，日本中央政府认为ITS是解决20世纪遗留的最大问题之一?道路交通问题的有效手段，而且是保持和推进日本经济活力的重要措施，认为ITS将成为其21世纪前半期最大的产业，可以创建新的产业领域（如电子、信息通信、软件等）；形成城市型的公共事业（如高度信息化等），还能增强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如高效率的物流等）。并且认为，要实现ITS必须采取以下对策：（1）制定综合、长期、科学的计划；（2）建立可适应包括运营成本在内的成本评价的运营机构；（3）理顺研究开发体制和强化研究开发成果的保护、公开及应用；（4）人才培养。 日本官方与ITS相关的主要纲领性文件有： （1）《VERTIS伟大构想》。1994年10月，由日本的道路、交通、车辆智能化推进协会VERTIS组织制定。 （2）《向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的基本方针》。1995年2月，由日本的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本部制定。 （3）《道路、交通、车辆领域信息化实施指针》。1995年8月，由日本的有关5省厅（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制定。 （4）《推进智能道路交通系统（ITS）的整体构想》。1996年7月，由日本的有关5省厅（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制定。 1995年2月，由日本政府的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本部制定了《向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的基本方针》，其中指出ITS有望成为“推进日本整个社会信息化的起爆剂。为了使国民都能享受充实的公共服务，必须把自己当成用户在先进应用技术开发、引进等方面起到先导作用，并全面有计划地采取措施。”ITS被置于公共领域信息化的一个分支领域“道路、交通、车辆的信息化”的位置上。 接着在1995年8月，以建设省为主的相关5省厅制定了《道路、交通、车辆领域信息化实施指针》。其中明确了9个开发领域的同时，还确定了　11项推进措施，以及以21世纪初为目标完成ITS的建设目标，表现出政府对推进ITS的积极态度。1996年7月，相关5省厅又制定了“关于推进ITS的整体构想”，以今后20年为长期视点归纳了ITS的目标功能、开发推广的基本思路。 9个开发领域及其开发、推广目标依次为： （1）导航系统的智能化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交通信息；提供目的地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向车载机“提供交通相关信息”的工作，努力逐步向全国推广；关于在家庭、办公室等地“提供交通信息”，将努力充实服务内容，扩大服务范围；关于“提供目的地信息”，继续充实服务内容，并努力逐步应用到停车区、服务区、普通公路上的车站等；以21世纪初为目标，推进研究开发向即时对应的车载机提供信息服务，并努力在全国推广。 （2）自动收费系统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自动收费。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达到实际使用为目标，推进可在收费站不停车自动交费系统的研究开发，努力逐步向全国推广。 （3）安全驾驶的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行驶环境信息；危险警告；驾驶辅助；自动驾驶。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程度为目标，推进研究开发“行驶环境信息提供”、“危险警告”及“驾驶辅助”中的基本内容，在作为车辆安全设备开始 装备的同时，逐步在高速公路及事故多发地区修建基础设施；以2000年着手试运转为目标，推进“自动驾驶”的研究开发，21世纪初力争在全国的高速公路上应用。 （4）交通管理的最佳化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交通流量最佳化；发生交通事故时，提供交通管制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关于“交通流的最佳化”，从主要城市的管制中心和信号控制方式开发实现高度智能化，逐步向全国推广，关于车载机推荐路线，努力从首都地区开始逐步应用；关于通过ITS“提供交通事故时的交通管制信息”，在确立手段、方法后，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上应用。 （5）提高道路管理的效率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高维护、管理业务的效率；特殊车辆等的管理；提供限制通行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程度为目标，推进除雪车的最佳配置等ITS“提高维护、管理业务的效率”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推广；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通过ITS“实现特殊车辆等的管理”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推广；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的限制通行地段、丘陵地带等采用ITS“提供限制通行信息”。 （6）公共交通的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公共交通信息；提供公共交通的运行、运行管理。 开发推广目标是：逐步从主要商业地区开始应用ITS“提供公共交通利用信息”；以主要城市为中心先从有效地区逐步应用ITS的“辅助公共交通的运行及运行管理”，以21世纪初为目标，在全国的主要道路上推广。 （7）提高商用车的效率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辅助商用车运行管理；商用车连续自动驾驶。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ITS的“辅助商用车运行管理”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主要公路上推广；关于可能实现的“商用车连续自动驾驶”系统，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主要高速公路上推广。 （8）行人等的辅助支援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路线引导；防止危险。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为目标，推进行人等“路线引导”的研究开发，从主要商业地区开始逐步推广应用；有计划地修建可延长行人通行时间（绿灯）的信号装置；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防止车辆给行人带来危险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达到实用为目标，在车辆上安装安全装置。 （9）救援车辆的运行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自动紧急通报；救援车辆路线引导、支援救援工作。 开发推广目标是：推进研究开发“紧急自动通报”系统，为防止灾害事故扩大，首先从有效地区逐步应用；关于“救援车辆路线引导、支援救援工作”，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受灾情况的探测、预测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地区应用。 2.2 日本ITS各领域的发展状况、优先领域 日本从1997年开始对ITS进行了3年的可行性研究，共选择了道路收费和以下5个地区进行了试点实验。相应的实验内容及取得的成果有： 道路不停车收费系统。道路不停车收费系统是日本在ITS范围内取得全面突破的重点领域。自从去年起已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全日本目前有1200个收费站，其中的540个收费站作为第一批建设不停车收费系统的收费站，并在全国招标。在日本已经完成了用于ETC的5.8GHZ微波通信频率的规格化，并开始了ETC的实用化。日本的技术标准为：通信频点5.8GHZ，采用主动式通信方式。其优点是通信速率高（1Mbs）、容量大；通信可靠性高；发射功率小、电磁环境影响小。但目前成本还较高。到目前为止，日本540个ETC收费站的设备已全部安装完成，并于2001年4月份正式运营。预计到2004年末，在日本将有900个收费站使用ETC。 5个地区的试点情况： （1）丰田市 道路交通信息系统的高度信息化实验。在自家或在路上提供CATV、互联网、道路指南所、显示板获取信息，选择路径。实验结果：在实验区域内，行驶时间减少3%，平均速度增加1km/h。对显示板的满意度为3.2分（满分5分）。 EV共同利用实验。通过共同使用低公害车，减少普通汽车的台数。实验结果：减少了通勤车辆，促进了业务用车辆的共同使用。 大型活动时的PARK RIDE实验。为去市中心附近参加大型活动的人在市内设置4个临时停车场，从临时停车场可换乘公共交通，以缓和市中心的交通。 （2）高知县 Internet对应型综合交通信息的提供。 地区观光信息终端的完善实验。通过互联网及路边信息系统，提供道路交通信息、地区观光信息。实验结果：95%的人希望再次利用互联网，98%的人对路边信息系统满意。 应呼公交车等的实验。根据乘客事先的需求制订公交车的运行计划，也可在运行开始后针对每个需求变更运行计划。实验结果：在中村市实施了实验的“中村城市BUS”的乘客，为实验前的4-5倍（7人/日?40人/日）。约95%的乘客希望继续此服务。 （3）东京都 城市内公共车辆优先系统（PTPS）实验。以多个交叉点为对象，系统可使公交车优先通行，确保车辆的定时运行，提高行驶速度。实验结果：缩短了乘车时间，减少了红灯停车率。在实验线路上，缩短了7～15%的乘车时间。 （4）歧阜县： 通过互联网提供ITS相关信息（交通信息、观光信息）实验。在路边设置信息终端站，通过互联网提供ITS相关信息。实验结果：60%的利用者确认，驾驶时间缩短。约70%的驾驶员感到驾驶压力减轻。 （5）冈山县： BUS到达时间预测系统实验。控制中心利用GPS掌握BUS的位置，通过互联网，向电脑、携带终端发送BUS的预测到达时间。实验结果：乘客在车站等车时间减少6分钟，达到约63%的候车时间缩短效果。 在日本，对辅助驾驶系统的研究也相当重视。“Smart way 2001/智能道路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实施计划： 2.3 日本发展ITS的主要经验及教训 2.3.1 主要经验 （1）日本把发展ITS作为解决交通问题、拉动经济增长的部级项目，由中央政府直接推进。 日本把ITS作为部级的项目，于1994年成立了由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等5省厅组成的联席会议，共同推进ITS的研发与应用（日本政府机构改革以后，建设省与运输省合并，组建了国土交通省，所以目前由警察厅、总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负责推进ITS工作），并于1996年7月，由以上5省厅共同了“推进ITS的总体规划”，其要点是： ITS是部级的项目，应战略性地对待； 让国民深刻理解ITS的必要性； 整合各方资源，使产业界、学术界与官方之间的关系效率化、体系化； 广泛开展可协调的国际间合作； 把ITS作为长远的计划来考虑。 （2）运作模式：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技术进步为支撑、 需求为基础 政府为主导：政府的责任主要是为完善地区的ITS系统提供政府支援；实施先导ITS技术的研究开发；研究并制定ITS相关的标准化及应用技术；为展开地区ITS而确立评价手段；研讨包括制度在内的环境整备策略。政府负责对ITS作出长远规划，实施标准化认证体系，确保ITS在全国的兼容性。另外，ITS的发展还需要大量国有资金的注入。日本把ITS作为国家项目投入大量公共资金，现在日本中央政府每年在ITS方面约投入数百亿日元的研究开发经费。 企业为主体：ITS的实施，除了政府的推进外，归根结底还必须依靠企业的参与。企业，包括道路公团、设备制造企业、交通运输企业等，才是实施ITS的主体。 技术进步为支撑：ITS的研究、开发、使用、改进等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技术进步的支撑，始终站在ITS技术的前沿，保持技术优势是日本ITS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以车载机为例，不到十年，日本已经研发了三代产品。 需求为基础：以ETC装置为例，路边装置由道路公团投资，而车载机由车主自己决定，可买也可不买。但从日本市场来看，大多数用户因为提高了车辆的通行效率购买ETC车载机；一部分用户因为购买ETC车载机可获得通行费用打折（另外在ETC试用初期购买车载机政府还有一定的补助），有经济利益驱动；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对先进技术感兴趣（消费心理），喜欢尝试，经济原因不是考虑的因素。例如车载导航产品，这种产品在日本已经进入了普及阶段，现在使用的导航系统由95年3月的49万台激增为710万台（2001年3月统计数），VICS上市台数也已经突破280万台。可见旺盛的市场需求是ITS发展的基础。 （3）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认识、确保系统安全 以前，日本也存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辖区在构筑ITS系统时的重复和无效问题。日本有相关的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等5省厅参与ITS的工作，以前系统分别由各省厅管辖，因此5省厅的计划会产生重复和相互竞争的问题。 日本政府意识到，为使ITS在日本健康的发展，政府必须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认识，优先解决关键的技术标准问题，如无线通信频率采取哪一频段；通信方式是采用红外还是微波，主动还是被动；…等等。在日本所有产品的技术规格均由国家统一制订，如通信设备、电子导航仪、ETC装置、IC卡…等等，因此所有厂商的产品均以此为标准制造。另外，还必须实行统一的安全模块体系，重视设施运行的安全，并确保系统安全。 （4）重视发挥协会的作用 在ITS项目研究过程中，日本还成立了日本智能交通协会ITS Japan（原VERTIS），以制订并实施ITS开发计划。ITS JAPAN是靠收会费进行运作的，它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在推进ITS的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日本十分注意发挥协会的作用。现在，为推进地区ITS的发展，为加强官产学研的协作，地区ITS协会的设立工作也在进行。已设立的地区ITS推进组织有： 2.3.2 教训 （1）路网的规划、建设是基础 ITS并不是万能的，它是建立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的，一个好的路网规划、一个网络化的道路设施是基础。日本目前已经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已基本完成，他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发和应用ITS的。在与日本智能交通协会座谈的时候，他们也十分诚恳地指出，ITS实质上是软科学、软技术，不能寄希望于用ITS解决所有交通问题。东京尽管路网有了规划，但是路网设施的建设没有完全按照规划进行，这成为今天解决交通问题的先天不足，这是ITS所难以解决的问题。要解决交通拥堵，从根本上来说首先要解决道路建设等基础实施建设，以及做好公众的交通法规教育，之后再考虑用ITS更好地改善交通状况。 （2）应采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需求 交通出行是有代价的－越繁华的地区，代价越高，这就是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的经济学基础。ITS技术恰恰为这种方式的实行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对于解决城市中心区以及繁华路段的拥堵问题，应采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需求，如在重点区域或重点路段，采用ERP（Electronic Road Pricing）技术或称自由车道收费系统，以及对不同路径采用不同的收费标准可以更大程度地提高道路、设施的使用效率。但日本只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到目前并没有实施。 （3）与ITS相关的法规建设还显滞后 由于ITS技术的发展、道路需求的增长及多元化问题的出现，迫切需要制定与ITS相关的法律法规。而日本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ITS制订的法律。只是对其安全机制等相关法律和省令进行了修改，如邮政省修改了日本的电波法（将5.8GHZ专门用于ETC）。与ITS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还显滞后。日本目前与ITS相关的法令主要有： （4）能力建设跟不上发展 日本的人口只是美国的1/2、EU的1/3，按此比例，日本能投入ITS研究开发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太少。如日本在维持管理体制等课题的实施过程中发现，在没有对于ITS导入的全面计划、没有对于组织内部的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工作。因此，人力资源是日本的薄弱环节。人员培训、人才培养，一直是日本强调要赶上美国和欧洲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需要专门的知识，所以自计划阶段开始就有必要配备专职的职员，同时对于ITS的推广，有必要和相关单位保持密切的协调。另外，对使用者的教育也很重要，以避免ETC使用者进入非ETC车道和无ETC装置的车辆误进入ETC车道等。 （5）如何与国际标准相协调 目前，各国之间的标准不统一，为ITS的推进带来了一些障碍。比如，目前国际上主要的ETC标准有：以欧洲为代表的CEN标准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日本ETC标准。这两种标准的简单情况比较如下： 由于国际标准是以CEN为主导开始研究的，日本的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不一致使得日本产品的国际化受到了阻碍。为此，日本正在积极地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 （6）对中小型风险型 企业的支持 由于ITS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对于掌握高新技术的对中小型风险型企业在竞争中技术上并不处于劣势。但由于资金、人员、准备等方面的原因，其发展受到了制约。日本目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ITS研究的还多是丰田汽车、电装、松下、索尼等大型企业，日本政府及民间机构对对中小型风险型企业的支持还不够。 三、思考与结论 中国既是当今世界上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又是交通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根据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未来的十年，这种趋势将不会改变。这一期间正是智能交通系统在世界主要国家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因此，中国也迫切需要根据中国道路交通的实际需求尽早启动在运输网中应用智能交通系统来提高运输效率、保障安全和保护环境的工程，以实现道路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以下是几点关于中国发展ITS的思考： 1.尽早启动中国的ITS进程 八十年代以来，各发达国家虽然已经基本建成了四通八达的现代化国家道路网，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路网通行能力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交通拥挤、阻塞现象日趋严重，交通污染与事故越来越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经过长期和广泛的研究，这些国家已从主要依靠修建更多的道路，扩大路网规模来解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转移到用高新技术来改造现有道路运输系统及其管理体系，从而达到大幅度提高路网通行能力和服务质量的目的。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道路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薄弱，基础设施数量的缺口很大，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交通运输增长的需求首先还必须靠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来满足，特别是建设完善的道路网络。我国目前人均占有的道路面积仅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几十分之一到十几分之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机动车保有量的激增，使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中国的道路建设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广大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刚刚开始，这一矛盾在短期内还难以缓解。运输效率低下、城市交通堵塞和大气环境污染加剧，已经成为我国各大中城市面临的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因交通事故和拥挤所引起的损失至少1700亿元人民币，而这种趋势目前还在加剧。解决城市交通拥挤和堵塞已成为中国大城市交通面临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因此中国需要发展ITS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国ITS的开发和应用与国外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ITS的开发和应用必须与基础设施建设同行。这种区别使得我们在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可以将ITS应用的基础条件一并考虑，甚至同步建设。 根据世界各国几十年的统计，道路的增长率总是低于汽车的增长率，在发达国家，道路的增长已经接近于停滞，而1995年世界汽车的增长率仍然有3.5%（汽车的保有量超过8亿辆）。因此仅靠兴建新的道路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尽管道路的增长比汽车的增长慢，但是现有路网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了呢？没有，我们实际的经验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全面的充分的了解路网上的交通信息，无疑将会有利于我们的出行。 1996年与1978年相比，中国的机动车增加了27倍，而公路通车里程仅增加了0.32倍。以上海为例，虽然说上海的人均道路面积远远小于国外同类大城市，但上海市的汽车保有量也少得多。按照车均计算，上海市的车均占路面积为183.27m2/车，远远大于东京的32.85m2/车和大阪的34.25m2/车；上海市道路交叉口的通行能力，仅相当于国外交叉口的62%；上海道路的可达性指标相当于东京的1.5倍、大阪的2倍。但上海市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却高得惊人。可从一个侧面表明，国内已有的道路设施的效率没有充分地发挥，还大有潜力可挖，必须尽早启动中国的ITS进程。 2.ITS应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中国正处在城市化、机动化快速启动的阶段，与日本相比，在人均资源占有率、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大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城市化、机动化过程中，已经产生严重的交通问题，应该尽早将智能交通系统作为中国未来交通运输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 智能交通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涉及到综合运输系统中的许多部门，如交通部、信息产业部、经贸委、铁道部、公安部、国家技术监督局等有关部门，为此中国必须把ITS作为国家重点项目，总体统一规划包括道路、铁路、水运民航在内的中国ITS发展战略，标准制定和人材培训，并组织分步实施ITS关键技术的攻关和示范工程。 3.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 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美国前运输部长谈到将来的发展时说：“这个国家（注：指美国）还将会修建更多的公路，但是我们仅想到水泥和钢材，我们将错过全球的通信革命。”（引自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ews Release, Jan. 10, 1996）。日本利用其技术优势，将ITS作为激活内需、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产业，同时瞄准国际市场、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日本认为其ITS的实用化发展，将可以通过汽车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协作创建出一个新的产业。以前一直以提高汽车本身的性能为目标的汽车产业，以后可能会把眼光放的更远，思考新的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式。据日本对2000～2015年ITS市场规模的预测，认为ITS将成为其21世纪前半期最大的产业；此期间的ITS市场规模预计为60兆日元（如同时考虑受其影响的其它产业的话，ITS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00兆日元），当然这其中包括政府在ITS基础设施中的采购，如交通控制系统、运输管理系统、消费者购买的ITS消费品(如汽车导航产品、车载信息设备、不停车收费卡等等)；并预计将于2005年增加33万个工作机会，2015年增加107万个工作机会。 ITS将是我国高新技术应用的巨大市场之一，因此建设ITS对于我国实现跳跃式发展，实现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必须认识到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积极发挥ITS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作用。 四、对中国发展ITS的建议 由于ITS顺应了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在提高交通运输效率和效益、保证运输安全、改善环境影响等方面作用明显，因此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我国政府也应该将ITS作为中国未来交通运输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将实施ITS作为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的一项重要任务。以下是根据国内外ITS发展的情况及取得的经验、教训提出的对我国如何发展ITS的几点建议。 1.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制定并实施中国的ITS ITS是建立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的，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已基本完成，他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发和应用ITS的。中国的城市仍处于发展期，修建足够数量的道路仍然是政府的重要任务，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的ITS不能等城市化、机动化实现后再起步，在修建新道路和建设城市新区时，必须将交通的规划与其他建设一同考虑，并且为将来智能交通系统的应用预留必要的基础设施。 在ITS的发展方面，由于我国在技术、设备、基础设施、标准、政策水平等方面与欧、美、日等国家的差距，我们在ITS的研发、应用上已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但是，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目前在ITS的开发和应用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为今后智能交通系统的深入开发和应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迎头赶上ITS的发展，迎接新产业的浪潮，我们必须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包括技术上的跨越），尽早制定并实施中国的ITS发展规划。 2.结合中国的国情，确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及优先领域和关键技术标准 中国的交通管理系统与发达国家的构成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中国交通的构成（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等的混合交通）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 文化背景和交通行为与发达国家差别很大，因此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及优先领域和关键技术标准。 2.1 确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 ITS发展规划是推行ITS首先需要进行的工作，其任务是根据某一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明确系统的战略目标，确定开发过程的战略布局，划分政府、企业、研究单位之间的协同任务，确定系统整体框架结构，以及相应的信息组织方案，制定相应的战略措施。 2.2 制定智能交通系统关键标准 由于智能交通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需要许多部门和企业提供产品，因此标准规范的制定必须走在前面。智能交通系统大范围应用的基础是标准化，反之，标准化工作的开展又将大大促进智能交通系统的实施。目前，国际上有关智能交通系统标准体系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深入的阶段，而国内智能交通系统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如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这一工作，将直接影响我国智能交通系统领域的协调发展。 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总结既定的ITS相关标准（ITS领域中会采用到的国标、行标、国际标准），制定适合国内情况并与国际接轨的智能交通系统标准体系表。 2.3 中国ITS发展的优先领域 （1）不停车收费 不停车收费是ITS服务领域中的一个特殊方面，由于它涉及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收，又是缓解收费站交通堵塞的有效手段，而且在使用中收费卡的用量又很大，因此各个国家都把不停车收费系统（ETC）作为ITS领域最先投入应用的系统来开发。我国也不能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许多地区的高等级公路交通量迅速上升，例如广州到佛山的高速公路，平均24小时交通量为2.76万辆，平均年增长率为10.6%；广州市的北环高速公路，日交通量已近10万辆，在这些高速公路高峰时，收费站已经成为“瓶颈”，在广东行车20分钟，排队交费20分钟的事时有发生。所以目前我国应把不停车收费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列为我国ITS领域首先启动的项目。 先发展公共交通体系及与之相配套的ITS系统； 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与城市的交通政策和道路的配套有关。针对中国城市交通特有的汽车、自行车和行人混行的混合交通特点，在中国目前机动化水平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必须首先着眼于发展公共交通体系及与之相配套的ITS系统，对未来交通发展进行引导。首先，在现有道路的条件下，采取公交优先的政策，合理地为各种交通方式分配道路。同时还要应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和设备如计算机化的指挥调度系统等，加强管理以使得公共交通系统有效地运行。并且配合必要的视频监视手段和通信手段，使得道路交通处于有效的监控之下；采用比较简单和低成本的方法如通过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将道路交通信息提供给行人等道路的使用者。 在城市间，目前正在发展高速、安全和舒适的定班客运，特别是在高等级公路上，这种高速客运已经成为城市间客运的主要方式。目前需要发展有GPS定位的计算机化指挥调度系统和联网的计算机售票系统、公路交通安全和事故预防系统、以高等级公路为基础的快速货运监控系统、交通通信及收费系统、交通信息服务系统等相关的智能交通系统。 在发展公共交通体系的同时，还必须同时考虑到出租车系统和自行车系统。例如，在北京的交通流量中TAXI约占40%，而其客运量仅占10%，因此控制其空驶率将对缓解北京的交通拥堵有很大作用。对出租车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叫车方式系统控制其空驶率。这就需要利用GPS，当乘客叫车时，出租车可以尽快到达；另外车载电子导航系统安装后，出租车可以选择合适的路线行驶，少走弯路。因自行车有无污染、无能耗、占地少、机动等等优点，非常符合中国国情，对自行车的使用仍应鼓励，但要作好对遵守交通规则的教育及引导。 3.把ITS作为部级高新项目，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推进ITS的发展 智能交通系统不是一项简单的设备集成或技术集成项目，而是一项涉及众多领域和部门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ITS建设过程中，需要许多专业领域的技术人员共同协作，同时需要在多个行业及管理部门之间建立良好的协调关系，以达到整合分散开发的多个项目，构成协作运行的复杂巨系统的目标。为此，必须把ITS作为部级高新项目，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推进ITS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当然，推行ITS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不可缺少国家的支持。特别是预算，如果没有相关的补助很难得到保障。在试点事业实施时如果国家能以某种形式提供财政支持（即使少量），也可表明国家对于推进地区ITS的立场，这样更便于得到地方财政的支持。建议可以采用发行债券、提高税收等办法筹集资金。 4.在我国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应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初期让出市场，引进技术。 发达国家是ITS开发和应用的先导。ITS从发达国家来，我们的交通管理、道路管理都在学习发达国家，我们的信息系统建设也是发达国家提出的概念和产品，可以说中国ITS的应用将是追赶型的。在我国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更应注重国际合作（如与日本ITS协会、建设省的合作等等），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初期让出部分市场以引进技术，逐步形成自主开发能力和实现国产化，拉动内需。 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民间企业对ITS的研究和开发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这在交通运输领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与ITS的巨大市场前景是分不开的。在中国ITS的市场同样巨大。仅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截止到1996年，中国大陆已经修建了超过3200公里的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达到1.78万公里。监控、通信、收费是目前高速公路ITS应用的主要方面，然而，其中仅有不到半数的公路为安全、通信、监控、收费装备了相对完善的管理系统和服务设施。由于管理原因和相连支路尚未连成完整的网络，这些投资巨大的工程在提高系统容量和服务水平上仍有很大潜力。另外，中国还将建设3.5万公里的高等级公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需要建设通信、监控和收费系统。这部分的投资一般占到基本建设总投资的3%～4%。1998年中国在公路方面的建设投资为1800亿元，如果其中的1000亿元用于高速公路的建设，则通信、监控和收费系统方面的投资就有30～40亿元。这仅仅是当前ITS应用的初级水平，而且仅限于高速公路建设。如果考虑到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今后ITS应用水平的提高，中国ITS市场的容量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正如前面所说的，中国ITS与基础设施建设同行，而且我国的信息化水平较低，因此在中国开发和推销ITS相关的产品就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另外，中国ITS近期内将以投资类产品为主，而且中国使用ITS产品的最大用户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者。鉴于此，日本等ITS技术先进大国非常看重中国的ITS市场，一心想打开中国ITS市场的大门。对我国而言，正可以利用此优势，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初期让出部分市场以引进技术，实现我国ITS的跨越式发展。 5.按政府导向、企业为主体、市场机制运作的运作模式进行运作 ITS既具有社会基础设施的特性，同时又有其市场性。因此在导入ITS时要平衡考虑ITS的公共性和市场性，按政府导向、企业为主体、市场机制运作的运作模式进行运作。 政府和民间企业应致力于ITS的环境整备。即：政府应在政策上提供便利，解除各种制度的限制，建立利于地区ITS系统发展的有利环境，并协助ITS技术的开发、论证、评价、标准化等基础事业的整备，促进ITS技术的标准化和普及化。企业应及早针对各地区、各阶段的进度制定行动方案，即时提交系统提案，参与ITS的早期教育与系统框架的普及启蒙活动。 6.区别不同规模的城市，实行分类指导的方针 政府还必须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特性，把握大城市、中小城市等不同规模城市对ITS的需求差 异情况，实行分类指导。 对基础较好、有现实需求的大城市，政府应促使其多方面启动ITS，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大连、沈阳、济南、青岛、福州等城市可以优先发展。对中小城市可以鼓励其选择某些先进适用技术进行试点实验、运用。同时有计划地由东部向西部逐步推进。 7.避免一哄而上，重复投资 对ITS的发展，应全国统筹规划，考虑产业如何布局，而不应一哄而上、重复投资、盲目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间的车辆来往频繁，一个地区在构筑ITS系统时，如果与其他地区的完全不沟通，将造成独立不兼容、非效率的系统。因此从全国兼容的角度，也需要统筹考虑。实际上，一个地区的各种研究实验成果，可能也适用于其他地区，特别是基础系统部分应保持一致性。后续的城市要活用先行地区的经验，因为先行地区关于各方面关系的调整、财政问题等的解决方案，是长期实践得出的经验。有效地利用这些经验，对ITS的推广很有意义。 另外，还必须制定行动计划和完善推进体制。为成功开展ITS，要将ITS列入各地区的地区振兴计划、地区信息化计划和交通安全计划的显著位置，并依据地区交通体系和城市规划制定行动计划。因此，在项目计划阶段，技术、运营方式、行动计划三者要同时考虑。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风险投资相关问题 一、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态势 1.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 一般来讲,风险资本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成长性较好的高科技行业,这些行业由于受市场环境、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较大,具有较大的未来不确定性,所以其总体投资风险相比其他投资方式要大的多除此之外,投资回报率波动性大也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风险投资又会获得高收益,风险投资高风险与高收益的结合。 2.当前我国发展风险投资的紧迫性 世界发展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密集型产业已成为全部产业的优秀,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大小的根本性因素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的100多年历史证明,只有技术进步,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也只有技术的快速进步,才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快速进步,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快速发展,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但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引进”在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仅靠引进先进技术,极难保持竞争优势的;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缺乏充足的创新技术,要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极其困难。 二、中国发展风险投资业务所具有的优势 中国目前在风险投资方面已具备的一些条件和优势,对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1.改革开放提供了宏观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3%的水平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404亿元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中国的进出只贸易保持连续增长,1998年进出口贸易总值3240.5亿美元,贸易顺差435.7亿美元,1999年进出口贸易总值3606.3亿美元,贸易顺差292.3亿美元,成为世界第10大贸易国2000年进出口额达47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5%,顺差241亿美元。 2.高科技产品的广阔前景提供了物质基础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性能卓越的国产商品,已逐渐替代进口商品慢慢占领了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从中国高技术供给方面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0年国家组织了280项重点技术创新项目和1329项重点新产品试产;完成了101项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及鉴定验收全年共取得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30260项;授予专利105344项,比去年增长5.2%技术市场更加活跃,全国共签订技术合同26.5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630亿元,比上年增长20%这证明中国可供应用的科研成果很丰富的,为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3.加入世贸组织带来机遇 我国加入WTO后,大量中外合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将出现,大量的外资将通过中外合资资金的形成进入我国风险资本市场,这必将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大发展首先,外资大规模介入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公司的业绩将逐步得到改善,高回报的特性将逐步体现,我国风险投资的效果提高,投资风险下降,这将促进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入风险资本市场,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将得到空前发展;其次,风险投资项目源丰富和良好的商业潜力使我国成为外国风险投资的热点,高科技领域的市场开放,将为外资进入我国风险资本市场提供丰富的项目资源。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对策建议 1.存在的主要问题 风险投资的人文环境不太理想,科研人员对国家的过分依赖,缺乏自我创新的精神;在科研体系中,过分依赖学术权威,不利于社会创新体系的形成;受我国长期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知足常乐”、“小富即安”、“枪打出头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等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对风险投资的发展非常不利;缺乏对风险投资失败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旦投资失败,可能永世不得翻身;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狭窄,风险投资公司规模小,数量少,资金弱,达不到产业规模,因而难以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起到主导作用;且风险投资的相配套的法规政策不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远远滞后于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实践,至今仍没有出台《风险投资基金法》,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设立、运作和资金筹集等方面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指导风险投资活动的仅靠一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草案》,虽然《投资基金法》、《风险投资法》已列入国家立法规划,但出台尚需时日,而另外一些法律虽然已经出台,但对风险投资的针对性不强,很多规定不符合风险投资发展的客观要求,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税法》中的相关规定制约着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 2.对策及建议 营造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外部环境,创造适应风险投资发展的社会人文环境,大力宣传风险投资的作用,鼓励创新,为风险投资失败者提供保障机制;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组建,扩大风险资本规模,政府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组建,町以有效扩大风险投资的规模风险资本除政府支持外,还应积极吸收民间资本,募集社会上有能力的个人和企业的闲散资金,吸纳机构投资者资金,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银行及信托投资公司等并且适当开放年金基金,如社会养老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及住房公积金等提供财务支持,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增加对风险投资补贴资金的投入,同时通过对提供信用担保来为银行转移一部分贷款风险,缓解当前风险企业缺乏资金的困难以法治管理,尽快建立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要制定优惠的政策,鼓励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并且建议国家尽快修改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尽快修改《公司法》中有关知识产权作价的条款和有关产权转让的内容;尽快制定《风险投资管理条例》,规范风险投资公司,使其运作有法可依;完善会计、审计制度,切实保障私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减少环境风险,为风险投资者提供坚定的法律保障。 中国发展论文:浅谈中国发展道路 论文关键词：中国发展道路；稳定；创新；独立自主；和平发展 论文摘要：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引起海内外学者的热切关注，他们试图用”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创新为动力，在稳定中求发展，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还在发展中，形成成熟的“中国模式”一定是在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 一、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影响当今世界发展局势的重大因素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工业制造品已经占世界总量的1／5，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21万亿元，居世界第6位。面对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兴起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的热潮。各个国家的大学、非政府组织纷纷建立中国研究中心，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专著、报告大量出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5月11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沦文。该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或叫“中同模式。” “中国模式”是海外学者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几种经济发展模式提出来的，用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多数中国学者也赞同这一主张。海外学者的研究在有些方面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些特点，但“中国模式”的提法有值得商榷之处：(1)外国学者对中国模式研究和运用，主要着眼于经济方面，同时又伴有某种政治意味。其实，外国学者描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特征，但没有揭示中国能够平稳、有序、快速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做到的真正原因。(2)所谓模式，即事物的标准样式。“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发展的标准样式。把已取得的发展经验叫做“中国模式”，有点拔苗助长，牵强附会之嫌。中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关键时期，已取得的成功发展经验还有待于长期的和各种环境的检验。(3)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发展变化中，许多方面还在探索之中，发展模式并未定型，也不会很快定型。中国还要经历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阶段之中的任何模式，必定是“初级”的和不完善的。具体而言，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还有待完善，至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自不待言。如果把一种正在探索之中的经验叫做“模式”，容易在实践中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有的学者提出要慎言“中国模式”。 尽管我们不赞同“中国模式”提法，但并小反对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相反，认真和科学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是中国学者的责任。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创新为动力，在稳定中求发展，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发展模式不同于其他发展模式的关键所在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的根本前提。大多数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往往有意无意忽略这个前提。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转型，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把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使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从而使改革和发展举措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邓小平就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成败的主要标准之一。他认为，经济的发展，“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这样中国发展道路就必然会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走出自己的道路，寻找自己的特色，并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这样的中国式的社会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由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的后继领导人继续推进的。29年来，正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生机、活力和美好愿景，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对此，雷默以西方人的视角触摸到了一鳞半爪。他认为，“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实现公平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发展是为了帮助普通人们，而不是维护特权阶层利益，中国政府已经把眼光超越了诸如人均GDP的衡量尺度，更多地集中于人民的生活质量，而“华盛顿共识”的目的则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这些，都足以保证中国能够解决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可惜，雷默更多地关注了“北京共识”的模式内涵和相应举措，却不明白执政党走什么路，举什么旗，代表那些人的利益，才是“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相径庭结果的根源，是中国发展之所以成果卓著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陷入发展陷阱的重要原因。 三、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实现发展和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经验 当代中国的最迫切问题、根本问题是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还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叫做“中国的发展路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看作是加快中国发展的道路。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秀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决定中国国际地位，都要靠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新世纪新阶段，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靠发展。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 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党和政府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中国把发展看作是社会全面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有繁荣的经济，也需要完善的民主政治和繁荣的文化。仅仅发展经济，不能最终解决所有问题，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正是遵循这一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既牢牢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又坚定不移地进行推进民主法制进程，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把稳定作为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了发展目标。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问题，中国党和政府始终旗帜鲜明。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社会稳定，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政局动荡甚至社会动乱，最终使发展成果付诸东流，出现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陷入发展的陷阱。可见，稳定中才能求发展。这些年来中国实现了高速、平稳发展，保持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保证。 保持社会稳定，不是死水一潭，而是要使社会发展处于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有效把控了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在改革初期，为了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中国推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后来，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时，中国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将效率与平等放在同等地位，强调两者不可偏废，对困难群体和落后地区实行必要的政策性倾斜，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以避免财富和利益分化引发社会动荡。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改革和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进行的。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系于中国共产党。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政治力量都难以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也都难以领导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这是中国国情使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同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自身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努力化解消极因素，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 四、中国发展走的是一条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的创新之路 理论创新首先从解放思想开始，与解放思想相伴。通过实践标准的争论，中国共产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开创了中国发展的新时期。经过姓“资”姓“社”的争论，人们认识到，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经过姓“公”姓“私”的争论，人们看到，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可见，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每一次争论都是一次解放思想运动，每次解放思想都极大地推动了理论创新，决定着改革开放的力度和社会发展的速度。 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相继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使我们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为推动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思想原动力。持续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用以指导社会发展实践。这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重要因素，而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很难办到的。 以理论创新为依托，通过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制度创新就是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改革传统制度和体制中不合理的环节和方面，建立起适合时展和国情变化要求的新制度、新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制度创新。雷默认为，创新是中国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由改革的特性所决定的。改革不是对于原有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根本性的变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时，改革以大胆试验，积极摸索，逐步推广的方式，走了渐进式体制转轨之路。显然，经过这样的改革过程，实现制度创新，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中最大的制度创新，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支撑。中国在推进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始终保持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不断加强中国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社会持续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资源有效合理的配置。但市场失灵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经济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下的市场经济，它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特点结合了起来。从中国发展的实际效果看，这样的发展道路具有很大的优势。邓小平晚年曾说过一句很深刻、很有分量的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他这里所说的，就是这种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 五、中国走了一条与全球化相联系而又保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特点 现在的时代是全球化时代。邓小平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面向世界，加强国际交往，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积极发挥后发国家的优势，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自己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大思路，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了广阔的世界舞台。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对外开放从“引进来”为主，发展为“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当今中国已经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对世界经济发展乃至政治格局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中国在紧跟全球化步伐的同时，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容易，而在这一进程中保持独立自主往往很难。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接受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模式，实行开放资本账户、允许游资无限制进入、高利率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果失去了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使经济受制于少数发达国家，至今还在伤痛中步履蹒跚，难以自拔。相反，中国在积极对外开放的同时，没有丢掉自己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积极扩大内需，始终把发展的基点放在本国力量的基础上，主要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通过制度创新寻找内在动力。雷默在总结中国的发展途径时就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作为重要的一条。这说明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独立自主，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六、积极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又一重要特点 中国发展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世界历 史上，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走了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道路。比如欧洲的发展进程就与其侵略扩张过程是基本同步的。历史证明，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武力征服上，这样的发展道路违背世界人民意愿和历史发展趋势，最终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会重复这样的发展道路，而是主张在和平中实现发展目标。为此，中国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以便一心一意进行现代化建设。 为了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的一边，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决不屈服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一切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按照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决定中国的立场和政策。 为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构建和谐世界，中国积极倡导建立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双边或多边磋商来共同应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的发展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地区局势紧张动荡的基础之上。中国近年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加了诸如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10+3”机制等40多个区域性安全与经济论坛组织，在维护地区稳定、加强反恐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很显然，中国的发展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并为创造和平国际环境做出了积极努力。对此，雷默颇多感慨。他说，中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少依赖传统的武力投放工具，相反，而是以其震撼的榜样力量和幅员的宏大影响走在各国前头。中国的崛起正在通过向世界展示新的发展和力量原理来重塑国际秩序。“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 迄今为止，中国发展道路是成功的。中国向世界展现了一条别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同时要看到，大变革时期往往是问题繁多的时期。中国发展道路上还存在着诸多隐忧，如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地区失衡问题，腐败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国际竞争压力等等。中国还需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那时候，我们在总结自己发展经验时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中国模式”。 中国发展论文:条件约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 「内容提要政策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但中国却在其特殊的发展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政策形态——“政策治国”。本文以在中国发展里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五年计划”战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个五年计划的系统梳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两个维度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的经验特征——“政策治国”，指出在中国转型期短期的、灵活的柔性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也符合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当然，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柔性政策针对的是具体挑战和具体问题，其缺乏长期可预见性的缺点也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 「关键词五年计划/决策能力/决策机制 一、研究背景及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干中学，学中干”，从一开始仿鉴苏联模式，到后来从国情出发，借鉴西方经验，走过了一条充满曲折而又前途光明的道路。这条路是独一无二的，它具有中国特色；这条路是世人瞩目的，它创造了一个东方神话；这条路也必定是让人思索和学习的，它还在无止境地延续。中国的崛起不仅给世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而且为欠发达国家的“追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希望。因此，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当前正处于“十五计划”的总结和“十一五规划”的部署阶段，对前十个五年计划的回顾与探讨就显得尤为必要。 乔舒亚。库珀。雷默用“北京共识”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认为中国突破了“华盛顿共识”的藩篱，创造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主要包括：创新的速度快于社会问题出现的速度，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可持续的、平等性的发展；军事上的非对称战略，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2].林毅夫、蔡?P、李周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始于改进微观激励机制，进而松动资源配置制度，推动价格体系的改革，与此同时通过新增资源的配置实现结构调整的渐进过程[3]（P273）：“采取了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道路”[3]（P292）。胡鞍钢则认为，中国改革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强大的学习能力（学习、竞争、创新）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本文则以极具中国特色的“五年计划”战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个五年计划的系统梳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的经验特征——“政策治国”①。 胡鞍钢很早就提出，中国存在明显的政策周期，且与经济周期波动基本一致，可以称之为“政策舞蹈”（dance of the policy ）[4]（P185）。这可能被认为是计划经济遗留的印迹，但如果换一种视角来看，灵活多变、不拘一格的柔性政策或许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构建出增长战略的一种可行方法——“诊断法”，即鉴别出在任一时点上对经济的最大瓶颈因素，然后利用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政策设计，集中精力减轻这些瓶颈因素的约束，从而实现次优效果[5]（P115）。这其中体现出来的主导思路与中国改革以来柔性政策的调整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政策并不完全归属于制度。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相互之间交往行为的框架；其可以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等）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6]（P34）。之所以要建立制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克服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这其中一个基本要素是人们对自身行为后果的可预见性，即在完备的制度环境中，人们在做某件事或作出某种决策之前，能够预知自己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或损失。但柔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违背了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即其灵活多变的性质决定了其变化的周期比较短，从较长时期来看，人们无法按照现存政策来准确预期自己决策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议题。本文把执政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分为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以此来建构本文的分析框架（见图1）。其中，决策能力包括自律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决策机制则以民主化和科学化两个维度来衡量。 其具体含义如下： 自律能力指的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加强党内纪律，敢于面对自己的问题，治理腐败，发动政治体制改革等。自律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之一，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清明的环境。这也是政府主导型改革的前提。 学习能力②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新的危机、挑战都能很快适应，并从历史、国外经验中吸收对自己有用的知识，用于指导实践，应对危机。学习能力是中国共产党能不断引领中国克服困难，化解危机的宝贵财富。缺乏学习能力的执政党不可能将改革进行到底，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它是中国发展的动力。 创新能力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实现制度创新，用于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瞬息万变的中国，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创新密度是救命良药[2]，它是中国进步的灵魂。 决策机制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指的是决策在一个透明、广泛参与的集体决策中进行（相对于个人专政），并且依据的是全面的信息和科学的方法（相对于信息不对称以及“拍脑袋”决策）。坚持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减少决策失误的主要途径。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进行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知识与经验都不足以认识或驾驭这个过程。因此，必须有几百个乃至上千个最优秀的各方面专家从事长期的、系统的、综合的研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反复的比较，才能在多种发展方式和道路的各个岔口连续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较佳选择[7]（P170）。 二、政策治国：五年计划的变迁特征 自从1955年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出台，至今为止已相继制定了十个五年计划，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也集中体现了中国以政策治国的特点。例如，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宗明义的指出：“（我们要）充分认识改革中还可能出现某些问题和风险，加强政策观念、法制观念和全局观念，作好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8].可见，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比法律、制度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综合整理了过去十个五年计划的战略和策略，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五年计划基本都牵涉了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政策，通常以指示、报告、建议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文件具有以下特点： 1.政策变化比较快。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央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指导方针和政策内容总在不断变化。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4]（P185），每个五年计划要出台2～5个主要文件以改变既定的政策，如果计入制定和总结的时间，平均不到一年时间就会发生一次政策调整。这种情况既反映了在政治、经济形势骤变的背景下，中长期计划的管理与实效有限，具体数字很难有理想的预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计划工作因地制宜、适时调整的特点。 2.政策经历了从无序的变化到有序的变化的过程。这表现在五年计划的相关政策一开始主要是内部的草稿，后来成为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并公布了相应文件。在十个五年计划中，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前5个五年计划有4个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也就没有形成正式版本公开颁布；唯一形成正式版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在制定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在实施了两年多以后才形成正式文件颁布的。相对于前苏联曾将计划当作“法律”一般要求严格实施，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五年计划则是多变的计划[9]，受制于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而无章无节。 以“二五”计划为例，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和对高速度的追求，正式的国民经济计划并未形成，只是提出了计划建议和编制了计划草案。这些建议和草案通过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一度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此后正当“二五”计划紧张有序地编制时，从1957年秋冬开始，对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8年3月成都会议以后，为了跟上“”的步伐，国家计委对“二五”计划草案的原定指标作了调整，提出了“两本账”的初步设想。原有的“二五”计划《建议》被搁置。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两个党组提出的1959年计划草案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会议于1958年8月28日做出《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要求对“二五”计划草案全面修正。但是，1958年8月以后，各地方和各部门集中主要力量抓当年工业生产及编制1959年计划，将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推迟到1959年4、5月间进行[10]（P337）。而1959年形势发生变化，编制工作不再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既无正式文本，也始终未能面世。而这些政策的转变主要由于非经济的原因，是一种无序的变化，无法预测。 实施改革开放以后，政策的制定不再只受到计划这单一因素的影响（通常体现为党的最高领导的个人意志），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环境下，政治斗争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小。市场机制以及外在竞争压力对政策的决策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此时的政策变化真正是从实际国情出发，以经济发展为目的，造福于广大人民。从其有序变化这一角度说，此时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特别是即将制定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从“计划”到“规划”，仅一字之差，却赋予政策更大的市场含义，同时也就增加了更大的灵活性。 3.政策的计划方式、调控方式从单一转向多元。早在“一五”计划期间，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就提出：“在计划方法上，有的采取直接计划，有的采取间接计划；在计划的范围上，有些生产、建设和事业的主要指标在国家计划中做了具体规定，有些则不做具体规定；在计划工作的分工上，各级计划机关除负责综合平衡外，着重注意直接计划，而在间接计划方面（如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则采取由国务院各办公室、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分工管理的办法来进行工作。”[11]（P181—182）这种全面计划和分别对待相结合、统一综合和分工管理相结合的方法，无疑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但是，1958年以后，随着化运动的发展，农村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管理形式趋于单一，农民的自主决策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微乎其微。当经济发展受挫之后，在1961—1964年的调整阶段，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作用一度得以发挥，适应市场松动和改进计划工作的要求，国家计委一度重新提出计划管理的多元性，包括指令性的、指导性的和参考性的。但是，上述改进的方式尚未实施，就进入了“”时期。在“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生产队在农业经营中，连农作物的品种、种植面积、产量均受计划制约。因此，计划实施形式单一化了：几乎都是直接计划与指令性计划。“五五”计划以后，情况有所改善，计划手段不断丰富。仍以农业为例，“五五”计划后，国家除了对农业产值提出完成的硬性任务，多是指导和建议性的措辞，并且十分重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予农民更大的自主权。 4.政策内容越来越充实、完备。从内容上来看，五年计划从着重关注的工、农业发展逐步完善，涉及人口、财政、精神文明、法制建设、地区规划、环境保护等各项内容，且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内容框架，具有一定科学性。当然，政策内容并非越全面越好；政策的制定过程往往是寻找最大约束条件的过程。治理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最重要的是在全面和深刻之间建立好平衡，既要“照顾好四面八方”的利益，但又不能平均用力、无关痛痒。因此，发展政策的变化常常体现在不同的强调力度之中。 5.政策经历了从只有制定没有总结到既有制定也有总结的过程，越来越透明、民主、规范。从“七五”计划开始，每一个新的五年计划都会对过去的五年计划作一个总结和回顾，或者以章节的形式放在新的五年计划报告里，或者通过《人民日报》等党的重要媒体刊登。而“十一五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国家相关部委更是委托高校科研机构对“十五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同时也有研究机构独立对“十五计划”的成果和问题作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些都为“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三、柔性中的稳态：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分析 中国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期，以至于灵活多变的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的领导人以其强大的决策能力和趋向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中国变革的方向，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政策。物理学大师海森伯格在1927年说：“（一个电子）的位置测定得越精确，在这个瞬间的动量就越测不精确。反之亦然。”这就是说，如果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供你为其照相，你不知道接下来它会走向哪里。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以便看个究竟的那个片刻，你便可以更加肯定，当你抬起头来时，中国社会已经继续前行。就在你对中国东北工业区由企业改革的问题了如指掌的时候，政府领导人将表示，他们正在放慢私有化进程，而把重点放在农民收入问题上[2]. 政府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诺斯悖论”提出国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有了国家又会有许多麻烦。刘易斯也说：“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这么多由政府弄出来的祸害，以至于很容易就训诫政府参与经济生活一事写上满满的一页。”[12]（P376）然而，中国政府却通过独特的政策，偏偏参与国家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把两种矛盾对立的体制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不协调”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归根结底，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有关。 作为政策制定的主体，领导人的意志十分重要。领导人发展目标的主观性与中国国情限制因素的现实性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当领导人能够正视这个矛盾和冲突并理性地决策时，决策往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当领导人急于求成，无视现实国情时，就会饱尝经济跃进之苦[7]（P162）。此时，领导人通常在经济扩张期提高经济发展目标，而在经济收缩期调整经济发展目标，当政府经济增长指标在高—低—高—低反复变化时，国民经济运行则出现经济扩张—收缩—扩张—收缩的周期性循环，引起经济波动[4]（P222）。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二五”期间：1956年9月，在国民经济恢复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党的总任务，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但一年多以后，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明确反对“八大”决议，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从事实来看，关于农业的分析是不准确的。实际上1957年农业发展情况是良好的。就农业总产值来看，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56年农业总产值为508.4亿元，1957年为536.7亿元，1957年比1956年增长5.57％；1958年农业总产值为550.0亿元，比1957年增长2.48％。1957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比“”的1958年要高一倍以上[9].在错误信息的干扰下，固执己见，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1960年6月18日，在他写的《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触地说：“1956年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13]（P214—215） 伴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中国的政治决策机制在发生渐进式的演变，从时代的个人决策模式转向了邓小平时代的集体决策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进一步转向了集体决策加咨询参与型模式，中央的决策越来越多地重视听取、采纳各方面包括专家在内的意见和建议。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度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2003年3月，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中，突出了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和加强民主监督问题，明确规定了国务院在做出重大决策前，要直接听取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广纳善策，有利于集思广益，避免决策失误，增强决策科学性，也有利于形成广泛共识，使正确的决策能够顺利得到贯彻实施。新一届政府组成后，中国决策机制进一步转变，更加注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经常广泛听取地方、部门、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各种决策咨询活动更加经常化和制度化。新一届政府更加善于倾听民意，并能够对民意及时做出回应和行为调整。中央政府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使经济决策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既避免全局性的重大决策失误，又能够及时调整小的失误，不仅可以保证中国的稳定，而且可以不断提高决策质量，这是中国实施成功发展战略的关键③。 决策正确与否，作用举足轻重。矛盾冲突、社会动乱等问题的发生，既可能是决策失误的结果，也可能是未能及时正确决策的结果。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是否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较快的应变能力、灵活的协调能力[7]（P170）。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经济建设服从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所以政策也很不稳定，使经济发展遭受了不必要的波动。而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决策能力和集体科学的决策方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激励下，不怕犯错、勇于创新，对于避免领导人个人因素对政策的非正常性影响方面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一系列的规则，使中国逐渐适应在与强国的竞争中生存。 四、初步结论与讨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次五年计划制定和实施的经验看，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决策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策决策能力受到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影响而波动以及决策机制时常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此时国家实行纯计划，即经济受纯政策的影响很大，政策会引起经济的波动，呈现出增长不稳定的态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决策能力不断增强，决策机制趋向民主化和科学化，此时柔性政策通常符合实际情况，是适时而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治国”比较适应中国转型期的特点。 由于中国正处在经济、政治、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模式……以后是不断调整变化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会进一步调整变化[14]（P268），所以政策变迁④十分明显。借用这种划分，中国的政策变迁以强制性变迁为主，且诱致性的政策变迁也需要政府的推动来促成。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是中国发展的特点，它与政策治国紧密相连。而正是这种组合在中国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经验，比如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坚持不懈的实行国家计划，并且以五年为一个常规单位。更重要的是政策的灵活性适应了中国转型的特点，使中国不至于在强烈的路径依赖里无法适时的改变现状而束缚了改革。而这种柔性政策的易变性，满足了中国渐进式变革的需求：不必发生强烈的变动而引起会对经济产生波动的激进行为。而渐进式改革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14]（P260）。在中国的渐进式变革中，试点经验是一大特色。中国的经济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展开的，而是每项改革都从较小范围内试验开始，在取得成果后在局部推广，由点及面，不断总结和观察，进而扩大实行范围[14]（P258）。难能可贵的是，政府对于这种试点通常以默许或者主动进行的方式来鼓励，为改革营造了一种勇于创新的氛围。这就是中国虽然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但并不僵化的原因。反而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处于创新集团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对最初的选择产生依赖性，从而因为这种选择本身具有的发展惯性以及自我积累放大效应，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择，产生所谓的“路径依赖”。甚至中央政府比地方团体更容易变革，不断地推出政策除旧立新，因为获益的团体往往都不愿意改变现状而缺乏整体的观念。 总的而言，中国改革最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模式或改革范围，而是依照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目标和手段，这也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几乎是在没有什么成功经验和理论可以借鉴及参照下，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来的发展事实表明，中国在近30个经济转轨国家中是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改革之路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改革不同，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改革策略，以灵活多变的政策为手段，从最容易的地方改革，从最小阻力的方向改革，首先由农村开始，以渐进方式逐步推向城市；由开放沿海地区开始，吸收国外资金技术及管理方法，通过实行双轨制来减轻改革所引起的震荡。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一影响深远的创举[15]（P29）。也正是由于多变的政策适应了改革时期变化大、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等特点，减少了改革中的摩擦损失。 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理念和改革目标就不是十分清晰、统一、固定，而是十分模糊、分歧众多、不断变化。这反映了传统意识形态对探索改革理论的强有力的制约。随后这一制约性在不断下降，反映了理论界与决策者对改革的知识积累不断增加，知识来源不断多元化，逐步从封闭式学习争论，走向开放式学习、交流和创新。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既没有先知先觉也没有固定僵化的模式。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试错中进行的改革，有一种允许试验与失败的环境。此外，也是个不断创新的改革。中国的决策层已经学会适应变化，并且顺应变化的形势发明新的规则。他们不断地倾听变化的声音。他们有时发现，正是声音的消失，也就是寂静反而是最大变化的前奏[2].面对变化，领导人能迅速做出反应。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政策往往是非正式、非规范的，所以变起来比较容易，这是它的优点，也是缺点。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等渐渐步入轨道、转型成功之后，国家进入一个自我调节、有章有节的阶段，政策缺乏可预见性的不足会暴露出来，稳定的、长期的、规范的各种制度将更能有效的调节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制度化程度越高，其制度效率就越高[16]（P65）。灵活的柔性政策驾驶着中国这趟列车快速前进，但列车需要方向。政策固然添足了燃料，但政策的多变性使其具有不稳定、短视的缺陷，没有一个长期的整体的规划，通常解决了一个问题，伴随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因此，如何把政策的灵活性与制度的稳定性结合起来，扬长避短，恐怕是中国发展之路上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注释： ①无可否认，在中国，政策的地位和作用几近法律，这与中国几千年都没有形成法治环境有关。然而，这里的政策治国与国家倡导的依法治国并不相悖，前者主要描述了政策对经济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后者则主要从行为规范的层面表达了国家以法律来处理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公民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态度。 ②胡鞍钢把学习能力视为中国之路的成功经验之一[1]. ③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各级政府都要把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民主决策作为政府决策的基本准则。要建立和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和制度，健全决策规则，规范决策程序，提高决策透明度，强化决策责任，减少决策失误，防止滥用权力滋生腐败。要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凡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不许个人独断专行。要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和评估制度，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必须进行专家评估和论证。要建立决策听证制度和公示制度，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决策，必须进行听证和公示，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要建立和完善决策后评价制度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形成决策失误的纠错改正机制，对违反决策程序、滥用职权造成损失的要追究责任。 ④如果不区分政策和制度原本的含义，在中国政策变迁相当于制度变迁。而从政策起到的作用的看，在中国谈政策变迁似乎更有意义。 中国发展论文:论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奢侈品 本土奢侈品牌 影响因素 营销对策 [论文摘要]奢侈品领域的巨头，在中国市场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该文通过对奢侈品市场的研究，分析了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促进中国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一些对策。 一、奢侈品以及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特征 目前，国际上一般把奢侈品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奢侈品是指市场上那些价格和品质比值为最高的商品。无论人们对奢侈品有着如何的理解，无论奢侈品行业如何的发展，纵观形形色色的奢侈产品，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征元素。 1．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奢侈品显然具有高价格，是同类商品中最贵的。 2．稀有性特征。奢侈品是一种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品中常常包含着或是一定量的短缺资源（如紫檀木、黄梨木等），或很高的科技含量，或很高的人文因素， 3．炫耀性特征。奢侈品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是消费者炫耀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 4．地域性特征。奢侈品带给消费者梦想和品位的同时，而且无论无形当中增加了多少生产成本，奢侈品的欧洲原产地是不会转移的（奢侈品中只有极少数美国品牌）。 5．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艺术美学，奢侈品被赋予了许多的文化、历史、艺术、哲学和社会涵义，其背后有一个由几十年或上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体系支撑，是一种高品位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 （二）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的意义 中国奢侈品牌的出现首先要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功。从更深的角度，中国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出现及流行，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下的中国文化做背景，在这种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化奢侈品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乃至一个大国的形象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将大大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崛起意味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平民贵族化风潮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低质量的廉价品，其消费品位逐渐升级。对于未来的我国市场来说，奢侈品不言而喻是黄金产业，是能够给企业带来高利润、给消费者带来高层次精神享受的商品。 二、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以及影响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因素 （一）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倾向与态度的逐渐改变，使中国正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新的主力市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奢侈品市场的年销售额20亿多美元，约占全球650亿奢侈品消费的3%，实际上，中国人支撑的奢侈品市场还不止全球奢侈品销售总额的3%，因为这只是中国国内的奢侈品销售额，没有包括在境外的购买量。 （二）影响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因素 1．中国消费者偏好国际品牌。中国对奢侈品品牌盲目崇拜，他们心中奢侈品品牌总是和欧洲印象联系在一起，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在体会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奢侈品而言，品质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历史往往赋予了奢侈品更多的涵义。 2．国内企业缺乏奢侈品品牌化运作的理念。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对奢侈品品牌概念还在认识模糊的基础上，我国奢侈品品牌发展现在处于初始阶段，缺乏长期战略考虑。品牌根本不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甚至3～5年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采取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现有的品牌凤毛麟角，很多企业还选择和大牌合资，沿用他们的生产和设计，以至于产品缺乏奢侈品品牌背后的一些元素，比如原创性的设计思想，以及赋予这个品牌的历史感和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3．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奢侈品牌的产生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以形成独特的品牌理念。同时，人们对奢侈品牌的理解与认可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在我国，企业对品牌的重视也才一、二十年的时间，奢侈品牌的培育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随着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三、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营销对策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组合，做到国际品位的时尚化 奢侈品牌的塑造需要很长时间，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同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此通过奢侈品牌的运作来实现盈利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由于奢侈品牌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承载，因此在奢侈品牌塑造上，不但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品牌资源，创建一个品牌强有力的、极具吸引力的故事；还需要对其注入独特的中国元素或符号，如丝绸、刺绣、云锦及茶文化等。在此基础上，运用西方化思维，搜集、保留奢侈元素；借助国际顶级设计师的品牌，中西贯通实现中西合璧，将人们对东方的感觉神秘化、时尚化，为现代新贵族塑造东方生活风格。 （二）立足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市场机会，满足客户需求 奢侈品牌属性及消费者奢侈心理的研究结果证实：奢侈需要距离，这种距离可以与久远的历史、不同国别文化的地理跨度，以及卓尔不群的地位高度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奢侈品销售额的增长，虽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群，但从统计数字来看，对于大多数本土奢侈品牌而言，国内消费市场还不够成熟；国外市场则可能提供更多的机遇。 （三）遵循奢侈品牌运作的规律，分阶段进行营销规划 奢侈品牌这一个领域，无论是运作服饰、珠宝、汽车或是名酒，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品牌是否能够成为特定阶层的典型标志，是否能够创造愉悦和舒适的消费体验。因此不同于传统实用品牌的运作规律，奢侈品牌的运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 1．锁定细分的目标客户。目标客户就是那些有显赫身份的金字塔尖人群，与这些富裕人群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研究他们的需求，了解奢侈品牌传承的理念和精神是不是目标消费群最欣赏的。 2．通过专卖店管理客户，通过高端印刷品做广告。奢侈品牌的重要支柱就是名望，因此通过系列公关活动，与国际显赫人群、社会名流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在向他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拉近距离，提升品牌国际形象。 3．通过电视等媒体亲近大众消费者，以记录片形式进行品牌推广和奢侈品知识普及。通过大众消费者对显赫人群的选择性的模仿消费扩大奢侈品牌销量，同时进一步强化品牌区隔。在市场定位上，奢侈品牌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此，要维护目标客户的优越感，就要使大众与他们产生距离，使认识品牌的人与实际拥有品牌的人在数量上形成巨大反差。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法律思考 内容提要： 2003年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9月21日，证监会给各家基金公司下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本文旨在此背景下，对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和发展作大概论述，以及对中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从法律角度加以思考和分析。 关键词： 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金融监管 立法 在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货币体系的金本制度崩溃以来，金融领域的不断创新，金融衍生工具的推陈出新使得整个金融体系不断换血。阿诺德.希尔吉认为,金融创新指改变了金融结构的金融工具的引入和运用.金融工具的创新是最普遍、最基本的类型。 从美国“Q条例” 的出现到其很快的退出金融监管体系，我们不难看到任何关于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创新也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在开放式基金在国内得以准入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又将推出，国内关于货币市场基金的争夺战看来即将落下帷幕，博时、华安和招商三家公司有望成为首批获得牌照的货币市场基金管理公司。货币市场基金的设立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并促使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实现连通。但是，根据美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现实，国内的银行业和货币政策当局也将因此承受巨大的冲击。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规范还有待创建，我们对此的法律研究刻不容缓，鉴于笔者的学识粗浅，本文仅就中国推行货币市场基金作一些法律思考。 一、货币市场基金概述 （一）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美国是货币市场基金的发源地，也是目前货币市场基金发展最成熟、资产规模最大的国家。所谓货币市场基金(Money Market Funds ，MMF)，是指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对象的基金。投资对象主要包括：短期国债、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回购协议、银行承兑汇票等货币市场工具。 在货币市场基金出现之前，美国个人投资者往往难以进入货币市场，获得高的收益。为了限制商业银行的恶性竞争，美国国会对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规定了上限，这就是所谓的"Q条例"。该条例规定，银行对于活期存款不得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利率设定最高限度。后来，“Q条例”变成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代名词。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解除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管理法案》，揭开了利率市场化的序幕。此后的6年中，美国分阶段废除了“Q条例”，而于1986年3月实现了利率市场化。 应该说，在美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多种货币市场工具功不可没。从美国的经验看，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了良性的影响。 1971年货币市场基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这一状况。1971年，华尔街两名证券商正式创立了货币市场基金。美国创建货币市场基金的最初动因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Q条例”废除后产生的利率歧视。“Q条例”的优秀思想是以低利率促使经济扩张。 金融创新的成本不低，但极易模仿，且被超越的周期很短。同业之间很快可以借鉴，可以模仿。 货币市场基金诞生后，对美国基金市场产生了重要意义。1981年、1982年，在美国的基金市场上，货币基金占基金市场70%左右的份额，最高曾达到73%。可以说，是货币基金挽救了整个美国的基金市场。从美国货币基金发展的历程来看，经济陷入滞胀是货币市场基金最初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因为在经济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人们更钟情于安全、稳定的投资方式。 （二）货币市场基金的特征 我们从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过程中，不难看出这一投资基金类型的如下基本特征： 1．货币市场基金属于专门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组合对象的追加型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有着共同投资基金的一般组织形式与基本特点，即也是一种以信托原则为前提的间接投资方式，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者与基金资产托管者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原则也是一致的； 2．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较为稳定。由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对象，是一些期限较短、流动性较高、风险相对较小的货币工具； 3．货币市场基金一般为开放型基金。从前面我们一再分析到的可以看出，70年代货币市场基金在美国出现之时，就形成了一种惯例性的规定，即允许基金凭证持有者据其持有的金额签发支票变现，犹如活期储蓄，当然，投资者也可以根据情况和自己的需要，按基金资产净值认购新的凭证单位，增加投资，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开放型投资基金。这里，货币市场基金之所以基本采取开放型，也与其投资组合对象有关，因为投资的各种货币工具期限都非常短，交易差价相对较小，收益并非象那种股权投资基金一样变动幅度较大，如果不给予一种灵活变现和随时进出的方便，就不会有多少资金投资货币基金，因为人们会自然转向传统的已经习惯了的商业银行储蓄形式，所以，为了增加吸引力，取得与存款货币金融机构储蓄一样的方便与灵活性的同时，又可提高收益率，货币市场基金也必须采取较为开放式的组织形式；况且，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市场利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货币市场基金相对受到利率管制的传统储蓄方式具有较大优势，如果采取封闭式的组织形式，在这种市场利率上升环境中，也不利于基金管理机构不断增加新进资金量，扩展其规模和影响。因此，从货币市场基金自身发展的主动性角度看，也宜于采取开放式； 4．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目的多元化。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显示，这一基金类型是一种最为成功的金融创新形式之一，因为其产生时的最主要目的是为规避当时的利率管制和减少对中央银行交存法定准备金所产生的相对机会损失，也就是，货币市场基金首先是一种为规避金融管制、获取较高收益而存在一种投资方式；有些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组合对象全部是国库券，这除了同样获取国库券市场上的较高流动性与稳定收益外，更主要是为了避税之需，因为投资国库券是可以免税的，这对于那些高收入的公众个人与拥有大量收益的机构来讲，更为重要； 5．在对货币市场基金的管理中，清算要求较高。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多采取开放式，而且允许投资者随时据以签发支票用于转帐或支付，投资组合中工具期限也较短，因而一般地，每天都要进行资产价值的评估与清算，以便知晓基金资产的净值，使投资者能够随时追加投资或者退出。由此，资产与资金的评估与清算工作必须跟得上，并设置一定量的窗口，方便投资者进出。但由于这些管理工作是消耗成本的，所以，为了使得单位成本降低到应有水平，货币市场基金的发起规模应当足够大，以便产生规模收益； 6．风险较小。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将大量小额资金集中起来统一投资到原本风险就较小的货币市场工具，通过规模组合的方式，使各种货币市场工具在流动性上互补，从而使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降到微不足道的水平。与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相比，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比较稳定； 7．交易不收手续费，管理费也较低。 （三）美国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法律规范 美国投资基金是美国法规管理最严格的经济实体，投资基金不仅要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各级管理层、基金持有者公开披露其所有信息，增加透明度，而且其运作的全过程也要受到严格的监管。比如，《1933年证券法》要求基金公司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有关基金所有情况的申报说明书以供备案，同时要求基金公司提供近期招股说明书，详细说明基金管理、投资策略、目标以及其他必要资料，并且还对基金广告的类型和内容进行了限制；《1934年证券交易法》规定了在购买和销售基金份额方面的各种反欺诈条例，规定投资基金发行及经销要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家证券交易商协会的监管；《1940年投资咨询法》对投资基金投资咨询者的各种活动进行了明确的规定；《1940年投资公司法》规定投资基金必须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报批，在禁止自营、防止利益冲突、保持资产完整、避免基金公司和持股人不合理的收费或付费等方面也都制定了详细的条例。健全的法律规范对美国投资基金安全运作和稳定发展发挥了较好的制度保障作用。 二、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一）自1991年"珠信基金"和"武汉基金"设立以来,目前基金发展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 产品比较单一、销售渠道正在制约基金市场的发展。1997年11月14日，《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中国证券市场开始步入激情四射的“新基金时代”。2003年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9月，好消息接踵而至。先是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及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思路，接着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穆怀朋明确提出，央行今后将重点发展货币市场基金。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对货币市场基金表示支持；9月21日，证监会给各家基金公司下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10月15日,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公开表示,银监会将支持一切合法金融创新。此语意味深长。从美国的基金发展历程看，可以说，货币市场基金在一定程度上挽救和推动了其整个基金产业。 （二）在短短的10多年中,我国的基金业虽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与美国基金业相比,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1.基金规模较小、基金形式单一。从组织形式上看，我国目前发行的基金中绝大多数为封闭式基金，1997年以前发行的75只基金全部为封闭式基金；1998-2001年新成立的基金中，封闭式基金有48只，开放式基金仅有3只。2.基金的投资领域不确定。美国的基金的投资领域绝大部分都是单一且清晰的，如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投资目标细化、投资对象集中。而我国1997年以前的基金除投资于股票市场、国债市场以外，还涉及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高新技术项目等；1997年以后设立的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和债券等，基本上都是"全能基金"，投资目标不清晰。3.基金风险较大。由于基金大多以封闭式为主，且主要投资于资本市场，投资者只能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保持其流动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基金的整体风险较大。综合而言，这些基金的整体风险与宏观经济因素、资本市场的整体表现以及投资项目的表现密切相关--当宏观形势不好、资本市场走低、投资项目亏损时，这些基金投资者缺乏备选的投资品种，从而可能被套。这意味着我国目前的投资基金结构不能很好地规避投资风险。4.基金角色不清。基金的投资原则是为投资者规避风险、谋取收益，由于目前我国的基金绝大多数都是封闭型的、投资领域不确定、流动性较差，所以，这些基金实际上扮演的是为企业提供长期融资的角色，投资者则往往把基金当作一种债券来投资、或者当作股票来炒作，从而扭曲了基金的本来意义。 三、货币市场基金法律思考 金融的创新，随之而来的是法律和制度的创新，制度和法律的创新一样为金融创新创设必要的条件和空间。从货币市场基金的开放式基金优势我们不难理解市场对其所表现出的关切和欢迎，更何况中国证监会周小川主席有言在先，对于基金要“超常规、创造性地发展”。然而，仅有官方的支持与民间的热情并不意味着就能把事情办好，毕竟开放式基金与以前的封闭式基金还存在差异，原有的法律规范本就有待完善，封闭式基金在实践中所反映出的问题表明在开放式基金正式运作之前需采取妥善措施加以解决，以避免重蹈覆辙。因此，对开放式基金的监管以及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事实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鸿儒所强调的基金发展应“从严监管、规范运作、稳步推进、大胆创新”，也正体现了这样的要求。 （一）应该说，1997年11月国务院批准、证券委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已为开放式基金的发展预留了法律空间。《暂行办法》第6条明确规定：“基金发起人可以申请设立开放式基金，也可以申请设立封闭式基金。”此外，第7、13、14、26、55条也都针对开放式基金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不过，总的来看这一法规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规定得较粗，特别是对开放式基金的一些具体问题缺乏调整规范，适用上也存在缺陷。 今年10月12日，中国证监会《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进一步完善了开放式基金的法律体系，预示着基金业的试点将进入由封闭式逐步转向以开放式为主的新阶段。此外，管理层对待开放式基金的态度、相关考虑以及未来更高层次法律规范的走向，也可从《试行办法》中初窥端倪。 （二）2003年9月中旬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明言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并在其后根据现行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相关规定： 1、凡是基金的名称中包括“货币”、“现金”、“流动”、“短期债券”、“现款”等类似术语的基金，都要符合该《暂行规定》的要求。《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了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范围。明确指出：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具体包括以下的金融工具：现金；银行定期存款、协议存款或大额存单；剩余期限小于397天的短期债券；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经银行背书的商业承兑汇票以及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货币市场基金不能投资于高风险的金融品种，在征求意见稿中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方向也有一定的限制，如不得投资于股票、长期债券、信用等级在AAA级以下的企业债券等。 2、对已经递交货币市场基金申请的审批主要有四道程序：申请材料上报；证监会审核；专家咨询委员会评议；批准通过。此外，银监会将对提交申请待筹的货币市场基金出具意见。这里可以看到管理层对推出货币市场基金还是非常的谨慎。在进一步立法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细化审批的责任和权利限制。 （三）对发展MMF的几点建议： 1、根据目前的情况，由于相应法律和监管措施的缺位，由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加上诸如国有银行改制、抵押贷款证券化、存款保险制度等还未完成。为避免因MMF造成的冲击，比如最直接的影响是银行面临储蓄分流、货币政策面临冲击，在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和投资范围自然也应循序渐进。 2、货币市场基金尽管在我国尚未问世，但它在西方已存在几十年，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我国引进这一基金类型，在运作机制等技术环节方面，不可能与国际惯例差别太大，而且这种引进也容易。但出了纠纷，则不能按他国法律予以裁决。所以，法规制定应当先行，这尽管看起来有悖常理，却正是转型国家在很多领域中尤其是学习西方市场机制时所首先应予以注意的，也就是，制度安排是最需要的。 3、应当尽快建立中国清算银行，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清算机制。加速《基金投资法》的起草和制定。《基金投资法》应当明确货币市场基金的设立原则，各方当事人间的关系，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领域，管理原则，分配制度，会计核算原则，监管体制，风险控制原则，以及违规处罚措施等从法律上先加以规范。 四、结语 任何一项新制度、新工具的推出都意味着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博弈各方也必定有喜有忧。“快鱼吃慢鱼”取代了“小鱼吃大鱼”的经济竞争模式。谁先抢占了市场的先机，谁就取得了瓜分市场奶酪的优先权。培养有实力的资本市场参与者，在与国际强手的竞争中抢得先机；也为履行对外承诺、允许境外资金入市提供一个较为稳妥的渠道。无论是作为基金的创新品种还是银行的系列产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当然制度的指引和法律规范的规范就起到良性的导航作用。在我国基金业发展的短短时间内，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规范的建设尤为重要，不能盲目求快，否则，市场一旦失去应有的规制，无疑会造成无法预计不仅仅是社会效益的损失。因此，应当及时启动相关的法律专题研究，加快《基金投资法》的出台。以便使货币金融市场更加健康和规范的发展。 中国发展论文:论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奢侈品 本土奢侈品牌 影响因素 营销对策 [论文摘要]奢侈品领域的巨头，在中国市场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该文通过对奢侈品市场的研究，分析了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促进中国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一些对策。 一、奢侈品以及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特征 目前，国际上一般把奢侈品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奢侈品是指市场上那些价格和品质比值为最高的商品。无论人们对奢侈品有着如何的理解，无论奢侈品行业如何的发展，纵观形形色色的奢侈产品，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征元素。 1．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奢侈品显然具有高价格，是同类商品中最贵的。 2．稀有性特征。奢侈品是一种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品中常常包含着或是一定量的短缺资源（如紫檀木、黄梨木等），或很高的科技含量，或很高的人文因素， 3．炫耀性特征。奢侈品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是消费者炫耀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 4．地域性特征。奢侈品带给消费者梦想和品位的同时，而且无论无形当中增加了多少生产成本，奢侈品的欧洲原产地是不会转移的（奢侈品中只有极少数美国品牌）。 5．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艺术美学，奢侈品被赋予了许多的文化、历史、艺术、哲学和社会涵义，其背后有一个由几十年或上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体系支撑，是一种高品位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 （二）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的意义 中国奢侈品牌的出现首先要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功。从更深的角度，中国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出现及流行，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下的中国文化做背景，在这种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化奢侈品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乃至一个大国的形象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将大大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崛起意味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平民贵族化风潮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低质量的廉价品，其消费品位逐渐升级。对于未来的我国市场来说，奢侈品不言而喻是黄金产业，是能够给企业带来高利润、给消费者带来高层次精神享受的商品。 二、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以及影响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因素 （一）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倾向与态度的逐渐改变，使中国正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新的主力市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奢侈品市场的年销售额20亿多美元，约占全球650亿奢侈品消费的3%，实际上，中国人支撑的奢侈品市场还不止全球奢侈品销售总额的3%，因为这只是中国国内的奢侈品销售额，没有包括在境外的购买量。 （二）影响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因素 1．中国消费者偏好国际品牌。中国对奢侈品品牌盲目崇拜，他们心中奢侈品品牌总是和欧洲印象联系在一起，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在体会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奢侈品而言，品质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历史往往赋予了奢侈品更多的涵义。 2．国内企业缺乏奢侈品品牌化运作的理念。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对奢侈品品牌概念还在认识模糊的基础上，我国奢侈品品牌发展现在处于初始阶段，缺乏长期战略考虑。品牌根本不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甚至3～5年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采取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现有的品牌凤毛麟角，很多企业还选择和大牌合资，沿用他们的生产和设计，以至于产品缺乏奢侈品品牌背后的一些元素，比如原创性的设计思想，以及赋予这个品牌的历史感和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3．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奢侈品牌的产生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以形成独特的品牌理念。同时，人们对奢侈品牌的理解与认可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在我国，企业对品牌的重视也才一、二十年的时间，奢侈品牌的培育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随着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三、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营销对策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组合，做到国际品位的时尚化 奢侈品牌的塑造需要很长时间，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同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此通过奢侈品牌的运作来实现盈利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由于奢侈品牌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承载，因此在奢侈品牌塑造上，不但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品牌资源，创建一个品牌强有力的、极具吸引力的故事；还需要对其注入独特的中国元素或符号，如丝绸、刺绣、云锦及茶文化等。在此基础上，运用西方化思维，搜集、保留奢侈元素；借助国际顶级设计师的品牌，中西贯通实现中西合璧，将人们对东方的感觉神秘化、时尚化，为现代新贵族塑造东方生活风格。 （二）立足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市场机会，满足客户需求 奢侈品牌属性及消费者奢侈心理的研究结果证实：奢侈需要距离，这种距离可以与久远的历史、不同国别文化的地理跨度，以及卓尔不群的地位高度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奢侈品销售额的增长，虽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群，但从统计数字来看，对于大多数本土奢侈品牌而言，国内消费市场还不够成熟；国外市场则可能提供更多的机遇。 （三）遵循奢侈品牌运作的规律，分阶段进行营销规划 奢侈品牌这一个领域，无论是运作服饰、珠宝、汽车或是名酒，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品牌是否能够成为特定阶层的典型标志，是否能够创造愉悦和舒适的消费体验。因此不同于传统实用品牌的运作规律，奢侈品牌的运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 1．锁定细分的目标客户。目标客户就是那些有显赫身份的金字塔尖人群，与这些富裕人群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研究他们的需求，了解奢侈品牌传承的理念和精神是不是目标消费群最欣赏的。 2．通过专卖店管理客户，通过高端印刷品做广告。奢侈品牌的重要支柱就是名望，因此通过系列公关活动，与国际显赫人群、社会名流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在向他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拉近距离，提升品牌国际形象。 3．通过电视等媒体亲近大众消费者，以记录片形式进行品牌推广和奢侈品知识普及。通过大众消费者对显赫人群的选择性的模仿消费扩大奢侈品牌销量，同时进一步强化品牌区隔。在市场定位上，奢侈品牌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此，要维护目标客户的优越感，就要使大众与他们产生距离，使认识品牌的人与实际拥有品牌的人在数量上形成巨大反差。 中国发展论文: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双重维度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双重维度； 不平衡性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面向两个维度，即“中国化”和“还原化”。但是，二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并不处于平衡状态，它们之间的天平指针指向“中国化”的一方。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现实中考量，这两个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变的历程都是不平衡的。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猛然惊醒。他们开始抛弃往昔“天朝型模世界观”①的心态，放下泱泱大国的架子，反思中国自身的内在不足，并进而以较为开放的胸怀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器物文化（“船坚炮利”之类）、制度文化（西方政治制度）引进之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国落后衰败的颓局。因而，国人日渐意识到输入精神文化（哲学、思想等）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形式下传入中国的，具体而言，它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层面文化进入中国的。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经历了一个不断本土化亦即中国化的过程。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它却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即马克思主义是直线上升式地一路“中国化”下去。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指向“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内在张力之下和双向互动之中不断“中国化”的。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现实中考量，“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变中都是不平衡的。 一、 双重维度的不平衡性的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曲折的复杂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直线的简单的过程。从理论层面看，“中国化”和“还原化”两个维度都是这个过程得以展开的逻辑要求。以下，本文试图从哲学解释学和文化交流与互动两个理论视角分析二者之间的不平衡性。 首先，无论是“中国化”还是“还原化”，其中的“化”在本质上说都是一种诠释。这里所说的“诠释”，是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诠释，包括“解释”、“理解”和“应用”三个方面。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言，“还原化”主要是指“解释”和“理解”方向的诠释，而“中国化”主要是指“应用”或者说实践方向的诠释。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处于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具有现实指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实质也就主要是中国人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过程。此处的实践指应用性诠释。而根据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1]创造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这样，同一文本由于解释者之间的主体差异就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承认了这种意义多元论，也就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诠释。中国化诠释的结果必然会受到作为实践主体的中国人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民族心理结构尤其是时代主题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基于对时代主题的解答和对实践的不断总结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然会带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然而，一味地“中国化”诠释肯定是失之偏颇的。虽然复制或重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始意向的所谓“绝对客观的文本诠释”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这种照像式的复制由于丢弃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而陷于故步自封，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而走向另一极端，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随意的主观解释，而放弃对作者原意的探究。在中国，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的，而没有“还原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经验主义的，我们是需要“还原化”为“中国化”提供学理支持的。因此，我们要尽量“走进”马克思主义文本。为了最为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客观原义，诠释主体必须首先最大限度地排除其主观意向，通过抽象思维把自己融入马克思主义创作者的精神境地，这样才能超越时空的局限，设身处地地再现和体验其原始意向。这种学术性的“还原化”是实践性的“中国化”创造诠释的前提和基础，前者要服务于后者。再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是要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中国化”的诠释维度必然是二者之中相对重要的。 其次，相对于中国本土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既然是外来文化，其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就必然会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产生交流和互动的关系。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孕育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成分很多，有些地方甚至是完全相对的。譬如，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主客二分的。而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是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因而，它必须照应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理背景和文化口味，以便中国人愿意并能够接受其基本观念。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互动中积极主动地本土化，营造两种异质文化系统的共同“视界”。此处所说“本土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之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动力，也正在于它能够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优秀本土文化相结合。它在传入中国后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不断地从中国老百姓不熟悉的欧洲形式转变为他们所熟悉并津津乐道的形式，使其理论具备了中国特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发生了中国化的演变。然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并不只限于这一个方面，而是双向的。既然是互动，那么作为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意义必然会展现一定的辐射能力，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某种程度的规范和导向作用。所以，我们不能设想会有一种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退一步说，既使会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的理论形态，我们也不能将之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念，必定要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保证这种血缘关系的连续，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反观、回顾或还原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原始义理，从而客观、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的始初面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因此，“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如果只有“中国化”而没有“还原化”，则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精神就会逐步丧失，从而导致扭曲乃至篡改马克思主义。这样，“中国化”也就因为不能担保“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而使它所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失去生命之根。相反，如果只有“还原化”而没有“中国化”，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展，它的现实意义也无法得到展开，这种纯粹的“还原化”在中国也就失去了价值。历史也证明，纯粹原样的没有发生本土转化的外来文化（如佛教的唯识宗）在中国是没有办法长期生存下去的。因而，“中国化”和“还原化”的维度不应该是平衡的，二者的天平指针是指向“中国化”的。“还原化”是形式，“中国化”才是实质，“中国化”是在“还原化”的形式下进行的，“还原化”是为了“中国化”。 但是，我们必须同时关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双重维度，使处于不平衡状态的“中国化”和“还原化”进行良性互动。“还原化”确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异”，注重前后理论形态的延续性，能够固守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中国化”则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一”，注重前后理论形态的变异性，能够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是开放的体系。真精神和新境界则是马克思主义开放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 双重维度的不平衡性的现实考量 西方哲学发生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从认识论到实践论两次范式转换。而我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近代意义的认识论范式中进行研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其实践思维的特征。其实，马克思早在被后人视为其哲学体系特别是唯物史观创立标志①之一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明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改变世界”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认识论谱系向实践范式转变的重要提示。于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要求面向现实的，它具备突出的实践性特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必然具有强烈的实践要求。经过“中国化”的创造性诠释，它能够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先进武器。 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经过、陈独秀、艾思奇、瞿秋白、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人从学术层面对之进行传播和阐释的阶段之后，逐步由学术领域过渡到政治领域，从而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课题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层面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从而为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提供了指导思想。 时至今日，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四次历史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方针，从而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建国后，他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找到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这个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正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到了新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阶层复杂化、社会结构多元化。党如何在这种复杂情境中保持先进性并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问题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驱力。以为优秀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内涵的党建新理论、新思想，特别是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当今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日益加强，但是同时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单一追求GDP发展，而以环境污染和过渡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城乡差距增大等等。鉴于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于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十七大报告中，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确定为当今主题，进而把包括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了完整的、一贯的统一体。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是党最可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创造性整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应该指出的是，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需要不断反思的。但是，由于它除了具备理论功能以外，还担负着更为重要的指导实践的意识形态功能，而时代课题往往具有当下的、迫切的性质，所以，反思和完善的任务更多地要由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个层面也确实经历了从学术转向政治到学术辅助政治的过程。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要为政治层面服务，为其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而政治层面要为学术层面提供思维方向和学术环境，不能利用政治的优势地位不适当地干预正常的学术思考。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会更为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事实证明，没有发生本土演变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没有市场的。抗战初期，王明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引起党内极大混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这个教训提示我们，缺乏对中国革命的了解，缺乏实际经验的学院派做法是要不得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然而，探寻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还原化”也是必须的，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很难保证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性。原因有三：第一，马克思主义引进的源头是二手资料。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而中国最初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来自日本和苏联。因此，我们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两次翻译，即首先从德语翻译成日语或俄语，再由日语或俄语翻译成汉语。而从翻译学的角度看，每次翻译所得的译文都不会完全符合文本原文，因为译者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与文本所蕴涵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是有差异的。这样，经过再次转手翻译而成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就会产出某种程度的偏失。第二，长期的教条主义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义的把握。上个世纪30年代直至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居于“正统”是以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蓝本的苏联教科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造成学界长期只重原理而不重原著的风气。第三，上世纪90年代，重“论”轻“史”的局面不利于深探马克思主义真义。这个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着重发挥己“论”而不着重“史”的原貌。而且，作为“论”之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挤压在一个平面，对早、中、晚期马克思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发展的立体历程缺乏有深度的考察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涉猎的也大多是西方哲学的著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这种做法显然不是探究马克思主义本真义理的最佳途径。因而，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是学术层面的，加强对它的研究也并不代表它可以与“中国化”的维度相提并论，二者之间是不平衡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是服务于其“中国化”的。它不仅要服务于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间接服务于其政治层面。 事实也确实如此。与“中国化”维度的繁盛相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还原化”维度是不景气的，只有两次高潮。第一，1978年，中国首次马哲史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此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为一门重要学科，为展现本来面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可以视为从哲学这一侧面对马克思主义一次“还原化”。第二，1999年，张一兵先生《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出版。虽然他的本意仍是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当代生成，但是此书却激起了学界对原教旨意味的马克思主义的探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如聂锦芳、郝敬之等越来越注意到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重要性，并进而强调了版本考证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过程稿和笔记的研究。一些代表性的成果随之问世。这无疑也是一种“还原化”思潮。 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还原化”的两个维度的不平衡性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还原化”的维度，而是应该在学界前辈“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此项工作。经过自己对第一手文本的认真解读，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与当代语境更好地融合起来，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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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论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分析论文 摘要：包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的执政党的建设有许多方面的内容，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建设是其中之一。这一命题自同志提出之后，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并成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认为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并阐述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若干思路。 关键词：执政理论基本内容建设思路 同志在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党的执政理论建设”这一命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党的执政理论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构架，并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建设，深人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可见，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已经成为党的执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加强以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为重点的党的执政理论建设。 一、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 党的执政实践需要党的执政理论进行指导，而党的执政理论的发展滞后于党的执政实践的发展，尚不能很好地满足党的执政实践的需要。因此，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这是保证我们党科学地进行党的执政实践的需要。 第一，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完成党所肩负的执政使命的需要。我们党经过不断地努力，已经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将一个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新中国。进人2l世纪，我们党肩负着进一步将新中国带人全面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的执政使命。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问题会更加复杂、困难会更加突显、任务会更加繁重，这就对党的执政理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后用这方面的理论加以指导，用发展了的党的执政理论来指导党的新的执政实践，以完成好党所肩负的执政使命。 第二，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科学地把握党的执政规律的需要。我们党在执政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遵循执政党必须遵循的执政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循中国共产党执政所特有的特殊的执政规律。因此，必须从理论上概括和总结这些规律，从理论上科学地把握我们党的执政规律，这就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具有很多必须把握的新的规律，这些规律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来了解、认识，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来科学地把握、运用。 第三，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进一步总结党的执政经验的需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我们党执政55年来的主要经验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提出了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而党的执政理论并不仅仅包括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因此，为了进一步总结党的执政经验，就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的其他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对我们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经验全面地加以概括和总结，并将概括和总结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经验作为其中的重点，使这些经验上升为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内容，从而丰富和发展党的执政理论。 第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解决党在执政中存在问题的需要。我们党在执政的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受住了各种风浪的考验，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党的执政理论还存在着不足，还必须解决各种新的问题，因而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决定》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果将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一个是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影响党的执政成效，都需要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党的执政理论加以指导，才能很好地加以解决。 二、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 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内容非常丰富，《决定》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构建，构画出党的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党的执政理论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是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本质内容。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党执政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是我们党执政的价值取向。有了正确的执政理念，才能根据这些执政理念进行执政，因此，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首先必须加强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理论建设。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国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思想，都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的重要内容。概括地说，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为优秀，构建党的执政理念体系。 二是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基础内容。党的执政制度包括基本执政制度和执政体制、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方面。因此，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从理论上回答我们党执政的基本制度的内容、实现形式、科学性等方面的问题，回答我们党同人大的关系，同司法、参政党、社团等的关系，以及回答党政分开等方面的问题等。党的执政制度在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也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因此，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以此作为根本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加以进行：必须有助于指导党的执政制度方面的建设，有助于党的执政体制的改革和发展。 三是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主要是从思想、道德、作风等方面，对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回答和解答，以提高我们党的执政水平。我们党历来十分注重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党的执政道德建设都做过一系列的论述，而且加强党的执政道德建设有助于提高我们党的执政道德素质、领导素质，有助于我们党经受执政考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归根结底有助于我们党完成执政的使命。因此，加强党的执政道德方面的理论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 四是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根本内容。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必须紧紧围绕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从理论上解答这两大课题、回答怎样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进行。《决定》对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从理论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回答和解答：论证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概念，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指出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 伟大工程，等等。这就从最基本的方面，构建了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框架，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扩展、发展和完善。 五是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总体目标。这一理论体系，既应该包括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也应该包括对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骨干、执政基础、执政环境、执政本领、执政素质等的研究，应该是一个既有理论系统性、现实针对性，又有实践指导性的理论体系。完善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决定》所搭起的基本框架为基础，以党的执政能力方面的理论建设为重点，努力形成一个系统的能够较好地回答和解决我们党在执政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思想理论观点的体系，形成一个能够很好地回答为什么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怎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论体系。 三、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若干思路 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必须从我们党的执政实际和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出发，对涉及党的执政的各个方面都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以便能够指导我们党的执政实践不断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必须明确提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任务。在改革开放之前，、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就对党的执政问题做出过一系列的论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党的执政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党的执政实践迫切需要明确提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任务。党的执政理论研究是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最基本途径，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研究计划、确定一批重点课题，组织相应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等课题的立项、研究中，必须将党的执政理论作为一项重要选题来确立，这是加强党的执政理论研究、完成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途径。 ——必须明确确定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主题。在半个世纪的执政实践中，我们党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大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许多执政理论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就必须要有一个更加明确的研究主题，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就是要围绕回答这个主题加以展开。笔者认为，这个主题可以定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这个主题可以具体化为“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决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实际上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这个问题：“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决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可以看成是对“怎样建设这样的党”的回答。 ——必须努力形成党的执政理论研究的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通过研究队伍的工作来进行和实现的，因此，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必须建立和形成一支素质较高、事业心强、对党负责、相对稳定的专兼职的理论研究队伍。必须通过课题立项等方式方法，组织、吸引一大批研究党建理论的理论家、理论工作者，专注于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由于党的执政能力涉及六个方面的内容，党的执政理论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因此，还必须组织、吸引其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和研究上来，这样才能使所形成的党的执政理论，更加全面、系统、科学。 ——必须继续总结党的执政实践方面的经验。我们党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决定》概括总结了六个主要方面。一方面，必须在这六个方面的基础上继续加以概括和总结，特别是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经验，概括和总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经验，概括和总结一些较为具体的经验，行业方面的执政经验，符合地方实际的执政经验等。另一方面，必须注意概括和总结我们党在注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之后的一系列执政经验，如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执政经验，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执政经验等，概括和总结《决定》做出之后所产生的新鲜经验。 ——必须积极运用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成果。《决定》是我们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成果的一次大的展示。当然，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建设还有许多其他成果，作为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要运用这些成果，就是要很好地运用《决定》中的成果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成果，来指导党的执政实践活动。必须广泛收集散见于报刊、杂志、书籍之中的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梳理，以利于运用；必须将党的执政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指导党的执政实践，搞好党的执政制度的建设和党的执政体制的改革，运用于指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执政道德水平，提高广大党员的执政素质和为民的本领，运用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之中。 理论分析论文:思想理论建设党建经验之本分析论文 论文关键词:思想理论建设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文摘要:善于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传统，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高度凝练而科学地系统总结了执政党60年自身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其中经验之一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本文详解了这条具有统领意义的基本经验，剖析其要义，解读其精髓，以期进一步彰显其重大意义。 善于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传统，建党以来特别是执政以来，党一直保持着对历史经验的尊重和对新经验的总结。经验是财富，经验是继续前进的动力，今天的中国处于新的世情、国情、党情下，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在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同时，执政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党建规律的认识都有待于不断提高，因此60年来的执政经验和60年来党在执政中的自身建设的经验都是弥足珍贵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高度凝练而科学地系统总结了执政党60年自身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它是四中全会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其中经验之一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这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详解了这条具有统领意义的基本经验，剖析其要义，解读其精髓，以期进一步彰显其重大意义。 一、科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党、兴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我党是一个一贯重视思想理论建设的党，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视为党的建设的灵魂，思想理论建设在党的建设中永远放在第一位。因为在中国，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党、兴党的科学理论。 回顾历史，随着近代中国的沉沦，先进的中国人奋起抗争和探索，不论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各种救亡图存运动由于没有科学理论指导，都归于失败。真正引导中国找到出路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它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以之作为指导工人运动的科学理论。正是靠这一政治优势，才能够在旧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社会里，建立起一只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从此中国革命面貌为之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找到的救国救民的科学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仅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中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纵观20世纪以来的历史，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及其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归根到底都是与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紧密相连的。 二、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要求我们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 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是丰富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拥有最先进的思想理论去能动地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拥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而且善于运用这一理论武装自己和指导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是抽象的、静态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动态的、相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具有不同的任务、特点和要求。因此，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必须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以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理论成果———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1]。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什么时候我们能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就能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如果我们思想僵化、保守，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事业就会受挫。我们要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仅要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更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不动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指导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正是基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思想，之后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束缚，系统地回答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找到了一条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等领导人曾试图探索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主、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及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成功开创出来，但思想及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中国要继续前行，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又必须超越它，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样的思想路线重新恢复，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共同构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撑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当历史发展到关键时刻，思想解放往往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开路先锋，使我们形成或进一步丰富、完善我们的科学理论体系，由于我党把思想理论放在首位，它又对实践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指导伟大的实践不断地走向前进，而鲜活的实践，又需要理论的不断与时俱进，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都是在持续不断地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而要用科学理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又必须使之大众化。这样党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三、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党建各项部署提供思想保证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因为党的建设历来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密切联系，围绕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即党的政治路线进行，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服务，这是党的建设的目的。是否围绕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加强党的建设决定着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而卓有成效的自身建设保证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同样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建设要确保始终围绕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为它起保驾护航作用的就是党的思想路线，即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前提和基础。在中国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武装全党，才能确保党建工作始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优秀。 执政党建设千头万绪，而党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这两大历史任务。同志曾经也讲过这样一段发人深醒的话，他说:“在充满挑战与希望的21世纪，我们党应该怎么加强自身建设，我们国家应该怎么奋发图强，怎么保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这是全党同志首先和经常考虑的非常重大的问题。要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那么要实现这样的党建任务必须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为抓手。思想是实践的先导，在思想理论建设中，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原则，从思想理论上不断加强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才能真正掌握执政党建设的本质要求，最终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党的建设的优秀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中国谁都清楚没有人民的支持，就没有共产党的江山，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为谁服务、为谁谋利，这是执政党建设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而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天中国社会转型为发展型社会，而发展型社会的到来又影响了整个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共产党站到这样一个新起点上，要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必须时刻把老百姓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中。而这一切的根本首先是从思想上真正把共产党锻造成为民、务实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创新发展理念，拓宽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切实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党就能永远立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不败之地。 坚持改革创新，是党不断增强生机活力的动力、源泉。能否改革创新，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而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优秀，这就要求执政党不断适应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要求，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用时展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和完善自己。我们在60年执政党建设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推进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和方法创新，不断为党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而这一切的创新，前提必须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研究执政党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保证党在任何时候都能顺应时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更好地完成了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 党风廉政建设已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所以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我们党从长期执政党建设的实践中得到的重要认识和结论。从党的作风上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同作风建设更是密不可分。党风是党的世界观和党性的外在表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党性就有什么样的作风，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增强党性，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端正党风的坚实基础。所以能否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因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问题实质是党的生存发展问题。 总结 我们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自身建设的经验，其中关键在于党的建设始终是围绕着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展开的，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 理论分析论文:中国市场转型理论的视角分析论文 摘要: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读及对有关问题的思考，在对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是社会学界)有关劳资关系的部分研究进行述评的基础上，笔者在文中提出应当结合市场转型相关理论，以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等论点为逻辑起点，构建有理论创新性和现实关照性的劳资关系研究。 关键词:劳资关系;工人阶级;市场转型;社会转型 劳资关系是指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它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经济学意义上的劳资关系更多的是强调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周新军，1999)。笔者认为，就社会学而言，劳资关系更多的是指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所说的劳资关系基本上定位于此。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讨薪及其引起的集体行动、群体性事件等反映劳资关系紧张、劳资双方矛盾大等方面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给了理论研究以现实层面的压力。而劳资关系研究是劳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认为要想对劳资关系有较为准确、深入的认识，就必须把它放在劳工关系、以及大的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来研究方可。 从本世纪初开始，社会学的市场转型理论风靡了国内社会学界一段时间。国外学界对该理论的研究和展开主要是以对前苏联和东欧的研究为基础的，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转型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基本上是仿效国外学者，主要将该理论应用于资本转换、精英转换、社会分层之类问题的研究上。笔者认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变革的巨大试验场里，市场转型理论的适用领域不止于上述几点，诸如劳工研究，以及本文论述的重点——劳资关系，都可以用市场转型理论加以考察。以下对有关劳资关系研究的述评也是基于这个理论起点。 目前的中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面貌、社会结构正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体制方面，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是，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从市场转型理论的角度看，社会的生产与阶级的生产仍在进行之中(沈原，2007)，这二者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阶级的生产促进了社会的生产。 综观现有的劳工研究、劳资关系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有从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了劳资关系的涵义(张庆伟，2007);有的阐述了现阶段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的重要性(江海洋，2008);有的研究者比较了劳动关系与劳资关系(周新军，2001);有的研究考察了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及当前特征(乔健，2007)，为我们研究劳资关系提供了另一个面向;也有研究者做出了实证研究，具体探讨了珠三角以农民工为劳动者的劳资关系模式(杨正喜，2008)，为相关的思考和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参考。下面列举几例，稍加述评，以引出笔者的几点浅薄之见。 在早一些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要从生产关系的几个环节的研究转到劳资关系研究上来”，“在研究内容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资本积累、体制转轨过程中劳资关系模式的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模型以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层面劳资配置方式、效率等问题的研究上。突出劳资关系的矛盾，并寻求解决的途径”(周新军，1999)。虽然该研究者的主要视野是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但笔者认为他的这一表述表明，在市场转型(该研究者用的术语是“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来研究劳资关系这一课题，在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已被发现并引起注意。那么，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市场转型过程中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劳资关系的新特点就是个迫切且有依据的问题了。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发，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两种范式有关劳资关系的论述进行了批判，认为劳资关系应该“首先是在劳动过程中即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种生产要素的结合中所必然发生的分工协作关系，它体现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就其本质而言，劳资关系更是一种反映特定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关系，它体现并受制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关系”(张庆伟，2007)。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探析到了劳资关系的本质，尤其在经历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的当代中国，如果只是简单地论说劳资关系的现状、与改革前所谓的劳动关系的异同而不深究其背后的所有制及其变化，无异于隔靴搔痒，放弃了社会学的学科诉求和社会功用。 有学者对珠三角地区的劳资关系模式进行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劳资关系带有强烈的统合色彩，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劳资关系已开始由计划走向市场，但仍难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单边主义;资本对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包括其劳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雇主双边主义的劳资关系模式在国家层面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单边主义到市场经济下的三方机制过渡的进程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在外资等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中，劳资关系模式多表现为资方-政府双边主义或中国式集体谈判制;在港台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中，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劳资关系模式带有强烈的资方单边主义色彩(杨正喜，2008)。在这样的劳资关系中，劳方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其他一些针对性更强的实证研究，如探讨企业性质、规模、政府作为、工人的素质、组织化程度、工会组织状况与工人的工资、劳动时间、劳动环境等劳工权益之间的相关关系(刘林平、郭志坚，2004)，对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劳资关系模式的研究(佟新，2005)，都是在大量的实证调查和数据支持基础上的社会学研究的典型。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对劳资关系的研究虽然不少，但缺乏一个较为深刻的理论框架支撑，仅就劳资关系研究劳资关系，不能深入到社会结构、变迁等深层次里去。这就容易导致研究缺乏深入性、深刻性，也容易导致研究者在“价值中立”的旗帜下忽视现实的紧迫性和社会学的学科责任，甚至成为“社会巫术”(布迪厄语)的制造者和维护者。另一方面，虽然目前国内学界对诸如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等理论的发展和应用还主要是放在狭义上的劳工研究上，而没有具体应用到作为劳工研究重要一个面向的劳资研究上，但是有效地借鉴市场转型等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阶级的生产与社会生产的观点来审视当代中国的劳资关系，会使中国的劳资关系研究更进一步。 学者沈原在《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一文中强调，要“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7:163)。他主要吸取了卡尔.波兰尼(K.Polanyi)、麦克.布洛维(M.Burawoy)、安东尼.葛兰西(A.Gramci)等人的理论成果，主张发展“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转型期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社会。 沈原指出，在劳工研究中，应当区分“抽象工人”与“具体工人”，返回到生产的中心性，对工人及其生产关系进行工厂民族志研究;分别用“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对处于转型期的“新”、“老”工人即逐渐由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的农民工和由原国有企业的工人转变为市场社会工人阶级的城市工人进行分析。虽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由于转型起点上种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造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被分割成“新”、“老”两个不同的片断，并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径展开，形成不同(下转110页)(上接109页)的“工厂政体”，但这正为研究转型期工人阶级的具体形成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立足点(沈原，2007:163-191)。 虽然他的研究及理论旨趣是针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学这个宏观视阈的，但笔者由此得到灵感，认为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的研究也可以大力借鉴这方面的理论资源和研究经验。劳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生产中的位置、地位决定了其全部社会关系。如果研究劳资关系而不看其所处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那么就会失去根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数量巨大的产业工人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新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意识的再形成、强化，对社会生活、劳资关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回到马克思”、“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等口号，还是布洛维的“工厂政体”概念，都是劳资关系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和逻辑生长点。特别是“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观点及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理论探索，笔者认为，是解析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特别是涉及到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这一逐渐形成的产业工人大军与资方关系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唯有结合市场转型、社会体制转轨、阶级、阶层的变化等社会学分析范式，把劳资关系的变化放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来考虑，社会学在劳资关系研究方面才能走出一条有自身学科代表性和特点、体现自身学术价值的路子。 理论分析论文:国内外收益管理分析梳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应用特征；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化；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使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经营由垄断转向竞争、Talluri和VanRyzin(2004)从经济学视角将收益管理定义为需求决策管理、在需求旺季提高客房价格的方式来实现客房收益最大化、企业收益应由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两个部分组成、收益管理理论是一门由运筹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而成的边缘交叉学科、企业具备相对固定产能、需求可预测性、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产品或服务具有可预售性、竞争性市场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前提条件、多学科理论交叉是保证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基础条件、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保障条件、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有效地解决了航空业面临的有限资源闲置或价格战所造成总体收益下滑的现实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起源于航空领域的收益管理，是解决在资源约束前提下提高企业收益的理论与方法，现已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分支。从不同的视角诠释收益管理内涵，提出协同收益管理的理念；在传统收益管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的特点，提出协同收益管理的概念，是对收益管理基本内涵、行业应用特性、发展演化和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的梳理分析。由此可见，协同收益管理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关键词]收益管理；协同；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 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使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经营由垄断转向竞争，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转向以顾客为中心，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转向差异化，顾客需求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的供求理论在解决有限资源约束下提高企业收益问题时，面临资源闲置或因潜在收益流失造成企业收益下降等困境。自1970年代末以来，深受市场激烈竞争和价格血战带来收益严重下滑困扰的航空业，通过对自身经营战略的反思，率先进行有效提高企业收益的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起源于航空业的收益管理理论正是在传统的供求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吸收运筹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和协同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在计算机等先进技术的支持下，逐步形成以市场和客户为中心，以市场细分和预测为基础，以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为优化机制，以协同环境为运营保障的收益管理理论体系，逐步形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业的成功应用，不仅推动了该理论发展，而且其应用领域逐步向酒店、银行、汽车租赁、交通运输、电信、电力等服务性行业拓展。正如国际运筹联合会主席Bell先生预测管理科学未来50年发展时所指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的收益管理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整个应用领域和管理科学的面貌。笔者通过国内外收益管理研究文献的分析梳理，系统地对收益管理理论的内涵、行业应用特征、发展演化及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进行归纳研究，力图为收益管理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一、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 关于什么是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专家和学者众说纷纭，并作出了不同的诠释，主要观点体现如下： Talluri和VanRyzin(2004)从经济学视角将收益管理定义为需求决策管理(DDM)，认为收益管理是通过对市场需求的细分和预测，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价格向谁提供产品或服务，通过扩大顾客有效需求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是对供应链管理(SCM)的必要补充，同时充分认识到市场细分和预测对提高收益的重要性。 Weatherford和Bodily(1992)从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性质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易失性资产管理(Perishable-AssetRevenueManagement)。该观点充分认识到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有别于制造业产品的重要特性就是易失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或收益同时间有密切关系，且价值随着时间而呈递减趋势。因此，持有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收益管理就是对不同时段的资源(如航空的飞机座位等)和价格进行有效管理，通过有效利用企业有限资源，并根据不同时段资源价值制定价格的途径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意识到资源所具有的价值将随时间变化的重要特征。 Jauncey等(1995)学者从企业经营目的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在考虑需求预测的基础上，在需求淡季通过折扣等促销手段提高客房入住率，在需求旺季提高客房价格的方式来实现客房收益最大化。美国酒店和汽车旅馆协会(AHMA)在Jauncey等的定义的基础上，考虑了顾客取消预订、顾客爽约和是否接受顾客预订情况等因素，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收益管理的内涵。Jauncey和AHMA对收益管理的定义强调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认识到市场预测在收益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Donaghy(1995)、Liemberman(1993)等学者从技术视角对收益管理进行解释，他们认为收益管理是一种企业生产能力的管理工具，通过对信息系统、管理技术、概率统计和组织理论、经营实践和知识等理论和技术的优化组合，以增强企业的收益能力和对顾客的服务能力。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是提高企业收益的技术手段和管理工具。 Jones(1999)等学者从系统的视角出发，认为收益管理是为酒店业主实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服务管理系统，该系统通过细分市场对盈利能力的识别，确定销售价值、价格设定、折扣生成、订房过滤准则以及对价格、客房资源进行有效控制，以实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目标。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在酒店盈利能力管理中的战略地位，从系统的角度分析市场、价格、存量等要素对收益的影响，强调了整体收益最大化的观点。 Kimes(1989)在综合上述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营销学理论，提出4R理论，即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Righttimeandplace)，以正确的价格(Rightprice)向正确的顾客(Rightcustomer)提供正确的产品或服务(Rightproductorser-vice)，实现资源约束下企业收益最大化目标。4R理论反映了收益管理的市场、运作机制和企业目标等内涵，是目前对收益管理较为全面和准确的诠释。 笔者以为，企业收益应由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两个部分组成。传统收益管理对收益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受价格和有效存量要素影响的利润的这一显性收益上。但随着经营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程度的加剧，顾客、员工、企业内外环境等要素对企业收益的影响力加大，企业品牌和社会价值等带来的隐性收益在企业收益的比重逐渐增大，因此，单一采用利润一个维度来诠释企业的收益已显不足，企业的收益应该诠释为由企业利润、顾客满意度和社会贡献度三个维度共同构建的价值。故笔者将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界定为：企业在有效协同影响收益的内外要素基础上，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等技术的支持，通过有效地对市场细分和预测，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以正确的价格向正确的客户提供正确的产品和服务，实现由利润、顾客满意度和社会贡献度构成的价值的最大化目标。收益管理系统是一个受多个要素影响，由市场分析、优化机制(即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协同环境构成的复杂服务管理系统。 二、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应用特征 收益管理理论是一门由运筹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而成的边缘交叉学科。随着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领域的成功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现已在其他服务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各个行业的特点不尽相同，但适用于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一般具有共同的应用特征。VanWes-tering(1994)和Kimes(1998)等学者对航空、酒店餐饮等行业应用收益管理理论进行长期研究，将其共同的应用特征总结如下： 1.企业具备相对固定产能。以航空、酒店等行业为例。由于行业特征，都存在前期投资规模大(如购买新的飞机、修建新的酒店、开设新的营业网点等)，最大生产或服务能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固定不变，短期内不可能通过改变其生产或服务能力来满足需求变化。企业只有在有限的产能条件下，通过提高管理水平来提高企业收益。 2.需求可预测性。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资源可分为有形资源(如飞机座位、酒店客房、银行服务窗口)和无形资源(如酒店入住时间、银行窗口排队时间等)，其顾客可分为预约顾客和随机顾客，其销售可分为旺季和淡季。企业只有通过对计算机或人工预订系统收集的顾客、市场信息进行分析预测，管理者才能够了解不同顾客需求变化的规律和实现需求转移，并以此制定出合理的资源存量配置和定价机制，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 3.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与传统制造业的产品不同，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即时效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随着时间递减，不能通过存储来满足顾客未来的需要，如果在一定时间内销售不出去，企业将永久性地损失这些资源潜在的收益。企业只有通过折扣等管理手段降低资源的闲置率，以实现企业收益增长的目标。 4.市场可细分性。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面临以顾客为中心、竞争激烈和需求多元化的市场。不同顾客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感知和敏感度各不相同，采用单一价格策略将会造成顾客流失或潜在收入流失。比如，航空市场上存在两类顾客，一类是对价格不敏感，但对时间和服务敏感的商务顾客，另一类是对价格敏感，而对时间和服务不敏感的休闲顾客。如果采用高价策略，休闲顾客可能选择低成本的航空公司或其他交通工具，造成航空公司座位资源闲置。反之，如果采用低价策略，商务顾客选择低价或因对服务质量不满而流失，造成航空公司潜在收益下降。对市场进行有效细分，为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制定不同价格和分配不同资源，是解决企业资源闲置或潜在收益流失的重要途径。 5.具有随机波动性需求。如果顾客的需求确定且无波动，企业可通过调整生产和服务能力来满足顾客需求。然而，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面临顾客需求不确定，呈季节性或时段性波动。企业采用收益管理，在需求旺季时提高价格，增加企业的获利能力；在需求淡季时通过折扣等策略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闲置。 6.具有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的特点。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的经营属于前期投资较大的行业，短期内改变生产或服务能力比较困难，但增售一个单位资源的成本非常低。以波音737-300机型的航班为例。根据某航空公司1999年的机型成本数据，平均每个航班的成本如下：总成本大约6万元左右，其中固定成本大约5.5万元，而边际成本仅为0.033万元。固定成本是边际成本的1833倍，因而多载旅客能在不明显增加成本的基础上获取更大的利润，提高企业的总收益。 7.产品或服务具有可预售性。企业面对需求多元化的顾客采取收益管理，一方面通过提前预订，以一定折扣价格将资源预售给对价格敏感的顾客，降低资源闲置概率；另一方面设置限制条件防止对时间或服务敏感的顾客以低价购买资源，造成高价顾客的潜在收益流失。同时，对预订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根据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购买资源的概率分布情况，在确保资源不闲置的基础上，尽量将资源留给愿出高价的商务顾客。 尽管以上特征体现了企业有限产能、产品和需求特性、市场和经营等特点，却忽略了企业的技术特征。笔者认为，由于收益管理的实施需要进行复杂的模型计算和大量数据处理，没有先进的技术支持，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将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因此，有效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领域应该还具备高水平的信息化基础。 三、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 从收益管理的发展历程分析，市场环境、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是促进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首先，竞争性市场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前提条件。面对封闭垄断的市场，垄断企业可以凭借对资源和价格的控制来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企业缺乏对资源或价格管理的源在动力。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要求放松行业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竞争促使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向顾客为中心转变、由产品功能向顾客需求转变，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向差异化转变。面对这些变化，企业再难以通过垄断控制资源或价格的手段来提高企业的收益，而是要根据市场和顾客需求，制定合理的价格机制，将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给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通过有效管理企业资源和价格，获取潜在收益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总收益。也就是说，追求收益管理成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开放性的市场竞争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其次，多学科理论交叉是保证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基础条件。一个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成熟的多学科理论的支持，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也具有同样道理。收益管理理论是解决航空等服务性企业资源和价格均衡，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它在传统的供求管理理论基础上，吸收和应用运筹学、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行为心理学、协同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渐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运筹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解决资源存量机制、差异化价格机制等收益管理的优化理论基础；市场营销学、行为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解决市场细分、预测以及顾客行为等市场分析理论基础；博弈论推动了收益管理联盟资源共享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源、组织学、和谐理论以及协同学是形成收益管理协同运营环境的理论保障。因此，收益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学科理论支持的结果。新型学科的吸收和引进，将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其体系。 再次，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保障条件。收益管理的应用和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通信技术的支持。航空技术的发展，降低了飞机制造成本和企业入市门槛；计算机、数据库等技术的发展，如座位编目计算机控制系统(SABRE)、计算机预订系统(CRSs)、全球分销系统(GDSs)、动态存量资源分配和优化系统(DINAMO)等，能自动、快速、准确地解决收益管理中大量的数据收集、整理、存储和分析及复杂的资源、价格优化计算、市场预测和顾客分类等问题。网路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拓宽了收益管理的市场分销渠道。因此，每一次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促进了收益管理及其应用领域的发展。 四、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化 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有效地解决了航空业面临的有限资源闲置或价格战所造成总体收益下滑的现实问题。随着收益管理在航空领域应用的巨大成功，收益管理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迅速地在酒店、交通运输、电信等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过对国内外关于收益管理的文献的研究分析，笔者将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归结为萌芽、优化和协同三个发展阶段。 19世纪20～30年代，航空业处于发展初期，飞机成本较高，市场供给远远小于市场需求，航空业主要经营运输邮件等货物运输和富有阶层的高端市场，市场主要由大型航空企业垄断。大型航空企业通过高额垄断价格策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二战后到60年代，飞机制造技术的发展使得航空运输业可以采用大型喷气式飞机，增强了航空公司的运输能力，同时其高速性和舒适性刺激了公众的旅行需求，另外大型飞机也降低了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极大地推动了航空运输业的发展。随着航空业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多元化，单一的高额票价政策造成了飞机座位闲置，由于飞机座位资源的不可存储特点，使得航空公司的收益下滑。为了解决收益下滑问题，航空公司利于计算机技术加强顾客订票的管理，将一些收益管理的概念逐渐应用于航空领域，如计算机订票系统的使用；利用超订管理手段预防顾客违约(如取消订座、爽约等顾客行为)给企业带来收益损失；利用折扣价管理手段来提高飞机运载率。这些技术和管理手段逐渐形成了收益管理理论的雏形。英国学者Littlewood提出机票预订折扣费用准则理论和二阶分类模型以及Belobaba提出的预期边际座位值(EMSR)等理论，逐步揭开了收益管理理论由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序幕，使得收益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得到了有效保障。 0世纪70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政府放松了对航空业管制，许多低成本运营的中、小型航空企业纷纷涌入航空市场(如People-Express公司)。美国激烈的航空市场竞争，引发美国航空史上著名的“92航空价格血战”，造成了美国航空业近20亿美元的损失。而此期间，美国航空公司市场部总经理罗伯特·克兰德尔引入了收益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收益管理系统，并将其应用到经营实践中。通过利用收益管理系统以有效地管理座位资源和价格，在全行业亏损的情况下，创造了6%的收益增长。收益管理理论在美国航空公司应用的成功，引起业界和学术界对收益管理的重视和研究。国际航空协会(IATA)、运筹协会国际联合会(IFORS)等国际机构、科学机构和高校、航空公司和管理咨询公司构成了收益管理理论研究和应用的组织与机构；运筹学、市场学、经济学、管理学、信息学等多学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收益管理的理论基础；收益管理研究从静态发展到动态、由单航程发展到OD网络研究、由单资源发展到多资源、由二阶分类发展到多阶分类；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收益管理理论向实践转化，收益管理应用领域由航空领域逐步拓展到酒店、交通运输、电力、电信、银行等服务领域。此阶段，随着收益管理理论逐步完善和实践拓展，收益管理逐步形成自身体系，成为现代管理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以利润为中心的收益优化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主流。 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经营的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影响企业收益的要素更加复杂多变。企业信誉、社会价值等隐性收益在企业收益中的比重日趋增强。研究者发现企业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过分强调显性收益——利润最大化，忽视信誉、社会价值等企业隐性收益，将制约企业收益的进一步提高。为此，对企业收益的认识应由利润最大化转变为价值(利润、顾客满意、社会贡献)最大化，收益管理也由对资源、价格要素优化管理转变为对资源、价格、内部环境(员工、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等)以及外部要素(国家政策、顾客、竞争对手或伙伴)协同管理。随着和谐理论、协同理论、人力资源理论以及顾客行为心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应用于收益管理，为协同收益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促使收益管理由优化阶段步入了协同发展阶段。 五、结语 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是解决有限资源约束条件下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学科分支。笔者在传统收益管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的特点，提出了协同收益管理的概念，并对收益管理基本内涵、行业应用特性、发展演化和必要条件等基础性问题进行梳理分析，指出协同收益管理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理论分析论文:价值链理论评估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化；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内容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全球价值链概念是在早期的价值链、价值体系、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提出的、全球价值链的控制结构、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与升级机会、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表明，传统的所谓低技术、高技术行业的划分对地方产业发展其实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前完全由一家企业单独生产的产品，现在可能被切割成许多不同的价值环节，由遍布全球、成千上万家企业同时协作生产。基于价值环节在企业之间分割、组合及其在全球布局的现象，理论研究者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和相关理论，涌现了大量相关文献，本文试图对这些研究的演化及发展进行归纳、比较和总结，对其主要结论进行评述。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一、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化 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于1985年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价值链”概念，认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可以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每一项增值活动就是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其总和即构成企业的“价值链”(波特，1985)。早期的价值链理论偏重于从单个企业的角度分析企业的价值活动与竞争优势，价值链研究的重心在企业内部。20世纪90年代开始，波特把价值链研究的重心从企业内部转向企业外部，价值链的范围开始从单个企业层面向产业层面扩展，并开始研究价值链的空间分布。 寇伽特(Kogut，1985)在分析国际战略优势中使用了价值增值链(valueaddedchain)，认为价值增值链是由技术与原料和劳动力的融合而形成的各种投入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并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的过程。寇伽特认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或一家企业的竞争能力，不可能体现在商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上，国家或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最终决定了国家比较优势所在的价值环节。与波特相比，寇伽特将价值链的概念从企业层次扩展到了区域和国家，更加强调了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 全球价值链概念是在早期的价值链、价值体系、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提出的。20世纪90年代，格雷菲(Gereffi)和其他研究者将价值链概念与产业的全球组织联系起来，提出了全球商品链概念，即围绕某种商品的生产所形成的一种跨国生产组织体系，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企业、机构组织成一体化的生产网络，形成全球商品链。由于商品(commodity)在西方语境中经常代表着服装、食品等最终消费品，而将服务、机器设备等排除在外，因此格雷菲等人后来逐渐用全球价值链代替了最初的全球商品链概念。 无论是早期的企业价值链理论，还是后来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其优秀观点是一个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划分成多个增值环节，真正创造价值、决定企业(区域)经营成败和效益的活动，只是价值链上的某些特定环节，这些环节被称为“战略环节”，可以是产品开发、工艺设计，也可以是市场营销、信息技术，或者物流管理等等。 二、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中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现象，即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从而形成了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产品内国际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以全球外包(GlobalSourcing)、海外外包(OffshoreSourcing)、转包(Sub—contracting)等产品内分工的不同形态陆续出现并得到飞速发展，无疑对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分工理论提出了新挑战。 为了解释和研究这种新的国际分工现象，格雷菲等人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并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出现了大量研究文献。纵观全球价值链的有关文献，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1、全球价值链的控制结构。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优秀控制地位，是形成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推动力量。Gereffi等人认为，可以将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优秀地位的跨国公司划分为从事生产制造的跨国公司和不从事生产制造而专门从事品牌营销的跨国公司，并将由这两类跨国公司控制的价值链分为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和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n)价值链(Gereffietal，1994)。Gereffi等人认为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主要由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直接投资所形成，这些跨国公司大多自己掌握优秀技术，并在全球进行直接投资，只有一些非优秀制造环节外包，最终形成生产者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购买者驱动价值链由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企业所控制，这些跨国公司通过全球采购和外包的方式，在全球寻找最合理的供应商。 上述二元论的划分不可能是绝对的，格雷菲本人后来也承认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的二分法并不能很好地与实际经济情况相吻合(Gereffi，2001a，2001b)。二元动力论之所以与现实不符，原因在于这种划分主要基于最终产品的差异(Dickenetal，2001)，如果能从价值增值序列过程中具体环节的进入门槛差异来划分，而不是按照部门划分，就可以理解同一产业中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类型驱动的价值链。在同一价值链中，关键零部件制造及品牌营销很可能都属于该产业的战略环节，那么两种类型的企业都可以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优秀驱动力，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基于同一产业存在两种不同类型价值链的事实，张辉最近提出了混合型全球价值链的观点，对上述二元论划分进行了修正(张辉，2006)。 2、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分散在世界各地、承担不同的环节，要保证整个价值链的有效运转，自然产生了治理的问题。所谓全球价值链治理，就是在价值链内部各企业之间建立相关制度安排，以保障价值链内部不同经济活动和不同环节间的协调运转。Humphrey与Schmitz根据处于优秀地位的跨国公司对价值链控制的程度，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分成四种类型(HumphreyandSchmitz，2001，2002)；(1)网络型(networks)，即具有互补能力的企业之间对价值链的环节进行分工，各方共同定义产品。在此种类型的治理模式中，企业之间是一种平等合作关系，分享各自的优秀能力。(2)准等级型(quasi—hierarchy)，即优秀企业对其他企业实施高度控制，对产品的各种特征以及要遵循的流程都有严格的规定。(3)等级型(hierarchy)，即优秀企业对全球价值链上的某些运行环节采取直接的股权控制，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就属于这一类。(4)市场型关系(market—typerelationship)，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不存在任何的隶属、控制等关系，纯粹是一种贸易关系。 Gereffi等按照市场交易的复杂程度，交易转换程度及供应商的能力，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进一步细分为五种(Gereffieta1，，2003)，即市场型(mar-ket)、模块型(modularvaluechains)、关系型(rela-tionalvaluechains)、领导型(captivevaluechains)和等级制(hierarchy)。五种治理模式中，市场型的行为主体之间的控制和协调能力最低，而等级型则正好相反。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最为简单的模式，其运行的优秀机制是价格机制；等级制则以垂直一体化为典型，其运行的优秀是管理控制。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同属于网络治理模式，是网络模式的进一步细分。模块型治理模式中，优秀企业只须提供可编码化的概念或标准，供应商有足够的能力完成模块设计和制造，因此双方的地位比较对等。在关系型治理中，供应商与优秀企业之间存在大量而频繁的隐性信息交流，这些信息很难通过编码化手段传递，要保证交易的正常运转，只能依靠频繁的沟通与交流，在这种治理关系中，二者的地位也相对比较对等。在领导型治理模式中，优秀企业向专业供应商转移大量的隐性知识或经验，专业供应商的能力也可在此过程中得到提升，优秀企业及专业供应商都很难寻找到替代者，虽然二者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与专业供应商相比，优秀企业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一般更具实力，因此专业供应商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优秀企业。从等级制到网络再到市场，显性协调和权力不对称的程度逐渐减弱。 Gereffi等指出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并不是静态，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地点，全球价值链可能会由一种模式转变成另外一种模式(Gereffieta1，2003)。原有的治理模式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1)原有生产商的供应能力可能提升，或者出现新的供应商；(2)优秀企业调整发展战略，直接投资对创建和维持严格的等级型治理模式代价巨大；(3)出现新的技术等等。 3、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与升级机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能否获得学习机会，提升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逐步进入高附加值环节，最终实现产业升级，是国内外全球价值链研究文献关注的焦点。Humphrey和Schmitz在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案例研究基础上，总结了四种升级方式：工艺流程升级(ProcessUpgrading)、产品升级(Product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alUpgra—ding)和链条升级(inter—sectorUpgrading)(Hum，phreyandSchmitz，2003)。有关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研究文献中，不同的研究者经常采用不同的尺度(scale)。考察某个特定产品的全球价值链时，升级研究所考察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或制造企业，对于区域研究者或集群研究者，升级所考察的对象是集群或地方网络，对国家层面的产业研究者，升级所考察的对象是整个产业层面。 格雷菲等人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地方产业集群在加入全球价值链之后，通过与价值链中的领先公司互动，可以接受领先公司的技术、资金、知识和信息的扩散；同时，领先公司为了保证产品差异性、实现及时供货、确保集群内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国际市场的要求，会监督和协助发展中国家集群内企业不断地投资于人力资源培养、技术的改进、组织结构调整和引进先进设备。因此，格雷菲等人认为领先公司对价值链的治理，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顺利地在价值链中实现阶梯式的升级。在研究台湾、香港等地区产业升级的基础上，格雷菲等人总结出了升级的一般轨迹，从接单产品组装(OEA)开始，到接单加工生产(OEM)，然后到设计生产加工(ODM)，最后转向自有品牌生产加工(OBM)。伴随着这种阶梯式的升级过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所创造和留住的价值量逐渐增多(Gereffi，1999；KapIinsky，2002；HumphreyandSchmitz，2003)。 JohnA，Mathews和Dong—SungCho还归纳了两种不同的升级轨迹(JohnMathewsandDong—SungCho，2000)，两种途径的起点和终点是一样的，都是从OEM开始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OBM)，但实现的路径却不相同。由于OBM需要更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和技术能力。对于市场开拓能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开始于贴牌加工，再发展到全球物流契约(globallogisticscontracting，GLC)模式，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纳入全球物流体系，以实现市场扩张，最后发展到自有品牌生产。对于技术能力相对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可能会沿着另一种轨迹发展：首先从发展技术能力开始，从贴牌加工逐渐发展到自行设计制造，等自行设计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再提高市场开拓能力，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 Humphrey和Schmitz等人对巴西鞋业集群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并不是那么顺利，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价值链，虽然能够成功地实现“产品升级”、“过程升级”，但是“功能升级”、“链的升级”却很难发生(HumphreyandSchmitz，2003)。文娃等人以中国上海的Ic业为对象，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升级进行了案例研究，研究发现，上海的Ic企业虽然从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获得了一些学习机会，在某些方面成功实现了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但是，另外一些“过程升级”却被压制，他们在结论中指出价值链治理者——全球的领先公司，对地方企业升级的推动或阻挡，决定于地方企业的升级行为是否侵犯了其优秀竞争力，而不是决定于升级的“类型”。领先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会推动地方产业或企业实现不侵犯其优秀权益的非关键性升级。而一旦地方企业或产业升级行为，侵犯领先公司优秀权益，不管是“产品升级”、“过程升级”、“功能升级”，还是“链的升级”，都会被领先公司所阻挡和压制(文娉、曾刚，2005)。 三、评论与展望 当今世界的生产体系已经进入一个以价值环节分工为基础的全球化生产阶段，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都不同程度的加入到这种新的分工体系之中。全球价值链研究为分析全球化中的区域发展和地方产业升级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赋予了产业竞争力和改善之路新的内涵。 在基于价值环节分工的现实条件下，一国或者一个区域的竞争优势已经不再体现为某个特定产业或者特定产品，而是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全球价值链理论发现，在同一行业或者产品的整个价值链中，每个环节的进入门槛和市场结构都不一样，那些进入门槛最高的环节通常都集中于“非制造环节”(如研究开发、品牌营销等)，这些环节是整个价值链的优秀环节或者战略环节，占据这些环节获得附加值自然最高，相反，那些进入门槛最低，竞争者最多的环节，通常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环节，获得的附加值自然最低，处于这些环节的企业或区域也最容易被更低成本的企业或区域所替代。 另外，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表明，传统的所谓低技术、高技术行业的划分对地方产业发展其实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即使是所谓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存在高附加值环节(如服装产业的设计环节、服装品牌营销环节等)，而所谓的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也有它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Pc产业中的配件、装配等环节)。全球价值链的分析再次应证了波特教授的观点——没有低技术的行业，只有低技术的企业。 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必然会专注于技术密集型的环节和工序，或者长期积累起来的品牌营销等战略环节，而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进入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机会和条件。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企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干中学”逐渐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逐渐进入高端环节，实现产业升级。但是，正如上述一些研究文献所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区域加入全球价值链，并不能一定保证这些企业或区域不断实现升级，不仅进入战略环节会危及优秀企业的利益，优秀企业会设置种种障碍，阻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产业升级。随着后发达区域不断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发达国家的企业现有的地位还会受到威胁。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后就必须依靠主动的努力，加强技术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才能使自己不断地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否则只能遭受被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所抛弃的命运。 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相比，全球价值链理论为我们考察当今的国际分工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分析工具，有关治理模式与升级的研究结论，使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政策决策者对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前景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但是，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还主要集中于治理模式与升级方面的讨论，对不同价值链的地理区位、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等问题，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和解释。 尽管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涉及了产品内分工的收益分配问题，但其研究重点仍旧是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及其影响，而对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分配只是从现象上进行了描述和归纳，进一步对价值链中收益分配的决定因素、内在机理等进行实证分析，应该成为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全球价值链研究虽然总结了价值环节在全球的空间分布现状，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对这种空间分布进行理论解释。另外，虽然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各个环节的竞争结构，会影响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和空间分布，但却很少从理论上去探讨这种联系，更没有建立一个合理的理论模型。因此，理论模型，增强现有研究的理论解释力，是今后全球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理论分析论文:会计理论逻辑评价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目标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会计目标是会计所要达到的境地、会计对象是会计的客体，是会计反映的控制内容、环境是指周围的条件，环境决定一切，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时间、地点等环境所决定的、会计假设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是西文在研究财务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时提出的等，具体资料请见： 理论建构的过程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过程，是将最简单、最普通的、内容比较贫乏的抽象规定作为该门学科的理论出发点，然后，使这些最一般的定义和原理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不断深化和丰富，同时又以越来越具体的内容加以充实，直到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得到完整的阐述为止。理论建构的关键是逻辑起点的确定，确定了逻辑起点，便开始了以逻辑为中介、抽象范畴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个抽象范畴不断向具体范畴的上升过程，表现为后一个概念是前一个概念的综合和发展，是在前一个范畴规定的基础上，再补充上新的规定，因而是一个丰富化、全面化的过程，是一个比一个范畴更具体的过程。 逻辑起点，是指展开某种逻辑体系赖以推理、论证的最本源性的抽象范畴。它能推动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具有结构的张力的推衍的能力。它对该学科其它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作为会计理论体系构建的逻辑的起点应该具备的条件是：（1）逻辑起点必须具有可知性；（2）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联系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3）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连接会计系统和会计环境；（4）逻辑起点能够推理论证其他理论范畴。 文献回顾 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理论是会计界在现代会计理论体系问题上讨论最多、争议比较大的热点和难点，存在诸多观点，至今未达成共识。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目标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会计职能起点论、会计目的起点论、会计动因起点论、会计环境起点论、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起点论。 （一）会计假设起点论 它认为会计研究只有以会计假设为起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才具有逻辑严密性和客观性，会计实务才能在一定的规范下得以展开。其逻辑体系是会计假设、会计原则、会计程度、会计方法、会计要素、财务报告。至今比较统一的会计假设是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及货币计量假设。 张昌仁提出，会计假设是以大量会计事实和惯例为基础所做出的合理推断，是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会计假设尽管在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和制约因素。而丁庭选认为：会计假设并不是最本源的范畴，同会计假设不能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所有的会计准则；以此为逻辑起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其内部缺乏严格的逻辑关系，并不能构成一个逻辑严密、内容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会计假设不能作为现代会计的逻辑出发点，而只能作为前提概念。从70年代开始，西方会计理论的研究起点开始转向会计目标。 （二）会计目标起点论 会计目标是会计所要达到的境地。在美国会计学会制定的《基本会计理论说明书》中列出了四大会计目标：（1）对有限资源使用作出决策，包括识别重要的决策领域，并确定目标方向；（2）有效地管理的控制资源；（3）记录与报告资源的受托责任；（4）有利于履行社会职能和社会控制。其逻辑体系是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要素、会计准则、会计实务。我国从80年代以来就开始对会计目标起点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国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以会计目标为出发点也有一定的不足，有很大的主观性，目标是一种假定，目前无法加以证实，缺乏客观依据。也有这样的问题：是针对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体系而提出的，而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体系不一定适用于整个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王海龙、宁玉臣指出，西方目标起点论是信息系统理论体系，强调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提供对业务和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旨在建立以公认会计原则为优秀的会计理论体系；而现阶段我国会计目标起点论可以说是经济效益理论体系，把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会计目标。 （三）会计本质起点论 该观点认为：会计本质对其他会计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构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逻辑关系是会计性质、职能和目标、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会计方法体系等。张兆国主张以会计本质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他认为，在会计学上，会计理论研究所提示的最终成果，是关于会计实践的根本性质，即会计本质。这一观点从20世纪50年代流行我国，并在会计研究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这种观点的提出是建立在对我国会计实践研究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对西方会计理论借鉴的基础上；会计本质只是会计理论的研究前提，而不是研究的起点。会计本质是脱离会计实践的，更谈不上反映会计实践的需求同时作用于会计实践。 （四）会计对象起点论 会计对象是会计的客体，是会计反映的控制内容。李映照、陈妮娜认为：会计对象是会计理论要素中最本源的抽象范畴，它来自客观环境，反映于会计系统中，决定了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内容，是推理论证其他抽象范畴的基础。劳秦汉指出，理论体系是研究对象自身逻辑的科学反映，因而会计对象（价值）质的特征（时空性）和量的特性决定着所有的会计理论，是构成会计理论体系最本源的范畴。而吴联生否认将会计对象作为逻辑起点，他认为会计对象作为联结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的纽带，其高度的抽象性无法在实务上给予具体、清楚地反映。与此同时，吴水澎指出，会计对象到底要分成几个会计要素才适当，这要受制于会计目标，服从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不是会计对象决定会计目标，而是会计要素是受制于与会计目标的，不同的会计目标会产生不同的会计要素，会计对象不是“起点式”的会计理论范畴，不能作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 （五）会计环境起点论 环境是指周围的条件，环境决定一切，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时间、地点等环境所决定的。无论会计本质、会计对象还是会计目标，都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下，人们对会计现象的一种认识，有什么样的会计环境，就必然有什么样的会计理论。谢德仁在认为，会计环境是会计内环境与会计外环境有机的总和。会计内环境决定了会计的本质，从而决定了会计的职能，进一步决定着会计程序与方法；会计外环境决定了会计目标，从而决定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进一步影响着会计程序与方法。因此，会计本质、职能与会计目标，最终统一在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统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也有学者认为会计环境本身并不属于会计理论体系，因为环境是面对整个社会系统而言的，对会计系统并没有特殊的针对性。会计环境不能将自身与会计系统结合起来，更不能联系会计实践与会计理论，也无法推导出其他理论范畴。因此，会计环境虽然对会计系统非常重要，但并不能将其作为逻辑起点研究和构建会计准则理论框架，只能说它是会计概念框架的背景。 （六）双起点理论，是许多学者在研究单一要素逻辑起点中得不到较为满意的答案时，转而创新性的提出双起点论。主要有：（1）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苏新龙认为，环境对会计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从客观上来看，环境对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影响表现在对会计的基本假设上；从主观上看环境对会计的影响表现在信息使用者对会计的要求，即会计目标。因此，会计的起点理论应是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2）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杨月梅认为，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3）会计环境与会计本质。李先富认为，把会计环境和会计本质作为研究起点，更能解释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会计理论创新问题。（4）会计环境与会计动因。牛彦秀认为，会计环境和会计动因反映会计实践活动的内容，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但不少学者反对双起点论，认为这种观点违背了人类认识论的科学性中包含的（逻辑起点的单一性和初始性）。潘立生、姚禄仕指出，多重会计优秀理论不可取，会计优秀理论只能有一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计理论体系逻辑一致性，会计准则制定及评价更为明确可行，确保会计政策选择标准的一贯性。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假设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是西文在研究财务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时提出的，并最终以会计目标起点论为西方流行观点。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是我国会计界的首创，而会计环境起点论、双逻辑起点论以至多起点论是中外观点结合的产物。 结论 东财会计学院的牛彦秀在《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一文中，将会计理论体系分为纯理论范畴和应用范畴两方面。会计本质位于理论范畴的最高层次，会计目标则为应用范畴的最高层次。 借用此会计理论，笔者认为我国与西方从会计逻辑起点的分析角度看，西方注重会计假设、会计目标逻辑起点；而中国则更多的关注会计本质、会计对象，甚至双逻辑起点的研究。笔者认为这与中西方逻辑思维有着必然的联系。 科学的逻辑起点的确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包含复杂整体的一切矛盾胚芽的细胞形态作为逻辑起点，即以构成认识对象最简单的元素作为出发点；另一种是以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命题作为逻辑起点，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命题决定、影响其他命题和结论的产生与发展。如果说会计本质、会计对象是构成会计认识对象最简单的元素之一，则会计假设、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的两个基本命题。中国传统思维是前一种逻辑起点形式居多，而西方逻辑思维主要是以理论体系中最基本命题作为逻辑起点形式。 中国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主要借鉴西方会计概念框而制定出来的，而西方会计概念框架也是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故笔者认为，我国现代会计理论应该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也并非把会计准则或会计概论框架等同于现代会计理论，但会计准则或会计概念框架是现代会计理论应用领域的优秀理论。 会计目标是指人们从事会计活动应达到的境地或标准，它回答了会计方向是什么的问题。会计目标成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的理由：（1）从逻辑的角度看，会计目标具备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特征；（2）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目标对于理论系统是至关重要的，按一定目标构建的是一切系统所具备的基本特征；（3）从会计理论的性质看，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能够使会计理论密切联系会计实践。 综上所述，以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增强了会计理论体系对会计实践的解释和指导功能，促进会计理论体系日趋完善。 理论分析论文:行为金融理论全新视角分析金融市场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行为金融学概述；行为金融投资决策的心理、行为特征；行为金融投资策略；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传统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的基础上、证券投资行为中会表现出各种偏激和情绪化特征、过度自信、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反应过度、当市场上有重大消息时，股价通常未见波动、投资者会非理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历史信息就更容易成为人们对当前事物判断的主导影响因子、任何理论都是为应用服务的，行为金融学也不例外、反向投资策略、惯性交易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行为金融理论迅速崛起,对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行为金融理论研究了人的心理、行为所造成的投资失误和市场异像。在分析了投资者心理、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对投资策略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行为金融理论投资策略投资心理 1行为金融学概述 传统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传统金融学的优秀内容是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EMH）。该假说认为，相关的信息如果不受扭曲且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充分反映，市场就是有效的。根据这一假说发展起来的各种金融理论，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PT）、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OPT）等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也构成了现代证券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然而，随着金融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传统金融理论和金融证券市场的现实不断发生着冲突，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人的行为、心理感受等主观因素在金融投资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并不总以理性的态度做出决策。在现实中存在诸多的认知偏差和不完全理性的现象，证券投资行为中会表现出各种偏激和情绪化特征；在证券市场上则表现出股票价格的各种“异象”，如：一月效应、周末（周一）效应等，用传统金融理论很难对这些“异象”给出合理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金融学受到了重视，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分析金融市场，克服了传统金融学的一些弊端。 2行为金融投资决策的心理、行为特征 2.1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 DeBondet和Thaler（1995）认为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他们列举了大量证据显示人们在做决策时，对可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过于自信。资金管理人、投资顾问和投资者都对可能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过于自信，在投资决策中过高估计自己的技能和预测成功的趋势，或者过分依赖自己的信息而忽视公司基本面状况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这种过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导致大量过度交易（overtrad?鄄ed）的产生。 2.2反应过度（Over-reaction） 反应过度描叙的是投资者对信息理解和反应上会出现非理性偏差，从而产生对信息权衡过重，行为过激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投机性资产的市场价格与其基本价值总会有所偏离。过度反应的另一种表现是，当没有出现需要采取某种行动的事实时，投资者由于主观判断失误，以为事实已经发生并采取行动而导致投资损失。 2.3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 当市场上有重大消息时，股价通常未见波动，但在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股票市场却有时会出现异常的波动且幅度较大，这表明股价对信息反应的滞后。与个人投资者对新信息往往反应过度相反的是，职业的投资人以及证券分析师们更多的表现为繁衍不足。他们通常会因为过分依赖过去的历史经验作为判断的参照依据，而对市场中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反应迟钝，从而错失赢利的良机。 2.4非贝叶斯预期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人们在具体决策过程中，并非按照传统金融理论中的贝叶斯规律来不断修正投资的预期概率，而是对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最新的经验给予更多的权重，在决策和做出选择时更注重近期事件的影响。 2.5后悔厌恶（MyopicLossAversion） 投资者在发现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之后，通常会感到伤心和痛苦，而为了避免这种痛苦，投资者会非理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损失厌恶（LossAversion）”是后悔厌恶的直接原因，正是因为损失所带来的痛苦才使得人们会感到后悔。如果某种决策方式可以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来说，这种决策方式将优于其他决策方式。比如很多投资者具有从众心理，积极购买市场中受追捧的股票，而一旦股价下跌，投资者考虑到还有大量其他投资者也同样遭受了损失时，自责和不快会相应得到减轻。 2.6固锚效应（AnchoringEffect）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当人们被要求作相关数值的定量评估时,容易受事先给出的参考值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固锚”效应。“固锚”是指人的大脑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往往选择一个初始参考点,然后根据获得的附加信息逐步修正正确答案的特性。在缺乏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历史信息就更容易成为人们对当前事物判断的主导影响因子。例如在美国，投资者20世纪80年代末受美国股票市盈率(较低)这个普遍认可的“锚”的影响,认为日本股票市盈率过高,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使东京股市的市盈率仍比美国高得多,许多美国投资者却觉得东京市场不再被高估了,因为他们将20世纪80年代末东京股市的高市盈率当成了新的“锚”来考虑。 3行为金融投资策略 任何理论都是为应用服务的，行为金融学也不例外。行为金融学不仅是对传统金融学理论的革命，也是对传统投资实践的挑战。如行为金融学的大师RichardThaler，他既是理论家，又是成功的实践者，他和RussellFuller一起发起成立的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Fuller Thaler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15亿美元资产。他认为他们的基金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是：利用由于行为偏差引起的系统性心理错误。投资者所犯的心理错误导致市场未来获利能力和公司收益的偏差期望的改变，并引起这些公司股价的错误定价。发现投资者心理上的系统性偏差，是基金获利的基点。其基金业绩似乎也在证明着这一点，从1992~2001年，其基金的报酬率高达31.5%，而同时期的大盘指数收益仅为16.1%。总体而言，行为金融的理论和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还没有成为投资专家们广泛而普遍的制导理论。有两个原因，一是行为金融理论本身并不完全成熟；二是利用这些理论测定各种各样影响价格的心理变量时，会遇到很多操作难题。当然，任何理论都是有缺陷的，在金融市场中没有人也没有任何投资策略可以一直获得超额回报。行为金融投资策略让投资者具备了战胜市场的可能，但永远也无法具备打败市场的保证。 3.1反向投资策略(contrarianInvest?鄄mentStrategy) 反向投资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的投资方法。由于股票市场经常是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的,对反应过度的修正会导致过去的输家的将来表现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从而产生长期超常回报现象。邦特(Debondt)和塞勒(Thaler)(1985)的研究表明这种投资策略每年可获得大约8%的超常收益。对此,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这是由于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决策中,往往过分注重上市公司近期表现的结果,通过一种质朴策略(NaveStrategy)———也就是简单外推的方法,根据公司的近期表现对其未来进行预测。从而导致对公司近期业绩情况做出持续过度反应,形成对绩差公司股价的过分低估和对绩优公司股价的过分高估现象,为投资者利用反向投资策略提供了套利的机会。 3.2惯性交易策略(MomentumTrad?鄄ingStrategy) 惯性交易策略是指在分析股票过去相对短的时间内（通常是一个月到一年）的表现的基础上，预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规则(filterrules),当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与交易量同时满足过滤规则就买下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Rou?鄄venhorst（1998)对其他12个国家的研究证实了动量效应的存在,从而证明了这种效应并不是由于数据采样的偏差所造成的误解。我国市场存在明显的惯性效应，利用股票在一定时期的波动采用此策略可以买人卖出而获得价差收益。 3.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DollarCostAveragingStrategyAndTimeDiversificationStrategy) 投资者将现金投资于股票时，通常总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进行，以备不测时分摊成本，从而达到规避一次性投入可能造成较大风险的策略,即成本平均策略。它与投资者的有限理性、损失厌恶及思维分割有关。时间分散化策略是指承担股票的投资风险的能力将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降低,投资者在年轻时应将其资产组合中的较大比例用于投资股票,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则逐渐减少股票投资比例增加债券投资比例的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在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中普遍采用并广受欢迎的投资策略,同时却又被指责为收益较差的投资策略,而与现代金融理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明显相悖。 3.4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Concentrat?鄄edInvestmentStrategy） 行为金融理论指导下的投资者追求的是努力超越市场，采取有别于传统型投资者的投资策略从而获取超额收益。要达到这一目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①尽力获取相对于市场来说要超前的优势信息，尤其是未公开的信息。投资者可以通过对行业、产业以及政策、法规、相关事件等多种因素的分析、权衡与判断，综合各种信息来形成自己的独特信息优势；②选择利用较其他投资者更加有效的模型来处理信息。而这些模型也并非是越复杂就越好，关键是实用和有效；③利用其他投资者的认识偏差或锚定效应等心理特点来实施成本集中策略。一般的投资者受传统均值方差投资理念的影响，注重投资选择的多样化和时间的间隔化来分散风险，从而不会在机会到来时集中资金进行投资，导致收益随着风险的分散也同时分散。而行为金融投资者则在捕捉到市场价格被错误定价的股票后，率先集中资金进行集中投资，赢取更大的收益。 4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的行为经济学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金融理论迅速崛起,对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可以说行为金融理论已经成为金融理论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研究主题之一。当然,行为金融理论远非一个完全成熟的理论,其对投资实践的指导能力也因时因地而异。 理论分析论文:支撑雇佣机制分析内部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对内部劳动市场起源的考察；内部劳动市场的主要特点；经济学家对内部劳动市场的理论解释；有关内部劳动市场的反思和争论；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内部劳动市场中其余的工作，通过对那些已经获准进入的工人的提拔或调动来补充、工资高于劳动市场完全出清时的劳动价格、这种对稳定性的追求泛化到生产要素市场的控制上，其中自然包括劳动市场、工作特定化(jobspecificity)、内部劳动市场是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激进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起作用的并非仅有经济因素，其他例如习惯等非经济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薪酬与工作职位挂钩，而不是根据对个人边际生产力的测定来给付、内部劳动市场的衰退可以理解为企业或组织转向更为柔性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反应等，具体请详见。 一、引言 1971年，当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杰和皮奥里(DoeringerP.andPioreM.)，出版他们多年研究的成果《内部劳动市场和人力政策分析》一书时，曾经指出：“内部劳动市场是一个类似于制造业工厂这样的管理单位，其中劳动的定价和配置由一系列管理规则和程序来控制。由管理规则控制的内部劳动市场(intemallabormarket)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外部劳动市场(externallabormarket)不同，在后者当中，定价、配置和培训都直接由经济因素控制。然而，这两个市场却是互相连通的，它们之间的运动发生在某一个构成内部劳动市场的进人口和退出口(portsofentryandexit)的工作种类上面。内部劳动市场中其余的工作，通过对那些已经获准进入的工人的提拔或调动来补充。结果，这些工作便避开了来自外部市场竞争力量的直接影响”。尽管内部劳动市场理论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但是，作为研究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可以利用它将传统劳动市场理论无法顺利整合的一系列因素联系起来。 二、对内部劳动市场起源的考察 对内部劳动市场的起源，研究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主要包括：(1)工会化。作为工人的组织，工会被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是劳动市场的垄断者，经常通过对劳动价格和数量的控制，来满足会员对福利和就业的需要。结果，工资高于劳动市场完全出清时的劳动价格，就业人数却少于完全竞争劳动市场可以提供的最多数量的就业岗位；借助工资刚性，劳动市场由此被分隔开来，加人工会的工人就业和收入得到了保障，没有加入工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妇女则被排斥在外。(2)大企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转向了大批量生产，许多行业出现了寡头垄断。大批量生产需要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因此只有大量销售才能够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寡头垄断的存在使得企业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既变得至关重要，也变得非常谨慎，因此，大企业首先追求产品销售市场的稳定，进而，这种对稳定性的追求泛化到生产要素市场的控制上，其中自然包括劳动市场。(3)专门化的人事管理。在工业化初期，西方许多国家一段时间普遍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因此企业的劳动用工并不像后来那样正式和规范，加之许多现代工厂是在以前的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社会上没有劳动立法，企业里也不存在专门管理人力资源的职能和相应的机构设置，大量的家长制作风和行会惯例导入都实际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管理。然而，随着企业的发展、竞争和社会约束的增强，将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独立出来，成立专门的机构，聘请专业人士来实施逐渐成为必要并最终变成现实。(4)特殊的历史和文化。雅各比(JacobyS.1979)认为，日本企业中的长期雇佣、年功工资、内部晋升和福利项目等内部劳动市场特征，与日本工业化之前技术工人的以技艺为基础的雇佣体制移植到后来的寡头企业有关。企业规模的变化增加了管理稳定性的重要性。随着恶性竞争威胁的减轻和融资能力的增强，企业由此能够对经营进行长远规划，以充分利用已经发生的大量投资，这就需要相应的稳固和严密的管理控制。(5)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劳动市场的状况往往对应着产品市场的状况。如果企业长期面临合适的工人短缺的情况，就会从长计议，建立自己的劳动储备。而当经济不景气，劳动力供给过剩，则企业更多地采用灵活的用工策略，以充分利用外部低工资劳动力供给，降低生产成本。这样看来，内部劳动市场的兴衰不过是劳动力供给紧张和松弛状况的反映。 三、内部劳动市场的主要特点 (1)工作特定化(jobspecificity)。由于劳动是异质的，知识是会意的，人力资本是特殊的，竞争力是依赖于个人的且跨企业和跨职业不可转换的，因此，特定的工作只能由拥有特定技能的人来从事才是最有效率的。(2)在职培训(on-the-jobtraining)。以干中学方式，暴露于工作环境，通过旁人的示范与指点、临时代工、作为助手工作一段时间等，形成与特定化的工作相匹配的技能。(3)工作阶梯(ioblad，ders)。在一个企业内部或某一职业，全部工作是分成工作系或工作群的。工作阶梯的纵向结构主要反映责任、技能和权力的变化。在更低层次上的工作经历对将来从事更高层次的工作是有帮助的。(4)进入口和退出口。进入口是特殊人力资本积累的起点，因此往往处于工作阶梯的底部。不过，这一点对蓝领工作来说较为突出和普遍。但对专业劳动市场的进入可能发生在各个工作层次。此外，对工匠劳动市场来说，几乎不存在特定的进入口或退出口。对内部劳动市场的退出是受一定规则限制的，这些规则主要用来约束非自愿流动，比如临时的或永久的解雇、带薪休假、因缺任务而导致的工作停止、伤残、违纪以及强制或提前退休等。(5)工资等级(earninghierarchy)。工资与工作挂钩，并不精确地对准个人的边际生产力，而是采用一些拇指法则来确定。工资增长往往反映资历增长。(6)内部晋升(internalpromotion)。尽管提拔员工也考虑其个人能力和业绩，但资历常常是重要的参考因素。对工作表现的评估有时也是重要依据。(7)资历依赖(seniorityreliability)。一个工作者的资历经常反映为其在一个企业或组织中的连续任期。(8)解雇限制(1ayoffrestriction)。固定或准固定劳动成本(解雇费、招聘费、培训费、劳动者替换造成的生产率下降和损失增加等)的存在，加之工作场所的习惯，导致雇主不能任意雇佣／解雇工作者。 总之，内部劳动市场是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如果内部劳动市场是按管理者的意愿建立起来的，而且管理者追求劳动成本最小化，工作在成本合适和能力胜任的情况下才提供给工人，那么，除非参与求职竞争的工人得到的高价格由高的劳动生产率来予以补偿，否则，工作将给予要价最低的工人。自然地，在工人方面，他们则寻求将劳动服务出售给出价最高的雇主。此时，只有当其能够降低成本时，竞争性的市场过程才会被内部劳动市场所取代。这也就是说，之所以会出现内部劳动市场，主要是由于它比竞争性外部劳动市场有更低的运行成本。 四、经济学家对内部劳动市场的理论解释 (一)激进经济学派(theradicaleconomics) 首先，内部劳动市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资本家要掌握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尽管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属于资本家的，但生产过程却直接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劳动者最了解生产的进度、劳动的强度、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的主观态度，而这些因素最终反映为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换句话说，由于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过程的关键信息，因此，对生产过程就有了实际的控制权。 其次，除了对生产的前提和生产的结果拥有法定的财产权利之外，资本家要实际控制生产过程，抵消劳动者在工作现场的控制力，通常采取的方式是，劳动分工、产品标准化、管理职能独立和机器生产。然而，劳动分工、产品标准化、管理职能独立和机器生产是相对的，并且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们的显著变化取决于大的技术更新，而大的技术更新往往是随机发生，或者至少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出现，因此，在很多时期和很多企业内，特别是在总体上面临劳动力供给相对紧张，政府或工会施加政治压力的时候，资本家就不得不忍受和设法改变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而旺销的产品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本家向工人妥协的经济能力。 (二)制度经济学派(theinstitutionaleconomics) 首先，在企业经营特别是对劳动的定价和配置过程中，起作用的并非仅有经济因素，其他例如习惯等非经济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习惯就是一种有定势的心理活动，表现为当事人稳定的预期和重复的行为。实际上，习惯本身是重复行为的结果，是一种在刺激一反应的互动中适应环境的过程，尤其是群体习惯，它会超越个人的意识阈限，并靠群体的赞赏和报复等来强化。面对超量信息，惯例不过是处理事情的“拇指法则”，即粗糙的、凭经验的、约莫估计的方法原则。在制度学派看来，企业或机构中的各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讲，就是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习惯，它们仿佛是企业或机构机体的基因，将其生命特征从过去延续到未来。如果说各个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那么，正是因为它们特定的习惯有差别。就内部劳动市场而言，劳动分工到什么程度，工作阶梯如何分等分级，工资级差如何确定，技能传授的方式和途径，招聘、审查、培训、晋升、解雇的标准和程序等，通常都不采取工作设计、动作分析、生产效率评估等的方式来进行，而是大量依照惯例来执行。 其次，就在职培训来看，老工人之所以愿意将技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授给新工人，一个重要的预期，就是意识到这样一来新工人在得到技能之后，并不会对老工人的收入和就业构成威胁。因此，老工人向新工人暴露操作技巧的前提之一，是存在资历承认、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等惯例。另一方面，新工人在就业和接受培训之初，之所以愿意忍受较低的或不反映其边际生产力的工资，乃是因为惯例告诉他有朝一日他会上升到老工人的地位，从而将获得更高的或超过其边际生产力的报酬。可见，薪酬与工作职位挂钩，而不是根据对个人边际生产力的测定来给付，这样的工资结构，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种惯例。 (三)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理论(firm－specifichumancapitaltheory) 贝克尔(BeckerR.，1964)提出，企业中使用的人力资本分通用性和专用性两类。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可以定义为一种一旦离开了其由以形成的企业，在别处就毫无价值的人力资本。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往往是在特定的工作场合、针对特定工作任务、以意会形式存在的知识和技能，需要通过干中学和在职培训的方式并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积累起来。而一旦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在员工身上积累起来，他在该企业的价值就与在另一家企业的价值不同，并由此与雇主对物质资本的垄断一起，形成企业内部劳动市场的双边垄断。因此，可行的制度安排，一方面，是承诺给长期雇佣的员工提供随任期递增的报酬，以激励他们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另一方面，让新员工从较低的工作岗位干起，然后，再沿着工作阶梯逐步上升，给新老工人稳定的预期和竞争的秩序。 后来，拉齐尔(LazearE.，1979)进一步提出了向上倾斜的经验一收入曲线，表明企业延期支付报酬的方式会诱使员工一生都努力工作。如果工人接受这样的承诺(隐含合同)，就会认为只有当他变成资深员工时，才能拿回他早期以低收入的形式给予企业的“信贷”，这样，就非有内部劳动市场不可。企业通过内部劳动市场降低员工的跳槽率(rateofturnover)，得到的是员工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由此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员工的忠诚、活力和团队高昂的士气等。 (四)竞赛理论(tournamenttheory) 拉齐尔和罗森(LazearE.andRosens.，1981)曾经提出一个“竞赛理论(tournamenttheory)”来解释内部劳动市场：企业内的各个工作岗位，主要是按照工资档次所划分出来的阶梯。雇员总是从某个层次上的某一点受雇进入企业，并立即与同伴展开竞赛，当他赢得竞赛以后，就会被提拔到另一个更高层次的职位上去；输掉竞赛的人则继续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层次)上。在这里，两个不同层次的岗位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可能是一样的，就是说，报酬只与在竞赛中的地位有关，很少与工作性质有关，向更高层次晋升本身构成对员工的激励。与之相应，总是需要有一些员工从较低的层次进入，由此才能保证竞赛的持续。这个模型字面上的意义似乎是：在企业的高层职位上大多是从内部提拔上来的人，工作阶梯的安排，除了激励更低层次的员工做出努力而外，没有别的用意。这就解释了内部劳动市场中常见的工资与产出脱钩以及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现象。 (五)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 威廉姆森(WilliamsonO.，1975)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分析包含两条对经济当事人行为的基本假定：首先，个人只拥有“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尽管个人想要做出最大化决策，但他只有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这就使得在缺乏某种治理结构的条件下，订立覆盖所有偶然性的复杂的合同成为不可能。其次，个人是“机会主义的(opportunistic)”，当存在不对称信息分布的情况下，个人不会诚实地透露他所掌握的全部信息。由此，当任务是充分分解和特定化的时候，个人将获得有关他负责的工作信息的垄断地位。进而，便与企业一起构成了双边垄断的讨价还价局面。由此，某种替代市场即时缔约过程的方案成为必要。因此，一系列管理规则、组织结构和合同形式(内部劳动市场)不过是同时节制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一种制度安排。 具体说来，工资与职位挂钩而不与个人贡献相连，这样，就不再需要根据个人差异对工资进行商议和微调；使用低级职位作为雇员进入企业进入口(portsofentry)，实际上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筛选员工的手段，有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内部晋升鼓励员工与工作相匹配以及员工之间的合作，否则会引起职业生涯的中断以致无法享受资历优惠；延后支付报酬促使员工长期依附于企业，同时产生了刚性的工作阶梯或职业生涯顶点(退出点)的强制性退休(compulsoryretirement)必要，极大地减少了劳动定价和配置的不确定性。总之，内部劳动市场可以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六)信息搜寻理论(informationresearchtheory) 针对劳动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萨洛普和萨洛普(SalopD.andSalops.，1976)提出了有关劳动信息搜寻的自我选择过程理论(self－selectionprocesses)。他们认为，一般说来，商品的出售者比其潜在 买者对商品的品质拥有更多的信息，因此，卖者就要选择适当的方式透露商品的信息，这是一种信号行为。另一方面，买者也会密切关往卖者的信号行为，以甄别商品的品质。就内部劳动市场而言，如果企业为员工提供递增的收入边际，那么，就可以设想，只有较低退出倾向的人才会想要进入和留在该企业工作，这样，求职者和聘用者的双向选择就造成了员工和企业的良好搭配。 后来，麦卡森(MalcomsonJ.1984)提出了一种两阶段劳动合同模型。就是说，合同约定，在企业招募的新员工当中，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并且在第二阶段会得到更高的报酬；这种“提拔”的依据，是企业对员工在第一阶段表现进行评估而得出的员工的排名。由于这种安排可以激励员工在第一阶段就努力工作，因此，企业采用试用期等安排不过是让其充当识别求职者素质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对劳动者来说，当他可能找到的工作和由此获得的报酬的分布取决于他搜寻市场的成本时，企业的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的存在，使他在进入之后一般不会自动选择离开，也就是说，使他具有了稳定雇佣关系的倾向。 五、有关内部劳动市场的反思和争论 奥特曼(OstermanP.1984)指出，从理论上讲，当劳动由一个完全变动的要素，也就是说，可以随经济波动而随意雇用和解雇的要素，变成一种准固定要素的时候，企业就倾向于用长期的合同来维持雇佣关系。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压力，迫使企业在内部劳动市场规则之外寻找增加利润的途径。导致了大量利用临时辅助性劳动和分包合同的趋势。此外，对经济困难的另一个反应，是非工会化的侵略性增长，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又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内部劳动市场理论。如果把内部劳动市场当作短期甚至是随机现象，与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工作规则缓慢变化的情况不符。但是，决定和构成内部劳动市场的因素很多，其相互关系也十分复杂，因此，迄今理论家对它的大多数的解释都是某种折衷主义性质的，“充其量不过是一张似是而非的因素的清单”。实际上，具体的内部劳动市场不仅是多样的，而且是易变的。 库塞拉(CuceraD.1998)对比分析了欧洲、日本和美国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情况发现：制造业比其他产业的内部劳动市场现象更为普遍；大企业比中小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现象更为普遍；地处经济中心区和有人事管理部门的内部劳动市场更为普遍；存在工会的企业不一定存在强劲的内部劳动市场；岗前培训和脱产培训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影响不明显；培训内容越是企业专用性的内部劳动市场越明显。尤其是妇女，作为缓冲就业队伍(bufferworkforee)的存在，是日本企业维持内部劳动市场的重要条件，由她们所担任的工作通常都不在内部晋升的序列当中。在引起内部劳动市场的成因上，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雇主对稀缺的、非常熟练的、可替换的劳动力的需求。换句话说，如果熟练的、合格的劳动力在本地劳动市场是唾手可得的，那么，内部劳动市场的规则就会变得无足轻重了。 格里姆肖和鲁伯里(GrimshawD.andRubberyG.1998)认为，20世纪最后10年，由于持续的高失业率、工会势力消退、保守政党放松管制、工资决定的分散化、绩效评估的个人特色和非典型雇佣合同的大量使用，不仅蓝领工人，许多白领雇员甚至管理层人员也得不到长期的就业保障，这使得企业管理中社会习俗、资历承认、工作伦理、长期雇佣关系以及工资集体谈判决定等，曾经是内部劳动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规则和惯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整个劳动市场转向分裂成原子式的关系，个人要更多地承担经济波动造成的损失和负担，哪怕工人拥有企业专用型人力资本，或会影响企业声誉从而损害其长期招聘和留住人才的能力，雇主也倾向于将内部劳动市场从谈判能力已经下降的工人身边移开。因此，传统的内部劳动市场理论过于简单化了，应该考虑根据企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动态地分析雇主的雇佣策略和雇员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考虑种种因素，企业可以一方面在劳动市场的顶部采取与业绩挂钩的方式决定工资，另一方面，在劳动市场的底部则引入劳务或服务转包的方式，将内部劳动市场与外部劳动市场结合在一起。因此，内部劳动市场应该是多样化的。 2002年，当内部劳动市场概念提出30年以后，皮奥里回顾说，当时他和多林杰提出内部劳动市场这个概念，是为了弥补劳动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的脱节，并且将内部劳动市场局限在一个企业或组织内部，“如果我今天给出定义，我将更宽泛地定义它(内部劳动市场——引者注)，不光包含简单的管理规则，也包含社会实践和习惯，而且我也会考虑其社会性的边界，而不必与正规组织的边界重合在一起。” 皮奥里认为，内部劳动市场的衰退可以理解为企业或组织转向更为柔性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反应。这种转折反过来加剧了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柔性技术使生产过程重组。现在的工程需要结合不同的专业技能，但其中许多技能都是标准化的。为了完成工作经常要组织团队，于是沟通和协调成为个人参与合作必需的重要能力，并且组织者和参与者需要多种专业背景知识，而不是仅仅求助于程序工程师。团队工作实际上成为一个不同专业成员之间寻求密切配合的过程。此时，利用临时辅助服务来挑选工人，便愈益成为企业或组织正式雇佣前的考察途径。并且，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特别是在组建和分拆特定工作项目的前后时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卡萝莉(CaroliE.2007)从企业竞争力视角分析了一段时期以来内部劳动市场所呈现出来的不稳定性，认为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ICTs，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的扩散所导致的知识程式化(knowledgecodification)的增强，已经使得竞争力更少地依赖于个人。知识越来越内嵌于企业自身，这对于降低建立在外部劳动市场弹性基础上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的相对成本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对外部劳动市场的借用兴盛起来，但却有可能损害企业的长期竞争力。 六、结语 综上所述，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形成来说，工会、大企业、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较有解释力；内部劳动市场的突出特点是工作特定化、在职培训、内部晋升和非工资因素影响的存在，这也说明，如果技术发生变化使工作变得简单化和标准化，那么，内部劳动市场将会弱化。此外，严峻的就业形势、政府管制的放松、劳动者组织程度的下降，也会造成内部劳动市场的消退。在个别环节向外部劳动市场开放，将激励和约束相结合，内部劳动市场也可以获得弹性和流动性的改善。内部劳动市场理论可以为企业或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上的问题诊断、政策设计和技能培训提供启示和帮助。此外，协调劳资关系，不仅可依靠法律途径和手段，而且，为了制定合适的政策乃至法规，有必要了解在背后支撑雇佣过程的机制的原理。 理论分析论文:员工经理层次分析民企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民营企业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的基本内容、方法和创新之处；研究趋势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民营经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名词、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企业就可以称为民营企业、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实困境、研究该课题的目的和意义、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民营企业应在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的同时，创设一种高效而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职业经理业已作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主流群体、对于民营企业员工容易流失的困境、对于民营企业“自己人”缺乏管理现代企业能力的困境、对比的分析方法一般有两种，即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职业经理人作为民营企业的第一资源，市场化是必然趋势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在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呈现出来。然而，我国很多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却遭遇了人力资源管理困境，需要加以解决。本文针对民营企业所出现的人力资源管理困境，从普通员工和职业经理两个层次分别来论述了民营企业摆脱困境的对策。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民营企业困境激励 一、民营企业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 民营经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名词，本意是用它区别前苏联和东欧的私有化经济，以保护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顺利地发展。现在，凡是由非国有资本投资举办和由不代表国有资产的民间企业家或经营者经营管理的经济实体，都可以统称为民营经济。因此，民营经济应该包括个体、私营企业，民办科技企业，城乡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及合伙企业等。由于民营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混合型经济，因此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企业就可以称为民营企业。 所谓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指的是对人力这一特殊的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合理利用和科学管理。从开发的角度看，它不仅包括人力资源的智力开发，也包括人的思想文化素质和道德觉悟的提高；不仅包括人的现有能力的充分发挥，也包括人的潜力的有效挖掘。从利用的角度看，它包括对人力资源的发现、鉴别、选择、分配和合理使用。从管理的角度看，它既包括对人力资源的预测与规范，也包括人力资源的组织和培训。人力资源管理日益成为现代科学管理的优秀。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实困境。 （1）“内部人”控制。人力资本，特别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和重要性人所共知，而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确实是存在许多弊端。据调查，约90%的民营企业财务管理控制在家族成员中，中高层管理人员约40%是企业主的朋友或家庭成员。而“自己人”的素质不适应专业化的工作，造成企业的低效率。 （2）人员流失严重。由于民营企业的制度安排、利益分配、福利保障、精神文化建设、激励等方面的问题，使其难以留住优秀人才，跳槽现象比较普遍。 （3）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不高。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协调的艺术。而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目前一般还在独自为政，主动服务意识不强，内功修炼不够。 2.研究该课题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探讨我国民营企业摆脱人力资源管理现实困境的对策，力争为我国民营企业开辟一条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路，使我国的民营企业更加具有竞争优势。 3、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尤为表现为对人才的开发利用。人力资源对企业的特殊价值是世界上任何一种物资资源无法取代的，通用汽车公司前总裁史龙亚弗德说过：“你可以拿走我们的全部资本，但是你把我的组织人员留下，五年内我就能够把所有失去的资产赚回来”。通用电气公司总裁韦尔奇也说：“我们能做的是把赌注押在我们所选择的人身上，因此，我的全部工作是选择适当的人”。这充分说明了人力资源管理对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特殊意义。 三、研究现状 对我国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出现的困境，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对策： 1.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张学文教授在《民营企业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一文中提出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在企业全面质理管理以及参与全球竞争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提出民营企业应在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的同时，创设一种高效而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2.浙江工业大学的陈春根认为职业经理体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西方，随着现代公司制度成为企业制度的主流形式，职业经理业已作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主流群体而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国内，随着国营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职业经理人体制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日益被人们所重视。与此同时，经过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粗放型发展，民营企业已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尤其在沿海地区，大批经营上规模，具有行业优势的民营企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面对日益国际化的市场竞争，加速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提高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项新的重要课题。在民营企业中引进职业经理人体制，是民营企业摆脱目前人力资源出现的困境，逐步从家族型经营模式向社会化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3.王晓明在《民营企业如何坚持以人为本》中认为，民营企业在实行经理人制度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对普通员工的管理。他指出当代企业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尤为表现为对人才的开发利用。他对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民营企业要尊重员工，并且要培养员工的献身精神和忠诚度。第二，民营企业应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第三，民营企业要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 4.戴园晨在《民营企业的人才战略》一文中指出，民营企业在克服困境过程中做大做强需要使用外部人才，要使用外部人才就要果断引进职业经理人制度。他在该文中还进一步指出民营企业主对职业经理人的不信任是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最大障碍，并且建议要增加职业经理人的诚信度。 5.谭伟生和刘芳在《民营企业的个性化趋势》一文中指出，民营企业要走出人员流失严重，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不高的困境，就要实行个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个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雇佣合同制；二是完善招聘制；三是引导员工科学设计职业生涯与发展方向；四是设计完善的工作职务。 四、研究的基本内容、方法和创新之处 1.针对我国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面临的困境，该文从普通员工的管理和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两个层次提出了几点对策： （1）对于民营企业员工容易流失的困境，文章提出的主要对策有以下几点：尊重员工，培养员工的献身精神和忠诚度；为员工提供施展舞台，激发员工的创新精神；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制度；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建立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机制。 （2）对于民营企业“自己人”缺乏管理现代企业能力的困境，文章提到了引入经理人制度，并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分析。该文在这一部分阐述了这样一些内容：人才短缺对民营企业的挑战；职业经理人的职业特征；民营企业应提高职业经理人的忠诚度；对职业经理人的激励和约束。 2.在研究这个课题时，主要用到了以下方法： （1）归纳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使用主要是总结事物的特征。文章中许多观点早已有学者提出，但是他们都只说了某一方面，或是说的不完整。在这篇文章中对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2）对比的分析方法。对比的分析方法一般有两种，即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静态对比的研究方法。本文将这一方法使用在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的比较分析中。 （3）抽象的分析方法。抽象的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本文将这一方法主要使用在对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困境的分析中，即从复杂的现象中分析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遭遇的主要困境。 3.这篇文章有两个创新。第一是论述角度新。本文从普通员工和职业经理两个层次来进行论述民营企业摆脱人力资源管理困境的对策，在这之前还没有发现类似角度的文章。第二是本文对许多学者的很多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形成了新的观点。 五、研究趋势 1.职业经理人作为民营企业的第一资源，市场化是必然趋势。随着未来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以及民营企业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多承袭了传统家族经营模式的民营企业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来实现新的突破，以增强企业的发展后劲。在这种情形下，职业经理人制度将被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所采用，职业经理人也将在全社会内的企业中自由进出。 2.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更加集中于激励，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增加员工的活力，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从而加强组织竞争力，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3、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日益向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转变。民营企业将要面对的是新世纪激烈、反常的竞争环境，只有通过实施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才能保证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有效实现。 理论分析论文:价值保证增加分析生产制造业物流成本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方法；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基于价值链分析方法的优越性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物流成本作为企业“第三利润源泉”,倍受各方的关注、造成中国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是制造业,困扰商品流程优化的还是制造业、价值链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网络经济环境下的一种组织战略思想和模式、生产制造企业的价值链、内部价值链分析、低成本是企业取得任何竞争优势的有利保障、识别各过程的中间环节,从而确定获得相关成本优势的机遇、生产制造赋予了最终商品的大部分价值、传统的管理理念、机制、方式等影响企业内部物流效率的提高、充分考虑了降低成本的相对性问题、抓住了成本管理的关键即作业问题、扩大了传统成本管理的控制范围、更为全面地考虑了成本管理中的相关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文章对生产制造企业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理论进行总结,指出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有极强的优越性。 【关键词】价值链分析;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运用 物流成本作为企业“第三利润源泉”,倍受各方的关注。物流成本管理的意义在于:通过对物流成本的有效把握,利用物流要素之间效益背反关系,科学、合理地组织物流活动,加强对物流活动过程中费用支出的有效控制,降低物流活动中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从而达到降低物流总成本,提高企业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目的。 目前,造成中国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是制造业,困扰商品流程优化的还是制造业。为了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要求从业人员能够对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以及相关的信息流动做到7R,即正确的产品、正确的质量、正确的条件、正确的顾客、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正确的成本。这也正是现代物流管理的实质。制造企业的物流成本管理中引入价值链理论,能对企业内部物流作业流程进行持续改善,以消除不必要的作业;通过对物流成本进行评价,分析确立物流成本控制环节,有利于帮助企业降低物流作业成本。 一、价值链及价值链分析方法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企业从价格竞争、产品竞争和个体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服务竞争和网络竞争,而持续的优秀竞争优势对于企业后一种情况的竞争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价值链作为确定企业优秀竞争优势的一种基本工具应运而生。它是一种系统性研究企业竞争优势的方法,其优秀内容是分解企业价值链、确定价值活动成本,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重构价值链,建立其优化结构,从而提升企业的优秀竞争优势。价值链的优化研究经历了从迈克尔·波特的传统价值链、Peter·Hines的“集成物料价值的运输线”、JefferyF1Rayport和JohnJ1Sviokla的虚拟价值链,再到价值网理论的一个长期过程。 价值链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网络经济环境下的一种组织战略思想和模式,它是以企业储运、生产、销售、服务等业务流程为载体,以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为直接目标而形成的企业内部价值活动的系统性结构,为企业形成信心竞争优势、创造长期利润提供了一种系统的、动态的分析方法。 (一)生产制造企业的价值链 现代企业管理思想认为企业是一个为最终满足顾客需要而设计的一系列作业的集合体,企业本身就是一个由此及彼、由内到外的作业链,每完成一项作业要消耗一定的资源,而作业的产生又形成一定的价值,转移到下一个作业,依此转移,直至形成最终产品,提供给企业外部顾客。而最终产品作为企业内部作业链的最后一环,凝结了各个作业链所形成并最终提供给顾客的价值。因此,作业链同时又表现为价值链,作业耗费与作业产出配比的结果,就是企业的盈利。价值链由多个作业组成,价值链内信息的传递基本上具有双向特征。根据价值链各个环节的特征,价值链可分为外部价值链和内部价值链。外部价值链包括企业、供应商、客户等;内部价值链主要包括生产活动的作业活动等。 (二)内部价值链分析 低成本是企业取得任何竞争优势的有利保障。企业应在营造企业优秀竞争力的前提下,对内部价值链进行分析,主要是为了解决降低企业内部成本问题。而这些分析工作都是以“作业”为中心,在整个过程中还须结合事前管理的统筹规划、事中管理的实时控制和事后管理的分析考评,以确认企业的价值活动有哪些,处于什么样的分布状态,并将每个价值活动所耗费的成本与对产品价值的贡献相比较,根据企业各个作业活动在价值增值中的不同作用,将其进行细分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内部价值链分析是将从基本的原材料到企业最终用户之间的价值链分解成作业活动,以便理解成本的性质和差异产生的原因,通过差别分析和成本分析,找出企业在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利弊。企业为了实现其“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必须提高其作业产出,减少作业耗费,但并非所有的作业都能够创造价值,这就需要溯本求源,分析哪些作业能够增加价值,哪些作业不能增加价值,并尽可能消除不能创造价值的作业,即使能创造价值的作业,也应尽可能减少其作业耗费,这一切都要借助于作业分析。为此,作业管理(Activity-basedManagement简称ABM)作为一种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由此产生,作业分析主要过程如下: 1.确定作业。确定企业的价值生产过程,根据作业对竞争优势的贡献大小区分作业,从而确定产品或服务的总成本构成。 2.评估作业。识别各过程的中间环节,从而确定获得相关成本优势的机遇。每项物流作业之间不是完全独立的,在同一条价值链上是相互依赖的。例如,企业产品制造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原材料的储备以及运输,而这种相互之间的依赖性有时也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重复操作,从而影响整体的效率以及效益。因此,通过价值链分析法辨别出冗余环节,按各个作业活动在价值增值中的作用不同,将其细分为直接增值作业活动、辅助增值作业活动、非增值作业活动和逆增值作业活动,从而确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优秀环节。 3.优化作业。通过对作业活动的评估,拟定改进方案。对于直接增值作业活动,应在保持其增值效果不降低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运行效率,减少资源耗费和占用;对于辅助增值作业活动,有必要在维持其辅助作用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资源占用;对于非增值作业活动和逆增值作业活动,则应尽可能减少和避免,达到优化作业的目的。 同时,管理深入到作业水平,进行作业分析,就要求变革传统的成本计算,使其与之相适应,即要求成本计算深入到每一作业,进行作业成本计算。由此,基于企业价值链的作业成本法应运而生。 二、价值链分析在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运用 对于生产制造型企业来讲,生产制造赋予了最终商品的大部分价值,是企业的优秀业务单元。另外,现代的制造型企业在不断加大生产力度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客户的售后服务,不断加大其在产品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作用,从而逐渐地形成企业的优秀竞争力。 企业的物流过程从价值链角度分析,不但有利于节省自身的业务运作时间、合理利用资源,而且有利于为最终的顾客提供最有价值的服务,在企业的物流链上找到价值增值过程中贡献最大的优秀环节。同时,利用价值链分析法企业的物流活动也不再简单地以全面削减成本为目的,而是在各价值生产过程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制造业企业内部物流主要包括:供应物流,即上游企业对本企业所需物资供应的物流活动;原材料、零配件部件物流,即企业内部所需要原材料、零配件部件从供应仓库或者上游企业直接供应到生产线的物流活动;半成品物流,即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从上一道工序(或车间)到下一道工序(或车间)的物流活动;产成品物流,即生产出的成品或最终产品,从生产线到产成品仓库或者直接到下游企业的物流活动;回收物流,即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丢弃或再生所发生的物流活动。 内部物流的合理化可以促进生产过程中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工艺流程的合理化,从而大大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目前,许多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内部物流管理对于降低成本、提高物流效益,改善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纷纷优化企业内部物流管理,建立内部物流部门,对订单、库存、运输、仓储、加工等物流各环节或全过程实施高效的管理计划和控制,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增强企业优秀竞争力。 但现有企业内部的物流管理存在着许多软肋与制约: 一是传统的管理理念、机制、方式等影响企业内部物流效率的提高。转二是企业内部物流环节纵、横向联合薄弱。 三是物流成本核算缺乏财务标准,责任主体不清,物流管理效益难以凸现。 四是对现代物流的研究较滞后,缺乏专业人才,实际操作经验少等。 三、基于价值链分析方法的优越性 基于价值链分析的成本观是成本管理从价值保证和价值增加两个视角来进行的。由此,价值链成本管理实际上也就具有了双重的性质:一是控制资源的必要而足够的投入,从而保证顾客价值(表现为保证提供合格产品);二是控制资源的耗费,以提供尽可能多的顾客价值(表现在保证质量前提下的较低价格)。 通过价值链分析,对外能识别并确保企业在行业或产业中的优势地位和优秀地位,从而能够在整体价值链顾客价值最大化的前提下,通过价值让渡等方式结成战略联盟而形成优势价值链联盟,以使企业确保自身的优势战略定位;对内运用价值链分析法来考察企业各项活动及其相互关系,能够尽可能消除不增加价值的作业,降低可增加价值作业的资源消耗,能更全面地分析企业成本的构成,从而避免使用传统成本管理方法的缺陷。 因此,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具有以下优势: (一)充分考虑了降低成本的相对性问题 成本的降低有绝对成本降低和相对成本降低之分。绝对成本降低是通过一定的途径使成本的发生额低于一定的水平(标准或预算);相对成本降低是将成本与作业的质量、效率以至最终与企业效益联系起来,它并不单纯追求成本绝对额的降低,而是追求成本效益的不断提高。 (二)抓住了成本管理的关键即作业问题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从研究导致成本发生的作业及作业结构开始,通过对作业及作业结构的优化、改造来达到提高成本效益的目的,因而这种成本管理抓住了成本问题的关键。 (三)扩大了传统成本管理的控制范围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在研究成本问题时不仅要考察生产作业,还要考察非生产作业;不仅考察基本作业,还要考察辅助作业;不仅要考察本企业的价值链,而且要考察竞争对手、供应商、销售渠道、顾客甚至整个行业的价值链,以寻求广泛提高本企业成本效益的途径。 (四)更为全面地考虑了成本管理中的相关问题 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追求的是整个价值链效益的优化,这就要求成本管理须正确处理作业与作业之间,业务流程与业务流程之间,本企业价值链与供应商、销售渠道之间的关系;要求通过优化这些关系来提高整个价值链的效益,而不能为获得局部利益损害整体利益,也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损害长期利益。 理论分析论文: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分析国有商行改革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两难境地；体制内的深度改革；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长期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一直被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银行的轴轮不是由市场推动，而是由上级掌握，、银行经营目标混乱，支持经济需要与银行经营双重目标的关系不清、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仍然或明或暗的存在、内部机构设置行政化色彩浓厚，机关化作风严重、国家所有制变成了政府所有制、难以排除其他国有产权主体对银行产权的侵占行为、各成员在对公共财产行使权利时，会影响和损害别的成员的利益、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分散化是使产权清晰的最中肯的途径、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环境的改变与完善并不能一蹴而就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本文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历史事实出发，并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产权理论，分析了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及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在当前情况下的两难境地，从新的分析角度得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在产权上尤其是在产权清晰方面进行深度改革的结论，并在理论上理清了产权改革的一些关系及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同时，本文提出：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它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在体制内（产权上）对国有商业银行痛加改革之时，做到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相信也是卓有成效的。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深度改革快速发展 一、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 长期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一直被视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其功能无非是辅助中央财政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老子”，国有银行是“儿子”，老子拨一拨，儿子就像一颗“算盘子”那样动一动；儿子陷入了困境，老子当然不会坐视不救。正是由于这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和政企合一的体制的深刻影响，使得国有银行因历史而留下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因历史而造成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这主要表现在： 1.银行的轴轮不是由市场推动，而是由上级掌握，银行经营效益如何所产生的影响永远小于上级印象如何所产生的影响。比如，行长的产生不是由市场聘用，而是由上级任命，所以他们不必唯市场是瞻，而必须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作为银行的职员，他们的进出升迁不是由银行自己主宰，而是作为国家公务员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所他们只要不违法乱纪，就可以无忧无虑地上班，至于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那是另一码事；银行机构设置不是一切为了客户，一切适应市场，而是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讲究上下对口，左右对齐；网点摆布不是以经济区域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仍然是按行政区域划分，不管效益如何，不管资产质量如何，银行负担如何，该设的要设，不该设的也要设；对于贷款，只要上面有指示，领导有意图，也不论其是死是活，有效无效，只管大胆放就是了；全行上下未能充分认识市场竞争的作用，没有树立现代金融企业意识，各种经营活动仍是靠着一种惯性运动在向前发展，各级行经营目标只是根据上级行的硬要求来进行，很少根据自身情况来指定业务拓展目标，经营绩效不甚理想。 2.银行经营目标混乱，支持经济需要与银行经营双重目标的关系不清，银行经营职能错位，财政职能侵袭了银行领地。政府把金融手段当作调控宏观经济的工具，资金配置主要由政府而不是市场决定，银行承担了支持政府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任和风险，仍经营政策性业务，其代价是低效率的银行体系和巨额不良资产的产生，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金融风险。 3.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仍然或明或暗的存在。因为从地方政府的眼光看，银行的钱就是国家的钱，“不用白不用”；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身处一地，衣食住行，揽存生息，各个方面都得仰仗地方政府的支持，如果处处违拗，终究没有好果子吃。 4.内部机构设置行政化色彩浓厚，机关化作风严重。主要体现在：部门臃肿重叠，不计成本，行员实行官本位管理，级别现象十分严重；后勤服务、教育、人事、离休干部管理等非经营性部门的占比过重；文山会海现象不仅没有收敛的迹象，反而有加大的趋势，各种低层次、低水平、往返重复的简讯、简报、送阅材料以及与商业银行经营活动无关的各种检查、评比竞赛等活动，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银行工作秩序，降低了银行工作效率，而且还挤兑了有限的经营资源和成本。 如上所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政资合一造成了国有银行的经营窘态，使得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但仅仅认识于此是不够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分析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学者杨瑞龙（1996）等人认为，由于国有产权的内在规定性，使得产权界定模糊是导致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产权清晰的定义做一个有效的界定，以统一认识。（1）产权清晰不仅是指法律意义上的，而且是指经济运行机制上的，是把产权清晰当作贯穿于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动态范畴，而不仅仅是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固态概念。（2）产权清晰不仅是指产权归属上的明确，而且还包括产权保护的有效性；即在产权实现过程当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上是清楚的。更进一步地说，财产所有者是否有权去损害他人的利益，或者有权制止他人对自己的损害是具有确定性的。 下面再来分析我国国有产权的特性、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和国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原因。 1.由于公有产权在运作过程中具有“不可分性”，因此，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国家所有制变成了政府所有制，即由政府国家占有和行使国有产权，从而形成了政企合一、政资不分的制度基础。在这样的模式下，形成了一种排斥市场机制的高度集权型的计划体制，企业是行政主管部门的附属物，政府对企业进行直接干预和控制。这一方面使得当国家的行政职能、经济调控职能和所有制职能结合在一起时，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所有权约束就不再唯一地遵循资产增值与资产收益最大化目标，而是向企业输入与利润最大化目标相悖但体现社会偏好的约束规则，渗透进其他社会政治目标，使其带有鲜明的行政色彩。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以等级界定权力的方式，形成了资源配置的行政协调机制，其通行的是行政化的竞争规则。在这一规则下，人们对资源和收益分配的多少是由他具有的权力大小确定的，但至于该行为人在其权力范围内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损害他相应的收入，从而造成权、责、利的极不匹配，即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安排对国有产权的占用权限按等级规则作了具体的界定，但对行使国有产权所产生的后果由谁来承担并没有严格的界定。 2.由于国有产权的非排他性，从而使得难以排除其他国有产权主体对银行产权的侵占行为，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国有商业银行很难避免自己的产权被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侵蚀，即产生所谓的“公有地悲剧”和“产权拥挤”。 3.由于国有产权的外在性，使得各成员在对公共财产行使权利时，会影响和损害别的成员的利益，进而引发道德风险，产生负的外部效应，没有谁能够对产权行使的结果承担完全的责任。一方面，国有企业对资金需求盲目扩张，没有为投、融资承担风险的责任和意识，没有贷款到期必须归还的约束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把信贷资金作为财政资金使用，这些使得大量金融风险都“成功”转嫁给了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也不得不背负沉重的负担“惨淡”经营。 4.由于国有产权安排的先天不足，即所有权主体的非人格化资本行为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使得政府很难通过运用中止合约关系的“退出权”来惩罚企业的违约行为，以达到保护国有产权的目的，这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似乎形成了行政性而非市场性的路径依赖：产权不清，产权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政企不分银行内部机构失衡，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权、责、利不明确银行经营目标混乱、经营动力不足、约束软化、与政府讨价还价，加上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不一致产生委托冲突银行机构内部出现“分配性努力”超过“生产性努力”的现象，“搭便车”、“偷懒”的行为随处可见产生并强化“内部人控制”委托冲突得到自我强化，加上泡沫经济、金融市场失灵、金融监管失灵、政府失灵的外部催化作用导致银行机构出现四种类型的管理问题，即“技术上的管理不当”、“掩盖式管理”、“绝望管理”、“恶意管理”，内部人控制和委托冲突得到进一步强化银行成为有问题银行银行向政府求救，政府也不得不为银行“买单”。 二、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两难境地 如果我们把国有银行比作一架飞机，过去，国有银行是一架模拟飞机，它只能躺在房子里，飞不上天。现在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银行已经飞上了市场经济的蓝天，但是这是一架教练机，不是真正的战机，因为前舱坐的银行经营者就好像实习驾驶员，后舱里坐的是能控制前舱驾驶系统的教官就类似政府，一旦发生意外或偏离教官设定的航道，实习驾驶员可以向教官求救，教官也可以直接操纵系统。而今，中国加入WTO，那么政府应给国有银行放单飞，让国有银行在市场竞争浪潮中把自己锻造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具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健全的运行机制，明确的经营目标，良好的财务状况的现代金融企业。但由于历史的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历史的后遗症一时难以根治，要让国有银行尽快甩掉历史包袱，要让国有银行尽快与“老子”断绝“父子”关系，与“教练”断绝“师徒”关系，无论是对政府来讲，还是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讲，都是一个两难境地。 1.对政府而言意味着政府利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来直接调控经济、稳定社会的最后手段从此消失；再则，自己抚养了多年的“儿子”就这样去翱翔蓝天，还真有点担心，因此，对政府来讲，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抉择，更是一个政治抉择。 2.对国有商业银行而言，首先，值得庆幸的是，银监会的成立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讲是一个制度性变革的标志。从理论上讲，银监会的成立为国有商业银行扫清了以前存余的行政性负担和负面影响，政府对国有银行的指令性安排将全面退出，由原来的直接调控和干预换之以间接调控和监督，由原来的行政性管制换之以技术化的金融监管，市场将成为银行经营管理活动最主要的风向标。但对于银监会的具体运作，政府、银监会、国有银行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具体实践中的体现，政府通过银监会对国有银行的作为与不作为，我们都将拭目以待。其次，这些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既有对政府的纵向依赖，也有对市场的横向依赖，可以看出，国有商业银行既想以市场改革为取向，把自己培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又不想失去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很想与政府保持那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并且，如前所述，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对政府形成了路径依赖，“儿子”突然间失去了依靠，难免“无所适从”，难免“迷茫”和“彷徨”，因此，要割裂这层感情，既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更是一个痛苦的分娩过程。再次，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当中，形成的机关化作风、官商风气与现代商业银行的客户理念、文化营销、品牌形象是格格不入的，而要完成这一转变也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更是一种洗礼。 三、体制内的深度改革 诚然，割裂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这份深厚感情，是谁都不愿干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因为不愿为而不去为，不能因为阴影难以消除就不去消除它，不能因为后遗症难以根治就不去根治，否则，我们为此而带来的代价可能更大，付出的成本可能更高。面对现实，回顾历史，展望世界和未来，时不我待，我们要打破政企不分的格局就必须在体制上进行产权的深度改革。 产权制度是企业内部组织制度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它为其他各项机制的运行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和制度保障。当前，在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过程中，从理论上理清并深刻认识产权改革的一些关系和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对于改革实践的顺利展开和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建立现代产权制度，首先要从产权清晰开始，产权清晰是产权得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基础。但如前所述，产权清晰不仅是指产权归属的明确（事实上，国有商业银行在产权归属上是十分明确的，即属于国家所有；并且，随着国资委的成立，这一产权归属已经具有人格化了），更是指产权保护的有效性，即在产权实现过程当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上是清楚的。人们都愿意获得权力和利益，不愿意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实际上就是劳动的付出和风险的承担。承担的责任大，需要较高的能力，付出更多的劳动，承受较大的风险，就应该获得较多的利益，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权力作保障，就无法履行责任；如果责任大而利益小，就不能体现公平，员工就不会积极履行责任；如果权力大而责任小，就会出现争权夺利，以权谋私。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权、责、利，再次要使权、责、利相匹配，并引进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强化权、责、利。 2.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分散化是使产权清晰的最中肯的途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没有产权结构配置合理化的制度前提，产权清晰就不会有太大的作为，一味地强调产权清晰，并不能真正做到产权清晰（魏杰，2000）。因为，从经济理论来看，法人财产权只不过是出资人所有权的派生权利，当出资人所有权只有一个主体时，又有谁来监督这个出资人不去任意干预法人财产权，造成对法人财产权的侵蚀呢？ 3.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多元化，并不在其本身，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是否国家控股，而在于通过股份制改造，其他的投资主体是否能够形成对控股方的牵制力，进而形成有效的银行治理机制。否则，股份制改造只是改变了国有产权的实现方式，即将政府对银行的干预方式从采取物权方式的直接干预变成了通过股东会与董事会行使股权的间接干预，并未改变国有产权的本质，国有股产权不清、监督机制弱化的内在弊端未得到根除。因此，我们要引入有经济实力且运作规范的投资主体，以对国有控股方形成实质性的牵制作用。 4.股份制改造中必须考虑和解决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与金融秩序稳定、国家控制金融命脉与全民所有权人格化、金融效率提高与经营机制转换、信贷资产优化与公司利益分配等一系列重大课题，既要尽可能地与国际接轨，又要不脱离中国实际。 5.产权改革应确立一个明确的终极目标，同时要有一个战略规划和改革的整体方案，从根本上改变多年来在金融改革领域存在的目标不清、力度不强、零敲碎打的局面，提高改革的整体互动性。并且要制定改革的具体时间表，一来让改革具有紧迫感，避免改革无限期拖长，增加改革的成本，二来使改革有计划、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以更好地服务于整体战略规划。 6.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环境的改变与完善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既需要时间，也需要社会资源的投入。同样，产权改革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需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进行利益重组，建立新的利益群体与利益格局，这么大的“手术”不能不说是一场革命，如果急于求成，不仅容易使前功尽弃，更有可能涉及到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所以，产权改革的速度应限制在由此而造成的信息沟通成本和协调成本上升的速度低于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上升的速度范围内，做到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提高速度和效率。 7.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使产权清晰，我们界定产权的目的是为了有一个良好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并淡化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色彩，增强企业意识。但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清晰的、能顺畅流动的产权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良好的企业组织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领导制度，并不代表就有了科学的企业劳动分配制度与激励约束机制，并不代表就有了能充分反映资产负债和经营情况、确保企业所有权益的会计制度。 同时，清晰的产权并不一定等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产权需要界定和保护并不全是由资源的配置无效率所导致的。由于金融资源的稀缺、资产的专用性、信息不对称、“搭便车”、“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使得金融交易费用大于零，从而需要界定产权。英国经济学家马丁和帕克认为，企业效益与产权归属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与市场竞争程度有关；澳大利亚经济学教授泰藤朗的综合性研究结果也表明，竞争才是企业治理机制往经济效益方面改善的根本保证条件；超产权理论认为，要使企业改善自身治理机制，提高效率，基本动力是引入竞争，而变动产权只是改变机制的一种手段。 可见，清晰的产权并不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增进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当中的问题就能因此而解决，它只是为其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和基本前提，许多问题的解决与发展还有赖于商业银行市场机制的形成与有效运做，我们不应过分夸大产权的作用而忽视其他层面的改革。 四、体制外改革的快速推进 如上所述，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在产权上进行 深度改革的同时，做到体制外改革的同步推进相信也是卓有成效的。 首先，在经营管理理念上，要转变原来的官商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和客户信息为中心，树立起服务理念、客户理念、创新理念、效益理念、风险理念、学习理念、人本理念，做到“洗牌先洗脑”。 在业务体系上，要进行资产、负债业务创新，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以创造新的利润来源；在业务流程上，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重新辨别、分解、评估流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业务流程再造；在组织模式上，要变原有的等级权力控制型组织为现代的学习型组织，强调团队共同愿景，强调信息共享，强调系统思考组织背后的深度问题；在管理模式上，要变原有的垂直化、科层式的金字塔状的管理模式为现代的柔性化、人本化的扁平状管理模式，压缩管理环节，缩短管理半径，使信息快速流通，使决策高效执行；在运营机制上，要树立市场营销观念，大力推行客户经理制，实现银行与客户的单点接触，一方面满足客户全方位、多层次的个性化需求，培养客户忠诚度，另一方面收集市场信息，反馈客户需求，为银行进行产品创新提供现实依据；在激励约束机制上，要一改过去的大平均主义，按行政级别评定绩效，而应按照“贡献优先、效益优先”的原则重新制定薪酬标准，设计薪酬结构；在信息化建设上，要继续加大电子化建设的投入，构建客户综合服务网络、全球银行间的网络系统、银行内部通信网络，加快并完善柜台业务处理系统、自动服务系统、清算转账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资产负债管理系统、以数据挖掘和数据仓库技术为优秀的决策支持系统，以全面提高业务和管理的技术含量，为银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和完善功能创造条件；在人力资本方面，要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尤其是引进一些国际性的、复合型的专业优秀人才，同时，要营造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和环境为员工提供一个没有“天花板”和“栏杆”的舞台，让员工为自己也为银行创造最大价值。 理论分析论文:会计理论哲学思想教学辩证分析应用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借贷记账法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账户设置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会计报表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会计学原理具有基础和优秀的地位、会计等式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编制会计报表的理论依据、会计原理教学中的重要问题和难点、资产是权益的物质基础、资产和权益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企业经济关系的性质、一个账户的左方和右方、某个会计要素的增与减、资产和权益、收入和费用、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反映这种关系的具体变化过程和结果、每一个账户不仅仅反映资金运动的某个方面、会计报表主要是根据账户资料编制的、报表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会计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具有很强的技术复杂性和理论抽象性,但解决会计技术复杂性和理论抽象性难题的办法并不在于会计问题的技术形式,而在于会计理论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基于这一基本观点,笔者认为:只有全面揭示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剖析会计现象所内含的辩证关系,才能深刻理解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而只有把握住了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才能顺利地解决会计理论抽象性和会计技术复杂性的难题;才能提高学生理解会计问题,分析会计现象的能力。 关键词：会计理论哲学思想经济实质 在会计学科体系中,会计学原理具有基础和优秀的地位,学好会计学原理,对于学好后续会计课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把会计学科体系看作一颗树,会计学原理则是这颗树的树根,“根深才能叶茂”。因此,只有学好会计学原理,才能顺利进入会计科学殿堂,才具有必备的能力在这座殿堂里进行探索。但是,会计学原理既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技术性,又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而普通高校的教学对象在学习会计学原理之前不仅对该学科一无所知,而且严重缺乏相关的社会实践经验,这必然使教学双方都感到困难重重。据笔者了解,财务会计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不明白会计等式的经济实质者为数不少,不少毕业生只掌握了会计问题的表现形式,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通俗的说,就是没有开窍。究其原因,就是我们会计教学工作者,片面的理解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表现在教学实践中就是过分注重会计分录和报表编制等技术性问题本身,没有很好的贯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育哲学思想,[1]这不仅造成教学负担过重,而且事与愿违,所培养的学生缺乏理论根基,其应用能力只能适应一时,很难跟上会计理论改革和会计实践变化的步伐。笔者认为,会计学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的,解决会计学教学难点的基本方法就是要牢牢把握住会计学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广泛采用辩证分析的教学方法,使学生通过对会计理论的辩证分析加深对会计现象经济实质的理解。本文以会计学原理的几个基本问题为例,阐述会计学的哲学基础以及辩证分析法在教学中的具体应用,以期抛砖引玉。 一、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会计等式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编制会计报表的理论依据,是会计理论的基石。它全面反映了资金运动的过程和结果,体现了会计对象各要素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2]其重要性和所蕴含的经济内容的复杂性不言而喻。因此,如何理解和把握会计等式,自然就成为会计原理教学中的重要问题和难点。资金在运动中呈现两种状态:相对静止状态和显著变动状态。因此,理解会计等式也必须区分这两种状态。从资金运动相对静止的状态来理解,会计等式由资产和权益(权益包括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所构成。资产和权益是资金的两个不同侧面,体现着资金的二重性:资产表明资金的使用去向或占用形态,构成资金的物质内容,体现着资金的自然属性;[3]权益表明资金的取得方式或来源渠道,构成资金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现着资金的社会属性。可见,资产是权益的物质基础,权益则表明了资产的归属。通俗地讲,在资产的背后,隐藏着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其中:负债对企业资产的利益要求表现为企业债权人要求企业到期还本付息,所以也称之为债权人权益;所有者权益对企业资产的利益要求表现为企业所有者要求企业对其资本保值和增值,在股份公司也称为股东权益。这种与资产相联系的利益要求权就是会计学所阐述的权益。[4]可见,资产和权益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由此形成了静态会计等式(基本等式):资产=权益。对于这一关系,人们往往把它理解为资产和权益在数量方面的必然相等,但这只是资产与权益内在联系的表现形式。从本质上看,这一平衡关系反映了资产和权益在对立统一运动中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体现着资产所有权、债权与资产经营权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会计等式的左边,不仅反映企业资产的总量(存量)是多少,更重要的是反映企业资源的配置状况(资产结构);会计等式的右边,不仅反映权益总量是多少,更重要的是反映企业经济关系的形成情况和现状(权益构成)。因此,会计等式所揭示的实质是企业的资源配置与企业的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企业资源的配置合理与否,决定着企业经济关系的性质(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而企业经济关系的处理是否适当,又反过来制约着企业资源的配置(调整资产结构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源作保证)。微观经济学研究什么?笔者以为,其研究的优秀问题就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会计等式乃至会计学就是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基础数据,从现实的角度反映一个企业这些问题的当前状况,从而成为一门应用经济学。从动态的角度观察,资金的运动过程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资金投入、资金运用、资金退出。资金投入企业会引起资产和权益同时等量增加(增加资源的同时形成新的经济关系);资金退出则会引起资产和权益同时等量减少(减少资源的同时解除某些经济关系);资金运用则可能引起:资产内部有关项目同时等量增加和减少(资源配置)、权益内部有关项目同时等量增加和减少(调整经济关系)、发生费用(导致资产减少或负债增加)、实现收入(引起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可见,资金在运动中可能会引起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等多个会计要素发生变化,而每个要素的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的与其它要素发生联系。这种联系综合起来就形成了动态会计等式(综合会计等式):资产=权益+(收入-费用)。如何理解动态会计等式呢?如果看不到会计等式各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仅仅从其形式出发,就会从静态会计等式和动态会计等式的比较中得出一个荒谬的逻辑:除非收入等于费用,否则这两个公式自相矛盾。事实逻辑是:收入与费用相等是偶然的,不相等则是必然的,二者之间对立统一的结果表现为利润或亏损,即,收入-费用=利润。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收入的实现会引起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或二者兼有;费用的发生所导致的结果则相反。即收入和费用的增加不仅仅使其本身发生了量的变化,也同时使资产或权益发生了变化;而资产和权益的变动不一定都是由收入或费用的发生所引起,如资金投入和资金退出。这说明,动态会计等式与静态会计等式中的资产和权益不仅在数量方面存在差异(动态等式中的资产和权益既包括存量还包括增量),其所体现的经济实质(资源配置和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可见,动态会计等式全面揭示现了资产、权益、收入、费用等各个会计要素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是人们对经济现象从会计对象出发所作出的哲学概括,从而成为会计理论的基石。 二、借贷记账法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借”、“贷”二字是一对矛盾概念,原意表示“债权”、“债务”,但在借贷记账法中,这两个字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涵义,被用来表示多对矛盾概念:(1)分别表示一个账户的左方和右方;(2)分别表示某个会计要素的增与减;(3)分别表示资产和权益;(4)分别表示收入和费用。用一对简单的矛盾符号同时表示多对矛盾概念,这一方面表明了借贷记账法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给初学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系统地阐述其所体现的对立统一思想并将其所蕴含的辩证关系简单而又形象地刻画出来,兹以图1予以说明:图1借贷记账关系图图1说明:从动态角度看,“借”,既表示资产和费用的增加,又表示权益和收入的减少;“贷”既表示权益和收入的增加,又表示资产和费用的减少。从静态角度看,由于账户的余额是借贷双方增减变化后的结果,通常在账户记录增加的一方,即资产和费用账户的余额在借方,权益和收入账户的余额在贷方(收入和费用账户的余额是指期末结转前的余额)。换言之,借方余额表示资产和费用,贷方余额表示权益和收入。这样,资产与权益之间的平衡也就表现为借贷平衡。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某资产账户出现贷方余额,则说明该账户此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资产性质转化为权益性质;同样,如果某权益账户出现借方余额,则说明该账户此时由权益性质转化为资产性质。例如:“应收账款”账户(资产)如果出现贷方余额,则这一余额的实质是预收账款(负债)。这一情况的产生,正是由于“借”、“贷”这对矛盾符号同时表示多对矛盾概念的结果,说明借贷记账法为设置双重性账户提供了可理解的基础。同时也说明,只有深刻理解借贷记账法所内含的对立统一思想,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账户,才能根据账户余额方向判断账户的现时性质,正确地编制会计报表。 三、账户设置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根据马克思《资本论》所论述的再生产原理,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各阶段体现着资金运动的形态变化,资金的各种形态“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形成了一个又一个辩证统一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所体现的对立统一规律正是设置与运用账户的哲学和经济学依据。换言之,账户的设置以及账户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必须体现这一规律的要求,教学中只有充分揭示这一规律,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每一账户的作用以及账户的对应关系,使教学困难迎刃而解。兹以图2概括说明工业企业主要账户的设置及其作用:图2说明,各账户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着资金运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反映这种关系的具体变化过程和结果。进一步分析还可发现,这种关系表面上反映的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例如,“物资采购”账户从表面来看反映的是物资采购情况(采购成本和在途物资),实质上却体现着采购部门和采购人员的经济责任;物资验收入库,物资成本从“物资采购”账户转入“原材料”账户,不仅表明库存材料的增加,还表明在该批物资上所产生的经济责任已转移到材料仓库保管部门和保管人员身上,既体现了资金形态的变化,还体现了两个不同部门之间经济责任的转移与落实。谁应该负什么责任,负多大责任,在账户中一目了然。这不仅说明设置账户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实现会计的反映职能,同样也是为了实现会计的监督职能;[5]而且进一步说明,账户的设置只有充分体现资金运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同时满足会计实现其两大基本职能的需要。可见,每一个账户不仅仅反映资金运动的某个方面,账户之间的辩证联系即账户对应关系则反映了资金运动的来龙去脉、来踪去迹,并为会计监督提供了现实依据。 四、会计报表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从形式上来看,是会计等式以一定格式的表格的具体化。前者是“资产=权益”这一基本会计等式的具体化,后者是“收入-费用=利润”这一等式的具体化,而综合会计等式的具体化则通过各个报表之间的具体联系体现出来。因此,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最终集中体现在不同的会计报表以及各会计报表之间;从内容上来看,会计报表主要是根据账户资料编制的,是对账户记录所进行的综合总结。因此,在账户设置与运用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最终也都集中体现在不同的会计报表以及各会计报表之间。在资产负债表中,左边按流动性排列各种资产,右边按先负债后所有者权益排列各种权益,负债再按其流动性排列,所有者权益再按原始资本和增值资本排列。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实质上,正是这种形式才得以将其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和经济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从左右两边分别可以看出资金的空间分布(资源配置)状况和资本的现实结构(经济关系),从左右两边之间的对照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合理与否对现实经济关系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经济关系顺畅与否对资源配置所产生的反作用情况,从而为下一时期调整资源配置和理顺经济关系提供事实依据;利润表按利润产生的主次因素分段计算各层利润,以便分析利润的来源构成和不同因素对利润的最终结果所产生的影响,进而为分析企业经营结构的合理性和企业的发展前景提供事实依据;现金流量表是基于现金资产在企业经营与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和在权责发生制下编制的利润表所产生的缺陷而产生的。现金资产的存量与增量,尤其是增量的来源情况,不仅对于真实的反映企业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具有极端重要的价值,而且是调整企业资源配置,处理和改善企业经济关系的重要的依据。现金流量表就是为揭示企业现金资产的变化情况以及现金增量的来源构成而产生的。上述三张基本会计报表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各自的报表之中,还体现在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之中。例如,利润表中的净利润是形成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的基本原因之一,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净流量是利润表按现金制调整后的净利润,等等,说明这些报表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它们既分别从企业经营的不同侧面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又相互联系在一起反映企业经营的全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会计反映体系。因此,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会计报表进行分析,以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会计报表中的每一个数字,才能洞察这些数字背后所蕴藏的经济实质,才能对一个企业的现时经济活动和未来发展前景做出科学的评价和预则。综上所述,会计学是一门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和理论经济学基础之上的经济应用科学,只有牢牢把握住其中的哲学思想,采用辩证分析的教学方法,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动静结合、相互联系的进行教学,才能把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讲深讲透,才能取得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提高学生理解会计问题、分析会计问题的能力,才能使学生在会计实践中具有持久的适应能力和发展潜力。 理论分析论文:学习泰勒主义理论使中国走向国际化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科学管理：发展的理论；当今组织发展的趋势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泰勒理论与一般管理方式有何不同、如何用科学原则指导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行为、工作定量系统的意义是什么、科学管理理论和反对它的声音、民主、分权和合作，个人再不像以前那样被视做是巨大复杂机器中的一颗小小齿轮、决策不应由某个个体作出、方便组织中横向与纵向的交流、鼓励员工参与并设立相应的奖励制度来提高工作积极性、组织中应有高度的相互信任关系、控制过程中员工也应承担责任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关键词：以最佳方式工作泰勒的管理理论及影响 随着中国成为WTO的一员，从国外发达国家引入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中国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已经和正在被引入的模式源自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对中国的管理者而言，与其争论这些管理方式的是非对错，不如首先深入地了解它的存在与演变。本文介绍了20世纪初期诞生在美国，在现代管理实践中一直被广泛应用并深具影响力的科学管理理论，即泰勒主义，以及它对后现代组织发展理论的影响。 弗莱德里克·泰勒（FredrickW.Taylor，1856-1915）是美国工业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是把管理看作科学并且强调管理者作用的第一人。正是由于他对管理方法和管理理论的贡献给上一世纪工业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因而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科学管理理论不仅仅促进了传统工业的发展并且为西方的组织结构设定了一个文化基础。泰勒以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为目的，分析了工作任务，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实验。在他的努力之下，一种新的组织文化在工业国家流行开来。福特和艾默生学习并发展了泰勒的理论用于他们自己的事业并依靠大机器生产和流水线作业获得了成功。泰勒开创了工业管理的新纪元并为其他理论家在组织行为学上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如今，在很多的现代组织中仍有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影子。 显然，对现代组织而言，旧的方法不一定适于解决新的问题，而且旧的组织文化也不一定适于新的组织发展环境，今天研究泰勒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追寻现代组织文化的根源所在，也是为现代组织的改良与发展奠定基础。 一、科学管理：发展的理论 1.泰勒理论与一般管理方式有何不同？ 曾几何时，传统的管理方式很难被看作真正的管理行为，因为管理职位往往被行业中最优秀的工人所占据。这种一般管理模式只是靠管理者（优秀工人）本人的吃苦耐劳、工作经验和工作积极性来影响其他的工作者。对工作者而言，如果他们努力工作就会从雇主那里获得特别的激励。这一简单原始的方法适用于小的作坊，但是运用在成百上千人的工厂中就遇到了困难。 科学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法的不同就在于管理者承担了新的责任而且管理者的工作与工人完全不同。作为科学管理理论的最基本观点，管理者首先要做的是分析工作任务。依照泰勒的概括，分析工作任务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要做什么；二，怎样去做；三，何时以及用多长时间去做。管理者的一切努力都是为解决这三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管理理论也被称为任务管理法。 2.如何用科学原则指导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行为？ 泰勒把某一特定工作分成两个部分：被管理者要做的工作以及管理者要做的工作。为了找出管理某项工作的科学方法，泰勒需要事先调查以建立一个实施的样本，调查包含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找到适合完成这一特定工作的适量的工作者； 第二，仔细研究并分清每一个工作者的具体工作环节，以及他们完成相应环节所需使用的工具； 第三，用秒表记录下他们做每一个工作环节的具体时间，选择其中最快的方法； 第四，去掉那些错误的、节奏慢的、无用的步骤； 第五，最终整理出一套最快最好的工作流程和最适用的工具。 泰勒的目的是让管理者努力把工作任务分成相对明确环节的同时，用可以量化的标准对各个环节进行控制。管理工作就是监控所有的环节。 此外，泰勒注意到要了解工作者的期望值，并且要提供培训使他们适应并满足他们所做的工作。科学管理理论的奖励机制与工作者完成的工作有关，因而工人也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泰勒认为，“在科学管理理论下，与培训教师合作融洽的员工有机会获得个人的发展，当所有的问题由他单独面对时，他会比在没有接受训练的情况下做得好”。科学管理理论在本质上是重新协调员工能力的一种方式。 3.工作定量系统的意义是什么？ 泰勒提供了一种理性的模式来规范并检验工作者的工作表现。工人在规定时间内依照预先细化并被验证为可行的工作安排领取报酬。这种工作定量系统使得组织管理和员工控制变得简单明确，同时也有效地鼓励了工人提高工作效率，并有效地通过流水作业的模式提高了20世纪初制造业的生产效率。 根据现在自由和民主的观点，为工作设定苛刻的标准将不可避免的抑制员工创造力的发挥，并招致他们的反感。然而，事实证明在泰勒的时代甚至在他之后的几十年中，工作定量系统都是有效可行的。通过这一系统的应用，劳动者相信每天以最好的质量和最大的数量进行工作符合他们个人的长远利益，而他们的利益与雇佣者的利益不谋而合。组织中各方利益的结合与工作目标的结合确实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泰勒在他的钢铁厂中就工作定量系统进行了十年以上的试验，最终总结出如下七点优势： 1.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提高了工人的工资； 2.打破了工人之间的联合； 3.通过固定的标准来提高统一性与公正性； 4.促进劳资双方的合作； 5.通过设定不同的工作量，在不同工作环节中达到最高的生产率； 6.自动为每一岗位选择最适合的工作者； 7.建立了和谐无罢工的组织。 不管泰勒对于工作定量系统的结论是否适合现代的管理理念，这一方法还是为管理控制系统设置了基础，并深刻的影响了现在的后现代组织管理理论。 4.科学管理理论和反对它的声音 自从泰勒创建科学管理理论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两种声音。从根本上讲有关科学管理理论的争论与以下三方面有关： 一是，它是否真的具有科学性； 二是，它是否民主； 三是，它是否有效率。 从提高生产力的角度，泰勒把他的科学管理理论总结为：“科学而非强制的手段；和谐统一而不是各自为政；合作而非个人主义；产出最大化而非严格规定下的产量；让每个人发挥最大的能力获得最大的收益。”当然，这是设计中应用科学管理理论的企业所能达到的完美图景。 但是一些人意识到了过分强调了科学管理理论的消极作用。 第一，他们认为泰勒的观点并不科学，因为科学管理理论在本质上仅仅是一个加快工作速度和加大工作强度的系统，它更多的依赖肌肉而不是大脑，并且把劳动者转变成了一个追求速度的机器，从而它剥夺了个人对工作的思考、主动性、成就感和乐趣。另外，把工作任务设定在选择最好的员工来完成的基础之上，使得仅有一小部分最强壮和最活跃的员工才能完成它，这迫使他们与那些不太熟练的工人竞争，导致了不公正现象的出现。 第二，反对者认为科学管理理论并不民主是因为它把工人看作是生产的工具，并且把他们当作半自动化的附属品。同时它加强了管理上的独裁，并过分强调纪律约束的作用。此外，它把相互猜疑、妒忌和不正当竞争引入到劳动者之中，这摧毁了组织群体中的统一与合作的精神。 第三，科学管理理论被认为缺乏效率是由于它只是关注对现存问题和当前任务的解决和完成，而并不能产生广泛和长期的经济效益。 泰勒和他的支持者以如下几点回应对科学管理法的挑战： 首先，为了证明它的科学本质，科学管理理论会以大量能力不同的人的表现为基础对某一工作任务进行详尽的研究，给每一个劳动者安排可行的工作任务，并配以合理的休息时间来规范工作表现，避免从精神上和体力上使工人过度劳累。 其次，科学管理理论要求雇佣者与被雇佣者双方共同遵守约定，并且保证工人的每一次投诉都可以获得管理层的解决。这是因为劳资双方的工作目标在科学管理法之下是完全相同的。 再者，科学管理理论改善和规范了工业组织及其设备的使用，加强了对工人的培训，增加了产量，提高了产品质量。这些都无庸置疑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无论存在什么样的争论，泰勒主义对工业发展的推动是不可否认的。工业发展的历史证明了泰勒的组织管理理论在大机器生产时代极具效率。泰勒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发现了他所认为的管理中的科学，并把他积极用于实践与推广，而且还对此充满自信——“科学管理法的广泛应用会在不远的将来成倍提高普通人在工业生产中的生产力”。 二、当今组织发展的趋势 人类社会已迈入与泰勒时代完全不同的一个新时期。在全球化影响下，组织的发展正处在从现代组织转变成后现代组织的转折点上。其特点包括民主、分权和合作，个人再不像以前那样被视做是巨大复杂机器中的一颗小小齿轮。相反，作为组织中最基本的单位，个人是一种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可以成为推动组织发展，具有创造性的积极力量，同时个人对组织环境也会积极回应，对个人需求的重视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科学管理理论几乎在一个世纪之前专为体力劳动和手工业者所设计，在倡导知识经济的今天，至少需要一些改进。 在当今社会的组织中，即使是管理的工作也被细分为不同的部分，如CE0、CIO、CFO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一位总经理向他手下的员工请教科技问题是很常见的。但这在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与被管理者相比较，管理者对生产流程要知道的更多更细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工人准备指导性的卡片来科学地安排他们的工作。 新的形势要求产生新的管理方法，现在人们倾向于用人力资源发展理论来代替严格意义下的管理，这就为我们显示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变化：理论家和管理者们把员工看作是“人”，并希望知道“到底是什么让一个个体加入到一个组织之中，溶入这一组织并向着组织的目标奋斗前进”。 传统理论的管理动机在本质上就是胡萝卡加大棒；团体合作和参与性的决策在理论上是完美的，而在实践中行不通。而新的管理理论把劳动者看作组织中主动的，富于创造性的，并且是勇于负责的因素。让工作者从内心中把组织的目标看作自己的个人目标，在心理上对工作产生一种满足，这是仅靠压力和工作定量系统所难以达到的。因此，组织管理的改善应该把对员工的完全信任当作根本。具体来讲： 1.决策不应由某个个体作出； 2.方便组织中横向与纵向的交流； 3.鼓励员工参与并设立相应的奖励制度来提高工作积极性； 4.广泛的友好的上下级互动应在组织中普遍存在； 5.组织中应有高度的相互信任关系； 6.控制过程中员工也应承担责任。 但应注意的是，这也只是为了适应后现代化的特点而为组织提供的一个宽泛和理想化的模式，不同的组织应根据其不同的特点树立其不同的管理模式。 有关的管理专家把后工业主义解释为“随着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取代资本家成为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这种强调知识的趋势把当今时代定义为信息时代，同时可以预计服务业的上升以及制造业的衰退”。根据这种分析，在组织发展的过程中，人力资源将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相形之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落后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他对劳动者的态度——泰勒曾经说过：“管理在实践中就象是在下象棋，将人在正确的时间放到正确的位置。” 泰勒的理论为上世纪的工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但除非理论家和实践者把泰勒主义引申为其他形式来适应新的环境，否则科学管理理论将会成为历史中辉煌的过去。尽管如此，科学管理的重要意义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而且，泰勒有关工作任务、衡量标准、工作定量激励制度的观点在现代组织向后现代组织转变的转型期仍具有指导意义。 理论分析论文:军事理论策略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是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但是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军事思想的方法论来源于唯物辩证法三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涉猎了传统军事思想知识、革命战争中掌握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往往十分尊重战场领导人的意见、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思想、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明确了战争的基本问题、明确了人与战争的主客体关系、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了战争规律、敌我态势等军事问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军事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关键词：军事思想来源革命青少年 迄今为止，军事思想研究大多着力于阐述军事思想的内容、建构军事思想体系、分析军事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军事思想的来源则很少涉及。张静如主编的《研究全书》（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辑录了700多篇军事思想研究论文，其中论述军事思想来源的文章不到十篇，这些文章都是从某一个方面而未能从整体上去把握军事思想的来源。本文试图对军事思想的来源作一较为完整的阐述。 一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是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 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涉猎了传统军事思想知识，后来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有选择地吸取了有关内容，从而形成了军事思想的基本军事观点。在少年时代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左传》等书，特别喜爱阅读《三国演义》。他对这些书籍的兴趣终生未曾衰减，非常熟悉书中的政治、军事斗争故事。到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又特别仔细地阅读了《资治通鉴》和《读史方舆纪要》。在第一师范读书笔记本《讲堂录》中，还用心记下了一些《孙子兵法》的条文。1927年，背叛革命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1](p8)这与《孙子兵法》的军事观点基本相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后来，又作了与《孙子兵法》中的观点更为一致的论述：“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3](p604)虽然也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对这一观点的解释仍然运用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提出了“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的命题。[4](p171)晚年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孟庆云说过，中国的军事家可以不懂政治，但政治家不能不懂军事。这里，几乎是重复了孙子的话：“不可不察也”。 在革命战争中，掌握并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关于军事指挥的一个著名观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927年秋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按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制定的秋收起义计划是先在湘赣边界发动起义，攻占醴陵、浏阳等城市，然后夺取长沙。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很快便遭受了重大损失，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方针，沿罗霄山脉南下，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这一行动，虽然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关于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不一致，但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无谓损失。到达井冈山后，又没有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制定的“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从而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时，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为目标，提出了一整套“左”的错误主张，指令等人率红军攻打南昌、武汉等城市。一如既往，虽然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和决议，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是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去争取达到中央规定的斗争目标。 既执行了中央的决议，又使红军不致因中央的错误指导而不顾自身条件的许可，盲目地死拼硬打。、等人指挥红军一方面以向南昌推进的姿态，佯攻大城市；另一方面则突入湘赣间敌人力量薄弱之处，抓住战机，先后取得了文家市战斗和攻占吉安的重大胜利，扩大了革命影响，发展、壮大了红军，大大扩展了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领导后，在指挥战争时，总是要求各地战场的领导人，一方面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和命令；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自主性，独立地处置实际情况。往往十分尊重战场领导人的意见。1948年初，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推动解放战争的进程，指示粟裕率10万部队打过长江，到江南宽广纵深地域进行机动作战。粟裕接受命令后，一边率领部队进行渡江的准备；一边审时度势，分析了敌我形势，向建议，部队不过江，留在江北打几个歼灭战后再过江，接受了粟裕的建议。于是，粟裕等人先后发起、指挥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在豫东战役中，曾指示粟裕独立处置一切，不必请示报告。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的战争观和军事指挥观来自中国传统军事思想。 二虽然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但是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 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如著名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是从和领导工农革命军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接受了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斗争经验，又取得了二次攻打茶陵等战斗的经验，将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于1928年1月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迫”十二字游击战原则。[5](19)南昌起义失败后，在粤北湘南坚持斗争，也总结了与相类似的经验。1928年4月，朱毛会师。综合两军的经验，于1928年5月提出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 这一原则成为了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又如慎重初战的思想是1929年1月提出，后来才加以系统化的。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五路围攻，、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出击到敌人后方，调动敌人回防，以打破敌人的围攻。然而，红四军下山后，第一仗就打了个败仗，结果未把敌人调动，自己也回不了井冈山，最后井冈山也失守了。这一仗后，就常常讲要慎重初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到1936年，总结了五次反围剿的经验，结合外国军事理论，提出了初战三原则，即：“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4](p220-223)这样，使慎重初战的思想，形成系统化理论。 从1930年起，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并取得了关于运动战的初步经验，又用了一个十六字诀来概括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即“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6](p47)以此为指导，红军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红军全部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将这些原则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战争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第二，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第三，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是运动战；第四，红军基本作战指导思想是歼灭战。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比红军以往遇到过的任何敌人都要强大，这就决定了红军不能墨守成规，抱着以往的经验不放，必须针对作战对象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 于是，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立足于敌我双方优劣对比，着眼于发挥红军的长处，提出了新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为主，集中打仗为辅。正是在的正确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力量迅速壮大，为以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已成长为一支上百万士兵所组成的正规军，并且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自卫战争中取得了阵地战、攻坚战和大规模歼灭战等大量的新鲜经验。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新的任务，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800万军队，夺取了全国胜利。 由此可见，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提出战略战术原则，用来指导作战。并且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地加以修正、完善、发展。正如所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1](p363)这就是说，军事思想是在以步兵战斗为主的一维战场上进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形成的。随着未来战争向多兵种、多维空间发展，军事思想也必须随着发展。军事思想是在针对现实问题，总结现实经验找出规律，用以指导解决战争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军事思想之所以具有活力，之所以是指导战争的正确理论，关键在于军事思想是从实际出发，在实事求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三军事思想的方法论来源于唯物辩证法。 不是单纯从军事学角度去研究战争规律，指导战争，而是把研究战争、指导战争提到了哲学的高度，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战争规律，去总结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使军事思想脱离了单纯的军事学的范畴，而具有了丰富的哲学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明确了战争的基本问题。正如一切哲学家首先要明确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一样，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3](p406)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以前的军事家大多笼统地表述为夺取胜利，至于胜利的完整含义是什么则没有明确表述，囿于军事学范畴，往往将胜利具体归结到某个目的上，如攻克了一座城池，消灭一支敌军，夺取了一处战略要地，击溃了敌军等。由于不能将胜利抽象为战争基本问题加以明确，所以人们往往为了胜利而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进行军事行动，结果事与愿违。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此类情况不少。如1927年，翟秋白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客观事实，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实行总暴动；如1930年，李立三不顾革命尚处于低潮的形势，提出夺取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的纲领，制定实施了“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军事冒险计划，结果使党和红军遭受了极大损失；又如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人”的正确方针，斥之为“专门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保守主义”；主张“进攻路线”，先是军事冒险主义，后是保守主义，继而成了逃跑主义，给党和红军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军事上，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明确战争的基本问题，不懂得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只知去夺取所谓的胜利。 第二，提出“战争指导规律”的概念，明确了人与战争的主客体关系。所谓“战争指导规律”指的是客观的战争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以及人们运用战争规律去指导战争这样一个过程。如所说：“军事的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4](p182)又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名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4](182)在这里明确指出了战争不是主观的东西，而是不依赖于人们头脑的客观实在。认为人们若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将其抽象为战略战术，在客观条件许可范围内，运用从客观中抽象出来的战略战术指导战争。这是指导战争的唯一正确途径（即战争指导规律），若不这样，就会变成瞎碰乱撞的鲁莽家，非吃败仗不可。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指挥员在战争中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大海中的游泳术。”[3](p478) 第三，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了战争规律、敌我态势等军事问题。首先，从发展变化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出发，指出了战争与战争规律是随着地点、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绝对固定的东西，只有相对固定的东西。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4](p174)又说：“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3](p496)其次，从对立统一法则中引出战争双方态势相互转化的原理。指出，在战争中，优势与劣势，进攻与防御，主动与被动，胜败、多寡等等，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还指出这种转化既决定于双方的客观条件，又决定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说：“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仅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3](p491)在这里，强调了主观指导的作用，也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另外，创造性地划分了战争研究、战争指导的范畴，即全局与局部，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灵活性与计划性。 综上所述，军事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唯物辩证法。 理论分析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科学性；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关键词：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优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其一，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二，它的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其三，它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不同，也有别于现代西方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它从来都不主张自己已经结束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有它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为后人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留下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掌握、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和新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已为中国和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党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30年代初，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带头研究哲学，写下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著作。他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地提升到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使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问题在于，革命胜利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思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某种“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超阶段地提出建设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思想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使我们党不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且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灵敏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那么，当代“社会生活条件”出现了哪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不得不格外重视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向人们提出了哪些必须研究或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呢？ 1.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 人们列举了资本的“全球化”的种种表现：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得到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的市场和消费模式的指数不断增长，社会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体系开始创立并得到实际运用。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由于取消了社会和资本之间的界限，资本自身变成社会性，从而一切用于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都已直接被资本吸收，资本的控制呈现出普遍化和迅速扩散的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集中封闭在一个地区；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的跨国公司其职能也已发生变化，它不再为一个国家服务，而是有它自己的联盟，为它自己的公司服务，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一切都以它的资本增值和再生产为转移。总之，经济全球化表明，资本的控制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的程度。有鉴于此，一些人士断言：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应该区别三种意义上的“全球化”：一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客观发展状况或趋势的全球化；二是对现实的全球化现象所作的理论探讨；三是一些大国传媒与资本共谋而进行的“炒作”。对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地研究，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对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于一些严肃认真的理论探讨之中的“全球化”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对待，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批判地分析，转化为自身的研究课题，尽可能说出一些新的道理来；对于第三种意义上的所谓“全球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以足够的警觉。 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段话是许多讨论全球化现象的学者（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经常加以引用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国外一些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能够写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文字，对于他们那个时代而言是显得奇怪的。 其实，马克思在上述文字里所表述的思想在稍早一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清楚地阐发过。马克思所以能在资本主义尚处在幼年的时候就对其做出了今天还令世人惊奇的预测，归根到底，源于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源于他对资本的本质的科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由于它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造成了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人们在惊讶于马克思的天才预测的同时，可能会感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思想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这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简单化、庸俗化和片面化理解的重要原因，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再认识再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毕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个时代所不曾具有的变化，毕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变化、新的问题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而不能简单复述经典作家的原有见解。 譬如，经济全球化是否将导致民族、国家的消失呢？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应该看到，整体化是以分化为各自利益不同甚至对立的民族为前提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断加深并未消融各民族不同的特征、价值追求的差别，毋宁说是以这种差别为前提的。因此，各民族在普遍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因此，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消亡的。取消了各民族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的一体化“同质世界”本身是一个单调的世界，是不会得到大家认同的。事实上，在主要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唱主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在推动资本的扩张，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方面始终承担着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当然，民族、国家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向，特别是造成这些变化的社会物质条件，我们能够进一步丰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社会共同体，关于民族、阶级和国家的理论。 再如，经济全球化使得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格外地突出出来。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兴起一股对现代化的批判浪潮，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重要一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种反思批判进一步加强了，后殖民理论等思潮进而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西方现代化理论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导。对现代化的反思、批判并不构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拒绝追求现代化的美好生活、加速现代化建设的理由。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全面复兴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这里，问题只可能转化为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性反思：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真的具有普适性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怎样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问题能否归结为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不能，怎样科学地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会促使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 还有，经济全球化是否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呢？笔者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具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全球化既然从本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地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化形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担负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是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丰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2.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据以展望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是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10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世界上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三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其三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些国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繁重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否定，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一种社会制度，在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是不会立即被否定的；另一方面，革命的实际发生，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以外，还有赖于现实的革命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人们事先所能完全预料、设计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前多次拒绝了对一些国家是否或者什么时候爆发革命进行预测的请求。 恩格斯逝世后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即使被认为是处于稳定发展的战后阶段，资本主义造成的地区冲突、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也是接连不断。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资本主义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的。 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因而，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能不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有别，困难的程度各异，但造成困难的原因多少都与这些国家原有的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有关。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能自动地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把这种制度搞得更“纯”一些。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后半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发生的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要能适合该国的实际，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努力探索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中间制度层次，而这就需要改革。人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希望，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改革经验能够被提升到更加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域。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只要不抱偏见，就会承认，这一挫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但这一重大挫折也的确表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远未达到成熟的形态。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突破、新发展的契机，能否把握好这种契机，关键在于是否科学地总结和消化历史经验。应该说，人类在20世纪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20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地改观了。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学、网络技术、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复制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群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知识经济的兴起更是大大缩短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之间的“时间差”，科学研究本身，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拓宽和深化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使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认识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研究这些新的变化、新的影响，利用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新认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可以说，脱离当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即将走向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由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构成的全球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科学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问题；由社会的信息化所导致的文明危机与文化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能完全解决的。毫无疑问，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三、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 社会生活条件异常剧烈的变化，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在人们的头脑中反映出来，从而，出现各式各样的哲学文化思潮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看到，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交相辉映，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思潮、新文化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在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只是少数先进的人们所遵循的世界观成长为今天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是那种狭隘的宗派哲学，而是始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抱着一种博大的开放胸襟。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持一种折衷主义的立场，它在批判谬误、捍卫和发展真理上的原则立场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问题在于，要斗争就必须讲究斗争的艺术，要批判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揭示的方法，是我们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时，必须把批判、探索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错误思潮颠倒化地处理的问题转化为正面研究的对象，做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答，同时，批判地吸收其中可能具有的合理成分。应该看到，当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所以产生并得以传播开来，总是表明它所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以往不曾熟悉，或不曾重视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真正梳理清楚，不仅可以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而且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所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勇于参加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阔自己的眼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努力才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同样要靠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扎实工作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而且能够在21世纪拥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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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论文:教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多媒体教学的特点是信息量大、时间节省、图文并茂等，可以将文字、图表、声音、动画、视频等高度集成于学生的教学中［2］。随着多媒体等教学手段的运用，部分教师为了省事，在授课中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照着电脑念，而不是讲，电脑内容繁多，学生应接不暇。2．考核方式单一，限制了教学活动的灵活性。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新的学分制考核制度的不断推行，部分课程的学习有所压缩，尤其是政治经济学课程，课时压缩得更为厉害，可是课时压缩而内容在增多，这时考核的方式还是以前的考试内容，这样教学活动比较死板。教师需要在讲授课程的时候更多的考虑学生最终考试的问题，授课就成了只讲重点，不顾细节，形成了尽量在有限的课上时间讲解考试将会涉及的重点内容，久而久之便走向了应试教育的误区，学用联系成了空谈，教育的目的无从谈起，忽视对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最终使学生长期以来养成了是考试的内容就学，不是考试内容的就不学，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失去了教育的本意。 （二）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积极性不高。研究表明，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但从课程本身来说，主要表现为：一是认识方面存在误区。很多学生（包括部分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并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尤其是理科学生，更是简单地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政治＋经济”，以死记硬背来达到通过考试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学生学习这一基础理论经济学的目的。二是与其他专业课相比，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不强。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不同，其理论逻辑性比较强，而且分析与叙述方法也较复杂［1］。只有在学习并理解了其基础理论之后，才能对其进行有效应用。目前的现状是，学生不仅不能快捷有效的应用理论，而且认为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对自身的用处或就业没太大用处，故而不重视对该课程的学习。 二、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探索 （一）改革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优秀，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即以新内容代替旧内容，在教学内容方面做到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当然，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可以通过新知识的增加、旧知识的删减。当然，改革必须得围绕强化和贴近实际的主线，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教学新模式。以往的教学内容是对马克思相关理论的总结性讲授，对学生在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形成了某种误导，导致学生误认为经济的差异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所以说，政治经济学内容改革要使学生真正学习到预期的知识，重点对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垄断资本主义及剩余价值等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 （二）改革教学方法教学的方法对于学生学习意义重大，所以教学方法首先需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重要理论观点，理论紧密联系实际，需要高校不断增强教与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高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密切联系当代的实际，仔细分析是否适用于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认真比较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缺点，积极总结好的教学方法，尤其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三）深化教师理论功底，创新教学方法分析当前形势，虽然网络授课、远程培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校老师仍将会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因此，要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授课教师的理论水平、教学技术和科研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学校要加大对于教师队伍的教育培训力度，通过下达合理的科研任务，督促教师为高校授课不断学习和研究，同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于完成任务好的教师给予一定奖励；对于不按规定教学，完成不好的教师进行一定的处罚，从而激励其更好地开展教学和科研。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是理论课程，如何才能使理论更好地被学生所理解和运用，那就必须要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可以指导实践，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促进生产和生活的不断进步。 （四）改革考核方式在学校的教学过程中，教学的主体除了教师，还有就是学生。教学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学生学习能力的影响。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课程的考核方式对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影响。因此，在努力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绝不能忽视课程的考核方式。比如，在有些学校政治经济学作为副科，不需要学生参加闭卷考试就可以取得学分；而在一些重视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校，课程考核往往比较严格和科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的，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另外，也可以进行分解考核，比如学到期中进行考核，学到期末再进行考核，同时将平时的学习成绩计入最终考核，这样既可以避免学生为了通过考试而死记硬背，也可以督促其在平时认真学习本门课程。 作者：刘冲宇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FDI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制定服务业 FDI政策的典型特征本部分首先对不同于西方的，如类似中国这样的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体制及经济秩序进行描述，以便分析政府角色、行为和政策制定的意图、过程和结果。然后，对比货物贸易保护措施及其影响，概括服务贸易中的特殊模式———服务业FDI（商业存在）保护政策及影响的特征，以便为理论模型构造一个更符合现实的经济环境。 （一）政权体制及经济秩序的界定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根（2001）认为，国家政体和经济秩序是相互依赖的。如果忽视对国家政体或政权体制、相对应的经济秩序以及政府角色、行为的界定和区别，而直接引入理论模型，其解释力会受到影响。盛斌（2002）按照对政府的角色和行为的假设，将其划分为“仁慈的政府”、“自利的政府”和“民主的政府”。“仁慈的政府”由于不受选票的影响，在谋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时不受个别利益集团的左右，可以独立地根据目标函数最大化原则选择贸易政策。“自利的政府”将政府看作一个较为特殊的团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中包括寻求政治稳定、选举概率的最大化或者个人在政治“收入”上的最大化。“民主的政府”综合考虑自身利益和社会福利，既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受到民主制度、规则和程序的约束，又须最大程度考虑整个社会福利，以反映普通选民的意愿。瓦尔特•欧根认为存在三种对应不同政权体制的经济秩序：一是集中管理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或中央集权型，即中央政府拥有最大经济政策决定权，但不排除私有制；二是集团调节经济，或权力集团性，即自由市场造成团体成为主要的价格参与者，他们拥有市场权力，进而逐渐拥有政治权力；三是完全竞争经济，或个体市场型，即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相对平等的价格参与者。如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其经济秩序已演变成为“集团调节经济”（沈建平，2008）。若按照上述界定，PFS模型中的政府对应“民主的政府”，其经济秩序类似于“集团调节经济”。与之不同的是，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角色、经济秩序更符合“仁慈的政府”和“社会市场经济”，其政权体制表现出集权式特征，中央政府具有最后的经济政策决定权。尽管在政策制定时考虑其他利益集团和社会福利，但政府不受选票或选民的影响，不存在也不允许政治捐献这样的院外活动机制，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政府间的博弈通常不成为政策的决定因素。在经济运行中，虽然鼓励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但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来掌握一国经济命脉和维护国家安全④，这一特点在敏感的服务行业（如电力、通信、运输、金融等）尤为典型。国有企业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关乎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因而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利益集团。由此伸义，“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秩序可能在某些产业和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有时甚或较浓重的行政干预及垄断色彩，这一色彩通过政府较为重视国有企业的利益而得以体现。但与此同时，如果过于重视国有企业，不仅影响消费者利益，且长期而言不利于该产业的竞争和发展。因此，政府需要在各种目标中寻求政策均衡。此外，这种特殊的秩序格局会扭曲市场价格，该市场并不符合PFS基准模型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前提假设。 （二）服务业FDI保护与货物贸易保护的区别及其影响由于服务和货物的性质不同，服务业FDI的保护政策及其影响与货物贸易存在着较大差别。首先，由于货物的有形性，贸易保护通常采用关税或配额等非关税措施，要么政府获得关税收入，要么不同群体根据配额形式获得配额租金，而关税收入和配额租金都可能影响政府目标函数的设定。基于服务的无形性，政府通常对服务业FDI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大多为非关税壁垒）和国内规制⑤，如参股比例限制、经营范围和地域要求、资格与资质要求、行政管理的复杂度及透明度等更为隐蔽和复杂的服务贸易壁垒，来限制服务业FDI的流入。在以往的研究中，歧视性非关税壁垒可以通过关税等值方法来近似刻画保护程度，但政府无法获得关税收入，所以不直接影响政府目标函数的设定。其次，相比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定义及内涵更加复杂，限制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按照GATS对服务贸易的界定，服务贸易包括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服务业FDI）和自然人流动。货物领域中，贸易和投资是相对独立的行为，外国生产者可以通过FDI来规避贸易壁垒，根据自身生产率状况与利润率大小选择出口或FDI方式提供货物。而服务贸易领域中的贸易和投资按照GATS的界定是互补的，服务业FDI或商业存在作为服务贸易中的一种模式，受贸易限制措施影响，与其他服务贸易模式有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或交互影响。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服务业FDI面临非常严格的限制措施，则无法以投资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其结果是不进入或以其他服务贸易模式进入。最后，经验证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一国服务贸易市场往往存在甚于货物贸易领域的垄断性。且同货物相比，服务具有很强的产品差异性。因而，服务市场往往表现为垄断竞争的结构特征，传统货物贸易理论中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建立的理论模型，不能简单地应用于服务贸易领域。 二、模型构建 由于典型特征的存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定服务业FDI政策时与PFS模型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本模型在Branstetter＆Feenstra（2002）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基于垄断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运用FDI进入的观测结果作为衡量贸易政策的工具（FDI进入的程度反映政策偏好），探讨服务业FDI政策中的政府行为、决策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而揭示政府对各利益集团的重视程度，以增加模型对现实的解释作用。假设小国情形，该国对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不影响世界价格。本国不受选票影响，不存在政治捐献行为，经济秩序类似于“社会市场经济”，中央政府拥有最终的经济政策决定权。此外，服务业FDI政策包括歧视性限制措施（关税等值）和国内规制（利润税）。 （一）消费者假设一国由具有相同偏好的消费者组成，消费基准商品x0和一系列差异服务的集合商品x，消费者偏好形式为拟线性偏好。 （二）企业假设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市场，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分别为cS、cα，服务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为cm。根据关税等值方法，假设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等值为τm。同时，假设pf为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母国生产的服务价格和世界价格。其中F为固定成本。为简化模型，假设πf为跨国公司在母国生产且销售时的最大化利润。可以发现，λ＝0时，上式束紧。跨国公司进入数量受到利润税λ和关税等值τm的影响，因此跨国公司数量可表示为函数m（λ，τm）。跨国公司对政策变化做出反应：当（9）式等号成立时，有dm／dλ＜0且dm／dτm＜0。则有：命题1：服务业FDI的进入数量是服务业FDI政策实施的结果，该数量与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关税等值τm和非歧视性管制政策（利润税λ）成反比，即dm／dλ＜0且dm／dτm＜0。服务业FDI歧视性壁垒越高，进入越难；利润税越高，进入越少。 （三）要素假设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且单位劳动可以生产单位基准商品，则工资是单位1。假设跨国公司要支付的工资溢价（w－1）＞0，该溢价可以代表模型中不能体现的跨国公司带来的可能收益。该假设符合现实，因为跨国公司相对于国内企业往往倾向于支付较高的工资。 （四）政府为了国有企业或自身的利益，政府一方面对服务业FDI设置歧视性贸易壁垒τm，以减少跨国公司对国有企业在竞争上的潜在威胁，但政府无法获得关税收入。另一方面，在非歧视性国内规制上，对所有在国内经营的服务企业征收利润税，但需注意的是，国有企业利润全部归政府所有，其他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缴纳利润税。同时，政府重视社会总福利。政府根据其目标函数原则来选择最优政策。 三、结论与政策涵义 贸易保护和自由化的矛盾此消彼长，一国若要更好地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就必然要深究服务贸易保护的根源。本文在Branstetter＆Feenstra（2002）的研究基础上，对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服务业FDI政策进行分析，尝试建立一个“社会市场经济”国家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本文首次将国际政治经济学模型应用于一国服务业FDI保护问题的研究，探讨模型构建中的典型特征，构建的政府目标函数与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有着较大的差别，结论也有一些不同。首先，对于一个“社会市场经济”的政府而言，不受选举影响，所以不存在也不允许政治捐献行为，政府拥有经济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其次，国有企业是非常重要和特殊的利益集团，它的利益实质上和政府是一体的，其利润归国家或政府所有，自由化在提高社会总福利的同时，也对国有企业造成利益损失。再次，服务业FDI的进入受歧视性限制措施和国内规制的影响，限制措施和国内规制越严格，跨国公司越难进入东道国市场。最后，歧视性限制措施的确阻碍了服务业FDI的流入，起到了类似货物贸易保护中关税的作用，但政府无法取得关税收入，不会直接影响政府目标效用函数的构建。本文结论的政策涵义是：第一，在“社会市场经济”情形下，政府是服务业FDI及其相关经济政策的制订者，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政府审慎把握政策尺度显得尤为重要；第二，鉴于国有企业垄断与经营效率不高的现实，政府的服务业FDI政策有助于增加市场主体与加强竞争效率，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到国有企业及政府自身的利益。因此，政府超越国有企业保护需求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政策目标导向性，要求政府具备更高的综合平衡能力；第三，基于全球性的服务贸易自由 化趋势不可逆转，国有企业须加快从行政性垄断主体向市场化规模经济主体性质的转变；最后，歧视性限制措施的拆除与多元化市场主体的成长，意味着“社会市场经济”以国有企业利益为主导的政策模式逐步向多元利益集团权重博弈为基础的政策模式转化。本文对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仅仅只是个开头，但增强了原有模型对不同政体和经济秩序的国家、以及不同贸易模式的解释力度。由于微观数据的可得性问题，本文目前无法进行实证检验，但未来随着统计数据的完善，这一不足也将被弥补。 作者：谢慧黄建忠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电视纪录片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政治是纪录片的主要素材 在纪录片中，政治素材不仅涉及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并且还涉及政治问题、政治制度、政治机构等。在这些政治性问题之中，不同的政治人物与政治事件能够反映出不同的集团、不同的阶级利益，从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的纪录片在创作上以政治人物为主，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纪录片逐渐退出了荧幕，与此同时，电视栏目化以较快的发展速度成为了人们最为关注的对象，并且逐渐引领潮流。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阐述了我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的发展与创新，从而为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奠定基础。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等众多革命领袖宣传片，纪录片通过对革命领袖的宣传，不仅可以让观众对当时的社会背景有所了解，并且能了解到领袖人物不为人知的一面。除此之外，我国纪录片在对政治题材进行宣传时，主要的特点便是对矛盾处理得当，对冲突的焦点善于把握与处理，从而在彰显人物情感的同时，使整部影片的戏剧性得到加强。中国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处于保守的状态，并且也存在政治抽象化的重要现象。政治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不仅具有感性，并且还较为具体，所涉及的方面很多，成长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像“法律”、“军队”、“医院”、“教育”等。因此，对于纪录片而言，要想使政治题材成功贯穿其中，就要放开思路，对社会现实进行多层次的理解与认识，只有如此，才能促进政治与纪录片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处于改革阶段，为我国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素材与背景，在纪录片中，观众能够看到中国真实的发展现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所了解。 二、政治与纪录片之间相互依存 纪录片对原生态的记录，不仅是对新闻的展示，并且还是对时事的反映，从现实的角度而言，纪录片与其他艺术相比较，存在着重大区别，而对于非主流意识形态而言，纪录片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高层的思想，甚至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中国纪录片在代表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不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并且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中国纪录片在非主流意识形态中进行反省时，对社会产生重要的监督功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它都进行了自我批判，从而在批判中不断改革，不断完善。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望子五岁》作为极具代表性的纪录片，不仅对生活的表层进行穿透，对人类生长的状态以及现状进行揭示，并且还对社会、对世界进行自审，在起到社会监督的重要职责中，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正是纪录片具有这种社会功能，才促进了政治与纪录片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 纪录片属于文化形态，一方面，纪录片在发展过程中离不开政治的指导。纪录片要想在众多媒介中健康发展，就要积极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以中华民族鲜明的政治文化与经济文化作为主要素材，积极反映党的方针与政策，不断听取大众的建议，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政治作为纪录片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纪录片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政治的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生存与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纪录片最为主要的特征便是以政治性的专题片为主，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众文化的不断出现，很多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出现在文化市场之中，中国纪录片得到了本质的改变。由于纪录片与大众文化的共同发展，中国电视栏目化逐渐兴起，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浪潮。因此可以得知，在中国政治环境中，中国纪录片得到了发展，并且为非主流意识的缺陷进行弥补，与政治形成了赖以生存的发展关系。 三、纪录片与经济之间的重要关系 在我国电视产业之中，纪录片不仅投入周期长，并且效益低。从经济利益而言，中国纪录片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非常突出。众所周知，经济不仅彰显了宏观上的经济实力，还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除此之外，在微观上，纪录片创作中的经费、收视等因素对中国纪录片产生重要的影响，不论是内容、形式还是创作者以及传播效果。从宏观角度而言，纪录片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受众群体，而这种表现往往需要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实现。针对这一点，经济状况对纪录片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也成为纪录片赖以生存的支柱。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法学，都朝着现代化发展。纪录片在为大众宣传平民生活的同时，也确定了大众文化形态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中国电视产业逐渐平民化。这种变化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意识，并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作用。从微观角度而言，中国纪录片一般在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盛行，这类地区产业发展迅速、经济实力雄厚，在该类地区，由于经济基础的原因，无论是教育人员还是普通受众，都成了纪录片的重要受众，从而使纪录片确定了发展市场。总体而言，受众的教育水平越高、知识面便更加广泛，对纪录片的认识与要求就有所差异。与此同时，如果纪录片栏目办得非常成功，那么也会对栏目产生重要的经济收益，这种作用是相互的。 从逻辑角度而言，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行。经济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政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形态。政治、经济与文化在发展中形成强大的合力，从根本上推动着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但是，由于三者在发展的过程中无法顾及彼此，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很难同时实现共同发展。要想梳理三者之间的关系，电视媒介就要在三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作为电视栏目发展的目标与基础，就要积极打造具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纪录片栏目。除此之外，政治、经济与文化决定了纪录片的产生与发展，对于纪录片而言，政治、经济、文化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还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纪录片栏目发展的主要框架。 作者：杨明霞单位：集宁师范学院思政 政治经济学论文: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论文 现在在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教学中，《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在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课堂中西方经济学占据了主流地位，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兴趣不太积极，教师宁愿教授实践和运用性比较强的《西方经济学》，也不太愿意教授《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并且，很多学生从小就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有些抵触情绪。虽然许多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但其效果并不太理想。所以，如何调动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积极性，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课题。 1）突出教学内容的运用。 要运用经济生活中实际事例进《政治经济学》中的基础理论进行说明分析。比如在《政治经济学》中讲到纸币是由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如果纸币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金融货币量，纸币就会贬值，物价就随之上涨，这种现象就是通货膨胀。所以，讲到通货膨胀时，可以以案例进行分析其原因和危害，以及如何治疗通货膨胀，比如我国九十年代的通货膨胀，我们国家是如何应对的。还有在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们国家在2008年“四万亿”的刺激经济政策，有无通货膨胀的影响。再比如《政治经济学》中讲到货币的职能时的世界货币时，美元作为世界上大多数商品交易时结算货币，可以联系到美元与欧元、日元以及人民币之争，可以联系到如果触及美国的美元利益时，美国有什么对策，这就是“货币战争”，可以举例对“货币战争”时行分析说明美国是如何维护美元世界货币的利益的。这样举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教学，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还能拓展学生的思维。 2）布置任务进行学习。 课堂的学习时间毕竟有限，学生很难在课堂45分钟学习到更有用、更多的知识，所以，教师应该布置学习任务，让学习在课后进行学习。老师可以联系基础理论的讲解，案例的运用，所涉及的书籍，推荐给学生在课后自行学习。比如可以推荐《货币战争》、《激荡三十年》、《金融的逻辑》以及《时寒冰说，经济在棋局，我们怎么办》等书籍，要求学生读一本书，然后上交读后感，理论和实际的生活联系起来学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自主能力都大大提高。还有就是教师编制《政治经济学》的章节练习册，要求学生每学习完一章后，要做完一章的练习，并且要上交给教师进行批阅，这样，学生学习的紧迫感就增加。 3）完善教学方式和方法。 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经常感觉到很抽象，特别是对理科的同学来说很难理解，关于观点、范畴、概念较多。如果教师只是用平铺式的原理阐述或概念诠释，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难调动起来，学生会感觉到课堂很枯燥乏味。加上现在通信设备很方面，很多学生都在玩手机，聊QQ、玩微信，如果教师的教学内容枯燥，学生很容易开小差。所以，教师运用多媒体、视频进行教学，联系案例进行说明基础理论。同时，教师还可以对案例进行问题设计或讨论等方式，增加学生讨论和演讲的机会，让学生参与课堂中来，从而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教学内容学习在不知不觉中就能理解和掌握。对学生期末成绩的评定，由原来的“20%的平时成绩+80%的期末试卷成绩”改变为“20%的平时成绩+30%课外成绩+50%的期末试卷成绩”，这里增强30%的课外成绩的考核，比如推荐给学生的书籍，教师要评阅学生上交的读后感，试题库要完成章节练习，课堂上学生的参与程度和表现能力，这样让学生感觉到读大学不仅是为了期末考试才准备的，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课余时间的学习。这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就调动起来了。 作者：陈小凤程海燕单位：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生态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身体是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积累的策略 哈维指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的一个新阶段。在全球化进程中，对身体的压制和利用是全球资本主义进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的一个最基本的支点。因此，身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但需要从身体本身出发，而且必须从工厂这个有限的空间规模提升到全球化的空间规模上。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必然蕴含着资本与身体的关系，因为工人的身体是劳动力的物质载体。并且，马克思已经证明，工人在工作场所和消费领域这两个方面都受制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循环机制。所以，由于劳动力与身体的不可分割性，哈维认为:“资本通过作为可变资本的工人的身体进行循环，并因此而把工人的身体转变为资本循环本身的附属品。”②在交换和分配领域，工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换取资本家分配给他们一定的货币工资，从而获得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过，工人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取得的工资，远远低于劳动力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资本家因此而赚取利润。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与资本家的利润之间是一种相互限制的对立关系。阶级斗争于是首先围绕工资而展开。工人的工资不但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哈维指出，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工人所面临的不利因素明显增多:跨国资本在全球的快速流动、跨国公司的灵活生产，以及“削减规模而产生的失业、对技能及技能报酬的再定义、劳动过程和专制性监督系统的强化、精细分工愈益专制化、移民的卷入(或者，换句话说，资本向替代性劳动资源的转移)以及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实现的不同身体实践和价值模式之间的强制的竞争性斗争，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作为个人的劳动者的不平衡地理价值，对生活在可变资本循环之中的劳动者的身体所造成的明显的影响确实非常强大”［。无疑，这些不利因素不但对工人的竞争力、收入水平以及身体状况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且对阶级斗争构成了更严峻的压力。在生产领域，资本家既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形式竭力利用工人的身体潜能，同时又最大程度地开辟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上的利润空间。他们最拿手的办法是尽可能广泛地采取机器生产，把身体与机器结合在一起。机器既是对身体的生理极限的克服，又是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马克思指出:“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所以，哈维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机器延伸的身体”，二是“作为我们自己身体延伸的机器”。对身体而言，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是一种“塑形之火(form-givingfire)”，不断地生产出符合其需要的工人身体。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身体的“塑形”，造成了身体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依赖以及身体的异化。“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在消费领域，工人通过消费而存活，资本家则通过工人的消费而得以进一步积累。马克思指出:“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所以，资产阶级热衷于引导、组织和动员人们的消费欲望。当工人的身体在消费形形色色的消费品的时候，身体则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过程中的消费对象，再度表现为资本的附属品。所以，哈维认为资本主义体系赚取利润、强化积累和消除危机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资本在地理空间层面上的延伸和扩展，二是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这两种途径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有意识地制造和控制社会消费，可以使资本在身体层面上得到不断的积累和循环。“新需求的产生，确定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全新生产线的开辟被当成避免危机和解决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而推行。” 目前，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局部的空间规模，全球性的消费市场业已形成，这种状况无疑强化了身体消费的广度与深度，也强化了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哈维指出:“必须承认目前在工作场所，以及生产—消费过程中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以某种方式陷入了资本循环和积累。几乎我们现在吃喝穿戴、收听、观看和学习的每件东西，都以商品形式来到我们面前，而且由分工、产品利基的追求，以及体现资本主义信条的论述与意识形态的一般演化所塑造……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变成了‘积累的策略’，而且我们全都得在这种条件的符号底下生活。”［8］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活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需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身体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早已突破工厂、地方或国家等局部规模，上升到全球规模。身体异化的普遍化，意味着身体解放不仅是局部空间的事情，更是全球空间的事情。 二、身体是全球联合斗争的原初起点 身体处于资本的罗网当中，这并不是说身体解放毫无可能。因为:其一，身体在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的同时，意味着“劳动身体是一个抵抗的场所”［5］112;其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过程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而处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身体则有可能从那个矛盾的孕育和内爆当中解脱出来。在交换领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身体和身体权益。换言之，劳动者拥有人身自由，劳动者的身体权益是固有的权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者的身体和身体权益的侵犯与戕害在继续，那么身体斗争和身体解放政治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所以，“马克思认为，保存劳动者个人和身体在可变资本循环过程内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是劳动过程内外争论和阶级斗争得以发生的支点”［5］103。所以不难理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一开始就表现为诸如“争取正常工作日”“争取最低生活工资”之类的事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存续的斗争。可以认为，法律、政治等层面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身体斗争的延续和升级。总之，身体自由原则是阶级斗争合法性的重要根据，争取和维护身体权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原初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作为死劳动，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而不断地吮吸活劳动。“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 因此，身体反抗与资本增殖是同一个过程。并且，“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这个“绝对的矛盾”，对劳动者的身体而言意味着灾难，时常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得到宣泄!所以哈维说:“虽然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有时是破坏性的，而且还总是难以应付，但它为劳动者提供了很多的颠覆和反抗机会。”在消费领域，一方面，资产阶级对消费进行管理，使劳动者停留于欲望层面，受制于欲望的满足，从而为产品营销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获得顺从;另一方面，工人并不会感到真正的满足，①并且，工人的消费倾向或消费方式并不总是像资本家所设想的那样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作为“活的”劳动者，在个性需要、情感结构、生活观念、家庭组织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工人如何个别地或集体地履行他们的消费者职责并进行生活方式选择，与资本力量如何试图抓住并指导那些选择朝着有利于可持续积累的理性消费方向发展，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斗争”。换言之，在消费异化与反异化的斗争中，争夺身体消费控制权的斗争则内在地蕴含于其中。综上所述，一方面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劳动者身体进行塑造、剥削和控制，另一方面是劳动者不屈不挠地为捍卫身体的完整性和尊严而战。结果，“人体是一个战场”。 哈维指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它同时意味着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全球化，这为身体解放提供了契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又一轮大规模的、猛烈的“剥夺式积累”的过程。②一方面，很多国家或地区的统治集团通过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管理与操纵”、再分配等手段，篡夺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同时也孕育和生产出了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无产阶级，而阶级或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在很多国家的国内以及国际上都“日益严重，情况惊人”。因此，“没有理由排除在未来一些年里有出现带着反新自由主义纲领的以工人为基础的政治的可能”。当前，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体系的所谓“创造性破坏”活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结构，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所导致的不稳定局面，内在地包含着阶级斗争爆发的诸多潜在因素:人均工资增长率的下降、两极分化、金融危机、局部战争、生态恶化，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对自由市场全球化的反抗热潮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上时常发生。这为“联合的行动”准备了可供整合的资源和乘势而上的条件，超越地方化、形成合力的趋势不是没有可能。 同时，资产阶级为推行全球化而散播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人权、富足的生活、自我实现等观念)，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积累和循环及其政治统治与权力扩张的，但是这些观念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孕育了大量潜在的对抗性要求。也就是说，当亿万民众要求把那一套漂亮的虚伪说辞真正落到实处并为此而斗争的时候，就意味着播下了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种子并且生根发芽。③换言之，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可以被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为联合的行动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支持。在这样一种可能的全球联合斗争的情形下，哈维强调指出，身体斗争与全球斗争是一体关联的。其一，世界范围亿万劳动者的身体，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遭受了同样的异化的对待与塑造，异化作为一种普遍性附着于每一个身体之上。换言之，亿万劳动者对于身体的异化，完全是“感同身受”的。这种身体异化的处境和感受，是雇佣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基础和源泉。其二，就世界范围内处于各种形式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状态的民众，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受苦受难程度之深重这个现实情形来看，身体异化的态势可以说既是个体性的，又是全球性的;因此，反身体异化的斗争是既关乎个体，又席卷全球。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身体和全球化本身属于两个不同的空间规模:一个可以说是最微观的层面，另一个可以说是最宏观的层面;但是，在异化状态和反异化斗争这两个方面，它们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综上所述，在全球化时代，斗争在继续，解放的潜流在涌动。哈维指出:“承认阶级斗争的起点在于劳动身体的特殊性，这是很重要的……强调阶级斗争的普遍性源于个人的特殊性，强调阶级政治学必须以富有意义的方式回到个人。所以，个人异化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起点，而且正是这种异化是必须要加以克服的……但那种异化只有通过集体斗争的方式才能够克服。那就意味着要建立一项超越时空的运动，来对抗资本积累的普遍和跨国特性。”［5］48也就是说，哈维接受并强调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根本的解放战略，要求在世界范围内积极促成和发起“联合的行动”。他认，惟有通过联合的行动，才能从总体上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是人类解放以及身体解放的一个必要步骤［12］。 三、身体解放的生态人类学根据 哈维认为，要实现身体解放，不仅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指明身体异化之困境，并推动联合行动之展开，以便于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而且需要在身体当中寻找到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的自身依据，也就是说，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寻找到一个源自于人本身的内在支撑。为此，他从人类的生物特质与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个角度，试图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提供一个奠基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根据。哈维这方面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综合性的发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定位为类存在物。“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3］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了人的身体中“蕴藏着的潜力”，并且这种潜力的发挥受到人类意识的指引和控制。“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房子实际地建成之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有它的结构了”。哈维认为，“类存在物”是人类的本质规定性，这个总体性的概念呈现了人际间的可通达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网络。不过，由于资本主义体系所造成的异化之缘故，人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这一点并没有成为现实。①换言之，存在论意义上的“类存在物”仍然停留于认识论层面，只是作为填充“人类本质”或“人类潜能”的理论内容。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能动地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达到类存在。 在哈维那里，人所“蕴藏着的潜力”包含和体现于人类的基本技能(见下文)之中。这些基本技能(包括人类的意识能力和想象力)敞开了人类改造世界、解放自身的无限希望，是重构世界形态、实现类存在的力量源泉。当然，也是身体解放的自身条件。所以，他接受了“类存在物”这个概念，并且把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作为理论的立足点。为此，哈维依据美国著名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的研究成果，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从生态人类学层面加以说明。威尔逊指出:“［根据无数的例子，］可以得出一个非正式的生物进化法则，这个法则对于理解人类的状况很重要:如果设想有一种生命传感器可以识别环境中的任何信号，就一定有一个物种拥有这种传感器。……生物的能力只进化到使生物最大限度适应其所占据的生态灶的程度，而不会锦上添花。每一个物种，每一种蝴蝶、蝙蝠、鱼和灵长类，包括现代人种(Homosapiens)，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灶。也就是说，每一个物种都生活在其自身所能感知的世界中。”［14］66－67简言之，每个物种的优势及其不足，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这使物种生活在它们各自的世界中，并与它们各自的世界相契合。就人类而言，“在地球上，我们只是一个物种，像其他任何物种一样被赋予了特殊的能力和力量，按照有利于我们自己生计和繁殖的方式来改变环境”。 由此，哈维认为，既然我们的能力与我们的生存状态之间原本就是内在地契合为一体的，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物种目前所处的实际状况来总结和推导出它原本所具有的基本能力。也就是说，从人类的实际生存状态出发，考察并总结出人类的能力结构;进而，由我们的能力结构而领悟和推断人类在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可以达到的某种合理的未来生存状态。最终，哈维把人类的基本技能归结为以下几个至关重要的方面:①生存竞争和斗争(经由自然选择，或者在人类历史中经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选择，产生等级制和同质性);②环境适应和多样化(经由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增殖和创新而产生差异性);③协作、合作和互助(依赖交流和转化的能力，形成社会组织、制度安排和一致同意的政治－话语形式);④改造环境(将“自然”改装成与人类的需要广泛一致的人性化的自然，虽然常常也会产生一些无意识的后果);⑤安排空间秩序(与空间生产相伴的、出于特殊目的的流动和迁移，以及个人、集体和物种生命的物质支持系统在空间上结合起来的组织);⑥安排时间秩序(设置有助于生存的生物、社会和文化的“时钟”，以及为生物和社会目的而使用的、各种不同的时间秩序安排)。在哈维看来，人类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是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进化与发展的基本模型，更是一个指示灯，具有透视未来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身体当中所蕴藏着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有其各自的特殊作用，又能够形成一种合力，导致复杂的局面和后果，一切都在于人类自身是如何使用和发挥这些基本技能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命运在于人自身，源自进化经验的这些基本技能潜在地、开放性地为人类的各种新型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看，我们有能力在重大时刻作出更为合理的和理想的选择———“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发展理论所设想的那种显著不同后果”。进言之，当人类身处资本主义体系的异化困境时，始终具有内在的潜力和自身条件，利用现实社会生活当中的各种可能契机和资源，开展联合的行动，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促成替代性的理想社会。在这种理想社会中，人不再是异化的人，人的身体也不再是异化的身体。一言以蔽之，人成为真正的类存在物。 总之，在这些基本技能当中，哈维最为看重人类的改造世界的潜力。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是受到美国著名法学家罗伯特•昂格尔的启发。在昂格尔那里，人性观是其社会改造理论的基本构件:人性既有沿袭和积聚文化传统、本能习性以及生活惯例而固化的一面，同时又有善于想象、渴望改变、追求创新而变化的一面;正是人性中这种内在的革故鼎新的冲动才使得既定的社会体系存在着被不断地加以改造和修正的可能。只不过，昂格尔所说的“人性”被哈维改造成人的身体当中所固有的“潜力”。综上所述，哈维提出“类存在物”概念，阐明并总结出作为类存在物的我们所具有的“蕴藏着的潜力”或“基本技能”，其目的是为了把人类改变自身命运的解放潜能归结到人的身体之中，是为了对抗和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样一来，身体不但是哈维构建解放政治的支点，而且身体解放具有内在的依据，具有自身的基础。 作者：钱厚诚单位：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养老服务的新政治经济学论文 1养老服务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1.1新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新政治经济学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其主要特征是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融合，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角度研究政治问题。新政治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布坎南(Buchanan)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指那些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的，力图突破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狭隘领域的几个学术流派〔2〕。公共选择理论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典型代表。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假设”出发，阐释个人与国家的政治行为。所谓“经济人假设”是指: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并且是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每一个活动于经济过程中的个人都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为动机，面临选择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机遇，每一个参与者都根据自己的偏好，运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活动。“经济人假设”认为人具有自利和理性两个基本特征〔3〕。公共选择学派强调政府存在的理由是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具有规模优势〔4〕。众所周知，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并不是与东方社会水火不容。许多西方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同样适用于东亚国家，毕竟东亚国家是世界上接受西方价值观念最为容易的地区之一〔2〕。因此，笔者在研究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时，一些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方法论层面可以借鉴。 1.2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公共物品(publicgoods)是指那些个人不愿意提供，或无力提供，在消费时具有非排他性的而又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商品或服务〔4〕。我们从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受益和消费的非排他性等方面剖析，养老服务这类社会服务产品属于公共物品。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集体决策规则，公众在社会服务产品需求表达上存在投票动机和能力的缺陷，使多数投票决定规则产生变异，进而导致政府对这类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垄断。私人部门面对政府操纵需求，在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中的价格优势下降，从而使其供给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动机逐渐减弱，最终致使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垄断，形成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双重垄断局面。 1.3农村空巢老人的“经济人假设”特性美国公共选择理论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丹•C.缪勒(Mueller，D.C.)认为，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5〕。农村的空巢老人也不例外，也能在权衡各种利益的基础上，做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反应。面对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双重垄断，一方面，政府与农村空巢老人的利益偏好产生差异。政府的利益偏好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美丽乡村，实现和谐发展的社会效益。农村空巢老人则关注的是自身养老服务水平的提高、幸福指数的提升，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政府和农村空巢老人在利益偏好的偏差使得养老服务不能完全作为农村空巢老人主动参与实施的行为。因此，如何让农村空巢老人的自利性养老服务行为产生更多的外部性，使社会实现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发展社会效益，成为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社会民生问题。 2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对策 社会转型时期，在政府对农村社会公共养老服务双重垄断状况下，政府如想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和谐发展社会效益，关键是形成由政府主导，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等多方养老服务主体之间相互激励、共同协作、良性互动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财政保障体系;创建农村互助幸福院，完善社会互助体系;转变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观念，积极应对老龄化。从而使农村空巢老人在追求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的同时恰好实现政府和谐发展的社会效益。 2.1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村的养老服务处于薄弱环节，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现状不容乐观。面对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需求表达欠缺的情况，建立和完善农村老年法律法规体系的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首要举措。首先，完善现有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从2013年7月1日起，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开始实施，在第二章第十八条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是我国首次把“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但并没有以量化的方式规定子女对父母精神赡养的具体要求。因此，政府要逐步完善子女对父母赡养义务的法律法规，同时对于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行政以及刑事等法律责任，也需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构建完善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体系。其次，改进农村社会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2020年要“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1〕。社会转型时期，我国67.7%的空巢老人生活在农村。在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中，农村空巢老人面对养老服务主体缺位、严重失衡的困境，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水平较低，发展较缓慢。因而，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险法律，推进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制度运行步入法制化科学发展轨道，实现农村空巢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个人利益目标。 2.2加强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财政保障社会转型条件下，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较薄弱，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空巢老人群体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因此，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产业、生态产业，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这是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的根本举措。第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现阶段，农村经济落后是家庭养老功能趋于弱化的根本原因。因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绿色农业、生态旅游产业，鼓励外出务工子女回家创业，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使得农村空巢老人获得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得到子女的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实现其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目标。一是，发展绿色农业产业。冀西北地区地形复杂多样，草原、丘陵、盆地、山地应有尽有，属于东亚大陆性季风气候中温带亚干旱区，气候资源独特，有利于发展绿色农业产业。如错季蔬菜、马铃薯、莜麦、蚕豆、胡麻等。其中错季蔬菜绿色农业产业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越夏彩椒生产基地，其产品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农民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二是，发展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冀西北地区可以依托四季分明的独特气候资源，打造“春赏花、夏避暑、秋观景、冬滑雪”的生态旅游发展战略品牌。坝上张北县、沽源县等地可利用广阔的草原资源、优越的环京津区位优势，建设融合草原光、休闲度假、草原音乐、草原体育为一体的全方位、多元化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坝下崇礼县、赤城县等地，群山起伏，森林茂密，景色秀丽，夏季凉爽宜人，冬季冰雪覆盖，是避暑、休闲度假和旅游滑雪的理想胜地，逐步开发独具特色的旅游产业链条，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效益。第二，广泛调动全社会各界力量，拓宽筹资渠道根据新政治经济学观点，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也是一项公益性事业，体现外部性经济特点，产生的社会效益也是一种公益性产品。可以一方面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各种民间力量参与到慈善公益事业中;另一方面发行农村养老服务慈善基金、彩票等途径筹集更多资金，为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提供强有力地财政保障。 2.3创建农村互助幸福院，完善社会互助体系面对农村公共养老服务自上而下的单一化供给模式，自2010年以来，在冀西北广大农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创建互助幸福院，有力的解决了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困境。互助幸福院主要是利用村委会闲置房屋改建，免费供老年人集中居住。水电暖设施及费用由村委会集体提供，入住老人生活所需的衣、食、医等费用由子女负担，院内老人在生活上互相照顾，不配备专门的生活工勤人员。互助幸福院的主要特点是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这种低成本、广覆盖的新型空巢老人养老服务方式有效解决了农村空巢老人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文化娱乐活动等问题，促进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方式创新，推动社会互助体系不断完善。 2.4转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观念，积极应对老龄化随着我国城镇化、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农村空巢老人已不可能完全依靠子女养老，家庭养老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因此，转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观念确有必要。一要教育他们积极参与新型农村社会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二要鼓励他们有计划地进行养老储蓄;三要引导他们走出家庭、参与村委会、社区及街道办组织的养老服务活动，积极应对老龄化，适应新的养老模式。 作者：闫晓静任亮肖守库袁铸李宝强单位：河北北方学院法政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两者的互补性 其一,揭示经济本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优秀,而描述经济现象通常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如果我们能将这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那么经济学理论将得到进一步完善。譬如在研究价值跟价格关系的相关理论时,马克思有效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价格的基础是价值,而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价格,虽然价格可以违背价值,但它是由价值决定的。西方经济学更着眼于阐述经济现象,它认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并细致分析了价格跟供求弹性、供需弹性之间的关系。又如边际效用论,即便其价格理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价格的形成应适当将心理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大致分析一下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我们在研究并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格体制是不能由西方的价格理论来指导,应遵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促使马克思政治经济的价格理论得到丰富和完善。 其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采取的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方法是动态分析法,而西方经济学采取的研究方法却是静态分析法。在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里面,动态分析法主要是解决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一些经济失调、衰退等情况,而静态分析法主要是研究在资本、组织、技术、人口及需求状况等各种经济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规律所发生的作用。经济增长的问题不仅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应当研究它。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应当主动将动态分析法跟静态分析法科学结合在一起,用以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充分发挥出两者的互补作用,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协调、持续地发展下去。 其三,实证分析方法是西方经济学所青睐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实证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最主流的经济学派,它回避对经济理论作出相应的社会评价,主要研究存在于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不仅仅揭示了现实经济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缺陷,同时也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重视分析政治经济学跟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互补性,科学结合实证分析方法跟规范分析方法,对我们发展并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为有利。 二、结语 当我们面对政治经济学的公有制本质这一事实时,我们更不能以西方经济学的私有制作为我们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而应当严格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公有制为指导,重视分析两者之间的互补性,找出私有制中对我们的发展有帮助的部分理论,大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作者：李丽群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环境利益思想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异化，异化深化了弱势群体环境利益被剥削 “异化”是哲学上的命题，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分别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异化概念进行了解释。马克思主义克服以往异化思想的局限性，从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深刻阐释了异化概念，将异化从政治、哲学领域转入经济领域，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异化的根源，并论证了异化是无产阶级以及后代人等弱势群体环境利益被严重剥削的深刻原因。 1.资本原始积累与异化的关系。异化与资本原始积累密切相关。资本原始积累将农民从获取生存资料的土地上完全剥离出来，农民丧失了生存的基础，成为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原始积累导致异化，在异化条件下，丧失生存资料的无产阶级成为被剥削对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能带来价值增殖的价值，即能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需要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积累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的，而要获得剩余价值，生产者必须握有大量的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劳动者。资本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因此，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准备了前提条件，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大量的下层人民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被迫与生产资料分离，他们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推向了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原始积累方式包括“通过把农民从土地上强行赶走，夺取他们公有地的办法”、“圈地运动”、“掠夺教会的地产”、“清扫领地”，其结果是“本来已经过大的租地农场更加扩大”，“很多租地和大畜群，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下层人民的状况不断恶化，小土地占有者和小租地农民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时这种情况下谋生变得更加困难”。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结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导致并加深了异化。一是土地的异化。农民与土地分离后，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一方面意味着大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统治，另一方面表现为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土地对大多数人的统治。虽然土地的异化在封建地产中已经存在，但资本主义私有制把这种异化推向了极致。二是劳动的异化，劳动者失去生存资料，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地论述了劳动异化。在马克思看来，由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他的活动应该是自由的活动，而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把劳动变成维持生存的手段，劳动者的劳动力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受市场上供求规律的支配。三是自然的异化，土地异化包含在自然异化之中。自然的异化即人与自然的对立，环境所产生的环境利益本来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由于异化，人类对环境的一般需要也异化了，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苦难的来源。异化既是对自身劳动的异化，也是人对自然关系的异化，二者不可分割，并且这种异化是一种社会异化，“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与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关系上”。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异化具体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 2.异化与无产阶级环境利益被剥削。自然是人类环境利益的提供者，由于自然的异化，土地不再成为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是成为统治人类的工具。“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人类对环境利益的最基本的需要异化了。（1）异化与农业工人环境利益的丧失。在异化条件下，农业工人丧失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环境利益，土地不再是他们获取生存资料的来源，劳动也不再是为了满足生产性需要，二者已成为控制农业工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英国农业雇佣工人的状况。在15世纪，英国绝大多数人口是自耕农，虽然有雇工，但雇工也拥有自己的一小部分土地，他们实际上也是自耕农，主要“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和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购买生存资料”。但是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原来的小土地占有者与小土地租种者中一部分人成为农业工人，“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765-1780年之间开始下降到最低限度，因此必须由官方的济贫费来补助，他（普赖斯博士）说，他们的工资只能够满足绝对必要的生活需要”，他们的生存状况越来越恶化，最后导致“无力养家糊口的人多得惊人”。早期的农业雇工还能依赖从土地中获取环境利益生存，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深化，农业雇工的土地完全被剥夺了，他们已成为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的无产者，成为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作为农业工人，他们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剥削对象，也是自己原有土地的剥削对象。劳动的异化是大土地所有者剥削农业工人的条件，而土地异化是剥削农业工人的工具。在异化条件下，农业工人在被剥夺了土地所带来的环境利益，同时也被剥削了剩余价值即经济利益，最后成了需要救济的、自己的劳动养不活自己的无产阶级，这一切都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2）异化与城市工人阶级环境利益的丧失。由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将农业人口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大量的失去土地的农民不断涌向城市，成为城市工人阶级，被资本统治和剥削。他们在被剥夺了土地提供的环境利益之后，再一次经受了环境利益被剥夺——大城市普遍污染的痛苦与恶劣劳动条件的折磨，原本属于他们的环境利益被转化为了资本家的经济利润。其一，城市严重的环境污染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遭受“普遍污染”和普遍苦难的阶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描述了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他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状况也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250万个肺和25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大城市的建筑形式本来不利于通风，加之人口聚集对氧气的大量消耗，导致居民不能获得充足的氧气，结果那里的人肢体疲劳，精神萎靡，生命力减退。如果说大城市的生活已经对健康不利，而工人居住区污浊的空气危害更大，“一切能污染空气的东西都在那里聚集……大城市工人区的垃圾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造成了最恶劣的后果……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态度”。工人被赶到建筑杂乱无章、不能获得清洁水源的地方。“城市中条件最差的是工人住宅”，加上饮食粗劣，“成了百病众生的根源”。在城里，工人容易得肺结核、猩红热、伤寒等，“直接诱因是住宅的通风、排水、卫生的恶劣情况引起的”。而资产阶级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生活在乡村的豪华住宅里，那里空气新鲜，没有污染，交通便利。并且这些富有的金钱贵族在途经工人居住集中的街区时居然无视那里严重的污染，“看不到左右两旁的极其肮脏贫困的地方”。环境普遍污染是由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造成的，资本家用损害大多数人的环境利益的方式换取了极少数人的经济利益，这是资本对无产者环境利益的剥夺，使其失去本该呼吸的新鲜空气，本该饮用的清洁水源。正是因为这种剥夺，光、空气与清洁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污浊的空气和肮脏的河水构成他们生活的物质环境。马克思指出“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经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污染无处不在，由于环境利益的丧失，工人不仅丧失了创造力，而且丧失了生活的基本要素，甚至失去了健康与生命。其二，工厂劳动条件极端恶劣致使工人身心遭受严重摧残。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对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摧残，“干磨工平均很难活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活到四十五岁”。由于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磨刀叉的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极细的金属屑被生产刀叉的工人吸入肺里，对他们的身体产生危害，缩短了他们生存的寿命。英国当时纺织业发达，纺织工人在弥漫着浓密的、细小的纤维屑的环境里工作，极容易患肺部疾病，“最普通的后果就是吐血、呼吸困难而且发出哨音、胸部作痛、咳嗽、失眠，一句话，就是哮喘病的各种症候，情形最严重的最后就成为肺结核”。矿井里工作的工人由于氧气不足，长期呼吸充满尘土、碳酸气与炸药烟的空气，“从三十岁起就几乎都患肺部疾病”，如果已经患肺部疾病的人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下去，“最后就转成真正的肺部结核”。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尽量将生产成本压缩到最低限度，无视工人劳动条件的恶劣与危险，将工人应该享有的环境利益转化为利润，以工人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换取极度不道德的经济利益。资本主义制度对农民土地的剥夺产生了大量的无产阶级，并导致了异化，异化又加深了资本主义制度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遭受剥削的根源，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无产者的条件与手段。在异化条件下，无产阶级第一次丧失了土地带给他们的环境利益——基本生存资料的丧失。一部分人成为土地剥削的对象，而大部分人成为产业资本剥夺的对象，并再一次遭受环境利益剥夺——普遍的污染与恶劣的工作条件，这是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利益损失。由于土地的异化并与之相伴随的劳动的异化，无论是农业工人还是城市工人都遭受了经济利益剥夺——剩余价值的被剥削，并成为普遍贫困的阶级。 3.异化与后代人环境利益被剥夺。由于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将大量的人口推向城市，“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特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造成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的断裂，致使土地肥力枯竭。在19世纪，土地肥力枯竭是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普遍关注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福斯特指出，当时的土地肥力枯竭足以与关注城市不断增长的污染、整个大陆的森林砍伐以及与马尔萨斯对人口过剩的恐慌相匹敌。马克思认为，以获取短期利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精神“都和维持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因此，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土地私有制，认为任何人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马克思运用“人与土地物质交换关系断裂”的概念，“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人类消耗掉的物质本来应该回到土地补充土壤肥力，但是由于城乡的对立，这些物质非但没有回到土地，反而成了污染的源泉，对人类造成危害，这种异化不仅破坏了当代人生存的基础，而且破坏了后代人的衣食之源，更是对后代人从土地中获取环境利益权利的剥夺。 二、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内涵 （一）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依靠从环境中获取各种物质来满足自身的生产与生活需要，人类依赖于自身之外的自然环境，因此，人与自然必须进行人道交往，否则就会损害自己的“无机身体”，破坏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从人类环境利益的提供者走向了人类的对立面，明显地表现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不但动摇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更强化了资本主义通过自然环境对无产者的剥夺。因此，必须以合理的方式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那就是实行联合劳动，“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这种替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物质变换，将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促进全人类的解放与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以人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始终以人为本，以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为了维护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马克思描述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对农村居民土地剥夺的全过程，指出是资本主义制度“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用“古怪的恐怖的法律”与“通过鞭打、烙印酷刑”的手段使被暴力剥夺土地的农村居民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为本、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并通过资本主义特有的法律来维护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恩格斯观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关注工人阶级因环境利益被剥夺而造成的恶果，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掠夺了工人阶级的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造就了工人阶级的贫困，而且对工人阶级的身体造成了摧残、精神造成严重损害。这一切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对工人阶级的环境利益进行疯狂掠夺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表达了对无产阶级的极大同情，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人道的批判。 （三）可持续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中体现了具有预见力的可持续发展思想。首先，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马克思认为，土地肥力的衰竭会危及子孙后代，为了“人类世世代代”需要维持土地的肥力，这符合今天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本质：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并且，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合理农业之间存在冲突，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不可能解决这个冲突。其次，人口发展的可持续性。无产阶级由于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被剥夺，深受贫困、疾病的折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填满自己的钱袋，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竟有这么多的人成为畸形者和残废者……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人口发展的不可持续。再次，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断裂发生在在资本主义关系之内，发生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交换大系统中，资本主义物质变换不仅导致了自然的异化，使下层人民环境利益丧失，而且导致劳动异化与人的异化，使资本主义制度加重了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产生所有异化的根源，造成了城乡对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内涵要求人与自然和谐、以人为本、人口和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要达到马克思环境利益思想所内涵的全部要求，必须实现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产性需要以及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利润；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不是剥削与控制人类的手段。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三、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内涵丰富，是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这对我国处理环境利益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可从两方面分析：1.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中的以人为本思想要求全世界关注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环境利益。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是以无产阶级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关注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无产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夺。马克思时代的这一现象在当代国际环境利益的配置中仍然表现明显，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发达国家环境利益的剥削对象。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高附加值工业品、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进行资源掠夺，通过环境污染物的越境转移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污染，通过环境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通过貌似“善举”的国际援助来剥夺发展中国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环境利益格局中居于弱势地位，仍然处于环境利益被发达国家剥夺的地位。要改变这种局面，一方面，应采取措施，强调共同环境利益关系，引起发达国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利益；另一方面，应加强南南联合，争取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尽早摆脱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被动地位，保护本国合法的环境利益。2.从国内宏观经济目标来看，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要求以人为本，保障全体人民的环境利益。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科学发展观的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是在马克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探索而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环境利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兼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党和国家在环境利益问题上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理论的深化，又是对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伟大贡献。 （二）马克主义环境利益思想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环境利益角度的深层考虑。具体表现在：1.马克思时代引起的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交换断裂的原因在当代农业中并没有消除，如今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马克思时代的远距离贸易被当代的全球化贸易替代，这些情况更加大了人类与土地物质变换的裂缝。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交换断裂的观点仍然是我们思考当代农业问题的理论基础与出发点。2.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很多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成为“民工”的群体。通常，农民的文化水平较城市人口低，也缺乏进入城市正式部门的社会资本，他们在城里只能从事“脏、累、苦”的工作，劳动条件与工作环境差，事实上，他们的工作仍是谋生的手段。“民工”在城里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环境利益如何得到保证？马克思主义认为，解决劳动异化的途径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应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指导下，以人为本，构建公平合理的保障机制来保障“民工”的基本权益与环境利益。3.农村环境问题严峻且存在恶化趋势，应引起关注。农村中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农村自身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包括居民居住集中造成的环境污染、集约化养殖造成的污染、农村耕种过程中造成的污染以及城市向乡村污染物的转移导致农村环境污染；二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环境的污染；三是乡镇干部的政绩观存在偏差导致的环境问题，他们认为要出政绩靠的是经济发展，而不是环境保护。为了统筹城乡发展、协调区域间环境利益平衡，应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指导下构建一套系统、公平、长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解决我国广大农村的环境问题，保障农村的环境利益。 （三）马克主义环境利益观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论渊源。可持续发展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长远之计。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论及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所有内容，也没有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观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仍然是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低效与浪费性使用，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对水、土地、能源的巨大需求，中国有限的资源环境承载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森林资源的减少导致了沙漠化、洪涝灾害以及物种消失等灾难性影响。据估计，中国为环境污染和恶化付出的代价每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2%。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环境利益损失是巨大的，因此，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利益思想的指导下，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袁红辉吕昭河单位：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这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对国内外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提出了新方略。会议首次强调在新时期的经济工作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学界认识尚不一致，有必要在学理上加以探讨，笔者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借以抛砖引玉。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具体结晶，因此，坚持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经典原理，又要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践性相结合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过程，这绝非朝夕之功。中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无疑为经济工作者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了工作理念和行动指南。从学理上说，“原则”要高于方法论和基本原理本身，是一种行动准则和理念。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来说，它既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念和本质特征，又要超出这一学科本身的方法论和基本原理的内容。因此，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以人为本原则。确切地说，这里的“以人为本”是指以“劳动者为本”。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之一是立场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方法论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在阶级社会，人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关系中不存在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利益的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是人的劳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供人类消费的物质资料，终点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者在不同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源泉。西方经济学则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出发点形成的理论逻辑，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实质上就是资本发展的逻辑。所以，在西方经济学逻辑中存在悖论：一方面把人假设为可以按照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选择的“经济人”，另一方面又把劳动者仅仅视为与资本、土地相同的生产要素，根本无视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劳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一事实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强调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本，理应成为它的首要原则。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涉及多方面深层矛盾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甚至会带来社会阵痛。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阵痛、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成为深化改革坚守的重要理念。 （2）满足需要原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需要”（need或want）和“需求”（demand）有重要区别。“需要”通常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时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表示的，而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包括劳动者自己和家属所需要的“生存资料”，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教育、文化、健康保健等“发展资料”。因此，“需要”是以使用价值来衡量的。而“需求”概念则不同，它用以描述市场中的交换行为，只要有货币、有购买力，就形成“需求”，“需求”是从价值实现角度分析的。“需求”不一定是客观“需要”，比如市场上有1万套商品房，从客观需要即使用价值角度来说，可以满足1万个家庭的需要，但也许由于房价过高，1000个家庭购买了这1万套商品房，从市场的角度看，商品房的价值得到了实现，也就形成了市场“需求”，但显然这些买房者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其后果必然是房价虚高，一方面是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房子的人囤积大量房源。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产品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我们的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要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价值规律来满足需要，但这不妨碍“满足需要”理应成为指导我们各项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化解产能过剩，可以以“满足需要”为原则制定相应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过剩，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钢铁、水泥等过剩，可以考虑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可以考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差异性问题；等等。 （3）共享发展原则。共享发展理念是我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一。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表明共享发展已经属于社会制度深层内容。共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以劳动者为本理念一脉相承。马克思在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动规律基础上，指出了共享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制度特征。我们党从强调“共同富裕”到强调“共享发展”，在理念上是一个新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强调先富带动后富，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但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了较好的经济实力，强调“共享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发展动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到共享发展，人们往往想到劳动成果分配方面的问题。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共享发展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从微观领域看，企业层面的共享既包括分配领域的共享，如提高工资，也包括生产领域的共享，如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劳动保护、劳动管理等。在宏观领域，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的共享，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共享；在消费层次上，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共享，还包括发展资料的共享等。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共享发展意味着在微观企业领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资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口实。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术高低、生产资料的性能好坏、企业管理的先进与否、工人积极性创造性的高低等。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新创造的价值是V＋M，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利润。这是一种静态认识，马克思这一公式揭示了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因此不能用线性思维套用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降低工资就能提高利润，即提高企业效益。 （4）公有主体原则。“公有”是指公有制，“主体”是指主体地位，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有根本区别。西方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理论前提，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孪生兄弟，并把二者看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制度，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源配置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把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由其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可以与不同所有制相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也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它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满足需要原则和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同时，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原则，也就坚持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我们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意味着要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原则，不能因为产能过剩，就轻易消灭国有企业；也不能简单认为产能过剩就是政府干预过多的结果，那种把化解产能过剩完全交给市场的说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没有“有为政府”的强大力量，以人为本、满足需要、共享发展，都可能变为空话。 作者:刘凤义 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摘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时展的要求，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着力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 ［关键词］创新理念;当代中国;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 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央提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前者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性和中国特色，必须把中国元素和时代特征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后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赋予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侧重点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二者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三大要素的结合。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可以等同使用。 一、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实践和时代的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向前发展，理论生命力才能保持常青，对现实具有充分的解释力。理论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就谈不上指导实践，被人们所接受。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很快发现，这一理论没有把实践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许多新元素融入其中，使理论自身存在的诸多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它在假设前提、变量设定、分析工具、模式方法等方面还停留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理论框架。其高度抽象的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以此假设为前提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偏离事实。在变量设定上，对各种变量的假定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分析工具和方法上，过度的数学化、精确化，使复杂的经济现象演化为线性的数学关系，抽象掉了不该抽象的经济利益关系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直接影响。在模式方法上，虽然能够简单、直观地把各种经济变量和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但模型的高度抽象本身排除了各种不确定性，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变成一个按固定模型运行的理想模式而不能解释现实现象。西方许多经济学家也对这一理论提出了直接挑战，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增添实践和时展新内容，才能够对现实具有解释力。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另一个致命的缺陷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能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揭示的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实事求是分析其理论内容，吸收其合理的成分，但我们不能再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权威性，更不能把它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指导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百多年前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特征基础上创立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内容虽然也不断得到丰富，但其基本框架、分析体系、基本观点没有实现创新性变化。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存在着两方面的不适应：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并不是对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实践进行分析得出的，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为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特征提出的理论预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准确地说，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种理论设想，这样的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实际明显不适应。其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设想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有很大差别，国情不一样，时代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国情也明显不适应。如果简单用这样的理论套用于中国现实，也不能取得成功。我们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键是从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出发，着力理论创新，这是实践和时展的需要，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有说服力地解释现实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当然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指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通过对实践的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老路”的思想基础是封闭僵化的理论，“邪路”的思想基础是西方自由化理论。这种封闭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的理论都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我们既不能以“老路”来反对“邪路”，也不能以“邪路”来替代“老路”。“老路”和“邪路”必须同时反对，僵化的理论和自由化理论必须同时批判，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化、时代化的元素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平台。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灵魂。创新并不是一个新词，这几年中，我们对创新高度重视，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优秀位置。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政策创新、文化创新等，已经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但是，创新仅仅停留于工作和实际操作层面还不够，必须提高到理念层次。在创新理念指引下，理论创新是根本，理论创新作为其他各方面创新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着力推动理论创新，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极大推动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创新发展，理论界的创新则显得明显滞后。真正实现理论创新绝非轻而易举，理论界的思想认识还有待真正统一于党中央的思想，不少人总是带着“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而不是以研究的方法去探索如何把这些问题做得更好。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具有充分的自信，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需要探讨、研究各种问题，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讨论存在的不同看法和观点，把对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根本的是理论必须能够解释现实，回答实践中的问题，理论符合实际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遵循的精要。 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两个教条主义”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在理论上彰显以下两点：一是必须具有时代性，理论随时代变化而发展，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必须具有世界性，理论能够解释世界经济发展现象，揭示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格局发生着巨大变化和调整，各国的政治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这些新的时代特征，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基本制度并存和交融发展的世界格局。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世界发展日益全球化，越来越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时代的发展又使世界的发展呈现多样化，越来越具有差异性。根据时展变化，着力于理论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回答时代变化的各种新问题，是广大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曾经被认为是经典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解释不了当今时展的种种现象，当然更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和被世界认为的“中国奇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时展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动力。能够解释时展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载体，离开了中国国情和实际，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当然也不会有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中国的实践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空间，才能与时俱进地增添新内容。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破除“两个教条主义”的前提是解放思想，如果总是把思想禁锢在教条主义的框框中，既怕触碰到西方主流理论，又怕闯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禁区，就难以实现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不是对原有理论的简单否定和抛弃，而是在批判基础上的借鉴和吸收。 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处理好两个关系 教条主义是把别人的、前人的东西当作经典，奉为不能动摇的依据，不顾现实的变化，不愿意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其实质是封闭僵化，教条主义一定没有出路。但教条主义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它用别人、前人的权威作为自己封闭僵化的挡箭牌，当你反对教条主义时，就给你“扣”上反经典、反传统、反权威的帽子。破除教条主义实际上要重新认识经典，破除权威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应着力于理论创新：一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二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创新首先是把中国元素和中国实践作为创新的基础，使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20思想理论教育2016.03学体现中国特色，使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多考虑中国因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离开了中国元素和中国实践的基础，就缺乏创新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抽象的理论，具有普遍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具体的理论，具有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我们不能从书本出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哪些方面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或者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论证今天的现实违反了传统理论中的某些结论，如对我们今天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发展私有制经济，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前提下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方向、大趋势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以及在改革实践中按中央的精神有效推进，需要认真研究。但是，在基本态度上应该对这一改革做出基本的判断。这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顽症的有效举措。不能一涉及所有制改革这一优秀问题，就用“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作为衡量改革的标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宏观特征下更好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是我们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对党中央能够把握好改革的性质和大方向我们具有充分的信心。改革的深化更加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在改革中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建议是对改革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表现，但不能动摇我们改革的自信。其次，把时代特征融入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时代变化是一切理论发展创新的依据，无论是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都一定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是绝对的，因此也没有不变的理论，在这样的变化中，也一定会出现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共性的特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体现时代特征才能体现其创新性。没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同样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话简单地解读今天的现实，不能把今天的现实简单地还原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能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理论随时代和世界的变化而发展，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第一，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世界和时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时展的产物，也一定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随世界发展和时代变化而丰富和发展，世界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体现并成为推进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包括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以及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理论，都面临着随时代变化而发展的迫切任务。没有一种思想和理论可以脱离世界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任务作为自身发展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不能停止不前，不能因循守旧，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与时俱进的意义所在。今天的世界是两种制度合作交流、交融发展的世界，今天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反映世界实际，解释当今世界客观现实。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时代特征，就一定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一定不能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具有自己的话语权，话语权是用理论的解释能力来确立的。这个能力就是能否立足世界和时展实际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第二，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左翼学者以他们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现象得出的理论观点和看法，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观点对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具有一定意义，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从中得到积极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不能不研究、不能不重视、不能不借鉴。但也不能不分析、不能盲目照搬，更不能当作教条，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划等号。不能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来引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占主流，属于少数。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本质，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上有僵化倾向；二是没有切实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在对待现实问题上有保守倾向。当然，更难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只能是作为参考、借鉴、启示，不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采取教条主义。特别要注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为什么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不能不断扩大，反而地位日下。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理论内容就不难找到原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打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信奉、随意引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依据。特别还要看到中国正以新的开放姿态走向世界，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生态各个领域的合作互利共赢发展的大趋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就更显示出现实的世界意义。无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还是时代化发展，在思想观念上首要的任务是以创新理念为指导，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中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赋予中国化、时代化新的内涵。我们一贯反对不顾国情、世情、时代变化，简单地、机械地照搬经典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不能教条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特征是以“非常”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顾钰民 单位:复旦大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回答。第一，从其阶级属性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一种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说。第二，从其研究对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即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并在社会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所发生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总和。第三，从其研究任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揭示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第四，从其创立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并在之后由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上理解。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有生之年创立的经济学说;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说，也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即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作为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以及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主要研究任务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第一，从学科定位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按其研究领域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揭示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应用经济学主要是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的经济学科。理论经济学具体又包括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经济理论史，等等。从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恩格斯曾经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①。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经典的代表作《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再是假设，而是被科学证明了的真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理论贡献，才最终使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土壤之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了科学。恩格斯曾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③第三，从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性变革。政治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一门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产生并有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形成的。相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在立场观点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研究对象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把物本身或者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④，从而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关系对整个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研究方法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对经济现象和经济事物的表层关系的研究，往往以观念代替现实、以范畴运动代替现实运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强调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在立场观点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和学说主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劳动的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其理论、观点反映的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诉求。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对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圣经”，这是当时欧洲工人在游行示威中喊出的口号，因为它告诉了工人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争取自身权益的正义性、合理性。对此，恩格斯曾强调，“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⑤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我们科学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内在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分析，适用于一切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行动指南。 (三)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仰、学习、宣传、研究、运用、捍卫、坚持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1．应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分析，其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论述，其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等等，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2．应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凝固的学说，也不是某种教条，它提供给我们的首先是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科学方法。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⑥所以，我们绝不能用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应该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将其丰富和完善。那种凡事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试图从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直接答案的想法和做法，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十分有害。3．应明确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僵化的理论，是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建设实践。曾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⑧的这一科学论述，为我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立足于新的实践，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时展的规律性，不断研究新情况，回答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不断提出一些新概念，形成新理论，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科学内涵。总之，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这应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向。理论来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必须跟上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步伐，适应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逐步实现理论的时代化、现代化和中国化。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时代化。世界上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顺应时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社会发展的时代不同，反映不同时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理论必然不同。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回应当时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的基础上产生的，揭示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行的一般规律。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发展过程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一全新的时展背景和全新的时代课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出正确分析，提出新的论点，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跟上时展的步伐，逐步走向当今时代。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内容到形式、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实为依据，科学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特点及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它不仅是我们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及发展规律的锐利武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武器。但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论武器始终保持“锐利”，就必须让其实现“现代化”。只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否则，就会停留在“原始状态”，就会因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削弱其理论的“锋芒”，甚至遭到淘汰。所以，为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为充分显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发展中实现现代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对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的研究中，实现研究内容的创新，不断用新的、富有现代色彩的概念、范畴、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应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常用的数学分析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因为现实的经济形式和经济过程不仅有自身质的规定性，也有自身量的规定性。很多复杂的经济运动往往是诸多经济变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又往往具有复杂的数量关系，所以，只有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并借助计算机技术，才能比较精确地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复杂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才能对现实中复杂的经济活动的运行过程及运行结果进行比较准确地预见，也才能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也要有不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所以，要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对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主要分析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特点，主要揭示的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主要揭示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它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环节都表现出了很多特殊的特点，如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且具有多层次性;所有制结构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形式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营组织形式表现为公司制占主导地位的多种组织形式并存;分配方式表现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等。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不可能简单地、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原初理论，而必须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为样本，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勇于对中国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前沿课题、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形成新理论，以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运动发展的独特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并用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向。总之，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现代化、中国化，不仅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也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拥有光明“前途”和“未来”的必要条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 二、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 方法是推动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手段，是有效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动力。要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应采用阶级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本研究法、问题研究法等研究方法。 (一)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是指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划分为阶级并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阶级”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指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任何社会科学都会带有阶级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科学理论。在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和冲突，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且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就必须要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科学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属性，才能科学回答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的问题，才能始终秉承“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发展理念，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二)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又称纵向研究法，是借助于对相关事物发展过程的史料进行分析、整理，从而认识研究对象的过去和现在，继而预测其未来发展的一种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的实质是通过对某一事物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揭示该事物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瑏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从马克思最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公开出版到如今已经近150年的时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对其加以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且有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预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向，同时，也有助于启示我们该如何科学地以发展的眼光和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三)比较研究法。所谓比较研究法，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加以对照，以说明它们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差异，从而揭示不同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通过比较，人们才能更清楚地发现事物之间的异同，才能辨清不同事物的优与劣。如果说历史的方法是从纵向的角度去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性，那么，比较的方法就是从横向的角度去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虽然同属于理论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二者之间仍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不仅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而且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大不相同，研究目的和研究结论也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意在通过对人与人之间在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的考察来揭示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意在通过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揭示人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实现自身欲望的最大化满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经济制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弊端，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总之，通过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的，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应该替代谁的问题。那种企图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想法和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同样，那种企图完全否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极不明智的。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高效的发展。 (四)文本研究法。所谓文本研究法，就是借助于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进一步挖掘经典作家思想的内涵和理论的本质特征，进一步挖掘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恩格斯曾经多次强调，研究理论必须要根据原著进行研究，强调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研究”瑏瑡，强调“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瑏瑢。文本是思想的载体，要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特征，要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及其理论体系的构成，就必须回到“原点”，即回到文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及其继承者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撰写、出版的相关著作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解读。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本真的思想形态和思想内涵，才能了解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关政治经济学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才能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和回答。同时，也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建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原初图纸，才能真正了解搭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每一块砖石”、“每一条钢筋”的构造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凝固联系，我们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大厦的“坚实性”和“耐用性”，继而才能真正形成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当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不是为了研究文本而研究文本，而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性的认识，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准确把握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初形态、时代特质、主要内容，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真谛，而且更要深入挖掘理论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作用。 (五)问题研究法。所谓问题研究法，就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学术研究。当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瑏瑣这就是说，开展学术研究，必须要有问题意识，要善于敏锐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开始，是真正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的起点。对此，马克思也曾明确强调，“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瑏瑤只有凸显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学术研究，才能推进学术进步。学术研究活动，实际上就是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各门学术自身的发展过程，其实也就是伴随着新旧问题的交相更替而不断地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过程。所以，对学术研究来说，有没有问题意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伴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遭遇来自不同学派、不同思想观点的质疑和挑战，日益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因此，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必须要强调问题意识，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及挑战入手，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面临种种质疑和挑战的原因，探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应挑战、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出路和对策，以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更进一步发展。 作者:刘雅静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地理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两种方法论产生的背景与演变 历史唯物主义最早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引入，而批判现实主义直到70年代末才被部分学者有意识的运用到研究中。两者是从不同角度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空间定量革命进行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社会批判，对方法的批判受到社会批判的限定。它认为如果世界以假象或某种迷惑性的方式展现在研究者面前，那么定量方法将加强这种误解。批判现实主义起初是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后来被西方学者发展为一种社会科学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似，也通过社会关系来理解人。它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根本不同，定量革命的自然性将妨碍它为社会人的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20世纪70年代，与空间定量革命相比，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将空间放在优先地位，而是将其与社会关系同等考虑。激进批判的重点较少关注人们所观察到的周边事物的差异，而是注重解释差异的根本原因，其结论可归结为空间格局由社会过程所塑造。而在空间定量分析中“地理”被不恰当地约减为“距离”、“局部变化”和“特征”等。实际上，空间应是一种社会建构，而社会关系的建构却超出了空间，这造成了空间差别。在地理政治经济理论来源的历史发展中，批判现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可称为“社会和空间时期”。此时，历史唯物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背景或一种批判的衬托，且两者也出现过不和谐的声音。例如，批判现实主义不赞同历史唯物主义过于注重阶级而忽略性别、种族和阶层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者多数有一个特别的方法经历，即进行过空间定量的经济地理研究，例如DavidHarvey、MichaelWebber、JohnHolmes和RayHudson等人，当代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EricSheppard也有过类似经历。空间定量研究者的方法相当狭窄：技术或工具箱方法，它的实证主义观念也是有问题的。然而，也不能完全抛弃它。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面临的困境。寻求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方法的融合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学者们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抽象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虽有不同的抽象形式但也赞同抽象这种方法。作为融合的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带有批判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主要方法论。这种转变意义重大，主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使得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较少注重空间现象的描述，而是看重提供分析洞察空间不平等的能力。方法中隐含的批判观念在实践中能够产生关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平衡。纵观地理政治经济学萌芽与形成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较先引入，持续发展，最后成为主要方法；批判现实主义较晚引入，影响渐微，处于辅助补充地位。表面上看，是批判现实主义研究者兴趣转移的结果，实质上是科学逻辑演变与选择的必然结果。即便如此，批判现实主义的介入仍有持久影响：“偶然性”进入到主流的词汇，批判意识持久地存在，多元化的概念也符合流行的经济学方法。特别是它的以下两个结论具有重要价值：一是国家和经济是两个独立的社会关系，它们以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方式相连接。二是结构思想，可以被历史唯物主义有效地利用，通过结构的重建和体制结构的新形式，资本可能缓和总是反复出现的积累障碍，而工人阶级也可以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以反抗剥削。当前，地理政治经济学理论甫成雏形，如何利用这两种方法增强对空间经济的解释能力，需要从它们对关键性问题的解释中寻找帮助。 二、两种方法论对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解释对比 （一）抽象 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关键步骤是抽象。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抽象的方式有趋同之处。抽象和具体、单面与多面的统一等观念深深植根于批判现实主义。例如，人类首先按性别划分，然后按阶级等等。同类型的层次化也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并且可能是其方法的最主要方面。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不断穿梭于历史无关的和历史主义之间、一般劳动过程和特定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间、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之间等等。然而，仔细考察，两者的差异确实存在。抽象可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类是经验主义的抽象，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方式。第二类是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方式。经验主义的抽象是从具体或多面抽象为单面。它沿着较少的实在、更纯粹的概念的方向远离现实。当然，任何将世界划分为对象的研究都需要概念，即使研究者没有意识到，从具体到概念的抽象法，在批判现实主义看来就是形成无内容方式的一种抽象。AndrewSayer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主要是对形式或形式上相似的关系的抽象，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理性的抽象。这要求在所研究事物之间的本质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抽象。不能以形式的相似性，如人们的贫困，来区分人，而要以其与他人的丰富的关系来区分，例如，作为国家、雇主或家庭的人。从某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也运用了这种形式的抽象，例如，将中世纪以前的古代、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视为阶级社会的具体形式。不过，此处马克思只是部分分析。此后，他更深入地指出，一切社会形态由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产方式所规定。这为理解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区别，以及扩大再生产的特定历史形式的积累过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诉诸经验主义抽象形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即反对把资本主义简约为历史虚无或自然形态的做法。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是历史的创造，它所产生的优秀矛盾——剥削行为，绝不能被解释为世界的法则，或某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抽象方式是历史的、系统的或本质的，是通过实践而进行的抽象。它与实践的社会历史的具体形式，与现实以及更具体的、多样的、整体的历史阶段相符合。例如，对资本抽象后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地理政治经济学中“区位”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离不开人类生活的具体社会形态。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区位观念，要早于资本主义初期商品贸易所依赖的区位概念。区位成为生产中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房地产对优越地段的追求，是在最近才产生的，也许不早于有多个区位可选择的企业的出现。抽象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抽象层次。经验主义抽象方式的结果是产生了不同的“水平”，它与越来越多的抽象概念的层次相符，趋向具体的层次与趋向其他方向的层次相对立。因此，可以通过整合较抽象的概念与其他概念再现具体：从顶端开始的一系列嵌套的先决条件。地理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已经吸收了这种抽象层次的概念，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取决于抽象的层次以及在理论概念上与历史特异性的相符程度，例如，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更具体的形式。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中固有的一种方式是注重概念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本质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本质。例如，国家不能独立于使之成为国家的物质条件。生产关系在各个时期各不相同，具体的国家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在阐明特定时期的国家形式时，要首先阐明生产关系的历史。这意味着，国家从来都不仅是作为经验主义抽象的国家，而是特定历史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或任何其他具体形式。再如，要研究资本，必须首先抽象出剩余价值，然后抽象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示形式及其在生产上能够被占有的具体形式——租金，利息和企业利润，而它们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 （二）内部和外部关系 批判现实主义在抽象问题上的方法优秀是一种内部和外部关系的概念。抽象的目的是要确定一种结构，在这些结构中，通过定义使对象成为由该结构所决定的运动模式的内部关系的产物。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历史唯物主义的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就被这样理解。“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者不依赖劳动就拥有客观的存在。个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看作自己现实条件的主人”。并且“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主体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直接要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为部落等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媒介”。换句话说，这种财产关系，成为一些社会组织形式（例如家庭）扩大成为部落和公社的先决条件。个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拥有生产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消除了这些关系，使个人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和物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与其自身无关：不是作为他存在的前提，而是既定的、物化的、外在于人的、并作为必要的决定因素被占有，这就是外部关系。物质生产的客观条件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而主体显得独立于既存的任何客观条件。生产手段、劳动对象和工具如今表现为资本的社会形式，作为与劳动者无关的事物，它们雇用了缺乏客观性的劳动者（没有与土地等相似的客观存在的形式）。主体和客体在此被主体和客体的逆转所分离。现在，以资本为形式的客体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雇用了主体。资本似乎成为主体而工人成为以抽象劳动力为形式的客体。如果现在以劳动对象和工具的形式出现的客观条件外在于个人、物化于资本形式并因此缺乏前提，那么人们参与其中而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也是如此。例如，工资关系现在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外在必然性”：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必然的，但从工资工作能否被找到来看是偶然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自然的、继承的、个人无论是作为部落成员或在奴性的关系中与生俱来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一方面，个人从被认为从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社会关系表现出物化的、个人必须适应的东西。因此，虽然个人可以选择他的工资工作的方向，但不能拒绝这种选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个人的客观条件在当代社会表现为外在于主体的外部关系。如果与主体有关，则是自给自足的、没有必要前提条件的，因此没有历史的或非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无对象的主体和客体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只以超出任何主观控制的资本的逻辑而存在，因而产生了矛盾，例如，没有买者的卖者和没有卖者的买者、未投资的资本、无力支付的债务、没有原材料的工厂等。简言之，资本的限制必然产生，如果生产要继续发展，就必须缓和这种限制。历史唯物主义是典型的历史主义主张：人及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那种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批判现实主义则是历史无关的，具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的性质，它主张内部和外部可以直接应用而与主体和客体无关。 （三）整体性和多样性 历史唯物主义从整体上来认识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整体性就是应对处于变动中的“离心力”关系的问题，即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张力不断重复出现。因此，通过一个整体的整合的力来缓解离心力，整体以其自身具体的形式而不是以其组成部分的形式而变化。批判现实主义对世界的看法是本质上的多元论，也可表示为分化的或多样性的：由众多关系的结构所组成，每种结构都反映组成它的要素之间独特的因果特征，并且这些关系可能包括偶然关系。例如，将劳动分工视为具有因果联系的独立结构，并有别于资本分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探讨整体性有两个限定性条件。第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对世界的决定论的理解。未来仍然是开放的也是无法预测的，不同的部分可以并能够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发展，但仅是“相对地”。整体化的冲动，一致的必要性，或称之为“社会秩序”，起源于生产，一切都开始并归结于生产，并且生产始终是社会的生产。在资本中，产生的必要性表现为积累的必要性。整体性的不同部分都是生产的条件或关系。同时，整体性不是静态的，而总是在整体化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自主性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又可能产生新的机会。第二点，这是一个集合的整体，不仅是与生产有关的整体性，而且是关于生产参与者的具体活动的整体性。生产的参与者带来了整体的连贯性并重塑整体性，同时整体性又重塑了参与者。例如，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和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人们生产了自己的世界：不仅包括他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手段，也包括他们的社会关系、文化、政治等等。将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是把生产及其客观条件、物质和社会、政治、话语权、空间等都看作是生产的瞬间，如同马克思所指明的，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条件都被视为独立的、物化的、有着自身的逻辑，以自己的方式发展。 （四）矛盾和变化 批判现实主义认可变化的世界。没有变化，它的系统开放性的概念，它对人性的批判，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它无法解释变化产生的原因。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矛盾产生变化，矛盾的概念在空间经济研究中也很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矛盾概念的优秀是对立统一：生产性的个人，或社会意义上的、不能简化掉社会关系的个体与生产条件的对立统一。生产条件可能促进、破坏或抑制生产活动，通过生产条件（制度，技术等）的变化来缓解矛盾，使生产进一步发展，但是，新的生产障碍会不断产生。例如，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国家形式的出现，都是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为前提并促进了剩余的扩张。但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部分逐渐产生独立的运动形式，可以抑制甚至破坏生产。资本主义中的直接生产者将货币工资作为其生产的必要条件，且是外在的条件，或“外部必然性”。这种外在性有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的“自然统一”，在那里劳动者将他的客观条件看成属于他的，作为他的“无机的身体”，这些关系的瓦解让位于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统一：劳动力和生产手段被生产关系用货币财富联结起来。劳动通过工资工作有效地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然而，资本也自我驱动去再生产自身，随后产生工资下行压力以及机器对工人的替代，工人自我生产的能力被削弱。在历史上，这是劳工运动的发展、抵抗工资削减和推动建立福利国家的原因，即矛盾的产生与缓解。与此同时，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如果将劳动力逐出劳动过程，也就排除了能够产生比成本更多的价值因而能够产生资本家的利润的生产条件之一。这反过来，迫使资本需要缓和由其优势（包括其向任何空间的扩展）所造成的矛盾。“缓和”但不能克服，“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批判现实主义承认变化，但没有矛盾的概念。它是在二元论下的对立统一，如个人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经济和政治等，其目标是弥合它们的差异并探索、定义、阐述它们组成二元论的两部分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术语来讲，就是探讨它们是如何内在联系起来的：在脱离独立的因果力量的条件下，它们如何能够被归入单一的结构。“文化与经济的辩证法”的研究就是一例。然而，它缺乏对这种二元论的历史、先决条件的考察。 （五）因果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概念非常相似。它们反对原子论式的因果概念，即原因定量地影响结果而不改变对象或结果的性质，都坚持因果关系的行为理论，即变化因人们的行为而发生。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中，根本的真实性和经验世界被区分开来，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经验现实。应该指出，这完全符合上述批判现实主义所阐释的内部和外部关系之间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世界具有层次性，但不是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而是形式和内容或马克思多次描述的表象和实在、形式和本质、表象和本质以及表现形式和隐含联系之间的区别。虽然表象和实在可能让人联想到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但是马克思说的却是完全不同。他的“表象”是指意识形态的形式，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的形式不同，是根植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它们是“实在”的形式，虽然有时是虚幻的形式。如果表象颠倒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仅仅是因为起作用的社会关系本身已经颠倒。例如，工资形式掩盖了劳动者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联系到内部和外部关系，那么，外部关系是表象，是内部关系这个实在的历史发展结果。这种表象被理解为生产的社会条件和所有生产关系的物化自然。事物有自己的历史轨迹，因此，正如马克思敏锐指出的，成为彼此矛盾的一部分，这种矛盾导致人们不断重申生产的中心性，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是以积累为中心。表象还包括国家、家庭、空间、文化和劳动分工等，它们通过前面提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抽象得以再现。批判现实主义将低层次的抽象而产生的表象作为关系的构建物。批判现实主义对因果关系的解释遵循如下思路：首先，揭示以社会关系的结构为形式的实在，这种实在需要特定的因果关系性质，并且是经验世界的必要条件；然后指出它与偶然条件的结合是如何作为观察事物的起点。例如，DoreenMassey对企业的新的劳动空间分工及其特定的地理表现之间关系的分析。换句话说，人们需要运用前面所述的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出关系结构，以便从表象返回到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确实可能从一些经验的形式开始，如同在批判现实主义中一样，例如对地域发展不平衡或城市形式变化的研究。但是，这必须被置于资本和它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分析中被认为是偶然的条件现在表现为构成一个矛盾整体的条件，这个矛盾将要被调动起来、再利用和改造，以便消除积累过程中的障碍。看似偶然的条件得到改造和重新组合成新的关系，以便能够使单个资本或资本整体来应付它们所面临的挑战。 三、结语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早期的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研究者，也成为当代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源泉。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方式。它认为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则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它坚持整体论，认为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它从矛盾的运动中来理解变化，而矛盾概念的优秀是对立统一，因果关系也必须置于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运用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的结果为一定的结构；对象在结构中的运动模式形成结构的内部关系，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它坚持多元论，认为世界是分化的或多样性的；承认世界的变化，但缺少矛盾的概念。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因果关系。当然，它们之间也具有包容性，例如，批判现实主义虽强调结构决定因果关系的属性，然而这种结构可以是历史结构或地理（空间）的历史结构，即历史唯物主义式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方式太一般，以致无法为实践中事物的发展提供直接帮助，而批判现实主义关于特殊情况的经验研究是其必要的补充。空间经济或资本空间布局的形成总是具有社会性，地理政治经济学需要揭示特殊的偶然情况如何在起初似乎是外在的和偶然的现象而后却转化为本质的和必然的资本逻辑的内部要素构建。在这种构建的探索中如何综合和恰当地运用这两种方法，研究者需要结合自己的具体工作来思考。 作者：陈秀山左言庆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 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间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糅合在一起，以张维达（2000）、逄锦聚（2009）、程恩富（2011）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窠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 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 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优秀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 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优秀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二种教学方式是研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的互动性更强，要求学生对教师布置的问题进行积极思考并写出讨论稿，通过教师的审核后，在讨论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要做到讨论前有准备、讨论中有争论、讨论后有总结。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使得教师对学生能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需要注意的是研讨式教学对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要求非常高，既要使学生有话可说，有话敢说，引发争论，又要保证学生发言围绕主题开展，一旦发现不当言论要及时进行引导和纠正。 （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是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的另一个途径。学生由于对政治经济学认识不足，才会对其存在偏见和误解，因而失去学习的兴趣。首先，政治经济学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而是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政治经济学非马克思首创，而是他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基础经济理论科学；其次，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基本经济规律和理论并没有过时，对于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理论，货币流通理论，等等；第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和阶级立场，因而在同一问题上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表述，在学习时要避免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干扰和混淆。 作者：齐安静单位：河南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非营利组织科层政治经济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外部性委托 [论文摘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外部性，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如何构建有效的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非营利组织起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外部性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一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一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但市场经济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外部性会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使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另一方面“公共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外部性”。即指一件事对于他人产生有利（正外部性）或不利（负外部性）的影响，但不需要他人对此支付报酬或进行补偿的活动。当私人成本或收益不等于社会成本或收益时，就会产生外部性。更严重的是，如果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成为搭便车者，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从而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2．信息不对称导致契约失灵。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特定交易信息的拥有是不相等的，有些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而且双方都知道这种信息分布状态。由于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很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优势欺骗另一方。 3．政府失灵。公共产品的外部性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此类产品和服务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而只能由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来承担。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问题上也会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如政府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决策方面缺乏相应的大量的信息。同时由于过度科层化、机构臃肿缺乏对社会需求的即时回应。更加令人不安和怀疑的是，作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过度集权的政府将对其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产生极大的威胁。正是这些限制为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相比之下，非营利组织比较有弹性，能够根据个人需求的不同提供相应的服务；能够在较小范围内开展服务；能够在服务的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等等。正是由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各自组织特征上的互补性，政府出于对服务提供的成本考虑，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起了合作关系，从而既可以保持较小的政府规模，又能够较好的完成福利提供的责任。 二、非营利组织的科层困境 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充分表明：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让出了空间。 非营利组织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社会捐赠、政府补贴，这就使得信托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的角色产生了分离。信托人将信托财产交给受托人管理或处理，受托人取得该项财产的处分权，信托利益归于受益人。无论是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均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诸权能，也就是说，不享有绝对意义上的所有权。 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原因，市场和国家这些组织机制都不足以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以外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就有了存在的功能需求。但是，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因素同样会引发“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这种“非营利组织失灵”在非营利组织特有的“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委托关系中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非营利组织外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制度安排，虽然有助于克服“契约失灵”，但是导致“契约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在非营利组织产生以后依然存在，并以另外的方式导致对非营利组织监督的困难。 1．产出的品质与数量难以测度。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沃尔夫指出：“同市场产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这一结论对非营利组织完全适用。首先，许多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性产出往往不像产品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产出的数量和品质难以测度。其次，非营利组织的产出和产出的最终社会效果之间有时间上的滞后性。“非市场产出通常是一些中间产品……充其量是最终产品的‘’……间接的非市场产品对最终产品贡献的程度是难以捉摸和难以度量的”。最后，“非市场产出的质量尤其是难以弄清的，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有关产出质量的信息”。而在市场产出的情况下，“这种信息应当通过消费者的行为和选择传递给生产者”。非营利组织的产品缺乏价格信号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因而也就缺乏检验和传递质量信息的机制和渠道。Rochester则用“责任的明确程度”表述了同样的看法：所谓的“底线”，即营利与否使得私营部门的责任明确，公共机构的责任和权限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非营利组织的责任则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 2．服务的间接性。服务的间接性即服务购买者不是最终消费者，尚有中间环节的存在。这种间接性特征在某些公共部门同样存在，但在非营利组织尤为突出。其结果是：家长很难判断托儿所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幼无知的孩子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子女很难判断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迈体弱的父母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捐助者很难判断慈善组织的表现，因为捐助者“购买”的服务无一例外是让第三者受益。简言之，服务的间接性导致信息获取的困难，进而导致监督困难。由于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这一特殊的产权特征使得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的问题在其众多的利害相关者（包括众多的捐助人、服务对象或受益人、政府主管部门、专业协会、所在社区等等）中产生了极强的外部性，以至于使这种监督成为不可能。正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指出的：“对一个上市公司来说，股票持有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对政府来说，投票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而对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来说，仅同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选民团体打交道是“无法享用的奢侈品”。 3．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外部性的困扰。如果把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如果非营利组织整体有一个廉洁的道德高尚的声誉，则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会从中受益，但个别非营利组织及其管理者却有足够的激励通过违规或者卸责来获取个人利益，依靠非营利组织的整体信誉继续吸引社会的支持。这种“搭便车”行为消耗着非营利组织整体的信誉资源，使得所有非营利组织的状况都变糟。 4．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主体还面临着监督动力不足的问题。对于市场中的营利性公司来讲，为了获得利润，其出资人有足够的动力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而非营利组织的出资人（捐赠人）一旦把财产捐献给非营利组织，就失去了对该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及管理、经营的权利，因此，缺乏监督非营利组织运营的利益驱动。另外，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对象作为弱势群体，不仅在信息获取和处理、利益诉求和资源动员等方面存在能力的缺陷，而且由于受益者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他们的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二）非营利组织内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作为对市场和政府的替代，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采取了科层式（hierarchy）的组织结构方式。科层可以被定义为某一决策者拥有非对称性和不完全界定的权威。这种权威能在一定范围内指挥其他人的各种活动。在科层组织里面，雇员的权利常常比较模糊，而责任更是如此。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因素也同样会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引起“科层失灵”。只要科层具有一个以上的下级单位，而且每个单位可以决定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那么这些单位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低效率和偏离行为。 正像哈耶克所讲的那样：“如今说科学知识不是所有知识的总和，几乎是离经叛道。但稍加思考即可得知，毫无疑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未经组织的知识体系，不可能以知识的一般规则称之为科学知识，这是关于时间、地点的特定情况的知识。正是着眼于此，所以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优势，因为他可以有利地利用他掌握的独一无二的信息。只有依赖于该信息的决策由他进行或在他积极配合下进行，才能利用到这种信息”。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在科层中，上级很少能够直接观察到雇员工作的努力程度。相反，上级观察到的只是一些产出，但产出的决定因素除了雇员的努力，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其他因素，如天气、经济周期、其他雇员的协作程度或者运气。只要存在这种不确定性，雇员就有机会通过隐瞒信息而策略性地卸责。 随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深化，生产的相互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增加，在非营利组织内部也是一样，团队成员的相互依赖性会模糊个人的工作成果，从而带来很强的外部性，除非非营利组织能够提供一种能衡量每个成员贡献和努力程度的装置，否则只靠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很难维持长久。 （三）非营利组织的志愿失灵 非营利组织除了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会产生“科层失灵”外，作为人类服务的提供者也有着一些固有的缺陷，会产生“志愿失灵”。赛拉蒙提出了志愿失灵理论来说明非营利部门的缺陷，进而论证了政府支持志愿部门的必要性。在他看来，非营利部门的固有局限性在于以下几点。 1．对慈善的供给不足。一方面，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问题。更多的人倾向于不花成本地享受别人提供给自己的福利，而缺少激励去利他性的为别人提供福利。因此，能够提供的服务肯定少于社会最优的。另一方面，慈善的资金来源也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有爱心的人自己也难以维持生计，更谈不上帮助别人。只有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税收才能提供稳定的、足够的资源。 2．慈善的特殊主义。志愿组织的服务对象往往是社会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残疾人、未婚母亲、儿童、外来移民等。不同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现有的志愿组织可能不能够覆盖所有处于需要状态的亚群体。同时，由于大多数群体拥有自己的人呼吁为自己捐款，机构数量的扩张可能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从而降低了整体制度的效率。 3．慈善组织的家长式作风。由于私人慈善是志愿部门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那些控制着慈善资源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忽略了社区需求，由此往往导致提供较多富人喜爱的服务，而穷人真正需要的服务却供给不足。 4．慈善的业余主义。根据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于穷人、残障人士、未婚母亲等特殊人群的照顾是需要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的，但是志愿组织往往由于资金的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报酬来吸引专业人员的加入。这些工作只好由有爱心的业余人员来做，从而影响服务的质量。总之，非营利组织在“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相分离及具有一个以上下级科层单位的条件下，存在着内部和外部的复杂的委托关系，缔约各方的目标不可能自动统一，必须加以协调。但是，信息的不对称与外部性又使得这种协调无法低成本进行。 三、构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机制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的不足，但是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在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科层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1．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伦理信念。人类的动机要比单纯的财富最大化复杂得多，人类会牺牲财富或者收入来获得其他的价值。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ChesterBarnard认为，组织实质上是由个人组织的合作群体。因而，经理人员的主要工作并不是致力于规约下属们的自利行为，而是激发他们超越自利性追求。他认为，经理人员的其他能力，“将不会被发挥出来，甚至将不会产生这些能力，假如缺乏一种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以激励成员们对合作的基本信念的话……然而，组织的生命力与该组织所治理的道德程度成正比。这也就是说，远见卓识，长远目标，高尚理想，是合作得以维持的基础”。非营利组织的重要力量源泉即来自于其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它是公益、慈善的化身，担负着人类最为神圣的事业，因此，非营利组织的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会沉重打击公众的道德与信念。非营利组织滥用公共资源的恶果甚至比其他机构滥用资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人们对非营利组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要求更高。整个社会和非营利组织的决策者和管理者都要注意发掘和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资源和精神价值，以弥补单纯物质激励的不足。 2．建立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应借鉴市场中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起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优秀内容是在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情况下处理好委托关系，构建起非营利组织所有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分立制衡机制，以防止内部人控制。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规范财务会计制度。 3．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要求非营利组织及时、准确地披露组织的财务和管理状况、筹集资金的用途及使用效果、组织的目标、管理层和内部职工的薪酬等等。在这方面，政府是唯一具有法律权威强行要求非营利组织进行信息披露的组织。因此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 4．构建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是帮助公众对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与评价，克服专业的非营利组织与其非专业的利害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机制。第三方通常是指具有法定权威或较高信誉的中间机构或组织。由它们制定标准，对行业内的成员机构之工作和项目进行评审，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或否定成员机构自己所作的评审结果。虽然独立的第三方审计、鉴定机构并不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直接的管理，非营利部门也不需对其给予任何关注，但许多非营利组织都自愿服从管理，因为私人捐赠者、募集资金的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媒体都使用它们的报告。总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因此，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政治经济学论文: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 【关键词】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经济问题 【正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A.Barone)指出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 《共产党宣言》，或者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Ray)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 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Gilpin，1975)同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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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 1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应建立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基础上 在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统一的难度实质是统一标准严重不一致，有的主张以方法论为标准，有的主张以科学语言为标准，有的主张以可预测为标准等等，但是无论以哪一种为标准，都难以统一两大科学。因为这种统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学单方面的特点为标准片面地评判社会科学，或者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去片面地评判自然科学。实际上，两者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无视它们各自的特点。那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统一呢？笔者认为两大学科的统一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多视角的统一，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下面笔者将主要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三个方面进行说明。（本体论层次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理论层次即方法论、科学语言等、还有应用层次） （1）在本体论层次上主张弱自然主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难以统一，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人们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固然存在区别，但是这个区别不能被无限夸大，以至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如前文所说，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而人类社会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人自己单方面的看法，我们并没有征求动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但是谁能保证不会出现“人眼看狗低”的现象呢？事实上，至少在高等动物中，少数动物的社会化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人类却单方面地贬低它们为群体性。这种人类种族优越论的预设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种表现。人类把本来浑然一体的世界人为地分割成两个决然对立的部分，并以此为基础把人类的认识也相应地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如果人类出于认识的需要，对世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本来是人的认识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不能把认识中的二分反过来当作本体论的二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人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水平反而更高超，它们可以为两大科学的统一提供坚强的本体论基础。如果我们愿意调整自己的本体论的看法，那么相应地在认识论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所谓对自然界应该采取说明的方法，而对人类活动的意义必须采取解释或理解的方法，这看法的基础也就不再牢固。 （2）从科学方法论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各自内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变的，这既为两大科学的潜在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又说明这种统一只能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首先，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是到一定发展阶段后才分开，而在分开之前它们已混在一起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特别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辩证哲学思想至今仍然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主要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而现在不仅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运用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性学科，这更是它们直接统一的例证。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相互渗透性也许会更多。其次，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机物和无机物、动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类和非人类等的区分。相应地，物理学和生物学存在着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学内部的统一。同理，我们也不应该否定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但是这是一个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不需要把人类社会完全还原为生物的强自然主义。 （3）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也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虽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自分开以来，各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人类发展科学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自身。当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产生着日益严重的冲突，这固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也与片面的自然科学观有一定的关系。而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科学发展观等学科和思想的出现说明了人类已经开始在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层面上对两大科学进行整合。如果说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地迅速发展及其与传统社会科学的分野，那么如今工业发展及其被滥用的恶果又促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2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质疑很多，不过主要是两大类型，一是科学方法类型的，二是有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区别问题。这是两大相关联的问题。涉及到科学方法类型的主要是，很多人仍然认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具有逻辑性强、可预测性和清晰性的特点，因而它们可以采用数学工具和实验检验的手法，客观性似乎更强。而社会科学的理论则不具备上述特征，特别是人文科学更差些。笔者认为这里首先应该搞清楚方法的三个层次，一是具体学科的方法，二是一般科学方法，三是哲学层次的方法。具体学科的方法最具有个性，它可能只是被某个学科所特有，企图在这个层次追求统一确实比较困难，所以应该在后两个层次去追求统一要相对容易些，比如前文所说的中医学中的中国古代哲学理论基础，它为中医学既提供理论基础，又提供哲学层次的方法，这种哲学方法就具有相当高的普遍性。系统论等一般科学的方法几乎可以为所有自然科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提供方法论的支持。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系统论最初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后来才被人们发现是一个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所以我们还应该用发展的观点看待统一。其次，人文科学的可预测性和逻辑性确实要差些，这是一个事实。不过，由于自然科学率先走向了科学化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远比社会科学大的成就，因而人们已经形成了对科学形象的思维定式，似乎逻辑性和可预测性等只有达到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程度才能称为科学。事实上，即使在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的可预测性也不一样，甚至连物理学内部也做不到同样的可预测性，不然就不会有几率论和决定论之争。当然科学正是为了寻找规律，规律要求有可预测性，否则不成其为规律。我们只是要求改变对规律的机械看法，允许不同的事物在规律的可预测性上稍有区别。另外，必须指出的是，两大科学的统一问题，既涉及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又涉及到认识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规律和人们对规律的认识是不同的，人们只能得出对规律的近似的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本体论上虽然同属物质世界，但是两大物质系统的确各有个性，因而我们既不能要求两大物质系统的规律在某些性质上完全一样，也不能要求在认识方法上完全一样。此外，关于说明（explain）方法适用于自然科学，理解或解释（interpret）方法适用于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的问题，这只能是相对而言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观察渗透理论，任何自然科学的认识活动同样必然具有前见，同样拥有解释学循环，这和人文社会科学是一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且说明方法不为自然科学所独有，理解方法也不为人文社会科学所独有。总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是在多层次多视角上的有差别的统一，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完全吞并另一个，也不是完全等同。 作者：沈云龙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现代化视域中的社会科学研究 一、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应有不同的思想理论 它们为现代化进行辩护、论证，提供思想理论的支持，或为现代化进程出谋划策，规范典章，或对现代化进行批判抨击，揭示其弊端。西方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既有快速发展，也有危机滞缓。西方民主政治和法制的理论和实践对西方经济现代化起着关键作用。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问题是互动的。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化的实践中不断积累、发展。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洛克等提出了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理论以及各种民主政治体制的学说。18世纪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延续至19世纪初（法国、英国、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尤为凸显），不断激励人们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1860－1894）”，但被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所中断。康梁变法（1895－1898）实际上是一次推动现代化的维新运动，但被封建王朝扼杀。20世纪初辛亥革命（1911）之后，中国再次面临现代化机遇，但是，内忧外患，连绵不断的战争，特别是日本侵略战争再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下半叶，在经历一系列的探索、挫折、失败之后，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型的计划经济到开放型的市场经济的转折，走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已名列世界前茅，政治和外交能量已使中国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举世瞩目。现代化使中国在世界上迅速崛起，是当今世界发展中最耀眼最引人瞩目的亮点。 中国的现代化历经被侵略被奴役到独立自主，从被现代化到自觉主动现代化，经历了推翻封建专制王朝、新文化运动、反侵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花了整整一个世纪（19世纪中下叶至20世纪中下叶）。此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已经发展成熟，而中国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竞相实施现代化，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全球化的实质还是现代化，全球化是由现代化引起的，没有现代化也就没有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已不可能孤立地实施，不可能与全球化分割开来。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接受国际经济秩序，受制于种种规章制度的约束，而这些规章制度又都是由现代化先行一步的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当今，中国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另一方面，中国又决不追随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当然也决不重蹈苏联的现代化道路，明确提出并且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发展道路，因而具有极大的探问求索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现代化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其代价也是巨大的，其中有两方面最值得重视，一是大量资源的消耗，一是众多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价值的低廉。对资源的索取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对资源（如油气、矿产、木材等）的需求也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劳动力的低廉导致相当多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贫困、缺少甚至没有社会保障，贫富两级分化日益明显，种种社会问题凸显，恶性事件频发。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突出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显然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中国和世界各国为实现现代化所进行的变革及其所产生的种种尖锐的矛盾、严重的危机、错综复杂的问题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机遇和任务。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实现现代化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和实施现代化的进程和道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肯定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因为后者是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实施的现代化，而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并重）。所有制是社会最基础的部分，不同的所有制必定派生出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制度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观念，相互之间必定发生矛盾冲突。然而，双方又处于同一经济环境之中，遵守共同的规则，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存在着互利双赢的可能。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合作共赢与对抗冲突乃至兵戎相见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是应当探索以私有制为基础和以公有制为基础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道路的相同和相异之处。长期以来我们惯于把矛盾双方看作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一方吃掉另一方。但是，现实生活中无数事例表明，矛盾双方并不都是这样，如果处理得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社会被种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所支配，将西方文明、欧美的生活方式看作最先进的，应当取代其他文明。这种历史观文明观的优秀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由民主是天赋人权。在西方文明观价值观支配下，对中国在实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充满着种种疑虑乃至反对和敌视。中国开创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成功的先例。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路还很长很远。从历史久远和实力、经济发达程度来讲，欧美现代化无疑占据优势，然而其弊端和矛盾危机的深刻程度也更突出和严重；中国的现代化还处在初始阶段，在力量、发展程度上远不如前者，而其展现的勃勃生机让前者无法比拟，但迄今中国依然未能避免类似欧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譬如，欧美国家从现代化开始就高喊公平正义，历时数个世纪也未真正达到；中国的现代化也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迄今也未完全做到，就此而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远未充分体现出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应该有不同于西方的思想理论。当前，我们不仅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现代化先行的国家，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远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任重道远。 二、现代化展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域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以往的历史是这样，现当代同样如此。从宏观层面看，现代化的道路以及经验和教训就值得我们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去研究探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方法，既有共性更有个性。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式，这与各国的政治体制、自然资源、周边环境、文化习俗等都密切相关。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现当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以前那样用侵略掠夺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可是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资金、人力）和市场，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肯定是不行的。这就是说实现现代化必定是在一个国际关系之中，决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实现，因为资本和市场按其本性就是要增值，要扩展，决不限定在某一点上。现代化已经形成了“全球化”的态势和格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这里涉及大量重要的国际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记忆犹新的美苏争霸，苏联解体，其中的许多前因后果、内在的外在的条件、偶然的和必然的联系等都还有待研究分析，揭示真相。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家继续寻求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美国的霸权，欧洲的一体化（欧盟），中东的战乱，国际恐怖主义，民族主义，等等。这些问题都与当今全球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有关，又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不能回避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上所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又要利用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所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并没有现成的模式，需要通过实践去求索。现代化进程不仅有经济方面的种种问题，还有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中的大量问题，两者是紧密相关的。这里不可能一一讲述人文社科在各个领域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只能从宏观角度，先就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两个层面，再从中提出当代世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来谈人文社科研究所面对的问题域。 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开发索取利用自然界，更要治理保护培育自然界，还要防范大自然对我们的侵害袭击。当前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灾害频仍。联合国论坛专家疾呼发展绿色经济，称“气候变化危害远超金融危机”。联合国报告称：全球3千多城市面临海平面上升威胁。（《文汇报》2009年10月28日）我国并不能幸免。一方面是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迅速而神奇，另一方面却是陆地、海洋、天空全方位地出现危及人类发展乃至生存的严重灾害。一方面是高新科技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无论无机界还是有机界，植物、动物、人类，不断面临新的威胁。在科技得到高度重视并快速发展的今天，必须同时重视科技的正确应用，否则，科技成果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科学社会学、科技伦理等人文社会科学必须与科技同行。撇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单凭自然科学技术是不可能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各种问题的。在人际关系层面上，人文社会科学显得更为重要。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化自然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展和加深，社会生活的外延和内涵也愈来愈宽广和深化。一方面个人的能动性、能量和作用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人的个性得到超过往常的发展；另一方面个人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也比以往任何时代和社会要高得多，个人的社会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现代人一方面提倡个人自由，个性发展；另一方面又被现代科学技术和各种规章制度连结在一起，须臾离不开社会。现代社会是个体和整体相关联的有机体。为使这个整体、这个社会健康协调地运作和发展，现代人制定各种各样的制度、规章、法规、条例等，遍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和角落。现代人生活在由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是否合理完善、是否现实可行，对于个人和社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为编织好这张网络服务，从各个方面为这张网络论证辩护。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决不可能是永恒的万能的。 论证辩护一种制度既不是单纯的颂扬，也不是简单的否定，而必须判明其合理与不合理，现实与非现实，利与弊，正面与负面，等等，进而划清真善美与伪恶丑，并为人们的行为方式确立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任何规章制度的制订都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可行性的问题，既要考虑动机、理由、原因和可操作性，也要考虑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影响、效果。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国内情况往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许多界线常常模糊不清，法情理，真善美，并非都一目了然。现实生活经常要求人们作判断分界线，否则将迷失方向。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说到底就是要寻求真善美的统一。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把真善美的养料渗透到社会成员的心灵之中，凝结为社会成员的内在的素养和能量，表现为人们观察问题、分析情况、作出解答时的一种立场、观点、方法，或者一种思路、途径、态度，一种分析思考的视角和思维能力。社会成员的这种内在素养和能量的高低优劣对于社会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发展至关重要。由此可以看出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性。我们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素质、修养、品格、能力等方面的要求，比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要求更高。特别是对各级政府官员、管理人员、执掌权力的人员的要求必须更高。因为任何所有制必须有载体，在公有制条件下，掌权者和管理者实际上成了公有资产和财富的代表，对于公有资源（资产）和财富的分配、调节、管理起着关键性作用。他们的政治、业务、道德、思想、文化水平和素养直接关系着他们执掌和运用权力的水平和状况。无数事实表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人的素质问题密切相关。提高人的素养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我们现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最重大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提高全社会成员尤其是掌权者和管理者的政治、道德、思想、文化、教育水平，以及各种素养。权力的运作无疑是贯穿于现代化各项事业的优秀和关键，与此紧密相关的则是财富和性欲，它们构成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问题。 权力、财富和性欲自古以来就是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当代世界它们显得格外突出和重要。这是因为现代化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财富是以往社会所没有的，如何分配和利用财富成为突出显要的问题，由此也使权力和性欲问题凸显出来。处在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能看到这三大问题的浮现。西方社会对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曾作过探索、研究，但均未达到成功解决的地步。在中国，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缺乏探索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未敢正视这些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直面人生、直面社会，揭示和探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权力、财富和性欲三大问题各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但又是彼此密切关联的。如前所述，现代人生活在由各种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些规章制度也正是权力的体现。因此现代人也可以说是生活在由各种权力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改革和转型，就是使权力的运作能推进而不是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权力从本质上说应体现公共利益和意志。权力及其运用首先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权力由谁来执掌和行使及其是否正当合理公正的问题。权力的确定和运作的范围、限度，它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确立和实施，是当代权力问题中最重要最紧迫的优秀问题。当代世界普遍采用民主制度来规范、健全权力的运作和使用。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的特点，确定自己的民主制的形式，这是一个漫长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强制推行某种形式的民主制会引起或激化社会矛盾。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社会中，同样要确立以民主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防止或制止霸权、强权等不正当不公正权力的实施。 财富分配的方式和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从理论上说，公正合理应是财富分配的最基本原则。但是，怎样才能公正合理，如何做到公正合理，即使在理论上也未能有一个满意的回答，至于在实践上公正合理只能是一种愿望或理想。现实是：在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日趋悬殊。据报载，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与最贫困的1／5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已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国际金融报》2000年8月30日）在各国内部因财富分配而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同样十分严重。有数据显示，“最富有的5％的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在金融危机复苏期的2009－2010年，“美国新增财富中的93％被1％的最富有人收入囊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状况正在削弱美国中产阶级，财富向顶层集中正在改变美国引以为傲的梭子型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已从70年代的65％下降到了44％。”（朗咸平《谁来拯救世界经济》，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7页）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中国社科院《2011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反映社会不均衡差距的指标）达到0．5，这“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均衡已经成为极其危险的社会问题”。（同上书，第17页）财富分配制度首先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一般来说，个人获得财富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凭借劳动，包括体力或脑力、知识、技能，等等，按理，这是最公正合理的获取财富的方式。问题在于在衡量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价值上能否真正做到公正合理。另一个是凭借资本，在市场经济日趋发达的今天，凭借资本获利尽管有一定风险，但其获利量要远超过凭借劳动所得；而且凭资本获利已不限于“资本家”，因为凭资本获取高额财富在许多情况下是与新知识和高科技结合在一起的。在此情况下，凭资本获取财富是否公正合理就显得更为复杂。除此之外，凭借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权力谋取社会财富，即“以权谋利”、“权钱交易”，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客观事实。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谋财途径最易遭到民众的反对和愤恨，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乱。财富和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无疑是最值得重视和研究的课题之一。财富分配制度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个人）与政府（国家）之间究竟如何分配。 应该说无论偏重哪一方都各有利弊。从理论上讲，富国与富民应该统一，但在实践上达到两者一致并非易事。藏富于民可以说是普遍的共识，因为民众的财富可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可以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包括教育文化等），而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成员富裕起来，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注重富民而忽视了富国，那么，必定会削弱社会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削弱军警等治理社会的力量，难以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反之，聚敛财富于政府，可以克服上述弊端，使城市出现崭新面貌，取之于民的财富可以返回来服务于民，利于民。但是，政府利用财富兴建各种“项目”，也往往成为不良分子腐败的良机，尤其在缺乏严格而科学的管理、监督、检验的情况下，这些工程项目的效率和质量更是令人堪忧。市场经济要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政府的开发项目如何确立、权力的行使如何顺应和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都不是靠官员的意志愿望能解决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其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不可或缺。所谓性欲问题，指的是合法婚姻之外的性要求、性活动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婚姻制度是人类得以健康地可持续地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社会制度之一。随着文明的发展，婚姻制度也有很大的进步。 但性欲及由此引发的性暴力、性犯罪、性疾病和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却有增无减。在现当代社会，性欲活动商品化市场化倾向日趋严重。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性交易的红灯区已成为合法的商业区。是否允许性交易成为合法的经营，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看法做法不一，无法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回避或掩盖这个问题，用空泛的话语代替切合实际的措施，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和复杂。更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是性欲问题与财富、权力问题的密切关联。性活动日益商业化，已成为谋取财富的手段，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畸形的产物。性欲与权力的关系古已有之，少数统治者曾经利用手中权力在性欲方面享有种种特权。随着社会的进步，虽然这类特权已被取消，但性欲与权力的关联并不因此而终止，而是变得更为密切而广泛，使得性欲问题具有了政治、经济的内涵和特点。利用两性关系争权夺利贯穿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当今世界出现的女性主义、女性运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社会中权力与性欲的关系。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思潮：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伴随有相应的社会思潮，包括各种理论学说等。西方自现代化以来，出现过各种思潮，其中最重要的、从走上现代化道路开始就出现而至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具有重大影响的当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19世纪中叶诞生并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至今它们依然是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两股最强大的思潮。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不过那时的“自由”思想还未成为“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16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启了人性解放、自由的理念，为自由主义的形成产生作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现代的自由主义是随着西欧社会推翻封建专制、建构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而产生形成的，源于17世纪英国革命时代的霍布斯（1588－1679）和洛克（1632－1704）的“自然状态说”（“自然权利说”）和“社会契约说”。同时代的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1632－1677）也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国家是建立在个人的自然权利基础上的契约，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人的天赋权利。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1711－1776）、亚当•斯密（1723－1790）、柏克（1729－1797），德国的康德（1724－1804），法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由主义理论，为西方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孟德斯鸠（1689－1755）的“三权分立说”，卢梭（1712－1778）的人类平等自由说，孔多塞（1743－1794）的人类历史进步的历史哲学，等等，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18世纪80年代美国革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民主派领袖杰斐逊（1743－1826）的《独立宣言》（1776）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联邦派领袖汉密尔顿（1757－1804）设计制定了美国宪法和宪政之路。他们把欧洲思想家们的自由主义传播到美洲，并且从理论变为了实践。 19世纪堪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现代化呈现繁荣兴旺发展的局面，自由主义从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民主解放的思想武器，成了为现政权和现成政治秩序服务、辩护的思想工具。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1805－1859）于1831年到美国考察并总结了民主制，提出民主制国家如何保障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问题，指出民主制条件下对自由带来的新问题。他所提出的“多数的暴政”、“多数的意志”、“多数的权威”尤为引人关注。他强调要防止民主国家借多数之名扼杀个人自由；指出绝对权威无限权威都是危险的，一种权威拥有无限权力，就会对个人自由构成巨大威胁。他的观点影响至今。当然，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表现为功利主义，最著名的思想家是英国的边沁（1748－1832）和密尔（1806－1873）。他们打着“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旗号将功利主义式的自由主义推向高潮。功利主义与社会契约论具有不同的理论前提和内涵，但都趋向政治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即个人自由是社会的最基本出发点，是社会政策和立法的基础，虽然不排斥集体和社会，但强调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认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要以社会制约政府，不能让政府主宰社会，社会人群是主人，政府是公仆。提出对权力进行限制、牵制、制衡。主张人格平等，宗教宽容，多元文化，等等。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5）提出国家干预主义，终结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放任自由主义，形成著名的“凯恩斯主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12－2006）提出了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的主张。强调“货币最重要”的理论，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是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而不是凯恩斯主义那样要求政府进行更多的干预。批评20世纪近数十年间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日益扩大，构成对自由的威胁；坚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可以保障并促进人们自由的天然权利，自由市场经济促进机会平等，使用强力推行平等将毁掉自由，一个社会把自由放在首位将得到最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弗里德曼将古典放任自由主义转变为新自由主义。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发展，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等诸多实践哲学蓬勃兴起，涌现出许多有影响的代表和著作。诸如哈耶克（1899－1992）、奥克肖特（1901－1990）、阿伦特（1906－1975）、波普（1902－1994）、伯林（1909－1997）、布坎南（1919－2013）、罗尔斯（1921－2002）、德沃金（1931－2012）、诺齐克（1938－2002）等等。其中尤以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最为出众。罗尔斯并不认同功利主义，而以新社会契约论为基础阐释正义原则。他强调正义的至上性，称正义是法律和制度、政治和道德的最高标准。达成正义原则的“原始协议”是人们在“无知之幕”的后面选择出来的。原始协议下的“起点平等”是一种假设，而现实社会中的人生来就处于特定社会的特定地位，经过“审慎思考”，通过对各种正义观的“反思的平衡”，形成道德和正义判断。他强调法治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法治与自由密切联系，形成“秩序良好的社会”是“正义论”的基本前提。他在晚期针对西方多元社会和文化的现实，提出正义是合理而广泛包容的各种学说“重叠（交叠）共识”的焦点，以此来解释社会正义和自由民主。自由主义自产生起还不断遭到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批评和挑战。早在18世纪末英国思想家柏克（1729－1797）就从保守的立场攻击法国大革命，反对平等和抽象的天赋人权，是典型的保守的自由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卡尔•施密特（1888－1985）和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也是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的保守派思想家。晚近30多年来，麦金太尔（1929—）、查尔斯•泰勒（1931—）、桑德尔（1953—）等在道德、政治、社会等领域以“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发起挑战。但自由主义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当代美国思想家弗莱西斯•福山甚至声称，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的民主理想。这种看法遭到各方面的尖锐批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我国是有影响的。 20世纪初，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中6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三大思潮，这三者之间相互矛盾、冲突又相互渗透融合，是20世纪、21世纪乃至以后更长时期我国社会生活、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内涵。笔者曾把这称之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三角”（《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当然，不能将这三者等量齐观。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被中国共产党用于进行一场极其艰难复杂的社会革命、改造和建设，并且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在人类社会历史、思想史上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就意识形态而言，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我国一切事业的指导思想；而从学术研究方面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也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和思潮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依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这是时代赋予人文社会科学的使命和职责。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目标则是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两者无疑是根本对立的。从现代化的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同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产生演化而来的两种思潮。数百年来，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论证、辩护、谋划，其中也包括尖锐的批评、抨击；马克思主义则肯定现代化而反对、否定资本主义的制度和道路，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制度、道路和目标。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而资本主义的体系、制度出现了严重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前景黯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经历种种挫折失败之后，终于在中国生根结果，并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旺盛的生命力，然而也遭遇到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至今尚未克服的问题和矛盾，道路和途径还在探索之中。因此，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口号式的概念性的条文中的词句，而是适应国情世情的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当然有不同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必须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决不能因此而蔑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简单否定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优秀是历史唯物论、历史辩证法，面对现实面向实际，用辩证的眼光观察世界研究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同一星球上的两大历史潮流，两者在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思想方面既有不同的制度、体制、发展方式、途径、目标，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乃至相互矛盾冲突，但同时又有着共同遵循的规则，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理论，积累了数百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时作为重要的参考。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不是某个国家、民族或某种文化、理论学说的专利品，而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逐渐产生形成的思想、概念。它们的含义和意义、内涵和外延，它们的表现和实施，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演化发展的，因不同的空间、时间、地域、人群、文化而具有不同的形态、方式，不是用统一的模式铸造出来的，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强制推行。它们是否正确、得当、合理、合情、合法，不是凭借权威、权力、强力，归根到底要由人类生存实践的历史来检验。 作者：黄颂杰单位：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中的政治性分析 一、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 同志、同志和李长春同志的讲话表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把好政治关是我们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的基本要求。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因此要求我们把好政治关。但体现在论文主题上的政治性问题大家都警惕性比较高，政治性问题也多能被发现。而分散在论文中隐匿的或非直接点题的政治性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也就更容易造成政治性问题。目前我们对这种隐匿性问题的研究讨论恰恰是最不够的。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复杂变化，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十分繁重，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任务十分繁重。在这样的形势下，处理好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对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性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谨慎把握。 二、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及其分析 (一)有关主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做一些介绍，包括它的文化、条例规定等，这时可能会出现无意识地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的褒扬倾向。社会科学论文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一项条例或规定可以提出参考借鉴的意见或建议，但参考借鉴意见或建议不能等同于对资本主义整体社会制度的褒扬，这时的话语、用词要特别注意掌握分寸。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有鲜明的主旋律立场，应该多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正面宣传，应该传递正能量，应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体现我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刊宗旨。因此，社会科学论文的主旨应该是歌颂党、歌颂人民的，应该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应该是否定的。对此，编辑人员要懂得“讲政治”，要学会“讲政治”，要有正确的信仰，要有政治责任感。 (二)有关引用中央领导人讲话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进行引用，甚至是使用引号的引用。引用时有的出现与原话或原文不完全相符的情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因为这不但是有关尊重的问题，而且涉及意思表达的准确性、完整性问题。通常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词一句都有深刻的含义，甚至贯穿了政治思想、政治方针和政策，引用有误就可能引起原意的改变，造成误解或被敌对势力所利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和发表，一定要确保其引用的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字字准确无误，这就对写作者提出了做事要特别认真的要求，编辑人员也要养成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好作风。 (三)有关政治口径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政治上的重大问题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例如有一篇论文使用了“统治时期”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人民民主政权，不存在个人统治。“统治时期”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造成不好的影响。对待此类问题，要做到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除去主观意愿以外，写作者以及编辑人员还要不断地加强政治学习，多读书看报，了解、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保持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 (四)有关台湾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些涉及台湾，把台湾无意识地划到国际或国外范畴。有的在按国外、国内分标题讨论问题时，误在国外标题下讨论台湾。有的在提到国际问题时，错误地包括台湾。例如谈到国际交流时，包括了与台湾大学的交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社会科学论文在进行文献综述的时候，把文献分为国内、国外文献分述，这时若含有外文文献，很容易就把台湾作者的外文文献划到国外文献中。通过对社会科学论文的不断总结，本文建议对这个问题，可以回避国内、国外的划分方法，代之以采取中文文献、外文文献的划分方法。这样可以确保划分无误，也不会影响学术研究与表达。台湾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因此社会科学论文涉及台湾时应做到表述严谨，这就需要写作者及编辑人员加深对台湾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时刻绷紧这根弦。 (五)有关传统文化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但说法上却仍然停留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对孔子持批判否定的态度等。社会科学论文应该受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约束，必须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要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我们应该坚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这样做不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态度，符合历史潮流的态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态度。因此，写作者及编辑人员要知道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及思想，要知道应该歌颂什么、应该反对什么，通过“三贴近”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水平。 (六)有关网络材料的使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使用非我国官方网站下载的资料，甚至包括涉及国家边界的地图。由于这些资料或地图不够准确，有时会使论文出现严重的政治性问题。使用资料时，最好选择我国的公开出版物或政府有关部门的官方网站，这样才能做到资料翔实可靠。因此编辑人员对论文的重点，包括关键的语句或图表，要做重点的核对，有疑问时要向作者问明出处，要有不厌其烦的精神，同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编辑业务水平。 三、结语 同志在2013年3月17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同志的讲话为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要做到上述几点，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就应该确保不出现政治性问题。本文提出的目前常见的几种政治性问题还很不全面，研究也还不够深入，需要大家更多的讨论及关注，并需要大家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相关研究。 作者：王俊和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转型与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一、社会科学是社会变迁或现代性的产儿 如果我们将围绕上述两次革命性事件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视为社会学诞生的动力的话，那么就可以将社会学的缔造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和他们所作的不同努力，视为对人类尤其是西方世界在18－20世纪的转折时期所遭遇的社会危机或文明断裂做出的种种回应。具体说来，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意识到他们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但他们又都对未来抱以乐观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和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一种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断裂或危机。 比如，在韦伯眼中，现代西方世纪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在这里，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作为“理性化”象征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进而言之，既然欧美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直接孕育了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叙事逻辑中，从一开始建立在单线进化论基础上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就会成为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ideatype)。如此，在经典社会学的文献中，几乎随处可见“传统－现代”这对二元模式变项的各种变式。比如曼恩的身份社会－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尚武社会－工业社会、马克思的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腾尼斯的共同体－社会、托克维尔的贵族制－民主制、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以及韦伯的宗法传统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等等。瑣事实上，经典时代有关“社会”的所有“乌托邦”想象，说到底都不过是站在“传统”的此岸向“现代”的彼岸所作的理论眺望。导源于西方文明转型而带有的这块天生的“胎记”，使得“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由此西方的理论家们无论从认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都会自然地站在西方主位的立场上，用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和西方的经验来看待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变迁，即形成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或东方学视角。在这里，我们这样论证起码想说明这样两个问题:其一，以西方为叙事主轴的社会科学理论，最初也是一种建立在特殊性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它只是随着从西方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向全球推进而开始获得某种普适意义的;瑦其二，正因为西方社会科学家精心研究了在自己的特殊场景下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必然性，最终不仅使得他们的研究在揭示人类社会结构与行为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普适意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或学术的转换使得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最终获得了精神意义或文化价值，即我们所说的避免了将西方世界的发展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 二、社会转型: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 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18－19世纪这一朝向现代性的力量对一门后来影响越来越大的知识体系的破土或催生作用，也同样表现在对其后继形态、分支学科乃至具体理论的不断革新和塑造。鉴于西方的社会转型即所谓现代化进程一直持续绵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并未有任何停滞的迹象;加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1960年代以来，随着拉美、非洲以及东亚国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下也步入了社会转型或现代化的进程(当然，我们一会也会说到，共产主义文明及其实践是现展的另一主轴)，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新趋势和新经验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充实、修正和再造。最近一百多年来，现代社会科学分支越来越庞杂、理论越来越繁芜、方法越来越精当，庶几正是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普遍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所造就的。还是以社会学为例。继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和齐美尔这些经典大师之后，继续凭借变迁或社会转型之主题锻造自己的理论之矛的社会学家不胜枚举。以直接诉诸变迁或广义的社会转型为主题的发展社会学为例，它的两种主要形态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就分别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变迁和拉丁美洲、非洲及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和分析对象的。事实上，虽然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都是在社会学及经济学内部成长起来的，但在战后“这两种理论几乎在全世界占据了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现代化理论作为发展社会学的最初形态，形成于冷战时代开始的1950年代。从理论脉络上说，构成现代化理论的基础是此时如日中天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而更为深远的渊薮则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的“理性资本主义”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推演问题。而从现实挑战上说，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显然是为了与此时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相竞争，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之外，为欠发达国家确立一条以美国为标准的发展之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它是一部标标准准的“非共产党宣言”。瑨虽然现代化理论涉猎广泛，但其基本的理论主张不外这样几条:(1)从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出发，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过程;(2)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单线的，现代化只有一种模式，即西方或美国的模式，由此进一步推导出现代化的趋同论;瑩(3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所以未能实现现代化，在于这些国家的内在制度结构或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因此，与西方的接触或西方文明的传播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自1960年代末开始，经典现代化理论及其上述主要信条因多种原因受到广泛的批评并陷入困境。借用美国社会学家赵文词(RichardMadsen)的观点，学术范式的更替，是流行理论、可获得的经验性数据和社会舆论三者互动的结果。就现代化理论所面临的困境而言，此时，在理论上，伴随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失势，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大行其道;就经验数据而言，拉美、非洲和东亚的发展为新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资料;而就社会舆论而言，美国卷入越战及其对这样一个弱小民族的狂轰滥炸，不但导致了战后“美国梦“的破灭，也使得其所推行的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广受质疑，一如韦伯斯特所说，对“现代化理论最激烈的批判，是指责它完全无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96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包括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在内的发展理论的强有力的挑战。依附理论主要导源于拉丁美洲的学者对自己国家现代化的研究，他们认为在现今的世界系统中，存在着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中心国家”和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边陲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困境，就是发达国家利用不平等的经济贸易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控制，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技术依附。如此，正是西方国家的发达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而现代化理论所提倡的“西化”过程，自然也就是不发达国家不断被纳入“中心－边陲”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依附过程。 同依附论者大多为拉美国家的学者不同，世界体系论的首创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来自世界体系的中心美国。虽然和依附论一样，世界体系论也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回应，但与依附论不一样的是:(1)它的分析单位不是国家，而是作为一个单一整体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中心”、“半边陲”和“边陲”三个等级构成;(2)现代世界体系分为三个维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多民族国家体系和多元文化体，其中世界经济体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功能体，是政治体和文化体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3)世界体系的三级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国家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陲甚至中心的位置，因此“发展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发生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巨大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继续为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灵感和想象空间。不仅像伊利亚(GilEyal)和赛勒尼(IvanSzelenyi)等人尝试着通过对匈牙利和前苏联等国的社会转型的研究，建构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而且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学术文献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当代中国研究进入欧美社会科学的主流学术圈，从一个单纯的学术“消费领域”开始逐渐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鉴于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都既是人口众多的世界性大国，又都在20世纪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实验中做出过令人惊讶的尝试，同时还构建并逐渐固化了与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庞大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与前述拉丁美洲诸国相比，其所经历的变迁或社会转型过程不可能不更为复杂、更为触目惊心。正是如此，自然使人们深信，“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尽管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的社会变迁或转型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根本性的差异。除了政治体系在前苏联发生断裂而在中国依旧延续以外，“在俄罗斯，这一过程是自发的……在中国，这一调整则直接来自上层，因此更为稳健并富有连续性”。虽然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转型吸引了包括伊利亚和赛勒尼在内的社会学家的高度关注，也产生了诸如《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这样的名篇巨制，但从某种程度上说，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尤其是经济独一无二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推动社会科学进步的强劲动力。认真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上述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一样，具备着普遍的理论蕴含和独特的学术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之所以会具有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与我们一再论述的变迁与社会科学的天然联系决定的。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这种普遍性或普适性:首先，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虽然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运作逻辑，但与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种种大变迁一样，依旧是一种朝向现代性的运动，一如其转型的起点高度计划和集权的苏式社会主义也同样也是对现代性的反应一样。 换言之，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与整个世界文明进程背道而驰的“对向车”，中国也并不是整个世界文明的“他者”。考虑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中国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转型社会”，瑑我们更有理由同时也有必要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人类文明进程的某种普遍价值。如果这种普遍价值不能获得有力的证实，中国的转型及其经验就只能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例外”，从根本上说我们也就无法真正消解西方文明所鼓吹的绝对普世性。其次，对那些和中国一样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遭遇的东方世界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来说，13亿中国人民当下所经历的复杂而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或许可以为他们未来所经历的嬗变提供一种借鉴或参照。当然，我们申明当今中国所经历的这场大变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变迁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并不意味着要用中国人的转型实践代替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也不意味着要在其他国家推广中国转型的经验(就像西方新老殖民者曾经以及还在做的那样)。鉴于发展和转型的多样性，每一个国家哪怕与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相似的国家，在与中国转型或变迁的相似性之外，也一定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我们申明中国转型的普遍意义是以承认这种特殊性为前提的。但显而易见的是，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或普适性，才能确立这种转型的正当性，并真正破除绝对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进一步，中国社会转型所具有的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以这场大转型对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独特的学术意义为前提的。我们曾经论述过，今天盛行于世的西方文化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多少具有普适价值的流行话语，正是由其所率先经历的那场绵延数百年的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进程所决定的。 问题只是在，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在过度彰显自己的普遍性或普世意义的同时，都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自己所走道路的特殊性。由此，我们不但不回避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而且意识到，如果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没有自己的独特性，它只是西方世界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过的转型实践的一种变式或重演，那么这种转型也就不会有自己的独特意义，所谓“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事实也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不乏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也不乏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的国家(如前苏联和东欧)，同样不乏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国家(如印度和埃及)，当然它们也都无一例外处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中。但是，既历史悠久，又人口众多，在面对共时态的全球化冲击之时，也在经受历史态的社会转型，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国家，大概只有一个中国。“这种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广泛而深入的变迁，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独特的，是他们先前五千年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也是独特的，是其他民族或国家未曾经历的”。能够想象，以中国社会转型为朝向的社会科学，自然能够从这种转型的独特性中获得同样独特的学术意义。 三、理解变迁: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在论述了现代社会科学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以及中国社会目今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之后，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去说明，如何理解当下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如何通过对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独特解释，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尤其是推进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近年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目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深远意义，并且力图通过对“中国经验”的研究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价值和实践品质。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也进一步提出，总结所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学术“转换”的可能路径之一，“转换”的另一路径是关照“中国体验”———即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的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变化。在我们看来，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家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的双重视角，或者说，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经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边界清楚的概念，与这一概念具有相似内涵的术语包括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而最初的源头则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虽然中国学者广受雷默之启发，意识到这有可能是在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但鉴于中国的一切远未定型，因此他们最初相对谨慎地选择了“中国模式”来表述与雷默同样的发展内涵。瑑瑨接着，在进一步的疑虑和批评之下，瑑瑩最终产生了更为中性和谨慎的“中国经验”这一替代性概念。在“中国经验”的概念形成和内涵讨论中，人们逐渐将其视为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的发展经验的一部分，而其基本的内涵包括:(1)它不仅仅指“成就”，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2)它特别指一些因为中国的特定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文化积淀特点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规则;(3)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实践中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他尊重其他经验的选择，它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建构的，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世性，它的存在只是说明统一律与多样性完美结合的可能性。 一句话，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视为，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社会近十几年来在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发展与教训。如果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转型相比，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所积累的所谓“经验”起码有这样一些特点:(1)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及在其领导下的权威政府;(2)具有较大柔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因此许多重要的转型或制度变迁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实现的;(3)经济改革的“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也就是说，在市场发生巨大转型的同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却仍然是先前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4)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 简单一些，也可以表述为，:“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比较而言，“中国体验”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说“中国体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要用这一概念代替先前的“中国经验”或其他相似概念。“中国体验”的概念之所以具有新颖性，一方面是指它和“中国经验”一样，也是中国社会这30年的急速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结果，因此先前的社会科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关注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指虽然它和“中国经验”一样都是变迁或转型的结果，但和“中国经验”相比，“中国体验”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作为197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赋予我们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如果单单总结“中国经验”而忽视“中国体验”，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在这场涉及13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现代化之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起了何种作用，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改变中国的同时又发生了何种改变，表现他们喜怒哀乐的社会心态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潮起潮落，最后，他们的精神世界遭遇过现在又在面临何种困窘和茫然?在近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我们多次陈述了“中国体验”起码应该具备的基本内涵:(1)“中国体验”不同于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它不是中国社会在最近30年中发生的那些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而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2)“中国体验”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恰是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本身就是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3)“中国体验”虽然是一般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都可能出现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嬗变，但却因为中国特定的人口规模、转型前后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差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变迁的速度之快而带有一般的精神嬗变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社会心理学家对人类精神世界嬗变的研究具有了全新的意义;(4)虽然中国体验具有独特性，但并非就不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普世意义，也就是说，这一“体验”对其他民族或国家尤其是剧变中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具有借鉴意义，一部分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复制，而反映到社会科学中，即能够像石之瑜所说将中国研究之成果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 如果确实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而对变迁的理解又与社会科学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关注变迁的路径及动因分析的社会科学本身，那么通过对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的研究就不但能够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实现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一次天赐良机。众所周知，有关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努力并非始于当代。早在上个世纪20－40年代，中国第一代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如孙本文、吴文藻、潘光旦、陈达和费孝通等人，在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时，就产生了使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适用于中国社会即使之中国化的具体设想，他们并且为实现这一设想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可以说，当时提出中国化的设想，既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且不断接受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又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包括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西方文化、作西方文化传声筒的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这种设想的提出前提是，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两面性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既不但了解了作为西方现代性产儿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普适性的一面，同样也了解了它的非科学性和特殊性的一面。此后，在1970年代因反对美国学术霸权而兴起的“本土化”浪潮中，台港地区的社会科学家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并因此影响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走向。 尽管我们承认今日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运动与上述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有着某种前后一致的学术继承关系，今天讨论的诸多主题如社会科学知识中国化的必要性及基本路径在1930年代和1970年代也都已有所涉及，但我们还是需要说，由于1980年代以来席卷整个世界的全球化运动和中国社会独特的转型实践，既加深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紧迫性，也为最终实现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先来看全球化浪潮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尽管100多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在接受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文化的时候，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研究的主体性问题，但显然1980年代后当人们面对以中国为客体或知识构成的海外中国研究时，这种主体性或对主位立场的欲求会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如果说30年前台湾的叶启政教授就直言不讳:“中国社会学所具有的‘移植’和‘加工’性格，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那么，今天像刘东所说的“读着‘洋书’去认识中国的场景”自然更令人难堪。而就可能性一方而言，由于全球性的生产和市场体系的形成，促进了不同国籍的研究者在全球范围内的“跨界”流动，这不仅“动摇了原本欧美学者观察中国时为自己所预设的客观基础”，而且也有可能使中国学者通过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研究，了解社会科学知识的非普适性的一面，这都有利于社会科学及其知识体系的中国化。 再来看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涉及面广，原有体制的刚性十足，现行改革的均衡性不够，中国的改革或社会转型已经进入矛盾多发期或“深水区”。我们曾经论述过，因为人口众多和素质不高、基础设施落后、资源有限以及政府管理能力欠缺和执政理念落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所遭遇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比如人口膨胀、贫困失业、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以及越轨与犯罪)与西方世界曾经遭遇的问题相比，在性质上是相似的，在程度上可能更为严峻。现在，无论是巨大的成功还是严峻的现实，都向社会科学提出了挑战，要求这样一种现代知识体系能够解释中国经验的利弊两面。同样，就可能性一方而言，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以及某种程度上对与我们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适意义，第一次赋予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以现实的可能性。我们以为，无论在1930年代的大陆，还是在1970年代的港台，两度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所以最终都未能成功，并不是倡导者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的传统与西方世界现实的巨大差异，而是受单线进化论的影响，研究者们根本上都以为中国的发展进程就是不断克服这种差异、最终实现西方已经实现的现代化的过程。如此，几乎所有的讨论者都着眼于如何用西方的“普适”理论去说明中国的特定“异例”，而很少有人去思考如何用中国的“异例”去修改西方的理论，或者从中国的“异例”中挖掘带有某种普适意义的新的理论。正是从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对人类社会所可能具有的独特意义而言，对转型的学术关照不仅为锻造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而且或许也能够使这场转型避免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GDP堆积，从而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提升这场巨变的精神意义。 作者：周晓虹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类社团的管理 一、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加强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意义 （一）和谐管理理论概述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为了应对组织内外不确定性的环境，1978年以来，我国学者席酉民及其研究团队对和谐管理思想进行研究，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和谐管理理论已经逐步构建为以和谐主题、和则、谐则等为优秀概念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1.和谐管理的含义管理活动总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或者为了完成特定任务，特定的管理问题或者任务受到组织目标、资源、成本与时效要求等内外环境的约束。和谐管理是指组织为达到其目标，在变动的环境中，围绕和谐主题的分辨，以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及利用为手段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实践活动。其中，和谐主题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在人与物要素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组织问题。在这一新认识论的指导下，和谐管理将放弃传统管理理论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基本框架，而成为紧密依赖于环境的“围绕和谐主题的问题解决学”。2.和谐管理的基本内容（1）和则与谐则和则与谐则是和谐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则”是从“和”概念派生出来的一套人嵌入组织的规则或主张。它们是用来应对组织中“人的永恒的不确定性”的专门装置，以调整人际间的“共处”，人群间的共处，乃至组织间、组织与社会间的共处。“规则、契约、文化、舆论、社会观念等等”是这些装置的现实对应物。“和则”主要是为了不确定性的消减。“谐则”是指任何可以被最终要素化的管理问题，都可以用“数学模式／方程”在给定的资源约束条件和目标下去追求结果的最大化。它可以是结构，也可以是过程或流程，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其主要特征在于确定性中的效率问题（即优化性）。和谐管理理论的双规则，是指“优化设计”与“人的能动作用”。“优化设计”是通过设计符合系统内在规律的人的行为路线，物的有效配置，使得系统更为协调与匹配，表现出更高的秩序，类似“谐”。组织中人的“和睦、融洽、同心共济”是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的前提，类似“和”。因此，和谐管理理论把“优化设计”对应“谐”，把“人的能动作用”对应“和”。于是，把“谐则”界定为“优化设计”的机理、规律、主张等，把“和则”界定为“人的能动作用”的机理、规律、主张等。（2）和谐机制和谐机制是指“和则”与“谐则”围绕和谐主题的机制，是“和则”与“谐则”耦合后形成的能反映组织内在规律且具有对环境应变能力的机制。“和”是指人及人群的观念、行为在组织中的“合意”的“嵌入”；“谐”是指一切物要素在组织中的“合理”的“投入”。只有当两者的共同作用构成“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进一步确定性和优化性”的必要时，“和谐主题”才成为具有真正意义的管理问题，如图所示。在这一过程中，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均会或应该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和则、谐则变化可能是阶段性的；和则、谐则曲线表示，和则、谐则无论如何变化一定是围绕“和谐主题”的变化而变化。图1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关系图 （二）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加强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意义 和谐管理理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对于组织管理的认识途径，不是已经疲于解释管理现实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而是组织在“和谐主题”下的“问题的解决”，而“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的并置，使和谐管理理论解释力的广泛性达到了传统理论所没有的高度，因而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它对于社科类社团管理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是社科类社团创新发展的需要。面对当今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性的和知识类组织自身发展的不确定性。如果社科类社团要发展，就必须从现有的管理思维、方法和机制上予以突破。2004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要“转变管理方式，增强活力，壮大实力，形成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强的运行机制”，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要求，“和谐管理”理论是在当前形势下提出来的经实践证明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是综合普适性和局部性管理原理的管理理论，运用和谐管理理论是社科类社团管理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发展。二是发挥社科类社团自身优势，激发活力的需要。大多数社科类社团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多年来社团组织领导和活动计划开展已形成了依靠业务主管和管理单位的惯性思维，独立自主能力差，活力不强。面对复杂多变化的外界环境，利用和谐管理“和则”原理，才能充分调动社团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和谐管理机制”，形成管理效率和绩效，激发社团活力，提高应变能力，才能迎接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战。三是优化社科类社团发展环境的需要。社科类社团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当地党委、政府的智囊团和思想库，成为公共事业管理的主力军，成为社会压力的“减压器”和“缓冲阀”。但自身各项服务社会功能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适应社科类社团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只有通过和谐管理的“谐则”原则科学建章立制，才能充分激发社科类社团活力，为构建和谐社会作更大的贡献。 二、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球性社团革命”，各类社团迅猛发展。受其影响，我国各类社团曾出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底，在民政部登记的全国社科类社团数为68639个，其中：部级社团557个，省级社科类社团4842个，市（县、区）级社科类社团63240个，占全国社会组织总数的26%，占全国社团总数的48%。社科类社团发展规模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社会科学的强与弱密切相关，其占社会组织总数的比例不尽相同，大体在20%-30%之间。从中央、省、市、县社科类社团分布情况来看，是呈金字塔状态，越往下社科类社团数量越庞大。但是，由于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社科类社团重数量扩张、轻社团质量提高，重发展规模、轻监督管理，重业务联系、轻法规培训，致使社科类社团出现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 （1）社科类社团对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有依赖性思想。改革开放后，党委、政府逐渐从一些具体的社会事务领域退出，鼓励和支持一些社团建立和并承担一部分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由于这类社团是由上而下从原党委、政府部门中分离出来的，原来的行政性运作方式的惯性作用太大，致使一些社科类社团保留着较浓厚的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社团行政化”特征仍然相当明显。一是社科类社团有的是原党委、政府的翻版机构，承接着某些政府工作职能，对所属成员有强制性的管理权；二是社团大多数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其正式工作人员基本来自党委、政府部门，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和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三是经费来源于原党委、政府的拨款或行政性收费，其业务多来源于指定，其活动宗旨主要是对党委、政府负责，而不是主要为其成员提供服务。如一些地方的一些政法或司法系统的学会或协会就是如此。正是这些“社团行政化”特征，导致社科类社团对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产生了依赖性思想，也不利于社团学术研究独立性的发挥，其先天的不足十分明显。 （2）社科类社团干部思想观念习惯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团运行方式开展工作，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办社团的办法不多，思想不解放，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3）社科类社团联合攻关能力不强，学术资源、人才资源整合不够；精品力作与传世之作不多，学术成果转化性差；围绕中心，把握大局，服务当地党委、政府决策力度不够。 （4）社科类社团干部队伍建设滞后，部分社团存在人员结构不合理、素质不高、后继无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从事社团工作的专职工作人员和有能力推动社团工作发展的高级人才。 （5）有些社科类社团背离学术性社团宗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出现经济方面的问题。 （6）社科类社团组织管理工作不到位，自律性差。有的社团内部议事规则不完善、财务管理不规范、章程履行不到位，存在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的问题；挂靠单位对社团的管理和指导不力，社团活动随意性较大，存在管理弱化的问题；社团凝聚力不强，过分松散，社团业务主管单位对其管理不严，存在管理失控的问题。 （7）管理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确各级社科联对社科类社团的管理地位，国家没有成立中国社科联，地方社科联尤其是县级社科联组织不健全，部级社科类社团和一些市、县级社科联分散在多个不同的业务主管单位，一些业务主管单位因为忙于自己的主业，往往没有精力或不愿意对挂靠的社团进行监督和管理，从而造成一些社团各成体系、独自活动、管理不到位、违法违规问题时有发生，这种对社科类社团的方向把握、科学管理、组织协调、学科建设、整合资源是极为不利的。 （8）社会支持不力。社科类社团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应有认可，社团得到社会资助和捐赠不多。更缺少像国外一些由具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基金会支持的有重大成果和影响力的社团组织。从以上情况综合来看，社科类社团发展面临着主要是自身发展思维有待进一步改变和制度、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的问题，可见，要实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远景目标，应该根据当前形势和要求，运用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提高认识，加强党对社科类社团的领导，进一步规范社团管理，整合人才资源，促进社科精品成果产出，为繁荣发展哲学社科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三、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我国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做了出一系列战略部署。中央接连下发了多个重要文件，推进科学管理，健全完善包括组建县（区）社科联组织等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强调要进一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等方针，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抓机遇，转观念，夯基础，求发展”成为了当前社科类社团发展的和谐主题。如何运用和谐管理理论特别是“和则”和“谐则”思想规范我国社科类社团管理对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工作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和则”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1.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和则”与“和谐主题”一致性分析“和则”与“和谐主题”具有一致性。“和则”适应“和谐主题”是其内在的要求。目前，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中的“和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各级省委、市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战略部署，各级社科联领导班子得到了优化、社科类社团活动经费得到了补充，“两会”委员的社科专家代表数百分比得到增加，党委、政府的决策也注意听取和采纳社科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二是社会学术氛围日益浓厚。中央一些新闻媒体、网络，纷纷开设学术专栏、专版；在网络媒体上开设学术理论网站，如：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民网理论频道、求是理论网、新华网理论频道网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术研讨会、咨询论证会比较“热”，广大社科工作者积极参与学术观点、学科体系、科研方法讨论与创新。一些高校在开设公共管理课程中，将社团问题作为专题进行研究，一些有关社团管理的教材相继出现。三是社科人才不断涌现。一些中青年学者积极参加社团活动，越来越多的实际工作者、青年理论人才加入到社科类社团，其中不少教育科研单位的党政领导和企业家也直接参与社团的领导工作和学术活动。 2“.和则”适应“和谐主题”发展要求及对策建议“抓机遇，转观念，夯基础，求发展”的和谐主题对“和则”要求是：党委、政府重视，社会扶持，自我发展和自律意识强，活力旺盛。“和则”的现状和前面提到社科类发展存在的问题来看，社科类社团要适应新形势发展，必须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建立激励机制，形成团结和谐、开拓进取的发展局面。一是形成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氛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支撑与引领作用。社科类社团是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又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战线。社科类社团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创新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二是树立大局和时代意识。（1）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各级党委宣传部要将各级社科联工作纳入宣传思想战线工作之中，总体规划社科联的工作，加大对社科联工作的指导力度。社科类社团在开展学术研究、理论研究、科学普及过程中，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思想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自觉抵制意识形态渗透，防止发生色变，成为主流意识的捍卫者。（2）按市场规划营作意识。社科类社团必须要抛开依赖政府、行政化发展思想，创新思维，独立自主，运作市场化。社团要正确处理好营利与非营利的关系，防止别人打着社团旗号谋取私利，严重违法违纪。三是建立建全激励机制。设立“国家最高社科奖”及相应省、区级奖项，填补社会科学奖励体系的空缺，进一步激励广大社科工作者勇攀社科研究高峰。各社科类社团也从自身特点出发，进一步设计和形成学术成果转化、评价、奖励机制，鼓励多出人才和精品。 （二）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谐则”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1“.谐则”与“和谐主题”的一致性分析“谐则”是“和谐主题”实现的重要形式。“谐则”是“和谐主题”发展的对策性要求。目前，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中的“谐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实行分级、双重负责管理体制。社科类社团既有全国性（中央级）的，又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级的、地市级的，更有县（市、区）一级的基层社团。各级社科类社团在法律上各自独立，不存在隶属关系，各自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但在工作上，上一级社科类社团对下一级有指导关系。（1）分级管理体制。部级社科类社团分别归口各自的业务主管部门，地方社科类社团则在归口各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时，按行业统一归口到各级社科联，成为社科联团体或直属会员。（2）双重管理体制。即是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采取的双重管理体制。业务主管单位侧重日常业务管理，登记管理机关主要进行登记管理和执法监督。从各省、市、县社科类社团运行看，各级社科联是各类社科类社团的业务主管部门。二是建立了章程和制度。社科类社团《章程》规定，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本社团开展日常工作。一些理事人数较多的社团还设立了常务理事会。一些大型社团还设立了分会、办事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如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民主议事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年检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绝大多数社科类社团能够坚持依法办会，按制度办事。三是形成了学术理论研讨、课题研究和服务社会氛围。社科类社团成立的宗旨一般是以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学术活动为己任的，把学术性是社科类社团的首要任务。随着学科分类不断丰富，社科类社团学术研究成果益见丰硕；开展公益性的科普、政策咨询、扶贫帮困活动，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素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做了很多工作。 2“.谐则”适应“和谐主题”发展要求及对策建议我国社科类社团的发展还处在初始阶段，还没有进入全面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社会各界对社科类社团的认同也还处于较低认知阶段。这种情况恰恰反映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的社科类社团与发达国家的社科类社团相比，还非常稚嫩、非常弱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营利组织也曾经历过这一阶段。以美国为例，依然有大约31%的非营利组织是在政府的财政扶持下开展各种活动的。尽管我国社科类社团的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但随着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刻变化，社科类社团的发展是呈上升趋势的，发展的空间日益广阔，前景看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及时跟踪社科类社团发展态势，切实从体制、机制入手，坚持培育发展与管理监督并重的方针，将党和国家关于社科类社团建设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一是建立健全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工作机制。（1）学术研究和交流机制。营造科学发展良好的学术环境，吸引、凝聚不同学科领域专家学者为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服务。（2）服务民主决策机制。各社科类社团要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大局，整合科研资源，组织重点攻关，抓好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课题研究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也要积极面向企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开展咨询服务工作，增强社团发展后劲。（3）服务公共文化机制。社科类社团要常态化的组织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充分分享文化建设成果。（4）学科管理体制。重视学术型社科类社团在推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吸收具备条件的社科类社团中（会长）知名专家学者进入国家学科建设管理体系，组成建设委员会，通过组织学术研究活动，组织重大课题研究，开展优秀成果评奖，推动学科发展。二是组建国家社科管理系统。实行统一管理，将社科类社团登记管理和业务指导职责由各级社科联统一组织实施。法律应明确授予各级社科联组织对本级社科类社团的管理权限，具体负责社科类社团的申请登记和业务管理，。要适应形势发展成立中国社科联组织，具体对部级社科类社团实行统一管理，具体指导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科联的工作，统筹规划社科类社团的发展，形成自上而下的完整组织管理体系。三是实施精神产品购买政策。政府要加大扶持社科类社团力度，出台购买精神产品的具体措施，比如：实施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购买政策，主要用于社科类社团组织的公益性讲座、政策咨询、社科普及、研究成果评价、扶贫帮困等；实施重大课题招标购买政策，鼓励社科类社团参与竞标，对中标者给予资金支持等等。四是完善社科类社团政策法规。比如:实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制度，褒扬社科类社团的真善美，揭露违法违规行为；允许和鼓励公民、特别是捐赠人对社科类社团的章程、组织机构、活动情况和财务管理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解。增设“监事会”，负责监督社团资金运行情况，使社会团体活动设计、活动开展严格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出台《我国社科类社团管理办法》单行法规，围绕社科类社团的目标定位、财务管理、人才培养、税收政策、社会捐赠、社会保障、监督惩罚等具体问题，制定配套的法规体系，使社科类社团尽快融入法制社会轨道，依法依规规范运行。 作者：廖翔单位：桂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中的评价意义 1语料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方法，结合样本定性分析方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1)收集2008年至2010年3年间来自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应用语言学4个学科的社科论文30篇，组成字数约30．9万字的小型语料库(其中教育学8．09万字;心理学7．41万字;社会学7．21万字;应用语言学8．19万字)。论文收集主要根据学科内部专家推荐在本学科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刊载实证性研究较多的学术刊物。这些论文均为实验性报告论文，由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4部分组成。然后，对论文进行必要的加工，删除有关作者的信息以及论文的附属部分，如摘要、致谢、作者简介、参考文献、注释等。另外，用EXPRESSION代替论文中的公式;图和表用CAP-TION代替。最后将每篇论文中的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部分剪贴组成新的语料库(其中，简介部分7．31万字，方法部分5．29万字，结果部分7．09万字以及讨论部分11．21万字)。(2)运用软件AntConc3．2展开词频统计，生成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词汇(这意味着这些词汇在每篇论文中出现的次数大约为60/30=2次)，最后所得词汇总数为401个。(3)对上述词汇逐条分析，剔除不包含评价意义的词汇(如一些介词、代词和冠词等)，最后得出含有评价意义词汇128个。其中主要为形容词，兼顾其他词性如名词、副词和动词等，形成了语料库中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评价词汇表。(4)运用评价参数方法，对上述词汇进行分类，具体情况参见表1。我们重点考察总频率数最高的4种评价类型，即优劣性、相关性、新颖性和规模性评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考察所有的评价词汇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为所涉及的语料库数据较大;其次，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较不同学科和论文内部的评价特征，使用出现频率最高的4种特征也是可行的，因为前4种类型的评价占所有评价频率的54．46%，超过一半。前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及其出现频率参见表2。表2中的词频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出现次数，而“频率”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充当评价意义的次数。 (5)对表2中的词汇进行同义和反义词转换或者词性转换，生成表3。这里，只需对表2中部分词汇进行转换，因为表2中有些词汇本身具有同根、同义或者反义特征，不需要进行此类转换。之所以要生成表3，是因为这样能够更为全面地收集语料中所包含的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而这些词汇可能没有出现在表2中。(6)运用语料库软件中的语境共现(concor-dance)和搭配(collocation)功能，结合定性分析，对表2和表3中词汇的上下文进行细读，删除评价词汇的非评价功能的实例，如词汇new如果出现在NewOrleans中，就不具有评价功能。主要包括:1)专有名词，如NewJersey，GreatBritain;2)惯用法或固定短语，如oldword，generalmanager，aswellas;3)同(多)义词，如keytothelock，thisno-vel．所得部分词汇充当评价功能的频率，见表中的频率栏。(7)排除非评价意义词汇现象之后，逐一统计各种评价类型在不同学科和学科论文内部不同部分(IMRD)中的分布，比较4个学科中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比较论文内部4个组成部分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所得结果参见表4和表5。 2结果与讨论 我们将表4和表5中4类评价词汇在学科论文和论文不同部分中所出现的频率与各个部分的词汇总数结合起来，得出4类评价词汇在各个学科和论文各个部分中的万字比率，参见表4和表5的万分比栏。然后，我们依据两个表中的万分比数据生成图1和图。可以看出，4种评价类型在4个学科中出现的频率各有不同。其中，使用评价最多的是教育学，其次分别是应用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可能与学科本身内在属性、研究对象和知识结构有关。一般说来，如果一个学科的理论比较成熟，研究范式或者分析方法比较一致、规范，那么该学科的学术论文中使用的评价手段或者说评价词汇的频率较低;否则，则相反。如自然科学论文中所使用的评价词汇和手段要低于社会学或者人文科学，就是因为后者研究对象更为复杂，而且学科内部理论知识尚不稳定，尚存争议，研究界限尚未完全厘清，仍然存在很多探索性和未知性，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得不通过各种评价手段来达到说服读者或者同行作者的目的。Cole曾经指出，一个学科内部一致性越强，所使用的评价或者评价词汇越少(Cole1983)。图1说明，相对来说，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比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更为稳定，也就是说，它们的知识界限更为明晰，研究范式更为成熟稳定，所使用的理论更为成熟。 另外，从这4种类型的评价分布来看，社会科学论文中的相关性评价和优劣性评价要远远多于规模和新颖性评价。这表明，社科论文作者更加愿意对于研究的质量和研究的重要性或相关性进行评价，而不是过多地评价研究的规模和研究的新颖性。这体现了学科论文所倡导的价值观，学者更为看重的是学术中的质量，而不是开展研究的规模。从词汇出现的频率看，社会科学中4类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大约为每一万字50个左右，与Giannoni的研究比较，他得出的数据要略大些，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所考察的词汇数量较少。Grape＆Kaplan认为，“作者在学术论文语篇中使用多种方式来表达礼貌，已经达到说服和评价的目的”。这些不仅可以与学术论文的权威建立稳定关系，而且可以预防来自同行研究者的批评和攻击。 从学术论文内部看，讨论和简介部分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要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也正好体现出这些次语类本身的交际目的。对于学术论文中这4种次语类的特征，Hyland指出，对简介部分的研究表明，简介部分的3个目的分别是建立研究领地，指出研究空白，占领研究领地。这就意味着，学术论文作者将会充分利用各种修辞策略来避免对他人的研究提出挑战，或者尽力维护语篇社区同行的面子，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对讨论部分而言，Hyland也指出，这一部分将对结果部分的数据进行解释，也是学术论文中最具说服力的部分。讨论部分始于对结果的陈述，接下来将会对结果进行评价，其目的是从结果中小心谨慎地提炼出论文的主要观点，并试图从其他文献研究中寻找支持其观点的证据。至于结果和方法部分，方法部分只是直截了当地描述数据的收集过程、实验使用的材料以及程序，为的是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研究过程。结果部分是论文的优秀部分，它主要通过所获得的数据来说服读者接受数据的有效性;当然，有时也对数据进行必要的陈述和解释。因此，这两个部分在社会科学论文中使用的评价词汇相对较少，评价特征相对不明显。用Swales的话说，“对作者来说，简介和讨论部分是论文中最容易产生麻烦的部分，主要原因就是这两部分所具有的人际特征、所具有的阐释性特征”。 3结束语 评价体现社会科学论文中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情况，劝说同行专家接受其观点，同时避免冒犯前人研究的一种努力。借助建立小型语料库和相关语料库语言学方法，本文描述了4种社会科学论文中的评价意义特征。从评价词汇的使用来看，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评价词汇频率明显高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从学科论文内部来看，简介和讨论部分的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也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样正好体现了各个部分的交际功能和语类特征。本研究无疑为学术研究人员和学生的论文写作提供语言学理论指导，加深其对科学论文的理性认识，提高其写作能力。当然，后续的研究还须要增加更多的学科，扩大语料库的规模。另外，对评价的研究也应该结合评价对象、评价来源进行细致描写，当然也可以从积极和消极评价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和比较。 作者：郝向利单位：宁夏医科大学 社会科学论文:高校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 一、新媒体时代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 1．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幸福观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和各项改革开放事业深入推进，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消极、抱怨的声音不绝于社会各个层面，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就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时期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直面和解决这些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发挥自身学科优势，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针对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拿出有针对性、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为百姓解疑释惑，使全社会建立起符合我国社会主义要求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 2．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的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要实现文化强国之梦，不是依靠少数人就可以将国家的文化做强，而是要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性、优秀性的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始终坚持“普及人文知识、传播人文思想、弘扬人文精神、提升国民素质”的科普工作宗旨。 二、新媒体环境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特点 1．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互动性、开放性和平等性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选择性和匿名性大大增强，使社会科学普及对象的主体性凸显和理论权威性弱化，交互性成为社会科学普及的显著特征，受众不但随时收听、收看传播内容，而且能够通过新媒体技术随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与传者或其他受众产生互动，因此其开放性、平等性更强。 2．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广泛性和辐射力新媒体技术可以海量存储，所以它的传播内容信息量大且丰富。如登陆国家图书馆在线视频就可以随心所欲观看828讲座，内容涵盖哲学、文学、历史、经济等许多方面。而且，新媒体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新媒体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也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辐射力。 3．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针对性传统的社会普及工作由于社会群体存在不同的学习需求、不同的阅历和文化水平，所以无法有针对性地开展社科普及。而新媒体技术使受众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和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学习，可以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这样社科普及的针对性更强，普及效率更高。 4．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社会科学普及的社会成本传统社科普及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普及对象的范围还有限，普及时效性也较短，同样的普及内容面对不同的对象还需要重复组织、社会成本高、效率低下。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科学普及效率大大提高，成本却大大缩减，而且通过新媒体技术还可将普及内容反复使用，扩大了传统社科普及成果的影响范围。当然，新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第一，新媒体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第二，新媒体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第三，新媒体传播方式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三、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 1．高等学校有着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所需的丰富资源在人力资源方面，目前高等学校仍然是我国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和立项数分别为28678项和3826项，其中高校系统均占比86%。高校除了拥有强大的社科研究师资力量，还有朝气蓬勃、富于创新的年轻学子。带有科学普及性质的开放、多元的泛科技兴趣社区，并提供负责任、有智趣的科技主题内容的网站———果壳网的创始人姬十三，在2004年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开始撰写科普文章，2008年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期间即创办了果壳网的前身科学松鼠会，果壳网目前开设了MOOC学院、流言百科等栏目，涵盖了科技、人文、娱乐、生活等多方面的科普网站。到2012年11月，该网站每月有600万用户访问，拥有1000名科学作者，在新浪微博拥有近60万粉丝。在物力资源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65所高校拥有自己的博物馆，还有众多的科技馆、文化馆。如大连大学博物馆是大连大学实现多学科文化素质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促进人文素质教育与科学素质教育的有机结合的重要载体。博物馆于2004年9月正式挂牌开馆以来，现已分别被辽宁省、大连市认定为“辽宁省科学技术普及基地”、“大连市优秀科普教育基地”，2006年10月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高校虽然拥有开展社科普及活动的优势，但普遍不够重视，因此需要处理好社会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的关系。社会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科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产品的供给端，处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上游。社会科学普及则是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处于社会科学研究下游，是消费端。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方式主要有:第一，公开，出版著作，在报纸、网站等发表文章，通过读者的学习而吸收转化。第二，为政府、企事业单位等提供资政报告、研究决策等。这两种是目前高校主流的科研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专家学者普遍重视。而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在高校中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很多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没有被公众了解和掌握，科学研究的价值无法最终得到实现。由于社会科学的价值主要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来实现，所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具有长期性，并且是不可或缺。只有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科研工作不断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我们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才能欣欣向荣、永葆生机。 2．高校有着开展社科普及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之际，中国的大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声音2010年11月1日，网易推出了“全球名校视频公开课项目”，首批来自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内容涵盖人文、社会、艺术、金融等领域共1200集课程上线。用户可以在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随时随地免费观看这些世界级名校的公开课课程，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些集西方发达国家最高水平的哲学社科类课程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烙印，在这个平台上，作为我们国家社科研究工作者有义务和责任来展示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 3．各级政府和教育、宣传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高校开展社科普及工作的引导和支持力度在传统观念中，高等学校开展科普宣传工作有大材小用之嫌，教授、专家更多关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开展有深度的科学研究，认为科普更多则是科普工作者的事情，他们只是偶尔为之。而从民国时期的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等大师亲自参与撰写的小学课本至今畅销不衰可以看出，用最浅显的文字写最重要的文章，很多时候是非大家所不能为的。从2012年开始，教育部社科司面向全国著名学者、教育部社科委委员、承担过部级及教育部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等知名专家设立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两年来先后资助了75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厉以宁、温铁军，顾明远等耳熟能详的专家学者的名字。辽宁省、大连市社科联从2004年起组织在连高校、学会等单位，于每年五月举办“社科普及周”宣传活动，已成功连续举办十一届。各级政府部门适时调整相关政策，鼓励高校的教授、学者走向社会，为人民群众普及社科知识。这些政策包括借鉴教育部社科普及专项基金的办法设立省、市社科普及专项课题，选取对此工作有兴趣的教师，在其研究的专业范围内、在课题进行阶段完成一定量的讲座等科普活动。另外，在省市各级社科进步奖的评选中，也可专门划出几个名额向优秀的社科普及读物倾斜，鼓励教师在这方面能出精品。 4．应充分调动社会中的社科普及资源，利用高校优秀人才，结合新媒体技术，创新社科普及新模式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国图讲座，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文津街七号，一流学者的公益性学术讲座，就启迪了众多年轻学子，使他们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现在国家图书馆利用国图网站开设了在线视频讲座，主讲人或为德高望重、岳峙渊清的学界前辈，或为风华正茂、学术精到的学术中坚，均为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讲授他们毕生研究的菁华。截止目前，已推出文津论坛、中国典籍与文化等系列讲座共828部，其水平之高、范围之广，使如此优秀的文化盛宴为大众所共享。又如，大连图书馆的白云书院，从2000年8月创办至今已有13个年头，截止2013年8月底，已经成功举办了传统文化、寻找大连记忆、“开卷”市民读书会、市民文化系列、视频讲座5个系列一共75场讲座。再如，大连市甘井子区图书馆利用其先进的设施条件也定期开展外语角、文化大讲堂等活动，尤其是针对少年儿童和家庭教育的热点专题开展了系列讲座，深受家长和学生欢迎。 5．新媒体也应与传统媒体相结合，优势互补做好社科普及宣传工作媒体不仅仅是信息，还担负着宣传的任务。因为新媒体技术具有传播迅速、信息量大、交互式等特点，而传统媒体则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源，两者可以形成互补。目前，包括中央电视、各省级电视台都拥有了自己的微博、微信和客户端。曾被称为弱势媒体的广播媒体现在因为利用新媒体技术，不再靠单一声音传播，也不再“稍纵易逝”了。由于借助新媒体非但能够与其他媒体竞争，而且还有一定的优势。如大连广播电台的“爱家新主播”，是一档以健康营养和医疗服务为主，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引导公众理性消费的生活服务性节目，兼顾家庭生活、社会心理、教育成长、人际关系等内容。该栏目就充分利用微博、微信和微信平台等新媒体技术，广泛与听众互动，及时了解听众动态和社会热点，同时定期邀请高校、医院等专家学者举办听众见面会，使该栏目办的有声有色，成为大连早间最受欢迎的生活资讯类节目。 作者：李杰罗洪单位：大连大学人文社科处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图书馆服务的建议 1构建图书馆联盟走共生发展之路 我国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大都隶属于不同的社科研究机构，着力于为本单位的社科研究提供信息服务及保障，而不面向社会。加之受条块分割的体制制约，图书馆各自为政，馆际间缺少必要的协调，致使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表现出小、散、弱的整体特征，其目前的实力状况与高校系统图书馆和公共系统图书馆相比较均差之甚远，面对当前信息环境变化以及用户信息服务需求的提升，图书馆大多强调提升竞争实力，以实力促发展。然而，基于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现实状况，如果单纯地着眼于增强本馆实力，期望通过提升本馆绝对竞争能力满足读者需求，实现事业发展，理论上有其合理性，其目标和结果却难以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共生（Symbiosis）原是生物学的概念，指不同种属按某种特质联系而生活在一起。1998年，袁纯清将生物学的共生学说创新成为社会科学的共生理论，他将共生定义为：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共生的本质是共生单元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以弥补单一单元在功能上的缺陷。在互惠共生关系中，各共生单元之间产生能量和利益的交换并实现能量增长与共同进化。图书馆联盟是指以若干图书馆为主体，联合相关的信息资源系统，根据共同认定的协议和合同，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工作程序，通过一定的信息传递结构，执行一项或多项合作项目的联合体。资源共享、利益互惠是图书馆联盟所要达到的目的。图书馆联盟作为一种合作性组织，正是众多原本分散自治的个体图书馆（共生单元），为适应今日社会生存环境的改变而选择的一种最佳共生模式。通过联盟的建立，形成图书馆之间以及图书馆与相关知识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实现互利互惠的共赢策略，致使联盟成员的竞争实力得以整体提升。 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生物圈中的一员，从直观上看，他们之间必然也存在着共生关系。因此，基于共生理论的基本原理，联系当前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在图情服务事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大背景下，面对科研创新的全方位、高品质信息需求，我国的社科信息服务应尽快打破馆际壁垒，谋求构建区域性图书馆联盟，走信息服务事业共生发展之路.通过馆际合作、资源共享，利用联盟优势最大限度地满足科研需要，实现事业发展。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谋求构建互利互惠的图书馆联盟，走共生发展之路，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发展困境，同时亦可与其他共生单元（参与联盟的其他类型图书馆）一起更加有力地推动我国信息服务事业的整体进步与发展。 2设计合适路径以践行信息服务的先进理论研究成果 作为我国科学与专业图书馆的成员之一，开展文献信息理论、方法和现代化手段的研究也是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带头践行与推广这些先进的服务方式自然也是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天，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文献信息工作理应走在科研工作的前面，有效发挥耳目、尖兵和参谋的作用，广、快、精、准地提供信息服务。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需要认真分析、研究自己的专业化特点，适时推出适应时展、符合创新需要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利用先进的服务手段和服务措施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建立更为强大的信息服务支撑。近10多年来，有关信息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创新的研究不断迈向深入、走向高潮。虽然各种观点见仁见智，但现代化图书馆的建设方向、服务内涵、服务特征、服务目标已基本清晰，学科馆员制度、个性化服务、虚拟馆藏建设等先进服务方式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然而，综观全局，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服务创新实践却远远落后理论研究的进程，例如，特色化馆藏建设、学科馆员制度等一些早已为实践证明适应于研究型专业图书馆服务特点和服务需求的新型服务方法和服务内容，目前在绝大多数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中还仍然停留在计划中、放置于空中楼阁的地位，极少付诸实践。因此，我们认为，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要尽快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当务之急是要抓落实、抓践行，要设计构建合适的路径，让近年来一直提倡的，在理论上已经思考得很周全，操作性也很强的先进信息服务方式尽快付诸实施，早日发挥实效。 3研究和探索社科信息服务新方式和新手段 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伟大实践，社科信息服务机构同样需要凝聚精神、砥砺图新，发扬改革突破的锐气，深入了解和掌握科研创新动向，抓紧研究探索符合科研创新信息需求特点的新型服务方式，通过特色鲜明、针对性强的业务创新，切实提高工作绩效，努力开创社科信息服务新局面。 3.1确立服务重心和开展新型对口服务王伟光同志指出“：实施创新工程的关键是制度创新。”他强调“：实施创新工程，就是要在用人制度创新、科研组织方式创新、机构设置创新、科研资源配置方式创新上做好文章。”为了改进科研管理与资源分配方式，目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实行的是通过课题形式重组资源和人力，借以充分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实现科研体制机制的合理化。社科信息服务部门为适应当前科研创新的这种新动向、新特点，应将“课题”服务确立为当前服务工作的重点，针对“课题制”设计开展专门对口的课题服务。开展课题服务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认真开展课题调研。全面掌握本单位申报以及在研课题基本情况，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原则，主动深入重点课题，分析研究其信息需求，指定专人全程参与到重点课题当中，为课题研究提供点对点的信息服务。第二，满足课题研究不同阶段的信息需求。课题申报阶段，提供查新服务；课题在研阶段，做好课题信息跟踪服务；课题结题和申报奖励阶段，提供查新及成果引用检索服务等。第三，将重大课题服务成果转化成专题数据库资源。课题服务的过程中会积累大量专题文献信息资源，尤其当某个重大课题服务项目完成后，其本身就会形成一个专题资源库。图书馆应将这些形态各异、无序的课题服务资源进行有序整合，并进行规范化处理，形成专题数据库，以丰富本馆特色馆藏资源体系，并形成课题资源利用的良性循环。 3.2针对跨学科研究引进新型服务内容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复杂而多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越来越多的问题又难以在单一学科领域寻找到彻底解决的方案，如果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去研读它们，却又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似乎都有其局限性。因此，目前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将其作为解释和解决自身发展中不断涌现的各种新型挑战的重要研究模式，我国也早有学者提出：“社会科学的未来是跨学科研究”。最近，中国社科院领导在分析当前科研工作与创新工程的主要差距时，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较为薄弱”列入其中。“LivingLibrary”起源于欧洲，是一种基于“对话”的图书馆新型服务方式。与传统图书馆搜集、整理、提供信息资料供人参阅不同，“LivingLibrary”被译作“图书馆借人活动”，就是因为在这项服务中，图书馆所推出的是被模拟成书的人。图书馆创造机会，让形形色色的人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读者通过借阅“真人图书”，相互借鉴，消除隔膜，增加理解和包容。如果从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来解释，其实质就是开发与利用储存于人脑中的智力资源供他人分享并造福于人类。针对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发展的需要，社科信息服务可以尝试开展“LivingLibrary”（图书馆借人活动）。发挥图书馆的中介作用，以问题为导向，根据读者档案，为需要提供跨学科服务的科研项目发掘合适的对话与交流对象，创造条件让不同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组织、整合与利用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智慧，跨越学科界限，帮助研究者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作者：白云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思考 一、打造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 构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效机制要求必须打造一支社科普及工作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一方面，应该强化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专业队伍建设，培养选拔品德好、专业精、水平高的研究者从事科普工作，以科普课题立项、科普成果评奖、科普能力培训等吸引专家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参与;③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志愿者队伍建设，构建遍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兼职人才网络。只有通过专兼职相结合的方式，才能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效性提供人才保障。 二、创建丰富多样的巩固活动机制 创建丰富多样的巩固活动机制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实施重点计划和品牌战略，全力打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社会科学普及精品。各个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和社科联可以依托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科普阵地，针对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个性特点，制订具体的活动计划，开展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活动，争取打造社会科学普及精品。如重庆市设立的“三峡大讲坛”，电视台设置的“人文天下”“重庆掌故”等④已经成为重庆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品牌，同时《改革》《探索》《现代法学》《西南大学学报》(哲社版)、《重庆大学学报》(哲社版)等学术期刊也成为社科普及重要品牌载体。第二，探索多种渠道和活动形式，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建设社会科学普及网络，利用网络平台整合社科普及资源。第三，坚持社会科学普及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积极培育新的水平高、影响大的活动形式。比如可以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周”“专家义务咨询”“科普读物展示”“重庆历史文化行”“中国梦重庆梦”“重庆青年人才论坛”等活动，还可以与出版社、重庆报业集团、广播电视网络等合作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形式，形成强势的普及效果，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科学化、现代化、常态化和长效性。 三、完善科学合理的评价激励机制 要构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必须重视对社科普及工作成效的积极评价，完善定向资助和表彰奖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评价激励机制。首先，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相关部门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量化考核制度，制订相应的考核评价标准，为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及时进行奖励提供制度依据。其次，完善多种奖励方式，可以根据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大小，分别采取定向资助和表彰奖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激励方法，形成系统的奖励体系。再次，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纳入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评奖范围和精神文明创建评价体系，改变和完善科普工作表彰方法，变“软指标”为“硬任务”。⑤每年都要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而且把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和学术著作都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同等看待，可以设置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设置单独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奖，通过多种方式奖励，充分调动各学会、协会、研究会、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参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良好环境的形成，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四、建立多种渠道的经费保障机制 为了推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顺利开展，还必须建立多种渠道的经费保障机制。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社科普及工作正常的经费投入机构，中央和各级政府都要建立以政府拨款为主渠道，社会筹资、单位自筹、利用外资等多渠道的投入体系，不断改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条件。⑥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建立专门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经费财政拨付机制;二是中央和地方宣传部要建立相应的年度重大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经费划拨机制;三是社科联建立相应的社科普及经费筹集机制;四是各高校、党校、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社等各界社科普及单位也要完善经费自筹机制，形成一个多种渠道的经费筹集保障机制，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五、创建系统协调的法制保障机制 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还必须建立完善的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相适应的法制保障机制。《科学普及法》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将自然科学普及纳入法制化轨道，也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立法提供良好的契机。⑦为了推动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有效开展，确有必要把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基本原则、组织管理、社会职责、保障措施与法律责任⑧等一系列问题通过立法程序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建立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为载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普及法》，国务院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建立相应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构建一个上下统一、左右衔接的法律保障体系机制，为社会科学的全面普及提供法制保障。除此之外，还应该提高认识，牢固确立社科普及工作的战略地位，努力构建社科知识教材体系，⑨架构省市之间以及与外国之间的社科普及工作经验交流机制等。 总之，要确保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实现长效化，就必须从完善领导组织体系机制、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探索巩固活动机制、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和完善法制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上下协调左右衔接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科普及工作之路，才能让社会科学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朱华光单位：重庆旅游职业学院思想政治教研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现代性理论 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重建社会科学理论的用心良苦，也可以明确地看到在吉登斯的研究生涯中，他对社会科学现代性这个问题的重视，可以说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是贯穿吉登斯思想的主线。吉登斯为什么这么看重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并且在研究它之前，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反思和重建工作。在吉登斯的眼中，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危机的失控时代，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人们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崇拜和张扬。科学的快速发展，知识的高速膨胀，使得人们的内心也变得极端自负起来，人们相信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些都与启蒙思想家们原先预想好的美梦背道而驰。他们原本坚信，随着人类掌握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科学知识，就能越好地掌控它们，然而危机四伏的社会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他们的预想在尖锐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得苍白无力。 （一）社会科学现代性 在吉登斯的著作中，现代性这三个字到处可见，使用频率颇高，究竟何谓现代性，吉登斯有他自己的理解，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曾经提及，“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在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在往后的岁月里，程度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我们现在正处于高度现代性时期。”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他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 （二）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特点 吉登斯反对将社会科学现代性和传统承接起来，他也反对社会是持续进化的，这就是吉登斯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一个特点，他坚持非持续性的现代史观，也就是所谓的断裂的现代史。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的一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独特的，是任何传统的社会模式中所没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史明显是断裂的，这也是社会科学现代性最基本的特征。同时，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变革也更加具有内在和外延的意义，从内在来看，它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活态度；从外延来看，整个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起来，这也就引出了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二个特点：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紧密，事件造成的影响的范围也日益扩大，出现蝴蝶效应，或跨区域影响。就像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远在异地的事件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这种影响在不断扩大和加强。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社会科学现代性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它为我们营造出更舒适、安全的生活状态，人们在享受这一切的同时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双重性，人类要做好心理准备去面对现代性所伴生的种种恶果。吉登斯在研究现代性的时候也非常重视探讨现代性的阴暗面。面对各种危机和风险，吉登斯认为不要对这些风险麻痹不仁，相反，人类应该更加积极承担，将风险和危机转化成一种动力。 （三）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维度 吉登斯反对用单一的维度去阐释社会科学现代性，他认为应该多元化地看待这个问题，所以他认为现代性有四个制度性维度。首先是资本主义，它是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雇佣和劳动的关系为优秀所构成的一种商品生产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企业本身的发展壮大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持和创新，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基础因素。其次是工业主义，它是指人们通过自身劳动，借助技术和工具，生产商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机械化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再次是政治领域中的监督，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基础，这种监督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并且建立在信息控制的基础上。 最后是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吉登斯对国家统治和军事两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填补了过去社会学领域过重关注经济而忽略战争的空白，在现代社会中，暴力工具和工业的结合，使得战争的规模和影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造成的后果和威胁也在增多和加剧。社会科学现代性的这四个制度性维度，虽然相互独立，有着自己的特性，却又彼此联系，不可或缺，他们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完整的社会科学体系和现代社会。 作者：刘琳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詹森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詹森主义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带来的具体影响：首先，统治地位的政府迫于无奈开始不断地革新，维持自身通知的法律法规，在维持统治不断适应社会需求的同时，为新兴的思想带来了默许式的承认。但是最终都无法阻止自身灭亡的趋势。然而各种法规的提出从侧面给社会科学现代性带来了新的曙光。 其次，18世纪是启蒙思想深入人心的时代，而由詹森主义带来的论战过程中，公众舆论开始逐步地在我们上层建筑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作用。公众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以王权和教会为优秀的绝对权威，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权和教会的统治根基。公众舆论称为一种新的思潮和人们心中向往的新权威。公众舆论代表了国民正当的、无上的需求，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的奠基石。公众开始不断坚信自己是社会和自身生存的主宰者，新的解放式的思想在人们心中开始沉淀，使得社会科学兴起和现代性的形成更顺应潮流。 第三，随着詹森主义带来的争论不断地深入，政治层面的术语开始在公众面前大肆传播，一种政治氛围不断形成，政治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中不可阻挡的力量。新兴起的政治学开始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在吸收中不断壮大，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现代性的一个显著趋势（各学科开始逐步繁荣，并且交织着发展）。最后，由詹森主义带来的各种思潮对于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形成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由于基督教神学是存在着一种主宰和被主宰关系的，它长期阻碍了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不断向前。受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广大民众在面对宗教和专制皇权的严密统治，开始逐步寻找契机去改变现状，詹森主义（运动）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大众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自由作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重大区别，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形成带来了思想的拓展力量。 二、社会科学兴起时期，詹森主义和王权的论战，演变到最后，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法则，这使得各个学科的规律和法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三、“宽容”在詹森主义的影响下，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性信念。由于人们思想性的不断解放，新兴的学科也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理解，“宽容”成为不同目标或者不可能达成一致的目标之间的最好的处理方式，正是由于“宽容”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四、在詹森运动过程之中，“社会”概念不断在人们心中滋生、发展，“社会”概念开始超过国家的范畴。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审视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这样一来，人们对社会科学现代性的需要就显得那么迫切。 综上所述，起源于17世纪，在18世纪得以迅速发展的詹森主义，打破了原有人们对王权和神学推崇至上的社会发展模式，詹森主义所以起的争论最终进入公众领域，从而使得人们的思想开始更具现代性，为社会科学现代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新型的思潮在人们生活的构建，也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发展营造出一个更为广阔的思想氛围和平台。詹森主义所带来的与其说是一个宗教的革命，毋宁说是个社会的革命，社会科学现代性的革命。 作者：陈昊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探究 一、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 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老鼠哲学与金子哲学。老鼠哲学是秦朝丞相李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说从政的平台，是关于厕鼠与仓鼠的关系问题。李斯发现，粮仓里的老鼠比厕所里的老鼠长得大而肥，他认为：这是环境不同。仓库里都是粮食，所以，老鼠吃得好、吃得饱，当然要比厕鼠大而肥。做官也一样，在京城做官比在县乡做官，容易升得快，做得更大，因为京官容易靠近皇帝，容易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金子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一块真的金子，放在哪里都闪亮，放在牛粪上也闪闪发光；如果你是一块铜或一块铁，就是把你放在火堆中，也很难让你发光闪亮，这就是金子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对大学毕业生讲金子哲学，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山区、落后的地方去工作，要服从分配，不要总是想往大城市跑。他们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干出成绩。这两种哲学，用来分析做学问的平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老鼠哲学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金子哲学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研究要出成果需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因此，在实验条件好的地方搞自然科学研究比在实验条件差发地方搞研究，出成果就容易得多。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可要出真理性成果必须靠近实践，关注实践，还要有好的研究方法，设备条件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北京搞社会科学研究，效果并不比在县城搞优越多少，关键在于思考方法，在于实践的介入程度。 作者：周志华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文: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1如何寻找对话点 笔者评论过的一篇文章以重大体育赛事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的或负的为对话点，从方法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争论源于计算经济影响的方法不同，解决了为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王岩的博士论文《职业联盟的经济分析》以前人用交易费用解释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及发展问题为对话点。作者提出交易费用的理论将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一切关系都视为一种“交易”关系，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去讨论职业体育联盟源起涉及到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交易费用是职业体育领域内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产生的成本；第二个原则是，为使交易费用达致最低，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各方会寻找产生最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组织）形式。根据此逻辑，由两家职业体育俱乐部共同组成的联盟并向消费者提供体育产品其制度运行的费用较低，因此会形成联盟。但实际上这样的联盟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应如何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和发展？作者认为，联盟的组织形式除了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外，还涉及到“联盟剩余”问题。所谓的联盟剩余，是指职业体育联盟产生后给联盟带来的价值和财富。联盟剩余正是在交易费用一般化前提下具体替代交易费用的因素，也正是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发展及扩张等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以联盟剩余补充或替代交易费用的解释的尝试的论述尚有待完善，但是这种对话对知识积累是有益、可取的。 2问卷的信度问题 问卷的信度往往是研究结果是否合理的前提基础。它是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进行测量时，其所得结果相一致的程度（风笑天，2001：109），并可具体划分为再测信度、客观性、内部一致性等多项内容。在目前体育社会科学的领域内，一些相关研究并没有对问卷的信度进行考察与验证。例如，2005年《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居民体育参与的一篇文章没有做信度检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一篇研究锻炼与心理健康的文章运用折半信度（Cronbach’s）进行信度检验，做得不错，但仍然不够充分。因为折半信度仅为衡量问卷内部一致性的指标，信度的测量还包括前述的多项内容，以多重的指标反映问卷的信度更为可靠。 3抽样方法的选取 社会科学研究要从样本推断总体，抽样方法的选取十分重要，只有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才能知道每个个案被抽中的几率，并据此推算总体情况。可能受制于调查成本和追求操作便利或对抽样知识的把握不够，一些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并没有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至少在文章叙述中并无交代调查的抽样方法。例如，2013年《体育科学》中研究运动员心理和2008年《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中研究大学生体育兴趣的两篇文章便存在这样的问题。不是随机抽样，研究的结论只适用于样本，不能推论到总体。更进一步的要求是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标和总体特征，慎重地选择适当的随机抽样方法，例如，当组间差异大，组内的差异小时，选用分层抽样方法更恰当；当组间差异小，组内差异大时，选用集体抽样方法更适合。最后，样本获取后需要评价样本的代表性，分析样本与总体的吻合程度。研究者可以根据总体的某项指标，诸如年龄、性别等常见的人口特征变量，来检查样本与总体的情况是否一致。在已发表的涉及抽样调查的体育社会科学的文章甚少见到有评价样本代表性的环节。 4统计推断的谬误 统计推断谬误主要源于混淆研究的分析单位，错误地将某一层次的行为模式和研究结果推广或嫁接到另一层次。其中，根据集合单位的分析结果作关于个体的断言，被视为生态学谬误（郭志刚，2009：11）。这些统计推断的错误在于将宏观层次的分析结果运用到微观层次上。例如，如果我们通过对不同省份的统计年鉴数据分析发现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的体育消费呈现正向关系，研究者因此得出“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他们花费在体育方面的消费也越大”的结论，就有可能产生生态学谬误。虽然我们不排除宏观层次的现象与微观层次的行为模式出现一致的情况，但由于我们没有证明解释宏观与微观层次的连接路径和通道，这种根据宏观统计结果推断微观层次的行为是有风险的。如果以低层次研究单位的分析结果推断较高层次单位的运行规律，则是还原论谬误（郭志刚，2009：12）。这种情况在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并不少见。例如，2003年《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的两篇文章，就将片面地将某个区域大学生余暇体育现状和大学生运动员应对压力方式的研究结果推广到更高层次、更大层面，产生还原论的谬误。 5统计方法的运用 社会科学的研究可分成三类：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探索性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研究者对现象与问题有一个初步了解，并为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础；描述性研究经常用于描述某些现象，并试图从杂乱的现象中找出一些事物联系的特征。解释性研究通过严密的归纳和演绎过程，挖掘行为、认知以及现象发展的深层原因，寻找影响事物关联性的因果规律，是社会科学最高层次的研究。（风笑天，2001：66－67）遗憾的是，目前体育社会科学解释性研究尚不多见。例如2012年《当代体育科技》和2004年《天津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大学生休闲体育和居民体育消费的两篇文章只是描述现象和问题的表征。并未深入探究影响事物发展的关键实体。即便部分学者试图寻找事物的发展的规律，但也并未运用科学的方法，更多是基于个人的主观臆断。例如，2012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网球运动的文章，作者有探索因果关系的意识，然而，在分析网络运动对完善体育管理制度的影响时，单靠询问被访者的认识感知，而不是通过建立两个变量的分析模式，从统计角度加以考察与验证。此外也有学者运用相关分析来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2004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大学生体育大学学生生活满意度的文章做了两变量的相关系分析。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李沛良，2002：211）。单纯的相关分析只能确定两个变量X和Y之间相关程度或正负，在没有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仅仅运用相关分析无法判断和排除变量之间是不是虚假相关。如果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够在条件的情况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和因子分析模型，甚至结构方程、路径分析等方法，我们的研究才会更准确和客观。 6迈向综合性的分析 个人的认知与行为受制于个人本身以及外在的环境。一方面，外在环境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存在，并是既定的社会事实，所以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均生活在一套难以改变的约束系统下。另一方面，个人的自主性也决定着人们绝不是任由环境、秩序和结构摆布的“机器”，行动主体的认知观念和意义建构影响和形塑着行为本身。这种融合了个人特征与社会因素的分析视角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和分析路径（吉登斯，2003；杜瓦斯，2011）。目前体育社会科学采取综合的分析视角的研究难得一见。多数的研究要么偏重于从个人的人口特征、社会特征的归因，要么单纯从宏观的制度背景、结构因素和文化影响对个人的体育认知与体育行为进行分析，并且往往忽视了诸如组织、社区和家庭等中观层面的因素。假如我们认同上述的趋势和主张，则可以考虑搭建一个整合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框架供研究者参考。以体育锻炼为例，在微观层面，个人从事体育锻炼有可能出于自己的喜好，并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人人口社会特征密切相关。在中观层面，选择体育锻炼也有可能受到同辈群体、家庭环境或者学校规定等影响。在宏观层面，国家提倡的“全面健身运动”与学生升学、毕业相挂钩的体育政策也会促使个人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研究框架如下上述的分析、观点和主张只是一家之言，受个人的训练背景、研究经历的影响，带有个人的经验色彩，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律则，仅供参考，敬请批评。 作者：丘海雄于永慧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思考 一、高校社科处与早期科研处的异同 大多数高校早期在科学研究管理工作中并无文理之分，统一由学校科研处执行管理。因此，早期的科研处同时兼顾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管理工作，如笔者所在高校江南大学即是如此。但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从根本上就是大相径庭的，管理工作也就有必要区分开来。并且高校可谓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最密集、力量最雄厚、学科门类最齐全、承担科研任务最丰富，科研处在文理皆管的情形下无法做好细部管理，社科处的成立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工作的规范和进步。尽管自然科学与哲学社科独立管理，但社科处亦延续着早期科研处基本的、有效的管理方法，并在时代的步伐中不断创新。如在管理过程中通过规划指导、组织协调、监督激励等措施服务于学校教职工和科研人员，做好管理工作，达到管理目的，确保高校科研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二、优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模式 要实现管理模式进一步优化，社科处与各学院需做好协同管理，首先学院需明确其不足，如江南大学的文科学院已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仍存在的诸多问题：（1）过于依赖学校科研管理部门，主动从学院角度出发对科研项目进行管理的能力不强；（2）科研秘书未做到专岗专职、专员专用，导致在努力配合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开展工作的同时，不能发挥自主工作效能：（3）重于对申报立项环节的管理，弱于对过程环节及结项环节的监管，课题不能按计划时间完成；（5）不关注对研究成果的转化，服务社会的效果不明显。这些问题，并非学校职能部门单方面能改善的，在此谈谈作者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想法。 （一）培养竞争意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已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并且已逐步沁入和影响到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中引人市场化机制，建立竞争意识，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属性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必然要求（王宝民．论科研竞争与激励机制的若干问题[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1):35）。为了使学校社科工作能获得整体性与持续有效性地发展，加强学院间的竞争意识是科研管理工作中的一项必修课。以江南大学为例，在调动各学院竞争意识方面有以下措施：（1）每学期定期召集各学院书记、院长、负责科研副院长开科研工作会议，通报相关数据及工作，使各学院始终保有良性竞争意识；（2）将各学院月度科研数据汇成报表，将月报表上传公布至校内办公系统网站，传送电子档月度报表给各学院分管科研的院长及科研秘书，通过开放环境与公共舆论，使压力转化为动力；（3）年度数据排序，经过一年的努力与沉淀，社会科学处将各项数据进行整理排序，如学院年度立项数、年度科研经费值、年度优秀论文数、年度著作数等，并计算出与上一年的增长比，通过办公网络与印刷成册等开放平台，激发各学院的自省意识与竞争意识。 （二）协力监管执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主要以项目管理为主，因此社科处与各学院应做好对项目的全过程协力监管。申报立项环节，应首先掌握平衡，即质量与数量的平衡，各学院可先行申报预审，把关质量提高中标率。其次是需做好协同工作，一是形式的协同，学院先对申报书形式做预审，社科处再审；二是内容的协同，社科处与学院尽力协助申报人员围绕或契合学校重点研究方向开展申报工作，借助前期成果和研究团队取得优势。再次是可设立重点研究配套基金，社科处或学院对符合重点研究方向的申报课题择优扶持，立项课题给予配套奖励。执行环节，通过在学院范围内组织关键项目的中期评审会，使流于形式的中期检查实际化，且能借助评审会使项目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不至于拖沓到最后。在上级部门无法集中各地在研人员开展中期评审会的情形下，各学院小范围内部组织，同时邀请社科处、校内外专家、承担同类项目的其他研究人员参加，集中对项目进行到中期阶段的情况结合整体计划进行评估分析，有利于下一阶段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结项环节，科研项目不提倡申请延期，既影响学校及个人声誉也不利于结项后新项目的申报立项，更不利于良好学术风气的形成。学院可先组织院内预结项，在规定结项时间的前两个月向项目负责人发出结项提醒，要求项目组准备好结项材料。项目结项并非最后的终结，在教育部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中提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应用，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大力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由此可看出成果的转化应用是需加强重视的一个环节，也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之间的一道桥梁。 （三）建立奖励机制以江南大学为例，社会科学处是在学校党政相关负责人的领导下负责具体执行管理工作，各文科学院有分管科研的院长并多数配备有一名科研秘书，可见层级结构比较健全，为金字塔式管理层形。管理各层级的运行状态取决于制度的建设，奖励制度不可或缺。从奖励机制的本质来看，需依凭一套完善的效能评价体系，综合管理工作中必需的各要素：人、财、物、空间、时间等发挥的效能，以“人”为优秀要素，人的效能评价就是对各层级的科研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或教师个人根据其劳动性质与劳动内容进行相应的效能评估。从奖励机制的内涵来看，建立集体奖励机制和个人奖励机制，不但要表达对集体的肯定，而且要逐层奖励分管领导、科研秘书、科研人员或教师个人。从奖励机制的意义来看，是一种能更好地调动工作积极性、向心力的管理辅助机制，强调人及人的劳动价值（范俊英.构建高校科研管理和谐机制之我见[J].科技管理研究，2008,(1):125）。 如江南大学近年来一直执行对年度科研教学优秀成果进行一次性奖励，奖励范围为学校在职教职工及各学院、部门，主要负责部门为人事处。根据教职工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管理工作中作出的贡献进行分档奖励，同时按照工作完成量给予相关集体奖励。评奖程序公开规范，首先由个人申请，学院核实后，向教务处、科学技术研究院、社会科学处等职能部门推荐申报，并提交成果材料；人事处再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初审并公示；最后由人事处将公示结果汇总报学校考核聘用委员会审定并发奖。奖励机制也顺应时势不断做出修订，以支撑管理水平逐渐完善，管理目标共同实现。 作者：邓理单位：江南大学社会科学处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 一、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开放与内生化 在理论研究中，愈是具有公理性和规律性的事物，愈是具有普适性、兼容性以及共享的特征。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之所以能够成立，以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就是遵循了“三大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遵循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市场经济”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非具有制度的排他性的一般规律。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或许有学者基于一脉相承的思维定势会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这一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是具有排他性的;但是，如果在理论研究中，对不断发展的事物要使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从方法学的角度看，或许要首先破解一个前提性假设，那就是:人类社会“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本质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是否只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或某一社会形态;另一方面，发展的“过程”是否存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是这样的判断:“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另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内生化还是一种多维现象:如一些学科特别强调自身话语方式的特殊性，尤其是强调以西方的或古人的理论逻辑来规制和证明今天中国的现实主题;又如，有些学术期刊在编审稿件时，若不见其有各种数据、模型的累积，便以为缺少学术真谛;再如，在我们每年大量产出的程式化、格式化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究竟有多少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理论研究的内生化已然成为一种惯习，并且进而结构出一种强大的理论情境和逻辑语系时，不仅将对后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形成束缚，进而弱化理论的创新，而且将限制理论研究中多学科的交叉，甚至削弱理论体系自身在创新中的科学性与说服力。 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全球化与时空维度 有学者认为，提出“全球化”概念的是日本学者大前研一。但笔者认为，最早揭示全球化趋势及未来特征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概念，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就作出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的趋势性判断;并强调，“过去那种地方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在理论研究中，身处特定社会发展场域(场域是各种关系的总和)中的研究者的价值向度，必然要影响其对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即个体的价值向度与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且还是其开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提。虽然任何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都会面临价值向度、理论视角以及方法应用的差异等问题，但也有共性的基元是可以探寻的。今天的全球化，既是一种发展趋势、同构环境，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历史的时空维度时，由于历史不能假设，人们的基本价值向度首先是恪守，并在强调历史传承性的基础上，进而主张坚持是发展的基础。但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应用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实践命题中时，就意味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谱系和逻辑传统的突破问题。正如，当我们都逐渐认同市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共性手段和路径，并且由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而逐渐培育出一种具有开放和共时特征的发展场域，并培育出崇尚合作、互促、共赢的过程时，从方法学的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基于商品生产和市场竞争，基于对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必然产生剥削的理论分析，是否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所有市场经济做更深入的理论研究。笔者以为，历史既给人启示，也给人们警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看历史有多深，看未来有多远，是为深远。 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现实的时空维度时，研究者的价值向度，通常要强调各国、各地实践条件和环境的差异，强调从国情出发的发展主题的时代性(机遇)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践性。但是从发展趋势看，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当其都不能规避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互促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时，其对经济危机性质的认定，以及分析和研究全球经济危机的方法等等，是否存在首先设定各国基本制度作为研究经济危机前提的理论区分的方法，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基于高度分工而相互依存的今天。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未来的时空维度时，理论是一种指导、一种预期或假设，其价值向度既包括坚守制度的阶级性和对理想的追求，又包括坚持理论应由实践来检验和修正的方法。因此，一方面，从理论研究的未来趋势看，当全球化逐渐培育出共时性的同构现象和趋势，而且“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时，除经济全球化以外的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社会生活全球化的互融方式以及程度等问题，都应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关注的;另一方面，从研究未来发展的方法学角度思考，由实践检验理论的“结果”或是或非，都应当被视为一种常态。然而，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人们不仅很难看到本应同样常态化的“证实”与“证伪”的互验研究，而且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都少有对实践检验不成功的理论，再做进一步的理论检讨的研究。笔者提出这一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中经常面临的困惑，或者说是中国学界长期面临的困挠，是因为这未必只是方法学上的问题，未必只是理论研究者个人的偏好问题，未必只是这个研究群体在理论素养方面存在某种缺失的问题。 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共性寓于个性方法的深化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发展观的基本方法是把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而且纵观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通常都是基于本国国情而采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即使当年那些提出“依附论”的国家或民族也是如此。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与实践建构的基本路径，就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寓于中国国情之中。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从实际出发并运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时，值得注意的是个性不等于共性，这是因为二者的内涵和外延的逻辑边界可能存在不对称的情况。正如，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和逻辑理路，对应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及实践时，或许会产生出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正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而言，与时俱进的方法和路径是“社会主义”寓于“市场经济”之中，还是后者寓于前者之中?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制度命题，那么就需要研究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它在人类社会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方位、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等等;因为这涉及到讨论“寓于”和运用“寓于”时将产生的一系列关于体制和机制创新的“底线”问题。又如，如果“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命题都是共性的，只是有理论层次上的区分，即其中一个是制度问题，一个是手段和方法问题，那么就需要研究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交叉、重叠的历史区间、历史阶段问题，因为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实行有计划生产是历史的必然。再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手段、路径和方法的市场经济的自身规律，如何在我们的特定制度中得到遵循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潜在某些冲突既是常态的，也是客观的。由此，笔者以为，共性寓于个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应用，应是有条件的;而且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未必适用于对各种发展关系的解读。因而共性寓于个性的研究方法需要深化。为此，笔者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同源性与非同源性”一文中提出并论证了理论研究的同源性和非同源性命题、视野及方法，进而提出的思考有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当我们今天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多元交换和多元分配关系时，要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不是简单地基于共性或个性的视角就能回答，而是在研究方法上要突出现实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的非同源性。但即使如此，从类比研究方法来审视，新困惑又在于:我们或许还需要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同源性或非同源性问题。当我们基于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趋势做理论研究时，尤其是把“全球化”视为不同制度发展和同构的某种同源性条件与环境时，我们是否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剖析各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源性问题。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研究“方法”有宏观的和技术的区分，而且这种区分为研究者提供了走出某些研究困境的选择;但是，研究“方法”本身的同理性和适用的普遍性，是应当受到理论研究者的遵守和依循的。 四、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 解放思想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推动理论与时俱进的重要社会机制。然而，“解放思想”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破与立”两个方面和两种功能，那就是:破除旧思想、旧观念、旧的思维方式和旧的行为方式，树立新思想、新观念、新的思维方式和形成新的行为方式。应当说，“破”是“立”的前提，“立”是“破”的目的。因此，就整个社会而言，包括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其实质是要在“破”的基础上树立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进而形成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在理论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一脉相承”的理论创新方法时，既是在强调理论与时俱进的前提，也是在强调理论创新中解放思想的“底线”;而且强调“一脉相承”通常是指对原有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但笔者以为，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因为“生活之树常青”。由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有一系列的关系值得认真思考。彼如，一种理论体系在与时俱进中，自身是否会发生理论产生的前提、社会条件和价值系统“一脉相承”的和谐与否的问题;如一种理论体系在创新发展中自身的和谐问题，是否要影响到理论指导实践和与实践相结合的和谐问题;如理论在指导实践中的和谐与否问题，是否要反映在人们的实践结果上……如此等等。其实，当实践的结果产生出“三农”这类“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社会问题时，基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方法，或许首先应当检视的就是理论或政策(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 在理论研究中，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方法，人们通常视为“真理”;但研究者在面对“真理”并以此作为再研究的论据时，其学术态度和方法，是应当恪守而不越雷池一步，还是应该把“真理”再视为“理论”，由实践再检验?这里提出的并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恩格斯1886年在《致爱德华•皮斯》的信中强调，“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而列宁在强调的真理不能跨前“半步”时，并不仅仅指“历史事实”，而是同时针对了“发展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当政策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在面对实践基础和实践环境存在巨大差异时，一线实践者的角色紧张(rolestrain)，在于难以把握“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坚决贯彻”之间的关系;而理论研究者的角色紧张，在于难以把握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同源泉性和非同源性的关系。或许有研究者认为，从实际出发去贯彻或基于同源性开展非同源性研究，就体现了二者的统一。但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的困惑依然: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实践创新的尺度、底线和权限在哪里的问题。人们都知道，“授权”是开展各种“改革试验”的前提(行政免责)，但哪一行政层级的创新需要授权，而且理论研究是否也需要授权?这里要顺便指出的是，有些人把“双百方针”中的“百花齐放”解读为“理论研究无禁区”，其实这是一种无知的臆想;因为“百花齐放”本身就是标准，即绝不等于“百草随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形”的目标。因而解放思想无论是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否需要思考其如何走向制度化的问题，即鼓励全社会解放思想所要崇尚和追求的，是理性、科学、规范、秩序乃至法治，还是其他?纵观改革开放35年的历程，以整个社会为对象的解放思想，通常都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的调整甚至变革，如否定“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这与强调社会个体、单位组织的所谓解放思想显然是不同层次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不仅要考虑研究主题和内容所涉及的层次，而且要考虑理论成果联系实际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否需要授权的可操作性问题。另外，当研究者在推动一种理论创新时，通常会借助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某些思想、观点、方法和具有共性的原理，来嵌入其创新的理论体系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来的“东西”，如果脱离了那些“东西”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发展基础时，其理论创新的科学性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另一方面，当一种理论体系具有持续的与时俱进的空间、具有巨大的逻辑张力能够兼收并蓄其他理论体系的成果时，除了说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外，这种情况还同时说明了什么? 五、社会科学研究中“基本原理”的坚守与应用 我们熟悉的研究范式是把基本原理作为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公理。但什么是“基本原理”，或许理论研究者有不同的认知。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任何基本原理本身也要发展。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中，被多数研究者和官员所认同的基本原理通常有三大类:其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方法。对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客观上存在差异性判断和多样性选择，而且在现实中，研究者是否有权认定哪些基本原理已经过时、哪些不过时。如果说，没有过时的就是“基本原理”，过时的就只是“一般理论或观点”，其实这样的解释不仅牵强，而且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其二，把某一时期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视为“基本原理”。这类基本原理通常具有很强的时期特征和所指对象的特定性。因此这类基本原理的应用，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发展环境和条件，如1989年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同时，在某一时期提出的新理论或政策，既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而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而所谓超前性的部分，恰恰是需要通过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 当一些研究者把本身就需要由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东西也视为不可讨论的“定律”，并作为论据使用时，是一种怎样的学术态度和研究方法?从方法学的角度看，这种将抽象的概念视为真实存在，并以其为真实存在来对待的理论研究过程与方法虽类似于“实化”(reification)，但应用实化方法的重要前提，是对事物发展时空维度的选择和符合于差异性的具体实际。其三，一些研究者把某级领导的个人认识、看法和观点当作“基本原理”。这种情况值得思考的问题更多:对基层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谁能区分哪些东西是某领导个人的思想和观点、哪些又是代表地方党委和政府?如当一些地方把主要领导的思想作为“基本原理”，特别是当一些地方的高级主官频繁更替甚至极个别出了问题，而后续领导的一些基本观点与前任者又不一致时，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都会面临诸多的困扰。 理论研究中对于基本原理的应用，在于基本原理揭示了事物的阶段性本质和与之对应的规律。但事物的本质又是抽象的，人们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只能通过该事物的外部特征去认识;同时，事物的“本质”是该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即倘若某一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发生了改变，那么该事物就演变或改变为他事物或新事物。按照这一基本原理，对于身处一线的理论研究者而言，研究者是否能以此作出自己在研究中的判断和作出的判断是否有价值。理论研究者都知道，反映事物本质的外部特征和特点通常是多元的，而且这些多元要素之间又是互促、制约和关联的，并与事物发展的阶段紧密联系。在通常情况下，事物发展愈是走向高级阶段，其多元外部特征的关联度既可能提高、又可能发生分化，甚至一部分外部特征或特点还可能开始消失、一些新的特征和特点又会呈现出来。这一过程与事物以“量”的变化为基础而使然的“质”的局部变化相关联。这意味着人们在某一发展阶段揭示并形成的基本原理，客观上都潜在某种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坚守基本原理固然重要，但发展基本原理更为重要。 理论是政策的基础，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并对未来新的实践起指导作用;这也是政策在实践中接受再检验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把需要求证的“东西”作为经验论据，还是作为衡量新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尺度，都是需要进行科学严谨思考的。对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当我们坚守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惟一标准时，理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既要由昨天的实践即历史来检验，更要由现实的“发展过程”即新实践说了算。诚然，笔者知道这不仅会使理论研究者产生新的困惑，如实践检验理论的周期有多长?生产力作为检验事物发展标准的应用周期如何选择等等?而且实践者的困惑也是存在的，如在实践中我们很难建立追究非科学发展政绩者历史责任的机制。但笔者坚持认为，只有建立起对为政者历史责任的延伸追究机制①，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作者：戚攻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多元化原则的探讨 一、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依据 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必然造成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历史过程，它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包括有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民族、习俗、社会心理等因素或者子系统，并且，这些因素或者子系统还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每一个因素或子系统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由此产生出一些特定的研究方法。此外，上述因素或子系统又不是平行发展的，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于是就成为多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对象，产生出各种类型的交叉学科的方法。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只有凭借各种各样的具体研究方法，才能1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7页2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4页揭示出社会历史过程及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二、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差异性依据 黑格尔指出：“方法就是逻辑内容的内在自我运动的形式之觉察。”也就是说，对象的内容本性、客观规律要成为思维方法、研究方法，首先要为研究主体所认识和把握，并且要经历由客观到主观的转化、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建构的过程。客观规律只提供了形成思维方法的客观基础，但不能提供人们思维和实际活动的现成规则和手段。客观规律只有内化于人的头脑中，并转化为思维活动的内在规律，它才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才变成人们思考问题的规则和手段。所以，思维方法尽管有其客观基础，但绝不是纯客观的东西，而有其主观的因素、主观的特征。 由于研究主体在政治立场、利益需要、知识水平、研究能力、兴趣爱好、情感意志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无疑会影响到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程度，会造成对于思维方法的不同选择和应用，形成不同的思维视角和研究风格，从而形成不同的学风和流派，造成宏观上方法多元化的情形。如培根重视归纳法，而笛卡尔、斯宾诺莎则推崇演绎法；罗素强调逻辑和理性，而叔本华、尼采则提倡直觉和直观，突出强调反理性主义方法的作用；贝塔朗菲对事物善于作整体性、综合性的系统思考，而实证主义者却更强调分析的实证的研究。 三、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活动的多样性依据 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黑格尔也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方法是主体从事实践活动、达到预定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桥或船。实践是有对象有目的的，不同的实践活动的不同对象和目的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方法，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就必然要求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等等的多元化。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深入，形成了“方法论热”，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已成为了一种现实的趋势，我们在以后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重点把握方法的多元，以多元的方法来进行我们的学习研究。 作者：陈凯单位：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探微 一、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 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 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 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 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 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老鼠哲学与金子哲学。老鼠哲学是秦朝丞相李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说从政的平台，是关于厕鼠与仓鼠的关系问题。李斯发现，粮仓里的老鼠比厕所里的老鼠长得大而肥，他认为：这是环境不同。仓库里都是粮食，所以，老鼠吃得好、吃得饱，当然要比厕鼠大而肥。做官也一样，在京城做官比在县乡做官，容易升得快，做得更大，因为京官容易靠近皇帝，容易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金子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一块真的金子，放在哪里都闪亮，放在牛粪上也闪闪发光；如果你是一块铜或一块铁，就是把你放在火堆中，也很难让你发光闪亮，这就是金子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对大学毕业生讲金子哲学，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山区、落后的地方去工作，要服从分配，不要总是想往大城市跑。他们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干出成绩。这两种哲学，用来分析做学问的平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老鼠哲学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金子哲学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研究要出成果需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因此，在实验条件好的地方搞自然科学研究比在实验条件差发地方搞研究，出成果就容易得多。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可要出真理性成果必须靠近实践，关注实践，还要有好的研究方法，设备条件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北京搞社会科学研究，效果并不比在县城搞优越多少，关键在于思考方法，在于实践的介入程度。 作者：周志华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文献探新 一、数据采集与文献计量数据库结构设计 (一)期刊文献数据源及学科文献检索范围。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人文社科类期刊论文为数据源④，机构文献数据通过中国知网“机构指标索引系统”采集获取⑤，学科文献分类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目录为标准⑥。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民族学、文学、历史学、公共管理等27个学科方向。文献题录信息类聚以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等院校及4所省属科研机构第一署名作者在CSSCI期刊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文献为数据源。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系统，实现对学术文献从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分析到报告的网络化、一体化、集成化数据处理与加工，从而为机构用户和科研人员获取学术研究动态资讯构建一个开放式文献计量共享平台。 (二)文献类聚数据库设计与信息加工处理。文献信息类聚和结构化数据存储是文献计量系统建设的基础，要对海量的文献信息进行有效组织和后期处理，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必须借助数字化信息处理软件，构建一套集分类存储、加工处理、计量运算、冗余剔选、检测功能于一体的文献数据管理系统。甘肃省人文社科学术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是在设计构建机构信息库、作者信息库、文献题录库、词频关联库、引证频次动态库、学科信息库基础上构建的文献计量数据库集成系统。文献检索表达式采用SQL结构化查询语句设计，包括参数查询、交叉查询、类聚查询等人机交互式功能模块，将文献类聚获取的大量期刊文献信息分类导入对应的结构化数据库，然后利用数据验证规则对文献信息进行初始化清洗剔选，进而利用结构化SQL语言创建查询输出功能模块，实现对重复题录、一文多发、同名作者等冗余数据的批处理加工，为提高文献数据库建设效率和保证后期文献计量分析结果的客观真实奠定了基础。 (三)文献计量分析平台应用功能实现。基于网络环境下的期刊文献资源共享，不仅为文献的社会化传播和学术性引用开辟了开放式资源共享平台，也为文献计量分析及学术评价结果的共享开启了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文献计量分析不再局限于学术期刊载文、引用和作者分布特征等有限的应用范围，而是更广泛地应用于学科评估、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基金资助项目评审和学术成果评估等领域。成为人文社科领域推行科学评价、决策和管理的重要参考资讯。源于数字化期刊资源库的文献计量数据库，其文献题录信息包含了机构名称、作者姓名、学科方向、文献题目、期刊来源、发表时间、全文链接、引证图谱、被引频次、下载频次等文献评价动态指数，这些指数是文献发表以后在其传播过程中形成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固态及动态指标，形成文献计量分析中极其主要的评价依据。 (四)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网络共享策略⑦。甘肃省人文社科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与共享平台框架体系，采用Asp互动网站信息管理系统和独立服务器(VPS)云计算空间平台构建而成，利用VPS云平台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特点，实现对期刊文献数据的量化计算和分析评价，最终实现计量数据和分析结果的开放式共享。通过(图1)系统结构图，可以直观揭示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流程，以功能完善的Access作为后台数据库，集数据存储、综合查询、分析计算、报告输出、网络功能于一体，实现对期刊文献动态数据的自动类聚采集和计量分析。开放式期刊文献计量分析平台的构建，不仅方便科研规划、决策和管理机构自主调用相关学科动态信息，也为专家学者自助式获取文献引证图谱、学术发展趋势预测、学术热点追踪等信息资讯提供“一站式”保障服务，有利于提升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文献资源利用和学术资讯共享水平。 二、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资源总库，我们检索采集到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校及4家省属科研机构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献15469篇，通过数据格式转换并导入文献分析数据库后，利用数据库过滤功能，从中筛选出符合第一署名机构的4849位第一署名作者发表的论文14172篇，数据有效率为91．62%。通过学科类聚法整合处理，最终生成了机构文献分布计量结果。(图2)2000—2012年CSSCI期刊机构发文量分布表征结果显示，在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期刊文献产出主要源自省内高校及独立科研机构且期刊载文量与机构文献分布之间呈现出高、中、低三级阶梯状分布特征。其中，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文献数占总量的64%，属于机构文献高密分布区;兰州商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政法学院等6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文献数占总量的25%，属于机构文献中密分布区;兰州交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天水师范学院等6所高校的文献数占总量的9%，属于机构文献低密分布区 。(一)文献高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5000至40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9067篇。其中，兰州大学4803篇，年均369篇;西北师范大学4264篇，年均328篇，占发文总量比率依次为33．89%和30．39%。在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因其学科结构完善，学术积累雄厚，科研实力突出而占据明显优势，呈现出传统学科厚积薄发，新兴学科开拓创新的发展现状。 (二)文献中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900至3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3475篇。包括3所高校及3所科研机构，依次为:兰州商学院830篇，西北民族大学691篇，甘肃政法学院648篇，敦煌研究院524篇，甘肃省社科院482篇，甘肃省委党校300篇。位居该区块的几所省内高校和科研机构，既有其各具特色的传统学科优势，也有学术文献资源积累丰富，机构岗位编制空间较大，学术环境良好等特点。随着这些机构近年来一系列人文社会学科的创建和与之配套的学术平台的构建及相应学科人才的引进培养，必将在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拓展出更大的学术发展空间。 (三)文献低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300至1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1332篇。其中，兰州交通大学279篇，兰州理工大学275篇，天水师范学院260篇，河西学院228篇，兰州城市学院186篇，陇东学院104篇。在这6所高校中，兰州交通大学和兰州理工大学素以理工类学科为主体，近年来，在文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学科建设中坚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积极引进众多省内外高学历人才，文献产出上升势头强劲。在我省“专升本”的6所高校中，天水师范学院位居前列，该校借鉴和吸收省内外高校的成功经验，制定和完善科研绩效考核办法和学术成果奖励措施⑧，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三、机构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分析 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的年度分布态势，通过(表1)所列8年来各机构CSSCI期刊载文年度分布表可知:机构文献年度总量变化呈现出逐年同比增长的发展态势。2005—2006年，年均发文1080篇;2007—2012年，年均发文1272篇。2005—2012年，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总量9793篇，年均同比增长率为5．45%。值得关注的是，随着2006年年底省内各高校及科研机构制定和实施岗位绩效考核制度和科研成果超额奖励办法以及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资金投入的逐步增长，高校自筹配套支持经费等措施的落实，充分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学术论文产出总量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有力地促进了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 四、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一)一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280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3．23篇。其中，兰州大学1601人，西北师范大学1205人，文献篇数分别为4803和4264，分别占作者总数的33%和25%，分别占文献总量的34%和30%。一线机构中，仅有教育部属兰州大学和省属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作者密集度高，文献产出量占全省总量的64%，呈现出学科结构完善，学术平台较多，学者容量较大等特点，从而形成学术影响力广泛，传统学科竞争优势明显等特点。但是，随着作者密度增高，机构岗位编制满额，致使人才储备和吸纳空间缩小。加之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高水平人才不断外流，势必影响到相应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省高校和科研机构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二)二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1707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2．6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商学院331人，西北民族大学327人，甘肃政法学院204人，敦煌研究院133人，天水师范学院128人，兰州交通大学123人，甘肃省委党校123人，甘肃省社科院119人，兰州理工大学118人，河西学院101人。该层级中包括7所高校和3所科研机构。虽然在作者规模和发文总量上与属于一线机构的两所高校存在较大差距，但是，随着这些高校近年来创办的人文、经济、管理、传媒等新兴学科的不断发展，教学科研平台更加完备，具有较大的人才吸纳空间。同时，随着省属科研机构学术功能不断强化，科研团队结构稳定等优势潜力的不断发掘，将为专业科研机构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拓出全新局面。 (三)三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33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1．7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城市学院96人，甘肃农业大学76人，陇东学院53人，甘肃省图书馆39人，甘肃民族师院34人，甘肃中医学院21人，兰州工业学院17人。属于三线机构的7所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包括近年才完成从专科升格为本科的4所高校，“专升本”为这些高校的学科建设和科研人才引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只要抓住机遇，在建立行之有效的学科发展规划体系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和学术成果激励政策，充分调动现有人才队伍的学术积极性;积极营造良好的人文社科学术环境，积极构建和拓展学科平台，吸纳和引进高水平人才，坚持多学科优势互补综合发展的办学原则，必将较快提升其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整体竞争实力。 五、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2000—2012年间，甘肃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在CSSCI期刊以第一作者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的高频作者共计发文698篇，分别占作者总数和发文总量的0．62%和4．9%。高频发文作者所属机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两所高校中，其中，西北师范大学18人，兰州大学12人，这些作者大多是我省高校及科研机构中的学科带头人，他们不仅是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而且是我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想的开拓者和学术精神的引领者。其中，高新才、包国宪、王鉴、赵逵夫、王沛、郑炳林、杨恕、王嘉毅、田澍、万明钢、田中禾、李国璋、聂华林等著名学者分别在经济理论与区域经济、公共政策与战略管理、先秦文学与古典文献学、敦煌学、教育理论、课程与教学论、公共危机与信息管理、明清历史、区域经济、中国古代史、文化人类学、民族教育等人文社科领域，以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奠定了他们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在促进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繁荣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学科带头作用。 六、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期刊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对2000—2012年间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第一作者的CSSCI期刊的计量统计，总计发表14172篇学术论文，分布在467种CSSCI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上。载文频次最高的11种期刊均属甘肃本地版期刊，发文总量6902篇，占49%。其中，《甘肃社会科学》1309篇，占15．7%⑨;《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176篇，占14．1%;《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946篇，占11．3%;《开发研究》744篇，占8．9%;《敦煌研究》688篇，占8．2%;《科学经济社会》428篇，占5．1%;《敦煌学辑刊》416篇，占5．0%;《电化教育研究》403篇，占4．8%;《甘肃政法学院学报》394篇，占4．7%;《图书与情报》200篇，占2．4%;《西北民族研究》198篇，占2．4%。高频载文期刊特征表明，甘肃本地版学术期刊不仅是我省人文社科界专家学者发表学术论文的主要平面媒体，更是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原创性学术成果和前沿性学术思想的重要传播平台。 七、基金论文分布特征分析 基金论文是获得各类科研项目经费资助而产出的学术研究成果，基金论文产出总量直接反映着一个机构科研综合竞争整体水平。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获取各类基金资助是推动学科建设和支撑学术研究事业持续发展的主要经费来源。通过对CSSCI期刊发表的基金论文的计量分析，可以追溯推算出2000—2012年间，甘肃省高校及科研机构获取社科研究经68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费的主要来源包括国家基金、部委项目、省市项目和国外基金。通过对各类基金论文分布情况进行统计，2000—2012年间，甘肃省上述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发表各类基金论文2727篇，占机构发文总量14172篇的19．24%。主要基金来源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50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57篇，国家教育规划项目191篇，位居各类基金论文前3位。从基金论文的机构分布来看，兰州大学984篇，西北师范大学962篇，名列前茅，与上述各项计量指标相一致，依旧保持着明显优势。 八、结语 机构文献和作者分布计量分析结果说明，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主流作者群分布严重失衡，主要作者集中分布在省内的两所高校中，由于人才密集度过高和岗位编制有限，必然导致内部竞争十分激烈。但是，在位居二线、三线机构的十多所省属高校中，人文社科类人才缺口较大，文献产出量较低，学科竞争力不强。因此，人才分布失衡的现状也是造成省内高水平社科人才不断外流的主要因素之一，其结果必然会削弱相关学科的竞争优势。从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同样可以看出，近5年的文献产出总量虽然处于高位，但一直徘徊在1300篇以下，年均增长率趋缓甚至降低。从我省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角度考量，完善省内社科人才调配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省内人才资源共享流动体制，真正留住和用好人才，不仅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必须直面的难题，也是值得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作者：张伯阳张科王钢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省社科联学会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探析 一、研究自身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 研究者研究自身文化时，同样受到研究者长期习惯的价值和文化的影响。但不同于研究异文化，研究自身文化时不存在沟通和理解上的障碍。其实，自身文化的理解和诠释就是自身文化的直接表达。自身文化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诠释，此时不存在“为什么”的问题，因为这里表述本身就是终极答案。但其仍然受到自身价值的影响并且难以避免，对此我们只能以无限接近“零价值取向”的态度，做到“相对价值中立”，进而用“假想”的办法来加以把握和操作。关于自我的理解在著名社会学家库利的“镜中我”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在库利的自我意识形成的三阶段里，“将设想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设想和理解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以及根据自己对他人的评价的想象来评价自己的行为，并据此做出下一步反应。”研究自身文化时为自身价值所受影响降到最低，做到相对价值中立，可以把研究者自己“假想”成异文化的人，用外面的眼光和视角，进行比较、观察和分析自身文化。这样，既能够摆脱自身文化的影响圈套而扩大研究者视野，又能够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分析，有助于研究的全面和客观。 二、讨论与结语 第一，在研究中为什么同一现象不同学者得到不同的结论，这是否归因于社科研究中研究者能否做到价值中立的问题；社科研究中价值取向的影响难以避免，但影响过多是不可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能否价值中立的问题上，众多的自然科学及社会实证主义者、诠释主义者都主张价值中立。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可以完全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同属科学不应由研究者主观判断和价值倾向左右。甚至诠释主义者虽然承认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同自然科学研究有差别，但价值取向上仍主张中立。对此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结论是很好的实例。用弗里曼的话来说，“由于其带着很深的文化决定论的信念和个人的价值取向去研究，因而其得到的结论也是不可信的”。 另外，批判主义者则认为在研究中不主张价值中立。最近国内不少学者不主张社会科学的研究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如社会学家郭星华在《也谈价值中立》中说：“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虽然在自然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也不是截然分离的，但在社会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在考察社会发展、变化规律时,在观察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众多的社会科学家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他们的思想和所建构的理论无一不打上历史时代和价值观念的烙印，要想排斥价值做到‘价值中立’无异于天方夜谭。” 总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者价值取向对研究的影响是之所以同一现象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 第二，在研究异文化时对研究者价值的影响应如何把握和操控。由于社科研究难免受研究者价值影响，当研究异文化时，只能以追求相对价值中立为目标，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予以解读、分析异文化。 第三，在研究自身文化时研究者价值的影响持何态度，理解和诠释如何加以运用。与研究异文化不同，研究自身文化不需要过多的沟通和语言媒介，其不仅受研究者价值取向的影响，甚至更多。故而，依然以相对价值中立为追求目标，运用照镜子式的理解法，即库利的“镜中我”作为基本方法来研究。 综上所述，首先，在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正因如此，产生了对同一个现象不同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现象。其次，无论异文化的研究还是自身文化的研究，研究者价值影响上，以“相对价值中立”的态度，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因此，基于人类现有条件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一事实，选择尽可能地把研究者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降到最低，进而依靠理解和诠释法，追求相对客观、相对公正的研究结论。 作者：多杰热旦单位：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论探新 一、方法论创新:学科交叉与学科融合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以下几个挑战［3］:(1)研究目标是探索未知领域;(2)研究对象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或者是人类社会，而是由人类、社会与自然构成的复合系统;(3)研究组织越来越复杂，随着大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研究组织已由单一科研机构或科学家组成科学研究群体;(4)研究问题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例如，重大工程管理问题中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常因所研究的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数学模型或无法求解。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问题面前的“窘迫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单纯利用某一门学科知识不能很好地、甚至不能够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 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两个有紧密关联而侧重点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交叉，主要指汇集，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集成”思想;融合，更强调相互渗透、合为一体，更多的是在化学层次、生命层次、质变层次上的结合，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综合”思想。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背后隐藏的是普遍性的哲学规律，即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融合与相互作用的。在科学目标、科学价值以及科学组织管理层次高度统一的“大科学”时代，学科交叉与融合实现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层次以及基础和应用层次的相互融合，打破了传统学科的划分，使社会科学研究者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从而在方法论上实现创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既包括宏观问题，也包括微观问题;既包含结构性问题，也包含非结构性问题;既包含可定量的问题，也包含难以定量的定性问题;即使一个领域的同一类问题，也有研究目的不同、研究视角不同、研究者学术偏好不同的差异性，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只依一个理念、从一种角度、用一种方法、使一种工具就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面对的社会现象与问题较为复杂，这就更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科学理论与实际经验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人与计算机相结合，并使这些结合相互渗透、合为一体，即形成“融合”，融合不仅能涌现出新的前所未有的研究能力，还能涌现出前所未有新的学科分支与学科领域。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复杂性、跨领域性和综合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进行前瞻性探索时往往需要借鉴于其他相关科学领域。这种借鉴，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领域内，通常还会涉及自然科学、科学技术，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典型特征。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大力推动学科融合与交叉，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单纯的研究技巧，而是因为只有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才能产生新的认识与分析复杂社会现象的能力，增强对社会问题研究的精细化与准确度，进而提高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预见性和驾驭力，因此，学科交叉与融合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的一条重要途径，许多成功案例表明“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边缘发现科学问题，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过程中解决科学问题”已成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研究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充分体现了系统科学思想中集成与综合，在集成之上综合，在综合之上集成，即运用综合集成思想。系统科学中的综合集成思想是我国以钱学森为首的系统科学家历经几十年探索提出的认识、研究和处理复杂系统问题、体现东方哲学智慧与文化特征的方法论。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开展学科交叉与融合需要充分运用综合集成思想，以“定性定量、科学实验、虚实结合、综合集成”为指导原则。当前，实现交叉与学科融合主要有两种途径:(1)以解决某一特定问题为契机而将多种学科聚集在一起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模式;(2)通过开设多课程知识点的综合课程来实现学科交叉与融合的高校交叉学科教育模式。 二、实践体会: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原则 自上世纪末，学者们在研究工作中就不断发现和体会到所研究的社会科学问题日趋复杂，如大范围环境治理问题、重大工程管理问题等都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常因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问题的数学模型，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社会问题研究面前的“窘迫性”。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以复杂系统为基本理论，综合博弈论、运筹学和统计分析等数学方法、人工社会、元胞自动机、多主体系统、心理学、行为科学、文化基因等多学科交叉的计算实验方法开展对复杂社会系统多要素行为、宏微观层次之间相互影响以及系统整体状态演化规律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系统演化、公共管理、环境综合治理、重大工程管理等，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总结多年来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探索，本文形成了以下几点建议。 (1)从现代“大科学”时代的高度来认识基于学科融合与交叉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性，要认识到学科交叉与融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总体上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学科领域看，它既涉及对社会系统与社会科学问题的科学认识，又关系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当代大科学时代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动力学机制，还关系到现代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模式及知识结构设计等;从政策角度看，它涉及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又关系到相应的政策设计与落实，还关系到能充分体现这些战略与政策的具体规划与执行，更要创造有利于学科交叉与融合和有利于多学科人才协同工作的文化氛围。 (2)要深刻认识到，在综合集成思想指导下，大力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并形成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新的方法论体系，它不仅包含着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还要求研究人员在方法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技术、工具的“落地”，实现方法论到方法的转换，以及新的方法在解释现象、揭示规律和指导实践等社会科学研究实际应用中的成功应用，很难讲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是成功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其实质是关于科学哲学的多层次、整体性的反思和变革，而不能仅仅认为是一些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新技巧的采用。 (3)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当代社会科学问题的系统复杂性。正是这种系统复杂性，使得社会科学问题既有结构性又有半结构或无结构性、既有同构又有异构、既有同步又有异步、既有静态又有动态、既有稳势又有演化、既有物理又有事理还有人理，因此，必须要区分不同场合、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更准确、更透彻、更精细地揭示社会科学问题的本质、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 (4)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不是个别问题的研究“技巧”，而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趋势，因此，需要有宏观上推动这一大趋势的战略思考与战略安排，以逐步形成促进、鼓励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大气候、大环境、大制度和大文化。 (5)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关键是人才。这样的人才除了要有“大科学”理念外，还要有较广阔的知识面并掌握跨学科研究问题的技术与方法，如果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整个受教育阶段仅仅接受传统的“文科”知识教育与训练，对文科之外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特别是对现代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基本不知或知之甚少，那他必然很难在一个复杂社会科学问题面前能够产生跨学科研究的联想，更无力运用多学科手段来分析、解决问题。应该说，目前现状不容乐观，现在大学的社科人才培养还较严重地表现出学科割裂现象，相比而言，现在的理工科专业倒比较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相反，人文社科专业很少开设理工知识课程，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加改变，大量年青的人文社科新生力量在学科交叉与融合问题上必然“先天不足”，一谈学科交叉与融合就容易“心虚”与“乏力”，这一状况应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6)应当建立若干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并不意味着任何单位、任何团队、任何个人在研究工作中都必须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这要看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需要，但从整体上讲，在我国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选择若干有基础、有能力、有经验的单位和部门，建立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主要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让他们专注地、持续地开展相关研究是必要的，这些基地既能够成为我国跨学科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基地，又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广和示范作用。 (7)大力营造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文化氛围。跨学科研究是一件创新性极强的工作，首先，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本身就具有研究的难度。另外，跨学科又涉及多方面的系统整合，又有一系列新的复杂问题要解决。因此，从事跨学科研究必然有较大的风险，取得创新性成果的时间一般也较长，因此，如果研究价值观不科学、不辩证，在衡量科学成果的指标时唯论文数量、或过于短视或急功近利，都容易使人浮躁、逼人追求“捷径”，而使人不愿意作艰苦的跨学科的创新性研究，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出现，需要我们对研究人员的业绩考核、对研究成果的认定以及对研究中出现的失败都要有更科学、辩证、宽容的态度，真正让跨学科创新文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以体现并蔚然成风。 三、结语 当前，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同时还要看到，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包括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手段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在以多学科为基础构建当今大科学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方面，在相应的人才数量和能力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应该在中央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指引下，“下定决心，急起直追”，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开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丁翔盛昭瀚单位：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计算实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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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论文 一、什么是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为什么)--------重点 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②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③才能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④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 三、党和政府应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点 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②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③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④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⑤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⑥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总之、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应不断坚持和完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搞好党的建设。政府应正确履行国家职能，坚持依法治国原则和对人民负责原则，严格依法行政。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 四、和谐社会与三个文明的关系 （一）和谐社会与三个文明是一个统一整体。 四中全会《决定》据此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新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样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体现了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归根到底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的要求。《决定》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创新。 （二）如何处理三个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五、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前提与保证的关系，也是途径与目标的关系。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只有不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和目标的真正实现。所以二者是统一的。它们都统一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中，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要用和谐促发展，用发展促和谐。 六、构建和谐社会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关系，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 (二)是正确处理激发社会活力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是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妥善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 (四)是正确处理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的关系，打造社会管理新格局。 (五)是正确处理发挥传统政治优势与创新群众工作机制的关系，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七、结合我国发展现状，构建和谐社会主要体现在： (一)、经济发展的和谐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3．绿色GDP和循环经济 (二)、经济利益的和谐 1．努力缩小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 2．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三)、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 1．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2．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 3．以人为本，实践党的宗旨 4．走群众路线，依法行政 5．完善监督机制，建立源头反腐制度 (四)、加强诚信建设，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经济常识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主要涉及社会主义本质、根本目标。怎样构建礼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见习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哪些经济意义？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应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伟大进程中，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发挥自身优势，以平等的身份、同样的机会和相同的起点参与竞争，将更加充分地调动和发挥好各自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从而使得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当时的实际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是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的成功实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味着今后在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的同时，将合理兼顾效率与公平，努力抑制地区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当前我国正处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这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突显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富有效率，同时科学地实施宏观调控，使经济有序发展，从而使宏观经济运行走上持续快速健康的轨道，摆脱大起大落的怪圈。 4、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积极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5、社会主义本质。6、财政的作用，税收的作用。 7、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增加农民收入）。8、新型工业化道路（资源、就业、经济效益）。 [哲学常识分析] 1、物质决定意识原理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达到主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提出来的，体现了上述道理。 2、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与方法论。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重要保障，而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内容。优秀是和谐，本质也在和谐。“和谐社会”就是说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思考问题的观点，要求我们在把工作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3、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办事情。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这一特征充分体现了上述道理。 4、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协调，和谐社会要求自然界内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诸多要素实现均衡、稳定、有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这是矛盾的统一性第一种情形的体现；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处于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另一种进入“矛盾凸显时期”，即各种矛盾激化，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为了避免第二种情况，就必须建设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体现了促进矛盾双方向有利的方面转化，这是矛盾统一性第二种情形的体现。 5、认识应该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扩展、向前推移。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表明了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认识上的质的飞跃，是一种理论创新。 6、人生价值包括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在贡献中实现人生价值。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人民各尽其能”体现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各得其所”体现了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 7、实践与认识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唯一来源，认识应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扩展向前推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具体建设实践的基础上的深化，发展，是在实践基础上得出的正确认识。 8、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政治常识分析] 1、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民内部各种矛盾日益显现出来，而且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错综复杂，有的甚至表现得比较尖锐。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势必严重影响社会主义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影响社会稳定大局，影响经济发展。面对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政府要切实履行政治职能，积极疏导，有效防范，从完善机制上解决矛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2、要重视正确履行国家职能。政府要切实履行政治职能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3、坚持对人民负责原则。“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优秀，各级国家机关应以人民利益为本，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4、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5、维护我国的公民与国家和谐统一的关系。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表现为：国家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同时，公民应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 6、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谐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只有运用法律手段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妥善矛盾和其它社会矛盾，才能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7、坚持党的领导、性质和宗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赋予党的性质新的内容，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优秀，是执政党，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作为我们的工作重点，通过坚持不懈的工作，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8、坚持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的民族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处理民族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必须遵循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 9、坚持党的宗教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的宗教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广大教徒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能够做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0、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要求，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不断深化，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正是在这种从不间断的反思和革新中走向辉煌。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日趋尖锐，由此引发的苏东巨变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人类历史更深入而全面地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轨道，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作一些反思。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优秀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给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启示 摘要：科学社会主义一直是在曲折中前行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涌现，尤其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对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以其成功的实践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发展前途，也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深刻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民本思想；制度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执政能力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虽遭过“左”错误路线的影响（如“”和“”），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发展经验。中国的成功，展示了很强的定力。这种定力背后主要是我们把中华文明、中共的红色传统与西方优秀文明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我们找到了“超越发展”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发展思路和成功经验。 一、 始终坚持民本思想 “民为本，君为轻”，“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中国古代许多执政者所秉持的执政理念。民生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兴衰和国家命运。民本主义思想揭示了一条深刻的执政规律，即不论实行什么政治制度，最终必须解决好民生问题。中国共产党把党定性为“代表中国最先进生产力，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优秀，这是我党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生产力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和提高，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日益显现。从国际社会实践看，哪个国家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哪个国家的政治就稳定，社会就太平；反之，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管执政者在政治上多么“作秀”，都无法改变“短命政治”的结果。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这些国家的民生问题没有得到改善，从而使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失去民心，动摇了执政基础。民本思想不仅符合中国政治传统，也代表了世界未来政治发展的潮流，它是中国成功超越西方政治模式的一个主要思想和经验。 二、坚持制度创新的 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所以得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们过去30多年的最大成功几乎都是综合创新的结果。在学习吸收世界文明的同时不失自我，这是中国一条重要的“赶超”经验。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政治等方面，我们在创新发展方面做得比较成功。在经济方面，我们不排斥市场经济，而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把国家的“有形手”与市场的“无形手”结合起来，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结合起来，把国家经营与个体经营、私人经营、外资经营结合起来，探索和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租赁制、承包制等多种经营形式，激发了社会活力，实现了经济繁荣，创造了世界奇迹，最终形成了在当今世界具有影响力的“中国模式”。在选举制度方面，我们把“选拔”和某种形式上的“选举”结合起来，既吸收了中国历史传统、继承了解中共的红色基因，也吸纳了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这种做法明显好于西方仅依赖“选举”的制度。在社会领域，我们推进社会综合治理，推动社会协商对话，建立社会与国家高度良性互动的制度，所以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比较稳定，更富有凝聚力。在理论领域，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 三、坚持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苏联、东欧国家的一个沉痛教训就是它们的改革选择了错误的方向。它们的改革不是为了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取消、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它们的改革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而是放弃了社会主义，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改革要把握正确的方向，就是要在理论上坚持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首要的关键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清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进而按照这个特殊的规律来制定适合自己国情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创造的奇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在思想上能不断地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理论上不断地坚持理论创新，方向上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四、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与苏联模式的民主建设的沦陷有密切的联系。苏联模式在政治上过度集中，缺少民主与法治。如斯大林带头实行个人集权制（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根本背离了民主共和国的权力制约制、权力任期制和权力选举制。同时斯大林还实行消灭异己制、监控干群制、官僚特权制，并加深了列宁遗留下来的制、以党代政制、控制选举制、干部任命制。这十种政治体制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使党内民主、苏维埃民主和社会生活民主大为缺失。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 ，领导集团或最高领导人就容易判断失误，独断专行，滥用权力，破法法制。我们的政治体制在历史上也曾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民主与法制建设受到破坏，但我们党能在挫折中迅速而又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克服苏联模式影响，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之路。无论是在党内民主，还是在社会民主，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础民主制度，既有形式上的创新，也有内容上的完善。民主选择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以美国首的西方国家，常用以“人权”为借口肆意攻击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推行政治霸权，我国民主制度的发展正是对这种霸权的有力回击。民主建设由于受到经济的、文化的和历史传统的等因素影响，我们的民主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民主建设永远在路上。 五、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这严峻国际形势面前，能否解决好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对于我们党科学制定国家政策，妥善应对各种风险，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成果，并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随着新科技革命的纵深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在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的期望，也是历史赋予的责任。党的建设要全方位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四者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没有良好的思想建设、组强建和作风建设便没有良好的执政能力建设，反之，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集中体现。前苏联和东欧执政的共产党丧权亡党的根本原因主要就是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出了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急于求成、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搞“左”的政策。二是民主集中制实际变成极端集中制，使得执政主体活力和战斗力丧失。同时缺乏对执政党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政治建设不是朝着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进行，从而形成了一个从生活到价值观都同人民大众格格不入的官僚特权阶层，使执政党一步步离开了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人民群众。三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形式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完全然丧失。我们也应从改革和完善党的制度建设的角度，详细研究处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性质的各类政党改进领导体制、工作机制、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处理党政关系、调整和扩大社会基础与阶级基础等各方面的重要经验。多年来，特别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来，面对国际风云变幻，我党及时总结经验，吸取国际社会主义动实践中的教训，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继续推进，思想理论建设成效明显，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重要成果，党的建设改革创新迈出重要步伐。党内民主进一步扩大。干部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人才工作开创新局面。创先争优活动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深入进行，基层党组织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这也是我党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立于不败之地，永葆青春活力，成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法宝。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几十年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成果，它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它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党的18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结合当前形势任务，要求我们始终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聚集点、着力点、落脚点，只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切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自觉，才能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途中谱写新的篇章。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队科学社会主义重要表现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就在于它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上世纪初，列宁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在总结这一奋斗历程时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以毛东同志为优秀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优秀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同志为优秀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之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它的“中国特色”。邓小平同志曾经讲道：“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正是这种中国特色，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一条道路正不正确，有没有巨大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实践最有说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南、立足中国国情进行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根本总结，凝结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最根本的梦想，也体现着近代以来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探索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事实雄辩证明，我们一定要坚持走这条正确道路，因为它是一条强国之路、富民之路，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三、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征途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清泉，绝不是一潭静止的死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30多年来的发展实践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继续坚持和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在深化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征途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十八大对全党提出的根本政治要求。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决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我们过去取得的实践和理论成果，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和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但不能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包袱，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途中谱写出新的篇章。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 摘 要：我国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极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马克思和恩格斯断言，私有制是一定要灭亡的。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资本主义；私有制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三大改造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转变成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优秀和基础，决定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是以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是以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条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理论，秉承并坚持了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秉承这一基本原理，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提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大力弘扬雷锋的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的精神。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高铁、核电等项目成为我国“一带一路”走向世界的名片，这些经济建设成就的取得，应归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归功于改革开放，而不是什么“所有制的改变”，我们国家的所有制没有变，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党的十八大明确规定的。2016年3月4日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委员们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的讲话非常明确，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这本身就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的本质的要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毕生信仰《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必然”，即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不讲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也有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倘如口头上高唱社会主义赞歌，背地里却贩卖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黑货，那是假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清楚，私有制也有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面，如果没有这一面，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早就灭亡了。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少年时，他立志救国远赴重洋；中年时，他指点江山征战南北；壮年时，他建设祖国鞠躬尽瘁；晚年时，他托起改革改天换地。指出：“邓小平同志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邓小平同志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上，必将永载邓小平的名字。 二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从私有制和国家产生的历史开始，通过对私有制和国家演进历程和发展轨迹的深层面认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论证了私有制和国家的历史性和过程性，从根本上否定了私有制、国家的永恒性与合理性，使《起源》成为鼓舞革命斗志，驳斥传统私有制、国家观点的理论武器。”因为，私有制是阶级社会的根基，而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则是私有制的保护神，历代剥削阶级为了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利益和阶级地位，制造了许多有关私有制和国家“合理”“永恒”的理论，为私有制和维护私有制的国家寻找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他们利用掌握的国家机器，通过合法手段，限制甚至镇压被剥削、被压迫、被统治者对私有制的任何抗争，用暴力强制手段维护私有制和国家制度，把私有制和国家制度置于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就是私有制。“之所以人们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危机在认识上和讨论上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多和深刻，是因为封建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更‘私’，封建社会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仅生产资料私有，连国家都是私有的，即家天下。”这种私有制的封建国家，到了近代更是沦落到亡国灭种的地步，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西方列强瓜分、灭亡中国的屈辱史；就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抗击西方列强侵略的斗争史。事实胜于雄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那么，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危机呢？学界已有学者做了认真的研究，由红旗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的任铃著《从西方环境运动看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一书指出：“当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面临一场深刻而全面的危机，这场从经济领域衍生的危机，波及到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和生态领域，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危机。”“面对总体危机，单纯的文化批判是远远不够的。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总体危机理论，需要的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国外亦有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危机做过研究，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制度对任何形式的人类利益的总体异化是一个清楚的迹象，表明它必然要灭亡，从而给更高级的社会秩序让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人类社会将逐步地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这就是马史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之一。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的重要讲话，深刻领会其讲话的精神实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贡献一份力量。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以中国为个案浅谈科学社会主义何以可能 【摘要】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真理性的政治概念也是一门极具实践性的科学。历史发展至今，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已是必然，但这并不是一个机械的教条，正确的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并加以实践，使这一灰色的理论变成绿色呢？本文将以中国为个案着重从正确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层面浅谈科学社会主义何以可能。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 一、何谓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亦称科学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创立的。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发展规律的科学，即关于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的科学。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就是要使自己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彻底埋葬雇佣劳动制度；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条件，就是要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必须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差别，消灭产生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一般目的即最终目的，就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这三个内容，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可以简述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 同时，科学社会主义又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论证了无产阶级埋葬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同时，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这一必然性需要用实践来实现它，它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扩展、不断深化、不断丰富、不断完善。 二、如何对待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的灭亡标志自己的诞生，它建立的是社会公有制，剩余价值被挖除，危机也将随之消失。历史形态几经更迭，世界格局历经反复调整变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高潮发展和低潮涌动中轮回运动，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然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历史和实践证明，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时势如何转换，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人类解放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在经历洗礼后，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坚持与时俱进，汲取时代精华，不断为自身输送新鲜血液和时代养分，逐步丰富精神内涵和完善理论体系，是时代演进的弄潮儿；科学社会主义始终规定着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使社会主义对加快自身发展，赶超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充满信心，是社会转换的掌舵者。 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未来世界必然是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根本上规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终将胜利的美好蓝图。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有几百多年的历史，在与社会主义的合作、竞争和斗争中，保持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虽然也经历了诸如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当今美国次贷危机等发展间歇，但这只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短暂停滞，按照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理论，危机过后必将是资本主义新一轮的发展高潮。在当今世界，被科学社会主义认定为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不但“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而且还能带头掀起以信息化为先导的全方位、加速大发展的第五次科技革命，从而使资本主义更加发达。 三、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实践道路 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里要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实践证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有无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是能否保持其自身先进性的决定因素。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理论创新所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可贵的理论品质。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根源于它的两个特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映客观实际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应该从变化了的情况、发展着的实际中发现和汲取新经验、新知识、新思想、新原理，不断修正、丰富和完善自己。 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实践过程。首先是理论问题，其次是实践问题，最后是理论和实践结合问题。对社会主义的实践，目前我个人认为有三次重要的。第一次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的实践，我认为以十八世纪欧文的空想和谐新村建设为代表，但是最终实践结果却是失败了。这次实践为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经验。第二次以苏联革命胜利及国家建设的实践。苏联革命胜利和建设的重要意义我就不说了，这次革命和国家建设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完善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经验。第三次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为目的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这个目前争议比较大，我个人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建设是成功的，但是思想建设却存在问题。比如：目前中国贪污腐败问题、制度建设问题、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等。目前世界上还有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朝鲜，有半改革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古巴等，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等。谁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走了正确的路线，现在谁也不知道，等待实践的检验吧！ 第一个过程是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认识，传播，发展。这是对理论的认识，并为后面的实践积蓄力量，属于量变过程。第二个过程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力量蓬勃发展，并推翻就有的制度，建立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质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为完善，实践，丰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提供经验和素材。第三个过程是对已经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的发展。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处于这个阶段，发展方向存在争议。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论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发展 摘要：科学社会主义已经诞生168年，人们在实践的过程中对科学社会主义出现了诸多误读。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它是中国正在不断探索的社会理论。正确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的未来走向乃至世界的和谐共存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上解读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与时俱进的科学品质、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是理解与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精髓的关键。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中国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信念，在过去近170年的历史中，历经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性定义，巴黎公社、苏联与东欧、中国等实践性解读，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十月革命之后，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拯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真理，指引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发展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其理论的正确性，只有真正做到坚持从整体上解读科学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坚持与时俱进以及注重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才能正确理解科学社会主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是解读科学社会主义的钥匙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列宁1913年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大部分。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将马克思主义总结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我国高校教科书也是基于三部分编写教材的。这些便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理解和整体掌握，令科学社会主义重要性更为突出。然而，科学社会主义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讲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从广义上讲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因此，绝对不能在没有明确范围的前提下就下结论将二者混淆。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化的结果，是关于人类的解放学说，涵盖了十多门科学。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决不能简单的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狭义与广义混为一谈。 曾经由于片面孤立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甚至将科学社会主义完全等同于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伤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复出现的“左”倾错误，片面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性、斗争性，实质上是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缺少对客观国情的分析。片面地唯书唯尚，革命事业以社会进步为愿景，却不自觉地违背了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在克服错误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它正确地认识和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由于对社会矛盾认识不清，又导致长时间地陷入了阶级斗争的魔咒。归根结底还是片面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各领域相互影响的事实，孤立地看待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适时总结经验教训，避免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重蹈覆辙。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体的归宿和落脚点，其实现需要哲学的方法论，需要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社会的剖析，更需要将三者有机地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正如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统一”。因此，任何脱离本国国情，盲目照抄照搬他国经验，脱离实际，不从历史本真和现实国情出发去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做法，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科学社会主义传播及实践的优秀力量 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科学社会的传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力量，科学社会主义是其一直不断追求和奋斗的目标。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曾经因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曾因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变质导致了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杰出代表，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肩负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深刻领悟与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艰巨使命，并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发展和丰富着科学社会主义。 是在中国最早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科学社会主义优秀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担负起了解读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神圣使命，发挥了巨匠作用”；陈独秀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对“资本主义和伪社会主义进行了尖锐批判”，并明确提出了一项原则“未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绝不再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具有“筚路褴褛”的开创之功；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带领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并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实践结合，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邓小平带领全党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问题，并给予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具体解读，使得“科学社会主义终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态和风采引领当代社会主义各国阔步前行”；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逐渐将我们一直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定义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新世纪，以同志为优秀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基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提出了“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践行科学发展观等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做出了“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重大判断。十八大以来，强调要从世界共运史中揭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正确性。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表明，先进的思想理论是指导我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基础，是引领我党不断创造辉煌、为民造福的理论保障。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出集体领导，党内民主集中制，破除领导人终身制等建设原则以及从严治党，科学治党，严于律己，勇于纠错的治党方略。只有搞好党的建设，坚定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与信念，明确光明前途和远大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构想才有望成为现实。 三、与时俱进是科学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源泉 与时俱进是科学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源头之水，恰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来都不是一个僵化的体系，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也从来都不是一种固化的模式，恩格斯也只是对这一理论做出了一定的科学预设。时代要求我们在解读和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要进行与时代具有强烈共鸣的理论创新。 时代是变化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之初的时代背景与今天的现实有着巨大的差异。然而，我们不能固守僵化地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封不动地运用于中国当代的发展之中，而是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优秀理论进行与时俱进地发展与创新，在内容与形式中注入时代强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我国现有国情有机结合而与时俱进的成功典范，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突飞猛进，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政治民主化水平更上一个台阶，经济发展中注重质量、速度与生态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等，这些都是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丰富与发展的成果。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质疑与否定之声从未中断过，特别是资本主义对外意识形态的输出，将学理化逐步政治化，宣扬社会主义国家是“集权专制国家”等等。民主社会主义的余存，的泛滥，普世价值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历史终结论”等新自由主义思潮等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起到过阻碍的作用。面对如此之多的质疑声，给出了回应，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要发展首先就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科学社会理论的正确方向，坚守是前提，创新是保障，与非科学的理论作斗争的过程就是坚守和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 四、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立足的根本 科学社会主义既要有具体的制度和形式，更要有明确的价值和功能。从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促成人的全面自由自主、自知自觉的发展，做到人尽其能，各得其所，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特点和归宿，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而又恒定的目标和价值，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而在当代的中国，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包括改善民生、提高政治民主水平等就是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之所在。 中国历来都注重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以改善民生为追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目标；改革开放后，我们把共同富裕作为基本追求，由个体获利而上升为群体获益，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每一阶段都是以人民获益为标准，正如邓小平说，“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们不相信，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是否增收”。社会主义曾在全世界十几个国家建立了政权，人民也因此得到了实惠。今天社会主义的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究其原因还是大大改善了人民生活。当今世界，各国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同呼吸、共命运。在这个合作与冲突交织，富裕与贫困共存的时代，如何实现和谐共处，做到共存共生，共同繁荣，共建共享，永续发展，是考验全人类共同的时代课题。今天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引下更加注重开放和共享，努力为人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献力进策。 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规律就是方向，具有不可逆性。但是，遵循规律不是坚持本本主义，需要在实践过程中在遵循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与时俱进地改革和创新。在前进的路途中固然有曲折，但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导航下，我们有坚定的目标，明确的方向，能在历史的重大关头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科学社会主义将愈发放射光芒！ 一种科学的理论、一个为民的政党、一条鲜明的道路，使我们能正确对待过往，努力把握当下，奋勇追求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何而来已为历史所佐证，未来向何处去还需不断探索。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建过程研究 【摘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许多的哲学家或学者对社会主义都有过想象，但由于所受条件的限制与约束，这一想象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知道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的产生，才使得社会主义有了从理想到现实的实现路径，这一路径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科学预测，也就是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主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 这一理论主要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新总结。19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实践包括： （一）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 欧洲1848年革命发生于欧洲，是平民与贵族间的抗争，主要是欧洲平民与自由主义学者对抗君权独裁的武装革命。波及的国家几乎涵盖全欧洲，仅俄国、西班牙及北欧少数国家未受影响。一般说来，此次革命虽造成各国君主与贵族体制动荡，但是所有革命行动均以失败收场。这次革命是19世纪上半叶欧洲经济、政治和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其任务是推翻封建制度，消除异族压迫，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 （二）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 1871年爆发的巴黎公社运动，是一场旨在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运动。巴黎公社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学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写下了光辉、伟大而悲壮的一页。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无法进行其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愿望。但是它深刻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当无产阶级的斗争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安全时，资产阶级会毫不犹豫地把无产阶级投入血泊之中。 （三）1864年的第一国际 第一国际是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产生的。1848年革命后，欧洲资本主义飞速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资本主义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质。与此同时，全世界劳动人民遭受的压迫日益加剧，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加强。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实践使各国无产阶级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而以往分散的斗争常常使他们遭到同样的失败，无产阶级必须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去对抗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这种国际主义意识促进了国际工人协会的产生。 （四）1889年的第二国际 第二国际（1889―1916），即“社会主义国际”，是一个工人运动的世界组织。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大会，通过《劳工法案》及《五一节案》，决定以同盟罢工作为工人斗争的武器。组织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解散，其后伯尔尼国际成立并作为实体运作。第二国际所作出影响最大的动作包括宣布每年的五月一日为国际劳动节，宣布每年的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并创始了八小时工作制运动。今日世界最大的政党组织“社会党国际”实际上为其延续，在二战后的1951年成立，成员均为原第二国际成员。 四场运动的产生与爆发，形成一个过程，不断凸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同时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广泛的无产阶级运动也由无秩序无组织向寻求统一组织演变，在此背景下，就要求相应的革命理论指明方向。这也就是马、恩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前提背景。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的主要内容 （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揭露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弊病。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其具体表现是： 1.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这一矛盾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内部的供需不均等，这一“剪刀差”类型的后果，就是生产的相对过剩，这也是爆发经济危机的实质原因，因此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 2.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无政府之间的矛盾。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组织的运行而言，是非常有序的，分工细化，机器化大生产，但相反，由于社会要求的市场自由化，政府无权也无能力去进行全社会性质的协调，政府只充当“守门人”的角色，这种结果使得这一矛盾日益凸显。 3.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与矛盾斗争。在经济关系与经济地位的差距之下，阶级关系的矛盾自然而然上升到主要的矛盾，这使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与斗争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对未来的理想社会的科学预测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科学预测是基于科学理论与实践基础的之上的理论性预测与分析。因此，在这一前提之下，马、恩把社会主义产生的各种请况都尽可能考虑到了，主要分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爆发社会主义和在欠发达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进行社会革命两种可能。 1.关于经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马、恩根据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和对巴黎公社经验等的概括，从当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作出对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社会发展阶段的设想和预测。这一预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其中共产主义又分为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2.关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普遍繁荣，东方革命呈现的日益高涨形势。马克思认识到东方革命不同于西方革命的特点，提出：“不发达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过渡到高级形式的社会”。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和“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经过几十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的难题，尤其是在思想理论领域，对一些重大而基础性的理论问题的认识还需要不断深化。这其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头的理解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的把握认知，还存在不少亟待厘清的地方。 一、要认真辨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上的认识误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应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因为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对此都有清晰的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前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结晶：它在本质层次上，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怎样创造性地付诸实践的层次上，则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有别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不是就本质层次说的，而是就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而言的。形象地说，科学社会主义是“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科学社会主义生出来的“流”。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源”与“流”的关系，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总有人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并列甚至对立起来，把两者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所谓两个不同的流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渊源关系。他们往往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而贬低甚至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有人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要实现中国化，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此，我们需要明确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运用这些原理分析他们面临的形势得出的具体结论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完全正确的，不是有对有错，也不会过时，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管用的;至于运用基本原理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具体结论，那应该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不能简单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这些原理的具体运用分开来看待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不会过时的，但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得出的具体结论，则可能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过时，需要修改。 第二，要把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与怎样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区分开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的共同规律，它是这个历史阶段“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完全能够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联系实际，那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管用了，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应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代它。奇怪的是，有人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却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逻辑是混乱的、说不通的。把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与怎样才能解决中国问题混淆在一起，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只有联系中国实际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当作科学社会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不管用了，这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 不能不看到，确有极少数人是故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刨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那就随便怎么说都可以了。不讲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就什么边界都没有了，变成了一个什么都可以装的“筐子”，连反映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也可以塞进来，那样，就可以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来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了。比如，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基本原则，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进而主张私有化，就是常见的一例。对这种主张必须高度警惕。 二、要从根本上说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 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研讨班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他还回顾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指出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经历了六个时间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段话应该成为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的根本依据。 第一，它说明了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暴露出许多矛盾，有人就设想用一种新的、合理的、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社会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就叫社会主义。然而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不一样，追求的利益不一样，所以设想的新制度也不一样，这就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据说从17世纪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有300多种。谁只要说资本主义有弊病，就可以自称为社会主义。那么，究竟什么叫社会主义？判断社会主义有没有一个标准？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各种“社会主义”的性质，确定了共产党对待它们的态度。《共产党宣言》专门用一章阐述了这个问题。这一章的研究方法即阶级分析方法，虽然它是许多人忌讳、竭力回避的，然而却是最科学的，对我们今天分析各种“社会主义”仍有指导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以往各种“社会主义”的同时，根据工人阶级摆脱压迫和剥削、获得解放的这一根本要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在运用剩余价值学说分析资本主义矛盾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我们再谈论社会主义，就是指科学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不再是可随意粘贴的标签，也就是说，不是自己说是“社会主义”就真的是社会主义，也不是揭露点资本主义的弊病就可以称为“社会主义”了，而是有了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标准按照的概括，就是：是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抛弃、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不能叫作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更不是像某些人议论的那样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或者是“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毫不动摇。尽管在具体运行层次上，在具体的管理方法、经营机制上，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借鉴了一些具体做法，但在社会制度的本质层次上始终贯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根”始终没有变，因而我们搞的始终是社会主义。 第二，它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什么“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尽管历尽艰辛和曲折，但总体上看是从无到有，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几个阶段是一脉相承的，贯穿其中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它们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时间段，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对立起来。应该看到，这几个时间段的基本原则是统一的，它们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同一棵大树上长出的繁枝茂叶。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一个辉煌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承前几个阶段的成功经验、扬弃不恰当的东西，吸取教训，结合当前中国的实际创立起来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否定根本。 三、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是要在方法论上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它的具体实现形式区分开来 1956年12月，我们党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再论》），文章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概括为五条，即：第一，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第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第三，在革命胜利以后，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第四，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第五，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再论》明确指出，这些基本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几条原则总体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共性、一般性。《再论》把这几条原则称之为“十月革命道路”，并称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看作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第487―48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但是，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除了有共同的一面外，还有它特殊性的一面。各国国情不一样，具体道路也应该不一样。在中央政治局酝酿撰写《再论》时说，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在此之前，还提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按照的思想，《再论》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经典性的论断：“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得到成功。”（同上，第498页）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共性;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怎么在本国具体实现，这需要根据本国国情进行探索，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应该是不一样的，照搬别国的模式是不会成功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都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共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在本质层次上，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所以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另一方面，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层次上，又根据本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中国特色”，绝不意味着抛弃、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绝不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流派，而是说在这些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上，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具有中国特色。 这里要着重谈一下“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有人提出，既然社会主义有不同模式，为什么不能承认民主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非要批判它、从根本上否定它呢？这就涉及什么叫社会主义模式。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即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其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实现形式，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因而显示出各自的民族特点。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结合，就呈现出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我们不承认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就是因为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只是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做点改良。民主社会主义不赞成、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连社会主义都不是了，哪儿还能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呢！有的学者承认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却又认为它不失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这就自相矛盾了：既然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那它就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即做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模式，而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硬把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模式，这不成了指鹿为马了吗？民主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充当了资本主义病床前的医生，任务是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则是诱导偏离科学社会主义正确轨道的“迷魂药”。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短短6年时间里就演变成资本主义，最终走上了解体的不归路。这个历史教训很好地揭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 四、下大力气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是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上产生混乱认识的根源，很大程度上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欠缺。毋庸讳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理论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风气淡薄了，有些人借口反教条主义来否定读经典著作，不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而迷信西方资产阶级那套理论，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下降。有人不懂马列，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出现了越不懂马列、越敢批马列的现象。这种风气是当前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大障碍。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还是要老老实实地认真读马列经典著作，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然后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来研究、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为什么要认真读经典著作？正如邓小平同志当年针对有些人把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所批评的那样：光讲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把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思想的作用降低了。同样，如果只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抬高了，实际上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作用降低了。 多次强调学习经典著作、掌握看家本领的重要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还说：“邓小平同志说，读马列要精，这个‘精’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经典著作。”他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摘要】19世纪40年代诞生的科学社会主义是西欧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阶级斗争、思想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领域实行伟大变革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本文通过论述前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情况，讲述了苏联领导人的治国方针，最后围绕中国社会主义，讲述了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治国理念。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形成，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贡献。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明确提出，在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行的单一社会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公有制的建立，必然使商品货币关系失去了基础而归于消灭，由国家调节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将代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由一个社会中心按照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对生产进行统一的协调，通过制定统一的计划来协调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坚持的仍然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观点，他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在列宁看来，只有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础上.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建设，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苏维埃俄国虽然没有完全和最终取消货币，但其作用范围已经相当狭小。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实施新经济政策，随着新的经济政策的实行，列宁对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列宁决定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商品货币流通的渠道，从而形成了商品货币关系的新思想。这一思想具体表现为：强调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商业是全党必须全力抓住的中心环节，如果抓不住这个环节，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尽管列宁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框框的束缚，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要手段的思想，是列宁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突破。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历来把商业、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把商业看成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理论的束缚，而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因为从经济上看，当时在俄国的各种经济成分中，宗法式的小农经济占优势。这种经济条件决定了“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深刻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正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根本问题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开始反思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问题。 然而，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城乡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起来，使邓小平更加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什么一谈到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4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更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列宁、斯大林和等对曾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商品经济作过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是始终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和市场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的束缚，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和市场作为姓“社”姓“资”标志的传统观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实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化。其一，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其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利用。目前，我国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主要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社会基金所有制、社区集体所有制、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等等。其三，突破了单纯强调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的量的优势，而主要强调其质的优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意味着公有制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主体，所谓主体，并不是公有制的比重越大越好，更不是要在国民经济中实行全面垄断。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不能简单地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公私合营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等，简单地划为非公有制经济。各种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公有制成分的资本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也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论述 摘 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也在发展中不断被印证。中国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通过对比苏联模式的失败，我们能够得以借鉴其优势与不足，从而运用到我国的发展之中。本文首先简要介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分析理解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和依据，而后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角度，对比苏联模式与中国模式来论述科学社会主义。 关键词：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论述 科学社会主义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是建立在对唯心主义、空想主义、资本主义及工人运动的思考及批判之上所提出的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基本原则。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和把握应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区分的前提之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说明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所获得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国所走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进行了研究，然而多持有较为不同的意见。 一、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及广义之分，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后者则可等同于是马克思主义。基于当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多是建立在狭义的基础之上的。例如，蒲国良曾谈过广义概念进行研究的弊端，即当广义角度下，科学社会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而在研究中却并没有完全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以至于自相矛盾而无法应题。当然也有学者以广义角度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进行研究，如吴雄丞、常宗耀等，他们认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甚至思想同样视为科学。那么如何确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对此学术界的学者们也持有不同意见，其中，秦宜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具备五项特点：特有的质的的规定性、能够反映共性、超越历史的普遍性、是最优秀层次的原理、是历史的同时也是与时俱进的。而李健、孙代尧则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不同的层次，应先划分层次再做具体研究。 二、理解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和依据 科学社会主义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是建立在对唯心主义、空想主义、资本主义及工人运动的思考及批判之上所提出的具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基本原则。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和把握应建立在以下前提和依据之上。首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实际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区分，在理解中应了解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马列主义各自的概念与优秀。其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相似之处，也十分容易混淆，在理解中应注意。同时，应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并不相同，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则高于基本原理，因为其更为宏观且抽象化。有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理高于基本原则，因为原理更具操作性。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原理与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此外，科学社会主义已应用于多个国家的政策方针之中，在对其进行理解的时候也应该将此带入，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 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论述 （一）经济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在经济视角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张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相互统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应该是对应的，能够相互适应并相辅相成。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于不平衡状态时，极易导致生产的发展受到阻碍。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现实为基础，才能显出其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应从实际出发，结合国情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因素，来确定与生产水平一致的生产关系，从而使生产力得到提升。对于苏联来说，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为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有生产部门均由整个社会参与管理，即为重视公众的利益，社会追求共有而废除私有。由此可知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比较重视，所实行的管理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然而苏联模式终究是失败的，究其原因在于斯大林违背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平衡，完全公有制需建立在较为发达的生产关系水平上，而苏联当时的生产力是难以达到的。对于当前中国而言，以中国模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1978年邓小平领导时期的中国与1924年的苏联十分近似，生产力水平极为有限，邓小平随后提出了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然而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仍旧不高。当时中国正视此前的国情实际，确立了正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随后中国根据国情实际制定了适宜的发展计划，至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已越发平稳适宜。 （二）政治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在政治方面应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这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就已提出，并在后来进行了多次强调，应增强人的独立自助精神，应遵从民主的意见，领导委员都应由民主选举，且应遵从更多人的意见，保持党的公正公平。苏联模式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其所采取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最初，斯大林为了集权而剥夺了许多党员的权利，而在领导党员的选择上也多选择其亲信，中央领导人无视党章党政，以个人意见主导党的意见，党代表大会虚有其表，且原本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多次延迟，不能按期召开。而后，苏联开始了中央集权、以党代替政治额体制，越发高度集权，而忽视广大群众的意见，因此导致了失败。对比苏联，中国也有相似之处，中国也曾有一段时间采取了与苏联类似的模式，索性邓小平及时阻止了错误，恢复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给予了民众更多权利，也更加维护了党的权威。同时，他完善了党代表大会制度，逐渐确立了差额选举方式，主张公开公平选举而非亲信制。民主集中制的确定使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得以明确。 （三）文化视角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文化方面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为民服务的原则。所谓无产阶级，是指不谋取自己的私利，以集体利益为己任，无民族等差别或歧视，追求更多人的利益。苏联模式的失败反面说明了集体利益的重要性。早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开始逐渐出现所谓“特权”，主要表现在少数领导有特权，而有滥用职权的现象发生。特权有被废除，但不久又因种种原因得以恢复，而变本加厉。长期的特权制使党政中央职能混乱，官僚主义明显，官僚肆意挥霍国家财产，使苏联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人民群众与党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恶化。对比苏联模式，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坚持为人民服务，更为看重人民利益，在“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以及“中国梦”中都有所体现。多年来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记得服务人民的使命，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正如所描述的中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仅仅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结束语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狭义及广义之分，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后者则可等同于是马克思主义。当前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多是建立在狭义的基础之上。在经济视角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张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相互统一、在政治方面应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文化方面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为民服务的原则。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在“概论”课中加强科学社会主义观教育的三个维度 摘 要：科学社会主义观是主体在具体历史实践中对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进行循环反复的理论认识、价值反思和实践检验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在“概论”课教学中，应在把握历史的同时，立足社会发展新常态，在还原历史过程、解读理论逻辑、把握历史定位的理论维度，在界定价值主体、审视价值标准、明晰价值期望的价值维度，在回归实践品性、树立实践思维、认清实践条件的实践维度，引导大学生形成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动态的科学社会主义观。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观; 教育; 三个维度; “概论”课; 新常态 科学社会主义观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整体性问题的看法或观点，是在动态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充分整合真理与价值的历史范畴，是在内外交互活动中，主体对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进行循环反复的理论认识、价值反思、实践检验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以整体的、历史的、具体的视角，在理论维度、价值维度和实践维度，引导大学生以真理和价值相统一的逻辑建构科学社会主义观。就“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的科学社会主义观教育而言，在把握历史的同时，还应立足社会发展的新常态，着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的教育，使当代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取准确认知、提升价值自觉、落实科学实践。 一、理论维度：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定位 在理论维度上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角度准确透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定位，正确分析其与现实矛盾的关系，是在“概论”课教学中加强社会主义观教育的首要任务。 1.还原历史过程，探索生成根据 还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演进历程，探索其与物质条件的关系，回答其历史根据和必然性问题，引导大学生知晓、理解、思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高尚的价值追求从何处来、为什么而来以及向何处去，并以整体的、历史的、具体的眼光分析、把握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动的必然性及其规律，可以使社会主义理想抛离美丽神话的谬论获得其真实生命。在整体视角上，“概论”课教师可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为具体材料，分析每一阶段不同性质和不同特点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以由当时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改革开放等实践活动为线索，厘清社会主义在中国从初见熹微到当前发展状态的过程环节，把握其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在具体视角上，“概论”课教师可以就某些重点的理论问题进行历史回溯。在讲解理论内容之后，给学生分析其历史原因、形成过程、以及这一理论对社会实践的效应，收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课堂实效。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这一理论的把握，除了解读其28字的表面含义外，还应揭示其所内隐的以历史真理论和历史价值论为标准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客观必然性基础：一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决定作用和趋势，一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价值选择。若以这两个客观必然性为内在尺度，回顾社会主义本质这一理论从1980年到1992年的形成历程及其提出前后新中国面貌的演化轨迹，就能化抽象为具体，使学生明白社会主义本 2.解读理论逻辑，透视内在灵魂 理论逻辑探讨的是基于社会存在这一现实条件之上的社会意识的内在联系，透过社会意识的内在逻辑结构探索其内在本质，是对某一事物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三者相统一的逻辑，其内在灵魂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实进程中的动态的历史存在。摸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三者的内在逻辑，抓住其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脉相承的内在尺度，使大学生认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是破除当前部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模糊认识的关键一步。从横向上，在讲明道路选择开辟了制度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制度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是坚定道路的根本保障，这二者又合力推动了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基本逻辑关系之后，在“概论”课教学中，还应强调这三者相统一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的相伴相生，展示出理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理论逻辑的起点是实践过程的现实社会条件，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理论逻辑的发展过程就是实践过程的总布局，而理论逻辑的终点就是实践的总任务。从纵向上，为了论证这一理论逻辑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概论”课教师须清晰分析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在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上传承与创新、普遍与特殊相融合的内在关系，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讲述，若要帮助大学生正确理解现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间同根同源的关系，消除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趋同的谬论带来的消极影响，则须强调，市场经济的创造与实施，是遵循了马克思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客观前提下，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设想。 3.把握历史定位，分析现实矛盾 在“概论”课教学中通过回溯历史、探索本质可以引导大学生清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一个“时间段”这一历史定位。任何历史都是运动的，而 “运动本身就是矛盾”[1]。科学把握其历史定位对于大学生正确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现实矛盾和问题颇有意义。这一历史定位有三层含义：基于人类社会的演进，其处于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形态;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其处于初级阶段;基于中国社会进程，其处于当前的时代结构之中。据此，我们可以引导大学生科学推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处理的自身与其他方面的几个矛盾和关系：其一，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其二，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其三，与当今历史结构的关系。其中，其与新常态下的历史结构的关系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就现阶段来说，我们的实践活动将不断在创造性转化和解决这三类矛盾的过程中向前发展。如关于我国的民主和法治建设，新中国初期，受封建专制主义遗留的长期消极影响，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的民主并没有得以全面的制度化、法律化和权威化，以至于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和发生，是第一类矛盾关系的表征。改革开放之初，随着思想更加解放，对封建专制思想的进一步肃清，八二宪法确立了宪法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使民主得以法律化，但尚未得以具体的制度化，这又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与民主相对于共产主义理想来说还不够成熟，需要不断完善。时至今日，为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给予全面深化改革系统完备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法治中国的建设作了总体部署，尤其是对立法领域的重点规划，将极大推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法治进程，这属于第三类矛盾运动。 二、价值维度：理性思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支撑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人类历史就是在实践活动中追求和实现主体价值的过程，价值关系普遍地存在于人的社会关系。因此，反映社会关系的观念也必然包含着价值思辨。价值思辨是主体基于知识性的了解，对自身及客观外界事物，建立价值主体意识、把握价值标准、进行价值反思判断、执行价值期望的价值意识建构过程，是主体形成科学观念、进行理性实践的中心枢纽。因此，在理论认识的基础上，还必须在“概论”课教学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价值论证，促进价值自觉、激发价值反思，赢取价值认同、价值顺应。 1.界定价值主体，促进价值自觉 社会历史活动及其构成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双向结构、内容和过程。通过这一相互作用，主体在其价值意识支配下进行意向性活动并建立起最终表现为意义关系的社会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就是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进行价值选择建立的意义关系，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同作为价值主体的人民的根本利益及其条件的变化互为表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执政理念就是这一原理的诠释。为了消解部分大学生对“人民”这一概念抽象空泛的认识，首先，在“概论”课中要强调“人民”这一范畴整体的、历史的、具体的凝聚化与多样化相统一的指向。它不是绝对抽象的实体，而是对在中国社会进程中实实在在的群体和个人的统称。这一范畴以凝聚化的形式突出了个人的多样化现实，明确了每一个人的地位，保障了每一个人作为价值主体的基本权利。其次，“人民”这一概念是主客体相统一的范畴。价值的实现是通过现实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来完成的，人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关系中的客体，这决定了人是创造与享用、权利与义务、历史描述与价值立场的复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每一现实的人都以自觉的主体意识积极创造，幸福享用，充分发展。对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的界定与强调，可以深化大学生对自身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必然性的价值关系的认识，提升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主体的意识，促进大学生完成从模糊认识、盲目认同到在情感上自觉信服、在实践中主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 2.审视价值标准，激发价值反思 主体存在与价值标准具有直接同一性。一切价值标准依赖于主体的本质、存在和内在规定性，依赖于人的实践活动与整个世界的相互作用。这决定了价值标准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不依人的纯粹主观心态随意改变，而是通过实践活动产生的价值事实中的“价值”的性质和程度客观呈现出来。随着历史循序演进、主体不断发展，价值的具体标准也渐进改进，这意味着主体要有一种价值的反思和抽象逻辑思维意识，思考、理解和领悟对象的价值和意义的本质，依据发展着的价值标准对价值选择和判断以历史的观点不断有序调整。譬如经济工作，在革命年代，“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3]。在这一阶段，经济建设的价值表现为革命战争的供给力量、辅佐力量。而在和平年代，经济建设处于一切任务的中心，其价值主要为推动人民共同富裕、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这两种价值事实表征出了在不同历史条件、需求和能力的情况下，受价值标准支配的经济建设价值的不同性质和大小。在“概论”课中通过引导大学生对价值标准把握，提升大学生对价值标准的更加客观和准确的能动反映意识，可使大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自觉进行体验、理解、领悟的理性价值反思和价值思维逻辑结构活动，认识和肯定其价值与意义之所在，审时度势地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保持科学性、有效性，在不同时期自我调整和完善的必要性，增强在共同理想追求过程中切实落实各项政策、遵守各种新规章制度的自觉性。 3.明晰价值期望，提升价值认同 价值期望是群体共同价值目标的集中体现，是群体按照自身的本位价值及其规范对个人提出的要求和期待，是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予以接受和执行的价值意识和价值目标。在价值期望和执行价值期望的格局中，价值认同得以建构起来。价值期望“愈是明确，愈是自觉地提出其哲学与目标，并使其具有鲜明的个性，也就愈能社会化个体，愈能吸引个体对群体的价值认同和归属”[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群体价值，其价值目标在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因此，在“概论”课教学中，必须明确阐述这一价值期望的理论依据、概念内涵、方法原则，显示其作为中国社会共同价值的独特魅力。值得注意的是，为避免这一最终价值目标沦为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概论课教师还应结合时代环境和客观条件，讲述现阶段贯穿终极理想精神的切实可行的具体目标。如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解读，“概论”课教师可以其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展开。全面深化改革是基于新的历史起点以解放思想、破除体制弊端为目的的战略部署，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宗旨则在于提供更多更完善的制度保障，这二者是“一破一立”的关系，同时二者又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关键驱动力。这样，就可以使大学生实时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具体走向，以立足于现实的心态，稳健地树立价值理想，践行价值目标。 三、实践维度：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品性 “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法子解决的。”[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活动是大学生得到感觉经验、经过价值判断和推理阶段、最终获取理性认识并建构科学社会主义观赖以生存的土壤。与此同时，立足现实、依据实践的发展而完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生命和原则。在“概论”课教学中，以现实实践及大学生对其的理解为基础，深刻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实践品性，引导大学生树立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实践的历史的思维方式，对其建构与时俱进的科学社会主义观有决定性作用。 1.回归实践品性，强化本质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在历史逻辑之上建构的真实具体的价值形态，其生命存在的本质和优越性的载体在于代代相继的动态实践，在于不断解决现实问题进行价值实现的过程。而依据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关系运动，这一实践过程无限的历史延伸则取决于对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本质这一实践内容的不断实现。在“概论”课教学中，以现实实践活动为基点，要通过讲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面对出现的难点问题，我们党和人民始终坚持贯彻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回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之源，不断解决现实矛盾推进社会进步的实践经验，提升大学生对实践品性的重视，强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以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实践课题。如关于新常态下的民生问题，面对与大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贫富差距问题、医疗问题、就业问题等中国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新趋势，“概论”课教师可就十八大以来，针对上述民生焦点，中共中央在“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原则上，作出的理顺收入分配秩序、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等决定和出台的相关意见和具体规定进行讲解。这样，便可使大学生结合自身日常生活实践，切实关注和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动态生成的实践品性。 2.树立实践思维，促进思想解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基于现实的中国国情改造现状造福于民的实践本身，这一实践品性彰显了如何看待和对待社会主义的内在尺度即实践的历史的逻辑。因此，是否贯彻实践的历史的思维方式、不断解放思想，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进程兴衰成败的关键，正所谓“实践发展无止境，思想解放无止境”。在社会建设的新常态下，针对大学生依据生活实践形成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各种自发心理，“概论”课教学应把握好社会主义观教育的时效度，帮助大学生树立实践的历史的思维。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点出发：首先，在实践的起始阶段，要引导大学生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是依蓝图而一成不变的目标、模式和标准，而是一个根据实践情境，不断探索、不断创造、不断发展的历史范畴，促进大学生把“什么是、如何建”作为一体性问题，打破先有“什么是”的蓝图再依图建设的僵化思维，做到设计者与建设者的双向合一，这是树立实践思维最为关键的一点。其次，在实践的过程中，面对因问题的动态演化所呈现的新特点新表征，引导大学生在实践思维的指引下以开放的心态打破固有藩篱，以全新的眼光和思维对社会发展的新常态进行认识、遵从、把握与超越。再次，在实践的暂时结束之时，引导大学生保持前瞻性意识，也是其树立实践思维的必然要求。实践不仅仅是就问题而解决问题，还应该基于实践经验，总结客观规律，把握发展情势，在全局性和战略性高度，对下一阶段实践的可预见情况提前做好准备。 3.认清实践条件，增强实践理性 客观世界的现实性决定了实践过程的内容、形式和手段，影响着实践的成败得失。实践条件的认清，实践的理性慎思能力的掌握，是大学生能否把理性认知、价值认同转化为科学实践的决定因素，是“概论”课科学社会主义观教育过程的最后归宿之所在。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引导大学生在调查和认清围绕自身的全部现存条件的结构、层次和运动规律的前提下，顺势而为。那如何为之？则要从主体与客体两个尺度出发。马克思主义认为由“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客体尺度和依“本质力量的性质”存在的主体内在尺度统一于人类的对象化活动之中。这表明正视“两个尺度”的现实性，自觉地恰当把握自身的需要、目的性及现实能力，深刻认识和不断探寻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和规律，提高“主体客体化”程度，是我们进行理性的判断、抉择与行动，实现“客体主体化”，不断提升“获得感”的前提、边界和条件。比如当下的改革大业，要想使改革主体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顺利落地，就问题而对症下药，则必须摸清深水区下的各种障碍和陷阱，并厘定结构、分清层次，人为的、非人为的，主要的、次要的，远的、近的，显性的、隐性的，等等。依据这一方式进行调查，我们很快便可摸透改革的阻碍可以分为来自上、中、下及侧面的四股势力及其瞬间凝结体：自上的“政商联手”利益集团、在中的部门本位主义、于下的消极作为和在侧的分众化盲动力量。就此，我们便可具体分析每股阻碍力量并制定具体目标、方案以各个击破。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浅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及启示 【摘 要】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此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此，我国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并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些辉煌的成就来源于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相应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得到充分发展。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这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拓宽了思路并使之成为可能。文章仅浅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与启示。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启示 科学社会主义，并非是依靠生物个体的自我意志或是某种描述为依据而形成的，而是将人类的文明成果整合在一起、特别是将与时俱进的社会发展理论整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具有严密体系的学科，其体系涵盖了哲学、经济学、社会管理学、行为科学等诸多方面。 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及其基本内容 几个世纪来世界各国的进步人士都期盼可以早日实现社会主义。探索如何实现这一理想的过程，历经了三百多年的时间。自19世纪40年代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便已席卷了欧洲的部分国家并确立了其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令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也日渐显现出来，开始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漫长的战胜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投身于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之中，在不断地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研究也随之逐渐深入，最终创造性的提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标志着社会主义的理论终于从空想演变成了科学。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的问世，则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阐述与剖析，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完善有着深远的影响。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便是了促成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促进社会性质朝着由资本主义必向社会主义转变。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前提下，要对社会进行全面革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够达成由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结合我国的历史实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了一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而所提出的“中国梦”则更进一步的诠释了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一）“中国梦”理论提出的背景。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到了“中国梦”。这个词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的为大众所接受并产生强烈的共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人人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家庭美满、丰衣足食，而这些普普通通的梦想被放大数倍、提升到国家视角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固然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梦想不仅仅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更寄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的情怀与期盼。将历时回溯2000年――在这20个世纪中，其中有18个世纪我们泱泱华夏是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天朝上国，在那1800年的时间里，四海归一、八方来朝，各个国家纷纷向中国学习，或来学习经验，或来寻求庇护。但是在19世纪之后，中国迅速衰落、西方国家迅速崛起。直到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才惊醒了当时的一批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经验。经过洋务运动、等变革，北伐战争乃至抗日战争等斗争之后，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实现了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向着这一目标迈进了一大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汲取历史经验的同时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惨痛教训，最终创立了一条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中国梦”的基本内涵。“中国梦”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复兴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人民期盼战争胜利、民族独立，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积贫积弱的局面人民期盼国家富强、民族振兴，那么无论是战争胜利、民族独立还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所盼所图究竟是什么？归根结底就是――幸福。所以说，“中国梦”最终也是每个人的梦想――从马斯洛需求层次来看，每个人每天辛勤工作、努力耕耘从根本上来说，首先要满足生理需求，也就是存活下去，家人存活下去，生活有保障，之后便是考虑到如何才能活得有尊严，在有尊严的活下去之后，便是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民生梦”、“尊严梦”和“成功梦”。最后，“中国梦”也是“世界梦”。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梦”当然无法局限于中国一国范围之内，所以在国际上，“中国梦”也是世界梦。所以说，“中国梦”的提出，既符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基本国情，又迎合了世界发展的趋势，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8。 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得以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些辉煌的成就来源于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相应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得到充分发展。二者相互促进、相增相长，其启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历史已经表明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或改革，在中国历史变革中都行不通，这也证实了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但另一方面，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经坎坷，又表明我们并未彻底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却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特征，坚持消灭一切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生产关系，结果是固守了许多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则”，（下转第000页）此举反而束缚了生产力发展。所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强调要打破以往对于共产主义认识的束缚，转变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教条式理解。 邓小平便做到了这一点，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确立了“坚持”的优秀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正是在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打破了以往传统思想的桎梏，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纪元。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20世纪世界各国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最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之后又在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取胜。如何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对此，大多数国家都奉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但又对本国国情考虑不足，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复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成果，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却是应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无视国情、直接套用的后果是致使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上连连碰壁，这无疑会令一些人对于国力较弱的国家能否发展社会主义产生质疑。 基于以上情境，邓小平把坚持社会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紧密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也是我国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上的一项伟大创新。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以邓小平所设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蓝本为基础，立足于本国的基本国情、同时紧密结合时代特征，提出“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的政策，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对内政策同对外政策相y一，也表明了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相y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 基于历史，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下蓬勃向上的发展，凸显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我们坚信实现中国梦的前景是光明的，“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实现中国梦，任重而道远，但我们坚信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步伐必将不可阻挡。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浅述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阶段 【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给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指引了方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诞生起，就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在斗争中寻求发展。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们不断地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创新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社会形态，是我们党长期艰辛探索而找到的一条正确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同时也正是这种新的发展使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继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彼此割裂的，它们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在同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中发展的；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是在对时展提出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创造性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的。 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而创立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终结。革命导师研究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给无产阶级指明求得自身解放的道路和目标，也就是为了得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中，都有一些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勇于探索，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推向更大的胜利。 三、科学社会主义早期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的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1848年2月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正式诞生，在无产阶级迫切需要指导理论的形势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无产阶级革命带来了新的指导思想，这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诠释。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列宁渐渐意识到：在当时俄国这样的小农国家里要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进行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做法脱离了实际，没有从本国国情的历史现实中分析，于是列宁与时俱进地实行“新经济政策”，通过商品货币关系的恢复来发展经济，并取得可喜的效果。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制定了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他总结了苏维埃俄国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进到一个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推动 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发展。最初，我们年轻的党盲目学习俄国，结果接连遭到失败。同志深刻的认识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开天辟地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同志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探索怎样从新民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 邓小平理论体系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同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想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探索中前进，在实践中发展，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是中国近一百年来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符合历史逻辑的科学理论，是当今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真理。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飞跃，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推动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它经历了一个积水成渊、聚沙成塔的过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又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在曲折中前进，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党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对这个历史性课题作了准确回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同源，它的提出和实践，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建设实践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写下新的篇章。 科学发展观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创造了发展的“中国奇迹”，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发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具有决定性意义。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牢固基础。同时，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发展方式和体制机制，不断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科学发展观既是关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也与加强党的建设相关联。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就是根据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要求、大力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的过程。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认识。 科学发展观，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是当前一项主要工作任务，我们一定要团结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认真落实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把科学社会主义推向更大的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科学社会主义是开放的科学，是实践中发展的科学。在继承中发展，在实践中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历久弥新，永葆强大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社会形态，是我们党长期艰辛探索而找到的一条正确道路，它体现了现阶段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发展。在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在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伴随下而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的。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发展观与科学社会主义 摘 要 儒家思想又被称作为儒学，是由孔子所创立的一个思想体系。从古至今，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都是无所不在的，特别在中国古代的时候，这一思想体系更是主流意识，对我国乃至全世界都全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本文针对儒家思想，探讨了其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 儒家思想 影响 意识形态 儒家是古代诸多思想学派之一。它的创始人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儒家思想的出现打破了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由“学在官府”到“私人讲学”的转变，使得传统文化教育能够传播到整个民族。正因为这样，才导致了儒家思想有了强大的民族群众基础，对旧时代的整个社会而言，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极为复杂，其内涵也极为丰富。在早期，儒家思想是由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的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礼乐，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优秀的思想体系。儒家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变迁 儒家思想起于春秋战乱年代。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一）儒家思想的兴起 早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二）儒家思想的变迁 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二、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优秀，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稣会士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优秀。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科学发展观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的继承和创新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经验，借鉴国外先进发展理念，适应当前国际国内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的国家发展新理念和战略。科学发展观继承了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发展问题上的重大理论创新，有利于为世界各国解决发展难题提供理论借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关键词】社会主义 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 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全面、联系的发展哲学，坚持发展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认为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于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总结我国发展经验，积极借鉴国外先进发展理念，把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的理论创新，是我国国家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战略，对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中国大国成长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一脉相承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过程中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二者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联系的发展哲学。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建设，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坚持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正确处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保证子孙后代永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现了发展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人类社会要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否则就要受到规律的惩罚。遵循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自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发展理念，既尊重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规律，又注重人的自身价值和主体性，有利于缓和人的利益追求和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张力。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关于“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的发展目标。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和资本主义人本精神，但又与这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直接继承，其根本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现实目标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注重民生、民利与民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二、科学发展观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创新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实现创新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现时代结合起来。发展是当今时代的重大主题之一，世界各国都在为更好地发展而奋斗，但是发展问题并不是一个已经妥善解决的问题。当前，人类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决定了必须对传统的发展观进行总结和反思，不断对发展问题进行当下的关照和思考，破解人类发展的难题。不同的国家面临着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发展问题。就我国来说，发展是硬道理。从党的合法性资源来说，党执政兴国的能力和效果相对于人民的历史的选择越来越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党必须把握住发展这一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华民族正从世界大国迈向世界强国。但是在创造中国奇迹的同时，也面临诸多“中国式难题”。其中很多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如当前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拉大的趋势，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因此，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发展理念与实践上实现与时俱进，不断促进中国的优态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的优秀内容和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把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发展紧密结合，全面系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优秀和本质要求。科学发展观昭示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全面发展、致力于和谐、强调共同富裕与坚持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观认识的历史性飞跃。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创新。科学发展观包含了国内发展战略和对外发展战略，是对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创新。具体来说，就是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对内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和谐社会人人有责”，实现“社会和谐人人共享”。在对外战略方面，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力求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科学发展观更新了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系统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和如何科学地评价发展等一系列关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既借鉴吸收世界先进的发展理念，又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发展的基本要求，有利于改变传统的发展理念，不断提高发展质量。 三、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坚持和发展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既是中国共产党对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也将对世界各国破解发展难题提供理论借鉴。必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在现代化建设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 从国际形势来看，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一大主题。各国都在不断探索构建更加合理的发展理论，开辟新的发展道路。当今世界相对和平与稳定的现实条件，为各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必须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抓住当前宝贵的和平发展机遇加快发展。 从国内形势来看，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的根本途径。当前我国发展的根本路径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只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解决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失衡，民生问题凸显等一系列问题，在发展中更好地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 从历史经验和发展趋势来看，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不断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伟大目标。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30多年来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执政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以科学发展观为基本准则，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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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论文: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论文 [摘要]瑞典学派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派之一,其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就瑞典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进行评述,并对成因加以分析。 [关键词]瑞典学派;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对当今西方世界尤其是北欧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之一。该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经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十分尖锐,又爆发了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毁灭性打击的1929～1933年大危机。面对长期的经济萧条和严重失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予解释,又不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瑞典学派形成了,并且在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瑞典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克塞尔、卡塞尔和戴维森,为该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是缪尔达尔、林达尔和俄林,作为后继者的第三代主要代表是林德伯克。瑞典学派既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也有别于凯恩斯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有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它们是瑞典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宏观动态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起源于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后经林达尔和缪尔达尔等学者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为瑞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瑞典学派鲜明的理论特色。 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1851～1926年)所处的年代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严重困扰西方世界。威克塞尔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性波动总是与价格和利息率的波动相伴。于是他提出积累过程原理,试图通过对利息率和价格运动的研究,给经济危机一个合理的解释。 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是在批判旧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首先将利息率分为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前者指借贷资本的市场利息率,即实际利息率。后者指在假定没有货币参加的实物经济中,借贷资本的供求相一致时的利息率。其次,威克塞尔认为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的差异对价格起着渐进的和累积的影响。当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时,由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和生产扩张、信用膨胀、投资大于储蓄、货币所得增长,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累积性上涨的经济扩张过程。反之,则出现物价水平累积性下降的经济紧缩过程。当自然利息率与货币利息率相一致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自然利率也称正常利率或均衡利率。因此,只有使两种利率保持一致,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威克塞尔认为货币利率对于价格变动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利息率,因此主张政府应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干预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从而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当然,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积累过程原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只强调货币因素对经济周期运动的影响,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根本因素的作用,因此,无法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加以科学的解释。其次,受传统经济学的影响,将充分就业作为假设前提,进而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价格波动,而不是就业和产量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威克塞尔理论的上述缺陷,林达尔(1891～1960年)和缪尔达尔(1898～1987年)不断对其加以修正,为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瑞典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了贡献。(1)林达尔在把失业均衡当作“特例”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了总量分析法。他一方面指出消费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变化决定物价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考察了物价、就业、产量和利息率等的一些社会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 虽然林达尔并未试图解释产出和就业的变化,但他的综合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2)将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将静态均衡理论发展为动态均衡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时点和时期分析方法。他认为时点分析是围绕一个均衡点展开的分析,它对于研究静态均衡是重要的。时期分析是对两个时点之间的间隔的分析,它着重研究的是动态发展问题。缪尔达尔还提出了“事前”和“事后”的概念,从而为解决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纷争提供了简单的途径。很多人认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提出的储蓄与投资相等之所以令人费解,就是因为凯恩斯没有明确说明储蓄与投资虽相等,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能达到事后均衡。后来,林达尔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序列分析法,使经济分析更接近于现实。(3)进一步提出新的货币政策目标。林达尔认为威克塞尔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易实现,他主张将调整物价使其与生产力的变动成反比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缪尔达尔认为应该将完全消除或者最少是缓和价格、产量和就业等经济因素的波动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是从否定威克塞尔的充分就业假定得出的必然结论,标志着瑞典学派宏观政策的新发展。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传统经济学把货币视为覆盖在经济活动之上的“面纱”,将货币因素排除在实际经济运动的分析之外。威克塞尔将货币利率的变动和经济均衡联系起来,将传统的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为一体,弥补了传统理论的缺陷。(2)瑞典学派注重时间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克服了静态研究的局限性,使经济分析更接近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现实。但其动态均衡理论仅注重经济运动扩张、收缩时序先后的数量分析,忽视对运动过程质的分析,这是片面的。(3)传统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永远等于总供给,因此只注重研究微观静态均衡,无从建立宏观经济均衡体系。威克塞尔的积累理论认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以及价格的震荡是常态,从而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转为宏观动态均衡分析。但由于威克塞尔的宏观分析只说明了生产的扩大和收缩的趋势问题,没有阐述总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化及决定问题,因此只是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体系的雏形。(4)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流的条件下,瑞典学派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1890年以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已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迎合这种“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俄林在综合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陶西格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在老师赫克歇尔(1879～1952年)的鼓励下,创立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又称作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俄林也因此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生产要素禀赋论理中,俄林认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商品在地区间存在价格差异。这种价格差异从需求的角度讲,由消费者的欲望和生产要素所有权(这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来决定;从供给的角度讲,由各地生产要素的生产规模决定。在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和各地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俄林认为区域贸易的‘充足’条件是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平等。由于每一地区的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大比例相对丰裕而廉价的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变得比以前稀缺了。而进口中包含着很大比例的稀缺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就变得不那么稀缺了。因此区域贸易的后果是使商品价格均等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有趋向均等化的趋势。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开辟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对要素票赋理论不断进行验证和发展,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一)里昂惕夫之谜 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应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此进行了验证。他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两次借助于200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对价值160万美元的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美国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低于进口替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即出口商品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品是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与俄林的理论正好相悖,这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劳动者素质较高,单位时间的劳动是其他国家的若干倍,若经一定的折合计算,结论应与俄林的理论相符。里昂惕夫之谜引发了人们对人力资源问题的广泛关注。凯南根据这一理论对美国进出口商品的资本与劳动的比率重新进行计算,结果发现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完全正确,里昂惕夫之谜根本不存在。 (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虽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格局,但无法解释战后工业品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格局。林德尔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需求结构也相似,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战后工业品的贸易主要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展开。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俄林只从供给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不足,但林德尔只从需求的角度或者说仅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一国的需求结构,除了受人均收入的影响,还受风俗习惯,产业结构和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此外,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还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放弃了俄林学说中关于各国生产技术水平都相同的假设,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俄林的学说。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俄林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李嘉图认为最有效和最合理的贸易原则是各国只生产自然条件较为有利、成本较低的商品并进行交换。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各国的比较成本具有差异,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其次,俄林认为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弥补了各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先天不足,使双方在贸易中获利。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俄林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国际和国内市场均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等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使理论不能真正地解释现实世界;只强调供给因素,忽视需求的作用,导致该理论无法解释二战后出现的工业品的贸易格局,降低了该理论的应用价值。 三、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混合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瑞典学派从威克塞尔到林德伯克都十分注重对混合经济理论的研究,林德伯克的研究尤为深入。 林德伯克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当时美国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新左派思潮。林德伯克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立场上,首先从经济制度的分析开始,对新左派思潮进行评论。林德伯克反对把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方法。他将经济制度定义为为完成生产、投入和消费决定而实行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林德伯克之所以放弃传统的经济制度的划分方法,而将经济运行的方式,即经济模式称为经济制度,将瑞典的混合经济模式称为混合经济制度,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制度层面为瑞典的“第三条道路”寻找理论依据。 林德伯克根据上述标准,将所谓的经济制度(实际是指经济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混合经济模式、以原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林德伯克对混合经济模式表示赞同。他的混合经济理论主要内容有:(1)保持权力分散化和集中化两者平衡的决策结构。(2)保持市场调节与中央计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3)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4)强调经济刺激与行政命令相结合的激励机制。(5)各个不同决策单位应保持竞争与垄断同时并存的关系。 混合经济理论对瑞典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实行部分国有化。这一理论是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瑞典在50、60年代摆脱了贫困落后,并一跃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典范就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也应该看到,混合经济理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瑞典70年代出现的“瑞典病”即高通胀、高税收和低效率就是明证。 四、瑞典学派理论贡献的成因初探 瑞典学派的三大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瑞典学派成为当今西方世界主要经济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瑞典学派为什么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和时代潮流的发展呼唤新理论的出现。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是在新古典学派面对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无能为力的条件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俄林的生产要素理论是在均衡价格论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为迎合“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说明。总之,正如戈登所言:历史事件的结果常常向理论家提出挑战,并将理论推翻,从而导致新理论的出现和发展。 第二,瑞典具有特殊国情,为瑞典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瑞典经济对外高度开放,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当世界性经济危机或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瑞典经济在劫难逃。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应对这些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创立起来的。同时瑞典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是瑞典三大权力中心,同时作为长期执政党的社会主张经济平等和民主,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这些为瑞典推行混合经济模式,即以私有制为基础,实行部分国有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瑞典学派注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大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无不集中了几代人的智慧和努力,使得理论的研究具有继承性,也可能向纵深推进和有所创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是威克塞尔,林达尔和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的理论从假设到分析方法都加以修正,尤其是对动态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是在对瓦尔拉斯-卡塞尔模型加以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林德伯克也是在继承瑞典学派传统理论的基础提出混合经济理论的。 第四,瑞典学派重视与政府部门合作,使彼此理论和实践优势互补。他们注重从理论分析中引出政策建议,供政府部门参考,其主要成员还直接参与瑞典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从而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良性循环。 瑞典学派理论成就的取得对我国的理论发展不无借鉴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加之中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这些既给理论创新带来挑战,也给理论发展带来机遇。希望经过中国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创立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变迁探索论文 制度的功能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中个人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不幸的是，经济学教科书中讲得最多的故事是关于鲁宾逊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说明了每个决策者面对的选择和约束，但用它作为探究经济行为的起点却会把人引入歧途。鲁宾逊世界不需要制度，但人从其历史起源来看却始终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并且不得不和其他人发生关联。传统观点也说人是“社会动物”，或称人们具有一种加入团体的“本能”。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增加对制度的认识。与其说因为人必须在团体中生活才需要制度，不如说是以物换物、易货贸易和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的需要才使得制度不可或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与其他人交换货品，那么一般来说每个人的结果将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取决于其他人的行动”（参考书目69，第11页）。因此，要使交换成为可能，就需要有管束个人合作和竞争方式的行为规则。本文将在制度功能和制度决定因素范围内进行研究，但首先有必要对导致制度出现的个人行为特征以及环境特征作一专门的说明。 制度需求 要解释为什么制度对人是不可或缺的理由，必然要依托人能力的有限性和人生活环境的特征。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人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经济学家指的是当个人在交换中面对现实的选择时，他将挑选“较多”而不是“较少”。按贝克尔的说法，这种分析人的行为的方法把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区分出来（参考书目7）。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经济学上大多数的进展都可以归因于对这种解释的再解释，以及把那些过去认为是“非理性”和超出经济学探究视野的行为并入理性分析构架的做法。这种再解释通过引入信息费用和执行费用等而得以完成。仿效贝克尔的方法，本文假设个人具有稳定的偏好，“它们由生活的基本方面，如健康、声望、官能快乐、仁慈或忌妒来决定”，这些基本方面可表示为商品（参考书目7，第5页）。个人可以用买来的货品，以及用他自己的时间来生产这种商品以求他自己偏好的最大化。因此，个人并不只关心物质收益和货币收入。对健康、声望、快乐以及其他非物质商品的追求，可能诱致个人摒弃他可得到的最大物质收益。个人并不一定是利己的，然而，只有在他的利他主义的报酬超过他作为利他主义者的费用时他才利他。理性并不意味着个人不犯错误。尽管如此，理性人在发现错误，并发现改正错误的费用小于改正错误的收益时，他将不会再犯同样的措误（参考书目19，第9页）。虽然个人是理性的，但他的理性受到接收、储存、检索以及处理信息的神经物质能力的限制，也受到让其他人理解他的知识和感觉的语言能力的限制（参考书目70）。由于有界理性的缘故，个人偏好的全局最大化在复杂环境下将得不到保证。不能达到全局最大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信息费用昂贵。需要时间、努力，有时还要花钱才能获得数据资料并充分理解它们的含义。因此，如果额外信息的预期收益低于获得额外信息的费用，那么不拥有完全信息是理性的。 光有有界理性并不构成制度不可或缺的充分条件。鲁宾逊在进行他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时也是理性的。一方面，个人的生命周期、健康和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灾害；另一方面，技术规模、经济效益和外部效果也都是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由于人的生命周期和他面对的不确定性，也由于人“局限于知识、预见、技巧和时间”（参考书目62，第199页），人需要用制度来促进他与其他人的合作，从而为确保年幼和年老时的安全作好准备，拉平随时间而变化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并获得对风险和灾难的保障。本文称这些功能为安全功能。制度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来自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的收益。作为生产单位的个人是太小了，以致于他不能把这些经济中的大部分内在化。为开拓这些收益需要有集体的行动，这些功能本文称为经济功能。正是出于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人们才需要彼此交换货品和服务并使制度成为不可或缺。 制度的经济学研究 在作进一步研究之前，有必要把涉及制度的两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讲清楚。 制度安排的定义是管束特定行动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不正式的。正式的制度如家庭、企业、工会、医院、大学、政府、货币、期货市场等等。相反，价值、意识形态和习惯就是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例子。经济学家用“制度”这个术语时，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制度安排。第二个概念是制度结构，它被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正式的和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本文下一部分将说明制度变迁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指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不变），而不是指整个结构中每个制度安排的变迁。由于没有搞清楚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在论述制度变迁作内生变量可能性的文献中曾引起过一番争论（参考书目23）。 安全和经济是制度安排，从而也是制度结构存在的两个基本原因。出于安全目的而存在的制度安排有家庭、合作社、保险和社会安全项目。实现经济功能的制度安排有公司、灌溉系统、高速公路、学校和农业试验站。以上所列只是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应该指出的是，像家庭和合作社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同时实现多种功能。 制度安排是获取集体行动收益的手段。由于个人理性并不必然暗含着团体理性，个人会为自己的利益去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因此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个人常常不得不对其他人的工作质量或贡献作出评价。在很多情况下，有关质量的信息是昂贵的、不确定的或甚至是不可能得到的。集体行为因而会产生某些当个人单独工作时所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欺骗、“磨洋工”、搭便车以及道德危险。产权经济学家、交易费用经济学家以及公共选择经济学家都强调了这些问题（参考书目2，18，26，49，70）。为了减轻这些问题的影响，产生了一些制度安排以实现监督、强制执行等功能。等级、合同和法律都是这方面的制度安排。磨洋工、搭便车和道德危险问题也增加了供给基本的制度安排服务的费用。因此也有某些制度实排，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供给基本的制度服务的费用。私人产权、货币、合同、习惯、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就是这些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私权、法律系统、货币等制度安排的存在都以假定国家的存在为条件。没有一个国家理论，对制度的讨论是不完整的。然而，本文在第四部分之前暂不考察国家问题。 意识形态的制度性作用 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心的主题。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注意这一问题。然而，正如阿罗所指出的那样：“雇员听从命令和市民服从法律的程度，远大于以控制机制为基础所作的解释”（参考书目4）。为了弥补这一不足，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实证理论。 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正如诺斯简洁的概括那样，意识形态具有三个特征： 1．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 2．意识形态是与个人对其所领会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和伦理判定纠缠在一起的； 3．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上的看法。实际上，他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适应”其经验的合理解释。然而，重要的是要强调一下……在个人改变他的意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参考书目44，第19页）。 文献中提到意识形态大多是因为它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合乎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确实，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如果它成员中的大多数对系统的公正原则不具有相同的感觉，那么它就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一个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如果足够大，那么有可能会引起革命。形成社会或组织可以开拓个人不可能获得的收益，但是，对个人行为理性的假设中也暗示着：任何大组织生来就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参考书目49）。因此，成功的意识形态也必须能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认识世界的费用的工具，所以为了使意识形态有效率，它必须相当好地合乎个人对世界的经验。随着世界的改变和个人经验的积累，个人对公平世界的认识也会改变。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足够地灵活，使它不仅能赢得新的团体成员的信赖，而且也能保持老团体成员的忠诚（参考书目44）。 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如果世界是简单的或个人的理性是无界的，那么个人也不会抄近路用意识形态这种形式来评判他周围世界的公平性。意识形态最初的功能因而可视作节约信息费用的一种工具。但意识形态是凭借什么机制实施检查搭便车和减少强制执行法律和法院决议的费用呢？本文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给个人提供有选择性激励来实现这些功能。正如贝克尔明确指出的那样，个人用市场货品及服务、自己的时间、人力资本以及其他投入品来生产一整套被定义为生活的基本方面的商品，其目的在于使他的偏好最大化。虔诚——被边沁认为是十五种简单快乐中的一种——应该是那些进入个人偏好函数的商品之一。生产虔诚这种商品的能力，相比其他而言尤其依赖于个人的意识形态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ideologicalconviction）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因而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低。他配置到虔诚上的时间边际效用高，为此他会配置较多的时间来消费虔诚。奥尔森曾指出（1965年），对任何大组织而言，它都应该能向它的成员提供一些有选择性的激励。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奥尔森对效用函数的定义较窄，所以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参加投票。诺斯指出，大多数人投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但他未能认识到投票是一种生产个人消费商品的活动。个人投票是因为投票能生产他所看重的某种虔城商品（Pietycommodity）。然而，只有在他的收益超过费用时，他才投票。这正是为什么下雨时投票人数大大减少的原因。 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关于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本理论具有如下内容： 1．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因此个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可能性较小，而他对周围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是合乎道德的意识形态信念较强； 2．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收入分配、劳动分工或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并不立即引起个人意识形态的变迁。这是因为个人不能立即说出这种变迁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这种变迁是永久的，对个人而言也需要时间以剥除旧的意识形态资本； 3．如果发生永久性变迁，青年人会比老年人更快地投资来获得新的意识形态（即使他们的偏好相同），原因如下：第一，一般来说老年人具有较多要剥除的意识形态资本，这需要时间和努力；第二，他们在投资方面的激励较少，因为剩下来积聚报酬的年数相对较少； 4．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Legitimacy）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按权威们的观点，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为此，任何政府都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然而，与广告相类似，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改变口味而是通过改变相对价格来实现的（参考书目66）。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对任何想要得到的制度性服务而言，总有许多制度安排能实现这种功能。因此制度安排的选择将包括对费用和效益的计算。传统的费用－效益分析只考虑生产费用。只要每一种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就可得到最优。但是在选择制度安排费用中还包括组织费用、维持费用以及强制执行这种特殊制度安排所包含的规则的费用。第二种范畴的费用指的是交易费用。除了技术要素，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这种制度是否已被认为是合乎义理的（Perceivedlegitimacy），这一点在讨论意识形态时曾提到过。撇开国家的作用，很容易从理论上认为，在生产和交易费用给定的情况下，能提供较多服务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换句话讲，如果两种制度提供的服务数量相等，那么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影响制度安排效率的因素有两种。第一种因素影响生产效率。另一种因素包括那些决定交易效率的因素。从根本上讲，这两种因素都是技术的函数。然而，在现实中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率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制度安排“嵌在”制度结构中，所以它的效率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实现它们功能的完善程度。例如，在以货易货制中，不方便程度以及搜索那些具有你所想要货品和想要你所具有货品的人所花的费用都很大。尽管如此，即使仅就不方便程度而言，也不见得它必然无效率。因为要找出一种大家意见一致的商品（agreed－oncommodity）当作一般意义上可接受的交换工具来使用的费用，或者创立和维持某种货币权威的费用都很高，所以当人们难得交换货品时，以货易货制可能比货币交换制更为有效。原始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挑出某个特定的制度安排并绝对地讨论它的效率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研究制度安排需要具有对历史时间及地区的专门知识，并需要专门了解该制度安排在制度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如何。缺乏这种了解，对特定制度安排效率的讨论也就不得要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规模不是随机的：可以对它们进行严密的经济学分析。为此，比较有益的做法是研究一种新制度安排为什么被创新以及如何被采用。 有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然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虽然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中，往往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进变迁过程，但本文为了方便起见还是将这两种制度变迁分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讨论要推迟到第四部分才进行。 制度不均衡的原因 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一个可供挑选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选出来的，其条件是，从生产和交易费用两方面考虑，它比这个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如前所述，特定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其他诸如法律、习惯、意识形态等制度安排；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函数，尤其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要发生锈致性制度变迁必须要有某些来自制度不均衡的获利机会。也就是说，由于某种原因现行制度安排不再是这个制度安排选择集合中最有效的一个了。 从某个起始均衡点开始，有四种原因能引起制度不均衡：①制度选择集合改变；②技术改变；③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④其他制度安排改变。这四种原因中的每一种原因本身又由几个不同因素组成。 1．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 可行性生产技术集合，是我们在物理、化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知识的函数。同样，提供特定制度服务的可行性制度安排集合，也取决于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拉坦曾明确指出，对经济学、其他社会科学及其有关职业（如法律、商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方面的知识需求，其最初的诱发原因是制度变迁以及对制度执行所实现的改进。社会科学的进步能改进人心的有界理性，因而不仅能提高个人管理现行制度安排的能力，而且还能提高他领会和创造新制度安排的能力。 正如与其他经济接触能增大适用性技术选择集合一样，与其他经济接触能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波尔在广泛研究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后强调指出，农村地区流动个体商贩在传播新技术和新制度安排方面，因而也在鼓励人们“对现行习惯和道德提出疑问，并促成那些与物质进步不相宜的态度和习俗的非强制性消蚀”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参考书目5，第12页）。通过借用其他社会制度安排来完成本社会制度变迁的可能性，极大地降低了在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费用。然而，制度移植可能比技术移植更困难，因为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席勒报导过这样一个情况：缅甸政府曾经派遣一些人去以色列集体农庄接受实践训练。一年后这些受训者得到一个结论：这种集体主义极端形式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需要那么多的公共精神和自我约束（参考书目55，第7章）。已经移植过来的制度安排要实现其功能，则需要作更大的适应性调整。 最后，制度选择集合还可能因政府政策的改变而扩大或缩小。由于某些原因（下一部分将讨论）政府可能将某些制度安排从制度选择集合中剔除出去。因此，取消一种带有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在农村地区实行的农业作业制度的改革。在最近发生的这一制度变迁之前，家庭农作这种制度安排是被禁止的，集体农作制是唯一可接受的模式。然而，由于政府政策的改变，中国约95％的家庭在1980－1983年间转到了新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参考书目32）。另一方面，当政府在制度选择集合中建立某种新的限制且这种限制又是有约束力时，就可能产生制度不均衡，而且原先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可能在这种有限制的选择集合中成为占优势的制度安排。菲律宾转租现象的出现，就是法对地租加以限制的结果（参考书目28）。 2.技术的改变 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结构基本上以技术为条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序言中，马克思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技术变化除了在制度结构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之外，它还能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相对效率并使某些其他的制度安排不再起作用。技术变化的影响可以从它对生产和交易的作用来进行分析。 从生产方面看，新的制度安排往往需要利用新的潜在外部效果，或者需要修改要素所有者和经济部门之间新收入流的分割。制造业中现代企业相对家庭工场而言已占支配地位，这是第一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它是生产过程中机器使用需求在规模问题上的响应（参考书目12）。第二种情况的例子是：菲律宾由于引进现代化高产水稻和可用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加玛（gama）合约替代传统的佛纳桑（hunasan）合约。按佛纳桑合约规定，所有的村民都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而按加码合约规定，只有那些不领工资而参加除草的工人才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加玛合约授予不领工资除草的工人以收获独占权（参考书目28）。显然，加码制的创新是由修改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新收入流的要求而诱致的。 技术的变化也可能影响交易费用并使得原先不起作用的某些制度安排起作用。私有产权的确立特别需要的条件是（指与其他条件相比时）：产权所有者得自产权的收益要大于他排除其他人使用这一产权的费用。当费用过高时，财产将成为共同所有。例如，一般来说，牧场由于围栏费用方面的原因可以属于共同所有。然而，用带铁蒺藜的铁丝构成的低费用围栏的创新，却引起美国西部公共收场中出现私人所有和牧场出租（参考书目3）。拖拉机和其他农作机械的创新极大地降低了监视费用，因为监视一个驾驶员比监视许多手工劳动者更容易。结果出现了一种由“分享收成”转到土地所有者自己操作，或由“分享收成者”变为工资工人的趋势（参考书目8，17）。 3．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 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是历史上多次产权制度安排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某种要素相对价格的上升，会使这种要素的所有者相比其他要素而言获得相对更多的利益。某种产品价格的上升，也会导致用来生产这种产品的要素的独占性使用更具吸引力。发生在中世纪欧洲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变，按诺斯和托马思的观点是人口和土地稀缺性增加导致土地相对价格提高的结果（参考书目46）。费尼也发现，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泰国发生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移，也可以用那个时期人口和稻米出口需求的增加来解释。在英国，食品价格的提高使得把开放地带和共同牧场圈为私人经营单位有利可图。据麦克劳斯基估计，尽管围栏的费用很高，但圈地所产生的年收益率达17％。 4．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 如前所述，某个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实施是彼此依存的。因此，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对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正如刘易斯所说的那样：“一旦制度开始变迁，它们会以一种自动强制实施的方式发生变迁。老的信念和制度在变化，新的信念和制度彼此之间，以及新的信念和制度与相同方向上的未来变迁之间都逐渐变得调和一致”（参考书目31，第146页）。波士纳认为，荣誉感在原始和远古社会显得如此突出，可以用当时缺乏正式的法律执行制度安排来解释。荣誉感增加了报复的可能性，因此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参考书目52）。在现代化国家中，荣誉仍是有价值的；然而，国家成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唯一制度安排。报复和决斗被禁止了。前工业化社会出现“生存伦理观（Subsistenceethics）”，可以解释为农业生产率水平低下和潜在市场规模受限所致。“主从关系（Patron－clientrelationship）”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它代替了劳动力、土地、保险、信贷等一系列专门的市场（参考书目28，第2章）。而市场的扩张弱化了互相帮助以及这种“主从关系”（参考书目51）。在中国最近发生的农村农作制变迁之前，农村要素市场的存在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从集体农作制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的转变，导致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土地和信贷市场的重新出现（参考书目33）。 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学 以上所讨论的制度不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好处，新的制度安排将被创造出来。因为制度结构由一个个制度安排构成，所以一个特定制度安排不均衡就意味着整个制度结构不均衡。许多制度安排是紧密相关的。一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也将因此引起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不均衡。如果人心的理性是无界的，且建立制度安排是不花费用、不花时间的，那么社会在对制度不均衡作反应时，会立即从一种均衡结构直接转到另一种均衡结构。然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领会所有必要的制度变迁并在同时设计所有最佳的制度安排，已超出人心容量的范围。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安排是一个消费时间、努力和资源的过程。而且，具有不同经验和在结构中具有不同作用的个人，他对不均衡的程度和原因的感知也不同。他还会寻求分割变迁收益的不同方式。要使一套新的行为规则被接受和采用，个人之间需要谈判并取得一致。因此，当发生不均衡时，制度变迁过程最大可能是从一个制度安排开始，并只能是渐渐地传到其他制度安排上去。这种过程是在一个由历史确定的制度结构中发生，并以这个现行的制度结构为条件。所以，某些制度安排从抽象的理论观点看可能是有利的，但由于它与制度结构中其他现行制度安排不相容，因而是不适用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大多数制度安排都可以从以前的制度结构中继承下来。虽然某个制度结构中的基本特性，在个别制度安排变迁累积到一个临界点时会发生变化，但制度变迁的过程仍类似于一种进化的过程（参考书目1，43）。 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社会将从抓住获利机会（它由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制度安排创新中得到好处。然而，这种创新是否发生却取决于个别创新者的预期收益和费用。创新者的收益和费用计算比社会收益和费用的计算更复杂。不同的制度安排有不同的问题。本文将制度安排分成两种，即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正式的制度安排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或修改，需要得到其行为受这一制度安排管束的一群（个）人的准许。也就是说，无异议是一个自发的、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的前提条件。因此，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需要创新者花时间、花精力去组织、谈判并得到这群（个）人的一致性意见。菲律宾农村转租制的出现以及从传统的佛纳桑合约到加玛合约的转变，就是这种制度安排变迁的两个例子（本考书目28）。与此相反，非正式制度安排指的是另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纯粹由个人完成，它用不着也不可能由群体行动完成。最初，个别创新者将被其他人认为是违犯了现行规则。只有当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放弃了原来的制度安排并接受新制度安排时，制度安排才发生变换。这种制度安排的例子有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等。 一般来讲，改变一种正式的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产生外部效果的原因，是因为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当一个制度安排被创造出来后，其他群（个）人可以模仿这种创新井大大降低他们组织和设计新制度安排的费用。因此，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因此可能会持续地出现制度不均衡。“搭便车”问题可能会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产生。一旦制度安排被创新和被建立，每一个受这个制度安排管束的个人，不管是否承担了创新和初期的困难，他都能得到同样的服务。如前所述，个人意识形态信念能弱化“搭便车”问题。如果新的制度安排与个人关于公平世界的观念相一致，那么他“搭便车”所需要的加价将更大。“搭便车”问题的严重性还取决于一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群体中成员流动性大，那么由于个人行为被发觉的可能性较小因而“搭便车”问题更容易发生。另外一个考虑因素是看群体结构的紧密程度如何。在一个结构紧密的社区内，速水佑次郎认为，“人们个人主义较少并会严格地遵从社会规范”（参考书目28，第36页），因而“搭便车”问题不会太严重。 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政治或制度企业家的作用在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中就尤为重要。政治企业家是这样一种人，“他受到普遍的信任（敬畏），或者他能够猜出谁在讨价还价中弄虚作假，或者他能够用简单的办法节省讨价还价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制定出一种制度安排，它对所有有关者来说比任何没有政治企业家领导和组织时可能出现的结果更好”（参考书目49，第176页）。制度不均衡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人。因此，一个政治企业家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分割潜在利润的设计能力，它似乎能使每一个人的境况更好并使成员们确信这种分割与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如果政治企业家相信对他来说收益大于费用，那么他会努力把新目标描述清楚，并建立起新规则。收益不一定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诸如社会威望或政治支持等（参考书目20，21）。对政治企业家来说，如果他能够从政府机构内动员政治支持或者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结成联盟，那么他的费用将较小（参考书目28，第2章）。然而，这种考虑还暗示着新的制度安排可能会损害某些个人，因为一旦运用了强制性力量，意见一致就不再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了。 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与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在特征上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不包含群体行动，所以尽管它还有外部效果问题，但却没有“搭便车”问题。新规则的接受完全取决于创新所带来的效益和费用的个人计算。而且这种创新费用并不取决于创新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努力和资源等形式。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所以创新者的费用主要来自围绕着他的社会压力。如果获利机会不是在社区成员中平等分配，那么这种费用是极高的。对落在后面的人来说，他们会感到神圣的道德受到冒犯、习惯的权力受到剥夺。接着可能会出现说闲话，甚至出现暴力行为。这正是市场制度渗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时经常出现的情况（参考书目61）。由于害怕受到社会的耻辱和排斥，尽管得自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收益看起来非常之大，个人还是不情愿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正因为这个缘故，非正式制度安排显示出一种比正式制度安排更难以变迁的趋势。即使有政府行动，发生这种变迁也不容易。 尽管如此，非正式制度安排变迁的标准和特点并不因此而有改变。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价值观、习惯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一样都已经发生变迁并且正在发生变迁。创新者面临的严峻问题与其他经济决策者一样。当制度不均衡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大到足以抵销潜在费用时，个人会努力接受新的价值观、道德和习惯而不管这些规则着上去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的流动性越大，这种执行机制的效率也就越低。因此，流动性越高，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就越容易放弃传统制度安排和接受新制度安排。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价值观和道德，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中不断流变而在传统经济中却凝固不动。市场经济中的青年人相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更可能成为创新者，相同的原因在意识形态变迁的讨论中已提到过。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代沟”。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所固有的问题，所以，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由于国家干预会同时引起国家的费用和效益，所以国家是否具有采取适当行动的激励，可能是经济分析中要碰到的一个问题。本部分提出了国家的一种经济模式。国家的决策将从统治者的观点来讨论。统治者可以是国王、主席、内阁总理或当选总统。我们将会看到，理性的统治者必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其原因将在“政策失败”一节中进行讨论。 国家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按韦伯的定义，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给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由于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所以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畴。作为垄断者，国家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上述制度性服务。因此，当存在国家时，社会的总收入将大于个人不得不自我提供服务或从其他竞争性组织得到这种服务时的社会总收入。从规范的角度讲；可以认为最理想的国家是那种“局限在防范暴力、偷盗、欺诈并保护履行合同等等狭窄功能”上的最小国家（参考书目48）。然而在现实中，这是不切实际的。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国家可以扩张它的影响范围，使之远大于最小国家的影响范围。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是正如穆勒所说，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参考书目40，第21页）。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国家是否有激励和能力去设计和强制推行由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所不能提供的、适当的制度安排。 已经有人提出好几种研究国家决策的分析方法。第一种分析方法把国家看作一个有组织的主体。按这种观点，国家被人格化了。它具有它自己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它们独立于构成国家的个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而成为国家的整合细胞后，个人便失去了他自己的身份和特征。国家发挥作用的目的就是把它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虽然这种观点从方法论上看很简单，但它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因为正如当斯对它的评论那样，“它建筑在一个虚构的主体基础之上：国家是一种可以和个人分开的东西”（参考书目19，第17页）。第二种由布肯南和托拉克提出的分析方法走了另一个极端。这种分析方法把国家想象为一种实现集体行动的工具。它仅仅是一种加工工具、一部机器，个人可以用它来满足他的某些欲望。个人从它那儿购买服务并只对他接受的服务成本付费。这种观点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忽略了实际决策和操纵国家机器的人的激励。第三种分析方法是当斯在研究政府过程中提出来的（1957年）。这种方法从政党的观点来考察国家的决策，而政党的定义是：寻求用法律来控制管束工具的一队人。政党的成员被假设为对他们所有的、而不只是一部分的目标都意见一致。因此政党被看成为一个具有一致性偏好序列的单个的人。这种分析方法也是非现实主义的，当斯自己也承认：“在现实中，甚至是政府的主要官员，他们也不完全具有相同的目标。”（参考书目19，第26页） 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国家的最大权威是操在一个政治家手中，他或多或少不受公民偏好和压力的影响，所以，比较令人满意的一种分析方法是把国家的决策过程看作是通过国家政治者的行为来完成的过程。这个统治者可以是国王、总统、首相或幕后最高领导人（参考书目24，25）。和任何一个具有有界理性的个人一样，统治者也关心他自己的生存、威望、权力、健康、历史地位等等。另外，国内还有可能发生叛乱，国内或国外还有潜在的统治者，这些都给他以威胁或使他有压迫感。统治者想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看来足以使他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事情。然而，统治者至少要维持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这些规则包括统一度量衡和解决不利的司法系统。统治者的权力、威望和财富，最终取决于国家的财富，因此统治者也会提供一套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统治政治系统的费用取决于统治者被承认的合法性，因此，为了使选民们确信他的权威合法性，他会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进行投资。 经济增长时会出现制度不均衡。有些制度不均衡可以由诱致性创新来消除。然而，有些制度不均衡将由于私人和社会在收益、费用之间有分歧而继续存在下去。只要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他将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不均衡。也就是说，统治者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会采取行为来弥补制度创新的供给不足：即按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进入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商品来衡量，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计边际收益要等于统治者预计的边际费用。没有人可以保证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最大化。 作为实证研究，下一节将集中讨论国家不能建立符合社会需要的制度安排的原因。这种实证研究包含的规范性内容是：只要能消除政策失败的这些原因，强制性变迁的有效供给便可改进。 政策失败的原因 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二者都属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的起因有以下几种：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1．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 制度安排的效率由它对国民总财富的影响界定。如果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而且他的财富正比于国民财富，那么统治者会在他权威限度内具有建立最有效制度安排的激励。然而，如果新制度安排带给国民的收入较高而带给统治者的收益较低（由于统治者交易费用的缘故），那么在和原先制度安排进行比较时统治者可能会发现，建立这种新制度安排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而且，财富仅仅是被统治者所重视的许多商品中的一种。例如，如果统治者更为关心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那么他可能牺牲国民财富而建立强化军事力量的制度安排。根据统治者效用最大化模式，我们也可以预言，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统治者将更为关心他的威望。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如此之多，以致于用不着再举例来支持这一观点了。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即使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由于他的有界理性和认识、了解制度不均衡以及设计、建立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他仍然还是不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 2．意识形态刚性 如果选民们对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那么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将下降。因此，统治者将发展一种服务于他的目的的意识形态，并投资于教育使人们能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谆谆教诲。因而统治者个人和他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是被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制度不均衡的出现，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在增长。然而，为了恢复均衡而强制推行新制度安排、并改变原来的意识形态，很可能会伤害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因此，统治者可能不是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而是去维持旧的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为纯洁意识形态而战，他害怕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权威可能被动摇。因此，新的制度安排往往只有在老的统治者被新的统治者替代以后，才有可能建立。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从集体制向家庭农作制的变迁，邓是毛统治下的一名受害者（参考书目33）。 3．官僚机构问题 根据定义，统治者必须拥有一些官僚机器来按照他的意图执行法律和维持秩序、征集税收、惩处罪犯、保卫国家主权和提供其他服务。政府机关中的每一个官僚机构本身都是理性的个体。它的利益从来就没有与统治者完全吻合过。当然，统治者会试图监视他的人的行为，实施一种能促进他们忠诚于统治者的奖励制度，并反复向他们灌输诚实、无私、尽职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些官僚机构并没有被统治者完全控制住，官僚自利行为也没有彻底消除掉。结果是设计成统治者偏好最大化的政策，却扭曲成使官僚机构本身受惠。统治者效用最大化以及建立有效制度安排的能力，取决于有多少个官僚机构把统治者的目标视作它们自己的目标。官僚机构问题恶化了统治者的有界理性并增加了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果建立新制度安排所能带来的额外利润被官僚自利行为滥用掉的话，那么新制度安排就建立不起来。 4．集团利益冲突 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那样，“处于统治地位的个人在政治上依赖于特定群体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使政体生存下去。经济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维持政治支持的手段”（参考书目60，第10页）。制度安排的变迁经常在不同群选民中重新分配财富、收入和政治权力。如果变迁中受损失者得不到补偿（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确实得不到补偿），他们将明确地反对这一变迁。因此，如果制度变迁中受损失者是统治者依赖其支持的那些集团，那么统治者会因为害怕自己的政治支持受到侵蚀而情愿不进行这种制度变迁。兹尼发现，1880－1975年间泰国，由于其社会精英认为从技术和制度变迁中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政府就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结果是农业发展减速（参考书目22，第7章）。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也可能促进那些有利于这个集团收入再分配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种变迁将损害经济的增长（参考书目42，49）。不仅如此，统治者的垄断权还受到国内外能提供相同服务的潜在对手的制约。与统治者的对手有较多接近机会的集团，其讨价还价的力量较大。统治者因此将给这些集团提供较多的服务。如果变迁会把这些集团驱向统治者的对手一边，而且统治者从剩下的人民那里得到的好处不能补偿由于失去这些集团而使统治者蒙受的损害，那么变迁就不会发生。 4．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制度安排选择集合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束缚。即使政府有心建立新制度安排以使制度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政府也可能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制度安排。50年代初期，许多不发达国家采用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很难证明这种政策有多少是当时流行的社会知识的直接结果。然而，正如波尔总结的那样（1984年），战后初期发展文献的主要内容强调的是全面的政府计划在实现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时的必要作用。而舒尔茨根据近三个世纪以来英国和其他西方经济的历史发现，一个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变动和确立，都是由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诱发和塑造的。从以下这种意义上讲，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可能并不是“正确”的思想：即体现在这种思想中的解决方案，将导致更高的收入增长速度和更合乎人们理想的收入分配。从根本上说，社会思想也受到人们有界理性限制。尽管如此，以下预言仍不失稳妥：如果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是在一个范围广泛且受过不同训练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经过充分的相互作用和商议的结果，而不是一小撮权威人物谋划的结果，那么它的危险会较小。 结束语 在结束本文之前，有两个问题尚需说明，一个是文化素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 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与它的价值观和习惯一样，都是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安排一样，它们都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人造”工具。在静态经济学中，文化素质处于均衡状态并往往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来制度安排中的一些会变得过时，其原因在于人们为了从能提供更多服务或降低交易费用的机会中得到好处而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虽然制度创新过程会受到外部效果问题的折磨，但只要预期的利润增长超过费用，那么制度企业家终究会出现，有效的新制度安排也会被创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观、习惯和文化素质中的其他成分都是中性的。这并不是说民族的文化素质不重要，而是说它们不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就经济增长而言，一个民族不能指靠它的文化素质（不管这种文化素质是如何地有利于增长）。一个民族也用不着等到确立了一套适合于增长的价值观或道德之后再来发展它的经济。民族文化素质会改变（一旦这样做有利可图时），而且实际上它们正在改变。今天，日本工人努力工作的态度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受到称赞。然而，引用一位应日本政府邀请前去访问日本的澳大利亚专家在1915年写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就足以证明以上观点： “当我看到你们的人干活时，我对你们廉价劳动力的印象很快就幻灭了。毫无疑问，付给他们的钱很少，但收益也同样很少，看你们的人干活使我感觉到你们很知足，悠然自得，缺乏时间观念。当我和一些经理谈及此事时，他们告诉我，要改变这种民族承袭的习性是不可能的。”（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然而，仅仅经过一、两代人之后，这种与工业社会水火不相容并被假定为不可改变的民族习性，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改变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使努力工作并创造新工作态度、价值观以及其他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个人得到好处。文化素质没有束缚任何一个人去寻求改善他自己的命运，束缚他的只是在承受变迁时有希望得到足够多好处的机会的缺乏。 对一个民族的经济增长来说，比文化素质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由于政府提供的是经济剩余赖以建立的秩序构架，而如果没有由政府提供的这种秩序稳定性，理性行为也不可能发生，所以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然而，正如刘易斯所说（参考书目31，第376页）：“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这么多由政府弄出来的祸害，以致于很容易就训戒政府参与经济生活一事写上满满的一页。”那么，明智的政府和不明智政府的区别是什么呢？答案或许在于政府如何引导个人激励。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在寻找使他自己获得好处的机会。然而，为了一个经济的发展，有必要冒超一般化的风险去建立一种鼓励个人生动活泼地寻求并创造新的可获利的生产收入流的系统，和一种允许用时间、努力和金钱进行投资并让个人收获他应得好处的系统。具有这种特征的制度安排——更确切地讲，在产品、生产要素和思想方面清楚界定并良好执行的产权系统——本来就是公共货品。它不可能由诱致性制度创新过程建立。没有政府一心一意的支持，社会上不会存在这样的制度安排。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史与经济学理论研究论文 研究经济史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的基础。我写过一篇《论历史主义》，是谈历史学理论的，可作为我以前所写《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的续篇。[1]本文拟谈经济学理论，可作为《方法论》一文的另一续篇。 经济学成为系统的科学，始于17世纪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本文所称经济学理论亦自此始。但不是说，在此以前的经济思想就不重要。尤其象富国、富民思想，田制、赋税思想，义利论、本末论、奢俭论等思想，在研究中国经济史中无疑是很重要的。本文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是因篇幅所限。也因为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建立出现的；又是从方法论着眼，因为经济思想成为系统的理论之后，才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本文中，“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为同义语。 一、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方法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就象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一样。马克思说过：“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2]这话也许有点过份，不过，“方便”可理解为方法。 J·M·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3]­ 我在上述两文中都提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J·A·熊彼特说：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如果我们使它只起工作假说的作用”，按即方法论的作用，“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分析上的成就”。在经济理论上，“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4] 熊彼特极有远见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因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还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由于“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 下面举两个例子。西方经济学有两次“革命”，即边际主义革命和凯恩斯主义革命。19世纪七十年代的边际革命，由于其奠基人采取主观的效用价值演说，与古典的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直接冲突，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和全面否定。但是，在后来的边际理论中，效用价值说已逐渐淡化，在洛桑学派中乃至成为影子，在其他学派中被成本价值说所代替。而边际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却广为流传，至今不息。原来，边际分析作为方法只是微分数学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李嘉图的地租论乃至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增量的分析实际已有“边际”的概念。在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垄断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边际值就不能用平均值来代替了。因而，边际分析方法不仅在西方被普遍采用，在前苏联和我国也已被采用了。 20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它曾经煊赫一时，为许多西方国家所采用，但不过20年，即为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剑桥学派等学说所代替。凯恩斯学说本身，对于研究从来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中国的经济史可说用处不大。但是，作为方法论，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分析，其国民收入、总需求、总供给、储蓄和投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等，则不仅为后凯恩斯主义者所继承，也为非凯恩斯学派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所取用。更有，因此而兴起的经济增长理论，包括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作为方法论，也已为我国所取胜；[5]我提到它，因为在经济史研究上有重要性。 二、怎样选用经济学理论作为研究经济史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而，恩格斯提出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6]­但迄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我前面所说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是西方的而且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怎能（即使作为方法）用于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呢？这就是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性”问题。[7] 其义有三： 第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有统一性。例如“资本”，在奴隶社会就有了；但在分析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形态后，马克思才概括出资本的初始形态的发展轨迹。解剖现代社会是解剖古代社会的钥匙。 第二，迄今人类各种文明社会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前资本主义的遗存和未来的因素。如J·C·L·西斯蒙第所分析的七种农业经营方式，至少有六种在中国历史上都存在过。[8]¯ 第三，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出一个结论，即不管在“经济学对象”上有多少理论争论，实际上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和当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都主要是在研究那种或这种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它的机制如何？而这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课题。 任何社会经济都是在一定的机制下运行的，否则不能持久。各种社会形态的机制不同，但都有再生产问题，都有增长（负增长）的模式问题和发展周期性问题，都有主权者干预问题，等等。这其中，有些运行规律是共同的，有些可互相参照。在经济史研究中，是把现有的各种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行和其机制的解释，作为方法，尤其是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至于选择哪种理论，则如我在《方法论》一文中所说，“史无定法”，主要根据其理论对我们所研究的课题的适用性和史料的可能性来决定。可以选用某种理论中的某一点，也可在一个问题上选用几种理论。要之，选用某种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在经济史论文中，时见“根据某种理论，应如何如何”语式，这是最笨的用法。 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作为举例，我曾提出魁奈（FrancoisQuesney）和重农学派的经济运行理论，D·李嘉图、杰文斯（WilliamS·Jevons）等的地租论在研究封建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再如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以及他的增长理论，也是有用的。斯密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但他所谓“资本”是以上一年度的谷物收获量为基数，如果不取其工资基金说（上一年收获的谷物用于支付雇佣劳动工资部分），这一思路是适于农业社会的。[9]就是说，对于现有经济理论，可以加以“改造”来利用。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重要的一段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换的历史。这种转换，过去强调工业革命，如今不同了。以西欧说，思想转变始于14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经济变革始于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马克思指出，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在16世纪即已建立，工业革命还是二百年以后的事，是市场扩大的结果。代表这种亲史学思想的巨著是C·M·奇波拉主编的六卷本欧洲经济史，[10]它运用了当代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这种转换，在中国相当于明、清、民国以至当代的五百年间，时间很长，所可选用的经济学理论是很多的。 在学派林立的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不外亲古典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以A·马歇尔为代表的亲古典主义吸收了边际分析方法，以P·A萨谬尔逊为代表的亲古典综合派又吸收了凯恩斯经济学，积累和日亲月异，这就给我们选用提供方便。经济史主要研究宏观，但分析中离不开微观，尤其市场理论，因为宏观经济学是以微观理论为基础的。在研究落后国家经济时，刘易斯（W·ArthurLewis）主张用古典经济学模型，舒尔兹（TheodoreW·Schultz）主张用新古典模型，二人同时获诺贝尔奖。我看各有短长。古典主义的人口与土地的悲观论调，历史上是存在的，但不能强调。新古典的乐观主义更符合中国历史，但过份强调竞争和均衡价格，就难找历史根据了。 我以为，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衰退，最终是看生产资源的利用或配置是优化了还是劣化了。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资源配置被归结为劳动时间（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节约和在各部门间的分配。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尤其物化劳动，是不能计量的，“抽象劳动”在经济史上更无法描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源配置归之于市场调节，新古典更引进边际分析和导数方法，比较精确。但在新古典模型中没有土地和资源变量，而是归入“资本”，这在经济史研究中是难于处理的。 新古典模型，根本不谈制度、经济结构、社会背景以及文化习俗等问题，而经济史要求整体观察，这些因素都很重要。因而，也要涉猎制度学派、结构学派等理论。我觉得，德国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对研究中国经济史仍是有用的。又所谓资源配置，并不完全决定于市场机制，近年来已有非市场机制、非价格信号的研究，历史上，在市场不发达、没有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下，经济仍可以有进步，更不用说重大政治军事活动以及殖民、移民、水利等对资源利用的影响了。我曾见到一些对明清时期江南特别是苏南农村的研究，说明在不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传统技术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因素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资源配置或资源合理利用。[11]这也是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的贡献。 当代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R·M·索洛写过一篇《经济史与经济学》。[12]­他不满于这两个学科的现状：“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习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主要是批判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但也指出当代经济史也象经济学“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他说，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这对当代西方一些“新经济史”的批评是很中肯的。的确，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三、经济学中的经济史论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编“论不同国家财富的不同发展”是一篇经济史论。他先从利润和风险研究提出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即首先发展农业，然后发展工业，最后是国际贸易。但详细考察了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经济变化后，却得到相反的结论，因而他慨叹欧洲是“反自然的退化”。可是，这种考察证实了斯密在《国富论》一开篇就揭橥的论点：人类社会的进步归结于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分工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而，在他的经济史论的最后一章，就转而讨论“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了。[13] 作为一种经济史观，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经济发展阶段论。F·李斯特把原始、畜牧以后的经济发展分为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这初看与斯密的自然顺序一致，但其论点是，一国在第一阶段应以自由贸易为手段，力求发展农业；在第二阶段，要用“限制商业政策”，按即保护关税，来促进工业的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农工商业时期，如当时的英国，可“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的原则”，“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14]­B·H·希尔德布兰德是按交换方式提出三阶段论，即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第一阶段是农民民主社会；第二阶段是自由经济。他的第三阶段带有理想味道，使交换不依赖于货币，以克服货币经济带来的贫富悬殊。[15] K·毕歇尔批评了以上两种观点，提出自己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封闭的家庭经济，包括各族社会和中世纪的庄园，是内部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毋需交换。第二阶段是城市经济，指中世纪包括郊区农业的城邦经济，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换的经济。第三阶段是“国民经济”阶段，开始于中世纪晚期，这时生产者为市场而生产，消费者自市场购买商品，商品要经过许多流通环节达到消费者手中。毕歇尔实际上已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了。[16] 到20世纪初期，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最大影响，当推J·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了。他在《经济发展理论》[17]­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内在因素的创新过程。即由引进新产品、引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来源、企业新组织形式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新的组合所推动的，而“企业家”是执行这种新组合的人。不过，熊彼特明确指出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专指资本主义时代的。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将导致“非人身化和自动化”，“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企业家”失掉作用，资本主义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不过他所谓社会主义，“不外乎是把人民的经济从私人领域移到公共领域”而已。[18] 六二年代W·W·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对经济史学也有广泛影响。他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但把工业化以前的几千年统归入“传统社会”，所论实际是工业化的阶段论，即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19]最受人注意的是他的“起飞”理论和“主导产业”理论。起飞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投资净值由占国民收入的5％增至10％以上，同时有一个或几个主导制造业迅速发展，带动其他产业跟进。他认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始于1952年。各国由起飞到成熟约需60年。 领域十分广泛的当代经济学家J·R·希克斯于1969年出版一本《经济史理论》。他说，世界经济史可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以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这就是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新石器时代的和中世纪初期的村社经济都是由习俗支配运行的，酋长或王只是传统本身的东西。命令经济常是由军事统治建立的，而由官僚制度完成，具有支配经济作用。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实际是这两种经济的。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渐进的、各地区不同步的、曲折乃至有反复的，但总要发生。这种转变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专业商人的出现。他们要求保护财产权和维护合同，这是旧制度无能为力的。于是，重商主义时期在欧洲出现了城邦制度。城邦和商业竞争，导致殖民主义扩张。接下去，就是“市场渗透”阶段。钸克斯用历史回顾法从四个方面详述了这种“渗透”，即：适应市场经济的货币、法律、信用制度的确立；政府财政和行政管理的改造；领主制破坏、货币地租和农业的商业化；自由劳动代替奴隶劳动、劳动力市场的出现。这一切，导致工业革命。[20]­希克斯是在经济史理论上首先全面论述市场经济的。不过，他只是偶尔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术语，而更多是用“商业经济”。他还用他在《价值与资本》（该著作使他获得诺贝尔奖）中提出的理论解释工业革命：其性质不过是资本由在商业和手工业的流动状态进入固定状态。 八十年代兴起产权制度学派[21]的经济史理论，D·C·诺斯于1981年出版《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22]­他并以此获诺贝尔奖。诺斯认为，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增益，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模型都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易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国家给谋求收益最大化的个人和团体设定产权，用以交换后者提供的税赋，以实现国家岁入的最大化。制度则是实施产权、约束个人和团体的行为、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则，包括认可规则和约束行为的道德观等意识形态。这种产权和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由于人口、资本存量、知识存量是增长的，加以其他原因，导致结构的变革，促使经济向进步方向发展，这就是经济史。但制度本身有保守性，而产权往往效率低下或失效，加以其他原因，经济史上往往是增长时期少，停滞或衰退时期多。 诺斯指出，目前用于研究经济史的经济理论不外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强调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得出一个悲观模型，但它“不失为一种探讨19世纪中期以前一千年间人类经验的颇有裨益的出发点”。新古典经济学以储蓄率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通过市场调节，达到新的均衡，并注重知识积累和边际替代能力，是一种乐观模型，可以解释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经济的发展。但它完全忽视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而没有这些，单凭市场上相对价格的变动是不能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新古典模型漏掉的东西全部包括进来了。它强调所有权和国家的作用，强调技术发展引起所有制的矛盾，“堪黍是一项重大贡献”。不过，马克思经济学过于理论化，而新古典模型拥有机会成本、相对价格、边际效益等远为精确的分析方法。新古典模型的最大缺陷忽视了交易费用，以为不花成本就能实施所有权，以至“个人和社会的收益相等”。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诺斯反复论证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并且，“专门化的增益越大，生产过程的阶段便越多，交易费用也就越高”。他在结论中说，“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不仅是经济历史上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优秀”。[23] 综观上述经济学家的经济史观各有特色，但大多是以交换关系的扩大作为历史发展的线索，亚当·斯密的分工和专业化理论普遍受到尊重，并以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或者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论述现代化过程。众所周知，马克思曾提出人类社会相继出现的五种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中，马克思是十分重视商业和市场的作用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篇题为“交换与生产力”的经济史论。[24]­它讲欧洲商业脱离行会手工业。竞争导致商业政治化，出现保护关税、贸易禁令、殖民主义以至战争。而其最后结果是大机器工业的建立（马克思和19世纪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曾用过“工业革命”一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业资本是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支配着产业”，因而，“它在封建生产的最早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25]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各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26]­根据这一理论，我在1986年写了一篇《试论交换经济史》。[27] 我是用广义的分工和广义的交换概念，并把交换这个“纵坐标”理解为历史。原来，人类在学会“生产（指变革自然）150万年以前就有交换了，交换的发展谱写着人类编年史。现在我想补充说的是：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历史哲学的命题，不是经济史的命题。在经济史上，没有奴隶制者有之，没有封建制者有之，越过“卡夫丁峡谷”者更有之。[28]¯中国实际上就是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但是，资本主义可以超越，市场经济却不能超越，如果一个国家想现代化的话。我们曾经想超越，现在还得回来补课。至于我在《试论交换经济史》一文中的分析，今天看来有一点还是有用的，即它可说明，历史上的商业发达，不一定是市场发达；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不等于就是市场经济。这里，J·R·希克斯的“市场渗透”说，D·C·诺斯的“结构变革”说，值得我们注意。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与改革开放研究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优秀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经济学理论论文:对行为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论文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理论延伸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马修•拉宾(mattew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behavioral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理论论文: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探讨论文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优秀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优秀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优秀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优秀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优秀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终结探讨论文 [摘要]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理论生命已经终结。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但正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却能发挥其诱惑和拉拢之力，将中国等资本不发达国家圈进资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虚拟经济的漩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大危机，更以鲜活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没落。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 的体现，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凯恩斯的“革命”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缺陷。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优秀，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来解释，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优秀，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1）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5）庸俗的实用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优秀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经济学理论论文:两淮盐业的经济学理论探讨论文 关键词：文化经济学两淮盐业经济扬州盐商本土化 摘要:经济学虽成为当代中国显学,但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仍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研究尤显薄弱,这同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很不相称。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有其辉煌的历史,尤其在18世纪,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P4,它同时孕育出扬州书院、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园林等世界级文化品牌,这些文化品牌又铸造了扬州盐商的人文精神,推动了盐业经济的增长。对这些文化与经济的奇迹进行认真研究,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将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体系。 经济学虽然成为当代中国各门学科中的显学,但其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还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尤显单薄。纵有论者,也往往作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分支,或作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若干例证。此状况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是很不相称的。中共十六大号召“发展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其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文化产业理论,这就把建设文化经济学理论的任务严肃地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外来再好的理论也得同本土实际相结合,接受本土实践的检验,才能全面反映经济规律,成为对发展本土经济有用的东西。立足本土,探寻规律,借鉴国外,进行理论概括,当是建设文化经济学的正道。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将有助于经济学总体理论体系的建设。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盐业经济绵亘2000余年,代有奇迹出现,甚至领导全国商业革命,创造辉煌的商业文化。若以此为切入口,探寻总结,很可能会得到若干启迪。 一、动关国计的千古产业自春秋管仲“一总盐铁”,我国历朝历代直至今日皆长期实行盐业专营专卖制度。其间虽有几度争论,小有反复,但大体上还是坚持下来。汉、唐、宋、元、明、清的江淮地区乃是最重要的盐产区,而其中心城市扬州则是盐业重镇。公元前2世纪,吴王刘濞在广陵开海煮盐,开山炼铜,从而使扬州第一次走向繁荣,成为文景之治下盛世经济的最亮点(至于如何评价七国之乱,则可另行探讨)。唐初扬州盐业再次成为贞观之治下的一个亮点。安史之乱后,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漕路不通,奸吏中饱,盐业经济下滑,国家财政窘迫。朝廷屡有诏令惩治腐败,希冀堵塞漏洞,拓展财源。可是,禁而不止,愈演愈烈。理财家刘晏来到扬州调研后采取三项改革措施:(一)疏浚运河,打通漕路。(二)改革制度,源头防腐。(三)设置常平,加强调控。刘晏发现,在原来食盐的官购、官运、官销体制中,有关官员若从中贪污,国家很难对其督察。与其惩办于后,不如防患于前。于是,将此体制改为官购、商运、商销,从而在制度上对官员贪污的可能性作了防范。同时国家设立常平仓,由常平粮扩至常平盐,再扩至常平“万物”,调节各地余缺,防止大贾操纵市场。十余年间,盐税收入从原来的4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增幅达15倍之多。在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前提下,通过制度改革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成为经济史上佳话。宋代在江淮地区设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以后常在两淮合设一转运衙门管理盐务。名臣范仲淹走上仕途的第一站就是任西溪(今属江苏东台市)盐官,所做第一件事就是改革盐政,修筑捍海堰(今称范公堤),从而开庆历新政之先河。其后欧阳修更是著名的扬州“文昌太守”,他提出著名的理财三术:通漕运、尽地力、权商贾。 扬州人筑范公祠、欧阳祠纪念两位先贤,范公祠一直保存到20世纪,欧阳祠及欧阳修所筑平山堂至今仍屹立在蜀冈中峰之上,成为扬州重要的人文景点。清代两淮有30个盐场,所产之盐集中到扬州,行销苏、皖、赣、湘、鄂、豫六省,皆富饶地区。扬州位于长江、运河交汇点上,清廷设两淮巡盐御史衙门和两淮盐运使司衙门于此,前者由皇帝心腹主持,后者由三品大员开府。据《两淮盐法志》,乾隆间两淮每年食盐吞吐量为1525900余引(每引一般为300～400斤)。在食盐产地每引值银0164两,加上课税和费用,共值1188两,运至内地可卖10余两银。如是,两淮盐商每年可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60%左右。当时全国地丁收入约2600万两,最盛时3300万两,盐课数约占1P2,扬州数百户盐商上缴的盐税则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6%,故“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陈去病《五石脂》),成为康乾盛世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扬州盐商的私人财产亦很庞大,堪称富可敌国。盐商大户主要有陕帮、晋帮、徽帮,并在清代组成新的扬帮(又称淮帮、两淮帮、扬州帮)。今有姓名可考者,约二三百人。当时有“八大盐商”、“八小盐商”之谓,大盐商之首则称之为“总商”。“徽州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陈去病《五石脂》)。另有朝鲜人安三随贡使入京,充权相明珠家仆。明珠伏法后,其孙安岐到扬州业盐,“富甲天下”,“声势赫奕”。(《清稗类钞•农商类》)安徽祁门马曰、马曰璐兄弟,积资千万,儒雅好文,声望遍及东南。歙县江村缙绅大族江氏在扬州称雄数世。江演“担囊至扬州”,“以盐荚起家”。(《橙阳散志》卷3《人物》)其孙江春(1720～1789)乃“总商”之最显赫者,领袖两淮盐业近半个世纪。他练达精明,才略过人,六次迎驾,“以布衣上交天子”(道光《歙县志》卷9)。高宗目睹江春实力,惊叹:“盐商之财力伟哉!”(《清朝野史大观》卷11)其时 “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同上)。乾隆三十七年国库总资产为7800余万两白银,两淮盐商的总资产,亦达7000～8000万两。(汪喜孙《从政录》卷2《姚司马德政由叙》) 事实上,17～18世纪的中国已发生了一场以两淮盐业经济为代表的商业革命,而这次商业革命与西方世界的商业革命几乎是同步的。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威廉•配第(1623～1687)已敏锐地看出,工业利润比农业利润多得多,商业利润比工业利润多得多。扬州盐商所获利润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财团,所占市场份额的比例至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城市的行业可与之相比。两淮盐商创造的辉煌和积累的经验还为西方经济的发展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建设作出了贡献。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空前经济危机,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为了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便向中国取经。他吸取刘晏改革盐运提出的常平制度,提交国会立法,从而为美国经济复苏立了大功,被选为副总统。他还把“常平”翻译为“ever2normal”,至今“ever2normal”一词仍常在美国经济法规中出现。英国亚当•斯密完成其代表作《国富论》初稿,乃在1773年,相当于中国乾隆三十八年。他曾拜访过被称为欧洲孔夫子的德国经济学家魁奈,也曾拜访过法国大僚杜尔格。拜访杜尔格时,杜尔格正接见两个中国使者。斯密从他们那儿了解到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因而在《国富论》中多处提到中国经济,尤其欣赏中国先贤的自由放任学说和经济的市场调节功效。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来源。 二、盐业经济与文化事业清代盐业经济发展到最高峰,支撑国家财政,造就了巨大的儒商集团。他们通过建书院、筑园林、贮图书、行善举等方式支持士人读书,通过组戏班、开诗局、收字画、办文会等方式开辟文化市场。吴、皖、浙诸派巨子皆得其惠,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更因之而异军突起,树帜艺林学苑。同时,两淮盐商自身也创造了别具特色的商业文化,以自己的才智、见解和价值取向影响士人的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创造出清代学术文化的辉煌。胶州高凤翰、上杭华、淮阴边寿民、宁波陈撰、钱塘金农、宁化黄慎、兴化郑板桥等人到扬州卖画,扬州盐商则成了他们最大的买主,从而培育出巨大的文化市场,郑板桥等人则成为画坛一支异军崛起于扬州,被后世称之为扬州八怪。盐商又延请艺术家住于自己的家中,艺术家为他们设计出精美的园林。扬州盐商又兴办书院,给教育以很大投入,提高了市民的总体文化素质,造就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旧时书院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场所。一般情况下,掌院由地方政府聘任,经费由地方财政拨付。扬州书院在管理体制和经费来源上异于他地:“皆隶于盐官,藉其财赋之余以为养育人才之地,故饩廪之给视他郡为优”(李斗《扬州画舫录》卷5)。安定、敬亭、维扬、广陵、虹桥及仪征乐仪等书院,生员经费亦很优厚,除正项开支由盐政拨付外,盐商个人亦时有资助。如马秋玉于雍正十二年(1734)助建梅花书院,筑讲堂5间、号社64间。汪应庚于乾隆元年(1736)捐资5万金重修学舍,并以113万金购学田,岁入归学宫。江春也“加意于书院、养老院、育婴堂诸事,每发一言,画一本,群商拱手称诺而已”(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 由于经费充足,待遇优厚,知名学者纷纷前来讲学。王步青、姚鼐、厉鹗、赵翼、杭世骏、全祖望、蒋士铨、王乔林等人先后任各书院掌院。名师执教,高徒辈出。生徒助学经费丰厚,更为其他书院所莫及。据《两淮盐法志》载,“在院诸生分正课、附课、随课。正课岁给膏火银三十六两,附课岁给膏火银十二两。”当时府学教官俸银仅31两多,书院奖学之举确实给有志之士提供了难得机遇。兴化贫士顾九苞入安定书院,专攻《毛诗》、《三礼》,成为扬州学派起首人物。九苞的表侄任大椿亦入安定书院,业满后考中进士,任礼部郎中、监察御使,协修《四库全书》。江都汪中生于“酷贫”之家,后入安定书院,与掌院杭世骏论学,得其褒奖,终博通《书》、《礼》、《春秋》、《尔雅》,成一大家。江都焦循本极贫寒,亦入书院,终淹通于易学、历算、声训、诗文、戏剧,有“通儒”之誉。“海内无匹”的文字学家王念孙和经学家刘台拱等人亦出于安定、梅花二书院。“安定、梅花两书院,四方来肄业者甚多,故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任、顾、汪、焦、王、刘皆为扬州学派重要成员,阮元更成为一代儒宗、扬州学派集大成者。其他著名学者如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王应馨等皆曾于诸书院就读。 扬州盐商对书院教育事业的投入,结出丰硕的成果,至今被人们所称道。此外国家每有重大军事行动,或大灾大赈,或河防工需,或巡幸典庆,盐商就捐输报效,乾隆间捐输额高达3826.6万两。其中江春助修河、赈灾以及朝廷在台湾设防军费等七项捐输即达1120万两。盐商对文化事业的支持,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看作经济对文化的赏赐,或经济的额外负担。清初扬州城里充满秦音歙语,陕商、晋商、徽商鼎足而三。康熙以后,陕退晋转,徽商几乎独占扬州市场。这当中有很复杂的原因,但徽商重文可能是个重要因素。其时商人在经济上支持文人,文人也在内功上支持商人,强化商人的竞争能力。扬州书院为盐商子弟培养出一批经世致用之才,有的成为儒商,有的步入仕途。扬州八怪的书画创作、叠石造山,美化了盐商的居住环境,提高了他们的文化品位、社会地位。八怪的代表作家郑板桥在穷困潦倒之时得大盐商马秋玉资助,从而在扬州立足。 他看到工商业者的社会作用,便大胆提出改变“士农工商”的社会成员排列顺序,说:“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为四民之末”。(郑板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载《郑板桥集•家书》)后来他到山东做官,出告示保护各烟行商人的合法权益。阮元遍校群经,任两广总督时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开启洋务之先河。高宗看到他的才学,曾高兴地赞叹“不意八旬外又得一人”。焦循研究南北商务物资流通,提出在镇江、扬州间“架一浮桥”。他们的学说,在理论上支持和扶持了盐业经济的发展。 三、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赞叹中国经济文化的辉煌,同时作为旁观者也看到中国千年以来变化无多,积弊已深。西方商业革命伴随文艺复兴很快引入工业革命,而中国商业革命却没有引出同样的结果。当两淮盐业经济发展到巅峰时,西方工业革命已经展开。富极一时的盐商们几乎没有一个意识到,西方与他们的差距正急剧缩小,并迅速形成对比。首富江春突然败落,被籍没家产,偿还欠款。嘉道间扬州能运销四五万引的盐商只剩十余家,销盐量不及乾隆时的十分之一,总资产也只有五六百万两。道咸间继续下滑,只有十余家能运二三万引,几乎失去了销售市场。两淮盐业的衰败,标志着清室一大财政支柱倾倒。盐业经济下滑,书院财源无以为继。书院的山长们更没有意识到西方的现代式大学已崛起。扬州八怪以敢于创新、敢于突破传统著称,打破了正宗画家“四王吴恽”的一统天下,占领了文化市场,成为文化市场的获胜者。可他们在获胜之时却没有看到,西方古典写实的技法已传入中国。意大利画家郎士宁、捷克画家艾启蒙、德国画家贺清泰等人都已进入中国宫廷,直接为康雍乾三代皇帝及后妃们作画。他们依西方透视解剖之法,同时吸取中国工笔画之长,画人物肖像、花木山水、飞禽走兽,呈现崭新的风貌。可中国画家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市场已遭西风侵袭,更没有取彼之长以充实自己、保护自己的措施。扬州学派博通诸科,系统整理传统文化,探微勾玄,弘扬精华,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章。可他们没有看到西方人已换一个角度总结历史,探索规律,试图构建通向未来的理论。于是悲剧出现了:中国的位置同西方的位置奇迹般地互换了。 马克思在谈到中国社会转型时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p.716)两淮盐业经济和扬州文化的盛与衰不正是最典型的“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吗?正因为其典型,为我们研究文化经济的盛衰规律提供了最好的参照物。四、仍须在本土找出路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2](p.186)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在研究彼时彼地经济规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亚当•斯密审视了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继承和发扬了威廉•配第以及布阿吉尔贝尔、约翰•洛克、达德利•洛思、大卫•休谟、斯图亚特等人的成果,从而建立自己的体系。到大卫•李嘉图则宣告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 从此斯密、李嘉图的学说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华盛顿大学教授诺思本为计量经济史学派的一个学者。他在研究17～18世纪美国海洋运输时发现既有的模型不能满意地解释经济效益的增长,于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说明同样的经济政策,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中对经济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效果,从而创造了制度变迁理论,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理论建树成了美国政府新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对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并深深影响着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史学界和经济理论界。两淮盐业经济在公元前就有惊世的起点,在8世纪、11世纪产生过辉煌业绩,17～18世纪发展到顶峰,19世纪出现“奇异的悲歌”。它在世界经济发展长河中的典型意义绝不亚于18世纪的美国海洋经济。这当中许多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值得探讨。例如:盐业经济上升时,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如何?当其衰弱后,它所曾支持的文化事业为何还能继续发展?乾隆南巡,宣布“每引加斤”(实际是在税收总额不变的前提下增加盐商的销售量),这对其他商品的价格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否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用函数进行表示?对其解读,寻其规律,无疑有助于文化经济学理论的建立。盐业文化的积淀已不是盐行业的专利。从其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将会对整个经济界、文化界有所启益,对我们的总体经济建设有所启益。 如果我们以研究扬州盐业文化为契机,建立文化经济学的理论,其意义不会亚于诺思的制度经济学理论。那么,文化经济学应以什么作为研究对象呢?我认为,至少应含有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济运行,其中包括文化事业的战略管理、经济成本、经济效益和文化产业的组织理论、经营业态、市场开拓、绩效指标等等。第二,文化市场的开拓、建设及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接受者研究。第三,文化理念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其中包括文化对经济结构、经济政策、经济产业的影响及文化对经济作用的机理 。第四,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包括互动的内在机制、环境条件、滞后效应、组织协调等等。应在对历史规律的总结中,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在物质生产领域探寻其文化力量,在精神生产领域考量其物质成本和物质效益。可见,文化经济学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搞清这些问题,揭示其中规律,无疑有助于新时期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启迪我们确立科学的发展观,进一步搞好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决不是简单地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几个字就能概括的。盐业经济对学术文化的支撑,学术文化对盐业经济的哺育,许多内在规律尚需我们探讨。不妨穿越时空隧道,以18世纪扬州盐商文化为支撑点,放眼古今中外的文化经济现象,进行理论概括。 相对于物质资源配置研究而言,目前国内理论界对这四个层面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研究文化经济应尽量吸取人文科学(尤其是文艺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现有成果,但文化经济学并不是文化学与经济学的简单糅合。就学科分类而言,它仍从属于经济学。我们要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文化这一特殊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与接受,研究物质生产的文化支撑。立足本土,其意义决不止在本土,而在全世界。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总结西方经济规律抽象出来的理论可能对西方和东方都适用,东方经济学家总结东方经济规律抽象出来的理论也可能既对东方适用,也对西方适用。当然,所有理论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充实。文化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将为当代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经济学理论论文:生态经济学理论下环境恢复与重建论文 生态学是由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创立了生态学这个学科。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包含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进化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生态学不仅是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学科之一,而且与农、林、牧、副、渔、医都有密切关系的应用基础学科之一。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科学的总称。包含理论经济学、技巧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变化的经济因素。包含部门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专业生态经济学、地区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抵触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辨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 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间,生态经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旨在整合生态与经济系统,供给新的思考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及时投入这一崭新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内容。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学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价值流循环与转换。生态经济系统划分范畴可大可小,从层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层的生物圈和经济界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系统、国民经济总体生态经济系统、部门生态经济系统、行业生态经济系统。按地区大小分:有国土生态经济系统、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庭院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组成包含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四大要素。 “现代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态经济统体,因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有机整体。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现代经济不是个封闭系统,而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宏大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就是生态经济的有机整体”。生态经济学包含生态经济和谐发展理论、生态经济有机整体理论、生态经济全面要求理论、生态经济生产理论、生态经济价值理论、生态经济循环理论。生态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从结构、功效、平衡、效益、调控高度揭示生态经济系统这一客观实体的运动发展规律。 经济学理论论文:城市经济学理论论文 【摘要】本文从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发展和变迁这一视角，梳理并评价了经济学说史上有关城市经济学的演进脉络，总结了城市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并展望了未来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可能的新方向。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高潮，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外围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供产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优秀——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外围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优秀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外围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优秀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优秀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优秀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优秀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优秀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优秀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管理模式研究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等，具体资料请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优秀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优秀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经济学理论论文: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促进企业市场营销发展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马克思关于交换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产品实现的理论；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理论三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马克思经济学,对交换做了较多的阐述、马克思经济学特点是产品必须满足市场的需要、生产者要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竞争是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一种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相对于竞争者的同类产品而言的、企业本身的资源也在发生变化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文章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关于交换理论的研究、关于产品实现理论的研究和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理论的研究,指出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市场营销交换竞争 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1999年,马克思被英国BBC评为“千年伟人”。作为一代伟人,马克思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体。马克思经济学有别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更加明确地是指马克思本人在其有生之年确立的经济学基本范畴、方法和结构的总和。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不仅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为我们留下珍贵遗产,而且还形成了马克思市场营销思想,这对市场营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马克思关于交换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对交换做了较多的阐述。马克思指出:“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这表明马克思对分工有足够的认识,因为分工的不同产生了交换。在存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交换是可能产品向现实产品转化的基本途径。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个人关系而生产的。”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对交换的重视,因为交换是经济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这种物与物或通过货币为媒介的物与物的交换,都是劳动交换。而交换是市场营销的优秀内容。马克思还指出:“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在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商品生产商和经销商,都是为他人需要而生产和经销商品的,都要通过交换实现价值增值和经营目的,以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实现。 二、马克思关于产品实现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产品必须满足市场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这表明,只有消费才能使产品最后完成,才能使潜在产品或可能产品变成现实产品,这个过程是一个由商品变货币的过程。马克思的论述指出了企业市场营销活动必须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调研,根据消费者需求来设计产品,组织产品生产,这样才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也为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指明了方向,使人类社会做到可持续发展。马克思还指出:“要生产商品,它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所阐述的使用价值,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是否有用,商品质量好坏,而是产品的整体概念———消费者购买产品所追求的利益(优秀产品)、产品的物质形态(形式产品)、消费者得到的销售服务与保障(附加产品)、消费者在购买该产品时期望得到的与产品密切相关的一整套属性和条件(期望产品)以及消费者购买产品包括所有附加产品在内的可发展成为未来最终产品的潜在状态的产品(潜在产品)。也就是说,生产者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还要生产满足市场需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实际就是市场营销观念的问题。即生产者要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安排产品的生产,合理配置企业的资源。只有生产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才有可能使生产的产品具有一定的价值,进而实现其价值。 三、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理论 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马克思的论述表明,竞争是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要有适当的竞争。马克思还指出:“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在这里,马克思着重强调了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一个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迟早会被淘汰。在市场经济中,没有竞争也就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调控经济运行过程只有在竞争前提下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竞争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基本制度原则。竞争本质上体现的是竞争者相互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这表明,一种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相对于竞争者的同类产品而言的。今天你生产的产品能比竞争者的产品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明天可能竞争者生产出了更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这样,你生产的产品就被排挤掉了;再有,企业本身的资源也在发生变化,今天的资源生产的产品,明天可能就被新材料、新技术生产的产品所淘汰。值得指出的是,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会引起消费者消费倾向的变化,从而引起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由此,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要使产品符合日益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就必须研究市场,研究消费者的需要,不断进行市场创新,产品创新。综上所述,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论述,对准确理解市场营销理论,唤起企业、政府对市场营销理论的研究与重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市场营销”这个术语,但他对市场营销理论的认识,对其重要性的阐述,要比现代西方市场营销学者的论述更深刻、更全面。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是创立市场营销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发展问题研究论文 迄今为止，学术界缺乏对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原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很少将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作为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方面，缺乏对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与家庭收入、贫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反贫困实践中，缺乏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反贫困或非物质扶贫措施（如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的应用。探索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非物质原因，既是重大的学术关怀，又是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思想原因 （一）思想 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心理驱使。思想是中性的，先进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之则反。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已经涉及到人的思想观念及其转变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研究项目把‘发展’和‘不发达’的现实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佩雷菲特指出：“贫穷国家赶上富裕国家是可能的。追赶，首先是思想上的追赶。日本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转变，还会是一个被贪婪的西方蹂躏的封建社会”，尤其是“竞争信念的思想主导着日本的发展。”而“满清的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无政府主义，内战使中国在3/4的世纪里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之交臂。但在10年或20年之后，随着国民思想的解放，轮到把中国奇迹列入经济发展的历史不是不可能的。”刘易斯也认为，思想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物质的力量并指出：“人是由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思想所激励的，这些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在不发达国家里，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通常是，这些国家如同缺乏资本和自然资源一样，在社会领域里缺乏各种思想以及实现这些思想的人。”赫希曼指出，思想观念的转变成为经济变革的障碍，经济发展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吴碧英指出：“扶贫要先扶思想，改变观念，在制定扶贫方针政策时重在唤起贫困者脱贫意识”。叶普万认为思想观念贫困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众多国内学者揭示了解放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国民从“左”的、姓“社”姓“资”的、姓“公”姓“私”等思想困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 （二）新思想 刘易斯认为，新思想是人们对创新、冒险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第一，经济增长源于经济机会，“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或者“新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是抓住机会。因此，经济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第二，经济机会又源于冒险、创新等新思想。“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思想，要求有适量的创新者”。因为，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将永远激励人去奋斗，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刘易斯接着指出，企业家具有风险和创新等市场经济新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企业家承担风险思想情况决定了其收入差别，“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货币很容易流向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住房，人们不愿意承担开发新生产线的风险，不愿意投资于矿业、公用事业、商业性农业，或者制造业。因此，这些领域的盈利机会留给了外国人。而外国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为他们敢冒风险的思想，相信能比把货币投资于国内得到更多的利润。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进新思想风险的企业家，否则在以家庭规模为基础的农业范围之外，经济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家，或者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承担风险－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增加资本，由于他们受本性思想胆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担风险的报酬差别不够大－私营企业经济都将受到限制。”格林菲尔德在论及低地国家荷兰经济崛起时，也指出，虽然初始条件不利，但具有新思想的少数“精明的商人敏于察觉新的机会，不怕风险，开辟金融通道而致富。佩雷菲特指出，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和新生事物乃经济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刘易斯还指出，具有新思想的总是少数人，因而，只有少数人能抓住经济机会。“统治阶级很少能成为抓住新经济机会的人，他们由于传统思想偏见，一般都满足于现状，不必去寻找新经济机会，传统思想以各种方式限制机会，现在有害于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就是传统的偏见思想。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能受到奴隶制、农奴制或等级制度的折磨，不能去抓住新经济机会；或者，他们非常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缺乏勇气和创新传统。因此，新人来自于各中间社会阶级”。城市人处于中间地位。由于环境不同，城市的气氛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态度与思想观念，城市人比农村人思想更开放，更少猜疑心，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从而能更好地从事引起技术改进的科学研究。城市人奋进的态度与先进的思想观念使得其比农村人更富有创造性，更能抓住经济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 （三）传统思想 英格尔斯在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时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思想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张培刚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未在近代初期经历一场原始工业化的变革，传统乡村工业并未获得根本的转变，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现实渗透力与约束力颇强的非宗教传统思想观念是一种无形的习惯力量，是经济发展的精神桎梏，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传统乡村工业发展构成阻碍”。他还认为，东方传统思想对工业化的限制主要是：（1）农本主义传统思想巩固着落后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产生发展。（2）“天人合一”的整合思想意识只能使人消极地适应自然，使人采取错误的行为，不利于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力的提高。（3）重道德实践、轻真理或事实的非理性思想认知阻碍了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4）狭隘的家族思想观念阻碍了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如果国民的思想还禁锢在传统之中，不破除那些过时的、与新生产力不相适应的传统思想观念，那么经济发展永远只是海市蜃楼式的幻景。在经济发展中，必须促使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化。柳玉芝认为，“冲破传统小农经济思想观念的束缚，树立现代商品经济思想意识，融入市场经济大潮是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 二、精神原因 在经济起飞时期和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究竟哪些精神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各国情况不尽一致，对精神因素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发展经济学家对精神因素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奇迹中的作用却是认同的。 （一）民众精神潮流 佩雷菲特认为，经济奇迹的产生，除了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种精神气质因素。“这是一种质量型的看不见的标志，它将激发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杀前两种要素，即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看得见的数量型的物质因素）。能够改变一切的，或各种派别的经济学家们长期忽略的－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或凯恩斯，正是这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因为这个因素看不见，抓不着”。“经济奇迹首先是依靠国民精神因素的动员，也就是‘竞争信念的社会属性’，从而使他们能够日积月累地持续地增加其总的实际收入。”自然条件可以开辟一些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或制造某些经济发展，但不能产生文明，文明纯粹是精神的产物。“各种民众精神潮流成了影响发展和影响现代化的一个障碍。它与地理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或积极向上或消极被动，既可以启动也可以遏止教育的、商业的、金融的、工业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因此，发展的历史往往在各种不同的人类精神面貌下展开。以往论述经济增长问题的各种模型都是建立在仅仅把资本与劳动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也显示出其弱点，精神是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西尼尔指出：“决定国家财富的，并不是土壤或气候的偶然性，也不是生产的有形手段的现有积累，而是这种无形资本－民众精神的普及程度。爱尔兰物质上的贫乏是由于它精神上的贫乏，是由于它在精神上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非洲北部沿海一带一度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地区，而今却要算是最困难的地区，这只是由于掌握着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没有足够的无形资源以保持有形资源。” （二）企业家创新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对日常极小的行动也愿意花费庞大的精神去努力，就是这种精神为社会不断地创造着新的财富，为一个沉闷无生气的社会经济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熊彼特、刘易斯等用企业家精神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是个别企业的垄断利润和超乎利润观的出于事业心的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机制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职能的实现，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企业家精神的优秀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进而指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现生产方法的新组合，从而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尤其是创新先发生于个别企业，可以产生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可能为自己带来盈利的机会，或使潜在的盈利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对经济机遇的一种“创造性反映”。因此，创新、新组合就是经济发展。在静态经济社会里，企业的运营总是局限于陈旧观念的轨道之内，不会遇到崭新的方法，不能孕育出企业家的经营能力。企业家要将创新推向成功，仅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有坚强的精神意志，有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决心，有先见之明，能在社会传统思想习惯普遍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情况下，顶住传统思想习惯等方面的压力，说服大众，解放大众思想，使其支持创新。 （三）城市精神 厉以宁通过对欧洲经济史的考察指出，城市精神是导致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城市精神是随着西欧城市的产生发展及西欧城市居民生产经营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封建时代，西欧以外的其他地区也有城市，但那里的城市不同于西欧的城市，它们不是封建势力的对立物。而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从开始建立之时起，就表现为一种同封建势力相抗衡的力量。西欧城市居民包括手工业者、帮工、学徒、商人、小贩等，他们不同于生活在城市的贵族和教士，因为他们没有贵族的门第和特权，也没有教士的特殊身份和权利。这样的社会背景孕育了独特的西欧城市精神，这就是市民力求摆脱封建领主的束缚和统治，能自由支配他们的财产，并获得一些与财产有关的特权；然后建立自己的行会、商会等同业协会，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最后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生产经营积累财产，要求市政当局通过制定规章和制度变革对自己的私有财产予以确认并得到相应保护。城市精神反映了城市普通居民共同的要求和愿望，其实质是市民理性化的行为目标，市民“一旦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精神动力就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正是在市民精神起作用的条件下，城市中那些普通的居民，逐渐凝聚在一起，有了明确的一致行为目标，终于形成一种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辟道路的力量。把城市精神或市民意识的形成和发挥作用视为推进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符合西欧历史。西欧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经济发源地，正是因为西欧同其他地区不一样，在这里最早产生了城市精神或市民意识。（四）民族主义精神 格林菲尔德指出，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固有的集体竞争意识的经济表象。而民族主义是一种国民爱国情感或精神，是民族国家成员对国家尊严或威望的情感投入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是现代经济发展背后的精神驱动力”，“冒险者”、“竞争者”或“投资者”被认为是爱国者和最具公民美德的人。民族主义具有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责任感和使命感，它使广大民众为了民族的声望而义无返顾地参与了无止境的经济竞争，鞭策着自己的国民为争取国家经济的巨大发展而不懈奋斗，使得国民变成了工作狂，因此导致了经济奇迹的发生。“凡是在民族主义接纳经济竞争的地方，其起飞到持续增长可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民族主义的经济精神解释了各国经济奇迹之谜，现代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精神动因就是民族主义，“只要英国、德国、日本和其他将经济民族主义成分融入民族意识的国度因其民族情感而保持活力，这些经济活跃的地带将保持增长势头并维持其经济竞争力”；反之，民族主义者衰减的热情会导致经济停滞。刘易斯指出，不论是殖民地国家还是主权独立国家都有民族主义情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促进了经济增长。外国的冲击，无论是战争还是贸易，有一个间接影响，即民族主义的增长，而民族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后果，就是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宗教伦理原因 韦伯、厉以宁认为，新教伦理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韦伯指出，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相配合的是一套独具特色的精神气质（即“资本主义精神”），合理地有计划地持续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恰恰产生在西欧？在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伦理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韦伯通过历史考察，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正是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例如，新教禁欲主义和在生活消费上的节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也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勤勉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从事某种职业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的心态，有利于社会合理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讲究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盈利是现代企业的目的；反对特权和垄断，有利于市场的自由交易等。这样“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与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身上。”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厉以宁指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16－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们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以尽‘天职’，这就是行为目标的理性化。一旦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精神动力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 为了论证其结论的正确性，韦伯开展了庞大的世界宗教比较研究，其关注点开始反向转为：为什么欧洲以外的地区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韦伯认为，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中国、印度等古老民族的宗教与西方新教格格不入，无法提供一套类似于新教的宗教观念，无法产生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精神动力，因而，对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可是，近半个世纪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对韦伯“儒家伦理妨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论断提出了有力挑战，人们重新认识东亚经济奇迹之因。金耀基、杜维明和勃格认为，科技、政治、宗教等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东亚经济增长。艾勒塔斯、米策泽尔、金日坤认为恰是儒家伦理从根本上造就了东亚经济奇迹。余英时对“儒家伦理阻碍和促进东亚经济发展”的障碍论和有利论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究竟儒家伦理中的哪些具体成分与现代经济发展有彼此配合、相互诱发的功用？哪些具体成分没有发生过作用？我们不能轻率地对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下任何断语”。余达淮、银娟认为，韦伯的“儒教、道教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的生成关系”只说对了其中一半，其另一半“错误在于，恰恰没有看到儒、道思想也内含着这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那些认为儒、道思想对东亚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持怀疑态度的人看到的更多的是儒、道思想与资本主义的过去相悖的因素，而看不到儒、道思想中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相协谐的因素，看不到儒、道思想也有促进经济发展或维护经济秩序的一面。 四、价值观原因 1.价值观本身。钟阳胜指出，价值观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社会精神条件，如果没有价值观的更新和现代化，就必然要影响社会经济的增长。他指出了价值观在经济增长中的认识、刺激、调节作用和功能，以及价值观转化为影响经济增长力量的途径和环节－社会实践。 2.作为价值观总和的态度。缪尔达尔通过对南亚地区长达十年的调查研究，写出了长达2300页的研究报告《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的研究》。在该书第三章“价值前提和价值判断”中，论述了作为价值观总和的态度在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说，“我们必须考察决定南亚人行为的一切精神倾向。对于这个更广泛的范畴，我们将使用普遍接受的术语‘态度’，意指促使行为成为现实的价值观的总和。”他所说的“态度”可以理解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群众对制度在内的某些经济社会问题的偏好，可以理解为受到已经确立的制度的支持。他认为，社会制度和态度应该改变，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有效竞争，促进发展。南亚国家现代化理想的轮廓包括改善制度和态度等方面，其中态度包括下列单个项目：（1）效率；（2）勤勉；（3）守纪律；（4）准时：（5）节俭；（6）非常忠诚；（7）行为决策的理性；（8）准确改变；（9）密切注意在变化的世界中出现的各种机会；（10）旺盛的进取心；（11）正直和自力更生；（12）合作；（13）愿意采取长期的观点。缪尔达尔发现，南亚地区实现现代化困难重重，仅态度的改变就如此困难，因此，南亚地区想迅速实现现代化，似乎是一种戏剧性的变化。 3.人的自由和发展。阿马蒂亚·森阐述了人的自由既是发展首要的终极目标，又是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发展的原因就是扩展人的自由。阿马蒂亚·森所研究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等在内的广义的发展。阿马蒂亚·森的“自由”概念是在“实质的”意义上定义的，即人们享有按照自己有理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包括使人们免受饥饿饥荒、贫困危机、营养不良、疾病、不能识字算数、无文化、过早死亡之类的困苦，以及消除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民主政治参与、缺乏各种平等法制权利和社会保障等状况。“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他还用大量证据说明，“自由如何促进发展，而缺乏自由、压制自由如何阻碍发展，排除严重的不自由对发展是有建构性意义的。 马克思早就指出，“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佩罗认为，一切个人的发展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佩罗新发展观的真谛是，如果没有与发展休戚与共的所有人的参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发展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发展就不可能发生。陈春花指出：“尽管发展经济的途径各不相同，解放生产力的具体方式互有迥异，但它们最终总要归结到一点上，这就是对个人的发展，对个人的解放。无论生产力在今天的内涵多么丰富，外延多么广泛，它的主体始终是人。一切财富都不过是个人创造性天赋的发挥；任何时代的社会生产力，都只是这个时代所有个人的创造性天赋发挥程度的总和。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就是发展人；反过来说，每个人天赋的发展也就能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搞活，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教育文化等措施，之所以最终能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究其原因，不是由于它提高了个人的才能素质，就是由于它调动和激发了个人的创造积极性。” 五、意识形态原因 库兹涅茨、舒尔茨、诺思、林毅夫认为，包括道德和伦理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是每个人的行为受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调节，它影响个人行动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他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诺思看来，一套完整的正规化制度固然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若没有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颇成问题了。因为，任何正规化制度都不是绝对完善的，尤其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程度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获得某种好处而不付费的“搭便车”行为动机。若社会成员都想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使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引导，而使其行为决策过程简单明了，减少了社会的交易费用。总之，一个社会若要得到长远的经济发展，必须致力于建立一个交易费用低廉的制度环境，在这过程中，作为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尤为重要。 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评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有效率的意识形态能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从而贡献于经济增长。一种制度能否诞生、诞生后能否在低成本状态下运行，与人们对该种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关。 因此，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一种节约机制。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影响机会主义行为及交易费用、制度执行费用及制度力等途径来影响资源配置及经济增长的。“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等意识形态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要素。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 罗雪尔等力图从心理上和道德上对引起国民经济衰落的内部原因作出解释。在他看来，那些在历史上消亡了的国家，其灭亡确切地说并非因为它们遭到外来力量破坏，而是因为它们丧失了其原有的国民性，即国民道德素质受到损害。在国民道德素质较高的国家，衰落的过程会推迟。一国国民构成愈是以道德和技能高的人居多，衰落就愈是不会急促地到来，新的发明和创造只会来自那些在道德和智力上没有出现衰退的国家。 经济学理论论文: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探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关怀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如何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是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二)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劳动者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谈到理想的生产时认为“这种生产，是以满足社会以及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造福于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不断创造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实现这一人文关怀所必需的条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潜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人的社会性在人类本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人类本质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必备条件。要满足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就必须自觉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适时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类的制度文明或广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完整的人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的同作为客体的人的统一，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观中，一方面，人是一个客体化了的主体，也就是说，当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着客观制约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范围内或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而他们的活动才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它“将使它的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人文关怀思想的极大提升，也是马克思人文关怀经济思想的优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一)注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始终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优秀位置。在马克思那里，追求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部历史活动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由此，马克思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建未来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继承、坚持和发展这种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就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关心人、尊重人、依靠人，把人看作是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主体、目的、基础和希望，改变在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单纯关心经济客体状态，而忽略对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的人的关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经济活动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矢量被倒转，主体被客体所湮没，目的被手段所代换。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所争相追逐的目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需要满足的价值主旨日渐远离，甚至两相悖逆。经济活动由人是主体的价值实现过程，异化为人被当作客体和工具手段受到支配和驱使的过程。结果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实现问题淡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把人只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或者把经济发展中的物质价值放在人的价值之上，都是发展观的偏颇。要坚持科学的发展，就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即创造力的充分体现。从根本上说，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的需要。一般来说，低层次所需要的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是高层次需要产生的基础。而低层次需要，尤其是物质享受需要的满足程度，是因人的价值观而异的。只有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转变人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的素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遏止恶性消费和恶性开发，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非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要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在人的深层意识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承认人类是自然界的普遍成员，承认自然界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财富，承认人类在环境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从而建立起一种既符合人类持续发展的主观需要，又符合生态环境自然客观规律要求的、现代的、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平等、和睦、协调、统一、相互尊重。这应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要坚持科学发展，就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视角理解人类生存，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获得自身比较满意的存在和持续发展。 (三)正确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了起来，强调人类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但必须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强调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有指导作用。人文精神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其优秀是对人的尊重，把人作为评价价值的尺度和标准。科学精神尊重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科学精神重在“求真”，人文精神重在“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二者是互相统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要坚持科学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就既要提倡人们对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又要大力宏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就要努力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使得求真、求善、求美之间走向一致和融合，使我们的社会不断完善、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国际经济学理论论文 国际经济学研究国家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它也分析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商品劳务和资金的流向，分析直接约束这个流向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国家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1］国际经济学理论渊源久远，对国际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其比较利益的思想是现代国际经济分析的起点，古典经济学说之后的“边际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经济学形成提供了重要方法。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优秀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高潮，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主权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共同处理的问题。其次，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于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冷战后，国际市场的统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术革命的促动，使国际资本空前扩张。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巨额资本高速游走，瞬息万变，资本的扩张和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改变了政府发挥作用的环境，增加了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被严重削弱(如国际资本流动的“溢入溢出效应”对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这些巨额流动资本完全是在任何单个民族国家的管辖的范围之外发挥作用。而民族国家，包括是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无法做到防范于未然，都无从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最后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如IMF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由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之间的矛盾加剧，呼唤全球性的金融体制，监管体系与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这必将导致各个民族国家金融决策主权的某种弱化，必须肯定，从长远看来，这种弱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是这种主权的让渡必须是相互的和对等的，不能被某种强权，尤其是金融霸权所利用和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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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研究不断深入，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仍亟待完善和发展。有的学者对近20年我国教育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分析资料的方法进行了研究，*、*选择较有代表性的5种教育类杂志，即《教育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电视大学》、《课程、教材、教法》、《湖南教育》。然后从每种杂志1981至1998年每年刊登文章中，随机抽取24篇（这24篇文章平均分配在每期里）共检索文章2160篇。结果表明，大量的文章是解释或综述性的，实证性文章比例很低。总结经验是我国教育研究的一大特点。教育经验的总结虽然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不是惟一的方法，教育科学毕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需要大量进行实证研究；思辨也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缺乏事实的乱发议论是科学的大忌。另一项研究是对16种教育科学优秀期刊1999年的2098篇论文的调查结果，其结论是，目前我国教育科研的主要方法，有92.6％是传统的定性思辨方法。有7.4％的论文用量化方法，其中6.3％论文使用表格、百分比的一般量化方法。有少量论文应用方差分析、假设检验、回归分析、一般函数等传统定量方法。其他如差分方程和微分方程模型方法，以及系统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和灰色数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至今极少有人使用。另外，研究者还指出，计算机技术虽已经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计算机似乎大多用于文字输入和排版、用专用计算机软件作数据处理、建模、分析的寥若晨星。 重视定性研究是我国教育研究的传统，可是教育科学如果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很难实现对教育规律的科学认识。因为定性认识，只是判定研究对象实体是否存在、结构如何、各要素之间具有何种联结等。它往往是认识事物的开始，具有某些相对性与局限性。首先，它缺乏定量化的严格的观察、测量、统计、计算和表述，不能对特定事件给出严格的描述、说明、解释和阐述。所以，它仅仅是给出某种研究的大致方向或趋势，具有不确定性。其次，它不具有严格的操作规则或实践规则的约束，因此，研究结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主题、对象、时间、空间和条件等各个因素之间均具有很大的跳跃性，从而强化了研究者的背景知识对分析结果的“污染”，具有不精确性。再次，定性分析是以经验描述为基础、以归纳逻辑为优秀的方法论系统，它的推理缺乏严格的公理化系统的逻辑约束，因此，在它的前提和结论之间可能不存在逻辑的必然性，即其结论往往具有或然性。 由于定性认识具有上述局限性和相对性，故在定性认识的基础上，应该对事物进行定量认识，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清晰、准确、普遍的认识。定量分析的目的在于测定对象目标的数值，求出其与各相关要素间的精确的经验公式。它是一种具有确定逻辑结构的认识，这些逻辑结构的不断展开就是定量研究方法的实现。任何事物都同时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因此，事物的认识既需要定性认识，又需要定量认识。对于任何科学研究领域来说，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都可以说是两种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它们也是两种互相补充的分析方法。由于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性质的差异，在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项目中，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各自所占的比例也不相同。问题是教育科学研究领域重复性的定性分析有余，定量分析则明显不足，当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相比时，这一点表现的尤为明显。笔者认为，由于我们过分地依赖定性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处于一种理论薄弱或缺乏科学理论的状态。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一种理论应该包括一系列基本的前提假设，在此前提假设下，进行一定的逻辑推理，得到可以用事实或实验来证明或证伪的结论。在理论研究中，“要杜绝无谓的推测，就需要我们最终把理论考察拿出来与真实现象进行比较。”这种验证或许依赖于直接事实，或许依赖于该理论所附带的逻辑结果。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作为一种天体理论，其正确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证据在于，人们曾经根据它成功地预测了太阳系中未知行星的存在，并正确地预测出它们的运行轨道。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现实提供一种合理和更强有力的解释，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有关事实和现象，并在需要的时候预测事物和过程的发展变化，以提高我们的判断和决策的质量。然而，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很少有什么理论是能够被事实证明或证伪的，我们见到的大多数教育理论，只是一些不精确的分类法、众说纷纭的界定、对事实的罗列和对原因与影响的分析和猜测。教育科学刊物上的理论文章，基本上是对个案和某个问题的“就事论事”的分析描述为主，经验和感性判断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实，我们在教育理论刊物上读到的一些文章，它们的可取之处并不在于其思想与研究方法上，而在于其文字风格上的成熟。这种状况不仅仅局限在教育科学，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也是普遍存在的。这些表述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有些刻薄，但是所陈述的事实和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对教育问题进行分析，需要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一个是对基本事实和基本数据的准确了解，即事实与数据的前提；另一个是根据分析的目的采用和选择的分析方法与分析手段，即逻辑与技术手段的前提。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经验事实与材料比较丰富，而逻辑分析与技术手段相对不足。特别是，有许多教育现象的比较研究，只是材料与事实的堆砌和对可能的原因与影响因素的主观罗列。它们与其被称作是对教育问题的比较研究，不如说是对基本文献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的结果。 二 1971年2月，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奇和两个同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列举了从1900年到1965年的62项“社会科学方面的进展”。在他们的研究中，引人注意的是：早期的成就全部都是理论性的和定性的。而后来的成就，或者甚至早期发现的后来发展，都主要是数学和统计方法的革新，或者是由定量分析推导出来的理论。可见，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突破性成就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定量研究或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接合。数量化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趋势，特别是统计学和模型方法的发展及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加速了这种趋势。对于这种趋势，教育研究领域也不能例外。采用数量化的手段，能够加深我们对许多教育问题的理解，使模糊的认识清晰化，并能够更准确地揭示和描述许多教育现象的相互作用和发展趋势。从其社会作用看，定量研究有助于促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提高决策质量。对每一个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掌握程度不同的定量研究方法和手段是非常有必要的。 发展数量化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是使教育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方面。进行定量分析，常常可以消除一些无谓的争论，或者使人们对问题的讨论具有共同的基础。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量化分析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它得到更准确和更有效的定性结论，以深化人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优化教育决策。教育科学研究的定量化是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方法论思想。它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是因为： （1）教育科学数量化分析是教育科学成其为科学的重要标志。数学是研究数量与形式的工具，而成熟的科学都致力于揭示研究对象之间的数量的或形式的关系。只有在一门科学能对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基本规律做出数学的（定量的或形式化的）描述之后，它才能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并不能否定它的研究对象的某些内在规律也必然通过量的关系存在，考虑到人的思维的特点，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教育现象的高度复杂性，教育科学可能更需要定量分析方法。至于采用哪一种数学形式则是具体的技术问题，它由具体教育现象本身的性质和研究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 定量关系或形式关系的分析，司以使教育科学改变以往对教育的表层现象进行描述，而很少揭示教育现象的内在深层结构的习惯。教育科学家们力图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采用经验的研究程序，通过对可观察的教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解释，建立可以接受实际检验的理论，这就往往意味着将各种解释事物因果关系的命题做出定量的或形式的表示，然后在数学系统的框架下对它们进行检验。 （2）教育科学数量化分析反映了社会对教育科学科学性的迫切需要。这种需要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成长，社会的全面发展，教育组织复杂程度的增加而加强的，因为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深刻和微妙，教育组织越复杂，我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判断和决策就越依赖于对基本情况的准确了解和对未来变化的可靠性更高的预测，这也需要教育科学理论更加实用化和精密化。这种客观需要的存在迫使教育科学工作者尽量采用更好的定量研究方法来帮助提高教育理论的准确程度和实用程度。 （3）教育科学数量化分析是多学科综合研究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各学科都在融合，向综合化迈进。由于数学方法在物理学中表现出卓有成效的作用，于是，它的成功唤起并鼓舞了自然科学家在自然科学之外的其他领域做出各种尝试，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由于各种原因，自然科学家与数学家也经常涉足于教育科学领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科学工作者越来越关心一些重要的教育问题，如教育投资、教育成本、教育预测、教育规划、教育决策、教育发展战略等等。他们出于各种目的，以各种形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教育科学工作者与他们分享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和研究方法，如控制论、系统论等等，这些思想方法的介入，使教育科学的许多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近几十年来，科学研究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自然科学、系统科学的新理论一旦形成，包括其创始人在内的科学家们竞相把新理论推广应用到社会科学包括教育科学研究中，所谓交叉研究已经蔚然成风。特别是，在这一潮流中最突出的是被称为“非线性科学”中出现的一些新理论，如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浑沌科学和分形理论等等。很多自然科学研究人员认为，把这些理论推广到社会现象的研究中，是对它们的普适性和深刻程度的证明。由于当代自然科学（包括系统科学等）在相当程度上是数学化的，它们不但对“数”，而且对于关系、结构、次序、演化的研究也发展了很好的定量研究手段，所以，当许多新理论把教育现象作为它们的应用对象时，自然科学也就把定量研究的一些新手段带入了教育科学研究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对定量研究的强调，并不是说定量研究能够代替定性分析，而且基本上不会有人持这样的观点。定性认识与定量认识在基础、形式、结构和功能方面是存在差别的。从本质上说，它们是以方法论的形式展开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纲领和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框架。从技术上讲，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采取了不同的解题方式。即使在自然科学中，对力、电场和磁场的某些性质的认识和对原子结构的认识也都是定性问题，只不过对这些性质的结论要经受严格的实验检验，在化学、生物学、地理学中，定性研究也是很重要的。要有效地运用数学方法从事科学研究就必须对研究对象在质上的特点有一定的理解。没有高水平的定性理论，定量研究只不过是盲目的数字游戏，即是在自然科学中，定量分析的方法也只有在与良好的定性分析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事实上，有效的理论大多是能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合理地结合起来的理论，而要使定量分析研究与定性分析研究很好地结合，根本的出路是让研究人员对两种方法都有一定了解。 三 在科学发展历程中，教育科学在数量化研究的发展方面远远落在自然科学后面。甚至落在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其它社会科学后面。这种现象主要是有以下原因造成的：（1）教育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使得数量化研究所面临的困难较大。（2）担心某些人为数字而数字、片面追求高深数学技术的倾向会使一般人难以判断各个计算步骤的有效性，他们认为即使是简单地用数学关系来表示各种教育现象，也可能使人忘记被数字掩盖起来的实质发现内容。 与自然科学中的量化相比，教育科学研究中的量化确实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些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I）对软指标量化的可行性。例如一所中学的教学质量、学生的学习动机、农村小学教师的苦恼、大学生所关心的问题等等。很多教育科学的研究人员因此而否定量化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否定对这些因素进行量化的可能性，这种观点无疑是片面的。应该说，要使这些因素量化的准确程度达到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量化所达到的水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具体应用来说足够有效的量化是可能的。例如，我们知道，“学生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是一个很难把握和衡量的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仍然通过考试的方法来对其进行衡量，而且，量化的结果也被社会较为普遍地接受，并被作为很多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体操比赛时的动作评分，音乐、美术学院对学生作品的分值和等级评价等等。 （2）数据的不可重复性。由于教育现象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逆性，使得我们对于获得的很多数据，不能够再回过头去作严格的检验，也不能够通过可控实验，来发现数据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而在物理学中，当我们测量某一物体的长度时，常常可以通过测量多次，取测量数据的平均值等方法来减少和控制测量误差。在教育科学的测量中，许多类似的成熟方法难以借用。教育现象的这一性质要求我们在使用有关数据时，需要加倍小心。 （3）定义的不确切性。自然科学中量化的主要是一些有确切规定性，并具有客观基准的量，如长度、温度、时间、速度等等。而教育科学中的许多量，在界定上是含糊的。有些量即使在界定上是清晰的，在具体统计时也难以掌握。严格地讲，在教育科学中，要杜绝在分类与测度真实现象时产生不确切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我们的实物测度技术不够精确，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因为我们对所使用的测度方法给不出确切的描述的缘故。对此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假设我们要测量我国大学毕业生的质量，我们立刻碰到的困难是“大学生的质量”这个概念不是准确的概念，不同大学相同专业的毕业生质量并不相同，同一大学不同专业的毕业生质量也不相同，这样对它们的数量尺度的内容就会产生争议。我们最终即使给出了一个量化值，这一量化值在精确程度上也成问题，因此，在具体使用各种量值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这些值是如何测定的。 （4）其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性。对于自然科学中的大多数问题，在统计口径上基本是一致的，在统计标准上的争议也少得多。对于教育研究中的很多指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教育部以及各个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统计数据，具体选用哪一个数据，由采用这些数据的人来选择。 （5）统计过程中的时差性。例如，对于大学生在校人数的统计来说，它所反映的应该是某一时点的数据，但是，实际的统计过程的周期很长，各所学校呈报数据的时间是不一致的，而由于各学校的实际情况又处于不停的变动过程中，因此，实际的数据并不能够真正说是某一较短时间段的数据。这也对教育科学中的许多基础数据的准确性造成了不利影响。 虽然对教育现象进行量化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对于进行量化分析的重要性，学术界还是存在着比较普遍的共识。事实上，进行量化的困难与是否量化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学前教育科学研究 一、内涵释义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分支，也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采用科学的方法，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前阶段的教育现象和教育实践中的事实，进行了解、收集、整理和分析，从而发现和认识教育现象的本质和客观规律。”“伦理这个词源于希腊文ξ’θοδ（ethos），它最初表示一群人所居住的地方，后来指某种现象的实质或稳定的性质，最后用来表示人所有的性格、品质、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就是在人身上具备的与品质相关一系列素质及如何达到这些素质的正确行为，如果引申一点来讲，伦理就是完善人的内在品质和外在的做法。”可见，学前教育科学研究就是以完善幼儿的性格、品质，促进幼儿身心发展为目的的科学研究。但幼儿有其自身特有的生理、心理特点，如身体正在迅速发育生长、心智尚未成熟、语言表达和理解能力差、缺少辨别是非的能力、情绪冲动性大等。这些特点意味着幼儿更容易受到不良影响和伤害，也意味着学前教育科学研究更具特殊性，更应关注研究的伦理性，避免对幼儿身心造成不良影响和伤害。 二、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一）关于“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是科学研究的首要伦理原则。许多国际科学研究组织的伦理规范和伦理原则中都表示：“当以人作为研究对象时，其自愿同意参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所涉及的人应有表示同意的法律行为能力；还应该是自己作出的自由选择，不能受任何压迫、欺骗、强迫、欺诈等其他隐性强制因素干扰；还应对所设计的研究有充分的了解，从而保证其作出基于理解的和正确的决定。”在教育研究中，“知情同意”一般是指在开展研究之前，研究人员必须向研究对象说明研究的目的、研究的过程、对研究对象可能产生的风险和益处以及受到损伤时的补偿方法等。也就是说，在研究对象对研究有了一种清楚的认识之后，自愿作出决定是否参与这项研究。并且“知情同意”在研究中“需要多层次的贯彻与执行，而不是仅仅出现在研究之前”。研究对象愿意参与到研究之中，并不意味其必须完成整个研究，研究对象有权利随时退出研究。但是，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幼儿的身心发展不够健全、没有足够的判断和辨别能力，这时就应该向其家长征得同意并签订书面的同意书，并且在研究过程中要有家长的监督和尊重家长要求幼儿随时退出的权利。当前，面向家长发放的问卷或将幼儿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研究项目，大部分都没有向家长和幼儿告知研究的目的、意义、预期的风险和研究数据最后如何处理等信息。很多研究也没有征求家长和幼儿的同意，而是直接通过幼儿保教机构发放问卷或直接进行研究。有个别的研究即使在征求同意后，也没有签署知情同意书，并且在大多数的研究过程中也都没有幼儿的家长在场监督。甚至有些研究还具有一定的“软性”的强制性，让幼儿不得不参加、不得不坚持完成整个研究，或者用一些小礼品作为奖励，诱导幼儿参与和完成研究。在研究进行过程中，幼儿情绪产生波动或者研究内容给幼儿身心带来不适，也不能随意退出。个别研究甚至以隐瞒研究人员的真实身份或者研究的内容、目的等“欺骗”手段，来获得所谓的真实数据。这些行为不仅违背了科学研究的伦理原则，也严重地侵犯了家长和幼儿的知情权、自主权。“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研究人员与幼儿之间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幼儿没有得到研究人员绝对的尊重。我们应该尊重幼儿，把幼儿看作和我们自己一样自由、独立、完整，并有其独特天性、人格和尊严的人。” （二）关于“无害性” 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完善幼儿的性格、品质，促进幼儿身心发展。一切违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损害幼儿性格、品质的研究都是有悖伦理的，都是应该被禁止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无害性主要体现在对幼儿的身体、心理、情感几个方面： 1．身体方面 幼儿的身体发育尚不完全，但在个别研究活动中，研究人员在设计研究时不顾幼儿的身体发育情况和个体差异，企图让低龄幼儿承担较重的身体负荷，或者对幼儿的运动量制定统一的标准。更有一些研究人员，为了获得研究的数据，试图测试幼儿达到其身体或某器官的最大负荷量和超出负荷量后幼儿的反应，这都会给幼儿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些问题在关于幼儿身体健康评价、体能测试等方面的研究中时有发生，个别研究甚至造成了幼儿的体力透支、韧带拉伤、器官功能损伤、大小便失禁等伤害。 2．心理方面 美国心理学家艾吉兰教授指出：“在心理上受过伤害的儿童，在其成长中所遭受的思想和心理阻滞，甚至比在肉体上受过伤害的儿童更大。”这也说明了保护幼儿心理的重要性。然而，在许多研究开始前和研究进行过程中，研究人员很多时候会无意识地对幼儿的心理造成伤害，或者所研究的内容即是对幼儿的伤害。比如在对幼儿进行分组研究时，研究人员对幼儿说：“能力强的幼儿坐到左边这一组，能力差的幼儿坐到右边这一组。”或者研究的内容是反映幼儿情绪情感变化和外部因素对幼儿心理、行为影响的一些研究，在研究中会加入一些来自外界的刺激因素，这其中就可能包含一些不当语言和行为或是对幼儿的讽刺、挖苦、嘲笑、责骂、威胁、恐吓等，这些都很容易伤害到幼儿脆弱的心灵，这样的言语无形之中也会让幼儿产生自卑、恐惧的心理，甚至影响幼儿终身。 3．情感方面 “情感是对客观事物态度的主观体验，它对智慧的发展、德性之养成以及整个人的成长来说，像阳光、如雨露，没有健康的情感，便没有完美的身心。”由此可见，幼儿的情感对幼儿的身心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在以往以幼儿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即使有的研究人员做了详尽的伦理分析，其中多数也都是关于防护研究对象的身心伤害，而情感方面的伤害往往被忽略。在许多研究中，研究数据的获得是基于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的密切关系，“这一关系包含着大量伦理含义，譬如开放的观察场所、彼此的信任、承诺和保密等。”研究人员在进行观察研究、行动研究或质的研究等过程中，以研究人员本人作为研究工具与幼儿进行接触，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亲密关系的进展情况同研究结果和数据交织在一起。有的研究人员在与幼儿的接触过程中为了获得幼儿的信任就夸大某些事实或者作出一些美好的许诺，但是在获得了研究数据或研究结束后就断绝了一切的往来，把亲密的伙伴关系和作出的承诺一概抛之于脑后。幼儿的世界是简单的，情感是单纯的，幼儿也是极容易相信人的，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都有可能会对幼儿的情感产生伤害，造成幼儿对社会的信任缺失。 （三）关于“保密性” “隐私权作为一种基本的人格权利，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在科学研究中，保密性原则的目标和内容大致为：“保护研究对象的生理和心理状况、个人处境、行为习惯、怪癖和社会关系等个人隐私数据不受非授权散播。”作为自然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幼儿理所当然应该享有隐私权。幼儿的隐私应该包括幼儿身体上不愿意暴露的部位，幼儿的医疗信息、健康信息以及幼儿不愿意公开的其他信息等。当前的许多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中对幼儿隐私权的保护相当薄弱，幼儿和家长的相关信息被泄露给其他研究人员或商家，给幼儿和家长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扰。此外，在观察研究和访谈研究结束后，幼儿的图像资料、视频资料、访谈报告等信息的处理没有受到重视，也缺乏专门的监督机制，这就导致这些信息在研究结束后被随意地处置或丢弃。虽然研究人员无心散播这些信息，但是这些信息最终也可能被其他人了解，这不但违反了科学研究的保密性原则，情况严重者可能会触犯法律，这需要研究人员高度重视。 三、对策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指出：“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因此，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前提是充分尊重和保护幼儿。在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中实现科学研究和伦理的平衡，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建立完善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监督机制是达到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伦理目标的基本保证。“通过国家、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颁行各种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款，使得研究过程尽最大可能地尊重被研究者（被试）的权利，使研究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对被试的身心伤害降低到最低。”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教育科学研究伦理方面的法律，有学者多年前即撰文呼吁立法以保障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但是并没有提及应在法理上明确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伦理问题。在立法过程中，应根据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研究对象低龄、弱小等特点建立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应单独以幼儿为主体，充分考虑幼儿的特点和权益，以保障幼儿在研究中免受侵害。 （二）设立专门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伦理委员会 “国际社会除了通过专业学会和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颁行研究原则、守则、标准等措施来规范研究行为外，一些国家政府机构、学校部门、科研单位还根据需要成立专门的审查部门对研究项目计划书进行审查，确保研究活动不会危及研究对象的身心健康。”我们可以在学前教育及相关领域内整合人力资源，组织医学、心理学、伦理学、法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区域性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伦理委员会，对区域内拟开展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进行伦理审查，并且在研究过程中进行随访和监督。如果发现在研究过程中未对研究对象做到最大保护，伦理委员会应及时提出警告和意见，对于不接受警告和改正的，伦理委员会应及时予以中止，以确保研究人员从伦理上真正关心和保护幼儿的权益。 （三）提高研究人员的科研伦理素养 “研究伦理学（ResearchEthics）试图对科学研究的伦理原则、规范与问题给予说明和探讨，是近20年来在西方兴起的应用伦理学的新分支。”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学前教育专业和与幼儿相关的其他专业中，开设研究伦理学课程对提高研究人员的伦理意识和处理伦理问题的能力有很大帮助。“国内的诸多高校和学者都认识到开设研究伦理课程是培养和提升研究人员科研素养的有效途径，但这一意识还未真正落实到课程建设中。”因此，我们应该尽快开展研究伦理学课程建设工作，兼顾科学研究和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和学前教育研究的特殊性，为学前教育专业和与幼儿相关的其他专业开设研究伦理学课程，以提高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人员的科学研究伦理素养，尤其是提高科学研究伦理意识和对科学研究伦理问题的应对和解决能力，树立正确的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伦理观。 （四）保证在研究实施前进行伦理评估 美国儿童发展研究学会、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等机构在对以幼儿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科学研究中都规定，研究者在计划研究时必须对伦理的可行性进行认真评估，经过课题小组成员或者自发地针对这项研究临时成立的伦理问题讨论小组进行讨论，并且在项目或论文中要单独设立伦理风险报告。以当前在我国学前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应用较为广泛的观察研究为例，某研究人员设计实施了“不同噪声强度对幼儿行为影响的研究”，由于研究的需要，研究人员会在幼儿正常游戏的环境中增加噪声，这些噪声可能会对幼儿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因此，研究人员在设计研究提纲的同时，应对此次研究的目的及提纲中涉及的观察方法、观察内容、采集到的观察资料等方面进行伦理评价并形成伦理风险报告。其中应该明确：研究中会应用哪些强度的噪音；分别使用各种强度的噪音多长时间；这些噪音可能会对幼儿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本次研究预期会得到哪些益处；研究人员在观察中会与幼儿有哪些接触；拟观察的内容中是否会有涉及隐私的内容；研究过程中是否设置监督人员；如何处置研究中突发的幼儿不适；观察报告中如何对研究对象进行隐私保护；研究结束后如何处理观察记录等涉及伦理的内容。然后将研究提纲和伦理风险报告提交给课题小组或临时的伦理问题讨论小组，对此次研究进行初步的伦理评估和改进。如果通过初评，接下来再将通过初评的研究提纲和伦理评估结果提交给相关单位进行审核，并将研究内容、方法、风险等讲解给幼儿及其家长，征求他们的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开始前的这一系列的伦理评估，将大大减少研究对幼儿造成伤害的可能性。 （五）幼儿保教机构和家长应该明确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在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中，幼儿保教机构是研究进行的主要场所。幼儿保教机构应该依照《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积极提高保教人员、科研人员的伦理素养，在做到自律的同时也依法保护幼儿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幼儿保教机构也有权利和义务对将要面向本单位幼儿进行的科研课题进行伦理审查和监督，也可通过多种形式同社会和与家长进行互动，向社会和家长介绍学前教育科学研究的常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请多方一起参与对研究的监督。家长作为幼儿的法定监护人，有保护幼儿不受侵害的权利和义务，对研究有知情和拒绝的权利，并且可以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在场监督，在研究过程中有权利随时让幼儿退出研究。只有幼儿保教机构和家长明确了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坚持“以幼儿为本”的基本原则，更好地实施和监督研究，才能使相关研究真正有益于幼儿身心发展。 作者:李冬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的准则与特征 1教育科学研究的价值 教育科学研究本身就是研究人的学习行为和教学方式的科学。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决定着该国的教育科学研究水平，教育科学研究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国与国之间教育科学研究的差距在一个侧面体现了教育的差距和研究的差距。现阶段，我们国家必须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从而增强国家和民族在各个领域的优秀竞争力，体现在教育上就是必须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教育科学研究也是如此。 1.1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发展变革的需要 教育的优先发展需要有先行的教育科学研究作保障。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变革的先导，是教育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它一方面通过解放思想、理论创新变革教育生产关系，从而推动教育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渗入教育生产力要素，从而提高教育生产和管理水平。只有通过教育科学研究才能准确认识当前我国教育现状，推进教育改革并预测改革结果。因此教育科学研究作为先决条件越来越成为推动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革力量。在教育实践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教育科学研究是实现科学教育的先导。 1.2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专业化发展的需要 教育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识经济社会对从业人员的专业化要求不断提高，而学习、研究和创新能力则是教育专业化的标志。就目前看来，教育的专业化最少包括教师的专业化和教育管理的专业化。教师的专业化是指教师个体专业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教师群体为取得职业专业地位而努力的过程，既是职业资格的认定，也是持续学习、不断追求的自觉行为。教育科学研究是教师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方式，在教师个人发展中起到极大的作用。教师作为职业要想提升到专业化的水平，就必须加强对教育工作的研究。教师职业化要求教师必须研究教育问题，通过研究进行知识更新和学习越来越成为培养专家型教师的主要途径。而立足岗位的行动研究则是教师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基本方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自身的发展，有关教育的决策问题越来越重要和复杂，科学决策和规范管理是现代教育管理的本质需要，要求教育管理向专业化发展。一方面，科学的教育决策要依靠专门化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管理者也需要加强学习，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立足实际、面向决策的教育科学研究，成为支撑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决策的科学基础，成为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手段。 1.3教育科学研究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需要 质量问题是教育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教育发展永恒的主题。没有质量作保障和检验标准就谈不上教育的发展和进步。在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的今天，面对更新教育观念、提升教师专业素质、提高教育管理水平、改进教育行为和引导社会舆论的重任，教育科学研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建立与现代教育制度相适应的教育科学研究制度，建立多元开放的教育科学研究体制，解决教育领域的宏观和微观问题，是实现管理科学、培养专业化优秀教师的现实需求和紧迫任务。 2教育科学研究要遵守科学研究准则 科学研究是运用系统和实证的方法探索知识的活动和过程，具有调查思考、去伪存真、反复提炼、不断深化的特征。科学有共同的准则，第一是规律性，第二是普遍性，第三是可验证性，第四是有利用价值。教育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研究的共同规律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起到指导教育实践的作用。 2.1教育科学研究服从科学研究的规范和要求 教育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教育现象，解决重要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要符合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就要研究真问题，就要以事实材料为基础，通过各种科学研究方法进行逻辑分析和推导得出结论，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及运动变化的规律。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类，教育科学研究要求运用一定的科学方法，遵循一定的科学研究程序，有目的、有计划的推进，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既然是社会实践活动就需要做出理论说明和逻辑验证;需要科学假设和如实陈述研究问题;需要有科学的研究设计，准确的系统观察设计和可靠的资料数据收集;需要科学和适用的研究方法;还需要依靠科学的逻辑性获得并呈现出可靠的研究结果。 2.2教育科学研究遵循社会科学研究规范 教育科学研究与其它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具有不宜观察、因素复杂、普适性差、误差较大等特点，这是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无损于教育科学研究的价值。因此，研究者遵循社会科学研究规范。1)科学性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本质属性。开展教育科学研究首先应当正确认识研究课题的属性和研究目的，针对问题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其次，在研究过程中要采取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再次，研究者要处在中立的立场上，还原事物和现象的本来面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结果呈现上要如实表述，不能单纯追求标新立异。2)创新性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教育科学研究普适性差的特征决定了研究中需要创新，没有创新的观点和创新的手段不可能应对纷繁复杂的教育问题。3)实用性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目的，教育科学研究是针对教育问题有意义的探索活动，其研究结果要应用于教育实践、指导实践，切实做到研以致用。 3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 教育科学研究是一门复杂的科学，它在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3.1教育科学研究具有实践性 教育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科学研究因此具有针对性、实践性强的特点。教育科学研究与教育决策、教育实践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共同构成完成的教育体系。从教育的发展形态看，教育活动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自发到自为的过程，教育机构越来越专门化。现代教育发展成为制度、活动、内容和成果的复合体，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使任何人和组织都难凭传统经验和生活常识从容应对，必须依靠专门化的教育科学研究和专业人士。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教育决策者、实践者对教育多样化需求的增长，教育工作成为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广泛而持久的教育实践活动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源泉，从微观的教学活动到宏观的战略管理都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既是教育科学研究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不再是少数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专利，而成为全体教育工作者的共同任务。 3.2教育科学研究对象具有人化特征和复杂性 教育科学研究是研究教育行为中施教者和受教者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人既是研究的主体也是研究的客体，既是研究的方法手段也是研究的目的和服务对象，因此，教育科学研究具有明显的人化特征。教育现象充满复杂性，这就意味者不同的要素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矛盾的统一体。因此，教育科学研究存在明显的复杂性，许多研究项目具有跨学科、跨行业、跨地区的合作研究才能取得成效。 4结论 教育科学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需要向自然科学研究学习，但也不能趋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社会科学的研究准则，发展自己的特色，体现自己的价值，使其科学性日益为人所知。在教育领域不能只有教育学科而没有教育科学研究。教育科学之所以称为科学，就在于它不是停留在个性化的教育活动的层面，而是探究其中的共性规律，以事实为依据，以现象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以解决问题为使命。 作者：杜启军单位：华北科技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课程实践探讨 一、课程内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高校教育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是一门理论性、方法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直接服务于高校学生毕业论文的撰写和未来的科学研究”[3]。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不宜完全理论化，而要考虑实践运用。具体来说，教学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了解教育科学研究及其方法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理解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术语、基本概念以及教育研究的基本过程；第二，具备选题、撰写研究设计、查阅文献、撰写学术论文等方面的能力；第三，熟悉掌握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如文献法、观察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验法及行动研究法，学会恰当选择研究方法；第四，学会对研究结果从定性或者定量的角度进行分析评价，撰写研究报告；第五，在整个课程内容的选择上，一定要突出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比如在选题以及各种具体研究方法的讲解后，让学生结合所学理论参加观察、调查、访谈等实践活动，使其克服教育研究的害怕心理，让其热爱教育科研活动。 二、课程实施：课题实训 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为了增强教学训练的针对性，可以考虑将学生的课堂训练作业与其以后的毕业论文的写作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改变本科毕业论文粗制滥造的现状，提高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为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提前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学生参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堂训练的积极性，以提高科研训练的质量。而课题就是联系课堂训练作业与毕业论文之间的桥梁。从可行性分析上看，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与课题的研究非常相似。因此，应采用“作业——课题——论文”一体化的课题实训模式。 （一）准备阶段：问题导向，组建课题小组 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的准备阶段，教师通过设计一个研究情境：“假如你现在需要申报一个课题项目，你会怎么选择课题，撰写研究设计，开展你的研究过程呢？”接着，教师采用案例教学法，举出具体的课题项目，通过对此课题项目的分析，引出构建教育科学研究的关键步骤，并向学生讲解这几个关键步骤的知识点。通过引导学生积极思维，鼓励学生以小组的形式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又切实可行的研究课题，这样就可以将课程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具体的操作实践中去，为学生从事正式的科研活动奠定基础。 （二）实施阶段：探究导向，小组合作学习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同化与顺应，利用自己原有知识建构新知识。从课题的选定、研究框架的设计到课题的结题，整个过程都体现了课题的探究性。学生在前一阶段只是对科学研究的关键步骤有了一些了解，接着就需要通过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进行课题可行性的论证，撰写文献综述、理清研究思路和内容，明确所用研究方法。小组成员在整个课程教学过程中，共同负责，合理分工，从而完成教师布置的各种课堂训练、研究设计以及课题成果的展示。教师在这一阶段，要倡导学生对新知识的意义建构，合作学习，从而让学生在交流与讨论中建构起对新知识的深层次理解，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能力[4]。 （三）评价阶段：发展导向，多元化评价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效果的评价应有别于纯理论知识学习效果的考察，要侧重对学生教育科研意识和能力的考察。因此，它的评价内容包括学生的选题能力与水平、课题设计能力与水平、课题研究实践能力与水平、资料分析与数据处理能力及水平、论文写作能力与水平作为评价的重点，分析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评价方法是课程目标确定、课程内容选择以及课程实施环节确定的重要依据。如前所述，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教育科研意识和能力，而它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评价方法的选择也应注重发展性评价，注重在各个实践阶段对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具体地说，选题、课题设计、文献调查、问卷或访谈调查实践、资料分析与处理、论文写作等都应纳入到评价信息收集的范畴。不但要注重行为目标的评价，而且还要注重生成目标的评价；不仅要重视实践的结果，而且还要重视实践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学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教育科研素养，逐步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 三、课程成效：不断反思 （一）学习方式从消极被动转化为积极主动 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任务明确多样，从最初的选题到最后论文的形成，使学生成了发现学习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者，激发学生教育科研的兴趣，从而实现“教师成为研究者”的课程目标。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不仅学习到教育科研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操作程序，而且还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发现教育现象和问题背后的规律，从而增强学生积极学习的主动性，也可以很好胜任将来的教育教学工作。 （二）学生从片面发展的人转化为全面发展的人 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中，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容器和奴隶，不再是学知识的机器，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合作学习能力、表达能力、思维能力以及组织协调能力得到发展。师生关系不再是单向关系，而是互动交往、情感交流的关系。学生从片面接受知识的人成了多方面都得到充分发展的人，无论是知识、情感、态度还是技能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高。 （三）学生从实践弱者转化为实践巨人 传统教学强调系统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强调理论知识的作用，学生动手操作能力不强。在理论知识学习之后，并没有对其同化或者顺应，而在没有及时复习的情况下遗忘。如杜威所强调的“从做中学”一样，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教学要具有实效性，必须加强学生的动手和动脑的能力。所以，在上述课程实施步骤下学生能够较好掌握教育科研的一些基本原理，学会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教育现象中发现正确的选题，从而，使学生从实践弱者转化为实践巨人。 上述三个转变实属不易，作为一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的教师，深知该课程要达到好的教学效果，还需要克服不少困难。比如，作为考查课，怎样才能让学生重视该门课程的学习；如何对学生课程学习有一个客观量化的评分标准等。另外，由于高校扩招，班额过大，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都有困难。不过，笔者认为，所有的困难与问题在正确的思考与行动下都将会得到解决。 作者：张霞，张灵 单位：上饶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的价值探微 1教育科学研究的价值 1.1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发展变革的需要 教育的优先发展需要有先行的教育科学研究作保障。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变革的先导，是教育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它一方面通过解放思想、理论创新变革教育生产关系，从而推动教育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渗入教育生产力要素，从而提高教育生产和管理水平。只有通过教育科学研究才能准确认识当前我国教育现状，推进教育改革并预测改革结果。因此教育科学研究作为先决条件越来越成为推动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革力量。在教育实践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教育科学研究是实现科学教育的先导。 1.2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专业化发展的需要 教育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识经济社会对从业人员的专业化要求不断提高，而学习、研究和创新能力则是教育专业化的标志。就目前看来，教育的专业化最少包括教师的专业化和教育管理的专业化。教师的专业化是指教师个体专业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教师群体为取得职业专业地位而努力的过程，既是职业资格的认定，也是持续学习、不断追求的自觉行为。教育科学研究是教师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方式，在教师个人发展中起到极大的作用。教师作为职业要想提升到专业化的水平，就必须加强对教育工作的研究。教师职业化要求教师必须研究教育问题，通过研究进行知识更新和学习越来越成为培养专家型教师的主要途径。而立足岗位的行动研究则是教师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基本方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自身的发展，有关教育的决策问题越来越重要和复杂，科学决策和规范管理是现代教育管理的本质需要，要求教育管理向专业化发展。一方面，科学的教育决策要依靠专门化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管理者也需要加强学习，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立足实际、面向决策的教育科学研究，成为支撑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决策的科学基础，成为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手段。 1.3教育科学研究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需要 质量问题是教育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教育发展永恒的主题。没有质量作保障和检验标准就谈不上教育的发展和进步。在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的今天，面对更新教育观念、提升教师专业素质、提高教育管理水平、改进教育行为和引导社会舆论的重任，教育科学研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建立与现代教育制度相适应的教育科学研究制度，建立多元开放的教育科学研究体制，解决教育领域的宏观和微观问题，是实现管理科学、培养专业化优秀教师的现实需求和紧迫任务。 2教育科学研究要遵守科学研究准则 科学研究是运用系统和实证的方法探索知识的活动和过程，具有调查思考、去伪存真、反复提炼、不断深化的特征。科学有共同的准则，第一是规律性，第二是普遍性，第三是可验证性，第四是有利用价值。教育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研究的共同规律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起到指导教育实践的作用。 2.1教育科学研究服从科学研究的规范和要求 教育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教育现象，解决重要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要符合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就要研究真问题，就要以事实材料为基础，通过各种科学研究方法进行逻辑分析和推导得出结论，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及运动变化的规律。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类，教育科学研究要求运用一定的科学方法，遵循一定的科学研究程序，有目的、有计划的推进，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既然是社会实践活动就需要做出理论说明和逻辑验证;需要科学假设和如实陈述研究问题;需要有科学的研究设计，准确的系统观察设计和可靠的资料数据收集;需要科学和适用的研究方法;还需要依靠科学的逻辑性获得并呈现出可靠的研究结果。 2.2教育科学研究遵循社会科学研究规范 教育科学研究与其它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具有不宜观察、因素复杂、普适性差、误差较大等特点，这是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无损于教育科学研究的价值。因此，研究者遵循社会科学研究规范。1)科学性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本质属性。开展教育科学研究首先应当正确认识研究课题的属性和研究目的，针对问题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其次，在研究过程中要采取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再次，研究者要处在中立的立场上，还原事物和现象的本来面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结果呈现上要如实表述，不能单纯追求标新立异。2)创新性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教育科学研究普适性差的特征决定了研究中需要创新，没有创新的观点和创新的手段不可能应对纷繁复杂的教育问题。3)实用性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目的，教育科学研究是针对教育问题有意义的探索活动，其研究结果要应用于教育实践、指导实践，切实做到研以致用。 3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 教育科学研究是一门复杂的科学，它在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3.1教育科学研究具有实践性 教育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科学研究因此具有针对性、实践性强的特点。教育科学研究与教育决策、教育实践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共同构成完成的教育体系。从教育的发展形态看，教育活动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自发到自为的过程，教育机构越来越专门化。现代教育发展成为制度、活动、内容和成果的复合体，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使任何人和组织都难凭传统经验和生活常识从容应对，必须依靠专门化的教育科学研究和专业人士。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教育决策者、实践者对教育多样化需求的增长，教育工作成为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广泛而持久的教育实践活动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源泉，从微观的教学活动到宏观的战略管理都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既是教育科学研究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不再是少数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专利，而成为全体教育工作者的共同任务。 3.2教育科学研究对象具有人化特征和复杂性 教育科学研究是研究教育行为中施教者和受教者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人既是研究的主体也是研究的客体，既是研究的方法手段也是研究的目的和服务对象，因此，教育科学研究具有明显的人化特征。教育现象充满复杂性，这就意味者不同的要素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矛盾的统一体。因此，教育科学研究存在明显的复杂性，许多研究项目具有跨学科、跨行业、跨地区的合作研究才能取得成效。 4结论 教育科学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需要向自然科学研究学习，但也不能趋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社会科学的研究准则，发展自己的特色，体现自己的价值，使其科学性日益为人所知。在教育领域不能只有教育学科而没有教育科学研究。教育科学之所以称为科学，就在于它不是停留在个性化的教育活动的层面，而是探究其中的共性规律，以事实为依据，以现象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以解决问题为使命。 作者：杜启军单位：华北科技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教学革新论述 一、课程的教学目标、内容定位 教育类专业的学生在经过两年的教育基础课程以及应用课程的学习后，应当对本专业有一定的思考。这种思考不能仅仅是在脑海中一闪而过，这种思考应该基于科学的方法，使学生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就是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它使理论更鲜活，也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会深入地理解现象背后的原因，并尝试着寻找规律。我们基于这样的思考对“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的教学目标、内容重新定位与整合。具体来说，“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的教学目标、内容包括：（1）建立科学研究的意识，理解科学的精神特质，为之后运用研究方法客观地进行教育现象研究奠定认识基础；（2）了解教育研究方法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了解教育科学研究的一般原理，掌握基本的教育科学研究过程；（3）掌握教育研究的基本技能，包括：选题技能、研究方案设计技能、文献查阅和整理技能、收集和分析研究资料技能、专业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的撰写技能；（4）熟悉并掌握教学一线常用的教育研究方法，包括：观察研究、调查研究、行动研究、叙事研究；（5）逐步养成在教学实践中质疑与反思的习惯。 二、课程的教学改革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的教学要实现课程的教学目的，需要对教学过程进行全面改革。该门课程的教学活动不能仅仅强调教师的教，必须调动学生的能动性，使整个教学过程成为一个有效的师生互动的过程。 （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本教学理念 我们根据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的教学内容，确立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本教学理念，即教学改革应既强调理论理解透彻，又强调知识与实践的结合。这一基本理念贯穿于该课程教学始终。 1.结合案例，讲透理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的专业性及理论性很强，增强实践性的前提是讲透专业理论知识。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科内容和学生的认知规律，选择教育科学研究方法领域的优秀理论，进行详细阐述。同时，我们精心选择与学生专业学习、校园生活相结合的具体案例，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例如，在进行问卷调查表设计的教学中，问题的设计是一大难点，不仅要求学生学会进行维度地分解，还要学会在维度分解基础上层层分解出具体问题。在该部分的教学中，我们引领学生尝试针对学校食堂的卫生状况设计一个调查问卷，在这个案例教学中首先需要学生们根据自己平时经验将学校食堂的卫生划分为三大维度：食品卫生、环境卫生、人员卫生，这样的引领既贴合学生的生活，同时也让学生清楚问卷调查表的问题提出不是几个人聚在一起，你提一个、我提一个凑出来的，它的设计是需要有明晰的思路的。有了三大维度的划分，学生的思路也逐渐清晰起来，进一步在三大维度下将食堂分为：操作间、售卖区和就餐区，直到具体问题整理出来。这样的案例引领使学生们对问卷调查表的设计有了直观的认识，对相关的理论知识也理解透彻。 2.联系专业精心选题、设计，结合见实习有效实施课题学生仅仅熟悉理论知识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无法形成自觉的科研意识。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伊始引导学生结合本专业实际，结合自己的专业兴趣点，依据教育研究方法的步骤，精心选题、设计并逐步实施。在教学中，尽管会有丰富案例支撑理论的讲解，但这些知识对于学生来讲都只是间接经验的获得。在实践中获得直接经验，才能发现学生实际操作存在什么问题，教师也可有的放矢地指导、引领学生去解决这些问题。 教育科学研究是从选题开始的，我们在讲解到该部分时，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点拟定课题。这个环节的实训直接暴露出学生在选题过程中不善于将课题具体化，以及表述过于笼统、不准确的问题。不少学生在实训前认为拟定研究课题“并非难事”，实训后尤其在点评阶段他们认识到课题的拟定并不是一个简单、随意的过程，它不仅需要主动搜集资料，还需要对资料进行整理、评析；不但要提出假设，还需要对假设进行论证，并进一步对课题的关键词进行定义。通过上述直接经验的获得，学生体会到课题的拟定是要遵循相应步骤的，是有规律可循的。 研究实训并不能固步于课堂内。由于该课程的学习与学生见实习处于同一学期，我们便将学生的研究训练与见实习结合起来。首先，将学生进行分组，每组优选一个课题；接下来，每组根据实际情况以及相关理论确定具体研究方法，采用边学边训的方式掌握不同研究方法的操作步骤，并在实地研究前依据每种方法的具体要求设计研究工具（如观察记录表、问卷调查表、访谈提纲等）；之后，各小组在见实习期间利用不同的研究工具进行资料收集；最后，在教师指导下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并形成相应的研究报告。例如，我们有一个研究小组对幼儿的阅读状态特别感兴趣。在确定研究课题后，该小组成员严格按照观察研究的要求，先到幼儿园大、中、小班分别进行了近两周的初步观察并做好记录。回校后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观察工具的设计，经过多次修订成型。该组成员在实习期间用两个月的时间对不同年龄阶段幼儿阅读状态进行观察并记录，收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最终形成一篇质量较高的观察研究报告。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将理论的学习与实践融合在一起，真正理解了科学的精神特质，建立了科学研究的意识。 （二）注重学生自主性的课堂组织形式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改革体现在课堂组织形式上，就是突破了传统的课堂授课的模式，更注重学生的做，更注重团队合作完成项目，更注重共同探讨问题、解决问题。具体到每一种研究方法的学习上就是小组作业，集体讨论，点评深化。 1.组建学习小组，依据教学内容分类训练教师将学生分组后，根据“教育研究方法”的教学内容，将研究训练项目分为教育研究选题与设计、教育文献检索与综述、教育研究方法训练（包括教育观察研究、教育调查研究、教育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研究报告（论文）撰写。在上述训练项目中，前两项以及最后一项训练要求所有小组共同参与，教育研究方法训练则由不同的小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组采用何种方法进行研究。这样分类训练的理由是，教育研究选题与设计、教育文献检索与综述以及研究报告（论文）撰写是每个学生都应该掌握的基础研究方法，必须训练到位。且这三项训练在学校就能实施，方便操作，因此有条件进行全面训练。而具体的教育研究方法的训练需要学习小组深入一线进行实证研究，所以由各小组根据实际情况实施比较合理。 2.集体讨论，信息互享，点评深化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学习过程中，集体讨论是常态，它既有组内的讨论也有班级的讨论。小组成员从研究的选题开始就需要进行讨论与交流，最终确定本组的选题、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案等等，在讨论与碰撞中逐一完成各个研究训练项目。但是，在全面训练阶段（包括教育研究选题与设计、为教育文献检索与综述、研究报告（论文）撰写三项）我们强调每个小组应该将自己的成果进行班级内的集体讨论，在这样的集体讨论中可以发现各小组存在的问题，如某些小组在文献综述的撰写方面存在逻辑不清的问题，通过全班同学进行讨论，各小组成员对文献综述均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由于具体的研究方法训练采取的是不同小组分项训练，这样就存在不同小组只能熟悉、实践本组研究方法的问题。为此，我们专门留出一定的课时，进行信息互享。在课堂上，不同的小组对本组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并展示研究过程，其他同学结合课堂、课下的理论学习进行积极的讨论，最终熟悉并理解不同研究方法的操作步骤。在信息互享过程中教师应适时介入，根据小组间信息互享以及讨论中存在的问题释疑并点评，帮助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从而加强学生实践过程中理实结合的能力。 （三）强调发展性的教学评价 “教育研究科学方法”课程的改革淡化书面考试，淡化对研究方法知识点的死记硬背，强调过程评价，强调学生对知识的应用。我们认为学生在理解知识的基础上解决现实问题，这本身就是对学生学习效果最好的评价与奖励。因此，在本课程的教学中，我们更多注重的是学生的自我监督与调节。在一次次的集体讨论和信息共享中，不同小组之间也暗地里在进行比拼，比拼项目完成的质量，比拼自己对知识的理解水平以及讲解水平。因此，该课程的评价内容以及评价方式相较以往要丰富得多。 1.评价内容本次课程改革的评价内容更为注重学生对教育研究的科学意识以及能力的考察。主要涉及学生的选题与课题设计能力、文献检索与综述撰写能力、课题研究实践能力、资料整理分析能力以及论文写作能力等。在实践过程中是否自觉遵循科学精神，是否自觉应用科学、客观的方法进行反思与研究则是衡量学生研究水平的重要尺度。 2.评价方法由于教育科研意识与能力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教育研究方法的各个环节也具有不同的学习特点，因此我们在评价方法的选择上也很难固于某一种方法。在选题阶段，我们要考察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以及研究方法知识的理解，看他们是否能够有意识地应用研究方法的选题技巧将自己的专业学习结合起来，这样评价既注重结果，更注重过程；在文献检索与综述阶段，我们更倾向于关注学生的归纳、整理能力，以及学生对已有研究规律的分析能力，该阶段可以通过对学生文献综述撰写的质量进行考察看出学生是否掌握相关知识；在研究方法的应用阶段，评价的方法就更丰富，不仅要考察研究方案设计的可行性，还要考察研究工具制作的规范性与有效性，这个阶段既涉及对行为目标的评价，还要涉及生成目标的评价；最后，在论文撰写阶段主要考察学生资料整理、分析与论文写作的能力，尽管最终学生是以论文的形式呈交，但是该阶段同样要注重过程的评价。因此，“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的评价注重学生的实践，注重发展性评价，这样的评价方式才能引导学生不断提高自己的科研素养，逐步达到本课程的培养目标。 三、课程教学改革的反思 该课程的教学改革已经进行了两年。在这两年里，我们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对课程内容、课程目标、教学基本理念以及课堂组织形式、教学评价方式进行改革。过程是艰难的，不仅教师要重新修订教学计划，重新适应教学方式，学生也要从过去“满堂灌”的听课状态中释放出来，不仅课堂上要听要实践，课后还要学要实践。但是，每一次集体讨论、信息共享我们都能看到学生明显的进步，在成果展示环节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成就感、荣誉感也令我们感动。这样的教学改革学生是受益者，教师同样也是受益者，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科研实践的过程中同样也提升了自己的研究水平。 目前，教学改革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课堂集体讨论的课时数较少，学生们进行信息共享的时间不够，导致有些问题的探讨只能浅尝辄止。另外，学生在带着研究工具进场研究时，由于研究方法老师无法随时跟进，导致学生的实地研究只能自己摸索，走了很多弯路。这些问题我们都将在今后的教学改革中逐一解决。 作者：闵钰杨恒单位：乐山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方式转换的思考 一、现有评价机制制约了教育科学研究的良性发展 教育部在关于教育科学研究的评价意见中指出，需要进一步健全科学合理的评价制度。这说明当前的评价机制已经严重制约了教育科学研究的良性发展。重视研究数量，轻视研究质量，重视人情和门户之见等不良现象都是现有评价领域的弊病。一些教育管理部门规定研究成果只有发表在“来源期刊”上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才有效。导致这些学术期刊看重的是纯理论，没有真正关注实践领域的问题，即便有的关注到这个领域也没有提出真正有效的解决措施。而且这些刊物的发行量都是有限的，对教育实践领域的影响力也很有限。 二、新时期教育科学研究方式的转变途径分析 (一)制定教育科学研究战略规划，重视研究内容管理第一，在国际层面上进行教育科学研究战略规划的制定，确定相应的战略目标。教育科学研究管理部门要站在宏观角度上对教育科学研究现状以及教育知识的质量等进行分析，进一步确立当前教育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强化对宏观政策方面的研究，使教育决策更加科学、合理。第二，扩展渠道，增加教育知识的存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教育界也引进了很多国外先进的教育科学理论，但是跟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教育知识的存量仍旧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当前能够很好的指导我国教育发展实践的相关知识储备不足。所以，要加快教育知识创新和转化的力度。加大教育科学知识的存储量，进一步提高教育知识的质量，这是当前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目标。就教育科学研究内容来说，理论研究要以实践为基础，学校的研究要以教师的发展为基础，教师的研究要以学生的发展为基础，这是确保研究价值实现的法宝。要重视教育结构的调整，不断创新教育体系，深化素质教育改革，推进我国教育公平性的实现，促进教育科学理论研究工作人员与实践工作人员的合作，切实推进教学改革实践方面的研究。 (二)建立研究人员培养机制，提高研究专业化水平就目前情况来看，虽然我国也建立了相对比较完整的专业职称评审机制，但是高的学习和职称未必就有很高的教育科学研究能力。所以，要针对研究者的研究能力的不同，为他们创造环境，实施针对性的激励和培养机制。一方面要健全学术规范机制，另一方面也要严格教育科学研究人员的准入机制，还要优化研究人员的行为模式。对于教育科学研究人员来说，要多些统筹方面的研究，减少系统思维，克服片面化的思维模式。在研究人员进入到实践领域的时候，理论思维与实践逻辑可能会产生矛盾，这就需要转化逻辑思维模式。除此之外，还要对教育科学研究人员进行相应的培训，主要是研究方法上的培训，积极倡导他们注重实证研究，注重量化与质化的结合，提高教育科学研究水平。 (三)完善教育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促进成果转化在传统的教育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一项重要的指标就是论文的发表数量。比如，在一个直辖市2012年度立项课题公报中显示，在201项获取了立项专题的课题中，其中一小部分课题跟实践相关，大部分都是“研究论文、研究专著”等作为其预期的成果。这就需要不断完善教育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机制，在评判研究成果的时候避免以简单的出版物跟刊物不同来定论。与此同时，要不断加大评价制度建设，建立相应的综合评价机制。比如，进一步完善评价答辩制度、公示制度以及申诉制度等等，这样才能保证评价活动有序化进行。还要不断完善同行专家评价为主的评价机制，突出专家在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优化评价的过程和方式，重视评价的实际效果，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 (四)强化教育科学研究管理，增加经费投入第一，重新定位教育科学研究部门的职能，不断提高这个部门对于教学科学研究资源的整合能力。第二，要不断的扩展教育科学研究经费的来源。事实上，各级教育机构以及社会团体对于教育科学研究的自主力度不大，这些经费很难支撑以数据为主要基础的实证研究。所以，要不断提高教育科学研究经费的投入，在政府教育支出中，要把教育科学研究经费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看待，对科研课题的资助力度要进一步加大，建立相应的经费绩效评价制度。可以提高政府等部门的委托项目经费，这样一来，教育科学研究才有足够的资金保障。此外，还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鼓励社会公益机构和企业团体等力量对教育科学研究进行资助。甚至可以引进第三方评估机构，加大经费的审核力度，建立完善的项目管理制度，让教育科学研究经费发挥最大的效益。 三、结论 综上所述，要促进教育的理性发展，单纯的依靠扩张规模、加大资金投入等很难实现预期目标。这就需要我们重视教育科学研究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积极转变教育科学研究方式，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积极探索教育规律，从而促进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马晓丽单位：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思考 一、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一）教师讲授与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同步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内容主要是讲授教育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方法性、思想性、标准和规范性，如果完全放手，让学生小组单独去按照所学的方法完成一个课题研究会很困难。因此，在课程教学中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并不是完全抛弃教师的课堂讲授，课程内容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必须由教师来进行细致的讲授。同时，在小组合作学习活动过程中，教师的指导和引领对学生的学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中，采用教师课堂讲授和小组学习相结合的模式，使教师理论讲授与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同步开展。学生通过教师的课堂讲授能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更多系统化的知识，同时通过展开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实践理论知识，实现“做中学”，将理论与实践一体化。 （二）建立以“课题研究”为中心，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小组合作学习模式教学实践中教师讲授与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同步开展时，必须建立一个学习目标来将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中，学生小组要模拟完成一项教育科学研究课题，完成这项课题成为学生课程学习的终极目标。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学生必须解决研究过程中的很多个问题，这些问题就成为学生小组活动的研究任务。教师把课程教学内容和学生小组科研课题研究结合起来，以“课题研究”为中心，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将整个课程的学习内容贯穿为一条主线，使学生将课程学习的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学生学习方面来看，在整个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小组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模拟完成小组课题研究，在完成这个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就分解成了多个小任务，通过这些具体任务的实施，使学生形成一个研究团队进行探究学习，实践教育研究方法，体验课题研究过程。从教师教学方面来看，把课程教学内容和学生小组科研课题研究结合起来，坚持以“做中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原则来设计教学方案，努力与教育专业其他课程呼应与对接，为学生专业成长服务。教学中无论采用案例、讨论等教学方法都可以与学生小组模拟的研究课题结合起来进行讲解，以学生关心的、有兴趣的重点热点问题为切入点，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案例讲解更能引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三）合理设计小组合作学习活动任务成立学生小组后，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的特点来设计学习活动任务。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活动的任务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最好学生能够自主选择。因此，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中，学生小组活动任务分为共同项目和自选项目，见表1。在小组学习活动任务中，学生享有较高的自主选择权，小组成员都围绕着“课题研究”来展开，共同探讨解决策略，研究出最佳方案。围绕着小组的共同课题目标将每个成员的贡献有机地结合为一体，使学生之间的合作性贯穿于整个课程学习的始终，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课堂上教师的讲授。 （四）建立小组合作学习档案袋评价体系教育科学研究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学生的研究能力的培养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对学生的评价不能“一卷定终身”，应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教学实践中将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核。期末笔试主要以课程内容中基本的、重要的原理、概念进行考核。平时成绩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档案袋评价考核，同时提高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重，提高学生小组合作学习的积极性。每个学生小组建立一个学习评价的档案袋，课程学习结束时根据档案袋中的资料作品及平时小组活动表现进行形成性评价。收录到档案袋中的资料作品可以是多种形式的，体现多样化。除了课程教学设计中必须完成的小组活动任务作品或表格外，还可以是每次小组活动或讨论结束之后小组进行的总结报告或研究阶段报告，也可以是成员成长的感想和小组活动的图片等，体现个性化，注重对学生小组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研究能力提升、合作能力、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的成长评价。 二、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学生分组及角色分配的问题。在小组合作学习法中，强调学生分组的异质性，强调混合编组，使具备不同的认知能力、学习风格、性格特征、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小组成员要通过合作学习和相互帮助，以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在小组角色分配上，设立负责人，在小组中负责人起了模范带头作用，还有发言人、记录员、计时员等。但通过教学实践发现，在分组问题上学生更喜欢自愿组合。因为有的学生小组是已经在其他实践、实验课程中组建的，成员之间合作默契。因此，为了控制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教学实践中小组建立以学生自愿组合为主，教师根据情况进行适当调配为辅，人数4~6人为宜。同时，不指定角色的无负责人小组的学习效果更好。无领导即意味着所有成员一律平等，一些平时没有机会发挥、但有能力的小组成员就有机会浮出水面，脱颖而出，这也是避免出现部分学生的“搭车”现象的方法之一。 其次，避免出现部分学生的“搭车”现象。小组合作学习中的“搭车”现象指的是小组中一个成员承担了所有的任务，而另外一个成员无所事事的现象。在教学实践中，也有部分学生反映个别小组成员参与活动不积极，“搭车”现象会严重影响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效果，削弱学生的创新能力、凝聚力、积极性。因此，教师要对“搭车”的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同时采用多样的分组方法，小组角色分配轮换制，多样化的小组评价，丰富的活动内容等方面来避免“搭车”现象。 最后，提高教师自身专业能力和组织能力，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在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要成为学习过程的参与者、指导者和协调者，随时关注并调控合作学习，精心设计选择合作任务，才能有效地提高合作学习的效率。同时，合作学习过程中学生的思维得到发展，积极地研究思考，关于教育问题、教育现象的很多想法都被激发出来，急需与教师进行讨论交流。无论在课内还在课外，学生小组研究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这需要教师的积极的专业的引领与指导，这对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的专业指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专业能力和组织能力，密切注意学生学习的反馈情况，及时调整教学进程，纠正一些错误，并对学生共同出现的一些问题组织讨论研究，并主动融入到学生中去,和学生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建立教学相长、合作互助的新型师生关系。 三、小结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一门理论性、方法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对高校学生毕业论文的撰写和未来的科学研究具有奠基作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应用在课程教学中，符合教学实践规律，有效促进学生知识、能力、情感方面的发展，使学生把所学知识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合作精神，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对不断深化高等教育课程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马锦单位：文山学院教务处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 ［摘 要］ 与其它学科的科学研究相比，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呈现出诸多特点：研究对象的广泛性、研究内容的倾向性及研究主体的特定性。探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的特点，对于从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有关人员的科研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科学研究 特点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对于提高全社会对在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和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技能，推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改革等均具有重要作用。与其它学科的科学研究相比，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呈现出诸多显著特点。本文试图对此加以探讨，以期给从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有关人员的科研活动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研究对象的广泛性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教育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对象（在校大学生）、教育的主体（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教育的社会环境以及教育的途径和方法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言，它是一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学科，是一个完整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结合实际特别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际，研究如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总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任务在于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规律，以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将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大学生心理和思维的特征、大学生的思想水平和政治理论素养状况、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认知和所持的态度等。将教育的主体即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考察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师队伍的基本状况，如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与高校其他教师相比较所享受的基本待遇，考察他们的思想理论水平、业务素质以及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基本认知及所持的基本态度，并提出加强这支队伍建设的具体措施、途径和方法。将社会环境作为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考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或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些情况对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它对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有什么样的影响，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于高校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供了哪些硬件和软件方面的有利条件，同时又对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施带来了哪些不利的影响。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途径、方式和方法作为研究对象，是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适应大学生心理特点及思想状况，根据时代要求，充分运用现代社会提供的科学技术手段，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研究内容的倾向性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研究内容，基本上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二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在研究对象上，前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研究对象，注重的是理论本身，后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研究对象，注重的是理论的教育；在研究任务上，前者以揭示理论的实质、探讨理论发展的规律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后者则以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规律作为主要任务；在学科属性上，前者属于基础研究，后者则兼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双重性质，其中应用研究的性质更加突出。因为理论教育的研究虽然也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并以此为前提，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但它更主要的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规律，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才能更好地为教育对象所接受，从而转化为他们自身的政治理论素养和思想价值观念。对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师来说，首先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先搞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才能解决用什么样的理论观点进行教育和如何进行教育的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搞好了，又能增强人们的马克思主义信念，进一步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繁荣。因此，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是相互联系、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在研究实践中要平均用力，而是要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后者，即应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研究。这是由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特殊性决定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既具有一般意义的教育的共性，更具有鲜明的个性，即意识形态性。作为教育的组成部分，它具有教育的一般本质，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具有一般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主体、客体、目的、内容、方法、结果等，也反映教育的一般规律。与其它学科不同的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别的理论作为施教的内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教育活动，因而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或阶级性。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有着与一般教育活动不同的特殊规律。因此，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研究，既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更要研究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一般教育活动不同的特殊规律，研究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以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从而更好地实现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目标和任务。 三、研究主体的特定性 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的主体主要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教师。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除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之外，更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在目前形势下，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改革问题。对此，高校马克思主义课理论教师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一，作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内容的难点、重点、热点问题，教师最有发言权。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内容，毫无疑问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的编写，首先要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但教材内容还必须体现教学过程中的难点、重点和热点，这样才能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必须承认，教材内容的确定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专家学者、教师、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三方通力协作。需要学术界立足中国国情，开阔视野，深入探索，产生出较为成熟和系统的理论成果，而不是浮光掠影、只言片语的评说。还需要由政府主管部门做出正确的决策和选择，在统一的教学大纲的规范下组织编写。而无论是专家学者的研究，还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都离不开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日常性研究。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最了解学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教学过程中的难点、重点，以及学生关注的理论热点问题最为熟悉，也有最深刻的体会。专家学者的研究（有的教师本身就是专家）必须以广大教师的研究作为基础，广泛吸收教师的科研成果。教育部门的决策也是一个民主集中的过程，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其决策的最为直接的依据，广大教师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而获得的科研成果，也是重要基础。 近些年来，高校部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产生了排斥情绪，甚至逆反心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效果不理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种状况的出现，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多方面的原因。只有展开研究，关注当代大学生的现实渴求，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才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更为有效的方式、方法，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的质量和效果。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的主体即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教师。 第二，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研究的主体力量。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针对性、有效性，就必须研究理论教学的方式、方法，改变传统的单纯说教教学方式。这就要求以教育教学研究为基础，只有通过研究，才能做到改革目标明确、改革思路清晰。在这一领域，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在于制定政策，进行倡导、鼓励和推动，并负责研究成果和教学经验的推广，而从事直接研究的主体力量必须是教师。因为，一方面理论课教师是第一线的教学任务承担者，对改革的必要性的体会最为深刻。同时，这种研究也是提高其自身教学质量，获得学生较高评价的主要途径。因而，教师从事教学方法、方式改革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内在动力。对于一名教师来说，其最大的价值莫过于受到教育对象的承认和爱戴。另一方面，理论课教师比其他人更具备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研究的基本条件。作为一名教师，他们较扎实地掌握了一般教育学的原理，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对于学生在不同的教育方式、方法下接受教育时的认知程度、态度和情绪，有最为直接的观察、掌握和体会。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中学实验员怎样做教育科学研究 随着教师专业化进程的加快，作为理化生实验员也要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笔者对实验员角色的理解，实验员在理论上要不低于一线教师，在实验方面要高于一线教师，应该是学校理化生教学的领头羊，实验员对一线教师要起到智囊作用。实验员的工作基础有两个：一是教育技术装备标准，二是理化生学科教材。实验员的工作内容有两个：南京中学实验室管理网、实验室器材及卫生管理。 目前，中学的理化生实验室相对独立，各室都配备了自己的实验员，大都是本专业的教师，属于教师编制内人员。 在教育科研选题方面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如理化生学科教材在实验设计上的变化、教材的实验设计是否科学合理、技术装备标准与实际教学的需求等。例如，现行物理实验室装备标准与物理教材的差距，1.演示活动器材配置数量与实际教学需求的差距。演示温度计配备标准是1只，它本是玻璃制品易损坏，单价在30元左右，如果一所学校真的只配一只，教学中出现损坏怎么办？教师之间课时安排冲突怎么办？笔者主张对这类价值低又易损坏的器材配置标准是：任课教师人手一套外加一个备用品，或者按学校规模和教师人均带班数量综合考虑配置。2.分组实验活动器材配置数量与实际教学需求的差距，苏科版物理教材中实验设计以活动方式出现，教材编写组的教师说，是分组还是演示由教师根据学校教学条件而定，但教师是根据教参的教学要求特别是根据中考考试要求来安排，个别实验活动需要安排分组，但装备标准不支持。3.器材配置标准数量要适当考虑损耗因素。物理实验员大都知道，有些器材一学年使用一次，有些器材一学年需要使用多次。例如，铅块一学年使用一次，导线、单刀开关、小灯座和灯泡等，在14个电学实验几乎都要用到，从怎样让一个灯泡亮起来的实验到串联、并联、电流表和电压表的使用，最后测小灯泡的功率的实验。像导线、刀开关、小灯座这样的器材使用次数多，当然损耗也会多。器材配置标准数量要适当考虑损耗因素。 实验员的工作内容有两个：南京中学实验室管理网、实验室器材及卫生管理。在教育科研选题方面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南京中学实验室管理网的栏目设置是否科学合理，实验材料加工技术的改进，实验创新设计及制作。例如，苏科版物理教材的实验设计与人教版相比更新颖一些也更贴近生活，但部分实验所选择的器材似乎也有一些理想化，或者说进入实际操作层面效果并不理想。苏科版教材九年级下册中有一段文字：将手机放在金属容器（如饼干筒、茶叶盒）中，打电话呼叫金属容器中的手机。这时，手机接收信号会受到怎样的影响？答案是：不能接收到信号。饼干筒、茶叶盒的大小教材中没有提示，而盒的大小对能否接收到信号是有影响的。有教师反映该实验中电磁屏蔽效果不好。我国手机常用的频段主要有CDMA手机占用的CDMA1X，800MHz频段；GSM手机占用的900/1800/1900MHz频段。由波长公式计算可得知，波长是38cm，33cm，17cm，16cm。经过实验验证，当金属容器的大小三维尺寸小于16cm电磁屏蔽效果好。再如，初三杠杆平衡条件实验中，新式杠杆悬挂钩码的是环状塑料片，从形状设计上看不错，但在使用过程中杠杆稍有倾斜就会打滑，这是设计人员所没有考虑到的。新式杠杆附带有在铁架台上固定的装置，但圆孔太小与新式的铁架台铁杆不配套。制作杠杆的木质太软，穿轴孔内置的铜套容易滑脱。对于老式杠杆的固定轴存在的问题是杠杆容易滑出不如改用大号铁钉，铁钉的大头有效阻止杠杆滑出。老式杠杆的卡簧弹性好、易固定但丢失后补充有困难。有教师改用棉线绳套替代效果也不错。再如苏科版初中物理教材八年级上册P58图3至图9色光的混合，有三组色光混合。红与绿、红与蓝、绿与蓝。学校也有色光混合仪，在实验中总感觉效果不理想，于是笔者就进行反思，这是什么原因？查到一本书名叫《彩色照基础》（刘涤民著，中国摄影出版社1986年版）。笔者对书本中的彩色插图特别感兴趣，比如它的白光光谱分为红、橙、黄、绿、蓝青、紫6个色块，其中红最宽，绿次之，蓝青与紫相当，橙与黄最窄。最大的问题是书中的蓝色与物理教材上的蓝色根本不一样！它是青紫合并的蓝色，笔者相信摄影专家对色彩的判断。物理教材上的蓝色事实上应为青色，物理实验室提供的蓝色玻璃片及蓝色玻璃纸都存在问题，为了验证这一猜想，笔者找来紫色的玻璃材料。经过实验验证专家的观点是对的。 总而言之，中学实验员进行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实验员也要在工作中善于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新一论教育改革重点强调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及科学素养的培养。实践证明，积极组织开展科技教育活动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及科学素养的有效途径，而科技教育活动方案的撰写是组织开展科技教育活动的必经环节，也是必要条件，为学生提供明确的操作程序。那么如何撰写科技教育活动方案呢？笔者结合实践，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和做法，与广大同仁交流。 一、方案的形式 科技教育活动方案可用文字、图示、表格等形式呈现，具体应随课题而定，但一般用表格来呈现比较好。 二、方案的内容 通常应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课题名称：名称应尽可能简明、具体地反映出活动的内容、活动的类型、活动的对象、活动的范围、活动的任务等。 活动的形式：通常有组织兴趣小组，举办培训班等小组活动；科普讲座、板报宣传、科学报告会、演讲会、科技夏令营、参观访问和科技周等群众性活动以及学科竞赛、科技专项技能竞赛、小发明、小制作、生物百项等竞赛性活动。 活动的背景：应具体阐述组织开展该项活动的原因。如：“伴性遗传内容的科技教育活动方案”背景中这样写道：“我国正处于课程改革的时期，自2004年9月在山东等4省市率先实施新课程改革，现已在全国大部分省市推广实施，并要求2008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而新课程重点强调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种调查式的科技教育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自主探究的精神。” 活动的目的意义：是指活动的教育性，要尽可能简洁、明了地反映出活动要解决什么问题，使学生明白什么样的道理，在思想品德、生活能力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方面有什么帮助等。如：“伴性遗传内容的科技教育活动方案”目的意义中这样写道：“通过调查研究，使学生初步学会调查和统计人类遗传病的基本方法，使学生了解某些人类遗传病的发病情况；通过分析调查结果，使学生加深对遗传病的理解，加深对遗传病危害的认识；在调查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培养学生接触社会，并从社会中直接获取资料的能力；在调查结果的交流和讨论中，提高学生的信息交流、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活动成员及分工：主要反映参与活动的成员有哪些，每个成员在整个活动中所担负的角色和完成的任务。如：组织协调、查阅资料、材料准备、填写活动记录单、撰写活动总结（报告）等。 活动实施计划：该项内容是整个方案的优秀内容，主要包括活动的具体内容、步骤、方法、时间安排等。实施计划告诉参与者开展活动的程序，要注意科学性、过程性，并且要详细具体地列出每个阶段（步骤）的时间安排、地点、任务要求、分工情况。写得越具体，越易操作，活动越易成功。 评价标准：该项内容是活动方案内容中必须具有的，它是整个科技教育活动的导向，不同类型（或课题）的活动应制定出相应的评价标准，但都要遵循评价标准与活动的目的意义相对应的原则。主要应从情感态度、能力目标、知识目标等方面来制定。 活动的可行性论证：是指开展活动所需的条件，包括场所、材料、仪器、经费、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能力以及存在的困难，解决困难的对策等。 活动成果的呈现：一般是论文、调查（实验）报告或总结等形式，以文字、图表、多媒体等方式表达。 调查类科技创新教育活动方案撰写举例见表1：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论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研究的必要性 ［摘要］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研究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需要，是培养研究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需要，是增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学术性、科学性，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的需要。 ［关键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必要性 一、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研究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学科基础和依托。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深入发展，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在20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这一学科建设时间短，无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与我们时代对该学科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学科基础较为薄弱。这成为制约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深入有效开展的一个瓶颈。中共中央、教育部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所依托的学科是我国特有的一门政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并建议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工作和任务，任重而道远，它涉及和涵盖了培养目标的确定、研究方向的设置、课程体系的设计、教学大纲的制定、培养模式的选择和完善、师资队伍的建设、教材建设、图书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数据库的建立、国内外学术交流等多层次、多方向的建设任务，而在这些建设任务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关键，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研究放在该学科建设的首位。 首先，这是由该学科特殊性质决定的。该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的侧重点是在德育方面，主要是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其中最根本的是使受教育者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有很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等，使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成为受教育者的最重要的素质和灵魂。要实现这一目标，不是通过简单的说教，而是要通过多层次、多方向、多环节的培养工作，要以丰富而深刻的科学知识作为教材，并尽可能适应受教育者的特点，采用其乐于接受的有效形式。这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研究受教育者的特点和需求，研究教育教学的手段、方法、形式等等。 其次，这是由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决定的。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会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在这方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当前，我国意识形态的主流是积极健康的，但同时也要看到，西方敌对势力从来没有放弃、也不会放弃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和“丑化”的战略图谋，各种敌对势力也总想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这一战略图谋，他们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在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斗争形势，根据该学科的特殊性质和培养任务，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科学研究，培养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使我们在当前意识形态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固有本质，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科学研究，才能保证学科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才能有效地提高学科建设的科学性。 二、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研究，是转变社会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角色观念，培养研究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需要 一般而言，关于高校教师的角色定位，是明确而清晰的，即认为高校教师不仅是教学教育承担者，也是某一学科专业的研究者、学者，高校教师确实是我国科研队伍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我国的科技发展，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社会公认的事实和被普遍接受的观念。但一旦具体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的角色定位，人们就往往发生偏差。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长期以来，整个社会已形成了一些基本的观念，即认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员，是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宣传员，理论课教师，主要承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注释工作，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则是党中央以及少数专家、学者的事情，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也以宣传员的角色给自己定位，这就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科研意识薄弱、科研水平普遍不高的状况，而这一状况又进一步强化着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角色观念，这一观念的明显例证就是高校毕业生（含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在进行职业选择时，往往不愿进入高校承担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任务的教学单位，认为这对于自己专业的发展没有好处。他们认为，承担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工作，不利于其专业的发展。转变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角色观念，是直接关系到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树立牢固的科研意识，增强从事科研的主动性、积极性、自觉性，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的重大问题，关系到研究型师资队伍的建设。 转变观念的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就是要求广大理论课教师，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研究过程是教师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思想的过程，是使教师知识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不断完善并趋于合理的过程，是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规律、方式和方法的过程，只有通过科学研究的实践砺炼，教师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专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专家、学者。 三、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研究，是增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学术性、科学性，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性（或阶级性）和学术性高度统一的理论。首先，它有着极强的学术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内容丰富，结构严谨，具有极强的逻辑性的学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创始人之所以能够创立这一理论，来源于他们对作为其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的刻苦的钻研和深刻的理解，来源于他们对他们所处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考察，来源于他们对当时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果的全面了解、来源于他们对当时西方各国的社会政治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的经验总结。他们创立这一理论，耗去了他们毕生的精力。这正是学术研究及其成果形成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和必须具备的特征。同时，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又具有极其鲜明的意识形态性（阶级性）。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该理论的目的看，它是为世界无产阶级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社会而开展的革命斗争服务的；从其社会效果和作用看，它创立以来，成为世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步伐；从其社会地位看，它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理论。这一理论是一个有阶级立场、有国家界线的科学体系。与之相比，自然科学则无阶级立场，无国家界线，一般社会科学虽然也具有阶级性，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其阶级性远不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和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性（或阶级性）和学术性是统一的。学术性是基础和前提，意识形态性（或阶级性）是结果，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内容丰富，结构严谨，具有极强的逻辑性的学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才成为世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性（或阶级性）和学术性高度统一的特性，要求我们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点、立场、方法的灌输。这是意识形态教育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门科学，其教育有着一般科学教育的共性，必须体现它的学术性，否则，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会变成空洞的说教，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会被大学生看作僵化的教条而予以排拒，从而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效果，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也就无法实现。 增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学术性，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的科学研究。只有开展研究，才能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融会贯通的透彻理解，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才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更为有效的途径、方式、方法，从而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繁荣教育科学研究 促进教育改革发展 图们市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在省、州教育科研部门和市教育局的正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实施素质教育的中心任务，繁荣教育科学研究，坚持为教育决策科学化服务，坚持为提高各类学校教育质量服务，坚持为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服务，充分发挥了教育科研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职能作用，有效促进了全市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图们市教育科研所先后被评为2004~2007年度吉林省教育科研联检先进单位、吉林省基础教育校本科研先进集体、吉林省教育科研先进单位。 一、加强网络建设，发挥机构职能作用 1 提高素质，确立地位。教育科研所作为全市科研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中心，其科研工作者自身素质成为决定全市科研工作成败的关键因素。多年来，科研所把提高研究者自身的学习能力，作为科研所自身发展的第一需要，始终围绕课程改革与素质教育这个主题，先学、多学、深学相关的教育理论，努力建设学习型组织。一方面每年订阅《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学刊》、《上海教育科研》、《教育科学研究》等10多种教育报刊杂志，购进最新相关新课程以及教育科研相关书籍供研究人员学习，科研所藏书达1470多册。另一方面，安排科研所研究人员参加省州相关部门开展的培训及研讨活动，及时掌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最新信息。我们注重树立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理念，努力做到“五个坚持”：坚持结合课题研究学习，熟悉全市立项课题的相关理论，加强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坚持结合课程改革学习，深刻领会“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新理念，推动我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坚持结合教育热点问题学习，充分运用相似论的联系律、运动律和创造律，正确认识课程改革与课题研究的关系；坚持结合科研动态信息学习，学习领会“十七大报告有关教育理论的论述”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精神，明确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工作思路；坚持结合教育同行交流学习，借鉴省内外先进经验并注重我市教育特色，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和水平。 2. 完善制度，规范管理。科研兴教（校）作为一项教育整体的系统工程，必须以制度来作保障。几年来，我们通过科学的制度与规章加以引导和规范学校教育科研行为，保障了全市教育科研工作的正常秩序。2009年12月，在全市教育科研工作会议上，原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育科研工作的若干意见》基础上，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育科研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科研的地位作用、教育科研的组织建设与职责任务、课题研究与校本科研、教育科研的督导与表彰以及教育科研的投入等基本问题，并表彰了“十一五”教育科研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我们还先后制定下发了：（1）《关于学校教科室工作职责的规定》，明确了对教科室“科研工作、学术活动、课题研究、科普培训”等方面的相关要求；（2）《关于教育专业委员会管理的若干规定》，明确了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性质、组织原则、活动程序、学术年会”等相关内容，实现专业委员会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3）《教育科研课题管理办法》，提出了“课题的申报与立项、课题的研究与实施、课题的结题与鉴定、成果评奖与推广、课题研究评价指标体系”等具体要求；（4）《学校教育科研工作评价方案》，提出了“评价原则、评价范围和内容，评价实施方法与步骤、评价指标体系”等要求，使教育科研工作有章可循，规范运作。 3. 培训骨干，带动基层。培养一批素质高、业务精的科研骨干，是推动我市教育科研工作的坚实基础。为此，我们把提高领导干部、骨干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摆到教育科研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几年来，我们每年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学习班、培训班。如，“全市学校科研主任工作会议”、“全市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班”、“全市中小学领导干部学习班”、“学科教研员学习会”等，举办了“学校教育科研室职能”、“发挥听课评课作用、推动课程改革深入发展”、“中小学教育科研”、“教研员如何进行课题研究”等内容的培训，特别是我们根据课题研究的进展，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讲座，如课题立项阶段举办“如何选题”、“如何编制课题研究方案”、“如何开题”、“教育科研工作步骤”；课题研究阶段举办“科研课题研究与管理操作要点”、“科研五大类资料建设”；课题研究进入结题阶段举办“研究报告的撰写”、“结题材料整理归档”等专题讲座，并理论学习与参观交流相结合，增强了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学习培训，进一步增强了“向科研要质量，靠科研上水平”的意识，提高了学校领导、科研主任和科研骨干的研究能力和水平。 二、抓好教育科普，提高群众科研素质 1. 从教改需求出发，办好专题讲座。我们从全市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充分发挥市教育科研所的信息优势，深入基层学校（园），紧密结合学校科研课题研究，努力办好专题讲座，达到以学促研的目的。五年来，我们组织的专题讲座有：（1）在家庭教育方面，举办了“影响家庭教育的因素分析”、“中国家庭教育的三大误区”专题讲座；（2）在学校德育方面，举办了“加强和改进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思路”的专题讲座；（3）在课堂教学改革方面，举办了“打造高效课堂，学校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等相关专题讲座；（4）在课程改革方面，举办了“普通高中新课程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新课程学生评价的操作”等专题讲座；（5）在教师研修方面，举办了“校本教研的主要实践因素”、“如何写好教育案例”专题讲座；（6）在民族教育方面，举办了“小班化教育的基本思路”专题讲座；（7）在职业教育方面，举办了“加强和改进中职德育工作的基本思路”专题讲座等。 此外，5年来我们有计划的聘请专家来图们讲学，先后聘请上海方略集团的冯恩洪、吉林大学教授陈秉公等教授讲学，还聘请州内学者延边州教育学院刘臣院长、李天民主任、延边州科研所刘志军、俞永虎研究员分别以《关于课程改革》、《小班化―朝鲜族学校发展必由之路》、《关于学困生转化工作》、《中小学校本科研》、《实施有效教学方略》等为题举办了专题讲座，进一步提高了专业引领的档次和质量。 2. 从学校需要出发，做好互助对话。提高广大领导干部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是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以“互动对话”形式进行科普工作，积极营造教育科研的文化氛围，是我们实施“专业引领”的新探索。我们先后在10多所学校组织了“学校特色建设”、“幼儿双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综合实践活动”、“学校管理工作”、“构建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校本研修与校本科研”等座谈讨论会，共同探索“理念、决策、管理”三大共性问题。 3. 从教学实际出发，做好专业引领。每年利用寒暑假，针对学科实际，各学科专业委员会组织教师培训，进行专业知识和学科教学理论讲座。先后组织了《课堂教学结构设计》、《在学科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开展学科探究式学习应注意的问题》、《新课程背景下有效教学策略》、《新教案的编写》、《自主参与合作学习教学模式》、《阅读教学中学生主体作用》等理论培训，培训面达到学科教师的95%以上。在学科教学观摩研讨活动中，结合“教学课例”，加强先进教学理论的辅导和学科教学改革最新动态信息讲解，同时结合听课、评课，用新课程理念和理论指导教师的教学实践。 三、强化过程管理，提高课题研究质量 1. 选准研究课题，确定研究方向。选好我市重点研究课题是落实“科研兴教（校）”战略的重要策略。“十一五”期间，我市确立了省学会规划课题“新课程条件下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为深化研究各学科又分立了28个子课题，并做好了四方面工作：（1）充分发挥教研员作用，做好专业教学的引领。组织全市中小学学科教师，利用假期集中进行学科课堂教学模式的理论辅导；（2）加强课例研究，做好校本研训的指导。各学科以“课例”为载体，贴近教学、贴近教师，组织“同课异构”、“小课题研究”等研讨活动，促进了学校校本教研活动的深入开展；（3）建立了课题研究情况调研制度，加强课题组与基层学校课题研究教师的联系，做好面对面的指导。课题组成员深入基层学校进行调研，通过听课、座谈讨论，及时解决课题研究中出现的实际问题；（4）组织开展观摩课研讨活动，展示、推广研究成果。各学科每年都组织课题研讨课观摩、送课下乡、现场听评课、课题研究经验交流等活动。“新课程理念下课堂教学模式”课题顺利解题，多篇在各级刊物上。 我市“十一五”规划课题立项46项，其中部级子课题3项、省级课题6项、州级课题16项，主要内容有“幼儿教育”、“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教师队伍建设”、“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信息化”“朝鲜族教育”等研究课题，明确了全市教育科研工作的主攻方向。全市小学9所、初中8所、普通高中2所、职业高中1所、国办幼儿园5所共计25所学校（园），课题立项的学校（园）有23所，课题立项覆盖率达92%。 2. 加大过程管理，深化课题研究。过程管理是科研管理的中心环节，需要深入基层学校，做好检查指导工作，及时总结成功经验。 首先，要强化课题研究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它为课题研究提供论证和评价依据，并为课题实施提供全面、系统的工作程序。我们要求课题负责人必须写好“课题的提出与构想”、“科学依据与论证”、“课题目标”、“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实施步骤与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方案，在编制过程中提高学校领导干部和骨干教师的教育理论水平，进一步增强“科研兴教（校）”、“科研强师”的意识。在每个“五年规划”期间都编印《图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实施方案汇编》，并发到全市各校、园，以便教育工作者互相借鉴，共同提高。 其次，加强课题研究过程的检查管理。对课题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评估，是课题管理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根据《图们市教育科研课题管理办法》、《图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每年分期分批组织了各级各类科研课题的阶段性检查和指导。审查学校课题阶段性研究报告；检查课题研究过程性、成果性等方面研究资料；听取课题研究进展情况汇报；召开座谈反馈会，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共同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下一步的改进意见，以过程管理来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 “十一五”期间，图们市科研课题数量以及质量都有新的突破，吉林省延边州科研课题结题率达到100%。 四、活跃学术研讨，积极推广研究成果 1. 组织召开各种现场研讨会。我们先后举办了各种教育教学方面的市级研讨会，推广了相关学校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全面介绍了全市各类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优秀成果。 2. 按照规定开好学术年会。学术年会是推动群众性教育科研工作的重要途径。我们不断探索年会的有效性，积极改革学科专业委员会年会形式，坚持年会与研讨相结合，丰富年会内容与形式，突出年会主题化，即坚持紧紧围绕主题，组织课堂观摩、评课研讨，围绕主题，交流论文、做工作报告，构建充分展示学科教学改革成果的有效年会新模式。 3. 开展课题实践课教学观摩研讨活动。我们先后开展了小学数学、朝鲜语文学科“自主――合作探究”课堂“同课异构”研讨、小学语文学科“自主探究教学模式”研讨、音乐学科“参与―体验”教学模式观摩研讨、小班化教学观摩研讨、物理课堂“做中学”课题研讨、化学探究性教学研讨、汉语学科课堂教学模式研讨、“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教学模式”教学评比、《教学案例》设计竞赛等活动，有效地推动了新课程理念下课堂教学模式改革。 4. 参加省州教育优秀成果评选活动。2006~2008年，我们组织全市广大教师参加省级教育科研成果评选活动，共有321篇参评，其中获一等奖132篇、二等奖151篇、三等奖30篇、优秀奖8篇；参加省思想品德教育经验“一得谈”征文活动的教师有65名，其中12名荣获“吉林省德育教育好教师”称号。2009年，“吉林省教育学会第八届科研成果评奖活动”、“吉林省教育科学第六届科研成果评选活动”，共征集191篇论文。2010年度吉林省基础教育校本科研优秀成果评选活动，共征集96篇论文，全国第十六届教育情报优秀成果评选活动，共征集190篇论文。2006年以来，全市广大会员有118篇论文刊登在国家、省级刊物上。 “十一五”期间，市朝鲜族幼儿园“双语教育―民族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朝鲜族幼儿园双语教育研究报告）”刊登在《中国民族教育》杂志上，市二高中“实施因材施教与面向全体关系的研究”成果刊登在《延边教育学院学报》上、市职教中心“职业学校德育教育实践研究”成果在《中国教育报》优秀教育科研成果评选活动中荣获一等奖。 吉林省教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积极组织参加省学会组织的课题研究成果征集活动，我市五中《重建新课程标准实施中的常规教学管理系统与制度研究》、凉水中心小学《实践体验，尽我孝道，德育切入新路径》、三小《小学生学习困难类型成因及对策研究》、一小《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开发研究》、二高中《新课程理念下高中数学合作学习实效性的研究》、二高中《高中文科综合科创新教育的研究、五中《新课程实施与师生教学活动方式转变研究》、实验小学《构建“主体参与”创新教育模式整体研究》、实验小学《优化校本教研策略的研究》、朝鲜族幼儿园《研究双语教育模式，推动民族幼儿教育》、职业教育中心《职业学校德育创新问题研究》、科研所《创新性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验》等12项（全州共计18项）课题研究报告编入《吉林省基层教育学会课题研究结题报告选》（献给吉林省教育学会30华诞一书中）。 五、发挥自身优势，参与教育行政决策 教育科研所以丰富的教育理论信息为优势，发挥“参谋”、“助手”、“纽带”的作用，参与决策、服务决策。我们受教育行政部门委托，先后完成了《图们市“十一五”中小学布局调整及校舍建设发展规划》、《图们市教育事业“十一五”计划与2020年发展规划》、《关于加强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实施意见》、《图们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育科研工作的指导意见》等行政决策文件的起草任务。今年是“十一五”最后一年，又是“十二五”规划之年，我们积极承担并完成了《图们市‘十二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起草工作，完成了《图们市基础教育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全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调研与对策研究》等涉及图们教育未来五年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工作，为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多年来，在上级相关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具体指导下，我市教育科研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与我市教育改革发展需要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部分学校科研工作思路不够清晰，定位不够准确，科研和教研未能做到有机结合，影响了教科研整体效益的发挥。二是部分学校领导对科研工作重视不够，指导能力不强，限制了研究活动的有效开展。三是课题数量虽逐年增加，但研究不够深入，质量高、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不多。四是科研队伍整体水平有待于提高。“十二五”期间，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纲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教育科研的先导性、基础性和“第一生产力”的功能，坚持面向实际，突出重点，有所创新的原则，发挥其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服务、为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服务、为教师队伍专业成长服务的作用，在促进图们市教育的内涵发展、均衡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浅谈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摘要：应用文献资料法分析教育科研的重要性，研究得出：开展教育科研是教育形势发展之所需，学校可持续发展之所需，教师行业发展之所需。所谓教育科研，是指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教育教学的问题为研究对象，以科学方法为依托，以探素质教育规律、指导教育时间为目的的一种创性的认识活动。 关键词：教育科研；学校；教师；重要性 要科学全面地理解教育科研的深刻内涵，须理解“科学理论”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现代教育理论；“教育问题”是指教育领域客观存在的需要探明和解决的种种矛盾和疑难；“科学方法”指认识自然或获得科学知识的程序或过程；“教育科研目的”是探索教育规律、指导教育实践，教育科研的本质是一种“创造性的认识活动”，教育科研不是简单重复的劳动，而是一种脑力劳动，需要发挥教师创造性的思维，教育科研的对象是针对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目的是着眼于改进教育教学工作，途径是教师经常性的反思和总结，过程是实施有效的分享与合作。 1.开展教育科研之必要 古希腊伟大的力学家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学校发展、教师产业成长和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支点就是教育科研。“有识者重视教育科研，有志者开展教育科研，有为者得益于教育科研”。[1] 1.1教育形势发展之所需 首先，世界教育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今国际呈现出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人生学习化的鲜明特征。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已来临。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更为丰富多彩。其次，中国教育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的中国教育还面临着许多热点和难点问题：“两基”的巩固和提高、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教育优质发展、教育和谐发展、减负增效、德育有效性、课程改革、素质教育、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从“上学难”到“上好学”等。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战。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教学形式、学习方式、阅读方式、师生关系、评价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基本上形成了“处处是学习之地，人人是学习之人，时时是学习之时”[2]的格局。第三，学校和课堂发生了深刻变化。第四，教育的对象发生了深刻变化。现在是独生子女时代，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单亲家庭子女都比以往任何时候多。由上可知：教育的外延大大扩展了，其内涵更加丰富了，目的更加明确了，功能更加增强了。而教育观最大的变化是“办学以教师为本，育人以学生为本”思想的确立。教书育人的教师，只有不断地加强学习和研究，了解世界和中国教育发展变化和形式，才能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也才能做好教育教学的工作。 1.2 学校可持续发展之所需 学校发展有三件法宝：一是抓风气，二是抓规矩，三是抓科研。教育科研是学校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具有先导性、基础性的作用。“学校只有教育科研为先导，才能是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顺应改革的潮流，才能办出特色和水平，也才能可持续发展”。[3]一个课题可以成就一所学校，教育科研能给学校带来教育的春天。一所学校如果不搞教育科研，那是上不了档次的，也是办不出特色的。有人说，不搞教育科研的学校是不完善的学校，不重视教育科研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 1.3 教师专业发展之所需 教师发展研究，不仅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实在的行动。教师就在教育研究的现场，教师就是最佳的研究者。教育科研是提高教师生命质量的一种手段，应该成为教师的内在需求。没有科研传统的教师，工作常常是机械和重复的。作家梁遇春曾写文章嘲弄说，很多教师就像是知识的贩卖店，一本讲义用十几年，就那么点知识贩卖了一遍又一遍。不做科研，不研究学生，每天疲于奔命，没有创新的教师确实只是知识贩卖店里面无表情、枯燥乏味的伙计。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工作繁重、重复、机械。毫无乐趣可言，这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是生命的异化。我们教师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怎么摆脱这种困境，对于教师来说，教育科研是一剂良药，科研可以使我们不断创新，使我们乐在其中，使我们提高生命的质量。 考察任何一位优秀教师、名师以及教育家，我们都会看到，科研在教育实践、教育生涯中有着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科研丰富了他们的内涵，是科研改善了他们的行走方式，是研究优化了他们的生命状态，是研究是他们不断走上了事业的高峰。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一些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就应该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一些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研究工作对教师来说，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和高不可攀的东西”，“教师的劳动是一种真正的创造性劳动，它是根本接近于科学研究的”。教育家鲍林也说：“如果一个人在进行教育的同时也进行研究，那么他的教学效果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我国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说：“人一旦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待他的本职工作，那么无论他的工作多么平凡，都会有无穷无尽的研究价值，同时也就有无穷无尽的乐趣”。“不是生活中缺少科研内容，常常是我们自己缺乏发现科研内容的能力”。研究是生命的支柱，我现在取得的一点成绩都是我研究探索的结果。我研究教书，创立了语文课堂教学‘六步教学法’，交给学生若干种学习方法，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我研究育人，构建了丰富的班主任工作经验，培养了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我研究管理，创立了科学民主的学校管理、班级管理的经验；我研究人生，构建了一整套享受人生快乐的学说”。钱伟长校长也叮嘱教师：“你不上课，就不是老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老师。教师是必要的要求，不是充分的要求，充分的要求是科研。科研反映你对本学科清楚不清楚。教学没有科研作为底子，就是一个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所以，有教师说，不进行教育科研的教师，不可能真正尝到当教师的乐趣，并成为真正出色的教师。教师有三项职责：教书、育人、科研。其中，教书是中心，育人是目标，科研是基础。教师要深入研究教育教学中的经验和问题，扬长避短、改进工作，实现向科研型教师的转变。 2.教育科研的力量——结束语 教育科研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教师专业成长最便捷的一条途径。教育科研的力量是巨大的！一所学校要发展，首先得确立发展思路，依法治校、人才强校、质量立校、民主理校、科研兴校、特色名校、效果活校、品牌亮校、文化润校。法律法规是学校发展的基本底线，师资是学校发展的第一资源，质量是学校发展的永恒主题，民主是学校管理的一大法宝，科研是学校发展的源头活水，特色是学校发展的代名词，改革是学校发展的强调动力，品牌是学校发展的形象代言，文化是学校发展的优秀灵魂。学校要想办好，办出品牌特色，必须重视教育科研。教育改革，科研先行；学校发展，科研引领；教师成长，科研伴随；学生成才，科研指导。教育与科研紧密相连。教学与研究是教师职业生命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反思与研究是教师的一种专业的生活发式和职业发展的内在需求。有了教师的成长发展，才会有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科研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教育科研是教师的成才之路，让学校教育科研亲近每个教师。（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教师如何进行教育科学研究 教师进行科学研究，目前很流行的词：教师科研。何为教师科研？从字面上理解是教师从事教育科学实验。但他的意义不仅限于此，而在于强调教师科研的必要性和特殊性。教师的工作是充满智慧的工作，每一位教师都是教育的实践者，所以进行研究不是几个能手、个别骨干的事，而是每一位教育者必须面对的事。面对问题，能帮助我们的只有去作研究。那么，教师研究到底是什么，如何做？ 一、教师进行教育研究的目的 教育科学研究是以拓展教育科学知识和解决教育中的问题为目的的，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创新。什么是教育创新？教育创新不是把以前的东西推翻掉，自己再搞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而是在日常工作学习中遇到问题时，做出的点点滴滴的尝试。教师如此，学生亦如此。所以，对于广大教师来说，从事教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二、教师进行教育研究的方式 1、教师需要什么样的研究 提起研究，很多人立即想到课题立项啊、论文写作啊、方法追求啊等等，就头疼得要命。把教学研究看得过于神秘、高大，使得大多数老师望而生畏。其实，教师的研究不同于专门研究人员的研究，我们每天都在搞研究只是无意罢了。没把日常工作中对教学问题的点点滴滴的尝试与研究挂上钩，只是一味的用他人的理论来代替自己的理论，用他人的实践来代替自己的实践，教育研究变得有问题没实践，有论文没成果，忽视了学校教学研究的实质。 教师研究与专门研究者的研究是有区别的：用贵州教育家汪广仁教授的话来说，我们一线教师的研究目的是解决前沿实际问题，研究的课题就是教育教学中困扰我们的问题，研究的对象就是学生、自己和课堂，研究的过程是整个教学过程，研究的成果就是学生的发展、质量的提高，把整个过程用文字表述出来就是成果（论文）。即：教师即专家，问题即课题，教学即研究，效果即成果。 有的教师说，自己教育教学工作忙，没时间搞研究，将教育研究看作软任务。实际上，教师对教育规律的每一点认识，教育实践水平的每一次提高，往往先来自教育研究，所有优秀的教育教学过程总是和教育研究交织在一起。只要我们心中有问题，有探索教育的热情，并在教学中尝试解决问题的办法，研究就和教学是一致的，只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教育学生，而不会增加额外负担。这就像会自行车的人只会感到骑车方便，而不会觉得车子是负担一样。 2、教师研究的主要方式是校本行动研究 校本行动研究从基本理念来看，与校本培训、校本课程、校本管理等完全一致，都充分体现了“基于学校、通过学校、为了学校”的主要思想。它的基本特征为：它使学校生活中每日每时发生的平凡事件，教师和学生的生存状态、生活情景，常态中的教学行为、教学现象和教学细节成为研究的主体内容。“解决问题”的教学过程就是行动研究的过程。 三、教学行动研究的过程 行动研究的价值追求主要是解决实践问题，并使教师在研究中获得发展，至于是否能为教育理论的创新添砖加瓦则在其次。因此，教师搞研究要从身边的问题入手。 1、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 研究的开始先要找问题。选择一个我们在教育学生当中感到非常困惑的问题，如低年级如何开展合作学习、如何提高学困生的学习兴趣、如何指导学生探究性学习、在大班额情况下如何照顾学生的差异、怎样提高小组讨论的有效性等等，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教师去探索、去研究。 对问题的选择要小、实、活。当然，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有大有小，教师要根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恰当选择，在选题上总的要求是宜小不宜大，宜实不宜虚，宜活不宜死。就是说应尽量选择小课题，以小见大，做深做透，而不要大题小做，浮光掠影。要选择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不选择抽象空泛的问题。要随着改革的发展灵活选题。也可以根据实际研究需要对原课题的内涵做适当调整，而不要固步自封、一成不变。 2、分析和表达问题 问题分析越清晰，表述越具体，越有操作性。选中问题就是选中了课题，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对比较笼统、模糊的问题做进一步分析，抓住最关键的因素，对症下药。如对语文学习兴趣，可分析为作文兴趣、写字兴趣、作业兴趣等等，作文兴趣又可分为观察兴趣、修改兴趣、课外阅读兴趣等。这样一路盘剥下来，病根就被我们找到了。然后抓住一点，确定要研究的对象（学生、自己、课堂），进行研究。 3、拟订解决问题的可能策略 针对具体化的问题，基于对原因的分析，进行思考：有哪些可能的办法能解决它？在已有经验中寻求，也可以学习相关理论，逐一列出可能解决的办法，选出最佳方案，确定实施计划。 4、实践尝试解决问题的策略 教师的研究方式是行动研究，即在教学实践中尝试解决问题的策略。这种实践可以是对个案（一个问题、一个学生、一堂课）的研究，也可以是整体的研究，时间可长可短，直到问题解决。 针对教师研究工作的特点和当前课改工作的需要，我们特别倡导进行个案研究。此种研究可以对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范围小，时间也相对短一些，操作性强。在新的课改中，由于教学理念的转化，课堂教学要进行全面深入的变革，许多教师对此感到困惑。以一节课作为一个研究的个案，组织教师进行深入研究，对教师如何改革课堂教学会有很大的帮助。个案研究对于教师来说看得见摸得着，贴近教师的实际工作，也有助于教师通过个案将教育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个案研究最大的好处是能帮助教师解决自己身边的问题。 另外，在行动研究中要注意观察、收集资料。作教育的有心人，时刻保持一颗对问题敏感的心。对问题经常思考。我们眼里有问题，就会有解决问题的智慧。对上课的例子、感受立刻记下来，“勤”会让我们受益无穷。不要等到写总结的时候，那些在研究过程中曾经使我们感动的事例、真切的感受都成了昨日的记忆，早没了鲜活的味道了。 四、研究结果的表述 在解决问题之后，教师需要将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整个过程叙述出来。如何表达研究结果？它决不是论文写作这一种形式。像调查报告、教学案例、教学反思、教学总结（对教学所得所失的回顾）、教后记（教后一得，教后疑问）、教学日记、教学随笔等，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特点自由选用。表达结果要从最细微处着手，细心思考。把自己的课堂智慧、案例、教学感想切实的表达出来，这就是自己研究的足迹、成长的梯子。 有些教师写作论文时，往往喜欢宏大、神秘，层层包含，一味追求对“大道理”的谈论，使研究结果的表述变得空泛，缺乏生命力。校本研究的方式决定了结果的表述方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写作，所以“教育叙事”成为行动研究结果表述采用最多的方式。教育叙事，即叙述教育教学中的真实情境、过程。教育叙事研究是研究者以叙事、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对教育的理解和解释。教师叙述教育故事不是为了炫耀某种研究成果，它的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自我叙述来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并在反思中改进自己的教育实践，重建自己的教学思维。一部好的教育叙事研究，不仅是教师自身心路历程的真实反映，同时也是其他教师借以反思自身的基础和对照学习的镜子。 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工作能给教师一些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致变成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么就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一些研究的这条道路上来。”教师不能仅仅用知识，更要用自己的思想、智慧、情感、精神去工作。教师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研究，因为研究，所面对的问题才能不断解决，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家型教师。 （作者简介：范运灵，广西师范大学数学教育专业本科毕业，中学高级教师职称，桂林市优秀教师，广西高考数学命题研究专家。主要论著有《运用数学思想方法解答高考数学题》，研究方向为中学数学研究性学习及数学思想方法。在《数学通讯》、《考试》和《中学生数理化》（高考版）等杂志上发表文章283篇，其中26篇分别获国家、省、市级奖。自2006年以来连续6年评为全国基础教育先进个人。邮编：541606；地址：广西桂林市灌阳县文市高中；电话：18978376782，15878383289；信箱）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中国国际教育科学研究院 南宁市汪广仁中外教科文研究院关于聘用“特约研究员”“客座教授”“名誉院长”等的通知 中国国际教育科学研究院（港府注册32221109-002）、南宁市汪广仁中外教科文研究院（组织机构代码566790750）是国际性质的专业权威机构，均各拥有一支国内外教育界专家组成的强大的科研队伍，长期以来致力于教育新思想与新方法的研究推广。随着中国加入WTO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形成，当前中国教育正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为了进一步拓展本两院与教育界同仁的联系，促进海内外教育成果的交流与合作，本两院决定在中国国内招收杰出人才。 招聘对象：中国各地、各级、各类学校和教科单位及相关教育机构中的专业人员或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特长或贡献者。 招聘职衔、条件、任务、待遇： 职衔 应聘条件 工作任务 聘用待遇 说明 特约研究员 2、所著论文在各类评选中曾获奖或公开发表。 （曾作过组稿编辑工作） 1、征集教育论文； 2、负责收集各类教育信息； 3、开展课题研究； 4、每年年末交总结一份（未交视为辞职） 1、颁发证书； 2、可分享各种信息、资源，优先优惠发表作品； 3、依具体工作实绩取酬。 须交付专家评审费及工本费、建档费281元（308）元。 客座教授、 名誉博士、 荣誉院士 （特约编委） 1、中级以上职称； 2、从事教育工作十年以上； 3、县级以上先进或教学能手（以上条件具备其一即可）。 （有编辑经历） 1、做特约研究员等工作； 2、参与教育论文评改； 3、协助本院推广各项业务，如函授、招生、招聘研究员、扩大宣传等。 1、同特约研究员等；2、可参加本院举行的各项学术会议及活动。 须交付专家评审费及工本费、建档费498元（563元）。 名誉院长 （特约副主编） 1、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 2、在文教科领域内有一定知名度； 3、教育机构负责人或在专业方面有突出贡献或特长者。 （有编辑经验） 1、做客座教授等工作； 2、可申办本院分支机构； 3、可代表本院参与各地学术交流及评鉴。 1、同客座教授等； 2、可受委托代表本院开展工作。 须交付专家评审费及工本费、建档费688元（800元）。 另外，申聘“南宁市汪广仁中外教科文研究院”中国教育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条件、任务、待遇等与名誉院长相当，要求在教科文研究领域有一定建树或独到见解，须交付专家评审费及工本费、建档费680元。 凡本两院上述职衔者，订阅本院主编的报刊书籍，参与院办各种活动，均按80%付款，每年将根据其工作成绩评优颁奖。 应聘须知：欲应聘上述各职衔之一者，请写一份申请书（或填申请表），注明申聘何院何职，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本院成员推荐的可不加盖公章），随同身份证、职称资格证及相关荣誉证明等复印件、1寸彩照两张挂号寄来，同时汇来相应款项，款及资料到后经评聘委员会评议通过即办理相关证书等（未被聘用者来款全数退还）。本通知长期有效。 两院中国西部分院通联： 530001 广西南宁明秀东路185号丰业国际城 C-2116苑汪小铃0771-5769401 http：// E-mail： 南宁市汪广仁中外教科文研究院银行账号：户名：南宁市汪广仁中外教科文研究院；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南宁市城北支行；银行账号：4500 1604 7590 5070 3840 中国国际教育科学研究院 南宁市汪广仁中外教科文研究院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探析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摘 要】音乐是一门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人们思想情感的艺术，以它独特的魅力给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美的享受。音乐教育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生完美人格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就音乐的教育教学方法加以阐述，谈谈个人的看法。 【关键词】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音乐教学法必须了解音乐的特点，教师必须根据音乐的特点，选择适当的教材和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音乐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的感受能力、鉴赏能力和表现能力，以启发其树立远大的理想，陶冶其优良品格、高尚情操和丰富的感情，使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全的发展。 音乐教学主要应用的方法是练习法、演示法、欣赏法、讲述讲解法、问答法和复习法。主要的教学原则是：艺术性与思想性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直观性，自觉性，积极性，循序渐进，巩固性，量力性以及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等。在此之上，还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问题教学法 美国音乐教师协会在《关于行动的议程》中提出：“必须把问题解决作为学校音乐教学的优秀”。由此，“提高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就成为音乐及其他学科的主要教学目标之一，问题教学也成为课堂教学的有效方式之一。我国古代早有关于问题教学的论述，如孟子的“重思存疑”，朱熹的“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陆九渊的“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等等。国外也早有问题教学的若干模式，如杜威的“疑难的情景――确定问题――提出假设――推理――验证”，当代美国的“选择问题――明确问题――寻找线索――解决问题”，巴班斯基的“创设问题情景――组织集体讨论――证实结论――提出问题作业”等等。这些都说明了问题教学是一种教学的理念，是一种教学的过程，是一种教学的方式。本人涉及的资料中，尚未找到定义性的答案。但从教学论专家马赫穆托夫在《现代的课》一文中的一段话中，可以见到答案的概貌：“从内部结构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问题性的课是这样的：在这种课上，教师有意地创设问题情境，组织学生的探索活动，让学生提出学习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这种作法的问题性水平较高），或由教师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并解决它们，在此同时向学生说明在该探索情境下的思维逻辑（这种作法的问题性水平较低）。”马赫穆托夫的这段理论概括，与我们对问题教学法的运用，在客观上是相吻合的。因此，我们对问题教学法本身可以作这样的界定：问题教学法是这样的一种教学方法，即教材的知识点以问题的形式呈现在学生的面前，让学生在寻求和探索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动中，掌握知识、发展智力、培养技能，进而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现代教学论认为：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问题意识是学生进行学习，特别是发现学习、探究学习、研究性学习的重要心理因素，没有问题意识，就不可能激发学生认知的冲动性和思维的活跃性，更不可能激发学生的求异思维和创造思维。问题教学，关键是培养问题意识。问题教学，是新课程课堂教学的有效武器，那么如何实施问题教学呢？ （1）假设性 问题解决要依靠假设。从青少年开始是产生撇开具体事物运用概念进行抽象逻辑思维的时期。通过假设进行思维，使思维者按照提出问题、明确问题、提出假设、检验假设的途径，经过一系列的抽象逻辑过程以实现课程的目的。 （2）预计性 思维的假设性必然使主体在复杂活动前，事先有了诸如打算、计谋、计划、方案和策略等预计因素。古人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预就是问题的预计性。从青少年开始，在思维活动中就表现出这种“预计性”。通过思维的预计性，在解决问题之前，已采取了一定的活动方式和手段。 （3）形式化 从青少年开始，在教育条件的影响下，学生思维的成分中，逐步的由具体运算思维占优势发展到由形式运算思维占优势，此乃思维的形式化。 （4）层次性 问题的设置要由浅入深，由11已知向未知进行迁移，切合学生的思维流程。又因为学生差异的层次性：学生的基础不同，理解能力不同，思维方法也不同。所以，问题应充分考虑让每个学生的思维都被触动，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都参与思考的积极性。 问题是教学的心脏，是教学思维的动力，且是思维的方向；数学思维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在数学课堂学习中，教师还要即兴的不断的向学生提出新的数学问题，为更深入的数学思维活动提供动力和方向，使数学思维活动持续不断的向前发展。 二、任务教学法 任务教学法的理念来源于外语教学实践。20世纪80年代各国的外语教学研究者经过大量实践，提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语言教学模式──任务型教学。任务教学法是当代教育所推崇的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学生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新型教学法。在音乐教学中实施任务教学法对培养学生的演唱、演奏能力、综合性艺术表现能力，使学生能用音乐的形式表达个人的情感并与他人沟通、融洽感情尤其具有时代意义。如果要对任务教学法有深入的认识，最好从任务教学法的理论基础入手，去思考和理解一系列相关的学术问题和教学问题，并在音乐教学实践中有意识地应用。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值得大家探究，但也要科学地、辨证地看待“任务”教学法，任务教学不是万能的，很多东西也不适合用任务教学，所以，科学地理解任务教学，必须要认真地研究，只有从学习者角度出发，仔细推敲每个知识点，为学生设计、构造出一系列典型的“任务”，让学生在完成“任务”中体验自身的主体性，自主地去掌握知识、技能与方法，使学生有成就感、荣誉感，那么我们的教学才会事半功倍，让我们共同努力，不断探索，进一步推动音乐教学不断向前发展。 教育科学研究论文:班主任与教育科学研究 摘要：班主任与教育科学研究从字面上理解是班主任从事教育科学实验，但他的意义不仅限于此，而在于强调班主任科研的必要性和特殊性。班主任的工作是充满智慧的工作，每一位班主任都是教育的实践者，所以进行研究不是几个能手、个别骨干的事，而是每一位班主任必须面对的事。 关键词：班主任； 教育 ；科学； 研究 一、班主任进行教育研究的目的 教育科学研究是以拓展教育科学知识和解决教育中的问题为目的的，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创新。什么是教育创新？教育创新不是把以前的东西推翻掉，自己再搞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而是在日常工作学习中遇到问题时，做出的点点滴滴的尝试。班主任如此，学生亦如此。所以，对于广大班主任来说，从事教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二、班主任进行教育研究的方式 1.班主任需要什么样的研究 提起研究，很多人立即想到课题立项啊、论文写作啊、方法追求啊等等，就头疼得要命。把教学研究看得过于神秘、高大，使得大多数老师望而生畏。其实，班主任的研究不同于专门研究人员的研究，我们每天都在搞研究只是无意罢了。没把日常工作中对教学问题的点点滴滴的尝试与研究挂上钩，只是一味的用他人的理论来代替自己的理论，用他人的实践来代替自己的实践，教育研究变得有问题没实践，有论文没成果，忽视了学校教学研究的实质。 班主任研究与专门研究者的研究是有区别的：用贵州教育家汪广仁教授的话来说，我们班主任的研究目的是解决前沿实际问题，研究的课题就是教育教学中困扰我们的问题，研究的对象就是学生、自己和课堂，研究的过程是整个教学过程，研究的成果就是学生的发展、质量的提高，把整个过程用文字表述出来就是成果（论文）。即：班主任即专家，问题即课题，教学即研究，效果即成果。 有的班主任说，自己教育教学工作忙，没时间搞研究，将教育研究看作软任务。实际上，班主任对教育规律的每一点认识，教育实践水平的每一次提高，往往先来自教育研究，所有优秀的教育教学过程总是和教育研究交织在一起。只要我们心中有问题，有探索教育的热情，并在教学中尝试解决问题的办法，研究就和教学是一致的，只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教育学生，而不会增加额外负担。这就像会自行车的人只会感到骑车方便，而不会觉得车子是负担一样。 2.班主任研究的主要方式是校本行动研究 校本行动研究从基本理念来看，与校本培训、校本课程、校本管理等完全一致，都充分体现了“基于学校、通过学校、为了学校”的主要思想。它的基本特征为：它使学校生活中每日每时发生的平凡事件，班主任和学生的生存状态、生活情景，常态中的教学行为、教学现象和教学细节成为研究的主体内容。“解决问题”的教学过程就是行动研究的过程。 三、教学行动研究的过程 行动研究的价值追求主要是解决实践问题，并使班主任在研究中获得发展，至于是否能为教育理论的创新添砖加瓦则在其次。因此，班主任搞研究要从身边的问题入手。 1.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 研究的开始先要找问题。选择一个我们在教育学生当中感到非常困惑的问题，如低年级如何开展合作学习、如何提高学困生的学习兴趣、如何指导学生探究性学习、在大班额情况下如何照顾学生的差异、怎样提高小组讨论的有效性等等，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班主任去探索、去研究。 对问题的选择要小、实、活。当然，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有大有小，班主任要根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恰当选择，在选题上总的要求是宜小不宜大，宜实不宜虚，宜活不宜死。就是说应尽量选择小课题，以小见大，做深做透，而不要大题小做，浮光掠影。要选择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不选择抽象空泛的问题。要随着改革的发展灵活选题。也可以根据实际研究需要对原课题的内涵做适当调整，而不要固步自封、一成不变。 2.分析和表达问题 问题分析越清晰，表述越具体，越有操作性。选中问题就是选中了课题，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对比较笼统、模糊的问题做进一步分析，抓住最关键的因素，对症下药。如对语文学习兴趣，可分析为作文兴趣、写字兴趣、作业兴趣等等，作文兴趣又可分为观察兴趣、修改兴趣、课外阅读兴趣等。这样一路盘剥下来，病根就被我们找到了。然后抓住一点，确定要研究的对象（学生、自己、课堂），进行研究。 3.拟订解决问题的可能策略 针对具体化的问题，基于对原因的分析，进行思考：有哪些可能的办法能解决它？在已有经验中寻求，也可以学习相关理论，逐一列出可能解决的办法，选出最佳方案，确定实施计划。 4.实践尝试解决问题的策略 班主任的研究方式是行动研究，即在教学实践中尝试解决问题的策略。这种实践可以是对个案（一个问题、一个学生、一堂课）的研究，也可以是整体的研究，时间可长可短，直到问题解决。 针对班主任研究工作的特点和当前课改工作的需要，我们特别倡导进行个案研究。此种研究可以对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范围小，时间也相对短一些，操作性强。在新的课改中，由于教学理念的转化，课堂教学要进行全面深入的变革，许多班主任对此感到困惑。以一节课作为一个研究的个案，组织班主任进行深入研究，对班主任如何改革课堂教学会有很大的帮助。个案研究对于班主任来说看得见摸得着，贴近班主任的实际工作，也有助于班主任通过个案将教育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个案研究最大的好处是能帮助班主任解决自己身边的问题。 另外，在行动研究中要注意观察、收集资料。作教育的有心人，时刻保持一颗对问题敏感的心。对问题经常思考。我们眼里有问题，就会有解决问题的智慧。对上课的例子、感受立刻记下来，“勤”会让我们受益无穷。不要等到写总结的时候，那些在研究过程中曾经使我们感动的事例、真切的感受都成了昨日的记忆，早没了鲜活的味道了。 四、研究结果的表述 在解决问题之后，班主任需要将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整个过程叙述出来。如何表达研究结果？它决不是论文写作这一种形式。像调查报告、教学案例、教学反思、教学总结（对教学所得所失的回顾）、教后记（教后一得，教后疑问）、教学日记、教学随笔等，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特点自由选用。表达结果要从最细微处着手，细心思考。把自己的课堂智慧、案例、教学感想切实的表达出来，这就是自己研究的足迹、成长的梯子。 有些班主任写作论文时，往往喜欢宏大、神秘，层层包含，一味追求对“大道理”的谈论，使研究结果的表述变得空泛，缺乏生命力。校本研究的方式决定了结果的表述方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写作，所以“教育叙事”成为行动研究结果表述采用最多的方式。教育叙事，即叙述教育教学中的真实情境、过程。教育叙事研究是研究者以叙事、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对教育的理解和解释。班主任叙述教育故事不是为了炫耀某种研究成果，它的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自我叙述来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并在反思中改进自己的教育实践，重建自己的教学思维。一部好的教育叙事研究，不仅是班主任自身心路历程的真实反映，同时也是其他班主任借以反思自身的基础和对照学习的镜子。 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让班主任的工作能给班主任一些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致变成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么就引导每一位班主任走上从事一些研究的这条道路上来。”班主任不能仅仅用知识，更要用自己的思想、智慧、情感、精神去工作。班主任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研究，因为研究，所面对的问题才能不断解决，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家型班主任。

历史自信的重要论述探析 历史自信 人气230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历史自信的重要论述蕴含着多重论域，其本体论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根基，深刻回答“何为历史自信”的根本问题；其价值论以历史自信的价值意蕴为独特视角，深刻阐释“为何坚定历史自信”的深刻意涵；其方法论以实事求是为根本原则，深刻指明“何以坚定历史自信”的思维方法；其实践论以系统思维为基本范畴，深刻指明“如何坚定历史自信”的路径选择，进而共同构成了坚定历史自信的理论、价值、方法与实践范式，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创新性发展所取得的原创性成果。 关键词：历史自信；党的历史；大历史观；历史主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１］历史自信是基于全面认识和深刻把握历史史实、历史规律、历史经验的自信；是增强历史主动，厚植历史情怀，面对风高浪急重大考验的信心、决心和勇气。 一、本体论：历史自信的生成逻辑 历史自信的生成并非空中楼阁、虚无缥缈，而是有其可以自信的客观实践基础，有其科学的理论基础，有其合乎规律的历史演进。科学认识历史自信的生成逻辑是对何为历史自信的理论建构，也是认识历史自信的基础和前提。 （一）唯物史观是历史自信的理论根基 唯物史观是解码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内含着正确认识历史与深入研究历史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引，是透析历史自信的重要理论基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内容之一，历史自信作为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建构于社会存在之上，并由社会存在所决定。历史作为既定的客观存在，不可更改，历史自信也应当以客观的历史事实为依托，将其置于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去审视和把握，从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去认识和研究。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２］人民群众书写崭新的历史新篇，历史自信的内涵意蕴也在人民群众的不懈奋斗中得到升华和充实。党的十八大以来，科学把握“两个结合”，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３］１９－２０进入新时代，社会基本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生产力发展实现突破性变革，正在实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前行道路上仍然存在着不安全、不稳定的发展因素。为确保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的发展而服务，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正确认识历史的原则和方法，总结历史经验、凝聚历史智慧，丰富历史自信精神内涵，进一步增进团结统一。第三个历史决议“充分显示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自信”，［４］也充分展现了历史自信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学说的理论内涵。 （二）大历史观是历史自信的历史根脉 ［３］５１１大历史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新时代下以整体视角和开放视野全面把握历史、正确看待历史的重要遵循。数千年来，中国始终没有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依靠自身力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回望中华民族的昨天，贞观之治盛极一时，四大发明震古烁今，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历经变迁仍璀璨夺目，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五百多年来，社会主义历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度遭遇曲折，陷入低谷，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在世界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使社会主义在２１世纪的中国焕发出了强大生机活力；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民主”到“自我革命”，找到跳出历史周期律的两个答案，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高度的历史自觉践行初心使命，取得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七十多年筚路蓝缕，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穷二白、举步维艰，到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得以充分实现；改革开放作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在四十多年来的实践历程中闯关夺隘，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伟大胜利。视野宏阔的大历史观是正确看待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历史积淀的方法范式，泱泱中华文明，浩瀚如烟，只有牢固树立大历史观才能从几千年的恢宏民族史诗中牢牢把握历史主动，坚定历史自信，从而引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三）伟大成就是历史自信的坚实基础 历史自信作为一种精神品格，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深深根植于特定的历史实践，具有唤醒人民群众情感认同的强大力量。［３］７百年党史，凝结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华儿女的牺牲、奉献和热血，实现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突破与历史性跨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所创造的一切伟大成就，奠定了历史自信形成并长存的坚实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民族保卫战、人民反击战，推翻了压迫国民身心数年的三座大山，中国人民得以真正摆脱剥削、侵略和奴役，中国共产党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姿态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再不任人蚕食，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消灭了毒害中国已久的封建势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深刻变革了中国的现实局面，让社会主义在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东方大国生根发芽，再造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各项政策的落地实施，实现了新中国快速发展的崭新篇章，思想的解放引领了改革的突破、制度的创新，中国得以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得以继续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历史性胜利、一切辉煌成就都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得以自信的理由和依据，也是历史自信的现实例证和实践支撑。 二、价值论：坚定历史自信的深刻意蕴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能否继续交出优异答卷，关键在于有没有坚定的历史自信。”［３］５４５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精神，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最大底气，是团结带领人民奋斗的精神动力，对于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具有深远意义。 （一）坚定历史自信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关键举措 历史虚无主义，以所谓“重新评价”历史之名，杜撰编造与史实相背离的虚假谎言，“蔑视革命史、否定党史、歪曲国史，妖魔化社会主义制度”，［５］企图解构历史的整体性，在思想上否定大历史观，瓦解人民群众的正确历史观念，从根本上否定党和国家事业，以致阻碍社会正常运转，其危害性不言而喻。当前，历史虚无主义以隐性姿态泛起，严重冲击着我国意识形态工作。［６］历史自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源于正确的历史观，又体现在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中。坚定历史自信能够做到正确认识历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正确、全面地看待历史，能够清晰辨别亵渎历史、假造事实、污蔑英雄的不正之行，自觉增强抵制错误思潮的意志和思维，做到从认知思维上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侵蚀。坚定历史自信能够以大历史观全面认识、把握历史脉络，“从整体上全面地看待历史而不是片面地评价历史，善于贯通历史发展过程以洞察历史，而不是选取某个阶段肢解历史”，［７］在历史纵深中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宝贵经验，做到从思想根源上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侵蚀。坚定历史自信，是肃清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关键举措，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才能在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取得与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彻底胜利。 （二）坚定历史自信是增强历史主动精神的核心要义 “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８］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主动承担历史使命，不畏万难开拓新路，得以夺得斗争胜利，焕发出了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这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呈现向上向好态势的精神密码。“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１］１是对过去党同人民所作一切努力的致敬，同时也是谱写新的奋斗历史的必然要求，启示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在坚定历史自信中锻造擘画未来宏伟蓝图的精神主动。述录先人的开拓，启迪来者的奋斗。研究历史发展大势、全面认识历史进程、把握历史规律，归根到底就是要求全体人民相信历史、尊重历史，坚定历史自信，从而增强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行的毅力和勇气，激发开创历史新篇的行动自觉。 （三）坚定历史自信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最大底气 回望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经历百年仍初心不改，以人民伟力推进复兴伟业。党的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底气来源于坚定的历史自信。中国共产党愈坚定历史自信，就愈能获得更为强大的底气和信心，紧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坚持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懈奋斗的历史主线，锚定目标意气风发向前行。（四）坚定历史自信是团结带领人民奋斗的精神动力［３］５４５历史自信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劈波斩浪、一往无前的伟大奋斗成就以及在长期奋斗中锻造出的伟大精神，同时也昭示了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的重要精神动力。“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３］４不管在任何时候，中国共产党都坚定葆有历史自信，正确分析我国当下所处的历史方位，主动担当伟大历史使命，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成功道路，用奋斗、牺牲、创造依靠人民开创历史伟业、不负人民重托，吹响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胜利号角，托起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和明天。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为中华民族擘画了实现复兴的宏伟蓝图，形象生动地体现了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继续团结带领人民风雨无阻向前行的昂扬斗志和坚定信心。继续坚定历史自信，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全体中国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继往开来，奋力书写新时代、新篇章、新辉煌。 三、方法论：坚定历史自信的思维范式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９］世界观能够指引人们如何认识世界，而方法论真正指出了人们改造世界的方式方法。因此，既要认识历史自信的理论内涵，也要探究如何坚定历史自信的思维范式；既要实事求是，从系统观念着眼，以辩证思维探索，也要守正创新、开拓思路。 （一）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长期坚持的工作原则与思想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深得人民支持、被历史所选择、开创历史伟业的根本原因。坚定历史自信，必然要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６］中华民族遭遇过迫害，也经历过曲折，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左”倾错误、“十年动乱”，党和国家的事业一度遭到了严重破坏而停滞不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未想过抹杀自己的历史，而是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已有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历史规律、把握历史主动，不断汲取前进的力量，不断修正已有的错误，树立正确党史观和大历史观，从而带领中华民族阔步向前，走向复兴。在百年党史历程中，涌现了三个以“历史决议”命名的文件，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想问题、找出路的鲜明写照，并且都在各自重要历史节点统一了全党上下、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意志，从而增添了历史自信与乘风破浪的勇气。 （二）坚持系统观念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系统观念”列入了六个“必须坚持”内容之中，充分表明了应当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重要世界观与方法论。坚定历史自信也必然遵循这一重要原则。［１］２１历史具有非常宽阔宏大的视野与架构，需要用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点进行整体把握。多次强调要树立大历史观，就是要以系统观念把握历史、总结历史、坚定历史自信的鲜明表达，要以整体化的视角正确看待历史、把握历史规律。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贯穿于中华民族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之中。走在复兴之路上，我们有回头看的勇气才会有向前走的决心。五千年的历史极为宏大，且纷繁复杂，更需在历史纵深处廓清迷雾，整体把握历史发展脉络，明确历史浪潮前进方向与最终旨归，才能以更为主动的担当精神，继续以系统、整体、发展的眼光探寻历史发展大势、担当历史使命，以坚定的历史自信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三）坚持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论，高度重视辩证思维的运用，强调“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１０］以联系、发展的视角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够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３］１９－２０这也就充分表明了坚持辩证思维对于坚定历史自信的基础性作用。坚定历史自信首要前提就是做到辩证地看待历史，同时，全面、贯通对待历史才能够做到一以贯之地坚定历史自信，将辩证思维落到实处、用到实处。以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正确看待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千年历史，才能够真正做到固本强基，人民群众真正能够做到筑牢历史记忆、增强历史主动，以反思性思维总结历史经验、以辩证性思维看待历史过程、以创新性思维践行历史使命，以史镜鉴来路，将历史辩证思维转化为自觉辨别错误思潮、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能力和定力。 （四）坚持守正创新 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基础，创新是守正的目标指向。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３］５０９－５１０将守正创新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进行重要阐述。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其写进了大会的主题，将守正创新作为新征程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应当焕发的崭新精神面貌予以阐释。守正创新是实事求是思想的承继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叙事，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认识路线的新发展。”［１１］坚持守正创新是坚定历史自信的重要范畴，，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在中华大地上继续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这是对中华文明的高度自信，也是对自身历史的高度自信。“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１２］守正是对历史的充分肯定，创新是对历史的继承与发展，两者熔铸在坚定历史自信的精髓要义之中，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四、实践论：增强历史自信的现实指向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１３］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贯穿于其理论产生、发展全过程。认识的正确性都需经过实践的检验，并通过实践不断助推理论升华。历史自信是党和人民在团结奋斗中凝结出的重大命题. （一）增强历史认知 强调：“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３］５４６能不能正确认识、正确对待自己国家的历史，关乎党和国家事业能否长盛不衰。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全面认识历史，在历史问题上正本清源，取得了显著成效。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制定和发布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全面、权威地对党的历史作出科学总结的有力证明，充分彰显了百年大党的清醒与成熟。因此，增强历史认知是坚定历史自信的基础要求，首先要着力推动“五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教育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要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让正史成为社会普遍共识；其次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大视野、大思维全面把握历史脉络，正确认识历史经验及教训，丰富历史智慧，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增强历史认知能够启迪人们前进的道路和未来发展的方向，进一步凝聚起最深刻最广泛的自信和决心，满怀信心地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二）强化历史认同 人民对于历史的认同，表现在对历史的高度认可并有所体悟，并将其转化为开创历史新篇的实际行动和前行力量中。［１４］强化历史认同，才能巩固历史自信的思想根基。应当铭记光辉历史，赓续红色血脉，构筑价值认同。要教育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自觉相信、传承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将红色基因发扬好、传承好，“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６］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自觉认同历史。应当厚植历史情怀，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构筑情感认同。要在形成正确历史认知的基础之上，培育情感认同，涵养历史情怀，坚定历史自信，增强葆初心、担使命的思想领悟力和行动贯彻力，汇铸起一道最广泛、最持久的情感防线，成为奋进新征程的精神动力。 （三）掌握历史主动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８］历史主动精神是历史自信在实践过程中的深刻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所焕发出来的昂扬态势。掌握历史主动坚定历史自信，根本在于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更好地理解过去的中国、读懂未来的中国，举旗定向，继续勇毅前行。要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党依靠人民创造了历史伟业。同时，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也需要依靠一代代中国人民接续奋斗取得，人民群众始终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掌握历史主动，要时刻站稳人民立场，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才能赢得历史和时代的支持，“要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走深走实，在学懂中感受真理之甜、在弄通中高擎理想之光、在做实中弘扬信仰之美”。［１６］最后，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三个务必”的提出彰显了百年大党的清醒与成熟，对于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意义重大，要保持斗争毅力与决心，直面风险挑战、勇立时代潮头，如此才能赢得历史主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奋楫笃行的磅礴伟力。 参考文献： ［２］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４７０－４７１． 作者:朱园萍 胡龙华 单位:赣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雷锋精神在统战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雷锋精神 统战文化 人气421

摘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做好统战工作需要统战文化的正确引领。雷锋精神熔铸于党的百年发展实践中，其文化底蕴与统战文化高度贯通，发挥雷锋精神的多重价值意蕴能够深化统战文化建设。针对我国统战工作发展的新态势，厘清统战文化相关概念与价值功能，探析雷锋精神融入高校统战文化的实践路径，有利于推进我国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雷锋精神；高校统战文化；关联性 一、雷锋精神融入高校统战文化建设的理论阐释 （一）雷锋精神的丰富内涵阐释雷锋精神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是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深刻理解雷锋精神的丰富内涵。如何界定雷锋精神的内涵，学界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阐释。一是雷锋的政治立场。有学者指出雷锋“拥护党的领导，并且具有明确的政治取向、坚定的政治立场”[3]。二是雷锋的奉献意识。雷锋具有“舍己为人、克己奉公的奉献精神”[4]。三是雷锋的敬业精神。雷锋精神蕴含敬业奋斗的职业伦理，甘当革命大厦的一砖一石[5]。学术界对雷锋精神内涵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品格，道德观念与实践观念等方面进行理论阐释。一是忠诚为党的政治品格。雷锋是赓续了党的纯洁政治血脉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着党走”[6]，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二是无私奉献的道德境界。雷锋心怀朴素的爱民情怀，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胸怀大公无私的奉献意识，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人民，展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深切情怀和工作作风。三是团结进取的实践观念。雷锋认为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一致，在团结协作中实现了自我与社会的有机统一，团结精神是雷锋的坚实支撑。在工作中勇于担当选择最艰苦的岗位，攻坚克难的进取锐气是雷锋的重要思想武器。 （二）统战文化的概念界定统战文化形成于党的统一战线建设实践中。有学者认为，统战文化是统一战线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7]。有学者指出，统战文化是“各种政治力量所共同认同的目标、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等形成特有的文化”[8]。还有观点指出，统战文化是政治文化的子系统，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件[9]。结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统战文化是指党在统战工作中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所生成的思想体系。统战文化具有丰富内涵。一是民主合作的政党文化。以多党合作和协商民主制度促进达成政治共识，与各民主党派营造出真诚互信、守望相助的良好文化氛围的政党文化。二是团结统一的民族文化。以多元一体的共同体认知为基础，推进实现多民族国家整合，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的民族文化。三是崇德向善的宗教文化。以中华文化浸润，与时俱进充实社会主义时代内涵的中国化宗教文化。四是新社会阶层信义文化。引导各阶层人士遵从明礼守信、义利兼顾的道德理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营造良好氛围。五是海内外同胞同根文化。增进同根同源的海内外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凝聚海内外华侨华人的团结力量的同根文化。 （三）雷锋精神融入高校统战文化建设的价值功能雷锋精神能够为高校统战文化建设打牢思想根基、凝聚广泛共识、提供不竭动力。发挥雷锋精神的多重价值意蕴，有利于构建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新格局。1.雷锋精神为高校统战文化建设打牢思想根基。首先，雷锋鲜明的政治立场能够提升统战成员的政治认同。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0]，雷锋公而忘私的生活作风对此进行了生动展现。其次，雷锋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能够引领统战工作的前进方向。激励高校统战成员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遵循，将个人价值的实现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紧密联结，自觉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作出贡献，引领高校统战成员坚守党的价值理想与思想路线。2.雷锋精神为高校统战文化建设凝聚广泛共识。首先，雷锋重视团结协作的品格具有广泛汇聚各方力量的意蕴。步入新时代发展阶段，社会思潮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统一战线工作涉及的社会基础与领域更加广泛，统一战线的同心圆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高校统战文化建设提供最广泛的力量支撑。其次，雷锋精神有助于提升统战成员的向心力。将雷锋精神融入统战文化中有助于提升统战成员对党的主张与方针政策的理解，进而转化为高校统战成员的共同意志。3.雷锋精神为高校统战文化建设提供不竭动力。首先，雷锋精神蕴含的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精神能为统战工作建设提供精神养料，激励高校统战人员攻坚克难。其次，雷锋精神蕴含的精益求精的意志品格能够提升高校统战人员的内驱动力。雷锋“干一行，专一行”的工作热情激励高校统战工作者立足本职，守好统战工作阵地。 二、雷锋精神与统战文化的关联性 在实践延展方式上，雷锋精神与统战文化同向追求团结之力。在文化底蕴来源上，二者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同质性。在本质属性上，二者都赓续了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血脉。 （一）注重团结，追求团结力量人民是社会历史进程的真正推动者，中华儿女无坚不摧的团结精神是我国攻坚克难的力量之源。第一，雷锋精神体现了“一滴水”的团结理念。雷锋曾说过“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不会干涸，才能最有力量”。他正确对待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维护集体利益，展现了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思想境界。雷锋不计较个人得失，愿意在集体中“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深刻诠释了雷锋精神中的集体主义意识。第二，统战文化追求和而不同、互信互助的团结力量。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1]。统战文化有助于联合不同党派、民族、信仰的党外人士，弘扬集体主义的大局观念，凝聚磅礴伟力形成牢不可破的真团结。 （二）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儒家学说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内核可以概括为儒学的三条根本观点：一是“明明德”，即彰显人性光明的品德；二是“亲民”，提高自己的道德并推己及人，使人民日新其德；三是“止于至善”，即力求整个社会都能长久的维持在完美的道德之境[12]。第一，雷锋精神展现了“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思想境界。雷锋继承了崇德向善的传统文化基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迎难而上主动申请条件更艰苦的工作岗位，并以自身持久的实际行动带动其他社会成员，引领了文明思潮与道德风气。第二，统战文化蕴含着“兼济天下”“君子和而不同”的理想主张。统战文化包含着守望相助、贵和尚中的人文情怀，不是停留在个体的自我完善上，而是为社会和谐发展培养具有与责任感的统战成员，这种特殊的文化能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凝聚各阶层统战成员，提升振兴中华的责任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雷锋精神与统战文化的思想之根。根本固者，华实必茂，雷锋精神与统战文化都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内核，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不断延伸。 （三）具有鲜明的政治特性政治性是涉及政治领域中的权力主体为达到相应政治利益的性质属性。无产阶级政党具有鲜明的政治特性，政治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属性,主要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以及政治信仰，自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雷锋精神与统战文化作为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体现了鲜明的政治特性。第一，忠诚为党是雷锋精神最突出的底色。雷锋一生始终听党的话，跟着党走。这种坚定的阶级立场、鲜明的政治观念使他成为先进的共产党人。新时代党的政治信仰具体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13]。雷锋把为共产主义献身当作最大的幸福，他始终保持为实现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的斗志。第二，坚持党的领导是统战文化最鲜明的特质。统战文化产生于统一战线发展中，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遵循推动国家实现完全统一的特殊文化力量。统战文化能够引领统战成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循共产主义政治信仰，与各阶级党组织统一思想。与其他文化不同，统战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围绕着特定的政治目标，因此具有鲜明的政治特性。 三、雷锋精神融入高校统战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雷锋精神融入高校统战文化建设，要深入挖掘雷锋精神资源，增强统战成员爱国主义情怀，开展形式多样的统战文化活动，推动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持续开展。 （一）挖掘雷锋精神资源为高校统战文化建设筑牢基础雷锋精神资源是雷锋精神的具象化体现及其物化形态。高校雷锋精神资源丰富，主要包括雷锋课程资源、雷锋育人场地资源、网络雷锋文化资源等。高校是统战文化建设的关键场所。深入挖掘雷锋精神资源，找准雷锋精神与高校统战工作的结合点，为高校统战文化建设夯实文化根基。一是开设雷锋精神精品思政课程。高校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留存众多先进的雷锋精神研究成果。开设雷锋精神相关课程，有利于专业化、系统化梳理高校雷锋精神资源，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激发教师对雷锋精神与统战文化研究热情，激活统战成员文化基因，为高校统战文化建设奠定基础。二是开辟雷锋元素育人场所。将雷锋精神融入校园环境，如雷锋文化屋、育人展馆、文化走廊等。整合高校雷锋资源，构建融创新宣讲、体验、实践为一体的育人模式，以雷锋精神为突破口，引导高校统战人员在潜移默化中增进对大团结大联合的认识，进一步深刻领悟统战文化。三是搭建雷锋文化交流平台。精心整合与打磨本校雷锋资源，创新文化交流形式与内容，利用网络交流平台突破交流壁垒，将优质的高校统战文化资源共享至高校范围之外，提升文化影响力。此外，还要注意网络的舆论导向，牢牢掌握统战文化宣传阵地的主导权。 （二）用雷锋精神增强统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建立在统一的民族观念之上对民族与国家的心理认同与情感归属[1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凝聚民族团结伟力的思想内核。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增强全体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与心理归属[15]。雷锋精神可以增强各领域统战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认同，铸牢高校统战文化深化发展的思想根基。一是雷锋精神融入民族团结教育。高校汇聚大量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要求筑牢高校统战成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雷锋精神为抓手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可以提升统战成员的“五个认同”。雷锋的忠诚为党、团结协作的情感能够引导少数民族学生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认同，并在高校民族团结教育中融入雷锋精神，使高校少数民族成员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和民族观，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二是用雷锋精神引导宗教中国化。用雷锋团结协作精神消除宗教中的对抗分裂因素，积极引导宗教中国化，推动宗教信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三是以雷锋文化为精神纽带加强与海外留学人员的沟通与联系。探索开展海外雷锋志愿服务、雷锋交流论坛等活动，提升海内外教师学子的文化自信，凝聚海内外统战人员的思想共识。 （三）用雷锋精神凝聚统战爱国主义情怀爱国主义情怀是指积淀在主体内心的情感价值体系，体现的是个体对祖国的一种心理感怀、价值关怀和担当胸怀[16]。爱国主义情怀具有高度凝聚力与感染力，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有助于提升统战成员的使命担当与责任意识。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雷锋精神的德育价值，有利于凝聚统战爱国主义情怀。一是用雷锋精神创新教育模式。要改变以往理论灌输与说教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模式，将雷锋精神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引导统战凝聚爱国主义情怀。二是用雷锋精神深化爱国内涵。新时代爱国主义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用雷锋精神赋能高校理想信念教育，引导高校统战人员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化认识，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三是用雷锋精神落实爱国实践。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性来自具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爱国主义情怀需要通过实践升华，将雷锋精神作为爱国主义理论知行合一的联结纽带，激励高校统战成员将爱国主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实践中谱写新时代雷锋故事。 （四）用雷锋精神涵养统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高度统一的具体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我国现代化治理的价值追求，为凝聚社会共识作出了方向指引，为统战成员提供了核心价值准则。雷锋精神的丰富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贯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阐述。在高校统战文化建设中以雷锋精神为着力点，涵养统战成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是为统战成员的价值选择锚定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统战成员共识的重要法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在个体素质结构中处于顶部信仰层面。用雷锋精神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增强高校统战人员价值判断力，涵养统战成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高校统战成员作出正确判断与选择。二是为统战成员的道德养成设置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的品德观点，处于道德领域的顶端，掌握着道德建设的主导权。雷锋精神是代表至善的文化符号，用雷锋精神为统战成员的道德养成设置准则，提供日常品行参照和导引[17]。三是对统战成员价值认同进行深化。将价值观念落实到实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归宿。不仅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精神素养，还要外化为自觉履践的行为准则。用雷锋言行一致的宝贵品质培养统战成员“知、信、行”高度统一，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 （五）用雷锋精神丰富高校统战文化形式，推进高校统战文化活动开展统战文化活动生成于统一战线实践中，能够凝聚统战成员思想共识，具有高度的思想政治性与实践性。随着统战文化活动的发展与深化，统战成员对统一战线的思想认同逐渐加深，并能在活动实践中丰富统战文化活动形式。举办高校统战文化活动要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让统战成员在丰富的文化活动实践中成为雷锋精神的践履楷模。一是组建高校雷锋公益团队。引领高校党内外知识分子在社会公益事业中提升奉献意识，在团结协作中交流沟通增强集体意识。在为人民服务中提高高校统战工作的实效性。二是将雷锋精神融入文艺作品。以雷锋精神为主题鼓励高校统战人员进行艺术创作表演，如雷锋情景剧、音乐及书画作品等，通过线下展演以及校园媒体融合矩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宣传，使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不仅能增强统战文化的感染力与凝聚力，还能在生动的艺术活动中提升高校统战工作的亲和力，使政治色彩得更显温和、中立和含蓄。三是推进雷锋元素统战活动常态化。坚持以雷锋精神打造独特校园文化品牌，营造良好的统战文化氛围，结合实际与各学院特点举办常态化雷锋活动，用雷锋精神铸魂育人，推进高校统战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N］.人民日报，2022-07-31（1）. ［3］杨增岽.雷锋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其育人价值［J］.人民教育，2021（Z3）. ［4］臧英杰，孙超，李进.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及其在高校的弘扬践行建议［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20（14）. ［5］谢文凤，贺培育.新时代雷锋精神的三维向度［J］.毛泽东研究，2021（5）. ［6］雷锋.雷锋日记［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 ［7］刘恋.新时期统战文化的建设路径研究［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2）. ［8］李娜.基于文化认同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统战文化建设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 ［9］杨睿哲.文化治边视角下的边疆统战文化建设［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4）.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2］肖群忠.论中华文化的崇德精神特质及其当代价值［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 ［13］董庆霞.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目标定位及优化路径［J］.行政与法，2021（6）. ［14］李树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内涵及其建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19）. ［15］林清新.中国共产党百年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发展历程·主要特征·经验启示［J］.学术探索，2022（6）. ［16］熊建生，郭榆.爱国主义情怀的本质要义、核心内容和价值品性［J］.思想理论教育，2020（10）. ［17］李新仓，周文利.大思政格局下雷锋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多维向度［J］.教育探索，2022（6）. 作者:李新仓 吕晓涵 周景凤 单位: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辽宁省抚顺市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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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政治论文:对多元文化下大学政治教育探究 一、多元文化环境下的政治社会化及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 亚里士多德的5政治学6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为依托,研究了政治在城邦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确认了政治是人的一种普遍属性,即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从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属性来看,政治具有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普遍性"政治的普遍性一方面说明了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又说明了政治的存在还普遍依赖于人群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体化,即任何一个政治都不能没有与其共生的人类共同体"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始终要面对与其共生的共同体成员的新陈代谢,一代又一代具有一定政治素质与能力的合格社会成员走进了历史,同时又有一代又一代的共同体新成员通过政治社会化而获得一定的政治素质与能力"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虽则千差万别,但其目的则无外乎是获得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感情、态度、价值、方法、能力等"不同时代即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社会个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及结果都不能回避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任何一个能够绵延到现代的政治传统都有很悠久的历史经历,任何政治传统都似乎包含着某些跨越时空的普遍性,从而使得政治传统能够绵延不绝地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政治传统总是受到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其绵延的过程中总是伴生着某种变异,变异既体现了政治传统对环境的适应,也是政治传统的发展"政治传统具有内容上的系统规定性,而社会个体则是政治传统的基本承载者,政治传统总是体现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结果上"作为政治社会化结果的社会个体就基本内容来说就是具备了政治共同体所要求的政治同一性,但社会个体同时还是非政治性的其他社会存在,而非政治性的社会存在又时刻连带并影响着政治性存在,从而使得政治同一性的存在又具备了动态特征,即社会个体需要在非政治存在多样性与政治同一性之间反复进行信息交流,既借以维护政治存在的基本同一性,又及时以政治同一性有效引领或推动非政治性存在的积极发展"传统时代的政治同一性往往表现为权威的独断性及政治价值的非选择性,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往往就只是接受来自政治统治者的一系列独断命题,形成认同和服从统治权威的心理、态度、感情等,甚至可以说作为政治社会化环境的社会文化资源也是统治者一手造成的,至少也是受到了统治在方向与价值方面的强势引导,神学或经学教育以神圣化的命题归纳了政治同一性的基本要求,从而将政治社会化与神学教育的圣化紧密地联系起来1"因此,传统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往往是在一个一元化思想文化的环境中完成,社会个体在文化资源及价值命题上并不具有实在的选择性,一元化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就其过程及结果来看,总显得相对简单"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不仅人类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越来越明显地多元化了,而且非政治性社会存在对政治性存在的依赖关系也逐步地演化为两者平等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威越来越需要将自己建立在社会选择的基础上,民主的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这些因素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空间"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首先得益于文艺复兴以来对世俗文化的复兴,造成了与宗教所聚集的社会文化资源与价值判断地位相当的世俗的社会文化资源,复兴了非宗教形式的价值判断,使得宗教借信仰来垄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历史难以为继"文艺复兴从人出发的人文主义思潮必然会造成更加多元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性还得益于全球化社会的逐步形成,造成了人类不同文明单位之间的密切接触,客观上造成了不同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广泛接触、深人交流的条件,从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打开了输人、了解和接受来自其他文明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孔道,并由此而逐步使追求文化及价值的开放成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共同体的主流趋势,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化,无疑都难以回避别的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与价值选择方面的影响"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移动所形成的移民潮,特别是不同文明间的移民潮本身就是一股又一股的文化潮及价值潮,移民潮造成了一批为永久性的政治移民,甚至出现了由来自不同文明的移民潮汇集而成的移民国家,而移民国家的政治社会化就不得不面对多元文化的典型背景,社会个体并不得不面对多元价值的冲突与选择,这种冲突与选择表现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就是政治身份的关键词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此而带来国家特性的模糊性"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文化交流手段及信息获得途径的多元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不仅社会个体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在政治知识上的丰富性与系统性,在获得现代政治知识的过程中往往也就受到了隐匿在知识逻辑中的特定的感情、态度及价值判断等,至于发达国家利用其文化产业上的优势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隐性影响则更加广泛和深远"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化都必定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发生的,美国的政治社会化也要面临由此而来的特定难题问题与困境o"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化与传统社会在主要影响媒介上很不相同"在传统社会,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奢侈品,人们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依靠一定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风气和习惯等在政治文化选择及政治价值传承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也往往比较保守,倾向于接受、维持和维护既有的价值,lJ断及一元化政治权威"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虽然还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人们的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影响媒介却明显地转移到教育方面来了,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力则因其有较高的能动性而日益表现出了根本的重要性"各国的高等教育客观上都承担着政治社会化的特定功能,而其中的政治教育则又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环节"大学教育的特点和优势使大学在我国的公民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高等教育肩负着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培养合格公民的职责1"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一方面承担着正面宣传、解释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宣教功能,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引领青年人的政治价值倾向、培养青年人特定的政治感情、态度、能力等的养成性功能"养成性功能与宣教功能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养成性功能不足或落空的政治教育,不过是空头宣教,不能有效地进行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代际传递;宣教内容不明显或说服力不佳则在根本上失去了在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养成方面的引导力甚至是影响力"这就要求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要有体现社会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又要具有确实培养社会个体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所必需的科学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涉及意识形态内容时往往以伦理、宗教、历史、道德等方面的课程为载体,宣传特定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普世性,为所有的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责任等奠定不可动摇的绝对前提;而在涉及政治个体的政治知识、能力、技巧等时则主要依托于公民教育,而公 民教育除了知识方面的言传外主要依托日常生活中实践环节的身教,比如美国大学的体育比赛就颇有公民政治教育的属性o"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开始就高度重视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确立了在国民教育的各个阶段上都普遍进行政治教育的体制,中国内地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模式即源自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垄断性,并严格地排斥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从而相对维持着政治社会化的一元文化背景,政治教育所宣教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与政治威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政治社会化的任务只是培养政治威权的认同、推崇与服从者,不论是社会个体,还是政治威权,都没有通过教育体制提出其他方面的需求"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战略,就必然带来政治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就必然会提出对政治社会化及政治教育的新需求,如果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不能正视并满足新需求,就必然会降低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影响力,甚至完全化解掉了政治教育的成果"如果政治教育的成果被完全化解,就必然出现不同表现形式的政治风波或剧变,苏联垮台及东欧剧变的根源就在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政治教育的失败,优秀政治观念的持有者未能抵御住西方民主化思潮的侵蚀,-苏联解体时发生的反共浪潮足以说明其政治教育中的严重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重视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注意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缺位及后果 自2世纪5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就在我国社会普遍开展起来,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可谓应有尽有"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众,不论身居社会的哪个角落,都会接受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优秀内容不外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史等承载的基本理论,目的则在于阐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必然性及共产党领导的优越性"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普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培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全社会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思想基础"从确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再到确立政治领袖的超凡魅力,最终成功地培植出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塑造了以服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个体"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阶级斗争思维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教育,立足于反资防修,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在领袖讲话及语录的导引下,进行群众性政治大批判"在政治氛围特别浓郁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有政策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也有大量的具有政治教育功能的社会运动,高等教育的过程及结果都特别强调政治属性的红,而表示专业素质的专倒还在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社会中培植出来的高度同一性及社会对政治的单向服从性,一方面过滤了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科学,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两者结合的高潮就是十年"十年的发生同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过滤了政治科学的内容有密切关系"建国初期,我们,,取消了大学里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学专业,把政治学看成资产阶级的一种-伪科学.,因而造成了政治学在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空白,取消政治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三十年来,我们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发生-.,都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作出说明1"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恢复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但它在我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仍然明显不足,这尤其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高校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主要表现有:第一,我国大学目前的政治教育内容偏重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形势政策等的教育,相对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比重,从而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政治教育中的比重,客观上造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包含的宏观政治学原理的教育内容被严重淡化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理论上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既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又在基本命题上具有较多的相同点,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问题上的命题,几乎完全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因此,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课时就必然同时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命题上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长期以来被大学的政愉教育忽视了,或者说我国大学的政治教育根本缺少进行政治科学教育的传统,再加上政治学被错误取消达近3年的经历,使得人们普遍对政治学抱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态度"有人认为政治学不够科学而足够意识形态,从而使得在政治教育中普遍性开展政治学教育面临或左或右的障碍,左的人担心政治学教育推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助长了政治上的西方化,右的人则担心开展普遍性的政治学教育带来过分浓郁的意识形态色泽,造成社会领域的泛政治化"有人则以为政治学是严肃的科学,不可混同于大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政治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截然对立起来,要高高筑起政治学围墙,否认政治学知识在现代社会公民养成中的普遍价值"第三,我国大学的课堂外主要是各种职业预备教育,政治学教育缺少在课堂外进行的信息资源,从某种意义上看政治学信息资源的多少与课堂外政治学教育的有效性息息相关"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量通俗的政治学丛书及杂志、报纸是有效进行政治学的课堂外教育一个必要条件"美国出版的政治学杂志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强,据权威的乌尔里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eh.5InternationalPeriodiealsDireeto叮)2(X)6年版的统计,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政治学刊物共有625种,其中近24种在美国出版,占全世界政治学刊物总额的三分之一强"1政治学刊物在美国课堂外教育的有效性及政治学在美国社会的贡献率在全球各国首屈一指"我国的政治学杂志还太少,既远远不能满足课堂外政治教育的需要,也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大学是青年人政治心理及政治认知发育、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众化的政治学教育在巩固社会的基本政治共识、培育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包含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政治共识,其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形成社会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塑造功能,其作用绝不仅仅是创造知识与培养专业 教师o"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在社会实践中的消极结果已经相当明显,其牵荤之大者主要有: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青年人的基本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不足,来自西方的政治分析方式在青年人的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则明显提升,政治推理上的西体中附在青年人中有一定的普及性"奚广庆对我国政治学原理类教科书中的西体中附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但它对该政治推理在青年人中的流行度远较政治学原理明显,却涉及不多"近几年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就较为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对青年人的政治文化争夺"尽管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界的声音也并不一致,但总体上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而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高调肯定则吸引了从其他途径进行价值感知的青年人"青年人一旦以西方政治意识形态浸润过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下进行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就很容易陷人政治推理上的西主中附"西主中附表现在青年人的价值感知上就是无条件地认同普世价值,而表现在其职业性的推理中则是等待或期待政治的西方化"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认知上的影响力受到极大限制,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知方法无法深人到青年人的政治成长中,使得青年人在政治认知上陷人了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浪漫境地,或者是简单地理解了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或者是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而被西化意识形态俘虏"简单地理解了复杂的政治问题主要表现为试图将丰富复杂的政治现实纳人简单明快的政治推理中,并由此而得出一个解决政治问题的路线图,在信息大量隐蔽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模仿或移植,快速直接简单地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其结果极有可能不是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是造成更多更严重的政治问题"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就会忽略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实际上还包含着极大的政治利益诉求,而要看清楚这种隐藏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诉求就必须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认知能力1"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具有培育政治人格、养成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的功能,它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直接导致青年人在参政方面的准备不足"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政治参与知识,青年人一方面抱有对政治参与的不适当认识,或者认为政治参与没有实质影响,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狭隘,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获益不大,从而对政治参与没有足够的兴趣,而政治参与兴趣的不足反过来又巩固了政治人格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又缺少政治参与方面的基本训练,以致缺乏常态情况下的政治参与能力,或者片面地理解政治利益,不能正确处理政治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关系,或者不善于进行政治沟通,不能顺利地表达政治利益,不能正常地实现政治利益;青年人在政治上比较急躁,根源也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习中获得必要的理性精神,在政治参与中容易呈现出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心理根源就是常态政治利益不能实现而积累起来的政治怨望,它一旦获得一个突破口就会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狂视,大学校园政治中学生的歇斯底里的狂飘已有若干呈现o,其与社会底层公众在政治参与不畅情况下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出一辙"。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及实现途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逐步建立起了学科推理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推理体系最初主要运用哲学、经济和历史的方法,揭示政治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历史趋势,深刻分析了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如何以科学的方法与途径,在社会发展及人的解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共产党宣言6是其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重要文献同时也往往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文献"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表现出了完整的逻辑,并有相当的说服力,这在阶级革命及社会建设中已获得足够的证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在实践中则以非常通俗的形式普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不仅吸引并教育了中国的新知识分子,而且成功地改造了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极大地改变了根据地农民的政治性格,普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以人民民主的形式,团结和带领在政治推理上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大众,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左的问题,但仍不失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推理"当然,由于错误地取消了政治学,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在科学性上有较大的偏颇,在实践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与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方面产生了极为明显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必要内容,形成了理论认识上的盲区,相应的也在实践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盲目性"从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重要的使命,既要注重政治价值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又要强调政治推理的合理性,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的吸引力与合理性普遍地实现于社会个体中,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学科及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在中国才刚刚3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中的作用还仅限于培养专业人才及提供智能产品,其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方面还没有产生普遍的影响,在一些重要的命题上,它的影响力还不如西方政治学"来自西方政治学的词汇、术语等的影响力及流行度有日渐提高的趋势,其中在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又较为突出1"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不够,原因可能很多,但是知识传授的体制化安排肯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子,其中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缺位又是影响因子中的重中之重"从培养合格的社会政治个体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要实现的功能主要有:第一,大学生处在政治社会化即将初步定型的关键时期,还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正处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吻合的政治观、国家观、政党观及政治价值观等的形成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政治原理教育及政治价值观宣讲在引导青年大学生的基本政治观方面可以发挥重要影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应影响充分发挥出来,形成普遍性的影响,才能有效抵制西方化政治价值观以大众多元文化传媒产生的消极影响,才能培植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推理范式,巩固和发展持久稳定的政治大局"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可以详细深人地阐释政治的科学原理,介绍政治生活的基本常识,比较不同政治体制的优缺点,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辨别能力及政治批判能力,揭穿某些看似普遍的政治语言背后的利益驱动,揭示隐藏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本质,正确认识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连带关系,深刻剖析社会层面的个体利益与政治层面的个体利益的关联,提高社会个体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自觉性,培育社会个体政治参与的基本能力与技巧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特别擅长政治的社会分析,并着重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情况,批判地分析了西方社会的政治本质,在有效提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适应的基本政治知识及提高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方面有明显的学科优势"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重要的阶段性发展,其对中国政治的客观情况有相当深人的研究,不仅可以详细地介绍中国政治体制各个层面的内容,介绍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利益反映渠道及政治信息沟通方式,而且还可以提供各地政治参与不同情况的详细知识,介绍不同社会阶层影响政治决策的方式、媒介及影响力度等,还可以介绍中国政治的决策体制、程序及影响要素等,提供政治参与所必需的政策解读教育"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与共同体的密切联系主要是通过政治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个体从共同体的政治决策中获益,已经成了政治共 同体巩固存在的一个必要参量,社会个体越是普遍地通过政治方式更多地获得了来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分享,就越是认同和维护政治共同体本身"社会个体如果自身在以政治方式获得政治共同体利益分享受到了明显限制,那么,社会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认同就会出现松动、松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到了必须自觉强化的地步,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协调发展"青年人的政治观正在趋于成熟,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的政治热情高,具有饱满的政治理想,缺乏对中国政治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容易受到来自西方政治理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政治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前提,而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又以政治观念等的前后继承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当代中国青年人中的影响力明显不够,既不足以使他们抵御西方政治价值观等的影响,也不足以使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状况及特点、优势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是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而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则必须抓住课程及话语两个基本环节,其中课程又更加重要一些"从课程设置来看,大学政治教育鱼须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关课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普及性教育,务求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时代化,重点讲授与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的阶段性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并务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的讲授形式大众化,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将政治推理的讲授展现为政治参与中的程序与规范等1"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时代化、大众化的角度看,大学政治教育巫须增加几门必修课程: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通俗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者观察、思考政治问题的基本立场、方法及基本观点,通俗而深刻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政党观、正义观等,细致而完整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方式,深刻地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不相适应的国家观、政治观、政党观及正义观等,积极抵御西方政治观念及政治推理等在青年人中的消极影响"其二是中国政府与政治,系统地介绍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内容及主要特点等,完整而简要地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框架及运行逻辑,及时地展示中国政治体系的最新增长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发展的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及民众政治需求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及发展任务的长期性,确立理性负责的普遍政治态度,预防青年人日益发生的政治急躁情绪"其三是比较政治,在比较宏大的视角下,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呈现世界各主要政治体系的基本政治观、价值理想及其推理体系,既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价值理想及推理体系的基本优势,又要为个体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提供必要的参考及参照系统;另一方面又要充分比较不同政治体系的制度模块,比较性地得出政治制度#合理化的标准及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等,善于总结和发展政治制度发展的主要经验,善于提取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政治制度模块,社会个体在比较政治中进一步发展政治辨别能力及批判性认识能力,促进公民政治理性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开放性成长" 大学政治论文:大学政治学习月观电影《天狗》有感的思想汇报 敬爱的党组织： 适逢山东师范大学政治学习月，我们历社学院为加强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及贯彻落实，特地组织了党员，预备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集体观看了电影《天狗》，通过观看影片，我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通过思考得到许多收获，同时更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名大学生，一名入党积极分子的责任与义务，在此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把我的思想变化汇报给党组织。 在娱乐媒体日益商业化，电影票房成为首要追求目标的今天，《天狗》不羁地出现，它改编自张平的作品《凶犯》，以一个普通护林员的真实故事映射出当前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给沉醉于现状的我们狠狠地敲了警钟，引人深思，发人深省，让我们意识到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必要性，落实的迫切性。 电影中的村长畏首畏尾，村民愚昧无知，全村人屈居于三个地方恶霸的统治，让我只想起了一个词“丑陋的中国人”，围观的群众甚至行凶的“三龙”只是现实社会中的一个缩影，电影拍得很真实也很恰到好处，令人痛心而又无可奈何，我们没有资格去批评无知的村民，不能去怪他们的目光短浅与苟且生活，根症到底在哪，是贫穷。他们迫于生活，无奈地抛弃了人格与道德，乃到人性。没有谁可以容忍一个阻止他们一年多增加一些能吃饱饭的收入的李天狗的存在，什么是最好的奴性化教育，影片中的三龙兄弟给了最直接的答案，那就是贫穷的威胁，没有谁会不害怕贫穷，没有谁能苛求在那个荒芜的小山村里呆了一辈子的老百姓们能不为了钱而听从三兄弟的教唆，鲁迅先生“怒其不幸，哀其不争”的农民生存状态依然没有完全改善。 李天狗是一只真正的天狗，他忠诚于天，忠诚于国家和人民的至高利益，固执地坚守心中的信念与职责。然而他又是孤独的，没有人理解他。护林员天狗被愚昧村民视为超级怪物：在天狗还送礼品时村民们甚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天狗给三龙兄弟讲当年护林时战士们的勇敢无畏时，他们无法理解；甚至同样是退役军人的孔青河为了生存也放弃了曾经对国家的诺言……一切的一切令护林英雄天狗伤心，最终他竟成为群众持棒喊打的罪人，真是可悲啊，“拯救者竟然成了被拯救者的敌人”。这样的境况令我们担忧，先觉者的意志，纯粹是为了坚守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职责，然而他们为实现意志而作出的努力却无力被人民所接受。另外，这部影片也反映出当前的法制问题，法律法规亟待健全完善，我们要靠法律来惩恶扬善，提高国民的精神境界，净化社会。这样就可以让李天狗这样的人不必非得用自己的生命，用暴力犯罪这一无奈的举措来维持社会的正义，以暴制暴终非良策。 这部影片上映是在2006年，让我们深感欣慰的是，党和国家已经逐步重视民生问题，强调科学发展贯彻执行的重要性，提出了加强新农村建设，保护生态环境，教育体制、法制建设、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也在逐步全面展开。当然，光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全社会动员起来，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 作为我们大学生，更不应该沉浸在中国是文明古国，是日益崛起的大国这种骄傲自满中，我们必须客观冷静地认清现实，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为建设一个富强文明和谐的中国而奋斗。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还很长很长，其修远兮路漫漫，我们将坚定爱国心，爱党心，努力奋斗，上下求索。 大学政治论文:大学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论文 一、心理教育拓展了政治教育的内容 在过去的教育工作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培育大学生完整的思想道德，政治素养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历史分析，哲学引导，道德规范等课程安排，在塑造一名高品质、高素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当今社会更新和复杂，给众多大学生带来很多很新的压力和困扰，传统的课程安排已经不能很好适应培育优异大学生的目标，心理教育作为政治课程的拓展内容，也正好补充了一点漏洞。因此，现高校应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引导启发大学生们，解决心理上的问题，认识自己以及认识与周边人事物的关系，并学会处理这些关系，拥有一个良好的情绪和心理状态，这样才有利于优质大学生的培养和形成。 二、心理教育拓展政治教育的途径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比较单一，通常是实例、说服、评价、锻炼的形式来培养大学生的思想认知，思想素质，虽然这些传统的方式取了一定成效，但目前统计下来，它达到的效果不增反减，问题和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传统的方式难免令人感觉枯燥乏味，空谈思想政治尤如空中楼阁，华而不实。然而，心理健康教育则形式多样丰富易被学生接受，首先，心理学可以通过平时的沟通，游戏，互动了解把握学生的心理特征，其次运用心理咨询法、疏导、暗示、角色扮演等方法解决心理问题，培养心理能量，构建更强大的内心世界，这样循序渐进下来，大学生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吸收接收程度就会大大提升。 三、大学政治教育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一）“两课”中应加大心理健康教育的力度 两门课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是主阵地，在过去的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教育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要让这种作用继续发挥下去，首先就需要摸清目前大学生思想状态和心理发展规律。事实证明，思想方面的教育效果不在教育者外部的强制灌输，而是在于受教育者在外部的引导下内化的程度，而内化程度优劣就取决于心理健康程度。因此，在课程的编排上面，就应该进一步增加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如果条件成熟，可以在政治课程之前先进行心理课程的学习，若条件不成熟也可增加一定的选修课供学生学习，首先确保塑造学生优良的心理状态，才能让学生们吸收思想政治课程内容，从而达到思想道德教育目的，使其拥有良好的人格，更好去迎接社会挑战。 （二）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推广心理咨询工作 心理咨询是指教育工作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运用心理学或心理教育学专门的知识和技术，通过语言、文字等媒介方式对受教育者的心理、行为施加影响，使其认知、情感、态度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解决他们学习生活中遇到的挫折感、无助感等心理问题，以增加心理能量，构建健康心理。通过心理咨询，可以及时发现大学生心理上出现的小问题，并予以排解和纠正，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性；通过心理咨询，可以帮助心理已失衡，心理障碍或疾病的大学生进行循序渐进的治疗与修复，使其恢复良好的心理状态，从而很好的接收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心理咨询，还可以使不断反思反省自我，不管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能在较高的层次上面不断审视自己，矫正自己，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补充功能。 （三）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队伍建设工作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门专业性很强，要求很高的工作，它不仅要求老师有基本的知识水平和素养，同时要求老师拥有充分的人格魅力，吸引学生，并让学生信服自己，从而接收和吸收教育者的观点和理念。因此，高校应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团队的建设，定期进行培训和考核，保证教育者团队的优良性和先进性，才能确保他们的教育工作能符合现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从而取得更好的教育成果。 作者：吴秋颖 陈晶 单位：吉林工商学院 大学政治论文:多元文化下大学政治教育探究 一、多元文化环境下的政治社会化及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 亚里士多德的5政治学6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为依托，研究了政治在城邦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确认了政治是人的一种普遍属性，即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从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属性来看，政治具有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普遍性"政治的普遍性一方面说明了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又说明了政治的存在还普遍依赖于人群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体化，即任何一个政治都不能没有与其共生的人类共同体"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始终要面对与其共生的共同体成员的新陈代谢，一代又一代具有一定政治素质与能力的合格社会成员走进了历史，同时又有一代又一代的共同体新成员通过政治社会化而获得一定的政治素质与能力"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虽则千差万别，但其目的则无外乎是获得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感情、态度、价值、方法、能力等"不同时代即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社会个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及结果都不能回避传统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任何一个能够绵延到现代的政治传统都有很悠久的历史经历，任何政治传统都似乎包含着某些跨越时空的普遍性，从而使得政治传统能够绵延不绝地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政治传统总是受到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其绵延的过程中总是伴生着某种变异，变异既体现了政治传统对环境的适应，也是政治传统的发展"政治传统具有内容上的系统规定性，而社会个体则是政治传统的基本承载者，政治传统总是体现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结果上"作为政治社会化结果的社会个体就基本内容来说就是具备了政治共同体所要求的政治同一性，但社会个体同时还是非政治性的其他社会存在，而非政治性的社会存在又时刻连带并影响着政治性存在，从而使得政治同一性的存在又具备了动态特征，即社会个体需要在非政治存在多样性与政治同一性之间反复进行信息交流，既借以维护政治存在的基本同一性，又及时以政治同一性有效引领或推动非政治性存在的积极发展"传统时代的政治同一性往往表现为权威的独断性及政治价值的非选择性，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往往就只是接受来自政治统治者的一系列独断命题，形成认同和服从统治权威的心理、态度、感情等，甚至可以说作为政治社会化环境的社会文化资源也是统治者一手造成的，至少也是受到了统治在方向与价值方面的强势引导，神学或经学教育以神圣化的命题归纳了政治同一性的基本要求，从而将政治社会化与神学教育的圣化紧密地联系起来¹"因此，传统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往往是在一个一元化思想文化的环境中完成，社会个体在文化资源及价值命题上并不具有实在的选择性，一元化时代的政治社会化就其过程及结果来看，总显得相对简单"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不仅人类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越来越明显地多元化了，而且非政治性社会存在对政治性存在的依赖关系也逐步地演化为两者平等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威越来越需要将自己建立在社会选择的基础上，民主的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这些因素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空间"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首先得益于文艺复兴以来对世俗文化的复兴，造成了与宗教所聚集的社会文化资源与价值判断地位相当的世俗的社会文化资源，复兴了非宗教形式的价值判断，使得宗教借信仰来垄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历史难以为继"文艺复兴从人出发的人文主义思潮必然会造成更加多元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性还得益于全球化社会的逐步形成，造成了人类不同文明单位之间的密切接触，客观上造成了不同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广泛接触、深人交流的条件，从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打开了输人、了解和接受来自其他文明的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孔道，并由此而逐步使追求文化及价值的开放成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共同体的主流趋势，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化，无疑都难以回避别的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与价值选择方面的影响"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移动所形成的移民潮，特别是不同文明间的移民潮本身就是一股又一股的文化潮及价值潮，移民潮造成了一批为永久性的政治移民，甚至出现了由来自不同文明的移民潮汇集而成的移民国家，而移民国家的政治社会化就不得不面对多元文化的典型背景，社会个体并不得不面对多元价值的冲突与选择，这种冲突与选择表现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就是政治身份的关键词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此而带来国家特性的模糊性"社会文化资源及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还得益于文化交流手段及信息获得途径的多元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不仅社会个体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在政治知识上的丰富性与系统性，在获得现代政治知识的过程中往往也就受到了隐匿在知识逻辑中的特定的感情、态度及价值判断等，至于发达国家利用其文化产业上的优势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隐性影响则更加广泛和深远"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化都必定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发生的，美国的政治社会化也要面临由此而来的特定难题问题与困境º"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化与传统社会在主要影响媒介上很不相同"在传统社会，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奢侈品，人们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依靠一定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风气和习惯等在政治文化选择及政治价值传承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在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上也往往比较保守，倾向于接受、维持和维护既有的价值，lJ断及一元化政治权威"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虽然还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人们的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影响媒介却明显地转移到教育方面来了，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力则因其有较高的能动性而日益表现出了根本的重要性"各国的高等教育客观上都承担着政治社会化的特定功能，而其中的政治教育则又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环节"大学教育的特点和优势使大学在我国的公民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高等教育肩负着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培养合格公民的职责¹"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一方面承担着正面宣传、解释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宣教功能，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引领青年人的政治价值倾向、培养青年人特定的政治感情、态度、能力等的养成性功能"养成性功能与宣教功能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养成性功能不足或落空的政治教育，不过是空头宣教，不能有效地进行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代际传递;宣教内容不明显或说服力不佳则在根本上失去了在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养成方面的引导力甚至是影响力"这就要求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要有体现社会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又要具有确实培养社会个体感情、态度、品质、能力等所必需的科学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涉及意识形态内容时往往以伦理、宗教、历史、道德等方面的课程为载体，宣传特定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的普世性，为所有的政治感情、态度、品质、责任等奠定不可动摇的绝对前提;而在涉及政治个体的政治知识、能力、技巧等时则主要依托于公民教育，而公民教育除了知识方面的言传外主要依托日常生活中实践环节的身教，比如美国大学的体育比赛就颇有公民政治教育的属性º"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开始就高度重视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确立了在国民教育的各个阶段上都普遍进行政治教育的体制，中国内地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模式即源自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垄断性，并严格地排斥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从而相对维持着政治社会化的一元文化背景，政治教育所宣教的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与政治威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政治社会化的任务只是培养政治威权的认同、推崇与服从者，不论是社会个体，还是政治威权，都没有通过教育体制提出其他方面的需求"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战略，就必然带来政治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就必然会提出对政治社会化及政治教育的新需求，如果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不能正视并满足新需求，就必然会降低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影响力，甚至完全化解掉了政治教育的成果"如果政治教育的成果被完全化解，就必然出现不同表现形式的政治风波或剧变，苏联垮台及东欧剧变的根源就在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政治教育的失败，优秀政治观念的持有者未能抵御住西方民主化思潮的侵蚀，-苏联解体时发生的反共浪潮足以说明其政治教育中的严重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重视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注意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缺位及后果 自2世纪5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就在我国社会普遍开展起来，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可谓应有尽有"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众，不论身居社会的哪个角落，都会接受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优秀内容不外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史等承载的基本理论，目的则在于阐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必然性及共产党领导的优越性"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普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培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全社会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思想基础"从确立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再到确立政治领袖的超凡魅力，最终成功地培植出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塑造了以服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个体"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阶级斗争思维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教育，立足于反资防修，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在领袖讲话及语录的导引下，进行群众性政治大批判"在政治氛围特别浓郁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既有政策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也有大量的具有政治教育功能的社会运动，高等教育的过程及结果都特别强调政治属性的红，而表示专业素质的专倒还在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在社会中培植出来的高度同一性及社会对政治的单向服从性，一方面过滤了政治教育中的政治科学，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两者结合的高潮就是十年"十年的发生同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过滤了政治科学的内容有密切关系"建国初期，我们，，取消了大学里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学专业，把政治学看成资产阶级的一种-伪科学.，因而造成了政治学在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空白，取消政治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三十年来，我们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发生-.，都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作出说明¹"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恢复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但它在我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仍然明显不足，这尤其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高校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主要表现有:第一，我国大学目前的政治教育内容偏重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形势政策等的教育，相对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比重，从而降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政治教育中的比重，客观上造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包含的宏观政治学原理的教育内容被严重淡化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理论上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既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又在基本命题上具有较多的相同点，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问题上的命题，几乎完全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因此，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课时就必然同时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宏观政治命题上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长期以来被大学的政愉教育忽视了，或者说我国大学的政治教育根本缺少进行政治科学教育的传统，再加上政治学被错误取消达近3年的经历，使得人们普遍对政治学抱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态度"有人认为政治学不够科学而足够意识形态，从而使得在政治教育中普遍性开展政治学教育面临或左或右的障碍，左的人担心政治学教育推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助长了政治上的西方化，右的人则担心开展普遍性的政治学教育带来过分浓郁的意识形态色泽，造成社会领域的泛政治化"有人则以为政治学是严肃的科学，不可混同于大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政治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截然对立起来，要高高筑起政治学围墙，否认政治学知识在现代社会公民养成中的普遍价值"第三，我国大学的课堂外主要是各种职业预备教育，政治学教育缺少在课堂外进行的信息资源，从某种意义上看政治学信息资源的多少与课堂外政治学教育的有效性息息相关"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量通俗的政治学丛书及杂志、报纸是有效进行政治学的课堂外教育一个必要条件"美国出版的政治学杂志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强，据权威的乌尔里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eh.5InternationalPeriodiealsDireeto叮)2(X)6年版的统计，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政治学刊物共有625种，其中近24种在美国出版，占全世界政治学刊物总额的三分之一强"¹政治学刊物在美国课堂外教育的有效性及政治学在美国社会的贡献率在全球各国首屈一指"我国的政治学杂志还太少，既远远不能满足课堂外政治教育的需要，也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大学是青年人政治心理及政治认知发育、形成的重要时期，大众化的政治学教育在巩固社会的基本政治共识、培育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包含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政治共识，其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形成社会个体的政治能力与技巧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塑造功能，其作用绝不仅仅是创造知识与培养专业教师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在社会实践中的消极结果已经相当明显，其牵荤之大者主要有: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青年人的基本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不足，来自西方的政治分析方式在青年人的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上的影响力则明显提升，政治推理上的西体中附在青年人中有一定的普及性"奚广庆对我国政治学原理类教科书中的西体中附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但它对该政治推理在青年人中的流行度远较政治学原理明显，却涉及不多"近几年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就较为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对青年人的政治文化争夺"尽管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界的声音也并不一致，但总体上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持否定态度，而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高调肯定则吸引了从其他途径进行价值感知的青年人"青年人一旦以西方政治意识形态浸润过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下进行政治判断及价值认同，就很容易陷人政治推理上的西主中附"西主中附表现在青年人的价值感知上就是无条件地认同普世价值，而表现在其职业性的推理中则是等待或期待政治的西方化"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认知上的影响力受到极大限制，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知方法无法深人到青年人的政治成长中，使得青年人在政治认知上陷人了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浪漫境地，或者是简单地理解了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或者是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而被西化意识形态俘虏"简单地理解了复杂的政治问题主要表现为试图将丰富复杂的政治现实纳人简单明快的政治推理中，并由此而得出一个解决政治问题的路线图，在信息大量隐蔽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模仿或移植，快速直接简单地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其结果极有可能不是政治问题的解决，而是造成更多更严重的政治问题"忽略了政治作为重大利益的一面，就会忽略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实际上还包含着极大的政治利益诉求，而要看清楚这种隐藏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诉求就必须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认知能力¹"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具有培育政治人格、养成政治能力与技巧等方面的功能，它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明显缺位直接导致青年人在参政方面的准备不足"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政治参与知识，青年人一方面抱有对政治参与的不适当认识，或者认为政治参与没有实质影响，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狭隘，或者认为政治参与的获益不大，从而对政治参与没有足够的兴趣，而政治参与兴趣的不足反过来又巩固了政治人格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又缺少政治参与方面的基本训练，以致缺乏常态情况下的政治参与能力，或者片面地理解政治利益，不能正确处理政治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关系，或者不善于进行政治沟通，不能顺利地表达政治利益，不能正常地实现政治利益;青年人在政治上比较急躁，根源也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习中获得必要的理性精神，在政治参与中容易呈现出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心理根源就是常态政治利益不能实现而积累起来的政治怨望，它一旦获得一个突破口就会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狂视，大学校园政治中学生的歇斯底里的狂飘已有若干呈现º，其与社会底层公众在政治参与不畅情况下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出一辙"。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及实现途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逐步建立起了学科推理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推理体系最初主要运用哲学、经济和历史的方法，揭示政治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历史趋势，深刻分析了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如何以科学的方法与途径，在社会发展及人的解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共产党宣言6是其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重要文献同时也往往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文献"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表现出了完整的逻辑，并有相当的说服力，这在阶级革命及社会建设中已获得足够的证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在实践中则以非常通俗的形式普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不仅吸引并教育了中国的新知识分子，而且成功地改造了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极大地改变了根据地农民的政治性格，普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以人民民主的形式，团结和带领在政治推理上马克思主义化了的大众，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左的问题，但仍不失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推理"当然，由于错误地取消了政治学，社会中流行的政治推理在科学性上有较大的偏颇，在实践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与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方面产生了极为明显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是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必要内容，形成了理论认识上的盲区，相应的也在实践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盲目性"从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推理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重要的使命，既要注重政治价值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又要强调政治推理的合理性，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的吸引力与合理性普遍地实现于社会个体中，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育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学科及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在中国才刚刚3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中的作用还仅限于培养专业人才及提供智能产品，其在社会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方面还没有产生普遍的影响，在一些重要的命题上，它的影响力还不如西方政治学"来自西方政治学的词汇、术语等的影响力及流行度有日渐提高的趋势，其中在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又较为突出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影响不够，原因可能很多，但是知识传授的体制化安排肯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子，其中大学政治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缺位又是影响因子中的重中之重"从培养合格的社会政治个体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大学政治教育要实现的功能主要有:第一，大学生处在政治社会化即将初步定型的关键时期，还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正处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吻合的政治观、国家观、政党观及政治价值观等的形成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政治原理教育及政治价值观宣讲在引导青年大学生的基本政治观方面可以发挥重要影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应影响充分发挥出来，形成普遍性的影响，才能有效抵制西方化政治价值观以大众多元文化传媒产生的消极影响，才能培植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推理范式，巩固和发展持久稳定的政治大局"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还可以详细深人地阐释政治的科学原理，介绍政治生活的基本常识，比较不同政治体制的优缺点，培养社会个体的政治辨别能力及政治批判能力，揭穿某些看似普遍的政治语言背后的利益驱动，揭示隐藏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本质，正确认识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连带关系，深刻剖析社会层面的个体利益与政治层面的个体利益的关联，提高社会个体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自觉性，培育社会个体政治参与的基本能力与技巧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特别擅长政治的社会分析，并着重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情况，批判地分析了西方社会的政治本质，在有效提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相适应的基本政治知识及提高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方面有明显的学科优势"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重要的阶段性发展，其对中国政治的客观情况有相当深人的研究，不仅可以详细地介绍中国政治体制各个层面的内容，介绍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利益反映渠道及政治信息沟通方式，而且还可以提供各地政治参与不同情况的详细知识，介绍不同社会阶层影响政治决策的方式、媒介及影响力度等，还可以介绍中国政治的决策体制、程序及影响要素等，提供政治参与所必需的政策解读教育"现代社会的个体成员与共同体的密切联系主要是通过政治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个体从共同体的政治决策中获益，已经成了政治共同体巩固存在的一个必要参量，社会个体越是普遍地通过政治方式更多地获得了来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分享，就越是认同和维护政治共同体本身"社会个体如果自身在以政治方式获得政治共同体利益分享受到了明显限制，那么，社会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认同就会出现松动、松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社会个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到了必须自觉强化的地步，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协调发展"青年人的政治观正在趋于成熟，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的政治热情高，具有饱满的政治理想，缺乏对中国政治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容易受到来自西方政治理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政治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前提，而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又以政治观念等的前后继承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当代中国青年人中的影响力明显不够，既不足以使他们抵御西方政治价值观等的影响，也不足以使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状况及特点、优势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是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而发挥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大学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则必须抓住课程及话语两个基本环节，其中课程又更加重要一些"从课程设置来看，大学政治教育鱼须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相关课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普及性教育，务求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内容时代化，重点讲授与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的阶段性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并务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课程的讲授形式大众化，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将政治推理的讲授展现为政治参与中的程序与规范等¹"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时代化、大众化的角度看，大学政治教育巫须增加几门必修课程: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通俗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者观察、思考政治问题的基本立场、方法及基本观点，通俗而深刻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政党观、正义观等，细致而完整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推理方式，深刻地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不相适应的国家观、政治观、政党观及正义观等，积极抵御西方政治观念及政治推理等在青年人中的消极影响"其二是中国政府与政治，系统地介绍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内容及主要特点等，完整而简要地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框架及运行逻辑，及时地展示中国政治体系的最新增长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发展的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及民众政治需求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及发展任务的长期性，确立理性负责的普遍政治态度，预防青年人日益发生的政治急躁情绪"其三是比较政治，在比较宏大的视角下，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呈现世界各主要政治体系的基本政治观、价值理想及其推理体系，既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价值理想及推理体系的基本优势，又要为个体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推理提供必要的参考及参照系统;另一方面又要充分比较不同政治体系的制度模块，比较性地得出政治制度#合理化的标准及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等，善于总结和发展政治制度发展的主要经验，善于提取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政治制度模块，社会个体在比较政治中进一步发展政治辨别能力及批判性认识能力，促进公民政治理性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开放性成长"。 本文作者：张师伟工作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波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大学政治论文:市场经济形势下大学政治教育研究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以及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改革和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已进入市场化阶段,为适应这种变化,各高等院校积极进行改革,以期在未来的高校结构中确认自己的地位,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也要适应市场化趋势,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内容、方法上都要进行新的探讨,以适应形势的变化。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所谓市场经济是指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国际化的需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形式和方法。市场经济是以竞争为基本原则的,可以说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调节方式。但是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的竞争不是无序的,而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条件下通过相互信任实现和形成的。所以说诚信、公平、公正、公开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些原则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社会资源就会出现浪费。而诚信、平、公正、公开正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也是我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历史已经证明并且继续证明当市场经济中出现不公正、不自由、不守信时必然伴随着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等思想的横行;同时当社会的思想教育受到重视,人们的公平、守信和公正思想意识提高市场经济才能真正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整个社会才能获得最大效益。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新问题 (一)缺乏明确的学习目的和人生理想理想是人的精神支柱,远大的理想是人们开拓进取的永不衰竭的动力,它给人以坦荡的胸怀和崇高的情趣,是人们完成事业、学生完成学业的浩大的力量源泉。把学习目的与人生理想紧密联系起来,将对学生思想道德的提高及学习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目前高校的部分学生,缺乏对理想的追求,更谈不上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他们没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及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有的学生缺乏学习动力,认为来校只是为了一纸文凭,平时学习不努力、不刻苦,思想上不求进取,少数人崇尚个人奋斗,把个人理想置于社会理想之上,讲理想、讲道德、守纪律的观念随之淡薄,取而代之的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是汲取好的东西,而是获取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追求享乐主义,对人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求上进,一味的放纵自己,一些不良行为也随之而来,不讲文明礼貌,不讲社会公德,缺乏法制观念。 (二)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在大学生中仍有市场 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会强化人们的效益观念、利益追求,这本来是正常现象,但金钱万能、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却反映到了少数大学生中间。有的学生认为挣钱是工作的主要目的,赞成市场经济并不需要道德,满脑子名利和金钱。对象征着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认为已经过时,现在提出来是老调重弹。那些身穿皮尔卡丹,手持明牌手机,怀揣信用卡的大款们对有些学生的示范效应已超过雷锋、焦裕禄等模范人物所具有的榜样力量。在功利观念的影响下,有的同学急于增强自己在社会上的搏击能力,把这种能力的培养与道德修养的提高及知识的积累对立起来,他们在学习上急功近利,对基础理论学习产生浮躁情绪,坐不下来,钻不进去。 (三)对政治理论学习不感兴趣,甚至抱有某种逆反心理 大学生正处在积极思考、探索真理的时期,也是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时期,如何使他们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仍是当前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尽管目前在大学校园内出现了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的高潮,学生开始自发地从理论学习中去寻找答案,探索真理,这是一种积极的主流。但是,有的学生对共产主义缺乏信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少数人甚至分不清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因而,对政治理论学习不感兴趣,甚至抱有某种逆反心理。 (四)社会上某些错误思潮和消极丑恶现象在侵蚀大学校园 目前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离我们所要求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接班人的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还存在问题。近几年来,一些人只求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出版、传播一些腐蚀大学生心灵的书刊、影视、音、图片等,构成了一个不良的德育环境,无时不在侵蚀着大学校园,侵蚀着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环境的一些不良影响与高校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目的和内容格格不入,客观上抵消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表现形式,把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利于高校德育工作的开展。 (一)突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主线在多元化的市场环境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坚定地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并将其作为思想教育的主旋律。引导学生在接触开放的文化环境里,自觉抵制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思想,努力把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落到实处。思想政治教育应由感性到理性,由浅入深,引导学生由爱父母、爱师长、爱他人、爱集体最后上升到爱祖国。 (二)树立正确人生观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性。然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一元化的导向,使学生明白社会所容纳的并不都是时代所提倡的。价值的真谛在于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自我价值,都要通过自身劳动来实现。说到底,人的价值就是更多地为社会创造和奉献。要从学生生活的最贴切处入手,诱发他们的生活理想,激发强烈的职业理想,把社会理想、为祖国作贡献的理想教育落实到学生的职业理想上。理想是动力,也是激励,在理想的驱动下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 (三)树立新时期人才质量的德育观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根本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才资源,当今市场的激烈竞争,实质是人才质量的竞争。作为向社会输送人才的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要积极探索新时期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建立新时期的人才质量标准。新时期人才质量标准,已不再单纯是过去那种踏实肯干、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类型,而是思想和能力相结合的复合型、适应型、开拓型的人才。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上要给学生全方位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具有职业意识、创业意识、敬业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公关意识、科技意识和法制意识,同时要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自省能力,能经受挫折和失败的考验。总之,时期的院校德育应培养出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现代的人和国际型的人。 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使青年学生能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状态,参与市场竞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达到这一目的,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原则,而且需要形成一套系统的运行方法。第一,要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课堂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作用。在课堂教学中要挖掘好德育的各因素,把它的内容分解、贯穿到学校各学科课堂教学之中,变单纯知识传授为智育和德育的统一。第二,要创造浓厚的氛围,学校要通过重新整顿和布置校园文化设施,使学校的墙壁、走廊、教室、学生公寓、重要活动场所等都成为德育的阵地,把单调的德育内容变为实实在在的、说服力强的具体形象的东西,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提供各种载体。第三,要紧密结合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要把德育工作和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德育工作提供一切教育手段。四,要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学生进人才市场参与竞争就要求德育应把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放到首位。 五、不断改进,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当前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光靠老经验、老办法是不够的,必须有创新。要改变过去以“灌输”为主的办法,力求使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与学生的学习、生活结合起来,与学生管理工作结合起来,与学生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结合起来。具体工作方法上,要在寻求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的结合点上下功夫,当前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要使思想教育工作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说服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的放矢,有针对性。这就要求我们关心教育对象,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有哪些困惑,并想方设法去解决。其次要以理服人,用理论的力量、知识的力量、事实的力量来讲话。 第二,要完善、探索有效的教育形式。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如社会实践活动、电视教育片的形式都到学生们的广泛欢迎,今后应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提高。 第三,充分调动教育对象本身的积极性、主动性。这几年学马列小组、学习基本知识小组活动开展得很有特色,学生们融入其中,其积极性、主动性得到了发挥,既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又使他们从中学习知识,陶冶情操,受到教育。今后应进一步加大此类业余活动所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给他们留出更多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空间,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和思考,将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引向深入。 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有思想政治工作的共同点又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性和复杂性。当前仍有许多方面需要我们去探索。使得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能进一步贴近时代特点,进一步走向深入。 大学政治论文:大学政治教学中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 【摘 要】所谓的社会实践活动，其实就是以社会为主体的各类实践和参与性的活动，是新时期大学政治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开展多种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大学生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也有利于教师队伍的壮大，更有利于教学工作的进步。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论述了大学政治教学中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学 社会实践活动 思想素质 大学时期的政治教学已经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即教学工作、教学活动的开展不能仅仅限于课堂和校园范围，而是应该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尤其在新时期，研讨社会实践活动在大学政治教学中的作用，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 社会实践活动从各个方面丰富了大学政治教学，提升了教学效果 所谓的政治教学中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指以思想政治为主题的各类有益的实践教学，其社会性、公益性、教育性的特征尤为明显。在大学思想政治教学进程中，广大教师要深刻认识到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并做好学校与学生两方面的工作。首先，广大教师要争取学校的支持和帮助，为开展政治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前提；其次，教师必须让学生们认识到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激发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只有做到这些，社会实践活动才有可能顺利开展，同时也可以提高大学政治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因为在社会实践中，学生的能力可以得到潜移默化的提升。 另一方面，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是对大学政治教学内容、形式、手法及模式的丰富，也是一种极大的创新。例如，教师们组织大学生开展一次“关爱孤寡老人”的社会公益实践活动，让学生们到敬老院、养老院甚至社区中探访、关爱孤寡老人，了解他们的生活与情感状况。类似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经常开展，可着重设定特定的主题，以培养学生们的爱国爱民、热心公益、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总而言之，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主线，将政治教学推向深层次，无疑是新时期大学政治教师开展教学的有效选择。 二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学生能够不断进步，学生素质也得以全面提升 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的优秀任务就是培养思想素质过硬、综合能力突出，具备社会实践能力的合格大学生，这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目标不谋而合。所以，将社会实践活动看作是对大学生一次很好的历练与培育，是十分合适的。可以看到，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同时，大学生已经在扮演社会中的某个角色，已经在或多或少地参与社会事务，也已经真正地开始成为一个“社会人”，而这一切恰恰是大学政治教学的优秀诉求。一方面，大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能够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与实践意识，同时提升自己动手、实践与团队协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历练下，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爱国爱民情操与综合素养，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例如，教师们在组织开展以“关注留守儿童”为主题的政治社会实践活动中，可以要求学生每人着重关注一名儿童，并且掌握孩子的各类情况。在整个活动中，学生可以深入了解留守儿童的思想、生活、学习与家庭状况，并且提升自己照料与帮助别人的能力，也在无形中锻炼了自己的能力。类似的关爱活动，无疑可以激发起大学生的情感和情绪，让他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大好时光，同时更加充满对社会、民族的热爱。在活动中，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都会有一个质的提升，这也是政治教师们所乐见的。 三 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提高教师素质，促进政治教学的进步 教师也是大学政治教学的重要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的发展与方向。因此，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教师素质的进步。具体来说，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很好地帮助教师再次成长、不断进步，从而为教学的发展提供更大的能量。一方面，社会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另一方面，社会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师的施教能力。要积累社会实践教学所需的创造性理论知识，思想政治教师就必须掌握有效指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技能和技术，即对教材和各种教育素材的加工、吸收和精选的能力，组织教学过程的能力，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将精选后的知识直接传授给学生的能力等。 因此，必须协调好学生与教师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位置，让教师紧密地参与到政治实践活动中来，从而切实提升业务素质、教学能力、思想道德品质与全面修养，为推进大学政治教学的全部发展贡献力量。 综上所述，新时期的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离不开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社会实践活动对于提升大学生、教师的综合素质都大有裨益，也是教学工作的“催化剂”。 大学政治论文:反对胡伯威对大学政治理论教育的诬蔑 “中国青年”第11期上登载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胡伯威写的“教条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一文。这篇文章主题是谈教条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实际上是涉及到当前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上一些重要问题。其中至少有下列几个问题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1.关于对过去政治教育工作的成绩的估价问题； 2．关于大学政治理论教员水平的估价和同学学习政治理论课的态度问题； 3．关于开放禁书问题；我愿意在这里提出我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一） 胡伯威在他的文章中说：“大学政治教员十有八、九都是讲得那样贫乏、干枯，寸步离不开教科书，好像话不是通过教员自己的脑子泻出来的，没有思想的活力。这样讲出来的东西使人感到很难理解，很难信服”，因此“现在有很多人失去了对政治理论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他又说：“这几年我感到有一种风气，似乎大家认为一个大学生的水平就在于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原则接受得怎么样……这样就必然培养出一群不能独立思想的教条主义者”。还脱党团组织是“片面地欢迎‘老实人’”。因此，他同意有人这样说“他们除了‘党性’以外什么都没有了”“×××是用教条主义捏出来的”。…… 教师是这样教的，党团组织片面地欢迎‘老实人”，培养出来是教条主义者，——这就是胡伯威对当前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估价。因此胡伯威说“我们也感到迫切需要思想上的解放” 这种估价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想从这次整风运动说起：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打着反教条主义、反官僚主义的招牌，有组织，有计划，而且是以迷人的口号、字眼，以“深奥”的“系统的”理输，来否认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说什么“三害的根源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三害”，“无产阶级专政过时了”，“‘再论’是唯心主义”，“共产党是官僚机构的化身”，“不要共产党也能进入社会主义”……他们还高呼“民主真理万岁”“要独立思考”等等。右派分子的这些十分恶毒的言论，在少数平时不重视政治理论学习、不大关心政治问题的同学中，确实被迷惑过。但尽管如此，右派分子所得的下场又是怎样的呢？每个参加北京大学反右派斗争的人都亲自看到右派的“理论”在北大同学面前是如何的受到了体无完肤的驳斥。同学们清楚地懂得三害的根源是私有制的产物，根本不是什么公有制的产物；懂得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懂得“民主”“真理”是具体的，有阶级性的而不是抽象的；也懂得独立思考与一定的立场是有关的……。于是，同学自己创办了许多大型的刊物：如“浪淘沙”“思想战线”“论坛”“说理”，还经常出油印报“五月”“助整风”等等（投稿的有老师，但更多的是同学自己）。在这里，同学们以充分的理由和可靠的事实，给右派分子的“理论”以致命的打击。 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强有力的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过去不受马列主义教育，不学习政治课，如果说，过去的政治课，党团的教育只是教条主义式的教人，而我们又都是些教条主义捏出来的“很驯良”“规矩”的“老实人”，那么试问：在这次巨大的风浪之中，在这次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之中，我们的同学能够嗅得出右派分子的反动“理论”并把它驳得体无完肤吗？如果是站在教条主义的立场，被教条主义捏出来的“老实人”，显然是决不会做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战绩出来的。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想掩盖大学政治思想教育中过去是存在有教条主义，有脱离实际的缺点的。否认这些缺点也是不实际的。但是决不能由于这些缺点而否定了政治思想教育中主要的是成绩。说什么“迫切需要思想上的解放”，人们不禁要问：是谁需要思想解放，解放什么思想呢？难道在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还需要解放资产阶级的思想，让资产阶级思想大肆泛滥吗？ 近一时期来，有些人竟这样，认为一听到教员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就认为是教条主义，是束缚人的思想。这真是不可理解，按这样逻辑，只有不说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才不算教条主义了。然而这正是右派分子向党发射的一枝毒箭。我们不能够不警惕这一点。 政治教育是我们的灵魂，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必须是马列主义教育。从这次整风运动中暴露出的不少问题来看，应该说，我们过去不是马列主义说得太多，而是说得还不够。因此今后更必须加强。 （二） 其次，我想谈谈大学政治理论教员的水平和同学对于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态度问题。 胡伯威说：“大学政治教员十有八、九都是讲得那样贫乏、于枯，……这样讲出来的东西使人很难理解，很 难信服”。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大学中政治教员真是十有八、九讲解那样贫乏、干枯，甚至寸步离不开教科书？这种教员的数字我没有统计，但据我所知，北大的政治理论教员的教学：大部分还是受同学欢迎的。 当然，政治教员教得不够好，对学生学习理论课的兴趣有所影响，这的确也是事实，但这还不是同学对政治课不感兴趣的关键性的原因。关键问题是这些学生存在有脱离政治的倾向。 自从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在学生中间，政治与案务的矛盾似乎是突出了。不少的学生认为“政治与业务不可得兼”。因此提出“先专后红”对社会工作也不愿干了；有人认为现今学生的立场问题已解决，可以专搞业务了；有的同学甚至认为政治工作由党团干部搞，我们只搞业务就行了，提出所谓“分工论”。在这次整风运动开始，有的同学还支持“不修政治课”或“选修政治课”……这些思想不是忽视政治倾向又是什么呢？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批评了这种倾向。主席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由此可见，政治课的效果，不但要从教更应从学的方面来考察。只是片面夸大教员一方面的缺点，甚至把政治课教员的形象加以丑化，这是我们绝不能容忍的。 （三） 最后，谈谈关于开放禁书的问题。 胡伯威说：学生求知欲不旺，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禁忌太多，他还举例说偌大一个北大图书馆，为什么不能开出‘英国文艺’‘丹麦文艺’‘日本文艺’……的架 子呢？许多世界大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 只要是北大学生，看了这段话后，都会发生疑问：果真学生的求知欲不旺是禁忌太多吗？果真许多世界大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吗？ 北京大学过去禁止借阅的书大都是黄色荒淫的书，希特勒、、胡风集团的反动书以及一些不利于国际团结的书。这三类书开禁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苏联大文豪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的作品不用说很多。现在问题在于：是不是西方大文豪的作品都禁忌着呢？不，大家知道西欧有五个著名的大文豪，莎士比亚，拜伦，巴尔扎克歌德，莫里哀。他们的作品现在就拿代表作来说“哈姆莱特”：“哈洛尔德游记”和“唐璜”，“高老头”，“浮士德”，“伪君子”，不是在图书馆中明明放着，同学都能借阅吗？法国的雨果，英国雪莱，乔叟的作品，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法国的缪塞的作品，美国马克·吐温，杰克·偷敦的作品不是多得很吗？怎么能说“世界人文豪的作品一本也看不到呢”？至于不开丹麦、日本文艺单独架子却只是因为翻译得少而已。 其实不要说文艺书，就连世界最大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作品，在我们国家里发行得多得很呢？ 说禁忌太多，那是不符合事实的。说禁忌太多，因此呼吁：“学校图书馆应赶快开禁来灌溉这些频于干枯的幼苗”，更不能使我同意。现在不是同学没有书看，而是有的同学没有好好看，现在同学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书看得太多，而是看得太少。胡伯威这种看法只是表明了1．不看事实；2．教条主义式的把戏剧界里的禁忌问题搬到学校中来；3．更主要的是，胡伯威流露出“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会束缚人的思想”的情绪。 以上是我的意见。我同意“不要以教条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但我还要说一句我们也反对以修正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 大学政治论文:浅谈如何以科学发展的角度看待大学政治辅导员工作 [摘要] 辅导员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基层的工作者,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领路人。他们承担着培养人、教育人的重要职责,他们对学生有着最直接的影响。新形势下,应该以科学发展的思想去看待大学政治辅导员工作。 [关键词] 政治辅导员 科学发展 学生管理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学生管理工作是学校的教育教学的根本性任务,做好学校日常学生管理工作,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是从事学生管理工作人员的基本职责。科学发展观的优秀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吸收和借鉴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系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基本思想和发展规律体现了构建和谐校园的目标要求,对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树立科学的学生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一切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成才。 一、提高自身修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学生管理工作任务重、责任大,事无巨细,这就需要辅导员要做好本职工作就要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新生力量,他们担负着祖国明天的发展重任,作为大学生政治辅导员,担负着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明确思想政治方向的任务。因此,增强辅导员的政治使命感和政治觉悟尤为重要。作为政治辅导员,就要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敏感的政治在理论素养。要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方向,努力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必须加强理论学习,不断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新形势下,科技日新月异,社会快速发展,作为辅导员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的态度,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素质,才能以科学发展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实现新的提升。 二、重视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以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以爱国、爱校教育为重点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学生正面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大局观。加大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加强政治学习,鼓励大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教育大家树立对国家、对党和对学校感恩的思想,提高学生学习的动力,不断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教学工作始终。 三、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优秀理念,科学发展观为我们辅导员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的积极、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坚持“严、勤、创、实”的工作作风,把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如何成人作为辅导员首要的工作。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是学生最接近的教育管理者,我们首先要不断加强学习,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身管理水平,丰富自身的内涵,强化服务意识,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教育学生;真正做到“急学生之所急,想学生之所想”。 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完善科学化学生管理制度 在学生管理中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根据社会需求,积极围绕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结合我院实际,建立起完善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学生政治辅导员作为最基层的学生管理者,要经常深入学生中间,听取学生新声,在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安全教育、综合测评、评先评优、违纪处分、社会实践活动以及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因地制宜,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模式,使学生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强化学生自我管理的服务意识,提高学生管理的针对性,加强学生管理的有效性。努力建立一套学生科学管理的长效机制,使学生管理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五、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学生管理工作 建立长效的辅导员工作机制,首先建立固定的例会和政治学习制度,每周安排固定的时间有计划、有准备地召开班委例会、班级例会,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安排工作,交流经验,研究讨论并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定期进行工作总结。其次,建立长效的深入学生内部的制度,辅导员经常深入到学生的生活中去,经常到学生宿舍、经常找学生谈心,及时了解学生的动向,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防患于未然。 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以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进行学生管理首先要强化对学生的服务意识,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从学生出发,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与学生作知心朋友,经常与学生谈心,充分了解学生的思想变化,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等状况,积极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问题。作为学生政治辅导员,要注意加强与学生的情感交流,让学生有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辅导员,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发展因人而异,辅导员要因地制宜,了解学生的优缺点,寻找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尊重所有的学生,用真诚、信任、和关怀去感染学生、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总之,辅导员作为学生管理者,作为学生最贴心的人,坚持科学发展观指导学生管理工作,就要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提高自身修养,改革管理模式,提高服务意识,做学生知心朋友,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等问题,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科学性、创新性、建设性地去开展学生管理工作。 大学政治论文:关于大学政治功能的经济成本研究 摘要：政府政治投资与教育投资的融合，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教育财政的特点。在这些国家公立大学履行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已成为学校运行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当前我国公私立大学不同的功能设定，导致了支付政党政治成本的巨大差异。政府就大学预算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该成本支出应确定一个边际量，当总成本支出为一个定量时，其构成要素则互为变量。政治成本能否居于节约状态，本身就是检验其组织系统在学校履行政治功能绩效的主要参照系。政府编制财政预算必须考虑大学体制和承担功能的特殊性，并切实加强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成本分类控制。 关键词：大学政治功能；政治成本；大学制度；大学成本 作者简介：孙天华(1959－)，男，河南南阳人，商丘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河南省教育学会副会长。 一、大学执行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已成为学校运行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 在中央集权制国家，公立大学除了讲授世界上高等院校通用的专业知识外(金耀基，2001)，其功能还强调复制和再生产执政党所选定的意识形态。当一个国家，其大学除教育功能(或履行其基本功能)外，还被赋予政治功能时(奥尔特加加塞特，2001)，执行这项功能的党政社团和组织系统就要在大学延伸，建立起分支机构，这些机构需要消耗费用，这些费用表现为外部社会成本向大学内部的转移。 (一)成本移植 执政党从维持国家政权的需要出发，政治上必须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必要的能量交换，这种能量交换在行政主导方面主要表现为求得社会成员对其推行的政治制度的普遍认同和支持(马振清，2001)。各级各类学校是执政党选择能量交换最理想的场所，学校教育也是执政党实施能量交换最有效的方式。中央集体制国家，如果执政党或它的政府在这一领域没有通过一定的载体，以投放适量的资金为支撑，向学生有效传播执政党所确认的意识形态(包括思想基础、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并使其高度认同，自觉服从执政党的制度安排，执政党就会失去得以延续的力量源泉，就会在学校之外付出高于其千百倍的成本。 一个国家通过学校教育而形成的政治共识程度越高，政治就越稳定，维系政权的成本就越低。就此发生的成本是执政党和它控制的政府维持政权最必要的政治投资，也是其向社会投放的预期收益最大的资本。如果执政党所认定的意识形态和完整表达其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不能取得学生的价值认同，它将在学校之外为维持政权生存付出十分高昂的代价。因此，中央集权制国家在公立大学投放的全部资金中，自始至终都包含着一部分政治资金，这部分资金属于执政党或政府自觉向学校转移的社会成本。 (二)成本合成 在中央集权制国家，执政党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表现为高度的一致性。执政党、政府和国家在权力运作方面具有互为替代的特殊属性，并由委托一关系所决定(孙天华，2004)，当执政党以公立大学办学者的身份要求大学服从于自身的目标函数时，大学的管理者就会把这些要求列为学校的功能，并认为由此而发生的成本是自然的。在这种背景下，支付政党政治成本便成为公立大学运行成本的必然组成部分，二者浑然而成(王善迈，2000；王玉昆，1997)。 (三)成本凸现 社会政治组织在大学的延伸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的人员、设备、办公场所、日常活动等方面所支付的成本，本应由政治组织或政府直接开支，或者说应该在政党费用或其控制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列支。由于大学经费划拨途径和分类的原因，这些列支在财政预算中没有明确标示，完全和大学运行成本混合在一起。虽然，执政党在大学贯彻其意识形态所发生的全部开支已经内化为大学的运行成本，但如果要研究大学运行成本的分类支出情况，有关政党政治方面的支出就不可避免地被分离、凸现出来。 二、政治投资与教育投资的融合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教育财政的特点 西方国家由于实行多党制，政治党派一般在学校不设立专门机构，若有专门机构，该政党在学校延伸机构所耗费的资金，概不列入学校的支出范围，大学不承担党派政治日常活动引发的成本。欧洲中世纪，大学深受教会的影响和控制，但这些影响和控制限于教会作为出资人举办学校，并随着科学的发展，教会对大学的政治影响便日渐淡出。当今西方国家一些大学，为了保持大学高度自治，常常拒绝政府或个人带有政治倾向的捐赠或拨款(贺国庆等，2003)。在集权制国家，公立大学必须承担一项法定功能，即培养执政党政治文化的认同者和建设者。因此，政府要求大学的政治态度、情感归宿、价值取向、行为选择等与国家政体的目标函数相一致，并把大学产品定型为既定社会制度自觉的从业者。这样，执政党就需要其在大学的延伸机构安排有关活动(包括教学内容)，通过强化视听，潜移默化，达到学生服从于执政党设定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认知，并将其固化为大学基本的政治态度。 要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社会政治组织和政府就必须在大学建立一支专门队伍，履行这一使命。公立大学的人通常把这一使命视为大学的第一功能。而西方文明所推崇的大学功能和使命(克拉克・克尔，1993)，在此社会形态下，被规定为必须首先服从于第一使命的第二类功能。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这支队伍所需的耗费，政府会积极地通过财政预算或专项经费拨付给学校，并在预算中确保这方面的刚性支出。但在拨款方式上，政府没有划分哪些是用于政治目的的经费，哪些是用于普通教育经费。总预算的形式掩盖了两种经费的划分。中国现行的事业单位预算会计按科目支出进行的分类(王善迈，2000)，没有专门用于政党政治的经费项目，易使人误以为它挤占了学校的教育经费。 当政府对大学采用零基预算的方式时，拨付给学校的经费，基本上是按大学实际职工数乘以人均工资得出的人员经费，以及一些小额度的专项经费之和。国家拨付的这些经费在有些学校实际上还不足以用于支付全部人员经费。在此状态下，大学所有的公用经费、业务费、修缮费等，就只有依靠用学生缴纳的学费支付。由于学校在经费使用上首先会考虑满足学校教学科研、生活服务方面的刚性开支，因此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开支往往会降至次刚性地位。这种状态实际上会使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产生折扣。 三、公私立大学不同的功能设定与支付社会政治成本的实际差异 (一)产权关系与政治责任 一些私立院校，因产权关系，在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方面，没有把执政党权力的延续当作第一目标或重要目标，亦即未设定其功能和使命首先服从于政治功能。其委托人或人往往不愿承担执政党或社会更多的政治责任。因此，在降低大学运行成本方面，他们就会首先削减那些公立大学用于党政工团活动方面的开支，并把诸类费用限定在最低范围，使其 只具有象征性意义。这类大学把履行社会政治功能方面的投资看做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事情，若国家不拨付专门经费，他们就不会像公立大学那样自觉在学校成本中列支。事实上，一些私立大学完全是迫于外部环境的压力，才勉强配给一点人力、物力资源用于大学的政党政治活动，从而表现出一种政治姿态，以避免由于过分消极遭受执政党或政府的不支持或惩罚。 我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受产权关系及委托一关系的影响(孙天华，2004)，办学目的和政治责任有着重大差别。前者注重培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继承者，并积极在这方面投资，即使在办学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学校也需务必保证政党政治方面的开支。如果背离了这一原则，人可能会受到惩罚甚至罢免。而当今私立学校中的多数，办学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他们的价值选择就是教育与货币的联系，虽然客观上促进了社会高等教育的增量。一般来说，与公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的所有者与执政党之间缺乏更忠实的情感和义务连带关系，他们似乎没有确保现存生产关系和执政党得以延续的确切责任。因其投资者与政府之间不属于委托一关系，从组织系统上不能被执政党和政府视为具有“内群体”特征的“自己人”。因此，这些学校的领导者，实际上游离在执政党或政府的组织系统之外。同样执政党在公立大学可使用的惩戒手段，对于私立大学的领导者也失去效用。他们依靠适宜社会运作的特殊手段，“在违规中生存，在违规中发展”。执政党和政府因为没有在这些大学投资建立其分支机构，支付应有的政治成本，所以在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方面，执政党和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要求也不像公立大学那样严格，相应也就容许这些大学做出自主选择(参见表1至表3)。 根据中国高校现行思政教育98方案和2006方案，学校开设的全部政治课程必须达到10％的比例。如果我们把学校运行的总成本全部摊入教学时数进行分配，那么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仅在教学活动(贯彻执政党意识形态)方面的开支就应该达到学校总成本的10％左右才能与之相吻合。表1表2证明了这一点。从人员经费的角度观察，在表l和表2中，两项人员经费的总和为10.06％，这方面的成本支出，大体与全国相同，也均占总成本10％左右。该项经费在总成本所占比重与本科教学计划总课时的变动呈正相关，而私立学校在这方面的成本支出相应就少得多。 (二)政党政治费用的支出范围 公立大学为贯彻执政党的纲领，落实执政党的政治意图，在大学所设立的是一个机构完整的组织系统，该组织系统占有充分的人力资源和公共财产。公立大学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全部支出，若按会计科目支出性质进行分类，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王玉昆，1997)。 人员成本：包括从事党、团工作的各级各类人员和为其直接提供服务的人员工资及福利性支出。包括为贯彻政党政治的意识形态而设立的教学机构，各级各类人员和为其直接提供服务人员的工资及福利性支出。(如马列课、德育课等教学组织内的教师和工作人员，以及从事这类工作的离退休人员。) 公用成本：从事政党政治工作的机构发生的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等。 固定资产成本：从事政党政治工作人员在学校占用的建筑物、教学设备、公用设备的折旧费等。 表1和表2说明，公立大学每年用于政治方面的开支，仅人员经费一项平均占总经费的8.12％，而私立学校只占总经费的0.45％左右。马列课和德育课占教学计划的平均数为9.6％，而私立学校一般比例很低。公立大学“两课”教师平均占学校职工总数的1.94％，而私立大学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专职教师。上述表明私立大学通过消极的方式消减了承担社会政党政治功能方面的成本支出。 (三)承担社会政治功能的费用要求 执政党在大学设立的基层组织，其各项业务活动和人员、设备等方面都需要不间断地发生成本，且在高校的总成本中占有较大比例，这是我国公立大学成本支出的一个特点。在公立大学，因为这些成本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支付的，因此，其承担执政党和政府赋予的政治功能，不仅具有政治上的必然性，也有其经济上的必然性。多所私立大学因不直接享受政府拨款，他们就把节约这方面的开支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私立大学成本列支的选择表明，在这些学校如何贯彻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意图，以及政党政治在大学发生的成本有谁来承担、应承担多少等，问题业已显现。在同一国度，高等学校是否必须承担相同的政治功能，支付相同的政治成本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事实证明，一旦遇到特殊事件，政府就不得不直接或间接支付事前未曾支付的成本。 四、大学承担各种功能的成本支出应保持科学配比 (一)当成本支出为一个定量时其构成要素则互为变量 世界上没有任何活动是没有成本的。由于高等院校优秀的竞争力依托于它持续不断地募集资本的能力，所以高等院校的竞争归根结底表现为财力竞争。然而财力无论多么强大，也经不起浪费，因为账面的财力不代表资金的实际效用。因此，无论政治工作多么重要，它也必须放置成本检索之中。 国家的财力总是有限的，政府能够安排多大财力用于高等教育，要受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制约。对于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多地占用社会公共资源，以及这些机构配置资源的效率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民众对高等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重、学费标准以及大学的成本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质疑或尖锐的批评，要求对这些问题给予令人信服的回答。然而，研究高等教育机构资源配置的效率，首先就要在理论上搞清楚大学运行成本构成中哪些支出是必要的、合理的，哪些支出是不必要的、不合理的，“必要性”、“合理性”如何界定，以及这些支出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等问题，都涉及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成本十分具体的预算安排，在学校总支出一定的情况下，成本构成要素互为变量，此消彼涨，并在一定条件下要素问产生冲突或摩擦(罗伯特・G・欧文斯，2001)。 大学的成本支出往往沿着直接作用于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的活动展开。“一流的学校就是要用一流的老师教出一流的学生，再让一流的学生造就一流的社会。”而造就一流的学生必须以一流的教师、一流的教学和科研设备为前提，创造这样的前提又必须以强大的财力为后盾。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去人才市场招聘优秀的老师，并为其配置优越的教学科研设施，学校就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在大学之林中就没有竞争力(周黎安等，2003)。对于一些条件较差的学校来说，同样存在通过经济手段与同类学校竞争人才的问题。对于相对单一的学科竞争，则更加明确的要求是资金匹配最大化，学校竞争最终表现为生均占有成本量的竞争，在排除浪费的情况下， 学校竞争中的实力与生均占有成本呈正相关关系。从而就对资金在不同要素中的分配带来压力。 我们难以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集权制国家高校运行成本比非集权制国家更高(上述已表明其源自二者承担的功能不同)。集权制国家与非集权制国家大学的功能设定和由此而产生的运行成本可用如下方式表达： 很显然，由于大学设定的功能不同(奥尔特加加塞特，2001)，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比非集权制国家大学运行成本多出了B。 大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产物，任何社会形态下的一流大学也避免不了必须参与国际知名大学就人才等要素的竞争(丁学良，2004)。上述成本构成表明，这些学校在竞争中不仅要保持与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等量的资金准备外，还必须追加比他们开支更多的社会政治费用。否则，在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上处于劣势的学校，就会把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拖得很长。其他层次的学校亦同此理。 (二)费用能否居于节约状态是对其组织机构工作绩效的直接检验 由于集权制国家，学校在贯彻执政党确立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往往把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放置在完美无缺的描述之中，学生也会按其接受教育的理想状态去要求他们心目中的执政党，其初始情感已达到对执政党仰之弥高、入神入画的境地。学生的视野首先盯着学校，他们会对学校执行政党政治机构、人员和行为效用提出特别高的要求。学生在未进入社会之前，感性认识最直接的参照系就是学校政党政治运行的实际情况，他们由此对执政党产生好恶并展开评价。由于在此体制下高等院校运行机制的特殊性和经费短缺的普遍现象，学生、教师和社会对大学社会政治费用的每一项开支和使用效率就特别关注，不能容忍浪费。这样，只有社会政治费用使用合理、恰当，才能达到执政党和政府预期的目的。否则，在浪费状态下，就完全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 (三)建议 1．在我国公立大学，尤其是目标定位于世界一流的大学，政府在安排财政预算时应在国际同类学校同等经费的基础上，列支专门经费用作执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这项费用应该在预算栏目中单列，专款专用。 2．若要求私立学校承担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执政党和政府应在其建立分支机构，并通过国家财政拨付专项经费，用以落实执政党赋予的特殊功能。 3．无论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在使用政府划拨的专项政治资金时，都必须考虑其运用的范围和效率。也就是此项经费一旦有量的界定，相关的人财物的配备和活动支出都要相应做出规定。 4．即使尚未实行政府预算单列，社会政治经费的使用同样存在边际和效率的问题。如何减少浪费，如何节约，同样要放置整个学校节约成本方面考虑。它涉及学校运行成本在何种业务上分摊量的问题。 关于大学政治学教育教学的调查分析 ［摘 要］在当代中国,大学政治学教学的目的是教育当代大学生成为由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所规范的民主公民,同时为未来从事公共职业做准备。只有在政治学教学过程中尽量做到理论与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相结合,避免空洞的理论灌输,才能赋予政治学以更强的解释力,其所肩负的教学目的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得以实现。 ［关键词］大学；政治学；教学方法 1 大学政治学的教学目的 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言,“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既然政治是不可回避的,这就要求我们力求理解政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在面临各种抉择时作出可能的最佳选择。 尽管政治如此重要,但到底何为“政治”,古今中外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近年来,人们普遍引证并高度重视戴维•伊斯顿的论述,他认为政治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的分配”,这一论述目前被政治学界广泛接受,表明它是有用的和适宜的。总之,“一切社会,甚至所谓无国家的社会,都可以说具有政治技术。就是说,它们具有一套机构安排为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政治与价值密切相关。 既然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那么围绕着实际存在的价值，分配必然产生两方面的关系：分配主体与分配对象。分配主体是以政府为优秀的公共权力部门,分配对象是社会公众。社会价值的分配必然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一原则就是以由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所决定的意识形态为优秀的特定社会的价值观系统,而社会价值观系统在现代社会往往内化在特定国家的宪法或基本法的灵魂之中。于是,政治学教育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一是教育公众,使公众作为价值分配的对象明确其由特定价值观系统所规范的权利、义务,并为公众从事公共职业或相关职业做准备；二是教育政府,使政府作为价值分配的主体明确其由特定价值观系统所规范的权力、义务。 2 关于政治学教育教学的调查 2010年4月16日,笔者以海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班为调查对象,以大学政治学教育教学为主题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以该班61位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61份调查问卷,回收61份。本次调查问卷的内容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政治与政治现象；二是关于政治学教学情况；三是关于政治学教学方法。 2.1 关于政治与政治现象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关注社会政治现象吗？34位同学选择关注,1位同学选择基本上不关注,26位同学选择偶尔关注。 第二个问题是：最近一年你最为关注的政治现象是什么？3位同学选择关注石首骚乱,8位同学选择关注唐福珍事件,15位同学选择关注邓玉娇事件,41位同学选择关注重庆打黑。 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这些政治现象与你有关系吗？24位同学选择很有关系,4位同学选择没有关系,33位同学选择有点关系。 第四个问题是：你是如何理解政治的？44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利益分配,13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阶级关系与斗争,4位同学认为政治涉及的是国家政权。 第五个问题是：你所获得的关于政治的知识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其中40位同学选择课堂教学,24位同学选择日常生活的积累,3位同学选择道听途说。 调查显示：同学们基本上都能够关注或偶尔关注政治现象。至于最近一年最为关注的政治现象则比较分散,这可能与同学们的兴趣爱好及所接触的媒体有关。至于这些政治现象与自己的关联性,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有关联。至于如何理解政治,72%的同学都能够正确理解政治,即政治是对利益的分配。至于获得政治知识的途径,日常生活积累和课堂教学是两条基本途径,其中近60%的同学将课堂教学作为主要途径。 2.2 关于政治学教学情况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七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学习政治学重要吗？50位同学选择比较重要,11位同学选择一般,没有同学选择不重要。 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非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学习政治学重要吗？其中35位同学选择比较重要,23位同学选择一般,只有3位同学选择不重要。 对行政管理专业与非行政管理专业学习政治学重要程度的认知比较图 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接受政治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其中10位同学选择可以使思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32位同学选择做一个合格的公民,21位同学选择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 第四个问题是：你对目前政治学教学的现状满意吗？其中3位同学选择比较满意,24位同学选择基本满意,34位同学选择不满意。 第五个问题是：你认为目前政治学教学的效果如何？其中5位同学选择比较好,30位同学选择一般,26位同学选择不理想。 第六个问题是：你所获得的关于政治的知识能否有效解释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现象？其中9位同学选择能够,13位同学选择基本不能够,40位同学选择偶尔能够。 第七个问题是：你认为有效的政治学教学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其中1位同学选择理论讲授,13位同学选择注重实际,46位同学选择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无论是行管专业还是非行管专业的同学,学习政治学都非常重要。至于学习政治学的目的,绝大多数同学选择的是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及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至于政治学的教学现状,近一半的同学选择基本满意,而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不满意。这一问题直接决定了下一个问题,即政治学的教学效果,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一半或比较好,近一半的同学选择不理想。这也直接决定了通过教学所获得的政治学的知识对于社会政治现实的解释力的问题,2/3的同学选择的是偶尔能够,超过1/5的同学选择基本不能够,只有不到1/6的同学选择能够解释社会政治现实。至于有效的政治学教学方法,除了1位同学选择理论讲授以外,其余的同学选择的是注重实际或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2.3 关于政治学教学方法的调查分析 本调查板块涉及十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对中国的近代史了解吗？其中20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32位同学选择一般,9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 第二个问题是：你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了解吗？其中11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37位同学选择一般,13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 第三个问题是：你阅读过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吗？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9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2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四个问题是：你阅读过《共同纲领》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9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2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五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五四宪法》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13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48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六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七五宪法》吗？其中没有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6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5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七个问题是：你阅读过《七八宪法》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5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5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八个问题是：你阅读过《八二宪法》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认真阅读,6位同学选择只言片语,54位同学选择没有阅读。 第九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了解吗？其中2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21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38位同学选择不了解。 第十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落实情况满意吗？其中1位同学选择比较满意,23位同学选择一般,25位同学选择不满意,4位同学选择不知道,8位同学没有回答。 第十一个问题是：你对《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基本构成了解吗？其中3位同学选择比较了解,19位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35位同学选择不了解,4位同学没有回答。 第十二个问题是：你认为《八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基本构成是客观政治现实的反映吗？其中4位同学选择是的,25位同学选择大概是,19位同学选择不是,5位同学选择不知道,8位同学没有回答。 避免空洞的理论讲授,尽量结合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是同学们所认可的基本教学方法。那么现实的情况又如何呢？就我国的近现代历史而言,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同学选择一般或不怎么了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的历史,调查反映的情况更为糟糕,而比较了解我国近现代史的同学并不多。而对于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文献及几部宪法,基本上没有人认真阅读过,了解的同学也是凤毛麟角。这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的调查相呼应了。至于规范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八二宪法》,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阅读过,对于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绝大多数同学不怎么了解或不了解；至于该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落实情况,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一般或不满意；至于该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构成情况,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不怎么了解或不了解；至于宪法对于国家机构的规定是否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只有近一半同学选择大概是,其余的同学选择不是、不知道或没有做回答。 3 结 论 就政治与政治现象而言,绝大多数同学们都能够关注政治现象,并且认为政治现象与自己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是因为政治涉及的是社会利益的分配,任何人都不能置之度外,而课堂教学是获得政治知识的主要途径。 就政治学教学情况而言,绝大多数同学认为政治学的知识对于任何专业而言都是非常必要的,无论对于做一个合格的公民还是将来的职业都非常重要。但是目前政治学的教学现状并不令人乐观,效果并不理想,从而导致所获得的政治学的知识对于社会政治现实并没有足够的解释力。这直接涉及的是政治学的教学方法的问题,即理论能否联系实际。 就政治学教学方法而言,同学们无论是对于我国历史的了解还是现实的了解,都是极其贫乏和残缺不全的,从而降低了政治学的教学效果和解释力,也无助于政治学教学目标的实现。 总之,理论联系实际是政治学教学的基本方法。只有在政治学教学过程中尽量做到理论与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相结合,避免空洞的理论灌输,才能赋予政治学以更强的解释力,其所肩负的教学目标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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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哲学论文:通识教育哲学基础论文 一、信息时代的通识教育 在现代科学哲学中，“物质”、“能量”和“信息”是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如果说“物质”是对现实的自我组织和某种长期存在的能力属性的描述；“能”所描述的是物质运动的能力，“能量”这一概念描述了关于物质运动的强度；那么，信息所描述的则是有组织的物质或能量系统的复杂程度，它可以对系统的复杂性程度进行定量评价。21世纪以来，我们所处的时代被称为信息时代。在现代文明的浩淼烟海的信息资源的总量中，如何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获得有效的信息资源，并对这些信息进行科学的加工与处理、创新与应用，以及对其具体的内容进行解释等，这不仅是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人类现在所面临的许多复杂性问题的需要。为此，高等教育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知识信息量以几何倍数量级增加且不断变化和更新，无论你怎样用知识去填充学生的头脑，都无法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用科学哲学的观点转变我们的教育理念、改进我们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提升高等教育系统课程教学的内容和评价体系。于是，主张开展通识教育，回归教育的真正本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培养目标的“全人教育”，作为一种对现代教育“非人化”回应的教育思潮便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二、通识教育的内涵和本质 通识教育的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由教育”，第一个把它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的是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A.S.Packard）教授。目前通识教育已成为当代国际教育领域的一大潮流。究竟什么是“通识教育”？英语中有两个词：liberaleducation、generaleducation可译为“自由教育”、“博爱教育”，“普通教育”或“一般教育”，现在所说的“通识教育”大致包含这两个方面的涵义。了解通识教育的内涵和本质，成为我们认识所面对的客观世界的基本问题之一。一般说来，通识教育从性质、目的和内容等各个方面都有别于传统的知识传承和狭隘的专才教育。首先，从性质上来说，通识教育被定义为“非专业、非职业性的教育”，其本质是对自由和人文精神的传承；其次，就教学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是培养健全的个人和自由社会中健全的公民，“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因此，更加注重人在生活和情趣、道德和理智、性格和情感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再者，从教学内容上，通识教育不再局限于对单纯专业知识的传授，而是追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与统一。 三、通识教育的特征和属性 通识教育的基础性和多元性乃是不同的教育理念、教育环境以及教学实践活动的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碰撞的具体体现，也决定了通识教育的特征和属性。 1.基础性。通识教育既不是专业教育也不是精英教育，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完善的知识结构、完备的人格以及拥有正确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全人”。因此，也决定了通识教育的基本属性。 2.多元性。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非职业性的教育，其内容涵盖德、才、学、能、识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多种元素、多重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矛盾统一体。 3.自主性。作为古典“自由教育”的延伸，通识教育继承了自由教育的注重理性、有修养和主体能动性的思想，突出学生的主体特征，尊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 4.开放性。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多元性决定了教学过程的开放性，不再局限于以教师讲授和课堂教学为中心的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根据学生的特点开展灵活有效、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 5.发展性。学生是发展的人，学生身心的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通识教育注重每个学生的发展，且教育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动态的过程，充分相信每一个学生，努力激发学生的潜能。 四、通识教育中的多重关系及矛盾统一性 1.教学实践中的主体与客体。通识教育既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一种认识和实践活动。传统的教学过程把教师作为实践的主体，形成“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学生成为被动的、接受教育的对象。比如在课堂上，基本上是教师讲、学生听，师生之间的对话、交流和互动很少，课堂气氛也显得比较沉闷和松散。另外，教师的讲课往往很满，现成的结论和定理较多，未能给学生留下太多思索的空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主体施与和客体接受的关系，而不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现代教育则更注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让学生真正成为教学实践中的主体。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单单是教育的客体和对象，而是学习的主动进取者，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主导—主体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教师和学生一起，共同参与和完成对教学规律的认识活动。然而，由于历史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教学活动中要真正实现主体与客体、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良好互动仍然是今后教改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2.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客观世界具有二元论的特征，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是密切相关的，它们之间可以存在非常明显的相互影响。通识教育没有专业的硬性划分，旨在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专业教育则依托特定的背景，重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思维与技能。但通识教育并不排斥专业教育，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作用、互为支撑、对立统一，作为一对矛盾体共同构成整个高等教育的架构。传统的专业教育往往局限于狭窄的专业范围和单纯的知识传承，抑制了学生的创造潜能；通识教育虽能较好地弥补这一点，但过于空泛的通识教育又往往因缺乏明确的应用背景和专业支撑，也会使学生感觉学无目标和无所适从。因此，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3.通识教育与哲学教育。通识教育是“全人”教育，因此应重视哲学教育在育人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其原理和规律可渗透到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如通识教育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和实践规律以及对事物的批判性思维等。（2）哲学教育可有效地将传统教育中的单纯知识传承转化为通识教育中的智慧建构。哲学教育与科学教育、情感教育、艺术教育和公民教育等有机地融合，能促使学生思想、人格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如在新生研讨课和专业课中适时地将赫拉克利特的“性格就是命运”、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苏格拉底时代的“知识与德行合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美是道德善的象征”等充满智慧和理性的哲学思想与学生一起分享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4.通识教育与人文教育。在现代社会中，一种不包括人文教育，对社会科学和艺术科学也十分漠视的自然科学教育是不能被接受的。虽然具有人文精神的人并不一定完备，历史上也不缺乏有教养的坏人，但人文教育对于个人性格的塑造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其价值都是无法否认的。人文教育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使学生了解不同学科的智慧境界和思考方式，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批判思维能力以及文化鉴赏力。在通识研讨课《工程科学与力学文化》教学中，我们就力学的发展简史、科学家的求真精神、工程结构的美学欣赏、力学的文化价值等进行的研讨对学生智慧的启迪和人文精神的熏陶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五、通识教育的地位和相对性了解通识教育在培养人才中的作用、确立通识教育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一个客观需要。通识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基础，并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教育方面具有独特的科学价值和意义。相对性是通识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特性。就哲学的认识论来说，当我们观察到物质和能量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的差异性时，这就意味着我们通过了某种关于差异性的参考集，并进行了比较性程序的运用。因此，当我们强调通识教育的时候，是相对于传统的单纯知识传承和过于狭窄、单一的专业教育作为参考样本的。通识教育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赋予学生全面的知识结构和完成人格塑造之过程，也不会取代相关的专业基础和技能，但比较而言，它更加注重于教育的基础性和人本性。然而，由于不同的观察者所处的环境和对问题的视角不同，所以，在对同样的对象、过程进行观测时，便可能获得彼此不同的信息。这也正是对同一现象，人们所感知的信息和结果具有相对性的原因。 作者：朱怀亮 单位：上海大学 教育哲学论文:音乐哲学教育学论文 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做了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全球多样化音乐社区》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为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哲学意蕴？并从民族音乐传承三个标志性阶段说起，深入剖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哲学意义。并提到：“朝向全球多样化的音乐社区，在哲学意义上多样性的概念突破唯一性或两极论的宏观表述。社区则澄清这一概念在具体时间层面上的存在。哲学观念并不完全是形而上的，它是和具体时间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动态的、多样化的、在具体时间中体现的哲学观念在这个时代是有生命力的。”马达教授从近10年三次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看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10年，通过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其他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围绕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音乐教育哲学观讨论”、“有关如何建立中国特色音乐教育哲学体系的讨论”五大部分代表性文献的分析与述评，梳理出这期间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特点。此外，管建华教授《新轴心文明时代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文明复归》也极为精彩。 在大会史学板块部分，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马东风分析了中国音乐教育史学的发展态势与趋向。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褚灏从社会转型与文化思想转型，教育转型与音乐教育重新勃起，近代音乐教育思想主体及特征与意义等角度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思想进行述评。中国音乐学院余峰教授作了题为《中国音乐教师教育的苦命与使命》的发言也极为精彩，现场掌声不断。在专题报告会议上，哲学组张业茂、黄剑敏、吴跃跃、周世斌四人了报告。张业茂《音乐教育哲学的“身体”转向：身体哲学的思考》从当今音乐教育哲学“身体”的转向，探寻音乐教育中自在之身体与自为之身体的哲学意蕴，对身体哲学进行思考。黄剑敏《孔子与老子音乐教育思想比较研究》从乐教的对象、方法、准则、优秀、目的和社会功能轮六个方面对孔子和老子音乐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吴跃跃《音乐材料、存在方式、音乐释义、主客关系———对音乐欣赏教学的哲学思辨》站在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高度，从音乐材料的特殊性、音乐作品存在方式的特殊性、音乐释义的特殊性以及审美主客体关系的特殊性四个方面对音乐欣赏中的诸多要素进行分析、论证，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帮助人们处理好音乐欣赏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探讨审美主体重要性的理论根源。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周世斌作了题为《21世纪中国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回顾、反思、创新探索与实践》的发言，回顾了中小学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的研制与实施，反思了中国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版和修订版存在的问题，对中小学音乐课程改革理念与高师音乐人才培养改革理念与实践进行探索，并应用于北川中学支教和北京农民工子弟校援助。史学组崔学荣、马骁、杨健、陈永四人做了发言。鲁东大学艺术学院崔学荣作了题为《中美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发言，以中美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从培养类型与目标、招生考试与培养方式、课程设置与教育资源、教学方式与管理制度等方面对其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培养模式各自特点，为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进与提高提供借鉴。马骁《中国近代女子音乐教育发展述评》通过对近代女子音乐教育进行梳理，探寻历史根源，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当代女子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陈永《中国音乐教育制度史研究构想》对“中国音乐教育制度史”这一学术对象的理论基础、学术现状和研究设计等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构建有关音乐教育制度史的学科体系，探究音乐制度在各种外生性志愿影响下的动态形成机制与功能机制。此外杨健对当前高师音乐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策。音乐教育哲学分会场由吴跃跃、柳良、李嘉栋、吕屹主持，全国音乐教育史学分会场由刘咏莲、徐旭标、黄剑敏、冯巍巍主持。期间每个会场的讨论都十分热烈，众多同学老师云集对话，碰撞出多重智慧火花。研讨会期间，曲阜师大音乐学院师生还为与会人员精心准备了专场音乐会，音乐会上集中展示了富有日照地方特色的岚山号子、夹仓锣鼓、鲁南五大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音乐学院近几年的教学成果。“第三届全国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第二届全国音乐教育史学研讨会”会议的召开对于音乐教育史学和音乐教育哲学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音乐教育史是音乐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是教育史与音乐史相互交叉、融合的一门新兴学科，是音乐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史学的视角探索音乐教育思想、音乐教育与教学的理论与实践规律，为当代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而音乐教育哲学是一门研究音乐教育的本质和价值的学科，是音乐教育学的基础理论。音乐教育哲学对一切音乐教育教学现象进行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揭示音乐教育的基本规律，对各种音乐教育实践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作者：颜妍 单位：中国音乐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哲学教育生活化马克思主义论文 1.树立哲学教育生活化的教学理念 哲学教育生活化的理念的实质是人的本性，要使得哲学教育发挥其帮助学生形成科学思维方式的功能，促进学生自由、全面的发展就要通过教学活动来使哲学在学生的发展中掌握认知、评价和实践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要通过哲学教育来提高学生的生活境界，使得学生在实际的生活中做到真善美。提倡哲学教育生活化的教学理念要求教师转变原来的教育目标，从以往政治塑造转为全人教育。全人教育是教育生活化的基本要求，全人所指的是具有健全人格、全面发展、自由的人。哲学教育虽然不能保证实现全人教育，但是通过哲学教育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提高学生的思想素养，同时为培养学生的政治素质打基础。因而，理解哲学教育的性质，落实好其对学生立场和方法的教育，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间思维培养是必要的。其次，通过转换哲学教育目标，实现预成性目标向生成性目标的转化。预成性目标是知识论的产物，受到知识主义价值和分析论的影响。这种目标对于学生的知识习得虽然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于帮助学生建构和转换思维却无法实现。而生活化的哲学教育的关键是对学生学习过程以及现实生活中生成目标。 2.探索哲学教育生活化课程模式 改变教学方式也是实现哲学教育生活化的要求。信息化的语境和学生自主社会化的现实促进了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使得教学气氛愉悦。哲学教育要向现实生活迈进就要探究可以优化教学环境的课程模式。第一，研究学生的系统目标，创设哲学思维训练平台；第二，为学生提供诸如网络环境、学界论坛、课外活动等哲学教育场域，延伸哲学课堂教学的场所。 3.建构文本与生活融会的教育话语 教学是学生和教师对教育文本解释和理解的过程，教育文本中包括教材、辅导资料和教案等。而教材是教育文本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我国的哲学教育改革过程中，是以传统的哲学教材反思和建构实施的。我国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教材是来自于20世纪30年代的教科书，要想解放思想就要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因此，教师要正确对待哲学教材在学科和课程的地位，应当把其看成是学习哲学的平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还应当吸收学界中的优秀成果，包括教育文本的设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此外，还应该实现哲学教育文本和生活教育话语的互通，使得教育文本话语可以和现实生活话语实现对接。 4.教学内容要体现哲学历史感和现实感 作为人类历史升华，哲学是在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也就是说哲学是具有历史性的思想，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哲学是对人类、自然、社会问题的关注。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当容纳哲学史，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思想史演进当中加以观照，促使学生了解思维的历史、哲学的发展以及各个时代的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地位。同时，哲学教育内容还要加强和哲学历史之间的对话，批判地接受以及借鉴有价值的思想。 5.教学方式要适应哲学学科特点 哲学思维属于创造性的思维，其本质是具有批判性的，在各种理论的批判中，使得哲学思维得以发展。因此，哲学教育的过程应该是激发学生进行思维创造的过程，其教学要以提高学生创造思维为要求的。同时引导学生进入批判和反思思维状态，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在哲学教学实践中，教师要为学生营造教学环境，让学生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养成学生追问的习惯。 作者：李小俊 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人文社科系 教育哲学论文:高职学生哲学教育马克思主义论文 一、加强高职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意义作用 （一）培养高职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 哲学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学说，是对世界、人生和价值等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相结合的世界观，既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持的态度和采取的方法最终是由世界观决定的。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可以为人们的活动提供正确的方法，错误的世界观则会给人们的活动带来失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武装学生的头脑，解决好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如何创业等等一系列问题。充分认识到，技术技能是一个国家创新创造力不竭的源泉。劳动创造财富，技术技能创造社会进步，从而做到“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更加深入、科学地学习专业领域的知识技能。学会做人，学会做事，为顺利地走向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培养高职学生客观、全面、深刻地看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方面促使学生（包括90后的高职学生）逐步树立起独立、自强、成才、创业等意识，另一方面却也促使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出现矛盾性、复杂性和多变性，以至于部分学生滋生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求用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要求善于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这可以培养学生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社会生活现象，学生只有确立了辩证思维方式，掌握了正确的思维方法，才能独立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复杂问题，对此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确立正确的人生道路和人生目标。 （三）培养高职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 90后的高职学生不满足只接受现成的理论知识，而是希望具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能力。而创新的希望正是在青年，也是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基本要求和必备的重要品质。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缺乏哲学思维的民族就是一个盲目、冲动、脆弱的民族。而缺乏哲学修养的人也必定是非常浅薄、浮躁、柔弱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能够使高职学生进行两种思维方式的互补、交差训练，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养，为创新思维的培养和开展创造性活动打下坚实的根基。 （四）提高高职学生的精神境界和人文修养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哲学教育是一种人文修养的熏陶教育，这既包含了对科学知识的探索、追求及思维能力的培养，又包含了对学生的人格、个性以及人文修养的教化，当马克思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时就说过，“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在把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技知识融合的培养中，促使高职教育由培养技能型人才向培养综合素质型人才转变。 二、加强高职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方法、途径 （一）思政课堂教学的主渠道，渗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 思政课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而“05”方案，高职高专院校思政课程设置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这就需要思政课教师吃透、挖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两课教材，渗透、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课堂教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讲透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则要深挖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如“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这一专题的教学，要系统讲清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它包涵相互联系、不断升华的三种境界，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历史价值，体现着价值观三种境界的有机统一。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在个人实现社会价值过程中得到实现的；个人价值不是否定社会价值，而是社会价值实现的基础；历史价值不是否定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而是个人价值、社会价值的历史延伸，它是个人价值的最终完成。当今中国社会，分化日益剧烈，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共识。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统一，有助于学生把个人的自我实现与个人的社会责任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 （二）校园文化建设，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内化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是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更是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主旋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精神的教化功能，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是其它校园文化不可替代的。校园文化建设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通过多姿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培育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素养。同时学生的人文素养的提升还要经历自我的感悟及积极的行动。引导学生理解包蕴在校园的人文环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素养，使之感动于自己置身的环境，就会更加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从而努力从中汲取营养。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熏陶，给予学生更多的是智慧型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态度，这是助推“中国制造”走向“优质制造”和“精品制造”的有效途径。 作者：池秋平 单位：辽宁职业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哲学视域职业教育研究论文 一、职业教育的技术哲学研究综述 (一)经典思想回眸:阐述职业教育思想中的技术哲学因素 1．关于马克思的综合技术教育思想研究 宋仲夏分析了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演变。马克思认为劳动是有技术参与的劳动，技术与劳动结合才得以存在，技术是体现人类本质力量的活动。［2］技术在揭示人类本质力量的同时改变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技术实现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技术实践活动要合目的、合规律，人类才能最终与走向与自然的和谐。技术的异化导致人的片面化、社会发展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技术异化的克服仍然需要技术自身，技术的合理发展能够创造出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料，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基础，最终克服与扬弃技术异化现象。基于技术哲学思想，马克思结合社会的发展与教育现状提出了综合技术教育思想。程敬宝在《马克思综合技术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改革》中分析了综合技术教育思想的提出背景、主要目的以及主要内涵。他指出，马克思所提出的综合技术教育旨在使学生了解整个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特点，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工具的基本技能。它既不同于学徒制的技术教育与单一的技术教育，也不同于普通教育的教育形式。综合技术教育反映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在本质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综合教育作为实现途径。在劳动变换、职能更动和全面流动的生产实践与生产关系(即全面而自由地发生交际关系)的社会语境下，劳动者需要接受综合技术教育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进而创造美好生活。 2．关于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研究 盛国荣在《杜威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思想之要义》一文中对杜威的技术哲学思想进行了总结:(1)技术是一种经验，是制造人工物的过程。有形的人造物与无形的人造物都属于工具的范畴，工具的意义只有在实践应用中，通过劳动者的劳动才能够被检验。［3］(2)技术是一种人性解放的力量。他反对技术控制论与技术决定论，提倡技术的社会建构论。(3)技术活动同样存在着负面效应，通过民主手段来进行技术控制具有重要意义。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渗透在其职业教育的思想主张之中。徐平利指出，实用主义技术哲学赋予了劳动者及其劳动哲学的哲学意义。在杜威的思想中，职业教育不仅仅意味着模仿和训练，而是通过劳动等技术实践活动，获得人性解放的力量，找寻”相对真理”，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职业教育的目标是通过确立合目的、合规律的技术活动，进而创造美好的职业生活。职业教育的教学任务是给学生提供学习技术知识的实践环境，不能只对学生进行单一的技能训练，技术知识的学习必须与完整的工作过程联系起来，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经验与理性相互交融，不断探究的过程，实现对于工作过程知识的“内在性控制”或“确定性把握”。职业教育的教学过程是教学、工作过程、评价和学生成长统一的过程。必须将教学与工作过程整合起来，实现评价的及时性和针对性，以此促进学生知识学习、技能提高、心智的成长。 (二)宏观影响探究:论述技术哲学对于职业教育研究的总体意义 技术哲学则是对现代技术的总体反思，这为理解技术进而读懂职业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梁卿则认为，职业的技术性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技术性特点，而技术哲学则是对技术本质特点的深刻揭示，因此，技术哲学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哲学基础之一。马君明确指出了技术哲学与职业教育的共同的研究点，如“技术是什么的问题”“技能是什么的问题”等问题。高岩认为，技术哲学关于技术、技能等观点的阐释与分析，能够为职业教育中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提供重要的理念支持。他指出，当前我国技能人才培养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技能与技能人才认识的偏差与落后。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其对于技能的要求发生很大改变，对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必须紧跟时代的要求，因此，职业教育研究必须对技术哲学投以足够的关注。徐平利在《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和哲学基础》中分析了工程主义技术哲学、人文主义技术哲学以及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不同的研究旨趣，认为只有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才可以真正的成为职业教育的哲学基础。因为作为一种纲领性的哲学，实用主义技术哲学阐释了劳动等实践活动的哲学意义，拓宽了职业教育的意涵，表明它不仅仅是具有训练性的价值，更具有教育的意义。他指出，由于有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的理论支撑，职业教育可以得到更多的认同，“职业教育已经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而与自由教育并驾齐驱，而且，在教育的本质意义上，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是一致的。”［5］ (三)内在联系分析:从技术哲学的具体问题出发探讨与职业教育的契合之处 技术哲学的优秀问题包括技术本质、技术知识、技术价值、技术伦理等不同的领域。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也从不同的侧面出发，探讨与分析了技术哲学与职业教育的内在联系。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职业教育的基本构成因素如教育、技术、职业、人等的彼此内在关联。如傅朝鼎在《论技术教育的实施》中指出“技术是内容，教育是形式，技术教育是技术继承(技术的横向传播)和技术传播的主要途径。技术教育是技术时代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现代教育的内在要求。”［6］李艺认为，教育与技术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技术进入教育意味着它就不在是单纯的手段而是蕴含教育意义的“教育的技术”。“一种发展成熟的教育的技术事实上已经进入教育过程的每个环节，贯穿于教育的各要素中。”［7］现代教育与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对象，而是相互渗入的一体。王玲则认为，技术与职业教育存在价值互指，双方互为存在与发展的条件:一方面，从历史来看技术的发展依赖职业教育，从现实来看技术的发展需职业教育的价值导引;另一方面，技术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深刻影响职业教育过程的各个环节。左明章指出，技术与教育的影响是互动式的交融而非单一方向的制约。技术对教育的影响体现在技术对教育目标、教学手段与方法、教学形态、教学过程及教学模式等确立的导向作用。教育对技术的作用体现在技术在进入教育的过程中，首先要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还要面临不同教育目标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还要经历一个被改造的过程。有学者则从技术认识论的角度，探讨对职业教育的积极影响。陈向阳在《技术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及其对技术教育的影响》中分析了技术认识论的内在意涵，认为技术认识论的研究将从三个方面对教育产生影响，即技术知识类型的确立将改变技术在教育中被忽略的地位，技术认识论的范畴的确立将带来教育内容的改变，技术认识模式研究为教学模式提供依据。 如果说以上研究，侧重的是从“技术性”的维度进行研究，那么还有些学者则关注到了技术哲学的另一研究维度———“人文性”研究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陈向阳的《试论高职院校中的技术伦理教育》一文通过对比国外技术院校技术伦理教育的开展情况，从三个方面指出开展伦理教育的必要性:“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培养具有技术责任感的公民;职业技术教育自身本质回归的需要;培养完整的‘技术人’的需要。”［8］他认为，技术伦理教育的内容应该包括增进学生对技术相关伦理问题的理解，反思现代技术带来的诸多问题，确立技术应用应该对社会、自然负责的态度等。徐平利在《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和哲学基础》中考察职业教育的历史逻辑之后指出，职业教育过程凸显着“训练性”特征，但职业教育本应有的“教育性”特征却在现实的学校职业教育中被严重忽视。实践层面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学校顺应趋势片面看重技术训练;理论层面原因在于，职业教育研究还没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理念的落后很难对不完满的现实状况有更多的指引作用。技术哲学对于技术的系统反思则可以为职业教育研究提供哲学理念支持。 二、反思与展望:已有研究评价和未来研究趋向 (一)在宏观理念上，从技术哲学视角诠释与反思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技术哲学与职业教育的联系方面，从技术哲学视角分析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是之前的研究未曾触及的领域。这些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指的是职业教育本体、认识论、价值等本源性问题，必须对它们从理念上予以阐明，才能使人们更好的理解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所出现的其他问题。未来的研究将以技术哲学作为基本分析工具诠释与反思这些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以使职业教育这些“隐而不显”但却极其重要的问题得以“敞亮”与“澄明”。从技术哲学视角反思职业教育的本体将涉及以下问题:从逻辑上看，职业教育的本体与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技术哲学视域中的职业教育的本体究竟是什么?在职业教育的历史发展中，能够探寻到的职业教育本体是如何呈现的?从技术认识论视角审视职业教育，主要探讨如下问题，技术认识论如何为化解职业教育的“合法化”危机提供理论支持?技术与科学、技术知识与科学知识到底有何区别，职业教育课程的内容选择应该如何平衡这两类知识?技术哲学家们提出的技术认识模式对于职业教育教学逻辑的启示是什么?从技术哲学视角探讨职业教育的价值，将立足于职业教育与自然、社会、文化等领域通过技术这一中介性要素所产生的紧密联系，未来的研究将深入分析在这种联系中职业教育所展现出特有的伦理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内在和外在价值。 (二)在教育实践方面，深入探究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对职业教育的现实影响 1．培养目标设立的影响研究 职业教育培养的不应是单面的工具人，而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确立可以从技术哲学的价值诉求中找到思想依据。技术哲学中关于技术本质、技术与科学、技术知识等的研究，提醒职业教育应在实践中正视技术知识的独立性、明晰技术自身的逻辑，改变传统的学科教育方式，凸显职教的“技术性”特点。技术哲学关于技术伦理的反思，能够引发职业院校对于技术伦理教育的重视，增强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凸显职教的“人文性”内涵。未来的研究将在技术性与人文性统一的职业教育目标确立方面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 2．对课程内容选择和确立的影响研究 当下，职业教育界对于职业教育课程主要内容的选择与确立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即反映工作过程的知识，以技术哲学的视角来看，可以称之为技术知识。而具体应该选择哪些知识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决定于不同的工作类型，更依赖于对技术知识的深刻认识。未来的研究将对技术知识的基本特点、技术知识与科学知识的不同等问题做出更全面的研究，为职业教育课程主要内容的选择与确立提供理论依据。技术伦理也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基本内容。这方面的教育在我国各类职业教育院校中很少涉及，因此，职业学校学生的技术责任意识与技术伦理意识的培养现状令人堪忧。为了培养学生的技术伦理与技术责任意识，是应该选取具体的技术伦理内容渗透到日常的专业教学当中，还是单独的设置技术伦理课程，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3．对教学过程的影响研究 当下的职业教育一般是按照先理论后实践的顺序来展开教学。它的背后逻辑是科学理论居于先在重要的地位，技术活动是科学理论的现实应用，掌握好基本的科学理论，技术活动就变得很容易了，但技术哲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技术活动的逻辑不同于科学活动。技术活动指向现实目的，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科学活动则指向思维目的，重视理论推进。学科化的教学严格按照学科体系并遵循思维演绎来展开，注重前后教学的逻辑衔接。技术教育以现实的实践目的为指向，并不严格强调理论的深度，但重视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技术活动与科学活动不同的目的指向、不同的认知逻辑决定了二者必须依循不同的教学顺序、教学方式才会取得最优的教学效果。未来的研究，将深入探讨一些技术认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过程，提出更加合理的、符合技术认识特点的教学过程。 4．对教育评价的影响研究 职业教育评价必须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相呼应。为了培养技术性与人文性兼备的技术人才目标的实现，职业教育评价必须综合考虑学生的技术能力和技术伦理意识。任何单方面的评价结果，得出的只是对学生的片面判断，不利于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的认识。职业教育的评价既要注重学生的技术能力评价，也不能忽视对学生所展现出的技术责任意识与技术伦理意识的评价。具体到技术能力评价与技术伦理评价的指标体系的确立、反馈机制的设立、质性评价还是量化评价、以及其他重要的问题，未来的研究将会给出进一步的解答。总之，职业教育的技术哲学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研究将不只停留于对职业教育与技术哲学关系的浅层次分析，将会更深入、更全面地探讨技术哲学研究成果对职业教育的影响和指导意义，为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提供思想动力。 作者：徐宏伟 庞学光 单位：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音乐教育下哲学基础论文 一、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现状 中国传统音乐教育随着西方音乐的不断渗透，已经丢失了属于中国特色的韵味，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音乐知识被更替，“宫、商、角、徵、羽”五音的应用越来越冷门，中国传统音乐知识逐渐被淡忘。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的泱泱大国，其特有的文化艺术性应该被积极弘扬而不是被抵制。现如今崇洋媚外的现象显著，学生更乐于接受钢琴、吉他、小提琴等西方乐器，对于中国古代乐器所知甚少[1]。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山歌民歌不被新一代的青年们接受，他们拒绝学习古老的音乐文化。因此，为了防止中国传统音乐被历史遗忘，我们应积极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知识，鼓励学生学习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乐器，继承和发扬记得住时间考验的中国传统音乐。 二、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与哲学的关系 1、教育目的。中国古代将音乐教育作为学堂正式授课的内容之一，将音乐作为传扬道的一种方式，要求音乐服务于政治，规范道德，以求和平的社会氛围。所谓“致乐以制心”、“乐者乐也”就是这个道理。儒家认为，音乐可以塑造品格，培养情操，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在进行音乐创作时音乐也一定高雅脱俗。 2、教育过程。中国古代对音乐的教育在“体悟”上，一个人通过自身的实践经历和前人留下的规律进行学习。这种学习是讲究含蓄、暗示，强调激发个人潜力。这种抽象的“体悟”学习过程，更注重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创新能力。教学中以“举一反三”的教育模式为主，实现自我修炼。中国古代进行传统音乐的教育中，教师在教育过程中采用点化式教育，让学生自己体会情感，在有形到象有了质的飞跃[2]。 3、教育方式。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方式具有一定的特性，大多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统音乐的教育。这是因为一方面，传统音乐的琴谱是以简洁为主的古老音谱，在琴谱上没有显示旋律的强弱，没有规定的节拍，在增强韵味的指法上没有特殊标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理解曲谱中的意境，才能弹奏出有韵味的琴音，这就需要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相应的点拨；另一方面，流行于民间的唱本和曲谱没有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只是在一辈辈人中进行传唱，口耳相传，家中晚辈从长辈那里获得传承，再一代代传下去。 4、教育价值。儒家强调“礼乐治国”，其中音乐作为实现“礼”的必要手段，“乐”是作为“礼”的教育手段应运而生。传统音乐强调自我调整，锻炼心性，磨练意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讲究“和”，注重音乐的意向，在音乐聆听过程中体会“弦外之音”，认为音乐引导人们产生无限遐想，“留白”的寓意就在于次。 三、基于哲学基础传统音乐教育的反思 1、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在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中发现，由于现在很多音乐学院采取西方客观认识论来进行中国传统音乐的分析，这就造成传统音乐的分析脱离了人物的“人格世界”，使音乐的研究只是重在音乐自身，而忽略了音乐所赋予的情感。而对于音乐的学习，如果脱离了传神的根基就使音乐本身的魅力大打折扣。同时，中国传统音乐创作是以地区或民族等集体的方式进行表达缔造的，因此带有中国传统民俗风格。在传统音乐研究中应坚持中国的特色，注重音乐创作过程和目的，接受产生音乐的意义，而不只关注曲作本身。 2、传统音乐教学的反思。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主要采用西方的音乐逻辑形式和方法，在教学中以逻辑讲解为主，忽略了语言的地域风格和中国的哲学艺术，使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如浮萍般没有根基。现在的中国音乐教育都以“哆、唻、咪、发、嗦、啦、啼”为主，丢掉了中国原有的音乐唱名。传统音乐讲究韵腔、润腔等具有传统特色的音乐风格都被西方音乐替代。中国古代乐论中，庄子曾说过：音乐可以分为三类，“天籁、人籁和地籁”，天籁是最自然悦耳的声音，如：风声、鸟声等；地籁是指地下的音声；人籁是人歌唱的声音。而佛教中讲究音乐可以”明心见性”，是指以琴音来看一个人的心性[3]。中国的传统音乐艺术是气韵出于自然，根据不同的地域特色，产生不同风格的音乐艺术。北方的音乐刚硬强烈，带有粗犷悲壮之情；南方的音乐柔美婉转，意在清淡细腻。中国传统观音乐教学更应该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中国的哲学思想，在创作和学习上才能具有中国特色，真正将中国传统音乐继承下去。 四、结论 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是基于中国哲学思想的特殊文化教育形式，中国特有的儒家、道家、佛家思想贯穿于传统音乐教育之中。研究传统音乐教育的哲学基础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定的推助作用，帮助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作者：孔好文 单位：江西省鹰潭市一中 教育哲学论文:教育思想政治哲学论文 从贾谊对早期教育的论述上，我们可以发现，他不止是强调了胎教的问题,还涉及如何为未来的孩子选择优秀的母亲，甚至包括考察母族的家风，即所谓“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其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三族辅之”（《胎教》），这种注重超前教育的理念极好地反应了贾谊考虑问题之深人与周密。既然贾谊强调在婴儿未出生前就要进行胎教,而胎教的实施者主要是孕妇，所以，他认为孕妇应该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他以“周妃后妊成王”的事情为例加以说明：“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胎教》）现代医学研究认为，胎儿在味觉、听觉听觉、视觉等方面已有不同程度的感知能力，所以，孕妇良好的言行举止确实能对胎儿产生积极的影响。贾谊认为,人的本性是相似的,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会有巨大的差别，在于后天所受的教育不同。他以殷周两朝的君主和秦二世所受到的教育为例加以说明。殷周两朝的不少君主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因而长大后成为治国有方的明君；而秦二世胡亥所受的教育不当,结果成为恶君。贾谊说岂胡亥之性恶哉,其所以习导之者非理故也”,认为胡亥成恶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是“习导之者非理故也”。 一、贾谊论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贾谊之所以重视太子教育，是因为太子是储君，是国家命运的未来主宰者，因此,太子教育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福祉。就此而言，教育必然与政治存在密切的联系。在贾谊的思想里，最理想的教育既能培养出优秀的未来君主,又能对普通民众进行良好的道德引导。因为，在贾谊看来,人民是国家的根本，“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大政上》）人民关乎着国家的安危、君王的威侮、官员的贵贱，人民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对人民进行良好的道德教化,将直接有助于政局的稳定。由此可见,无论是注重教育太子还是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贾谊都是把教育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贾谊的礼治思想对后世的教育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了后世精英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广泛开展。“礼须通过教育;对太子的礼教而言,贾谊提出了‘五学’的构想；至武帝而有太学之设。对社会的礼教而言,便成为推动社会教育的要求,在景帝时，巳有郡学的出现。由贾谊所代表的理想，也未尝不发生若干实际上的影响。”②时至今日，社会教育已广泛普及，从理论上来说,关于礼教与德教方面的内容也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重视,这些都将有利于良好政治局面的形成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也进一步说明了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二、贾谊教育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 贾谊的这段话,高度概括了“民"、“教”、“政”、“道”四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处理好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国家良好的政治局面形成的根本。其中的“教者，政之本”，主要道出了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教育对政治的重要性；而“道者,教之本”’则让我们看到了贾谊教育思想的本体论依据，一方面告诉我们教育的根本是要达“道”，另一方面告诉我们教育一定要依道而行。由此可见,贾谊的教育思想有其深厚的哲学基础，这主要体现在贾谊以“道”为本的政治哲学思想上，它对贾谊教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引领作用。政治哲学思想是定位于价值世界而作出的价值判断，可以为具体治国思想的设定提供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它的中心关切是政治应当如何的问题，而不是直接制定相应的政治策略。“政治哲学不是哲学在政治领域中的应用，而是哲学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是解决哲学根本问题的一种特殊方式……是通过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人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③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也不例外,他构建了一个以形而上之“道"作为其本体论依据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在这个思想体系里，基于大道的完满性，他设定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社会格局——“天下不乱，社稷长安，宗庙久尊”（《五美》）。应该说这个格局体现了和谐社会的理念,包括了民本、仁爱、休战、隆礼、尚德、大一统等美好的社会愿望。“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表现在当时的现实中，就是想建立一个统一、文明、和谐的国家，巩固社会的安定团结,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其政治哲学充满了理想性,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社会发展的要求。”④而这些美好愿望的实现,当然离不开贾谊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它将直接有助于良好政治局面的形成。贾谊以“道”为本的政治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道术》、《六术》、《道德说》等中。其形而上之“道”的本体论思想的主旨是：“物所道始谓之道,所得以生谓之德。德之有也，以道为本”（《道德说》），艮P“道”是万物的本原德是禀“道”而生的，德以“道"为本。也就是说，“道”是本原性的东西，其他一切事物都是从“道”中派生出来的，或者说是以“道”为终极依据的。所以，在对待万物和处理事情时都必须依“道”而行；而“德”是以“道”为本，并且包含在万物之中的、与“道”密不可分的东西。 作者：冯国利 教育哲学论文:哲学视域下的科学教育论文 现代科学教育忽视实践，更缺乏正确哲学思维指导之下的实践。学生在学校教育中，学习的直接目标是为了获得高分数，很少把所学知识运用于生活实践，更无论教会学生用正确哲学思维指导学生实践。“高分低能”，是对这一学生群体的称谓。长此以往，现代科学教育将会丧失存在的现实基础，不可能真正推动其继续发展。总之，现代科学教育中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要想解决这些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可以从哲学视域角度，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具体如下： 一是重新建构哲学在科学教育中的独特的理论指导作用。哲学思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是经过数代人打磨锤炼后经过实践证明正确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对各门学科的发展有极大的理论指导作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无不是在先进哲学思维指导下发展的结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指导科学教育，会使得我们的科学教育更加理性，发展的更加快速有序。无论是过去的实践，还是现实的我国科学教育的现状，都呼唤马克思哲学等先进哲学思想的回归。我们要重新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共生关系。 二是用哲学思维重建科学教育中的人文关怀。哲学思维是启迪人智慧的思维，是不断打造一个完善人格的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的指导理论，在这一方面作用更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要求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要求我们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树立正确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更是要我们学会用联系、发展、全面、创新的观点看待自身和社会；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更是强调人的价值是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更鼓励人们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在砥砺自我中实现人生价值等。 三是在哲学视域下，真正践行现代科学教育中的“三维目标”。人的发展目标应当是全面的，绝不是偏失的，只注重实现知识的传输的教育科学目标的做法，必将会使得我们最终自饮苦果。因为，现代科学教育的目标应当更高，更远，而不是如此的狭窄偏失。用科学的哲学思维指导人们真正的践行现代科学教育理论，并最终实现教育上的“三维目标”，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四是用哲学思维指导现代科学教育“接地气”。 现代科学教育要紧紧与现实结合，教育的目标是实现受教育者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更是要他们学会把所学应用于实践之中，学以致用，进而反过来推动现代科学教育的再发展。用马克思哲学等先进哲学思维指导现代科学教育更加“接地气”。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是推动人是向前发展的最终动力。马克思哲学本身就非常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用它指导现代科学教育的实际应用，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现代科学教育的出现来源于教育者最初的实践，完善于后来教育者不断的实践，他进一步的发展亦离不开现代教育者的再实践。 作者：肖颖秋 单位：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育哲学论文:现代教育目的的哲学基础论文 教育现代化不仅仅是实现教育现代性指标的静态概念，也是对传统教育创造性地转化、并使之顺应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向未来持续整合的动态过程。在新型社会形态初现、人类文明逐步进入更高阶段的时代背景下，教育现代化将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意蕴。在教育学中，教育目的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对于教育现代化而言，确立现代教育目的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教育目的观逐步趋向多元化，不再受传统哲学中“二元对立”思想的桎梏，将社会本位和人本位的教育目的观对立起来，而是趋向于建构一种具有整体合理性的教育目的。笔者通过对主要的两种教育目的的哲学基础的探讨，对我国当前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应建构怎样的教育目的观这一优秀问题进行论述，尝试为更为科学、合理的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的确立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一、现代教育目的观的哲学基础 1.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观人和社会是教育的两大出发点。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本主义成为西方教育的一面旗帜。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观强调以人为中心，确立了以人自身的完善与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教育目的观，永恒主义和存在主义是其哲学基础。人本主义者认为人性是美好的，并且这种美好是永恒不变的，培养人性是教育本质和教育目的，教育使人性的美好得以不断展示和发挥。人的理性超越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是人性中最宝贵的财富。因而，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培养和发展人的理性，这不但是使人类世界具有理性的前提，也是从根本上保证了人获得理想生活。人本主义突出强调个人价值，认为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个人的自我完善和实现是最高层次。个人应追求完善的人性和美好的精神生活，而不是局限于个人谋生手段的获得和物质生活的满足。人本主义主张，社会只有在有助于个人的幸福时才显得有价值，人类的任意活动，包括教育活动，衡量其价值的最高标准，取决于它是否有助于增进个人价值。 2.社会本位主义教育目的观社会本位主义教育目的观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科学功能的日益凸显而逐步产生发展的，它以科学为中心，将社会性需要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实用主义是这一教育目的观的哲学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必须具有灵活性，以客观的事实和相应的价值观为依据；人性是可塑的，教育必须使个性得以完全发展。学校教育必须更加突出应用性能力，要扩展更多的活动，设置更多的职业技术类课程，培养学生社会能力和职业能力。首先，重视科学教育。数学及自然科学要成为优秀课程，将培养科学人才作为教育的重点。其次，重视社会适应性的教育目的。要使教育尽可能适应社会变化，只有当教育同社会变化联系起来时，才可能消除旧教育与社会脱节的弊端。再次，重视社会功利性的教育目的。使教育更多地关注现实人，而不是抽象的人。 二、现代教育目的的局限性 纵观人类教育史，不论是“个人本位”的教育目的，亦或是“社会本位”的教育目的，教师个人与社会集团作为“教者”构成了教育目的制定的主体，而学生则仅为教育目的的局外人。在这类教育目的确立的过程中，教者掌握了“话语”霸权、学生处于“失语”状态，这体现了教育目的制定的特点及其局限性。从传统哲学“二元对立”的观点来看，人本主义与社会本位主义是完全对立、不可融合的两种关于教育目的的哲学思潮。在传统的教育目的观中，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上局限于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它们在教育史上相互对立，各执一说，始终致力于澄清各种教育目的价值观的对与错、好与坏，试图在肯定或否定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这导致教育目的价值取向陷入两难困境，左右摇摆、非此即彼，形成了教育实践中的“钟摆”现象。当科学、技术在人的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时，教育目的的思维模式就会逐渐地、不由自主地向科学、理性主义倾斜，用精确的、因果性的、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解决一切教育问题。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保证教育目的系统的稳定和高效，但是却极大地限制了教育目的的开放性，僵化了思维的广阔性，缩小了人们的生态空间。教育生活如人生一样，是丰富多变的，人的存在使得世界充满了不可预测性，教育目的必须要适应当前这种日益突出人的价值，注重社会责任，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状态。近年来，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进入了我国教育研究的方法论领域，它在教育目的上主张：重视个性多元而非本质权威一元；主张消解中心与边缘的界限，使得两者之间对话；关注人的不确定性，反对对于个人的各种形式的预设，反对“给定”的东西和大一统的局面对人的异质性的压迫。它批判现代主义的完人教育，认为完人教育把教育过程看成“喂食”一样，将功利主义课程作为主食，而把人格教育和人生教育课程当作维生素。完人教育目的观不但难以实现，而且在造就封闭的教育过程中，人仍然是可以在各方面达到均衡发展的认识假设等方面产生危险，导致虚伪、内心压抑与痛苦、无法与他人真正沟通和个性压抑等危害。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忽视了人作为教育主体的意义，没有将人看作充满无数可能性的存在，因此才有了比尼采的“上帝死了”更震撼人心的话语“人死了”。 三、我国现代教育目的的建构 无论是从“二元对立”桎梏的角度还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到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存在的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现代主义而追求一种完全解构的社会状态。而这些局限性也成为建构新的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的切入点。首先，要培养具有主体性的人。在未来教育目的建设之路上，我们必须反对“工艺论模式”和“有机体论模式”的教育，必须把人作为教育的主体，强调人的选择能力和自我完成能力，赋予个体以自由、和谐、全面的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重视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去教师中心主义、摒弃忽视人的个体差异的统一化教学，重视人的自组织性对教育非线形性和动态生成的影响，通过民主化、个性化、主体化和人性化把教育从传统的“制器”转化为现代的“育人”，把“选拔适合于教育的学生”转变为“造就适合于学生的教育”。 其次，要培养现代化的人。人的现代化是“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化的过程，现代教育的目的的优秀就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根据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就是一个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的过程，即一个社会如何基于自身传统而获得现代性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先导和纽带，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工业化为动力，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主体，涉及诸多领域的整体性、长期性、革命性和全球性的发展与变迁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有的发展最终都要服务和归结于人的现代化，从本质上来看，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以人的现代化为主体的社会整体性变迁。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也必须顺势发展，现代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关注人的现代化。再次，要注重培养认同多元文化的人。要肯定个人经验及其代表的特殊文化，将教育目的从由优势文化决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同时，认同多元，把多样性作为真正体现人类文化的本质。这样，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就不会是优势中心的附庸，他们既具备了批判能力，也在这个能力培养过程中了解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不仅要认同自己的文化，也要认同不同文化背景下价值各异的他人。这既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需要，也是适应全球化要求的。 最后，要培养具有独立个性的人。要将个体差异作为出发点，努力建立一种多元的、开放的教育模式，将学生塑造为具有自由个性和丰富内涵，具备多种行为方式、多种思维、多样化个性特点的能动的主体。这就意味着必须将教育从依附于其他社会力量的工具地位中解放出来，成为自主教育，成为学生个性自由发展的真正解放过程。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自产生以来，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理论，它以深厚的哲学理论为基础，产生出了不同价值取向的教育目的观。通过从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思考，可以看到它的基本理论主张的闪光点，同时在其他哲学流派的批判中也可以意识到它的局限性，因此我国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要实现教育目的观的现代化，就必须将它看作是一个活的理论，不断用合理的理论来改造它，使其为我国教育的发展指明正确的道路。 作者：李艺 单位：济南职业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论文 引言 笔者从事思政教育数十年，对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深刻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对于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分析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现状的基础上，试图剖析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为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1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现状及原因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在坚持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引导人们主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高职院校的学生大部分是理科出身，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习在基础教育阶段非常欠缺，进入大学之后也是以专业技能的学习为主，学生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摄取不受重视，甚至被忽略，人文素质的培养和塑造对于学生成才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认为，造成目前这种状况具体原因如下： 1.1社会因素：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遇冷 近年来，在高职教育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背教育规律，急功近利发展的现象，突出表现为高职院校不断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一味加强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在学生职业道德以及人格的养成过程中的熏陶教化功能。我国高等职业院校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应运而生，目前又普遍面临着学生就业困难以及社会对人才专业技能要求较高的严峻挑战。因此，从“实用”角度出发，校方纷纷加大了对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力度，在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训设备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再无精力顾及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再者，高职教育学制短，专业教学任务重，校方更重视实训课程的质量，技术理论课次之，而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基本流于形式，出现“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查起来非常必要”的状况。 1.2学生因素：素质堪忧 目前，高职生源大多列在第四、五批中录取，生源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理论功底较薄，甚至大多数理科学生基本上没有学过哲学常识，无法适应起点较高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较多学生反映难以理解其基本内涵，理论学习上通常表现为放弃，进行“学职业技术不需要社会科学理论”之类的消极宣传。全球化的浪潮带来西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涌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与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无一不猛烈冲击、影响和改变着高职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泥沙俱下，由于过于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精神文化方面的内涵建设，致使某些学生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远远多于对精神信仰的追求，对现实主义的关注极大地超过了对终极价值的思考，导致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目标不明。 1.3师资、教材因素：师资力量欠缺、教材脱离 实际高职院校大多数由以往的中专院校“升格”、“整合”而来，本来哲学社会科学师资力量就普遍薄弱，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教学科研骨干数量极少，大家、名家更少。办学规模急剧扩充，更导致师资严重不足，以往的小班授课不得不改为大班开讲，或者非思政专业背景或非哲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客串，课堂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极少数教师还没能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懂、真信”，在教育教学中忽略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对一些西方学术观点缺乏正确地分析和批判，把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只是当成纯粹的知识传授课程来对待。当前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思想内容单一、是非标准简单，割裂了厚重的理论与鲜活的实践之间的血肉关系，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空洞无力的说教对高职学生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教学效果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2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社会人”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要求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帮助学生明确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远大的理想、陶冶高尚的情操、强化良好的公民道德意识、锻造坚强的意志品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素养；教导学生立足现实、放眼未来,遇事客观理性、不轻率、不浮躁、不盲从、不走极端、不急于求成；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把握时代脉搏、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对现实社会作出正确的思维判断和价值选择。理工科专业的高职学生同样应当且必须具备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法律素质，才能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自觉性，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信念。而优秀的人文素质、健康的人格情操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品质是自然科学教育无法实现的。当前我们生活在气象万千的网络时代，各种文化思想的激荡、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青年学生的影响都不可低估，价值观念的碰撞、行为准则的差异，导致学生的诚信缺失、心理失衡、道德失范、精神失落等。在协调社会环境变化与个人行为习惯的矛盾中，哲学社会科学倡导的科学认知方法、科学精神理念，对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平等与公正等方面的研究和在文化生活、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及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确立了精神支柱，营造了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氛围。 2.2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聪明人”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与自然科学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具有揭示自然、社会、思维发展规律的作用。高职院校通过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充实学生的文化理论知识，不断更新和优化各类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能力和处事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增强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利于高职学生思辨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一方面，鼓励高职学生延伸科学思维的空间，扩展辩证思维的跨度，培养学生整体把握客观世界的全局意识和辩证思维能力；另一方面，激励学生敢于打破传统思维的定势，开阔知识视野，拓展思维领域，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质疑，激发学生丰富大胆的想象力，突破所学专业领域的限制，了解和掌握其他专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好地适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近些年来实施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颇具成效，验证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着自然科学教育不可比拟的独特功能。因此，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力促社会人文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的结合，才能培养学生勇于实践、不断创新的时代精神，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主创新的能力。 2.3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职业人” 任何实践活动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理论的引导，高等职业教育将迷失方向。高职院校应意识到高职教育的目的并非“制器”而是“育人”，过分强调专业教育、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训练，轻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陶冶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会导致学生人文底蕴的欠缺和人文素质的低下；会导致学生在思想道德、文明礼仪等方面不能达到相应的要求；会导致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差以及道德失范等严重问题，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就业和进一步发展。高职院校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才能使学生在人文精神的熏陶下，成为以德为先、以俭为本、爱岗敬业的人才；成为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学以致用的人才；成为视野开阔、素质全面、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兼备的人才；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和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注重理、工、文的相互渗透，才能使学生一方面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拓展能力，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具有对工作对社会的高度责任心，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3结束语 综上，哲学“智慧”之学，引导道德判断，塑造“社会人”；引导求真判断，塑造“职业人”；引导审美判断，塑造“聪明人”。因此，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作用，有助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 作者：汪丽 肖晓斐 汤晓文 单位：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哲学思想音乐教育论文 一、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的“课程”观 对课程的概念或定义，目前尚存在一些纷争。一般而言，课程是指学校学生所应学习的学科总和及其进程和安排。广义上是指为了实现学校培养目标而规定的所有学科的总和，狭义上是指某一门学科。所在的音乐教育研究组织“五月组”确立了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的七大行动理念其中包括“课程”，并指出“在促进音乐教育的任何努力中，课程都占据着基础的、优秀的和决定性地位，应该优先考虑教学和研究的技巧、方法、材料和评价”。应该说，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视野下的音乐“课程”有着更为丰富而特别的内涵： （一）音乐课程是“实践性”的 实践的音乐课程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实践性，这一点毫无疑问。在《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中指出，“所有的音乐教育课程应当被当作思想深刻的音乐实践来进行组织和教学”。看来，音乐是实践性的，音乐教学也是实践性的，音乐技能教学更是实践性的，因而倡导一种全面的，以实践为主的音乐教育，重视专业实践能力和教学能力的培养。较之传统音乐课程而言，“实践性”音乐课程能够在实践中检验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更有利于学生专业能力和教学能力的培养。 （二）音乐课程是“情境性”的 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反对既定不变的课程模式，认为实践的音乐课程具有很强的灵活性，音乐课程教学所包含的“目标定位、准备和计划、教和学、评价”四个阶段都是“情境性”的，因此，它是一种生成性的实习课程，能随时根据情况作出调整。指出，“由于音乐与其他学术科目迥然不同，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假设普遍应用于科学、历史或数学教育的课程制作和程序对音乐教育也完全适用，那一定是唐突之举。”可见，“情境性”课程更尊重音乐学科特征及学生的个性，对于改变当前音乐技能教育中“一套教案针对众多学生”的不切实际的做法具有重要意义。 （三）音乐课程是“多元”的 “如果音乐存在于各种各样的文化中，那么音乐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如果音乐本身是多元文化的，那么音乐教育从根本上也应该是多元文化的”。音乐课程的“多元”性是由音乐的多元文化本质决定的。指出，“支持音乐教育实践学说就是坚持音乐和教学是多样性的人类实践活动”。笔者认为，“多元”的音乐课程观是从多角度去看待和理解音乐，发现音乐价值，并寻求多种实现这些价值的途径，培养学生在区别和差异中宽容而有效地学习，培养出认同和共享群体的兴趣和思考的批判性视野。 二、实践性哲学视野下的音乐技能课程改革模式 （一）技能课程的“实践化”改革模式 音乐课程就是要“让学生参与音乐实践”。目前我国音乐教育专业的实践课程主要是毕业前夕短暂的实习，时间一般安排在毕业前夕，且时间短，模式单一，效果十分有限。笔者认为，应将各种形式的实践有目标、有计划地纳入课程管理，并计入学分。一是实践课程常态化。即从学生进校到毕业，每学期都有一定学分的实践课程。二是实践课程多样化。包括课堂实践、艺术实践、社会实践、音乐实践、教育实践等，不局限于传统的教学实习。三是课程设置和比例搭配灵活化。学校应对学生学习情况、实践能力等进行科学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在不同学期对学生的实践课程类型及学分比例进行合理调配；甚至可以针对就业倾向，对部分学生个性化设置实践课程。同时，学校要根据实践课程所反映的问题，及时调整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增强课程的针对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减少和避免高分低能。 （二）技能课程的“情境化”改革模式 “特定教学——学习情境被称为课程……课程是教师和学生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的经历。”他指出，“作为实践课程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将学习语境化或情景化……这样一来，学生们不仅能全方位地学习，而且可以学习如何教学。”笔者深信，正如所言，“情景化”课程模式是教会学生如何教学的最佳途径。实践中，一是要将“培养基础音乐教学师资”这一目标定位作为实施“情景化”课程的基础和前提，课程的设置和实施应当将学生带入真实的，或类似真实的中小学音乐教学工作场景，通过与场景直接接触与互动，提高学生音乐技能、教学技能和解决教学中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开设中小学音乐课堂观摩、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等情景模拟课程，如定期组织学生实地观摩中小学音乐优质课；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组织模拟中小学课堂教学及课外活动；与教学实习有机结合，将情景化教学场景延伸到真实的中小学课堂等。三是在技能课程实施中可以灵活创设场景，如安排学生观摩教师为其他学生上课；在教师的指导下，安排学生为学生上课；针对学生中普遍或个别存在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等。总之，要改变以往的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技能课程模式，将原本枯燥乏味的音乐技能课程变得活跃、生动，让学生在学习技能的同时学会如何教学。 （三）技能课程“多元化”改革模式 1.课程内容设置多元化——即本土化与多元文化相结合的技能课程改革模式。一是本土化音乐技能课程设置。承认音乐教育的多元化，其实也就接受了音乐教育要融入本土化元素。“任何一种课程理论必须适合我国教育教学实践，否则，其价值只是理论模型的推导”。我们学习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就是为了借鉴吸收其合理因素，实现其理论的“本土化”，并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理论。所以，音乐技能课程本土化，就是要将中国式唱法、中国式演奏融入课程，如开设民族戏曲唱法课程、民族乐器演奏技法课程、本地区特色音乐技能课程等，让音乐教育专业同时肩负起传承和光大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使命。二是多元文化音乐技能课程设置。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认为，“只有承认和面向当代多元音乐文化，才能为音乐教育的课程建构、教学实践建立更为开放和宽容的出发点。”技能课程要充分体现音乐多元化的特征，这是由教育专业学生适应未来音乐教育工作需要，培养在不断变幻的社会中所应有的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而决定的。学校可以开设诸如中外歌剧和音乐剧体验、流行唱法、爵士钢琴等等之类课程。同时，还可以一种更加灵活的课程实施方式来促进技能课程的多元化。当然，这些课程的设置不是要穷尽世上所有的音乐种类和风格教给学生，而是引导学生建立更宽广的音乐视野，塑造更加宽容的音乐态度以及多种音乐感知和表现能力。 2.课程形式设置多元化——即分科设置与综合化相结合的技能课程改革模式。对于音乐教育专业而言，一味强调课程分科设置则背离了“师范性”的要求；而一味强调“综合化”又将背离音乐的学科特性。应统筹考虑，在保留必要的技能课程分科设置同时，设置若干综合课程，构建一种既不失专业特性，又照顾科际联系的课程设置模式。一是必要的分科技能课程设置。这是由音乐的“实践性”和“表演性”特点决定的，以至于多年来，无论教学和课程怎样改革，音乐技能课程分科设置方式也不曾被其他形式所替代。因此，保留演唱、演奏等优秀专业技能课程是必要的，其作用是，使未来的音乐教师掌握必要的音乐表演所必需的专业技能技巧。二是音乐技能综合课程设置。利用音乐学科内部各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将声乐与合唱整合，合唱与指挥整合，钢琴与即兴伴奏整合，声乐、钢琴与自弹自唱整合，充分考虑各种音乐技能的综合运用，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如，可以开设自弹自唱训练课程、即兴伴奏课程、合唱指挥课程等，并逐渐增加其比重。三是技能与基础理论综合课程设置。如将声乐技能与声乐理论、钢琴技能与钢琴理论相整合，开设声乐理论与演唱技能训练、钢琴演奏与演奏技法、民族歌曲欣赏与演唱等课程，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四是技能与教学理论综合课程设置。将教学法的内容渗透到专业技能课程实践当中，如开设声乐演唱及教学理论、钢琴演奏与教学理论等课程，将演唱、演奏技能实践与技能教学理论有机融合，使学生在学到音乐技能的同时，通过直接体验掌握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三、结语 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的系统理论和观念为我国广泛熟悉和接受尚需时日。本文仅从音乐教育专业技能课程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初步探索。就音乐教育而言，对实践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吸纳还远远不够，音乐教育要做的事情还很多。“音乐教育并不只关注音乐，它还关注学生，关注老师，并关注我们希望共同构建的社会形态”。即必须探讨我们希望通过音乐教育培养何种人。这一点值得我们在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包括技能课程）设置和实施中深入思考和研究。 作者：龚永红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人生哲学与思想教育论文 一、弗洛姆人生哲学的思想基础 弗洛伊德关心人，从人道主义出发做出了伟大探索。郭沫若正是用他的理论指导创作，把性升华为人的正当情爱，写真的人，真的性情。他的剧作《屈原》中如果仅写传统的忠奸斗争，历史上写得清清楚楚，也没新意；他的独特和伟大就在于塑造了真实可爱的人物和真的性情。比如南后迫害屈原，是因为她深爱屈原:爱他的南国才子风度，爱他的高洁品格，爱他的铮铮铁骨，而屈原又那么骄傲，南后爱之不得遂转为刻骨铭心的恨；婵娟敬爱屈原，她说“我愿用我的微躯换得先生的存在”，她对屈原的爱，既是钦敬之爱，又有男女之爱；屈原也不是一个干枯的人物，剧中他有这样的台词“南后，你有许多地方值得我的赞美，你有许多地方令我们男子有愧须眉。我是时常得到这些感觉，而且把它化成了诗的。如果我的诗还有些可取的地方，恕我冒昧吧，南后，这多是你给我的。”这包含着多么丰富的情感！他对婵娟何尝不是深深的眷恋，他是用人格和责任压制着这情感。这样，郭沫若就把人的主题提了出来，引导我们更好地活着，做有价值的人，做有意义的事，有人的可贵的性灵。弗洛伊德也正是在关心人，他确实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的伟大学者。弗洛姆研究马克思主义有三个原因：一是1931左右他进入法兰克福社会学所，并担任讲师，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又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泛接触，加深了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二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很流行。三是他是犹太人，而当时德国迫害犹太人，马克思的理论主张消除种族歧视，倡导人类和平，这无疑令他感到亲切。后来苏联弊端显露，资本主义也有危机，弗洛姆更加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人类命运。弗洛姆对马克思评价很高，认为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同是现时代的设计师，而马克思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超过弗洛伊德。弗洛姆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贡献集中于两点：一是人道主义，二是思想与经济政治联系。关于人道主义他提到了三点：第一，马克思主张超越国家集团利益维护世界和平，这和平又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人和人之间交往应平等相待，国家间关系也应如此，这种要求国家、社会如兄弟般相待的真诚，很令弗洛姆振奋。第二，马克思提出人的异化的命题。异化，这里指工业化社会中人的病态，异化摧毁一切人的价值。比如卡夫卡《变形记》借人变成昆虫，警示人世的冷漠，人的异化到了何种程度。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借军规的荒谬性，指出规则不过是权势阶层的利益保障，也是平民人性异化的根源。其实异化应有更广泛的理解，比如梁山好汉赤裸裸的暴虐杀戮，正常人是不会这样执迷于暴力的，不正常的社会，恶劣的生存条件造成了他们人性的极端扭曲；再如《儒林外史》中，终生在科举路上徘徊的人们，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双重窘迫，这也是人的异化。第三，马克思提出健康人的标准。健康人就是独立自主，有创造精神，富有的人。富有不是经济的富有，而是精神的富有。马克思指出占有感与存在感的差别:人们拥有了物质财产，但并没有使人道德富有，反而使人如此愚蠢而片面。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的解放，也就是重视人个性和精神的解放。关于思想与经济政治联系：传统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现象决定精神现象，马克思重视人的活动，把它发展成真正能动性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社会：通过建立更理性更有创造性的经济组织方式，使人摆脱了经济利益的束缚。总之，马克思的贡献和精髓在于人道主义，关心人的生存质量和最终解放。 二、弗洛姆的人生哲学 弗洛姆关注人生存的两个概念:自由和异化。现代社会人自由了，有努力就有机遇。然而人在自身强大过程中日益孤独，迷失自我。比如当代大学生从不自由的高中进入自由的大学，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进入社会这批大学生更是感到迷茫、孤独。这就需要孔子的一个词“克己复礼”，这礼不是周礼，以孔子的伟大不会去追寻早已死亡的制度，应理解为人内心的道德自律，人只有内心精神家园牢固，才不会迷失自我。讲到异化，现代人像逆子对待慈母一样过度掠夺自然，对自然失去敬畏，也就失去了仁爱之心。人日益孤独却信奉“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利己哲学，人和人之间缺乏真情，只剩下了交换关系，自然会孤独冷漠。这种状况也许也适于中国的都市，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尤其重视家庭亲情，也许中国的家庭人情是抵制异化的最坚固的堡垒。弗洛姆认为爱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爱的本质是给予而不是索取，是强烈肯定他人价值的品质。总之，弗洛姆的学说建立在尊重人、关怀人、希望人类幸福的基础上。 三、弗洛姆的人生哲学对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 近500年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自然科学在带给人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人类的精神出现了危机。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弗洛姆的人生哲学给当代大学教育以重要启示。怎样才能做一个如弗洛姆所说的尊重人、关怀人的幸福的人呢？这就给当代大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弗洛姆人生哲学对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在于，大学教育不仅要传授给学生知识，更要注重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导大学生努力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国家层面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是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个人层面是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当代大学生必须牢记的。想起了郭沫若，他一生潇洒磊落，遵循本真性情，在他86岁高龄临死时，牵着妻子的手连声说“舍不得呀舍不得”。正因为他活得有价值，有光彩，临死才不后悔，才会舍不得。因此，当代大学教育一定要注重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引导大学生努力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从而使当代的大学生能够沿着弗洛姆的道路，学着郭沫若，做个尊重人、尊重情感，爱自己、爱他人的人，做个热情活泼的人、真诚可爱的人，做个无悔于人生的人。 作者：雷宏谦 潘爱军 单位：邢台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教育功能的哲学思考论文 一、教育家对教育功能认识的代表性观点 到了20世纪，“教育万能论”演变为“环境决定论”。“环境决定论”以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为代表。华生认为，行为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加以控制的，只要确定了刺激和反应(即S－R)之间的关系，就可以通过控制环境而任意地塑造人的心理和行为。他在《行为主义》一书中有一句名言:“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并在我自己设定的特殊环境中养育，那么我可以担保，在这一打婴儿之中，我随便拿出一个来，都可以训练其成为某方面的专家———无论他的能力、嗜好、才能及父母的职业和种族怎样，我都能够任意训练他成为一个医生，或一个律师，或一个艺术家，或一个商界领袖，甚至也可以训练他成为一个乞丐或盗贼”。“环境决定论”否认人性的存在，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仅仅源于所受的教育和待遇的不同。此外，以优生学创始人英国的高尔顿和美国儿童心理学家霍尔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先天遗传对人的发展的决定性作用，部分乃至完全否认后天教育所起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教育无能论”观点。 二、对“教育”的理解和剖析，决定对教育功能的判断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对于“教育”，论述颇丰。儒家思想家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原北大校长蔡元培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近代教育家陶行知主张，教育是依据生活、为了生活的“生活教育”，培养有行动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的人。外国对“教育”也有许多精彩、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教育是促进“个人的独创的自由发展”;康德认为，教育是由个体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我构建、自我评价的过程，是自我能力的发展，它体现着社会意志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平等自由地、审慎严肃地共同探究的机理，不是“指令”，不是“替代”，更不是让茧中的幼蝶曲意迎合或违心屈从;蒙台梭利主张，“教育就是激发生命，充实生命，协助孩子们用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并帮助他们发展这种精神”。概括起来，中外学者对“教育”的认识，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教育”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人”。其次，“教育”的手段是“帮助、培养、促进、激发”。再次，教育的优秀在于“思想、人格、精神”。其四，“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人的发展”。据此，我们对“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做出如下剖析。 1.“教育”是一个贯穿人的一生的活动，教育具有终身性。 我们惊奇地发现，古今中外大多数思想家、教育家，都把教育的对象，定位于“人”，而非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所认识的“青少年学生”、“孩子”。这无疑是符合“人”身心发展基本规律的。因此，“青少年学生”、“孩子”，只能说是教育的重要对象;学校教育，仅仅是整个“教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2.“教育”是一个贯穿人的一生的充实精神、活跃思想的过程，教育具有塑造性。 中外教育学家，都主张把人格塑造、能力发展，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在如何正确处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人格塑造三者的关系上，大多主张以知识传授为载体，以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人格塑造为目标。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什么是教育?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的就是教育”。这里“忘记的”，就是知识;“剩下的”，就是思维方法和个体人格。 3.“教育”是一个贯穿人的一生的由引导帮助，到自我认识、自主发展的过程，教育具有自主性。 教育者对被教育者的引导和帮助，最终需要被教育者个体，从其生活环境和生活实践出发，转化为内在的、自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4.“教育”因其终身性、塑造性和自主性，而具有极端复杂性。 “人”，本身就是拥有复杂思维(逻辑思维)和丰富情感的高级动物，再加上每一个个体的“人”，遗传基因的根本不同，生活环境的千差万别，生活实践的经历迥异，生活状态的不断变化，因此，“教育”，体现在每一个被教育者个体身上，就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复杂甚至是对立的结果。教育科学是世界上最难把握的科学，这绝非孤芳自赏。综上所述，我们对教育的本质概念，得出如下结论:教育，是贯穿人的一生，由外界力量、外部环境引导、帮助、激发、影响，进而到由个体的人自我感悟、自我引导、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极其复杂的思想活动和行为活动过程。 三、站在哲学高度，客观看待教育功能 1.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功能。 人类，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人是高度智能化的动物，这是近代遗传生物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代表性论点。任何种类的动物，其知识和经验的获得，都离不开学习。而学习，则主要通过行为模仿来完成。著名的“印度狼孩”案例，是这一论点非常有力的佐证。一个毫无任何教育背景的婴儿，常年在成年母狼的呵护下成长，其学习模仿的最终结果，就是食生肉、饮兽血，就是狼嚎和爬行。行为学习模仿的过程，就是接受教育的过程。然而，人类毕竟是与其他动物有着本质区别的高级动物。我们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否通过复杂的抽象逻辑思维，认清客观世界的规律，并根据规律制定出若干行为规范，且以此约束自身行为。抽象逻辑思维，其成果主要表现为语言和文字。因此，人类获得教育的渠道，除了行为学习模仿，还有语言和文字。我们可以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把一名新生婴儿置于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中，仅仅供给其生长所必需的食物和饮料，没有任何行为学习模仿的对象，也没有任何文字和语言，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必定是一个毫无思想、毫无情感的“植物”和“工具”。教育，包括行为模仿学习和语言文字学习在内的教育，对“人”的发展、“人”的塑造，无论是积极的、正面的，还是消极的、反面的，其作用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 2.教育功能的实现过程，充满了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的矛盾。 在实现教育功能的整个过程中，有三对天生的、不可分割的矛盾体，一是教育主体(教育者)和教育客体(受教育者)之间的矛盾;二是教育主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与教育客体(教育环境)之间的矛盾;三是教育主体(自我教育者)与教育客体(教育环境)之间的矛盾。在第一对矛盾中，教育者，主要借助语言和文字的方式，引导、帮助、启迪、激发受教育者的思想和情感。因此，教育者是教育主体，受教育者是教育客体。这一对矛盾的根本冲突，在于理性化与人性化的矛盾，即人性本能与对人性本能约束的矛盾。相对于后两对矛盾而言，解决这一对矛盾的方式方法较为简单。教育者，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威，以及被大量教育科学实践所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对受教育者施加足够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不敢说是万能，至少也是有能的。在第二对矛盾中，我们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看作一个整体，即教育主体，而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看作教育客体。在第三对矛盾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同一个对象(自我教育的教育对象)，我们称其为教育主体，仍然把自我教育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称之为教育客体。第二、三对矛盾的根本冲突，既在于理性化与感性化的矛盾，也在于语言文字教育，与行为模仿学习教育的差异矛盾，即理想化与现实化的矛盾。距今100多年前，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心理学，有一条著名的“思行不一规律”。心理学研究认为，人的知、情、意、行，有时是统一的、一致的，但更多的时候是相悖的、矛盾的。因为“知、情、意”，大多是后天教育，尤其是语言文字理性教育的成果;而“行”，则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一种先天的动物本能。当“知、情、意”，处于一个与外界隔离的理想状态时，对“行”的影响，作用是巨大的。然而，人具有社会性。生活在并非真空的社会之中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有意或无意，对教育客体(社会环境)现象，进行模仿学习，而这种学习，又往往与先天的动物本能有关。这个时候，感性的、本能的行为模仿学习，其作用力，就往往大于理性的、科学的语言文字学习。“行”，反过来对“知、情、意”，产生巨大影响。当代教育学上著名的“5+2=0”和“7+7=0”两个等式，就充分说明了这一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不能说是无能的，至少也是无奈的。 3.教育功能的实现，既有可知性，也具有不可预知性。 作为一门有明确研究对象，且有规律可循的科学，教育的功效如何，是可以部分预知的。换一种说法，如果一个人，从小生活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家庭环境和可以感知的周边社会环境)，长期接受良好的语言和文字教育，那么，教育功能的实现，再差也有三分。然而，作为对教育功能产生重大能动作用的环境(受教育者的模仿学习对象)，是有可能发生巨大变化，甚至是沧海桑田变迁的。环境的巨大变化，生活状态的巨大落差，完全可能颠覆受教育者的心智，极大地影响教育的功效。由于环境的变化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教育的功效如何，具有一定的不可预知性。 4.受教育者的社会和生活实践，是检验教育功能的唯一标准。 当前，对受教育者的考试评价制度，是一种“非科学”的科学评价方法，是“无可奈何”的科学评价体系。一方面，考试，只能考出受教育者，在某一个阶段知识掌握和部分能力发展的状况，而不能“考”出受教育者整个人生的知识掌握和能力发展状况，更不能“考”出受教育者的“人格”和“道德”。因此，现行的考试评价制度，是“非科学”的。另一个方面，以我们当代人的智慧，又很难找到一个比现行考试评价制度更为合理、更加科学的，评判教育功效的科学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现行考试评价制度，又是科学的。我们暂时做不到科学评价教育功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意识到，检验、评价教育功能的科学态度和标准?答案是肯定的。检验、评价教育功能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受教育者终身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实践。也就是说，我们评价教育功能，不是看受教育者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写”，而是看他(她)怎么“做”，“做”的效果如何;不是看受教育者在某一阶段、某一时期怎么“做”，而是看长期乃至终身怎么“做”。盖棺定论，以受教育者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实践来定论，是理想状态下检验评价教育功能的最科学方法。 作者：孟延风 彭举鸿 单位：重庆市北碚区档案局 重庆师范大学 教育哲学论文:民办教育视域下经济哲学论文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迷失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源已经成为教育市场的主体，而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依然停留在简单化的操作层面，民办高校招生人员和创办者日益被人诟病为“逐利者”。造成这一现象的实质是作为民办高校的管理和招生人员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迷失，缺乏以经济哲学的视角思考民办高等教育营销理论的战略价值。其主要表现为： 1.大多数民办高校招生人员的理念还停留在“招生就是要多招学生、多赚钱”的层面，学生成为其“牟利”的工具。 在招生实践中，由于这种工具理性思维的放大，客观上造成教育价值的偏移，招生人员往往认为，招生任务的完成要靠与高中班主任教师的交易、广告宣传和搞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来完成，因此多采用“买卖学生”的隐性腐败、多渠道宣传推销和无所不用其极的公关营销手段来开展工作。事实上，宣传、推销仅仅是营销手段，不是营销的全部。 2.民办高校招生人员多由学校的行政、后勤等人员组成 缺乏教育教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对教育教学的价值纬度缺乏认知，造成招生人员教育营销价值理性的先天不足，导致其缺失对优质师资、特色专业建设、重点实验室等教育营销“软资源”和“硬资源”的深度挖掘。对于民办高校来说，招生工作解决的是生源数量问题，教学质量解决的是生源质量的问题。笔者认为，民办高校忽视对教学质量价值属性纬度的营销属于不完全营销。具体而言，民办高校忽视了教育营销的精髓，即民办高校必须把教学和科研工作作为教育营销价值的优秀内容，必须全程监控教育产品（学生）的塑造和社会对教育产品的认可度，而这些才是有效教育营销价值的基础。 3.从目前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的现状来看，民办高校教育营销的策略主要停留在功利性的战术层面而不是促进民办高校大发展的战略层面 教育营销目标只是停留在扩大生源、实现“以学养学”的工具性层面，而没有上升到促进民办高校发展的战略层面。更为严重的是，民办高校的个别领导也不具备教育营销价值理性意识，对招生工作的重视只是出于生源危机的本能管理动机，而其他职能部门、院系从教者往往更不善于对教育营销理念做深刻思考，这既不利于民办高校教育营销实践的深入探索，也不利于其良性、持续、健康的发展。 二、教育营销是对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理论创新 1.教育营销理论的提出 改革开放之初，市场营销作为外企开拓中国市场而引入的一种营销模式，其市场趋利动机明显。伴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国际化和市场化的浪潮已经不可逆转，我国逐渐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理论已成为共识。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发挥教育价值功能，提高教育质量和效能的教育营销理论应运而生。教育营销从工具理性层面来看是手段，而教育营销价值本身隶属价值理性范围，其价值导向上归于传播和推广等目的，两者之间的辩证结合有助于指导民办高校教育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效发挥民办教育的价值功能，提高民办高校的教育质量和效能。 2.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引入教育营销理论的必要性 伴随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持续，民办高等教育将会成为教育产业化的主战场，民办高校的发展将始终伴随着生源的激烈竞争，在招生工作中引入教育营销理论将成为民办高校生存的必然选择。我省民办高校引入教育营销理论既有现实生存的需要，也有内涵式发展的需要。伴随着河南民办高校发展的双重需要，把教育营销理论提升到民办高校招生工作的战略高度，是保障民办高校在招生战场上生存下来的重要支撑之一。笔者认为，从教育营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综合上提纯教育营销理论是经济哲学思考的切入路径，教育营销理论贯通于围绕教育市场优秀而展开的一切实践活动，应当植根于教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生成过程之中，民办教育机构有义务将社会需要的产品———人才与科研成果输送到有关的社会生产部门或机构，其指向是教育目标价值的实现。教育营销理论在民办高校招生工作上具有价值先行性，其应用则集中体现在民办高校招生工作教育营销策略的路径选择。 三、河南民办高校招生工作教育营销策略的选择 1.进行招生市场调研，实现生源目标细分和准确定位。 事实上，在招生工作教育营销的实施中，首先要重视对生源市场细分找准生源目标，比如在学生入学前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调研掌握学生学习基本情况及报考意愿，在学生到校学习之后对入学新生进行为期半年的跟踪服务，然后根据调研信息寻找民办高校可供给教育产品与生源目标之间的契合。 2.宣传学校特色专业，提高学校品牌声誉。 民办高校要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准确把握自身办学特色。办学特色主要体现在办学的定位、办学的价值理念、学科的水平、课程体系的构成、人才培养目标、管理方式和效能、校园文化的建设等方面。以特色吸引学生、培养学生、成就学生是保证学校声誉的基石，民办高校学生的质量要接受教育市场终端的检验，教育品牌的优劣取决于学生培养的质量。因此，招生工作上的宣传推广要重点从民办高校的特色专业等方面做文章，以提高学校品牌声誉为导向。 3.树立教育营销战略意识。 教育营销意识应该放在民办高校招生的战略层面来凝聚和推进，民办高校应该选拔专业教学人员参与招生工作，淘汰冗员，要在民办高校内部建立专门的招生工作教育营销办公机构直接与学校教学和行政部门对接，通过招生工作会议、招生工作文件、各教学单位招生工作网站等使全体教职工都全员认同教育营销且愿意为教育营销做出贡献。教育营销理论的引入对指导河南省民办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发挥功能，提高民办高校教育质量和效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办高校作为河南省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承担着为河南省由人口大省向人才大省跨越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责任。随着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产业中的深度发展，以教育营销为导向的教育运行机制其优劣得失会进一步显现出来，作为民办高校的招生工作人员应该具备教育营销理论素养，成为构建新型教育经济关系的“哨兵”。因此，笔者再次强调教育营销理论的经济哲学思考十分必要，它对民办高校招生工作的指导有切实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构建学生、民办高校和社会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新型教育经济关系，有助于民办高等教育的健康、良性发展。 作者： 胡朝阳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教育哲学论文:教育实践下的教育哲学论文 一、“教育哲学”辨 为了更好地辨明“何为教育哲学”的问题，可以把它一分为二:“什么是教育哲学”与“教育哲学是什么”。前者考察教育哲学的历史形态;后者考察教育哲学超历史性的本质。 (一)什么是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主要有三种传统:形而上学教育哲学、规范教育哲学、分析教育哲学。②形而上学教育哲学也可以称为思辨教育哲学，其典型代表人物为柏拉图。在他所著的对话录中，苏格拉底不断以“什么是”和“是什么”的方式追问诸如“正义”、“德性”、“美”等事物的定义，以便在“人事”上获得一种超越习俗、流变事物的确定性知识。在这种教育哲学中，主要表达的是教育即“灵魂的转向”③，即让灵魂从观看习俗幻象转向洞外真理之光。规范的教育哲学的“规范性”来源于其对哲学方式的辩护，而非一种宗教信仰或政治权威。因此它往往与思辨的教育哲学相生相伴。规范的教育哲学主要关涉三个问题:何为人类的卓越与优秀的德性，这些德性为何是卓越的，如何培养卓越的德性。④分析教育哲学以分析作为工具，探索语言使用过程中概念间的联系，以便发现和澄清理解过程和知识话语中的混乱。⑤分析教育哲学反对从哲学原理简单地演绎到教育问题上来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由哲学强加给教育的做法。吊诡的是，对分析教育哲学的有力批判主要来自分析教育哲学的内部。①上述三种教育哲学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教育哲学样态，是对“什么是教育哲学”问题的回答。然而这并不能排除在一种新哲学方法兴起之后，还会出现多种新型教育哲学形态的可能性。任何一种教育哲学历史形态都只是一种“偶在论”存在样态。对教育哲学确定性、本质性特征的考察则应该通过回答“教育哲学是什么”来进行。 (二)教育哲学是什么 教育哲学并不只是用哲学的方法来解释教育。它是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来探寻教育的真理。教育哲学相较于实践教育学与教育科学而言，具有更长远的“目的论”的关怀。它关怀的是三个整全:整全的社会、整全的教育、整全的个人。具体而言，教育哲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性。1．追问教育“自然”教育哲学追问“教育是什么”，更为准确地说追问“正确的教育是什么”。它不同于教育科学旨在揭示“教育事实是什么”。教育哲学是一种探寻教育“本性”或“自然”②的尝试。具体说，教育哲学是这样一种尝试:旨在了解教育的本性并为之辩护。之所以需要辩护，就在于其本身是一种对教育的“本体”追问，从而显得“不合时宜”、“不接地气”。它本身并不考虑教育的具体情境与特殊性，而是对纯粹的教育“自然正确”③追求。教育哲学并不关心其能否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现实化与技术化操作。如何操作是个实践教育学的问题，实践问题是技术性问题。教育哲学是关于“是什么”的绝对知识，而非关于“如何做”的相对知识。2．探寻教育“理性真理”教育哲学是对教育“理性真理”的承诺。所谓教育理性真理是以人的纯粹理性探寻教育的“理性事实”。理性事实只存在于人的言辞中，教育哲学需通过言说的方式去探寻。与此不同，教育科学追求的是“事实真理”，即教育在现实中事实上是怎样的。它以价值中立的态度把教育现状中的事实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剥离出来，并加以鲜活地呈现，就已经达到目的。它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科学事实”。教育哲学探寻理性真理是为作出健全的判断提供评判标准。因为教育科学恰恰只是“价值中立”地不断展示事实，而无法让我们作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的判断。而教育哲学的首要问题就是何谓教育真理的问题，是评判现实教育对与错、好与坏的依据问题。它寻求回答的优秀问题是:什么是正确的教育?只有符合自然或本性的教育才是绝对正确或正当的。教育自然正确是人类教育的终极价值标准。教育哲学就是在言辞中构建以美好生活为中心的符合“自然正确”的教育。3．关涉“善好生活”在理论上可以把生活分为两类:现实的“纯然生活”与理想的“善好生活”。现代社会对人的管理已经不可能细化到个体内在德性的考察，只要个体不违反大规则，就被认定为合格公民。在这种粗放式的国家治理模式下，人们日益关心自己纯然生活的生存处境，变得更为“现实”。教育科学与实践教育学正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境况。它直接扎根于教育的现实，以求获得人的生存条件的改善，以便满足生存之需，而实践教育学正是通过指导教育行动直接促成纯然生活的现实化。然而二者倾向于使人精神忙碌于现实而“两眼看地”，往往忽略了“头上的星空”。教育哲学正是要使人仰望星空———超越现实，追求那个高于现实的善好生活。教育哲学是以“人应该如何生活”、“什么是善好生活”为根本主题。纯然生活与善好生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是自洽的:不以其他目的为目的。教育哲学关涉的善好生活是“自然好”、“自然正确”的生活。①形而上学教育哲学、规范教育哲学、分析教育哲学都试图追问教育的本性，把教育引向“至善”。②这个至善就是教育的原型。“哲学决不会超出商讨或争论的阶段，决不会达到决策的阶段。”③教育哲学只对“正确的生活方式”和“正确的教育”进行辩护。实践教育学可能对现实的教育政策感兴趣，或基于某种世俗立场而为之辩护，但教育哲学只对教育真理感兴趣，并不依附于当下的某种秩序，更不为其合理性辩护。教育科学以揭露事实为天职，而教育哲学试图超越事实探寻“美好生活是什么”。 二、“教育实践”辨 教育理论可以三分为教育哲学、教育科学与实践教育学，因此不能笼统地谈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二者的关系。在论及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时，人们往往把“教育的实践性”、“教育哲学(学)的实践性”与“教育实践”三者混为一谈。 (一)“教育的实践性”、“教育哲学的实践性”辨 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活动，不管是个人的、家庭的还是社会的行为，显然都具有实践性。实践是指教育主体把教育理念付诸实际行动。“教育的实践性”这种提法在语法上犯了近似同义反复的错误，因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活动、行动或行为。教育的实践性这种提法如果尚存在一点意义的话，就在于它强调了教育的现实操作性与技术性。若把教育的实践性理解为教育内容与方式的实践性，则此问题就完全成了一个技术性问题。对“教育哲学的实践性”的理解涉及对教育哲学的理解。教育哲学作一门探寻教育本性的学问，本身具有实践的“意向性”。亦即教育哲学所探寻的理性真理，对教育实践本身构成了一种规范和引导。“自然正确”与“善好生活”本身就是对教育实践在方向上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教育哲学想脱离教育实践都是不可能的。“教育的实践性”与“教育哲学的实践性”是指二者具有指向实践的属性。前者是指教育活动内在地具有实践性，后者指教育哲学本身在理论的最高层次上始终关怀教育的行动和现实。何为教育实践也可以区分为两个问题:什么是教育实践与教育实践是什么。 (二)什么是教育实践 在教育实践的理论陈述中，存在两条基本话语路径: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话语与马克思式的教育实践话语。1．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观实践哲学并非与哲学同时诞生，而是开端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将人的活动分为理论、实践与创制。①这种三分法凸显实践的特殊性。首先，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在他看来，理论作为人性中最高的部分———理性的沉思活动，代表着人最为自足、完满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人可以像神般沉思世界的原因，实现人最高的幸福，即沉思生活。但是人除了自足的沉思生活，还追求完美的贤人生活，成为一个有道德德性的绅士。因此，亚里士多德并不同意苏格拉底将人的德性等同于知识的看法，因为人具有了道德知识不一定会自动成为好人。想要成为一个好人就得“做”好人。因此，与人的理论活动相比，实践主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学概念，包括伦理与政治活动。实践与理论一样，是一种自成目的性的活动。它是因其自身而值得欲求的东西。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与实践之间并非一种原理与应用的关系。理论与实践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并非内在演绎关系，而是一种具有等级性的外在并列关系。这种等级性是指理论高于实践。②其次，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创制与实践概念。与创制相比，实践自身就是目的。亦即一个高贵的道德行动本身就是人的目的，而人的创制活动指向的是创制之外的产品、成品。这种创制活动仅仅相关于人类生活中的某一领域，而实践活动相关于美好生活的全局。亚里士多德强调伦理学作为研究人的实践的学问，并不能要求其确切性，只能是大致地、粗略地说明“真”。③他试图用实践智慧来应对生活中遭遇到的特殊性问题。他认为，理论指向普遍必然性，而不能解决行为的个别性问题，因为个别之间存在异质性差别。亚里士多德通过二分的形式解决这个问题，即理论解决普遍性问题，而实践和创制解决特殊性问题。总而言之，在亚里士多德实践意义上使用教育实践概念关键点有三:第一、把创制活动排除于教育实践活动之外。教育实践是一种自足的目的性活动。第二、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之间是一种并列的关系，但这种并列并非内在并列关系，并不存在相互推演的关系，而是一种外在并列关系。第三、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等级次序，教育哲学高于教育实践。2．马克思式的教育实践话语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既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又包括其创制概念，并且倾向于后者。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活动，因此是以非生产性为特征的。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在马克思那里通过对劳动的重新理解而得到改造与贯彻。马克思把劳动看成人的本质，④理解为一种人的自足的活动，即人的劳动本身不是达到其他活动的手段，特别是不能成为资本增值的手段。如此，马克思成功地把劳动实践化了。而亚里士多德的创制却是以生产产品为直接目的，这种产品包括物质性产品，也包括诸如诗的创作等精神性产品。马克思通过把这个创制概念糅合进他的实践概念，从而使实践概念生产化。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以生产性为特征的。它最大特点在于实践已经完全超出了认识论的范围，成为生存论的本体论概念。⑤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实践自为性和目的性的解释，即把实践看成因其自身而存在，但它又包括创制活动，因此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已经突破了伦理与政治活动的范围，达到了康德所说的价值原则的普遍性。而亚里士多德在强调实践的自足性和目的性的同时，多次强调实践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了他的实践纲领:“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实践在马克思那里成为一个终极价值的概念———将人的自由生产性活动，即实践，作为人的终极价值。 (三)教育实践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把指向目的之外的产品为目的的创制活动排除在外。教育创制活动是一种明确以实效为目的的教育生产活动。教育的优秀问题被理解为使人“活得好”与“做得好”。②马克思式的教育实践观恰恰把教育创制活动包括在内。不仅如此，它还包括教育理论生产活动在内。因为马克思通过把劳动抽象化之后，从事教育理论活动依然是“劳动一般”。③劳动生产化，生产实践化，如此马克思完成了实践观的改造。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概念，使得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出现了分离，从而在二者之间留下了鸿沟。马克思把哲学与实践理解为原理与应用的关系，通过“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弥合了这条鸿沟。亚里士多德式的教育实践代表一种古典式的实践理解方式，其形而上学基础是宇宙目的论。而马克思式的教育实践代表着一种现代性的实践理解方式。它是以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两种实践观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在自足性的认识上是相通的。教育实践最终要指向人的生活本身。然而，由于人不可能完全把握对象的整体，人在实践中人所面对的是特殊性与个别性的情境，所以教育实践并不能操作对象的整体。这正是教育实践与教育哲学的区别所在。教育哲学可以通过理论理性从整体上把握教育的本性。哲学是一种跳跃式、攀爬式的思维方式，它抽离教育具体情境，在概念上对教育进行考察，从而达到对教育和人的整体性把握。而教育实践必须直面教育行动中所遭遇到的所有细节，但由于人的有限性，诸如人的现实欲望和世俗立场，人所运用的只能是以一变应万变的实践知识。概而言之，教育实践是对教育哲学所探寻的教育本性的“模仿”。这种模仿并非在最佳的状态中进行，而只能是在次等(好)的状态下完成，它不可能达到教育真理的完全复制，因为它要面对双重诱惑:政制的挤压与人性的感性欲求。在被迫权衡诸多条件的际遇中，教育实践像一只背负众多包袱的雄鹰一样，已然失去了“搏击长空”的梦想，平稳而安全地飞行成为其现实的目标。教育实践就是在种种遗憾中，步步妥协地应对“杂多”的现实，在诸多权衡中通过运用技术化手段把教育理想降格地展开的过程。 三、“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关系辨正 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之间并非理论与应用的内在推演关系，而是外在并列的关系。教育哲学的逻辑理路决定着它应该超越教育实践。教育实践理应联系教育哲学。 (一)“教育实践应联系教育哲学”的三重理由 1．教育哲学的逻辑在先性教育哲学追问的“自然正确”并非与人的教育行动无关，只是离具体指导稍远一些而已。再抽象的教育哲学也意向于“实践”，虽然它可能不具备实践可操作性。这正是“教育哲学的实践性”。教育哲学的实践性并不能否定其逻辑在先性。这个问题的理解涉及对“本质”的理解。在柏拉图那里，“相”(理念)在逻辑上先于现实中分有“相”的事物。教育哲学作为探寻教育的“相”的一种尝试，它所探寻的“理”当然可以先于或超越具体的教育而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直到近代，“本质”被理解为是从具体事物当中抽象出来的。基于这种理解本质不再像柏拉图的“相”那样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被当作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理性思维产物。然而，教育哲学作为一种研究教育的纯粹状态的自然本性的学问，不仅仅是从教育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它更是逻辑在先地先于教育实践，并为教育实践的展开提供本体论依据。在这种意义上，不是教育哲学要走向实践教育学，而是教育实践要联系教育哲学。不是要责怪教育哲学脱离教育实践，而更应该反思教育实践脱离教育哲学。2．哲学逻辑与现实逻辑之别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二者分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逻辑。教育哲学是属于哲学逻辑，而教育实践是属于现实逻辑。哲学逻辑是规范性的，现实逻辑是操作性的。处于现实逻辑中的教育，必须要经过理性的跳跃才能达到哲学逻辑中绝对正确的“教育的相”。正如哪怕是看尽天下所有的(有缺陷的)圆，都未必能把握几何学意义上“绝对的圆”，因为从现实之物到思想之物需要理性的“最后一跃”。这种跳跃仅仅站在实践的层面是做不到的，必须站在更高的理性层面即“灵魂的看”才能实现。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二者逻辑虽异，但二者在相互“流动”中可以相通:教育实践通过理性的跳跃“自下而上”地通达教育哲学，而教育哲学从纯粹理论理性出发进行教育真理的探寻，“自上而下”地对实践进行规范与指导。然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已经不再相信教育原型的存在，更不相信“目的论”的价值秩序。在这种际遇中，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二者在否定自身逻辑的同时，相互僭越。教育哲学丧失哲学的纯粹性与普遍性，而教育实践失去行动操作性与个别性、具体性。3．教育哲学的超越性在教育理论研究中学者易于承认“事实真理”，却不关怀甚至否定“理性真理”。理性真理是一种指示性真理，它为现实路径的选择提供了一种参考和指导。按照古典教育哲学的理解，现实中的事物都是不完满的。日常生活中存在某种缺陷的圆，必然要趋向于完满的圆。同理，现实中的教育也是不完满的。它只是对教育的“相”或自然(本性)的摹仿。因为教育受制于现实多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出离自身的“本真”和“真实”。教育的“相”是教育的逻辑开端。它的正确性的根据来自于其自身的完满性，并为现实中的教育提供了评判的标准。教育真理并不能自己显现出来，而要靠人去探寻和用语言去表达才会显露出来。①教育真理是一种“存在”，只存在于言辞之中。通过“对现实的真正原型的深刻把握，从而越来越接近真正的真理。”②简言之，教育真理是需要通过人的理性去言说、辨明或指明。由此，追求教育真理的教育哲学，会表现出超越或“脱离”教育实践之感。这种脱离感来自于教育实践的“向上看”，即站在现实立场上观看教育哲学，使人产生一种仰望的“高处不胜寒”之感。然而如果站在教育哲学的立场上“往下看”，即站在哲学的立场上观照教育实践，则并无脱离感。反而由于自身的高度而对实践有更整体更长远的指引作用。因此，教育哲学在最抽象最纯粹的意义上最高地指导着教育实践。③ (二)重申教育哲学的普遍性、纯粹性与高贵性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只有普遍才能认识。④这也是教育哲学的方法论总纲。教育哲学所能把握的是教育的普遍性。而教育实践是针对情境性与个别性的教育问题。所以，那些教育中的特殊性与个别性的问题，应该放在教育实践中解决。教育哲学是从教育的整全性来研究问题，它根源于教育哲学的目的，即通过整全的社会和整全的教育绽出整全的人。这种整全性标识着教育哲学的纯粹性与高贵性。被“祛魅”了的现代人，一谈及哲学的高贵性就嗤之以鼻并大加讨伐。人们往往把哲学的普遍性、纯粹性与高贵性等同于哲学的专制。似乎哲学的普遍性是导致二战惨绝人寰的犹太人集中营的罪魁祸首，仿佛哲学的高贵性要为二战后的全球核威胁负责。这种对哲学高贵性的拒绝心态，正是教育在全球失效、人类心智不健全的现实表现，也是现代教育为了实现大规模的大众教育而把教育水准拉平从而使教育降格的结果。在现代所谓民主的渲染中，人们已经把自己的头脑交给了舆论主导者或民主选举出来的平庸首领。人们不再通过自己的理性来区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人们以为民主表决出来的，或多数人所持的观点，就是对的。人们在这种所谓的民主气氛中变得划一、平庸，不再追求高贵。哲学源于惊异，没有不断追问的理性攀爬精神根本不会有教育哲学。真理就是真理，而不是意见，真理就是高贵的。教育哲学作为一种探寻教育真理的学问，它不会因为教育实践者觉得它难以在实际中操作化，而变得妥协与脆弱。教育哲学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真理，是对人的整全人生、整全幸福的探寻，它不会纠缠于现实可操作性的细枝末节。在这个功利的消费时代，虽然教育哲学在追问教育真理的同时，还负有为其存在合理性辩护的任务，但这无损于反而更加彰显其高贵性。 四、结语 教育不仅在于教给受教育者什么，更为重要是的培养他们追求真理的心性。一种理论或思想，它的真正价值在于让人们在某个方向上引起思考，成为探寻真理的“药引”。为教育哲学的纯粹性辩护，并非要贬低教育科学与实践教育学的价值，更不是忽视或否认教育实践的存在。毫无疑问，教育实践的好与坏不仅关涉到整个教育的命运，更深层地关涉到整个人类的幸福。教育哲学有其自身独立的逻辑理路，它具有普遍性与超越性，它可以为教育实践的展开提供本体论依据。教育哲学试图辨明除了眼前的一抹功利，还有更有意义的东西值得人们去追求:教育根本上要引导人们思考“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以及“什么才是正确的教育”，并且为正确的教育、值得过的生活辩护。教育哲学从整全性出发探寻具有普遍性的教育真理，表面上看它不顾教育实践，实际上教育哲学在一种更高层次上关怀着教育实践。 作者：吴元发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讲师

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红色文化 内涵 特征 人气33107

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摘要]“红色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 [关键词]红色文化 红色精神 内涵 特征 文/管仕廷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淀、创造、整合形成起来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它蛰伏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红色文化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化一般包括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等实物;精神文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制度(如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信仰、政治作风、政治道德、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物质文化是红色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优秀与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人类先进文化的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支撑。 红色文化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追求。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 一提到红色文化,人们就会联想到革命、战争、流血、牺牲、解放等概念,认为红色文化就是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文化,它首先是一种革命文化,革命是红色文化的主题与主要内容,这是红色文化带给人们的第一印象与初步认知,也是人们对红色文化最直观的理解。其实,红色文化以“红色”为主题、为优秀,在内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区分。在狭义上,红色文化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形成,在中国革命的红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反映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建设国家、创造美好生活、发展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文化思想与价值体系,它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可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国红色文化的主流、源泉。而在更广义的范畴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传承、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有些特定的内容如关于理想、信仰、道德追求、奋斗目标、奉献精神以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优秀内容等都属于红色文化的范畴。 (一)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及表现 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是指红色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必须要有一定的载体,它是革命理论、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精神遗产的物质载体。红色文化在形式上是具有一定物质形态(或载体)的文化,这种形态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现,如表现革命内容、革命思想、革命过程的文化作品,包括小说、文章、诗歌、戏剧、标语、歌曲、出版物和革命文献;也包括革命遗迹、纪念地、标志性物件等,如战场纪念地,革命会议遗址、领袖的故居、旧居等纪念馆,革命前辈用过的物品或穿过的遗物等(也包括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重要遗址、纪念地、物品等)。这些物质载体承载着红色文化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人们一接触到这些东西就会联想到红色的、革命的主题、历史、事件及革命思想、意识与观念。 (二)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及内涵 红色文化的内容即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指的是红色文化的内在构成要素,包括理想、信仰、思想、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体系和科学文化知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红色文化的精神在早期等同于革命精神,其后内涵在不断丰富拓展。红色精神大致分三个历史时期:在1949年之前是名副其实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日精神、西柏坡精神等;1949年之后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红色文化精神的内涵已超越了革命主题,出现了“建设精神”或“创业精神”,如“两弹一星”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雷锋精神;1978年之后进入改革开放,又出现了改革创新精神、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红色文化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追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形势下加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人民群众理想信念教育的优秀资源。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中,“红色文化”愈发凸显其作为主流价值的突出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强大的持续精神动力和软实力,并承担着引领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也有人将“红色文化”概括为革命年代中的“人、物、事、魂”:其中的“人”是在革命时期对革命有着一定影响的革命志士和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革命烈士;“物”是革命志士或烈士所用之物,也包括他们生活或战斗过的革命旧址和遗址;“事”是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或历史事件;“魂”则体现为革命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红色精神的内涵愈益丰富,如体现红色文化内涵的“红歌”在今天已不仅仅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歌曲,只要是积极向上的、弘扬真善美的、体现我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歌曲都是“红歌”,这表明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已有了新的诠释。 二、红色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 红色文化是革命的文化,是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文化,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体系,是在汲取中华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的新文化体系,因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民族精神是红色文化的天然成分、养料和重要构成。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文化,民族性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科学性即它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坚持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守客观真理的科学品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学正确地揭示和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红色文化又是一种科学的文化。红色文化坚持为最广大人民服务,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红色文化不是为少数人垄断的精神产品,而是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由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创造的思想文化,是一种大众性的文化。它着眼培育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道德追求的时代新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红色文化既是主流文化,也是大众文化。红色文化始终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愿望,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要求,服务于人民大众,满足着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发挥着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养的作用与功能。 (二)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 “红色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先进思想文化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 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优秀和灵魂,指引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民大众提供了新的世界观、新的理想、新的道德和新的精神。红色文化极大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为全社会提供着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红色文化与一定的政治、经济相适应,就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红色文化始终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而这个文化的优秀与灵魂则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旨精神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它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源泉和优秀资源,为后者输送土壤、空气与精神养分,决定并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 “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新的革命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革命文化运动的产物,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引领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前进的意识形态,是共产党人根本宗旨和优秀价值观的科学表达,红色文化因此而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变革创新、文明发展的内在灵魂、精神支柱和不竭动力。“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这是同志对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特性的论述。红色文化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服务于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内涵并体现着我们党的意识形态。红色文化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并为之享用的文化,体现着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与宗旨,是我们党在革命与建设的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文化表达,是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文化宣示。红色文化又是红色政治,是我们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红色文化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历史意识、政治追求和道德取向,彰显并表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价值体系。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播,可以凝聚时代人心、彰显时代精神、锤炼民族性格、锻造民族风骨、提升民族品格,红色文化具有塑造新人、涵养人心、促进民族自新的价值与功能。 (四)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时代精神的折射。红色文化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阶段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文化,随着历史的变迁与时代的发展,红色文化的内涵及形式都会发生具有特定历史印记的变化。从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到和平建设再到改革开放,时代主题的转换使得红色文化的内涵更为丰富、主题更加开放、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红色文化的发展视野更为宽广,具有不断吸收多种文化成分的开放性的气度,通过汲取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精华而提升文化品质。因此,红色文化有利于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交融共进,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红色文化中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开拓创新、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与时俱进地适应建设和谐文化的现实需要。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厚重的历史文化,构建以红色文化为载体,以理想信仰、民族精神和思想道德为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可以适应在不同时期、不同群体和阶层中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的要求。红色文化是一种先进的、公正的、高尚的文化,继承发展了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友爱、互助、奉献、公平、正义,强调勤俭节约、克己奉公、勤政爱民,强调道德伦理、天理良心,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与强权、霸权、功利、私利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有着本质区别,相对于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腐朽的价值观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红色文化的熏陶下,人们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精神的养分和心灵的充实,是激励人们追求理想和信仰的动力与源泉,对于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导向和社会道德风尚具有引领与促进作用。 [作者简介]管仕廷(1968-),男,湖北武汉人,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现实。湖北武汉430022 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浅论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摘要]“红色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 [关键词]红色文化 红色精神 内涵 特征 文/管仕廷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淀、创造、整合形成起来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它蛰伏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红色文化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化一般包括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等实物;精神文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制度(如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信仰、政治作风、政治道德、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物质文化是红色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优秀与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人类先进文化的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支撑。 红色文化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追求。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 一提到红色文化,人们就会联想到革命、战争、流血、牺牲、解放等概念,认为红色文化就是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文化,它首先是一种革命文化,革命是红色文化的主题与主要内容,这是红色文化带给人们的第一印象与初步认知,也是人们对红色文化最直观的理解。其实,红色文化以“红色”为主题、为优秀,在内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区分。在狭义上,红色文化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形成,在中国革命的红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反映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建设国家、创造美好生活、发展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文化思想与价值体系,它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可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国红色文化的主流、源泉。而在更广义的范畴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传承、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有些特定的内容如关于理想、信仰、道德追求、奋斗目标、奉献精神以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优秀内容等都属于红色文化的范畴。 (一)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及表现 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是指红色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必须要有一定的载体,它是革命理论、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精神遗产的物质载体。红色文化在形式上是具有一定物质形态(或载体)的文化,这种形态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现,如表现革命内容、革命思想、革命过程的文化作品,包括小说、文章、诗歌、戏剧、标语、歌曲、出版物和革命文献;也包括革命遗迹、纪念地、标志性物件等,如战场纪念地,革命会议遗址、领袖的故居、旧居等纪念馆,革命前辈用过的物品或穿过的遗物等(也包括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重要遗址、纪念地、物品等)。这些物质载体承载着红色文化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人们一接触到这些东西就会联想到红色的、革命的主题、历史、事件及革命思想、意识与观念。 (二)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及内涵 红色文化的内容即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指的是红色文化的内在构成要素,包括理想、信仰、思想、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体系和科学文化知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红色文化的精神在早期等同于革命精神,其后内涵在不断丰富拓展。红色精神大致分三个历史时期:在1949年之前是名副其实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日精神、西柏坡精神等;1949年之后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红色文化精神的内涵已超越了革命主题,出现了“建设精神”或“创业精神”,如“两弹一星”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雷锋精神;1978年之后进入改革开放,又出现了改革创新精神、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红色文化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追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形势下加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人民群众理想信念教育的优秀资源。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中,“红色文化”愈发凸显其作为主流价值的突出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强大的持续精神动力和软实力,并承担着引领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也有人将“红色文化”概括为革命年代中的“人、物、事、魂”:其中的“人”是在革命时期对革命有着一定影响的革命志士和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革命烈士;“物”是革命志士或烈士所用之物,也包括他们生活或战斗过的革命旧址和遗址;“事”是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或历史事件;“魂”则体现为革命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红色精神的内涵愈益丰富,如体现红色文化内涵的“红歌”在今天已不仅仅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歌曲,只要是积极向上的、弘扬真善美的、体现我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歌曲都是“红歌”,这表明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已有了新的诠释。 二、红色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 红色文化是革命的文化,是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文化,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体系,是在汲取中华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的新文化体系,因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民族精神是红色文化的天然成分、养料和重要构成。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文化,民族性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科学性即它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坚持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守客观真理的科学品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学正确地揭示和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红色文化又是一种科学的文化。红色文化坚持为最广大人民服务,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红色文化不是为少数人垄断的精神产品,而是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由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创造的思想文化,是一种大众性的文化。它着眼培育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道德追求的时代新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红色文化既是主流文化,也是大众文化。红色文化始终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愿望,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要求,服务于人民大众,满足着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发挥着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养的作用与功能。 (二)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 “红色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先进思想文化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 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优秀和灵魂,指引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民大众提供了新的世界观、新的理想、新的道德和新的精神。红色文化极大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为全社会提供着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红色文化与一定的政治、经济相适应,就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红色文化始终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而这个文化的优秀与灵魂则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旨精神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它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源泉和优秀资源,为后者输送土壤、空气与精神养分,决定并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 “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新的革命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革命文化运动的产物,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引领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前进的意识形态,是共产党人根本宗旨和优秀价值观的科学表达,红色文化因此而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变革创新、文明发展的内在灵魂、精神支柱和不竭动力。“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这是同志对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特性的论述。红色文化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服务于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内涵并体现着我们党的意识形态。红色文化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并为之享用的文化,体现着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与宗旨,是我们党在革命与建设的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文化表达,是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文化宣示。红色文化又是红色政治,是我们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红色文化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历史意识、政治追求和道德取向,彰显并表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价值体系。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播,可以凝聚时代人心、彰显时代精神、锤炼民族性格、锻造民族风骨、提升民族品格,红色文化具有塑造新人、涵养人心、促进民族自新的价值与功能。 (四)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时代精神的折射。红色文化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阶段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文化,随着历史的变迁与时代的发展,红色文化的内涵及形式都会发生具有特定历史印记的变化。从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到和平建设再到改革开放,时代主题的转换使得红色文化的内涵更为丰富、主题更加开放、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红色文化的发展视野更为宽广,具有不断吸收多种文化成分的开放性的气度,通过汲取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精华而提升文化品质。因此,红色文化有利于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交融共进,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红色文化中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开拓创新、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与时俱进地适应建设和谐文化的现实需要。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厚重的历史文化,构建以红色文化为载体,以理想信仰、民族精神和思想道德为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可以适应在不同时期、不同群体和阶层中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的要求。红色文化是一种先进的、公正的、高尚的文化,继承发展了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友爱、互助、奉献、公平、正义,强调勤俭节约、克己奉公、勤政爱民,强调道德伦理、天理良心,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与强权、霸权、功利、私利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有着本质区别,相对于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腐朽的价值观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红色文化的熏陶下,人们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精神的养分和心灵的充实,是激励人们追求理想和信仰的动力与源泉,对于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导向和社会道德风尚具有引领与促进作用 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浅析红色文化的内涵及开发 【摘要】红色文化形成于我国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过程中，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持，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具有内在统一性，充分发掘和利用红色文化的价值功能，将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 【关键词】红色文化 内涵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 统一性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决定从战略高度强调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过程中，充分发掘和利用红色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如今我国正在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红色文化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发掘和利用红色文化的价值功能，将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 红色文化所具有的科学内涵 红色文化的形成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二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前期，中国共产党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创造了红色文化中的瑰宝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革命中形成的精神文化延续到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又形成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红色文化涵盖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指的是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标志物等实物；制度文化指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革命文献作品；精神文化指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革命精神、革命道德传统等。物质文化是红色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优秀，制度文化是红色文化的灵魂。 作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制度文化这三种文化形式的统一体，红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文化内涵，要更好地发展红色文化，需要全面认识其内在深层含义。 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引人民实践、推动社会进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团体进行追求民族独立、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的革命实践活动，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红色文化。因此，红色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革命实际、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系列先进文化。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先后创作出了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红色文化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红色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结果。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为近现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以来形成的红色文化，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五千年来积淀而成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中的精神内涵包含了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并吸收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共十四大将“弘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写入党章，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上的态度，也为红色文化建设描绘了宏伟蓝图，指出了前进方向。 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团体的强大精神支柱，是构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成分。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红色文化精髓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不断地激励着全国人民为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共同理想而不懈奋斗。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者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展现出的顽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英雄主义为优秀的革命精神，红色文化很好地体现了党和群众在革命年代的精神风貌、价值取向及人生追求，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 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具有内在统一性 从红色文化的形成过程来看，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孕育在同一个母体。红色文化形成发展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引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过程中。可以说，红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历程，伴随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际，要建设中国先进文化，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历史前提。 红色文化的基本内容包含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都包含在红色文化之中。因为红色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中产生的，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致力于实现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处处体现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后形成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因此，从形成过程和科学内涵两方面看，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具有承接性和一致性。前者是后者内容宣传和教育的重要平台和载体，是培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重要力量。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的基本内容贯穿于红色文化之中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贯穿于红色文化的内容之中，加强红色文化建设将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灵魂。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的产物，在红色文化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为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如今对红色文化的学习实质上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强化人们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信仰，就等于是抓住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的灵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主题。目前，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反映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红色文化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和建设中形成的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如今学习红色文化，重新感悟历史，有利于人们坚定走中国特色道路的信心，团结奋斗在共同理想旗帜下。 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精髓，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力量。红色文化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结合，不断激励、鼓舞着人们在革命和建设中进行不懈的奋斗。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基础。“八荣八耻”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确立了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学习红色文化就是要让全体人民都能够遵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和准则，使其真正内化其为人们内在的规范，并使之成为思想行为的指针。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之间相互联系、融汇贯通，红色文化则蕴含其中，密不可分。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和全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时代的精神鼓舞斗志，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因此，采取措施大力培育和发展红色文化，能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河套大学】 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山西红色文化的形成脉络和内涵价值 厚重辉煌的山西革命历史，铸就了光耀千秋的山西红色文化。省委高度重视大力弘扬我省红色文化，王儒林书记指出：“在中国革命血与火的考验中，三晋大地无数的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奋战，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无私奉献。我们山西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气贯长虹的革命老区精神，催生了壮美瑰丽的红色文化，始终激励着我们攻坚克难，一往无前。革弊立新、激浊扬清，要把弘扬三晋优秀法治文化、廉政文化同弘扬红色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下，激发和凝聚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坚定信心、励精图治、富民强省的强大力量。” 按照省委的部署要求，做好山西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就是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山西红色文化的形成脉络，挖掘其深刻的内涵和价值，以史鉴今，资政育人，让历史之光温暖人心、滋养人心、凝聚人心。本刊特载 一、从红色山西历史感知山西红色文化 山西红色文化，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在山西领导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进行的伟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山西红色文化的长城，是由党领导山西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所创造的彪炳天地的业绩、所谱写的波澜壮阔的史诗熔铸而成，一砖一石，历久弥新。 山西有着革命的传统。山西辛亥起义是山西革命斗争的起点。1911年山西辛亥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对辛亥革命的成功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同盟会山西支部实施“南响北应”战略，策动响应武昌起义的太原起义，推翻了清朝在山西的统治。特别是太原起义成功后，武装力量东出娘子关，与在河北的武装力量组成燕晋联军，扼守南北交通要冲，切断了清廷与南方的联系，有力地支援了南方革命。1912年孙中山先生考察山西时说到：“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这是对山西辛亥起义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在辛亥革命前，1905年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山西留日学生纷纷入会，到1906年入会的竟有50多人，这在中国北方为各省之冠。同盟会山西支部成立后又有一批在山西入会。辛亥革命历史风云中，山西有许多仁人志士举起义旗，勇往直前，投入推翻帝制、创立民国的革命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山西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历史、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山西是响应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地方党团组织较早的省份之一。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山西响应迅即，有组织的山西大学等11所学校的2000多名学生在太原集会游行，支持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影响所及，以山西青年学生为先锋及各界的积极响应，推动了山西反帝爱国斗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1921年5月成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初夏成立中共太原支部。山西党组织的建立，揭开了山西革命斗争历史的崭新篇章。在建党初期和国共合作进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党领导山西革命斗争，组织发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处于全国革命斗争的前列。山西涌现出和走出了高君宇、贺昌、彭真、、薄一波等一批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和革命家。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山西是北方地区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省份之一，也是北方地区第一支正规红军的诞生地。1931年5月，山西党组织领导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同年7月，山西党组织发动平定武装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这两支红军在吕梁山、太行山燃起革命武装斗争星火，成为党在北方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重要实践和尝试。红二十四军是党在北方地区创建并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支正规红军，转战五台山，落脚太行山北段的河北阜平县，创建了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这是北方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后来，两支红军遭敌“围剿”，艰苦转战，余部由晋入陕，与陕北红军会合。其中，红军晋西游击队到达陕北后，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两部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随后部队先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在刘志丹、谢子长、等党和红军领导人领导下，创建、坚持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山西领导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力图“创建苏区，将山西变为江西第二”，成为“星火燎原”革命局面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了劳苦大众以崭新的希望，使苦难中的山西人民认识到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是为老百姓谋利益、求解放的政党和军队，为后来在山西创建革命根据地打下了重要的党的工作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山西是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通道，提出“经营山西”的战略构想，把山西摆到关系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全局的重要地位。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硕果仅存”的陕甘根据地成为党中央的“落脚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大西北建立起来。同时，又面临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就是有了“落脚点”之后，如何再造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扩大抗日力量和主力红军，争取迅速对日作战。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决定东征。1936年2月，、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红军一举突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占领晋西吕梁山数百里地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东征前线孝义县大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连续召开了著名的晋西会议，重点研究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指出：“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在发出的有关电报中多次阐明，红军首先是在山西创建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建立模范的人民政权，成为号召全国革命的中枢。“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从1936年2月20日开始渡河东征，到5月5日全部回师陕北，红军东征山西历时75天，转战晋西吕梁、临汾、运城等地50余县，横扫大半个山西。东征期间，有8000多名山西工农子弟参加红军，是红军当初进入山西时人数的一半以上，从而壮大了红军队伍。红军在山西筹款30余万银元，连同筹集物资，约合计50万元左右，为解决陕甘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和增强红军的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红军东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初试建立抗日根据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红军东征为后来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开赴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重要基础。历史表明：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南方转到北方后，在中国革命再度蓬勃兴起中，党中央以陕甘根据地为“落脚点”，下大力“经营山西”，把山西摆到推动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战略基地重要地位。 （四）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和部署山西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山西成为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首先的立足地。八路军总部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驻在山西，长期坚守太行，山西成为党领导下的华北抗战的指挥中枢。中共中央北方局八年全国抗战长驻山西，具体领导党在华北的工作，山西成为实施发动全民抗战的策源地。可以这样说，推动兴起全民抗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开端在山西。山西是八路军出师抗日的立足地，也是八路军实行和坚持华北抗战的出发地。八路军依托山西，实施三次战略展开，开辟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逐步形成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和山东四大抗日根据地。 （五）山西最早成功实践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牺盟会”、“战动总会”和组建山西新军是全国的创举和范例。亲自部署山西统一战线开展，多次亲笔致信山西地方当局阎锡山，安排多方以多种渠道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晋绥应放在第一位”。中共与阎双方达成在太原建立中共秘密联络站和中共秘密电台，以及开辟晋陕秘密交通线和晋陕通商等协议。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薄一波等到山西，专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及其军政上层的统战工作，他们接办和改组了“牺盟会”，运用官办的合法的组织，戴“山西帽子”，实际上实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形成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此后，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进入山西，北平、天津、上海、河南、湖北等22个省市爱国青年成批涌向山西，使山西成为全国抗日救亡声势最大、动员民众抗日最广泛的特殊地区。中国共产党运用特殊形式统一战线，通过“牺盟会”培养党政军民各级干部、掌握抗日政权、组建山西新军、建立抗日救国群众团体，动员组织群众抗战。全国抗战爆发后，莅晋代表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开展游击战争部署问题，提议合组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实施战争全部动员和组织游击战争。经过谈判，1937年9月20日正式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续范亭担任“战动总会”主任委员，中共派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参加了“战动总会”的领导工作。“战动总会”是中国共产党与地方当局阎锡山在一个战区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共产党、八路军派出代表，以公开的身份参与领导，双方形成固定的组织、共同的纲领，这在当时全国还是第一例。“战动总会”在晋西北、在晋察绥战地充分发挥了动员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配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协调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日的战时政权作用。党在山西运用统一战线组建了山西新军。山西新军名义上属于阎锡山军队建制，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八路军并肩作战的抗日武装。山西新军有4个决死纵队，一个工人武装自卫纵队，3个政治保卫旅，3个保安司令部，1个暂编第一师，共计50个团，兵力最多时达7万人。1940年山西新军归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 （六）山西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主战场之一，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坚固屏障。山西作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主战场之一，八路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军民筑成铜墙铁壁，陷敌于人民战争大海，取得了辉煌战绩。八路军首战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千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第一次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国共合作进行忻口战役，八路军的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烧毁敌机24架，使敌进攻忻口的物资供应濒于断绝和失去了空中轰炸优势，创造了国共两党和军队在军事上密切合作、共同御敌的范例。八路军七亘重叠设伏、广阳伏击战、神头岭伏击战、响堂铺伏击战、长乐急袭战、午城井沟战役战斗等，被称为“典型的游击战”。山西是百团大战的主战场，破坏正太、同蒲、白晋等铁路交通线，一度攻占日军坚固设防的天险娘子关。百团大战给日军企图分割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八路军黄崖洞保卫战激战8昼夜，歼灭日军1800余人，八路军伤亡350人，创造了敌我伤亡6比1的光辉战绩。八路军洪洞韩略伏击战，一举歼灭日军“战地观战团”军官120余人及护送部队60余人，其中包括少将旅团长服部直臣和6名联队长，这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一次消灭日军军官最多的著名战斗。正因为有这件事的发生，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被日本天皇召回东京，受到训诫。8万余沁源军民对深入根据地腹心区的日军展开历时两年半的围困战，终于赢得了胜利，被誉为“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根据“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晋西北开展了“挤敌人”斗争，围困芝兰、岔口等敌据点，受到赞扬：“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据1937年7月至1947年7月的统计，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抗日根据地，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共进行大小战斗6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合计约38万人。仅据在山西境内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进行的70次著名战役、战斗统计，歼灭日军近7万人，占侵略华北日军总数22万人的31.8%。 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了阻敌西进的屏障，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在延安的党中央的前卫阵地。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师主力、一一五师主力分别扼守黄河以东地区，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和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日军的围攻，打击和牵制日军，打破了日军渡黄河西犯的企图，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后来形成的晋绥抗日根据地，绥远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以山西为中心的晋绥、晋察冀、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在战略上协同配合，相互策应，共同担负了保卫和支援陕甘宁边区、保卫和支援党中央的重任。 （七）山西被称为“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山西人民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突出贡献。抗战时期，山西全省有105县，总人口1147万人，日军侵晋，烧杀抢掠，围攻“扫荡”，仅制造一次杀害千人以上的惨案就有12起，据初步统计，造成全省伤亡共计276.18万人。另据统计，仅在册的包括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山西籍革命烈士为10.5万人。山西各地参加八路军的热血青年有60余万人。八路军由抗战全面爆发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02万人，其中，晋察冀部队以一一五师入晋“五台分兵”留下的3000余人为基础发展到32万人，晋绥部队以一二师入晋时的8000余人为基础发展到8.5万人，晋冀鲁豫部队以一二九师入晋时的9000余人为基础发展到30万人，八路军发展壮大，与山西青年一批又一批的参军热潮密不可分。山西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尽最大努力供应了战争需要的粮食、被服和各种军需物资，担负了繁重的抗战勤务，踊跃支前。山西人民以无私奉献的情怀，竭尽所能提供了兵源、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晋绥边区人民在异常艰苦条件下赤诚奉献支援陕甘宁边区、支援党中央。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到1945年，晋绥边区支援中央的经费占到边区财政的50%到60%，而吕梁几个专区则占到70%，其中仅1943年上缴中央的经费就占到了吕梁几个专区各县财政总收入的81%。 （八）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是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前进阵地、重要兵源基地、后勤保障基地和干部输出基地。1945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邓小平集中太行、太岳、冀南3个野战纵队和地方部队发起上党战役。上党战役是解放区军民抗战胜利后对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取得的第一个自卫反击战胜利，保卫了抗战胜利果实，配合了在重庆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也标志着从山西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示各根据地派大批干部进入东北。1945年9月，林枫、吕正操率领晋绥军区部队一个团，以及连以上干部400余人开赴东北，太行、太岳、冀晋区党委也各抽调一批干部开赴东北，执行向东北发展的战略任务。 1947年刘邓大军出太行，突破黄河天险挺进鲁西南，经略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由此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序幕，太行区抽调1600名干部、8万名民兵民工和太岳区抽调3000余名干部随军参战支前；陈谢集团从晋南豫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开辟新的战略区，太行区抽调1万名民兵民工，太岳区抽调数千名干部和4万名民兵民工随军参战支前。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的普遍深入，广大翻身农民参军热情空前高涨，保证了人民军队兵源的补充和扩大。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有30万翻身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并有百万民兵民工参战支前。 晋西北吕梁解放区成为党中央的战略后方。1947年3月，面对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实施战略大转移，主动撤离延安，将中央和军委两大机关分为三个部分，、、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方委员会继续留在陕北，转战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赴河北省西柏坡，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组成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于1947年4月11日在晋西北临县成立，统筹后方工作。中央后委机关及转移过来的有3200多人，最多时5500多人。随中央后委在临县的，一度时间还有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中央后委在临县，作为党中央的三个工作中心之一，在党中央与各战区协调联络、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驻扎一年，于1948年5月与中央前委、中央工委在河北省西柏坡会合，中央后委结束其历史使命。 1947年4月，与中央后委在临县成立同时，刘少奇、率中央工委赴河北省西柏坡路经山西。1948年3月至4月，、、任弼时率中央前委和解放军总部向河北省城南庄、西柏坡转移时路经山西。在兴县蔡家崖召开的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发表了重要谈话。 解放战争时期，山西老区及半老区掀起大规模的普遍的运动，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基本完成了消灭封建生产关系的伟大社会变革，并为党领导全国解放区创造了经验。 山西革命老区在血火战争年代锤炼、培养、成长了大批干部，不仅为夺取抗战胜利造就了干部力量中坚，而且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迎来新中国诞生造就了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山西作为干部输出基地，有2.5万名干部北上、西进、南下，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开辟新区工作，仅成建制南下湖南、福建、四川，接管地方政权的干部就有1.2万人。 （九）山西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国领袖和将帅工作战斗留下光辉足迹最多的省份之一，山西涌现出众多著名革命英烈和英模人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左权、、、关向应、、、聂荣臻、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领导人和高级将领，都曾在山西运筹帷幄，挥师作战，忘我工作战斗。初步统计，开国将帅中10大元帅全部，10位大将中的9位，1594位上将、中将、少将其中的983位，共1002位都曾在山西工作战斗，建立了彪炳天地的丰功伟绩。 山西这块红色的英雄的革命热土，从建党早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涌现出众多著名英烈和英模人物。他们的事迹感天动地，可歌可泣。山西革命英雄谱在中国革命史册上闪射着耀亮的光辉！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山西领导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山西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居于重要地位，发挥了特殊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就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山西红色文化。 二、山西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传承价值 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精神文化。山西红色文化是历史留给今天的无比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 （一）山西红色文化蕴含了一个大道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付出最大的牺牲和作出最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优秀作用形成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是山西红色文化的突出主题和鲜明主线。山西革命历史表明，在人民的探索奋斗中，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有了山西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党的活动和影响日益扩大，山西人民驱除黑暗、追求光明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路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山西有党在艰苦卓绝环境中带领人民坚持不懈斗争，点燃革命武装斗争星火，山西人民闹翻身求解放的希望就一直在。特别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山西领导人民浴血奋战、顽强拼搏，不畏艰险、敢于胜利，山西作为革命根据地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在党的历史、中国革命历史上谱写了尤为厚重辉煌的篇章。山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史昭示人们：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在人民解放的时代趋势下，谁在斗争中表现得最坚决、最彻底、最勇敢，谁就能够赢得人心；谁能够切实解决人民大众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迫切需要，谁就能够赢得人民的拥护；谁能够正确指明和代表中国的前途，谁就能够成为未来的旗帜。夺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抗战胜利后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共产党便带领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道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前进，这是历史的逻辑。今天，我们就是要用山西红色文化揭示的这个大道理教育激励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永远铭记党恩，坚定不移跟党走。 （二）山西红色文化充分展示了山西革命热土最为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山西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基本内容。全国抗战爆发后，由于八路军三大主力师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移驻山西，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的成功实践，山西造成了华北抗战的特殊局面。三晋大地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抗日群众运动蓬勃兴起，人民群众登上了坚持抗战实现民族解放的历史舞台。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热血青年涌向山西，投身民族抗战的伟大洪流。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各行业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国共两党和军队合作抗战，八路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胜利开展游击战争，英勇打击日本侵略者。三晋大地谱写了全民抗战的爱国主义壮丽篇章。山西近现代史表明，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高度弘扬，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将中华民族素有的爱国主义传统引入科学的轨道，使爱国主义升华发展，第一次发挥出战胜外敌入侵、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巨大力量。爱国主义精神在山西抗战中得以最生动最集中的展示，由此山西成为全国注目的地方，成为风云际会、英才汇聚的地方，成为全国各地热血青年冒着战火硝烟奔赴抗日战场，施展报国之志让青春闪光的地方。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之魂，最深沉、最宝贵。爱国主义是具体的、历史的。今天，我们要大力传承弘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把爱国家和爱山西统一起来，铭记红色山西历史，以山西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为荣耀为自励，同心同德，攻坚克难，开拓奋进，励精图治，推动山西全面发展，再铸山西新的历史辉煌。 （三）山西红色文化承载着党的政治优势、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这是山西红色文化的本质内涵和优秀要义。抗日战争时期，提出要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并总结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经验及其三个基本问题的相互关系，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了党的独特优势，包括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如此等等，这都在党领导的山西革命斗争中、在根据地党的建设中得到具体运用和成功实践。山西作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又通过斗争实践总结丰富党的理论，具体完善党的政策，勇于开拓新路。以山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既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主战场，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验场”，根据地推进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推进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造成了未来新中国的雏形。 这里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史实：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和部署山西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坚持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动员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时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自居，提出贯彻共产国际“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提出许多对国民党无原则迁就退让的错误观点，还提出不应提改造旧政府机关，在山西等地区仍应维持旧县政府和旧县长，不能成立抗日人民政府。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给党内造成一定的一时不能明辨是非的影响，对党的实际工作造成危害。于是，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等。任弼时到莫斯科后，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书面报告大纲，并在共产国际会议上作了口头说明，阐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今后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介绍了八路军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由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决议案和决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提出“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域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随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为优秀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批准了以为优秀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这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抗战，成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确立维护以为优秀的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坚持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最有说服力的实践证明。 到解放战争时期，山西作为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前进阵地、兵源补充基地、后勤保障基地和干部输出基地，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重要历史贡献，并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制度成果增添了新的实践内容。 因此我们说，党在山西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政治优势，是山西最大的优势，并留下了党在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的丰富经验。 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党的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体现得十分突出。哪里环境最险恶，哪里斗争最艰苦，哪里就有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冲在前头，不惜牺牲自己。共产党员、党的干部与老百姓生死相依、同甘苦共患难，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革命战争年代培育形成的共产党人精神、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主要体现在：坚定理想信念，矢志不移奋斗，为了崇高信仰甘愿奉献一切，在追求理想中实现人生价值，把理想信念作为最大力量支撑；忠实践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的干部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时时处处起先锋模范作用；忠诚于党，在政治上坚定，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开创新局面；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等各项纪律，“铁的纪律”的观念牢扎心中；勇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在困难面前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坚定必胜信心；艰苦奋斗，吃苦在前，公私分明，廉洁奉公，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谦虚谨慎，甘当人民勤务员，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为实现人民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等等。党在山西培育形成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作风，内涵极其丰富深刻，需要深入研究总结，为今天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增强党性修养，提供教育激励和借鉴启迪的强大正能量。在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山西弊革风清、富民强省新局面的关键时刻，就是要唤醒历史记忆，把党在山西培育形成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作风作为今天教育党员干部最好的“营养剂”、“清醒剂”，做到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伤根”、“丢魂”，要让广大党员干部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扎根在哪里、要走向哪里，使山西光荣革命传统和山西革命热土展现的共产党人伟大精神薪火传承、发扬光大。 （四）山西红色文化彰显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山西工作和战斗建树的丰功伟绩，留下的崇高风范，以及革命英烈和英模辈出血染的风采。这是山西红色文化的显著特色和光辉亮点。在革命战争年代，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人民军队领导人和高级将领长期在山西工作战斗，他们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奋斗建立的卓著功绩，他们身上体现的崇高思想道德品质、高尚人格风范永留三晋大地。老一辈革命家在山西这部历史写就的大书，永载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历史辉煌史册，成为今天对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党性党风教育的生动教材。 从建党早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山西这块红色的英雄的土地上涌现出数不胜数的著名革命英烈和英模人物，像红军东征牺牲在吕梁的刘志丹，山西抗日战场牺牲的八路军最高将领左权，归国华侨、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先后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的张友清，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女英雄刘胡兰等等，就是众多革命英烈的代表。在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其中9个英模连队、英雄群体方队中，山西抗战诞生的英雄连队有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夜袭阳明堡战斗模范连、雁门关伏击战英雄连、百团大战白刃格斗英雄连4个，从山西抗战走出去的英雄连队和英雄群体有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连2个，共为6个。由此看出了山西抗战英雄在全国抗战中的典型代表性。“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我们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一代一代铭记山西革命热土是用英烈英雄鲜血染红的土地，一代一代传颂英雄，让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五）山西红色文化孕育了以太行精神、吕梁精神为代表的山西革命老区伟大精神。这是山西红色文化的厚重底色和铿锵旋律。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八路军将士和太行儿女，用鲜血与生命培育了伟大的太行精神。太行精神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共产党人领导太行女儿展现的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展现的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为民族的解放展现的万众一心、敢于胜利的精神，是为人民利益展现的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共产党人、八路军将士和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革命英雄主义壮歌响彻大地的吕梁精神。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吕梁人民展现了对党忠诚、胸怀大局、英勇顽强、倾力奉献的精神情怀。在艰苦卓绝的伟大抗战中，山西人民展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解放战争时期，山西人民展现了紧跟党走、奋勇拼搏，胸襟远大、竞先前行，甘作基地、支援奉献的精神情怀。以太行精神、吕梁精神为代表的山西革命老区伟大精神，成为山西历史文化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山西人民的文化基因，植根于山西人民的血脉之中，成为恒久永续的精神力量。 （六）山西红色文化传承延伸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寨文化”、“西沟文化”和“右玉文化”等精神文化。“大寨文化”、“西沟文化”、“右玉文化”等精神文化，是山西革命老区伟大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扬发展，突出体现了山西人民听党话跟党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艰苦创业，不懈奋斗，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高歌前进的时代风貌。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寨精神，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西沟从抗战年代在太行山创办全国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到新中国成立后坚持艰苦创业，在山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被称为全国农业、农村建设的先进典型。“大寨文化”、“西沟文化”值得在今天结合新的时代实际加以传承弘扬。再从“右玉文化”来看，右玉由解放初的一片风沙成患、山川贫瘠的不毛之地，经过60多年来的治理，成了现在沙丘和荒山绿化，树木成荫、生态良好。右玉精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县委、县政府班子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功成不必在我，功在长远久久为功，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利益的政绩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有山西特点的时代文化，同样是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加强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山西走向更加幸福美好未来的精神财富。 （七）山西红色文化留下了物质文化重要资源。山西红色文化从物质文化层面看，主要包括重要红色遗址遗迹、重要红色建筑纪念场馆与设施、重要红色历史文物、重要红色文化产品、重要红色文化史料遗存等。我省是红色文化资源大省，根据革命遗址普查，全省现存的建党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史重要机构旧址、重要党史人物的故居旧居、重大战役战斗遗址和重大纪念设施共有3400余处，其中包括中共太原支部旧址、武乡王家峪和砖壁八路军总部旧址、左权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石楼红军东征纪念馆、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国共合作忻口战役遗址、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临县中央后委所在地旧址、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百团大战纪念馆、高君宇故居、故居、刘胡兰纪念馆、平顺西沟展览馆等100余处在全国有影响的标志性遗址、建筑和设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山西留下了大量珍贵诗文，是红色文化瑰宝，还有山西革命热土催生的一大批红色文艺文学作品，如《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小二黑结婚》《吕梁英雄传》等。有厚重丰富的文献史料遗存，非常珍贵难得。从红色资源区域分布看，形成了太行山、五台山、吕梁山、太岳山和大同、太原6个红色文化圈。这笔丰厚的红色文化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是不可再生的重要资源，需要进一步做好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使红色文化物质载体更好起到承载历史、印证历史的作用，更好发挥其精神教育价值和经济发展价值，做大做亮山西红色文化特色品牌，加快红色文化旅游和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做好推动我省“六大发展”，促进转型发展，打造新的支柱产业这篇大文章。我省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做大做强红色文化产业的潜在优势巨大，前景广阔。 历史与现在和未来是相通的，历史凝结成的文化有着鲜活的生命力，它和新的时代贯通，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山西红色文化给我们增添了历史自信心和历史自豪感。我们要大力弘扬我省光耀千秋的红色文化，以红色文化感召人、激励人、引领人，凝聚强大正能量，落实省委“五句话”总体要求，山西站在历史性新起点上，迈向弊革风清、富民强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 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试析甘肃红色文化资源的类型、内涵及特点 [摘要]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为基础，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领导中国红军和中国人民创建的反帝、反封建的先进文化。甘肃是红色文化的圣地，红色文化资源遗迹、遗存甚多，内涵丰富，特点突出，是甘肃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入探讨和弘扬红色文化的内缊、特质，对甘肃建立华夏文明创新、传承和示范区大有裨益。 [关键词]甘肃；红色文化；文化资源；历史遗存 红色文化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团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创造的一切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总称。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成立至今所参与和领导的各种为解放中华民族，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进行的所有活动的遗留物和纪念物。狭义的红色文化是指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活动以及活动的遗留物和纪念物，包括遗址、遗迹、文物和其所承载的优良传统、革命精神。在表现形式上有两种：一种是物质形态的，如历史资料、遗址遗迹等；一种是非物质形态的，即承载的精神和文化。 一、甘肃红色文化资源的类型 （一）以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为优秀的早期中共党组织、党员活动红色文化资源 1925年冬，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在兰州正式成立， 张一悟任支部书记， 钱清泉、宣侠父同志任支部委员， 党员有寿耀南、邱纪明等。特别支部成立后，积极开始领导甘肃人民的革命斗争，宣传、组织群众，发展党在各地的组织；同时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支持甘南拉卜楞寺藏民要求民族平等、反对军阀压迫的正义斗争。中共甘肃支部成立两年就遭破坏解散，张一悟、宣侠父、王孝锡等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为甘肃人民铺出了一条前进的路， 为中国共产党以后在甘肃恢复组织和开展革命斗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共甘肃支部在甘肃的活动留下了大量的遗迹、遗物和文献，是甘肃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以南梁政权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资源 1927年，共产党人王孝锡在庆阳建立了甘肃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共宁县支部。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等在庆阳先后建立了南梁游击队、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庆阳由此成为西北红军的摇篮。1934年11月，以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陕甘边根据地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形成的历史基础，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挺进抗日的出发点。 （三）以哈达铺、会宁会师和西路军为代表的红军长征红色文化资源 甘肃是红军长征到达的第十个省份。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到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结束长征，前后历时一年多，足迹遍布整个甘肃省。在长征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俄界会议、腊子口战役、哈达铺整编、榜罗镇会议、会宁会师、西路军进军河西等等都发生在甘肃广阔的大地上。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对于最后实现战略转移，到达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对于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都有重要意义。 （四）以八路军驻兰办事处为代表的抗战红色文化资源 1937年8月25日，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党组织成立。中共一面在地方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党的正确主张，为人民争取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而鼓呼。另一面，做甘肃省政府各部门上层人士的工作，参与制定抗战的方针和政策。在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的领导、影响和推动下，以兰州为中心的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遍布甘肃城乡。八办还营救了2000多名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使其重返革命队伍，重新投入抗日洪流中去。八办迎送接待了许多往来于陕甘宁边区、新疆和苏联的我党领导人经甘肃境内通达四方。八办还作为中转站将苏联的大批援华物资运送各地。 （五）以甘南民变为中心的解放战争时期红色文化资源 1945年9月，中共甘肃工委在庆阳恢复，1946年11月至1948年11月，甘肃工委从恢复党在陇南的组织——中共徽县工委入手，新开辟了陇右地区党的组织工作和武装斗争，组建了甘南民变工作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创建陇渭工委，恢复和建立了平东工委、皋榆工委、海固工委以及宁县直属工委，接通了清水、武山等地的组织关系，使地下党的活动遍布于除河西以外的整个甘肃国统区。到1949年6月，中共甘肃工委下辖地级工委5个，县级工委17个，区工委30个，党支部1300余个，地下党员达到1万6千余人，比1948年底增加了一倍多，使党的力量基本上遍布全省各地，工作渗透到各阶层，为迎接甘肃解放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甘肃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 （一）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就是把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的牺牲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① （二）南梁精神 南梁精神是以刘志丹、谢子长和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时期，在西北特有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开展革命实践活动的产物。南梁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斗争后期存留的唯一革命根据地，为陕甘宁边区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南梁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源头之一，其优秀是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是一种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开拓创新的变革意识；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② （三）西路军革命精神 西路军革命精神有其丰富的内涵，即：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患难与共，不避风险，相互救助的精神；用勇敢和智慧保护自己，百折不挠潜返革命阵营的孤胆英雄精神；忍辱负重，永不动摇，用终生的革命言行，证明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③ 三、甘肃红色文化资源的特点 （一）革命性 红色文化是在摧毁中国的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暴力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为争取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形成的，因此具有明显的革命性。 （二）创新性 无论是长征在甘肃、西路军西进，还是南梁根据地建设等甘肃红色文化资源，都集中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关键时刻的创新性和变革理念。正是因着这种创新性，中国革命才在危急关头发生重大转折，转危为安。 （三）民族性 红色文化既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同时吸纳了世界先进文化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带有鲜明的中华民族自身的烙印。 （四）多样性 甘肃省的红色文化资源众多，目前已调查的遗址有720多处。除这些物质文化遗存外，还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存，如一些红色歌谣、红色戏曲、红色著作等等。 （五）大众性 红色文化始终是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紧密相连的，具有非常强烈的群众意识。它来自于人民大众，服务于人民大众，代表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愿望。甘肃红色文化中还包含有众多少数民族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平等的一贯政策。 四、结语 通过对甘肃红色文化资源的分类及内涵的考察，可以看到，甘肃的红色文化资源数量较大，分布较广。在开发和发掘甘肃红色文化的内涵时，应该以“陕甘宁红色资源区”为中心，以“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革命圣地”为主题形象。 “长征精神”、“红西路军革命精神”、“南梁精神”这些精神具有跨越时空、撼人心魄、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时代力量，是推进甘肃科学发展的历史铭鉴和精神动力。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甘肃军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凝结的优良传统，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时代精神的融合，为实现甘肃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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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探讨初中《历史与社会》资源的有效使用 摘要：《历史与社会》课程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课程资源包括文本资源、音像资源、实物资源、人力资源等，也包括校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它们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基本凭借和依据。但我们绝对不能把它理解为我们教学活动中的权威，要提高课堂教学资源的实效性，我们必须走资源使用的多元化。 关键词：课程开发；有效使用；教材；教学资源 《历史与社会》教学资源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教师如果围绕课程标准大胆、有效地开发利用课程资源，创造性地使用教材，那么，在教学活动中就可以用最少的时间，花最小的精力，获取最大的教学效果，这是新课程背景下广大教师苦苦追寻的“目标”。基于这种思考，本文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资源的有效使用问题，谈谈自己的几点体会： 一、灵活运用教材资源，走课程资源利用的多元化 1.研究学生心理，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资源 学生是一切教育的主体，要让学生自觉、主动、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教师必须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出发，结合中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避免教学资源选择上的盲目性。如“贪玩”是初中生的天性，游戏具有启真、启美、启善的功能，如果在课堂上适当设计一个学生喜爱的游戏，无疑会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激发学生的思维积极性，进而引导学生对历史的自主探索，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2.合理整合教学资源，科学利用教材资源 教材是专家学者根据课程标准编写而成的，必然存在着时展与教材相对稳定。教师的教学活动应坚持以课程为中心来处理教材和设计教学结构、教学内容，根据学生需要对教材进行加工、组合，并不断地吸收新鲜富有感染力的教学资源，使自己的课堂教学富有个性化和时代感。如现代教学媒体极为先进，我们所见到的展示课，有文字、地图、动画、视频等，学生看得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从表面上看都用了大量资源，但学生听课效果很差，抓不住重点和难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一堂好课，不是资料的堆积，而是教师如何科学利用教学资源，发挥资源的最大作用，学生是否理解知识，能否灵活运用。 二、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开发利用社会资源 理论联系实际是社会课教学的基本方法，是学生学好知识的基本前提。社会是一个大课堂，社会中存在丰富的教学资源，开发和利用好社会资源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自觉地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源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引导学生关注国内外热点问题，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发动学生收集富有意义的材料，教师把这些材料与所学知识结合起来，设计相应的问题，让学生分析、讨论，从而解决热点问题。这种活动有利于增强学生主体参与意识，启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发展学生的个性思维。 古人云：实践出真知。《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强调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要求学生自主探究与实践，倡导合作学习。学生经验是一种资源，是我们教学的起点，知识只有与学生的经验结合起来并最终转化为自己的经验才有价值。在教学中，如果教师将学生熟悉的、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素材引入课堂，那就使学生感到课堂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提高学生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如七年级社会中“如何选择使用地图？”这一课，教师不妨从学生兴趣出发，设计一条从杭州到乌鲁木齐旅游线路，要求从中国的交通、地形、气候、民族风俗等角度来设计，选择地图，以小组讨论确定最佳方案。虽说是旅游，学生在讨论中感受到浓浓的生活情趣，了解到地图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 三、充分发挥学生资源的优势 学生是学校教育的对象，更是教育教学中必须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教师常常忽略对学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同时，学生资源与学生同在，只要面对学生，教师就拥有这些资源，无论是课堂教学、小组活动，还是个别辅导，随时随地可以加以利用。新课程改革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过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理应成为课堂教学的中心，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任务是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各种指导和帮助。 历史知识形象生动，但学生一时难以理解，教师必须通过教学的各个环节来把关，教导学生，找出学习规律，理清学习线索，分清重点和难点，加以巩固落实。同时，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和知识储备，教师应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好这一得天独厚的教学资源。如笔者在讲八年级的《世界三大宗教》一课时，课前让学生分组收集一种宗教内容，要求从教义、风俗习惯、重大节日活动、禁忌内容以及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等角度考虑，将材料在课堂上汇总，讨论和比较不同宗教，再分析青少年能否信仰宗教等问题。 整节课学生表现得非常出色，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的合作意识很强，展示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合逻辑思维能力，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课堂也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突破教材的编写体系，帮助学生重组学科知识的逻辑新体系 许多教师都在怀念旧教材的严密知识体系，批评新教材逻辑性不强。我们知道，新教材编写打破了原有传统教材的知识体系，如果教师只是按照教材常规教学，许多问题是很难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掌握知识，落实基础的，这就要求教师不能“迷信教材”，要大胆创新，突破教材的框架束缚，大胆地处理教材，重建学科知识的逻辑新体系。 如九年级《历史与社会》第二单元的教学，我们可以把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作为一条线索，从分析世界人口现状中国人口现状解决对策为线索，大胆地整合材料，让学生在直面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时，自行构建起“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框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利用有特色的资源优势，对教材进行创造性的延伸 目前，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日益完善，图书馆、阅览室、多媒体、校园网络等资源已在不断发挥优势，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特点，还可以采用以下教学资源： 1.利用活动课开发历史资源 活动课是收集和展示资源的好机会，教师确定活动课的历史主题，发动和组织学生自主寻找身边的与课堂内容相关的人或物，如家史、家谱、古老的家具建筑等都是学生身边的历史课程资源，要充分利用。如在讲八年级唐宋历史时，笔者利用双休日让姓李和姓赵的学生去收集与自己有关的家史、家谱，探究祖先的历史，其他学生自愿相助，然后在课堂上互相交流，结合唐宋知识分析，学生的好奇心得到充分的体现。 2.利用好乡土和区域资源 不同的区域蕴藏着不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本地特色资源，让学生了解家乡的历史，培养热爱家乡的情感。东阳是“教育之乡”，文化名人层出不穷，教师可以首先确定本学期重点，收集近现代东阳的历史文化名人资料，学生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收集资料，也可以请专家或专业历史博物馆人员介绍，也可以上网查询等，这样，学生可以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社交能力。当然，对乡土资源的挖掘要注意其历史的思想性和科学性，突出学生的主体性与教师的指导性相结合，以便更好地利用和开发乡土历史课程资源。 总之，《历史与社会》要走高效轻负之路，教师就必须用好教材，用活教材，不做教材被动的执行者，而要做教材的开发者，这是新课改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考验，也是教师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我们每位教师都要增强课程资源意识，合理使用教材，发挥课程资源的价值优势，提高我们的教学效果。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搭建学生主体平台 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 摘要：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教师搭建学生主体平台，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一个重要途径。笔者通过多年教学实践，总结出：教师在课前应引导学生收集准备课堂材料；在课中应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课堂；在课后应引导学生整理、展示课堂成果。这是发挥学生主体的三条不同途径，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可以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的有效性。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主体；有效性 一、问题的提出和现状分析 新课程改革如火如荼地快速进行，很多教师也为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进行了许多探索。但当前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中还是普遍存在着这么一些与新课程改革理念相违背的现象：有的教师在课堂中仍旧采用“填鸭式”教学，没有转变教师的主导地位；有的教师在教学手段上确实采用了讨论法、探究法等教学模式，课堂中也确实热闹非凡，但整堂课给人的感觉就像一盘散沙，没主题、没中心可言，学生课后收获也甚少。面对这些低效的课堂教学现实，对照新课程改革的发展要求，我们迫切希望提高课堂教学实效，使整个社会的教育教学能得到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 二、原因分析 1.教师教学理念模糊 虽在实施新课改之前，绝大多数的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师都参加了专门的上岗培训，但很多教师还是不能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教师成为课堂的主导，仍旧是“穿新鞋走老路”，采用“一言堂”的灌输方式进行教学。有的教师虽在课堂中采用了较新颖的教学模式，但仍旧是“作秀”一般，无主题、无中心可言，导致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低效。 2.教师教学方式陈旧 21世纪是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在信息社会中，知识与资料，人们可以通过在互联网以及其他途径快捷地获得。因此，教学过程中只有结合多媒体等先进的教学设施，课堂教学的效益才有可能提高。但纵观现实课堂，很多教师的教学方式还是“四一”模式，即(一本教科书、一本备课笔记、一支粉笔、一张嘴巴)走进课堂，教师假如仅凭借“四一”就想提高学习效率是根本不可能的，其课堂的枯燥、乏味也可想而知了。 3.教师教学方法落后 “一言灌”的教学模式不能调动广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那么，教师就得转变角色，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法、探究学习法等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措施 针对现状和原因的分析，结合笔者多年教学的实践经验和新课程改革的要求，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搭建学生主体平台的手段，实现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高。 1.课堂前 在课堂前，教师应引导学生收集、准备课堂材料，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前提。 在讲授新课时，可以先布置学生围绕即将学习的课本知识，利用课余时间，通过查阅报刊、图书、互联网、实地调查等方式，搜索、掌握一定的相关事例、数据、图文等材料，核实整理成文字材料，为学生在课堂上熟悉、理解教学内容做好准备。如：七年级历史与社会中《辽阔的疆域与行政区划》这一章节的内容，课本当中只有简单的中国的面积、人口、民族以及34个省级行政区划的简称、行政中心等内容的介绍，要求同学们掌握的是一些常识性的知识点。对于这块内容，教师就可以在课前布置同学们通过不同途径自行去收集一些有关34个省级行政区划的资料，如：谜语、风景图片、汽车牌照的数字等，并将这些课前经过同学们精心准备的材料，在课堂中以猜谜语、快速抢答等形式给示出来。这样，经过学生的参与和精心准备后，未学课文前已使学生对这节课的内容了如指掌，激发了浓厚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也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主动学习是学习进步成功的前提。 2.课堂中 在课堂中，教师应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关键。 要让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教师可以做以下几个工作：首先，教师课堂中教学的内容要面向学生、面向生活、面向社会。 五彩缤纷的生活和生活经历，多种多样的生活现象和问题，会引起他们的好奇感和探究心理，从而激发他们学习历史与社会知识的兴趣。如：俄罗斯森林大火是今年发生的一次世界性灾难事件。学生当然会对这件事情高度关注。我们不妨可以设计这么几个问题让同学们去思考： (1)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要与森林资源发生哪些亲密的接触？ (2)我们每天可以为节约森林资源做哪些有益的行动？ (3)俄罗斯在这次灭火事件中采用了哪些先进的武器？ (4)你认为中国甘肃舟曲的泥石流灾难性天气和人类的开发利用发展经济有关系吗？ 学生通过积极讨论和思考，深刻认识到资源的重要性，也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课堂中，把先进的科技成就和现实生活、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增强了课堂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激发同学们探索探究的欲望，激活了学生的思维，提高了课堂参与度和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其次，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如：“角色扮演”活动是一种以学生发展为本，把创新精神的培养置于最重要地位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历史与社会的学习能力，形成正确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合作能力，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思考的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新课标积极倡导的历史与社会教学方式之一。除“角色扮演”外，还可以采用讨论法、探究法等其他教学方式，都可以为学生和教师角色的转变，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3.课堂后 在课堂后，教师应引导学生整理、展示课堂成果，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保证。 很多教师都认为，课堂教学过程中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代表着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完成，而从未注重课堂之后对学生主体性的培养，注重延伸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如：当我们在课堂中学习了九年级的《资源问题》后，我们不妨可以布置这样的作业——对有关的资源问题，请同学们用小报的形式进行整理，然后在下一节课进行展示。通过这种形式，不仅把同学们摆在了主体的位置，而且进一步丰富了学生的课堂体验，巩固了课堂教学实效。 新课程改革充满挑战性，需要我们广大一线教师肩负起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使命，把新课改的理论和课堂的实践结合起来，用心血、用汗水、用智慧，通过搭建学习主体平台这一途径，切实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英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轨迹与结构性特征 摘要： 社工实务模式是观察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与社工专业发展的最佳视角。英美社工实务模式历史发展过程清晰、特征明显。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色彩浓厚，追求社会公平和旨在恢复服务对象社会功能的目标明确，微观取向的个案工作、个案管理与家庭治疗方法盛行，社会福利性质与福利制度建设背景突出。英美社工实务模式发展现状清晰预示了社工专业发展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趋势，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工实务模式建构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社会工作;社工专业发展;社工实务模式;历史经验 社会工作实务、社会工作实务框架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衡量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状况的主要标准，既体现社会福利制度结构性特征，又反映社工专业发展状况。社会工作实务泛指社会工作者从事的所有社会服务活动的总称，包括直接或间接服务。社会工作实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形成综合性社会历史产物就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个界定不清和充满歧义的优秀概念，是理解社工专业与社工实务的基础。有些学者认为，社工实务模式等同社工实务框架，似乎介于社工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之间。美国学者skidmore等人认为，目的、价值观、社会授权认可、知识和方法等五部分是个人、家庭社工实务的优秀组成部分，而且每部分都有重要的功能，构成社会工作“实务框架”［1］。与此同时，美国学者hepworth等人则使用“社工实务模式”的概念，认为每类专业服务在世界观、干预目标、特定技术、评估方法、干预时间的长度和其他方面，都存在明显不同。［2］笔者认为社工实务模式泛指社会工作服务中形成的相对固定的、结构性和系统性的服务活动。社会工作实务框架似乎是处于社会工作实务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之间的一种形态。鉴于西方学者较少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框架概念，更多的是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概念，在本文中主要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概念。由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观察社会福利制度安排、社工实务与社工专业发展状况的最佳视角，而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发展、社工实务与社工专业发展处于早期阶段，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社工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历史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文全面、系统介绍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实务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历史演变过程与类型，总结其历史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社工专业发展和社工实务模式发展、完善奠定国际经验基础。 西方社会工作实务、社工实务模式、社工教育与社会工作者培养、社工专业发展和总体性社会工作制度建设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普遍经历由孕育萌芽、诞生起步、改革发展、调整与完善、成熟与转型的历史变迁过程，历史发展阶段明显，反映西方社会工作变迁轨迹。1750-1900年百多年间，是社会工作孕育萌芽时期，主要方式是会社性组织(societies organized)和帮助、救助、改造穷人，主要服务人员是在师徒制中获得技能和知识的志愿者。这意味着社会工作服务起源时间上是与城市化、工业化、工业革命和社会现代化相吻合的。按照社会工作实务的共同框架，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实务大体可以划分六个明显的阶段。1750-1900年是宗教慈善公益、志愿服务与普通社区服务阶段，1901-1920年代是社会工作职业培训和半专业阶段，1930-1945年是初步专业化与提供专业服务阶段，1946-1960年代是专业化和各服务领域实务模式大量涌现的黄金时期，1970-2000年是高度专业化与社工实务模式成熟、结构转型时期，2001-2011年是全球化和国际社工专业化与实务模式发展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西方主要是指欧洲国家与北美国家，其中尤以英国和美国最为重要。而且，除第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主要是以英国社会工作历史发展状况为主要依据和标准之外，其他几个历史阶段的划分依据和参照标准主要是根据美国的情况，反映西方世界重心转移。社会工作起源于英国，发展于欧洲大陆各国，但只有在美国达到世界范围内最高的发展水平。因此，英美社会工作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发展状况典型反映、代表了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北欧国家社会工作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虽具有鲜明的北欧特色，但与英美并无实质性差异。［3］简言之，本文主要以英、美两国社会工作实务状况为基础描绘社工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 慈善公益阶段 1750-1900年是英国与欧美国家宗教型慈善公益、志愿服务与普通社区服务萌芽孕育和初步发展阶段，反映英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初期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状况。当时宏观历史背景是，17-18世纪英国开始率先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这种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发展阶段主要以系统性与全面性的“工业革命”表现出来。当时主流和主导价值观念是“谴责穷人”，认为贫困主要成因是个人懒惰，而非结构性成因。济贫法规定，地方政府承担照顾穷人的责任，将流浪乞讨的穷人遣返出生地并予以救济，那些不值得同情、而身体健康的流浪乞讨者应工作，济贫所是为穷人提供帮助的地方。［4］这意味当时执政者眼中的主要社会问题是“贫困和流浪乞讨”，并无“社会公民权利”理念。在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民族—主权国家”的概念与制度正在形成，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角色地位尚不明确，贫困救济主要是地方政府的有限责任。当时服务性质主体上是具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基督教中的同情、博爱、给予、帮助陌生人、人的尊严、人道主义等观念决定宗教型慈善和贫困救济事业服务性质。［5］当时英美慈善救济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则多种多样，反映济贫法时代贫困救济和慈善工作准则。一是1834年英国济贫法修正案确立的“更低的标准”(less eligibility)原则，即给穷人提供的贫困救济服务标准不能超过最低工资的标准，以确保不打击和不伤害就业者群体的积极性。二是分类救济原则，即穷人分为两大类，“值得帮助”的人和“不值得帮助”的人。三是以家庭和地理社区为基础的院外救济(outdoor relief)，以防止慈善欺诈和集中救济。［6］当时社会服务人员的主体是有钱、有闲和富有同情心的中产阶级妇女，她们以“友善访问员”(friendly visitor)的服务身份访问贫困家庭，并开展社区服务和帮助所有的穷人与群体。当时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主要是“经济保障”和“服务保障”两大类，前者如现金补助费，后者如庇护所和济贫院等，以确保穷人、贫困家庭、贫困社区和贫困人群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当时服务的主要方式有四：一是“友善访问员”的家访，二是济贫所服务，三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服务，四是以院外救济为主的社区服务，总体特征是“直接服务和微观个案服务”［7］。 1750-1900年间尚无现代的社会工作教育，服务人员主体是志愿性质的“友善访问员”。专业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专业发展问题尚未成为社会政策议题，志愿和慈善公益服务盛行。1840年起源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ies)，以伦敦慈善组织会社为榜样，1892年数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总数为92个，主要作用是实施慈善救济和提供帮助服务。19世纪末期，由于重复救济、慈善欺诈、慈善信息管理和慈善组织会社间沟通协调等问题，“科学慈善”(scientist charity)等问题应运而生，如何运用社会调查、登记注册、合作、协调等方法，弘扬工作伦理，强调道德规范和诚实，降低慈善成本，准确区分不同的服务对象，尽快改变以师徒制为基础的“友善访问员”培养体系，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者教育和培训体系，如何用“全日制和领工资”的专业社工，取代“临时性和志愿服务”性质的“友善访问员”，实施分类救济，提供以就业、法律性帮助和家庭服务为基础的准确和足够的贫困救济服务，成为推动宗教慈善、志愿服务向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转变的首要动力源泉和主要历史事件。［8］换言之，19世纪末期蓬勃发展和欣欣向荣的慈善组织会社，尤其是方兴未艾和兴旺发达的慈善服务、志愿服务、公益服务和“科学慈善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工作专业和专业发展。这意味着19世纪末期刚刚萌芽的新型社会工作专业和席卷英美大陆的“科学慈善运动”，为1900年以来社会工作专业、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工专业迅猛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总体来说，1750-1900年间尚无社会工作实务和专业社会工作者，自然无社会工作实务模式。 二、职业教育培训与半专业阶段 1901-1920年代是英美社工专业教育、社会工作职业培训起步和“半专业”发展早期阶段。1900年是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标志人类社会迈进具有历史性意义的20世纪。1900年以来，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由英国和欧洲国家转为以美国和北美为中心，西方国家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社会 工作实务和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同样如此。总体来说，19世纪末期英国和欧洲基本完成工业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城市化运动方兴未艾，1914-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深远，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秩序。同时，英国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思潮在布思等人贫困调查报告公布后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承担一定的福利责任成为社会各国广泛的“社会共识”，为福利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9］同时，美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蓬勃发展，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1900年以来，贫困、疾病、愚昧无知、失业、犯罪等现代城市“社会问题”形成，［10］其中贫困、疾病、愚昧无知和文盲问题最为突出，朗特里和布思贫困调查震惊英美世界。［11］ 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英美和欧洲国家的国家角色发生重大结构变化，英法等国率先在全民健康、义务性基础教育、家庭福利、社会保险、城市建设与住房等领域承担社会责任，英国式“福利国家”和全民性社会福利制度萌芽，社会服务性质由慈善转为“社会福利”［12］。1900年以来，英美上流社会开始普遍意识到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状况是贫困和疾病的成因，谴责受害者和单纯帮助弱势人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干预与社会改良主义日趋流行，以地理社区为基础的“安置所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是一种“社群主义”或社群主义原则，是济贫法时代个人责任原则向福利国家时代全民原则转型的“过渡形态”。同时，“选择性原则”是社会服务的基本原则，即向“值得帮助”的人群提供社区社会服务。美国社会服务人员构成发生重大结构性变迁，年轻的、满怀理想主义和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的“本科大学生”成为社会服务“主体”，他们接受适当的津贴、住房和膳食，并在老师督导下工作，尽管志愿者还是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芝加哥的霍尔馆是典型例证。［13］1900年以来，社会服务对象由狭义的贫困者、贫困户扩大到“贫困地区”和破旧地理社区，英国起源、美国发展的社区睦邻运动将地理社区和社区中各类弱势人群作为服务对象。［14］ ymca与ywca是将社会福音、社会服务、社会改造、社区睦邻运动与社区服务有机结合的典范。1900年以来，美国睦邻运动和城市社区服务的革命性变化是，除帮助个人之外，更加强调解决环境卫生、住房、公共健康和雇员被企业主剥削等社会问题，社会服务性范围显著扩大。 1900年以来，除以个人和家庭为基础的微观个案工作方法外，小组工作和群体性工作、社会服务组织行政、社区组织动员和社区宣传教育等方法都已出现，间接和中观类方法增多。需要强调的是，1923年召开的milford会议和milford报告确立了“单一的社工个案模式”，以个案工作方法为基础的通才教育模式，为教育者和实务者提供专业教育的概念基础。［15］英美慈善组织会社和社区睦邻运动为社会工作实务奠定坚实基础，全面评估、交代问责、专业个案工作方法，对有关服务对象及其生存环境关系真正第一手知识的高度重视，为社区居民增权的社区成人教育，角色模式和服务工作手册等推动社工专业教育发展。［16］在1897年全美慈善和矫正会议上，巴尔第摩慈善组织会社的mary richmond呼吁建立培训学校，1898年纽约慈善学院(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成立并提供六周的暑期学校。该校很快提供一学年课程，并在1910年采取两年制培养方案，m. richmond是“兼职教师”。到1917年，美国已有17所社会工作学院。到1923年，有13所社会工作学院隶属于大学。当时，绝大多数学生是“兼职学习”而非全日制。但是，不同的实务领域具有不同的课程。1920年代，由于对在职训练和兼职学习效果不满意，社会工作学院建立新型的要求全日制学习一年的硕士学位课程，标志着美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正式方法由此进入崭新历史时代。1900年m. richmond成为费城慈善组织会社理事长，1917年她出版的《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一书，标志着社工专业理论、专业知识、专业教育和社会个案方法的正式诞生，［17］标志着社会工作由“志愿服务”走向“专业服务”，“半专业化”服务是专业化初期的显著特点。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重要特征是“长期的”服务模式，而非短期的“友善访问”。英国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更加倾向于“社会改良和社会服务”，1929年英国颁布《地方政府法》，宣布取消济贫委员会，将其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实际上等于废除 实施了300多年的《济贫法》，同时，美国社工服务的“社会诊断”和“社会治疗”色彩日浓，主要实务领域是典型例证。［18］1900年以来，美国医务社会工作、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和儿童福利社会工作，既是三个主要实务领域，又是最先开设正规课程的三个实务领域，社工专业实务与实务模式议题应运而生。此外，起源于纽约睦邻运动的家访教师(visiting teachers)是“学校社会工作实务的先驱者”。1910年以来，美国精神卫生运动开始直接关注精神疾病预防与治疗过程中环境性因素的作用。第一个精神治疗的正规课程是1908年由芝加哥“民事与慈善学院”w. healy博士提供的。一战前，精神治疗训练课程主要是波士顿精神病院，纽约、费城和smith社会工作学院提供。一战后，精神治疗被广泛接受，精神治疗社工开始面对普遍性的精神健康和情绪调整问题。1912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提供一年的医务社工课程，纽约和费城社会工作学院也随之提供一年的医务社工课程。社工专业教育和实务领域课程有力地促进了社工实务与实务模式。［19］ 　三、初步专业化与专业实务阶段 1930-1945年是人类社会与西方世界，尤其是英美、欧洲国家和亚非拉国家革命性时代。1930年代蔓延整个西方的“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尤其是席卷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生结构性革命。［20］这种宏观社会处境与历史背景是理解1930-1945年英美社工实务和专业发展的社会性基础。1930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流价值观是凯恩斯理论和政府干预、责任理论，1880-1920年代美国“进步时代”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让位于罗斯福世界著名的“新政”、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广泛干预，经济危机和战争状态是两大动因。［21］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是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贫困和生活贫困问题，大萧条和经济危机使人们首次认识到，结构性失业和社会贫困并非个人而是社会问题。［22］1930年代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凯恩斯理论导致国家功能角色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迁。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新职能有三：一是配置和提供公共产品，二是对收入和财富分配、调整，三是稳定经济的所有举措，资源配置、财富分配和稳定经济，为社工专业发展奠定了基础。［23］19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民性、范围广泛、内容繁多的社会服务成为鲜明特征。 因大量兴办公共工程、军工企业、国防外交和公共服务扩张，公共与社会服务并存。［24］1930-1945年间，美国的《社会保障法案》和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确立了崭新的服务原则：政府责任与公民权利原则，最低生活保障与政府必须保证每个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原则，全民性与普及型服务原则，社会服务范围内容综合性、连续性、系统性和全人性原则等。［25］ 1930-1945年间，社会服务人员主体已是专业社会工作者，而且社会工作硕士占相当的规模。社会服务对象首次“超越”属于弱势群体的贫困家庭和贫困人群，“普通人和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成为服务对象，尤其是社会变迁、经济危机和战争的“牺牲品”［26］。这一阶段，除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之外，社会服务范围主要是社会保险与就业服务、基础教育、住房和医疗卫生服务，英国版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服务体系的轮廓清晰可见。［27］1935年全国社工会议首次设置“群体工作”，1936年全美社工协会设置“群体工作研究组”，1937年，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旧)(1921年成立)承认社会群体工作(social group work)方法。1937年，美国共有13个机构，其中包括10个社会工作学院提供“群体工作”专门课程。此外，慈善组织会社、睦邻运动与安置所、ywca与ymca青年服务、社区公益金(community chest)、美国各州社会机构地方理事会(local council)、大萧条时期劳工运动和公共工程等，成为社区工作或社区组织工作的历史渊源，中观取向的社区工作或社区组织方法呼之欲出。1927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aassw)成立，1932年协会对某些专门内容规定一年课程。1934年协会制定社工教育政策标准，如足够的项目预算、全职教师、图书馆资源和实习标准。1937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将成员资格限定为美国大学协会批准的“高等教育机构”。1939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要求两年的硕士学位课程是成为协会成员资格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1930-1945年间，美国社 教育制度以两年硕士为主，本科生为辅，专业教育发达。［28］大萧条和经济危机，尤其是新政、社会保障法案和各类公共援助服务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社工专业发展创造了难得机遇和适宜环境，社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9］1930-1945年间，由于弗洛伊?跃?穹治龊腿吮局饕逍睦硌А⒊鞘猩缁嵫Ш投?垦芯康扔跋欤?⒚勒嬲?绻だ砺垩芯俊⑹滴裱芯亢驼?哐芯靠?计鸩剑?缁岜淝ㄓ肷缁岱?窆叵担?缟缁嵛侍獬梢虻囊蚬?叵涤肷缁岱?竦墓δ茏饔?cause and function)是milford会议的主题［30］。如社会服务机构运行环境或服务质量改善，社会服务对象分类研究和大样本抽样，像1934-1936年第二次匹茨堡抽样调查是对社会服务机构的评估研究，主要聚焦儿童福利、家庭个案工作、筹资、健康、人力资源、公共救济和矫正七个方面，奠定了社工研究基础。［31］1930-1945年间，由于社工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穷人，医务社会工作、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儿童、家庭社会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是四个最早起源和密切相关的服务领域，msw课程为主，导致社工专业实务形成，为日后各式各样的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模式形成奠定了专业实务基础。 四、专业化与实务模式大量涌现阶段 1946-1960年既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专业社会服务领域全面拓展的黄金时期，又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孕育萌芽和大量涌现的奠基时期，还是全国性社会工作专业组织成熟期。二战后欧美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战后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1946年通过《充分就业法案》和《精神健康法案》，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建成世界首个“福利国家”，标志着欧美战后长期经济繁荣、建设福利国家“社会共识”形成、民权运动和教育平等法、1960年代重新发现贫困、美国1962年《公共福利修正案》等为社工专业、实务和组织发展创造了适宜环境，尤其是1961年建立地区再发展署和1962年肯尼迪政府通过的《人力资源发展和培训法案》，标志着美国由强调实现“经济保障”的传统福利向强调“机会和发展”的新福利模式转变。［32］1951年英国学者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演讲，首次系统提出“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民权利理论”，加之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和教育平等法，政府的责任和公民社会权利成为主流价值观。［33］二战后，欧美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就业、教育、机会均等、经济保障和精神健康服务，1960年代欧美“重新发现”贫困，综合性、系统性和社区服务为基础反贫困成主要问题。［34］1946-1960年代，欧美国家角色和政府职能再度发生重大结构变化，各国政府普遍提供“由摇篮到墓地”的全民性、综合性和连续性社会福利服务，“福利国家”角色成为时代特征。如1966年7月实施的美国老年医疗保健制度(medicare)，以及医疗救助制度(medicaid)。［35］这一时期，欧美社会服务中福利性质色彩浓厚，“社会福利服务”是最主要的类型。［36］美国社会工作者队伍中1/4是硕士和博士，3/4是社会工作的本科生。与此相关，贝弗里奇报告、马歇尔公民权利和美国民权运动，确立公民社会权利的服务原则。同时，多种因素促使社工重新聚焦个人服务、个案方法和心理咨询、精神治疗，1949年建立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imh)，1950年代社工学院85%的学生选择个案工作为主修，相当规模上层人士和50%的中产阶段具有精神健康问题，退伍军人、普通人和穷人成服务对象。与此密切相关，社区为基础的精神健康社工服务成为当时发展最快和最主要、最重要的服务。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个案工作者开始将个案与群体工作“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社区服务、社区规划、反贫困运动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不约而同共同推动社区工作方法的形成。［37］1951年，hollis?taylor报告建议：社会工作教育应局限于研究生层次。1952年美国社工教育理事会(cswe)成立，职责是认证全国社工学院研究生课程。msw的主导地位确立。［38］1955年，美国7个专门性全国协会组成新型的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社工专业发展、社工专业教育与专业权威达到空前高度(见表1)，是美国社工专业发展历史中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年，欧美“科学”慈善，个案工作实务、督导、管理和“临床治疗”取向，richmond“社会诊断”，20世纪初期盛行的弗洛伊?跃?穹治觯?约笆抵ぱ芯亢屠砺勰J剑?又??狡诩湫似鸬摹靶形?蒲а芯俊保?偈谷嗣枪刈⒌恪坝筛鎏迦毕葑?蛳低承曰ザ?叵怠薄8??匾?氖牵?950年以来，以个案工作和精神 分析为基础的社会工作知识基础转变为以“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和更加多样化，更加注重社会工作服务“干预过程和干预效果”，严格的、实证的、实务的和试验性社会工作研究设计、方法出现，实证主义和定量研究为主。当时，各类研究模式出现，主要是干预研究(intervention)、经验研究性实务运动(empirical practice)、定量研究(quantitative)、机构为基础的研究(agency-based)等类的实务研究激增。［39］1945-1960年间，时间顺序上最后出现的社区工作实务，却最早形成举世瞩目的“社区发展、社区规划和社会行动”三个经典实务模式，揭开美欧社工实务模式创建运动的历史序幕。［40］表1美国全国性社工专业协会与全美社会 工作者协会(新)历史变迁状况成立年份社会工作专业组织名称组织缩写1918美国医务社会工作者协会(aamsw)1919全美学校社会工作者协会(nassw)1921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旧)(aasw)1926美国精神治疗社会工作者协会(aapsw)1927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aassw)与硕士生1936美国群体工作者协会(aagw)1942美国社会行政学院协会(nassa)与本科生1946社区组织研究协会(全美)(asco)1949全国各协会间结构委员会(cias)1949社会工作研究组(全美)(swrg)1952全美社会工作教育理事会(cswe)1955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新)(nasw)注：根据美国社会工作历史的资料自行编制。带号的机构为组建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新)的7个全国性社会工作专业组织。五、社工高度专业化与实务模式成熟转型期 1970-2000年既是美欧社工高度专业化与西方社工专业权威、专业地位稳固期，又是美欧社会福利制度、政策模式与社工专业发展“第四波”结构性转型时期，还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大量涌现、迅猛发展和逐步完善成熟时期，社工专业发展首次具有“全球性意义”［41］。东西方“冷战”结束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海湾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福利国家“财政危机”、英美新右派上台和全球性福利制度改革，是该时代最突出的结构特征。1970年代，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和主张社会、国家、企业、社区、家庭、个人“共担”责任的福利多元主义盛行，福利改革、社会保护流行、重新发现ngo和社区角色是例证。［42］美欧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似乎已非传统社会问题，而是“社会福利制度本身”，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尤其是福利依赖、工作动机、个人责任，工作与福利关系成主要问题。［43］在福利国家财政危机和新右派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美欧国家角色再次全方位结构性调整，国家承担有限责任，强调个人责任、工作福利(workfare)和内部市场等新右派观念盛行。［44］这一时期，尽管美欧国家“社会服务”性质并未发生实质变化，但是社会服务范围内容却发生重大变化，地方政府提供的多样化社会服务中，生产性和就业援助性服务是主体。［45］将个人工作作为国家福利提供前提的“工作福利”成为社工服务主要原则。同时，美国msw与社会工作本科生首次成为“专业人员”， msw是主体部分。1994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工作专业组织，会员达15万之多。1970年代，nasw将成员分成六类或六个等级，一是社会工作研究员(社会工作博士)，二是证书社会工作者(msw和证书社会工作者学会会员：acsw)，三是社会工作研究生，四是社会工作本科生，五是社会服务技术员(副艺术学位的社会服务或其他领域本科学位)，六是社会服务助理(高中文凭)，社会工作者队伍专业分化、专业分层和专业等级制清晰可见。1993年，美国两位学者对nasw成员构成状况的研究，清晰揭示nasw成员当时的构成状况(见表2)。［46］ 表21993年全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会员基本构成状况分析层面构成状况性别构成男：18.6%女：81.4%种族构成白人：90.9%非洲裔美国人:4.2%拉丁裔美国人：3.1%亚裔美国人：1.3%印地安人：0.5%教育水平硕士：86.9%博士：8.8%本科：4.3%服务年限不足10年:92.8%服务形式直接：71.6%管理与督导：19.1%教育：4.5%政策与研究：1.2%注：根据全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历史资料自行编制。这一时期，美欧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空前多样化，越战老兵、犯罪青少年、健康与精神健康、国际移民、职业社会工作(occupational)、家庭与儿童、老年人等成主要对象。更重要的是，美国社工实务领域和服务范围内容发生重大结构性转变，形成鲜明的“社会工作实务范围内容健康化和社会工作实务主题健康化”趋势 ，健康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成为社工实务的主要范围和服务主题，绝大多数社工在健康类社工领域工作。1991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成员中，32?7%的会员在精神健康领域工作，12?5%的会员在医疗照顾领域工作，4?7%的会员在学校社会工作领域工作，4?6%的会员在物质滥用领域工作，4?5%的会员在老龄服务领域工作，3?2%的会员在残疾人服务领域工作，10?2%等的会员在其他实务领域工作，即整合型实务领域、矫正、群体服务、职业社会工作、公共援助和其他服务。［47］同时，除个案、群体和微观社工方法外，发展最快的是“宏观取向”的社会工作，1993年三位美国学者撰写《宏观社会工作实务》一书首版并迅速修订三版是典型例证。［16］1970年全美社工协会，1974年美国社工教育理事会先后批准“专业性社工本科课程(bsw)”，引发社会工作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争论，社工专业“继续教育和国际教育”体系日趋成熟。 年代是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复兴期，80年代是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发展和提高期，90年代是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战略规划与改革调整期，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达到新的水平。美欧社会工作研究进入崭新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工作研究领域、研究议题、研究项目、研究资金、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空前繁荣多样，而且社会工作研究与证据为本的决策、社会服务机构全面质量管理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研究质量显著提高。［48］此外，美欧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的兴旺发达状况可以从其兴办专业期刊杂志窥见一斑（见表3）。［49］ 表3美英社会工作专业期刊基本状况年份期刊名称主办者或单位1927social service review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4social work today -1956social worknasw1970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basw1973journal of sociology social welfarewest michigan u1976health and social work aamsw1977social work research abstractsnasw1978practice digest；social work educ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cswe注：根据英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历史资料自行编制。1970年代，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实务进入成熟时期，社工专业实务领域广泛多样，以通才为基础的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specialization on a generalist base)，社工理论与实务理论研究发达，各类社工专业实务模式大量涌现，基本奠定了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模式的体系框架。1958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专门委员会首次正式界定“社会工作实务”概念框架内涵，［50］试图为美欧日趋多元化和日趋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提供共同性社会工作实务框架(practice framework)和通才性专业实务模式(generalist practice)，发展“通才为基础的专业化”。1970年，美国学者bartlett的著作，首次建构“社会工作实务的共同性基础”理论模式，［51］标志社会工作研究、社会工作实务理论、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理论和社会工作一般性理论诞生。美国学者turner研究发现，1986年，美欧已有20多种理论体系解释社会工作实务。［52］ 例如精神心理分析、人类行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生态学观点、女性主义实务、增权实务与模式、生物学和各类治疗模式、多元文化实务、种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实务、国际社工实务等。更为重要的是，1970年代，美欧学者开始出版大量学术专著，系统总结社工实务模式，如从个案工作、群体工作和社区工作角度，全面总结三大方法中的理论模式与实务模式。［53-55］美学者johnson 1983年首版、1989年第三版《社会工作实务：通才视角》列举了27种实务模式，如沟通—互动型模式(communicative?interactive)、危机干预模式(crisis intervention)、两种发展型模式(developmental)(boston tropp)、现存模式(existential)、女性主义实务模式(feminist practice)、功能模式(functional)、格式塔治疗模式(gestalt therapy)、整合性模式(integrative或integrating practice models)、生态学的系统工程模式(ecological systems model)、生活模式(life model)、地方发展模式(locality development)、协调模式(mediating)、解决问题模式(problem solving)、社会心理模式(psychosocial)、理性模式(rational)、现实治疗模式(reality therapy)、治疗性或补救性模式(remedial)、处境化模式(situational)、社会行动模式(social action)、社会目标模式(social goals)、社会化模式(socialization )、社会规划模式(social planning)、社会行为模式(social behavioral)、结构性家庭治疗模式(structure family treatment)、交易行为分析模式(transactional analysis)、任务模式(task)、价值观澄清模式(value clarification)等。说明1970年以来，美欧社会工作实务、研究、教育和专业发展达到新高度，社工一般理论、实务理论、社工教育和实务研究，尤其是实务模式是专业发展最佳例证。［56］ 六、全球化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发展阶段 2001-2011年是全球化或国际社会工作专业化与全球性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发展阶段。2000年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全球化和中国和平崛起成为显著时代特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清晰阐明，和平、发展和增进全人类健康福祉成为普世性价值观。［57］美欧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这种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不仅是国内层面的，而且是全球层面的，社会质量理论、人类发展指数、普世价值理论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是典型理论关怀。［58］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民族主权国家和政府传统角色面临空前挑战，如何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按照新公共服务模式改革政府，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59］2000年以来，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福利服务、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服务和个性服务流行，美欧流行最高层次的“灵性”(spiritual)社会工作，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公共服务。［60］世界金融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占领华尔街、欧盟和欧元危机、欧洲各国反对削减福利的全国性罢工和抗议活动，说明新右派和传统“福利国家”的路线均告失败。依据什么原则提供社会服务成为社工界反思和讨论议题，如预防、丰富和均衡性发展。［16］2000年以来，美欧社会工作已成为成熟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由不同层次的专业人员构成。美欧社工服务对象中传统的“弱势和劣势群体”已非主流，相反，普通公众和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尤其是广大中产阶级、白领阶层和行政管理人员成为服务对象。这个时期，美欧人群的社会需要、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发生重大变化，身心灵社四方面，尤其是经济保障、服务保障、机会均等、就业援助服务、人力资源培训等成为主要服务内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更加注重服务效果，证据为基础的研究和宏观的政策倡导、社工专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专业能力建设与社会治理动员等宏观性社工方法日益增多。［61］美欧社工专业教育呈现越来越强调行动和反思教育理念，强调课程基本标准、文化特色以及国际发展相互融合，强调教育者集教育、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为一体的趋势。［62］这一时期，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进入崭新阶段，在日趋成熟过程中不断追求完善。证据为本研究、行动研究、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使社工专业成为研究型服务。美欧社工教育、社工研究、社工专业发展和高度专业化社工实务，使社工实务模式日趋社区化、专业化、精致化、种族化、文化化和理论化(见表4)，灵性社工实务模式就是例证。 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实务模式历史变迁基本状况分析层面1750-19001901-1920s1930-19451946-1960s1970-20002001-2011宏观背景工业革命重心移美危机战争福利国家福利改革全球中国主流观念谴责穷人实用主义政府责任公民权利自由多元发展福祉主要问题贫困乞讨贫困疾病就业贫困发展就业工作福利社会融合国家角色有限责任社会责任配置分配福利国家经济国家服务型政府服务性质慈善救济公益服务共社服务福利服务就业服务身心灵服务基本原则更低标准选择社群全民性公民权利工作福利预防与优质服务人员中产妇女大学生为主专业社工msw和本科生博硕与本科生博硕与本科服务对象家庭穷人人群社区需要人群富人与中产阶层老弱病残公众服务内容经济服务社会服务教育健康精神健康精神医务身心灵社服务方法直接微观间接中观个案群体群体与社区微观宏观整合宏观社工教育尚属空白兼职与mswmsw本科生msw本科生形成体系专业能力专业发展萌芽孕育半专业化奠基时期nasw创立专业成熟追求完美社工研究社会调查经验总结社工研究研究发展繁荣质量研究专业实务模式无实务模式社工实务专业实务社区实务实务模式精细模式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析陈寅恪与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 论文关键词：陈寅恪　研究法　明代小说 论文摘 要：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他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这种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对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正如学界所说的，胡适是哲学家，俞平伯是文学家，王国维的优势在政治和理论，而陈寅恪却是历史学家。与胡适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不同，陈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他将考证的方法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打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陈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著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吴晗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吴晗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吴晗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五代十国收养假子风气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根源 摘要：五代十国时期流行着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如此。五代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是受唐代宦官大肆收养假子的风气影响而形成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超乎君臣或上下级的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与泛滥也与儒家伦理的缺失有着很大关系。 关键词：五代十国；收养关系；假子 作者简介：杜文玉，男，陕西渭南市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维斌，男，甘肃张家川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五代十国时期曾经广泛地流行过收养假子(义子)的社会风气，其影响之大，波及之广，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关于唐五代假子问题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初步的研究，如谷霁光的《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戴显群的《唐五代假子制度的历史根源》和《唐五代假子制度的类型及相关问题》、田玉英的《论王建的假子在前蜀建立中的军事作用》和《关于王建假子的情况及王建与假子的关系蠡测》等文章。谷霁光的文章主要从军制的角度研究了这一时期私兵、义儿与亲军的关系，对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没有更多涉及。戴显群的文章把这一时期的假子分成了三种类型，并认为唐五代收养假子的风气根源于胡族的收养假子的风俗，这种观点能否成立还值得商榷，且其侧重点主要在唐代，并非专门研究五代这种风气的专论。田玉英的研究仅涉及了前蜀一国的情况，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鉴于以上这些情况，故对五代十国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有重新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 针对五代十国时期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在其撰写的《新五代史》中专门写了《义儿传》1卷，共收入了晋王李克用的8位假子的生平事迹。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是：“其可纪者九人，其一是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进、存璋、存贤。”之所以说收入了8人的事迹，是因为李嗣源后来当了皇帝，即后唐明宗，其事迹自然要收入本纪，于是便只能缺少一人。按照欧阳修的本义《义儿传》应收入10人，因为李克用的另一假子李存审的孙女为宋太宗的皇后，欧阳修作为宋臣，心存忌惮，于是便恢复其原姓，以符存审之名将其传编入其书卷25《唐臣传》中。 李克用的这10名假子都是战功卓著，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将，其中李嗣昭、李嗣本、李存进3人战死于沙场，李存孝因反叛被李克用诛杀，李嗣恩、李存信、李存璋等人壮年病卒，只有李存贤与符存审两人老病而死，算是得了善终。在10人中以李嗣源活得最久，他是沙陀族人，本名邈佶烈，因其跟随李克用作战勇猛，遂被收为养子。李克用之子李存?怨ッ鸷罅海??⒑筇仆醭??畲?约春筇谱?凇＠钏迷蠢?梦褐荼?涠崛〉畚唬?烦铺泼髯冢?谱?谒烙诮???洹F涫道羁擞盟?盏募僮硬⒉唤龃?0人，欧阳修说：“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虢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能够编成一军，可见人数不少。这支义儿军战斗力极强，属于李克用的牙兵部队之一。《旧五代史·李建及传》说：“李建及，许州人。本姓王，父质。建及少事李罕之为纪纲，光启中，罕之谒武皇于晋阳，因选部下骁勇者百人以献，建及在籍中。后以功署牙职，典义儿军，及赐姓名。”李建及以牙职统率义儿军，证明义儿军就是牙兵。李克用赐其姓李，又命其典义儿军，说明李建及也是其假子之一，因为义儿军通常都由其假子掌典。如李嗣本，本姓张，因功升任义儿军使。符存审，也是以假子的身份掌典义儿军的。李存进、李存璋、李存贤等，无不是以假子而任义儿军使的。未收入《义儿传》而史书有所记载的李克用假子还有李存颢、李存实等人。 在五代十国时期大量收养假子的并不仅限于李克用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凡割据者无不如此，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皇帝收养的假子。如建立五代第一个王朝后梁的朱全忠，就收有不少假子，如朱友文、朱友谦、朱友恭、朱汉宾等，或为禁军大将，或为节度使，其中有的还封了王，如朱友文封博王，朱友谦封冀王。在十国中，以前蜀皇帝王建收养假子最多，据《十国春秋》一书的记载共有45人之多，这些都是地位较高，立有专传者。另据记载，王建收养的假子总人数达120人之多，这些人在建立前蜀的过程中多立有大功，且多具有很高的地位，如王宗佶、任太师，总六军，封晋国公；王宗侃任太保、中书令，封魏王；王宗滁任东川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翰任同平章事，封集王；王宗弼任太师、中书令、判六军，封齐王。《前蜀列传》其他诸假子皆分任各种要职，掌握着前蜀的各种军政大权，是维护其统治的骨干力量。就连建立较晚的北汉，其皇帝也收养有假子，如刘继业，本姓杨，作战勇敢，人称“杨无敌”，任建雄军节度使，被汉睿宗刘钧赐姓刘，收为假子。这位刘继业入宋以后，恢复了杨姓，原名业，有子6人，皆勇猛善战，社会影响甚大的杨家将的故事即以此为原型。再如刘继忠，也是刘钧的假子之一。刘继颐，本为幽州节度使刘守光之子，刘守光败死后，他人五台山削发为僧，由于善于经商，获利多用于资助北汉财政，被刘钧列入宗姓，收为假子。 2、大将、节帅收养的假子。如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在唐末五代割据于关中西部，势力最大时占据数十州，其部下大将中有不少人为其假子，如杨崇本，“幼为李茂贞之假子，因冒姓李氏，名继徽”，其在李茂贞手下任??州节度使。李彦韬，原名温韬，被李茂贞收为假子后改名李彦韬，任义胜军节度使，曾将其境内唐朝诸帝陵盗掘，包括唐太宗的昭陵，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李继远，原名符道昭，为秦宗权部将，秦宗权失败后，投奔李茂贞，被收为假子并改名，后来官居秦州节度使。此外，李茂贞假子还有李继臻、李继诲、李继密、李继鹏、李继忠、李继筠、李彦弼、李彦琦、李彦询等人，他们或为节度使，或为禁军将帅，结成了一个颇具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后梁大将霍存，收霍彦威为假子，在后梁历任??宁、义成、天平等镇节度使，在后唐历任武宁、平卢等镇节度使。再比如河中节度王重盈有假子蒋殷，曾任武宁节度使。类似情况还很多，不——列举了。 3、富人、豪强收养的假子。如王晏球，少年时被汴州富豪杜氏收为假子，后投靠朱全忠，历任右千牛卫将军、龙骧四军指挥使、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在后唐历任归德、天平、平卢等镇节度使，并改名李绍虔。再如孔循，被汴州富商李让收为假子，于是改姓李。李让又被朱全忠收为养子，他又改姓朱。朱全忠之子的乳母喜爱他，遂收养于室中，这个乳母的丈夫姓赵，于是他又改姓赵。荆南 国王高季兴早年也被李让收为假子，李让被朱全忠收为假子后，他又改姓朱氏，其后地位渐高，才恢复了高姓。这些假子都是身居高位才被史书记载的，没有显达而疏于记载还不知有多少。 4、假子收养的义子。在五代十国时期，被人收养为假子者，也纷纷仿效其养父行为，大肆收养他人为假子。如李茂贞曾为唐末大宦官田令孜的假子，一度改名田彦宾，而李茂贞养子杨崇本又收??州留后李保衡为假子。唐明宗为李克用的假子，他也收有一些假子，如张彦超，历任蔚州刺史、晋昌军节度使；李从珂，本姓王，被明宗收为养子，后来还当了皇帝，即后唐末帝。前蜀皇帝王建也是一个假子，他早年在神策军任职时，被大宦官田令孜收为假子，其创建前蜀政权的过程中又收养了大量的假子，以供其驱使。 在这一历史时期就连许多帝王本人也是假子身份，除了唐明宗、唐末帝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世宗。周世宗本姓柴，为周太祖郭威的皇后柴氏之侄，郭威无子，遂将其收为养子，郭威死后，继位为皇帝。欧阳修在《义儿传序》中说：“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指的就是这3位皇帝。其实，五代皇帝中为人假子者并不仅此，晋高祖石敬瑭应该也是其中一位。石敬瑭是沙陀人，唐明宗的女婿，后唐末年任太原节度使，勾结契丹举兵反叛，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义父，推翻了后唐统治，建立了后晋政权。在十国的皇帝或国王中，除了前蜀王建、荆南高季兴为假子身份外，南唐的开国皇帝李异也是一个假子，其幼年为孤儿，被吴国杨行密收养，因为杨氏诸子不容，于是又被吴国大臣徐温收养，取名徐知诰，称帝后才恢复了李姓。北汉少主刘继恩，本姓薛，其父娶北汉世祖刘崇女为妻，其父死后，刘崇因为其子刘钧无子，遂命其收刘继恩为养子。刘钧死后，刘继恩继位当了皇帝。北汉的最后一位皇帝刘继元也是一个养子，他是刘继恩的同母异父兄弟。刘继恩之父死后，其母改嫁何氏，生刘继元，不久刘继元父母双亡，刘钧遂收其为养子。刘继恩被供奉官侯霸所杀，于是群臣拥立刘继元为帝。 以上这些还不是这一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全部情况，充其量只是一些比较典型的事例而已，即使如此，也能充分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的普遍性。 二 关于唐五代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形成的历史根源，有人认为是受胡人收养假子风俗的影响，但是却没有举出哪一个胡族具有这种风俗，那怕是一条直接的史料也没有。又说“胡人强调部落观念，而父系家庭观念淡薄。”其实我国古代收养假子的现象出现很早，具体在什么时代虽不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诗经·小雅》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后遂以螟蛉为假子、养子、义子的代称，说明早在上古时代社会中就已经有收养现象存在。尤其在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后，其学说影响进一步扩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深入人心，因为无后，就会导致其先祖无以承，后世无以为继，故没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往往都会通过收养的办法解决家族的延续问题，遂使得社会上的收养现象进一步增加。唐五代时期的这种风气实际上就是上古这种社会现象的延续，与胡人风俗根本无涉，更何况胡人“父系家庭观念淡薄”，既如此，如何能产生收养假子以继承家族香火的观念呢?在唐代内迁到中原的胡人收养假子的行为，不是本民族习俗的体现，恰恰相反，却是受汉民族影响而出现的一种行为。 五代十国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与其他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无两样，然而仔细分析后，便会发现其所具有的独特历史特点。这些特点是： 第一，收养的人数不同。历代收养假子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因此收养的人数极为有限，通常为一至数人，一些王朝的法律也对收养人数进行限制。像五代十国时期这样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收养人数之多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传宗接代之需，且绝大多数收养者都有亲生之子，故这种收养关系显然不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第二，收养的对象不同。我国历代法律对收养大都有许多限制，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建立收养关系。如《唐律》规定：“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无子，欲还者，听之。(疏议)日：依户令：‘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既蒙收养，而辄舍去，徒二年。若所养父母自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本生者，并听。即两家并皆无子，去住亦任其情。若养处自生子及虽无子，不愿留养，欲遣还本生者，任其所养父母。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可见无子之家只允许在同宗中选择小儿收养，禁止擅自收养异姓为养子，如收养异姓之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二是指3岁以下的小儿。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遗弃的幼儿如没有人收养，将会冻饿而死。然在五代时期完全打破了这种法律规定，被收养者多为骁勇善战之士，且多是具有一定地位的将校，并不存在生存之虞。 第三，收养者不同。从五代前后的历朝情况看，建立收养关系的情况多发生在民间，虽然社会上层也不乏有收养关系的存在，与民间相比毕竟不占多数。五代时期就不同了，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不是发生在民间，而是发生在社会上层，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投身于其中。即使有类似李让这样的富商参与其中，但也与政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从其被梁太祖朱全忠收为假子可知。 第四，被收养者的年龄不同。历代收养的假子多为幼儿，长期与养父母生活在一起，有利于家族观念的培养。五代时期虽然不排除有幼儿收养的例子，如南唐皇帝李异，但大多数却是成年男子。如唐明宗李嗣源比其养父李克用小10岁，因善于骑射得到李克用的赏识，遂收为养子，建立收养关系时，李嗣源显然已是成年男子。甚至还有养子比养父年长的事发生，如晋高祖石敬瑭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养父时，年已44岁，而耶律德光年仅41岁。 从以上这些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历史时期广泛存在的收养假子的目的，不在于传宗接代，延续家族烟火，而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收养者通过建立收养关系，与被收养者形成超过君臣关系或上下级关系的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关于这一点，欧阳修已经明确地指出过了，他说：“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邪!”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这一历史时期被收养的对象，或为勇猛善战之将，或为智谋权诈之士，不少人还具有较高的地位，或握有较大的兵权。 问题是夺取天下，致位将相的方法很多，为什么在其他历史时期没有这种情况存在，而偏偏在五代十国时期出现，这就需要认真探讨了。 五代十国时期处在唐宋交替之际，不仅其制度直接沿袭了唐制，在社会风气方面也深受唐代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唐代宦官断朝政，自唐玄宗朝高力士弄权以来，直到唐末一百数十年间，宦官专权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关于唐代宦官权势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的原因，日本学者矢野主税认为宦官诸职制与假子制是宦官获得权势并能够长久持续的原因。这个观点直到现在看来，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谓宦官诸职制， 藩镇割据，军阀混战，是五代十国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特征。在长期的混战中，原来的社会秩序与社会上层结构被彻底打破了，旧贵族、旧官僚或死或逃，有的甚至穷途潦倒，一大批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人登上了政治舞台，藩镇做天子几乎成了通例；其将相大臣或出身行伍，或出身于胥吏，受儒家思想观念影响较小。即使有少数科举出身的人，也是投靠藩镇，屈居幕僚，随着藩帅升为天子，他们也就攀龙而跻身于高位。即使如此，也要看武夫脸色行事，才能保其禄位。社会上层结构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对儒家思想理论的忽略，重武轻文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意识。后汉重臣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不喜文人。曾说：“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即“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若毛锥子安足用哉!”“毛锥子”是指毛笔，这里指掌握儒家思想的文人学士。后汉宰相王章也说：“此辈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邪!”“算子”指算盘，讽刺儒士不懂吏务，是一种轻视排斥文士的表现。正是由于统治阶层中存在着这种轻视文士儒生的意识，所以他们对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制度深恶痛绝，后汉枢密使杨??曾说：“为国家者，帑廪实，甲兵完而已，礼乐文物皆虚器也”。这是轻视儒家“名教”观念的一种反映，与历代莫不重视礼乐制度的 健全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儒学研究不仅毫无成就可言，就连文化素质也严重地下降了。以科举考试为例，在唐代以进士科最为社会所重视，录取人数在诸科中最多；然在五代时期却以明经科录取人数为多，此科主要考“帖经墨义”，能死记硬背就有可能考取，相比进士科要容易得多，故人们趋之若鹜。周世宗时加强对科举的管理，对已录取的新科进士进行复试，时有及第者被淘汰，有时竟出现被淘汰者占到录取名额一半的奇怪现象。考生如此，考官的素质也好不了多少，有的主考官出不了考题，竟然要自己的门生来帮忙。可见这时的文化教育已经衰退到何种程度，而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经典。 由于教育事业的衰退，统治阶层文化素质的急剧下降，使得儒家思想的影响大打折扣，伦理纲常观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也就大大松弛了，于是才出现了欧阳修所说的“人伦坏”的结果。为什么儒家思想的缺失会导致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呢?因为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三纲五常”思想，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前者是用于调整和确立古代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后者则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可见“三纲五常”具有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此外，“三纲五常”观念体现的也是一种个人修养，这一点在“五常”方面体现得更加突出。两千多年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设计 浅谈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设计 所谓教学设计,是指教师以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原理为指导,按照一定的教学目的和要求,针对具体的教学对象和教材,依据现有的条件和自身的实际,对教学的整个过程及其具体的环节作出的一种预期的设计。一份成功的教学设计,笔者认为应关注以下两大方面: 1关注设计的对象——学生和教材 1.1教学设计应基于对学情的科学分析: 课堂教学的设计首先要从学生入手。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一堂成功的课,应该是学生进行分析、思考、探究的过程。我们知道,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生命个体,他的知识经验、认知水平不同,课前预习的程度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教学方案时充分地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比如:对于一段材料,学生可能知道了什么,知道了多少,又有哪些是有可能不知道的,教师应“心中有数”;对于一个问题,学生可能会怎么答,自己又该怎么引,教师应多做假设,多估计些情况,使设计更有深度和广度。这样,教师才能从容不迫地面对学生,才能胸有成竹的进行对话,也才有可能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精彩。 1.2教学设计应基于对教材的正确处理: 教材是落实课程标准,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载体,也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历史与社会》课程力求把各学科领域彼此孤立、相互隔离的内容体系,改造成为各学科领域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这就要求教师在处理教材时创造性地联系相关学科知识,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开阔学生的视野。例如在讲到林则徐“虎门销烟”时,学生本能地认为,“销烟”,就是用火把鸦片给烧毁。实则不然,“销烟”其实是利用氧化钙遇水后会散热并形成有侵蚀性的氢氧化钙这一原理来销毁鸦片的,这就将科学学科的知识融进了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学。 当然,在处理教材时,教师还应根据教学设计的需要而有所选择,或适当增减,以期更好地提高课堂效率。例如在学习 “京杭大运河”这一内容时,总会延伸到历代对京杭大运河的评价,此时本人补充了历代诗人描写京杭大运河的诗句,如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宗元鼎《炀帝冢》、胡曾《汴水》、李敬方《汴河直进船》,在诗句中让学生自己筛选、归纳、整理出有用的资料,再结合课本内容,来叙述京杭大运河的利弊。这种设计能使学生参与其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避免了教师一讲到底的现象,使教师真正成为了学生学习的引导者,符合了新课程的理念。 2关注设计的内容——教学过程 新课程非常注重和提倡课堂的动态生成,因为教学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动态建构”的过程。动态生成的课堂必定是一个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课堂,是一个学生“思维开放”的课堂,更是“闪动着学生的灵动性的、活的”课堂。要想达到这种课堂氛围,笔者认为: 2.1设计精彩的导入: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课堂氛 围的创设往往取决于一堂课的起始和导入环节,好的开头是让课堂气氛活跃起来的前奏,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堂课的成败。教师应注意新课导入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要针对学生实际和教学内容,创设各种教学情景,渲染气氛,引起学生情感共鸣,把学生的心紧紧吸引住,使学生想听下去,急于听下去,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整理动性,使学生进入最佳求知亢奋状态。教师一般可用音乐、故事、图片、情景、诗歌、俗语,也可用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时事,作为导语,使它们成为引发学生注意的焦点,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2.2创设具体的情境: 初中《历史与社会》新教材从版面设计、内容体系和语言风格等方面,一改往昔那种古板的条文式内容,取而代之的是活泼有趣的画面,优美动听的语言和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的教学内容。每一单元都图文并茂,图像资料占有很大比重,不再处于附属地位,而是与文字资料相辅相成。一些知识也不再是靠演绎、推理或归纳、总结等方式“给”出,而是通过情境或案例的描述,使学生逐步领悟出有关的知识。此时,教师就可以运用教材中现成的资源创设具体的情境进行教学。比如在讲七年级下册《不同角色的相互理解》时,利用课本中现有的材料(腰鼓队清晨在小区公园里排练影响居民休息),给学生创设出具体情境,假如你是腰鼓队的成员或假如你是小区居民,你会怎么解决这一问题,请学生谈谈自己的想法。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各抒己见,纷纷表达自己的见解,最终得出不同角色之间需要相互沟通、协调,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2.3预设恰当的提问: 提问与回答是师生互动的主要形式。教师在课堂中往往通过问答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解决问题,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对问题的精心预设,能引发学生探究与思考问题的兴趣和积极性,能使学生从被动的接受知识走向主动地探究学习,因此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应该依据《课程标准》,结合教材,联系学生的学情,精心设计提问,做到有梯度有层次,把握问题难易度,使问题具有启发性。 2.4运用适当的留白: 所谓“留白”,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某些问题,某些内容故意不讲或少讲,留出空白,为学生提供想象的空间和思考的余地,可谓是“言已尽而意无穷”、“此时无声胜有声”。留白的运用可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时间留白、空间留白、情感留白、评价留白等等。例如在讲到《文化多样性》时,围绕“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及保持、珍重民族文化传统的意义”这个目标,本人设计了这样一个活动:播放了张艺谋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有关片段,让学生自主地去观察,去发现民族文化的多样,说出自己的感想、体会,领会其意义,在同学间进行交流,老师则适时点评,引导,使学生的认知思维,情感得以升华,从而较好的达成了目标。老师在此处给学生巧留思维的空白点,能使学生的思维始终处于积极的状态,引发学生思考探究,使课堂教学出现了较理想的状态,从而达成教学目标的完成。 总之,一份成功的教学设计,不仅能提高课堂效率,还能使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作为新课程的教育承担者,我们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应倾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努力为《历史与社会》课增辉添色。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一、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及内容 无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至今依旧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社会学的学科性质至今也没出现一个定论。“有多少社会学家，就会有多少种社会学”，这种说法似乎反映着社会学在现今时代所处的境况。然而在笔者看来，它不免还是具有过于夸大之嫌。因为不管特定研究者的主观看法如何，他的逻辑思维、研究理路还是要受到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影响，不可能割断传统而凭空得出一个个新奇的“对象”来，尽管“作为进行讨论和交流的某种观念系统，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对象在不同时期（尤其在不同流派或主流理论中）会有不同的含义变化或差异”。 这样看来，如要检讨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把目光回溯到经典思想家那里，看看他们是如何思考那个时代有关人的事情的，对问题的澄清或许有所助益。 “社会学”概念的命名人孔德，突破了中世纪神学的禁锢和形而上学的迷茫，承接孔多塞、圣西门的观念，把整个社会看作某种“超有机体”，以之作为此学科的研究对象，倡导探讨人类社会的秩序与进步两大主题。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只是人类三种“理智”或“精神”状态相应外化的结果，不同的“理智”主导着各阶段人们的社会组织形式。实证（现代）阶段，知性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劳动的分工与协作，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探讨分工协作行为现象背后的法则或规律。后继者涂尔干则第一个明确阐述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指的就是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 实际上就是“社会行为”。涂尔干先后通过对“劳动分工”、“自杀”以及职业群体或宗教群体的“集体欢腾”等经典研究，向后人展示了他所开创的社会学研究“社会事实”的“行动”属性的本质。 德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们更是强调人们的“互动”作为该学科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西美尔就反对把社会整体作为统一体来把握，也不主张社会学成为包罗万象的思维和行为科学，而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社会化的各种形式”。他认为，孤立存在于并存着的个人的“作为本能欲望、利益、目的、喜好、心理状态和运动”这些材料尚不具有社会的性质，而由某些特定内容材料推动而引起的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地方才构成“社会化”，“因此，社会化就是以无数不同的方式实现的形式，……”。 这里，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只是对社会事实（现象）在概念上所作的整理归纳和抽象化分析，两要素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统一的现实。显然，西美尔强调对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只是提醒人们要避免空谈、泛化社会现象，其实人际互动过程原本就蕴含在他的研究对象之内。之后的 m•韦伯，则在不同的场合一再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或基本的分析单位，绝不是抽象的社会，而只能是人们的社会行动。根据他给出的定义，社会行动（包括不为或容忍）是一种指向他人行为的有意行为，它以对他人行为的期待为取向。进而，当“若干人的举止，依行为的意义内容而言，每个人的行动都考虑到了他人的行动，并以此为指向”，某种所谓的“社会关系”就得以出现。 可以说，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西美尔和m•韦伯均取向于人与人之间行动的关系，本质上是一致的。 一般认为，法、德古典社会学家奠定了社会学研究上的两个不同的传统，在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存在一个转变：前者强调社会现象的“实体”属性，主张“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后者则强调社会现象的“关系”属性，承认它的“存在”性。尽管如此，从1890年到1920年30年间，上述大师们都有一共同点，即都在努力把人的社会行为（行动）的研究置于这一学科的立足点上，后来的帕森斯更是以《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这一扛鼎之作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就连今天的社会学家吉登斯也极力承认行动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实质的重要性。 统观他们所作的社会学研究似可得到如下结论，所谓社会（学）研究，就是通过对人们行动（互动）状况的考察来发现起支配作用的模式和规则，揭示人群组合（群体、社会）的结构、过程及其规律性。显然，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既不是笼统宽泛的社会，也不是孤立性的个人，而是特定形式的社会行动或互动现象。 那么对行动的社会学研究又要关注哪些内容呢？正如俗话说的“人们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样，特定数量的人们通过相互参与、相互支持、相互作用的关系状态而变为“社会”，也源于他们各自的“利益”。西美尔指出，促使人们通过某种形式结合为统一体的是“由于那些——感官的或者理想的、瞬间的或者长久的、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受因果关系推动的或者目的所吸引的——利益”，利益的表现多种多样，均需要人们在相互作用的社会统一体中得以实现。m•韦伯也说，“利益（物质的与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但是，‘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 显然，激发人们互动的所谓“利益”不单单指物质的、金钱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包含观念的、精神的理念利益。“仅仅归结为经济原因，这在文化现象的任何领域，即便是在‘经济’事件的领域里，无论如何也都是不完善的。……特别是就‘精神动机’的影响而言，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排除提出理性行为的规则”。 理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行动除了源于最大限度的追逐金钱以外，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精神”利益深藏于内，即“增添上帝的荣耀”，追求上帝的“拣选”而得救。即使在涂尔干那里，“法团”生活的道理也是同样，一方面是维护这些人的工作机会，保证他们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有满足人们过有意义的群体生活的需要的精神利益贯穿其中。当然，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利益不是彼此孤立、对立的，而是处于一种相互关联、相互渗透或融合的状态，统一在个人的社会行动中，不同的只是二者在不同的情况下各自有所偏盛。 在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中，由利益而促动的行动即为合理性行动，而上述两个层面利益的实现又相应的涉及到两种理性，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二者处于紧张对立而又统一的状态。实现物质利益的行动是工具理性行动，指行动者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达成目的。像廉价而合理的科学技术、合理计算成本和利润的复式薄计方法、合理而可精确估计的法律、经济商业化等都体现着行动的工具理性的特征。而实现观念利益的行动则是价值理性行动，指行动者通过有意识的对一个特定行动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如伦理的、宗教的）而采取的行动，如新教徒追求自己的灵魂得救，职业群体的成员追求道德的集体生活。价值理性涉及行动的信仰、主观欲求或终极关怀等要素，具有“激情性”、“革命性”的特点。由于工具理性对行动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个人的心愿在所不论，而价值理性却对行动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在所不计，所以可以说工具理性是排除价值判断的或价值中立的，而价值理性则是引入价值判断的。“在韦伯学说中，这两种行动都是作者便于对社会行动意义的思考和理解所设定的范畴，它们都属于“理想类型”。这就是说，它们从未以纯碎的形态在现实中实现过，任何实际行动既包含工具合理性成份，又有价值合理性因素在内。” 可见，特定数量的源于“利益”推动的行动在一定时空下发生相互作用的联系状态，就构成了某种社会（行动）现象或事实，从而成为前文所述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鉴于社会行动在物质利益与观念利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上的区分，以社会互动秩序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就必须在宏观制度和文化意义两大维度展开自己的分析。一方面，由于现实的社会行动（互动）发生于特定的外在于个人的制度环境之下，呈现为一定的结构模式、过程及后果，因而制度论维度上的分析内容包括找寻社会行动展开的具体的结构、制度、法律等条件，因果性地说明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后果，并指出促进或限制实现利益的行动产生的那些因素、条件。另一方面，社会行动还有一个来自文化体系的动机激发过程，正是文化体系形成的价值、信念、理想等给了个人行动以无穷的动力，成为行动驱使不竭的源泉。所以，社会行动研究仅仅分析其条件、过程及结果还不够，还要在文化的维度上探讨对人们社会行动背后的动机起着促成作用的价值体系，这个文化价值体系尽管看不到、摸不着，却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发挥特定的功能和作用。 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实证方法与人文方法的有机结合 不同于培根、笛卡尔和康德等人用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做法，孔德，作为实证哲学的创始人，一开始就主张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而第一个真正使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人物是法国社会学的奠基者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中，涂尔干概要地论述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准则，在《自杀论》（1897）中，他系统运用统计技术，发现了自杀行为在不同人群中分布的规律性，至今这项研究仍然是社会实证研究值得效仿的典范之作。就连方法论个体主义的m•韦伯也主张，由于社会行动中所具有的“手段--目的”这一工具理性成分的存在，使得人的行动选择不会完全呈现为一种杂乱无章的自然过程，而是具有一定的模式可循，使得社会学家能够对其进行因果性分析，找到有利于或者不利于某种社会行动发生的结构性、制度性条件。当然，韦伯认为这种因果性只能从“或然性”的角度来确定，社会研究的因果性说明表现为确定两个对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它不采取“甲决定乙”的线性、单义的因果关系固定框架，而是采取“甲或多或少有利于乙”的形式。 那么，对社会行动的因果性说明到底如何可能呢？科学哲学家hempel和oppenheim(1948)主张，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是“常规演绎模型”（n-d model），在这个模型中，“被解释项”是一般规律的逻辑结论和经验条件。当一个事实性或规律般的陈述从更为一般化的律则中推演出来时，它就以一种形成良好的（well-developed）理论语言得到了解释。 科学实证主义比较“青睐”精确的量化资料，且经常使用实验法、问卷调查法及统计分析法。这种所谓的“定量”或“量化”研究方式的逻辑是，首先，从公理或公设出发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该理论由多个相关的命题系统组成，每一个命题由概念（变量）和概念（变量）的关系构成。其次，通过某种界定，把头脑里的想法明确化，形成自己的研究问题，即一组变量与变量之间关系的陈述，重要的是问题陈述必须是可检验的。然后，对自己的问题提出假设，即可能存在的关系。一旦提出假设，就意味着进入了操作化过程，到了经验现实层面。最后在定量层次上，凭借相应的统计模型，证实或者证伪假设，进而达到开创、重整、扭转、和廓清原来理论体系的目的。 社会学实证方法是结合了演绎逻辑和对个人行动做精确经验观察的一种系统化、组织化的方法，该方法与经验主义具有一致性：能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发现和确证用来预测人们行动（互动）一般模式的概率因果规律或不变法则。作为专门学科的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认为，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之所以有不同行为，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客观的社会属性对个体施加强制性的力量，使得个体层次上人们在信念、期望、态度和行动机会方面产生系统性差异。也即，一种社会互动秩序，不会是这些人想行动就发生，而是存在有某种因果关联法则。正因为社会学主张人的行动有稳定的模式，是受外在“社会事实”的支配和约制，所以在研究规则上我们就要通过实证方法的观察、测量以及统计技术来检定这一现象，进而找出影响该行动现象的外在结构条件，从而像自然科学研究“物”一样的去探究人们的社会行为。定量社会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虽主张把社会行动的起点放在个人层面上，但其声称的不是一个具体个人在一个特定情景中做什么，而是一类典型化行动者在一种典型化情景中做什么。 这就有助于分析社会学的一个优秀问题：社会结构如何限制或促动了基于个体行动者的社会行动现象，从而使得宏观群体层次上的特定行为模式并且可为我们所预测，实现研究从个体到群体的跃迁。 其实，这种科学主义的实证方法仅是帮助我们达到了“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说明”之目的，回答了经验现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不能忘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们的社会行动都是有主观意向和动机的，除了受社会结构属性的约制外还受着价值理性的支配。不解释行动背后的文化意义，“为什么如此行动”的问题仍旧还是一个谜。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就主张，除“自然科学”外，还有另一完全不同的科学，即“人文科学”，其研究旨趣指向人们行动背后的信仰、道德、情感或精神等内容。这些要素既然存在于人类经验范围之内，所以也就可以通过科学研究被我们所认识和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行动的人文主义研究需要研究者凭借自己的想象力提出概念解释，但文化事实是否如此同样必须依靠实证分析来证实，否则就是把概念本身当做对象，空对空玩弄概念。但是，与结构条件的概念相比，文化价值层面的概念往往不易或不能被量化，这就造成这些概念本身可能是非科学的，因此“人文科学”提法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悖论。量化困难、数据不足和因果关系判断的极端复杂性是人文科学实证研究的主要问题所在，理论上讲，只要文化意义层面的要素能够被量化，那么实证方法就可以对之加以科学的研究。至少就目前看来，社会学研究的这一人文学属性似乎使得定量的科学方法力不从心，欲求了解行动者所赋行动的意义则只能通过人文主义的主观理解的办法。 m•韦伯就明确主张社会科学首要的任务是设法去理解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理解有两种类型：直观理解和解释性理解，相对于前者，后者更进一步也更有价值。当然，要使理解成为“合理”的，就必须与理智上、逻辑上的解释结合起来。“理解”或“了悟”也好，“诠释”也罢，凭借这些途径我们有望知道指导个人选择某种模式行动的内在理由与动机，了解人们如何创造日常生活的意义、塑造个人内心情感，如何共处互动、创造并维持他们的“社会关系”。不同于实证方法考察人们外在的、可观察的行动面相，理解方法和过程可使我们由行动者的外在表现走进其基本的内在生活。“在社会科学中涉及到精神的事件的共同作用，以重新体验的方式‘理解’这些事件，自然是与自然认识的公式能够或者想要解决的任务迥然不同的任务”。韦伯借助“理解”，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合关系，诠释了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终极意义关怀。就连开实证社会学研究先河的涂尔干，也并非始终一概反对主观理解在社会研究中的意义，通过对节日仪式或集体生活的体验，他解释了人们之间的微观互动过程在塑造道德个人主义、强化集体意识以及赋予个人生活的意义或价值等方面的作用。 人文主义方法经常会使用参与观察和田野调查。这些方法要求研究者进入到被研究的“社会”中去，有针对性地考察正在发生着的自然状态下的社会行动现象，通过“深度访谈”、被访者对生活史的叙述，收集大量的定性资料，并通过整理分析这些质化资料，获得对这些人如何创造社会生活的意义的理解，进而建构起相应的理论。相对于实证方法关注行动的结构与过程的因果说明，人文方法则取向于诠释社会互动和社会构成的意义体系。对此，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人们如何经验这个世界？他们创造、共享某种文化价值吗？该文化价值的构成状况又是怎样？一个文化必然影响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其发展的状况与路向。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构由三个层次的价值构成：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三者相互关系且有着各自的特性。正常情况下，三者之间既相互适应，又保持着一定的刚性，价值体系的和谐保证社会生活的秩序和稳定。而在社会急剧变迁时期，三者间会出现差距或落差过大，从而导致社会活动的所谓“失范”现象。 人文主义定性方法结合了归纳逻辑和对个人行动意义、价值的理解，能够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解和诠释，来预测人们行动（互动）一般模式的文化价值体系。科学主义定量方法可以找出产生该行动现象的外在力量，而人文方法通过参与观察、实地访谈和主观理解则可发现人们对他们所作的行动持有何种意义，行动内在的理由和动机因素是什么，那怕这些动机相对于工具理性而表现为非理性的、充满情感的也必须列入考虑。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行动的结构、模式和规律（如果承认存在的话）不是脱离个人、凭空存在的东西，“这些模式是在不断演进的意义体系之中，或是在社会互动所产生出来的社会惯例之中，被创造出来的”。 现实的社会秩序除了由“外力”给个人造成的“他律”作用外，还有一个个人经由社会化过程而实现的“自律”问题，行动还是个人“内化”了的文化的“外化”，是个人价值经验基础上的主动创造。正由于人文方法看到了行动的信念、价值基础，主张对意义的主观理解，要求“深入事实的内部”， 在社会研究中反省、分析属于行动研究内容的这一部分要素，明确地把“价值”标示出来。 社会研究的目标是建构理论，以上两类看上去不一致的研究范式——定量研究方式与定性研究方式不过是对一个经验现象两个维度的内容进行研究的路径或手段而已，在社会研究中它们本来就是应当完整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可知，进行一项社会研究的整体思维框架可图示如下： 对社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图中①）是做任何社会研究首先要明确的东西：某种经验现象——社会行动（互动），进入到研究者视野中，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关注，研究者欲对其过程和结果做出解释和说明。现实人们的行动源于背后物质的和观念的两方面的利益，宏观的社会制度、法律等事实构成促动或限制行动的结构条件，而深层的规范、价值等意义体系则构成行动激发的直接动机，所谓社会行动的解释说明，在内容上（图中②）主要包括这些方面。社会研究必须有一定的途径和方法（图中③），科学主义视角下的定量研究方法有助于对社会行动的结构条件做出因果性说明，而人文主义视角下的主观理解法则长于对激发行动的动机意义进行理解或诠释，两种研究方式各有所长，互为补充，从而结合起来共同达 成社会行动研究的目的。 三、对中国社会学研究历史、现状的反思 为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经由严复等的努力开始传入中国。当时，学者尽管倡导运用观察和思考的科学方法客观地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但还仅仅是停留在启蒙和教育阶段，还没有摆脱它们的母体哲学，并未与社会研究实践相结合。而到了30年代，面对国内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尤其是农村经济社会崩溃的现实，调查研究之风空前高涨，一大批社会学者如陶孟和、李景汉 等将实地调查与统计学技术相结合，重视了解当时中国工农阶级的生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方法上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费孝通看来，社会学不能抽象地来研究全盘的社会结构的格式，而必须研究某一个具体的单位，即社区，《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就是其社区分析法的代表性成果。这种方法论的特点认为，社会只是抽象的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而以之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只能把发生在特定社区中的人们的社会行为作为自己真正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社区研究的对象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研究内容上，社区研究关注特定社区内的社会关系及社会观念，在研究方法上强调调查和研究相结合，主张社会学者应当自己直接去实地观察一个社区的活动，在实地里检讨原有的概念、发现新的问题，进而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 在社会学引入中国并蓬勃发展的这一时期，一大批学者迎头学去且躬行实践，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应用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综合起来看这一阶段的社会学研究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研究对象上的分歧。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彼此不一、各说其是。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演化规律”，“种种社会现象及其联系之总和”，“社会问题”或人口问题，“社群之现象及其与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者也”，“社会意识”及“社区”，等等，学者们各自采用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社会学观点，提出了各自的研究主张，但显而易见它们都与规范的研究对象或多或少有所偏离。（2）调查内容的表面性。规范的社会学研究本应当在宏观制度和文化意义两大维度展开对社会行动的分析，但这一时期由于学科发展的不成熟及认识上的局限，学者们的调查研究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对社会行为发生的宏观结构条件揭示的不足够多，更没有进一步去理解产生该现象的文化意义的根源。如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和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只是把农村社会与经济状况客观地反映了出来，达到了描述社会的目的，而离解释和说明社会还有相当的差距。（3）研究目的上的实用性。限于当时社会剧烈变迁下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厄待解决的需要，各种社会调查的宗旨就是用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搜集社会资料，尤其是注意收集关系到国民生计方面的事实，并对其加以检讨，然后将调查研究结果提供给经济社会建设者参考。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研究就不再是以规范方法的验证或建构某种理论为指向，而更多的是为了要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将目标指向了社会的改造和服务。（4）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这一阶段，绝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实地调查的方式，并使用了西方流行的调查表格，采取了个案调查、普遍调查、随机抽样、特殊选样、间隔选样等方法，也引进了现代统计学技术。这些调查的实用目的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但由于当时较弱的社会学学科意识和种种条件的限制，这种调查方法造成了“用了死的表格来说明活的事实”的后果。1994年费孝通先生也坦言自己研究的最大缺点是在“只见社区不见人”，“过于满足研究社会的生态而忽略了社会的心态”。（5）意识形态的关联性。后来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李达、许德珩等，以历史唯物论作指导来研究当时的中国社会，对西方的各个社会学流派进行了批判，将社会学研究与社会革命紧密联系起来，论证革命的必然性。当时也有人把社会学研究与社会主义相混淆，视社会学为一种唯物史观、一种主观的见解。 80年代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和重建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学调查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在走过的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学者们也在不断地对中国社会学调查和研究方法进行着总结和反思，一路走来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实践在规范研究方法方面较前（1993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实地研究总的来看有了一些发展和进步， 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定量研究方法成为新一代学者们感兴趣的主要内容，对以“抽样”、“问卷”、“统计分析”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大胆实践和普遍运用。 进入21世纪，在《社会学研究》等专业杂志上发表的定量社会研究，总体上研究质量较之以前更有了很大改善。风笑天等不少学者对于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状况、存在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可以说对今后的社会研究具有指导作用。从社会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来看，目前研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首先，社会学规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社会性行动，任何一项社会研究都应当对自己所关注的那一类社会行动现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界定，这是开展社会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然而现实的研究实践却使我们发现，并不是每一个研究都能做到了这一点，不少研究对自己所探讨的人们的特定社会行动现象并未进行明确化，造成主题太过宽泛且不统一，或宽或窄因人而易、彼此对话艰难。当前的社会学研究将越来越多的主题纳入到了自己的研究视野，研究主题广泛了，但由于个人研究的旨趣，造成对同一现象的经验研究浅尝辄止，意义体系的主观理解和结构条件的客观说明难以在同一个研究对象上相互补充。同时具体问题研究与已有研究成果相互脱节，不清楚知识积累的脉络线索，不明白自己的研究在整个知识脉络、上下文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条知识积累的脉络上探究前行。 其次，综观现实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实践，经常出现的态度倾向常常不利于帮助人们完整的认识某一社会现象，如一些人赞同参与观察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另外一些人则比较赞赏统计模型式的结构条件分析，他们各自“画地为牢”，相互指责对方研究方式的缺陷，却不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相互沟通、彼此借鉴。那些说“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的观点尽管貌似有理，但是在实际研究中此观点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指导作用。此外，对处于纯粹描述、讲故事与普遍性社会规律之间的“中介”分析应引起关注。所谓社会机制分析“就是系统地寻求说明造成事件之间经验关联的生成性机制” ，分析一个事情或现象究竟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逻辑转化到了另一种逻辑那里去。由于这方面分析的欠缺，所以我们难以找到转型期某种现象产生的连带机制和根本症结。 第三，在因果结构研究与文化意义理解难以统合的情况下，社会学研究者们在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方式的各自运用上情况又如何呢？大多定性（质化）研究的具体操作逻辑不明确，如经验资料与理论的关系、资料收集的方法等，对经验资料背后隐含着的行动价值意义理解不够深入，概括（即扎根方法中的编码）的层级较低，以致研究报告呈现为调查资料的堆砌，内容不能有机的整合在一个理论模式之下，多个概念前后无关、相互割裂，难以共同形成一张意义之网和概括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研究者面对原始材料，主观理解深入不下去，理论概括提升不上来。在定量研究方式上，许多具体研究在其逻辑过程遵循上也漏洞重重：如研究者难以严谨的演绎逻辑将因果法则与所研究的社会事实加以连接，出现西方学者早就指出的经验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相脱节现象。社会测量指标或量表也是各行其是，未能达到“以史为鉴”、逐步完善；定量研究难以反映当前方法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新一代社会学研究者大多缺乏理科的背景知识，大大限制了他们利用高级统计知识建构定量模型、检验理论假设的兴趣和机会，且这一局面短时期内无法得到改善。 最后，科学应该是没有国家属性的，尽管各国学者都是立足于本国社会的现实进行着社会学研究，但由此而不能说存在着英国社会学、美国社会学或中国社会学，就像不存在英国数学、印度数学也样。社会学在各国的研究实践有助于形成各国的经验，它们共同对社会学的发展做着贡献。然而国内目前存在的两种倾向却不利于社会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一是把西方学者的研究路数机械照搬拿过来中国使用，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相脱节，造成结论与人们的常识相悖。比如，社会分层研究混淆中西方社会结构“家族本位”与“个体本位”的本质差异，有意无意地预设二者的同质性，所得结论很难令人信服，也无甚意义。当然相反的做法也是不好的，像片面地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刻意要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所谓的中国社会学，这种倾向将会使得中国社会学研究走向自己设定的死胡同，研究结果只能自说自话，难以与西方社会学形成对话。这就是说，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社会学研究都应当沿着规范化的研究理路前行，都要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去观照和研究问题，只有这样，社会学研究才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各国的社会学研究在比较中才能表明自身的特殊价值。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及历史与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 ：普列汉诺夫 社会结构 “五层次论” 论文摘要：普列汉诺夫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社会结构“五层次论”，阐明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社会结构理论是}土会学和历史观的重要内容。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进社会历史研究领域，阐明了社会心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辩证关系，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源流和时代背景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直接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作了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从总体上对社会形态的内部结构作了科学的解剖，即把社会结构概括为四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一社会意识形式，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对于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没有进一步展开。恩格斯在晚年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因素”理论，论述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的“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的关系，指出了社会经济因素多半是通过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道德等“中介”决定远离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领域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的，从而揭示了社会意识受社会经济因素制约的客观过程和途径，极大地补充、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恩格斯虽已隐约地意识到了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与政治之间似乎还应该有个“中间环节”，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来得及作更多的论述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继承他们的是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普列汉诺夫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亦称“五项论”)，将马克思的经典公式具体化了，并对恩格斯提出的“中间因素”的构成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和研究。 除了理论上的渊源，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和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也有密切的关联。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经历其产生之后的第一个世纪之交时，恰逢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推动了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高速增长及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迅速发展，造成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这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只能在和平条件中并利用和平条件来发展自己。随着各国工人政党的形成和第二国际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随着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出现，反映这些变化的各种理论流派和思潮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现实意义的怀疑、责难和攻击，一些唯心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直接向历史唯物主义发起了进攻。恩格斯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 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最根本的危险是被曲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当时新康德主义用折衷主义的因素论来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他们认为，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诸如经济的、思想的、法律的、政治的、道德的等多种因素都是等价的，各自是独立的本原。它们之间只有相互作用，而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德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说“经济史观”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词。伯恩施坦则指责马克思过分强调历史上技术和经济的决定作用，因而忽视了思想的作用，这样人便成了客观经济法则的盲目崇拜者和消极的旁观者。按照俄国民粹派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是所谓“依靠经济弦线为生”的“经济唯物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则是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他社会因素，并从根本上否认个人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学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激起了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第二国际内部展开了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不仅注重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进行深入的批判，而且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本身作进一步的思考、探索和新的阐发。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就是在这一理论批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二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 普列汉诺夫先后发表了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等著作，深人系统地探讨了在他看来作为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基本问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是他在这—探索过程提出的—个最著名的新命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可以谠是他的社会学思想的优秀，是他研究唯物史观的总纲。具体而言，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主要包括以下几层蕴涵。 首先，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学说中明确地增添了“社会心理”这一环节，强调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普列汉诺夫指出：“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 ‘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哳㈣在这里，普列汉诺夫把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概括为五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社会政治制度一社会心理一思想体系。比较一下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普列汉诺夫称马克思说的“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为“社会政治制度”，而把“社会意识”分成了两种基本的形式——“社会心理”和“各种思想体系”。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在社会存在和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即思想体系之间，有一中介环节，即社会心理，其中一部分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一部分由社会的政治制度所决定。在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才产生着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他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对思想体系的决定作用，必须以社会心理为“中介”，而思想体系也只有通过社会心理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反映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作为中介的社会心理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要达到对各种社会关系的理性认识，必须通过对大量“日常意识”的总结。亦即是说任何形式的思想体系反映社会存在时都是这样那样地依据 “社会心理”并概括“社会心理”的。是社会人的心理的集中反映；二是思想体系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首先必须 “普及”、“扩展”“凝冻积淀”为社会心理，变成人们行动的信念。“迟慢的心理进化先于经济革命”。总之，社会心理是联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 其次，普列汉诺夫通过对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规律强调社会心理是一切思想体系的共同根源。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解释，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感性阶段，指的是特定时期特定民族或特定阶级、阶层广大群众中普遍流行的，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地形成的，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的精神状态，包括各种感觉、情绪、观念、要求、愿望、理想、习惯、风尚、道德情操、审美趣味等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种“日常意识”；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的理性阶段，是经过思想家、学者、文艺家概括化了的、系统化了的社会意识，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艺术的等思想观念。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虽然都根源于社会存在，但他们有高级低级之别，直接间接之分。正如一切高级的运动形态包含并依赖于低级的运动形态一样，一定的思想体系作为高级形态的社会意识，也不能脱离它的低级形态——社会心理。因此，普列汉诺夫强调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指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社会人’具有一定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的特性决定他们建立的一切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明确地把思想体系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概括为社会心理对思想体系的“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当然，这种“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不是指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何者第一性、何者第二性意义上的基础关系和本原关系，而是指社会意识范围内思想体系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关系。 第三，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的关系，明确地将社会心理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法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普列汉诺夫把深人研究社会心理及其中介作用，看作是探究艺术和各种思想体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关键。他指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 在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的关系中，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学艺术作为思想体系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以具体的感性形象来反映人们的思想、情感、爱好、习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的；文艺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与社会心理有着更为密切、更为直接、更为明显的联系。他指出，文学艺术是社会心理的反映，社会心理是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认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是社会心理，而社会心理的性质又是由社会经济状况和人们所处的那些相互关系的特性所决定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普列汉诺夫同时还看到另一方面：来源于社会心理和社会存在的文学艺术，也能对社会心理、社会存在起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 ：文学艺术一旦产生，必然要向社会、向读者发出一定的信息，以此去影响人们的思想情绪 ；一定时代的文艺作品，对形成人们的意向和情趣具有深远的影响。为此，他对欧洲各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级、阶层、职业的人们的社会心理作了许多概括，进行了生动的和极有价值的说明，指出这些心理如何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如何反映在当时的哲学思想、文艺作品和历史著作中，以及发生过怎样的社会影响。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研究和阐述对于将文学艺术同政治、经济简单、粗暴地联系起来的庸俗社会学文论是一个具体的有力的批驳，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贯穿着三个方面的基本思想：其一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坚持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精神生活的唯物主义原则解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其二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多种层次和多种因素构成的活生生的有机体。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和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了社会的运动。其三是始终强调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中介作用，尤其注重文学艺术和社会心理的重要关系。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不仅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而且极大地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普列汉诺夫是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提出并阐述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难能可贵的是，普列汉诺夫既没有将经济理解为考察社会意识形式的唯一的“弦线”，也没有将社会心理解释为独立的精神王国和精神实体。普列汉诺夫的这一理论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理论研究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 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对于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比较重视，而对于社会意识的低级形式——社会心理一直重视不够，甚至将其长期排斥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由于忽视了社会心理的作用，把社会意识仅仅看作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因而对社会存在和杜会意识关系的理解存在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运用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学说解释和分析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使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但是，这些阐释和发挥还远远不够深入。对于我国学界来说，社会心理学仍是唯物史观尚未系统开发的领域。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上层建筑理论，“社会心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它填补了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到思想体系之间的空白地带，完善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使人们对历史的解释和说明更加科学和合理。因此，深入研究社会心理意识的内在构成及其发生、发展规律，全面把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过程，仍是当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任务。 从改革实践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指导意义。社会心理和改革实践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转型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现期和社会心理的敏感期。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心理的走向，但与此同时，社会心理也以同样激烈的反作用力，超前或者滞后地影响着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在谋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面临着改革攻坚阶段的挑战，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变化，不仅要准确地把握不同阶层的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变迁的承受能力，更要从和谐发展的角度来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发挥这种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安排的积极影响。 从文化建设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特点，审美情趣、欣赏习惯、评价标准等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为此，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内容上、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创造。要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深入经济建设的最前沿，深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真实表现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热情讴歌普通群众的精神风貌，使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关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考辨与现实传导 论文关键词：社会意识形态 历史考辨 现实思考 论文摘要：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不仅依赖于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融入 中国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主导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一种多元状态，但是，文化与传统的结合仍然是 "-3代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将文化与传统融为一体，主导意识形态才能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高校是思想教育的阵地，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确保意识形态教育的正确导向，使之为社会的发展服务。 一、引言 概念的界定是研究的逻辑起点，由于意识形态一词承载着过于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下过很多定义。英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特里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 目前西方理论学术著作中通用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统计，发现对意识形态所下的定义至少有十多种，诸如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意义、符号和价值的生产过程，意识形态是显现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阶级特征的一套理念体系，意识形态是权力与话语的结合，等等。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存在并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它是一个严格的表象体系，规约甚至支配着每个人的思想。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极有说服力的研究。在诺斯看来，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无论是在个人相互关系的微观层面上，还是在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层面上，意识形态提供了对过去和现在的整体性解释，它促使了交易双方决策过程的简化，从而节省交易费用 。当代学者莱蒙德 ·格斯fraymondguess)在他的《批判理论的理念》( e ideal of a criticaltheory)中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是“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description sense)即在分析某一社会总体结构时，只限于指出意识形态是这一总体结构的一部分，不引人某种价值批评或赞扬这种意识形态，即只作客观描述，不作带有主观意象的评论；二是“贬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m orafive sense)，也称为“否定性的意识形态”，即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但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而只能曲解社会存在掩盖社会存在的本质，凡是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人，必然对意识形态持批判的态度；三是“肯定意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positive sense)，即不光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肯定的态度，认定它能客观地反映社会存在的本质。吉登斯说：“过去二百年间，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内外一直在辩论着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如果说存在着有争议的概念，并且给最有争议的概念颁奖的话，意识形态概念会当之无愧地名列第一。”于此，本文并不奢望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作学理上的争论与梳理，而只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行简单的说明，以保证论文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用法能 “择善而从”并“从一而终”。 二、唯物史观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 黑格尔认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思想都是相对于变化着的历史情境而言的。如果历史有理性、有意义的话 ，那么它也必定存在于整个历史过程中，而不能从特定的个人或时代的部分性意图中去寻找。‘ 正是黑格尔的这些思想深深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在结合法国和德国两种意识形态思潮的基础上，根据历史上人们的生产劳动所引起的社会划分来解释社会和政治思想上的变化，首次将意识形态概念置于政治讨论的前沿，并使“意识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之一。 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的哲学著作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即认知主体理论，它是关于劳动和交往等社会活动的理论 并将主体个体与社会形式联系在一起，使其变成具体的物质的关系。“马克思把实践作为一个基本范畴和优秀理念引入其哲学体系。 马克思不仅坚持从人的生存的整体维度去探讨人的本质，更从社会实践出发去把握人的本质。”团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博大精深，他们也从未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有过明确界定，但如果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把意识形态作为和经济形态相对应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范畴就会清晰呈现。1859年，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一段经典表述：“人们在 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即任何社会结构主要由四大因素构成：社会生产、经济基础、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或意识形态。而后，马克思紧接着写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把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明确区别开来，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明确区别开来。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只能属于精神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范围，它是社会存在在观念上表现并被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的论述，我们认为，一定社会形态的总体社会结构应该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三个相互依存、相互独立的基本因素组成。当然，从结构上看意识形态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经济基础并以最密切的关系相互发生影响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和经济思想，是意识形态总体的基础部分；第二层次，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性格形成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社会思想、道德和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总体的中间部分；第三层次，以终极关怀为研究对象，影响人们的信仰和行为的宗教与哲学 ，是整个意识形态的灵魂。 在意识形态总体中，这三个层次的各种意识形式从不同角度和方面阐明了某个群体 (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利益要求、政治信念和目标理想，它们共同与经济基础发生交互作用 ，形成了某个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认为，意识形态就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以特定社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为出发点，以一定哲学或宗教为基础，以特定的价值观为优秀，来确定特定的政治 目标或社会理想的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三者构成了社会形态的总体结构，共同制约着社会发展。 三、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考辨 根据意识形态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广度和强度的差异，所谓主导意识形态一是指对社会公众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二是指它常常依靠政治权威维持自己的影响力。主导意识形态的形成既可能是各种意识形态 自由竞争，形成社会共识的结果，也可能是利益团体刻意维护的结果。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则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儒家学说本是先秦时代流行的“百家”政治学说之一，它以“仁”为价值观、以“礼”为社会观、以“天”为哲学观，构成了一套意识形态模式。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和正统，并适当吸收改造其他学派思想精华的系统封建意识形态确立起来。儒家经典被尊为经，而且儒学被正式确立为官学。历代的朝纲礼仪、典章制度、礼乐刑政、政治教化等，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儒学的三纲五常学说，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纲领；儒学的经典是历代帝王和政治家标准的教科书和政治手册；儒学也是官方教育的法定内容，一般读书人多是儒家弟子。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轴，是中国维持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主导社会意识形态。 儒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统治者的提倡只是一个外部的条件 ，根本的是儒家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人们的心理结构之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以周礼为代表的臻于成熟的宗法政治结构和体现于这种政治结构的宗法政治观念的理论总结。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使宗法政治的表层结构遭受冲击并被摧毁，但传统的深层结构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儒家创建之初，就自觉地从传统的深层结构中承担起重建和继承传统的使命 ，通过孔子、孟子、苟子的理论总结 ，儒学使传统的礼乐文化从制度文化层面提升到精神文化的高度，再生出秦汉时代适合宗法政治结构的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儒学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和民间性。中国民众重视现世生活和理性，儒学教化容易被民众接受。周公改制所确立的以井田制这一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制，通过宗法制将分封各国联结为一个整体。由于不成熟的初民宗教无法完成对于一个统一大国所需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维系作用，周公用“礼”这种纯道德性质的规范来软化实际生活中的尊卑关系。周公运用“礼”完成了国家精神生活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完成了中国意识形态的第一次世俗化。在血缘关系的联系下，对王的效忠，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地位的肯定 ，国家被联结成了一个整体。儒学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重礼尚德、仁爱忠恕、中和博厚、积极人世的品格，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内圣外王”之道，一种在现实中超越的人生哲学。儒学在历史上既担负教化万民的神圣使命，劝说民众接受诸如“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意识 ，同时也扮演了协调统治双方利益磨合的“媒介”，由此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 从我国意识形态的演进看，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处于一种混合多元状态。其主流是以儒家学说为内容的封建文化，同时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也已经占有很大比重，此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和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人们的价值观念都不断变化、发展和创新。建国初期这种急剧的社会转型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相当的冲击。当时，党和国家依靠强大的政权力量，通过各种措施和战略，逐渐消解了其它的各种异质意识形态，使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域实现了高度的一体化、齐整化。然而，20世纪 50、6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日趋封闭、僵化、教条化，也为以后的“左”倾病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和危机埋下了隐患。“十年浩劫”后，邓小平全面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纠正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倾向，重塑了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利益集团的分化。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出现了分化和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一元排他性主宰社会的局面开始结束。在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由于有整个政权作保障，在形式上它仍然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大量的异质意识形态的存在，整个的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呈现出一种混合多元的状态。意识形态领域的多样化是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现象。 四、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与传导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并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表明：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要运用于另一种社会存在 ，并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必须要与该社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邓小平曾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作用，关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何种性质和程度上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传播。以往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都注重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科学性与在功能上的革命性，却很少谈论人们所实际接受、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但离开深厚的民族土壤，片面强调其阶级性，必然会丧失其文化根基，致使意识形态只有政策内涵而缺少文化底蕴；只有“官方”的灌输，而无“民间”的自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过：“任何思想 ，如果不和客观实际的事物相结合 ，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性现实存在，不仅仅是官方支持的一种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应是内化积淀于民众心理状态中，渗透附着于民众生存状态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文化现象。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能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融人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社会实践表明，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而经济基础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经济发展制约着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意识形态必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相适应，并为之服务。马克思曾说，实践是一个不断进行的革命进程，离开实践的维度建立一种对未来社会状况的预见和遐想，不是沦落为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实现的乌托邦，就是在一定时期指导实践但最终蜕化为落后于实践发展的意识形态。其次，理论是发展的，与时俱进永远是理论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和整合力的关键。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与时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主导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是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也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再次，“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许多中国人思考的中心问题，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许多有志、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直觉思维角度，人们最初认为中国的失败在于“技不如人”，所以在器物层面进行“洋务运动”；继而又反思制度问题，于是有了维新变法之举；再而意识到观念落后 ，因此，对中国来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圈，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 ，自觉认同西方现代文化观念。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同，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嘬后 ，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既依赖于现实社会的客观需要，又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 ，虽然有其产生和发展的物质经济条件，但最为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融合存在诸多有利因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些相通之处。 从 内容上说 ，儒家“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中国哲学的相生相克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从形式上说，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满足了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着的需要一个统一的主流思想的文化愿望，以此来维系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 ，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文化也是意识形态，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结构和文化模式作为一种动态的现实，其所蕴涵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 高校是思想教育的阵地，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讲清现实，说透理论。 在高校教育中，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应该很好地解释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现象相结合，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新时期的意识形态教育特别要强调对青年学生的教育，要组织一大批业务知识好、能很好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人员投身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去，旗帜鲜明地坚持意识形态的主导方向。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学生思想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不回避，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分析和研究，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对社会主义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不回避，讲清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对我国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对社会主义发展前景进行合理地想象和展望。切忌照本宣科、搞形式主义，要让学生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为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出谋划策。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与现实选择 【论文关键词】 现代化 落后国家 外源性现代化 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 【论文摘要】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作为借鉴，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实现现代化不仅是我国从近代以来就追求的主体 目标 ，而且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很早就曾根据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民族普遍交往的事实，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视角，科学地分析、预见了人类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过一句名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罗荣渠在其《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理论及关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设想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马克思早已形成关于“现代”的科学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把当时 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一词并非是对当时时代的泛称，而是指一个特定的新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划分新时代的根据是生产方式的变化。他认为，从 16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社会巨变，导致了大工业的兴起，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它开创了世界历史，“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此，“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而这个不同于中世纪的“现代生产方式”所引起的一系列革命性变革的新时代，就是马克思著作中“现代”的含义。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他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代化过程，实质上是指 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进而引起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过程，是新的文明出现的过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就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 在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当于“第二阶段”，对应的是商品经济形态。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有历史必然性，又有历史暂时性。马克思在指出 19世纪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与科学的力量的同时，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即“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指出，只有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全社会占有和有计划的组织社会生产，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整合，形成自由人联合体。② 东西方社会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东方社会还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前现代社会。l9世纪 50年代中期，马克思开始关注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断。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些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凭其自身的力量，是没有进行变革和现代化的手段，或制度上的推动力的。在l9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亚洲摆脱闭关 自守的国家建立现代工业的道路，只能是“西方化”或“欧洲化”的道路。 70年代到 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从东方社会的历史特点和现实环境出发随着对俄国公社发展道路的深入探索，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即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走向社会主义。这个特定历史条件包括内外两个方面的条件：外部条件即恩格斯后来强调指出的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③内部条件应同时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存在；二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存在。⑤同时，恩格斯在《(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中还表达了不要盲 目搞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⑥ 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理论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即实现了现代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未来社会。东方前现代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但无论是东方的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社会主义其根本点是必须是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而实际的进程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产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都是前现代社会。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质的区别的。由此决定，这些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和失误正是社会主义发生曲折乃至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失误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洋务运动，其起始动力来源于西方的冲击。西方的入侵把中国卷入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之中，从此实现现代化成为了不可逆转和迫在眉睫的任务。在 20世纪前半期，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异常曲 折和复杂的，正如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与中国走向衰败、沦为半殖民地以及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的过程重叠在一起的”。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中国不存在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两个条件，即主权独立和治权集中，一直面临着现代化的危机。由此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过程沿着从保守主义到激进主义的上升路线发展，而且愈演愈烈，以至于在 20世纪初期，革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路径。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独特道路。这是有它的必然性的。然而，这不得不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一直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始终没有走上迅速发展的富强之路，反而，中国的现代化走上了异常曲折的进程。这是为什么呢?罗荣渠指出：“自下而上的革命本来是推动现代化的最激进方式。但一场革命变革社会的实际成效与变革的方向，并不取决于革命家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各种主客观条件。革命对旧制度的打击和瓦解的程度，既取决于原有制度结构已经腐朽的程度，又取决于革命所代表的新兴社会经济力量已经成熟的程度。”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但是却推动了治权的进一步分裂，权力分散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1928年的国民党政府虽然初步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或间接插手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它的统一是有限的，仍然处于现代化的困境之中，没有促进中国农业商品经济化的成功。日本的入侵又使国民政府再次陷入主权危机和治权分裂的两难境地，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国现代化成为“被延误了的现代化”。⑨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此主导着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进程。革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既紧密相连又关系紧张，这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及社会主义革命后现代化受挫的同一原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同时又成功处理了革命两步走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正确解决了反帝反封建及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肯定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因为当时条件下，资本主义是中国这种落后的小农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进步的道路。中共也由此有效地争取和联合了广大中间势力和中间阶层，以至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革命的胜利。建国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道路，即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保持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使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①为生产力和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了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认识到 “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应该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取得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 然而，正当人们为中国的现代化欢欣鼓舞时，现代化的危机爆发，并进一步引发政治危机。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左倾思想开始占上风，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一直到发生“”。反思革命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差。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二者的关系没有弄清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真正认识。其中一条就是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是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对于我们这样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首要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现代化，而不是从教条主义出发，按照马克思设想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又混淆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社会主义者看来，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西方的现代化就是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的，而社会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 ，往往把市场经济、财产权、法治、权能分立、民营经济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内核而彻底地抛弃。殊不知，这些也是现代化转型所必需的。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虽然 1953年就提出了工业化的目标，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还确定了“二步走”的发展战略，但由于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建立的还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在经济体制方面，建立了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且愈来愈僵化，完全排斥市场机制，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特别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以革命促生产，大搞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以至于根本无法组织大规模有序的经济建设，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后便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三、借鉴世界现代化建设规律，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首先把党和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初级阶段，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置于了正确的轨道之上。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的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特别是明确阐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为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此基础上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富强、民主、文明这三大目标拓展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提出三大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的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标志中共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对现代化的理解更加全面了。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至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最终形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逐步明确起来，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主题。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及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在经济上的根本性突破在于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按照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不存在商品和货币，当然不可能有市场和市场经济。但中国社会主义却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极为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历史上没有过发达的市场经济。而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看作是水火不相容，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终没有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重大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根本原因。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现代化作为一个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它的实现是一个全面且复杂的过程。经济上或工业上的现代化未必会使政治、文化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就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政治民主化和国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往往都是基于保护经济自由化的需要而形成的。而相对于我们先经济自由化而后政治民主化的国家而言，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往往与生产力的提高及工业化的实现是脱节的。而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不仅不能保持政治上的长久稳定，也难以使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完成这一政治演化的进程。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紧紧抓住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借鉴世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才能从“不够格”到“够格”。中国的现代化如今面临许多艰巨复杂的难题。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转变政府职能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需要我们从现代化的角度，用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和解决。同时，必须借鉴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放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来考察，从而不断提升我们认识这些问题的层次和境界。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知识化、信息化等一系列“化”都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学习和研究世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了解和吸收现代化早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能够少走弯路，减少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中历史题材有效教学探析 《品德与社会》课程中的历史题材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重要载体。教学实践中，由于历史题材的内容综合性强、年代久远、与现实生活差距大，加上小学生认知水平有限，缺乏相关的体验，所以教学效果往往不甚理想。《品德与社会》课标指出，儿童的生活是课程的基础。因此，历史题材的教学必须立足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设法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加强学生的知识积累和情感体验，才能提高教学实效，较好地落实课程目标。 一、指导调查，让学生走近历史 历史题材的内容远离现实生活，小学生缺乏相关的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所以，教师要指导学生在课前开展调查活动，收集相关资料，让学生走近历史，对相关历史有初步的了解，为课堂学习做好铺垫。这一环节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明确要求。 教师可采用发放预习指导提纲等形式，指导学生重点调查、收集两方面资料：一是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历史背景、人物、事件等；二是学生周边与教学内容相关的信息资料。 2．指导方法。 一要指明调查活动的途径与方式，指导学生通过图书查阅、网络搜索、人物访谈、参观考察、观看影视等途径开展调查；二要指导信息的整理与展示，让学生对收集到的信息资料进行梳理、筛选、整理，并制作成资料卡片、PPT、视频短片等以便在课堂上展示、交流。 3.培养兴趣。 在指导学生开展调查，了解相关历史知识的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要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关注历史，积淀知识，为今后学习历史，提高人文素养奠定基础。 二、链接社会，让历史走近生活 在学生印象中，历史题材中所出现的著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是“高、大、远”，遥不可及，无法激起学生的情感认同。因此，教师要依据教材内容，适时链接社会，引导学生发掘现实社会中的历史资源，让历史走近学生的生活，从而拉近学生与历史的情感距离，激起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1.引今及古，用好时政信息。 引用学生周边发生的或近期国家发生的有关热点时事来学习历史，更能拉近历史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究历史的兴趣。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抗日烽火》一课时，可以把2015年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抗战大阅兵这一世界瞩目的热点时事引入课堂学习。从探讨交流举行阅兵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入手，引导学生了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滔天罪行和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进而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珍爱和平的感情。 2.化远为近，发掘本土资源。 合理发掘、利用本土相关的历史资源来学习历史，是让历史走近生活、贴近学生的有效手段。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历史的丰碑》一课时，教师可以在课前指导学生收集闽西及家乡漳平的革命人物和英雄事迹等历史资料。在了解了课文中的革命英烈事迹后，老师因地制宜地组织学生在课堂上举办家乡革命英烈故事会，让学生交流分享课前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资料，如漳平英雄人物陈开路、闽西南最早的共产党员郑超麟，等等。通过交流，让学生对自己家乡的革命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学生知道许多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就发生在自己的家乡，许多革命人物就是自己的乡亲甚至是自己的亲人时，就会觉得历史与自己并不遥远，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和自豪感。 3．以古鉴今，认识社会生活。 历史的内容是学生理解今天生活的一个参照，是学生对现代生活认知的凭借。因此，在学生了解相关的历史知识之后，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借助历史知识加深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认知。例如在教学《抗日烽火》一课时，在学生了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中国人民的抗战贡献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联系当今钓鱼岛归属等热点事件进行思考讨论，让学生认清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否认二战结论、否认战后秩序的本质，激励学生要努力学习、振兴中华、捍卫和平。 三、演绎教材，让学生走进历史 历史题材所反映的内容距离学生的现实生活有的跨越几千年、上万里，因此对于大多数小学生来说，历史是遥远、抽象、无味的。因此，在历史题材教学中，教师应避免枯燥的说教和讲解。要立足小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特点，创设情境、演绎教材、激活历史，从而化静为动、化远为近，引导学生走进历史、深入体验。 1.借助媒体，再现历史。 利用图片、声音、视频等媒介激活静态的历史，跨越时空，呈现给学生鲜活的生命、精彩的故事、感人的画面，努力使静态的历史“动”起来、“活”起来，让学生在鲜活的历史情境中受到感染，得到教育。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课时，教师先播放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淀桥等视频，生动再现了红军长征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让学生融入媒体创设的历史情境中。观看视频后，学生已经被红军战士大无畏的精神所震撼。接着再组织学生交流、讨论红军在长征中经历的艰难困苦和体现的革命精神，就能达到水到渠成、事半功倍的效果。 2.模拟情境，直观体验。 设置与教材内容相适应的情境，让学生亲身体验，真实感受，激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例如在教学《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爬雪山这一内容时，教师设计这样一个环节：初冬时节，老师拿出一盆半融化的冰块，学生每组派两位代表把手伸入水中，说说自己的感觉。生1：“冰冷，感觉好像被针扎了一下。”生2：“我放在水中时间长了点，现在手都冻红了。”生3：“刺骨的冰冷，我赶紧把手伸回来，如果时间太久了手会麻木的。”接着再组织学生观看红军战士穿着背心、草鞋爬雪山的视频，让学生结合刚才的实验说说自己的感受。生1：“四川西北寒冷的冬天，红军缺衣少食，能翻过雪山，真的难以想像。”生2：“刚才我手在冷水里浸了一下就已经无法忍受了。红军穿着单衣、草鞋爬雪山，这种痛苦一般人是受不了的。这一环节通过体验、对比，让学生深刻感受红军战士爬雪山时经历的痛苦，激发起学生对红军战士的无比热爱和崇敬之情。” 四、引导实践，让历史走进心灵 历史题材的课程目标是让学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国际意识,并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仅满足于学生掌握多少历史知识，而是要将历史内容的学习作为一个桥梁，发挥历史特有的道德教育价值，最终让历史走进学生的心灵——让学生形成基本的爱国精神、国际意识和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初步的道德判断能力。要实现这一目标，仅凭对课本教材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引导学生走出教材、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让学生在课外拓展学习和社会实践中深化体验、内化历史、提升认知。主要方式有： 1．读书活动： 指导学生开展读书活动，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发挥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拓展、深化学生的历史认知。例如，在《艰苦卓绝的二十八年》（下同）一文课堂教学结束后，推荐学生阅读《红岩》《少年》《长征》等有关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 2．观看影视： 引导学生借助现代媒体观看相关的影视作品，发挥影视作品独特的魅力，强化和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和情感体验。例如观看《闪闪的红星》《红日》等影视。 3．参观走访： 引导学生参观相关的历史景点或参加相关的旅游活动，充分利用旅游景点的内涵进一步感受历史，深化认知。如参观漳平象湖杨美村红军留言墙、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古田会议纪念馆等红色旅游景点。 4．实践活动： 组织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内化、践行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如到历史博物馆或历史景点当义务讲解员、导游，到老红军、军烈属家里开展慰问、义务劳动，等等。教学实践证明，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加强学生相关的知识积累和情感体验是提高历史题材教学有效性的根本途径。只有引导学生主动走进历史，同时设法让历史贴近学生的生活，才能最大限度地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和情感体验，从而提高历史题材教学的有效性，最终实现课程目标——让历史走进学生的心灵。 作者：郑桂春 单位：福建省漳平市桂林逸夫小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中学历史教学与社会美教育 历史是人类生活和斗争的记录。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教材本身就是一部美育的教科书。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美育教育的原则,既是从学科特点出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客观要求。 人的社会活动领域无限广阔,社会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到处充满着可供审美的对象。美,从形态上看,通常可以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三大类型。本文着重就历史教学与社会美的教育问题,谈点看法。 社会美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美,经常表现为各种积极肯定的生活现象。马克思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美不仅根源于实践,而且本身就是实践的最直接的表现。历史学科的社会美往往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并且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所显示出来的美。历史教学中的社会美教育常常和德育结合在一起,表现为美德教育。古往今来的风流人物,多如繁星的民族精英,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璀灿思想和精神风貌,是我们进行社会美教育的极好教材。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历史教科书中所包含的社会美教育的内容,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挖掘。 一、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情感 人的美包括人体美和心灵美,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心灵美。爱国,这是心灵美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社会美教育最基本的内容。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正气歌。从驱逐倭寇的戚继光、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血洒疆场的关天培,他们的民族气节是何等的忠贞;从与舰共存亡的邓世昌、以身殉国的丁汝昌,到甘愿为变法而捐躯的谭嗣同、“为天下人谋永福”而献身的林觉民,他们的爱国义举是何等的豪壮;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救济粮,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抗战期间毅然留起了胡须,拒绝为侵略者和汉奸演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狱中怀着满腔热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成为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 这些爱国者和革命者,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不甘屈服、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才没有在历次面临的严重危机中亡国;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才有了我们的今天;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成为我们今天实现腾飞,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精神支柱。 二、挖掘理想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人本身的美是社会美的重要表现。人的美和理想是紧密相联的。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或者说是对未来的憧憬、向往和追求。陶铸同志在《崇高的理想》一文中指出:“理想是有社会性、阶级性的。……一个人的理想,是为多数人的利益,为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青少年时期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树立起远大的革命理想,特别重要。毋庸置疑,历史教学同其他学科教学一样,都担负着这一任务。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无数史实雄辩地说明,古往今来,一切有作为的人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我们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在学生时代就决心“为中华的崛起”而学习。大发明家爱迪生说过:“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他们理想的共同点都是为民族、为人类谋幸福,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 理想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无数先烈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远载入史册,激励后人。 三、挖掘道德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 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说:“美和道德是亲姊妹。”由此可知,美和道德密切相关。 中学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素有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历来强调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优秀的思想成果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平凡小事,如赡养父母、尊师敬友、乐于助人、大公无私等等,一旦表现出高尚的情感和情操来,就极为感人。正是雷锋、朱伯儒、孔繁森等这样平凡而伟大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所表现出的高尚情感和情操,汇成了时代的新风尚。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我们可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高尚、最美好的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提倡的集体主义,它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与资本主义的道德规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国,集体主义的原则要求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历史教科书中道德教育内容的深入挖掘,必定有利于青少年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以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 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认为,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实际上,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 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科学家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促进了人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历史教学中努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从而培养学生献身科学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热爱科学、刻苦求知的敬业精神。马克思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他从研究商品入手,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写下了《资本论》这部巨著,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司马迁踏遍祖国各地,历尽艰辛,虽受腐刑之辱却矢志不渝,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许许多多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只有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孜孜以求,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才能有所建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科学,需要人才,青少年一代,从小就应该立志献身科学,献身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第二,敢于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无畏精神。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需要勇气,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科学家为了坚持真理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英勇就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布鲁诺坚守“日心说”,虽被宗教裁判所监禁7年而毫不动摇,最后被教会处以火刑,临刑前他在火堆上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纪会知道我的价值。”这是何等刚烈!在探求科学奥秘、寻找真理的道路上,需要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论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 （浙江省绍兴市元培中学，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在新课改的要求下，教师在更新教学理念、变革教学方式的同时，也要注重教学内容的选择。而建构一个符合学生需要、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内容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根本。文章从落实课标教材、尊重学生学情、优化教材内容几方面，研究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选择；策略 历史与社会是一门进行公民教育的综合文科课程。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在合理选择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有效性方面还存在很多误区。本文就如何选择历史与社会教学内容进行论述。 一、落实课标教材，减少信息繁杂，打造低碳教学 课程标准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制约着教学内容的选择。因此，紧扣课程标准，落实教学目标，合理运用教材内容，深入解读文本资源，是提高课堂实效之本。然而，在现实教学中，忽视课程标准、脱离教材内容的教学时有出现。例如，在七年级“发掘美好情感”这一课的备课中，教师在没有深入解读教学目标和理解教材内容的前提下，选择在网上下载了各种关于本课的课件，整合了一系列关于本课的教学资源，从音乐、绘画、雕塑、文学、舞蹈五个方面，通过展示大量的绘画、雕塑、舞蹈、文学作品以及播放了六段有关的音乐和视频，让学生感受其中的美。整堂课学生忙着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却没有时间真正用心去感受。教师只想着让学生欣赏到各种美的作品，却忽略了本课让学生用心去发掘感悟生活中的美的教学目标。所以，在最后教师设置的环节“谈谈你的收获”时，学生只能讲：“我们今天欣赏了很多音乐、绘画等作品，音乐很好听，画也很漂亮。”因此，这堂课所选的教学内容既不经济“环保”，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教学目标。针对这种情况，教师认为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应回归教材内容、落实教学目标，打造低碳教学势在必行。 二、尊重学生学情，避免照本宣科，回归真实课堂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尤其是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学情。然而，部分教师高喊着“把课堂还给学生”的口号，用多媒体教学作为掩护，美其名曰“信息化教学”，实则换汤不换药，依然走着照本宣科的传统教学模式老路。例如，教师在第二次教授“发掘美好情感”这一课时，照搬课本教材，在感受绘画之美时展示课本中的《格尔尼卡》这幅画，并提问：同学们在欣赏这幅画时是怎样的情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感？接着教师又展示课本中的《背影》一例，问学生：作者是怎样介绍父亲的，父亲的美体现在哪里？整堂课下来学生们还是毫无兴趣。究其原因，教材内容如抽象画《格尔尼卡》，学生难以理解，而《背影》又是八年级语文中才有的文章，七年级学生根本不熟悉，就更谈不上体验其中的情感了。可见，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的学情出发，合理选择教材内容和课外资源。因此，教师在第三次教授“发掘美好情感”时，摒弃了前两次所选的教学内容，着眼于学生的生活实际，抓住了学校举行艺术节和社团展示的契机展开教学。首先，教师用幻灯片播放了社团展示中展出的书法、篆刻、音乐、绘画、摄影等的照片和视频，让学生体会到艺术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紧接着，教师让学生欣赏了艺术节演出的《乐在书中学》的舞蹈，请观众和参加舞蹈的表演者谈感受，让大家感受到美是需要用眼、用心去发现的。另外，还出示了“最美班级”获得者，让学生谈谈班级环境的变化，引出“美就在身边”。最后，教师还展示了艺术节后学生的感言，让学生感受到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由于教学内容源于学生生活实际，有些学生甚至是教学内容的亲身经历者，所以整堂课气氛活跃，学生兴趣浓厚，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三、优化教材内容，打破权威思维，力求思辨学习 教材当然是教学内容的首选，但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教师要尊重教材，但不必死守教材。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从具体的情境出发，依据课程标准，对教材内容大胆取舍，重新组合、调整、优化教学内容。例如，教师仔细分析了初二学生认知心理的发展水平后，在教授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时，并没有直接按照教材顺序教授，而是以时间为主线，穿插所涉及到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内容，力图使各时期的历史教学内容更饱满，同时列出图表加以比较。这样，学生学习热情饱满，使这节课获得了非常好的教W效果。 四、结束语 总之，教师在进行教学内容的选择时，不仅要深入研读课标、教材，而且要从学生的学情出发。同时，教师要学会对教学内容优化整合，加以创造性处理。当然，要提高课堂的有效性，教师在历史与社会课程的教学内容选择上还要考虑很多因素，如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活动的开展、教学方法和教学媒体的选择等。教师必须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因材施教，才能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简述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作业的有效性 摘要：开展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主要是让学生了解更多的人文历史知识，促进学生发展成为全面型人才。并且基于新课程改革的背景，这样的学科为教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在实际教学中，该学科的课后作业似乎没有发挥良好的教学作用。于是，教师要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进行突出的设计，让学生全面提升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本文主要从当前的实际教学情况出发，结合初中生的学习特点，从多方面论述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作业的有效性。 关键词：初中历史与社会；作业；有效性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代代青年人将担起国家建设的大梁，而作为发展的主力军必须要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了解国家及社会的历史与发展。因此，在初中教学阶段开展历史与社会教学是很有必要的，而为了巩固学生知识水平与综合能力的提升，教师往往都会为学生设计针对性的课后作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多方面原因的限制，使教师在教法选择上存在一些纰漏，需要教师加强作业的有效性，以获取更好的教学效果。那么，笔者将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浅谈提升作业有效性的策略。 一、优化作业结构，丰富作业形式 教师只有优化作业结构，丰富作业形式，有效地吸引学生做作业，才能发挥作业的效果。在作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中，不仅需要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的作业内容，同时还需要根据不同的功能进行组合，形成科学有效的作业。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认知水平，对作业进行分层设计。然后，分别针对优等生、普通学生、基础差的学生进行因材施教。这样优化的作业结构才更具有针对性，并且因为作业层次的区别，成绩差的学生不会抄袭优等生的作用，这样就会激发学生的上进心。作业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做到书面和非书面作业相结合，要符合新课标激发学生求知创新的导向。优化作业结构是一项系统的工作，需要学校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作业结构的优化设计，以达到丰富作业形式的目的。 二、优化对于学科本身的正确认知 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有重要的意义，内容有鲜明的先进性，作业的优化设计是基于教学内容本身开展的，而教学内容的接受程度与学生对学科本身的认知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作业优化设计的前提是优化学生对于学科本身的正确认识。历史与社会学科对于每一个学生的发展都要重要意义，这门学科能够使学生更加清晰历史的来龙去脉，对于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对于自身而言，学习历史与社会学科也是塑造自身人文素养的重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逐渐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优秀人才。 三、注重作业设计的多样性、趣味性和实践性 1. 多样性，即教师应尊重兴趣爱好、个性特长迥异的学生的需要，设计形式多样的作业，鼓励学生以其擅长的方式个性化地展现其学习、思考的结果，挖掘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达到既培养兴趣又增强能力的目的。2. 趣味性。教育心理学表明，单调乏味的学习活动容易产生疲劳，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厌倦心理，扼杀学生探索真理的欲望。因此，作业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讲究趣味性，寓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训练于趣味性的练习之中。3. 实践性。新课程改革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我们应设计一些实践性作业，将学生内化的知识与能力在实践活动中进行运用，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例如：七年级可让学生手工制作国旗，并介绍一些国家国旗的特征和由来；以小组为单位，课后搜集有关中地名的谜语，组织猜谜语比赛并把地名落实到政区图中；八年级可让学生当小小评论家，试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功过，讨论新航路开辟的影响等；举办历史故事会或编演历史剧等；九年级可让学生撰写调查报告或政治小论文，如在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可让学生调查改革开放30年来，家乡或家庭各方面的变化，撰写调查报告或政治小论文；选取某一世界性问题，收集相关图片、漫画、数据等资料，设计手抄报，进行手抄报展览与评比。这样的作业既使课堂上所学的知识与能力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同时也发挥了学生所长，培养了学生合作精神和实践能力。 四、设置反思型作业 每个单元作业完成后，要求学生完成一份“自我诊断和反思评价表”，包括项目应得分与实得分、错题对应知识点、失误原因。失误原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原因是知识、能力上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基础知识不扎实，概念不清、原理不明；读图析图技能差等。另一类原因是非智力因素造成的失分，包括审题不清、条理不清、答案过于简单等，学生根据错误原因以书面的形式确定应采取的措施，总结规律，提高学习效率。我们在作业管理上进行一些实践，让学生的作业精彩起来，使每一次作业都能成为学生成长的生长点，让学生在作业的过程中体验幸福与快乐、成功与喜悦、苦恼与辛劳等。 五、作业评价的多元化 在以往的历史与社会作业批改中，教师对学生作业的评价往往要么是打钩，要么是打叉，给人感觉是冷冰冰的。通过研究，我们除了继续保持传统的评价方式外，还可以采用“等级符号+评语”制，即对于作业的总体情况以A、B、C、D等不同等级或一颗星到五颗星不等的情况进行评定，并对其中部分有创意或者需要指出其错误的作业以评语的形式处理。《历史与社会》教学是一门艺术，而课后作业更是艺术中的艺术之一。在新课改下，只要我们能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巧妙地设计社会作业，我们的学科、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历史与社会教师都会随着新课程一起茁壮成长，从而提高学科教学质量。 总而言之，不管在哪个学科教学中，作业都是保障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为学生提供课后的学习平台。基于这样的情况，在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更要注重作业有效性的设计，引导学生通过完成作业提升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实现全面的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双屿中学 325000）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谈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摘 要：从喜欢华丽的课堂展示到追求简约的教学风格，充分发挥板书的优势，重视对插图的内涵的挖掘，注重搜集乡土材料进行交流，合理有效地利用计算机教学。学生上课交流更多，对课本的了解更深入，作业的质量也较以前有提高，学习这门功课的兴致更浓厚。虽然在教学中遇到各种困惑，但力求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历史与社会课堂因质朴而精彩是我今后的追求。 关键词：计算机教学；板书；插图；乡土历史；质朴 分析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情结起源于个体的童年经历，一个人成年以后在性格行为上的种种表现，大都可以在童年找到原因。记得我幼小求学时，老师的主要教学工具就是黑板和白粉笔，如果一节课中老师夹杂使用了彩色粉笔来板书，我们顿时眼前一亮；如果一节课中老师运用了一幅彩色挂图，我们顿时觉得无限精彩。或许是因为记忆中的课堂色彩过于单调，当我成为一个历史与社会老师后，很喜欢色彩鲜艳的课件，尤其是当我掌握了视频下载和剪辑的方法后，我几乎在每节课都会播放一段甚至几段视频，大部分学生很喜欢看视频，而老师也不需要过多的讲解。于是，渐渐地我越来越离不开计算机的使用。直到教学工作中遇到两件颇有感触的事情，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 其一是：当我在教学九年级上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其中的一个教学重点是关于中共一大的召开，为了增加课堂的生动性，也为了增强W生对这个知识点的记忆，我特意选取了电影《建党伟业》中在南湖游船上开会的片段：优美流畅的音乐伴随着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湖光山色一出现，学生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他们专注地看着视频，我心中不禁感叹多媒体的力量，能完美地在课堂中把教学情境生动地展现出来，使学生如身临其境，身在其中。这时，镜头切换到游船上的十三个党员，党员们正激动宣布会议的相关讨论结果：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与此同时，教室里的学生也兴奋地叫：“这是演《家有儿女》里的“刘星”“他叫张一山。”“那个是明星刘烨！”“还有那个好眼熟，哦，是跑男李晨！”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事后，当我让他们回顾一大的相关内容时，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就只是那些明星，而关于一大的知识点，他们几乎不知所云。 还有一次让我耿耿于怀的教学经历是：有一次上《丝绸之路》课前，我花了一番心思制作了PPT，为了突出丝路风光，特意选取了古琴曲《阳关三叠》作为背景，当苍茫、恢宏而又深藏着凄然、悲壮；清峻、刚毅而又饱含着沉郁、顿挫的旋律响起，眼前是一片广漠无垠的沙漠，音乐以它特有的魅力把人带入遥远的汉唐时代。为了说明丝绸之路是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纽带，我特意选取了各式物品的图片，如苜蓿、核桃、胡琴等，要求学生选择。带着精心制作的课件，我信心满满地开始上课，没想到才上了不到五分钟，学校突然停电。顿时，我慌了神，教学设计因课件无法展示而打乱，于是不到半小时就结束教学内容，多出来的时间让学生写作业，总算把一节课撑到最后。 以上的教学经历使我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多媒体教学确实给我们的课堂带来了新的活力，有效改善了沉闷的课堂学习气氛，但随着使用的深入，发现多媒体教学中有时场面虽然热闹，貌似教学效果非常好。但在课后的学生作业及练习中，发现学生解题速度慢，动手做题能力差，学生对课堂上知识的掌握并不是很好。经观察分析，发现学生在课堂中对学习内容重难点理解不够，对知识要点掌握不好，课后容易忘记。学生在课堂上没有足够的时间理解知识和记录课堂笔记，学习思路不连贯。对教师而言，计算机教学只是辅助教学工具，但很多时候教师竟然被多媒体课件控制着。过多地使用多媒体，会阻碍师生的交流，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体现。 于是，我决定逐渐改变教学设计，追求一种质朴的教学风格。 1.发挥板书优势，突出教学要点 板书是教学中所应用的一种主要的教学媒体，板书艺术则是教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苏联著名教育家加里宁有一句话“教育事业不仅是科学事业，而且是艺术事业。”课堂教学的艺术离不开具体生动、富有表达力的语言，离不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不断锤炼出来的教学组织能力，也离不开直观、形象的优秀板书。 精心设计的板书，不需要华丽的画面，利用简洁的文字、简单的结构、合理的色彩运用，就能使学生对知识加深理解，加深记忆。例如，在讲授“东晋南朝政局与江南地区的开发”的时候，我提问：这堂课我们大体上要掌握几个方面的内容？通过思考，学生回答：两个政局和一个经济开发。然后再问：政局里面讲了哪些内容，经济中又包括哪些方面？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分析，本课的结构就整理出来了，在分析整理过程中，师生共同完成了板书如图： 现代教学媒体的大量涌现，更加彰显出板书不可替代的特点与优势。传统教学中的板书，恰恰弥补了多媒体教学中的短处，传统教学中的书写板书，细化突出教学的重难点，有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利于学生详细记录课堂笔记和理解，消化所学的知识。朱绍禹先生指出：“板书能点睛指要，给人以联想；形式多样，给人以丰富感；结构新颖，给人以美的享受。”适当的板书，利于学生理解、记忆关键词、关键句，从而利于理解教学的内容。 2.借助课本插图，引导学生观察 新的课程标准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倡导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历史与社会的课本中，有很多内容都配有插图，这些插图鲜活、直观，易于学生观察理解，与课文相配合，具有形象性、直观性的特点，是初中历史与社会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如《连通世界的新航路》中有一幅插图是《借贷者和他的妻子》，画中的主角是一个银行家正在清点钱币。画中借贷者的妻子正在翻看《圣经》，但眼神却不自主地飘向丈夫手中的金币。我提示学生思考：课本在此加入插图说明了什么？你是如何理解的？大部分学生刚开始对这幅油画没有过多关注，但经过提示思考讨论，得出结论：在那个时代，虽然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但追求财富的愿望在滋长，对贵金属的渴求，是西欧探险家去海外冒险的直接动机。 虽然我现在在教学中遇到各种困惑，但力求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历史与社会课堂因质朴而精彩是我今后的追求。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中国学经典的传承 新课程标准指出：历史和社会相关课程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使他们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为了使它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那么初中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就要实施有效的教学，从而全面地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历史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笔财富，所以教师在教授历史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去传承一些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帮助教师达到教学目的。 一、运用角色扮演，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参与 教师可以用角色扮演教学法提升历史教学的有效性，所谓角色扮演，就是指在历史教学中，可以把书中的一些经典故事编排成课本剧，学生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且根据情境进行适当的发挥，加深他们对历史文化知识的理解。相比于传统的教学角色扮演，这种教学方法更有益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执教“人权的历程”一课的时候，教师可以找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让学生分别扮演被拍卖的黑奴、庄园主以及人贩子，还有抗议者，让学生通过真正的抗议行为去还原历史场景。 教师在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应该适当地给他们一些提示，参加表演的学生能够更好地去诠释自己扮演的人物。在表演结束后，教师可以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感受，就本课来说，学生可能会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愤慨，那么接下来教师就可以结合黑人是如何到达美洲这一历史情况进行说明，学生肯定很感兴趣，他们听课的效率也一定会很高。此外，还可以借此机会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有更高的人文素养。分别让参加表演的同学和观看表演的同学说出自己的感受。当然，角色扮演的素材可以从多个方面选取，如结合教材中的历史故事进行创编，或者是结合真实的社会事件进行编排。无论是哪一种，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都可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使他们能够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二、融合体验方法，促进历史与社会课堂理解 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受到空间的限制，无法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教学中，教师就只能通过想象去根据一些历史思维来思考一个政权兴衰更替的规律，体验式教学可以彻底改变这种境况。体验式教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包括创设情境，协作学习以及联系生活。首先是创设情境，只有让学生进入情境里面，他们才能去想象当时的场景，去接受相关的历史信息，进而学习历史知识。其次着是协作学习，他们可以在情景中重新审视历史事件，再通过与同学的交流，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应用，所以最后一步应该是联系实际，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中的为人处世上，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如，在北宋相关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去让学生扮演《清明上河图》的旅游者，或者是导游，并且让他们想象，如果自己去参观，那么他们会有怎样的感想，教师可以让他们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并与同学分享。这种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再如：讲解《》时，可以先让学生预习，让学生对课本知识有初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去扮演光绪皇帝、梁启超等人物，让他们能在体验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评析，例如：讲解“成吉思汗西征”时，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辩论，让学生能在彼此否定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 三、立足发现教学，加强历史与社会课堂探究 发现教学法就是探究教学法，即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并不是直接告诉学生结论，而是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不断地接近最终的结论。让学生能够在合作探究，或者是自主探究过程中进行相关的实践，以此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执教“生活在社区里”一课的时候，在第一课时课堂教学的收尾阶段，便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城市，在农村之后才兴起，那为什么农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呢？”就是要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去寻找最终的答案。他们在探究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发现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大量迁移到城市，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农村人口却逐渐减少，这也是城市发展快于农村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课标要求，历史必须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让他们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去感悟人生，学习到课本之外的理念与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将历史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并且要重视学生的感受，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通过多种教学方式，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学生的情操。 （作者单位：浙江湖州市安吉县天略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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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教育的论文 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是把中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中学思想品德教育重在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那如何发挥红色文化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理论联系实际,在思想政治课的学习中,除了传授课本知识以外,多向学生介绍淄博的红色资源,注重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把优良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 向学生介绍淄博革命烈士石潇红的事迹,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组织抗日武装。1937年12月26日着名的黑铁山武装起义后,他于1938年2月8日率部挺进黑铁山,历任八路军中队长、营长、副支队长兼参谋长,鲁中军区、清河军区参谋主任,渤海五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1945年10月,遵照党中央的命令,率领部队通过渤海海峡进军东北途中不幸遇难,光荣殉国。让学生了解举世闻名的“黑铁山起义”“马鞍山战斗”及记载着国民党顽固派血腥的“太和惨案”,将革命先烈宁死不屈、顽强抗日的民族精神、革命气节生动地展现出来,激发中学生的爱国情怀,引导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理论教育优势。 二、俗话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出真知。要想真正地把红色资源的教育意义发挥到实处,必须让学生切实感受红色资源的存在 利用周末的课余时间,带领中学生去参观纪念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馆、焦裕禄纪念馆、孔繁森纪念馆等几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充分利用这些红色教育资源,制定学生参观教育基地的详细计划,组织学生深入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了解其历史内涵、文化内涵、精神内涵和思想内涵。组织学生开展重走“长征路”的活动,重温那段历史,重走那段两万五千里,让学生感受革命先烈的那份艰辛和勇气,感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领悟美好新生活的来之不易。 三、学校中多多开展与弘扬红色文化有关的活动,让学生成为宣传和发扬红色文化的小主人 如,学习雷锋精神的演讲比赛,比赛在全校开展,老师指导,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发挥学生的主力作用。让学生在搜集资料和演讲的过程中,觉悟得以提高,思想得以升华,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比如,让学生学唱《东方红》《保卫黄河》《红色娘子军》等革命歌曲。观看红色影视,精选《大转折》《英雄儿女》等多部红色经典电影,在不影响学生学习的前提下定期为学生放映,并及时组织开展影评、观后感等小讨论、小交流活动,让学生从电影中得到自我教育。 四、充分运用好本学校的网络资源,办好红色网站 网络的发展为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开设“红色资源”网站,构建“红色资源”网络文化,占领网络阵地,进行网上思想道德教育。 红色文化的作用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看见的,它的效果也不是立竿见影的,需要老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学校只有积极主动地发掘红色资源,构建开放性的校园文化体系,通过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使学生接受文化的熏陶,经受实践的锻炼,才能使其免受不良文化的侵蚀和毒害,在理想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论文 一、红色文化的特点 1.红色文化是最具民族性的先进文化。 红色文化虽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但它吸取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红色文化正是植根于优秀民族文化，才获得巨大的发展动力，成为先进文化的典型。我们党所倡导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源于《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原意是指做学问要注重实际，切忌虚无。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将“实事求是”予以改造，使之富有新的内涵，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也是对古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只不过这里的“民”不是泛指，而是特指“人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创造的“两弹一星”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和敢于创新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动体现。可见，红色文化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先进性。 2.红色文化是最具科学性的先进文化。 红色文化的发展过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红色文化的发展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红色文化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红色文化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决定了红色文化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已经被实践所证明，它坚持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利益等基本原理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过时，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显得更加充满活力和生机。邓小平同志说：“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正是由于红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才使得红色文化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和时代特征，才使得红色文化更具科学性。 3.红色文化是最具大众性的先进文化。 红色文化与人民大众有着天然的联系，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红色文化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红色文化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这充分体现了人民大众的心声。二是红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共同创造。人民群众是红色文化的创造主体，正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克服不同的困难，红色文化才得以不断更新，这其中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离不开亿万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坚持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的宗旨，我们党才能永远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红色文化也才能获得发展的不竭动力。 4.红色文化是最具时代性的先进文化。 红色文化总是与时代的脉博同跳动，它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任何一种文化模式或文化形态、文化内容，都存在于具体的时代之中，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要求和文化特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文化反映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时代特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色文化反映了建设新中国，摆脱贫穷、追求幸福的时代特征。不同的时代，赋予了红色文化不同的时代内涵。红色文化与时代特征的紧密联系，使红色文化具有时代魅力，反映时代要求，引领时代进步，成为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二、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 1.弘扬红色文化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我们党所走的道路就是一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都是如此。无论现在、过去、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都是不能动摇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道理，要被人民大众所接受，还需要通过合适的途径，红色文化的具体性、通俗性、生动性、丰富性，正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最好教材和有效载体。红色文化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人心。弘扬红色文化及其精神，使我们更加感受党的领导的伟大，感受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更加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2.弘扬红色文化有利于人们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前进的精神动力。红色文化倡导的是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品质，这些精神品质可以极大地鼓舞人民群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追求，实现这一伟大理想，还需要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当前，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和人们的价值取向愈来愈呈现多样化的倾向，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可以把社会成员的思想引向正确的方向，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提供精神动力。 3.弘扬红色文化有利于人们确立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我们处在改革创新的时代，需要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的沃土，是时代精神得以生发的源泉。红色文化蕴含丰富的民族精神，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井岗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还是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无不体现改革创新的品质，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重要精神动力。继承红色文化中的民族精神，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时代精神，使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更加深入人心，为时代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4.弘扬红色文化有利于人们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情感、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品质，是我们进行道德教育的鲜活教材，它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在价值取向上是完全一致的。道德品质的形成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不断内化的过程，红色文化既为我们提供了诸多的感性认知，又引发我们深刻的理性思考。从感性认知来说，红色文化中积极的道德成分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从理性思考来说，红色文化融进我们的血脉，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道德情操，使人们能够自觉地知荣弃耻、扬荣抑耻、践荣遏耻。 三、以红色文化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 红色文化的优秀品质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养料和土壤，以红色文化推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红色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我们处在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先进文化、落后文化、腐朽文化相互交织，如何保证以红色文化为代表的先进文化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首先，要坚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热爱祖国、勇于奉献、敢于创新、艰苦奋斗的红色精神，使这些精神成为人民群众的崇高追求和自觉行动。其次，要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的侵蚀。腐朽文化表现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这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格格不入的。抵制腐朽文化，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一方面要做好舆论宣传，使腐朽文化失去市场；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和引导，提高人民群众对先进文化的认同度，自觉抵制腐朽文化的侵蚀。再次，要坚持开放包容的立场。红色文化具有开放包容的精神品质，它是在广泛吸纳各种文化精华的基础上产生的。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思想呈现交流、交融、交锋的态势，这就要求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外来文化，大胆吸收有益于自身发展的积极成果，以丰富发展红色文化。红色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关系。红色文化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使红色文化的精神品质被大学生所接受，必须借助校园文化这一载体。同样，校园文化的健康发展也必须依赖先进文化的引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孕育的无数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所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和崇高革命精神，无疑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教育的最好教材。高校要充分挖掘红色文化的优质资源，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日常活动等校园文化教育平台，加强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使学生真正认同红色文化，自觉践行红色精神，从而树立主流价值观念，提升思想道德水平。红色文化与网络文化的关系。现代社会，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网络具有互动性、时空性、便捷性等特点，尤其受到年轻人的喜爱。网络是把双刃剑，网络给人们的学习生活提供方便的同时，也给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挑战。如何以红色文化占领网络阵地，这是时代提出的课题。一要构建红色网站。网站定位应为利用网络技术，宣传先进文化，使网站成为红色理论的研究阵地，科学理论的传播阵地，解疑释惑的学习阵地。网站既要注意理论性、科学性，又要注意趣味性、生动性，切实提高网站的点击率和影响力。二要创建网络课程。整理红色文化优质资源，形成图文并茂的网络课程，借助网络传播优势，加强红色文化的教育，既可提高学生学习红色文化的兴趣，又可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三要实施网络监控。对于BBS、贴吧、博客等网络平台中出现的言论，不能任其泛滥，要做到实时监控，既要保证网络言论的适度自由，又要保证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 作者：吴贵春 单位：安徽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舞蹈教学论文 一、遵义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 关于“红色文化资源”的准确内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界定，但一般都认为其内涵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即中国革命时期的伟大精神及载体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优秀品质、精神及载体，所以红色文化是具有高度价值和深度内涵的文化形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广大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及载体，它主要包含精神和物质两种形态。精神形态的红色文化包括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长征文化、抗战文化、解放战争文化及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在这些文化中蕴涵着爱国爱民、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不怕牺牲、敢于革命等优秀精神，这些精神是新民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渊源。 二、遵义红色文化资源的主要特征 遵义红色文化资源除了具有红色文化资源普遍具有的直观生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富于感染、寓教于乐等特征外，还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一）丰富的资源内容 遵义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有着丰富的内容，如在对战斗遗迹、文物、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等区域的实地考察中，发现了大量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载体，而在历史资源的查阅过程中，关于“黎平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强度乌江”、“四渡赤水”、“遵义战役”等历史的记载和研究也非常深入，尤其是随着现代媒体的发展，还涌现出了大量的音视频资料方面的文化资源载体，这都为遵义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舞蹈教学中的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遵义及其周边地区的涵盖范围虽然并不大，但红色文化资源却很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除了像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四渡赤水纪念馆等显性的红色文化资源外，还有大量的红色文献、红歌、革命标语等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如诗歌《红军坟》、《邓萍挽歌》，渗透着红军和人民群众的身心，表达了红军对的革命决心以及对战友的热爱之情。这种多样性特征非常有利于高校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舞蹈教育，使大学生更容易被遵义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所吸引。 （三）很高的教育价值 无论是遵义的红色文化资源体现出的普遍性精神内涵还是其独有的价值内涵，都可以开发提炼出包括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民族精神教育、行为规范教育等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教育的内容，尤其是民族精神教育、行为规范教育可以同舞蹈教学进行充分的融合，促进高效舞蹈教育课程的建设，让新时期的高校舞蹈教学在遵义红色文化资源中找到科学、有说服力的教育载体，而这些教育内容不仅能够形成对高校舞蹈教育的有力促进，还可以承担起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 （四）突出的历史地位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长征以来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因此，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红色教育资源，体现的是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如何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红色资源，这就决定了遵义红色文化资源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遵义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舞蹈教育教学的重要意义 首先，遵义红色文化在高校舞蹈教育实践中的融入，可以为高校舞蹈教学提供优质的课程资源。革命斗争时期脍炙人口、生动鲜活的红色音乐、舞蹈、美术资源来自当年火热的革命生活，这些资源都为遵义及其周边高校的舞蹈专业提供了优质的课程开发资源。遵义地区的红色文化建设和发展相对比较全面，对遵义及遵义周边地区红色文化资源进行系统的调查整理、挖掘研究后，可以将长征红色文化资源等素材用于高校舞蹈教学及创编中，对进一步弘扬长征精神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次，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和舞蹈文化艺术的追求在不断提高，红色文化资源由于具有超越时空的感染力、说服力和震撼力，所以其教育价值和艺术特征日益凸显，将遵义红色资源应用于高校舞蹈教学的具体实践当中，可以更好的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爱国情操、理想信念、道德素养和德育素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再次，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舞蹈教学中的应用，可以使得本区域红色资源和红色精神在当代大学生中产生良性互动、稳固传承的积极效应，对弘扬长征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遵义及其周边高校可以以本区域红色文化资源为依靠点，逐步在高校建立具有红色题材、内容、样式的舞蹈教学学科和创作学科，拓展舞蹈艺术专业的办学思路和教育理念，提高舞蹈专业的办学水平，加快特色专业学科的建设，这对地方高校舞蹈艺术专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此外，高校还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如对战斗遗迹、文物、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等进行实地考察，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舞蹈作品，传承红色人文精神，建立具有红色人文特点的高校文化氛围，进而实现高效舞蹈教学深度与广度上的不断拓展，提高学生的舞蹈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培育具有为祖国建设无私奉献的当代大学生高尚情怀。 四、遵义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舞蹈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高校舞蹈教育要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作用和价值，增强舞蹈教育的实效，就需要结合学生的舞蹈教学实际，就素质教育目标下高校舞蹈教学的任务目标进行调整，就红色文化资源在舞蹈课堂上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动作创编等进行创新，重视学生在舞蹈课堂上的情感体验，进而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舞蹈教学的有效融合。 （一）整合红色教育资源，创编红色舞蹈剧 目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虽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如艺术创作领域的快餐化、低俗化、碎片化，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舞蹈艺术的发展，导致很多舞蹈作品创作缺乏真正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而红色文化不仅真实、生动、富有感染力，还能积极传递社会正能量，所以高校应当从战略高度重视红色教育资源与舞蹈教学的整合，充分利用红色资源优势进行音乐舞蹈剧的创编，实现高校舞蹈教学资源的不断建设。例如，遵义及其周边的高校，可以参照音乐舞蹈史诗《井冈山》、《红色娘子军》等优秀作品的创作形式，既可以创编“黎平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强度乌江”、“四渡赤水”、“遵义战役”等历史舞台剧，也可以创编“”、“邓稼先”、“邓萍”等人物剧。遵义的红色资源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波澜壮阔的红军长征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传奇的英雄史诗，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转折，所以史诗题材、人物题材的舞蹈剧的创编，可以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舞蹈教学的紧密结合，丰富舞蹈艺术的表现形式，促进学生舞蹈专业素质和德育素质的同步培养。 （二）创新舞蹈教学形式，扩大红色文化资源的应用力度 在传统的高校舞蹈教学课堂上，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进行，如采取上课、听报告和参观访问等方式，由于传统的教学形式主要是对学生进行单向的理论灌输和示范性的指导，没有充分激发出学生在舞蹈课堂上的主体意识，所以不利于学生舞蹈专业技能和审美素质的提升。尤其是对于90后大学生，他们的学习需求更具个性化、多样化的特征，对专业知识的获取以及舞蹈专业的学习也越来越依赖于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因此，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舞蹈课堂上的应用，仅仅依靠传统教学手段很难实现理想的效果，舞蹈教育工作者应当利用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形成对传统大众媒体的有效补充，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在舞蹈课堂上传播方式的多样化、现代化，增强红色文化资源表现形式的生动形象，提高红色文化资源对当代大学生的吸引力，扩大红色文化资源对大学生的感染力，从而让高校的舞蹈教学更加的“接地气”，最终达到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增强舞蹈教育实效的目的。 （三）加强情感体验，实现舞蹈专业教学和德育教育的同步 列宁曾说“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遵义红色文化资源在遵义及其周边高校舞蹈教学课堂上的应用，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和资源整合优势，高校不仅可以利用红色教育资源实现舞蹈教学课程的建设，丰富舞蹈教学的表现形式，还可以利用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审美教育，通过观看红色视频、开展红色专题教育、建设校园红色文化等途径，增强大学生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情感体验，让学生全面深入了解特定历史环境下中国革命者的成长经历，以及坚韧不拔、艰苦朴素、无私奉献、勇往直前的优秀品质，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同时，充分激发大学生对舞蹈艺术的学习兴趣和创造热情，实现舞蹈专业教学和德育教育的同步开展。 （四）构建基于红色资源教育的舞蹈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育作为舞蹈专业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学生舞蹈专业技能的主要途径，也是学生加深对舞蹈理论知识理解与认知的主要形式。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舞蹈教学中的应用，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实践教育手段，来提升红色资源在舞蹈课堂上的教育质量。例如，高校舞蹈教学可以同校园红歌大赛、红色小品、红色话剧等实践活动进行有效的结合，积极参加红色文艺演出，逐渐建立一批又红又专的校园舞蹈文化品牌活动，增强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心中的地位。同时，为了确保高校红色舞蹈实践教育的成效，高校可以制定红色舞蹈实践教育制度，从而使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舞蹈实践教学中的应用可以规范法、常态化和制度化，确保实践教育活动的持续、高效。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素质教育理念和全新的高等教育环境下，高校舞蹈教学需要充分认识到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价值，但是由于对红色文化在高校舞蹈教学中的开发和应用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和实践的阶段，对遵义及遵义周边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有待进行系统的整理。因此，身为遵义周边地区的高等院校，需要充分抓住教育部评选全国红色教育基地的有利契机，大力挖掘研究红色文化在高校舞蹈教学中实行和开展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将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更好地融入到高校舞蹈文化的教学、实践、创作和生产过程中去，打造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舞蹈教学中开发和应用的新模式、新版本，促进高校自身教学特色的形成，树立品牌形象教育，为地方高校红色文化特色舞蹈教学的开设做出贡献，为地区红色文化构建做出贡献，为保护和传承中国红色文化做出贡献。 作者：安华文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大学生德育论文 一、红色文化对大学生德育工作的时代价值 尽管红色文化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但由于其特定的精神内涵与当前大学生德育工作的主题与任务是一脉相承的，所以红色文化对于当前大学生德育工作，仍然有时代价值。 （1）红色文化内涵的思想基础仍然是当前大学生德育工作的指导思想之一 红色文化的红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我们继承和发扬红色文化首先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当前德育大学生的首要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可以看出，红色文化与大学生德育工作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 （2）红色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与大学生德育工作所秉承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首先，红色文化蕴含了中华民族英雄儿女追求国家独立、富强、文明的政治价值观；其次，建立一个对外独立、对内自由民主平等的中国，也是红色文化蕴含的政治价值和目标；再次，爱国、奉献，勤劳、勇敢也是红色文化所蕴含的道德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做出了完整论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并要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这其实就是对红色文化所蕴含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先进价值观的继承与发展，以红色价值观为基础，并结合新的时代变化而扩展提升出来的。因此，红色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追求也是当前大学生德育工作在价值观方面的要求。 （3）红色文化内涵的精神实质与大学生德育工作的教育价值也是一致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培育一大批理想信念坚定、道德水平高尚、崇尚民主、自由，法纪观念强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红色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对于广大的青少年具有明显的教育价值。首先，我们可以发挥红色文化中的理论引导功能，大学生的理论教育，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其次，我们可以发挥红色文化在坚定理想信念方面的导向价值，教育大学生志存高远，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有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再次，我们可以发挥红色文化高尚道德情操的教化功能，帮助大学生克服和抵御各种不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侵蚀，努力成长为道德高尚、人格健全、遵纪守法的人才。 二、运用红色文化成果，推进大学生德育工作的策略 红色文化反映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优秀的各革命阶级、阶层的先进政治理念、政治价值观和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与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基本理念、价值观取向和教育目标是相通的，在新时期，我们必须运用各种手段，综合各方面力量，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对于大学生德育工作的正能量作用。 （1）将红色文化教育纳入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全过程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了“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的要求，这要求高校要将大学生的红色文化教育贯穿于整个大学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一是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红色文化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通过真实的历史事件、活生生的个人形象及真实的革命遗存等，使德育工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为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将红色文化引入教学当中，借助红色文化生动、直观的优势，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二是要强化红色文化教育在实践教学环节中作用的发挥。具体来说，要注意将红色文化教育贯穿于大学生的社会实践，重视红色文化基地对大学生的教育意义，坚持课内和课外育人相结合。三是专业课教师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课教师要坚持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结合的原则，在专业课教学中，视具体的教学内容高潮将红色文化教育融入进去，以实现全员育人的目标。 （2）强化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媒体在高校红色文化教育的作用 近年来，网络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和普及。截至2014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其中20~29岁的网民占31.5%，大专以上学历的网民占21.4%。学生依然是是中国网民中最大的群体，占比23.8%。②另据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一份关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报告披露，63%的大学生将互联网视作最为信任的信息来源。③可以看出，互联网正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在校大学生，对大学生的生活习惯、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借助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手段，提高大学生德育工作中红色文化教育实效，非常有必要。首先，政府和社会要通过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减少网络上否定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歪曲中共党史、军史，污蔑革命先辈的各种有害言论，对各种有害言论进行引导、揭露与批判，让社会公众尤其是涉世未深的大学生认清其真面目，认清其观点的实质与危害；同时，要利用好互联网平台，通过建设各种红色网站、理论频道，加强对网络论坛的介入，旗帜鲜明地进行红色文化的宣传和灌输，多给大学生传播正能量。其次，各高校也要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创新红色资源教育模式。如针对大学生喜欢从各互联网站获取信息的习惯，高校要利用自身的优势建设红色文化专题网站，为他们提供各种红色文化的信息和资源；又如辅导员、团委工作人员可以利用班级QQ群、班级微博、班级微信群等平台进行红色文化的宣传。 （3）加强高校红色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按照全员育人的原则，广义上的高校红色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应该包括高校全体教职员工。本文的师资队伍主要是从狭义上理解，即高校从事大学生德育工作的人员，包括党团机构工作人员、辅导员队伍，还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教师作整个教学活动的主导者和组织者，其自身对红色文化的了解，对红色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精神的信仰与坚持，直接影响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学习效果。首先，从事红色文化教育的老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自信，遵守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其次，这些老师必须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历程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从中读出中国共产党人为首的中国各革命阶级、阶层为求得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的伟大精神力量；再次，这些老师还要有足够的教育教学技巧和教育教学艺术。 三、总结 从学校方面来说，一方面，要认真做好高校德育工作者的选聘配备工作；另一方面，学校还要加大对在岗德育工作者的培训和管理力度，建立和完善教师职前、职中和职后培训体系，尤其是要让他们了解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培训时可以请一些国内知名的红色研究方面的专家或一些长期从事红色文化教育工作的老教授对教师进行专题讲座，通过学术交流的方式来开阔教师的视野，若有条件，还要多组织这些老师去红色教育教学基地进行考察和学习；另外，学校还要视当地的红色资源分布情况，鼓励高校教师进行红色资源的科学研究，提高他们对红色文化的了解和认同程度。 作者：陈大元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高校师生红色文化艺术论文 一、通过美术与书法艺术，传承红色文化 在高校教育教学中，利用与开发红色资源，进行红色文化艺术创作，是对地方文化的弘扬与发展，是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良好政治素质的有效方式。其中，美术是文化艺术创作中比较直观且富有感染力的表现形式。高校可以利用一些重大节日，依托学院特色，结合专业特点，以红色题材为主题，组织形式多样的绘画、剪纸、创意设计比赛活动及展览等，让师生根据自己对红色元素的理解与提炼，用绘画等方式表现自己眼中的红色历史。对于那些令人震撼与惊喜的优秀绘画与设计艺术作品，可展览于文化走廊，或者专门展示的场所，唱响红色教育号角，带动全院师生提高历史使命感与民族荣誉感，坚定信念，热爱祖国，传承红色文化。如根据国庆节、建党节等节日，组织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创意生活、变废为宝、旧物改造等系列美术创意设计手工艺品成果展示活动：装饰壁画、书画作品等；饰品、布艺、剪纸等创意设计比赛手工艺品，如牛仔裤图案、帆布鞋、手绘T恤等手绘生活创作，将红色文化与现代生活巧妙结合起来，唤起院校师生员工的爱党情怀。另外，书法艺术也是红色文化艺术创作与展示的有效方式，是宣传红色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高校可以将红色文化融入到书法艺术之中，既传承红色文化，弘扬书法艺术，提高大学生书法水平，也给大学生创造自我展示、修身养性的平台，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与汉字的热爱，也使高校校园文化生活更为丰富。如2010年12月12日，井冈山大学医学院在红色文化艺术节活动中举办了“翰墨飘香，爱国情深”规范汉字硬笔书法决赛，以《沁园春•雪》与《沁园春•长沙》为书写内容，参赛选手精心设计格局，创作出个性化的书法作品，获奖作品则放在校园展示橱窗里，供全校师生观赏，营造了浓厚的红色文化艺术范围。 二、借助摄影与动漫艺术，强化宣传力度 在红色文化艺术创作与展示中，摄影与动漫技术是充满时代气息的传播手段与有效渠道，是情境式教育方式，借助媒体动画技术灵动呈现革命历史材料，通过图文并茂、形意融合的表现方式，给受众多感官刺激，使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思想与文化熏陶，教育效果远远优于说教式教育。如南昌大学科技学院制作了江西第一部大型原创“红色动漫”作品《安源小子》。这部红色题材的动画片以江西传奇英雄王耀南为原型，生动塑造了一个勇敢聪明的“南伢子”卡通形象。他带领着一群有正义感与同情心的少年英雄，和邪恶势力进行了几番惊心动魄的斗争。借助绚丽的画面，引人入胜的情节，寓教于乐，效果很好。同时，南昌大学科技学院动漫基地也朝着“产学研”一体化运作模式，以红色题材为主，打造为全国知名、全省最强的动漫创意生产基地，构建江西省独特红色文化品牌。再如：2011年10月21日，以“红色———印象”为主题的第十届江西省高校摄影艺术作品展暨艺术作品大赛颁奖典礼在江西警察学院举行，展览作品包括人物风情、自然风光与创意摄影等题材，既给江西省高校师生创造了美育机会，也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另外，高校还可引导广大师生结合学校实际与当地文化资源，组织红色网站设计大赛，包括图文并茂的红色资源简介、经典人物与革命故事、红色论坛或博客、红色影视、电子书库等栏目。或者广大师生通过校园网络中的飞信群、QQ群等聊天工具，上传红色旅游景点的拍摄相片、分享旅游感受以及对红色文化精神的体会等，多途径、多方式地展示红色文化艺术。或者结合学院特色，组织网络征文比赛，如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组织了“吟忆峥嵘，颂响红色”的网络征文比赛。 作者：赵君 单位：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陕甘宁红色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分析 当前，中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此同时，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集体主义逐渐被削减，取而代之的是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而陕甘宁红色文化中的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和生活作风，对帮助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利用陕甘宁红色文化，可以纠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道德准则，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加强陕甘宁红色文化的教育，可以培养大学生树立不怕吃苦、勇于奉献的精神，摒弃个人主义的自私观念。 二、陕甘宁红色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难题 （一）价值多元化的影响 价值的多元化是与时代的多元化紧密相联的，是价值主体不断突出的结果。当代大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时期，对事物都充满着好奇与困惑，这种生理以及心理上的特点也会对价值观的选择与确立产生重要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价值多元化的存在，使得陕甘宁红色文化对新时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多种价值观在一个社会中相互影响，大学生由于年龄以及阅历的缺乏，往往对多种价值观难以进行有效的取舍和判断，使得大学生普遍存在对价值观选择的困惑。 （二）互联网的冲击 二十一世纪是网络信息化的时代，网络已经逐步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大学生生活学习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如今，大学生群体已经成为互联网使用的主体，所以互联网对大学生的影响最为突出。首先，由于网络信息的开放性，使得良莠不齐的信息资源难以得到控制，这就会使大学生受到一些不良信息的侵扰，从而使得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取向紊乱。其次，由于网络的交互性，会使得国外一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混杂其间。而大学生的好奇心又比较强，如果没有准确的辨别能力和坚定的信念，很可能会受到这些不良思想文化的影响，从而导致民族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淡薄。 （三）社会现实问题的干扰 学校作为社会这个大组织里面的一个子系统，是与社会密切相连的。而生活在这个子系统中的大学生，也会受到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的影响，比如社会治安的问题、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以及文化市场消极的现象。由于这些影响社会大环境优化的问题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得到彻底解决的，从而影响到陕甘宁红色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 三、提高陕甘宁红色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建议 （一）依靠学校主导力量制定可行性方案 就目前而言，各高校在陕甘宁红色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重视还不够，还没有形成学习陕甘宁红色文化的浓厚氛围。因此，高校应该依靠学校主导力量，不断加强陕甘宁红色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领导。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制定方案：第一，设立陕甘宁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机构，以此来切实加强对陕甘宁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第二，设立陕甘宁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机构，形成以党委统一领导，其他各级党组织全力配合，齐抓共管的领导机制，以便陕甘宁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 （二）加强陕甘宁红色资源的实践教学 运用陕甘宁红色文化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理论联系实践，通过采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实践体验活动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让大学生更好地接受陕甘宁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红色精神。其实践教学形式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第一，创建高校红色教学基地，将课堂讲授和基地展示相结合，以此来增强大学生的主动参与性和对陕甘宁红色文化学习的积极性。第二，组织学生到红色景点旅游，通过参观革命圣地、重走红色革命之路，让学生重温历史，提升其精神境界。 （三）将陕甘宁红色文化融入到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 高校是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而校园文化是校园环境的组成部分，对大学生的身心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建立良好的校园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就陕甘宁红色文化融入校园文化的方式来看，首先可以采取宣传和讲解的方式，使学生耳濡目染，达到无形中优化学风、教风以及校风的效果。其次，可以通过现代的装饰手段和方法，把陕甘宁红色资源及其所蕴含的红色文化渗透到校园物质文化景观中，如建设陕甘宁红色校史陈列馆、用一些革命烈士的名字对校园建筑物及道路进行命名等，以此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 作者：陈吉娜 单位：西安邮电大学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与现代视觉艺术论文 一、红色文化在现代视觉艺术设计中的应用特性 在当代视觉艺术设计中，红色元素具备鲜明的视觉渲染力与丰富的文化寓意，在进行艺术创作中应用很广，然而无论哪一种色彩都不是万能的，每个色彩都具备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运用不好也会影响设计创作。当代视觉设计在设计上想要走向成功，就要学会合理、针对性地挑选色彩，避免色彩选择不当造成负面影响，对于当代的平面设计领域来说，“红色”元素也具有独特优势。例如在当代的视觉设计过程中，红色能够代表信号色的特征。由于红色的视觉感受比较强烈，如果把红色字体放在以白色或黑色为背景的框架内则会影响辨识度与效果，影响文字传递的质量，整个画面希望突出的区域却失去了光彩，因此“红色”字体在创作的过程中要谨慎使用，否则会有相反的效果，带来负面影响。“红色”能够起到提示警醒的效果，因此很多海报设计能够运用这一点。“红色”在与其他颜色进行组合的时候要谨慎，懂得“量力而行”，其实“力”代表着红色凸显主题的力度，即在当代视觉设计中，运用“红色”要注意应用面的情况，一样的红色，不一样的应用面，表达的效果自然不同。有时红色能够凸显中心点，有聚焦的效果，视觉感受比较强烈，例如:“万绿丛中一点红”这个画面中的颜色，尽管红色占的比例小，不过给人一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感觉。这个效果在当代视觉设计中也可以运用到，不过个别设计作品可能会用红色与别的颜色以同样的比例进行绘制，那么画面的整体效果就非常凌乱，会导致视觉疲劳。一位加拿大的色彩学者曾说:“走进红色的环境里，人们的心脏跳动与脉搏跳动都会提高17%，红色能够激发人的激情，不过也会让人做出不理智的事情。”因此在平面设计中，要懂得准确运用“红色”及调整其应用面，这样才能够设计出具有视觉警示效果的作品。另外，红色的运用也要与设计风格相一致，比如很多以节日为主题的作品都会用红色来描绘，不过在设计哀悼或悲痛为中心的创作中不能使用红色［2］。因此，在当代视觉设计中红色不是万能的颜色，设计者需要按照设计主题与风格来挑选合适的颜色，这样才能够设计出最佳的效果。另外，创作的时候运用过多的“红色”，就要考虑“红色”的视觉效果，这样才能够合理运用“红色”，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才能够设计出更优秀的艺术作品。 二、红色文化与现代视觉艺术的契合 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的“政治波普艺术”来说，这里面也运用了很多“红色文化”元素，此时红色代表着存在争议的“”特点，具有讽刺、奚落的寓意，其作品包括王广义《大批判》、余有涵《“”时代》等。这个艺术创作和70年代形成的苏联“苏东艺术(SotSArt)”有共同之处。“苏东艺术”创作中，主要是运用列宁等苏维埃有名的领导的图像从而得到嘲讽与玩弄的效果，这种艺术风格也是发展艺术界讽刺语言的先驱，它对现代平面设计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力。由于此风格艺术自身的视觉语言与平面设计的语言相一致，强烈敏锐的风格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之后却变得更前卫、更质感，其商业价值呈现出来。香港服装设计师谭燕玉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设计了一个作品，它是以的头像为题材来进行创作的，这种设计风格则是“政治波普”的写照，这个作品在那个年代引起了很大的震动［3］。此外，2002年，丹麦服装品牌“Only”在进行设计的时候，把王广义的作品引入其中，从而设计出了约3000件女装T恤。2008年，我国服装设计师陈娟红在创立自主品牌的时候，采用红五星、雷锋帽等标志，借助“红色文化”的魅力进行创作引起了时尚界的关注。对于环境艺术界来说，北京最有名气的798艺术区，它也具有一定的“红色文化”特征。其墙面是由红砖瓦堆砌的，墙面上的宣传标语、人物雕像等都凸显了红色文化，它真正地把历史和现实、革命和时尚糅合在一起。可以说，“798”艺术区里的大部分“红色文化”保留了以前老厂的风貌，也能够代表现代艺术家的独特设计，对此，在广州某饭店的装修风格也把“红色文化”与商业设计融合在一起。这家饭店的门外有一副对联，“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其横批是“广阔天地炼红心”;在餐厅的中心也挂着一副的画像，其两旁是孙中山、邓小平的肖像画;在天花板的上面也雕刻着一个很大的五角星，墙壁上绘制了一些宣传标语，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背景较为相似:“劳动光荣”、“祝革命同志们万寿无疆”等;其中门口也设计了一个类似于“灶台”的置物台，上面有一副文字，“人是铁，饭是钢”;饭店的柜台上也有很多红卫兵的雕像、斗笠等物品;饭店的服务员也是统一服装，穿着革命时代的绿色军装……此类设计与北京的一个饭店也较为相似，它们的饭店大门是由五角星设计的，走进去之后可以看到很多工农兵的雕像，然后还可以看到“”时期的很多文化标语，天花板上也有“”时期的党报刊物，在墙壁上也绘制了当时那个年代的东风牌大卡车，给人一种即将破墙而出的感觉。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设计风格与商业品牌创作，这些餐厅在消费者眼中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从而在市场中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润［4］。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红色文化”元素也慢慢在非政治文化设计中开始运用，或带着一股怀念的思绪，或反射出一种特殊的历史情感，这都是一些颇受争议的设计题材。在进行视觉艺术创作的时候，“红色文化”元素并非是随意的复制，也需要在意念或者手法上进行重置、错位等调整，所以都有一种敏锐或隐晦的味道［5］。它们大部分都属于先锋艺术作品，在创作初期备受冷落。不过，我们也要认同这类设计重塑了“红色文化”，它的外在表达方式变得更加新颖、灵活、有创意，这些都能够促进商业化平面设计的发展，为此提供更多的艺术风格、设计语境和创作寓意。 三、结语 在当代视觉艺术界，随着国外各类新潮流思想的渗透，我们原有的价值理念与审美标准也在发生着变化。这让我国的设计与民族特征脱离并且丢失了自己的话语权，一味盲目地复制、描摹，阻碍了民族创作艺术的发展。所以，怎样读懂传统红色文化和当代视觉设计之间的关系，让红色文化在当代视觉艺术领域得到更广阔的发展，在“国际设计风格”盛行后，建立多元化的创作风格，也是新一代设计师需要解决的问题。 作者：汪海燕 单位：皖西学院艺术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旅游论文 1兵团文献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 理清兵团文献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是开发利用兵团文献资源，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的理论基础。因为兵团屯垦戍边使命的特殊性，决定兵团文化同屯垦戍边文化密不可分；又因为兵团前身以及兵团人的特殊性，兵团文化继承了红色血脉，汇聚了四海精华，所以兵团文献也被深深地打上了红色文化、先进文化的烙印。也正是因为兵团文献的这种与生俱来的红色文化背景，开发利用兵团文献资源，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才有了必要性和可行性，兵团文献天然就是兵团发展红色文化旅游业可以开发利用的资源之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优良革命传统、革命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驻疆人民解放军大部就地集体转业后，从事生产建设，以屯垦戍边的方式长期执行着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军队任务，成为稳定新疆的优秀。此后一批又一批的兵团人继承了红色文化的灵魂，传承着井冈山精神和延安精神特别是南泥湾精神，而屯垦戍边文献体现的正是兵团人继承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优良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屯垦戍边理论和实践，这部分文献的内容有着深深的红色文化烙印，并与红色文化的灵魂也即革命精神密不可分，二者之间联系的纽带正是屯垦戍边。 2兵团文献是可开发利用的资源 2.1兵团文献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 分析和拓展兵团文献服务于兵团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是开发利用兵团文献资源，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的前提条件。兵团文献可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兵团建设，前提和基础是对兵团文献资源进行充分开发利用。兵团文献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途经是构建一个兵团文献信息保障体系。相应地，兵团各高校图书馆、各师市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及博物馆、纪念馆、专题陈列馆等相关部门要构建兵团文献信息保障系统，在有关部门的统一指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全面、系统有针对性的兵团文献收集、整理工作，形成并拓展有特色的兵团文献信息服务领域。这些部门的兵团文献收集、整理工作各有重点和特色，优化组合最终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能够满足情报需求以支持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的文献保障体系。兵团文献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次要途经是构建一个兵团文献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相应地，兵团高校图书馆、各师市公共图书馆要加强对兵团文献的标准化和科学化管理，加强对兵团文献的数字化建设，加强馆际互借和交流合作，联合举办特色馆藏文献展览，协商建设成体系的特色专题数据库，在有关部门的统一指导下，整合资源，统一规范，最终搭建一个涵盖面广的兵团文献资源共享与服务平台，提供更便捷、更全面的服务。兵团文献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间接途径是加强兵团文献服务人员的队伍建设和有关兵团文献研究的社团建设，加大兵团文献的开发力度，推动兵团文献的学术进展，通过整理研究、汇编出版一系列兵团口述史料，就兵团文献的社会教育价值举办专题研讨，将兵团文献应用于博物馆的布展和组织专家就兵团文献数字化进行攻关等多种方式促进兵团文献的增值转换，从而为兵团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指引。 2.2兵团文献资源如何转换为红色旅游资源 探索将兵团文献资源有效转换为红色旅游资源并实现转换增值的道路，是开发利用兵团文献资源，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的必由之路。兵团人的屯垦戍边事业对红色文化的灵魂即革命精神有着传承和创新，也就是说，第一代兵团人本身就有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而这个革命精神就是红色文化的灵魂，即兵团精神。那些具有兵团精神的文献资源，例如记录兵团的前身解放新疆史实的那一部分文献本来就属于红色文化资源，可以直接开发利用，为红色文化旅游提供产品或服务。所以，将兵团文献资源有效地转换为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并实现转换增值，就是要把那些具有隐性红色因子的兵团文献资源中的红色因子凸显出来，要把兵团人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将满腔的革命热情化为生产建设动力的过程，也就是红色因子由显到隐的转换过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展示出来，用作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并纳入革命传统教育的范围，进而成为一种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例如，在加强对兵团老军垦的口述史料以及兵团老档案的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广泛宣传兵团人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铸剑为犁，退盐碱，辟绿洲，将戈壁变成良田，从战斗英雄变为生产模范，用血汗和忠诚创造兵团精神的感人事迹。其方式可以是进行相关的文艺创作，将他们的感人事迹拍摄成纪录片，或制作成电影或微电影，或创作为小说或戏剧，从而有效地应用于红色旅游。另一条道路是如某个校企合作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那样，搭建一个兵团文献资源数字化集成服务应用平台，将整合了各专题文献数据库以及数字博物馆的兵团文献资源数字化平台与虚拟红色旅游互动平台协同起来，向游客开展虚拟旅游服务并进行文化传播，让游客在网络上通过虚拟的“亲历”感受来体验兵团红色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自然而言，兵团文献资源就被有效地转换为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并实现了转换增值。 3开发利用兵团文献资源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需要注意的问题 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文献，兵团文献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一种可以开发利用的文化资源，兵团文献资源不仅有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而且实现了文献资源到红色文化流放资源的转换增值。尽管如此，在开发利用兵团文献资源以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的过程中，还是应注意红色文化的内涵扩展问题，注意主体品牌意识和整体品牌策略。 3.1扩展红色内涵，建设兵团文献红色专题库 首先，在坚持红色文化内涵不变的前提下，考虑兵团红色文化在时间范围上和地域范围上的特殊性，从而决定兵团红色文献的收集范围。比如，时间范围方面，不能将兵团红色文化的时间范围局限在1919年到1949年，兵团红色文化的时间下限至少要到1953年底新疆基本完成之时，这样，兵团屯垦戍边文化在时间上基本上可以接档兵团红色文化；地域范围方面，因为王震率兵进军新疆时还肩负着出兵西藏解放藏北的任务，所以兵团红色文化还应该包括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进藏先遣英雄连挺进和驻守藏北一年，所以，兵团红色文化在地域上还应该涉及西藏阿里地区。其次，红色旅游的内涵不应仅仅局限于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而应该包括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孕育的以革命英雄主义为优秀的红色革命精神、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红色旅游要回答的问题不应仅仅局限于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战争，还应该回答近现代中国人民如何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一百多年来中国如何从贫弱落后走向繁荣富强，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甚至还应该回答中国近现代史上“四个选择”即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年代跨度要贯穿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 3.2树立主体品牌意识和整体品牌策略 开发和利用兵团文献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时还应注意主体品牌意识和整体品牌策略的问题，应视兵团文献整体就是一个有特色的红色旅游品牌。所以，在开发利用兵团文献资源的过程中既要注意系统性，也要注意渐进性；既要加强对已有的各类兵团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要加强对潜在的兵团文献的开发与整理、刊印与出版，特别是对濒临消失的兵团屯垦口述史料、实物文献进行抢救性征集、整理并重点加强这方面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此外还应加强对兵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与数字化，因为非物质文化为红色旅游提供赖以生存的环境背景。 4结束语 开发利用兵团文献资源以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必须深刻认识红色旅游的最大魅力与生命力在于它的内涵，红色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也正是它的内涵，发展红色旅游的关键在于充分挖掘它的内涵。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即将迎来六十周年之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顺应形势的需要，扩展红色旅游的内涵、延伸红色旅游的范围，把兵团红色旅游事业推向一个新高潮。 作者：欧阳习若 缪建梅 单位：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 塔里木大学图书馆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论文 一、海南黎族红色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多元意义 （一）继续深化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教育的有效载体海南省丰富的黎族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黎族人民，展开的长期革命斗争历史过程中，留下的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见证了海南革命斗争的历史变迁，[3]比如白沙起义园，是黎族领袖王国兴，带领黎族和民族群众，反抗国民党政府对黎苗百姓的长期压迫、横征暴敛，因此，率领群众毅然举起了反抗的大旗。在1943年8月21日，领导了白沙武装起义，将白沙镇内的几乎所有国民党政府赶出白沙镇，取得了起义胜利。因此，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汇聚了黎族群众的民族追求与意志，展现了黎族民族精神。在经济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这是黎族精神的回归点，是文化方面的代表之一，是充实该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传承并全面弘扬这一体系的精神，起到了载体的重要作用。 （二）构成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重要部分海南黎族红色文化的重要内涵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内涵一脉传承，具有重要的联系。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是党在黎族革命斗争中渐渐形成的精神财富，是坚定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理想信念，体现勇闯新路的伟大革命精神，是属于全体黎族百姓的革命文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勤俭为民的优良革命传统，展示了共产党人与广大黎族革命群众的崇高信念、高贵品质[4]。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中的重要部分，而优秀价值体系所包含的内容丰富，涵盖的面非常广，既要坚持从宏观上消耗一定的时间与精力，更要从海南黎族红色文化的实际出发，在海南黎族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之间构建联系的桥梁。从这里可以看出，海南黎族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在价值取向、内涵等多个方面存在一致性，从根本上来说，两者具有一致性，在海南当地开展社会主义优秀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将黎族红色文化这一精神财富加以传承。 （三）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动力源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是优秀文化精髓，这是创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动力之源。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是黎族革命先辈，开展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琼崖革命斗争史陈列馆、海南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陵水县苏维埃政府遗址、六连岭革命烈士陵园和白沙起义纪念园等，这些黎族红色文化都是用事实验证了革命前辈的奋斗历程，用实际行动去证实了革命前辈的革命精神、革命情怀。特别是社会价值出现多元化的今天，对海南黎族红色文化精神特质进行提炼，能帮助社会大众更容易掌握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汲取科学营养，抵制时下社会上出现的消极情绪，建立科学的舆论导向，激发人民爱国、爱党，进一步增强社会大众的凝聚力[5]。 二、传承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构建步伐 （一）政策先行，深入挖掘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海南黎族红色文化发展，要根据“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等相关纲领性文件指引下，进一步完善黎族红色文化发展的具体政策，打造红色文化精品，构建利于发展红色效益的有利环境，为实现海南黎族红色文化的产业起到政策性指导作用。政策方面，需要从宏观、微观两个方面出发。从宏观方面来讲，进一步明确红色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突出发展红色文化方面的理论探索；采用法律、经济等有效手段，构建推动红色文化发展的激励机制；构建适宜红色文化发展的运营机制、管理机制[6]。从微观方面来讲，对从事红色文化管理、经营单位，要探索能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企业集团，将非公有制纳入到红色文化产业中，开创海南黎族红色产业发展的新格局。例如，可以先选取陵水县苏维埃政府遗址、白沙起义纪念园等黎族文化资源为试验田，为实现红色文化发展的产业化，进行先期探索，只有试验田改革获得成功，才能放手去将红色文化资源做大做强，让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步入正轨，实现新时期文化发展的大跨越。因此，为了激活这两个红色文化资源的发展的潜能，可以采用鼓励当地的私有制资源转入到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拓展发展的新思路。另外，深入挖掘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一是，红色文化资源包含的方面比较多，除了上面谈到的红色文化的遗址，还包含革命文献典籍、回忆材料，这些资料需要深入到黎族红色文化所在地采用实际调研、查阅当地的档案文献、采集红色文化物证等，进一步加大红色文化资源的整理力度，对海南黎族红色文化开展全面的普查与清理，为开发红色文化资源打下坚实基础[7]。二是，做好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海南黎族文化中的文物、遗产、遗址等具有重要的价值，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做好这些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比如海南黎族文化中的典型的“海南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该根据地作为琼崖区党委等政府机关驻所，是领导黎族群众革命的大本营，在黎族革命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采取将“五指山”之类的红色文化注册为品牌，建立完备的红色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系统。 （二）坚持保护与开发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推行红色文化旅游首先，坚持保护与开发海南黎族红色文化。上面谈到的黎族红色文化包含的方面比较多，遍布在海南省各地，是老一辈黎族革命者留给后人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但是也需要正视当前黎族红色文化资源在开发与保护方面，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革命旧址年久失修。在经济实现大发展的今天，一些无德的开发商为了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去人为毁坏一些黎族红色文化资源，搞房地产开发。从这点出发，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管理机制，构建海南黎族文化资源的保护机制。同时，还需要对海南黎族文化资源进行全面的开发，要做到合理、适度，避免出现时下庸俗的娱乐化倾向。对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的损害是不可修复的，因此，必须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让黎族红色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起到一定的指导性作用。要花大力气实现将琼崖革命斗争史陈列馆、海南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陵水县苏维埃政府遗址、六连岭革命烈士陵园以及白沙起义纪念园等所蕴含的革命精神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使人们接受红色文化的精神洗礼[8]。其次，推行红色文化旅游。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世界正处在变革发展期，呈现多极化趋势，不同思想文化的交流碰撞更为频繁，但西方中的腐朽思想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一定冲击，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构建产生消极影响。人们对以海南黎族红色文化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持欢迎态度，当下红色文化旅游的发展盛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红色文化旅游是一项长期的民心工程。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大多分布在农村地区，这里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来讲不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存在一定的落后之处，导致对发展黎族红色文化旅游，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在发展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旅游要和打造海南国际旅游岛战略目标相结合，激发红色文化旅游的活力[9]。具体来说，一是采取文化景致与红色文化旅游相结合的开发模式。在特定的区域内，多种文化旅游资源可实现和谐发展，比如可以将民俗、历史遗迹、节日风俗等，进行融合，形成区域性的文化旅游体系，实现利益最大化。例如，“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在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地区，可以尝试将红色文化旅游和当地的民俗村落风情游结合起来，建立资源联动开发的重要模式。二是，采取政府主导的红色旅游开发模式。政府在开发红色旅游中处于中心地位，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旅游的发展，需要当地政府的全面支持，政府构建信任机制，负责红色文化旅游的规划工作，并注重引导的方向，建立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机制。例如，六连岭革命烈士陵园是海南黎族红色文化的典型代表，更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平台，因此，很有必要由政府进行主导，其他民间力量也作为重要的力量源，也就是既发挥政府总览全局的作用，又要注意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激发社会上有关资源的活力，这样才能更好让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将这一项事业做实做牢。 （三）将海南黎族文化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内海南黎族文化传承是一项长期性工程，将其融入到国民教育系统内，更好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创造好的氛围。一是，党与政府部门主动肩负起加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的任务，更好保持社会主流意识方向，坚守文化建设主阵地。党与政府在红色文化的挖掘方面是坚实的后盾。当前，开展引导社会大众“讲道德、尊道德”的活动，这也是当前政府部门工作的重点。二是，可以充分利用黎族的红色文化资源，鼓励社会大众进行重走黎族革命道路的活动，让人们接受心灵的洗礼，自觉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中，做积极的践行者。 （四）实现黎族红色文化与群众生活有机结合采用多种有效的路径，将黎族红色文化借助当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考虑到不同年龄群，做到和群众文化密切衔接，做到接地气，发挥实效性。传播媒介是弘扬传播红色文化的有效载体，是让社会大众接受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重要路径。海南黎族红色文化传播可以通过电台、党报等主流媒体，还可以通过大众类文化产品，演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之歌，大力颂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把握时代的脉搏，向人们传递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正能量[10]。在全面统筹海南黎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基础上，做到科学有效的使用，让黎族红色文化发挥精神上的与时俱进指导功能，比如琼崖革命斗争史陈列馆、海南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等，在进行宣传的时候，重点突出其精神价值，展示黎族人民群众在前进道路上的功绩与伟大革命精神，每一段生动的黎族人民红色故事，向人们昭示在黎族人民群众发展的道路上，展示的奋斗历史。因此，将这些黎族红色文化资源与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结合，能启迪人们的心灵，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去感悟红色文化的力量。 总之，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是黎族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与自由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种特色文化，是特有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和，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源泉。然而，开展针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性与系统性，结合于一身的大型文化工程，是有效统筹社会各个阶层力量重要抓手。将海南黎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融入到构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是全方位提高文化软实力，加快文化建设历程的重要举措。因此，对海南黎族红色文化的解读应更为深入，只有这样才能着力推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建设的进程，才能全方位提升该体系的载体地位，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对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海南黎族红色文化传承，能全面提升当地文化建设水平，可以采取政策先行，深入挖掘海南黎族红色文化资源，坚持保护与开发海南黎族红色文化，推行红色文化旅游，将海南黎族文化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中，真正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有效衔接起来，实现黎族红色文化与群众生活有机结合等多个方面的举措，实现两者有序衔接，才可能更好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摆上重要日程，对加快新时期文化建设，提升当地思想道德建设水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王善程川单位：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研究论文 一、中国红色文化及其生成传播机制 中国红色文化生成传播机制研究主要是把红色文化的生成传播看做一种建构过程，从文化发生根源和发生传播过程等方面，探究中国红色文化如何在革命区域与当时社会文化融合衍生出新型的文化形态，并对这种文化形态生成的动态过程进行考察，最终得出关于中国红色文化发展演变的主要规律。中国红色文化是由中国传统文化与特定区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等诸多文化要素融合衍生而成的。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是中国红色文化主体生成衍化期，而中国红色文化的延续及其新价值衍生期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文化的生成传播必然具有一定的历史语境和现实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为主导，中国红色文化融汇整合了中国社会存在的儒道释文化思想及其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中国红色文化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过程中产生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其生成传播的社会实践基础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红色文化的生成传播因为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而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则是中国红色文化生成传播的主体根基。“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延续的历史整体，中国红色文化生成传播的重要血脉渊源则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其最根本的理论根基就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思想则是中国红色文化生成传播最直接的理论指导”。②中国红色文化以其优秀元素建构起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用独特的方式铸成群体统一意志和集体目标，并以此统领整合引导社会其他阶级与阶层的政治文化，最终实现红色文化生成的目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传统民族文化基础上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中国红色文化。中国红色文化的发生发展是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必然结果。中国红色文化区别于传统文化以及近现代以来其他党派阶层的文化创造，是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主导方向。中华民族文化近代以来屡遭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学”沉沦，“新学”屡经蜕变而未完成整合民族文化的重任。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输入与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红色文化的发生发展具备了思想前提和组织基础。中国红色文化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考察研究中国红色文化的发生发展进程，必须要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宏观背景下，深入探究中国红色文化发生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以及中国红色文化生成的动力机制。近代以来的文化危机使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脱颖而出，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红色文化的发生提供了实践主体。随着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程度的日渐提高，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使命，使红色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不断发展，成为20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变革发展中的一股新兴力量。中国红色文化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也日渐从边缘性文化和区域性文化发展演变而为主流文化，代表了20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新方向。“中国红色文化从发展演变历程可以看出，从边缘性文化到主导性文化以及从区域性文化到全国性文化的发展演变历程与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改革与建设时期的社会变迁相耦合，再现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引导下的中国主流文化变迁。”③中国红色文化的发展演变总是与时代变迁紧密相连，并在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推动文化创新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当代红色文化研究的文化人类学视阈 “文化人类学比较研究世界各民族国家与地区文化的异同之处，考察探究整个人类文化发展与变迁的过程，并由此发现人类文化的特殊性与普同性，从而建立符合社会实际的文化理论。”④“文化整体论”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准则之一，文化人类学者的视野直接指涉全世界的人类及其文化。人类学重视个体及其琐事，但更强调在“整体观”指导下拼合出文化全貌。无论从时间跨度还是地域空间上看，“文化整体论”的研究视野都要比其他人文学科更为广阔。正如人类学家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所说:我们在村庄中研究，但不研究村庄。格尔茨主张对文化作深度全面的诠释。中国学者周大鸣则主张从主位的角度去观察，客位的角度和全球的视角去研究，最终将主位与客位有机统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红色文化处于从传统文化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变迁之中。中国红色文化是以革命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是中国革命时代的文化精神与文化创造的当代呈现。近年来，中国红色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通过各种不同媒介得以传播发展，形成了当下中国蔚然壮观的文化图景。 (一)“文化民族主义”:中国红色文化的身份认同建构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经济全球化”和“文化民族主义”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重要表征，文化固守与全球变革已经成为国家或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有张力。英国学者道金斯1976年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杜撰了“文化基因(Meme)”一词，用以说明文化传承中的基本单元。道金斯认为“文化基因”是社会文化中类似基因的复杂单元，是一种具有感染力的文化信息模式。人类的进化是“文化基因”与生物基因并存共进的过程，“文化基因”的传承总是在纵横两个方向上传播延续，以实现文化特色的继承发展。“文化基因”的复制传播，使不同文化模式得以保存传承。“文化基因”具有维系民族身份认同和规范社会行为以及制约社会发展方向等功能。“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根基，中国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层积传承的结果。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使中国红色文化具有了超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在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和中华民族救亡求变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放中华民族的思想武器。其原因就是中国优秀民族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土壤。正是这些优秀的思想文化基因，使近现代先进的中国人在感情与道义上更加亲近和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推动着近现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文化是社会整合的基础，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国家都十分重视自己的文化建设，目的就在于能够促进社会整合与民族文化认同。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民族是以文化同质性为基础的“观念共同体”，社会成员是在共同文化缔造的结构化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认同”是文化固有的特定功能，文化的优秀价值就是使社会成员对民族文化产生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主要是指社会特定的群体或个人把某一文化系统内化于自己心理和人格结构之中，自觉遵循这一文化系统并用以评价事物和规范自己的行为。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曾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文明史，未来必须以文明为基础来构建世界新秩序，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⑤“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存在的根基，是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源动力。“文化认同”构成了国家的优秀价值观和意义系统，从而促进“国家认同”。文化通过民族这一载体存在和发展，民族又因为依托了文化这一根基而日益牢固紧密。而“文化民族主义”是指表现在文化领域内的一种强调本民族共同文化认同、维护本民族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民族主义倾向，也就是寻求维护和弘扬共同体民族文化的“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的象征。从中华文明传承演变的历史进程考察，中国红色文化是在封建文化没落、资产阶级文化先天弱势的背景下，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输入而成长起来的文化新形态。中国红色文化融汇包含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文化。“中国红色文化具有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用马克思主义创新文化传统的基本功能，是中国特定时代的一种文化创造，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转化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红色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文化体系，涵盖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来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成果。中国红色文化内在于20世纪以来中国主流文化的变迁之中，顺应了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⑥中国红色文化不只是一种文化形态，更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思想，应该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文化基础。在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中国红色文化能够发挥其思想教化和行为规范以及政治导引作用。 (二)“生态整体论”:中国当代红色文化生态的整体性建构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E．P．Odun)认为:生态系统是在一定区域内共同栖居着的生物群落与其环境之间由于不断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统一整体。生态系统不仅是一个生态区，还是一个具有一定自然或人为边界的功能系统单位。“整体论”是人类学的重要标志，它是人类学整体探讨与综合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人及其文化是一个有层次结构的整体和相互作用的系统，具有整体的特有性质。要把握整体的性质就要用系统的方法，把研究对象放在与若干不同系统的关系中来进行考察。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作为动态的有机体，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之间交互影响和分流整合，从而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文化群落。形态各异的文化群落都是人类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都在为维护人类文化的完整性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⑦“文化生态系统”就是这个动态的文化整体。“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文化元素通过交往互动而出现融汇整合的过程。文化遗传是人们接受社会习惯和共享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观念始终处于不断被传递和强化之中。而人类文化交往活动中的文化传播是文化遗传的一种方式。遗传性和变异性是文化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遗传与变异的张力普遍存在于文化发展的历程之中。因此，在推动“文化生态系统”变革和探求“文化生态系统”发展所需新的文化思想的同时，还要保持“文化生态系统”的遗传特性。也就是说，超越于所处的文化背景，而又不背离文化背景。中国红色文化是一个规模巨大并且结构较为复杂的文化生态系统。分析研究这个系统的结构，可以具有多重视角和多种方法。中国红色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和开放常新的文化体系，从文化生态的视角来审视和研究中国红色文化，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国红色文化的发展演变规律，最终达到对中国红色文化进行生态整体性的建构。红色文化是内涵丰富的特定文化概念。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中国红色文化的生成发展具有遗传变异性和整体开放性的生态意味。中国红色文化生态体系是由物化生态、理论生态和精神生态等构成，红色精神则是贯穿于整个文化生态体系的灵魂。中国红色文化的物化生态主要包括旧址遗址和纪念馆等，是纪念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的场所。红色文化的物化生态最为直观地再现了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见证。物化生态是理论生态和精神生态的显性载体。中国红色文化的理论生态则以红色文献为载体，红色文献主要指所出版发行的各种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各级党组织各类文件及根据地出版的各种书籍和报刊等。中国红色文化的精神生态是以红色精神为载体，红色精神是中国红色文化的灵魂，是民族精神在革命历史条件下的再现与创新。中国当代红色文化生态的整体性建构，就是要注重中国红色文化的物化生态层、理论生态层和精神生态层的整体协调发展。在文化创新和时展中，要始终坚持红色精神是中国红色文化生态体系的内核。中国红色文化在发展演变的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变异维新的方式与内容也各不相同，中国红色文化的内涵在不同时期也具有不同的体现。中国红色文化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思潮，形塑着革命先进分子及其普通大众的理想信念。在当代文化生态语境下，中国红色文化所呈现出的文化品格与文化功能具有整合当下其他文化形态的价值与担当。 三、“全球场域”:中国当代红色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全球化”意味着人类从彼此分隔的状态走向全球社会的整体性变迁过程。在人类学研究中，文化被看做是一个群体共享的文化价值和文化行为。全球场域下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所发生的诸多变化，赋予全球社会一种崭新的全球意识。“全球化”使全球范围的文化资源扩散流动加快，文化发展处于高度融合与分化的张力之中。容量巨大的文化信息相互碰撞交汇，重构着各种文化复杂的内在结构。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相互渗透整合，引发了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其中也蕴含着“全球本土化”的整体发展趋势。传播是社会间文化特质的散布，传播与文化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传播以符号化和意义化的方式呈现着文化，文化则规定着传播的方向效果和内容方式。⑧人类学学者霍尔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中指出:文化即交流，文化是媒介。这句话反映了文化与传播的互动实质，传播功能是文化的基本功能。“传媒世界化”和“世界传媒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在“全球本土化”浪潮之下，文化传播的范围内容以及速度将不断改变着全球文化的地理版图，“文化杂交”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跨文化传播”是在特定的异质文化间进行的能够跨越文化差异实现意义共享的传播活动。在全球文化一体化进程中，经济与政治力量使“跨文化传播”在不断融合与冲突中呈螺旋式上升，引发全球文化冲突以及寻求文化身份认同的潮流。“作为全球一体化的文化运动，‘跨文化传播’包含着全球化与本土化以及同质化与异质化两种文化力量的对峙与互动。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兼容并蓄地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并结合本土文化的优势，才能在发展中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全球化’创造了不同文化发展与并存的‘增量空间’，不同文化的影响力和生存空间得到了空前扩张，跨文化交往也激发了各种文化内部的独创性表达”。 德国人类学家莱奥•弗罗贝纽斯曾说过:文化本身并没有脚，文化是靠传播对人类产生影响的。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中国红色文化也具有如此特性。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中国红色文化是一种开放的、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文化。中国红色文化的创造与传播都离不开人以及人的主动性。作为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担当者，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则是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主导者，具有极大的感召引导力量，在明确红色文化传播目的和规定红色文化传播性质方向等方面起到重大作用。⑩在当代多元文化背景下，应鼓励支持和引导人民群众成为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主体力量，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主流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和跨文化传播。如果从跨文化角度考察埃德加•斯诺当年之举，则无疑会对中国当代红色文化的跨文化交流有着启示意义。当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欧洲出版后，斯诺作为驻华记者的职业生涯开始走向巅峰。斯诺的文化跨越取得了多重收获，客观上为“红色文化”由中国西北一隅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这是中国红色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成功案例。中国红色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与功能，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精神生态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综上，文化是为社会创造意义的一系列价值观和实践的总和。文化要具有同化力，才能有助于国家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解放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所创造出的新型文化样态。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要大力弘扬中国红色文化，深度挖掘中国红色文化的思想内涵和独特价值，扩大中国红色文化的传播影响力，从而提升中国红色文化战略能力。最终从根本上全面提升中国红色文化软实力。 中国红色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型和创新。在传统文化基础上，中国红色文化融入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将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作为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完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蜕变与创新。在当今“全球本土化”的语境下，我们要重视中国红色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以及在主流文化建设中的价值和作用，不断提升中国红色文化的文化力量，重塑中国国家形象，为世界建构一个“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体系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李娟单位：安徽省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景观红色文化设计创新论文 摘要:“红色文化”是我国革命时期产生的特有的历史文化形态。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迅速发展，今天我们如何继承和发扬红色文化呢？文章分析了红色文化的含义及精神内涵，其特有的文化内涵使人在缅怀历史勿忘过去艰苦岁月的同时，强调今天的美好生活，以此来激励人们的生产生活热情。本文以“红色革命文化”作为景观文化内涵，结合景观设计学理论，以大悟县城市入口设计实例，采用景观情感表达的设计手法论述红色文化理念在地域性景观设计中的运用。 关键词：红色文化，红色景观文化，文化内涵，景观设计 一、红色景观文化 1.1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是培育民族精神、发扬革命光荣传统的载体。红色文化能引导人们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利于形成道德风尚，是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因此，应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2红色景观及其文化内涵 红色景观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形式，主要是以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它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内涵，组织接待并开展缅怀学习为主体的景观形式。因此挖掘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尤其重要。 二、红色景观文化的特性 2.1稳定性 稳定性是指景观文化载体在空间上连成一体，在时间上保持一定的连贯性，形成特有的文化域。不管是地域景观文化还是民族景观文化，其所反映的景观文化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大的改变。 2.2地域性 地域文化是在人们在一个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共同生活形成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又形成了景观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审美需求形成景观文化在艺术层面上地理特性，因此在利用不同地域的特有景观元素进行造景时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地理特征。地域性特点在红色景观文化中表现尤为明显。 2.3融合性 景观文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它处于各类文化并存的大环境之中，需要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同其他艺术文化相互交流，吸收和融合，形成自身完整的发展系统。红色文化内涵的丰富必须注重和当地特有的文化、地方风情等资源相结合。 大悟县红色资源相当丰富；城市入口背靠七里冲生态公园；场地仅靠澴水河,所以，该设计形成“以红色文化为主题、以绿色生态为原则、以蓝色滨水为大背景”设计理念，其目标是把红色文化主题逐步渗透并与整个区域大背景相融合，极大的丰富红色文化内涵。 2.4继承性 景观文化的形成都是由某些社会群体通过世代积累、创造、继承和发扬使景观文化源远流长的过程。所以无论哪种景观文化，我们都能从中找出某些贯穿其中的特性和理念，而景观文化的其它个性都是在这基础上形成的。红色景观文化是当地历史人文与自然风貌的综合体现，其不可复制性正是源于明显的继承性从而使得红色景观文化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 三、红色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运用 3.1场地现状分析 3.1.1规划场地与周边环境 明确该场地与周边空间是如何通过交通、视线、使用等相联系的，从而使规划场地中的红色景观成为当地景观文化连续体中的一个顺畅的环节。 该规划场地位于大悟县南部，是重要的城市入口景观节点，四周被交通道路包围，北面有县道通过，西临澴水河，东临京珠高速公路，沿河地段有300多米，规划面积2公顷。总体而言，场地在整个周边环境中处于交通岛位置，同时也是城市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红色景观作为革命老区大悟县的特色文化景观，有利于提升城镇文化形象。 3.1.2规划场地内部要素 对规划场地内原有的景观元素、景观功能、空间结构进行分析。了解原有景观在视觉、心理和环境中的特性，使新建景观与原来景观在时间、空间上存在延承性。 场地大部分为一般农田，地形较为平整；水域面积丰富，水质较好；场地内基本没有可因借的自然景观；植被覆盖多为井田状，植被景观元素的组织上有难度；此外入城主干道和场地内水域将整个场地分成四块；对于场地的功能结构和交通组织划分有很大影响。 3.2场地规划设计分析 3.2.1交通道路分析 设计场地以四周的道路为边界，东面紧邻京珠高速公路，由此形成快速的交通视线，此设计中强调“线性”，东面广场放射式道路的组织，行道树的线性排列，产生强烈的形式感，适宜于快速交通过程中对景观形成深刻印象。 场地内连接东西区有两个路口，主园路将整个分散场地联系起来，西区靠近澴水河为滨水景观大道，其余场地由次园路可以任意到达。 3.2.2空间功能分析 结合场地现状和设计理念，划分了八个功能区，东区紧靠京珠高速为生态风景林，起防护隔离作用；此外场地北部和南部也分布有生态风景林，以保证场地绿化率；东区其余为纪念性广场和高速服务区。西区靠近澴水河边为滨水景观带，考虑到为以后为周边居民服务，设有老年人活动区，儿童活动区，休闲广场和休闲健身步道。 3.3红色景观文化在景观小品中的运用 艺术性是景观文化中最重要的特性，景观小品普遍反映出的缺乏感染力问题也就在于其艺术成分太低。景观小品传达文化内涵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通过色彩、形态结构或者布局等表现出来。因此，设计时需要根据文化内涵传达的不同方式达到相应的视觉审美要求。 3.3.1景观小品造型上的运用 本设计通过对景观小品的不同造型来体现革命战争及红色文化，如残破的瓦砾、熊熊燃烧的战火、折断的枪、四重门、战后的云梯等小品元素，这些景观元素的运用使人能很直观的感受到战争氛围，回想起当年艰辛的革命历程。 3.3.2景观小品色彩上的运用 场地中的五组小品均采用红色，一方面是红色象征战火，忆当年峥嵘岁月，另一方面体现了当地的地域文化-----红色文化。使得在以绿色植被和蓝色滨水空间的大背景基调下，凸显红色小品的主题效果。 3.3.3景观小品寓意上的运用 首先战争中的“瓦砾碎片”用来寓意昔日的家园被战火无情的摧残，房屋被毁、流离失散；“熊熊燃烧的战火”寓意战争的激烈状况，战火硝烟仍在继续；“折断的枪”寓意战争转折，黎明破晓前，光明指日可待；“四重门”寓意战争结束，中国从一个旧社会进入一个新社会；“云梯”寓意新社会下人们的生活包括物质和精神层面上都在节节发展，步步高升。 3.3.4景观小品在空间布局和游览路线上的运用 有时景观所表达的文化理念需要人与景观在互动参与过程中才能体会到。人在景观中行走，感受其空间、形式、色彩等变化，这时景观设计中需要有道路让人们能够接近，场地内部要有适宜的空间让人们在其中行走和停留。 场地主园路沿路布置景观小品，按照小品寓意和其在空间上的设置，从东区到西区是重走革命历程，从西区到东区是回顾革命历程，使得横向空间上和纵向时间上形成革命战争的历程再现，使人在观赏行进过程中，加深对景观的印象。 3.4红色景观文化在景观植物配置中的运用 3.4.1景观植物寓意上的运用 凸显红色景观文化的同时，也要体现设计的生态原则。对于“红色文化”题材植物配置也要牢牢把握环境主体与人的关系，围绕设计场地营造场所精神。 配植常绿树种松柏等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植物，营造纪念氛围，如柏树因其苍老刚劲和不怕严寒、四季常绿，比拟人的坚贞不屈和万古长青的意志精神。本设计场地内的松柏类植物有雪松、龙柏、圆柏、池杉等。所谓岁寒三友，是指松、竹、梅配植形式，因它们具有坚贞不屈、高风亮节的品格，同样象征了革命先辈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此外桂花香气四溢，喻示革命精神永放光芒；种植含笑表达对先烈们含笑九泉的欣慰；杜鹃象征革命烈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些寓意植物的使红色文化的主题得以体现。 3.4.2景观植物色彩、形态上的运用 植物四季变化的绚丽色彩为各种景观的营造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带给人们层出不穷的视觉感受。针对体现红色景观文化，较为适宜的是白色系象征纯洁，如白玉兰、广玉兰、含笑、樱花等；红色系象征革命，如枫香、石榴、合欢、夹竹桃、凤凰木等；黄色系象征高贵，如腊梅、金桂、云南黄馨、金丝桃、黄花菖蒲等；紫色系象征庄严，如紫花泡桐、紫丁香、紫藤、三色堇等。 除了选择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树种外，要特别注意植被种类的多样性，以免造成过于烈士陵园似的肃穆氛围。此外还要注意乔灌木的比例搭配，常绿、落叶树种和色叶树种的比例搭配。 场地内植被的选择以本地树种为主，适当引进外来树种。城市主干道绿地率大于30%，行道树为常绿树种香樟搭配乡土树种乌桕，使得四季景观色彩丰富。东区的放射式广场道路种植雪松、圆柏，搭配女贞、黄杨等绿篱以及地被植物，形成错落的景观层次。西区滨水地带，种植水杉、黄花菖蒲等水生植物，利用驳岸退台的方式，增加绿色垂岸植物如垂柳、垂枝樱花、云南黄馨，结合木栈台等，减弱堤岸生硬感，增强亲水的方便度和安全度。此外适当配植乌桕、鹅掌楸、银杏等色叶树种以丰富景观色彩，孤植、片植亦可。 四、总结 运用情感表达的设计手法，红色景观文化表达当地居民的场所情感、景观意象，强化了他们的场所认同感的同时提升了城市知名度，也为革命老区来难得的发展良机。 红色文化论文:景观设计中的红色文化应用论文 摘要:“红色文化”是我国革命时期产生的特有的历史文化形态。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迅速发展，今天我们如何继承和发扬红色文化呢？文章分析了红色文化的含义及精神内涵，其特有的文化内涵使人在缅怀历史勿忘过去艰苦岁月的同时，强调今天的美好生活，以此来激励人们的生产生活热情。 本文以“红色革命文化”作为景观文化内涵，结合景观设计学理论，以**县城市入口设计实例，采用景观情感表达的设计手法论述红色文化理念在地域性景观设计中的运用。 关键词：红色文化，红色景观文化，文化内涵，景观设计 一、红色景观文化 1.1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是培育民族精神、发扬革命光荣传统的载体。红色文化能引导人们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利于形成道德风尚，是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因此，应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2红色景观及其文化内涵。红色景观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形式，主要是以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它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内涵，组织接待并开展缅怀学习为主体的景观形式。因此挖掘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尤其重要。 二、红色景观文化的特性 2.1稳定性。稳定性是指景观文化载体在空间上连成一体，在时间上保持一定的连贯性，形成特有的文化域。不管是地域景观文化还是民族景观文化，其所反映的景观文化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大的改变。 2.2地域性。地域文化是在人们在一个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共同生活形成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又形成了景观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审美需求形成景观文化在艺术层面上地理特性，因此在利用不同地域的特有景观元素进行造景时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地理特征。地域性特点在红色景观文化中表现尤为明显。 2.3融合性。景观文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它处于各类文化并存的大环境之中，需要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同其他艺术文化相互交流，吸收和融合，形成自身完整的发展系统。红色文化内涵的丰富必须注重和当地特有的文化、地方风情等资源相结合。**县红色资源相当丰富；城市入口背靠七里冲生态公园；场地仅靠澴水河,所以，该设计形成“以红色文化为主题、以绿色生态为原则、以蓝色滨水为大背景”设计理念，其目标是把红色文化主题逐步渗透并与整个区域大背景相融合，极大的丰富红色文化内涵。 2.4继承性。景观文化的形成都是由某些社会群体通过世代积累、创造、继承和发扬使景观文化源远流长的过程。所以无论哪种景观文化，我们都能从中找出某些贯穿其中的特性和理念，而景观文化的其它个性都是在这基础上形成的。红色景观文化是当地历史人文与自然风貌的综合体现，其不可复制性正是源于明显的继承性从而使得红色景观文化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 三、红色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运用 3.1场地现状分析 3.1.1规划场地与周边环境。明确该场地与周边空间是如何通过交通、视线、使用等相联系的，从而使规划场地中的红色景观成为当地景观文化连续体中的一个顺畅的环节。该规划场地位于**县南部，是重要的城市入口景观节点，四周被交通道路包围，北面有县道通过，西临澴水河，东临京珠高速公路，沿河地段有300多米，规划面积2公顷。总体而言，场地在整个周边环境中处于交通岛位置，同时也是城市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红色景观作为革命老区**县的特色文化景观，有利于提升城镇文化形象。 3.1.2规划场地内部要素对规划场地内原有的景观元素、景观功能、空间结构进行分析。了解原有景观在视觉、心理和环境中的特性，使新建景观与原来景观在时间、空间上存在延承性。场地大部分为一般农田，地形较为平整；水域面积丰富，水质较好；场地内基本没有可因借的自然景观；植被覆盖多为井田状，植被景观元素的组织上有难度；此外入城主干道和场地内水域将整个场地分成四块；对于场地的功能结构和交通组织划分有很大影响。 3.2场地规划设计分析 3.2.1交通道路分析。设计场地以四周的道路为边界，东面紧邻京珠高速公路，由此形成快速的交通视线，此设计中强调“线性”，东面广场放射式道路的组织，行道树的线性排列，产生强烈的形式感，适宜于快速交通过程中对景观形成深刻印象。场地内连接东西区有两个路口，主园路将整个分散场地联系起来，西区靠近澴水河为滨水景观大道，其余场地由次园路可以任意到达。 3.2.2空间功能分析。结合场地现状和设计理念，划分了八个功能区，东区紧靠京珠高速为生态风景林，起防护隔离作用；此外场地北部和南部也分布有生态风景林，以保证场地绿化率；东区其余为纪念性广场和高速服务区。西区靠近澴水河边为滨水景观带，考虑到为以后为周边居民服务，设有老年人活动区，儿童活动区，休闲广场和休闲健身步道。 3.3红色景观文化在景观小品中的运用。艺术性是景观文化中最重要的特性，景观小品普遍反映出的缺乏感染力问题也就在于其艺术成分太低。景观小品传达文化内涵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通过色彩、形态结构或者布局等表现出来。因此，设计时需要根据文化内涵传达的不同方式达到相应的视觉审美要求。 3.3.1景观小品造型上的运用。本设计通过对景观小品的不同造型来体现革命战争及红色文化，如残破的瓦砾、熊熊燃烧的战火、折断的枪、四重门、战后的云梯等小品元素，这些景观元素的运用使人能很直观的感受到战争氛围，回想起当年艰辛的革命历程。 3.3.2景观小品色彩上的运用。场地中的五组小品均采用红色，一方面是红色象征战火，忆当年峥嵘岁月，另一方面体现了当地的地域文化-----红色文化。使得在以绿色植被和蓝色滨水空间的大背景基调下，凸显红色小品的主题效果。 3.3.3景观小品寓意上的运用。首先战争中的“瓦砾碎片”用来寓意昔日的家园被战火无情的摧残，房屋被毁、流离失散；“熊熊燃烧的战火”寓意战争的激烈状况，战火硝烟仍在继续；“折断的枪”寓意战争转折，黎明破晓前，光明指日可待；“四重门”寓意战争结束，中国从一个旧社会进入一个新社会；“云梯”寓意新社会下人们的生活包括物质和精神层面上都在节节发展，步步高升。 3.3.4景观小品在空间布局和游览路线上的运用。有时景观所表达的文化理念需要人与景观在互动参与过程中才能体会到。人在景观中行走，感受其空间、形式、色彩等变化，这时景观设计中需要有道路让人们能够接近，场地内部要有适宜的空间让人们在其中行走和停留。场地主园路沿路布置景观小品，按照小品寓意和其在空间上的设置，从东区到西区是重走革命历程，从西区到东区是回顾革命历程，使得横向空间上和纵向时间上形成革命战争的历程再现，使人在观赏行进过程中，加深对景观的印象。 3.4红色景观文化在景观植物配置中的运用 3.4.1景观植物寓意上的运用。凸显红色景观文化的同时，也要体现设计的生态原则。对于“红色文化”题材植物配置也要牢牢把握环境主体与人的关系，围绕设计场地营造场所精神。配植常绿树种松柏等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植物，营造纪念氛围，如柏树因其苍老刚劲和不怕严寒、四季常绿，比拟人的坚贞不屈和万古长青的意志精神。本设计场地内的松柏类植物有雪松、龙柏、圆柏、池杉等。所谓岁寒三友，是指松、竹、梅配植形式，因它们具有坚贞不屈、高风亮节的品格，同样象征了革命先辈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此外桂花香气四溢，喻示革命精神永放光芒；种植含笑表达对先烈们含笑九泉的欣慰；杜鹃象征革命烈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些寓意植物的使红色文化的主题得以体现。 3.4.2景观植物色彩、形态上的运用植物四季变化的绚丽色彩为各种景观的营造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带给人们层出不穷的视觉感受。针对体现红色景观文化，较为适宜的是白色系象征纯洁，如白玉兰、广玉兰、含笑、樱花等；红色系象征革命，如枫香、石榴、合欢、夹竹桃、凤凰木等；黄色系象征高贵，如腊梅、金桂、云南黄馨、金丝桃、黄花菖蒲等；紫色系象征庄严，如紫花泡桐、紫丁香、紫藤、三色堇等。除了选择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树种外，要特别注意植被种类的多样性，以免造成过于烈士陵园似的肃穆氛围。此外还要注意乔灌木的比例搭配，常绿、落叶树种和色叶树种的比例搭配。场地内植被的选择以本地树种为主，适当引进外来树种。城市主干道绿地率大于30%，行道树为常绿树种香樟搭配乡土树种乌桕，使得四季景观色彩丰富。东区的放射式广场道路种植雪松、圆柏，搭配女贞、黄杨等绿篱以及地被植物，形成错落的景观层次。西区滨水地带，种植水杉、黄花菖蒲等水生植物，利用驳岸退台的方式，增加绿色垂岸植物如垂柳、垂枝樱花、云南黄馨，结合木栈台等，减弱堤岸生硬感，增强亲水的方便度和安全度。此外适当配植乌桕、鹅掌楸、银杏等色叶树种以丰富景观色彩，孤植、片植亦可。 四、总结 运用情感表达的设计手法，红色景观文化表达当地居民的场所情感、景观意象，强化了他们的场所认同感的同时提升了城市知名度，也为革命老区来难得的发展良机。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运用 摘要:“红色文化”是我国革命时期产生的特有的 历史 文化形态。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迅速 发展 ，今天我们如何继承和发扬红色文化呢？文章分析了红色文化的含义及精神内涵，其特有的文化内涵使人在缅怀历史勿忘过去艰苦岁月的同时，强调今天的美好生活，以此来激励人们的生产生活热情。 本文以“红色革命文化”作为景观文化内涵，结合景观设计学理论，以大悟县城市入口设计实例，采用景观情感表达的设计手法论述红色文化理念在地域性景观设计中的运用。 关键词：红色文化，红色景观文化，文化内涵，景观设计 1、红色景观文化 1.1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是培育民族精神、发扬革命光荣传统的载体。红色文化能引导人们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利于形成道德风尚，是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因此，应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2红色景观及其文化内涵 红色景观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形式，主要是以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它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内涵，组织接待并开展缅怀学习为主体的景观形式。因此挖掘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尤其重要。 2、红色景观文化的特性 2.1 稳定性 稳定性是指景观文化载体在空间上连成一体，在时间上保持一定的连贯性，形成特有的文化域。不管是地域景观文化还是民族景观文化，其所反映的景观文化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大的改变。 2.2 地域性 地域文化是在人们在一个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共同生活形成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又形成了景观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审美需求形成景观文化在 艺术 层面上地理特性，因此在利用不同地域的特有景观元素进行造景时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地理特征。地域性特点在红色景观文化中表现尤为明显。 2.3 融合性 景观文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它处于各类文化并存的大环境之中，需要在 自然 环境的基础上同其他艺术文化相互交流，吸收和融合，形成自身完整的发展系统。红色文化内涵的丰富必须注重和当地特有的文化、地方风情等资源相结合。 大悟县红色资源相当丰富；城市入口背靠七里冲生态公园；场地仅靠?姿?? 所以，该设计形成“以红色文化为主题、以绿色生态为原则、以蓝色滨水为大背景”设计理念，其目标是把红色文化主题逐步渗透并与整个区域大背景相融合，极大的丰富红色文化内涵。 2.4继承性 景观文化的形成都是由某些社会群体通过世代积累、创造、继承和发扬使景观文化源远流长的过程。所以无论哪种景观文化，我们都能从中找出某些贯穿其中的特性和理念，而景观文化的其它个性都是在这基础上形成的。红色景观文化是当地历史人文与自然风貌的综合体现，其不可复制性正是源于明显的继承性从而使得红色景观文化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 3、红色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运用 3.1 场地现状分析 3.1.1 规划场地与周边环境 明确该场地与周边空间是如何通过 交通 、视线、使用等相联系的，从而使规划场地中的红色景观成为当地景观文化连续体中的一个顺畅的环节。 该规划场地位于大悟县南部，是重要的城市入口景观节点，四周被交通道路包围，北面有县道通过，西临?姿?樱??倬楦咚俟?罚?睾拥囟斡?00多米，规划面积2公顷。总体而言，场地在整个周边环境中处于交通岛位置，同时也是城市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红色景观作为革命老区大悟县的特色文化景观，有利于提升城镇文化形象。 3.1.2 规划场地内部要素 对规划场地内原有的景观元素、景观功能、空间结构进行分析。了解原有景观在视觉、心理和环境中的特性，使新建景观与原来景观在时间、空间上存在延承性。 场地大部分为一般农田，地形较为平整；水域面积丰富，水质较好；场地内基本没有可因借的自然景观；植被覆盖多为井田状，植被景观元素的组织上有难度；此外入城主干道和场地内水域将整个场地分成四块；对于场地的功能结构和交通组织划分有很大影响。 3.2场地规划设计分析 3. 2.1 交通道路分析 设计场地以四周的道路为边界，东面紧邻京珠高速公路，由此形成快速的交通视线，此设计中强调“线性”，东面广场放射式道路的组织，行道树的线性排列，产生强烈的形式感，适宜于快速交通过程中对景观形成深刻印象。 场地内连接东西区有两个路口，主园路将整个分散场地联系起来，西区靠近?姿?游?跛?肮鄞蟮溃?溆喑〉赜纱卧奥房梢匀我獾酱铩?nbsp; 3. 2.2 空间功能分析 结合场地现状和设计理念，划分了八个功能区，东区紧靠京珠高速为生态风景林，起防护隔离作用；此外场地北部和南部也分布有生态风景林，以保证场地绿化率；东区其余为纪念性广场和高速服务区。西区靠近?姿?颖呶?跛?肮鄞??悸堑轿?院笪?鼙呔用穹?瘢?栌欣夏耆嘶疃?????疃???菹泄愠『托菹薪∩聿降馈?nbsp; 3.3红色景观文化在景观小品中的运用 艺术性是景观文化中最重要的特性，景观小品普遍反映出的缺乏感染力问题也就在于其艺术成分太低。景观小品传达文化内涵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通过色彩、形态结构或者布局等表现出来。因此，设计时需要根据文化内涵传达的不同方式达到相应的视觉审美要求。 3.3.1 景观小品造型上的运用 本设计通过对景观小品的不同造型来体现革命战争及红色文化，如残破的瓦砾、熊熊燃烧的战火、折断的枪、四重门、战后的云梯等小品元素，这些景观元素的运用使人能很直观的感受到战争氛围，回想起当年艰辛的革命历程。 3.3.2 景观小品色彩上的运用 场地中的五组小品均采用红色，一方面是红色象征战火，忆当年峥嵘岁月，另一方面体现了当地的地域文化-----红色文化。使得在以绿色植被和蓝色滨水空间的大背景基调下，凸显红色小品的主题效果。 3.3.3 景观小品寓意上的运用 首先战争中的“瓦砾碎片”用来寓意昔日的家园被战火无情的摧残，房屋被毁、流离失散；“熊熊燃烧的战火”寓意战争的激烈状况，战火硝烟仍在继续；“折断的枪”寓意战争转折，黎明破晓前，光明指日可待；“四重门”寓意战争结束， 3.3.4 景观小品在空间布局和游览路线上的运用 有时景观所表达的文化理念需要人与景观在互动参与过程中才能体会到。人在景观中行走，感受其空间、形式、色彩等变化，这时景观设计中需要有道路让人们能够接近，场地内部要有适宜的空间让人们在其中行走和停留。 场地主园路沿路布置景观小品，按照小品寓意和其在空间上的设置，从东区到西区是重走革命历程，从西区到东区是回顾革命历程，使得横向空间上和纵向时间上形成革命战争的历程再现，使人在观赏行进过程中，加深对景观的印象。 3.4红色景观文化在景观植物配置中的运用 3.4.1景观植物寓意上的运用 凸显红色景观文化的同时，也要体现设计的生态原则。对于“红色文化”题材植物配置也要牢牢把握环境主体与人的关系，围绕设计场地营造场所精神。 配植常绿树种松柏等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植物，营造纪念氛围，如柏树因其苍老刚劲和不怕严寒、四季常绿，比拟人的坚贞不屈和万古长青的意志精神。本设计场地内的松柏类植物有雪松、龙柏、圆柏、池杉等。所谓岁寒三友，是指松、竹、梅配植形式，因它们具有坚贞不屈、高风亮节的品格，同样象征了革命先辈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此外桂花香气四溢，喻示革命精神永放光芒；种植含笑表达对先烈们含笑九泉的欣慰；杜鹃象征革命烈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些寓意植物的使红色文化的主题得以体现。 3.4.2景观植物色彩、形态上的运用 植物四季变化的绚丽色彩为各种景观的营造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带给人们层出不穷的视觉感受。针对体现红色景观文化，较为适宜的是白色系象征纯洁，如白玉兰、广玉兰、含笑、樱花等；红色系象征革命，如枫香、石榴、合欢、夹竹桃、凤凰木等；黄色系象征高贵，如腊梅、金桂、云南黄馨、金丝桃、黄花菖蒲等；紫色系象征庄严，如紫花泡桐、紫丁香、紫藤、三色堇等。 除了选择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树种外，要特别注意植被种类的多样性，以免造成过于烈士陵园似的肃穆氛围。此外还要注意乔灌木的比例搭配，常绿、落叶树种和色叶树种的比例搭配。 场地内植被的选择以本地树种为主，适当引进外来树种。城市主干道绿地率大于30%，行道树为常绿树种香樟搭配乡土树种乌桕，使得四季景观色彩丰富。东区的放射式广场道路种植雪松、圆柏，搭配女贞、黄杨等绿篱以及地被植物，形成错落的景观层次。西区滨水地带，种植水杉、黄花菖蒲等水生植物，利用驳岸退台的方式，增加绿色垂岸植物如垂柳、垂枝樱花、云南黄馨，结合木栈台等，减弱堤岸生硬感，增强亲水的方便度和安全度。此外适当配植乌桕、鹅掌楸、银杏等色叶树种以丰富景观色彩，孤植、片植亦可。 4、 总结 运用情感表达的设计手法，红色景观文化表达当地居民的场所情感、景观意象，强化了他们的场所认同感的同时提升了城市知名度，也为革命老区来难得的发展良机。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产业与绿色产业融合研究 【摘要】 红色与绿色是四川巴中地区的两种基本色调，在充分认识巴中地区产业融合不足的基础上，应进一步深度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实现“红色+绿色+古色”的有机结合，发挥其资源互补优势，使红色、绿色、古色资源相互融合、相互映衬，形成产业集群化建设的规模效应、产业化效益的价值增长点以及旅游文化品牌，进而推动巴中红色文化产业的格局创新、战略升级和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 红色文化产业；绿色产业；融合对接；规模效应 【基金项目】 四川省教育厅2017年度科研项目“红色旅游产业与红色文化的融合对接研究”（17SB0323）；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2016年度科研项目（SLQ2016B-08）。 红色文化产业是对现有或潜在的红色资源进行适度开发和挖掘，使之逐渐转化为现实可利用的经济资源的产业。而绿色产业则是顺应环保潮流，运用节能手段生产绿色产品或提供绿色服务，以促进生态资源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四川巴中地区红色文化产业一方面能延伸其产业链并辐射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譬如改善老区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为老区人民提供众多的就业岗位与机会，增进老区与外界沟通和交流，给老区人民带来致富的预期；另一方面能推动老区绿色产业的培育，增强其产业发展的后劲，拓宽红色消费领域，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形成以红色文化产业为龙头，融诸多产业为一体的多样化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系统。因此，研究红色文化产业与绿色生态产业的融合对接路径是当前巴中地区顺应时代节奏和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关注人居环境与生活质量的必然结果，它也同样折射出了革命老区城镇化建设和区域经济产业需要快速发展的新要求。 一、红色文化产业与绿色产业融合不足 （一）基于意识形态视角 随着人类文明的日益进步，人们的生活观念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更多的人开始倾向于文化消费。根据目前高端化的产业发展思维，应将红色文化产品进一步地打造成文化商品。由于红色文化商品承载着爱国情怀，这与通俗化和平易化的大众文化有着较大的差距，不太容易被大众所理解或吸收，使得红色文化产业发展出现了制约瓶颈。 （二）基于产业结构视角 红色文化产业的开发利用是一个需要不断整合和调整的动态过程。但当前巴中红色文化资源的分布极不均衡，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合力，也不易显现其规模经济和整体效应。第一，资源零散，配套规划跟不上节奏。譬如四川通江县城里的红色文化景区就处于闹市区的中心位置，其旁边有着众多的商业摊点，这与“红色”的庄重氛围不匹配，折损了红色教育的整体感观效应。第二，整合力度不够。许多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没能充分融入到当地特定的地域文化之中，忽视了与当地的传统民俗文化、特色生态资源的融合与对接，没能展现出历史文化发展的传承性和地域文化的独特性。第三，巴中地区的红色文化产品多以橱窗展示类为主，重静态式的参观轻立体式体验，吸引力较弱，客源市场狭窄，综合功能欠佳，很难发挥其经济合力和综合效应。第四，革命老区地域偏僻，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缺乏资金，无力打造巴中红色文化产业。 （三）基于文化价值视角 第一，红色文化建设力度不足。巴中地区虽然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但其红色文化资源的独特内涵和开发价值远不如湖南、江西、陕西等省份的革命老区，关注度相对弱小。第二，巴中地区的红色文化的价值表现手法较单一。目前仍缺乏有影响力的文献作品、红色经典或艺术造型来塑造其红色精神和价值内涵，没能充分提升其认同度和美誉度。第三，红色文化产业零散、不成规模，或品牌、开发档次低。巴中的红色文化产业规模较小，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品牌，缺乏整体实力和优秀竞争力。第四，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力不强。巴中的红色文化分布较广，但在红色产品的开发、组合、宣传和促销等方面大多表现为各自为政且条块分割非常明显，没能统筹规划，协调机制明显不足，极大地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协作与互动，很难形成红色文化资源的规模效应和连环效应。 （四）基于资源融合对接视角 首先，从资源的外延发展看，巴中地区地域辽阔，红色元素众多，但许多地方的文化资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单体开发，忽视了文化资源的融合重组和立体开发，导致资源利用率低下和综合效益欠佳，主要是由于资源分布过于分散，形不成应有的合力，没能把红色文化资源与周围的绿色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等古色资源有机融合。其次，从资源的内涵发展看，红色资源的设施陈旧，不够档次，开发粗放，项目同质化明显，缺乏创意的构思和创新的思维，许多红色产品只是简单地把革命遗址进行了列示，或用一张桌子、一部老式电话机、几把椅子、几张照片加以展示，对客源没法形成吸引力，忽视了红色文化产业与绿色产业融合对接的内涵挖掘。 二、红色文化产业与绿色产业融合对接的路径思考 结合四川巴中革命老区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和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的基本现状，在遵循红色文化发展传承规律的同时，也必须着力体现革命老区绿色产业的生态价值，使巴中地区的绿色产业尽可能地融合于红色文化产业中，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挖掘红色文化内涵，形成产业化效益的价值增长点 首先，四川巴中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资源都非常丰富，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地方政府应着力挖掘区域内红色文化产业与绿色产业融合对接的基本内涵，依托区域绿色产业特色，科学地提取和创意性地设计出巴中地区的文化产品，将红色文化引入当地的小商品加工制造业，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红色文化纪念品加工产业，同时这也能有效地吸纳当地劳动力充分就业。其次，可以将当地的绿色果蔬和粮食以及特色野菜、野味进行精细加工，或将地方大众化的俗食凡品与区域红色经典故事、情节融合起来，设计出“忆苦思甜”式的红色农家菜系列，这也可以纵深推进巴中地区红色文化食品产业化的进程。再次，对当地区域的资源进行大力宣传和景观维护，深度挖掘区域红色文化的教育内涵，着力打造红色文化学习或培训基地，吸纳公众或机构人员前往参观学习或实地考察，形成巴中地区的红色文化产业价值增长点。这样有助于实现巴中红色文化产业和绿色产业双开发的融合性和多元化，形成区域产业化的创新价值。 （二）重塑红色文化的主题，形成产业化集群的规模效应 四川巴中地区的红色资源独特，但分布零散且不均衡，应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的大量集聚来打造巴中地区的产业化集群，树立红色文化产业的主题，优化区域生产力的空间布局。首先，必须跳出“红色”的思维局限，动态地思考产业融合问题，绝不能简单地依赖于红色文化资源的某个方面或某个节点。因而必须以红色文化产业开发为优秀，把红色与绿色、古色等几种颜色的资源融合对接起来，才能延伸产品链，拓宽消费市场。把文化产品市场与交通运输市场、绿色农特产品市场、旅游市场、餐饮食品市场等有机地联结起来，提高红色文化产业的整体规模效益，这样才能带动关联经济产业部门的协调与发展，促进区域产业经济的战略升级。其次，用产业化集群意识来进行科学规划，将巴中地区打造成为以红色文化产业为龙头，融文化与经济于一体的巴中红色文化产业集群。譬如将南江县域内的巴山游击队纪念馆与光雾山、大坝森林公园自然景观融入南江文化产业集群；将通江县域内的红军县城、红色毛浴古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通江红军石刻标语群等与诺水河溶洞自然景观融入通江文化产业集群；将巴州区域内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恩阳红军镇和南龛山红军公园与阴灵山、南阳森林公园等融入巴州红色文化产业集群。通过巴中地区产业集群化建设，积极推动巴中红色文化产业的格局创新、战略升级和跨越式发展。 （三）突出红色文化的主线，形成特色化的旅游品牌 按照“以红为本、以绿衬红、以古托红”的产业化建设思路，深度打造复合型产业链，用红色精神感染情怀，用绿色美景陶冶情操，用古朴民风熏陶人生，使红色、绿色、古色资源相互融合、相互映衬，形成产业化融合的旅游文化品牌。首先，应精心打造红色旅游线路。譬如通江县的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且分布相对集中，可以将县域内的毛浴古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通江红军石刻标语群等重点进行有机串联，设计出一条连贯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其次，应科学设计生态的旅游线路。巴中地区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主要以南江县光雾山的奇峰峡谷、通江县诺水河的溶洞和大坝森林公园的原始生态为主，这些景区空间地域跨度不大，相隔间距较近，如果在旅游线路的规划与设计上能把这些自然生态景区有机串联，将成为四川巴中地区的精品生态旅游线路。再次，应精心构思历史民俗文化旅游线路。巴中地区有1900多年的文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展示给公众的不仅是巴山人民勤劳致富的时代形象，更是底蕴深厚的巴山文化的敦实沉淀。既可追朔谜一般的“巴人文化”、典故众多的“三国文化”、入乡随俗的“佛教文化”，也可让人领略巴中人民奋发拼搏和顽强不屈的巴山文明。 （四）围绕红色文化的主调，优化产业化的营销环境 第一，必须充分发挥巴中地区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能，旅游管理、文化管理和规划管理等职能部门相互协作，共同管理，对红色资源和绿色资源认真剖析和仔细斟酌，以小搏大，逐步打造成具有一定文化特色和影响力的红色产业区域，为红色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管理环境。第二，必须拓宽融资渠道，多元化、广渠道地吸纳社会资金，引导民营资本和公众积极注资于红色文化产业，为红色产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第三，更新或修复基础设施，做好道路通达规划和旅游线路设计，寻找红色产业与自然景区、民俗之间的融合点，夯实红色产业发展的基础环境。第四，在开发与改造景区时，必须加强对资源的科学性、完整性和历史性保护，为红色产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第五，深度挖掘红色景区辉煌的革命事件或英雄人物，适当利用声、光、乐组合的科技手段进行视频技术和艺术改造，为红色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科技环境。 （五）强化绿色产业的生态管理，优化红色产业发展路径 首先，红色产业的发展需要地域内生态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保障。四川巴中地区地貌复杂、资源丰富，不仅有珍稀的革命历史遗迹、奇特的人文景观和独特的风土人情，还有朴实幽静的自然风光。这些与红色人文环境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巴中地区特有的自然和文化生态基础，也是红色产业经济运行的生命线。因此，要促进巴中地区红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充分利用生态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红色区域生态化建设。其次，要强调生态管理理念，有意识地保护生态脆弱地带和生态敏感区，对配套设施也要强调绿色标准和要求，实现资源多级开发及能源循环利用，逐步完善生态产业链，构建城乡一体、红绿结合的区域红色产业生态化运行模式，使整个红色产业系统实现集约、高效的生态运转，有效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红色产业优化发展。 作者：封伟 吴秀林 单位：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产业发展机制 【内容摘要】 红色文化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实存业态，也是文化研究领域的崭新课题。文章说明了培育与发展红色文化产业的必要性，并对其实践机制进行探讨，认为培育和发展红色文化产业，需要从资源利用、资金支持、科技融合、运营管理等方面进行创新实践，走出一条具体化、差异化、品牌化的特色之路。 【关键词】 红色文化；产业培育；发展机制 近年来，随着红色文化研究不断深入和红色文化资源大力挖掘，红色文化产业已现雏形。红色文化产业作为红色文化与文化产业的融合体，既是红色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也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引擎和新趋势。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培育和发展红色文化产业，既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必要举措，也是培育和建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一、培育与发展红色文化产业必要性 当前，一大批红色旅游基地成功运营，一系列革命经典影视广泛热播，红色文化产业市场价值及潜力得到印证。但因思想认识、资金投入、发展环境等因素和条件限制，红色文化产业在产值、规模和影响力方面还具有广阔发展空间。 （一）红色文化资源具有发展成为产业的潜质和竞争力 文化产业是市场运作的文化，是可供大众消费的文化，其最终目的是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经济功能、意识形态功能、知识功能和娱乐交往功能。①因此，不是任何文化内容都可以转为以产业形态存在的方式。一种文化以产业形态存在，就能够通过人们的消费来支配和影响人的价值选择，能够通过其所蕴含的知识吸纳，转化为消费者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力量。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历史中蕴含和创造的优秀文化，是一座涵纳浩繁的精神宝库。红色文化是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先进文化结合的产物，具有其他文化不可比拟的历史体验的直接现实性。绝大多数红色文化资源具有影响面广、感召力强、生动具体、简明易懂等特点，具备发展成为产业的潜质和竞争力。通过进行市场开发和艺术创作，这些红色文化资源能够实现市场化，转化成群众乐于购买和消费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二）培育和发展红色文化产业有利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当今社会，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力结构的重要组成，成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现代性标志。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②有学者指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文化产业发展来实现和体现，而软实力主要是指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以及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在2016年3月公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目标。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培育和发展红色文化产业，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意义重大。红色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产业新兴业态，其规模的发展壮大、产品和服务形式的丰富多彩，必将有力充实文化产业整体规模，改变和优化文化产业结构，促进文化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特色化提升。 （三）培育与发展红色文化产业能够促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播扬践行 优秀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培育和弘扬优秀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既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优秀和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观构建的提倡者和领导者。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中，无数优秀的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前仆后继，艰苦奋斗，书写了历史发展的壮丽篇章，涌现出了杰出人物，培育了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精神品格。红色文化展现的是党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延续，是时代精神的体现。红色文化产业就是挖掘和利用这些精神性资源，开发出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这是红色文化产业推动和促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培育的本能条件和先天优势。所以，培育和发展红色文化产业，也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培育践行的要求。文化产业的消费过程，就是一种建构性的认同实践，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能使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对一个国家产生精神层面上的认同感。④因此，文化产业所提供的产品应该具有引导整个社会健康价值取向的精神追求，向世人显示中国人高尚的内心世界和优雅的精神趣味。⑤ （四）科技进步为红色文化产业培育与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本身就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科技的进步特别是网络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红色文化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快速融合发展，大众交往方式、宣传教育手段和方式发生较大变化，这种情况必将促进文化产业的调整和升级。新媒体以其趣味性、多样性、自主性等特点，为红色文化产业业态与形式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QQ群、微博、微信成为承载和传播红色文化的新型载体，这些新媒体既可通过技术介入增强互动，以新技术变革载体，增强红色文化辐射范围和教育效果，也能够以新技术打破空间限制。网络和大数据技术不仅能够拓展和革新传播方式，同样也促进红色文化资源实现个性化。网络资源的开放性，为红色文化资源共享搭建了更多阵地和平台，增加了受众对象自我教育的机会和条件。红色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和红色文化研究融合发展的产物，在社会基础、时代条件和特色优势等方面具有支撑产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本能资质，必将展现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二、红色文化产业培育与发展实践机制探索 培育与发展红色文化产业，在思想上提高对其必要性认识的同时，在行动上要从资源利用、资金支持、科技融合、运营管理等方面提出推进思路，进行创新实践，进而营造一个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外在环境，扶植产业自身形成内在的竞争素质。在此，需要探索四个方面的实践机制。 （一）红色文化资源挖掘利用机制 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需要注重发挥特色和优势。红色文化资源反映着党在不同革命阶段的历史精神风貌，既涵盖党组织发展历程中所积累的重要资料、重要遗址及纪念物等有形的物质资源，也包括实物所承载和传导的革命气概、民族精神等无形的非物质资源。挖掘利用这些资源，首先要对本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普查，再结合资源存在形式、发生年代、传播特点和影响程度，深入研究其特色和优势，形成独特文化品牌，这是红色文化产品在市场占领高地的前提。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需要进行深入的市场调研和分析。没有需求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产业的发展壮大。要注意从消费需求入手，充分了解和分析市场，掌握市场文化需求的方向。既要从宏观角度把握国家或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又要从微观角度掌握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消费习惯、消费动机和消费水平。同时，从中观察角度掌握红色文化资源与宏观及微观要求之间的契合度，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加以梳理和提炼，进而系统地谋划项目总体设计，有的放矢地发展红色文化产业。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需要不同类别资源的搭配和融合，突出优势和特色，但不等于不同产业形式的特色和优势的阻隔。如某一地区的红色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之间、红色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产业之间、红色文化产业的不同业态之间，可以有机融合，增强红色文化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在资源选择过程中，还要坚持用先进文化标准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过滤分析。 （二）红色文化产业投资融资机制 探索红色文化产业投融资模式，将大大促进红色文化产业的培育和发展。针对红色文化产业投资风险高、无形资产比例高的特点，应努力构建政府资金保证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投资机制。红色文化产业的特性，决定了社会资本必须主动承担起在创造文化产品经济价值的同时更加注重创造其社会价值。完善红色文化产业投资融资机制，需要多渠道、多方式化解投资风险，应建立区域文化产业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及企业信用担保基金，以参股、委托运作和提供风险补偿等方式支持担保机构设立与发展，通过再担保、联合担保以及担保与保险结合等方式，多渠道分散区域文化产业风险。⑥培育发展红色文化产业，必须建设支持产业发展金融平台，鼓励引导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促进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红色文化资源对接，也可与金融机构、各类企业共同开展重大项目投资，实现组团式的发展，有效化解投资风险。可与银行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同担的联动机制，通过组建担保公司进行信贷担保，探索无形资产作价抵押和实施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减少银行贷款的风险，鼓励更多信贷资金投向红色文化产业领域。完善红色文化产业的投资政策支持机制，可以参照借鉴文化产业其他业态发展初期扶持项目有关做法，建立专项资金，在红色文化产业项目培育初期，地方政府可依法将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税收中的地方政府留成部分，划出一定比例回馈产业项目，或由地方财政每年划拨一定补贴资金，重点扶持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红色文化与科技成果融合转化机制 “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杠杆，是文化产业形态演进发展的催化剂。”⑦红色文化是先进文化，是文化产业的新兴文化业态。红色文化的传承和传播离不开科技的发展进步，红色文化产业应是新科技成果重点应用领域之一。红色文化与科技成果实现融合转化，能够催生新的红色文化业态，延伸红色文化产业链。如运用声光电等新技术成果改造红色文化产品初级形式，可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虚拟现实空间的模拟，实现消费者与文化产品之间的互动。红色文化与科技成果实现融合转化，能够创造出红色文化产业新的消费终端。如将电子书、智能手机中植入红色文化宣传教育内容，这种文化终端就能够为红色文化产业所用。红色文化与科技成果实现融合转化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以数字化、信息化高新技术促进红色文化资源产业化。在文化产品的开发和制作上，积极运用高新技术，制作高质量文化精品，赢得产业品牌优势。以数字、网络等高新技术和现代传播方式改造红色文化产业的创意、生产、传播、销售的新模式，通过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促进红色文化数字化产业化模式。红色文化与科技成果实现融合，可以利用科技成果修复和整理老唱片、胶片电影等红色文化资源，再现红色文化经典音像，提高红色文化传播能力，繁荣红色文化产业。例如，2006年以来，中国电影资料馆实施的电影档案影片数字化修复工程已完成包括《开国大典》《平原游击队》等红色电影在内的5000多部影片的数字化转换。 （四）行业实体运营管理机制 有学者认为，文化产业优秀竞争力包括整体创新能力、市场拓展能力、成本控制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⑧其中，市场拓展能力是文化产业的优秀竞争力之一，包括实体经营模式、运营管理水平、营销策划能力和内部管理效率等方面。做好红色文化产业的运营管理，可以对照市场拓展能力的四个方向进行探索。在实体经营模式方面，红色文化企业大多是从事业单位转制而来，市场化意识和商业模式创新不够。而一些自发的中小民营文化公司，尽管部分地承担着红色文化产业实体的角色，但存在着体量小、竞争无序、品牌意识缺乏、内容同质化等劣势。支持红色文化企业实施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培育一批富有活力、实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是实现红色文化产业规模化经营的重要方向。在运营管理方面，要坚持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化运作，尊重市场经济主体的投资和经营意愿，鼓励采取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等方式，吸引有实力、有经验的企业合作，构建红色文化市场的良性运行体系。根据不同文化项目的特点，采取不同的运营模式。比如可以将项目委托给有经验的专业团队，由社会主体进行运营管理，以达到品牌拉动项目、项目促生品牌的双促效应。在营销策划方面，要积极运用现代市场营销策略，以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为优秀，组织专门团队做好如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调研策划工作，提高产业吸引力和影响力，打造出一批群众愿意购买、乐于分享、舒心消费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通过有效市场策划营销获得有效回报。在内部管理方面，要正确处理好调动企业职工积极性和强化管理的关系，严格落实管理责任，对红色文化产品生产销售进行规范化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建立、健全文化政策法规体系，加强对文化产业主体的市场行为监管和产品的内容监管。 结语 上述机制涉及红色文化产业发展方向性问题，是红色文化产业培育与发展实践的重要参鉴，此外还需有政策保障、产业规划、领导协调等机制与上述机制并进实施。当然，推动我国红色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还应总结借鉴国内外文化产业其他业态发展经验，处理好红色文化产业与红色文化事业的关系、作品真实性与创意性的关系、红色文化产业与文化产业其他形式的关系、红色文化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之间的关系，走出一条具体化、差异化、品牌化的中国红色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作者：周瑞辉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红色文化论文:红色文化研究现状思考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为了弘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源流的红色文化备受关注，其研究显得异常重要。本文以揭示红色文化的内涵为出发点，以澄清基本问题为优秀，以解析红色文化研究的现状为主线，探究红色文化价值传承的有效途径，以期推进红色文化研究的系统化。 【关键词】 红色文化；内涵；价值；大众化；思考 1.红色文化内涵的研究现状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以来，所谓的“红色文化”如星星之火迅速展开燎原之势，虽然“红色文化”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并被学者所研究，但是至今并没有对其进行一个权威且完整的定义，综合当前学者对红色文化的研究成果，对红色文化内涵的定义主要有一下几种结论。红色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典型特点即“红色”，而红色在中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意义，即代表喜庆、权威和勇气，用红色来比喻和象征一种革命文化，它是相对于“白”而言的。红色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面对白色恐怖的重重包围，领导红色区域红军与“白军”对垒，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产生的。国民党将红军、红色根据地、红色政权称之为“赤色”、“赤化”，而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起也以红色作为自己的象征色，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旗帜和方向。所以红色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红色寓意与社会历史实践的思想有机地整合后所形成的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有一些学者基于红色文化的形态，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来界定红色文化。物质层面的红色文化指客观存在的、有形的红色文化，如革命旧址、遗址、遗迹等；精神层面主要指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而制定的制度规范，如革命纲领、路线等，以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时代精神等。基于红色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又从广义和狭义来界定红色文化，广义的“红色文化”指的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中人们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方式和成果，狭义的“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和遗留的物质和在历史实践中凝结而成的观念意识形式。纵观以上观点，红色文化内涵的不同定义，包含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等，它们也都代表了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但是笔者认为诸多学者更多的只是站在某一个层面对其进行定位。笔者认为红色文化内涵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传承和创新。第二，红色文化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既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所创造和遗留的物质文化，也包括党在革命和建设历程中所表现的精神文化。 2.红色文化价值的研究现状 目前，虽然学术界也充分认识到红色文化的深远价值所在，并展开了相关研究，但是研究力量较为薄弱，研究成果不显著。当前对红色价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层面。首先，阐述了红色文化的教化、传承、凝聚、规范、导向和激励价值。具体来说：第一，红色文化具有潜在的精神教化效应，中国革命的历史事迹、革命旧址、革命者可歌可泣的精神内核等都是教育后人的最佳教材，在红色文化的感召下，呼唤着每个人内心对其的渴望，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并更好地践行到实践中去。第二，红色文化具有深远的文化传承价值，它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有助于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第三，红色文化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红色文化中所饱含的坚定理想与信念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形成了稳定的向心力。第四，红色文化具有普遍的规范价值，红色文化的实质是人格、德行的教育，有利于丰富教育内涵，起到很好的规范行为的作用。第五，红色文化具有重要的导向价值，在文化多元化的同时，弘扬文化主旋律是必须的，红色文化就是我们必须弘扬的文化主旋律，其自身承载着神圣的精神导向作用。第六，红色文化激励价值，红色文化催生奋进力量，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红色文化极好的激励教育作用。其次，阐述了红色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具体体现在：第一，红色文化政治价值，红色文化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的政治认同，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第二，红色文化经济价值，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支持。第三，红色文化文化价值，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先进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红色文化作为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留给广大人民群众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可有效抵制腐朽没落思想文化的侵袭，弘扬社会主义文化主旋律。第四，红色文化的社会价值，即影响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红色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弘扬社会主流文化，引导文化正确发展方向，以文化的潜在影响力唱响社会主旋律。红色文化的价值研究都很全面，也很系统，但就目前研究态势，研究重心更多的集中于红色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价值。红色文化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高扬其文化价值是适得其所。由于红色文化本身渗透着强烈的政治气息，肩负着党的红色使命，无疑在当前中国文化多元化进程中更多的被赋予了政治形态的价值。又鉴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遗留下的宝贵的红色物质财富，其本身所具有的经济价值，从而发展成为红色旅游和红色产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综合观之，国内关于红色文化的社会价值的研究和重视程度有待商榷，如果红色文化过分的强调其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而忽视社会价值，最终红色价值的最大化就会大打折扣，反而会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抵触情绪。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最终都需要回归社会，为社会的发展而服务，所以关于红色文化的价值的研究应该更多的向文化价值倾斜。 3.红色文化内涵与价值研究的思考 综合国内外关于红色文化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目前有关红色文化的研究时热时冷，持续性和系统性不足；其次，有关红色文化的研究还存在部分薄弱环节，与红色文化价值的发挥与传承不相称；第三，由于红色文化自身时代性特点，国内相关直接研究出现较晚，尚未构成红色文化理论体系，对于红色文化内涵的官方定义、红色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联系与区别、红色文化的地位何在及红色文化如何有效的发挥其效用并实现其大众化未能形成系统研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学术界自1921年开始陆陆续续关注红色文化的相关研究，但更多的依赖于国家政治导向，红色文化研究总体上还需要系统深化和拓展。我们深知，红色文化有助于广大人民群众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树立正确价值导向。弘扬红色文化在帮助我们了解红色岁月，保留红色记忆的同时，还能够为我们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生动的历史教材，能够在人们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的今天树立起正确的舆论导向，增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教育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因此我们我们必须将红色文化放在突出重要位置，理应注重红色文化的传承，运用各种传播方法，将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精神深植于人们心底，自觉以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并向下一代纵向交接，从而实现红色文化的生生不息。但是，在红色文化的传承过程中，过多的依赖政治宣传作用，使广大人民群众被动的接受，并非万全之策，我们应该以政治宣传为主导，先在先进分子中传播，进而实现大众化。借助新媒体，采集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现实的真实案例，扩大其积极的正面效应，最终服务于大众。而且我们也知道红色文化并不能自己走向大众，也不可能直接的吸引大众，这就需要我们以创新手段，扩大红色文化的宣传，将红色文化浸润到每个群众的心田，从内心深入去接纳和行动，这才是红色文化价值得以实现的良好状态。 总结 总而言之，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凝聚升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红色文化都是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加强红色文化建设有助于社会时代价值的提升，表现在有利于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和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 作者：夏春花 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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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论文:政治社会化思想政治论文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化功能之“机理”机理 是指为实现某一特定功能，一定的系统结构中各要素的内在工作方式以及诸要素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运行规则和原理。要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实现的机理，我们必须要探究这一过程中涉及到的各个要素及其工作环节。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生态结构 我们借助生态学的方法，从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去研究与其政治社会化功能相关的因素及其相互联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包括人的因素、环境因素、思想因素的各个方面，他们共同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生态系统。首先，是人的因素。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所涉及的人有：一是政策和课程的制定者，他们属于政治社会生态中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属于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负责制定课程标准和计划，选择课程内容，将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知识化、教材化、课程化；二是课程的实施者，即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他们在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将课程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和语言体系，他们是政治体系中的中坚环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实施的具体执行者；三是课程的受教者，即大学生，他们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具体对象。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受教者并不是被动的接受“教化”，而是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客体。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具体实践，依赖于受教者对政治价值的主体性选择和构建。其次，是环境的因素。按照在政治生态中影响的范围划分，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宏观环境，是指影响个体思想行为的社会环境或国际环境，即国内国际“大环境”，宏观环境中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复杂体；中观环境介于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语境中，中观环境是“影响具体个人思想行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阶段与其重要背景，包括人们必然经历的家庭、同辈人团体、学校、企业等因素和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广泛影响的大众传媒、国际互联网等因素”。微观环境又称小环境，是和人的思想行为直接相关的局部环境因素，或者说是受教育主体的教育教学环境，也包括受教者自身内部的小环境。要说明的是，这三个环境层面划分也只是相对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社会化功能的过程中，都对功能实施的过程产生影响，而且是一种综合性的、系统化的影响。再次，是思想性的因素。即政治社会化这一过程所要“传递”的具体的政治信息和价值观，也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优秀价值。这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优秀因素，也是“链接”各类主体、贯穿各个层面环境的“主线”。按照生态学的观点，我们只能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态体系做相对的描述，一个人思想行为是受到多方面影响的。具体到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这一过程，也不仅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种影响因素，还受到其他课程、其他场域的影响，这些影响系统地、动态地对大学生个体的思想行为产生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也和其他的社会生态系统相互影响。这些社会生态系统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政治社会生态系统，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环节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其最终目标是让大学生们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即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进行政治社会化。这种“应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步骤和过程。从过程上看，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实现分为：功能预设、功能输入、功能转化、功能输出、功能反馈等五个相互衔接、相互统一的环节。第一步骤是功能预设环节。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受教育者的社会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更是以课程化、体系化的形式向大学生正面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教育，对大学生实施直接的影响。而对于课程开设的意义阐述、目标设定、计划制定、内容选择以及实施方案的规定，体现的是作为部级课程明确的计划性和预设性。这一环节预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的、内容和实施步骤。是其社会化功能实现的始端。第二步骤是功能输入环节。即把预设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功能，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创造性“再生”，按照课程的要求，融入到教学体系和教学环节中，使受大学生们在教学环境中进行社会化，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价值渗透。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不会自然而然的实现，必须经过这一环节，由施教者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创生环境”、“感情渲染”、“价值彰显”。第三步骤是功能转化环节。即大学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转化为自身思想体系的的“构建”过程。一般来说输入和转化是紧密联系的，有时候几乎是同时进行，但这两个环节并不等同，输入是转化的前提，转化是输入的升华，是受教者思想体系的解构和重构。通过这一环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实现了由课程载体到个体载体的转换。当然，这种“转换”的程度和效果必须遵循受教者思想政治素质形成规律，受到接受者思想政治素质结构、接受能力、情感倾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第四步骤是功能输出环节。即大学生按照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价值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开展行为实践，使课程的功能、价值得到外显性的体现。也就是说，大学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并将这种要求转化为自己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并自觉的应用到实践中。如果说转化环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内化”，那么输出环节就是这一功能的“外显”。第五个步骤是反馈环节。大学生思想的提升，行为的改变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化目标，但其社会化过程还没有完全结束。课程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的被接受的程度、效果还要经过检验，并通过反馈环节反馈给前面的几个环节，并对前面几个环节进行调整和修正，以便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更好的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通过以上环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从课程载体到个体载体，从社会意识到个体意识，从思想形态到实践形态的转变，完成了其政治社会化实现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既是“教———学———知———行”的循环往返的过程，也是从“应然”经历“实然”到“必然”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机制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进一步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治社会化功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项本质的内在属性，它的实现也必须依托一系列的机制。政治社会化的最终目标是学生政治人格的形成，从这个角度看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依托以下几种机制：首先，是政治生态环境的优化机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生态系统处于整个社会政治生态系统中，受到社会政治生态系统其它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般来说，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社会化功能的发挥，反之就会限制、消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和价值。因此，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政治生态环境的的优化是其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当前，政治生态环境的优化机制包含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党的政治文明建设。即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建设，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推进。用时代化、大众化的语言解读马克思主义，增强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感；三是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系统化的建设。用机制、体制的改革，切实落实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从思想到实际的重视。具体实施过程中，高校要不断改革教学方法，重视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真正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其次，是政治文化传承机制。课程是一种专门化、具体化的知识结合体，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形式，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因子。按照阿尔蒙德的说法，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维护和传承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目的，政治社会化是传播政治文化的有效手段。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知识化、课程化的具体体现，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要素。而课程实施的过程就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传承过程，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原理等政治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是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始端，也是政治人格形成的基础和前提。课程化的政治文化传承机制，必须将文化传承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课程的特点相结合，按照“理论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思想体系”的路径，实现政治文化的传承。再次，是政治态度培育机制。政治态度是指个人对于政治系统中各种角色、政治系统中的输入输出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三种要素的相互冲突也就形成了政治态度的不同层次，态度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模仿或服从、同化与内化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社会化程度。模仿和服从是一种表层的政治社会化，是一种被动接受；同化是一种态度认可和情感倾向，是一种中层次的政治社会化；内化是一种价值认可和信仰的形成，是最高层次的政治社会化。 三、总结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如何彰显、教师本身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程度、理论功底和教学水平，学生自身的知识水平和接受水平都对学生政治态度的形成产生影响，这也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实现。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要遵循政治态度的形成规律，科学合理地选择教学内容；教学中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根据学生特点使用教学方法，增加教学实效性。使学生完成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思考，从知识接受到价值认同，从价值认同到信仰形成的政治态度改变过程。最后，是政治行为的实现机制。从接受政治知识到政治态度改变，只是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还在于设定的教育意图和价值指向在受教育者行为实践上的体现。思想政治教育来源于实践，最终目的要服务于实践，回归到教育者的行为实践中。学生能否积极政治参与政治实践及参与政治实践的能力是检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成效的关键，也是检验其政治社会化功能实现效果的标准。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社会化功能实现的体系中，政治行为实现机制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机制。它是大学生按照思想政治理论课所要求的价值指向，自觉地、主动地开展行为实践的保障。包括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自觉地参与政治实践，提升自己政治技能的制度和体系。因此，必须营造氛围、创设平台、开拓途径，积极鼓励大学生参与政治实践，提升政治技能。 作者：彭海单位：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思想政治论文:离退休人员思想政治论文 一新形势下做好离退休人员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分析 1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情感 企业日常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线人员与老同志接触最多，倾听他们的心声的机会也最多，他们凭借面对面的谈心和交流这种最常见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有效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对及时掌握离退休人员的思想动态至关重要。离退休人员由于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刚刚下来，难免不同程度地存在失落感和自卑感。所以，工作人员应该从心理上去关怀老同志，对待他们要充分表现出耐心和理解，讲究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认真听取他们的建议和要求，把握他们的思想脉搏，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对于他们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要耐心细致地讲解，正面引导，通过经常性的心理疏导和精神慰藉，帮助他们消除心理上的不良情绪，使他们心情舒畅地安度晚年。 2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 首先，加强与离退休人员的沟通联系。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经常和退休老同志接触，畅通他们建言献策的渠道和方式，积极引导离退休人员关心企业的建设和发展。其次，定期组织老同志参观考察本地企业的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等情况，使他们可以亲身体验到我党政策带来的新变化和新气象，从而就加深对我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再次，定期组织座谈会。借助座谈会这一平台，引导老同志敞开思想，通过思想上的交流明辨是非，有助于我们及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理清今后的工作思路，确定工作重点。最后，从心理上关怀。老同志由于退休后的失落感会不同程度地出现孤独、焦虑的问题。我们通过组织开展他们喜闻乐见的活动，可以有效消除心理上和解决精神上的相关问题。 3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 我们要不断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活动内容，提高活动文化品味，积极调动老同志的参与热情，依靠老年活动室、老年大学等文化阵地，组织老同志的理论学习、讲座和文体活动。通过书法大赛、摄影展、文艺演出等老同志喜闻乐见的方式，集娱乐性、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于一身，寓教于乐，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问题活动中，用先进的文化思想占领他们业余文化阵地，使他们开阔眼界，通过更多的渠道汲取精神食粮，潜移默化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 4思想政治工作应与时俱进 注重解决实际问题随着企业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化，相继出台的改革措施通常会触及到离退休人员的切身利益，导致部分职工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想法，思想上出现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要深入宣传党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使离退休人员正确认识当前的大局和形势，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现实，设身处地、实事求是地分析老同志生活待遇方面存在的问题，全心全意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这样才能使离退休人员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单位出现利益分配改革时，不要忘记离退休人员这类特殊的群体，坚持老同志生活待遇从优的原则。并按时发放生活慰问金，定期组织健康体检，开展座谈会等。日常工作中，应多与离退休人员进行思想上的沟通交流，力争做到患病慰问、重大节日家访、高龄人员生日祝福等，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知道他们想什么，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困难。当家里遇到困难时，我们要积极伸出援助之手，家庭出现纠纷时，主动出面解决。通过有的放矢的思想政治工作，细化工作和内容，加强沟通取得他们的信任，增加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同时，我们还要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机制和激励机制，创新发展，建立正常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档案。对每一个历史阶段，出现的问题，都要有记录、有存档，做到心中有数，时刻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权。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措施改进，可以有效加强新形势下离退休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样不仅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作者：王莉单位：包头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思想政治论文:离退休职工思想政治论文 1强化“有形”教育，加大思想政治工作的实在性 为了改善和提供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必须以创新观念强化实在的有形教育。因为，离退休职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经受过党的多年教育，具有一定的工作和社会阅历，其政治素质和思想素质较好，这就决定了要做好离退休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采取扎实灵活有效的方法，切忌空洞的说教。应该寓教于乐，润物无声。一是寓于学习之中。一方面要营造终身学习的氛围，通过现代科学知识、心理健康教育，帮助他们更新观念、开阔视野。另一方面要通过形式报告、专题讲座、知识辅导，解答他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二是寓于文化活动之中。不断加强文化阵地建设，以老干部活动中心、退休职工活动室、老年大学等为依托阵地，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科学健康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三是寓于日常的沟通之中。通过交流沟通，解决思想问题，化解现实矛盾，是消除思想障碍的有效途径。因此，做离退休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深入浅出、细致入微，切实把党和国家的温暖送到老同志的心坎上。四是寓于发挥老同志的作用之中。在做离退休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时，要发挥老同志的积极主动性，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着眼点，充分发挥老同志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智力优势，鼓励他们发挥余热，投身关注社会、关注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并关心下一代工作和参与和谐社会建设，使余热飘香。五是寓于解决实际问题之中。要从老同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不仅要关心他们的冷暖痛痒，更要注重他们的思想人格，并尊重他们的一些习惯。总之，在做离退休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时，要点面结合，平面与立体结合，以具体的、平实的、感性的工作，使老同志始终有亲切感。 2注重“有情”投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凝聚力 人常说“人美没有工具美”，工作方式方法决定工作效果，因此，做离退休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增加“感情投入”。只有在工作中用真情打动，带着感情去同他们进行沟通，才能赢得人心，稳定人心；只有置身于老同志中间，通过换位思考再做人的思想工作，就能够更加入情入理，更显亲和力。养老、医疗、住房、子女、婚姻、保障等等，这些都是关系到老同志切身利益问题，直接影响老同志的思想情绪问题和生活态度。因此，要做好离退休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就要及时地去发现、关心和帮助离退休老同志，真正为他们排忧解难。在我国当前依法治国的前提下，依法维护离退休老同志的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对于他们提出的难点、热点问题，不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满腔热情地主动关心，认真解决。有些问题暂时解决不了，或是条件不成熟，或是超出自己工作范围，也要向老同志解释清楚，并向上级领导或者有关方面进行反映。在做思想政治工作中，要把一些大道理变为通俗易懂的生活用语，使离退休老同志感到平实亲切，从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力。 3总结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牢牢把握这条生命线，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富民强国，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刘福玲单位：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究院 思想政治论文:企业管理思想政治论文 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现状 第一，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困难重重。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开展中，很多员工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并且在关注本职工作的同时，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整体配合度较低，思想政治工作的落实缺乏一个良好的执行环境。部分基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存在着断档，偶尔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仅仅以应付检查和完成任务为目的，企业的管理者缺乏足够的重视，并且相关投入不足，很多工作难以得到有效的落实和执行。第二，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形式过于单一。在基层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现阶段大多数企业的开展形式相对单一，并且推行统一化的管理方式，缺乏足够的人性化特点。很多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执行，都是统一对员工进行召集，集中开展相关教育工作，教育过程过于死板，整体工作开展效果欠佳。现阶段的职工队伍，其思想观念也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单一的思政工作形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成效。第三，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日常管理工作联系不紧密。一些政工干部不懂企业主要业务工作，不敢管，也不善管，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与时俱进，不能结合现阶段员工特点去开展，办法措施还是“老一套”，没有新路子。一些管理人员兼职做思想政治工作，其本人归口行政管理，工作没有主动性，使得基层党组织纪律松懈，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从而造成工作不到位，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缺乏活力。 二优化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第一，加强宣传，提高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也要结合有效的宣传手段，提高企业管理者和基层员工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水平。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需要广大员工高度重视，并且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必要性。在企业日常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要定期召开相关集中会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车流量的增加，高速公路运营管理企业员工的日常工作压力逐年增大，各项繁忙的工作使得员工的时间十分紧张。集中会议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对员工时间的占用，并且更好地达成员工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共识。基层员工在第一线工作，其自身具有足够的发言权，企业管理者要对员工的反馈予以高度重视，并且将宣传工作深入到基层当中。第二，创新工作形式，丰富教育内容。针对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相对单一和枯燥的情况，我们要保持正确、清晰的认识，并且做好有效的调整。以往教育内容较为单一，照本宣科地开展工作，容易产生形式主义的问题，不利于整体工作的有效开展。目前企业80后、90后职工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针对职工队伍逐渐产生的思想多样性、独立性以及差异性等方向的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也要不断创新。思政工作的开展可以采用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例如举办讲座、交流活动、文艺演出、演讲征文等方式，在丰富员工文化生活的同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代社会生活工作节奏不断加快，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也要关注职工的内心世界的变化，通过在相关活动中增加一些心理健康培训，多关注职工家庭、婚恋等方面存在的难题，可以让员工更好地舒缓心理压力，完善职工人格，让职工更好地适应压力。第三，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面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相关目标，要不断提高其工作开展的针对性，从而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效果。在相关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要合理制定工作内容，宏观地对企业员工的思想走向进行把握控制。在落实相关工作时，要结合不同员工的不同特点、年龄、工作环境、经历等采取不同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也要良好地调和大道理和小道理之间的关系，保证工作的原则性。另外，可以定期组织与实际生产密切相关的活动，提高职工的遵章守纪意识，更好地提高道德建设水平。如陕西交通集团每年组织开展的“文明我先行，服务我更优”活动，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既增强了一线职工的责任意识，又树立了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第四，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性化开展。企业的发展是广大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要本着人性化的理念来开展相关工作。以人为本地将企业的利益与员工的利益有效结合和兼顾，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共同发展，尊重员工的基本权力，保障员工的各项福利待遇，为员工解决后顾之忧，从而让员工更好地理解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初衷，真正地全身心投入到基层工作当中。人性化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还要求企业管理者积极践行群众路线，多深入到员工队伍当中倾听员工诉求，协调员工解决实际困难，为员工规划良好的发展平台，让员工实现不断的成长和进步，也有利于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从而推进企业健康和谐发展。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基层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中，要针对当前工作中的阻碍和困难进行克服，采取有效的优化措施，结合基层企业的实际工作开展特点，提高全体员工的思想觉悟，以人为本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在岗员工的职业道德修养。只有全面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更好地保证企业发展方向的正确性，让企业实现更加长效的发展。 作者：孙春草单位：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西长分公司 思想政治论文:生活化教学思想政治论文 一、创设适合生活的教学情境 教学情境就是一种在生活背景下的情境化教学，其目的就是在学习内容与学生生活间建立具体联系，使知识点能够较快地纳入学生原有的知识体系，使学生能把知识点理解透彻。而以往的思想政治课教学，多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学生更多地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来记住知识点，而并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正如美国教育家杜威批评的：这好比是“在岸上做动作教儿童游泳”。学生缺少真实体验，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不信，知而不行”，使得学生习得的知识也只不过是空洞的理论而已。因此，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将知识点弄懂弄透之后并熟记在心是新课改背景下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所要达到的目标。所以，按照生活化教学理念的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创设适合生活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自主活动中体验和感受。具体做法总结为以下两点。 （一）实验法 人们一般认为实验是中学理化科教学中的专利，人文学科一般很少涉及课堂实验。这样理解实验就过于狭隘了。实验是对人类社会活动中某一领域的探究，是对真理的追寻，完全可以在中学思想政治课上使用。如在讲授高中政治教材《哲学与生活》中的内外因时，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一起做实验：取等量的水和油同时加热，发现水比油先沸腾。然后，教师可让学生边观察边体会及思考其中蕴含的道理，从而得出结论水和油这两种物体的沸点不同，进而联系所学知识点，总结出内外因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与内外因之间的关系：“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二）情境再现法 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师可通过形象化语言描绘、探究性问题设置、具体教育活动的组织及多媒体教学手段等创设最佳教学情境，把生活情境和教学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生活和课堂融为一体，用生活情境再现教学内容，营建生动活泼的课堂气氛。例如，在讲授初中思想品德课本上关于法律法规的内容时，如果仅是通过语言向学生灌输不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往往会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而如果让学生用表演小品的形式或教师利用幻灯片的形式将青少年违法现象和违法后的忏悔录进行再现，这样不用教师说教，学生的头脑中自然而然就会接受教育，在实际生活中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 二、制作取材于生活的教学课件 众所周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怎样能干的媳妇，没有米也是做不出饭的。制作课件同样是这个道理，没有充分、生动和质地优良的材料，只有在技术上兜圈子，翻花样，是不行的。而这些材料的应用不但要求教师要对教材进行仔细的分析和研究，还要在掌握生活素材的基础之上结合所要讲的知识点，准确地选取和恰当地运用。课件集声音、图片、视频、动画等内容为一体，但课件不应当是用图片和文字“拼接”出来的，用音乐和动作按钮“堆砌”出来的，而应当是内容与形式、图片与文字相互渗透的统一体，这样做出来的课件才真实、自然。课件制作中的“有米可炊”单靠在生活中观察、搜寻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勤于积累。教师必须广泛阅读，在网上浏览时事信息，收集可以在讲课中用得到的或是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图片和影音资料，实实在在地下一点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细工夫，才能在课件制作时信手拈来。例如，在讲授高中政治教材《经济生活》中的“恩格尔系数”这一知识点时，为了让学生深刻理解恩格尔系数与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从网上搜集了有关资料，并制作了“1998年到2008年我国城镇消费结构变化的走势图”，不仅形象直观反映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的状况，而且丰富了教学内容，拓宽了学生视野。又如，讲授“消费心理面面观”时，我出示了几张生活中常见的消费现象的漫画，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发了学生的思考。 三、开发生活化的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通俗地说，是指一切可以帮助学生达成学习目标的物化了的显性的或隐性的、可以为学生的学习服务的教学组成要素。这包括教材、社会生活、录像、图书、网络、小品相声、时政资料、电视广告等等。这里，我们以社会生活、网络、电视广告三种教学资源为主来谈一谈如何开发生活化的教学资源，如何将这些教学资源应用于教学实践。 （一）社会生活 走进社会生活是构建“生活化课堂”的延续。传统的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一般只局限于书本和教室。但随着教学生活化理念的提倡，教师有必要为学生拓宽学习的空间，增加学生实践的机会。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让学生走进社会，开展参观访问、赴敬老院献爱心、研究性学习等有意义的活动，把政治课置于社会生活实践当中，为学生打开了了解社会的窗户，丰富了学生的生活体验，让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生活中处处有思想政治，生活中时时有思想政治。 （二）网络资源 网络技术的发展、因特网的出现，为人类提供了最为广泛的教学资源。与旧教材相比，新课程中思想政治教材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可读性大大增强，也缩小了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形势每日都在变，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也不断更新，这就要求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充实新的素材。网上资源时效性强，正是我们思想政治教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库。 （三）广告资源 借助广告，可以帮助学生深入浅出地领会基础知识，理解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不管商业广告还是公益广告，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实状况，蕴涵着一定的思想政治课的观点。如联想电脑的广告“每一年，每一天，我们都在进步”体现了事物总是变化发展。又如，力波啤酒的广告“力波啤酒，的确与众不同”体现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再如，农夫山泉矿泉水的广告“农夫山泉，有点甜”体现了意识来源于物质。最后，着重需要说明的是，思想政治课教学跟其他学科不一样，其素质的提高不是指个人技术能力的提高，而是指政治态度和思想水平的提高。所以，最不可忽视的一面是以身施教。从这个角度讲，学校应当建立联动机制，把“生活化”教学活动扩展到其他学科的教师，尤其是学校领导中去，形成“所有教师都是政治教师”，不能让每一个教师的不良素质影响到学生，并使教学活动成为检验整体师生思想、道德、行为的一种实践活动。这样就能让课内课外无处不是教学，还能创造素质教育的大环境，促进学校政治思想素质教育得到整体发展。而这才是“生活化”教学最本质的体现。 作者：杨梅单位：重庆市南州中学 思想政治论文:课堂教学下思想政治论文 一、传统标准化监测评价 有些受传统评价活动影响很深的人常常振振有词地说：“既然传统的标准化检测适合于我，那么，也将适合我现在的学生。”这种说法是令人深思的。传统标准化检测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传统的标准化监测大都倾向于为了达到某种评价的检测结果而教，强调知识的机械记忆能力，却忽视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不能准确地测量学生的知识、能力以及兴趣的广度和深度。现在有一些教师以自己优异的检测成绩而自豪。但是，如果仔细检查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老教师的课堂更为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关注学生的参与性，并且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能够做出正确的评价。在政治课堂上，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不应仅仅是对与错，要指出学生进步的地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一些教师认为，课堂教学评价中对孩子的能力的评价是有效的，那么，如果一个教师强调学生的实际应用、解决问题、分析分体的综合能力，那么检测本身就应该设有计划，准确的评价需要真实的测量方法，而不是一系列标准化的数字。时代已经变了，就拿我们政治课堂教学来说，课堂上我们不能只让学生背内容，还要让学生会用，要让学生能用学过的政治知识来理解视实问题。另外，教师也要结合一些实际发生的案例让学生进行独立分析，给学生自学的机会和时间，再对学生进行适时恰当的评价，让学生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 二、改进课堂教学评价，实现课堂教学的高效性 教师应该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习方法、学习能力等方面进行重点的关注，改进测评手段。学生的学习成绩不是只有试卷才能体现。现在的试卷有很多已经不适合素质教育的要求了，有些甚至超纲更严重了，考察机械记忆力的题太多，忽略学生的能力发展需求，不能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检测。所以，我们在设计方面要增加智力测验、人格测验、创造力测验等内容，或者以谈话、问卷等方式进行动态评价。教师应该充分认识教学评价的目的就是为了改进课堂教学，其最终目的是检测课堂教学能否达到素质教育的各项目标要求。而评价标准、评价过程和评价结果的分析反馈是评价工作中体现其方向性的优秀内容。教师还应该注意到，评价的方向应该对课堂教学具有直接的导向作用，评价应在素质教育对课堂教学各项要求的指导下，充分肯定课堂教学中的先进经验，从而促进课堂教学向着规范性的方向发展。评价标准要符合课堂教学的要求，符合课堂教学客观实际的要求，以搜集全面、准确、真实的信息资料为基础。 三、总结 总之，教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而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教师不能将简单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目的，而应成为学生学习的激发者、辅导者以及各种能力和积极个性的培养着，要把教学的重心放在如何育人和促进学生的“学”上，建立健全的教学评价体系，以适应素质教育的需求。‘ 作者：孔建敏单位：河北省邢台县晏家屯中学 思想政治论文:我国高校安全教育思想政治论文 1高校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1.1高校安全教育是依法治校、构建和谐校园的时代要求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治国方针，而在教育管理中，依法治校则是治国方针的具体实践，它既满足转型阶段高校教育管理的客观需求，同时也符合法治社会所提倡的高校管理的内在要求。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不断推进，党和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大学生安全教育问题的严重性。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使得高校安全教育与社会法制接轨，其中有《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试行)》、《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等，在这些法律法规中，针对高校的权利义务给出了明确规定。 1.2高校安全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必然要求 安全教育关系到学生的未来，所以，高校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同时也要注重学生健康人格和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将安全教育作为一门教学必修课。实际上人的肢体行为由人的意识、价值观控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律、道德的约束，而且与个人的成长环境有关联，它取决于个人文化素质的高低，从侧面反映出人的行为品质。如果大学生没有形成良好的安全文化修养，那么他们就会在人格上或多或少产生缺陷，产生不健全的人格。目前高校的主要任务是要加强大学生的安全文化素养，全面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加强大学生的安全教育是教学的首要任务，也是高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必要要求。 1.3高校安全教育是维护学校稳定的现实需要 由于高校教育观念、办学理念的改变，使得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学校占地面积跟着扩展，形成多层次、多结构的办学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高校的安全会对教师员工的生命安全、科研和周边生存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直接决定了学校教学的好坏，关系到其今后的生存和发展。在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只有不断发展才能凸显自己的地位，而发展则需要有稳定的教学环境。所以，高校必须加大安全教育教学力度，提高师生的防患意识，做到有保护自己的能力，避免发生某些意外事故对人员的伤害，进而为师生提供安全的教学环境，有助于高校更好更快地发展。 2当前我国高校安全教育的问题分析 2.1高校普遍忽视了对学生的安全教育 一方面，在现阶段安全教育并未真正受到高校的重视，对安全教育主要采用传统的专业知识讲授，高校的安全教育意识还不够高，校园安全管理制度还不完善，具体体现在安全设备投入量少，例如照明灯、应急设备的缺乏等，高校的保卫工作只是走形式，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教师和学生没有接受安全教育，使得整体人员都缺乏安全意识，目前国内大学校园意外事故时有发生，这说明高校的安全工作没有做好，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很不利。 2.2现有安全教育的可操作性不足 由于大部分高校忽视了安全健康教育的严重性，使得校园事件屡屡发生，既不利于校园构建良好的学习环境，也不利于学生个人的综合素质发展。外加当前安全教育的实践性不够强，导致有不少女大学生认为，学校现在开展的安全教育课程不够用，很多课程都缺乏实际应用时的具体操作。 2.3高校安全教育内容跟不上社会的发展 最近几年我国在计算机网络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网络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潜在的安全隐患。其一是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电脑传播病毒，窃取他人的聊天记录进行网络诈骗；其二是某些思想偏激的人通过网络宣传一些不健康、邪恶的消息，无形中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一种伤害。传统的安全教育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代社会的安全教育要求，不适合现代安全教育的教学，无法达到安全教育应有的效果。 3加强我国高校安全教育的对策措施 3.1高校要提高对安全教育的重视力度 第一点，高校首先要重视安全教育，并将安全教育工作加入教学计划当中，增强校园安全巡查力度，提供更多的必要安全设施（消防器、监控摄像等），同时还要提高学校保卫处的防患意识，为学生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校园生活环境。第二点是要增加安全教育课程，加强安全教育教师队伍的建设，并聘请专业的教职人员辅助教学，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将安全教育列为本校的必修课程，开展多种教学方式，积极鼓励学生们的参与，全面提高学生的安全防患意识。 3.2高校要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安全教育 层出不穷的校园安全事件给高校敲醒了警钟，学生的心理出现问题不仅不利于自身发展，还危及了他人的生命安全，不利于安全舒适校园的构建。社会的快速发展给年轻人带来各种各样的压力，不堪重负的学生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走入生活误区。所以，高校必须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安全教育。 3.3高校的安全教育内容和方式要满足时代的发展和要求 由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无线网络已经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学校和家庭逐渐被网络覆盖，极大便利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高校应该紧跟时代步伐，在不同阶段开展不同的安全教育，例如在上述情况中则应该对学生开展网络安全教育，多宣传网络安全知识，让学生有较高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 4结语 衡量一所高校的教学水平与安全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分不开，只有当大学生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时，才能更好的开展思想教学教育。所以高校必须增大安全教育力度，将安全教育作为本校的教学课程纳入到教学大纲中，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防患意识，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让他们能够以更好地状态迎接未来的挑战。 作者：王晓利段静褚丽红单位：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处辽宁医学院畜牧兽医学院辽宁医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论文:高校安全教育思想政治论文 1高校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1.1高校安全教育是依法治校、构建和谐校园的时代要求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治国方针，而在教育管理中，依法治校则是治国方针的具体实践，它既满足转型阶段高校教育管理的客观需求，同时也符合法治社会所提倡的高校管理的内在要求。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不断推进，党和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大学生安全教育问题的严重性。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使得高校安全教育与社会法制接轨，其中有《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试行)》、《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等，在这些法律法规中，针对高校的权利义务给出了明确规定。 1.2高校安全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必然要求 安全教育关系到学生的未来，所以，高校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同时也要注重学生健康人格和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将安全教育作为一门教学必修课。实际上人的肢体行为由人的意识、价值观控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律、道德的约束，而且与个人的成长环境有关联，它取决于个人文化素质的高低，从侧面反映出人的行为品质。如果大学生没有形成良好的安全文化修养，那么他们就会在人格上或多或少产生缺陷，产生不健全的人格。目前高校的主要任务是要加强大学生的安全文化素养，全面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加强大学生的安全教育是教学的首要任务，也是高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必要要求。 1.3高校安全教育是维护学校稳定的现实需要 由于高校教育观念、办学理念的改变，使得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学校占地面积跟着扩展，形成多层次、多结构的办学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高校的安全会对教师员工的生命安全、科研和周边生存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直接决定了学校教学的好坏，关系到其今后的生存和发展。在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只有不断发展才能凸显自己的地位，而发展则需要有稳定的教学环境。所以，高校必须加大安全教育教学力度，提高师生的防患意识，做到有保护自己的能力，避免发生某些意外事故对人员的伤害，进而为师生提供安全的教学环境，有助于高校更好更快地发展。 2当前我国高校安全教育的问题分析 2.1高校普遍忽视了对学生的安全教育 一方面，在现阶段安全教育并未真正受到高校的重视，对安全教育主要采用传统的专业知识讲授，高校的安全教育意识还不够高，校园安全管理制度还不完善，具体体现在安全设备投入量少，例如照明灯、应急设备的缺乏等，高校的保卫工作只是走形式，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教师和学生没有接受安全教育，使得整体人员都缺乏安全意识，目前国内大学校园意外事故时有发生，这说明高校的安全工作没有做好，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很不利。 2.2现有安全教育的可操作性不足 由于大部分高校忽视了安全健康教育的严重性，使得校园事件屡屡发生，既不利于校园构建良好的学习环境，也不利于学生个人的综合素质发展。外加当前安全教育的实践性不够强，导致有不少女大学生认为，学校现在开展的安全教育课程不够用，很多课程都缺乏实际应用时的具体操作。 2.3高校安全教育内容跟不上社会的发展 最近几年我国在计算机网络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网络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潜在的安全隐患。其一是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电脑传播病毒，窃取他人的聊天记录进行网络诈骗；其二是某些思想偏激的人通过网络宣传一些不健康、邪恶的消息，无形中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一种伤害。传统的安全教育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代社会的安全教育要求，不适合现代安全教育的教学，无法达到安全教育应有的效果。 3加强我国高校安全教育的对策措施 3.1高校要提高对安全教育的重视力度 第一点，高校首先要重视安全教育，并将安全教育工作加入教学计划当中，增强校园安全巡查力度，提供更多的必要安全设施（消防器、监控摄像等），同时还要提高学校保卫处的防患意识，为学生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校园生活环境。第二点是要增加安全教育课程，加强安全教育教师队伍的建设，并聘请专业的教职人员辅助教学，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将安全教育列为本校的必修课程，开展多种教学方式，积极鼓励学生们的参与，全面提高学生的安全防患意识。 3.2高校要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安全教育 层出不穷的校园安全事件给高校敲醒了警钟，学生的心理出现问题不仅不利于自身发展，还危及了他人的生命安全，不利于安全舒适校园的构建。社会的快速发展给年轻人带来各种各样的压力，不堪重负的学生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走入生活误区。所以，高校必须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安全教育。 3.3高校的安全教育内容和方式要满足时代的发展和要求 由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无线网络已经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学校和家庭逐渐被网络覆盖，极大便利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高校应该紧跟时代步伐，在不同阶段开展不同的安全教育，例如在上述情况中则应该对学生开展网络安全教育，多宣传网络安全知识，让学生有较高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 4结语 衡量一所高校的教学水平与安全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分不开，只有当大学生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时，才能更好的开展思想教学教育。所以高校必须增大安全教育力度，将安全教育作为本校的教学课程纳入到教学大纲中，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防患意识，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让他们能够以更好地状态迎接未来的挑战。 作者：王晓利段静褚丽红单位：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处辽宁医学院畜牧兽医学院辽宁医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论文:五课结合思想政治论文 一、“五课结合”说课模式 的构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现代教育理论，把握辩证主义认识规律和现代教育规律，结合教育教学实践经验，在常见说课形式基础上，我们对其进行拓展和延伸，进而构建出“五课结合”说课模式。其基本程序包括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说课教师对教学大纲、教材及有关资料的内化，对学生的了解，对教育理论的学习及运用，对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选择，说课稿的写作。此后进行说课演讲，吸收听课教师、部分听课学生和教研部门的讨论和评议。第二阶段：说课教师在说课评课基础上，吸收他人合理意见，对原教学方案进行重新设计，写出教案，然后再上课，再评课。第三阶段：说课教师在课后信息反馈的基础上，对上课用的设计方案进行修改、加工和进一步完善，即课后备课，目的是为下一轮教学提供准备。“五课结合”说课模式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备课，形成了“备课——上课——评课——写课——说课”五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该模式要求教师不是机械的、被动的把教材内容和讲课提纲写在讲稿和备课本上，而是在充分了解大纲和教材的基础上，深挖教材的知识信息量和思想内涵，把教学内容同学生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使教学活动目的明确，心中有效。 二、“五课结合”说课模式的应用策略 把“五课结合”说课模式应用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践，除了要不折不扣地走程序，还要注意把握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规律，更加突出说课的科学性原则、全面性原则、实用性原则、创新性原则，注重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来评价说课活动，以充分发挥说课活动的最大效能。教学理念方面，着重评价其是否凸显主体性，是否解决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面临的吸引力不大、实效性不高的问题。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双边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所以应赋予参与教育教学活动的师生双方以同样的主体地位，体现二者的交互主体性的关系，即“主——主”关系。思想政治理论课属于“使人成为人”的课程，其教学过程必须以学生的“修身过程”为基础，即它是教师与学生的认知、情感、意志、需要和自我意识等全部精神要素共同运作的过程。在这个复杂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只有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他们才能具有主动性、独立性、探索性、创造性和超越性，从而调动全部精神要素参与，实现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方面，着重评价其是否把握时代性，是否解决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实践和理论脱节的“两张皮”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有着不同于其他专业课程的特殊性，它要面对的是随时可能改变的环境，它的内容体系是既定的，又是开放的。一方面，时代的变化使得各种社会现象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对变化着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化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而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之一，必然要随着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调整来更新和优化相关内容，用鲜活的教学内容赋予思想政治理论课以鲜明的时代气息。具体来说就是要正确处理好观点与材料的关系，合理增减教学内容，确定出教学内容的“纲”和“目”，做到“纲举目张”。教学方法方面，着重评价其是否体现启发性，是否解决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学生实际背离的问题。 教学方法在教学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教育基本理论的体现，也是贯彻教育基本理论的根本保证。教学方法是否科学，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特别是在复杂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学生思想观念的个性非常强。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努力贴近学生的实际，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多用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活跃教学气氛，启发学生思考，增强教学效果。 作者：赵成鑫刘晓静单位：军械工程学院基础部 思想政治论文:课堂教学思想政治论文 1高职五年制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的现状 1.1学生听课的随意性太大 缺乏自我管理能力五年制大学生是高职学院的特殊群体。首先，在年龄上，他们大都是初中毕业之后直接进入学院，没有经过高中阶段的学习，年龄偏小，大都是十六七岁，心理不够成熟，思想比较单纯、幼稚，承受能力弱，做事缺乏思考，但是他们自尊心又很强，难以接受老师、家长、别人的批评建议和教育;其次，在知识方面，他们大都是初中学习较差的学生，没有经历过高中阶段苦学，学习的主动性不强，自控能力差，基础知识匮乏，他们对学习不感兴趣，或者说他们对大部分课程都不感兴趣，上课迟到、早退、玩手机、看小说、睡觉等现象很普遍。他们在心中根本就没有纪律观念，缺乏最根本的自我管理意识和自律精神。他们追求时尚、认识肤浅，缺乏崇高追求，幼稚天真、说话童真。他们这样的思想状况、知识结构和年龄现实就决定了他们的课堂教学模式不能与高职学院三年制学生一个模式也不可能一样。因此，担任五年制教学任务的老师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任务:如何组织课堂教学，如何让五年制学生有兴趣愿意跟着老师一起学习。 1.2课堂教学方法 单一在课堂教学中由于学生知识水平的差异，教师需要关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生，尽量组织大部分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由于学生知识面窄，基础知识掌握欠佳，教师的启发式教学常遭遇无人问答的尴尬场面，课堂教学组织比较困难。 1.3课堂教学内容 枯燥政治理论课本身承载着多方面的任务:一方面向学生传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另一方面也是学生了解国家方针政策的窗口，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同时还可以对学生进行法律常识、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鉴于上述任务，政治理论课教学在内容的选取上显得较为抽象，哲理性比较强，尤其是哲学方面的内容，这使得学生感到学习起来比较枯燥、难懂。在中学时大部分老师偏重于概念的教学，对于知识点也是枯燥的说教，学生学习以死记硬背为主，时间长了就认为这些内容离现实较远，没有太大的意义，可学可不学;到了五年制之后学生开始划分专业，政治理论课成为基础学科，学生认为只要考试前临时抱佛脚，多记点知识点，通过考试即可。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总是被学生当作一门可有可无的课程，进而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失去其应有的功能。 2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几点建议 2.1适当拓宽知识面 逐步提高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五年制学生因为基础较差，且自主意识不强，进入高校之后，尽管部分学生希望重新开始新的一页，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对课堂上讲解的知识一知半解，消化不透，逐渐失去信心。因此在期末评教时以教师讲课是否能听懂为依据来评定教学质量的优劣:通俗易懂的即为优秀教师，反之则为差等。针对此种情况，教师在备课时不仅要熟悉教材，而且要了解学生的水平，因材施教;同时要改变教学观念，改变过去教师高高在上的姿态，主动和学生打成一片，了解学生的心理，善于倾听学生的心声，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比如在政治理论课教材中，很多学生甚至不明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和党代会的区别与联系”，教师在组织教学时不一定非要完全照搬课本内容，一方面要带领学生熟悉中学的基础知识，同时利用教材、网络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让学生视野更加开阔，学生只有在基础牢固之后才能进行更深层次的教学，才能逐渐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2采取多种教学方法 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课堂上单纯的说教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更别提基础差的学生了。要想改变教学效果，就需要采取各种教学方法。情境式教学就是当今提倡的较为先进的易为学生所接受的一种教学模式。一般来说情境式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为了刺激学生思考的积极性，有目的的引入或创设一定情绪色彩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培养学生独立探求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模式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教材，积极参与其中，并能使学生的心理机能得到更好地发展。教师采取情境式教学时可以运用各种手段，可以通过实物演示情境、图画再现情境、音乐渲染情境、语言描绘情境等。同时情境教学法对老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需要教师充分备课，了解学生的学习水平，并且在课堂上能够吸引不同层次的学生参与其中，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多媒体教学也是现在课堂上经常采取的一种教学方法，但需要有电教设备的投入和网络资源的应用。跟传统的满堂灌教学方法比起来，多媒体教学集文字与画面、声音于一体，具有更强的直观性，也更能够吸引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好奇心，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同时多媒体教学可以与网络联系起来，教师可以搜集更多网络资料与学生共享，信息量大，节约了空间和时间，提高了教学效率。同样多媒体教学也需要教师花费大量时间精心备课，精心组织，同时处理好与传统教学的关系，才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2.3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适当改革考试评价体系政治理论课教学并不是单纯的课堂说教，它应该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学生之所以对课堂教学不感兴趣，大部分是因为脱离了实际，没有很好地处理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我们应该在课堂以外注重对学生实践参与意识的培养。如在讲“民主选举”这一内容时，可以让学生利用双休日时间回家乡调查问卷，实地考察各个村镇的基层民主是如何实施的，村民有何反应，选举有什么程序等;在讲法律与道德常识时，可以结合当今社会中存在的有关法律与道德问题进行分析，如“老人摔倒要扶吗”，等等。通过我们熟知的社会现象来学习政治，学生既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又提高了学习兴趣，学习效果就会加强。 作者：张俊杰单位：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论文:中国梦思想政治论文 一、丰富教学内容 利用艺术类素材解读“中国梦”传播“中国梦”首先要让学生理解其内涵，对于艺术类大学生，必须注意到其注重感性、专业情节浓的特点，充分发掘艺术类素材，丰富教学内容，帮助学生领会“中国梦”内涵。 1．解读“中国梦”本质内涵 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他说：“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由于曾经积弱贫穷，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都积攒着一股悲情和希望民族振兴的强烈愿望，这是一种精神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的提出，有助于凝聚14亿中国人的心，甚至有助于凝聚全球华人的心。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阐述不仅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而且包括个人和家庭的元素。“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更是人民的梦。 2．文化软实力支撑“中国梦” 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单指经济的发达，文化软实力即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文化越来越成为国家强大的重要标志。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可以说，文化的发展是“中国梦”实现的重要因素。经济危机后美国经济水平有所下降，但是在其文化软实力的支撑下，美国价值观横扫全球。相比之下，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显著，但文化软实力有待进一步加强。艺术类大学生作为未来文化产业的主力军对文化事件非常敏感，美国苹果公司iphone在中国的热销、好莱坞大片在华票房的成功、国产动漫的发展等都是他们日常学习中、生活中会接触到的素材。在这些素材背后反映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和提升中国优秀竞争力的紧迫性。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通过此类素材的发掘，使“中国梦”的教育变得更具体、更生动。善于从艺术素材中发掘案例，是艺术类大学生“中国梦”教育开展的有效切入点。 二、转变教学理念 用“中国梦”点燃成才梦目前艺术类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现状并不乐观，在相关调查中有70．7％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问题是“内容枯燥”。主要原因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理念固守理论传播，未能体现教学对象的特点，针对性不足。专业类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应与学生的专业特点相适应，关心学生的成长成才，引导学生处理好个人价值和西方艺术所传达的不同文化理念，其成才需要开阔的文化视野，需要在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涉猎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越来越多的中国设计师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优秀设计使用中国元素、体现中国理念。恰如日本设计的成功得益于将本民族传统文化融入设计之中，中国设计的崛起必将建立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成功转型基础上。 三、“有声有色”多样化教学 使“中国梦”入脑、入心在“中国梦”的教育过程中应通过多样的教学手段和教学形式使课堂“有声有色”，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所谓“有声”，课堂上“声”有三种，教师之声、学生之声、外来之声，只有让三种声音和谐交织，才能奏出美妙之曲；所谓“有色”，借助视频、图画、学生作品等形式让理论活起来，焕发其内在生命力。 1．激发学生主体性 让课堂奏出和谐之曲现在的大学生自我意识强，更喜欢以平等自由的方式交流思想观念。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双主体”理论告诉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师和学生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在课堂教育、讲授阶段，教师处于主体，而在受教育阶段，学生处于主体。”教师要找准社会热点问题引导学生发挥主体性，让学生的声音在课堂上响起来。只有当“中国梦”真正走进学生心里，才能发挥其强大的理论感召力。当今社会资讯发达，社会上的各种声音交织成网并通过各种信息手段影响学生，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可能孤立于世，应面对这些外来之声，引导学生理性分析。“中国梦”自提出以后，国际上有人有意无意地误读“中国梦”，有的认为“中国梦”就是“称霸梦”，有的认为“中国梦”就是取代“美国梦”，各种“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纷纷登场。这些舆论之声虽有误读，但也应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对之有所回应，才能帮助学生更好理解“中国梦”。教师的声音、学生的声音、外来的声音，三种声音交织课堂。没有教师之声，课堂将失去方向，其他声音都将成为课堂上放任的杂声；没有学生之声，课堂将成为“满堂灌”，理论很难走进学生心中；没有外来之声，学生对理论的理解易浮于表面，缺少理性认识。艺术类大学生对理论的接受能力不是很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应避免“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引入音乐、视频、PPT、板书等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使理论在表述时更有吸引力、更有说服力。“中国梦”的提出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有丰富的视听资料可以发掘，在这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多下功夫，使理论“活”起来。 2．要做到各类交流媒介的联动 随着智能手机的大面积推广，青年的生活方式正在变得日益多元，移动互联网全面渗入青年的生活。可以说，现在的青年不仅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也生活在虚拟世界中，两个世界交织在一起。要想真正让理论入脑、入心就必须要延伸到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各种大学生喜爱的网络媒体如腾讯QQ、微博、博客等来传播教育理念，将课堂教学延伸到网络中，建立虚拟的网络课堂；另一方面，要关注青年在网络中的热点话题，及时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在课堂上组织讨论、及时引导，使虚拟课堂和现实课堂相互呼应。总之，以“中国梦”教育引领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可以提高艺术类院校思想政治课的针对性，达到提高教学实效性的目的。将“中国梦”与大学生个人成才紧密联系，在“中国梦”的传播中把思想政治教育落到实处。 作者：高俊华单位：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思想政治论文:电视技术思想政治论文 1.思想政治工作要在“落小”上做文章 落小，就是要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大处着眼，小处落手，勿以善小而不为。广播电视技术工作的公益性质，要求我们更加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优秀价值观。一方面，从宣传教育入手，积极传播《感动中国》、《善行河北》等栏目中的典型事例，发现身边暖人暖心的爱心行动，尤其是广播电视技术行业中的感人事迹，将思想政治宣传教育工作融入到身边人的故事，让广大职工深切的感受到思想政治工作讲的不是大道理，而是熟悉的人和事。另一方面，从具体行为入手，鼓励党员干部身体力行，在生活中，勤俭节约、做到盘无剩餐，节能减排、每周少开一天车，孝敬父母、常回家看看；在工作中，爱岗敬业、坚守安全播出生命线，互帮互助、开展经常性技术帮扶，无私奉献、舍小家为大家。久而久之，积善成德的小事就会变成干部职工自然而然的良好习惯，成为推动广播电视技术发展的道德支撑和思想保证。 2.思想政治工作要在“落实”上求突破 思想政治工作看起来虚，但做起来要脚踏实地。近两年来，省委、省直工委开展了一系列凝心聚力、弘扬正能量的活动，如“党员活动日”、“中国梦•赶考行”等。技术中心积极响应，到市少年儿童教育保护中心开展“金秋送温暖”党员志愿活动，向服刑人员子女捐赠图书千余册，衣服、鞋袜近百套，和孩子们谈心、包饺子、演节目，用实际行动送去温暖与关爱；到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开展党员志愿服务。 3.总结 在新建成的T2航站楼引导旅客倒乘高铁、乘坐大巴、临时休息、办理登机手续等，有效节约了旅客的等待时间；组织50余名党员干部到西柏坡参观学习，集体观看“激情•奉献———先进事迹报告会”，重温赶考路，每名党员干部都撰写了心得体会，真正触及心灵；组织“爱岗奉献”主题演讲比赛和“我与封龙山”摄影比赛，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在活跃文化生活的同时，增强了干部职工爱岗如爱家的主人翁意识，进一步提高了技术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作者：郭安治单位：河北省广播电视技术中心 思想政治论文: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想政治论文 1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状态 1.1教学方式落后 仍以传统的灌输式课堂教学为主当代的大学生基本以90后为主，在其精神追求方面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而目前很多高职院校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仍以传统的灌输式课堂教学为主。难以满足学生精神文明的需求，其教育的效果不佳。 1.2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待创新 目前，高职院校普遍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落后问题，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教材建设和课程建设方面，严重影响了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成效。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很多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材及课程建设落后，教材中内容来源单一，案例陈旧，不符合新世纪大学生的心理、生理需求特点和成长规律等。 1.3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手段落后 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其他课程相比，思想政治课程不仅要因材施教，还要注重个性化教育，即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根据学生的个体发展特点，制定切实有效的教育方案，并确定教育的目标和方向。在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选择上，教师既要继承和发展传统的教学方法，还要融入现代教学手段，同时还要积极发挥网络教学的作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多样化。 2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的作用及教育特点 高职辅导员作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和组织者，应该积极发挥其教育主导作用，运用各种有效的教育方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和热情，强化其责任意识和自我管理意识，使其自觉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和是非观，增强其明辨是非的能力。具体而言，高职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主要发挥着以下几方面作用： 2.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除了拥有一支理论硬、素质高、能力强的专职教师队伍外，高职院校的专职辅导员是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其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但是，由于部分高职院校学生管理体制机制建设不完善，导致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力度不够，效果不显，其工作重心更多偏向于学生的日常事务性管理。 2.2思想政治教育除了进行系统正规的规范性教育外 更应注重于常规化和生活化教育高职院校的专职辅导员与学生接触机会多，整天与学生打交道，容易被学生信任、理解和接受，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潜移默化地教育和感染学生。因此，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辅导员多站在生活教育角度对学生开展教育。这种教育方式更贴近学生的生活，易于被其接受，教育效果较为明显。同时，这种教育方式还极大地拉近了学生与辅导员之间的距离，有利于师生关系的稳定与和谐。 2.3根据个体差异 实施个性化教育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只有深入了解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才能更好地提升其教育质量。因此，辅导员应主动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积极了解其个性化差异，并针对不同个性、性格的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种个性化教育方式更为符合当前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需求。 2.4辅导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与手段 更加灵活辅导员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其教育途径与手段的选择更为多样化，有效地提升了教育的针对性和专业性，提高了其教育质量。在实际教育过程中，辅导员既可以开展主题教育班会，也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实践，也可通过访谈等进行教育，形式多样的手段和方法容易激起学生的积极性。 3辅导员如何在新形势下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3.1加强自身建设和党性修养 树立终身学习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优秀，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我国社会深刻转型、思想日益多元、技术不断变革、各种社会心理问题不断涌现的宏观形势下，一是要不断加强学习，以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最终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二是要注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并把握整个理论体系的精髓和实质，用科学的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三是要有坚定理想信念，思想和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四是要以身作责，身正为范，不仅要做良师，还要做学生的益友，用自己高尚的道德品质，良好的心理素质，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影响学生。 3.2把握当代学生的思想特点 引导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90后的大学生独生子女占多数。他们思想开放、思维活跃、个性张扬，却自立能力较差，自尊心过强，缺乏艰苦奋斗精神；他们思想观念不够成熟，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容易受网络及社会各种不良因素影响。在这种新形势下，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辅导员要多走近学生，了解学生，多倾听学生的心声，寻找学生的“兴奋点”，把单纯的理想教育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思想教育。并通过辅导员的的自身行动来体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性和向导性，纠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偏差，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3.3学会利用新的教育载体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随着我国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高职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面临更多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形势。因此，高职辅导员必须进一步提升其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以便更好地适应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需要，提高其教育的时效性。21世纪是信息化时代，是互联网时代。辅导员要学会使用各种网络载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BBS论谈、微信、QQ等。利用网络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方式，还可以通过网络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与学生利用网络进行情感交流并产生共鸣的过程，其感染力更强。 3.4大力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以实践进行德育。辅导员要善于策划和组织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增长知识、交流学习、积累经验，开拓视野。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还可以锻炼学生吃苦耐劳精神，让学生从实践中感受并认知社会。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需要培养一批具有高尚的思想品质、良好的道德修养、端正的政治态度、较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年轻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提高学生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的基础和保障。在我国社会发展的新时期，高职院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仅依靠专业教师和辅导员的力量远远不够，还需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径。需要树立“全民参与、全民教育、全民服务”的教育理念，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突破。 作者：冯越单位：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思想政治论文:独立学院思想政治论文 1独立学院中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系 1.1就业指导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共同性 就业指导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有自身的侧重点，但二者的教育对象和教育目标是一致的。在培养对象上，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学生就业指导都是以青年大学生为对象。在培养目标上，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标是培养具有高度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四有新人”。在教育方法、内容、途径方面有很多共同点。就业指导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表现，其把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的融入并贯穿就业指导全过程中能够达到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效果，既能为就业指导提供新的思路，也能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新的载体和平台。 1.2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互促进 在就业指导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能从根本上弥补学生主观意识导致的就业问题，为缓解就业问题提供帮助，为大学生就业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教育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形式政策教育，通过就业形势政策教育可以帮助毕业大学生了解当前国家的就业形式和政策，及时回应他们对就业形式的认识和查询，促使并提高毕业大学生的就业率。由此可见，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互为完善。 2就业指导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做好就业工作的客观需要 当今社会很多独立学院在教育培养过程中目标性很明确，通过几年的教育培训可以填补实诚某个空缺，往往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在就业指导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毕业生进行突击的“短、平、快”就业技巧培训和包装，也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就业指导工作中乃至高校教育管理工作中的统领作用和保障。 2.1思想政治教育是坚定就业指导政治方向的坚实保障 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正确的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同自身根本利益关系；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党和国家的就业政策和实施办法，引导学生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可以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并自觉的为实现理想而不懈努力；可以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体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运用多种教育方法和教育载体从思想和行为两方面对学生进行，引导学生把自己塑造成能适应社会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确保高校教育的正确方向。 2.2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就业指导全面完善的中心环节 思想政治教育能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神动力，可以帮助毕业生客观认识自我，正视现实，摆正位置，还可以帮助毕业生理解和相应国家的方针政策，实现毕业生到基层去，合理的葱及人才流动。但是独立学院通常对这项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第一，为了帮助大学生及时顺利的就业，独立学院可以通过择业观教育向学生传导职业价值观，努力帮助他们处理好索取与奉献的关系；处理好个人愿望与社会需求的关系；处理好个人成才与客观条件的关系；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引导大学生正确衡量自己的能力，参照自己的志趣、特长，选择能使自己的能力得到最充分地发挥并能为社会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的职业和工作岗位。第二，独立学院就业指导中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指导学生建立良好的道德意识，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中华美德的教育为学生走进职场奠定基础。在独立学院就业指导中应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学生良好道德意识的养成，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强化社会责任感，为今后步入社会奠定基础，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2.3思想政治教育是树立就业指导 现念的必要条件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的加快，树立就业指导现念需要让学生更清楚地了解社会需求，明确想要立足于当今社会的所必备素质。独立学院学生应注重自身多种能力的培养，通过能力的修炼，提高综合素质，使自己在当今社会具有较强的优秀竞争力。高校毕业生数量成倍增加，对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更严峻的考验。独立学院毕业生普遍存在着眼高手低的现象，就要求就业指导工作需要根据独立学院学生实际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指导，需要转变就业指导观念，建立以人才培养为优秀竞争力，以专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就业指导教育为保障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模式。探索切实有效的就业指导工作思路和方法。 3独立学院就业指导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现实 客观需要独立学院要做好培养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的工作，就需要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依据国家方针政策，根据市场需求制定有战略眼光的适合的人才培养的方案，在人才培养培养过程中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人生观。 3.1思想政治教育是独立学院就业指导内容实施的有效途径 独立学院就业指导是对独立学院大学生进行一种有目的，有步骤的针对性教育，它以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为基础，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择业观，认真规划职业生涯，从而达到让学生顺利毕业就业的目标的一系列指导。独立学院工作教育者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充分结合，帮助学生解决思想困惑，加强职业素质训练，充分做好就业准备。思想政治教育是就业指导工作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就业指导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化表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紧密围绕着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它符合现实的社会存在和主要社会矛盾以及人们的思想道德标准。第一，就业市场激烈的竞争，优胜劣汰成为社会竞争的法则。毕业生在面对用人单位的选择的时候，要想成功地进行社会角色转化，必须在迎接社会竞争之前做好积极主动的准备，过硬的专业素质，较强的综合素质，是在面对用人单位挑选过程中必须准备的基本功，才有可能顺利用人单位的挑选。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不断激励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拓宽专业知识面，引导学生注重社会实践和动手能力的培养。第二，大学生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让大学生坚定为社会主义祖国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共同信念。通过结合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以和现阶段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引领，加强对在校学生进爱国主义教育、马列主义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教育、中国梦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使学生明白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内化到学生的日常学生生活中，有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效果的提高，也间接地表现在求职就业的过程中优秀竞争力的增强。在就业指导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职业素质、心理素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学生内心的正能量养成，激发学生的职业愿景并为之奋斗，增强学生的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应社会需求。 3.2思想政治教育是就业指导任务达成的重要条件 在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就业形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从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进一步加强独立学院就业指导工作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切实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一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独立学院就业指导中的作用，全面提高对加强独立学院就业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改变过去开展就业指导工作的观念和方式，探索新的途径和方法，不断增强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在就业指导工作中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正确地认识自己、客观地评价自己，转变就业观念，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地成长和顺利就业。这既是独立学院适应大学生新就业形势的需要，又是独立学院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第一，引导独立学院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面对市场的选择，独立学院学生需要比一本二本学生更加清醒的意识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天之骄子、社会精英已经不再是大学生的代名词了，独立学院的学生更需要在就业过程中展示出良好的专业知识，熟练地操作技能和较强的综合素质才能改变社会对三本学生的偏见。独立学院的学生更应该摆正自己的心态，以较低的门槛进入社会，通过自身的不断学习和努力去赢得用人单位和社会的认可。第二，鼓励独立学院学生怀着平常的心态积极参加就业竞争。独立学院大学生要面对的就业竞争远比一本二本的大学生要艰难得多，这更需要独立学院的大学生在市场竞争中做好充分的准备，持续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和积极进取的心态。面对挑剔和不公正的待遇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万一在择业过程中碰到挫折，一方面能够有效的通过心理调适化解，另一方面通过坚韧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专业基础在茫茫求职大军中赢得就业机会。第三，教导独立学院大学生积极响应国家对青年大学生的号召。通过对国家方针政策的解读，帮助大学生树立到基层工作，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观念。独立学院可以通过各种正向的宣传渠道，教育引导和鼓励大学生树立到西部、到基层单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把国家发展需要和学生自己的理想信念目标有机结合，教育学生树立肩负国家和社会责任的意识，并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与国家的长远发展结合起来，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螺丝钉和接班人。 3.3思想政治教育是就业指导目标实现的保障 就业指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思想政治教育是就业指导的保障，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有着相辅相称的作用。独立学院如何在当前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将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形成合力，为学生成长成才服务，为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声誉服务，为培养适应国家、社会发展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是当前各独立学院应该正视的问题。独立学院需要提高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用的全面认识，在就业指导中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保障作用，把引导独立学院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摆正心态，潜心进行专业课程学习，积极投身到实际操作和社会实践中去作为工作重点，从而真正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独立学院就业指导中的作用。在就业指导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独立学院做好就业指导工作的重要保证，也是独立学院提高就业指导工作成效的具体办法，还是进一步明确独立学院同样社会主义大学，要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者：熊秋夏艳华葛牧范玉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楚雄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论文:人文关怀思想政治论文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关怀的高度契合 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关怀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人为对象、以“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人、培养人和提升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导向的特殊社会实践活动。而人文关怀是对人的普遍关怀，强调在尊重人、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和差异特点的基础上，对人的生存状况和发展需求的关注与满足。二者之间密切相连，有机统一。 第一，它们都以“人”为价值主体。人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秀，也是人文关怀的主旨，围绕“人”展开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种独特的人文关怀。以人为主体，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必须渗透“人”的理念，体现“人”的价值，运用人性化的手段对“人”施加有效的影响。离开了人的主体，离开了对现实的人和实际生活的人的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就会陷入发展的误区、盲区，变成了泛泛的政治宣传和理论说教，变成了机械性的、缺失生命力的传声机，其感染人、激励人、引导人、提升人的功效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它们都以“人的需要”为价值尺度。满足人的需要，这是一切从事与人相关的各种实践活动的内在要求和不竭动力。人文关怀之所以拥有无限魅力，说到底就是满足了对“人的需求”的关怀。这种需求既是人的物质、政治、精神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需求，也是人的当前需求和长远需求、个人需求与整体需求的统一。而思想政治教育也恰恰是有效契合了“国家、社会、个人三重不同需求，即国家培养‘接班人’需要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要以及个人融入社会、提升素质、印证本质属性，进而实现自我实现的需要”。 第三，它们都以实现“人的发展”为价值取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至高理想，又是彰显人类终极关怀的精神皈依。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作用人的主观世界、参与社会实践的，它虽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却可以通过精神的关怀与指引，提升人的主观意识水平，进而提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人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它首先离不开丰富的、具有创造力的精神空间，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怀与满足，是发挥人的潜能的动力支撑，是实现其全面发展的内在诉求。同时，人的发展毕竟无法独自进行，它要取决于现有的社会资源和实践条件，人的发展程度与社会的成熟度是一体化的过程。所以，凸显人文关怀既不能忽视“人”，更不能忽视属“人”的社会，而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正是从这一基本关系出发，强调妥善处理和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整个自然环境的关系运行，为实现“人的发展”提供科学的方向指引。 二、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的时代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关怀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这也是党在新形势下突出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的重要原因。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体现在时刻“协调和满足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将社会需要内化为个人需要，或将个人需要外化为社会需要”之中。新时期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彰显了新的时代所赋予的特定意义和价值内涵。 第一，注重人文关怀，是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本质功能的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做“人”的工作，是通过作用于人的主观世界来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活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性，往往就体现在它在多大程度上关注着人、满足着人、实现着人，在多大程度上彰显着“人”的主体地位和独特价值。人，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是有意识、有目的、有创造力的。可是，这种能动的实践过程不是抽象或任意的，它总是要反映特定条件和时代环境所固有的规定性要求。人对这种规定性的认识、理解和掌握，也不是自然而然的，它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特殊的方式进行培养和引导。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功能就是要引导“人”清楚地认知内在的规定性，发挥调节、激励、引导的功能，使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社会实践中来，进而带动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一种直接的精神关怀，而且是一种间接的物质实践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精神的运用和人文情怀的调动，就会变成了一个充满灵性的教育过程；若只流于形式、简单地说教、硬性地灌输，只能是扼杀掉它的生命力，既不能关怀人，更无法展示“人”。 第二，注重人文关怀，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生命线”作用的重要体现。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一切工作任务的“生命线”。之所以叫做“生命线”，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可以发挥出调动、组织、激励和引导的独特功效，更是能够协调和影响其他各个领域的工作，形成共识、汇聚力量，集中去解决国家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大困难与挑战。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自身的“群众”意识，强调一切工作都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关注群众的“需求”，无论是革命战争的年代、还是在竞争无比激烈的今天，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富裕是这种需求的汇集与展现；始终致力于提升人、促进社会的发展的伟大实践，不仅实现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存需求，更要奋力体现人的发展夙愿，而整个这个过程都要建立在社会统筹运行的基础上。新形势下，党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一方面是与时俱进地继续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作用的现实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和协调各种问题和利益关系的时代需要。 第三，注重人文关怀，是凝聚中国力量、展示“中国精神”的现实需要。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往往要经历千锤百炼、千辛万苦。国家实力的增强、社会环境的改善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虽然在不同程度地优化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但不可否认，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是在触动和调整旧有社会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了保障，能量也得到了良性的释放，然而随之而来的还衍生出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一些消极的、悲观的、质疑的甚至对抗的情绪时有发生，面对社会的剧烈变动彷徨无措、焦躁不安、精神空虚的现象也不乏存在，各种负面的、情绪化的、甚至是极端性的社会行为也偶有发生。这一系列问题的层出不穷，是不利于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社会的良性运行的。有些人还在肆意误读和恶意曲解，企图煽动民众、挑起纷争。党和国家有必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个特殊的方式来进行适当地调整和疏通，毕竟解决人们头脑中的疑惑和问题，还得从精神层面入手。另外，中国身处改革转型期，如何引导民众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凝聚共识，如何在各种困难和风险中迎难而上、汇集力量，这都是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要执起充满民族性与时代感的“中国精神”的鲜明旗帜，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来引领社会前进的发展方向。 三、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的实践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展开，是一个发挥人、调整人、引领人的过程，也是一个满足社会、作用社会、推进社会的过程。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充分地认识、挖掘“人”的特有因素，也要注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实际发展程度，通过各个环节的协调运行与合力支撑来发挥作用。任何社会中所要实现的人文关怀都不是抽象的、随意的，而是要遵循现有的条件，从实际出发。 第一，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立场引领多元化的人文资源。正确的行为，只能通过科学理论来引导。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引领民众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思想政治教育是其倡导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公开讲过，共产党人要“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引领工人阶级，才能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同资产阶级斗争到底。而且，思想一经为群众掌握，才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无产阶级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实现了人类社会向更高层次迈进的可能。每一个认真研读马克思著作的人都不难发现，人文精神贯其始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全部思想的生成起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掌握“人”的本质、充分发挥“人”的力量、实现“人”的价值。这一点，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创造性地实现中国化的过程，将凝结着几千年人文智慧的、透着独特人文魅力的传统精华注入其中，既丰富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这是我们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直接理论来源和现实依据。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元化的人文关怀思想资源，“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就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假象、挣脱各式人文理念的漩涡，不被错误思想侵蚀，不畏各种艰难险阻，保持向正确的方向前行。 第二，要根据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实际国情确定人文关怀的具体内容。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不能脱离现有的社会发展条件和国情基础。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党遵循的基本工作方法。当前，面对社会节奏的加快、激烈竞争的存在、多重思潮的冲击而导致的精神空虚、倦怠、焦虑、疑惑等不良情绪，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及时地关怀和疏导，以解民众的思想之困。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要有效引领民众对中国国情和发展的实际状况进行充分了解和认识。新中国成立的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社会主义表现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国家和社会的面貌得到大幅改善。同时，需要清楚地引导民众意识到，我国的国情基础还很薄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能够兑现更高层次的人文关怀。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能够承载的人文关怀还无法达到高层次、高水平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还只能致力于对人们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的基础性关怀，更多地体现在物质层面的关怀，政治方面、精神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全方位关怀还无法实现和满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展开以“人”为优秀的真切关怀，更不能以此来束缚和限制思想政治教育创造力的发挥。这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要在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升对人民幸福的深度关怀。 第三，要用现代化的思想理念来支撑和提升人文关怀的精神实质。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注人的现代化。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向往与追求，而实践现代化的过程，离不开现代化的人。一旦缺失了现代化的“人”，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和管理方式无法运行，现代化的真实价值也无从体会。中国正行进在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不仅要实现物质、政治、精神、社会和生态的全面进步，更要培养和塑造一批能拼善搏、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新人”。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从丰富和满足人们现阶段的发展需要入手，积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为充分地调动人、发展人提供新的引擎。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人”树立和培养现代意识、现念、现代的思维方式，对现代化有着充分的认识与理解，基于现代化的方向挖掘人的潜力，形成强劲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政治教育还要引导“人”理顺和调整新的社会关系，使人从传统的被束缚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不断激发人的活力和创造力；还要有效利用现代化的教育方式和手段，努力营造平等、开放、自主、竞争、效率、公正、责任、创新的人文环境，引导人们充分认识到日益开放、充满动力、多元互补的社会要求，及时激励和鞭策“人”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从事创造活动。 作者：孙瑛辉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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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类论文:爱玛中反讽语言艺术论文 一、反讽语言的风格综述 “反讽”这个词语起源希腊，在古代有三类意义：第一是假装不知道；第二是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就是对手处于其连续不断诘问情况下暴露的可疑之处；第三是罗马式反讽，即词组表面意思和实质含义不相符合或者是截然相反。大众概念里的反讽是在第三种类型的根基之上汇合现代反讽要素，它的关键表现在语言和含义两者间的对峙。在叙事文当中，反讽被使用得相当广泛。在当事人某一些尖锐的语言里，有时候存在着表面和内里两个声音，这是语言反讽。有的时候，当事人不动声色，只是利用人物的行为和语言展现出语言和含义的差别和对立，这是情景反讽。假如作家故意将小说的情节、架构或角色，大概与大家熟悉的某个神话历史平行，进而使每个比照都得到小说对神话的反讽，这就是结构反讽。自19世浪漫主义文论之始，反讽的含义开始延展。到20世纪新的批评派都在运用此概念，使得它的意义有了迅速扩张。虽然韦恩•布斯提出有关何以称之为反讽的问题，评论专家却一直无法作出统一的判断结论。新批评的干将人物之一克林思。布鲁克斯以为，反讽是“一类结构法则”，是一类“有机地关联、制衡着和它引导基调明显对立的各个要素的力量。总而言之，反讽能被划分成三方面：一、修辞反讽。就是利用“假装不知道”的词汇择取以及排布来得到反讽的效果；二、戏剧性反讽。就是利用人物、环境、情节等方面的冲突展现反讽；三、哲学反讽。就是利用小说当中的多元矛盾互相对峙以及融合这种形而上态势，折射出作者关于生活以及世界的了解感悟以及美学判论。反讽透过双关、模糊、过(缺)量表达、讥笑、戏仿、比较、悖谬、漫画等诸多文学手段的使用，得到预期效果。而这种效果在《爱玛》里遍处都是。反讽的基础元素就是反差与对比。而在《爱玛》遍地都是的反讽展现出它最为凸显的特色——二元对立和转化。依笔者来看，保持宽容且平衡情感以及理性之间的矛盾才是她作品的反讽基础以及特色。《爱玛》中反讽就是构建于“情感与理性”对立及统一基础之上的。 二、《爱玛》的反讽语言 《爱玛》里，主人公第一次面对的打击是她关于艾尔顿先生有了不对的评判，以及她对哈莉叶特•史密斯存在特别强烈的掌控欲。小说中，作家重点使用结构反讽的表达手段，结构反讽的重要作用是使得小说里的主角和表述者无法迅速以及有效率压制他们思想里的偏见，这些人多半坚持自己的看法，却能使读者知道实情，可以对人物表达出自身看法，而且最终读者会希冀作者可以改正小说里主角有错的地方。结构反讽重点的是阅读的人能明白作家到底为什么进行讽刺。作者在采取反讽手段之时，就是希望实行某个和读者互动的方法，因此作品里使用反讽的手段普遍情况是树立一个简单而笨拙的主角形象，使得读者和作者之间可以共享事件的真相。小说里的反讽，构建于角色个人看法和实际不能调和这个基调之上。主人公所作所为初期是为了帮助他人，这是友善好意的。可因为其长期以来活在自己的幻想当中，认为自己非常聪明，试图规划其他人的生活，最终差一点毁了他人，同时也害了自己，最后意识到其实连自己都不懂。只有当艾玛从主观幻想的迷雾里跨越到外界，才能看清楚自身以及其他人。这部作品表达了奥斯汀对生活的深度了解：人有着那么执拗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使得愿景和事实之间有了巨壑，阻止大家能够正确地理解自身以及生活，进行对其他人以及本身都有着很大害处。因此需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积极投入到生活里，才可以从其他人的视角看待自身地位，得到真实的幸福。不在现实里得到几次打击和挫折，就没有办法突破这种主观限制。就像特里林所言，奥斯汀的反讽“重要的不是表达成为某个语调，而是要展现成一种理解的方法”，“其不光沉浸在展现各个外在的美德，并且着重展现取得以及实际履行诸如此类美德所要付出的代价”。自大和自傲毫无疑问是致使主人公犯错的主要缘由，作家使用这类结构反讽手段展现了主人公的个性特点，由对爱玛的描述来传达假如只是依赖自身的幻想去断定人和事、毫无疑问将带来很大的危害的道理。由此事来说，读者能够感觉到爱玛自大，同时可以明白爱玛失误的地方，读者可以和作者处于相同的角度来看清爱玛的判别是如何误导别人的。在这部作品当中，奥斯汀利用自由间接引语这种方式将主人公产生的幻想加以展现，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里面能够发现作品用反讽的视角将主人公自命不凡的劣势展现到大家面前来。作家利用对主角的思维方式作出主观性的估计，并对其实际情况里所碰见的不合心意事情进行表述，这些都表现了主角从幼稚慢慢成长，最后懂得究竟哪样才是真正自己希望得到的结果。小说里主人公幻想且遭受打击的桥段一共包括三次，首先是主人公碰见艾尔顿先生的时候，产生包含偏差的解读。这时候，主人公还对哈丽埃特•史密斯有了强烈的掌控欲，总想着时时刻刻都要掌控此人；其次是对弗兰克的臆想，以为弗兰克衷情于自己，甚至误解迪克森以及珍妮•菲尔法克斯两者之间的某种朦胧模糊关联；再次是其听到了弗兰克解救被其他人攻击的哈丽埃特之后，主人公立马意识到能够利用此事使得弗兰克与哈丽埃特团聚。在作品当中，奥斯汀利用自由间接引语来表达，达到使整文里所有部分的反讽得到强调的功效。小说里反讽展现出客观以及包容之特点，有别于普遍意义上的讽刺，它意图在揭露短处，它的实质就是否定。然而小说的反讽有趣地展现了矛盾的地方，超然却不作出绝对的判别，它的实质乃是相互包容。正如前文所言，《爱玛》是“有关生活在臆想以及错觉里的人们的喜剧”；作品里，近乎所有人物均暴露了理解上或者是道德上有缺失的一面，在作者理性标杆之前遭受了深浅不一的反讽。例如，埃尔顿夫妇的粗痞、哈丽特的愚昧、贝茨小姐的啰嗦、伍德豪斯的懒惰无能等。但在这里面受到反讽而冠绝众人之首恰是主人公自己，其“洋洋得意、高高在上、缺少谅解、苛刻冷漠且不断遭受嘲笑和讽刺，直到引发读者蔑视。”虽然这样，小说“还是怀有莫大的同情，相信她一定会觉醒，坚信好变化一定会落在艾玛身上。”小说的最后结局是：主人公最终察觉到究竟在哪里犯错，哈丽特抛弃掉不实际的攀附，丘吉尔恳求他人“原谅”，贝茨小姐取得主人公的怜悯，伍德豪斯不因老年而忧心……大家各取所需，作品里遭到讽刺和嘲笑最甚那一位，到结局里成了最快乐的人。作者的妙处在于虚拟构建了一个不合情理的表象，就是用使人羞愧难当之事来展现好的习俗，展现典雅情调。简•奥斯汀为了使大家重新得到对风俗的深刻体悟而经历刁难难堪的闹腾，她从里面发掘了各种有趣之事。此段文字非常精妙地揭示了作者讽刺之特点，即具备包容典雅以及内在动力。在作品的最后，艾玛真正了解了自己。这也是她作品小说里大部分女主角的发展轨迹，就是将主角们从虚无缥缈里面拉到真实情境当中。在作品里，主人公作出幻想因真实情况而被各个击溃。首先，艾尔顿突然改变求婚人选；其次，弗兰克和珍妮订婚；再次，因为哈丽叶特对奈特利的表白。上述内容和主人公的幻想发生矛盾，正因为其失误迫使她不断陷落到痛楚当中，那些事也使得主人公逐渐成熟，迫使她得到教训。而最后主人公获知生活的真谛时，这种讽刺就逐渐消失了。 三、结语 小说《爱玛》是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汀的代表之作，它透过描写主人公艾玛，表明作家自身关于爱情和婚姻的观念。简•奥斯汀在作品里使用了很多反讽，构成这部作品独特的反讽艺术。与此间作品还展现出简•奥斯汀在语言上的天分以及驾驭的能力。这本小说描述了主人公在成长历程中多次失误，但又可以从失误里中汲取经验教训，因此逐渐成熟起来。《爱玛》这部作品对里面的人物角色进行了一番说教，它娓娓道来，在使人沉醉的描述与迷雾一样的桥段里，在对角色个性以及内心的分毫毕现的描绘里。读者眼前好似浮现出一卷美丽且带有浮夸气息的真实画卷。读者一点也没有遭遇说教的感受，这恰恰是作者高明的写作手段造成的效果。奥斯汀精巧的自由间接引语的表述手法得到了反讽的艺术功效，阅读之人在情不自禁发笑的一刻也坦然能面对这些理念。作者利用反讽达到了创作的最终目的，对主人公的行为进行客观评价。生活是纷乱繁杂的，我们每一位都不能去轻视生活本身，而应当尽可能缩小自身和实际生活之间的差距，看清生活的真相，从而战胜困难。 作者：刘宁宁 单位：山东英才学院 艺术类论文:小学语文教师语言艺术论文 一、通过心灵碰撞，体现教师的语言艺术 教师必须在教学中使自己的语言富有感情，让学生不仅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对老师的产生信任和爱。这种信任和爱会对学生产生强大的推动力，促使他们探究新的领域。文学作品都是表情达意的，而小学语文课本所选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有非常明确的情感和价值指向，而教师就是通过语言来传递情感、传达信息的。因为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一切起伏不定的情绪，就连最微妙的情绪波动，都是由声音表达出来，因此教师只有使自己的语言富有情感，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产生共鸣，在共鸣中不断地产生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未知世界的不断探索。如果教师的语言苍白无力，就不会使学生对知识产生兴趣，甚至会使学生有厌倦情绪，从而导致教学的失败，不会利用情感表达语言的教师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位出色的教师。教师在课前要深入挖掘文章的内涵，在借助大纲及参考书的基础上，对文章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教学中要通过自己的语言，传达这种见解，尤其是一些富有情感的课文，教师富有情感的语言对学生理解课文的内涵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师的语言要处处饱含深情，情是教育的根，因此，作为教师更应该带着感情去传授知识，满怀深情去教育学生。尤其是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用饱含真情的语言，用亲切的语态、深情的语气来感染学生、激励学生、陶冶学生、使学生在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愉悦与满足，从而实现教师语言的情感美。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应该做到声情并茂地以声传情，在设置一个又一个情境的同时，努力酝酿情绪，是自己的语言富有真挚的情感，从而敲击学生的心弦。 二、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表达情感 首先，教师要通过圆润优美的声音来表达情感，使其语言充满无穷魅力。声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师生交流的主要渠道。人们都希望自己的语音准确、清晰、响亮、圆润，并具有一定的魅力，作为一个教师，动听的语音，悦耳的语调，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书面语言没有或无法表达的，有声语言可以表达出来。由于声音具有丰富的感染力、表现力，优秀教师总是很讲究吐字清晰，讲求语调抑扬顿挫，变化有致。”其次，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口语的感情色彩必须通过语调来表现。“语调是语气的外在声音形式，使教学口语声情并茂的技巧，有很强的表意功能。语调是音量的轻重强弱、语调的抑扬顿挫、节奏的起伏快慢、语素的停顿连续构成的一种调式。它直接作用于口语表达效果，制约着口语表达的行为。教师的教学语调是一种有别于其他任何语言的独特的符号系统，它表现细腻的感情，负载丰富的信息。”由此可知，“用什么样的语调说话是件很重要的事。”尤其在教学中，教师的语调有时会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教师如果能用抑扬顿挫的语调来讲授，学生不仅会受到美的熏陶，同时，学生也不会对教师的语言感到疲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能积极地去探究问题，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作者：雷会斌 单位：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实验学校 艺术类论文:唯美主义语言艺术论文 一、王尔德作品中的唯美主义 在当时的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终结在很多人看来是由于王尔德的被捕，由此可见，王尔德在维多利亚时代唯美主义流派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因而，在王尔德的作品中少有传统喜剧中经常出现的粗俗的语言，反而用词优美、语言文雅，这一特点在王尔德戏剧的人物对白中是显而易见的。王尔德的戏剧主要以上流社会的人物和生活为描写对象，因而这些人物往往都说着优雅浪漫的事情，即使这些事件的内容涉及风花雪月之事，王尔德也总让他们避免用粗俗的语言去进行描述。例如在《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就能找到关于王尔德作品语言的唯美主义特征的痕迹。《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作于1892年，是王尔德创作的第一部喜剧作品，它主要尖锐地讽刺和批判了当时上流社会的家庭和婚姻问题，戏剧的优秀是研究、探讨淑女和荡妇之间的区别。王尔德的观点是，淑女和荡妇往往是一念之差，对二者难以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划分，比如一个被人尊敬和爱戴的淑女极有可能是一个潜在的荡妇，同时一个臭名远扬的荡妇也不一定就坏到骨子里去。这样内容的作品，很容易陷入粗俗、卑鄙的深渊，很容易失去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对语言和对白的准确度、深刻度和讽刺的尖锐程度都有很高的要求。王尔德用自己的语言天赋，用唯美优雅的语言营造了一种特殊的艺术感染氛围，使剧中人物形象十分立体、鲜明。比如，作品中的温德米尔夫人这样说到她的丈夫：“他一刻不停地要寻死觅活来恐吓我，我才接受了他的求婚。可是不到一年，他就追求起各种各样的裙子———各种颜色、各种式样、各种质地的他都追求。”这句话中的“各种各样的裙子”“各种颜色”“各种质地”“各种式样”都在隐晦地指代各种各样的女人，即使是同他人说到这样不堪的事情，温德米尔夫人也努力地寻找文雅的词语优雅地、隐晦地对事件进行讲述。再比如，“他很会动感情的，虽然我该说句公道话，他从来没在一个女人身上花过大笔钱，在这个方面，他有高度的原则”，这句话中的“很会动感情”是一个很精确巧妙的说法，这个说法间接而明确地描述了她丈夫的好色形象，一个滥情花心男人的形象跃然纸上，这样委婉间接的表达方式反而比直白的说法更有表达效果、对听者的影响更深刻。王尔德对语言的文雅性的重视也许是来自他天生的浪漫主义，但这样的语言却更加深刻地突出了作品的主题，制造了更鲜明的反差，强调了讽刺的效果。 二、王尔德作品中的悖论语言 在王尔德的作品中，悖论语言这一表达方式的运用是他的作品能流传至今仍受追捧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他的作品中，往往会出现“似是而非”的语境，我们能够发现有些词句的语义在表面看来完全不难加以理解，但是当我们细细推敲语句结构，却发现它们常常颠覆了常理、经不起琢磨和研究。与此同时，当我们对这些初次读来难以理解的语句进行一定深入地推敲时，往往会发现这些悖论语言中深藏着另一层意义，从而又建立出“似非而是”的语言环境。王尔德戏剧作品艺术上的特色就是由这一悖论语言表达方式构成的，研究“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的悖论语言是我们对王尔德作品进行深入解读的重要步骤，也是我们对其艺术深度和艺术价值进行研究的突破口。在王尔德里程碑式的作品《认真的重要性》中，他将悖论的语言表达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用有违常理的剧情结构和不同于常人的人物形象以及悖论的语言表达方式完美地结合起来，成为了一个滑稽的喜剧整体，这部喜剧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王尔德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巅峰。通过这种奇妙的组合，王尔德对上流社会视角中的爱情、婚姻、体面、死亡等严肃圣洁的事情进行了深刻的讽刺，也正是这样，这部喜剧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认真的重要性》中，两位贵族姑娘都希望与品性真诚的绅士结婚，她们的想法也与常人不同———她们都希望嫁给名字是“Earnest”的人，只因为这个名字与真诚同音，这样异想天开的做法吸引了两位贵族公子，他们冒名“Earnest”试图俘获两位小姐的芳心。王尔德就抓住贵族小姐的流于表面不重事物真正内涵的空洞的行事作风，展开故事叙述，使故事向着有违常理的方向进行。流于形式的两位姑娘执着于嫁给名为“Earnest”的男人，与此同时，这两个冒名的贵族公子又希望摆脱名不副实给他们带来的困扰。王尔德在这样的戏剧冲突中塑造了一个个谈吐不凡、言语诙谐的人物，由于这部戏剧的曲折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诙谐的悖论语言，对当时的喜剧文学中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在《认真的重要性》中，王尔德大量采用了荒诞、夸张、反讽、颠倒逻辑、对称结构等语言形式来达到幽默的表现效果，透过剧中人物对心理活动的真实表现，人物的形象都异常生动，作品的喜剧效果也被烘托到了极致。比如，剧中格温多林和赛西丽小姐产生一些误会时的对话就是运用悖论语言表达方式的典型之处。其中提到的“callaspadeaspade”是一句英国的谚语，翻译成汉语的意思即为实话实说，而在针锋相对中，赛西丽把它改成“WhenIseeaspadeIcallitaspade”，来表现自己的真诚态度，而格温多林却利用spade的本意“铲子”来做文章，一语双关，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出身高贵，一方面贬低了赛西丽。这样巧妙、机智的对话在剧中比比皆是。 三、王尔德作品中的修辞手法 对比修辞法的运用。在王尔德的戏剧中，对比句时常出现。对比句可以使语句朗朗上口，对人物形象进行明显突出，还可以深刻地揭示事件的本质。例如，在喜剧《认真的重要性》中，爱杰农对杰克说，“你创造了奇妙无穷的弟弟叫作认真，于是进了城。而我创造了无价之宝的永久病人叫梁冕仁，于是下乡去了”。这句话其实是爱杰农给自己找的一个借口。王尔德在喜剧的创作中，往往利用对比句推动情节的发展，常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效果。矛盾修辞格的运用。矛盾修辞格是指在戏剧创作中语言和逻辑在突然间进行改变，也叫正反句修辞格。这种修辞格在王尔德的笔下常被用来增强喜剧效果，存在冲突的句子组合在一起之后，往往看似矛盾但读来却有其所以然。在《认真的重要性》中，根据布雷纳尔夫人与爱杰农谈论有关哈贝莉的内容，依常理来说，哈夫人是一位寡妇，应该期待着变老，但剧中却反之而为，让她朝着年轻的方向进行一些转变。观众看到这一幕时，也许会觉得这是布夫人的怜悯，但在下半句又听出了布夫人的一丝嫉妒之情。一惊一喜，看起来似乎充满矛盾，但深入体会，却不难发现，这正是哈夫人在丧偶之后的解脱感的一种表现，王尔德用这一正反的修辞格，隐喻出上流社会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奥斯卡•王尔德可以说是维多利亚时代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学语言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与魅力。一方面，他的文学作品提出了对传统的美学的挑战，另一方面，他的作品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和阴暗面。除了本文讨论的这几种王尔德常用的语言表现手法外，他在创作中还喜欢运用夸张、比喻和用典等修辞格。正是由于王尔德对作品语言的严格要求，他的作品才能温和、委婉、隐晦地表达和讽刺。因而，我们在对王尔德的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当着重研究他的语言特色，在他的无数剧作中探索能为我们学习的技巧和手法。 作者：吴娇娇 单位：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艺术类论文:大众化语言艺术论文 1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语言展示强烈的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始，到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原因就在于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正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相结合，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焕发出灿烂的真理光芒。根据中国的民族特点，运用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充分展示中华民族语言艺术的魅力，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到崭新阶段。 1．1睿智超群，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语言作为思维的外壳，是对思想进行注解的载体。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用民族语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完整且精辟的解读。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对此进行了通俗化的阐释，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论述到:“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经过深刻的思考，结合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进行诠释，形成了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用“《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头’”说明人脑的判断推理过程;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古语说明认识必须来源于实践，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引用孔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以及唐朝魏征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说明只有全面深入地了解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才能准确地把握规律，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还以地主和佃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殖民半殖民地为例，说明矛盾着的双方既统一又斗争，推动着事物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把生动形象的语言、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精髓同马克思主义深刻的辩证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人民群众不但喜欢读，还读得懂用得上。 1．2荟萃古今，吸纳中华民族语言的精髓 善于继承中华民族语言宝库中的精髓，运用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成语、诗词、对联、典故等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采用比喻、设问、排比、借代等修辞手段深入浅出地阐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政策，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中国人民所认同并掌握，唤起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共鸣。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愚公移山》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如何获取胜利的思想，运用《列子•汤问》中的寓言故事引出党的路线，即发动和引导人民群众，挖去压在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号召全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种以古喻今的高明手法，把大道理溶于生动形象的故事之中，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既便于人民群众理解记忆，又便于贯彻执行。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思想的深刻理解，写就了经典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做出了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的准确判断。在文中大量运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方言、俚语，如“杀猪出谷”、“牙床”、“打轿子”、“纸叶子”、“打零”、“游团”、“洋学堂”等，出神入化的语言有利于唤起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运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将农民群众紧紧地凝聚在一起，汇合成夺取革命胜利的强大力量，从而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真正地发挥作用，更好地掌握人民群众。 1．3源于现实，提炼实践中的语言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书斋里制造出来的教条，而是在鲜活生动的实践中显示出巨大生命力的行动指南。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者不应困囿于书本或课堂，而应“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的许多篇章、报告、演讲词都是经过实地考察、确凿取材凝练而成的，令人拍案叫绝。比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深刻解读，通过对中国社会小资产阶级的深入考察，采用漫画式的笔调刻画道:“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寥寥数笔便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作了细致入微的描绘，尖锐泼辣的语言既来源于身体力行的实践调查又来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透彻领悟，使人们在会心一笑的同时看穿小资产阶级的真面目。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政党要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根据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进行了阐发，他提出:中国共产党内“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口语化的表述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有机统一，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说，丰富的生产实践、生活实践赋予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推动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走近群众、走近生活、走近实际。 2抱定主旨，甘为公仆———语言体现鲜明的群众性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体现鲜明的群众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又反映了作为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伟大信念，即抱定主旨，甘为公仆。通过演讲、报告、著作等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目标在于让马克思主义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变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2．1明确对象，学习群众的语言 鲜明地提出认识对象、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前提，他指出:“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以反讽的手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想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和理解，必须同人民群众的生产实际、生活实际相结合。因此，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同群众的生活、学习、工作实践结合起来，提炼总结出人民群众的语言。“如果不但是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以其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幽默诙谐的表达方式、睿智超群的思辨才能，为我们树立了学习人民群众语言的典范。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用“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满足于一知半解等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讽刺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从主观意愿出发，缺乏调查研究的风气;同时还使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等语句讽刺不注意联系实际，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这样群众性的语言既简明精炼又直切主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亲和力及说服力，彰显出群众语言强大吸引力和感染力。 2．2贴近群众，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在其生命历程中，始终肩负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这源于他内心深处对人民深深的爱。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使能够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大众化的语言，使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者们只有了解群众、心怀群众、贴近群众，才能更好地让群众信服。首先要了解群众的实际需要，在火热的群众生活中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其次要言为心声，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反映人民群众心底的声音，使“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马克思提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撰文写道:“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以简洁明快又饱含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关切，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为国为民的一片赤子之心。 2．3联系实际，为人民群众办事 自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便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应停留在口头上，而应注重实质，实实在在地让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武器。1920年，开办了湖南第一师范民众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吸纳着众多的知识青年和工人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时，创造性地将“工人”二字连起来，组成“天”字，说明工人的力量大于天，号召无产者联合起来作斗争。1921年秋冬，先后两次深入到安源矿井，通过与工人的亲切交谈，启发着工人的觉悟，打下了扎实的组织基础。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将马克思主义散布到工人阶级中，使之迸发出思想的火花，演化为强大的斗争力量。以敏锐的判断发现中国的农民蕴藏着巨大革命能量，1925年，回到韶山，在同农民打麻将、玩骨牌的过程中巧妙无痕地宣传着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1926年，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期间，号召他的学员们“向党里要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通过脚踏实地的实践活动走进了工农群众的心田，播下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点燃群众奋斗的热情，唤醒群众对新生活的希望，奋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的进程。 3文脉流畅，浅显易懂———语言表现充分的通俗性 列宁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马克思主义从理论的抽象到理论的具体生动，从理论化的话语体系到具体化的行动指南，从被少数人掌握到成为大多数人民群众的锐利武器，这一过程的实现应当以通俗化为基本途径。用气势磅礴，风格壮美，富于想象的语言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性，无论语言内容还是语言形式，或者语言风格都带给人民群众以“真”的思考、“善”的启发、“美”的享受。 3．1语言内容深入浅出，宣传富有感染力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过程中，既注重从中华民族优秀的语言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营养，又注重从当前的革命工作建设实践里吸收养料，力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的深入浅出，形成适合人民群众需要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例如，为了阐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团结问题的重要性，引用了俗语“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民主革命时期，为了纠正党内对革命形势的悲观判断，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比，说明了新生的革命力量必然会不断发展壮大，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过的加工改造，原本枯燥抽象的道理变得通俗易懂，即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又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情绪。讲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联系中国实际情况，借用古语“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并且对此加以创新解释;讲到写文章应当言之有物时，他以“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为例，不仅幽默，还给人以回味和思考;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比作“纸老虎”，帮助人们认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真面目。总之，总是能够以形象生动的语言、贴合实际的例子，传递给人民群众以深刻的思想，使人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3．2语言形式生动活泼，传播具有亲和力 一贯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语言形式应当生动活泼，他指出:“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象个瘪三么?”善于灵活运用多种辞格，增强语言形式的多样性，在真善美相互统一的基础上构成对马克思主义引人入胜的智慧表达。比如在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的基础之上，把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论述道:“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巧妙地以设问的形式引出“人民群众是真正铜墙铁壁”这一伟大的真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的中国化，能够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强烈的震撼力和感召力。通过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预见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撰文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段语言如诗如画，以气贯长虹的排比和比喻给人民群众以信心、勇气和力量，使革命必胜的信念深入人心，成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和宏伟纲领。通过高超的语言艺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良好的入耳入脑的效果，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大众化的过程中产生出强大的威力。 3．3语言风格短小精粹，表达富有吸引力 旗帜鲜明地提出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工作时，宣传的载体———报纸、著作、标语、口号等应注重实质，真正地为人民群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在《反对党八股》中，用“懒婆娘的裹脚布”讽刺一些长且言之无物的文章，要求文章写得短而精粹，言之有物。纵观的名篇佳作，无一不是开宗明义、言简意赅的。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一文为例，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军队队伍进行了精彩的描绘。例如赞扬新四军队伍“抗战有功，驰名中外”;称赞叶挺将军“领导抗敌，卓著勋劳”，一连串四字辞格的使用，读罢令人意志坚定，昂扬向上。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为了表示对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的坚决摒弃，慷慨激昂地论述道“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层层递进又一针见血的排比，体现了出神入化的用语艺术，彰显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魅力。进一步以对联加以讽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总而言之，以准确精炼的语言、匠心独运的句式，精深巧妙的思辨推进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神州大地上焕发光彩，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尖锐武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艺术所展现的民族性、群众性、通俗性正源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性、群众性和通俗性，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其中，语言艺术所展示的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根基，目标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土壤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语言艺术所体现的群众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旨归，最终为了让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掌握人民群众，内化为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并外化为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语言艺术所表现的通俗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要求马克思主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语言艺术民族性的展示应当以群众性为旨归，以通俗性为依托;语言艺术群众性的彰显应当以民族性为导向，以通俗性为途径;语言艺术通俗性的表现应当以群众性为目标，以民族性为指引，从而形成有机统一、三位一体的态势，构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深刻的价值内蕴。从当前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现实条件看，我们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语言艺术加以提炼和总结，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作者：汪馨兰 单位：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社会科学部 艺术类论文:主持人语用原则下语言艺术论文 一、合作原则减少语言的模糊性 语用学中合作原则的目标是以含意的交流为目的。在信息的交流中，语言往往不仅表达字面的意思，在一定语用环境下语言会显现不同的意义，这种意义就是含意。而合作原则正是以含意的准确传达为目标的。这种含意在主持人语言理论中被称作内在语，张颂认为，“播音的内在语是指那些在文字语言中所不便表露、不能表露，或没有完全显露出的语句关系和语句本质。”合作原则在主持人语言中的重要意义受到其传播形式的影响。主持人语言的传播处于一种单向的、虚拟的人际环境中，于是对于主体来讲对传播语境的把握具有很强的模糊性，是一种推测的结果。格赖斯认为，合作原则是“根据会话的目的或交流的方向，使自己讲出的话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交际所需的。”为了消除语言中含意的模糊性，语用学家认为需要从量、质、关系、方式这些层面对语言交流进行规范。其中量与质的层面对主持人语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量的层面要求主持人语言必须具有明确的优秀，涉及的内容需要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在逻辑性的结构中展开。 对于主持人话语量的规定，要求其语言不能超出受众所需要的信息。但是，电视受众的组成是多样而复杂的，同时单向的传播模式也致使主持人无法及时对自己的话语进行调整。于是主持人语言的量准则就需要把握受众需求中的一般性。对于电视新闻报道而言，这种受众需求的一般性直接地通过事实来体现。了解事实信息，是所有受众共有的基本需求，而对事实信息的主观判断与评论就未必适合所有的新闻主持人节目。简单的说，当受众希望看到某位主持人的评论时，其内心已经形成了对这个主持人的兴趣与信赖。优秀的评论节目都具有品牌型的主持人，其栏目往往以主持人冠名。例如CNN的《拉里金•现场》、国内的《老梁观世界》《杨澜访谈录》等等。这说明主持人的语言内容首先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形，话语内容着眼于事实层面还是评论层面与传播主体的媒介形象密切相关。当然，主体形象是可塑的，通过对事实信息的准确把握，理性思维在评论中的应用一个主持人会逐渐赢得观众的信赖。例如，十几年前江苏卫视《南京零距离》的子栏目《孟非读报》就赢得了受众的青睐，主持人孟非通过这个节目被观众熟悉与喜爱。该栏目立足社会热点，通过有力的论证向观众表述观点，这是把握了受众在思维层面的一般性。也就是说，受众可能因为立场而对结论有不同倾向，但是人们思维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把握住了这个优秀，就能成功的说服观众。总之，量准则要求主持人把话语限定在事实和逻辑思维的层面，以适应受众的需求，所有纯粹武断的、主观情绪化的信息应该尽量减少甚至消除。通过这样的方式，主持人语言内容上的准确性得到了保证。 2.质的层面要求信息交流的真实性。 新闻传播的本质与职业伦理强化了这一层面的要求。但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信息的真实性不仅仅体现在报道话语与事实的符合，同时，真实性也具有实用主义的意义。实用主义代表人物威廉•詹姆士认为，“真的东西不过是我们思考道路上的便利之计，就像对的东西不过是我们行为道路上的便利之计。”实用主义真理观作为符合论的一种补充，对主持人语言具有指导意义。从这个层面上讲，主持人所表述的内容不仅仅是要与事实相符合的，同时也应该是对受众有用的。受众通过主持人节目获取事实信息的目的有两点，其一是通过事实信息形成自己对社会状况的判断；另一目的是通过事实信息获得消遣娱乐以应对烦忙的生活。这两个层面适用于数量众多、类型不同的主持人节目当中。当然，前者更集中地体在新闻节目中，后者则倾向于娱乐节目。就新闻节目而言，主持人的语言通过对事实信息的选择来实践实用主义的真实性。 二、礼貌原则体现平等关系 布朗和列文森的面子理论认为，有一些语言本质上和交际者的面子相悖，他们称其为“威胁面子的行为”，如命令、建议或提议等。礼貌原则在主持人节目的单向传播中被简化了，简化为主持人语言对受众的尊重。与合作原则注重内容不同，礼貌原则把焦点集中于主持人语言的形式上。首先，礼貌原则主持人与受众平等关系的要求。主持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掌握了更有力的话语权。在传统传播环境中，媒介较之受众掌握了绝对的信息优势，于是媒体对信息容易形成垄断。这些优势使主持人倾向于以一个说教者的姿态出现在电视观众面前。这在当下仍有残留的“宣讲式”新闻播音可以明确的感受到。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下而言，这种强势往往体现在主持人语言态度的轻率与评论的肤浅。例如，2012年2月22日河南电视台《都市报道扩大版》报道了邻里矛盾的新闻，主持人评论说：“做什么事我个人觉得应该把握三点：一、讲道理。二、不能损人利己。三、别太自私。如果大家都能想到这三点，就不会有那么多纠纷了。”这种评论语言不传递任何与新闻事件有关的信息，只是简单的、抽象的道德表述。受众在评论中感到自己在接受初级的教育，于是一种反感就随之呈现。这是对礼貌原则的一种触犯。其次，礼貌原则显现在具体的语用技巧之中。礼貌是语言面貌的综合显现，在语气、用词、人称方面都有不同效果的体现。主持人语言能否体现尊重与主持人语言表达使用的人称有关。新闻传播要求客观真实，主持人语言首先受到了这个职业原则的限制。于是体现客观性的第三人称，通常是主持人常用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主持人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于一个信息的搬运工，于是受众就不会因为对语言内容的不认同而直接对主持人产生反感。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表述，对于遵循礼貌原则来讲，都是危险的。第一人称表述是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而节目主持人未必是受众所信任的，一旦出现问题就很容易把自己放在与受众的对立面上。这显然不如符合礼貌原则的要求。第二人称表述，直接以“你”为主语，无论是叙事还是评论，第二人称都会对受众的面子构成威胁。例如，河南电视台《DV观察》2008年9月1日的节目中主持人的口语评论：“……不要命啊，您就不琢磨琢磨那东西万一不是在水里炸了而是在手里炸了你这人就完了。拿电电鱼？你倒是不下水，水里头你也不看看有别人没有？你们这玩意儿，你们是为自己能吃口鲜的啊，还是打算拿他卖钱啊？啊，你这样，你要真是改不了这毛病，笑寒（主持人）给你出一主意，你也甭钓鱼，你也甭捞鱼，你也甭电鱼，你也甭炸鱼。你搬两块石头，卖把子力气，你砸（杂）鱼得了。这多好啊，又热闹……”上述评论中，主持人以嘲讽的语气对用炸药炸鱼者进行批评。一方面这些批评都是个人情感的宣泄，表现出了极度的对抗色彩；同时第二人称表述，使这些敌对情绪被所有的观众直观的感受。尽管，电视观众不是评论的对象，却成了主持人泄私愤的对象。于是礼貌原则被严重的触犯。 三、结语 最后要总结的是，由于电视主持人节目具有模拟人际传播形式的特征，于是人际交往的语用原则对其产生了实践性的作用。在主持人节目中，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应用，对规范主持人语言内容和形式都具有重要的方法意义。 作者：李佳瑜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艺术类论文:中职信息技术中语言艺术论文 1中职信息技术课堂教学中语言艺术的淬炼 （一）利用设置悬念的语言艺术，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中职信息技术课堂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充分利用设置悬念的方法，让学生对学习内容产生主动去研究的兴趣和好奇心，在探索和分析问题的过程中，锻炼了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和掌握学习的方法，在不断获取知识的过程中，逐渐提升了自信心，使学生更加主动的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开拓学生思维的灵活性，不断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了提高，也能够锻炼教师的教学语言艺术性。在新课讲解中，当碰到较复杂的问题时，学生表现出困解时，教师通过设置出一个合理的悬念，给学生拓展开想象的空间，为学生的思维进行引导，开启学生的好奇心，学生通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不但解决了问题，还激发了浓厚的学习兴趣，是教学目标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注重信息技术课程的语言规范性的艺术 在中职信息技术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在知识讲授中，特别是一些含义和概念的讲解中，必须保证语言描述的准确规范性，在操作方法的讲述中更应该注重语言的规范性，避免使学生对所讲述的知识点出现误区或者疑点，有效防止在原则上的理解性错误问题的出现。 （三）信息技术课程中充分和合理利用肢体语言 利用肢体语言，能够对口头语言做出相应的补充，合理的使用肢体语言，还能实现口头语言所达不到的效果，肢体语言可以反映出人的态度和内心，在信息技术课堂上进行提问时，在学生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教师应正视学生并且认真的倾听，对学生所回答的答案给予客观评价和适当的肯定，不能表现出嘲笑和蔑视，以此去建立学生的自信心，是学生养成积极参与教师提问的环节中去，使学生积极思考回答问题的好习惯得到了全面的培养，在每一堂的教学中，教师如果一味的进行机械的讲解，不能够充分调动整个课堂气氛，会逐渐使学生脱离课堂，这时如果充分结合肢体语言，表达教师的一种精神状态，而将这种积极的精神状态传递给学生，使师生之间的距离感得以拉近，有效的增强师生之间的交流，最终使整个教学气氛在活跃的环境中进行，有效避免了沉闷和单调的学习氛围，例如在学生周围与学生一起进行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在计算机上机课上，在学生旁边进行走动和仔细观察，检查每一个人的操作是否有错误，并及时进行纠正和辅导，和对学生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和表扬。 （四）信息技术课堂中注重语言幽默性的艺术 在中职信息技术课程中有许多逻辑性较强的内容，这些内容使学生不容易理解，并且内容比较枯燥和抽象，很多学生在遇到这种类型的内容时就会选择放弃，进而也会严重影响到后面与这部分知识相关联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因此，在这个阶段教师要选用合理的教学方法和有趣生动语言和切合实际的实例将抽象的内容具体和形象化，使学生能用最佳的状态和轻松的心情去认真听老师的讲解，注意应该避免的误区，更好的去掌握重点知识，这种心态的学习方式也能够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培养学生勇于突破难题的积极性，利用幽默性的语言，也可以很好的维持课堂纪律，当学生在课堂上聊天或者做出其他有损课堂纪律的行为时，教师可以利用幽默的纠正学生们的不遵守纪律的行为，又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得到预想的效果，可见，在信息技术课堂中利用幽默的语言技术不仅可以解决教学内容的问题，还能够解决师生间的问题。 2结语 中职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中存在一些限制性的因素，但起主导作用的主要是教师的语言艺术，掌握了课堂上的这一门语言艺术能够提高教师语言的准确规范、生动和幽默，对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要求教师要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树立不断学习和探索的精神，逐渐的完善和发挥自己的语言艺术，使早日实现既满足教学要求又适应学生教学的语言艺术的形成，从根本出发，尽最大力量的去调动中职学生的学习信息技术课程主动积极性和主动探索性，不断提升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使中职信息技术的教学内容最全面、教学效果最佳的状态，也对其他学科的学习和研究起到了积极的调动作用，这将对我国中职的教育做出巨大的贡献。 作者：杨敖 廖艳 单位：重庆市经贸中等专业学校 艺术类论文:观察类社会舆论语言艺术论文 一、严格采用专业术语，展示社会系统的真实百态，确立客观性的价值认知 我们不能让这孤独的勇气被冷漠所吹散。如何去正确看待、积极帮助这群有梦的小精灵，让每个孩子的梦想伸出翅膀，舒展翱翔，是值得每一位社会成员思考与践行的现实问题。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有了彼此之间的协助，这个社会才会让人觉得更温暖，更踏实。”正是通过诸如以上专业、精准的语言的添加与衬托，令观众群体真切感知到社会发展的真实现状，也能以更为客观的认知去接触、认可其他社会群体，从而让社会舆论的形成更为客观、科学。 二、合理融入网络流行语，释放切实有益的应对理念，营造协调性的论述氛围 捕捉并呈现社会万象的更新变化，是社会观察类节目的又一特色。网络时代的到来，显著改变了社会群体的用语习惯，继而也影响了社会舆论的话语表现，观众群体也普遍希求能够观赏到更加贴合自身生活环境、契合自身话语氛围的电视节目。为了继续保持收视优势，良性引导社会舆论，电视社会观察类节目也进行了适时改良，其开始合理融入时下颇为热门的网络流行语，调整节目语言的表现效果，着力去凸显不同阶层社会群体的思维理念，继而也充分营造了协调、活跃的舆论环境。譬如凤凰卫视社会热点观察节目《总编辑时间》就在网络流行语的添加、表现上做到了水乳交融，同时也对社会舆论实现了寓教于乐的灵活引导。如在对猖狂倒票的火车黄牛党进行调查报道时，就作了如下解说与点评：“这群头脑灵活的投机者确实很任性，其来往穿行于购票厅、车站广场以及工厂等人流量巨大的场所附近，乐此不疲，其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貌似热情的态度，倒也真忽悠了一大批不明真相的善良群众，于是将白花花的银子都揣进了自己兜里。”“任性”等网络用语的添加，不仅使整个气氛显得轻松自如，同时也鲜明刻画了唯利是图、无孔不入的倒票团伙的丑恶嘴脸，提醒观众群体提高警惕。而在总结辨别黄牛党、整治黄牛党时，其语言设计对于网络流行语的添加利用则更为巧妙、自如，如“对于这些害群之马，我们要擦亮眼睛，一是要坚决到正规的售票单位购票，二是要自觉抵制低价票的诱惑，三是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举报。相信在社会大众的协同努力之下，最终留给这些黄牛的，除了寂寞空虚冷，还是寂寞空虚冷。”通过这种诙谐独特的语言引导，使观众群体不仅形成了对于不法谋利群体的理性认知，而且也掌握了防范犯罪团伙欺诈的应对技能，继而良性引导了对于游走在法制边缘的灰色人群的舆论走向。 三、灵活调度背景旁白，形成细腻别致的感官体验，释放人性化的话语气息 背景旁白是电视节目之中常用的语言手法，其与视觉画面相结合，共同营造了与节目主题契合一致的视听体验。在电视社会观察类节目之中，由于其表现主体多为故事结构复杂、人物个性各异的社会百态，所以也需要相对应的背景旁白来理顺脉络、凸显主题。而为了缩小与观众群体之间的距离感，创造更为温暖、和谐的观感体验，电视社会观察类节目也都开始注重更新其背景旁白的设计，不仅加强了语调语气与词句的和缓衔接，还更多地选择了简洁、温馨的语句，这就有效形成了细腻、别致的感官体验，使得人性化的话语气息充分萦绕开来。譬如深圳卫视的《温暖在身边》就以节目语言表述平和、真善情感传递细腻而深受观众群体的喜爱。该节目在语言统筹上多采用背景旁白与背景音乐呼应并行的表现手法，如在讲述怀揣音乐梦想的单亲少年苦学唱歌、勤工俭学、贴补家用之时，就利用舒缓动人的背景音乐与旁白，对这群特殊群体作了动情讴歌：“每当其他孩子都在甜甜的清晨梦乡中时，他们已经悄悄来到厨房，生火做饭；每当夜幕降临，其他家庭都围坐在饭桌前说笑谈天，他们则在打工店里来回忙碌着。他们本分、踏实，遇到困难只会自己想办法解决，万不得已，绝不去给别人添麻烦，哪怕只是一颗煤球、一盒火柴。只为了能让心中的梦不再缥缈，让自己多唱几首喜爱的歌谣，多看几次父母的微笑，就够了。”在这种温馨、真挚的背景旁白的感染之下，观众群体会主动去感悟温暖、友爱的真情社会，对于单亲家庭的成员群体，也会有更为正确、全面的认知与定位，继而形成科学的舆论氛围。 四、集中增扩激励号召语，促进不同阶层的参与互动，构筑互助化的交流平台 平台功能性是社会观察类电视节目的社会化价值，也是颇能体现其媒体社会效益的一大环节。伴随着全民参与社会发展的浪潮涌动，电视媒体也顺应这一潮流，增加了诸多鼓励普通百姓积极参与、表达意见的新式节目。而电视社会观察类节目本身就具备极强的交流互动性，为了更为有效地促进不同社会阶层参与到节目交流中来，形成更为协调的群体舆论氛围，其普遍都在节目设计之中加入了带有励志性的号召语，以此来聚合各个社会群体加入互动平台，共同探索社会舆论的良性发展。譬如广东卫视于2015年全新推出的社会观察类节目《你会怎么做》，就将鼓励各阶层沟通、带动全民性互助作为节目主旨，力求通过富有特色的号召激励语的添加，激发观众群体的参与热情与互助兴趣，合理引导当前社会舆论朝向科学、人性的层面拓展。如在该节目第2期中，就对活跃在社区、负责交通疏导的义务交通员群体进行了观察与记录。当主持人寻求执勤交通员帮忙指引道路、并故意试探其能否为其导向之时，交通员爽快并热情地为其带路。此时，略带夸张的艺术化词句“我要给他们点一万个赞！还在等什么，乡亲们，加入这支队伍吧！”跳跃在电视画面之上，主持人也对着镜头向观众发起号召：“还在犹豫什么，我这么懒惰的人都抑制不了内心的激动，想要做一回义务交通引导员，来吧！等你。让我们一起加油！”而配合愉悦的背景音乐，一大群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开始紧跟在主持人身后，争当义务交通引导员。此时，节目再次运用旁白发起号召：“别再犹豫了，小伙伴，再不加入你就out啦！”通过这种轻松欢快而极富鼓励性的号召语的点缀，互助化的交流平台得以确立，观众群体都能在节目中获取对社会发展的多样思考，并激发其主动参与、乐于奉献的意识理念，从而也促使整个社会变得更为和谐、融洽。 作者：王子彤 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艺术类论文:合唱指挥肢体语言艺术论文 一、合唱与合唱指挥的肢体语言 （一）合唱的艺术表现形式 合唱是一种音乐艺术形态，其包含着艺术家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构想，是一种物化了的意象形式。从本质上讲，合唱是艺术家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审美意识，将各种体验性的、主观性的素材加以高度融合，形成某种独特作品艺术的表现活动。其作品是一种以词、曲为物化形式的意象表达，是一种专门供观者鉴赏和审美的艺术形象。合唱是一种集体效应下的艺术表现形式，有着丰富的情感内容，能够体现恢弘壮阔的艺术情境。合唱包括青年混声合唱、童声合唱、室内和声合唱等多种形式，表达的是一种集体的力量以及一种合作下的艺术美感。但是，合唱与其他歌唱最大的不同则在于需要在统一的指挥下完成，具有一定的指挥情境效应，这就使合唱具有了诸如某种舞蹈的肢体语言大集合的艺术特征。 （二）合唱指挥的肢体语言艺术特征 合唱指挥往往通过丰富的肢体语言进行对合唱作品内容的表达，指挥人员借助丰富的面部表情、手势动作等技艺形式，形成某种肢体语言对合唱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感情进行意象化的展示。指挥人员需要在对创作家的情感进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通过情感的肢体表达将作品中的情境完美地展现出来，将此种情感化作一种艺术形象，给观者以视觉的冲击与心灵的震撼。合唱团每位成员的文学造诣、艺术修养以及音乐功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合唱团队的艺术水平。但是，这些都是建立在良好的合唱指挥的基础上，只有在完美的、富有艺术气息的以及具有实用效用的指挥基础上，合唱团才能够产生惊人的艺术效果。另外，合唱在于通过不同声部及各种不同的演唱形式达成整合的艺术效果，这就需要一定的完美的艺术指挥。在有序的指挥下，合唱团的合唱人员才能够将各自的特点发挥到极致，从而形成整体效应，达成完美演出的目的。而且，对于观者而言，台上的演唱人员是相对静止的，只有通过指挥人员的肢体表演，才能够对表演进行视觉上的感知，由此形成的强烈的视觉效果使其更加地被现场的气氛及情感所感染。合唱是一种声音的共性艺术，是一种协调性的群体艺术形式，表现了一种和谐之美，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对多种合唱的声音进行协调、训练和统一，由此便产生了指挥的肢体语言艺术。合唱最大的魅力以及独特的艺术表达就在于和声，通过和声使声音的音域更加地宽广、丰富了音色，使声音更加富有表现张力，这是个体及小群体演唱所不能达到的艺术效果。基于其整体性，合唱指挥在整个表演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优秀的合唱指挥能够在表演过程中给观众带来最佳的艺术情感体验，最大限度地激发观者对合唱作品的共鸣与认同。一个成功的合唱指挥需要最棒的指挥技术与最为丰富激情的肢体语言之间达成高度完美的融合。合唱指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指挥者丰富的肢体语言加以表达。合唱指挥在表达上既要充分体现原作的情感，又要对其进行再度创作。合唱指挥在一定意义上是全程艺术创作及合唱艺术本质特征的重要体现，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及艺术美学价值。指挥人员在指挥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通过自己的艺术表达对合唱作品进行演绎，使其具有一定形象化艺术特征，创造出肢体语言的美感效应。指挥人员在表演过程中，将肢体语言艺术化，提升了合唱的听觉艺术价值和视觉的审美价值，使合唱成为具有综合特征的艺术形态，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经典艺术。 二、合唱指挥中肢体语言艺术运用的原则 指挥是合唱团艺术生命的灵魂，其不仅仅是合唱队的优秀人物、领导者与组织者，还是合唱团音乐艺术形式的再次创造者。从观者的角度看，合唱团的指挥人员更是一名表演艺术家。因此，合唱团中的指挥者不仅要具有一定的音乐艺术造诣，还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及较高的艺术审美能力和表演能力。这样才能够使合唱在内外两个层次达到思想性、艺术性的完美协调统一，得到观者的认同。合唱指挥要通过丰富的肢体语言对每一位合唱队员的音乐表现进行引导，要遵循“省、准、美”的艺术原则，以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第一，省的最大特点就在于适度，指挥人员通过对合唱作品思想情感及意向进行精准的把握，对其进行艺术上的再创造，对每一肢体语言进行设计，做到情感表达到位，情绪拿捏到位，多一分则溢，少一分则空的状态。省是指挥人员进行肢体语言艺术表达的最基本的原则，是其他两种原则的基础。在肢体语言运用上，指挥人员应从该基本原则出发，做到艺术形态的完美表达。每一种艺术形式都在一定程度具有适度性，合唱也不例外，尤其对于合唱指挥人员更是如此，合唱的艺术效果不在于个性的突出，而在群体效应。因此，指挥人员要注意对自己情绪的把控，照顾大局，点到为止，不需要做到过“满”，以致影响整体演出效果。第二，准是指指挥人员能够对合唱作品所要表达的意向进行完美精准的再现，包括对音乐节奏的精准把握、对歌唱者换气点及呼吸点的掌握，并给予合唱人员最为精准的预示及情感眼神的交流，使合唱人员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演唱，达到完美和谐的艺术状态。第三，美讲究的是指挥人员在动作上具有艺术美感，富有协调性和舞蹈性，动作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指挥人员通过艺术动作美的呈现给予观者以感官上的冲击，使观者能够通过指挥者的动作体验其内在的情感，从而达到一定的思想情感的交流，使其有所动、有所悟，完成艺术的呈现与交流。艺术不在于观赏，而在于观赏后是否能够激起观者内心的涟漪。指挥人员作为合唱队的灵魂所在，必然是传达某种情感的优秀，因此指挥人员不仅要做到外在表演上的惊艳，更要体现内在情感抒发的美学艺术价值。指挥人员要做到“省、准、美”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将自己内心的情感完美地融入到表演中，使动作富有一种灵动的和谐的魅力。 三、合唱指挥中肢体语言艺术的完美运用 （一）手势语言的艺术表达 合唱指挥最为丰富的语言莫过于手势，通过手势动作不仅能够对合唱团人员进行协调统一，还能充分地将合唱作品中的思想表现出来。指挥的手势语言在合唱指挥的肢体语言中尤为重要，任何思想情感活动都主要通过指挥人员的手腕、手指、手掌、手腕、小臂和大臂的相互协调进行语言艺术的表现与传达。在运用过程中，随着音乐的发展，手势语言应当有所变化，既要有一定的控制感应效果，又要有一定的漂浮感和灵动感。合唱成员一般通过对气息的推动进行歌唱，其在发声过程中既要对气息有一定的控制，又要连贯、强弱得当、声情合一。这就需要指挥人员运用手势语言形成一种阻力来控制音乐。 （二）面部语言的艺术表达 指挥人员需要通过一定的面部表情，根据音乐作品中的情感意象进行艺术信息的传递。面部语言是指挥人员在手势语言表达之外最为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指挥人员主要通过眼、嘴、眉、下巴等面部器官对音乐情感进行表达，特别是作品中较为复杂的音乐情感，直观地再现作品中的喜怒哀乐，是肢体语言艺术表现形式最为生动、直接和灵敏的所在。比如，当表达恐惧、愤怒时，指挥人员会张大瞳孔，在表述哀伤时，会放大瞳孔，放空眼神。 （三）身体语言的艺术表达 这主要是对于指挥人员的身体姿势而言，在表演过程中指挥人员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姿势，即或坐或站。指挥人员一般是保持一种傲然挺拔的端正站立姿势。在正式场合中坐姿较为少见，但是排练时却有所体现。指挥站姿一般要求两脚站稳、身体挺拔端正、肩放松、腿稍分开，给人一种积极兴奋、挺拔向上的沉稳之感，以此达到外形的和谐之美。合唱指挥从专业技术的角度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从审美的角度看属于艺术范畴。因此，合唱指挥既要有精准到位的、娴熟的技能，又要有丰富大方的肢体语言，从而充分展现合唱的内在艺术特征，增强其美学效应。 作者：和桂莲 单位：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艺术类论文: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语言艺术论文 一、新闻评论节目特质对主持人语言的要求 （1）新闻评论节目特质要求主持人的语言更加灵活。 电视新闻评论集图像、声音、文字于一体，有时还运用多种表意符号来传递思想。在节目中，经常会插入现场再现、嘉宾访谈、现场采访连线等，其内容十分的丰富，形式多样。这就要求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除了具有传达信息的能力外，还能够跳出自己固有的思维，跳出自己已备好的语言模板，用自己更加灵活的语言，去串联各方，确保节目的正确方向和顺利进行。 （2）新闻评论节目特质要求主持人的语言更加亲和。 传统的评论总喜欢摆出一副讲大道理、教训人的姿态。而电视新闻评论则不然，无论是主持人、嘉宾、记者、事件当事人，上了镜头，就是面对面的交流。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作为各方的衔接者，要使节目参与各方都能够以最佳状态投入节目，顺畅地传递信息，首先在语言上要做到有亲和力。 （3）新闻评论节目特质要求主持人的语言更具分寸。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性的回归，新闻评论节目对主持人自我语言特点和人性化表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主持人要顾忌人性，该高要高、该低要低、该怒要怒、该喜要喜、该伤要伤，这样才能拉近受众、吸引受众。同时，在评论中要特别注意分寸，应兼顾大多数人的接受水平有的放矢、有分寸地把握语气、节奏，使自己的评论能够更多地得到接受和认可。 二、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应注意的语言禁忌 （1）不要说想当然的话。 作为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更多的职责是将新闻的信息传播好、把参与各方衔接好、尽力得到较为科学、公正的结论。因此，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在参与评论的时候，在语言上一定要留出空间和弹性，一定要谨慎。切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随意地给出结论。 （2）不要说不负责任的话。 新闻评论节目很多的时候是代表政府说话，代表政府传达信息，所以信息的指导性非常强，影响非常的深远。因此，对每一句话都要真正地负起责任，说每一句话都要真正清楚、明确。特别是很多的事件，涉及多方的责任，甚至会涉及政府部门，在这样的情况下，弄不清楚的话，不负责任的话更不能说。 （3）不要说压迫性的话。 新闻评论节目涉及方方面面，所有的参与者都处在一个平等的层面上，没有谁高谁低，也没有谁质问谁，所有参与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新闻能够更加完善，使结论能够更加科学。因此，作为主持人，尽量避免用压迫性的语言，去质问和要求参与者。 （4）不要说虚话。 新闻类节目本身特点就是真实，真实的事件就是需要真实的表达，稍加修饰和做作，就会使之失去原本的意义和特点，大大降低事件本身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因此，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要切忌说虚话，哪怕一点的不实，都会使整个节目出现本质上的改变，原本真实的信息也会被受众怀疑。 （5）不要说废话。 新闻评论节目，信息量的集中储备在新闻描述、在新闻当事人、在评论嘉宾，而不是在主持人。主持人的话太多，自然会占用节目的时间，影响到节目的信息量。因此，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要切忌说废话，要使每句话说到点子上、问到点子上、评到点子上。 三、如何提升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艺术修养 （1）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使语言更主流。 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每天都在剖析、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国内外发生的各种消息。这就要求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具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思想素质，较强的政策观念和新闻敏感。因此，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要注重对中央和各级发展精神的学习，把握方向，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 （2）扩大社会知识面，使语言更丰富。 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每天评论的事项，古今中文、天文地理、人文自然，无不包括，所接触的评论嘉宾很多都是各个专业的专家和高层人士。因此，要真正使自己的语言能够驾驭好节目的开展，知识面的丰富是基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刻苦地学，不断地学，自己的学历层次、文化水平和知识积累。 （3）提升专业能力，使语言更规范。 专业的语言表达能力，是提升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语言艺术修养最基本的要求。要获得良好的声音，必须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声音训练。此外，还要加强口头报道、现场采访等语言能力的训练，加强自身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积极开展语速的训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最多的信息传递给受众，能够在更为紧迫的情况下，准确规范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4）做足准备功课，使语言更恰当。 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在录制节目前，一定要对所播报的问题，详细地搜集有关情况。一定要与编导组一道研究、分析，充分掌握整个节目的初衷、要达到的目的、整体的程序、参加的嘉宾、引导的方向和最终的结论。同时，主持人还要深入细致地了解嘉宾，了解询问的问题，甚至要充分预想或事先询问嘉宾的回答内容。 （5）塑造良好的风格，使语言更精彩。 对一个主持人来说，其风格是否独特鲜明，分析是否深刻，决定着主持的成败。特别是在语言表达上，要有自己的特色，要富有感染力。每一个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自身的语音条件不同，自身的讲述方式不同，所主持的节目也不同，但是风格的培养是必须的，风格培养的方向就是符合节目设置、符合受众要求、符合自身实际，使节目更具人性化、吸引力和感染力。 作者：刘霖 单位：莱芜广播电视台 艺术类论文: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语言艺术论文 一、领导重视提供保障，组织周密章法有度 1.悉心指导，增添动力。 作为提高青年教师授课水平的一个全校性的教学活动，学校领导对此非常关心和支持。在讲课比赛的每一个现场，都能看到学校领导的身影。他们静静来到比赛现场，非常认真地听了有关教师的讲授，并在赛后对参赛教师的讲课效果做了精彩的点评。在整个比赛过程中，校领导密切关注赛事进程，多次亲临教务处进行指导。各院系的领导不仅认真组织试讲、选拔，而且都始终坚持随堂听课，给了参赛教师极大的鼓励。 2.安排合理，井然有序。 任何一项竞赛活动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周密的组织管理。根据《青年教师讲课竞赛实施办法》的文件精神，教务处对竞赛事宜做了部署安排，明确了竞赛程序和相关要求。各院（系、部）根据强化过程、重在提高的原则，认真组织、谋划和落实。竞赛分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原则上采取随堂听课的方式进行。预赛阶段的比赛在各院（系、部）开展，最终选拔出了23位青年教师参加决赛阶段的比赛。参赛教师涉及到全校13个院（系、部），参赛课程涉及到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整个决赛阶段的组织有章法、有秩序。在开幕式上，不仅有上届一等奖获得者的现场示范教学，也有部级教学名师和退休教授交流教学和科研的感悟和体会，给参赛者和组织者以启迪。比赛过程严格按照比赛规程有序进行，赛前有组织、赛后有评议、评后有反馈。参与观摩的教师认真总结，吸取经验，撰写心得体会。教务处安排有专人负责决赛全程的组织、协调和记录，并能对整个赛程进行及时报道，保证了竞赛活动有序开展。 二、参赛教师风采纷呈，课堂演绎别样精彩 各位参赛教师在课堂上的表现可以说是各领风骚、独具魅力，不仅仅体现了师道之高尚，更能使每一位参与者体会到教与学的和谐之美。 1.教学态度严谨认真，富有职业心、责任心、自信心。 教师职业是神圣的，课堂又是教师这一职业神圣之所在。在每次比赛现场，我们都能看到精神饱满、意气风发的参赛教师，他们服饰得体，仪态端庄，举止大方。课堂教学尚未进行，其稳重的师表已经给每位学子做出了表率。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体会到，教师在课堂上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学科知识，更多的是教会学生做人的道理，是能对学生人生道路产生影响的知识。教师树立以学生为主、以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课堂上讲授不仅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是很有责任心地、有意识地传授知识，使学生真正领会、掌握、应用所学知识，表现出来的是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讲课过程不仅是对授课内容的比赛，更是一场展示教师人格魅力的过程。课堂上教师的表现必须要有自信，有自信才能引发出激情，才能淋漓尽致地“传道、授业、解惑”。各位参赛教师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激情和自信，而且大多数教师都具有亲和力，能将感情投入授课中并充分“享受”这一过程，课堂交流融洽、自然，教学气氛活跃、和谐，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效果明显。 2.教学语言优美生动，表达风格化、情感化、规范化。 “披文入情，情动而辞发”，良好的教学语言可以烘托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情感。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教师的语言修养，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脑力劳动的效率。各位参赛教师的语言表达准确清晰、严谨精练、生动流畅，节奏感、逻辑性强，讲课规范有序、张驰有度，极富魅力，语音准确，语调正确，语句合乎语法修辞逻辑，用词恰到好处，准确无误地表达思想与教学内容。大多数教师语言表达都极富有情感，热情洋溢，抑扬顿挫，幽默风趣，显示了不同的教学风格和教学个性，从心理上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教学过程融洽、默契，整个课堂充满情趣与活力。有如小桥流水者，轻声慢语、娓娓而至；有如大河奔腾者，慷慨激昂、抑扬顿挫；有如绘画大师者，尽情泼墨、写意渲染；有如哲理名家者，构思严谨、环环紧扣。能恰当地运用表情、眼神、手势等体态语言对教学进行有机补充，意近旨远，词浅意深，充分发挥了语言的功能策略和交际策略，对学生进行启发暗示，收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3.教学设计精彩恰当，具有合理性、逻辑性、层次性。 成功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对课程环节的安排设计，每位教师都独具匠心、风格各异。参赛教师在平时备课活动中，都分别在深入钻研教学大纲、精通教材内容、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针对课堂教学的目标群、知识结构、板书利用、课堂练习与作业等因素，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诸方面进行了合理设计，在课堂教学中能很好地把握课堂节奏，通过精练的回顾讲解，很流畅、自然地引入本节课的讲授内容，根据翔实的材料、清晰的条理、严密的逻辑，深入浅出，从多个角度去引导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并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 4.教学内容充实丰富，体现知识性、专业性、前沿性。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从竞赛课堂的教学内容上可以看出，教师要非常优秀地完成教学任务，必须依赖于平时的努力；不仅要依靠储备丰富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很强的实践技能和经验。在理论课教学上，教师尽量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联系专业实际和生活实际，提出学生真正感兴趣且有思考价值的问题，增加一些带有探讨性、启发性的教学内容，通过具体实例的讲解，把学生的思维领入到实际生产中去，最大可能地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达到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目的。 5.教学方式灵活多样，突出统一性、适宜性、实效性。 在竞赛课堂中教师能采用诸如启发式、激励式、记忆式、问题式、参与式、案例式、研讨式等不同的方法应用到教学实践中，但也不是凌乱地、毫无目的地应用。在教学手段的选用上，广泛将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于课堂教学，多媒体课件信息量大，制作精良，运用娴熟、自然。课件不是为了表现多媒体这一教学手段而使用多媒体技术，也不是简单地将教材文字转化成电子文档，而是结合科研成果、工作实例，用图表、动画、视频、声音，生动形象地展示所要讲授的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各位参赛教师并没有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是紧密结合课程实际，将传统手段与现代教育技术交互使用，使“多媒体课件＋黑板板书＋教学模具”有机地结合起来，相映成辉，相得益彰。 三、评审专家工作细致，赛后评议客观公正 在竞赛现场，有一群听众特别引人注目，他们就是学校本科教学巡视组成员、讲课比赛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各位专家都是有着非常丰富教学经验的退休教授，虽然有的已白发苍苍，但依然是精神矍铄。他们本着对学校教育事业负责、对讲课比赛负责的态度，聚精会神听讲课、专心致志做记录。在每次比赛结束后，都分别进行了两场点评，一是由教学巡视员担任的竞赛评委会的点评，二是由各院（系、部）参与听课的领导和教师的点评。各位评审专家在赛后评议中陈述已见，对参赛教师的课堂教学分别从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综合点评，肯定优点，指出不足。另外，为充分体现客观公正这一原则，评审专家在赛后还采取随机听课的形式，了解参赛教师的日常授课情况，以综合表现评定参赛结果。各院（系、部）除了客观点评外，以如何更好地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水平为出发点，院系领导亲临指导，青年教师踊跃发言，畅谈体会、感想和收获，汲取经验，思考如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四、学校搭建交流平台，共同促进教师成长 对青年教师而言，欠缺的是教学经验的不足，即如何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且被学生接受和理解，这就好比要想给学生每人一杯水，教师不仅仅要有一桶水，关键是如何把一桶水有效地注入每个学生的杯中。讲好一节课容易，重要的是讲好一门课，在这方面学校为青年教师搭建了一个锻炼、提高的平台。通过举办讲课竞赛，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的培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有效地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为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作者：刘芬 单位：塔里木大学植物科学学院 艺术类论文:微积分教学中语言艺术论文 1《微积分》教学中的语言要形象、生动 《微积分》的知识内容往往是抽象的，要化抽象为具体就要用心揣摩怎样用比较形象、生动的语言去讲解，比方说，讲到连续函数的介值定理我们可以用流动的水来刻画，也可以用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摆桌子来比喻，这些比单纯的去讲数学证明更能让学生理解，也更能让学生印象深刻。 2《微积分》教学中的语言可以浪漫但是不失深刻 学数学的人给人的印象似乎往往是木讷、活力不够，没有搞艺术的那么潇洒，其实并不如此，德国数学家维尔斯特拉斯说过“缺少诗人气质的数学家不能算是真正的数学家”，尽管我们高校的很多数学老师可能只是一名普通的数学工作者，其实一样可以在课堂上浪漫一些、洒脱一些。比方说讲中值定理，我们可以借用我们古代的一句诗“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来作一个很好的总结。在给学生讲解微积分基本公式时，我们可以来一句英文：“It’sapowerful,beautifulandgalivibleformula”(galivible是时下流行的网络语)，此时学生们会惊讶不已。在介绍比较复杂、冗长的泰勒展式时，尤其是几种余项的时候，比方说皮亚若余项，我们可以先讲讲皮亚若的生平、故事、思想，然后强调皮亚若说过一句话：“给学生讲授晦涩难懂的东西，是对人性的犯罪”，进而我们可以说为了不背负此罪名，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讲更简单更人性化的皮亚若余项。这就是一种洒脱，也更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 3《微积分》教学中的语言应该尽量活泼、幽默 人们常常说活泼带给我们青春，幽默带给我们快乐。讲授《微积分》也一样，课堂上不只是有证明、计算、推到，公式、定理、结论，也应该有欢笑、掌声和快乐。一次，笔者给大一新生讲连续和不连续的概念，黑板是上下拉动的，上面一块写满了要拉下来，突然卡住了怎么也拉不动，这时笔者转过身对同学们说“同学们，看到没有，这就是不连续”，教室里顿时哄堂大笑。还有一个学期，上午三节数学课，第二节课休息期间，很多同学都爬在桌上要睡觉，这时笔者想起了网上的一句话，于是稍加改动，对同学们说：“同学们，现在睡觉你会做梦，现在听讲你会圆梦”，课堂里顿时掌声如鸣。在《微积分》的教学过程中要经常做到上面的要求并不是容易的事，需要我们平时的积累，当然还跟我们每个人的性格有关联。教师首先要对《微积分》的教学内容熟烂在心，信手拈来，同时还有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才能在平时的教学中能够充分发挥，驰骋千里；其次要多读些数学史，多想些比书本上更深刻的东西，结合自己的语言风格，形成自己独到的语言体系；最后跟紧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尤其是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能够像海派清口代表人物周立波那样讲讲数学里的“段子”就更好了。 作者：刘双乾 单位：暨南大学数学系 艺术类论文:导游语言艺术论文 一、导游语言的基本原则 1、生动幽默原则 导游语言也应该具备生动形象的表达，这也是导游语言的艺术性和趣味性的具体体现。另外导游语言需要运用适当的幽默，因为导游人员在讲解过程中穿插一些相关的幽默，会使气氛融洽讲解更加生动有趣。 2、灵活性原则 在导游讲解过程中，导游语言应该注重因人而异，因地制宜，要根据不同的对象灵活使用语言进行讲解，使特定的景点讲解适应文化素养，审美各不相同不同层次的游客。导游人员要根据不同的游客灵活掌握讲解内容，使其适应每一位游客，让每一位游客能够享受导游语言艺术之美。 二、导游语言艺术的技巧 1、语音技巧 在导游讲解中，包括语调、音量、语速，要善于进行语调变化，语调平淡的导游讲解会缺乏活力，所以，语调应该有高潮也有低潮，语调的变化能使语言具有节奏感，每个人的声音都有其各自特点，也可以赋予不同的音调，使其适当的以情发声，以声带情。导游人员的语调要自然优美，抑扬顿挫，发音清晰，语言要通俗易懂，而且导游人员要善于控制自己的声音强弱，要富有感情色彩和节奏感，在导游讲解语速上应注意节奏快慢，如果导游人员一直以同样的速度进行讲解，缺乏感情色彩，会令人乏味，缺乏兴趣。所以，导游人员要根据要讲解的内容，游客的反应控制语速，讲解语言速度的快与慢是相辅相成的,在讲解过程中通常讲快了游客跟不上或听不懂，讲的太慢，游客又失去兴趣，所以导游人员应掌握好语速，该快就快，该慢就慢，快慢结合。 2、口语化语言技巧 导游讲解过程中口语化语言是及其重要的，是导游人员必备能力之一，也是导游人员表达的方式，口语化能使导游人员和游客之间清楚明白的了解和接受对方，理解和接受是口语化的特征。当导游人员在讲解时候，游客不感兴趣，这时候导游人员应该注意语言的运用，首先应运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化语言，其次在讲解内容上注意技巧性，讲解语言尽量口语化，避免使用难懂词语，用口语化语言更加贴近游客，激发游客兴趣。导游语言要尽量使用大众化，浅显易懂的词语，使导游讲解贴近游客。另外，强调导游语言的口语化，但是不能忽略导游语言的规范化。 3、语言叙述方式技巧 在导游讲解中运用灵活多变，生动形象的的叙述方法，以便更好地吸引游客，在导游词讲解中如果只是按照顺序方式讲解就会显得十分平淡，没有吸引力，所以在讲解中倒叙和插叙显得尤为重要，如在讲解过程中设置悬念等方法活跃气氛，激发游客的旅游兴致。在导游人员具体带团的过程中，导游人员除了具备基本的导游方法和技巧以外还应该具备自己的特色，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样，才能获得比较好的导游效果。导游艺术的重要部分有导游方法和技巧。导游人员要吸引游客的注意力，激发游客的兴致就必须讲究导游的讲解方法，提高导游的语言艺术。 三、导游语言艺术的作用 1、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旅游是人与人社会交往的活动，导游人员要接待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性格、爱好、信仰的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游客会表现出不通过的行为、习惯、性格和语言，在此过程中要使旅游团始终保持和睦融洽的气氛，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就要求导游用灵活、幽默的导游语言打破沉闷的气氛，避免尴尬的情况，用多样的导游语言提高游客的游兴；运用导游语言艺术能够激发旅游者的积极性，提高导游人员服务质量。 2、协调增进主客关系 在不同的职业中，协调能力是必备的一种工作技能，所以对于导游行业来说也不例外，旅游者初次到达某个地方旅游的时候，旅游者的心理总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和拘谨感，导游人员的语言艺术能够起到协调作用缩短主客之间的关系。当导游与游客之间出现隔阂的时候，艺术性的导游语言艺术能够化解双方的矛盾，是协调主客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 3、提高导游员素质 导游人员是最直接接触旅游者，导游人员的素质和好坏，服务质量的高低，严重影响旅游业和社会声誉，也关系到旅游国家和地区在游客心目中的形象。在旅游过程中导游人员要以游客为中心，大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以自身人格魅力感染游客，导游员带团过程中在游客心中确立威信，带好团队。语言艺术是导游语言的升华，对导游员素质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导游员在提升自己语言艺术的同时也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自身的综合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四、结语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游客和社会对于导游员的要求也随之越来越高，而导游的语言艺术在导游员带团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导游语言运用是否成功在导游员带团中起到极其重要，所以导游人员要不断完善自己的语言艺术，学好语言，掌握语言，带好旅游团。 作者：扎西卓玛 单位：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类论文:地理教学中德育语言艺术论文 一、语言应自然朴实，化难为易 在地理教学中如果说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是一条明线，那么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则是一条暗线。教师只有娴熟地运用语言技巧过好渡、铺好路，才能起到“明”“暗”双收的效果。因此，教师的语言必须朴实无华，犹如潺潺流水激起学生思想的朵朵浪花。例如在讲“海陆的变迁”一节时，虽然内容抽象，但是有利于科学史教育和科学兴趣的培养。因此，教师可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切入正题。故事一:一位科学家在喜马拉雅山考察时发现了海藻、海螺等海洋生物的化石，这是为什么呢?学生直接猜测:“这里过去可能是海洋吧?”教师回应:“对，这里原来就是海洋。”接着教师利用多媒体播放Flash动画———在七千万年以前这里是一片大海，后来由于地壳运动不断抬升，海水渐渐退去，海洋生物沉积形成化石。故事二:20世纪，有人在台湾海峡的海底发现古代森林遗迹，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又有学生猜测说:“这里过去可能是陆地吧?”教师回应:“对，这里原来是和大陆相连的一片陆地。”接着多媒体播放Flash动画———在一百万年前，这里森林茂密，后来由于地壳下沉成为了海峡。不过由于板块的不断运动，台湾海峡还在缓缓抬升，据预测，一万年以后台湾海峡又将成为陆地。教师朴实的语言，自然的引导，引领学生“穿梭”于古今之间，深入浅出地体会知识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从而证实了“海洋和陆地是不断在变化的”这一理论。苍海桑田是大自然的规律。教师的语言自然朴实声声入耳，将知识化难为易。 二、语言应风趣幽默，语近意远 地理教学中常常涉及较为枯燥的人文地理内容，这部分内容对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是再好不过的素材了。所以教师诙谐幽默、生动风趣的语言会让知识富有情趣，使课堂充满愉悦和谐的气氛，这往往比枯燥的说教更为有效。例如在讲“我们需要洁净的空气”时，正好是午后第二节课。走进教室，讲台前有些狼藉，门后的水盆水桶里满是脏水……教师笑着说:“我们经常出入这样一个狼藉的空间，目睹垃圾散落的地面，粉尘飞扬的讲台，享受这浓缩了的人工‘废水’‘废气’和‘废渣’，哎!看来今后上课要必备一样东西———大口罩，你们说怎么样?”学生们听后有的偷笑，有的面面相觑，有的恍然大悟。几个学生立即对教室进行了清理。教师通过这样的“小情景”和风趣幽默的语言，使学生懂得了保护环境要从自我做起，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的“大道理”。信手拈来既不牵强附会，又达到了语近意远的效果。 三、语言应真实生动，饱含情感 常言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地理课上所讲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内容，都应以科学准确且饱含激情的语言，真情流露出对祖国河山的自然情感，从而潜移默化地激发学生的情感，不断增强民族自尊心，树立热爱祖国，立志成才，报效国家的高尚情感。例如在讲“台湾”一节时，“钓鱼岛”就是再好不过的德育内容了。为此，教师在课上可以这样讲述:钓鱼岛位于中国台湾省东北大约100海里的地方，面积为43838平方千米。由钓鱼岛与其周围的赤尾屿、黄尾屿、南北小岛及附近的一些岩礁共同构成。有关钓鱼岛归属的问题一直是热点。但可以证明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确凿证据有三:第一，钓鱼岛与我国东海大陆架相连。根据《国际法》规定，海洋沿岸国家对大陆架是拥有固定的排他性主权的。从这一点来看毋庸置疑，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第二，早在1403年中国人杨载就首先停留在钓鱼岛，而后明朝、清朝《筹海图编》《海国记》等书中也都有关于钓鱼岛的清晰规定和标示。中国政府早在600多年前的嘉靖年间就对钓鱼岛进行了主权管理。嘉靖35年(公元1556年)总督胡宗宪奉命负责守卫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中国海防。第三，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抢占钓鱼岛。二战结束时，钓鱼岛连同日本本土同被美国占领。1971年美国为了对华冷战将其托管的钓鱼岛非法移交给日本。日本当局据此提出钓鱼岛主权归属日本。后又觉不妥，于是日本外务省又进行了无耻捏造，说钓鱼岛是日本于1895年发现的“无主地”。如果说120年前日本强占钓鱼岛是野蛮的军事入侵，那么120年后这一幕的重演，则是日本右翼势力凭借经济强势复活军国主义的重要一举。教师这时可以引导学生说出“中国领土不容侵犯”，“强占钓鱼岛是痴心妄想”，“努力学习，建设强大祖国，实现伟大中国梦”等励志话语，激起学生对日本海上扩张的无比愤恨。因此，在地理教学中教师倾注情感的言语往往具有动人的魅力，具有拨动心弦的力量。正所谓“言为心声，语重心长”。 四、语言应机智巧妙，一语中的 在教学活动中，学生对于教师的讲解常常会产生不解、困惑或者质疑，甚至会有反感和抵触。对于学生的种种变化教师更应明察秋毫，切不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更不可简单地呵斥，而是应该用巧妙机智的语言疏导启发，让学生心悦诚服。教师避重就轻、答非所问、婉转闪躲的语言是教学中最为忌讳的。总之，如何在德育渗透中发挥教学语言的作用，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需要教师的教育机智。因人而异，因情境而异，因内容而异。只有教师不断地自觉追求，不断地加强修养、提升品位、增长学识，在实践中苦心锤炼，从而形成自己娴熟的语言技巧，才能在德育渗透中更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真正地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作者：蔡学芳 单位：鹤北林业局鹤北中学 艺术类论文:教师批评语言艺术论文 一、教师批评的语言艺术原则分析 1.教师批评要尊重学生 21世纪的学生大多都是家里的小皇帝，其生活的环境致使其自尊心较强，在学校尤其重视自身形象。因此，教师在进行对学生的批评教育时，批评语要尽量减少和杜绝语言暴力。在大庭广众下进行批评的行为，不仅会伤害学生的心灵，让学生产生怨恨情绪，也有损教师的形象。因此，新时期的批评教育，教师应该选择人少的场所和课间、午休的时间以聊天的方式和学生推心置腹，体现出教师对学生的尊重与关爱，发挥批评语言的教育实效性，从而达到以德服人的效果。 2.教师批评要公正合理 学生犯错，教师以批评的方式引导学生是一种科学的教育途径。然而，在实际批评教育中，有些教师易受个人感情因素的影响，将工作与生活中的不快发泄在学生身上；有的教师还在批评学生时，依据个人对学生的固有印象进行判断，把对其错误的批评转变为对学生个人性格的责难，造成了不合理的批评行为，丧失了批评教育的公平合理性。因此，教师在批评学生时，要将客观事实与主观因素理清，公平合理地批评学生，让学生心悦诚服地改正错误。 二、提高教师批评的语言艺术的建议 1.保持沉默，进行“冷处理” 学生在犯错的时候，教师使用批评用语的方式提醒并引导学生改错是最为常用的教育方法。然而，部分教师却未使用亲和开导式的语言，而依靠责备的语言镇住学生，并强调其改正错误。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处在青春期的学生一旦受到教师严厉的批评时，容易产生怨恨心理，而不会去反省自己。相反，教师如果发现学生犯了错误时，保持沉默，只需一个眼神也能足以让学生感到紧张与不安，并体会到教师的关爱，保持沉默的“冷处理”方式反而会让学生反省自己的错误。这就要求素质教育实施的大背景下，各教育阶段的教师都应该尽量合理避免正面的批评教育，积极采取“冷处理”的方式教育学生。 2.注重批评场合，维护学生自尊心 学生在犯错的时候，教师的批评教育非常重要，然而批评的场合选择对于批评教育的成效则更加重要。教师在进行批评教育时要讲究场合，对于较为固执、不能及时认识错误的学生，教师可以选择在办公室进行批评教育；对于自尊心强的学生，则应该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下，例如校园花坛、操场等，以聊天的形式使其认识到错误。以学生上课迟到为例，当学生迟到较长时间，教师可以在下课后找该学生亲切地问一句：“是家里出了事呢？还是身体不舒服？导致你上课迟到。”当学生否认这些原因后，教师可以说“那你就是路上贪玩啦？”以设问诱导的语言，缓解了学生紧张害怕的情绪，既能问清迟到的原因，也能达到批评教育的目的，促进学生积极改正。 3.注重含蓄幽默，触动学生心灵 教师在批评学生时，注重批评的语言艺术，较多时候都能发挥出事半功倍的效果。笔者认为这里的语言艺术尤其要注重语言的含蓄与幽默，达到触动学生心灵深处的目的。含蓄的批评语言能让学生在接受批评时保持自尊，幽默的批评语言则能使学生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接受教育。教师应该将幽默的语言巧妙的运用在批评教育中，以此缩短师生之间的距离，缓解尴尬的气氛。例如，教师在检查某教室的清洁卫生工作时，当用手摸到地球仪上，发现了较多的灰尘，教师说了句“为何这里落满灰尘？原来我摸的地方正好是撒哈拉沙漠。”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以此也间接批评了当日的值日生清洁工作未落实到位。从此教室窗明几净，整洁有序。可见，批评的语言艺术是一门大学问，更是教师应该广泛学习和培养的艺术。 4.启发引导学生，让学生自我觉悟 教育家陶行知针对顽皮学生王友进行批评的“四块糖果”故事告诉我们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育人。当学生犯错的时候，教师应能够心平气和地启发引导学生，让学生自我觉悟，这样比严厉地批评，督促其改正错误的效果更明显，最强之处还在于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所以，教师要学习多样的批评教育方法，有的放矢地采取不同的引导方式，必要时需要以表扬替代批评，让学生自我觉悟。例如，课间有故意使坏的学生在黑板上将教师板书的内容添加或删减文字，造成句子句意混乱，教师发现后，可以不露声色的对该学生说，“是不是以为老师弄错了，漏掉了或添加了字，所以就帮助老师完成了。”这样的话语，能让学生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并自觉进行改正。 三、结语 总之，教师的批评是为学生鼓气而不是泄气，其宗旨是为了育人，批评语的运用一定要讲究语言艺术，教育者应使批评成为帮助学生克服和杜绝不良行为的高效教育方法，而不是让批评转化成挫伤和打压学生自尊心的言语武器。 作者：江艳丽 单位：湖北省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艺术类论文:护患交谈语言艺术论文 1具有情感 常言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同是一句话，说话满面春风、语气平静和缓、柔声细语、用商量的口气，避免冷若冰霜、语气急促、高声叫嚷、将收到截然不同的效果。所以，与患者交流、沟通时要具有情感。如在工作中与患者发生误会，解释时要注意场合，不能迁怒、训斥、伤害患者，必要时可用幽默的语言消除患者的误解，解除心理负担。 2通俗易懂 护患交谈的语言艺术语言要简明清晰，必须符合职业道德规范，用词通俗易懂。与护患沟通时，语速要适中，语气要温和，患者交谈离题时要善于引导回到主题，护理操作时多用正面建议，不随意说不、不能、不行等生硬语言。 3符合伦理道德规范 护患关系是以护士为中心的关系，因此，护患交谈的语言艺术要符合伦理道德规范。护士言谈举止要端庄大方，严肃、高尚，温柔中不失自尊，充分发挥语言艺术在护理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对患者解释耐心、使之感到安慰感并给以鼓励，充分调动患者本身的积极因素，使之积极配合治疗，取得协同效果。 4注意保密 护患交谈应注意保密，一般情况下，应实事求是向患者解释病情，说明检查结果，但有时直言相告会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因此，对癌症患者、疾病终末期患者及一些感情脆弱患者，为了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护患交谈时言语要委婉、含蓄，对患者的隐私及部分病情要注意保密，这也是护士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的内涵之一。 5正确运用日常用语 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日常用语也是护患交流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礼貌、介绍、安慰、迎送等语言，这也是护理工作中使用频率最多的语言，必须熟练自然地掌握和运用。语言是开心的钥匙。护患交谈是护患双方交流信息、沟通情感、加深了解的重要渠道。在护理工作中，护士无论运用何种交谈方法与语言艺术，都不能模式化，要因人、因病、因事、因情境而异，要结合患者的生理心理特点，采取灵活多变的交谈技巧与语言艺术。护士应始终围绕患者身心健康这一中心，根据护患双方的关系，采取启发、疏导方式，熟练掌握护患交谈技巧，用正确的语言为患者创造一个愉快、欢畅、可慰、可信的康复环境，这不仅可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护理质量、避免医患纠纷发生，并可促进医德医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塑“白衣天使”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6结语 随着医学模式和人们健康观念的转变，医患交谈的内容将更为丰富，沟通方式方法将呈现多种多样形式。医患交谈的技巧与语言艺术是医务人员经过艺术加工，使医学术语通俗化、形象化的具体体现，通过医务人员运用语音、语调、语速和面部情感来影响患者，使医患交谈语言达到声、像、情的统一。因此，医务人员在工作中要具有高尚的思想情操，态度要热情诚恳，言谈举止要亲切和蔼，充分体现同情和关怀，使患者具有可慰可信感，同时体现医患交谈的语言艺术具有规范性、情感性、道德性和保密性，以达到护患交谈语言艺术的最佳效果。 作者：朱冬红 单位：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类论文:影视作品中音乐艺术论文 一、音乐艺术对影视作品的塑性作用 体现于对剧情的烘托和渲染何谓对影视片“塑性”?使用这一概念旨在将影片所要传递给观众的审美感知和审美感动概括和浓缩起来，即观看一部影视作品人们会收获什么的“感悟”，是这种被感悟到精神形象。每一部影视作品都有其形象，这种形象是影视创作人所精心打造的，也即是影视片所要表现的主旨;这种形象是观众通过视听感官所感受到的，也即是影视片对观众所能达到的审美影响。从影视创作人所打造的影视作品的形象说来，要经过若多个环节来实现，若从剧本的形成开始，这些环节如:制片方认可这个剧本，与剧本创作人达成拍摄协议，物色和确定投资人，购得剧本的拍摄权，确定导演、编剧等，组成剧组。这些环节属于影视作品创作的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影视作品的形象尚停留于剧本的文字描述之中。剧组成立后，进入由编剧和导演、演员实施的艺术创作阶段，这一阶段即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拍摄阶段和后期制作阶段，也可以视为一个时间跨越拍摄和后期制作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影视作品的镜头画面和配音配乐等音响被协调于共同塑造影视片形象的表现中。那么可见，一部影视作品艺术形象是由镜头画面和背景音乐联合组成的，仅有镜头画面的影视作品是影视创作活动的倒退，也即倒退到了无声电影创作时期唯有背景音乐成分的加入，才使得当代的影视作品的形象丰满起来，镜头画面被背景音乐包括主题歌所烘托所渲染，令观众看得见、听得到，形成视听感觉的共振共鸣。影视作品的背景音乐是怎样来塑造作品形象的呢?其前提是因为音乐具有艺术性与实用性双重属性。音乐的艺术性体现于音乐是声音的艺术，人们通过听觉器官的反映来接受音乐，通过对生活中声音形象的体验来感受音乐告诉给自己怎样的形象感受，继而引喜怒哀乐的情绪反应和情感共鸣。音乐出现于早期人类生活之中，因之对人类生活审美需要的不可或缺的价值而流传和发展至今，但电影制作和音乐艺术的合二而一以“电影原声音乐”出现的形式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自此，电影音乐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电影艺术的发展揭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篇章。电影音乐一经出现，人们就发现了其对电影剧情烘托、渲染的“塑性”的重要作用，正如电影音乐大师伯纳德•赫尔曼的评价:银幕上的音乐能够凸显角色的内在性格，能将画面场景所要表现的场景气氛衬托到逼真，甚至于提升到人的感官所能感受到的极致。电影音乐学家汉斯•艾斯勒的评价:音乐可以补充影像所缺少的生命感，带给观众以视觉上的舒适感，解除观众观赏无声影片所带来的静默压力，又可通过音乐形象让画面形象鲜活生动起来，使得观众感同身受。“音乐像一个旁白在电影中者对画面进行评论。”美学家柏拉图的评价:节奏和曲调会渗透到人的灵魂中。乐圣贝多芬的评价:音乐可以带给人们比一切智慧甚至于哲学还要崇高的灵性和启示。哲学家叔本华的评价:声音是音乐的本性，高亢或低沉，急促或舒缓，强烈或轻柔，都具有召唤人的心灵的巨大感染力。先哲们的评价无疑是精辟的。音乐的配置可为影片所要表现的故事内容和故事情节创造出特定的气氛基调，以有限的画面来展示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中的某一个节点，让观众感受到特定的环境感、时代感、地方色彩感、民族特点感等，有了这样一些感觉做积淀，才使得审美感觉拉近与影片创作者对欣赏者的预期期望值的实现。音乐融入影片后是以旋律的整体性效应的画内音乐和画外音乐音乐将画面镜头串联起来和贯通起来的，镜头画面的跳跃性、分散性、有限性所带来的有可能影响观众审美感觉的短板问题被有效解决，正因为音乐具有这样的功能，影片的蒙太奇表现手法才能够充分展示。 以法国影片《放牛班的春天》来具体分析音乐对影片形象的塑性作用。这部影片的主题是仁爱对生命的滋润、感化、助长作用。在这部影片中，写实性音乐与写意性音乐相结合，形成美妙的感染问题孩子们心灵、引导他们健康成长的叙事音乐。写实性音乐也即画内音乐，镜头画面中会看到影片的主人公马修在以钢琴伴奏的形式指挥本来都是些散漫不羁的孩子们排练合唱，孩子们饱含深情的唱着:“风中飞舞的风筝，请你别停下，飞向大海，飘向空中，孩子们在望着你呐，在那暴风雨中，你坚韧地飞翔，别忘了飞回我身旁……”这个时候的孩子们神情专注，他们的心情和面部表现都沉浸于歌曲的意境之中，他们被歌曲的意境所熏陶，音乐的神奇力量在开启他们走向健康成长的心门。写意性音乐即画外的背景音乐，如对因犯错而被体罚到“关小号”的莫杭治和佩皮诺两双凝望窗外渴求自由翱翔眼神的配乐，马修旁白时的配乐，对故事情节全过程的配乐都结合进孩子们合唱的这首歌曲的旋律，将孩子们内心对热爱生活、渴望成长的快乐和幸福的感情表现出来渲染开来。影片中的音乐与剧情所要表现的主旨形象水乳交融的契合起来，充分展现出音乐对人性的熏陶作用，看到孩子们的成长是多么的需要关爱之情的投入的寓意。所以，影片《放牛班的春天》的形象当时以马修为代表的关爱孩子们，给予孩子在爱心呵护、滋润成长环境的形象，这一形象是通过影片的音乐配置真实形象地达成的。 二、音乐艺术对影视作品的符号 作用体现于对剧情的浓缩和记忆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具有历久弥新的不朽生命力，因为这部影视片的音乐旋律尤其是其主题歌曲不会衰老，不会模糊和淡化观众的记忆，会在人们的不断品味和传承中常温、常新、常感动，成为永远地熏陶和洗礼人们性情的经典。以对影片《上甘岭》《我的祖国》这首主题歌曲的分析为例。《我的祖国》这首歌曲在国人中的传唱范围是十分广泛的，生活中，国人的耳边常常会想起这首歌曲的旋律，老少妇孺几乎都会唱上几口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的人气儿和不老的艺术魅力才会让国人记得建国初期摄制的这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国人所澎湃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力量的电影的剧情。 可以说是主题歌曲《我的祖国》赋予了影片《上甘岭》作为经典影片的艺术魅力，因为这首主题曲凝聚和浓缩了这部影片激情豪迈、乐观幸福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主旨，让这部影片的剧情通过传唱主题歌曲的形式在国人中一代代的形成挥之不去的记忆。上甘岭战役是何等的残酷，刀光剑影、枪林弹雨中，战斗在朝鲜国境的我解放军八连战士以寡敌众、以弱挡强地坚守在无名高地的坑道里，一个月的苦战，一个月的坚守，因为敌人的封锁战术，战士们的水、米补养不足，一张张嘴干裂的爆皮，但是他们仍以顽强的力量和必胜的信念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最终坚持到大部队增员的到来，彻底取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的意义无疑是伟大的，但抗美援朝战争又是十分艰苦卓绝的，当以上甘岭战役为代表来表现我国参加这场战争的主旨，无疑主题歌曲《我的祖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在这首歌曲中表达出淳朴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战士们为了保卫祖国而战斗，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战斗，希望用自己的奉献换取祖国和人民的和平幸福。《我的祖国》这首歌曲是典型的A、B段曲式，A段的主歌由女高音领唱，柔润甜亮、细腻悠扬，在歌声中铺开了祖国自然美景与人的勤劳聪慧交相辉映的美好画卷，正如歌词中出现的画面:“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边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B段的副歌是混声合唱，气势磅礴、自信骄傲:“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在歌声中分明表现出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能够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漂亮、温馨和谐的能量。由影视片的主题歌让人们喜爱这部影视作品记住这部影视作品的例子有很多，如由歌曲《英雄赞歌》想到电影《英雄儿女》，由歌曲《少年壮志不言愁》想到电视剧《便衣警察》，由歌曲《向天再借五百年》想到电视剧《康熙王朝》，由歌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想到电视剧《三国演义》，如此等等，其实例可谓之经典影视作品所都能够彰显出的特性。 作者：王延安 单位：北华大学音乐学院表演系 艺术类论文:特长教育音乐艺术论文 （一）外在价值 素质教育要求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而音乐艺术特长培养过程，渗透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几个方面。 1.培养过程中的德育 在这里指的是狭义的德育，即学校德育，教育者有目的地培养受教育者品德的活动。在音乐课堂中老师可以充分运用德育的两种模式，使学生培养良好的思想认识和社会品德。①主体性德育模式。这一种模式侧重的是道德认知。音乐教学中可以充分让学生作为德育的主体，培养学生成为具有主体道德素质的社会主体。例如由于音乐艺术的课堂不同于普通课堂，大多在教室环境上需要重新改变，课前需要按需要重新排列椅子。这个时候让学生帮助老师排列椅子，可以激发学生的参与性和学会帮助他人。并且可以让学生自己选择座位，这必定会发生选座的矛盾，会有两个或更多的同学喜欢某一个位置，这时就需要学生自己商量和思考，由此培养学生的谦让精神。②情感德育模式。这种模式侧重的是情感。首先可以让学生“学会关心”，引导学生从原始的情感提升到理性的关心。音乐艺术特长教学中，学习乐器的学生都会有自己的乐器、学习声乐的学生也会有自己的歌谱。所以，在老师的强调下，学生不仅会爱护自己的乐器和乐谱，也会注意不损坏别人的乐器。所以这最终培养的不仅是“关心”的情感，更是一种责任感。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必定会涉及到乐曲背景、作曲家的故事。千百年来，音乐已成为人类抒发感情、寄托思想的最佳载体。国内外都有很多乐曲充分表达了音乐家的爱国主义情怀，例如肖邦，他被誉为隐藏在花丛中的大炮，9世纪初，波兰遭到欧洲列强的瓜分，肖邦悲愤欲绝，他希望祖国能够强大，不希望祖国灭亡，因此写下了《革命练习曲》，以此来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思念和民族的期望。在对此类曲子的赏析和演奏过程中，学生会被音乐深深感染，体会到浓浓的爱国热情。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都强调艺术的道德教育作用，并且大力的提倡。孔子之所以推崇《韶》乐，就是因其“尽其美，又尽善也”。孟子主张艺术应为“善教”服务。荀子提倡以艺术借美的形式传道、扬善、授礼，达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的政治境界。所谓“文以载道”就是他们一致的认识和主张，音乐教育则无疑可以增强这一种文化自觉。 2.培养过程中的智育 我国的学校教育有两个较明显的特点：偏重于知识的传授和逻辑、语言能力的训练。正是由于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学生的智力的全面发展。智力一般指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力和想象力等。而我国的应试教育进行的是教条式的、严密的培养，对于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的形成与发展是起到阻碍作用的，而观察力和想象力是人类发明创新最需要的动力。观察和想象是艺术的基础。因为有这样一些特点可以在艺术特长教育过程中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观察力。首先在音乐艺术特长教育中，少不了音乐欣赏，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现代多媒体设备教学。例如欣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可以先让学生看一下多瑙河的图片或者动画，然后闭上眼睛听音乐。当序奏一开始，小提琴琴弓轻轻奏出徐缓的振音，同学们会插上想象的翅膀，好像飞到了多瑙河上空，看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拨开了河面的薄雾，平静的河面渐渐荡出波纹。其次，识谱是一个过程，通常的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教学，都需要看五线谱，学生需要通过自己比较，找出每个音位置的不同，这个过程中必然锻炼到学生的观察力。 3.培养过程中的美育 美是抽象化的东西，大众对美的认知是主观的，也会受到社会潮流的影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审美乱象。快节奏的生活伴随着巨大的压力使人们赶到压抑，但是又没法找到恰当的途径来释放压力，从而以扭曲的审美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反抗与对自由的向往。所以从小、从课堂中、从教育里去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艺术修养尤为重要。艺术对审美教育的作用人人皆知，音乐艺术特长教育的培养更是能直观的促进学生的审美。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流传下来，提出很多关于真善美和假丑恶的价值标准问题。在音乐艺术特长教育中，教师不仅教学生唱歌、演奏，还要对乐理知识的讲解、作曲家的相关介绍，这样更可以提升审美能力，因为音乐作品中的节奏和旋律以感性呈现给审美者，审美者又必须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了解有关的形式结构，表现手法和风格流派等，以至有关的背景情况，并且能够懂得乐曲的进行过程，才会有较好的审美效果。现在已经有很多学者提出通过对音乐的理解，可以提高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作美的能力。所以说从政策实施方面来看，加强音乐艺术特长的教育是把素质教育的内在要求充分落到了实处。素质教育从本质来说，就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教育。虽然目前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接受音乐艺术特长教育，但是相信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这种形式的教育会越来越普遍。并且必须看到的是当这部分学生将来走进走入社会，必然对周围人群会产生引领作用。公共文化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得以实现的，当一群在德智体美全方面发展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做出贡献，必然成为大家学习、模仿的榜样，在这样的作用下，才有可能实现人人参与文化，人人享受文化，人人创造文化。虽然本节探讨的的是音乐艺术特长教育的外在价值，其实它已经对学生个人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随后才才由各个个体聚合对社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内在价值 从上文中已经看出，音乐艺术特长教育可以培养学生个人的品德、想象力、观察力、审美能力。那么音乐艺术特长教育过程中还有哪有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呢？ 1.自信心的建立 有些孩子出现了胆小、害羞的问题，现在的小问题可能为今后埋下隐患。因为胆小、害羞，不敢和老师交流以至于不会的问题一直没搞懂、不敢在公开场合说话以至于错失很多表现机会。自信心的培养可以完善孩子的人格。学校的音乐艺术特长教育为学生的自信心的培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在音乐艺术特长培养一般是小班教育，所以老师可以充分关注到每一个学生，增加学生的心理满足感，让他更能在课堂上表达自己。教与学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也正因为是音乐艺术教育，老师可以让学生站到讲台上表演，这对其又是另一种挑战，在观察中可以发现，即使是平时站在讲台上可以自信的说话的学生，拿起乐器在大家面前表演也会产生紧张的情绪，只有通过这种形式的锻炼，才能全面充分的提升学生的自信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艺术教育的实质，就是一个人格化的过程。 2.毅力的培养 虽然有音乐天才，但大部分人都趋于普通，所以想要诠释好一个音乐作品，无论是乐器演奏合适还是演唱都需要反复的练习。练琴、练唱这是从事音乐艺术特长教育的老师反复强调的。其实无论学什么肯定都是要付出努力的，熟能生巧是所有人都懂的道理。为什么有人能走到终点而有的人只能半途而废，这跟个人的毅力有很大关系。而学习音乐艺术特长的过程也是毅力的培养和形成过程，虽然教育家不鼓励被迫学习，但也不鼓励半途而废。所以应该让孩子自己选择是否对这个乐器或声乐感兴趣，然后必须下定决心开始学习。通过反复的练习，学生会发现原来没有那么难，原来音乐那么有意思，学生自己心中也会充满成就感，会懂得坚持的可贵。那么在之后的学习、生活、工作中这么坚持必然得以保存和发扬。 3.情商的培养 艺术教育包括艺术的各种门类和形式。在艺术的各种表达方式中，艺术的要素贯穿于其中。即陶冶性情、愉悦身心，而这些属于情商的教育。音乐艺术特长教育更是对学生的一种最直观的影响。有艺术引发的美感是一种高尚的情感，不同于其他靠逻辑论证和有意识的理解、记忆的教育方式，更不同于那些约束、限制的手段。它是通过美育在审美愉悦中得到情绪的调节、情感的净化、精神的升华。实践证明，音乐能影响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特别是情绪活动。现在有很多用音乐来舒缓、治疗心理的方式。通过音乐艺术特长培养，学生会更懂音乐，甚至自己就懂得用音乐来自愈，调节自己的情绪。 4.学业上的帮助 谈及学业上的帮助，这是很多家长让孩子学音乐艺术特长的初衷。且不论其对错，但从内在价值上看，对于国内的孩子来说，对其升学确实有帮助。全国各省市的初中，在小升初招生政策中，很多学校都对音乐艺术特长生有加分优惠或者优先录取。在取消小升初的城市，音乐艺术特长更可能成为学生进入好学校的敲门砖。再论及高考，不容忽视的是艺术特长生的招考制度。艺术特长生是部分高校为活跃校园文化生活、推进学校素质教育而招收的考生。艺术特长生报考的是高校的普通类专业，但同时具有艺术专长。一般而言，艺术特长生通过省级统一测试及招生院校测试，经公示后，可在高考中享受适当的降分录取优惠。2014年有53所高校面向全国招艺术特长生。其中包括了清华、北大、复旦等名校，无疑，音乐艺术特长生成了学生进入名校的又一条路。 作者：杨珂晶 单位：云南大学 艺术类论文: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论文 一、从音乐人类学看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 首先，什么是音乐人类学，“音乐人类学”，就是在西方被称为“ethnomusicology”的学科。音乐人类学又称音乐民族学或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包括对民间音乐、传统音乐、东方艺术音乐、以及当代口头传承音乐的学习研究，也包括对概念性课题的学习研究，例如音乐的起源、音乐的变化、音乐作品与即兴创作、作为象征物的音乐、音乐中的普遍模式、社会中的音乐功能、音乐体系的比较、以及音乐与舞蹈的生物基础。“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不仅仅是两个简单的词语复合行为，实际上体现了一个人类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和最终回归自我的过程。 二、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个性和共性 1、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定义 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形式、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它指代的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都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音乐艺术指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还是不同的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2、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个性 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包括诸多的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音乐文化能够反映出一个时期，一个年代的文化潮流，还能充分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所以，音乐文化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不仅是综合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生活浓缩的结晶。例如：西安的“古乐”，山西的“八大套”等，它们既有传世的古老乐谱，又有数代乐人的相互传承，从这些色彩浓重的地方音乐中，不仅折射出昔日文明的辉煌，也能反映出当今文化的灿烂。音乐艺术是一种听觉艺术，作用于人的听觉器官使人生产生审美感受，音乐以声音为物质手段，又不等于凡声音就都是一种音乐，如现实生活中自然物所发生的一切音响，人的一切言语声音等，就不一定能成为构成音乐语言的主要物质材料。音乐艺术还是一种无形的艺术，它可以不受空间形象构成的限制，而自由发挥创造空间。音乐艺术又是一种时间艺术，音乐在时间里展开，在时间里流动，欣赏一部音乐作品，也需要从开端一直持续听到尾声，才能准确地感受作品整体所带来的效果，而且它是随音乐的演奏、演唱而开始而开始，结束而结束的。最后音乐艺术是一种表情艺术，音乐艺术所擅长的是内心的表现，表现人的感情、意志。它的表现方式，既可以直接地抒发人的内心情志，塑造出特有的音乐艺术形象。如二胡曲《二泉映月》等。也可以采取间接的方式，借音乐的语言来描绘社会生活某一场景或自然景物来抒发人的情志，造成一种音乐艺术特有的意境，塑造出另一种特有的音乐艺术形象。如琵琶古曲《十面埋伏》等。值得一提的是，音乐艺术还有一定的再现外部现实的能力，声音本身就是一种外部现实，因为客观外物，只要一振动都会产生一定的声响。如风声、雨声等等，都是现实声音的表现。 3、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共性 首先，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共性体现在它们的表现形式上，它们都是以音乐为依托，通过视觉和听觉来表达人们内心深处对世界的真情实感以及对当下社会文化精神的传承。其次，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共性体现在它们创作的根源上，它们都是以外界事物为参考反映到作品当中的，如音乐中的“号子”就是受到集体劳动时劳动者喊出的口号的启发而产生的。最后，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共性还体现在你作品效果的实现途径上，它们都是通过对人们感官的刺激从而使人产生精神上愉悦或悲伤的审美体验。 三、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相通性 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在总体上两者是相通的，可以说音乐文化中包含音乐艺术的元素，文化包含艺术，艺术反映文化，两者紧密相连，融为一体。音乐艺术是以审美文化为优秀的艺术，作用于人的情感引发共鸣，激发一系列的联想，浸润人的心灵，使人受到某种意识观念的熏陶渗透，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下社会的某种文化潮流和趋势，最终到达音乐的最高境界。 四、结语 综上，通过对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的个性、共性以及相通性的研究和分析，可以得出二者既有区别又紧密相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二者在概念上截然不同，但是从文化与艺术的角度讲，一种音乐文化必然包含着一种音乐艺术，而一种音乐艺术也必然能够表现和反映出一种音乐文化。艺术根植于文化之中，就像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所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艺术传承一样，文化与艺术都是其独立存在的标志，即便是不同的艺术也可以带给人们相同的感动，所以，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在整个世界的和民族的大范围内，是密切联系，融会贯通，不可分割的。 作者：陈瑶 单位：云南艺术学院 艺术类论文:本体化现代艺术论文 1现代艺术设计本体化起源 传统绘画艺术的人文精神和审美追求是现代艺术设计灵感来源和设计思维的基石，现代艺术设计是对传统绘画艺术的人文价值的继承和再创新。在现代艺术的诞生和演变过程中，始终与传统绘本体化画一脉相承。在传统绘画人文精神的熏陶下，设计师将艺术审美与生活服务融合起来，实现设计形式的不断推陈出新。19世纪以来，一大批具有印象派色彩、立体主义的形态建构等现代艺术的艺术理念的西方传统艺术的现代艺术大师实现了设计理念在包豪斯设计学校的传播，使得设计形态逐步摆脱了简单模仿自然的样式，更加趋向主观的再创造。 1.1西方绘画艺术的引领 一方面，现代艺术的变革起源于印象主义，先后经历了印象、新印象和后印象主义的初期探索阶段，使人类对于物象的感知和表现方式产生了新的理解，从而使艺术设计进入了崭新的时代。印象主义对现代设计的色彩语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现代设计的色彩语更加炫彩夺目，也是人们对于设计的审美追求有了新的理解增强了艺术设计的视觉信息传播力，使得设计内容过多地开始强调自然生态中人类自身；另一方面，作为现代艺术的视觉传达形式的两种类型之一的再造自然型，具有强烈的主观抽象的表现特点，体现了现代艺术设计的以人为本，面向人类自身服务的艺术设计理念。 1.2中国传统艺术的滋养 现代艺术设计的肌理技术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技术性，中国传统艺术技法语言的水墨材料体现了浓浓的东方传统文化的人性化精神情节。中国传统艺术追求完美的艺术意境，要求画品与人品相结合，工中带写，许多设计作品在素材选取、构成、色彩以及文字等构成元素上，都洋溢着浓郁的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取向。 2现代艺术设计本体化构建 2.1绿色设计 在当下生态环保理念的影响下，现代艺术设计的审美理念越来越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追求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和谐统一。绿色设计理念也越来越成为评价现代艺术设计优劣的重要标准。在绿色设计理念的指引下，设计师应从尊重自然生态基本法则的角度出发遵循环生态环保的设计理念进行艺术设计；此外，设计师要树立绿色环保意识，积极通过绿色健康的设计作品来引导人们的绿色审美理念，始终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总之，艺术设计出了要关注设计产品本身，也要更多地挂住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借助绿色设计理念和手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也为现代艺术设计开辟新的天地。 2.2低碳设计 低碳设计旨在降低空气中碳的排放，实现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地激发现代艺术设计的人本化灵感。低碳设计、低碳生活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生存意识的主流，从而引发设计低碳的创意趋势。设计旨在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点，维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规律，降低对空气中碳的排放量，保护自然环境，并且最大限度地发掘各种艺术设计的人本性设计灵感，使人们对生活质量和精神享受拥有最大程度的满足感。 2.3非物质设计 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技术设计的理念在于更多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现代艺术设计在设计理念、设计方式和设计导向等方面更多地趋向人性化，向非物质的设计理念发展，更多的是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在更为深刻的艺术设计理念中，面向人类的需求和发展，凸显艺术设计的终极追求，依托本体化设计导向，通过设计所产生的精神效应来抚慰人们在高速度、快节奏的生活压力下所产生的焦虑和不安，使人类超越物质的束缚，进而追求精神健康的体验。因此，现代设计艺术的非物质化是设计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3现代艺术设计本体化化溯源 3.1大众化 现阶段的互联网信息和知识经济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图像视觉信息所传达的人类认知和审美世界。也正是由于当下图像信息设计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现代艺术设计具有强烈的大众性理念，这直接表现在现代艺术设计的文化基础、思维导向和设计灵感来自大众文化，同时也致力于使现代艺术设计到达简洁、深刻、直接和精致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取向。因此，大众性正是现代艺术的时代特征，同时也称为评价现代艺术设计水平的重要参考标准。现代艺术设计借助各种各样的设计形式传递信息知识、表现艺术审美。除了满足人们的物质享受，更多的是启迪人们的审美意识，洗涤人类的审美心灵，提升人们的审美艺术享受。 3.2网络化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论是信息的传递容量还是信息的传递速度都在飞速地增长，使得原先的语言和文字媒介已经无法满足信息传递的需要，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传播快捷的视觉媒介应运而生。由于图像传播媒介不具有文字等的认知隔离和交流障碍，突破了不同地域和文化传统的束缚，超越了时空的局限性，已经越来越成为符合人们交流习惯的交流媒介，也被大众和现代艺术设计界所广泛接受，迅速形成网状传播的设计优势。现代艺术设计通过设计图像将设计理念和图像信息以更加便捷并且覆盖全球的传播途径传递给更加广泛的受众，信息时代的图像艺术设计已经成为艺术理念和图像信息的全球性传播途径以强烈的网络覆盖力深受大众喜爱。借助这种网状非线性的方式，现代艺术设计更加便捷地服务于大众生活。因此，网络性也是现代艺术设计人性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3.3多感化 艺术设计审美的受众是具有多感官的审美本体，多感官途径的艺术理念传达更具有高效的艺术审美效果。因此，现代艺术设计通过多感化的设计理念，彻底打破传达媒介的低劣化应用，通过多样的感官参与体验设计信息的传达，到达了直接、真实、直观的传达效果，一起传播范围更广泛、传播效率风高效的特点被大众和设计师所认同，实现了一种全新的设计传达手段。借助多感官的艺术体验和外感价值的完美统一，使得设计作品的信息传播效率和接受范围获得了质的飞跃，最大化了艺术理念的传播效果。因此，多感官的现代艺术设计理念也是时代大众审美和艺术设计理念的时代诉求和历史潮流。 4结语 现代艺术设计是在传统绘画艺术的人文理念和人文精神的熏陶下，实现以人为本的具有大众化、多感化和网络化特点的绿色设计和低碳设计思想。现代艺术设计以实现对人的服务为目标，致力于在人类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再创造，并且不断追寻本体化的终极设计追求。人本化的设计艺术理念和追求已经成为现代艺术设计的审美理念，艺术设计的根本意义在于对人的主体价值的认同和创造，实现人类自身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体现艺术设计的人本化思想，实现人类社会审美的健康发展。 作者：邢博川 朱海英 单位：甘肃陇东学院 甘肃庆阳西峰职业中专 艺术类论文:民间美术图形现代艺术论文 一、中国现代视觉设计受“全球化语境”与“国际化语言”的影响 作为工业化生产的产物，现代视觉设计和现代社会生活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关联。其将传统美学观念打破了，还展现出创作手段、思维方式和设计理念上的独特之处；其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社会价值而言，现代视觉设计不但有助于收获较高的经济效益，而且还能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独特历史文化很好的呈现出来。当代中国，现代视觉设计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比较迟，然而西方现代视觉设计理念却深深的影响了我们，进而致使现代设计教育几乎可以说是对西方整个设计体系的沿袭。这样尽管使得我们在设计时可以参照借鉴，也对中国现代视觉设计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很多问题也由此引发出来。面对“全球化语境”和“国际化语言”背景，中国设计产业理所应当可以按照国际化设计语汇与现代审美趣味来赢得市场认同。但是，趋于全球化的设计活动并不是说就要促使视觉设计风格的趋同。实际上，每一民族的文化和心理都会深受自然地理和历史条件的影响，其形成的生活习俗、价值体系和生活习俗等的形成与其他民族都是存在区别的。就拿现代主义、国际主义来说，在设计本身的发展中也需要不断调整和改进自身的发展，并且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之后，多元共生的新设计思潮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中国的设计界还在探索现代视觉设计的独特面貌，其必然也需要对这一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未来现代设计的发展，怎样才能从西方模式的影子中走出来，使打造的设计队伍具有民族本土特色，同时对于国际性的设计话语也要兼具。所以，从设计角度来看，关注文化身份，不但是设计者对发达国家强势文化全球化的应对策略，同时也是进行民族特色视觉文化构建的责任。 二、传统民间美术图形的表现手法及其艺术特征 民间美术是来源于劳动群众的日常生活，在其发生发展的进程中必然密切联系着民间文化和民俗活动，并且具有十分广泛的分布，地域文化特色比较强。传统民间美术拥有十分繁多的品类，多样化的风格，对实用性和审美性进行了很好的融合。根据种属来进行分类，主要包括绘画、刺绣染织、雕塑、家具器皿和其它的一些剪纸、服饰、编织等。传统民间美术图形的造型极福变化，主要是劳动群众参照自然物和社会生活，通过独特的观察和思维方式，在加工、演绎的基础上促使其成为固定化、抽象化、图案化的图形符号。这体现了中国古老文化的一种积淀，反映了中国农村的集体审美意识，其具有的社会和文化结构都是特定的，是对广大民众审美需求的体现和文化观念的承载。整体上看来，传统图形采取的表现手法以寓意和象征为主。也就是借助某种直观形象来对其相似的概念进行喻示和象征，从而来对图形隐藏的情感和内涵进行传达，诸如“四神纹”、太极图形、“云纹”等，有着非常多的具象或抽象图形。其都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得到孕育的，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之后，这些图形的特征就会渐渐具有易识别性和内聚性，进而逐步积淀成审美符号。其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同时具有稳定性、普遍性和可传承性的特征，这种创造性思维方式是对民间文化的体现，同时也是人类物质文化的一种关键的传播符号。传统民间美术图形的艺术特征：兼具实用性和审美性；从造型和色彩上来看，不仅简洁、明快且具有较强的可识别性；通常是借助复合、同构形来组合完整的“意象”图形。其蕴含着中国人的很多观念。如今进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现代视觉设计中的很多视觉语言又都深受西方影响。传统民间美术图形在表现手法、艺术特征和设计思维上体现的独特之处必然会为现代视觉设计贡献创新的可能性。 三、传统民间美术图形在中国现代视觉设计中的善用和开新 将传统民间美术图形符号融入现代视觉设计之中，促使这些图形符号成为重要的元素用来进行民族语义的表达，同样借助现代视觉作品也能很好的传播传统图形符号元素、艺术特征以及表现手法等，促进自己一种独特面貌的形成，这应该是现代视觉设计今后探索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底蕴和积淀，当代的很多成功视觉设计作品也都是因为民族文化意味的传统图形符号成为其灵感来源。例如中国联通的标识，就是从传统的吉祥图形“盘长”纹样中取材的，关于佛教中的“佛说回环一切通明”，其正是取义于此。线条往复联通，这样的造型有通信网络路路相通、顺畅的意蕴，还有两个相连接的心形这是对联通公司宗旨的表达，即“通信，通心，联通永远与用户心连心”。这就将传统图形赋予了新的内涵，极具时代感的同时也充满了文化气息与亲和力，两者之间是一种和谐完美的状态。总之，需要深层次的理解、传承和发扬这些传统图形，最终还是要基于民族传统来进行再创造与重构。 四、结语 总而言之，民间艺术是对本土文化精神资源和艺术传统的一种体现，其必将清新的生命活力注入现代视觉设计之中。在研究和运用传统民间美术图形的时候，不能只是在图形符号的表层停留，还需要深入挖掘其造型结构和精神层面的本原特质。应当以现在的视觉艺术设计现状为依据，以全球文化视角为立足点来对传统民间美术进行审视。针对西方的一些设计思潮应当做到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找到契合点，才可以将符合新时代的民族形式打造出来，才可以让我们的现代设计真正属于我们本民族且又可以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作者：石祥永 单位：贵州省畜牧兽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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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文化研究论文 1.作为一种新类型的课程 视觉文化研究课程带有学科的交叉性特点，这也是符合当今国际教育改革发展潮流的。因为目前的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即学科内部的专业划分过细，有的甚至在本专业内部也要划分出几个部分、阶段，并且各个专业恪守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愿涉足到其他相关专业领域。这样做的结果，尽管可以把自己分内的专业问题研究得深入细致，但时间一长，极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导致视野狭窄而缺少宏观的见识。为了打破这种专业与学科的壁垒，国际教育界推出了一系列新兴的课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主张在一门课程中运用多门类知识来研究、解决问题。就文科而言，文化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课程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具体来说，视觉文化研究课程的跨学科、跨专业特点表现在：它是以研究问题为优秀，这些问题一般不是关于所学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而是当下现实社会出现的文化热点、文化事件，力求让学生学会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知识来透析、解决现实问题，也就是强调理论的实际运用。这一点就与传统授课方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这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要从事交叉学科性的工作，确定一个科目（一个主题）并围绕着它设置两到三门科学，然而这还不够。交叉学科性的研究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新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由于这种交叉性的特点，解读这些纷繁复杂的视觉文化现象与事件则需要借助诸种理论，如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就中文系学生的知识储备来说似乎很难承担起这一学科的学习任务。然而答案竟然是可以，因为他们所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就能胜任，这样的回答会使人感觉很困惑，为什么文学理论能够承当起阐释当下视觉文化现象的任务呢？ 2.这是首先要给学生解释清楚的问题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传统的文学理论基本局限在文学的范围之内，基本问题是研究文学内部的发生、发展规律，如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文学批评等，即便承认文学与社会存在紧密的关联，但主要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背景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当下的文学理论由于受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双重影响，吸收进大量的非文学方面的理论，把符号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知识统统吸收进来，使得文学理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自身的领域，在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的途中，文学理论就如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远远跃出自己的范围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表意实践，把“文学场”置换成“文化场”，从而发挥其过去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对象几乎包含整个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的热点问题，在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十分普遍。文学理论甚至有时被简称为理论，其含义即指其作用的广泛性。具体而言，当代文学理论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后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文论、符号学批评、审美人类学、文化研究理论等，这些理论如何在视觉文化对象上灵活运用呢？这是视觉文化研究课程中最优秀的问题。比较好的教学方法是选择一些当代社会的经典个案来进行阐释分析，让学生注意什么样的个案应该用什么相关理论来解释，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举例来说，在分析《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罗拉快跑》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影时，可引导学生回忆文学理论课程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理论的内容部分，并加以适当补充，进而介绍什么是后现代艺术，它的特点有哪些，与现代主义艺术、传统艺术的区别，后现代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哪些等。这样学习之后，学生不但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把现代主义、传统艺术都联系起来，对整个艺术史都有一个初步的把握，扩展了知识量。在介绍摄影与绘画的区别时，可以运用德国理论家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来讲解从手工业到机械大工业的时代变化，进而带来绘画艺术的衰落与摄影艺术的兴起。也可以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来解析一张黑人少年向法国国旗敬礼照片的深层含义，白人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响可以从这张照片见出。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讲授，比如在阐释大家都关心的时尚潮流文化现象时，围绕时尚与认同这一主题，来分析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并以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现象为个案，详细解读中产阶级的形成条件，及其在观念、行为、物质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学生对未来可能的生活状态有一个预先的理解。由于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而中产阶级又是指有文化修养，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经济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都市化的浪漫情调都会对城市中的其他群体产生广泛的影响，又因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就是大学生，他们代表着未来与希望，所以讨论时尚、认同、小资情调这些问题对大学生们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使他们明确人生观与世界观。在对此类问题解读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齐美尔、波德里亚、罗兰•巴特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 3.再以大学生普遍爱穿的牛仔裤流行风为例 解读其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含义，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主体性的反思，即区分出自我与他者，从而明确自我是在社会中的独特存在；第二是归属感的要求，即从文化、信仰、共同体三方面来确定自我所归属的何种文化、何种信仰、何种社群共同体；第三是社会文化的整体层面，即从性别、族裔、种族、阶级、国家来分析个体自我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在此主要运用的有德国齐美尔的时尚社会学与罗兰•巴特的时尚符号学理论，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等。当学生们平时十分熟悉的视觉文化个案逐渐显示出背后那些丰富而复杂的含义之后，学生会非常震惊，进而对所学的文学理论产生深深的敬意，深入学习的劲头更足了。除了在课堂上讲授理论之外，在课堂教学中也应注意教会学生学以致用，把刚刚学到的新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例如讲授完戏仿、拼贴、反讽、真人与动漫的混搭、开放式结尾等后现代艺术手法后，就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如指导学生做后现代风格的拼贴艺术作品，可以用数码相机给每一位上课的学生照张标准相，然后将照片全部粘贴在一块比较大的白纸板上，这样做出来的效果的确与单张相片不同，看起来制作很简单，但却准确地展现出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来，学生很快就能领会。再如鼓励爱好文学写作的学生写一个后现代开放式结尾的短篇小说，来与传统封闭式结尾的小说作比较，明确传统小说的必然性特征，并体会可能性这个后现代小说的特征，从而对“文学的可能性”这一根本问题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视觉文化与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确，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日益普及的今天，在影像虚拟景观越来越充斥我们生活世界的今天，文学要想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跟上时代的巨变，调整自身的生存策略，走与视觉文化联姻的道路，避免自说自话，避免沦为小众文化，这也许是文学在当下的最现实的出路。把文学理论与当代视觉文化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理论来分析和把握现实的能力，拓宽学生的文学与文化视野，并且为文学突破“文学的边缘化”困境寻找出一条现实的出路，实现文学与影视、广告、摄影、流行文化等的联姻，让文科学生恢复对文学的自信。 作者：金哲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之政治思想论文 一、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并不过时 教学中应当强调这一理论的经典意义，并用它来说明文艺的实践运动。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书中说：“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一卷648页)列宁这段经典论述的精神无非是一句话：无产阶级的文学应当成为社会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应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那些主张“文艺的本性是审美”的人，那些认定文艺活动仅仅是人的主体性行动而否定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家们，对列宁和文学党性原则大唱反调，在他们看来，文艺的根本使命只是“在想象和情感的虚构的形象世界中领悟人生之幽邃”。而所谓“人生之幽邃”的内涵，乃是在“人性描写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方面”。根据这一标准，他们把《白毛女》、《松花江上》这样优秀的作品，判定为“将文艺等于政治”的非真正艺术品（见《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历史无可避免》）。其实，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它只是三十年代梁实秋等人主张的“文艺人性论”的翻版而已，而那种理论在当时就已经被鲁迅驳得体无完肤了。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给社会生活一定的影响，这是早已为人类数千年的文艺实践运动所证明，凡是历史上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反映了先进人物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同时，无一不是对社会发展中最进步的阶级的肯定。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应反映人民的生活，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列宁关于文学党性原则对于一切进步的作家都具有指导作用。列宁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同时主张文艺本身应有独立自由活动的广阔天地。他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是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选集》一卷664页)在这里，列宁主义充分估计到文学事业的特殊性，反对这个领域中的公式主义。在教学中，列宁文学党性原则的两个方面的观点，应当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把它贯穿于理论的各个方面。笔者在多年教学中，认为蔡仪同志主编的《文学概论》及暨大、华东师大等院校出版的《文学理论》，都是思想性和知识性较好的书，其始终把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作为专节论述，而且全部理论都贯穿了这一精神。近几年出版的部分教材，未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写进去，明显地淡化了这门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编写教材关系到争夺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大事，不能不严肃认真对待，编写教材如此，教学亦如此。文学理论教师本身就应当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 二、消除和防止崇洋偏见，弘扬祖国传统文学理论遗产，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意识 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任务。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也应有这项教育任务在内。文学理论这门课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国大学才开设的。最初全国各主要大学采用的教材，都是苏联专家依•萨•毕达可夫所著的《文艺学引论》。目前，文学理论的教材多至几十种，其中多数模式和体系基本上尚未跳出依•萨•毕达可夫教材的范围。应当指出，毕达可夫教材体系有它的合理性，主要是它的内容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当然其中也不免有庸俗社会学的成分，但非主要的），但由于它过于洋化，是一种舶来品，对于我们的国情并不十分适合。近年来编写出版的一些教材，力图在传统上有所突破，其中虽然也确实有独到的理论创见，但其中很多无非是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系统论、主体论、信息论，或弗洛伊德的性欲论之类的东西。当然，借鉴外国人的理论，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打开闭锁的大门，把世界上一切进步的、于我们有益的东西“拿过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享用。然而，借鉴外来的东西，不仅在质上要严格考究它的精华与糟粕，而且在量上应有一定的界定。因为一个民族，无论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一个民族自身的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它自己的内部，外来的因素只是提供一种条件。我们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文化遗产。仅仅是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就论述了各种文章，主要是文学与社会的、历史的、自然的、哲学的各种关系，并对文学的各种体裁的特点作了理论说明，对于文学的创作、文学的技巧、文学的鉴赏、文学语言修辞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其他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蝾的《诗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李清照的《论词》，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记》，刘熙载的《艺概》，等等，举不胜举，都是古典文论中最优秀的理论遗产，完全可以继承和发展。当然，文学理论不是文艺批评史，无须一一介绍古代的文学遗产。然而，既然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遗产，为什么不能把它们的主要精华融汇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呢？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民主主义论》)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从当前的实际出发，特别要努力激发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热情，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信心，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为实现中国梦教书育人。因此，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弘扬民族的古典文论精华，使学生认识到在文学理论方面，我们祖先的成就并不下于西力，从这方面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我中华传统的爱国意识，不仅是在思想教育方面是必要的，就是在理论知识的传授方面，而且是必须且有益的。 三、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时，要尽量联系历史上和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进步文艺思潮和进步文艺作品，特别要突出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以此使学生受到进步思想潜移默化的熏陶 在文学理论教学中，与其他理论课一样，应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应当用文学创作的实践情况说明理论，其中离不开具体文学作品的举例，这种举例，应当充分考虑到作品的思想教育的实际效果，进行有目的、有选择地举例。我们不能否认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我们只是承认这种教育作用有其特殊性，它是通过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潜移默化地对人的思想、道德情操起到熏陶作用。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存在各式各样的作品，历史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过的巨匠的名著，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然而，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的作家，产生了大量的闪耀着伟大革命思想的文学作品。诸如中国鲁迅的小说、杂文，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郭沫若、艾青、臧克家、闻一多的诗，等等，外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绞刑架下的报告》、《真正的人》、《党的生活》，等等，都是不朽的名著，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出类拔萃的。令人遗憾的是，在近年来文学理论教学中，许多教师并不热衷于现代和当代的无产阶级的作品，而在许多人身上，厚古薄今、重洋轻中的现象很严重，西方的现代派、象征派、荒诞派，以一种特殊的优势，冲击着革命的文学家和作品。当然，我们也不一概排斥上述这些文学流派和作家。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评赞这些流派和作家作品。就拿徐志摩来说，他的诗，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压抑与苦闷，感情比较真实，诗味也浓，也体现了形式美，在文学史上有它一定的位置。然而，作为当时右翼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徐志摩，他作为《新月社》的负责人，对于当时蓬勃掀起的革命文学持攻击否定态度，这又是不能不严肃指出并予以批判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竟然把他的诗当做现代诗歌的代表，并且将他凌驾于郭沫若、鲁迅之上，岂非天大的笑话。而这当中、不能不说与教学有相当的关系，教师对于教育事业和学生，应当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与评价，应当从教育学生，有益于发展学生身心健康的实际效果出发，慎重对待，科学评价，决不能任意、不加选择地举例，甚至颠倒了美丑，给教育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文学理论是一门思想性、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在教学中如何把思想性和知识性统一起来，是艰巨的任务。在这里，正人必须立己。教师加强在文学理论和思想立场方面的修养，乃是决定性的一环。青年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新曲，历史地落在当代青年肩上。教师要把他们教育培养成为国家栋梁，勇敢承担重任。 作者：何先慧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教学与学位论文写作分析 摘要: 中文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普遍存在质量低下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开设《学位论文写作》课程，给学生以相应的理论知识，但同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这要在本课程知识教学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从理念转变、理论储备、文学作品写作、短文评析、长文试写等方面作出教学设计。 关键词: 文学理论;教学;学位论文;写作实践 一、学位论文写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对于本科毕业生是否需要学位论文写作，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要求、学生能力、学生就业压力等方面。要求废止的意见认为，对学生的理论水平要求不应过高，只要学生把大学学习期间应修的课程学分修够，就应当允许其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相对于停废的呼吁，坚持继续保留的呼声更大，他们认为对本科生的教育是一种学历教育，根据国家1982年学位制度的有关规定，凡申请学位者都要提交学位论文，学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申请的学位应在提交学位论文并经过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这一看法在国内很多高校中被认可，因此，就目前而言，绝大部分高校仍然都有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但毋庸讳言，本科生在学位论文写作上存在很多问题，这既表现在选题、论证以及结构等大的方面，也表现在题目名称、叙述方式、语言表达乃至标点符号等细微方面。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一般而论，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对毕业论文写作(设计)的认识存在误区。学校和教师未能深刻认识到毕业论文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大部分学生和一些老师都认为毕业论文可有可无。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学生没有尽心尽力去写作，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也没有足够重视，有的教师只重视所带的硕士生，而忽视对本科生的指导，有些学校的某些专业存在一个老师指导十多个学生的现象，自然也拿不出应有的时间和精力去认真负责地指导。二是随着高校就业形势的严峻，毕业生忙于考研或找工作，用于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和精力较少。三是写作课教学内容缺失。中文专业的写作课所讲内容多为应用文，而应用文中缺少学位论文写作这一内容，即使有这一内容，也是和其它公文写作一样仅仅是其中的一节，课堂上一笔带过，不可能展开来认真细致地讲解。更有甚者，一些学校在培养方案中没有写作课程，学生写作理论更是无处可得。另外，在大学学习期间，课程论文、学年论文等给学生布置得较少甚至没有，他们的社会实践报告和毕业实习报告等大多都是在网上粘贴拼凑的，写作训练几乎得不到实现。凡此种种导致了学生学位论文质量的低下。 二、《文学理论》教学与论文写作 受传统教学理念和既往教学模式的影响，毕业论文写作很少像专业基础课一样受到重视，教师也很少在基础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透写作知识，即使是写作课程亦如上文所述，也没有加重学位论文写作的教学内容。对于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学生只要了解作品，背背笔记，就基本可以保障考试及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毕业论文写作和其它专业课程教学之间的内在衔接。我们认为，文科专业特别是中文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与专业基础课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写作》课程自不待说，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本身就是作家作品讲析，而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也是语言方面的理论探讨、语法讲解和语感训练，这些都完全可以与论文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专业课知识的掌握与理论思维训练和写作实践有效地统一起来，这就看授课教师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在所有专业基础课中，《文学理论》与学位论文写作的关系更为切近。就中文类毕业论文的主要方向类别而言，学生写作主要是文学类选题，如作家评介、作品评介、作家与作品、作品与社会、作品与读者、文体风格研究、人物命运研究、人物性格研究、语言风格研究、人物心理与作者心理、作品所反映出的人性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种族和宗教问题、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文论所包含的内容，必须以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来构思写作的。因而依据文论课程所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有计划地把写作教学同步起来，把相关知识渗透在全部学习过程当中，就会收到较好的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教学设想呢?我们认为，应当采用如下基本方法。 (一)更新理念: 改变学生学习习惯在教授这一课程之初，要用至少两节课时的时间给学生灌输一种与高中时期不同的学习理念，要求学生尽可能地树立大学学习的新习惯———研究性学习。让学生做到三个转移: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文论课程的开设一般是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或二年级，这期间，学生的学习习惯还没有从中学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走出来，而一些大学里的奖学金制度的设置也使得唯分是图的学习目标不能及时改变。因此，有必要对学生的学习理念进行一次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是不可能彻底的，但却是必须的。中学生的学习目的是应付各种各类的考试，尤其是应付升学考试，这就养成了一种应试学习习惯，只注意要考试的内容，在学习方法上多是死记硬背。对于这样的学生，革除应试教育的不假思索、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学习习惯，提倡自主研究性学习就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任务。我赞成我的老师张玉能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大学教师不去改变初入大学的学生的学习习惯，那么中小学所养成的应试教育的学习习惯会以极大的惯性力量把这些中文系大学生保留在旧有的应试教育学习的轨道上，对学过的知识只是死记硬背，自己不思考、不质疑、不辨析，那么，研究型、创新型的人才是难以产生的。［1］同样，以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评论写作能力为旨归的学习习惯也是培养不起来的。因此，必须通过教育教导，让学生从教材转移到课外阅读，从应试转移到应用，从死记硬背转移到理解领悟。 (二)同步教学: 实行的基本思路与步骤文学理论课程的基本内容是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文学接受论、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思潮等。［2］根据这些内容，在两个学期的时间内，在教授全部知识内容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渗透论文写作。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1．理论储备。 按照一学期十六周计算，拿出来九周时间教授文学本质论、文学起源论、文学作品论这三部分内容。这三部分的学习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有关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懂得文学基本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树立科学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在这些理论当中，有些是学生在中学时略知一二的，如文学形态体裁等;有些是学生所不知道的，像文学艺术的起源、文本的层次划分等。这些理论的储备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构建学生的文学理论系统，在理论自觉的层面上接受和解读具体作品。如文本层次理论，过去在中学时期，语文老师在讲解课文时也会从艺术特色、中心思想等方面来描述，但这是笼统而不明晰的，在文论课程中深入了解语言层、形象层和意蕴层之后，学生就有了剖析任何一种文本的理论指导，有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但仅仅课本理论是不够的，理论储备还要在课外同时进行，主要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指定书目，阅读中西方文论原著，每周做出读书笔记。第二，课堂前讲述与课堂外讨论相结合。即前一节课下课时布置任务，指定学生在下一节课上课前讲述自己的见解。第三，组织课外学习小组、举办小型学术讲座等。学术讲座主要邀请院系其他文学理论教师和现当代文学老师，每周一次。 2．文学创作。 用至少四周时间来讲授“文学创作论”、“文学技巧论”这两个章节，该章节学习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深刻系统地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在讲授课程中，要对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逐一细致讲解，对素材准备、艺术构思以及物化阶段都要讲述较多的作家案例，让学生在具体案例中去除对于创作的神秘感，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学的创作者。在讲授完这些理论知识后，给学生布置作业，每人写一篇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均可，然后在下一节课堂上展示，好的作品给予表扬，并推荐到学校文学社团的杂志、校报的副刊或者其它高一级的刊物上，积极鼓励学生进行文学创作，并以此为契机在班级建立“文学创作者”小组，以他们为优秀把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培养未来的作家，而是让学生多练笔，熟悉写作的路数，从敢写到会写，再到想写、爱写，一步步建树他们写作的信心和兴趣。3．短文评析。这一步骤是在第二学期进行。与“文学接受论”教学内容同步，在经历了上一学期的学习和写作实践后，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储备和文学作品的写作经验，在此前提下，讲授“文学作品的接受”，指导他们欣赏和品评文学作品，打好小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础。小论文写作应当从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和热播电影等文学体裁开始，选取小的角度，从某一方面切入评析。如清人李调元《咏麻雀》诗歌的生命不平等意识、刘庆邦短篇小说《小小的船》的人性美、电影《高考1977》观后感等，要求在1000字左右。在写作之前，教师要首先选择一些好的赏析文章，复印后分发给学生，让他们认真阅读，结合所学理论，熟悉掌握写作格式，使用合适的文学理论术语，尽量学术化。这一阶段应在本学期第三周后进行，时间约为两周。 4．长文写作实践。 这一阶段一般放在第二学期的第六到十一周。首先详细讲授“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与文学思潮论”这些章节的内容，把形式主义批评、道德批评、新历史批评、性别观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神话批评、读者反应批评以及马克思主义批评、解释学、文化批评等具体内容讲解详细，着重教授批评的基本操作方式。如道德批评就是要阐释和评价文学文本的道德内容、考察作家与文本创作的道德关系、考察文本对读者的道德影响等。这些理论知识讲述完后，在第十二周让学生尝试写作长文。所谓长文，是与前期进行的短文评析相对而言的。这一阶段的写作要求学生在业已掌握短小评论文章写作的基础上，在观点提炼、题目审定、结构安排等方面作出突破，这也就要求文章字数要达到三到五千甚至更多。实际上就是学位论文写作的小型排练，写的好的话就是他们毕业论文的雏形。除了掌握以上的理论批评的基本原理外，每一种批评模式都要给出批评案例，让学生认真阅读体会，搞清楚其论证的内在逻辑思路，了解掌握基本架构，然后还要在写作上进行专门指导，帮助学生制定写作的步骤:了解对象———选点切入———确定要旨———布局安排———力求创见等。刚开始可以用命题作文的形式来启发学生，如《论席慕蓉诗歌的陌生化表达》《刘庆邦小说的儿童视角》《论路遥小说的苦难意识》《儒家思想在周大新小说中的体现》《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论“本事”与“情节”的关系》《论昆德拉的小说理论》《论赫什的“意义”与“意味”》等等，但不强制要求一定是本题目，学生可以举一反三，自己命题，自由写作。这一时间约为三周，通过三周的练习，学生要写出一至两篇文章。 (三)必要的延伸措施: 及时反馈评论必须说明，无论在文学作品写作，还是短文评析、长文写作期间，反馈评价机制要一直跟上。在学生写作后，教师要及时批阅学生文章，开始之时，应全部阅读，逐一写出评语，并在课堂上讲评，指出普遍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法。这当然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工作，但教师一定要认真对待，不可敷衍，否则会伤害学生的积极性，使课程改革试验起不到预设的效果。一段时间后，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和互评的方式，而这里，学生互评的效果会更好。 三、不足之处与应对措施 毫无疑问，光靠专业课教学来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是不够的，这只是一种辅助方式，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开设学位写作课程。这一课程可以在三年级第二学期进行，应由写作经验较为丰富的教师来授课。那么，包括中文专业在内的文科本科学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指导应当教授什么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呢?根据笔者的经验，课程内容应在查阅过去毕业学生的学位论文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并向学生做出调查询问的基础上设置。一般来说，主要是:(一)理论知识的讲解。这包括1．对毕业论文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2．了解论文类型和题目类别。3．选题的原则和方法。4．材料的搜集与整合。5．大纲与开题报告的写作。6．具体论文的写作与修改。7．格式规范。8．答辩准备等。(二)学位论文范文讲析。(三)实际练习。以训练学生列提纲为主要方法。 (四)讨论反馈等内容。 但也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有所删减，有所突出。总之，针对学生写作水平不高的现状，要把论文写作的知识和能力贯穿在基础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文学理论》教学更应当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在文论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写作技能，提高他们实际写作的能力，进而整体性地提高毕业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作者：石长平 单位：许昌学院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论文 (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和思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句出自《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以看出，“乐”与“淫”、“哀”与“伤”是两对相近的词，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乐”至极为“淫”，“哀”至极则是“伤”;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是讲感情不能太过，要适中，也就是后世所总结为的中和。当然，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这里的《关雎》不仅仅就《关雎》这一首诗而言，这里的《关雎》应该包括整个“诗三百”，只不过《诗经》之首的《诗经》表现得更加明显罢了，正所谓“哀乐并举，亦可使人体悟到一种性情之正，有超乎哀与乐之上者”。这种中和对应的正是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先进》)，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也多有体现，所谓“允执其中”(《尧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即是如此，至于“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蹙”(《八佾》)，“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虽看似有点不得已而言之，但其实还是体现了一种中和思想，后世对于文学思想的很多评论也延续了这种“A而不A”或“A而不B”的评判方法。这种中和思想发挥到一种极致，便成为了中正乃至纯正的思想了，这就涉及到对于《诗经》思想的解读了。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淫无耻，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孔子对《诗经》的探讨，在其儒家创始者身份的影响下，后世对于《诗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并在西汉时代形成了以《诗经》为首的经学研究体系，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论语》中的其他言论，虽然已经超过了文学范畴，但是，由于孔子和《论语》本身的流传，后来的的某些见解则留下了孔子或《论语》的影子，将这些言论完全归之于孔子和《论语》的影响，虽然显得有点幼稚，但是，这可以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文化之间内在的联系。 作者：聂家伟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探究式教学的文学理论论文 一、问题主导，培养学生大胆质疑的习惯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在强行灌输的过程中被迫接受枯燥的理论知识。探究式教学理论改变了这一传统教学模式，它主张通过问题的提出，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在活跃的思维过程中确认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循循善诱的引导中让学生在问题探究中感知理论的深度，拓展自己的认知。问题的提出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诱发学生的思考，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内在强烈的求知欲。有了问题才可以让学生深入思考，突破事物的表层与形式。在文学理论教学实际中，因为理论自身深度和难度需要老师在问题情境中引导学生，而且，老师不直接给出答案，这个过程需要贯穿整个课堂始终，在积极思考过程中，结合具体文本、具体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逐步让学生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通过问题的提出让枯燥的理论知识慢慢内化成学生的体验，在体验的过程中让学生从文学现象的感性认知逐渐过渡到深入的理性思考。问题主导式教学均是从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关注热点、关注理论前沿与文学理论教学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不可等同。现实中，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文学理论未来发展如何？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不是理论教学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面临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学理论教学如何通过可操作性的实践设计，将貌似枯燥、教条的理论和生活中的文艺现象联系起来，恢复其本有生命力。要求学生把讨论中的理论要点、基本观点形成文字，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论证结构，并学会对自己的论证进行概括和总结。主动思考问题是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让学生自主寻找和发现知识。相信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步扭转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错误认识，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起到真正训练学生理论思维、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从而使文学理论教学获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合作与交流，开放探究环境 探究是一个过程，探究是一种行为，同学之间需要展开交流，这是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自己思想和倾听别人意见能力和态度的需要。使课堂教学真正成为既能让学生自主探究，又能促进师生、生生合作互动，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社会生存发展的人的阵地，教师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合作学习”，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文学理论教学不单要求学生掌握文学基本概念和文学理论基本知识，更善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思考，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的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理论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精神。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逐渐进入到自主学习氛围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尽力为学生营造深入学习理论的良好氛围，为学生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在合作性学习中，教师的功能在于设计教学方案，并以指导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到师生互动中，引导学生体会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之间的依赖关系。要求学生运用已有理论分析作品，或者就文学现象对文学的普遍规律进行归纳，如讲授文学活动时，对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具体关系，需要学生在具体作品中认识到文学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产生的源泉，这个认识是在就这个问题具体文本讨论过程中清晰起来的。就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作品及读者的关系同样需要从不同角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多角度地思考，呈现出思考的多维度，让学生对问题中彼此的关系有明确的认知。就读者和世界的关系，在读者接受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是接受者，就这个问题谈自己在阅读中的切身体会，在阐释与批评中理解和诠释读者对作品进行评价反馈的重要性。学生在合作与探究过程中深入理论学习，不仅是对以往文学认识的梳理和修正，更是对理论思维方式的切身感知，与此同时强化学生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理解。在学生自主探究的基础上，课下可以组织学生组建各种学习团队，针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进行相互交流与探讨，在师生互动的氛围中培养学生理论学习兴趣，不仅对课堂教学起到辅助作用，而且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 三、引导探究，课堂教学可操作性实践环节设计 文学理论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需要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知识、规律和理论，但是文学理论也是一门应用性课程。文学理论在理论指向和诠释方面具有多功能性，必须让学生清楚明晓文学理论的理论指向和最为合理、最适合的诠释方法。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沟通的关系，因而要让学生在理论视域方面认识到其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相浃相洽的思维脉路。文学理论具有广且厚的内容涵盖面和阐释的界域极宽的潜在理论因素。要顺利展开对一个理论问题的“探究”活动，仅靠课堂上三言两语的思考讨论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往往只能停留在问题表面，不能将理论深化。因此，注重课外资料收集，引导学生进行课外延伸思考是探究式教学方式的关键环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关注学术前沿，并及时把相关学术观点带给学生，让学生在文学理论应有的语境中审视文学现象，如果不站在当下文学发展语境下，那么学生始终都会把自己当做理论的外人，不能真正理解理论的发展状况。所有在探究理论发展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当下。教师在具体课堂教学中需要针对具体实际调整教学内容，灵活针对学生提出的关于文学理论认知的相关问题进行讲授，层层深入，理解理论精髓所在。大学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感知体验和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概念的接受、学科视角的形成、方法的训练和知识类型的再生产等。这些方面都建立在教学个体之间的感知和互动过程中。文学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是一个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推动学生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要求学生结合自身实际，加强逆向体验，增强学生解读文学与理解文学现象的能力。 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逐步形成形态多元、流派众多、体系变动不居的发展局面，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探究式教学法的使用不仅确立了教师的主导地位，而且明确了学生的主体作用，问题探究把文学基本理论和学生联系起来，不仅传授必要的文学理论知识，而且对学生思维能力起到培养作用。文学理论课程枯燥无味的传统教学模式在探究式教学的影响下会重新焕发出理论自身的魅力，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这对学生是受益终生的。 作者：吕佳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论文 一、文学理论教学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用文学经典作品，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 《文学理论》是一门理论性、基础性很强的课程，具有深奥性、抽象性、理论性、枯燥性的特点，现在的学生对纯理论性质的课程不感兴趣，即便学习了理论也不会应用于实践活动之中。文学理论的枯燥、难理解使得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提不起兴趣，不能把文学理论学到的知识很好的用于实践活动中，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其实通过对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研究发现，文学理论课程蕴涵丰富巨大的信息量且近来发展迅速。这就给文学理论的教学带来了难度。大众文化时代，是个开放彰显个性的时代，当代大学生们大多数是伴随着电子媒介、影视、网络成长起来的，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对新艺术、新形式、新媒介有很强的适应力、亲和力、接受力，比如他们对网络文学、动漫作品、大场面大制作的奇观电影感兴趣，而对于传统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甚至表现出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疏离，他们喜欢收看动漫作品、奇观电影，不喜欢阅读纸质文学作品，更不爱看同样是电视节目的京剧、越剧等表演艺术。当代大学生感兴趣的是一些形象的艺术形式，因此他们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知识，这样就很难适应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因而学习文学理论这门比较抽象的学科就比较困难，感觉很难融会贯通，认为文学理论比较难学习难理解。因此，为了解决这种难接受、枯燥的理论学习，适应大众文化的时代特征，在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例证的选择、分析就举足轻重，在教学中所举的案例尽量适合大众文化时代的需求，尽量迎合学生的兴趣点。由此可见，文学理论教学中选择一个恰当的案例，既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也能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说明一个原本十分枯燥、深奥的理论问题。翻阅多部文学理论教材发现，大多数教材多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证，这些例子虽然能够达到有效说明理论问题的效果，但是太古板、生硬，缺乏新鲜性、时代性、活泼性。与当代大学生们感兴趣的热点问题相差比较远，难以调动他们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我发现当代大学生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奇观电影、动漫、电子读物、网络文学作品等方面，如果将这些学生感兴趣的大众文化现象引入到文学理论的课堂教学中，一方面提高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即巩固了大学生原有知识结构，又提升了大学生分析理论问题的应用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补充了文学理论自身的涵盖力。例如在讲到“叙事结构”这一节叙述视角内容时，我选取了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加以分析，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打破了以往抗日片中人物形象模式化、平面、视角单一的叙述模式。放弃线性叙事手段、采用独特的叙述视角，将日军的“反角”作为主角，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南京!南京!》虽然是历史片，但是视角很独特。把侵华日军还原成人，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的视角来经历南京大屠杀。以一个日本兵的视角，一个占领者的视角来叙述，比较独特，新颖，比较能让现代观众接受，这表现出中国人已经有觉悟从更高、更开阔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而不仅仅着眼于民族情绪。但处理起来也有一些局限。陆川把角川这个日本人描写得太有血有肉，整条脉络和整个形象通过种种优美的细节自然铺陈。总之，大众文化时代，文学理论教学所面临着枯燥的理论如何选择合理的论据加以论证的困惑，选择什么案例对于讲课效果至关重要。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教学体系中，当老师试图讲解、说明某一枯燥理论问题时，大多数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论据。这样的论据用得多了，就不新鲜了，学生不感兴趣，另外有时举到的文学作品的例子，学生没有读过，感到陌生，起不到说明理论的问题。然而，在大众文化时代，作为文学理论教学授课对象的大学生，他们经常面对的、感兴趣的恰恰不是所谓“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而是“应运而生”的众多身边的大众文化现象。他们感兴趣不是审美活动，而是大众文化产品如何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环节。因此，他们的接受经验、接受能力大多数是由消费性、娱乐性、游戏性产品的讯息刺激而形成的。这样，当文学理论老师用“文学经典”的文学作品来说明抽象、枯燥理论时，大学生因为缺乏体验，没有读过作品，具体情节不熟悉，始终处于隔膜状态，这样最有说服力的经典例子也就失去了说明理论问题的经验基础。因此，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引用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例子，而且要大胆的引用当今热门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实例。这样不仅是为了适应当代大众文化语境的要求，尽可能地吸引当代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关注大众焦点，而且也是为了通过对当代大众文化产品的解释、赏析，使文学理论知识在实际运用中变得鲜活生动起来，从而促进大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掌握。 二、针对学生文学活动体验薄弱的情况，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文学实践，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的就是文学实践，学生只有具备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知识。“实践出真知”，学生只有经过大量的文学活动的体验，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等体验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中涉及的各种文学现象、各种文学原理。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审美体验教学模式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于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情景模拟”就是讲到一些枯燥、抽象的理论时，通过设计一些直观、形象的情景，使抽象的理论尽可能的具象化，便于学生理解掌握理论知识，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调动学生掌握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的知识，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空间。比如我在讲到文学风格这一章时，为了证明有无文学风格，我就设计了“情景模拟”，即“一个小伙子遇到了一个彩票的漂亮姑娘，你模拟一下琼瑶、金庸、柯南道尔会怎么写。”我分别找了三个女生，三个男生，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自由组合成一组，让他们分别以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来模拟表演，学生调动了自己的想象力，生动演绎出了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由此得出不同的作家创作风格是不同的，学生兴趣很高，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表演力，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枯燥的理论变得直观、形象、易懂。再比如讲到戏剧时，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戏剧作品，在此基础上学生自己评价，这样戏剧的特点、分类等理论知识学生就自己总结出来了。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多幕剧《抢坐》、独幕剧《电热棒的故事》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即在课堂上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采用启发性互动式教学方式。具体应做到:一、在教学中多使用疑问句，反问句等形式以启发引导学生对文学理论问题的积极思考，多给学生总结发言的机会，帮助他们养成边学边思考、边运用的良好习惯;二是课堂对话和课下对话同时进行，课堂对话是在教授文学理论的课堂中，老师围绕本堂课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精心设计一些环节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或根据课堂学生反应情况，即兴提出一些引导性话题与学生平等对话与交流，用以来培养大学生进行理论思考的兴趣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既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也可以利用课外业余时间，课下进行，如采用电脑播放古今中外的经典电影，或播放当今一些学生喜欢的热点视频，组织学生观看，观看后安排学生讨论、对话交流，让学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有直观的心灵接触，然后再布置学生去阅读相关的经典文学作品原著，了解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容，通过比较文学经典与根据文学经典改编成的影视剧，学生发现文学经典作品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后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蕴。这样提高了学生比较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审美趣味。课下“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就是下课后给学生提供适合对话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场所，比如宿舍、餐厅、草坪自由结合畅所欲言地讨论，下次上课时再提供机会让他们阐述讨论的结果。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要不断总结改进“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以适应不同阶段、不同基础的学生。全方位确立学生在文学理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模式往往剥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存在只是单纯的灌输、单纯应试等多方面的弊端。“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把确立学生主体地位首先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学生主动、自主学习的能力，强调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重大改革，它不但把课堂上与课堂下完美结合为互动状态，而且把审美教育、专业教育、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 三、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大力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 大众文化语境下，对文学理论的教学从对象到观念都提出了诸多挑战性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应用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理论的教学应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合理吸收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的优点，大胆使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的课程改革。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鲜活性和丰富性，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存在以下两点优点:第一，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形声兼备的视像效果，吸引学生眼球，增加学习兴趣。例如在讲解“文学的形象性”内容时，我结合学生每天使用的手机，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手机》的精彩片段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手机短信是文学吗?让学生踊跃回答，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我搜集了许多有关手机短信的视频资料，包括有审美价值的手机信息、手机短信连载小说《城内》、“全球通”短信文学大赛等，把这些资料做成多媒体课件，用以辅助课堂教学，使抽象的理论教学变得丰富多彩，吸引了学生的眼球，这一内容既在讲解的范围之内，又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关，因而很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大增，他们讨论热烈，各抒己见。再比如在讲解“文学意境”内容时，我结合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影片《英雄》的精彩片段后，用张艺谋的话来说明意境的重要性，张艺谋曾经说过:过两年以后，说起《英雄》这部电影，你肯定把整个电影的故事都忘了。但是你可能永远记得一些有意境的画面。你会记得在漫天黄叶中，有两个红衣女子在飞舞;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有两个男子在以武功交流，在水面上像鸟儿一样的，像蜻蜓一样的。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理论认识水平，我搜集了一些有意境的绘画，如朱耷的《荷花水鸟图》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展示出来，吸引了学生的眼球，激发起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第二，多媒体容量大、直观、形象。多媒体教学综合应用文字、图片、动画和视频等资料来进行教学活动，而应用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手段难以讲清楚，文学理论中一些抽象难懂的知识重点、难点，可以通过多媒体用直观、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采用鲜明的图片，生动动画和视频使原本抽象、枯燥的理论变得更直观更形象!这样课堂教学活动变得活泼，生动形象有趣，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黑板板书”教学单调的模式，从而活跃学生的理性思维，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了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 总之，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教学，应采用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不仅要引经据典，而且要大胆的引入大众文化热点问题作为实例;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更好的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建立一套适合于本校学生学习的文学理论体系。遵从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重点培养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尽量为枯燥理论注入鲜活生命，注重多媒体教学技巧的运用，使枯燥抽象的文学理论散发鲜活生动气息。 作者：王钦鸿孔莉李建春单位：山东济宁学院中文系 文学理论论文:翻译理念与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论文 新批评派不仅坚持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而且还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新批评派学者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对作品的认知要避免“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所谓意图，就是作者内心的构思或计划。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同与作者的意图，探讨作者意图与分析文本无关。研究作品，没有必要去研究作者的意图，否则就可能导致作品研究的荒谬性，成为“意图谬误”。因此，新批评派极力反对在作品研究中受到有关作家的传记评介等先入为主的影响，新批评派强烈反对传统的对文学进行自传的和历史的阐释，因为“作品的真正意义存在于其内部结构，而与其创作者的传记或历史信息无关”（朱刚，2001：41）。“感受谬误”是说读者阅读作品时可能错误地认识和分析作品，片面强调自己的感受，而每个读者的感受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对作品阐释的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新批评派反对印象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是试图将读者的情感客观化和作品的价值永恒化。“意图谬误或感受谬误的结果都是使诗歌本身作为一个具体批评判断的对象趋向消亡”（朱刚，2001：44）。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通过对“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的论证，意在说明诗是自律的产品，虽然它是诗人心智的产物，但最终不由作者的意图或读者的个人反应所左右，诗的含义只能产生于诗本身。这种将作品与作者、读者和外部世界隔离的本体论诗学观，无疑也是理查兹的文学阅读班和后来的美国翻译研讨班所自觉或不自觉奉行的圭臬。 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选了13首诗印成卷子发给学生，这些诗的范围从莎士比亚的诗一直到E．W．威尔柯克斯的诗，但是不注明题目和作者，让学生读完后任意地写些评论。而结果理查兹颇为意外：著名诗人的作品不一定就得到好评，“二三流”诗人的作品反而被视为佳作。这一实验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理查兹的教学实验，是新批评派的直接起点”（王锺陵，1998：163）。可以说，理查兹在文学阅读班上采用的文学教学方法和批评方法，造就了英美新批评派。如果从“意图谬误”的角度来看，这次实验似乎验证了：通常读者对作品的认识，容易受到社会对某个作家的既有评判标准的左右，从而导致理解的偏颇；但从另一角度来说，理查兹的实验似乎也说明了因为个体反应的多样性，读者仅仅从个体印象出发认识作品也容易导致“感受谬误”。但理查兹自己认为：“文本中应存在着一个‘统一意思’，读者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判断系统’，并据此对‘统一意思’进行评价”（许冬平、王东风，2000：42）。这是理查兹开设文学阅读班的意图所在，这一设想也成为后来翻译研讨班的前提和出发点，因为原文本的统一意义才使翻译活动成为可能。 在一篇题为《翻译理论探索》的论文中，理查兹认为通过恰当的训练，达到对原文一致的、正确的理解是可能的，而这正是后来翻译研讨班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的翻译实践，正好成为这种训练的一种极好形式。也就是说，在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里，翻译活动被看作是理解和阐释的一种途径。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实际上是效法了理查兹在其文学阅读班上把文本与作者和社会隔离的做法，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所译作品的原作者本来就出自非英语文化圈，特别是一些中国古代诗歌作者的个人背景和社会评价不为英美人所了解，所以在客观上起到了理查兹在其实验中隐去作者姓名的效果。另一方面，研讨班通过对作品的集体阅读、研究、讨论、交流和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作品的个体印象所导致的片面和狭隘的误读，从而达到对原诗的统一意义、客观情感及永恒价值的探求。总之，这种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对原作客观阐释的干扰，在翻译研讨班上，甚至不懂原文语言和文化的成员也可以参加翻译活动，这更是加强了这种效果。 并且，新批评派的学者在“细读”过程中如何把握诗的意义和构成要素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布鲁克斯和沃伦所合著的《怎样读诗》是论述细读批评方法的代表作，他们主张从诗的整体意象和意义中把握每首诗的特点。在《诗的张力》一文中爱伦•泰特提出诗歌语言中，有两个经常在起作用的因素：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外延”是词的“词典意义”，“内涵”是词的暗示意义，张力是将这两个词的前缀去掉后的共核词：tension。它表示外延与内涵的协调，明晰和暗示的结合，意象和意义的统一，优秀的诗歌就是应该像这样富有张力，“诗的意义就是它的张力”（塞尔登，2000：300），退特在分析邓恩的一节诗时认为，“诗中的意义已完全融入“金子”这一意象之中，这里，内涵与外延是合二为一的，它们相互充实”（塞尔登，2000：301）。新批评大师兰色姆则将诗的构成总结为“肌质—构架”。“肌质”，就是那些活的、局部的细节，是诗的意象；“架构”是诗的逻辑优秀，是诗可以意释而转换为散文的部分。但诗不同于散文的独特性及其对世界本体的表现，都在于它的意象，可见兰色姆关于诗的结构的观点，实际上是偏重于肌质，即细节和意象的，兰色姆认为：“就现代诗人而言，他力求去达到意义的朦胧，通过众多意象去捕捉纷繁复杂、神秘莫测的世界，这也反映出诗歌的本体意识”（方珊，2000：181）。新批评的这几种代表性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强调诗歌中的意象因素对把握诗的特征和意义的重要性，这对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现代派诗歌就是要通过意象去表现一个与理性不同的世界，这些观点同样也深深地影响了翻译研讨班的翻译观，特别是诗歌翻译的理念。正因为如此，翻译研讨班把庞德的诗歌翻译方法作为他们效法的典范。 庞德不仅是意象派现代诗歌的开创者，并且也被认为是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庞德在诗歌翻译，特别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延续了其诗歌创作的思想，他在诗歌翻译中对原文意象的刻意追求是和新批评派对诗歌内部结构的论述，特别和兰色姆对“肌质”的强调是不谋而合的。庞德认为：“一个“意象”是在瞬间表现智慧和情感的复合体”（塞尔登，2000：329），这一点和理查兹对诗歌意义的看法倒是基本一致的：“一首好诗传达给读者的是诗人对世界的独特体验产生的有益的心理效应”（方珊，2000：129）。换句话说，在译诗时抓住了原诗中的意象，也就传达了作者创作时的思想情感和独特感受，这正是译诗的真谛所在。由此可见，美国翻译研讨班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新批评派积极地影响和有力地推动，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新批评派以作品为中心的本体论文学观，遵循了新批评派坚持对作品内部研究的客观主义原则。同时，美国翻译研讨班形成了自身的翻译理念，进行了以诗歌翻译为主的实践活动，从而为美国文学翻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李丹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信息时代中的文学艺术展望 作者：银兴贵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 一、文学艺术的自律诉求 阿瑟•丹托进而也说道:“认识实现之际，实际上也就不再有任何艺术的意义和需要了。艺术是某种知识出现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2］98 但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涵义是发展的、开放的和复杂的，我们不能用恒定不变的观念去框定信息化时代下这种多元的文学艺术现状。“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3］ 鲁枢元进而诘问:“米勒认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逼下覆灭，……然而我却怀疑，与人类生命、人类语言、人类精神同根并蒂生长着的人类的文学，竟会如此仓促地被尖端电子产品轻轻抹去。”［4］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从存在以来，它一直都在给人以心灵的安慰与生命的安顿，“而伟大的艺术给人的安慰更是无穷无尽。艺术在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是谁也无法预言的，但没有哪个健全的社会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不需要艺术。”［5］433 文学艺术终结也就标示着人类精神价值与审美的消亡，亦即表明人类生存的无意义。 其次，无论是论及以往文学艺术堕落、滑坡与危机的问题，还是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终结的提法，在言说者们的头脑中都预设了一个衡量的尺度，说文学终结是因为把文学看成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从这个角度看，信息化时代人们已经可以用其他手段了。 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学艺术背景与知识谱系。文学艺术最优秀的精神本性在于它的自由性，而信息化媒介对自由精神的抒写与张扬，是文学艺术得以走进新媒介的前提条件，信息媒介为文学艺术审美的自由精神提供了又一个新颖奇特的理想家园。信息化时代，人们通过互联网来表白最真我的生命状态，让创作紧随信息化生存的情感现实，逼近鲜活的生命感悟，敦促文学艺术走向自我的真实表达，因为传统的文学艺术主要是精英艺术，它追求“畅神比德”、“文以明道”与“立言立心”进而“不朽”，它也要通过向善求真的审美化诉求来获得一种宗教式的精神信仰，而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它不是要济民救世而是要表现自我，不求崇高典雅与浑雄宏大，不企求终极关怀而注重兴致所至时的痛快淋漓，此时文学艺术的认同模式由社会性标准转向自娱而娱人的尺度。人通过言以不朽的目的消失了，言以自娱成了唯一目的。 再次，文学艺术所改变的是叙事模式，而不是它的主题，这就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生产的历久更新的问题。艺术生产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7］28 之后在马克思的众多论著中，都有精辟的论述。 众所周知，艺术生产思想，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发展过程。柏拉图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曾把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成是一种模仿，“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只不过它生产的是影像，如我们所说，而非各种原物”［8］77 。柏拉图把诗等艺术产品当成人类以自身作为工具时所独具一格的一种形象的艺术生产。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艺术创造与生产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柏拉图的这一见解是与其“理式”说紧密相关的。 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把艺术视为生产，但他更强调艺术家所特有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于所创造的对象本身”［9］70。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技术都与生产有关，创造就是去思虑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如何生成，这就是意指艺术生产，它是通过人的思维将可能存在的也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生产活动(包括艺术生产活动)之后，提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重要命题。马克思对生产(包括艺术生产)的看法，就是强调主体的人及其心理能力，人的这些本质力量就必然会在他的生产劳动中对象化出来，任何真正的生产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之后的本杰明等人也对艺术生产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3)中，本杰明提出了他的艺术生产论的主要概念———机械复制，并以此为基点，来考察从古代艺术到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以及艺术生产对物质———技术手段的依凭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说，人所制造的事物总是可以被仿造的，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可以进行复制的。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生产是一种富蕴审美价值的精神活动，它属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10］484。这是因为，文学艺术的价值产生、存在于人对事物的审美需求之中，在人的形成及其社会发展中，审美需求作为情感化、诗意化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学艺术的生存方式 信息技术的革新、进步带来了文学艺术传播方式的改变，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只是载体上、形式上的，它同时也使文学艺术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因是科技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总会带来文学艺术的新变革，促使文学艺术产生新的变化，文学艺术随着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转变，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人的生命的体验与满足也应据此而加以调整:“生命追求与满足的内容，也就是艺术的内容;生命的感受器官所可能接受的色彩、音响和语言结构关系，才是艺术使人产生审美愉悦的表达方式。”［11］259 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每一次变革并不意味着是对原来的文学艺术生产的彻底消解与颠覆，而是以主流和非主流、大众与非大众的形式共存共生，毕竟文学艺术是在继承以往传统的基础上，才又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进而更加有力地抒写人类的现实生活。 第一，从纸质文本式微向“读屏”转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学艺术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12］97 当然，“世界图像”的创制并没有改变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因为这个基本前提就是创造文学艺术和需要文学艺术的主体———人，毕竟人最终还需要语言的交流与交往，同时也需要具有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与审美需求。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智慧的有力体现，自从文艺作品以文字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以来，人类就习惯于使用其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然而到了今天，“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在文学艺术审美视界里，视觉文化己经创生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范式:真实、自由和直观。这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图像转向不但标示着是一种文学艺术范式的转化，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这是人类能动地掌握世界，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构的伟大壮举，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确证，更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艺术仍然是人的文学，它既是写人的，表现人的，又是为了人、写给人看的，因为人类看待世界的过程就是真理的开启过程。如果远离了人，远离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远离了人的思维与语言，而去研究信息时代的文学艺术能否存在的根由，那便丧失了人文传统与人文精神，那就必然会陷入技术至上论的怪圈，从而也就只会在信息数码图像这一时代幽灵面前麻木茫然，徘徊乃至悲观。 事实上，随着文学艺术的信息网络化，使得多种艺术形态得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声像互补、图文并茂的仿像艺术境域。而这“仿像”是一种“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13］199它和古希腊理论家所说的“摹本”是截然有别的:“摹本”是对原作进行的一种模仿、改编，原作具有真正的存在价值，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摹本也有价值，但其价值是从属性的，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现实感，使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而“仿像”却不一样，它们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仿像”虽然也必须经过人手，但却是没有原作，它是对非存在的模拟，它是从模型中产生出来的超真实，它是把一种不在场呈现为一种在场，把想象、虚拟的东西描绘为现实实在的东西。仿像瓦解、颠覆了与现实事物的任何比照，将现实事物吸纳进仿像之中。正如周宪所指出的:“仿像的生产必然导致现实和影像之间关系的颠倒。 ……人们不再是通过真实之物来理解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影像来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影像的极度真实取代了日常现实，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影像的制约甚至控制。”［14］133 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视觉空间正日益地被信息带来的图像所占据，人与现代世界正逐渐建立起新的关系，人类生存空间的现代生活节律被信息化波及，意识空间慢慢被信息所影响，人们的兴趣、需求、思考、判断、幻想，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信息媒介所形成的图像而展开，这一切变了，而表现人的文学艺术当然就不得不变。 第二，从单向阅读向互动交流转变。传统文学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相对固定的“书本阅读”形式，无论是以纸质形态存在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是通过技术处理之后放在屏幕之上的影视艺术作品，读者仅能被动地单向“阅读”作品。而与此不同的是，在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接受都转到了一个较为开放的领域，创作者不再受年龄、身份以及性别等差异的束缚，他们的写作更为随意与自由，只要其高兴抑或愿意，随时可以在网络上“灌水”或者“涂鸦”。而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而言，因为受众凭借了网络资源所蕴涵的极大的自主性与丰富性的审美空间，欣赏者充分获得了文本的选择权，因而不再被动、单纯地受传统媒体所钳制。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印刷媒介的不断变革也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艺术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异军突起的信息媒介快速地改变了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传播方式的进化，而传播方式的变化又是促进文学艺术体裁随机演化的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造纸与笔墨技术使原始状态之下的口头创作日落西山，从而转向了以书面创作为主体的文学艺术;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使用，又为文学艺术文本的广泛流通与传播提供了便利。而在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繁盛，文学艺术的发展又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新的关口———超文本技术。人们通过这一技术实现“点对点”的实时交流，每一个人都成为潜藏着的交流对象，这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刷新了人际交流的模式。 时代在进步，媒介在更新，而文学艺术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通常是单向度的。欣赏者即使拥有充分的创造空间与艺术想像力，但是，其与所处于另一极的作者以及作品，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因而就不能改变原有艺术作品的形态。而在信息网络的空间世界里，文艺作品的欣赏却是双向度的，它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实现审美欣赏的互动性。作者可以凭借网络，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进行阐释，解答读者的疑问，并尽可能地提供其创作该艺术作品的创作动机与文化背景。欣赏者也可以直接参与到作品的创作当中，从而改变作品的人物命运、情节结构、事件结局与主题思想。在网络上，艺术作品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其互动性。这是因为，信息网络介入文学艺术作品之后，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样式层出不穷，它们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不同于传统的写作模式，在网络媒介所提供的互动空间里，透射出了一种大众参与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气息。正是由于这种别具一格的超媒体写作模式，不仅跨越了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和欣赏惯有的平面化单向模式，使创作与欣赏不断向立体化方向拓展，还进一步让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鉴赏与批评等众多环节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在信息网络上，选取不同的链接路径，就代表着作品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整合，同时，在线阅读，其本身也就意味着是一种创作。自文学艺术栖居于网络之后，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欣赏以及批评，就有了一个可以即时、互动交流的审美平台，信息网络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信息资源共享和传递的即时性，文学艺术由单向阅读转向互动交流，文学艺术凭借着网络媒介实现了审美形态上的一次转换。 第三，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转化。在人工传统的书写时代，由于修改很不容易，创作者必须严格遵循文字所因袭的线性逻辑，这是因为，文字一经从头脑中的形象转化成书写形态，就会面目一新，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电脑显示屏与手写的痕迹不同，电脑将创作个体的痕迹完全从写作中抹去，致使书写标记非个人化、私人化。我们可以将在电脑上写就的并且保存在软盘上的一部文本和人工手写的、甚而是打字的文本作个对比，人工手写体具有原稿价值，学者和研究者通过看原稿进而希望借此更能接近创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从当中找到“真迹”，甚而推测出该文本的变化、演进过程，这些变化常见于抹除、替换、删除、眉批、添加等过程中，这或许就是图书馆与收藏家常常会花费大量资金来搜集这些代表真实性的手迹的根源所在。而电脑书写的情形是:其所书写的痕迹，已经非物质化了，这是因为，人们在敲打键盘的过程中，已将自己脑中浮现的语句录入电脑，这对于物质材料的依存程度而言，它仅存在于电脑中的存储系统中，这与人工手写时代的物质实存方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信息化时代，即使是很有名的作家，如果其在电脑上进行创作，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收藏家或者文学博物馆绝对不会花钱购买存有创作者文档的光盘或磁盘，因为在这一载体上，创作者创作时的真实性与原创性的痕迹，已经被这种符号存在非物质化的媒介消除掉了。 另一方面，电子书写中产生的非物质化特性，是网络作为文学媒介得以存在的、具有大量空间的技术基础，正是由于电脑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许多以往需要面对面或面对实物时才能获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其可以更快捷、方便地通过电脑网络来获取，进而减少了以往必须直接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繁复程序，真正应和了马克思所言:“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15］218电脑网络传输与处理信息快捷、方便，交互联系面广，存贮量大，这就在众多方面极大地延伸了人脑的功能，可以说，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生产工具，而且在人们的平常生活世界里也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应用，从而尽可能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这一切，使得人们通过电脑这一平台，让拼贴、复制简便易行。同时，由于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手段超越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形式所逼促的时空限制，人们可以简易、方便地获取信息，大众心理也就逐渐养成了追求简易、方便的趋势，一些网络上盛行的新闻炒作，其往往比较短小，容易获取，并且绝大多数是娱乐性质的，人们可以快速地获取、享受抑或忘却，并不需要做理性的反思，仅仅只注重追求一种感官上获得愉悦的快餐文化。 在信息技术所构成的生存空间里，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创作方式等均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此时的文学艺术，栖身于多元、互动的虚拟平台，不管其在内容上有何变化，它都以其独特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正在深刻变化着的人们的生活。文学是人学，是人的思想意识、情感的外化，因而，文学艺术的创作就应该是大众心灵化与个性化的抒写，也更应该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独特审美范式。基于此，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人类通过审美的独特方式来进行生命体验与追求生命的满足，进而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类精神的深刻追问、感悟以及思考。 文学理论论文:师范学校文学理论课程探讨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高等师范院校；课程改革；中学语文课程改革 论文摘要：基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师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当前高师院校中文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它要求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以及开设相应的课程以加强文学理论教学的实践性、时代性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风骚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次，注意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时代性，加强文化研究类课程的建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激烈变革，我国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电视、网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文艺活动前所未有的市场化，这一切“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这一传统范畴与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较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文艺学课程的改革呢?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倡导的文艺学的“文化论”转向，文化研究是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交叉，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应对面的结果。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影视文化的普及，图像、网络文化代替了以往以印刷、出版为基础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固守传统上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为中心的文学观念，适应时展的需要，文艺学学科几年前已经:出现了“文化论”转向。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引导中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给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培养目标上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所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剖析各种当代文化现象的能力，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回应，在文学理论课程建设中，我们是否应当开设文化研究类课程?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可以作出这样的规划:可在一、二年级之间开设文学概论的专业基础课，为学生提供本专业的初步理论;在三年级重点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文本解读”或“文学批评实践”等专业必选课或专业限选课，强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在四年级则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开设中国古典美学、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文心雕龙》研究、文化传播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各种相关文化现象的专题研究等选修课程，更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理论素养及阐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的能力。在选修课程的开设问题上，不一定规定具体的课程，而应在考虑学校的师资条件、学生本身的兴趣、需要的基础上作出安排。 针对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中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现状，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就其巫待解决的问题而言，一方面，它需要我们在编订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同时又不乏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教材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文学理论学科的实践性特色，开设相应的课程，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出对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剖析的能力。 文学理论论文: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作品创作 论文提要：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胡适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要贡献。在传记文学方面，胡适是我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他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开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之先河;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创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作品，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位置。研究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正确认识和评价他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对于推进我国当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繁荣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根据胡适传记文学理论逐步演进的特点将其分为酝酿、成型、成熟三个历史阶段，并结合其写作实践作一综合考察，借以阐发胡适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一、“传记文学”出台前的思想准备 在我国，传记是一种古老的历史体裁。早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对传记感兴趣,1908年在《竟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等短篇传记，并明确表明其写作目的在表彰豪杰，“使大家来崇拜”师法他们。1910年胡适去美国留学后，由于受西方传记的影响，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作了认真反思。他于1914年9月23日写的一则札记(《藏晖室札记》卷七第一条)，曾把中国传记同西方传记作了一番比较研究，认为中西传记存在明显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在列举了东西方传记的不同体例后他又具体地阐述了两者的长处和短处。从这条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否定多于肯定。其对我国传记存在缺陷的分析批评是深刻而中肯的，对于西方传记优劣的评析也是较为精当的。这种比较研究对他后来的传记文学理论构建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之所以要提倡传记文学，到处劝老辈朋友写自传，主要动因就是对中国传统传记的不满和深感“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而另一方面他对西洋“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这一点则表示钦羡，他后来写作的传记文学也大抵是借鉴了西方长传的体例，如《四十自述》、《丁文江传》等。 虽说胡适留美时期写的这则札记与他后来的传记文学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这还不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都有学者把这则札记看作是胡适最早提倡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佐证，这实在是一个大失误。造成误解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这条札记有个“传记文学”的标题。事实上《藏晖室札记》是胡适在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杂记集，我们现在看到的“传记文学”这四个字作为分条题目，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这些札记交给亚东图书馆印行出版前，由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帮助整理这批札记时拟加上去的。再从这则札记的实际内容看，其主题是比较东西方传记文体的差异，札记从头至尾并没有出现过“传记文学”字样，也没有对传记文学概念作任何阐释，很显然胡适当时说的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而在胡适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之后写的有关文章或演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记”和“传记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因此，1914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还只能说是他传记文学思想的酝酿期。 二、“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和“传记热” 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思想酝酿，到了1930年前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正式开始“亮相”。《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则是一个开篇。该文写于1929年末，序文开头说“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接着通过具体分析阐述这三方面的原因，对中国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作了深刻批判与否定，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说的“新体传记”的三个条件与写作要求:一是“爱敬崇拜”伟大人物，二是“纪实传真”，三是“传神写生”。这是胡适以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古老传记文化作出的看法。虽说“最不发达”，但明确把传记说成是“中国文学里”的一门，这表明此时的胡适已有了将传记纳人文学领域的思想，这种看法可说是超越前人的。因为传记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的范畴，此前他的前辈朋友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和创作的“近代传记”，“属于在历史范畴中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革新”。虽说胡适在这篇序文里还没有提“传记文学”的名称，但“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他以后谈论传记文学时始终坚持的，说明胡适传记文学理论基石在这篇序言里已经奠定。 在时隔半年之后的1930年5月28日，胡适在给友人董授经先生的日记《书舶庸谭》作的序言中便正式提出了“传记文学”的书称:“日记属于传记文学，最重在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故日记愈详细琐屑，愈有史料的价值。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也是中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名称的第一人。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的中国文坛有传记文学之实而无传记文学之名，“传记文学”名称的提出，使传记文学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国文艺舞台，它标志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的开端口从‘旧记属于传记文学”这一说法可以看出胡适所说的“传记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日记属于非正式自传，胡适后来说过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日记“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而在西方人眼里“自传是传记文学的嫡亲或特殊形式”，后来胡适也是把自传作为传记文学重要成员大力提倡的。在这篇序文里胡适虽然没有对什么是传记文学作具体阐释，但却揭示了传记文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和条件:一是能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二是有史料的价值。这同上文说的“纪实传真”和“传神写生”这两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传神写生”、“描写传主的性情人格”原是文学的特长;而“纪实传真”才有史料价值。而历史与文学的结合，这正是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书舶庸谭·序》中还特别引述了日记作者做的情梦“柳丝一梦”，极富文学趣味，可见胡适对于传记文学在文学性方面的强调与重视。后来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又说:“我在这十几年中，……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这对前面“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的说法来讲，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的一个进步。而“传记的文学”正好是对胡适“传记文学”概念的一个简明解释。这里“文学”是中心词，“传记”是修饰词起限制界定的作用，“传记文学”也就是传记性质的文学，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胡适晚年在台湾作《传记文学》讲演中曾再次解释说:“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是胡适把传记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学门类的最直截的说明。 胡适是个实验主义者，在提倡传记文学方面，他也是一边进行理论构建，一边亲身投人创作实践。《四十自述》是他这一时期在传记文学上的又一个贡献。胡适在《 四十自述 自序》中说:“《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而这场“传记热”的引发是:“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劝告朋友写自传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来“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即写出他所倡导的“自传文学”来。那么其意义不仅可以“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由此可见，胡适劝告友人写作自传(包括他自己写自传)，有着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目的和意义，即“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是胡适对“自传文学”创作提出的两点希望和要求，也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根本目的。因为胡适对于传记文学所特有的史料价植和文学感化教育功能这两方面作用已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所以他要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令胡适感到不幸的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动笔。于是他便身体力行，于1930年6月开始写了他的第一部正式自传《四十自述》。虽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但它作为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示范之作，体现了胡适的传记文学理想，既有“纪实传真”的史料价值，又有“写生传神”的文学特色，是值得重视和应该肯定的。关于《四十自述》的写作计划胡适在《自序》中作了说明:“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可以看出，胡适在提倡传记文学，构想自传创作计划时是很注重“有趣味”这一特色要求的，这也是胡适在以后的有关文章和讲演中用来评判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何实现传记文学的“有趣味”?胡适认为在确保“纪实传真”的前提下，“遇必要时”可以“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在追写传闻和某些记忆不清又没有法子证实的生活细节时也可以“用想象来补充”。因为这里出现一些人名地名的讹误和合理的想象虚构不影响基本史实的真实，相反还能够增添阅读的趣味。应该说胡适的这些想法和写作方法是可取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受到了友人的赞许。遗憾的是胡适上述的这种创作思想没有能够在自传写作的实践中坚定有力地贯彻到底，而是在“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网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刘一于这种“倒退”胡适自己是不满意的。从他本人来说，曾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以破旧开新而闻名的;他自己动手写作自传本身具有“给史家做材料”和“给文学开生路”的双重目的、任务。因此这种“倒退”与上述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胡适在倡导传记文学上存在着实践与理论的脱节。造成这种“倒退”和“脱节”有客观方面的凉因，最主要的还是作者的主观因素:“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胡适的《四十自述》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实验之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为我国自传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三、传记文学理论的成熟和“创作无力” 在经过了30年代的郑场传记文学热之后，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已趋于逐渐定型，接下来是“退热”后长时间的“冷静”。到1953年初，已经步人晚年的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作了一场《传记文学》的专题讲演，标志着胡适传记文学理论进入了成熟阶段。演讲是他提倡传记文学的又一重要方式和途径。从他晚年的这篇演讲可以获得以下几点传记文学理论演进的信息: 一是对我国古代传记总体评估由虚无悲观变得实在客观。胡适以前哀叹“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并说过“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的偏激之言，而在这篇演讲中，虽然仍坚持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但同时又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正史中的传记作了较为客观实在的评价:“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其中的传记有许多篇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生动的。”在举例中还特别提到:《晋书》中“小说传记，给中国传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体裁”。过去胡适写《四朴自述》曾试图采用小说体裁给自传文学开辟一条新路子，但是中途给放弃了。现在直接把小说传记作为传记文学提出来，这确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新进步。 二是拓宽了传记文学的品种领域。胡适在以前谈的传记文学对象，主要是指文学性传记，包括自传、日记，而在晚年的这篇演讲中，又把《晋书》中的小说传记也列人传记文学范围，并说“《红楼梦》也是传记文学”，这是胡适经过考据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得出的结论。这一观点本身当然尚可商榷，但由此可见胡适在这里说的传记文学概念范围更为宽泛。他还说:“除了短篇传记之外，还有许多名字不叫传记，实际是传记文学的《言行录》。这些言行录往往比传记还有趣味。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健将到把孔子《论语》作为传记文学而加以高度评价和赞扬，这既是胡适文化思想的一种巨大转变，也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一种演进和完善。 第三，胡适在论述我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问题时对过去的三点看法也有所修正。主要是去掉了“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这一点，而改成了“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这样就显得较为准确客观。 晚年的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树方面已臻成熟，但其传记文学的创作却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丁文江传》是胡适步人晚年后又一项重要的传记文学活动。它写于1955年底，是胡适所写的最长的一篇传记文学作品。该传大体上是借鉴西方长传的体例按照年代的顺序，记述丁文江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既写出了丁文江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他对中国地质科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又写出了丁文江“捧出心肝待朋友”的美好品格，通过各个侧面塑造出了“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形象。由于作者在作传时采用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尽可能地容纳了所找到的材料，使传记明显地体现出它的历史性和史料价值，但同时也因此而大大地削弱了传记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是胡适在传记文学创作上又一次与其理论的脱节，并且较《四十自述》更为严重和明显。胡适晚年在台北的另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讲演中说到:“我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拿它来作为对胡适在传记文学方面的评语，也是颇为恰当的。 回顾考察胡适在传记文学理论建设及创作实践上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是在批判否定中国古代旧式传记的缺点弊病，学习吸取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经验与长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并对传记文学的概念特征、范围种类、功能作用和创作原则、要求、方法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精到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着鲜明个性特色的理论系统。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在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历史，指导传记文学创作，正确评价传记文学作品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胡适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直到晚年在台湾去世，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可谓不遗余力。“在现代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开始逐渐形成写自传的风气，也在30年代，有关文献材料表明，这的确与胡适身体力行地倡导有关。”再有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刊也与胡适的提倡有直接关系。这些都表明胡适提倡传记文学是“有心”而有功的。 三、胡适一生写的各类传记将近40部(篇)，但在明确提出“传记文学”概念之后，自觉按照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写的并不多，而且还存在较明显的实践与理论脱节的间题，真正符合传记文学条件、称得上“传记文学”的作品则是屈指可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传记文学创作又是“无力”的。但它给史家留下了有价值的材料，为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自传文学创作)开辟了新路，这一历史功绩是不能低估的。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批评探究论文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即:批判之风再起;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中国特色”研究得到了强化。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1.批判之风再起 中国思想理论界是在全国又一次“拨乱反正”的新情势下进入9O年代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乱”与“正”,尽管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种联系,但它毕竟是学理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按照思想学术的规则在深入地探讨与争鸣中,去鉴别,去矫正,而且还需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影响学理的健康发展。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间,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并从政治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开展批判。这一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有三个人∶李泽厚、刘再复、王蒙。批判的内容,是他们发表在80年代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主有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的历程》、《答问录》,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蒙的《文学三元》(以及小说《坚硬的稀粥》)等。这些论著,在发表当时有的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陈涌等人对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评,但总体上还是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同样的问题,进人90年代,骤然升级,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下子变成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泽厚受力最猛。据有关统计,仅1990至1992年间即发表专题文章60多篇。50余万字,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等多角度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由有关部联合召开了两次专项会议,分别对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及“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等理论主张进行集中批判。会议强调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极为突出。⋯⋯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李泽厚及其著作为什么曾一度在我国走俏。也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对李泽厚的政治、哲学观点开展严肃的,原则性的讨论和批评。”(见《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6期)可见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为这次批判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对李泽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界进行的。这里从略。 就文学界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刘再复,不仅文章众多,而且抨击相当严厉。1990年11月,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他的“文学主体论”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论上,宣传主观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把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用“眼泪”文学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政治上,“文学主体性”的呼唤,直接与资本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根本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成就,否定了以《讲话》为优秀的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否定了“二为”方向,为“精英文艺”大造舆论;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损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要消解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根本的否定。其影响,不仅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的泛滥,而且酿成了文艺创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认为,刘再复从反对文艺领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发展到比较系统、全面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文艺学领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言论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政治化学术,或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这一判定不仅集中表达了当时批判意见的基本观点,而且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对刘的“批评”还涉及他的散文创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心史”唱出“杀伐之声”———评〈寻找的悲歌及其评论》。(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结论:刘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理论家”,他“逆历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错误的营垒里摇旗呐喊。其心灵的异常孤独、寂寞、痛苦,其发誓要进行绝望的寻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没落的悲剧。这恐怕很难算是学理的批评。 王蒙的《文学三元》被指认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的“怀疑与否定”,“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首肯与宣扬”,必将导致“文学本质的取消论”①他的《坚硬的稀粥》被说成是篇“影射现实的政治”,“政治倾向有严重错误的作品”。②不仅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他还受到全面“批评”。两篇典型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流》上的《王蒙其人其事》和《文艺理论与批评》(l995年第4期)上的《有感于王蒙的处世哲学》(山城客)。这题目立刻让人想起“”中的大字报,不用看内容便可知道它的政治分量。 李泽厚,刘再复,王蒙,一个主要在哲学界,一个主要在理论批评界,一个主要在文学创作界,理论上互相支持呼应,确实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理论(也包括创作)自然也有不足与失误,完全可以批评与商榷,但正常情况下,应该主要在学术的范围中进行,并且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然而上述的所谓“批评”却基本是在政治的层面并且依托于政治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面倒的政治性的批判。这种政治性的批判之所以能够重新盛行一时,是同一部分占据有力地位的“批评者”的思想认识有关的。这些人实际上对于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修正和调整始终没有想通,他们认为不提“三论”(即“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失误。这种思想,在新的“拨乱反正”中找到了适应的气候。 1990至1992年间,资深理论家陈涌接连发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要恢复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与文艺》等三篇文章,③其中心问题,就是试图从理论上重新论证“文学———从根本上———是服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冶服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论述,关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的论述,是他“根据现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丰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理论至今并未“过时”,必须继续予以确认。这是一个“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两可,任何折中调和”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与此相呼应,《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自1991年第5期起,开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待文艺问题笔谈”,再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我们应有的对策”等问题进行阐述与探讨,要求“文艺应当帮助人民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基于上述理论,他们强调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我们正面临着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的严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是这场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年来,阶级斗争问题被人为地“淡化”了。但事实上,国内外反动势力正“勾结起来”,对我国进行所谓“攻心战”、“思想战”、“宣传战”,那些口头上最热衷于“淡化”阶级意识的文化“精英”,却一直在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着阶级斗争,对于这种现象,如果缺乏清醒的头脑,丧失必要的警惕,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批判中建设,在斗争中建设,对一些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贴上阶级的标签,也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现在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正本清源”,“任重道远,战斗未有穷期”,因此“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顽强的韧性的战斗”,决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④如此,为了完成“战斗”任务,集中而持续的批判便不可避免。 对于这种批判,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一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术气氛开始活跃,10月赵士林主编的《防“左”备忘录》一书出版。该书收入了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对上述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主编在“前言”中称,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方位”的“‘左’倾回潮”。对此,《文艺理论与批评》立即刊登文章予以反击,指认该书正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回潮”。很快文坛又归于寂寞。不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文艺工作还是保持着积极慎重态度的。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立即提出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同时依据历史的经验指出,在整顿中必须注意把学术行为与政治行为加以区别。1990年元旦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即会见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及全国话剧戏曲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发表题为《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讲话。讲话共四个部分:一、充分发挥文艺对稳定社会和鼓舞人民的作用;二、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三、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着力讴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四、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造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他重申要贯彻“双百”方针,并具体指出,“一要开展同志式的讨论。二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三要把握好‘二为’和‘双百’的辩证关系。四要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领导者应和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防止简单粗暴地对待文艺家的艺术创造”。他特别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就要求我们努力为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团结、奋进的环境。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和贯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繁荣兴旺,生气勃勃;什么时候放弃或背离了‘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动乱中,十亿人民八个戏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见《人民日报》1990年1月12日)还有,当王蒙正被某些报刊点名批判的时候,一次由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元宵节接见会,一如既往地邀请他参加。李泽厚域外访学,也照样进出自由。所有这些,都明确地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积极态度。虽然,这种态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力的贯彻,但它确实使得火药味很浓的政治性批判未能造成对文艺更为严重的伤害。从而在后来(特别是1992年之后)得以实现艰难的调整与发展。 2.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 对于一门学科学术史的研究,不仅是该门学科整体构成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而且体现着它的深入与成熟。正因为这样,早在80年代中期,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在审议国家七五科研课题时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有必要通过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一些近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个案剖析,探讨他们在借鉴西学和继承与发展传统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研究的健康发展。并确定了由王瑶教授承担这一课题。其研究成果已经出版,即《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书。但实在地说,关于学术史研究,80年代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注意。这是因为,那时的学者们大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报国情怀,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研究能更直接地为中国的现实改革与文化复兴贡献一份力量。这种热情一方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爱国传统,同时也自然地使学术带有较多的功利感情色彩和浮躁气息,在学理探究上显得不够严谨与深沉。这其实是并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建设的。但是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境况下,人们对此却无暇去进行反思。90年代初的一阵批判,促使学界冷静下来,重新清理思想,调整思路,寻找自己真实的位置。结果之一,就是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这一开拓,由于临近世纪末而进一步得到加强,以至成为9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时尚。 有人将90年代初期的学界称为“学思不兴”的“冷冻”期。在这个时期,许多富于学术眼光和责任意识的学者,定下神来,收视返听,重读历史,如同发现了新的宝藏一样,“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晚清,关注起那一段长期被冷落了的学术与思想遗产。或许是此时此地的情境,使之产生了与彼时彼地互相沟通的“灵犀”吧,他们忽然都从那里感悟到一种有力的启发和鼓舞。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这样写道:“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辱,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路,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国学大师丛书·总序》)陈四益先生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杰出学者,大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推动他们辨章学术的,是救国拯民的动机。他们的眼界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而大大开阔了,这样才能重估旧学,融会新知,成就一代新的学术风貌。他们在学术上虽然各有成就,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可供人们咀嚼回味的东西正多”。⑤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地“咀嚼回味”起来。最先显示这一征候的标示有两项。一项是《国学大师丛书》的策划与出版。一项是《学人》杂志的创刊。《国学大师丛书》策划于1990年,启动于1991年,l992年开始出版,现已问世28册。传主包括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欧阳竟无、蔡元培、刘师培、汤用彤、胡适、钱穆、冯友兰、鲁迅、林语堂、郭沫若、顾颉刚、贺麟等等,都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显赫人物。这些人,“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尽管所遵循的学术思想路向以及所经历的人生遭际不同,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奋斗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或开现代风气之先,或首创新型范式,而独成一家。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历程中,两个共同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影响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学术)建设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今天继续需要认真探讨和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有鉴于此,今天人们用大师评传的形式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确如陈平原教授所说:“必有深意在。”这种“深意”,从消极意义上讲,是借对逝者的追思,浇今人心中之块垒;从积极意义上讲,是通过对现代中国学术进程的清理和反思,从民族学术内部寻找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为新一代学人确立“跨世纪的文化选择”,“继往开来”,提供一种真切的历史镜鉴。这项工程首先由出版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发起和推动,很快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由目前还健在的当代学术重镇如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周一良、殷法鲁、庞朴等出任顾问,又由亲历学术风云造诣颇深的中青年学者(主要是以后培养的研究生)担纲主撰,可以说是出版界与学界联手,老中青学人共同的创举。这个事实本身即说明此项选题深沉的时代内涵。正因为如此,作品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一时间国人争相传阅,一读为快。 《学人》是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青年学人为主体的同仁刊物,1991年正式开张。该刊第一辑便推出这批学人关于学术史研究的一组笔谈。这表明,他们在经历了一阵热烈的政治呼唤之后,已经冷静,决心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面对学术,并且首先从重审本民族学术史开始。陈平原在该期《学术史研究随感》一文中表达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因为“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他选择的结果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⑥在这样的选择和坚持中,他一面开设中国学术史的课程,一面奋力读书研究,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该书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努力探源中国学术之“根”,用心感受并积极阐释中华民族的优秀学术传统。这批学人中葛兆光、汪晖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汪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成果,都能注意资料的详博,力避空泛,观念方法上多有开拓创新之处,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家樊骏认为,汪晖一向关注重要概念尤其是优秀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它们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用法不同含义。他的将“观念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研究,旨在辨析这些优秀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后的实际演变和确切内涵。这个工作,对于准确地深入地认识判断中国文学、思想、社会的现代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⑦《国学大师丛书》的编辑、发行,《学人》集刊的出版,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进程。此后,这一研究从各个层面全线展开,表现为如下特点∶首先是时域拉长了———从近现代直到当代新时期,即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涵盖了百年学术史。其次,视界更为开阔系统———举凡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当代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等,都在其内。其三,大、中、小项目齐上,方式灵活多样———有的以国家重点项目,集众多精英分工合作,总揽百年学术史的回顾、清理与探讨;有的与出版社合作,另行组织队伍,分科进行百年学术史总结;有的以个人的力量,就某一 学科分阶段或分专题进行检视与反思;有的以理论思潮为中心,有的以主要观念、范畴的演变为中心,有的以人物为中心,有的以某一学派为中心;有的重在学术史实的梳理评述,有的更关注深层思想文化原因和学术发展内在规律的探寻,如此等等。各有所长。现已经出版的主要成果,除上述提到者外,尚有:《学术史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走出拟古时代》(李学勤),《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朱维铮),《清园论学集》(王元化),《释古与清华学派》(徐藻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张海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黄修己),《新潮学案》(夏中义)等丛书、论著,以及更多的专题论文,如聂振斌《试论百年中国美学》,刘纲纪《略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高楠《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庄锡华《人性,人道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杜卫《世纪回眸: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学审美论》,《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和意义》,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性质与特征》,胡晓明《二十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五个传统》,罗宗强等《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朱立元《反映论文艺观崛起的文化反思》,赖大仁《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转型与探索》,汤学智《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朱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支克坚《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下),陈伯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之检讨》,樊骏《关于学术史编选原则的思考》,陈思和《20世纪文学史编写的三种对象和三个层面》,朱寿桐《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葛红兵《文学史学引论》,王岳川《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的反思》等等。同时,《民国学术经典》(东方出版社),《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文史哲各界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自选集系列,以及新近问世的《跨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都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重要的文献,同样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学术史研究的一种成果。 就目前所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学术史”的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是属于多学科总体回顾的大型项目。他们力图以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视野和学术眼光,对百年学术史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检视与探究,着意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演进的真实历史轨迹、独特规律和对于未来发展切实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其中的“文艺学学术史”为例,为了更好地从中国学术自身揭示文艺学走向“现代”的曲折复杂历程,以著名文艺理论家杜书瀛为首的课题组,经过多次研讨,在与“文艺学史”和“文艺学思想史”的比较中,确认了“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即:“文艺学的学术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进而确立了“长时段,大视野”,“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方略,即无论着重探讨近代、现代还是当代的学术史,都必须把它置于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整体背景之中进行观察、考量,将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与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文化氛围一并纳入研究视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个别片段已有发表,如杜书瀛对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回顾的文章,孟繁华关于文艺思想的重新探讨等。⑧杜文认为,新时期20年来,中国文艺学在基本观点、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并对“拨乱反正”的意义与局限,认识论文艺学的功与过,接受西方现代文艺学资源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文艺学发展由“内转”而“外突”的总体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孟文则将文艺思想及其内部结构,置放在纵横交错的国内外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进行学理探讨,从而更冷静地论述了它的贡献、局限与内在矛盾。从这些文章的学术视野和所触及的深度看,人们有理由对这部学术史著作(多卷本)寄予较高的期望。据悉,上海徐中玉等几位著名教授也正主持编纂同类著作,但在体制上别出心裁,采用辞书结构,将以精心设计和组织撰写的自成体系的词条,实现百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这两部大书,目标一致,又在结构功能上呈异态互补之势。必将受到后人的重视。发生在世纪末的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热潮,其重头成果也许要到下个世纪初方能问世。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确实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首先,由于百年来的特珠国情,中国学术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始终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并且常常受到政治的强行干预,而实践证明,政治的干预往往对学术造成伤害。故欲求学术的健康发展,必须确实创建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其次,要确认学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必须从民族学术自身内部去探求其走向“现代”的可行之路,为此学术必须自立,学者必须回到学术。而真正“自立”的学术,决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因此,其三,必须言行一致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百家争鸣”。只有真正形成众多在理论上自成一体的“家”,中国学术才能在中西文论的冲撞、融和中,树立起自己的“现代”形象。百年的经验教训,足可以让我们聪明起来了。如果真能记取历史的教训,那么这次百年学术史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使之形成更为完备的理论生态机制,从而逐步走向成熟,也必将为下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中国学人所热切盼望的。 3.“中国特色”研究得到强化 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与此前的3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相比，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的确有了深刻的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具有一定突破性的论著，但如果从时代的和世界的眼光来看，又的确如季羡林教授所说，“在近现代没有一个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东方文论·序》）。在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还听不到中国独立的理论声音。（注：美国著名学者亚伯拉姆斯在谈到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曾列出20种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均与中国无缘。参见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无论有何种现实原因，都不能不是一个深深的遗憾。于是90年代，在新一轮的反思中，“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问题，被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 自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90年代。还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指出：“近几年来，有许多人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习苏联的文艺理论，而不顾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的花朵”。（注：见应杰、安伦：《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遗产》，《新建设》1957年第8期。）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激发和强化了民族主体精神与创造意识。在此基础上，周扬于50年代末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命题。此后乃有蔡仪和以群分别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部著作虽然在质量和影响上居当时同类著作之首，在与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实际的结合上有所进步，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仍未能从体系上摆脱苏式理论的影响，完成质的突破。如此，当80年代有了相对宽松的时代条件之后，问题便自然地再一次提上日程，尤其80年代后期，讨论渐趋热烈，并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成果，然就学界整体而论，那时还处在急于借鉴模仿的兴奋与浮躁之中，还不能更集中更踏实地就“中国特色”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与探讨。这只能是90年代的事情。这一时期虽然失却了80年代的轰轰烈烈，但有关学者的精神更为集中，研究更为扎实。 什么是“中国特色”？目前学界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民族性”，有的强调“社会主义”性，“马克思主义”性，也有的强调二者的结合，可谓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特色”，归根到底，就是指由中国学者所创建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理论系统，关键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声音。这种理论应该具有原创性、体系性和普适性。所谓普适性，即是理论的先进性、超越性，它产生于中国，又有能量的强势，具有向外的辐射力，能在不同的民族地区进行传播，发生影响，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当世界学界谈起某一理论，共同指认它来自中国时，这一理论自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只是自我标榜有“中国特色”，那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依照这种观点，我认为90年代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主要表现为三种路向。 一路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造性发展。 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文论现代传统继承、扬弃和重建的路向。在这个方向上，有两支人马在奋力前行。一支沿传统文论体系整体改造的目标推进，如钱中文，王元骧等。他们在80年代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90年代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但由于问题难度甚大，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性的进展。他们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对新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目的在于更好地探寻前行之路。 钱中文的《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之途》，《会当凌绝顶——回眸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注：分见《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1996年第1期；1999年第2期；《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是几篇分量厚重的论文。他把中国20世纪文论的演进，放到本世纪世界文化和文论发展的大背景上进行纵横观察，比较，反思，高屋建瓴，发人深思。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论进行反顾与前瞻，不能离开“现代性”这一理论问题。所谓“现代性”就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推动自身不断地走向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现代性的策动下，中国文学理论必然走向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和哲学基础的多元化。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有不断更新，丰富自己，才能获得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强调，20世纪的中国文论经过百年流变，实际上形成三种传统，即：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必须要面对这三种文论传统，并给出科学的定位与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从现实的传统出发，以现代文论为主导，充分融和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否则又会中断传统。这将是一种在长远时间里不断生成，不断丰富，体现现代性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在谈到文学理论现代性时，他又特别指出，要有“充分的人文精神”，要树立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他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他的识见，的确包含了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学者深沉乃至痛苦的历史思考。 王元骧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展的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文学理论建设刍议》以及《艺术实践本性论纲》（注：分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5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等论文，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走向当代，以及作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起点、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通过“世纪回眸”，在比较已经取得的成果（主要是80年代以来的新成果）的得失之后，他深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形成和确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样的文学观念，应该到科学与人文两种学科的结合部去寻找；在内涵和功能上，它必须充分反映时代要求，民族文化精神，并有能力整合与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遵循这样的思路，他在坚持认识论的基础上，引入实践范畴，提出了“艺术实践本性论”。试图以实践为中介，将知识论、认识论与人生论、价值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阐释文学的“人学”性质，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发展。另一支是更年轻一些的博士，如许明、郑元者等。他们的兴趣，暂时似乎更在于某种重要的研究领域和专题上，期望通过这些关键性问题的突破，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现展寻求契机。 许明是已故著名美学家蔡仪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美的认识结构》，完成于80年代，修订出版于199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一部“具有高层次研究水平”的论著。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美学的最基本的合理内核——客体思想，同时又广泛吸收近百年来西方多种美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以哲学认识论——思维科学为方法论基础，以审美实践为出发点，整合客体、主体、动力、反应等因素，首次提出和论述了“审美思维结构”，并由此对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形成的逻辑过程，以及美感和性质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从而为认识论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在长期踏步之后重现生机。许明认为，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要“重读马克思”。所谓重读，就是要恢复过去长期被误读和“弱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价值立场”，“人的解放”等重要内容，重新以“人”为优秀，张扬那些与人道主义等相联系的价值资源，以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与危机。他的研究新著《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起源》一书已经问世。其次，要关注现实。因为理论发展的契机，最终是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的，它的独特的内涵，应该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来自人性的深处，研究者只有融进这个现实之中去方能真实有效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为此，近年他主编并参与撰写了全面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问题报告》（丛书，20余种），《与总书记谈心》等很有影响的书籍，获益匪浅。第三，要有明确的理论目标。在环视世界理论思潮走向的基础上，他强调中国文论建设要“重返意识形态”（当然是开放的意识形态），要“建设新的人文精神”，即“以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优秀的价值观、方法论、社会观所构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从而使文学更好地担负起帮助民族实现“人格重建”这个时代性的主题。他曾发表《人文理性的展望》，《当今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合作）等多篇重要论文，分别收入《轻拂那新理性的风》，《人文理性的展望》等文集。在我看来，上述三项，确实从理论本源，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的结合上，抓住了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他正投入心仪已久的《意识形态笔记》的写作。这将是他为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所进行的新的理论探索。 郑元者师从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题为《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已于1998年出版。关于艺术的起源，西方古今理论家曾经有过多种说法、多部论著，如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艺术起源》（格罗塞），《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原始艺术美学》（简·布洛克）等等。这些著作与见解，虽然各成一体，但往往视角比较单一，带有比较明显的局限。郑著则积极开扩视野，将艺术起源分解为艺术何时发生／艺术如何发生／艺术何以发生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互动层面，归结为一种规律性生成过程；同时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史前宗教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有效理论和方法，既重实证考据，又有哲学思悟，在认识上突破了艺术起源“单数”论的传统见解，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初性的图腾观念以及它的特化形态的“复数”理论。其优秀概念是“图腾观念特化说”，其理论展开为“图腾观念特化树”。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自成体系的崭新的观点，使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美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注：参见蒋孔阳：《艺术起源学研究的新创获》，《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他的努力方向，是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他认为，“要改变传统美学的诸多重大失误，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新美学’的前导”（注：见廖明君《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郑元者访谈录》，《民族艺术》（南宁）1998年第2期。）正是为了探寻“新美学”，他“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坚守学术阵地”（蒋孔阳语）。近年来又完成和出版了《崇高之始》（已出），《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人类学美学与21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战略》等新著。目前正继续进行艺术起源学研究，埋头撰写计划中的其它几部论著。他的研究显示了一代新学人严肃负责的学术追求。可以预计，在理论建设的道路上，他将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他的导师高兴地说：“在元者身上，我看到了我国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确实，在新一代博士中，正涌现出一批具有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现代科学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新型人才。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文化建设的希望。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还有一些文章值得注意，如《文艺社会：结合部与生长点》（周平远），《文学理论与文学世界》（吴元迈）等。（注：前文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后文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面对现实融汇中西》（徐新建、阎嘉）一文。）周文认为，文艺社会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和精髓，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灵魂，现代文论的主流，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和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中国化的结合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生长点。吴文认为，20世纪以来，由于各门学科的独立发展及其相互渗透，文学边界内的“入侵者”越来越多，一方面文论变得越来越不像文论，另一方面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与此同时却似乎偏偏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今日文论的发展，固然需要与古今中外种种学说对话，但最重要的是进行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对话。惟有这样，文论才能发展，惟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文论才可获得生命力。此外，朱立元《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结构》（专著，1991），《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思考——力求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融通》(1990)，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1991)，周来祥《辩证思维方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1992)，彭立勋《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设的思考》(1992)，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996)等也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一路寻求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现代转换”。 这种“转换”，与古代文论的一般研究（如历史研究、专题研究、范畴研究等）不同，它是以这类研究为前提，谋求其与现代文论的“接轨”；也不是仅仅将个别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移接到现代文论的系统上，而是要在对古代文论根本精神特征深入把握的基础上，将其生命内能激活，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自然地与现代文论融和，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系。这可能是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但又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正如罗宗强所说，“借助于古代文论的‘话语转换’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必将遇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或许正因其难，才更有吸引力。80年代后期，要求“转换”之声开始出现，进入90年代呼声日益高涨，到90年代末，以此为中心议题召开了全国性专门学术研讨会。同时，《文学评论》也为此开辟专栏，持续讨论达两年之久，一时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文坛热门话题。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尚在讨论之中，实践这种转换的代表性著作暂时还无法产生，但这种呼唤本身却已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发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开始超越传统的“历史研究”、“阐释研究”，努力向古文论体系的深层和优秀部位掘进。这种研究的端倪初现于80年代末期。主要有五种方向：一、发生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如赵沛霖《兴的起源——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1978)等。二、本体论方向——主要探讨古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构成等基本理论问题。如栾勋《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1988)，李泽厚《华夏美学》(1989)，潘知常《众妙之门》(1989)，于民《气化谐和》(1990)等。栾文潜入古代美学的肌理，第一次对古人思维路线（由“两端论”而“中和论”而“神秘论”）和古代哲学——美学思想总体结构（由“思想环”、“宇宙环”、“现象环”连环交错构成）作出独到的揭示；李著认为，华夏美学从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开始，以儒学为主，同时包括道、屈、禅，其基础是以性情为本体的“心理主义”，它既超越又内在，既是感性的又超越感性，形成独特的“审美的形而上学”；潘著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意在揭示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秘密；于著借中西思维文化的比较，提炼出“气化和谐”说，由此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三、文化学方向——主要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的关系。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1988)指出，古文论中许多重要观念来源于道家思想，因此仅说“儒道互补”是不够的；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着重从中国文化背景考察中国悲剧意识的性质、特征、类型及运行趋势。四、心理学方向——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对古代文论作新的探讨。如皮朝纲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1989)，以现代审美心理学为参照，提出文气、才力、个性、养气、积学、研阅等六个范畴，试图建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五、发展论方向——主要探讨古典美学近现展的内在机缘。如潘知常的《美的冲突》(1991)通过对近现代美学曲折进程的分析，旨在说明其最终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归宿的历史“必然”性。 进入90年代，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扩展。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1991)，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是继续总体探讨的两部论著。前者着重探析中国诗学的精神与原型，提出并论述了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志五个优秀范畴。后者则认为中国诗学体系主要由志、情、形、境、神五个范畴构成。栾勋《人学、美学、道学》(1996)一文，超越一般的文论层面，立足于哲学，美学的高度，指出中国传统的人学、美学、道学，实际上以“人学”为中心，而在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因而主张研究古代文论应从“人学”处入手。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1997)一文，对古代文论范畴的哲学基础，思辨特征，认知体性，传统文论范畴之知识类型，诠指方式，理论形态，以及它们的展开层次，相互结构关系乃至整个中国文论范畴体系的系统结构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的《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1998)一文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优秀是范畴体系问题；这一范畴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以“道”为历史原点与逻辑起点（元范畴），根据天——地——人这一系统结构框架，依循气——人——文或物——心——文这一生成模式，由源到流，由体到用，由实到虚，由对立到统一，以范畴为基本单元，围绕着作为一种文化的或精神现象的文学艺术所涉及到的各个认知方面而具体展开，形成文源论、文体论、价值论、通变论、主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风格论、批评论等八个层面或曰理论专题，彼此之间的相互贯通，从而呈现出一种网状式的结构特征；而在“转化”过程中，又必须充分注意“视界融合”，“创造性阐释”以及“活化”问题，如此才能把握真谛，激活内能，自然地融入当代文论之中。毛宣国《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选择》(1998)一文，重点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如何“沟通契合”，并从人的关注，思维方式，范畴融通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释。张海明的《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文学评论》1998·1）也循这一方向进行了探讨，强调在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建设中，古代文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是民族文化的“根本”，欲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在以现代意识完成“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实现“现代阐释”。蒲震元的《现代诠释与微观考辩——再谈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型》（《文艺研究》1998·3）则主要探讨在实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扬长避短，为我所有，并逐步建立中国的当代诠释学理论。古风的《意境理论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社会科学》1998·3），专就“意境理论”的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优秀范畴“现代化”的路向：其一，以现代思想“重写”传统，并在传统内涵的基础上增殖和发展；其二，以现代西方文艺美学思想进行阐释，给传统注入外来血液，使其内涵产生重大变革。该文认为，意境现代化的最高理想是对意境范畴的重构，并对这种重构提出了设想。关于意境的系统研究有两本著作值得一提。一是蓝华增的《意境论》(1996)，一是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5)。它们结合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将“意境”提升为一个现代文论和美学的术语；尤其前著更受称道，被认为是意境理论现代化的“一个成功范例”。此外，余虹在《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1997)，《中西传统诗学的入诗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1997)等论文中，通过中西比较，对中国文论的入思方式，历史性建构以及叙事理论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王齐洲的《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源》(1999)也以中西比较的开阔视野，从符号学的角度，详细讨论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文学观念所具有的原初意义，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尽管这些探讨还只是初步的，但其攻坚的目标和力度，显然是前所未见的。 一路在继承的借鉴的基础上更注重独立的理论发现和创造。 在这一路向上可以举出杨义、叶舒宪、萧兵、蓝棣之、王一川等人。 杨义的长处在于对中国文学本体有比较扎实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他首先在现代小说史领域辛勤耕耘，以独具特色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立稳脚跟，进而由现代进入古代，在对大量古代作品的研读品评中，体味、追索中国文学的生命底蕴和民族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中国叙事学》（注：见《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这部书与同期出版的叙事学理论著作不同，它不是对同类外国著作的综合性演绎，也不是对这类理论的创造性重构，如胡亚敏的《叙事学》，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罗纲的《叙事学导论》等。它是著者以西方叙事学理论为参照，用现代眼光（新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对我国古籍钩玄提要，梳理爬抉，细读精研之后的独立发现；第一次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叙事的文化密码，即叙事与历史结合的源起，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不同表现原则，发掘了中国叙事智慧之特征。（参见该著附录专家推荐意见）这样的研究，由于集现代人类文化之光凝聚于中国文学的本体，阐幽发微，综合提炼，自成一体，因之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叙事学的特色，又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虽然不能说该著已经完美无缺，但可以说，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进程中，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创获。 叶舒宪和萧兵是八九十年代很有实力的两位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前者神话与理论兼长，一部《中国神话哲学》体现了他的这一特长；后者则专注于神话研究，尤其楚辞神话研究成就突出，出版《楚辞与神话》等多部著作，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国的学问；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化人类学和中国乾嘉学派的积极价值。近年来，他们合作主持并参与撰写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将这一特点进一步贯注到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探讨上，为了对古代文化更好地进行现代破译，他们一面积极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视界，一面努力继承和开掘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力求融汇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理话语。他们的这种创造性追求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被称为“中国文化考据学派”。乐黛云认为，他们用现代的世界的眼光诠释中国文化，竭力使它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这种努力代表着我们学术的方向和未来。（注：参见《文学人类学走向新世纪》所记乐黛云的发言，《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二期。） 蓝棣之曾师从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读书期间思维即有些“怪异”。他借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抓住文学文本的某些特殊情节，便不顾一切地向作品的背后深钻细探，必欲挖出其深藏的“秘密”而后快。此后，一直沿着这一思维方向充实丰富，深化发展，终于形成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正统的与异端的》(1998)，《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1994)，《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998)等。其中后者影响最大，是他的代表作。该书用独特的精神分析解读中国现代小说、戏剧，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别开洞天，令人耳目一新。他所注意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与技巧，而是从文本的“疑团”（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等）寻找其作者的“症候”，再由“症候”寻踪探源，所要揭示的是：作品说了什么，一个故事下面还有没有另一个故事，哪是作者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哪是作家要掩饰的，哪是作家没意识到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还有，作家之所以要讲故事的无意识动因是什么？（注：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5月19日9版，梁妍：《深入到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中去——蓝棣之谈文学的症候批评》。）这样，如多节火箭一样，节节推进，使探究超越作品的表层、外层空间，进入作家心理和文本结构的深层，进而由作家的无意识动因的分析深入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这部书并不是系统的理论建树，但其中贯穿着独立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当今理论批评界难能可贵的“一家之言”。有人称他为“症候分析学者”，他认为自己属于心理批评派，而心理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补充。 王一川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青年学者。90年代以来，他以“修辞论”为中心课题，但不满足对他人理论的一般移植与借鉴，而是在中外相关理论的辨析比较中，寻找建构自己的理论系统。他认为，既有的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和感兴论美学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前者往往为内容、思想而牺牲形式、语言；中者在执著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时，常常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后者则又忽视了语言论美学的优长。为了走出这种美学的困境，他主张“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经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由此，他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修辞论美学”。（同名著作于1997年出版）这已不是一般的创造性借鉴，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的一种独立创造，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提供了新的尝试。杜书瀛认为这是一种力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美学，力图建立一种既避免单一的“内部研究”的缺点，又避免单一的“外部研究”的缺点的美学。因此，是很有创见，也很有价值的。（注：参见《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就目前来看，以上三种路向的研究，都还未能形成更多更有分量的“拳头产品”，但可喜的是都已有先行者在奋力拼搏。经过二十年——也可以说20世纪几辈学人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看清了的学术道路，我想，富有光荣传统和聪明才智的中国学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一代学者和论著一定会涌现出来。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分析论文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优秀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优秀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优秀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 ，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 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 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and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性成分研究论文 书名"理论留下了什么？"问的是：被称为"理论"的话语在今天占有什么位置，它如何既与自身的过去又与那些自称有权在政治领域占有一席地位的话语相关？作为今年英语协会会议上的第一位讲演者，我的讲演就是理论留下了什么的一个范例--一个活生生的余留物--一种理论的剩余，它的范例性将使别的讲演者摆正自己的位置而不至于对理论的遗产有太大的曲解，不用说，这样做的方式就是抓住理论与其过去的关系：理论留下了什么？ 在1960年代，当我刚涉足我们的书名简单称之为"理论"（theory）的东西时，这一术语（如此怪异，它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含义比今天宽泛得多。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不断扩展的理论--从根本上看，它们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自称将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理论指一些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指具有特定的学科间性的理论：它激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论文。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优秀：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o佛莱明（Ian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like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chats"）。在"Ilike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我想第二层含义是：对文学性或文学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并不是要发现我们用以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便将其适当归类的标准，相反，回答这些问题的企图最初只是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直接关注。通过谈论文学是什么，批评家们提炼了一些据说是最适当的批评方法，消除了人们对据说是文学之最基本和最特殊的那些方面（无论是将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突出，还是将文学看作各语言层面的综合或文本间的结构）的忽略。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关涉到应当如何研究文学的问题。比如，如果文学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语言，那么，研究它就是关注其模式而不是关注它可能表达的作者心理或它可能反映的社会构造。对文学性的追向似乎首先是探索批评方法的一些步骤。 正如我说的那样，最近，文学的性质或文学成分的性质已非理论关注的优秀，简单地说，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显然已不是文学理论。1992年我为现代语言协会所编的《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第二版写了一篇题名为《文学理论》的文章，此后我便离开了文学理论[6]。我忙于谈论种族、性别、身份、，被So纳泼（SteveKnapp）和WoBo米查尔斯（WalterBennMichalls）反-理论的理论之间的论争弄得糊里糊涂，忘了文学理论。我认为记住文学理论很重要：比如，叙述理论对各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低年级的研究生通常对基本的叙述学也了解不多（他们读了福科，但未读巴尔特或热内特，更不必说Wo布思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辩认叙述视点，如何分析隐含的读者，而这恰恰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优秀，比如对被某一文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分析。 为了弥补我为现代语言协会写了那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之后对文学理论的忽略，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书抛开了纳泼和米查尔斯，不仅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即题名为"文学是什么以及这一问题重要吗？"的那一章），还讨论了叙述、诗与诗学，以及身份确认、表行语言的问题。由此，我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儿。 不过，Jo基勒瑞（JohnGuillory）以《后-理论之后的文学》为题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将"后-理论"看作一种假定"宏大理论"死亡之后的理论，正如"后-理论"这一短语所示。如果你想了解这说法的具体出处，可见1982年由纳泼和米查尔斯写的一篇文章《抵抗理论》[7]。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这篇文章，它曾说理论论辩毫无结果，因此，理论毫无用处，应该结束。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言，对理论的这种抵制性论说显然是理论的一种现象，它引发了很多枝蔓横生的回应，而这些回应本身也是理论的一些现象，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就是"后-理论"：由理论之死的诸问题激活的一些理论讨论。 如果这是我们的参照点，那么，尤为令人吃惊的是（我承认，对我来说它是某种恶意快感的来源）近年来传统理论研究之最纯粹的例子，即对文学性质的理论研究恰恰是理论之死的鼓吹者之一纳泼写的一本书，该书名为《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限度》。这本书重新提出了传统的文学理论问题："有一种不同于别的思想和写作模式的特殊的文学性话语吗？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维护这样一种直觉：一部文学作品说出了用别的方式说不出的东西？"纳泼的著作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答从而令人惊讶。与大多数同类研究相比，纳泼的研究在哲学的意义上更为严谨，应该说，它更为明智地没有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些答案结束了这些追问）而告终--诸如文学是一个既定社会所赋予意义的东西--纳泼的追问以这样的结论结束：的确存在着一种文学的特性。的确，文学做特殊的事。 然而，纳泼是在不同的标题下处理和提炼传统的答案。在这篇反理论的文章中，他同意这一看法：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赋予它的意义（任何别的意图都缺乏内在的凝聚性）。他不是经由考察一部文学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类别（不存在这种类别），而是通过考察他所谓的"文学兴趣"来研究文学的特性。既然他承认我们对文学语言的兴趣超过了我们猜度文学语言的作者想用语言表达什么的兴趣，那可得的多余之物将被称之为别的什么，一种受洗之后的"文学兴趣"。 文学性成分的特性不在文学语言的特殊种类性之中。纳泼说："我开始注意到，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有关文学语言的论述而加以维护的东西，却可以将其作为对某种表述的论述而加以维护，这种表述激发了某种兴趣"。文学是一种"使人们对表述本身感兴趣的语言表述；这种语言表述之能引起人们对其本身的兴趣,是通过对情感及其指涉物的别的价值进行具体个别的描述来达到的；它的描述方式是：将其指涉物插入与表述本身的特定语言叙述结构一体不可分的新的脚本"。对这种表述本身的特殊结构至关重要的是被别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文学话语的自指层面与结构层面的同构，不过，纳泼将此说成是包含着不同层面的类似结构的关系：作者写诗这件事似于诗中发生的事吗？纳泼说："这类重现--在此仿佛外在于作品的问题也出现在作品内部--结果使一种解释的难题成了文学兴趣之源"。当我们说解释的难题不仅成为兴趣之源，而且能引起对某种类似结构（这些类似结构的个别性和复杂性给作品以特有的文学地位）的兴趣时，我们正在谈论文学兴趣。 一个例子--这是我举的例子，而非纳泼举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十分简明--是K·弗洛斯特的两行诗《奥秘坐着》： 奥秘坐着 我们跳着园舞并猜想 而奥秘坐在中间并明白。[9] "诗人在此正在说什么或做什么？"当这一问题转换成这位诗人或这首诗正在做什么和这首诗内部的者-"我们"和"奥秘"正在做什么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人们可以说，这一解释的难题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兴趣的来源。这首诗将我们舞蹈并猜想与奥秘坐着并明白对立起来。我们可以问这首诗对这种对立或存在状态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首诗是对人类行为之徒劳的嘲笑呢？抑或我们可以将舞蹈的公共猜想与阴郁确定的了知对立起来？不过为了探究这首诗所呈现的这些对立，人们必须问这首诗本身是否在舞蹈并猜想或者它是否坐着并知道。这首诗本身是以猜想或知道的方式存在吗？ 答案有点复杂。的确，这首诗似乎有知道的意思，但作为一种动词结构，它可能不同于人类的猜想行为吗？如果我们追问这首诗中知的情形，我们能发现的是：被猜想为知的主体即奥秘是由一种修辞或猜想生产的，这种猜想使奥秘由被"知"的客体变为知的主体。奥秘是人们知或不知的某物。在此，诗将奥秘大写并拟人化了，此外，还通过换喻将它从被知的位置转换到知的位置。因此，这个知者被表述成了由一种修饰性猜想或假定所生产的东西，这种猜想或假定使知的对象（某种奥秘）成了知的主体（这一奥秘）。该诗说奥秘知道但却表明奥秘是一种修饰性猜想所做的表行言述的产物。 纳泼打算将文学兴趣放在的类比上，那么，他会在此说什么呢？ 他的主张也许是：文学兴趣内在于弗洛斯特在诗中的行为和被表述的诸种行为的关系之中。弗洛斯特了知或猜想，跳着园舞或坐在中间，这有什么不同？要决定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很难，这一困难是由将诗中"我们"的行为和奥秘的行为之关系分门别类的困难所表明的吗？我认为这首诗也许为纳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虽然当他坚持我们应关注有关作者的之类比时，他会让我们问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诗在做什么。我不相信这是有意的，更不用说是必要的。问诗人或诗正在做什么以及与诗中所做的什么之间的关系，比关注弗洛斯特正在做什么以及它与诗中行为的关系可能更恰当，更有效。不过，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文学性的难题因纳泼的阐说更加尖锐化了。纳泼指出：就我们对文本的兴趣超过我们对猜度作者意图的兴趣而言，文本具有文学趣味。 纳泼力图借助这一术语重新解释通常被用来说明文学性之特征的结构复杂性。于是，他着手论辩道，虽然文学的确具有在当前被人们通常从一般政治立场出发（作为某种不合法的高高在上的精英话语）加以否定的特殊性，但它并无文学维护者通常所要求它的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因此，其如他在与米查尔斯合著的那篇反理论的文章中所言，他希望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继续刺激每一个人。 不过，对留在理论中的人而言，也许几乎没有人会被以下结论所震惊与激怒，这一结论便是文学并不必然具有有利于道德和政治的功能，为先锋的破坏性和解放性价值辩护总是要遭到要求文学规范化和正常化的主张的反对，对此我们也很清楚。然而不管怎么说，纳泼这一例子都明确说明了什么是当前思考文学理论的趋势，尽管他采用了非同寻常的传统方式。这一趋势便是：为文学要素及其特殊性辩护既相关到的表现又相关到另类性的约定，而不是将其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问题或意义中断的潜在可能性联系起来[10]。纳泼的观点是：文学描述（它以类比的方式突出了对的复杂描述）并未告诉我们如何行动，而是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的评价倾向是什么，并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倾向中的复杂关系（也许是矛盾关系）的意识。他举的例子是Co阿克博（ChinuaAchebe）的《事物之崩溃》。在这部作品中，对伊博传统文化的殖民干涉既被描写成一种野蛮的侵略行为，也被描写成对极端不正当的伊博风俗（贬低妇女、遗弃双胞胎，如果有神谕则杀死收养的儿童）的反应。对读者而言，小说可能使他们原有的一系列价值产生冲突。纳泼写道：阅读这本小说，"一个女权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者可能发现她对宗教式风俗的反感远胜于她维护本土文化的冲动（或相反）（100-101）。"如果文学有助于使我们成为自觉的者，它的做法是：提高具体描述使其高于简化原则，以便使价值与原则间的潜在冲突得以呈现。洛克（Lock）将自由主体之自由说成是一种悬置决断的可能性，纳泼引用洛克的有关论述来仔细测试可选择的对象和它们的价值，他的结论是：文学趣味为自由之运作提供了范本。他提醒说："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趣味会使某人作为较好的。"（他不相信自觉的是较好的。）不过，文学趣味的确会给出一种有关什么是较好的，什么是较差的的超常经验。（103） 包含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与文学理论称之为"具体的一般"的东西紧密相关，这是一种将个别性和普遍性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这种结构（比如）能使哈姆莱特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实体之人：哈姆莱特既具体体现在个别细节中，又以实在之人所不具有的方式带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的自我就是既要在由自己特定的过去所决定的具体情境中观察自己，又要想一想对某人来说在我的情境中他会做什么，他会因此作出什么样的对某种类型（我只是这种类型可能的例子之一）来说可能的选择，由此出发来考虑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由于真正理想的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被决定的特殊个别之我可以有效地选择任何成为者的道路--，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正如纳泼指出的那样，遇到文学趣味"应该感到像看见了实际本身的理想条件"（140）。 这些观点多少解释了俗常的直觉：文学经验与判断有关。正如有的人常常说的那样，文学提供了一种健美体操，一种以方式进行的操练。[11]纳泼明确否定文学兴趣使某人成为较好的，但他的著作是新近理论中之一般趋势的标志：将文学特殊的品性置于者的表现和文学读者被带入的他者状态的关系中，而不是置于语言的特殊品质或对语言的特殊构造之中。我想，这样的文学效果有赖于文学中特殊的范例结构。 一部文学作品不只是用作例证的轶事或单纯的例子，虽然拥有细节并描述得很精彩的秩事成了文学性之条件的一部分。文学描述有较大的自主性，因此尽管有关举例说明什么的问题可能被悬置起来，但同时这一问题又与文学描述所具有的意义有关。正因为如此，所以多年来人们常常被引向去谈论文学的普遍性。文学作品的结构是这样的：它让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有关人的一般状况比让它们详细说明其阐述的较为狭窄的范畴要容易。哈姆莱特只是一个王子，或者只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或者只是一个好反省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一个其父亲在荒谬的情境中死去的人吗？如果说，以上的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对读者来说较容易的是不回答，默默地接受一种可能的普遍性。小说、诗歌、戏剧，在其各自的情境中都倾向于揭示它们力图举例说明的东西，但同时，它们也邀请读者进入叙述者的意识和进入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例证的角色的意识以及困境之中。 对文学与身份问题的关系而言，例子结构十分重要，而身份问题对当论又十分关键。自我是天生的抑或是被造成的，对它应从个体方面思考还是应从社会方面加以思考？文学总是与这些问题相关，文学作品提供了身份如何形成的大量潜在的范例。有关于身份在根本上是由出生决定的叙述：由牧羊人养大的国王的儿子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个国王，并当其身份被发现之后他合法地成了国王。在另一些叙述中，人物随其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他们通过可能出错但却有力的识别而获得身份；或者在人生苦难中发现的个人品质成了确立身份的基础。 当前，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种族、性别、性的理论研究迅速扩张，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也许是：对有关身份构成诸要素的功能所进行的复杂的政治社会性解说而言，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我想到了Eo塞奇威克[EveSedgwick]和Jo巴特勒[JndithButler]对Wo戴瑟[WillaDather]小说中交叉性别识别的讨论--社会学家梦想不到的解说。）[12] 请考虑这一潜在的问题：主体的身份是既予的某物呢还是被构成的某物。在文学中不仅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常常在常见的情节中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的纠葛。正如我们所说，在常见的情节中，人物不是经由了知他们过去的事情，而是通过他们变成其后转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天性"的东西的行为而"发现"他们是谁。对最近的理论而言，这种结构（在此你必须成为按推侧你已然所是的存在）是作为自相矛盾的东西或阿泼瑞亚（aporia）而出现的，但它始终在叙述中起作用。西方小说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着在与世界相遇中涌现出来的自我，这种自我（从读者的角度看）又被作为使自我产生的行为之基础。西方小说以此方式强化了一种本质的自我内涵，人物的基本身份是作为行为的结果，作为与世界斗争的结果而呈现的，不过，这种身份转而又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基础，甚至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原因。这不是我们在有关本质主义的理论论争中正在与此斗争的东西吗？ 可以说，大量新近的理论都企图整理那通常暗示了文学在谈论身份问题时出现的悖论。文学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描写个体，因此，有关身份的斗争是在个体内部以及个体与群体间进行的斗争：人物反抗或遵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斗争。然而，在一些理论著述中，有关社会身份的论争倾向于关注群体身份：成为女人，成为男人，成为男同性恋，成为男人是怎么回事？因此，在文学探索和批评或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紧张。文学描述的力量基于其对个别性和范例说明性的特殊综合：读者读到的是有关哈姆莱特王子、简·爱或哈克贝尼·芬的具体描写，通过这些人物而假定这些人物的困难具有典范性。然而，何谓范例性？小说并无回答，正是批评家或理论家必须面对范例性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人物是哪一群人或哪个阶级的范例：哈姆莱特的状况具有普遍性吗？简·爱的困境在女性中具有普遍性吗？ 因此，与小说中微妙复杂的探究相比，有关身份的理论研究似乎是简约的，小说可以通过个别事例的展示并同时凭借潜在的概括力量（也许我们都是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爱玛·包法利或J·斯达克斯[JanieStarks]）来有技巧的处理要求概括的难题。正因为如此，对文学范例性结构的理论思考，不仅对思考身份和问题十分重要，对任何将文学的特殊性与文学关涉到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正如在纳斯鲍曼[Nussbaum]和纳泼的研究中那样）都十分重要。 对理论来说，如果文学性成分的作用是对的范例性表达，那么，由于文学作品为理论论争提供了杠杆，文学性成分可以是理论中的来源。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要求》[14]在这部著作中，文学的作用被说得十分复杂且过份确定（因而也难以确定）。众所周知，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安提戈涅提出了自认合法的要求（确切地说，这种要求是该剧接受史上的主要议题），因此，安提戈涅具有潜在范例性和关涉的文学描述。比如，Lo艾里咖瑞（LuceIrigaray）曾认为，安提戈涅可以为生活在今天的很多女孩和妇女提供自我确认的标准。不过巴特勒简洁的书名暗示安提戈涅--描述或文本--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如果在有关心理分析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的持久论争（这些论争关注如何在理论上述说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问题）中，巴特勒运用安提戈涅的言行，这不仅因为安提戈涅这一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范例性的，更在于由安提戈涅的形象生发出一种从黑格尔到拉康到艾里咖瑞的有力的解释传统，这一传统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概念以及家庭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我们可以问：如果在突出范例性问题时，心理分析以安提戈涅而非俄狄浦斯为其出发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巴特勒写道： "注意这一情形是十分有趣的：安提戈涅结束了俄狄浦斯式的戏剧，她不能为俄狄浦斯式的戏剧提供异性相爱的结局，这可能为那种以安提戈涅为出发点的心理分析理论暗示方向……她拒绝做为海蒙（Haimon）活下去而必须做的事，她拒绝成为母亲和妻子，她那摇摆不定的性别使共和国震惊，她拥抱了作为其洞房的死亡，由此她破坏了异性相爱的习俗。"（《讲演三》） 安提戈涅的例子为西方文化已经采用的概念化路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过，更重要的是，有关安提戈涅的解释已经强化了有关亲属关系及其与政治结构关联的话语，这一话语在今日仍有其影响。正如巴特勒指出的那样，"她的行为既违反了性准则，也违反了亲属关系准则，尽管黑格尔传统将她的命运读作这种违规必然失败和毁灭的确定无疑的标志，但仍有另一种解读的可能，即她这一形象揭露了亲属关系的文化偶然性，只是为重新书写作为不变必然之偶然性提供了可重复的契机。"（《讲演一》）巴特勒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将安提戈涅的形象引述为一个作出某种选择或提出一些要求的者。他仔细阅读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安提戈涅》，以便暴露一些理论家阅读的简单，这些理论家将亲属关系（作为一种"自然关系"结构）与国家对立起来，将亲属关系理想化为一种可理解的结构性领域，因此而确立了某些可理解且合法化的亲属关系形式。将某种家庭结构假定为先于或外在于政治的东西并使之合法化的理想化做法利用了安提戈涅的故事，不过，当其这样做时，它已经否定了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对其可理解性之专断的挑战。如果黑格尔注意到今日之语言揭示了安放在安提戈涅这个范例上的概念装置的不稳定性，转而注意她的行为而非言论，也许是另一情形。正是求助于这部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巴特勒以那些在今日企图建立另类家庭结构者的名义（比如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可以组成家庭）介入，在对据称是原始父亲和母亲的象征地位的精神分析理论、文化理论和政治理论中，这些人的行为被理想化了。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对神话和图腾崇拜的结构主义研究中强调：由于神话"有助于思考"，因此它乃是文化的中心。巴特勒用《安提戈涅》谈到亲属关系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时表明：文学较有利于思考，因为它的语言为批判用它来维持的结构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因此也为批判它协助巴博冷德（Bublend）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有力的资源。 到此，我已经讨论了新近理论对文学性成分的理论论述所采用的一些思路，由此我接近了理论中的文学性成分。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在理论中文学性成分的状况已经由理论的对象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品质：在美国我们称之为"理论"--毕竟，这是一种美国发明--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是宽泛的现代思想运动，这种运动将工具理性与经验科学看作"另类"，这个"另类"的其他名子是：狭义的实用经济学、装框逻辑，具体化逻辑与具体化理性，总体化的技术效率逻辑，在场形而上学的二元逻辑等等[15]。如果理论是以普遍化的思想方式对文学的剥离，那会怎么样呢？众所周知，弗洛依德说，诗人们早在他之前就存在了，他试图创立一种揭示文学洞见的科学，在今天，一些评论他的人差不多已成功地将他抛回到一种失败的科学家和成功的故事讲述者的位置。更概括地说，人们可以说，就思想试图超越熟悉已知和可算计之物而言，它与文学同类，至少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效果同类。 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哲学文本已经变成了古典意义上的文学性的东西，即像诗一样，它们不能被释义：释义即会丢掉根本的东西。当然，人们通常会说到德里达这方面的情形，但是，在此我们看看阿多诺，一个通常不被认为与文学有关的哲学家，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首先不得不对哲学进行二度创作，而不是将其简化为一些范畴。哲学的道路必须凭借它自身的力量以及与它可能具有的任何标准的磨擦而不断更新。关键的是在哲学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某一主题或某一命题；是文本结构，而不是由单向度心灵操持的归纳与演绎。因此，从根本上看，哲学是不可解释的。如果哲学是可解释的，它将是多余的；大多数哲学可以被解释这一事实与真正的哲学对立。"[16] 这是一种设想哲学的文学方式--哲学被设想为一种获得文学效果的写作。这并不是说对哲学文本的评注不必要，而是说对这些文本也必须从修辞的角度进行阅读和对此作语境分析，正如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惯常所做的那样，因此，文学性成分已进入了理论。 就理论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变化、另类、不确定性或超出工具理性之外的另类事物而言，它表明自己具有后-启蒙诗的文学血统。阿多诺在《起码的道德：来自被损坏的生活的沉思》中，有一段谈及思想任务的名言，将文学的目的和理论的目的合在一起。 "必须形成脱离这个世界的眼光，从而凭借它与世界的断裂和裂缝，将这个世界显示为它在救世主的光芒中所显出的贫乏和扭曲。思想独有的任务是：获得这种不带任何意愿和暴力、完全来自其与对象直接接触的眼光。这是最简单的事，因为这一情形急切地吁求这种知识，的确，一旦正面地看待彻底的否定性，它就会勾勒出其对立面的镜像。不过，要获得这种眼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先行假定了一个脱离生存世界（哪怕是一发之隔）的立足点，而我们很清楚，任何可能的知识都必须首先从存在的事物中强取（如果它必须被认识的话），不仅如此，这些知识还因此打上了它力图摆脱的歪曲和贫乏的印记。思想愈是情绪冲动地为了无条件地思想而否定它的条件性，它愈是无意识地、愈是如此不幸地被交给了这个世界。甚至为了思之可能它必须最终领悟到思之不可能。不过，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17] 这一设想的文学性显示在这个困难的结句之中：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正如在文学中那样，思想要有另类性。不过，我们将不再在救赎的幽灵出没的道路上冒险，而以另一种方式谈论文学性成分的弥漫。 在有关文学兴趣的讨论中，纳泼说：新历史主义卷入了文学兴趣从文学作品本身向在历史场境中把握的文学作品的转移：结果，事实上，作为文学兴趣之对象的新的结构是文本与语境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当然，语境即更多的文本）。文学兴趣不来自于形式与意义的复杂关系，或者作品所言和作品所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来自于，比如，它激发并介入其中的颠复与遏制的辩证法。大量新历史主义者解释的含混性源于这一事实：他们的目的不是判定（比如说）"某种戏剧在某种特定时期是某君主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呢还是原因"，而是阐明一种像文学作品一样复杂的相互依存结构。纳泼写道："关键是看戏剧（它处于与国家难以界定的关系之中）如何（对那些关注权力关系的人）变成了与国家相互暗示的东西"。（104）文学兴趣的对象--被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结构而加以探究的东西--是处于某假定语境中的作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探究不是以对历史的解说为其目标，而是以对某种历史性对象的阐说为目标，这展示了文学兴趣的结构。 Do辛普森（David辛普森）在最近的一本著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这本书（应该说明的是）以一种批判和抱怨的态度争辩说：并非像一些保守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文学被忽略和被放逐到了大学的边缘。 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了别的样子。辛普森力图说明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他指出历史著述曾认为自己已摆脱了人文性和文学性，然而现在故事讲述回到了历史著述的中心（辛普森谈到了"故事讲述的流行病"），他概说了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在历史、哲学、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中，对秩事和自传的求助，对"详细描述"和"乡土知识"的推崇，以及对"谈话"或修辞的使用。当前的知识采用了文学形式，这便是人文学科的变化。正如辛普森解释的那样，对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的追求并不是新式经验主义的一部分，而是吁求文学特殊性之价值，吁求具有文学话语特性的个别中一般在场的表现。比如，Co吉尔滋（CliffordGeertz）的《乡土知识》并没有导致经验主义的统治，而是显示了全部知识要求的不完备性和不稳定性，它吁求以现实的生气勃勃替代经验主义的统治。文学性成分统治着。 不过，辛普森问："当一些最敏锐的当代状况评论家（他引述F·詹姆逊和J·基勒瑞）正在描述一种远离文学成分的动向，而这一动向对后观代状况具有急迫的决定性时，我如何能提出这一看法。"[18]（詹姆逊说：文学被电视所取代是一种后现代状况的信号，J·基勒瑞说：在人文学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最特殊要素的文学已不再是文化中心），由于这些人是辛普森的朋友和同路人，因此，他礼貌地回答："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看到了全副武装的文化现象）。但从根本上看，他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的确，正如我们通常所说，如果文学是那种明知自己是虚构的话语，那么，就理论已告知诸学科其结构所具有的虚构性和须经再度创造才能实现而言，似乎存在着大量支持辛普森有关诸学科状况之说明的东西。就诸学科话语已经关注到自身的位置、境遇及其规划与结构性而言，它们有了文学性成份。 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高奏凯歌（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也许是重新给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以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的确是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的东西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重给文学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也许有一个批评的限度，因为我们对文学作品所了知的事情之一是：它们有能力拒绝或胜过期望它们说的东西。辛普森相当明确地宣称：理论的遗留物是文学性成分。如果事实如此，完全有更多的理由为了批判地考察文学性成分而回到文学作品，而对文学性成分的批判性考察已历史地成了文学的任务之一。 文学理论论文:笔耕文学研究组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 80年耕文学研究组基本是从真实性问题、典型性问题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三方面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早在1980年2月,陕西《延河》文学月刊辟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专栏,当年刊出5篇文章展开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其中,畅广元在《发扬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指出,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一样需要发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仅作家遵循,评论家也不例外。”[2]畅广元以鲜明而强烈的批评意识,针砭“工具论”的错误,批驳其伪现实主义的实质。尽管这种认识依然驻留于60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把握,即从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范畴内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然而,其包蕴着的自觉而独立的批评意识,表明文学研究者力求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诸多非文学因素制约的努力。无疑,这为后来如火如荼现实主义文学讨论的展开起了好头。 第一,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遵循的基本原则,求真实也是文学的根本命脉。但一个时期,我国片面地追求文学的政治性、党性原则与革命性,似乎文学的生命不在于真实,而存在于“革命的”倾向性之中,从而过分夸大倾向性作用。表现在创作上作家成为政治、政策、道德的化身,创作观念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被割裂开来。1981年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第一次在西安举办学术研究活动,就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讨论。笔耕文学研究组首先梳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概念,王愚认为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把握,而思想倾向是对生活真实的追求而不是作家主观注入到生活[3]。王愚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片面强调倾向性容易滑向公式化、概念化的路径;其次,大会厘清真实性与倾向性的依存关系,“作品的倾向性,即包含渗透在文学的真实性之中”。作家的倾向性是通过艺术作品流露出来的思想观念与情感态度,这种观念与情感判断本身源自生活,并经作家心灵化诉诸作品。因此,倾向性不可能离开真实性,寓于真实性中。费秉勋的艺术真实观颇有见地,他认为讨论真实性要注重艺术本身的规律,指出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存在严重问题,远离艺术规律谈真实,这对“文学真实性的讨论,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3]。建国以来,文艺一直提倡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实践中却游离艺术本体谈真实,驻留于政治性、党性原则等环节。实际上,当我们以为抵达真实内核时,真实本身却隐匿起来、逃之夭夭,艺术真实性在不间断的追问中显得玄妙虚空、难以捉摸。这次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首次展示了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阵容。批评者根据创作发展需求深入思考,批评品格具有实践的针对性,不少观点不乏真知灼见。费秉勋回归艺术本体论,具有向内转的研究视角,这对长期囿于外部的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反拨作用,虽则文学内在自律规律的研究在80年代初期的陕西文学研究界还未充分展开,限于研讨会的倡导,然而透露出研究者力图走出庸俗社会学批评的迷津,逼近艺术本体的价值诉求。以上从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进行讨论,蒙万夫从理论层面重提“写真实”。他认为“写真实”“首先要紧的是作家、评论家在生活和艺术面前的胆识和勇气”,作家应该“敢于把生活的全部音响坦陈在读者面前”,“敢于揭示重大的尖锐的生活题材的真谛”,“敢于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挑担子”;反对那种“回避现实矛盾冲突,编造不合情理故事,粉饰生活的创作现象”[4]。这显示了批评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其认识直逼文学本质。蒙万夫批评视野中的艺术真实是什么呢?他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阐述:“就是事物表现特征的真实和事物内在规律真实的统一。前者属于现象范畴,包括细节真实,是客观社会以具体感性形式呈现出来的‘本来’样子。后者属于本质范畴,是生活逻辑的真实,矛盾冲突发展趋势的真实,现实关系的真实。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或者说同时就包含、隐藏在前者中。”[4]这种认识立于现实基础,“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斯大林的真实观是抵达艺术更高意义的必经之路,蒙万夫呼唤作家和评论家对待生活的态度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种文学评论渗透着浓郁的民本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社会情怀,反观今天日益疲软的文学批评,不无警示意义。 第二,典型性问题。典型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中又一重要问题。恩格斯曾在别林斯基“熟悉的陌生人”的观点上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性外,还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462恩格斯的典型性着眼于戏剧文学以及叙事类文学创作,通过生动的个性形象反映普遍的社会意义典型性的这一特征,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1981年,徐俊西认为典型论观点是“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6],一石激起千层浪,典型论争再度展开。经过讨论重新肯定了恩格斯的典型论观点。第一,“典型环境应该看作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既不能只讲社会历史环境,也不能只看到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7]。第二,艺术形象是多样化的;第三,这次讨论厘清了理论上模糊不清的问题,如“一个时代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甚至于“每个阶段只有一种典型人物”、“典型就是英雄,非英雄也就非典型”的僵化模式。在全国典型论谈论的语境下,笔耕文学研究组着眼于实现典型化途径的探索。1983年《延河》文学月刊开辟专栏“小说提高与突破的讨论”进行长达一年的讨论,李星认为进入艺术创造境界的标志就是实现典型化,京夫就是这样的作家。李星提倡作家“从更高的意义上把握了生活,再现了生活的本质规律”[8],他反感“逼似生活”机械式的写作,看好作家极大的概括能力和无边的想象能力。李星号中了陕西文学创作症结,作家胶着于生活,描摹生活太实。在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他敏锐指出艺术升腾力的重要性,呼吁作家注重艺术概括力与想象力的培养与提高,这种见地对胶着生活的陕西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如何实现典型化?肖云儒针对作家重视描写人物而忽视典型环境营造的现象,《在生活环境的典型化上下更多功夫》设计出实现环境典型的三个途径。其一“捕捉典型的冲突”,要求作家将隐藏在生活素材中的冲突,经过艺术的重组和虚构,焊接、铸造到震撼人心的程度;其二“设置典型的人物关系”;其三“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9],如果作品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浸染上时代的诗情意绪,作品的典型环境蕴藉的意趣由此得以显现。典型化途径提供了创作操作的具体方法,尤其“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对克服陕西及全国文学创作过“实”而缺乏艺术升腾力的状况有指导性。 第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我国流行了近20年。1958年3月,在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时说:“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周扬认为:“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10]郭沫若认为:“古往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茅盾觉得“两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从作家进步的世界观来强调“两结合”。但是,有人认为“两结合”是远远高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第三种创作方法”。王愚在《现实主义的厄运及其教训》中指出“两结合”并非最好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 两种创作方法在反映生活上,“各有侧重,途径迥异”,一个依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真实,一个通过夸大、变形反映生活;其次,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非缺乏理想,恰恰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红楼梦》闪耀着理想之光;最后,正是不恰当地夸大浪漫主义,导致50年代后期虚假浪漫主义的泛滥,其恶果“不是推动文学更接近生活,而是助长了瞒和骗的文学”[11]。王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结合陕西文艺实际,希望陕西文艺研究能走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尊重艺术规律”的良性路径。陕西文学批评有关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1978年9月16日至23日,《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就社会主义文学要不要揭示生活矛盾、暴露生活阴暗面组织展开讨论[12];1982年2月10日至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贾平凹近作座谈会[13],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当代文学为什么会出现“两结合”的怪胎呢?回到“两结合”提出的历史背景答案自明,1958年“浮夸风”盛行,政治上我国与苏联分裂,虽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与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无关,但文艺上依然沿袭苏联口号总不如自己的口号更贴近形势。其二,像王愚提及的《红楼梦》这类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闪耀着理想之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因素完全可以一体并存,把“两结合”作为一种生硬的创作方法倡导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其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两结合”中看起来并驾齐驱、不偏不倚,实质是“抽空了现实主义也萎缩了浪漫主义”[14]181。在当代文学史上,一边独尊现实主义,一边却极力反对写真实,文学一旦触及到真实,难免要揭示社会阴暗,而暴露阴暗就可能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背道而驰,讲现实主义就可能演变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浪漫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基本是被排斥的,浪漫主义本身具有的主观随意性、感伤颓废的意绪向来为无产阶级文学所不齿。然则浪漫主义的想象、理想色彩又是革命文学所需要的,也为政治政策的制定者、阐释者青睐不已。“两结合”创作方法既回避了现实主义“写真实”倾向的偏移,又保留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崇高品质。揭开“两结合”真面目,术语背后暗藏的政治目的就很清楚。 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批评界还时有荆棘、险象环生,笔耕文学研究组不仅要对抗周遭环境,更需要批评者剔除多年自身的鬼气。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以自审的品格考量自我,以积极的参与意识跨入解冻后的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如重生的火凤凰振翮而起,引吭高歌,翩然翱翔于文学批评的天宇,对现实主义文学诸多理论进行身体力行的讨论,拉开了新时期陕西文学批评的序幕。 倘若将陕西文学批评置于全国文学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评价,其理论探索的深广程度不太显着,多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作出应和的或镜子式的反应批评,批评者的思维模式、精神向度和批评方式浸染着批评的印迹,文学研究的理论原创力匮乏。其根由在于文学批评者无可逃避地成为“全景控制”活动中有效而可靠的实施者或受训者,其情感倾向、思想维度及精神向度受到革命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双重挤压。福柯认为,人的“身体经验”受到认知意志和与之伴随着的道德意愿的排斥和遮蔽,同时,“身体”又成为权利意志实施的对象及不断争夺的活动场所,“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利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5]27。“身体”完全成为文明条律规训过的驯服存在,不仅不再属于个人,甚至异化为他者的影子存在,承载着他者的权利意志和社会的道德意愿。当然,这不仅限于陕西文学批评,在“全景敞视主义”控制下中国文学批评亦然。缘于陕西位居西北身居内陆腹地的区域位置,历史文化因素必然积淀深厚,文明条律必然更直接、深远地浸染着秦地人。这样,陕西文学批评应有的创造力和发现力相对薄弱,与全国文学批评相比难免显得守成滞后。尽管如此,在80年代,笔耕文学研究组展开的系列活动推进了陕西文学创作,取得的成果不容小觑。他们具体研讨柳青、贾平凹等作家数十部作品,从全省文学长远发展的至高点,在1985、1986、1988年多次讨论小说创作的提高与突破,为陕西文学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是另一个话题,详述待另文探讨。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文学理论之问题和可能 一、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几乎是一个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隔绝的学科，它主要存在于大学讲坛上，其学科特点与形态、学科概念与范畴所指，又常常带着某些习惯性误解。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被等同于文艺学，表面看文学理论的学科范畴膨胀增大了，实际上却与为它提供材料与对象，同时也提供理论活力的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活动相分离。文学理论在学理意义上的空泛与孤立成为普遍现象。一个世纪来，中国文学理论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改变依附古代文论或西方文论的状态。这种努力，是伴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自20世纪初至今天，各种各样的《文学概论》、《文学通论》、《文艺学概论》、《文学基本原理》等，几乎都是以讲义、教材方式出现的，其数量之多，难以尽数。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文学理论的建构大都囿于文学理论自身范畴而不能在丰富的文学世界里寻找活力，少数民族文学更难进入到它的理论世界。 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总体趋近西方现当代文论，带着引进、学习、借鉴和生发西方文论的明显痕迹，其中虽也包含某些民族化选择与追求，但尚不足以达成总体建构和价值主流，因而在与西方当代文论的比较中优势不明，在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与导引中话语欠韦‘提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人们往往被刻板的印象所左右，用简约表象的文化符号替代了原本鲜活生动、意蕴深刻的内涵。”川甚至在文学史中也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的习见的文学史着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 其结果，当人们使用“中国当代文学”一类概念的时候，所指其实并未真正涵容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把握实际上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它将精英化的汉语写作与区域化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区别开来，使人们心中形成一个传统化的既定的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概念，它约定俗成的内涵中一般并不包含多区域多民族文学实践。也就是说，由来已久的理解惯性已经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消减了理论应有的包容能力和普适渗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指范围因之缩小，结果致使中国多数民族文学分离而为一些孤立的文学范畴，一些与主流文学意识甚至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意识差异明显的文学范畴。 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是从本土化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构成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元素，还是继续在西化的理论思维中搬用现成的外来话语扩展理论领地?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的多样化写作的佐证与支撑。在理论层面，关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理论元素和规律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或可说，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中，是寻求当代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五“文化发展各具特点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因如果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已经体现出积极意义，那么，从多民族多区域文学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文学观念和实践姿态的调整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联系，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理论的本土特色与原创资源，以期拓宽文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建设路径，必然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诉求和理论空间。 三、从理论走向看，重视多民族(或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创新，是当前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实践策略。人们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传统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注重文化多元多样的时代，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沃特森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它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困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 时代的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为我们思考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设置了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在这里有众多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国外看，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着在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层面上突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和价值;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多元文化问题》，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安东尼·D·史密斯的栓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乔治·拉伦的臆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的《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等着作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入手，彰显了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理解方式。美国学者洛德创立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则以口头史诗创造力量为起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把口头史诗提升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和科恩等学者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使多民族的不同区域的文学意义得到有力突出。在美 国，族裔和种族批评正是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方法。边缘化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主流文论中逐渐浮现，使当代趋同、合流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思路，我们在特里·伊格尔顿的}}o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马克·柯里的垢现代叙事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等着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多元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所具有的价值。 在国内，人们越来越多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的。因此，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理论缺陷的反思越来越多，形成十分丰富的状态。像关纪新的忆。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刘大先的幻立缘的崛起》、《从想象的异域到多元的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新建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李晓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姚新勇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姚新建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思》，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杨志明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田泥的;佳在边缘地吟唱》等等，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前提。 四、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阔的学术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十分巨大。在当代中国，几乎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就整体构成而言，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困惑共生，边缘化与主流化交织……每一种选择取向中似乎都包含着与之悖反的价值因素。也正因此，在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之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深信，通过不断展开的意义追寻与审思，在其粗糙的硬度下面，必能发现精华与原创意味，一种本土化的理论成分，这将有补于过分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使之展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和本土意义。 以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较为突出的有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枪世纪》、彝族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布依族的《开天辟地》等等，中国56个民族中有近30个民族有创世史诗。它们发生于中国的自然山川，最为形象地保存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具有宏阔而神奇的民族色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铭〔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坞古斯传》、傣族的目》 ,《兰嘎西贺》等几乎都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巨制，它们在绵延的传唱中不断吸纳时代意义而日臻丰美。 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众多抒情与叙事作品，长期以来被界定为“民间文学”而少有论者问津，但这些作品大多保留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视野迥然相异，可以为理论提供少数族群甚至个人化的生存诉求、价值追索和艺术理想的多样性文学佐证。实际上这类作品中的精粹之作，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蒙古族的螟达梅林》、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与《召树屯》、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仰阿莎》、回族的绿豆妹与马五哥》、壮族的《特华之歌》、纳西族的《人与龙》等等，无不以鲜活的民间想象展示了独特的生存与反抗、向往与回忆，其中艰辛与美好交织、朴素与浪漫共存，景象独特意蕴丰厚，历史演进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保存，这绝非主流意识与西方视点所能简单囊括或随意改写的。在现当代，多民族多区域文学更为丰富多彩，有许多主流化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刘三姐》等也来自乡土民间传说。中国广阔的民间以原生态养分滋育了作家的灵感、想象与激情，使之找到民族化的写作之路。 现代性历程中成长期起来的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写作虽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主流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但其作品中依然流动着少数民族的意识与激情，其独特的感觉、领悟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如群星闪烁，使我们得以领略到时代之歌的不同魅力。维吾尔族诗人铁衣布江、藏族诗人饶介巴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彝族作家李乔、仇族作家董秀英、傣族诗人康郎英等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新的民族作家不断涌现，这个阵营在迅速扩大。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民族国家通过发展民族文学艺术以塑造国家形象这一文化策略的实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发展迅速，成就斐然，其丰富的整体构成绝对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片沃土，对它的沉潜与发掘，必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在具体思路上，要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发展，应该主要针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情况进行广泛的阅读、思考。就媒介而言要关注当代图书、报纸、网络、电子出版物等主要传媒和文学载体;就材料类别而言要注意各类文学作品、文艺评论以及相关的文学、文化研究材料。通过这些材料，重点阐释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时间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和空间意义的相互影响，探讨民族意识的内外成因，总结基本规律，彰显理论价值，最后归结到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建设高度，形成关于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发现与理论总结;在中国当代文化大背景下找到开展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建设的途径，形成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价值辨识、形态分析与理论定位。对其中的少数民族意识、汉民族意识，以及多民族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梳理，努力丰富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世界，我相信，这种追求一定会为文学理论形成一定中国化特色提供有益成分。 通过研究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内在联系，为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找到在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形态构成中的位置，和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中的应有的地位，同时从民族的、区域化的文学研究中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有益的新因素，这是十分可行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建设方式。 文学理论论文: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 提要：本文以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两篇上个世纪初的文章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的标志。提出并论证了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的四个维度：文学观念的转变，文体观念的转变，批判观念的勃兴，文论话语的转变。并认为这些变化说到底是价值和意义的转变。 作者：童庆炳，福建连城人，1936年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讨论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文章很多，歧见也很多。但是从一个学科角度来讨论现代性转型的文章还比较少。本文的立意不是泛泛地讨论一般的文化现代性问题，而是进入一个学科的语境中，力图揭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性转型的发生和若干表征。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时期。就文学理论角度看，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和王国维为现代学术转型所作出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其中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1905）这两篇文章在观念上的更新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一种标志。 晚清时期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公然入侵，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的事情层出不穷，人民受苦受难，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的危机。出现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宗法政治制度和礼教思想在统治了中国二千年之后，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绳索，结果是固步自封，不能及时改弦易张，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成为了中国走向现代的阻力。和辛亥革命两次政治运动就是要从政治制度上解决解救这危难的局面。折射到学术层面（包括文学理论），就是要实现从中国古典到现代的转变。 我们说梁启超和王国维的上述两篇文章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转变的标志，其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的看法是这两篇文章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下），但在观念上都是现代的，都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应该是：现代性是相对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制度以及思想、习惯、信仰等由于其在发展过程的僵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再发生作用或发生反作用，成为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现代性是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的制度、思想、风俗、习惯、信仰等的决裂，它强调的是当下的需要与发展及其条件。下面围绕着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篇文章并联系相关的情况，简要地来考察一下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四个维度： 一　文学观念的转变 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为民众为中心的观念。康、王在文章中透露出的思想，都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优秀是：君王就是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都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为喜好，以君王的愤怒为愤怒，以君王的悲哀为悲哀，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普天下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地位，唯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乐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学艺术上面，中国古典的文学基本观念就是“诗无邪”，“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伤”,“美刺”，“?美匡?骸保?爸魑亩?苴伞钡取N难У闹魈獠荒芾肟?庑┭到搿A?拼?按蟮氖?硕鸥σ卜⒆阅谛牡匦吹溃骸爸戮?⑺瓷希?偈狗缢状俊薄！耙⑺础本褪且磺校?⑺淳褪钦?鍪澜纾?ㄓ小耙⑺础辈庞幸庖搴图壑怠M砻魇逼冢??⑸?裘伤枷耄?缋铌薜热说睦刖?训溃?推笸几谋湔庵忠跃?跻蝗酥?欠俏?欠恰⒁?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专制局面，可惜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整个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统治上面。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面。《新小说》杂志提出了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他认为“今日最重要者，?t制造中国魂是也。”[1]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再次提出了小说应“新民”的主张。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从为“君”到为“民”，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用后来周作人的?来说：“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是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之点。现代性思想的根本就是民主。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说了算，而是广大的国民说了算。王国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t提出了走了另外一条摆脱君王的思路。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美术家都硬要挤到政治家的行列里去，从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到诗人杜甫，都是如此。这样一来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独立，结果中国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不能发展起来。王国维认为哲学和美术是“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即此神圣之存在也”，这里强调哲学与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与一时一国的政治不相容性，也就意味着古典的那种文学艺术为君王一人的观点，是过时的，与哲学、艺术的性质不相合的。王国维虽然似乎在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自治”，实际上他的思想最终也是要利用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艺术改变“国民之趣味”[2]。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的思想是相通的。所不同者，梁启超要求的是直接性的“开发民智”，王国维则是要求间接地改变“国民之趣味”。“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白话文主张，深受西方实用主义影响，目的是为了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扫除僵死的封建教条，其文学的功利性是很强的。与胡适同时的作为政治家的陈独秀，政治思想的革命性可以说是最强的一个，但他对于文学的观念，却另是一样。他认为文学艺术的“美感与伎俩”，具有“自主独立存在的价值”，他说：“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3]，陈独秀的论点与王国维的论点很相近。鲁迅高举反封建旗帜，明确提出“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文学观念，他的文学观念似乎功利性很强；沈从文则要返回原始的民风民情民俗，似乎文学观念的功利性很弱，倾向于“审美自治”；其实他们的区别与康、王的区别是相似的。鲁迅在强调“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同时，在强调文艺是也不是不要审美与艺术，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4]他还认为若是文学作品“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要是追溯到鲁迅的早期，则提出过文学是“不用之用”著名观点。由此可见，鲁迅对于文艺具有一定的审美自治性也是赞同的。沈从文在追求乡土牧歌情调的同时，何尝不关心社会，何尝不关心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这是由他的《边城》等一系列作品为证的。他在《边城》的题记中希望小说的读者是有理性的，应该是“对中国现社会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还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边城》所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而“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说明沈从文的明净、隽永、优美的追求最终仍落实于社会和人性的改造与建设，只是他所采取的态度是间接的。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讲话》，虽然主题词是“工农兵”、“政治”、“武器”、“斗争”，但仍然要“艺术标准”，尽管这“艺术标准”只是第二位的。 回到梁与王。虽然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思想都是现代形态的开始，但是他们的文学思想又是不同的。梁启超的形态更多是吸收和改造了传统的“载道”论，文学要为维新政治的改良服务。当时的国家面临危机，面临“亡国灭种”，提出这样的服务论也是有他的充分理由的，这可以说是揭示了文学艺术在非常态下的功能的被借用。王国维的美术“独立”论和“超功利”更多是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传统。他的思想实际上与早期鲁迅的“不用之用”观念相一致，所表达的是文学艺术在常态下的功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们从各种不同的渠道去寻找思想的资源，存在着多样的思想追求，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于梁启超和王国维都应有同情的理解。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强调社会功利的文学观与审美自治的文学观始终并存着，只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特别是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以及战时惯性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正常的延续，强调文学功利性的文学观念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新时期开始，才不再提“文学为政治”口号，而“文学是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被鲜明地提出来。审美自治的文学观终于又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但不能不指出的是，80年代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在强调审美的同时，也是不忘功利的，只是这功利属于新时期的新的启蒙而已。 所以从文学观念的层面说，从上个世纪初文学现代性的追求，有两个鲜明的维度：改造旧社会、改造国民精神和审美自治、艺术独立。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包容了贯穿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常态下强调审美的特性，但不忘功利；在非常态下强调功利，但不忘审美。 二　文体观念的转变 摆脱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大变化，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一直?诗文为正宗，连宋代的“?”也只是“诗之余”,只是“浪谑游戏”之作，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欲读小词。”（参见欧阳修《归田录》）这种轻视诗赋意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戏曲的地位一直很低。当时《小说林发刊词》?人所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之，俳优?之，甚至鸩毒?之，妖孽?之，言不齿于缙绅，明不列于四部……”虽然私下读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场合则受到鄙视。我们只要看看曹雪芹的遭遇就可以想见了。曹雪芹创造了中国小说巨著《红楼梦》，在当时只能默默地在北京正白旗过着“举家食粥酒常?”的生活，除了敦诚、敦敏等几个朋友，根本没有人知道他。连他哪年逝世也要今人去反复查证。至今他的家世和经历仍是许多许学家考证的对象。但是到了晚清时期，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笔下，情况为之一变。小说被抬到比诗歌要高得多的地位。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故。”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力。能把这四种力发挥到极致的人，那就是“文圣”。最后的结论是“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这种矫枉过正的论点，彻底转变了那种鄙视小说文体的观念。王国维则对各种文体均不排斥。诗词小说戏剧，只要是好的，都认为表现了“天下万世之真理”。他评《红楼梦》，写《宋元戏曲史》，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地位。那么，在梁启超和王国维提高小说等文体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总的说是把下层人民开始看成国民，既然是国民，就要有国民的精神，那么真能改变国民精神者，是通俗的小说和戏剧，而非读不懂的古文诗词。这就说明文体观念转变的背后是现代观念的萌生，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萌生。 其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由于白话文体运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平民主义取得了地位，小说、戏剧和新诗等文体成为了文学文体的正宗，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以小说传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诗成名，就充分说明了小说、剧本、现代新诗、散文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鲁迅不去写中国古代诗歌史，却写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也不是偶然的。从此，中国古代那种文史哲不分的泛“文”的观念开始淡化，古代诗文形式的至高地位也逐渐走低。西方的文学文体观念经过转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份。 文体意识往往深入到人的无意识的层面，因此文体观念的转变是文学理论转型的深刻的表现。 三　批判意识的勃兴 批判意味着冲突、矛盾、不和谐、不稳定，意味着争论，意味着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这样那样回应批判方。20世纪的中国作为追求现代化的曲折过程，这种基于冲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满了整个过程。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国主义，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汉奸，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反革命，批判唯心主义，批判“右派”，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走资派”，批判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批判，批判贪污受贿，批判拜金主义……这里有批判对的，有时也有批判错的。批判错了，又有平反与反思，再回过头来批判当年的批判方。这些批判在文学理论上面都有回响，有时候批判就从文学理论开始，然后再进入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的前驱者始终认为，统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组织社会秩序的“礼教”思想，被认为是致使中国落后并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批判意识勃兴，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思想。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离儒家之经叛封建之道，成为一种时尚。封建礼教吃人成为定论。最典型的批判就是鲁迅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的描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心目中的几句疯话，比当时许多义正辞严的的批判都深刻有力。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为了批判要寻找批判的思想武器，这样就有向欧美寻找的和又向俄苏寻找的不同。如进化论就是欧美的时髦理论，可能是较早传进来的，用进化论来批判儒家思想，就认为儒家思想是过了时的东西，经不起“物竞天择”的过时货，是劣等的思想，应该加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全盘西化”；另一派的理论就是从俄国传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事实，从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论看来，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时期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把人分成“君子”与“小人”或“上智”与“下愚”，就是为地主剥削阶级寻找理论支持，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也应该抛弃，中国要现代化，唯有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论从哪种观念看，儒家思想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由于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不同，导致了左右派的矛盾，互相又批判起来。 在其后的岁月里，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和许多运动，其中也充满了批判精神，如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充满思想政治的批判，除了批判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主的专制之外，还在党内不断整风，不断搞运动，整风、搞运动也是批判。党内左右派的斗争，实质也是思想批判。批判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惯例，所谓“不破不立”成为一种模式。就是在80年代新时期开始之际，也是“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其后又批判“精神污染”，是为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尽管批判的内容可能不同，但批判意识勃兴是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一个特征。 为什么整个20世纪批判意识会如此勃兴呢？这还是20世纪中国所处的境遇相关。20世纪的中国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发展的道路。不同党派、不同学派、不同人群的政治主张不同所信奉的思想不同所追求的理想不同。这种种意见分歧转变为矛盾与冲突，进一步演变为思想和政治的批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矛盾论》说：“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既然20世纪的中国自身充满这些矛盾，那么斗争就不可避免，批判意识的勃兴也不可避免。 这种批判意识折射到文学理论上面，那就是中国20世纪的文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充满矛盾和斗争，论战和批判充满了20世纪的所有的岁月。举其大者如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派与保守的“论衡派”的论战，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与“新月派”的论战，抗战前夕两个口号的论战，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争论，五十年代文艺界的反胡适唯心主义运动，“”时期的斗争，80年代、90年代也充满论战，只是不搞运动了。大家知道，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家都不能不在论战和批判的语境中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那些前沿人物，如胡适、鲁迅、梁实秋、周扬、丁玲等更是如此。前面所说这些论战的性质这里无法一一具体分析，但文学艺术的确是“时代的风雨表”，许多政治斗争都从这个领域开始。文学批判的背后是寻求。通过对某种文学思潮的批判，寻求文学观念的更新或变异。批判，斗争，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过程的一种表征。 四　文论话语转型 在反对封建的共同斗争中，和不断的论战过程中，文论话语开始转型。文论界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封建时代的僵死之物，已经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现代的新文学。于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在批判意识勃兴的情况下，放弃中国古代的诸如“赋比兴”、“风雅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教化”、“礼乐”、“美刺”、“温柔敦厚”、“思无邪”、“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意在笔先”、“主文而谲谏”、“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春秋笔法”、“兴寄”、“天人感应”、“齐梁遗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等文论话语，吸收外国的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内容”、“形式”、“主题”、“题材”、“文体”、“风格”、“艺术性”、“思想性”、“倾向性”、“生活”、“反映”、“灵感”、“形象思维”、“审美”等等文论话语。到了上个世纪末，像“形式主义”、“文学性”、“陌生化”、“新批评”、“隐喻”、“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意识”、“无意识”、“接受美学”、“作品层次”、“艺术生产”、“艺术消费”、“后现代”、“后殖民”、“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以至于有人说文论界患了“失语症”。 但是，中国传统文论作为一种文化，并没有完全死去，也没有完全失去。原因是中国文论传统蕴含在风雅颂中，蕴含在汉?汉乐府中，蕴含在六朝诗歌中，蕴含在唐诗宋词中，蕴含在唐宋八大家中，蕴含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只要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及其作品仍然有生命力，他们的鲜活的作品仍然被我们诵读，他们仍然作为文化传统被继承下来，那么从他们那里总结出来的古代文论，就仍然具有生命力。而且我们不但可以用古人的理论分析古人的作品，而且也可以用古代文论的概念分析现代的作品。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当然知道，古代文论属于古典，现代文论属于现代，他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但是古代文论中仍然有许多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作为资源之一“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来，现在有人说古代的文论与现代的文论不具有通约性，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在中国20世纪现代文论发展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的文论家为把中国古代文论转化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王国维从古代文论中提炼出来的“境界”（有时又称为“意境”）说、“出入”说，鲁迅提炼出来的“白描”说、“形神”说、“文人相轻”说，朱光潜提炼出来的“不即不离”说，宗白华的提炼出来的意境的“灵境”说、“虚实相生”说，钱钟书提炼出来的“诗可以怨”说、“穷而后工”说，王元化提炼出来的“心物交融”说、“杂而不越”说等等（这只是举其要者，其中肯定有许多疏漏），都进入到现代文论的话语中。此外，还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提炼，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举其要者，如“比兴”、“气势”、“气象”、“养气”、 “阳刚”、“阴柔”、“含蓄”、“自然”、“自得”、“灵气”、“胸襟”、“本色”、“童心”、“感悟”、“主旨”、“意象”、“性格”、“神似”、“形似”、“滋味”、“韵味”、 “知音”、“品味”、“豪放”、“婉约”、“谨严”、“衬托” 、“对仗”、“伏笔”、“直叙”、“补叙”、“插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托物抒情”、“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疏密相间”、“前后呼应”、“波澜起伏”、“言之有物”、“一唱三叹”、“声情并茂”、“知人论世”、“诗无达诂”、“文如其人”、“意在言外”、 “成竹于胸”、“胸中之竹”、 “中和之美”（这里暂举50条，实际上远比此多）。这些本来是中国古代文论、艺论中的概念、术语自然地融入现代文论，成为现代文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充分说明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其实，不单文学理论的转型中是如此，人文学科的现代转型无不如此。这说明了“现代性”本身是民主的科学的宽容的，在现代性的创造中，向所有的一切资源开放，因而现代性在拒绝传统中腐朽的成分的同时，也不完全排斥传统，一切人类优秀的成果都会吸收到它的熔炉里。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文论话语的确由古代的“点到即止”的“诗文评”转变为逻辑的系统的论文结构。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以及王国维的更早发表的《〈红楼梦〉评论》，都是逻辑性的论文结构。这种变化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在这种变化的后面，意味着掌握世界方式的转变。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当然也不完全是诗文评，系统的文论著作起码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寄》和叶燮的《原诗》）重在对作品的“体验”，现代的文论则重在“认识”，体验与认识是两种不同的掌握作家和作品的方式。体验总是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并直觉式地去把握，在点到之间就把本质揭示出来。认识则把对象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综合或者推衍。到了80年代以降，论文专著出版了很多，其中有见解的也不少，综合与推衍能力大为加强，这说明中国现代的文论开始走向成熟。 以上四点转变，说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型，在于重建世界的意义，重建文学艺术的意义。某些古代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被我们抛弃，认为它没有意义；相反过去认为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如过去认为歌颂帝王将相的作品是维护大一统，是有价值的，现在则认为这是颂扬专制，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只有负价值；过去自由恋爱是违背伦理的，现在则认为是有价值的，我们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自由爱情是有价值的，而贾母、王夫人的干涉是?价值的。价值观念完全颠倒过来。又如，按现代的观念，作为小说家的曹雪芹是伟大的文学家，是有价值的；而与曹雪芹同时代当宰相的人，则是封建帝王的走狗，是无价值的。……现代文论所导致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如此全面而深刻，以至于我们无法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必须另外作一篇文章。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美学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前沿》编辑部主办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文学前沿》创刊座谈会,于1999年12月18日在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西方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历史、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及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价、文化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以及市民社会、知识分子角色等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一、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概况。王逢振认为:所谓文化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文化是不同群体或民族---国家的象征行为的空间,文化研究必须考虑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各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张力,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孤立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从事文化研究应强调当前所在的语境,要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来考虑问题,必须关注社会文本与国际化的大背景。王宁认为:所谓"文化研究"在我们今天的理论讨论中并非其传统意上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化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文化研究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科批评话语,它虽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是它的政治性并不能达到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批评和分析。但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准学科,文化研究的这些局限已经得到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有着良好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力的人正试图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得到观照。金元浦认为:文化研究在西方被作为一个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这种新理论的特点首先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在本世纪西方理论界,文本中心主义与形式研究盛行了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对此的一种反驳、改造和容纳,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但是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对20世纪文本中心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成果进行保留、改造后的新理论。同时它也是对学术中心主义的改造与超越。西方长期以来学术化、专门化的发展方向在90年代走向文化研究时,实际上已从学术中心主义转向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罗钢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批评运动。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接触到的有关文化研究方面的东西是很少的,一些研究范本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因此,应该对从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自身的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研究始终贯彻着关怀政治的立场,这是从伯明翰开始的文化研究一直都有的倾向。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吸取西方的经验时,能不能吸收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吴琼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是指一种方法的运作，是一种"症状分析"。它的优秀是运用这种"症候分析"方法动手去解构权力。这种对于权力的解构必须结合文化研究的本土性,而所谓本土性就是指我们所处的现实,它实际上是立场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什么?症状分析最后归结到权力问题。有权力的地方也必然存在解构权力的权力。在一个充满建制的社会,我们都处于无权者的地位,但我们也有一个出路,那就是解构权力。文化研究方法的运作就是要揭示权力背后潜在的建制化的层面,就是解构权力。 二、关于如何评价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关系。陶东风认为:90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但说到底是当今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也应当在自己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西方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话语,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它的主流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倾向;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我们不能原样照搬。中西方文化背景既有相似也有错位,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我们建构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意义与难度同样巨大。一种特定语境中的批判理论在另一个语境中未必依然具有批判性,一种文化批判理论是否具有批判性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正确把握并正视具体环境中的具体的权力关系。温儒敏认为:文化研究这几年兴起有其必然性,值得我们关注、提倡。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势在必行。文化研究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它要我们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从关注所谓"精英"、关注知识分子本身,转向关注民间日常生活的一些现象,这是值得提倡的。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或学科分支,应有自己的目标、理路、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近几年的文化研究有一个泛化的问题,有的文化研究文章写得太空、太泛,连基本的概念、理路、学科规范都没弄清。在研究的目标、方法不是十分确定,而且研究的论题又搞得很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学术论文质量下降的问题。温儒敏先生的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兴趣。黄卓越认为:应区别"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批评还属于泛泛而谈,文化研究则要具体落实。文化批评应该建立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参照西方发展得较好的学术经验,进入到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中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的文化批评。我们要了解大量的大众文化的产品,不仅阅读经典文本,还要进入大众文化的制作领域、市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调查,这样的文化批评才能论之有据,才不至于泛泛而谈。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也对于现在有些人一窝蜂地追赶"文化研究"表示担忧。他认为:今天在这里讨论"文化研究"的转向,好像人家人人都在搞文化研究。从事介绍国外文化状况的学者,往往会把事情说成一股风,好像人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回顾80年论热以来我们对外界状况的介绍,就严重存在着这样一种一窝蜂扎堆的现象。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搞"文化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其实也未见得。他同时指出: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很有必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的。孟繁华与童庆炳等则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中国90年代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出现的必然性与正面意义。孟繁华指出:90年代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老是说没有读到一些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其实不是的。有很多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文化研究就是一个跨学科学的、反学科的、反机制的、反经典文本研究的,它给我们带来了宽广的视野。不能再用精英的立场、规范化的、中正性的对学科的要求来面对文化研究的现象。童庆炳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搞文化研究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文化理论,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90年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突显,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是对于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的回应。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社会政治问题。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过几年发展以后,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时,文学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很自然的,文学研究采取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视角也是自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是对时代说话,理论并不局限于解释作品,它是可以接过文学作品里面的许多问题,对"社会文本"说话。这种批评仍然是一种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文化批评。王德胜指出,今天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或文学研究者大多不再满足于局限在传统文学范围内,而是渴望把自己的身份社会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与批评过程本身都发生了改变,现在不从文学文本出发,而从社会文本出发,即借文学来说文化问题,或说借文学话语来说文学现象。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及其成果问题。王富仁结合新文学谈了自己想象中的文化批评。他认为,新文学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是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特征是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分离,它受到传统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停留在个体才能或私人情感单向交流的层面。这样的文学不具有整体的社会性,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国民文学,而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的文学。"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把个体人和整体社会结合在一起,感受的是整体的社会,形成了朦胧的、不自觉的公民意识。这样,他们的文学活动就和他们的公民意识紧紧结合起来,在独立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与社会沟通的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受到两方面的压制。一是大众的功利主义的阅读态度,另一个是政治权力,现代文学就是夹在两者之间。袁济喜谈到了古代文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真正要把古文论研究激活,使它在当挥作用,文化学的解读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不在于具体的范畴与文本,而在于内在的文化精神。现在许多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比较狭隘,注重具体的作品的欣赏点评,当谈到文化精神价值时就认为是空论。其实文化研究不存在空论,只要言之有据,就能对文化、文学作出回应。陈光炜从最近一二年文化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反应或动向,切入了同样的问题。他举例指出,钱理群、谢冕、洪子诚等教授最近的研究吸收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解决了一些过去很难解决或不被重视的问题。这种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扩大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过去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使比较纯粹的文学和社会文化制度的关系开始受到了注意。但他同时指出,文化研究渗透到文学研究中,要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性的关系。四、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领导权以及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许明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文化态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葛兰西认识到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解为只是运用暴力夺取政权,一定要注意在无形的思想文化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公共空间,正因为存在这个公共空间,葛兰西才论证到文化空间的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和官方机构的支配权、统治权,不仅仅存在于政治机构的系统中,也存在于无形的民间生活空间中。不管在什么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完全控制这个空间。这种领导权应该是由精英知识分子来掌握。面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知识分子应肩负起这个历史任务,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显示出对文化历史的深层次思考。文化批评的意义就在于向这个空间渗透我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的问题。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对许明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他承认知识分子没有进入巨大的公共文化空间,知识分子没有起到文化引导的作用。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与政府主导机构对文化的领导有一个距离,其对文化的介入与领导应该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上,而不是直接充当一种政治化的文化角色。知识分子还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的工作影响文化、社会、政治,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角色。针对上述争论,傅瑾(中国艺术研究院)则试图通过个案研究来说明:如果精英知识分子掌握公共空间的领导权以后会出现很可怕的结果。他指出,知识分子可以用自己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来从事艺术批判,但是一旦他的艺术观成为意识形态,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只有存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公共空间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 文学理论论文:现代文学理论创建与反思探索 “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3],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 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4]。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文学是复杂多元的,不同的阅读欣赏群体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精神需要和文化想象,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现实存在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多元性,那么,文学本身就变成铁板一块。语图关系问题从一个现实的侧面证明了文艺理论研究应立足文学自身的多元关系研究,借助不同的艺术形态展开自身,并在各种关系的澄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语图关系而言,这种关系指的是图像作为他者在场以及互动双方的意义建构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这种关系的存在并非局限于双方的认同和沟通的样式,它们在思维设置、知识分布、言说方式、审美取向等方面的配置过程中构成一种缠绕和错落的复杂关系,并常常以微观形式渗透、穿行在文学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因此,语图关系研究肯定了不同文化艺术形式之间关系性存在的价值合法性,它造就的不同媒介、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将为我们重新检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总之,语言与图像的关系问题给现存的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结构成分,它不仅引发我们对现存文艺理论研究范式的反思,同时警惕自己应保持一种建立在学术立场上的理论自反性,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文学理论不是思辨、玄想的知识生产场,也不是停留在责难层面上的集体“围观”场景,而是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的文学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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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软实力论文:软实力国有企业文化论文 1软实力和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1.1企业文化的内涵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思潮，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日等国研究者和商业从业人员提炼出的有关企业管理的新概念。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埃德加•沙因在其1986年出版的《企业文化与领导》一书中提出，企业文化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被多数成员普遍认可的价值体系。企业文化具有强大的约束和功能导向作用，能够有效规范和引导企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受到了企业管理者的广泛关注和普遍重视。此后，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雷斯•E•迪尔和麦肯锡咨询公司顾问阿伦•A•肯尼迪在其合著的《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企业文化的主要因素构成，即价值观、企业环境、英雄人物、典礼及仪式、文化网络。其中，英雄人物即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或个人，它是一种人格化的企业文化，具有极强的影响力、感染力和鼓舞作用，能够使企业成员更好地认识自己，并积极进行创新活动，推动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而目前国内学者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异，他们认为企业文化即领导者提出和倡导、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一种文化行为方式。综合上述各主要观点，我们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所极力塑造的一种与他者相区别的文化形象，具体指涉商业组织的价值理念、符号、仪式以及处世原则等的文化形象，是企业发展经验的凝结，体现了组织的理念，渗透于组织的全部肌体。企业文化包括以下特点：抽象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要通过一些抽象、简明的符号、象征来包涵具体丰富的内容；规范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要表达应然性的目标，而不是实然性的现状；独特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的特征和功能就是要使特定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可变性，即意味着企业文化应该伴随所处经济社会现实环境之变迁而进行与时俱进的更新和发展，从而使企业文化这种软实力与企业本身因产品质量而形成的硬实力同步发展。 1.2软实力与企业文化软实力（softpower）并非企业管理领域内的原生概念，其最早是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教授在对美国崛起进程以及大国关系进行研究时提出。它最初指的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以外仍能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秩序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实力，其主要体现在文化的在广度上的蔓延以及在深度上的渗透这两个方面。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相近学科之间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影响和借鉴，软实力也逐渐被一些学者引入到企业管理领域。例如，有学者对企业软实力的外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企业软实力即企业文化所彰显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承受力与适应力、执行力与能动力、学习力与创新力、权威力与亲和力。另有学者站在企业软实力功能角度，分析了企业软实力的组成规律，其认为企业软实力是企业在社会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建设过程中，为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实现其经营发展目标的一种能力。此外，还有学者从软实力与硬实力关系入手，认为企业软实力是建立在企业硬实力这一基础上，能够对企业利益相关者产生一定影响，最终使其认同和支持企业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企业发展，使其尽早实现其经营发展目标。依据这些不同的定义，我们认为企业软实力是一种无形、然却对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具有不可复制、不可模仿、强渗透性、强蔓延性等特征。企业文化是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它可以通过企业文化逐渐渗透至本组织之全部肌体并辐射至与其相关的其他组织。 2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2.1企业文化有助于发挥引领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以及我国产业升级的逐步加快，企业越来越重视技术创新。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当前，全球五百强企业中已有三百多家进入中国，并充分利用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在技术市场、服务市场、国内市场中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必须加快管理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以便在当前的竞争环境下抢占一席之地。因此，企业必须加快创建与创新企业文化，充分发挥其文化的软实力功能，最终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神华集团成立至今已逾二十年。在这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中，神华集团在最初的“开疆拓土、重整河山、做强做大、打造辉煌”方针的指引下，规模日益扩大，产业链日趋完善，进而发展为“建设矿、路、港、电、化一体化发展，打造国际一流大型能源企业”的方针，以及当下所提出的“科学发展，再造神华，五年实现经济总量翻番”的目标，神华企业文化无不发挥着重要的引领指导作用，极大增强了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引领不断打造神华事业的新辉煌。企业文化如同大海中的灯塔，指引企业在纷繁复杂的大环境中坚定地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2.2企业文化有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文化一方面可以有效优化其管理体制，推动体制创新；另一方面还能在精神层面影响员工的思想和行为，激发其创新热情。企业文化可以有效地优化企业的管理体制，主要表现在：一是推动管理理念的更新和转变，使员工认清市场经济的本质和信息资源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并针对企业现有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对策，做好品牌市场和功能定位。二是加快管理体制创新，针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内容选择相应的模式，并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手段进行管理。企业必须及时根据外部发展形势的变化适当的调整管理策略，从而实现与时俱进的管理目标。三是积极进行员工价值体系创新，强化其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创建和谐向上的企业文化，明确不同历史阶段和状态下的价值表征。四是积极创新激励机制，大力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激励机制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当中，更好地为企业创造效益。神华集团提出的“煤矿能够做到不死人，瓦斯超限就是事故”的安全理念，就是基于这种文化价值提出的，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使神华安全生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神华集团也迅速壮大。 3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3.1企业文化缺乏创新和独特性企业文化与其生产经营目标联系紧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但目前，一些企业管理者缺乏对企业文化与生产经营目标的正确认识，仅仅简单地将企业目标与企业价值取向和企业行为相结合，没有充分挖掘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创建符合自身发展特点和目标要求的企业文化。当前，受行业、发展历史、产品特征、职工、地区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多企业在文化建设上大同小异，雷同率高，没有充分显示出其文化优势与特色，导致其企业精神缺失，文化发展与生产经营相脱节，无法发挥企业文化应有的作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很多企业都提出过类似的口号，如“质量是企业发产品的灵魂”和“顾客需求至上”等，创意性口号较少。同时，这些口号的内涵较为单一，不符合企业的经营导向、产品特性和服务领域，企业文化区分度低，从而使作为生产者的企业较难培养自己的忠诚消费者，不利于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实际上，企业文化的创建没有统一固定的发展模式，各企业可以根据其发展条件和具体方向选择相应的发展模式，从而积极发挥其文化优势，推动企业的健康长效发展。各企业在发展历史、管理模式、技术构成、竞争压力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其文化建设的独特性。此外，企业文化的强度和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正因如此才构成了企业文化的独特性特色。神华集团涉及的行业较多，或许这也是独特企业文化特色不易提炼和展现的因素之一。 3.2企业文化表象化、重形式轻内涵近些年来，随着大众传媒和快餐化娱乐业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国企文化建设出现了过于强调表象的错误倾向，具体表现为重形式轻内涵，文化内涵的构建和巩固不足，不利于其文化建设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一些企业在发展企业文化时，过分追求“面子工程”，重金聘请一些知名教授设计企业文化形象。但这些凭空想象出来的抽象文化概念大都缺乏实用性和独特性，难以表现企业的文化实质和成分构成，企业文化建设成为空中楼阁。另外，还有一些企业过分强调表层物质文化，将企业文化建设简单理解为员工言行举止、内部报刊、庆典活动、文化宣传口号等，无法真正将企业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融入内部管理中，不利与员工人文素养的提升。更多的企业将文化建设的重点放在口号宣传上，形式华丽，内容空泛，无法达到应有的文化建设效果，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3.3企业文化缺乏系统性、长期性企业文化发展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前进的过程。因此，企业的文化建设必须突出系统性和长期性特点。为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应该积极制定行之有效的文化发展战略，并成立专门的文化机构，以保证整项文化建设事业的高效稳定发展。但反观实际，一些企业将文化建设局限于某一领域或层面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另外，还有一些企业虽然关注到企业文化建设的精神层面，但也只是“一时热”，发展成果没有得到有效地强化和巩固。神华集团在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上，经常随着主要领导的变更而变化，因而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思路。具体的，神华曾先后提出过开拓文化、创新文化、卓越文化、变革文化、共同文化、大同文化、大神华文化、“五型”文化、厚德文化等不同主题，但企业文化主题一直没有确定下来，这不仅影响了神华文化的延续性，而且阻碍了神华文化的传播和推广。企业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企业管理者必须树立发展信心，协调好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积极做好文化建设工作。对企业而言，只有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做好企业文化培育和建设工作，才能逐渐形成独特的且具有生命力的企业文化。 4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对策研究 4.1加强企业文化研究、突出企业文化的重要意义针对企业在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企业应该加强企业文化研究，明确其发展地位和作用，科学认识企业文化发展意义，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在推动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企业要深入分析和把握企业文化的建设规律，坚持实事求是，高效整合现有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起完善和谐的企业文化。具体而言，企业一方面可以加强对企业文化的科学研究，坚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企业文化的内涵与形式特点，明确现阶段文化发展目标，并制定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同时，企业还可以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文化建设活动，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内外企业的成功经验，突出其文化建设的独特性和时代性特点。此外，企业还可以邀请一些专家共同参与其中，并开展企业文化、员工价值观、企业外部形象调研工作，并针对其文化建设中的误区提出合理解决方案，优化企业文化发展结构，定期对员工进行企业文化相关培训，增强其集团荣誉感和责任感，不断提升企业内聚力和向心力。 4.2加强制度建设、用科学手段将企业文化落到实处企业科技通过制度建设的方式将企业文化落到实处，以保障其文化建设发展的持续性和固定性。企业在进行管理制度建设时，必须结合文化发展的总体要求，制定出特色化规章制度，用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鼓舞人、感染人、影响人，将员工的言行与企业文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做到知行合一。良好的管理制度能够使员工自觉规范和调整其言行，进而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和质量。此外，企业管理者还可以对原有文化发展模式进行改进和完善，使其更好地适应现阶段的内外发展形势，使其制度建设充分体现出文化发展的特点与走向。 4.3紧扣企业发展战略、构建独具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要想使其管理理念深入人心，并被员工普遍认可，企业就必须紧扣企业发展战略，将文化建设与其经营发展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企业经营发展和员工素质培养之间的矛盾，加强员工培训力度，不断提升其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同时根据所在地区的人文化经济特点和发展需求制定科学的长期和短期发展战略，积极改进管理方式方法。企业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应该根据其产品特性和行业属性进行文化构建活动，发展独具自身发展特色的企业文化，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4.4建立起企业文化的有效约束、激励和巩固发展机制为更好地管理和约束员工的行为，企业可以将文化建设的一些内容适当融入制度建设当中，使得其管理目标最终内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强化其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积极为企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因此，企业可以利用强化理论建立健全激励和巩固发展制度，使员工按照企业文化理念进行日常工作，不断提升其工作效率和质量。另外，企业还可以建立其相应的监控管理机制，要求员工定期反省和检查自己的工作，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改进计划，戒骄戒躁，以一种良好的心态迎接工作和生活中的挑战。 4.5发挥员工的基础性作用首先，企业在文化的选择和确定上要广泛发动群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酝酿、讨论，然后由企业领导者和员工共同确认，最后确定下来。其次，在企业文化确定后，企业要充分运用各种媒体向员工宣传企业文化，使员工对自己企业文化深入的了解，同时就企业文化建设跟员工互动，开展企业文化知识问答比赛、企业文化建设征文等活动，设立企业文化意见箱，促进与员工之间的良好沟通。此外，企业都应该培植自己的典型模范人物，让典型代表着企业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使企业文化即具备抽象性，又不失人性化。 作者：张忠友单位：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建工作部宣传处 文化软实力论文:文化软实力应用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论文 一、文化软实力的含义和作用 软实力一词是由美国一所大学教授提出的，在对国家的国力进行划分的时候，他认为硬实力就是由四种因素构成的，有资源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这些实力被认为是有限的实力，但是无限的实力则属于软实力。也就是说，利用吸引力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而不是威逼利用的手段，这种吸引力的形成时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政策外交与政治价值观等。软实力就是外交影响力与意识形态、文化影响力、制度影响力等的综合，它在发挥作用时同硬实力完全不同。文化作为国家的政治价值观同软实力相比，有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保持了良好创造力的源泉，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成果，它既能丰富本民族的文化，也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历史增添了色彩。在文化创造力很强的民族，它越容易获得其他民族的尊重，在情感上趋近和行动上的支持，这就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二、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当代大学生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使命。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要加强对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将本身的育人作用发挥出来，通过教学的形式来使大学生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思想与理想，要将大学生拥有的思想观念同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一致。 （一）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教育责任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方面是转变大学生思想观念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是提升道德素质的必要途径，其主要目标就是要引导学生与帮助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能抵制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例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要使大学生免受这些腐朽的思想文化侵入，要明确自己的社会任务，努力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第一，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目的就是教育，经过一系列的系统课程安排来促进学生的思想素质，这些课程所要包括的内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集体主义，以及关于政治的立场、观点和方向等。要对这些知识进行有计划的、有步骤的、有意识的传输，使学生对政治的态度保持端正，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提升大学生参与政治的能力与水平，练习对政治的敏锐感知力与鉴别力，激发当代大学生对于政治的热情，在政治素质方面要有一定的提升。第二，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政治方面的教育，该课程要有丰富多彩的教学宁日与完善的理论系统，向大学生展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等宁日，要使学生能够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培养学生使用理论来应用到实践当中的能力，这就是对实践能力的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教学与道德规范等教学内容要根据现实的学生接收情况来进行，在一些理论原理方面会比较晦涩难懂，要循序渐进，另外，在理论学习完毕之后，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也是一个问题，课堂所学的政治原理很难灵活的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因此要提升这种实际应用政治原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当代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可以增加对党的路线和纲领的坚定信念。大学生所秉持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与道德规范要受到学校的正确引导，以培养学生的优秀道德品质与高尚理想情操为目的，这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所需的人才必须的素质。高校是这种高素质人才的培育场所，所以，高校进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方向一致。 （二）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职责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会形成某些持久的价值观念与理念，这也是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精神财富，也是形成民族心理的依据，是一个民族的价值判断依据。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是国家的脊梁，也是中国的灵魂，提升软实力是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源远流长，需要我们当代大学生去继承这种优秀的文化，这也是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要基础与重要资源。高校开展的政治理论课的一种功能就是有文化继承的功能。这种功能在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是对特定时间的社会政治、法制和道德文化进行总结语保留。二是利用教学手段将这种思想传递给学生，进而对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有帮助，在传播政治、法制、道德的同时还要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创新等进行传播，伴随着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多个领域的网络化、开放化发展，大学生的社会活跃性与自主性就更为强雷，同时，多种理论思潮强烈冲击，一些不好的思想沉渣泛起，对于大学生这个特殊年龄段的学生来讲，他们的思想并未完全成熟，在繁杂的各种思想中很难辨别真伪、善恶、美丑，因此，这就需要学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进行引导，不然很容易使学生迷失方向。 （三）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增强文化软实力在实践方面的职责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不同于中学时期的思想政治课，大学时期的政治课程要具有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要有实践性，思想政治的理论如果不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那么就如同海市蜃楼般虚无缥缈。大学生在接受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候要端正自己的态度，不能只是很僵化的学习知识来应付考试。所以，学校要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实践教学作业，让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丰富经历开拓视野，从多种角度来理解祖国是文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要更加同现代社会相接轨，同人民的生活与国家的行为相符合，进而保持本民族的特点与时代特点，提升国家总体文化的软实力。在课堂的实践教学中，学生要切身感受到上课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实使用于真理，培养他们的使用理论进行实践应用的能力，也培养了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利用实践教学来达到育人目的的，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这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高校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大学生可以成为国家优秀的人才，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深远的意义。 三、在文化软实力的语境下对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创新 （一）加强对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现的教育工作文化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是一个国家精神状态的体现，同时也体现出了民族的内在凝聚力与品格，这是因为文化建设可以满足国民大众对社会化主义优秀价值的认同。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我们国家各族人民进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它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理论力量和道德力量，能够感召群众、鼓舞群众和；凝聚群众。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国家形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理论基础，科学的使用优秀价值体系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系统教育是当前各高校要进行的教学主要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内容方面与课程的性质方面都决定了它在提高文化软实力与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重要作用，课程的改革创新在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政治素质的重要是其他类型的教育所不能比拟的。 （二）重视对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优秀的文化需要被传承，大学生在传承的链条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在科技发展十分迅速的今天，全球文化有融合的趋势，文化的多元化特点展示出来。我们要对大学生的课程教育一定要包括传统文化，让他们深刻的意识到传统文化是先进文化的基础，这也是我国各民族的凝聚力量，使学生自觉承担起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三）使思想教育更加生活化高校在进行思想教育理论的目标不是只是要学生理解理论的认知层面，更重要的任务是将理论升华到实际，在实践中得以应用。一旦离开实践，思想道德发展的说法就毫无意义。但是，我国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有脱离实际的现象发生，对学生的教学方式是一味的灌输，脱离实际，没有体现人性化，这样做的缺点就是会激发学生的抵触情绪，思想政治的最本质的目标很难实现。多样，课堂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定位为太抽象的“空、高、大”，而是要回到现实中来。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定要端正教学理念，从当代大学生的实际生活中出发，尊重学生的各自特点，言传身教，把课堂教学的方式尽量延伸到课外教学，可以使用一些社团、广播等形式来加强对学生的联系。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全国的奋斗目标，因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体现国民的精神状态、内在凝聚力与意志力，这些都产生与人民对社会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认可。高校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平台，通过培养优秀的大学生来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开设可以对大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教育，引导学生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释现象与应用，树立起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 作者：顾光进单位：江苏农牧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软实力论文:企业软实力文化建设论文 一、以人为本，为企业文化搭建推行平台 如何化企业文化的无形为有形，使其更好地指导和和服务于企业中心工作，这就需要把企业文化理念渗透到每一位职工脑海中，在潜移默化中让员工把这些理念运用到工作实际中去。今年，中卫供电公司结合国家电网公司提出的建设统一的优秀企业文化要求，以打造优秀班组企业文化建设为主要目的，开展班组文化建设。充分将企业文化理念渗透到班组的各项活动中，使员工的行为自觉融入到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中，营造出班组安全规范、和谐快乐的文化环境和氛围。结合“班组建设年”活动，该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征集摄影、书画、文学作品等活动。并汇编成《职工摄影集》、《职工书画作品集》、《职工文学作品集》发放到职工手中，既吸引了员工，又潜移默化教育了员工，使优秀的企业文化入脑、入心，员工对企业文化内涵全面认同并逐渐内化为自觉行动。同时在局办公大楼项目位置悬挂职工作品，极大地调动了职工参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结合铸造卓越的服务品质工作，通过开展供电“服务之星”劳动竞赛、“优质服务是国家电网生命线”等演讲比赛，选拨出一批服务好、业务精的服务明星，带动全公司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使职工对全公司服务理念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全局职工服务意识显著提升。在此激励下，95598员工自己填词创作了班歌《电力服务之歌》，将“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八字方针融入到行为与歌声中，提升了班组的凝聚力，统一了座席员的思想、调动了工作热情。结合实施班组文化落地工程，把国网公司基本价值理念融入到班组管理、制度和行为，全面提升全局整体发展质量、运营效率、管理水平、队伍素质和品牌价值。采取不同方式加强班组长培养和指导，举办班组长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局党委向全局班股长及以上干部配发《复命》读本，组织开展“执行力模式大讨论”，撰写心得体会共计80篇，出版《复命》心得体会上，下册。在班组文化建设活动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班组长，他们成为班组文化建设的认真实践者和有力推动者。 二、构建载体，增强企业文化的穿透力 人是企业的优秀，更是企业文化建设主宰者，中卫供电公司以打造优秀企业文化为宗旨，把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融入到职工文化生和工作中去，不断创立载体，增强企业文化的渗透力。该公司坚持开展评优树先活动，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良好氛围，使职工对各企业和个人发展充满信心；在职工中开展集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于一体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通过开展“五型”（孝顺型、魅力型、环保型、学习型、平安型）和谐家庭评选、捐资献爱心、《国家电网公司员工守则》和礼仪知识讲座等活动，不断提升职工的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大力开展职工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化体育活动，陶冶了职工情操，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依托“职工书屋”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结合“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开展“读好一本书，发表一篇文章”、“读书交流”等活动；成立书法、摄影、绘画等各类兴趣小组，聘请教师定期开展培训班，积极培养各类人才。这样既满足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需求，又营造出了健康、和谐、温馨的文化氛围。企业文化创建尤如滴水穿石，当它渗透到一定程度时，其功效方如滚滚浪涛，奔涌而来。中卫局必将以统一的价值观、统一的发展目标、统一品牌战、略统一管理标准，大力开展企业文化和谐创建工作，将企业文化的古调演绎出新的韵味，让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为推动企业较快又好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孙远强 单位：国网宁夏电力公司中卫供电公司 文化软实力论文:软实力武术文化论文 1、过分笼统的神层面文化———武术文化穿透力障碍 文化包罗万象，有器械方面的、有体制方面的，有举止方面的，还有理念与心灵方面的。之中，表面文化例如生产用具等穿透力稍强，方便传扬；而深层次的文化例如思考模式、文化底蕴、潜意识等穿透力稍弱，不易传扬。武术的深化层面的文化传达了武术哲学理念、武术思考模式以及武术的价值理念，它是隶属思想层面的东西，需要依靠思考模式与传统文化学识才能有感而发，所以通常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是其回味悠长的历史文化韵味、精深的理念，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才能明白。因此，武术文化的穿透力稍弱，这就是武术文化传扬的障碍的一种。众所周知，我国武术兼备了道学、儒学、兵法等方面的理论的精髓，并将之作为自身的举止标准。然而，尽管我国传统道法对武术的帮助甚大，但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就应用易懂的方式表现出来。到目前为止，我国武术文化过分笼统，不但国外研究人员感觉摸不着头脑，就连我国的武术修习者有时也是一头雾水。而上世纪70年代的功夫巨星李小龙掀起的武术修习狂潮却是一个例外。李小龙功夫片所传达出的意韵在当时的时代有其特殊性，也符合世界范畴内的审美理念。易于理解的文化表现模式，使世界认识了李小龙，并认识了中国，使电影观众在耳濡目染中接受了李小龙和其背后的中华文化。中国武术文化传播必须是偏重叙述、看重体悟、贴近生活、朴实无华的，同时贯彻了我国的文化传播方略。而我国深厚的历史底蕴使得武术文化传播变得墨守成规，这样，只能堵塞传播路径，使民族文化传播成为空谈。只有当文化传播不再固步自封，并展现出通熟易懂的一面，武术文化的穿透力障碍才能解除。 2、过渡重视自我修习的武术观———武术文化的渗透力障碍 软实力竞争的最关键的方式就是针对外邦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沟通。在如今这个信息化时代，比的就是传播技能。做到这一点，本国的历史文化就能漂洋过海，达到传扬的目的。新时代以来，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文化的传播途径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我国武术由于遭受传统修习理念的约束，使得源远流长的武术文化在信息化时代的“攻势”下大败亏输，并且已远离了生活的主流。大众普遍以为，武术只能自己修习，武术运动则只是用来强身健体的娱乐活动。而实际情况是：传统武术的修习周期很长，修习十年或几十年的人不在少数。它也逐渐演变成满足人们精神层面需求的一类功法。尤其是一部分上了年纪的武师以提升自我的修习技能并达成“天人合一”的意境为终身目标，他们觉得武术的最高意境是“谐和”，是一种均衡。大众回味着武术以往的成就，然而却无法很好地继承中华文化。目前武术的功效与价值都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多元化的健身形式、娱乐形式，使我国大众开始喜新厌旧，并对武术文化生出了一丝厌烦情绪。当各种武术道场开始遍布大街小巷时，中国传统武术正在被边缘化。以往的亿人修习的传统武术正在没落，而大众不得不借别国的武术来体会竞赛精神。而细心观察我国武术传播的过程不难发现：武术的世界范畴内的传播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武术要发展，就应让其适应市场，不能再沿袭以往的武术文化传播制度，应使武术适应市场发展的客观需求；同时，不能再让我国武术在夹缝中求生存。因此，过度重视自我修习的武术观，是我国武术文化传播的第二个障碍。 3、重仪典、轻细节———武术文化形象力障碍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主张用传统礼节和制度来管理社会，在该类伦理理念的引导下，中国武术被看作培育人仪典和礼节的代表，它倡导无序竞争和谦和的君子作风，让所做事情有回旋空间。然而作为一类民族文化，不能让其传播流于表面。中国武术中的抱拳是进行武术切磋或武术比赛的礼节，没有硬性规定让武术比赛者要做到赛前抱拳，这只是文化惯性使然。武术切磋前的抱拳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例如谦和、尊重等都是其表现形式。然而，大家在武术竞赛中，仍然可以发现很多不受约束、不利于民族形象塑造的一部分不良习惯出现，例如：武术标志、武术着装、武术仪典都不符合标准等等。到目前为止，武术体系中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形象要求，各界武术人士正在为此不懈努力。中国武术的各类仪典都应标准化，例如：武术竞赛的宣扬观念、武术竞赛中的音乐、武术竞赛的开闭幕式都应注意一致性。而受到儒学文化熏陶的日本和韩国，在其传统的武术竞技项目中（通常指柔道和跆拳道）都有较为严苛的仪典标准。日本、韩国两国的武术项目在其热烈的竞争中都能保持礼貌，这一点是值得称道的。武术的礼节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是在竞赛中大众仍然能够发现不遵守武术道德的情况出现，也会看到参赛选手不遵守武术礼仪的现象，而武术准则中也未进行明文规定。在武术竞赛的规划过程中，武术比赛服饰的规划、场地周围广告的规划、武术竞赛中的歌曲播放等等，其民族元素还少之又少。尽管这只是细节，但却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武术文化底蕴，它对人的修养身心与道德归化有着显著的影响，也是提升武术软实力的前提和基础。举一个例子：大家在看世界杯时，自然而然地就会知晓哪队是巴西，哪队是英格兰等等，颜色标识已经显示出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武术怎样在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大环境下吸取养分，让受众感受到我国武术文化的魅力，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4、结语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时代，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的比较上愈加关键。在国内与国外的多重文化氛围下，武术文化传播阻碍较大。重正统、重仪典、重传统理念的当代武术文化，过度沿袭了老旧的武术传播体制，使得武术文化与当今时代的需求渐行渐远。这类呆板的、守旧的、一成不变的当代武术制度严重约束了武术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也降低了武术文化的感染力。 作者：马渤 单位：成都体育学院 文化软实力论文:文化软实力下廉政文化论文 一、当前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作为民办高校文化软实力优秀要件的廉政文化建设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违规办学、买卖生源、权钱交易等严重问题日益凸显，亟待加强改进。 （一）党风廉政工作比较滞后众所周知，民办高校采用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导致了党组织失去了对民办高校有关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力，进而影响了对民办高校党风廉政工作的精心指导。受此负面影响，出现了一些认识误区：一是认为民办高校的优秀任务是招生、教学和就业，而党风廉政工作可有可无，与学校的成长发展关系不大，这导致了党风廉政工作流于形式，走过场。二是认为民办高校的党风廉政工作纯属于纪委的内部事情，不具有强制性和法律约束力，学校其他部门仅仅是协助参与，这导致了无法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这些错误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党组织的影响力及渗透力都不强，党风廉政工作比较滞后，无法充分发挥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建设水平。 （二）廉政文化创建活动薄弱廉政文化创建活动，是各高校党组织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由于廉政文化创建活动提出时间不长，加之缺乏一整套科学的规划体系，导致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部门配合不够到位。大多数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缺乏统一的领导，虽然有纪检部门牵头，明确了各部门的配合任务和相应职责，然而，在开展工作时，执行部门往往都是消极被动地推进。二是太注重形式。有一些民办高校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往往太注重形式、不重视内容，没有体现出民办高校的特色和品牌，导致了一些活动缺乏针对性，没有充分考虑到大学生群体的迫切需要，无形中导致了他们对廉政文化创建活动的反感和排斥。三是各项支持力度不够。当前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因为涉及民办高校的整体文化建设，因此，就迫切需要各部门的大力支持。然而，在工作推进中，往往会出现相关制度配套不完善、创建专业人员队伍薄弱，物质与资金保障滞后等问题发生。 （三）师德风范出现良莠不齐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民办高校的教师队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除了以往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以外，还有各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的兼职人员、海归人员、校际的交流人员等，这些人员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环境的不尽相同、学历达标率不是很高、整体素质和水平令人担忧，导致了他们的师德风范出现了良莠不齐，严重影响了教师教学科研和为人师表的光辉形象。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少部分教师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没有真正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崇尚权钱交易，功利主义倾向非常明显，尤其是在职称评定、争先创优和科研申报等活动中。从长远来看，这是得不偿失的，不仅与师德风范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还玷污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辉形象，更严重影响到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长远发展，对提升民办高校的文化软实力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四）反腐倡廉体系有待完善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民办高校，虽然从财务方面对学院各部门的监管比较到位，减小了具体经办人员从中谋取私利的可能。但是，腐败往往与权力相伴相随的，尤其是具有最高决策权力的董事会成员。在这种模式下，因为缺乏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导致投资方决策权过于集中，监督权形同虚设，使得民办高校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教育的公益性和方向性受到严重挑战。同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一方面还要防止投资方压缩教育投资，把获得的利润用在其他方面，损害职工与学生的切身利益，更要防止投资方因其他问题而变相转移资产。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学院各部门负责人利用手中权力以权谋私，导致乱招生、买卖生源、权钱交易等不法行为发生，这不仅败坏了民办高校的崇高社会声誉，还从根本上扭曲了民办高校办学的价值取向，更损害了民办高校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二、文化软实力下加强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工作的贯彻落实，不仅可以全方位地加强民办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还可以构建起安全、健康、和谐的校园环境，更可以彰显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 （一）大力加强党风廉政机制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建立起由学院党委统一领导，纪检部门组织协调，其他部门通力协作的领导机制和协调机制，定期通报相关情况，交流成功经验，研究问题和制定相应对策。二是要努力构建起纵向有领导、横向有沟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立体网络，形成学院上下人人参与、齐抓共建的良好工作格局。三是要坚持在党员干部中有序开展和宣传“廉洁自律”教育，不断强调廉政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并告诫党员干部，要时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好廉洁自律表率，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光辉形象。 （二）逐步推进廉政文化创建活动作为民办高校，一是将廉政文化活动纳入思政课体系,大力推进廉洁教育进课堂、进头脑，并通过走访座谈、演讲辩论、调查报告等形式引导大学生增强廉洁意识。二是把廉政教育纳入党校培训,通过充实党课内容、开展积极分子培训班等形式，加强对学生干部、学生党员等学生骨干的督促学习，增强他们廉政教育的针对性。三是充分利用橱窗、校报、网站、电子屏等载体，并通过开展观看廉政警示教育片、教育大学生要诚信做人等活动，大力加强对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宣传，保证在整个校园形成浓郁的廉政文化氛围。 （三）全面强化教师师德风范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加强机制建设。在廉政文化建设中，不仅要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还要建立和加强监督机制，对违反师德风范的教师要进行必要的惩处，从而把廉洁教育贯穿到师德建设的各个环节。二是要强化廉政宣传。要充分发挥媒体联动的优势，在氛围营造上下功夫，大力宣传在廉政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高校教师的工作全貌，为全面强化师德风范建设发挥积极影响。三是要抓好先进典型。在师德风范建设中，大力宣传先进典型教师的模范带头作用，把廉政意识理念制度化并渗入到每位教师的一言一行中，进而促进教师师德风范意识的提高。 （四）完善廉政文化长效机制建设作为民办高校，一是要完善领导体制建设。这就要求全面加强民办高校的制度建设，形成以依法治校为优秀的制度机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并严格执行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健全领导班子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同时，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体制，完善治理结构，形成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二是要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在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上，要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严格干部任用程序，完善领导干部职务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等机制，形成领导班子成员分工定期调整，人财物等权力集中的重点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定期轮岗交流的制度等。三是要加强各种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民办高校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基建、后勤、招标、招生等民主监督制度，真正提高校务公开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 作者：章锐单位：宿迁学院计算机科学系 文化软实力论文:我国软实力与政治文化传播透视论文 论文摘要:在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为世界瞩目的今天，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必须和硬实力的增长相协调相促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的增强有赖于广泛的传播，尤其是政治文化传播。在众多跨文化传播内容中，政治文化传播对于软实力的提升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当代中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经济是基拙，政治是保障。 论文关键词:软实力跨文化传播政治文化传播 一、软实力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概念，按照他的观点，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位置—正如约瑟夫·奈所言，“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软实力”的一系列研究，在提升各级主体综合实力问题上启迪着人们的新思维。 “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 “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并认真谋划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美国学者克莱因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有名的“国力方程”，把“战略目标”与“国民意志”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战略目标”还是“国民意志”，都是极其复杂的无形因素，也可称为软实力，难以用静态标准来衡量。另一位美国学者斯拜克曼把民族同质性、社会综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都视为软力量。英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库伯则认为，合法性是软实力的优秀要素。 综上所述，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所指的就是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等软要素。两者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区别。它们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和协调。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在当前全球化浪潮、信息革命和网络时代的大潮下，硬实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软实力则具有超强的扩张性和传导性，超越时空，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综合国力的竞争和博弈将决定一个国家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排序。由于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日增，世界主要大国在注重硬件的建设之时，也十分重视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各种软实力间既相互竞争较量，又相互诱导吸引、融合。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势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大力推行其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这就是以硬实力为依托扩张软实力的例子。早在170年前，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指出，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国则靠精神力量进行压制，连人们的意志它都想征服。2003年是美国硬实力展示最充分的一年。布什政府在新保守派的主导下，企图依靠超强的硬实力，通过“先发制人”等强力手段，重塑世界秩序，却使美国的软实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和侵蚀，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都觉得美国“越来越陌生”。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的开国元勋汉密尔顿所说的，美利坚人“占优势的激情是雄心和私欲”。 根据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软实力资源。第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政治理念中儒家的仁政与王道思想。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王道与霸道的划分，王道就表现为软实力，霸道则表现为硬实力。王道的思想如天人合一、以德服人、为政以德、内圣外王等都是应该加以借鉴，发扬光大，古为今用的。第二，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包括汉语、书法、国画、京剧、武术、古典文学、民族音乐、传统的手工艺、园林建筑、饮食文化、中医中药等等，都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的奇葩。第三，新中国以来建立的政治资源。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国两制、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国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等的思想，以及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科学发展观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要想充分利用第一、三方面的软实力资源，就应该从政治角度出发进行跨文化传播，扩大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政治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考虑到不同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切实有效地利用现代传播手段，面对国际社会塑造好中国形象，提升中国软实力。 二、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成长的历史文化现象，更是国家软实力提升途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的增强有赖于广泛的传播。跨文化传播在全球化的现代背景下变得更加频繁，地位也日益凸显。 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SI)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概念。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拉里·萨默华给跨文化传播下的定义是: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传播，这种不同足以改变传播事件。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和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与沟通。纵观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文化的分化和整合一直在不断进行，社会文化的分化使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沟通产生困难;与此同时，不同文化群体间相互协调的整合，使全球性的文化交流有了可能。在全球传播科技的推动下，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文化交流、精神交往更加频繁，通过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的策略和技巧，消除文化差异、增进了解、相互适应实现跨文化传播的传播效果。 在跨文化传播中，要使传播效果与预期的保持一致，传播者就要首先认识到传受双方在文化上存在的差异，然后认真分析这些差异的特性，之后根据这些既定的差异调整自己的传播方式，以使传播的信息能为对方准确理解。即传播者要对自己的信息以另一种文化的方式编码，然后这另一种文化中的受传者就能以相同的方式对其进行解码，从而保证信息的畅通传播。当然，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也可以是受传者改变文化视角，采取与传播者相同的文化方式对信息进行解码，同样也能保证信息的有效传播。一般来说，要使跨文化传播得以成功进行，需要传播者主动采取适应差异的文化改变，因为传播者是带着既定的传播目标的，为了信息不被偏差地理解，传播者就要学会根据文化差异调整自己的传播策略。这也正是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所在。 跨文化传播以大众媒介为主导，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全球媒介图景比以往更加复杂。跨国媒介和国内媒介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在共同争取世界范围内的受众。伴随着这一趋势，近年来，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得到了各部门的重视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音不断增强。有关对国际传播的研究成果也日渐为我国对外传播所借鉴，其中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 三、政治文化传播 在众多跨文化传播内容中，政治文化传播对于软实力的提升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当代中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障。经济在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也要得到传播。 政治文化研究途径的开创者、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做出了经典概括:“政治文化应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文化具有传播的属性，文化的传播促使了国民之间的交往日益紧密。“传播乃是文化的本质。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传播就是文化的实现”。(SJ(pI 20(政治文化也不例外，政治文化传播这个领域必须不断适应生产和发送政治讯息的传播技术的变化，适应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以及政治文化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传播媒介向外推行自己的政治立场、政策、观点及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从而更有效地进行对外政治宣传，树立和推广本国的形象。 综上所述，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对于积极影响国际舆论，树立国家良好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有着重要作用，那么中国政治文化传播内容有哪些，又该如何进行呢? (一)中国政治文化传播内容。 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软实力资源，其中政治文化部分可分为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和现当代的中国政治文化。 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有三大精华:忠于国家的优患意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古代中国通过科举制度为少数人开通了仕途。这反映在政治文化上，便是培养形成了一部分士人忠于道义、忠于国家的优患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能够在外界的压力面前，注重自己的志向和气节，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下有道，以道循身;天下无道，以身循道”。不可否认，这些敢于坚持自己志向、气节的士人是古代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忠于道义、忠于国家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气节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 道德治国首先强调的便是君主的修身，强调个人品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于是，个人修养与个人品质如何就成为政治行为成败的重要因素。普通人如此，君主就更是如此，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家贪决，一国作乱，其机如此”。 民本理念即在政治统治中重视民的作用，把民看作为政之本。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成时期和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民的问题具有突出的地位，出现了“富民”、“养民”、“教民”、“爱民”、“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吏为民役”等各种关于民的思想。中国早在周代就有“怀保小民”的意识。儒家始祖孔子有“君以民为体”之说，孟子认为“民为贵，社被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对他的侍从讲“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尤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力量迅速凝聚，经过顽强的武装斗争，最终推翻清王朝乃至中国数千年皇权专制统治。这一胜利，对于摧毁传统政治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深刻、尖锐、激烈地抨击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所有方面，如皇权专制理念、顺民臣子意识、纲常伦理文化、愚昧落后观念等等，是对以往革新派力图全面超越传统政治文化努力的继承，并且有明显的发展，这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变过程中，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这种政治文化的求实精神和创新意义有助于人们在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变中，正确对待西方的政治文化成果，并注意把外来文化因素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尽管他们的结合努力可能是不令人满意的，甚至于最后也遭受了失败，但却为人们后来正确思考和实践这一问题，积淀了重要的思想质料。 然而，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还是存在缺陷的。从根本上讲，其缺乏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这种根本性的缺陷，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对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认识不清，并最终导致其政治上的失败。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存在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这决定了其无法完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变的历史重任。正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五·四”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文化(即所谓新学的思想)，虽然“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但是，由于这种政治文化存在着上述致命缺陷，所以“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僵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顶汹这一任务的完成，必须寄托在新的、用先进的政治文化理念武装起来的社会阶级身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中国农民阶级结成紧密联盟并与其他一切革命和进步阶级阶层结为广泛统一战线的中国工人阶级。中国现代化下一个阶段中政治文化的走向，最具重要意义的历史性成果，即是在中外各种政治文化的激烈碰撞之中，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 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依然具有指导意义，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同时现当代的中国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发展模式，更是值得向全世界进行传播，与全世界共同分享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二)如何进行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首先，树立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观念。 南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骆思典表示，中国的日益发展，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但是在国际社会，发自中国的声音依然微弱，单凭奥运会、神舟系列飞船升空等重大新闻来获取国际注意力，赢得国际关注还远远不够。我们要向国际社会传播我们的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要从思想上重视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树立政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掌握传播的主动权，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公务员之家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美国之所以迅速崛起，是因为美国的国家观念与美国的社会观念得到了完整吻合。国家倡导的一系列普世价值观与在美国社会中推广的基本理念高度统一，国家的意志得以通过大众的意愿得到顺畅地、自觉地贯彻执行，而且大众的心理对于国家意识形态也产生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由此可以推理，中国的政治文化要被西方接受，就需要国家不仅从官方角度进行倡导和推广，还要加强民间文化交流，充分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手段，使中国政治文化的生产方式、传播渠道、发展模式、覆盖领域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对内可以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总要求，对外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新环境。 其次，研究西方受众心理，制定相关传播策略。 人们在接受跨文化传播的内容时，通常会进行感知的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以及选择性记忆，对信息的选择表现为同质间的传播明显比异质间的传播更为有效。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认为，当陌生人进人到群体中时，他必须放弃他的一些个性，与群体的普遍性保持一致，才能达成意义的分享。 我国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为了取得更为理想的传播效果，就需要充分考虑到受传国家和民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因为，跨文化传播的受众是来自于不同国家，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和中国千差万别。如果沿用对国内受众的传播手段，推广我国的政治文化，必然会遭到失败。所以我们要因人而异，深人研究国外受众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分区域分文化对待，善于综合利用现代传播技巧，拓宽传播途径，利用新式传播媒介，从多个角度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传播，减少“说教”色彩，避免“灌输”口吻，增强中国政治文化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针对国际受众，制定传播本土化策略—使传播者所创制的文本，在符号表达方式上与文本解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相一致;在思维方式上与文本解读者的思维方式比较相近;在心理上与文本解读者能够形成某种契合;在时间、空间特别是利益上与文本解读者接近。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使传播变为传通、使感知层次上升为理解层次、使交流变为共享。 再次，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注重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现在，我们的物质产品已经遍布世界，但精神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还很有限。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既是传播中国政治文化的需要，也是重塑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需要，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需要。 利用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打破西方主流媒体的垄断，摆脱任由西方评说的被动境地，掌握传播主动权。依靠国际传播体系的规模效应，增强对外政治文化传播的信息数量和信息密度，实现中国政治文化声音的有效落地。依托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主动设置议题，加强正面引导，回应国际关切，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不断扩大影响国际舆论的成效，弘扬中国政治文化精神，体现中国政治文化价值观念。 在构建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过程中，跨文化传播人才是关键所在。人才是提升我国软实力、传播政治文化的基础，精通中国政治文化又善于表达的复合型人才是中国政治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枢纽，掌握现代文化传播技术的专业人才是中国政治文化跨文化传播的助推器。因此注重培养政治文化方面的跨文化传播人才是优化我国政治文化对外传播、提升我国软实力的必由之路。 文化软实力论文:浅谈旅游文化软实力研究论文 摘要：旅游软实力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指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认同和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中国古代有过很好的旅游软实力。西方现有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彰显文化主体性是构建我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优秀工作。当前应从重建旅游实践美学、重组旅游产业结构、再造旅游管理理论等方面入手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文化；旅游软实力 1旅游软实力的定义与功能 “软实力”一词来源于英文“SoftPower”，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教授在研究国际关系时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称为“硬实力”，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软实力”，即“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种软实力来源于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对外政策的吸引力，可细分为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这一见解，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刷新了国情、国力和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快受到各学科学者的青睐。 国内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中引入软实力概念“始于2004年，研究重点集中于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评价软实力的构成和作用”，其着力点在于如何以区域和产业的软实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旅游学界，陈雪钧和李莉研究了“旅游企业的软实力问题”，杨积芳和陆林研究了“饭店的软实力比较”。综观这些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焦虑，即以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来研究相应的软实力问题，忽视了约瑟夫·s·奈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发展所隐含的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软实力是目的，硬实力为软实力服务，软实力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理论逻辑链条，影响了研究的进路设计；二是尺度模糊，忽视了软实力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大尺度研究工具，其中文化软实力应应用于可标签的文化区域，体制软实力应应用于独立的政治与政策区域的事实，将其等同于一般竞争理论，甚至用于单个企业的竞争研究，造成了研究的空疏。因此，以建设国家或区域软实力为目标，从旅游产业的总体层面来研究旅游中的软实力问题，是比较恰当和可行的。 旅游产业的国际和区际竞争归根结蒂是国家和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国家和区域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旅游产业中都会有所反映。在组成软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系统的边界基本重合，属于旅游产业的可控因素，将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组成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极有学术生长力的新概念；而体制软实力的系统设计高于旅游产业的控制范围，一般只能将旅游产业放在对外政策中的对外旅游政策下研究；因此，本文讨论的旅游软实力特指既定旅游对外政策下，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文化软实力，它包括相应的心理、制度、器物和习俗。 旅游具有招徕远人的力量，是可以产生国际和区际影响力的产业。旅游产业可以利用人的三种深层欲望及其组合来获得元发性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影响力，它们分别是脱序的诱惑、怀旧的伤感和追慕的欣喜。一个地方一旦凸显了某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常常会在相应旅游细分市场上自我完形、持续积聚。 旅游软实力并不等同于旅游影响力，尽管它是旅游影响力的来源之一。笔者认为，旅游软实力是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并将其导向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而旅游影响力还可以来源于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割裂、误读、曲解、污化乃至隔离，这些对旅游者的单向度满足，一旦干预目的地的日常生活，极可能激发主客双方的反感与冲突，导致旅游产业的波动和旅游影响力的崩塌。旅游影响力中，只有旅游软实力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是多赢协调可持续的一种。长久以来，有经验的旅游目的地领导已经体会到由设置旅游宣传议程和旅游文化言说框架而产生的旅游软实力，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中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资产，其中一些资产是无形的，如文化承传、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些则是器物的，如地理景观及气候、城乡建设及服务、生活条件及商品、文化产业及产品。旅游目的地究竟应设置何种旅游宣传议程，凸显哪些资产，不仅需要通过对主客双方作深度田野调查找到均衡点，更需要旅游目的地领导从重建目的地日常生活意义的高度，经过深刻的权衡，最终做出选择。 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的自诉和好客态度的表白。在旅游产业竞争中，能产生旅游软实力的自诉往往具有相同的哲学结构：即本体论上更为理想的人生状态，以启发跨文化消费的反思性；认识论上更为真实的对话机制，以彰显跨文化消费的社会性；价值论上更为开放的多元维度，以容纳跨文化消费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目的地在旅游开发时要发掘自身有魅力日常生活资源，呈现以自身的文化吸引力为优秀的整体形象，有效满足游客对目的地日常生活的体验。 一个地区如果早已建立起为游客向往的日常生活形象，天然就具有了强大的旅游软实力，如西欧、北美、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则主要通过旅游宣传构建了使游客支持其日常生活的旅游软实力，如马尔代夫，2009年10月17日的一次“水下内阁会议”，在启动了旅游热潮的同时，激发了人们从生态危机的厄运中托起这个珊瑚礁岛国的努力；再如“好客山东”和“活力广东”的旅游主题口号，前者负载着齐鲁礼仪之邦的文化传承和北方文化的豁达豪爽，后者表达了岭南得风气之先、只争朝夕、舍我其谁的无穷动感，它们既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准确定位了该地区的旅游形象。 2中国古代旅游软实力的结构与建构模式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旅游软实力的概念，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却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大概从西周开始，地方精英常常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赋予“风水学”上的神奇定位，并广为传扬。如洛阳宣称自己为天下“土中”，庐山认定自己指配南斗星座，为地上“南际”，古徽州六邑则津津乐道“休宁蛇、歙县狗、黟县蛤蟆、绩溪牛、祁门猴子、婺源龙”的风水属号。而大概从南朝开始的“洞天福地”、“北京十景”、“西湖十景”等的评选，承继儒家从田园诗、山水诗、山水画发展到日常生活景观化的审美情趣，至迟到南宋已普及南北各地。从那时起，风景评选和旅游诗词几乎成为各地府志、县志、乡志、村志的必备栏目。“风水学”和日常生活景观化分别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方面交融互渗，将旅游目的地的日常生活价值和旅游宣传价值有效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空间及其竞争规范和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力量。 建构性力量来自中国传统旅游者，其运行机制可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34年(1607～1640)的游历生活，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29年，所到之处都是当时的著名景区，侧重于搜奇访胜，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名僧、高道及他们的徒弟等文化精英。后期的5年，着重地理考察，探访寻常游人不至之处，重在考察岩溶地貌的表面现象、构造和特征、探索水源以及修正前人的论断与记载，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樵夫、牧人、担者、马夫、洗衣妇、钓鱼童子、书生、官僚、地主等普通居民。《徐霞客游记》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旅游者追慕、占有和创新旅游文化空间的全过程。它契合旅游软实力的言说框架，与旅游目的地本身的努力相互嵌入、螺旋推进，共同形成了一种罗曼蒂克化的文化习得、文化试炼、文化确认和文化建构模式。 3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结构与建构模式的问题 在西方，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夺取了政权，接收了封建主和教会的许多地产和文物。如何处理这些财产?经过短暂争论，革命者遵循启蒙运动的思想指导建立起城市公园和博物馆。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得以创立，旋即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开放的，它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有闲阶级的，一股兴建大饭店、摩天大楼等接待性、景观性炫耀建筑的热潮风靡欧美城市。适应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跨时代转变，西方旅游从中世纪追寻非日常生活资源的宗教朝觐过渡到了世俗的“大旅游”时代。日常生活的进步与旅游文化空间的扩张似已完美融合，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 然而，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模式存在问题，问题出在与非西方接触时。在非西方的地盘上，西方人的身份之一是旅游者，大多数西方旅游者却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把非西方当成了由他们自由建构的他者。“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游记作家约翰·缪尔”，缪尔的游记把非西方描述成文明的对立物，是无主的“荒野”，是西方人避居和隐退的所在，是他们体验孤独、鼓舞信仰、再造激情后重返西方的地方。在这个由西方人建构起来的旅游文化空间中，几乎完全剔除了当地人的主体地位，将非西方目的地转换成了西方的文化飞地。 以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地区为例。缪尔之前，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认为，旅游区中的印第安人应该“身着传统服饰，骑着野马追风逐电……直至永远”。缪尔与印第安人接触后，发现印第安人无法也无意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便提出，“印第安人与所处的原野和鸟兽不协调，应该被驱赶出去为白人旅游业的发展让路”。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公众普遍接受了这种“荒野”观，他们容忍乃至推进了以1964年美国《荒野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颁行。这些政策和法律专注于西方人的旅游权，完全无视土著的固有权利，将荒野定义为“人类只作为过客而不会永久居留的地区”，并依法将印第安人迁出保护区，把他们与保护区隔离开来。然而，迁走了印第安人的“荒野”却必须用财政资金来维持。包括印第安保护区在内，“1996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财政预算为11.8亿美元，到2006年增至22.49亿美元，十年间翻了一翻，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多美元，还依然缺口很大。”印第安保护区的这种设立方法，已引起部分美国学者的反思。 另一个案例出现在菲律宾。菲律宾北部伊富高省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上，历经当地人2000余年的开发，形成了数万公顷壮观的水稻梯田生态系统。1995年，伊富高梯田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景观，一时名声大噪，成为菲律宾北吕宋地区最主要的旅游区。在伊富高传统文化中，山顶的森林覆盖区为梯田区涵养水源，是严禁踏入的优秀保护地带，具有神圣的宗教地位，属于公共财产；中间的灌木林带为梯田区调节和分注水源，还能生产柴草、花果等林产，是次一级的保护地带，有相对模糊的产权界定，属于准公共财产；再往下的梯田部分为生产和生活区，自古就有精细的产权界定，属于私人财产。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按照西方专家制定的方案，梯田部分被定为不容改变的保护区，梯田区内，当地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因触动西方专家口中的“原生态”而被高度怀疑。而山顶森林覆盖区和中间的灌木林带不属于保护区，西方专家在那里规划建设了完备的旅游设施，强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市场运作获得了这些旅游设施，并且经营着它们，当地人则因“素质太低”而被排除在外。砍伐山顶森林覆盖区的木材，制作成传统稻神木雕卖给游客，几乎成了当地人唯一的副业。然而，即使终日制作木雕，一个伊富高家庭每月也只能获得大概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的收入。此后，伊富高梯田生态系统快速恶化，青年人大量外流，梯田面积锐减。西方专家提出，症结在于“人口太多，导致梯田出产的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同时又在于“劳动力太少，使得25％至30％的梯田荒废”。期间，社区精英为应对危机，部分改种经济作物及蔬菜以重振当地经济的努力，又因遭到西方专家的激烈指责而搁浅。一系列事件不断掏空当地经济基础，耗散当地人的宗教信念，折损社区精英的社会资本，“当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被破坏殆尽”，社区团结几近崩溃。 2001年，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2007年，也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1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菲律宾政府，如果不在两年内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伊富高水稻梯田，该遗产将被除名。西方专家要求菲律宾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主要包括，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和执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然而，早在2002年，菲律宾政府已经撤销了成立于1995年的“国际梯田委员会”和稍后成立的“巴纳维水稻梯田组”，2002年以后已没有对应的政府管理结构在实际负责伊富高梯田事务。西方专家既要防范当地居民，又要抵制社区精英，还要对阵当地政府，除了西方旅游者支持他们，他们在与一切人为敌的过程中心力交瘁。 历经2000余年的开发，伊富高人创造了水稻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十余年间水稻梯田便濒临全面危机。症结何在?2007年，伊富高议员索罗门·库噶拉沃对尾随西方专家组前来采访的中国记者说：“如果世界遗产委员会为了保护原始景观而让伊富高人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会答应。我们不能像博物馆陈列古董似地陈列原始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发展，需要与现代社会同步。梯田是伊富高人的骄傲，它是我们文化与传统的根。目前，原始农业生产无法满足伊富高人的物质需求，因此我们不得不忽视甚至放弃梯田。”他表示，“欢迎世遗委员会保护梯田，但同时，应该允许当地发展经济，向现代化迈进。” 印第安人的遭遇和伊富高人的遭遇分别反映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西方直接控制范围内和直接控制范围外以及强势政府背景和弱势政府背景下，西方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的运行机制和它对非西方旅游软实力的颠覆作用。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发掘出三层隐含着的意义：第一，西方旅游者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目的地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 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也违反了追求帕累托改善的旅游软实力博弈模型，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第二，西方内部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中隐藏得极好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延伸到西方以外时便暴露了出来。而各种需要大量财政预算和外来补贴才能生存的“原生态”景区，是有闲阶级将公共资源偷换为自己的休闲资源，并绑架公共税金的产物。第三，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后现代景观理论可能走得太远，东方不可能绕开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现代化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现代景观主题。过犹不及，后现代景观理论极可能正在导致另一种基于理论认同的主体错位、权力错配和话语暴力。 4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迷茫 当前，我国正处于1840年以来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复杂就复杂在，“中国民众之所以产生普遍而强烈的空虚感和各种莫名焦虑甚或无意义等感受，是与现代意义上主体性自我经验的实践场景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严重些说，中国人其实既没有整体文化自我意识，也没有属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并开始反感西方文化在自身实践场景，包括旅游文化空间中的殖民，却又无法精准切割现代化、西方化和民族文化身份等宏大叙事，我们迷失在各种西方话语、传统“国学”和消费社会的丛林中，丢失了整体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不能自信地回答“人格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等文化主体性问题。 文化主体性是旅游软实力之议程设置和言说框架的前提，没有文化主体性便不可能自信地托出有说服力的日常生活资产；也不可能自如地叙述理想的人生状态，彰显真实的对话机制和开放的多元维度；更不可能自主地设立旅游文化空间的结构性安排，以有效保障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和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中，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并非心怀鬼胎，欺骗他们的是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在这～模式中，西藏是创世以来未曾扰动的神域，有三两个人寂的僧人坐在石头上发呆，深蕴其中的脱序感、怀旧感和追慕感令人神往。然而如此“原生态”的环境中，居然有人修铁路、盖楼房、建水坝，怎不令人愤懑?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集合了印第安保护区事件中“赶走这个，迁走那个”的残暴和伊富高梯田事件中“应该这样，只能那样”的蛮横。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批判西方“原生态”理论时所揭露的文化“法西斯主义渊源”，在2008年奥运圣火风波中作了一次集中的表演。然而反躬自省，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如此茫然、反击如此无力?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也不在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而在于我们自己缺失的文化主体性和迷茫的旅游软实力。我国旅游业“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事业任重而道远。 5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文化主体性构建 从样式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不是民粹样式的，而是指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并在将五千年文明、五十六个民族积淀的真知灼见运用于当下时，能够对其不同于和不适于当前实践的部分进行重构的见识与能力，它讲求和而不同，是自信、理性、包容、激情、本能和反思的综合体，它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与旅游软实力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是旅游软实力的前提条件。 从生成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非悬空虚置、坐而论道的概念，而是在实践中的历史生成。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总是处于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之中，自始至终在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机制与结构模型之间起着减压阀与均衡器的作用。我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三次“真理在外”的文化主体性震荡期：第一次是，春秋延至西汉的儒学背景的，认为现实龌龊，真理在“郁郁乎周”的时期；第二次是，晋延至唐的佛教背景的，真经在西天的时期；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延至当下的救亡图存、崛起复兴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期。前两次，文化主体性之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机制运行良好，直接促成了民族文化包括旅游文化的结构性升级。当前这次挑战最大、程度最深，也最需要各个学科包括旅游学界的持续关注。 6强化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学术研究也是对未来的预见、构建与规范，是为人类社会立法”，我们应当在科学总结古今中外的旅游软实力经验，深刻揭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真实的知识、科学的理论洞察和把握极为复杂的旅游现象，找到有效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6.1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夯实旅游软实力的价值基础 旅游软实力的本源是旅游者“尝试他种人生的深层欲望”，旅游软实力的本体是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旅游软实力的本质是为旅游目的地所采取的一种旅游实践美学，是旅游目的地所标签的价值观念系统相对于旅游发生地的吸引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修正旅游者的文化偏好。当前，我国旅游的价值吸引力不足，因此，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提升价值吸引力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基础。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标举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首先是建设旅游文化心理的民族品格，反映中华民族应对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和审美问题的伟大成就和文化遗产；其次是展现旅游文化心理的时代品格，反映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审美方式；第三是表现旅游文化心理的理性品格，反映中华民族统筹兼顾、合情合理、包容开放、亲善和谐、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 (2)把握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整合国内与国际两个圈层的旅游文化价值共识。在国内应主要采用文化自觉式整合，即努力促进国内旅游主体、介体和客体对旅游文化价值的高度自觉和自主向心。在国际应主要采用文化对话式整合，即通过旅游人员、旅游组织、旅游宣传、旅游学术间的对话、讨论、交流、沟通、辩论和批评找到正确的契合点。同时也不偏废文化管理式整合，对错误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要进行教育引导，对反动和腐朽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则进行规劝警告并依法处理。 (3)确保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首先是要掌握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机制。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大致可分为5个具有因果特征、系统特征和链条特征的环节，即适应性消费、逻辑性消费、价值性消费、参与性消费和超越性消费，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应着眼于超越性的维度，着手于适应性的维度，着力于打通5个环节，建立可控制的产品消费结构。其次是要区分市场，突出重点。旅游文化产品的细分市场高度发育，其设计应避免脱离实际的概念炒作和简单笨拙的套用抄袭，针对重点市场作有格局、有新鲜感和冲击力的产品设计，建立有主题的产品消费诉求。第三是把日常生活审美融入旅游文化产品设计的全过程，凸显旅游文化产品的原真性，以真实打动人，以真实养成人，建立有情愫的产品消费体验。 6.2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产业基础 旅游软实力是旅游产业强国的精神之本，旅游产业强国是旅游软实力的动能之源。综观国外旅游产业近年来的实践，如明确具有软实力意图的日本“观光立国政策”，我们清楚地看到，至少在主题策划、产品组织、文化营销、政策建议这4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主体都是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我国旅游业的情况则不尽理想，在这4个领域中，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均没有起到创新主体的作用，而仅仅是创新活动的一个环节而已，旅游软实力主体动能明显不足。从这个角度看，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保障。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推进战略重组，打造具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旅游集团。美国有运通公司、日本有交通公社、英国有四大旅行社，这些大的旅游集团实现了全产业链开发和纵向整合，可以对产业资源进行多重开发、多重利用、高度共享和跨国经营，能有效影响目的地国的旅游产业形态，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世界级的旅游集团，改变这种状况，需按照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形成全产业链和纵向整合的原则进行战略重组，逐步实现由国内发展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并尽快建立旅游跨国公司，打造投送旅游软实力的有效渠道。 (2)启动精细分工，培育具有文化原始创新力的旅游企业。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在于，旅游企业过于散、弱、小，业务功能分工不发育，各企业自己包办生产过程的所有中间环节，因而效率低下、缺乏文化原创能力。我们应该按业务功能的层次分工重新设计旅游业产业结构。现阶段的重点是，创建由非赢利性的旅游研究单位，专业的旅游策划、融资、营销公司和专门的旅游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服务于旅游企业”的旅游企业，同时加强行业组织的建设。形成宏观与微观、务虚与务实、理念与操作、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具有层级性和差异性的产业分工结构，培育旅游软实力的创新主体。 (3)注重新兴业态，引领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增强对新兴业态的项目操作能力，抢占行业先机，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利用新兴业态市场大、覆盖面广、文化信息密集、跨国界流行等特征，实现旅游软实力的有效传播。同时加强旅游文化衍生产品和伴生产品的开发，在在线旅游、旅游商品、旅游出版物、旅游节事、影视作品等领域形成强大的生产销售能力，共同推进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 6.3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 中国传统旅游文化“天人合一”的和谐优美和西方后现代旅游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理性深沉，向我们展示了高度自觉、充分自律，激动人心的旅游精神，然而，在消费社会、大众旅游的当下，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和推广，如果一厢情愿地把它们当摹本，就不可能准确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首先，旅游的认知功能已大大削弱，现代传媒已构筑起信息透明、读图时代的“水晶世界”，占有一控制一创造的经典旅游认知链条已经翻覆，直至简略为单纯的在场感。其次，旅游的交往功能也遭遇封闭，在“顾客就是上帝”、旅游者被呵护备至、事事有人代劳、处处为旅游从业人员包围的短暂假期中，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真实的社会交往已被压缩至极限。第三，旅游的娱乐功能正面临挑战，在休闲产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旅游几乎是最佳休闲方式，具有娱人耳目、充实身心的相对优势，然而当下无所不在的网游、流行音乐、夜总会、选秀、八卦新闻正将神经亢奋、感官刺激和人性隐私发掘到极致，它们的娱乐功能远较旅游有声有色和方便密集。而建筑在认知功能、交往功能和娱乐功能之上的多元反思的“涵化功能”，更似早已退出旅游者的心灵，“未必能发挥‘灵魂’作用了”。旅游者与目的地的关系变得轻浅和隔膜，旅游软实力似已失去凭借陷入困境。 要摆脱旅游软实力的时代困境，必须修复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功能。然而，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信奉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这与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必须“巧妙而大量耗费时间”的内在要求相悖。我们必须反思旅游文化、旅游产业和旅游理论中的悖论问题，发掘学术张力，进而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 (1)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之间的悖论与张力。曾经，人们将旅游产业理解为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介体或渠道，目的地的日常生活资源就是旅游资源。实际上，旅游产业早已深层介入城乡发展，驱动着城乡面貌、城乡时空功能、城乡时空结构的快速变迁。在那些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资源价值结合得好的地方，旅游软实力的发展就好，相反就不好。从这个意义上看，杭州西湖拆除景区围墙、免费开放事件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价值，并没有引起旅游管理学界的足够关注；而以财政资金资助部分景区免费开放的政策所蕴含的理论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文地理学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感受的大量调查成果和旅游人类学关于原始真实和舞台真实的大量理论成果，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怎样整合、融合和契合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优秀工作。公务员之家 (2)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之间的悖论与张力。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源”与“传”的流向问题。在旅游策划中：社会事件是源，对社会事件的旅游开发是传；社会事件第一性，旅游开发第二性；社会事件是有无的问题，而旅游开发是有效性的问题。典型的如奥运旅游、世博旅游、民俗节事旅游等。以奥运旅游为例，我国旅游产业与韩国、澳大利亚、希腊的同行相比，旅游策划能力十分逊色。而策划旅游是指为开发旅游而策划社会事件，如旅游节事、“哈利路亚山”事件、“宜春，一座叫春的城”事件等。这方面我国旅游产业提供了大量案例，我国旅游管理学界对这些案例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足。如何提升旅游策划水平，优化策划旅游能力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3)旅游产业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悖论与张力。1978年，旅游业成为我国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行业。此后20年是我国以政府为主体发展旅游业的时期，亦可表述为由接待型向事业型过渡。1997年，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了“旅游业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其特征是产业型与事业型并存，这是我国对旅游产业同时具备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基本定性。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不但重申了旅游产业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存的性质，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目标。然而，我国现有旅游管理理论中，存在偏废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的问题，不但通行教材中几乎是空白，研究论文也较少，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甚至已落后于国家政策。加强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强化旅游软实力，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根本环节。 7结语：从旅游软实力出发建设旅游学科的期盼 旅游软实力既是重大的文化实践和产业实践问题，也是旅游学科建设的前沿问题。由于经济学跨区消费学说未及深掘旅游产业比较优势的内涵，更难以突破其理性经济人假说，故而未能将其旅游关注从跨区消费的外在形态提升到跨文化消费、跨人生消费的内生层面。旅游学的研究者往往专注于《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所列的旅游资源，并仰仗旅游者需求调查或旅游意象调查。然而，旅游资源权数所反映的实力，以及为满足旅游者需求、对接旅游者旅游意象而做的种种出奇、出位、出格的旅游项目建设的效果总是与其预想断裂。旅游软实力拎出了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的一般均衡模型，指出了以主为主、多元对话的实践路径，可以作为重构旅游学的基础。我们期盼着我国旅游学者摒弃经济学、市场学和遗产学中那些不适宜旅游部门的单边主义和绝对主义教条，共同探索从旅游软实力出发的旅游研究新范式，构建以人类跨文化消费动因研究为基础，对跨文化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做整体把握，进而为规划与干预提供理论指导的旅游基础理论，拿出社会服务的具体图纸；同时，摆脱旅游学被放在其他学科下研究的现状，构建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学术平台，彻底扭转旅游学缺乏方法论基础和优秀理论的尴尬境遇。 文化软实力论文:旅游文化软实力提升研究论文 摘要：旅游软实力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指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认同和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中国古代有过很好的旅游软实力。西方现有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彰显文化主体性是构建我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优秀工作。当前应从重建旅游实践美学、重组旅游产业结构、再造旅游管理理论等方面入手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文化；旅游软实力 1旅游软实力的定义与功能 “软实力”一词来源于英文“SoftPower”，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教授在研究国际关系时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称为“硬实力”，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软实力”，即“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这种软实力来源于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对外政策的吸引力，可细分为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这一见解，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刷新了国情、国力和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快受到各学科学者的青睐。 国内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中引入软实力概念“始于2004年，研究重点集中于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评价软实力的构成和作用”，其着力点在于如何以区域和产业的软实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旅游学界，陈雪钧和李莉研究了“旅游企业的软实力问题”，杨积芳和陆林研究了“饭店的软实力比较”。综观这些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焦虑，即以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来研究相应的软实力问题，忽视了约瑟夫·s·奈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发展所隐含的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软实力是目的，硬实力为软实力服务，软实力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理论逻辑链条，影响了研究的进路设计；二是尺度模糊，忽视了软实力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大尺度研究工具，其中文化软实力应应用于可标签的文化区域，体制软实力应应用于独立的政治与政策区域的事实，将其等同于一般竞争理论，甚至用于单个企业的竞争研究，造成了研究的空疏。因此，以建设国家或区域软实力为目标，从旅游产业的总体层面来研究旅游中的软实力问题，是比较恰当和可行的。 旅游产业的国际和区际竞争归根结蒂是国家和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国家和区域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旅游产业中都会有所反映。在组成软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系统的边界基本重合，属于旅游产业的可控因素，将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组成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极有学术生长力的新概念；而体制软实力的系统设计高于旅游产业的控制范围，一般只能将旅游产业放在对外政策中的对外旅游政策下研究；因此，本文讨论的旅游软实力特指既定旅游对外政策下，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文化软实力，它包括相应的心理、制度、器物和习俗。 旅游具有招徕远人的力量，是可以产生国际和区际影响力的产业。旅游产业可以利用人的三种深层欲望及其组合来获得元发性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影响力，它们分别是脱序的诱惑、怀旧的伤感和追慕的欣喜。一个地方一旦凸显了某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常常会在相应旅游细分市场上自我完形、持续积聚。 旅游软实力并不等同于旅游影响力，尽管它是旅游影响力的来源之一。笔者认为，旅游软实力是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并将其导向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而旅游影响力还可以来源于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割裂、误读、曲解、污化乃至隔离，这些对旅游者的单向度满足，一旦干预目的地的日常生活，极可能激发主客双方的反感与冲突，导致旅游产业的波动和旅游影响力的崩塌。旅游影响力中，只有旅游软实力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是多赢协调可持续的一种。长久以来，有经验的旅游目的地领导已经体会到由设置旅游宣传议程和旅游文化言说框架而产生的旅游软实力，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中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资产，其中一些资产是无形的，如文化承传、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些则是器物的，如地理景观及气候、城乡建设及服务、生活条件及商品、文化产业及产品。旅游目的地究竟应设置何种旅游宣传议程，凸显哪些资产，不仅需要通过对主客双方作深度田野调查找到均衡点，更需要旅游目的地领导从重建目的地日常生活意义的高度，经过深刻的权衡，最终做出选择。 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的自诉和好客态度的表白。在旅游产业竞争中，能产生旅游软实力的自诉往往具有相同的哲学结构：即本体论上更为理想的人生状态，以启发跨文化消费的反思性；认识论上更为真实的对话机制，以彰显跨文化消费的社会性；价值论上更为开放的多元维度，以容纳跨文化消费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目的地在旅游开发时要发掘自身有魅力日常生活资源，呈现以自身的文化吸引力为优秀的整体形象，有效满足游客对目的地日常生活的体验。 一个地区如果早已建立起为游客向往的日常生活形象，天然就具有了强大的旅游软实力，如西欧、北美、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则主要通过旅游宣传构建了使游客支持其日常生活的旅游软实力，如马尔代夫，2009年10月17日的一次“水下内阁会议”，在启动了旅游热潮的同时，激发了人们从生态危机的厄运中托起这个珊瑚礁岛国的努力；再如“好客山东”和“活力广东”的旅游主题口号，前者负载着齐鲁礼仪之邦的文化传承和北方文化的豁达豪爽，后者表达了岭南得风气之先、只争朝夕、舍我其谁的无穷动感，它们既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准确定位了该地区的旅游形象。 2中国古代旅游软实力的结构与建构模式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旅游软实力的概念，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却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大概从西周开始，地方精英常常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赋予“风水学”上的神奇定位，并广为传扬。如洛阳宣称自己为天下“土中”，庐山认定自己指配南斗星座，为地上“南际”，古徽州六邑则津津乐道“休宁蛇、歙县狗、黟县蛤蟆、绩溪牛、祁门猴子、婺源龙”的风水属号。而大概从南朝开始的“洞天福地”、“北京十景”、“西湖十景”等的评选，承继儒家从田园诗、山水诗、山水画发展到日常生活景观化的审美情趣，至迟到南宋已普及南北各地。从那时起，风景评选和旅游诗词几乎成为各地府志、县志、乡志、村志的必备栏目。“风水学”和日常生活景观化分别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方面交融互渗，将旅游目的地的日常生活价值和旅游宣传价值有效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空间及其竞争规范和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力量。 建构性力量来自中国传统旅游者，其运行机制可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34年(1607～1640)的游历生活，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29年，所到之处都是当时的著名景区，侧重于搜奇访胜，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名僧、高道及他们的徒弟等文化精英。后期的5年，着重地理考察，探访寻常游人不至之处，重在考察岩溶地貌的表面现象、构造和特征、探索水源以及修正前人的论断与记载，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樵夫、牧人、担者、马夫、洗衣妇、钓鱼童子、书生、官僚、地主等普通居民。《徐霞客游记》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旅游者追慕、占有和创新旅游文化空间的全过程。它契合旅游软实力的言说框架，与旅游目的地本身的努力相互嵌入、螺旋推进，共同形成了一种罗曼蒂克化的文化习得、文化试炼、文化确认和文化建构模式。 3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结构与建构模式的问题 在西方，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夺取了政权，接收了封建主和教会的许多地产和文物。如何处理这些财产?经过短暂争论，革命者遵循启蒙运动的思想指导建立起城市公园和博物馆。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得以创立，旋即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开放的，它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有闲阶级的，一股兴建大饭店、摩天大楼等接待性、景观性炫耀建筑的热潮风靡欧美城市。适应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跨时代转变，西方旅游从中世纪追寻非日常生活资源的宗教朝觐过渡到了世俗的“大旅游”时代。日常生活的进步与旅游文化空间的扩张似已完美融合，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 然而，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模式存在问题，问题出在与非西方接触时。在非西方的地盘上，西方人的身份之一是旅游者，大多数西方旅游者却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把非西方当成了由他们自由建构的他者。“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游记作家约翰·缪尔”，缪尔的游记把非西方描述成文明的对立物，是无主的“荒野”，是西方人避居和隐退的所在，是他们体验孤独、鼓舞信仰、再造激情后重返西方的地方。在这个由西方人建构起来的旅游文化空间中，几乎完全剔除了当地人的主体地位，将非西方目的地转换成了西方的文化飞地。 以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地区为例。缪尔之前，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认为，旅游区中的印第安人应该“身着传统服饰，骑着野马追风逐电……直至永远”。缪尔与印第安人接触后，发现印第安人无法也无意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便提出，“印第安人与所处的原野和鸟兽不协调，应该被驱赶出去为白人旅游业的发展让路”。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公众普遍接受了这种“荒野”观，他们容忍乃至推进了以1964年美国《荒野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颁行。这些政策和法律专注于西方人的旅游权，完全无视土著的固有权利，将荒野定义为“人类只作为过客而不会永久居留的地区”，并依法将印第安人迁出保护区，把他们与保护区隔离开来。然而，迁走了印第安人的“荒野”却必须用财政资金来维持。包括印第安保护区在内，“1996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财政预算为11.8亿美元，到2006年增至22.49亿美元，十年间翻了一翻，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多美元，还依然缺口很大。”印第安保护区的这种设立方法，已引起部分美国学者的反思。 另一个案例出现在菲律宾。菲律宾北部伊富高省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上，历经当地人2000余年的开发，形成了数万公顷壮观的水稻梯田生态系统。1995年，伊富高梯田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景观，一时名声大噪，成为菲律宾北吕宋地区最主要的旅游区。在伊富高传统文化中，山顶的森林覆盖区为梯田区涵养水源，是严禁踏入的优秀保护地带，具有神圣的宗教地位，属于公共财产；中间的灌木林带为梯田区调节和分注水源，还能生产柴草、花果等林产，是次一级的保护地带，有相对模糊的产权界定，属于准公共财产；再往下的梯田部分为生产和生活区，自古就有精细的产权界定，属于私人财产。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按照西方专家制定的方案，梯田部分被定为不容改变的保护区，梯田区内，当地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因触动西方专家口中的“原生态”而被高度怀疑。而山顶森林覆盖区和中间的灌木林带不属于保护区，西方专家在那里规划建设了完备的旅游设施，强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市场运作获得了这些旅游设施，并且经营着它们，当地人则因“素质太低”而被排除在外。砍伐山顶森林覆盖区的木材，制作成传统稻神木雕卖给游客，几乎成了当地人唯一的副业。然而，即使终日制作木雕，一个伊富高家庭每月也只能获得大概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的收入。此后，伊富高梯田生态系统快速恶化，青年人大量外流，梯田面积锐减。西方专家提出，症结在于“人口太多，导致梯田出产的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同时又在于“劳动力太少，使得25％至30％的梯田荒废”。期间，社区精英为应对危机，部分改种经济作物及蔬菜以重振当地经济的努力，又因遭到西方专家的激烈指责而搁浅。一系列事件不断掏空当地经济基础，耗散当地人的宗教信念，折损社区精英的社会资本，“当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被破坏殆尽”，社区团结几近崩溃。 2001年，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2007年，也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1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菲律宾政府，如果不在两年内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伊富高水稻梯田，该遗产将被除名。西方专家要求菲律宾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主要包括，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和执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然而，早在2002年，菲律宾政府已经撤销了成立于1995年的“国际梯田委员会”和稍后成立的“巴纳维水稻梯田组”，2002年以后已没有对应的政府管理结构在实际负责伊富高梯田事务。西方专家既要防范当地居民，又要抵制社区精英，还要对阵当地政府，除了西方旅游者支持他们，他们在与一切人为敌的过程中心力交瘁。 历经2000余年的开发，伊富高人创造了水稻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十余年间水稻梯田便濒临全面危机。症结何在?2007年，伊富高议员索罗门·库噶拉沃对尾随西方专家组前来采访的中国记者说：“如果世界遗产委员会为了保护原始景观而让伊富高人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会答应。我们不能像博物馆陈列古董似地陈列原始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发展，需要与现代社会同步。梯田是伊富高人的骄傲，它是我们文化与传统的根。目前，原始农业生产无法满足伊富高人的物质需求，因此我们不得不忽视甚至放弃梯田。”他表示，“欢迎世遗委员会保护梯田，但同时，应该允许当地发展经济，向现代化迈进。” 印第安人的遭遇和伊富高人的遭遇分别反映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西方直接控制范围内和直接控制范围外以及强势政府背景和弱势政府背景下，西方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的运行机制和它对非西方旅游软实力的颠覆作用。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发掘出三层隐含着的意义：第一，西方旅游者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目的地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也违反了追求帕累托改善的旅游软实力博弈模型，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第二，西方内部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中隐藏得极好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延伸到西方以外时便暴露了出来。而各种需要大量财政预算和外来补贴才能生存的“原生态”景区，是有闲阶级将公共资源偷换为自己的休闲资源，并绑架公共税金的产物。第三，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后现代景观理论可能走得太远，东方不可能绕开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现代化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现代景观主题。过犹不及，后现代景观理论极可能正在导致另一种基于理论认同的主体错位、权力错配和话语暴力。 4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迷茫 当前，我国正处于1840年以来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复杂就复杂在，“中国民众之所以产生普遍而强烈的空虚感和各种莫名焦虑甚或无意义等感受，是与现代意义上主体性自我经验的实践场景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严重些说，中国人其实既没有整体文化自我意识，也没有属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并开始反感西方文化在自身实践场景，包括旅游文化空间中的殖民，却又无法精准切割现代化、西方化和民族文化身份等宏大叙事，我们迷失在各种西方话语、传统“国学”和消费社会的丛林中，丢失了整体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不能自信地回答“人格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等文化主体性问题。 文化主体性是旅游软实力之议程设置和言说框架的前提，没有文化主体性便不可能自信地托出有说服力的日常生活资产；也不可能自如地叙述理想的人生状态，彰显真实的对话机制和开放的多元维度；更不可能自主地设立旅游文化空间的结构性安排，以有效保障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和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中，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并非心怀鬼胎，欺骗他们的是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在这～模式中，西藏是创世以来未曾扰动的神域，有三两个人寂的僧人坐在石头上发呆，深蕴其中的脱序感、怀旧感和追慕感令人神往。然而如此“原生态”的环境中，居然有人修铁路、盖楼房、建水坝，怎不令人愤懑?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集合了印第安保护区事件中“赶走这个，迁走那个”的残暴和伊富高梯田事件中“应该这样，只能那样”的蛮横。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批判西方“原生态”理论时所揭露的文化“法西斯主义渊源”，在2008年奥运圣火风波中作了一次集中的表演。然而反躬自省，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如此茫然、反击如此无力?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也不在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而在于我们自己缺失的文化主体性和迷茫的旅游软实力。我国旅游业“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事业任重而道远。 5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文化主体性构建 从样式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不是民粹样式的，而是指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并在将五千年文明、五十六个民族积淀的真知灼见运用于当下时，能够对其不同于和不适于当前实践的部分进行重构的见识与能力，它讲求和而不同，是自信、理性、包容、激情、本能和反思的综合体，它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与旅游软实力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是旅游软实力的前提条件。 从生成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非悬空虚置、坐而论道的概念，而是在实践中的历史生成。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总是处于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之中，自始至终在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机制与结构模型之间起着减压阀与均衡器的作用。我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三次“真理在外”的文化主体性震荡期：第一次是，春秋延至西汉的儒学背景的，认为现实龌龊，真理在“郁郁乎周”的时期；第二次是，晋延至唐的佛教背景的，真经在西天的时期；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延至当下的救亡图存、崛起复兴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期。前两次，文化主体性之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机制运行良好，直接促成了民族文化包括旅游文化的结构性升级。当前这次挑战最大、程度最深，也最需要各个学科包括旅游学界的持续关注。 6强化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学术研究也是对未来的预见、构建与规范，是为人类社会立法”，我们应当在科学总结古今中外的旅游软实力经验，深刻揭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真实的知识、科学的理论洞察和把握极为复杂的旅游现象，找到有效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6.1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夯实旅游软实力的价值基础 旅游软实力的本源是旅游者“尝试他种人生的深层欲望”，旅游软实力的本体是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旅游软实力的本质是为旅游目的地所采取的一种旅游实践美学，是旅游目的地所标签的价值观念系统相对于旅游发生地的吸引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修正旅游者的文化偏好。当前，我国旅游的价值吸引力不足，因此，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提升价值吸引力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基础。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标举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首先是建设旅游文化心理的民族品格，反映中华民族应对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和审美问题的伟大成就和文化遗产；其次是展现旅游文化心理的时代品格，反映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审美方式；第三是表现旅游文化心理的理性品格，反映中华民族统筹兼顾、合情合理、包容开放、亲善和谐、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 (2)把握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整合国内与国际两个圈层的旅游文化价值共识。在国内应主要采用文化自觉式整合，即努力促进国内旅游主体、介体和客体对旅游文化价值的高度自觉和自主向心。在国际应主要采用文化对话式整合，即通过旅游人员、旅游组织、旅游宣传、旅游学术间的对话、讨论、交流、沟通、辩论和批评找到正确的契合点。同时也不偏废文化管理式整合，对错误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要进行教育引导，对反动和腐朽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则进行规劝警告并依法处理。 (3)确保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首先是要掌握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机制。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大致可分为5个具有因果特征、系统特征和链条特征的环节，即适应性消费、逻辑性消费、价值性消费、参与性消费和超越性消费，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应着眼于超越性的维度，着手于适应性的维度，着力于打通5个环节，建立可控制的产品消费结构。其次是要区分市场，突出重点。旅游文化产品的细分市场高度发育，其设计应避免脱离实际的概念炒作和简单笨拙的套用抄袭，针对重点市场作有格局、有新鲜感和冲击力的产品设计，建立有主题的产品消费诉求。第三是把日常生活审美融入旅游文化产品设计的全过程，凸显旅游文化产品的原真性，以真实打动人，以真实养成人，建立有情愫的产品消费体验。 6.2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产业基础 旅游软实力是旅游产业强国的精神之本，旅游产业强国是旅游软实力的动能之源。综观国外旅游产业近年来的实践，如明确具有软实力意图的日本“观光立国政策”，我们清楚地看到，至少在主题策划、产品组织、文化营销、政策建议这4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主体都是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我国旅游业的情况则不尽理想，在这4个领域中，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均没有起到创新主体的作用，而仅仅是创新活动的一个环节而已，旅游软实力主体动能明显不足。从这个角度看，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保障。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推进战略重组，打造具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旅游集团。美国有运通公司、日本有交通公社、英国有四大旅行社，这些大的旅游集团实现了全产业链开发和纵向整合，可以对产业资源进行多重开发、多重利用、高度共享和跨国经营，能有效影响目的地国的旅游产业形态，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世界级的旅游集团，改变这种状况，需按照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形成全产业链和纵向整合的原则进行战略重组，逐步实现由国内发展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并尽快建立旅游跨国公司，打造投送旅游软实力的有效渠道。 (2)启动精细分工，培育具有文化原始创新力的旅游企业。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在于，旅游企业过于散、弱、小，业务功能分工不发育，各企业自己包办生产过程的所有中间环节，因而效率低下、缺乏文化原创能力。我们应该按业务功能的层次分工重新设计旅游业产业结构。现阶段的重点是，创建由非赢利性的旅游研究单位，专业的旅游策划、融资、营销公司和专门的旅游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服务于旅游企业”的旅游企业，同时加强行业组织的建设。形成宏观与微观、务虚与务实、理念与操作、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具有层级性和差异性的产业分工结构，培育旅游软实力的创新主体。 (3)注重新兴业态，引领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增强对新兴业态的项目操作能力，抢占行业先机，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利用新兴业态市场大、覆盖面广、文化信息密集、跨国界流行等特征，实现旅游软实力的有效传播。同时加强旅游文化衍生产品和伴生产品的开发，在在线旅游、旅游商品、旅游出版物、旅游节事、影视作品等领域形成强大的生产销售能力，共同推进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 6.3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 中国传统旅游文化“天人合一”的和谐优美和西方后现代旅游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理性深沉，向我们展示了高度自觉、充分自律，激动人心的旅游精神，然而，在消费社会、大众旅游的当下，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和推广，如果一厢情愿地把它们当摹本，就不可能准确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首先，旅游的认知功能已大大削弱，现代传媒已构筑起信息透明、读图时代的“水晶世界”，占有一控制一创造的经典旅游认知链条已经翻覆，直至简略为单纯的在场感。其次，旅游的交往功能也遭遇封闭，在“顾客就是上帝”、旅游者被呵护备至、事事有人代劳、处处为旅游从业人员包围的短暂假期中，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真实的社会交往已被压缩至极限。第三，旅游的娱乐功能正面临挑战，在休闲产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旅游几乎是最佳休闲方式，具有娱人耳目、充实身心的相对优势，然而当下无所不在的网游、流行音乐、夜总会、选秀、八卦新闻正将神经亢奋、感官刺激和人性隐私发掘到极致，它们的娱乐功能远较旅游有声有色和方便密集。而建筑在认知功能、交往功能和娱乐功能之上的多元反思的“涵化功能”，更似早已退出旅游者的心灵，“未必能发挥‘灵魂’作用了”。旅游者与目的地的关系变得轻浅和隔膜，旅游软实力似已失去凭借陷入困境。 要摆脱旅游软实力的时代困境，必须修复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功能。然而，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信奉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这与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必须“巧妙而大量耗费时间”的内在要求相悖。我们必须反思旅游文化、旅游产业和旅游理论中的悖论问题，发掘学术张力，进而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公务员之家 (1)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之间的悖论与张力。曾经，人们将旅游产业理解为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介体或渠道，目的地的日常生活资源就是旅游资源。实际上，旅游产业早已深层介入城乡发展，驱动着城乡面貌、城乡时空功能、城乡时空结构的快速变迁。在那些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资源价值结合得好的地方，旅游软实力的发展就好，相反就不好。从这个意义上看，杭州西湖拆除景区围墙、免费开放事件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价值，并没有引起旅游管理学界的足够关注；而以财政资金资助部分景区免费开放的政策所蕴含的理论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文地理学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感受的大量调查成果和旅游人类学关于原始真实和舞台真实的大量理论成果，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怎样整合、融合和契合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优秀工作。 (2)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之间的悖论与张力。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源”与“传”的流向问题。在旅游策划中：社会事件是源，对社会事件的旅游开发是传；社会事件第一性，旅游开发第二性；社会事件是有无的问题，而旅游开发是有效性的问题。典型的如奥运旅游、世博旅游、民俗节事旅游等。以奥运旅游为例，我国旅游产业与韩国、澳大利亚、希腊的同行相比，旅游策划能力十分逊色。而策划旅游是指为开发旅游而策划社会事件，如旅游节事、“哈利路亚山”事件、“宜春，一座叫春的城”事件等。这方面我国旅游产业提供了大量案例，我国旅游管理学界对这些案例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足。如何提升旅游策划水平，优化策划旅游能力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3)旅游产业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悖论与张力。1978年，旅游业成为我国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行业。此后20年是我国以政府为主体发展旅游业的时期，亦可表述为由接待型向事业型过渡。1997年，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了“旅游业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其特征是产业型与事业型并存，这是我国对旅游产业同时具备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基本定性。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不但重申了旅游产业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存的性质，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目标。然而，我国现有旅游管理理论中，存在偏废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的问题，不但通行教材中几乎是空白，研究论文也较少，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甚至已落后于国家政策。加强旅游产业社会属性研究，强化旅游软实力，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根本环节。 7结语：从旅游软实力出发建设旅游学科的期盼 旅游软实力既是重大的文化实践和产业实践问题，也是旅游学科建设的前沿问题。由于经济学跨区消费学说未及深掘旅游产业比较优势的内涵，更难以突破其理性经济人假说，故而未能将其旅游关注从跨区消费的外在形态提升到跨文化消费、跨人生消费的内生层面。旅游学的研究者往往专注于《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所列的旅游资源，并仰仗旅游者需求调查或旅游意象调查。然而，旅游资源权数所反映的实力，以及为满足旅游者需求、对接旅游者旅游意象而做的种种出奇、出位、出格的旅游项目建设的效果总是与其预想断裂。旅游软实力拎出了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的一般均衡模型，指出了以主为主、多元对话的实践路径，可以作为重构旅游学的基础。我们期盼着我国旅游学者摒弃经济学、市场学和遗产学中那些不适宜旅游部门的单边主义和绝对主义教条，共同探索从旅游软实力出发的旅游研究新范式，构建以人类跨文化消费动因研究为基础，对跨文化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做整体把握，进而为规划与干预提供理论指导的旅游基础理论，拿出社会服务的具体图纸；同时，摆脱旅游学被放在其他学科下研究的现状，构建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学术平台，彻底扭转旅游学缺乏方法论基础和优秀理论的尴尬境遇。 文化软实力论文:文化软实力思路对策论文 [摘要]中国在今后对“软实力”的需求肯定将超过对“硬实力”的需求。提高硬实力相对容易，但是，提高“软实力”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许多复杂问题。文化资源丰富并不等于文化产业发达，面对这一课题，向来以历史文化资源丰富自豪的衡阳有许多工作要做。本文在论述衡阳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升衡阳文化软实力的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衡阳市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对策 一、衡阳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1.文化产业总量迅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衡阳人再次走在了时代前列，前所未有的大投入、大建设、大发展，到2005年，衡阳市文化产业单位4898个，年末从业人员3.26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2.2%，实现增加值9.98亿元，占2005年GDP总量的1.9%。2005年文化产业三个层次增加值结构为23.8：12.2：64，对当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分别为20.9%、9.1%、70%，从而为实施文化强市战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现实基础。但衡阳市文化产业市场竞争能力不强。2005年衡阳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仅为全省总量的4%（长沙占54.3%），总量偏少，规模偏小，水平偏低，综合竞争能力不强。同时，衡阳市文化产业经营方式比较单一，没有可以依托的文化产业链及文化产业龙头企业，未形成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格局，而且衡阳市目前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文化产业招商引资规模不大，总体上看，衡阳市文化产业基本上是以传统文化资源、传统工艺技术为主，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高素质人才短缺，市场竞争能力不强，这些都已成为制约衡阳市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2.文化事业的投入不断增长。近5年来，全市文化事业费总支出达50亿元，相继建成了以衡阳大剧院为代表的一大批城乡文化设施。但与文化产业强市相比，与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至目前止，衡阳市辖区内有12个县市级文化馆、10个剧团、1个博物馆、11个公共图书馆、13个档案馆、1个国家四级风景名胜区、17家电影院（正常营业的仅进步电影院）、2家电视台等文化设施，但是无一个图书出版社，除了新华书店，图书批发零售、音像批发零售大都是以个体户散户经营为主，因此，衡阳市现有的文化产业及相关产品市场结构相对单一，文化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对于拥有722.61万人口、经济总量排全省第四的大市来说，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的文化消费需求。 3.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突出旅游文化特点。衡阳市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衡阳市积极将这种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最具特点的是最初的“南岳庙会”已发展到现在的一年一度的“南岳寿文化节”，大大促进了衡阳市旅游业的发展，拉动了经济的增长。近几年，衡阳市各县先后发掘本地资源优势，如耒阳温泉；常宁印山、天堂山、西江；衡阳县岣嵝峰国家森林公园等等都为衡阳市文化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正在筹建的石鼓书院、文化墙、衡阳大剧院等项目将会更加丰富衡阳市文化产业市场。 4.抗战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精神。“弘扬抗战精神，推进率先发展，实现富民强市”等讨论与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增强了城市的竞争力和凝聚力。 5.广泛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丰富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重大节庆文化活动、群众文化活动、文化交流活动、送文化到基层活动、外来人员文化活动等五类活动广泛开展。 二、提升衡阳文化软实力的对策 1.塑造城市精神，大力弘扬新时期抗战精神，使之成为衡阳城市发展的精神品质和内在动力。丰富衡阳的城市精神——“抗战精神”。衡阳要不落伍并始终走在区域竞争的前列，就要坚持文化的自觉和人文精神的与时俱进。要推进率先发展、实现富民强市，不仅需要精明理性、内敛务实、不事张扬、稳扎稳打的精神，更需要大气开放的姿态、不屈不挠的意志、敢于创新的精神。 2.刺激衡阳市居民文化消费，大力发展衡阳市文化消费市场。当前在建立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的形势下，衡阳市应继续积极引导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在软件上，通过开展各种文化节、各类广场主题活动、各类演出、展览等活动形式提高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在硬件上，要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力度，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当年的重点工作考核。 3.在资金方面，积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目前衡阳市涉及文化产业的单位绝大部分是国有单位，靠的只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单一、有限，如果民营资本能进入文化产业市场，不仅能解决文化产业市场资金运行的“瓶颈”问题，还能大大丰富文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现有政策已许可民营资本流入的文化产业行业，市政府应予以支持，多元投入、多元发展，来拓宽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 4.塑造文化品牌，重点打响衡阳古城品牌、人文品牌、节会品牌、艺术品牌和产业品牌，以品牌提升衡阳文化知名度。一是名人品牌。利用衡阳的两大名人优势，通过政府号召，企业资助，社会募集，商业运作等形式，成功举办了蔡伦科技文化节和王船山文化旅游节。二是抗战名城品牌。以“和文化”为主题，邀请全国主流媒体和摄影家聚焦衡阳，打响英雄品牌。三是佛道教品牌。充分发挥南岳位于江南佛道教活动中心的优势，盘活佛道教资源，积极广泛地开展海内外佛教友好交流活动，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四是湖湘文化品牌。采取市场化手段筹资和经营开发湖湘文化资源。这些文化品牌确立了湖湘文化在全省的独特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借助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解读衡阳，扩大影响，让外界认识衡阳，关注衡阳，进而提升人气。 5.设文化设施，形成一批标志性文化设施，同时加强农村和社区文化阵地建设，争取所有行政村和社区建成能基本满足群众需要的文化设施。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是丰富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是体现文化建设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文化建设要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不仅要听之有音，更要观之有物，视之有形。一是打造文化精品工程。把项目统揽的理念融入文化建设，立足衡阳特色优势，通过创新招商机制，完善市场运作办法，建设具有较高品位的标志性文化设施。二是完善大众文化设施。坚持把大众性文化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整体规划，引导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力度，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高标准规划建设县乡文化中心、体育广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县文化馆，乡村图书室、文化大院等，为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搭建平台，使之成为广大干群求知的课堂，求美的窗口，求艺的乐园，求富的良友。 6.延续衡阳历史文脉，留住衡阳文化的根。衡阳地域文化源远流长，钟灵毓秀，目前市域内现有部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3处，市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12处，其中衡阳中心城区保存尚好的文物古迹有11处。尽管我们现在缺失了大量的历史遗迹，但不缺失历史的记忆。衡阳先民创造的辉煌历史和优秀文化不能在我们这一代被湮没，我们要十分珍惜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因为它们是我们的文化之脉、艺术之根。因此在旧城改造中应强调对文物古迹、历史遗存的保护，要把衡阳建设成为一个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一是整理编录衡阳近现代保护建筑名录。衡阳的近现代史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应当进行全面的调查摸底，筛选了一批近现代建筑，编录成保护名录，如衡阳火车站老站房、核二十五公司办公楼、原衡阳工学院教学楼等。二是规划建设湘江风光带为衡阳的历史文化之主脉。湘江两岸积淀了衡阳两千多年的文化，秦砖汉瓦，珠晖塔、来雁塔、浮桥公所（湘南学联）、申公馆、彭公馆、民宅一栋（沿江东路119号）、千年道观东岳观、石鼓书院、南岳第一峰、古樟公园等。对于这些十分珍贵的历史遗迹，应采取封闭性保护措施，规划了保护范围，拆迁了保护圈内的其他建筑，并决定将由古建筑和文物专家设计和维修，使其成为湘江风光带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湘江风光带既风景秀丽，又富含文化内涵，是一条有思想的体现衡阳个性的城市文化走廊，人们从湘江风光带上一系列历史建筑和文物古迹中，可以寻找和疏理到衡阳的历史文脉。 7.打造人才高地。一是引进高技术、高学历人才，特别是要引进适用于产业发展的人才，从而引领科技工作大势，引领产业发展高端；二是培养本地区急需的人才，对企业而言就是培养技术骨干，对整个工程起技术支撑作用的人才，同时提升一般员工的技术能力，使人才结构合理化；三是通过产、学、研合作，利用大专院校技术力量,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现在衡阳有三所本科院校四所高职院校。这七所学校有在校大学生6.5万人左右。不过，现在这几所高校和衡阳的发展关联度还不是很高。这几年，衡阳将在城市化建设，推动旅游业，建设科技强市、体育强市等方面下工夫，应该说这七所高校对衡阳今后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希望今后衡阳有关部门能与这些学校建立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使这些教育资源能够为衡阳发展出力。 8.设立专项资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座城市区别于另一座城市，最根本之处在于这个城市特有的文化。衡阳也有许多独特的非物质文化，是衡阳文化的“老底子”。因为传承的特殊，保护的不易，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建议衡阳市政府能否考虑给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专项保护资金，用于民间艺术资源普查、普查结果编纂、抢救濒绝的民族民间艺术、对民族民间艺术传承人的培养进行补助、举办民间艺术活动以及保护和研究这些民族民间艺术项目。 文化软实力论文:试析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 论文摘要：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相对于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而言的，指的是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凸显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价值。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应从主体建构、路径建构、内容建构三个维度着手进行。 论文关键词：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 一、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溯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主导因素，经历了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的历史嬗变。这种嬗变的显性时代标志，就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软实力”的被定格和被放大。 “软实力”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的，他指出：“一个国家构建一种情势的能力，借助于这种情势，这个国家使其他国家以与其倾向与利益相一致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的倾向，界定本国的利益。”此后，约瑟夫·奈又发表一系列论文，对软实力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和说明。在1999年发表的“chaeengeofsoftpower”一文中，他把软实力定义为：“软实力是一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它通过让他人信服地追随你，或让他人遵循某种将会促其采取你所期望的行为规范和制度来发挥作用。”在2004年出版的《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以及2006年发表的《软实力再思考》一文中，奈明确指出，一个国家软实力有三个主要源泉：“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 我国从国家战略角度提出软实力问题是在2006年。是年11月l0日，《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就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达成了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200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在《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一书中对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概念做了明确界说：“‘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软实力’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蕴含着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一样。”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国际政治格局大变化背景下的国家统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格局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对于这种充满变数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乔纳森·弗里德曼描述为：“这是一个失序乃至日益失序的时期。失序具有全球性的特征，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对它的体验却是高度个人性的：暴力在增多，对暴力的想象也在增多，对灾难、危险、疾病、艾滋病、一系列恶性谋杀、失业、破产和失去财产的恐惧日益加剧。”对于这种剧烈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学者亨廷顿称之为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国学者沈宗美描述为：“或战或和，欧美少数大国支配或争霸全球形势下的其他民族的觉醒和独立，乃是20世纪最富历史意义的世界现象。”20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格局，被世纪末的大变迁取代，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随着苏联的解体，族群分裂的过程已经变成了一个巴尔干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义的武装冲突是主要的”。进人新的世纪，国家之间的冲突，地区之间的冲突，民族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冲突的原因很多，“文化认同是我们面临的这种失序现象的优秀方面”，而“历史、语言和种族对文化认同来说，都是可能的基础，并且它们都是被社会性地建构的现实”。就我国而言，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特别是“藏独”、“台独”和“疆独”是现阶段威胁我国统一的主要因素。为了有效应对分裂祖国的威胁，必须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保证在西方价值观渗透过程中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鲜明特色 在全球化深人发展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经济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己的价值观。 弗朗西斯‘福山将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称为“福音”，将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广这种自由民主制度称为政治思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的传播：“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20年间大面积塌方。”自由民主制度“始终作为唯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经济思想领域的自由化革命正在与全球的政治自由化进程相伴而行。”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中恰有先分裂文化后分裂国家的诸多案例。在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积极、合理因素的同时，必须充分尊重差异、包容文化多样性，这是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有效应对策略。 (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日益凸显的政治合法性，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与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相呼应，许多国家内部掀起了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新高潮。亨廷顿将这种变数描述为“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推翻政府可谓易如反掌：一个连，两辆坦克，半打上校就够了。”导致这些国家政权更迭和政体变更的因素很多，但对于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同，则是一个显性的和直接的因素。“合法性作为对政治利益的一种表达”，“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试图解决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即在于同时证明政治权力与服从性”。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内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通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教育全体人民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提高国家的优秀竞争力 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文化力逐渐成为国际问的优秀竞争力。文化作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方向保证，发挥着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激励、凝聚、整合等方面的重要功能。谁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文化复兴是实现强国梦的必备条件。没有强大的文化力量，就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 (五)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的发展问题必然会凸显出来。人的发展的标志因素很多，如创造性的彰显、基本需求的被尊重和满足等。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全面小康迈进，丰富多彩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的热切愿望。“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它要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进一步加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产业化而且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状比较，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起点很低。尽管我们有历史文化积淀上的优势，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例如，没有在国际社会上形成一种流行文化，没有形成有相当影响力的主流文化，更没有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股力量文化。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管理文化、动漫产业相比较，文化软实力在我国并未形成产业意义上的竞争优势。就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言，“现在全国每年出版哲学社会科学专著近2万部，发表专业论文20余万篇。但是这中间能够被介绍到国外的东西能有多少呢?多年来，我们的版权贸易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每年出口的版权只有进口版权的十分之一，而且出口的版权绝大部分是园林、建筑、饮食、服装、古董这些东西，我们的价值观、文化、哲学社会科学理念、思想观念的东西几乎没有出口。”(要切实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必须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体问题。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体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发展文化事业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像经营军事力、经济力、资源力、科技力、信息力等硬国力那样经营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 第二，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问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建构解决的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渠道问题。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必须从各个方面努力，其中，加强广播、电视、网络在内的文化传播媒体建设是重要方面。提升国家软实力载体建构包括学校建构和社会建构。学校建构指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内容通过各级各类学校进课本、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社会建构是指通过如民族节日、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宣传历史人物、时代人物等，保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第三，关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具体内容。(1)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确保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导向。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既为文化建设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可靠的保证。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立党建国的理论基础，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⑨(2)协力构建和谐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觉。和谐文化是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3)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各种文明中独树一帜。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大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国家主体价值。(4)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不竭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必须对我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审视和反思，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大力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 文化软实力论文:提升文化软实力 打造发展新优势 摘 要：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大国争雄的角力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已成为我国 发展 的关键，应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发掘文化软实力，需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需要系统研究“和”文化，需要充分发挥 哲学 社会 科学 的作用，需要不断地进行文化创新；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政府主导和引导，加强媒体宣传，需要充分抓好文化体制改革，加速文化立法，需要注重文化产业发展，加大扶持力度，需要利用文化创意拉动相关行业发展，加入国际竞争。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提升 一 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大国争雄的角力场。当前，文化 经济 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贸易额年年攀升。发达国家强劲的文化产业更是成为文化贸易的主导力量，其文化产业普遍优于其整体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其文化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了平均在10%以上。如英国文化产业近几年的增长速度是全国经济成长率的近2倍，成为仅次于 金融 业的全国第二大产业。美国当前出口最大的已不再是农作物或是 工业 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文化——电影、电视节目、书籍、 音乐 和电脑软件等。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25%，超过了军火业。美国在世界文化市场所占的份额达到43%，欧盟达到34%，整个亚洲和南太，仅占19%，而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 三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树大，则必须要根深，根深，才能枝繁叶茂。如何扎好我们的根，不仅是文化人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需要全社会都来关注和关心的问题。构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推动、全民参与。 经济 持续多年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使得 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充分抓好文化体制改革，加速文化立法。当前，文化的创造性和活力尚未被充分释放和激发出来，相关的抑制因素仍然存在。从根本上讲，旧有的文化体制弊端还没有被彻底根除，新的文化机制还没有完全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因此，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然途径。经济体制的改革促成了我国经济“硬实力”的提升，要促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文化体制的改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当前，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应当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大局中的新的侧重点。要不断深化对文化 发展 的地位、方向、动力、思路、格局的认识，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做法、规定和体制机制性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文化与经济、 政治 、社会协调发展。 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注重文化产业发展，加大扶持力度。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要认识到文化本身也是生产力，发展文化，就是发展生产力。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衡量一国对外贸易能力甚至是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制定文化发展的产业化战略在当前就显得非常重要和紧迫。我们应抓紧时机，争取在较短的时间里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文化产业体系，并根据形势需要及时升级换代。 文化软实力论文: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助推学校文化发展繁荣 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助推学校文化发展繁荣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在全面分析当今文化发展的形势和任务，认真总结我国文化发展的实践经验，为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做出的又一重大决议，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体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组成部分，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能有效的“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有助于切实推进学校文化的发展繁荣。 一、充分认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意义，进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共同创造出了自强不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支柱。其中，学校教育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倡导者和发展者。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的战略，把文化建设始终放在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推动了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使全民族的思想品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虽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文明的冲突和交汇频繁，文化在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的地位凸显。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求还不完全适应，不能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面临一些新的问题：文化发展体制亟需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明显；基层文化的发展落后；文化人才的缺乏……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必须抓紧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方向，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注重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坚持改革开放，推动文化体制的创新。 二、体育文化软实力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提高学校受教育者基本素质的重要方面 体育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文明一样历史悠久，“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 体育文化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体育文化形态，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文化形态。体育的本质功能在强身健体，促进个体的身心和谐；其衍生功能为体育在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中是基础、是源泉。“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文化交流日益风靡的背景下，体育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衡量标准，是国家、民族无形的精神支柱。体育文化软实力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中，以其强势的影响力发挥着标杆效应，以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具有品牌联动效应。因此，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加强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三、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推进文化发展繁荣，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根据国际关系中的综合实力等理论，体育文化软实力应包括：体育文化凝聚力、体育文化吸引力、体育文化创新力、体育文化融合力、体育文化影响力等。当今世界体坛的话语权掌握在欧美国家中，中国在世界体坛中还缺乏足够的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权，而软实力从根本上说为文化的影响力。中国虽是体育大国，但还不是体育强国。因此，必须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发展繁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按照邓小平理论所指出的方向，要“从娃娃抓起”，要从基础教育入手，全面实施和推进素质教育。 （一）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的认识，发展我国体育文化建设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从我国体育文化事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入手，从我国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现实出发，提出具体的整改措施，循序渐进的进行。 （二）深化体育改革发展的政策导向作用 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是推动我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根本保障。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增强需充分认识国际国内环境，从体育文化软实力的自身发展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出发，创新体育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 （三）发展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保持我国体育的优秀竞争力 体育大国的基础因素为强大的竞技体育。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竞技体育的传统项目存在优势项目结构失衡，严重影响我国竞技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加快竞技体育的发展，扶持竞技体育中的弱势项目，不断提高我国竞技体育的优秀竞争力，开拓竞技体育发展的新局面。 （四）加大体育文化事业的投入 加大体育文化事业的投入是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前提和保障，是全民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我国在体育基本设施方面不均衡，区域、城乡差距大，阻碍全民参与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从多种渠道筹集资金，为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 《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原则是体育与文化、与教育均衡发展。可见，文化蕴于体育，体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增强体育文化软实力，拓宽体育文化对外交流渠道，增强我国体育在世界体坛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 文化软实力论文: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原则 ［摘要］我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有硬实力的支撑，还必须依靠文化软实力的运作。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遵循五条原则：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以驾驭当今文化层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从而确保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的独特内涵，重塑我国在全球背景中的文化身份；坚持文化创新原则，这样才能保持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才能使文化具备辐射力与感染力；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不仅要与外会通，积极发展，博采众长，还要正视我国多民族、多习俗的现实，整合内部资源；坚持人本原则，这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的主体原则，即要以人为主体，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战略方针。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文化创新；民族文化；人本原则。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是无形的国土；文化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资源，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更是生产力的先导。所以，我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有硬实力的支撑，还必须具备文化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即文化软实力。 发展文化软实力不仅能为国家软实力建设奠定基础，也能为国家硬实力的增强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撑；它不仅事关一个民族的国际形象，也决定了全球化背景中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结合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背景，从价值取向上讲，中国文化软实力主要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导航、支撑先进的本土文化体系建设、为国家永续发展提供原动力、保障民族凝聚力、国民创造力的源泉五大功能。鉴于此，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相应地遵循以下五条原则。 一、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 在现今时代，世界形势日趋多变，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潮也层出不穷，文化多元是人们不可回避的现实情况。多元文化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有利于文化的融合和完善，有利于消除片面认识、极端认识；另一方面，不同层次的文化的沟通有可能带来思想层面的混乱，有可能对弱势文化带来被覆盖的危险，对民族文化的自主性也是一个挑战。 在这个多元的文化环境中，文化帝国主义也逐渐浮出水面，文化帝国主义，其实质就是西方世界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武器的征服。相对于武器或暴力统治，文化的控制和渗透更能摧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心灵壁垒。从意识形态入手达到征服的目的，具有隐秘性和无形性等特点，会使民众自发地屈从。西方文化的渗透在某种程度上会模糊人们的主权意识。在当今社会，与武力征服紧密相连的文化侵略几乎已经找不到舞台了，但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形态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的扩张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文化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并且这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应该是开放的、全面的。面对复杂的形势，我们应该用以简驭繁、以一领多的原则驾驭文化层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文化本身是一个系统，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在文化多元的背景中，一元化能否引领多样化便成为和谐社会的文化标志。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一元化指导思想，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社会的稳定、和谐并存，既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又有明确的文化主导思想。 “一个健全的文化体系，必有一个中心思想，在文化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兼容并包，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必须确立一个主导思想，藉以保证政治上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同时又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藉得保持思想上的活跃、学术上的繁荣”[1]337，348。 我国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功的历史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一元化指导思想的重任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胜任。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是指导我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但马克思主义决不能仅仅是纸面上生硬的表述，而是植根于实践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了经典作家的文字、语句，是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符合并能真正指导我国实践的先进思想。因此，只能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引领时代的进步，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 罗素称，不管对于中国还是人类，文化问题都是根本，他把文化视为决定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的第一要素。罗素的观点具有极深的意蕴。文化在无形中影响人们的行为，当文化导向发生变化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将发生相应改变。在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可以说就是这个社会的时代精神象征，“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35。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不仅关系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和谐，也关系到我国的政治体制的运行。所以，“以一领多” 是我们在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时必须坚守的原则，而且是优秀原则。 二、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 在牢固一元化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才能确保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独特内涵。文化是立国之根本，尤其是在这个文化价值冲突日益加剧的环境中，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精神家园的前进方向，正是中华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只有发展文化软实力才能重塑我国在全球背景中的文化身份。 在目前多元文化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渗透的情况下，民族文化的崛起显得相当关键，任何一种自主的文化都是建立在本国文化传统之上的，失去了这个优秀，也就失去了一国精神的根本，“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3]152。推进文化创新、发展文化软实力要紧抓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充分利用好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内涵，积极创新，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发挥出传统文化的优势和独特之处，使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散发出新的光芒。 我国目前已经面临着外来文化冲击、吞噬我国传统文化等问题，面对我国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的危机，许多人开始探求西学，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是，面对外来文化，如果全盘否定自己的民族文化，一味地去追随模仿，丧失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就会带来整个民族精神的泯灭，从而也就带来民族独立性的消失。文化不自主，就有可能成为丧失民族特性与独立性的文化殖民地。 费孝通先生在1998年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时提出：“在中国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才能谈得到让人家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在文化传统上说，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么长久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去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4]而且，他进一步阐释到：“文化自觉，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要‘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可以说，强调文化自觉的前提首先是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再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不同民族的文化都做到“文化自觉”的层次，才真正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 从我国的历史来看，我国的民族文化具有坚持主体性的先天优势。虽然我国经常处在一种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之中，也经常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非常巨大的，但中华民族没有在这种情形下丢失自己的文化，反而是将各种文化纳为己有，加以改造和创新，并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从中国以往历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量最为伟大。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由其伟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若干领邦外族，而融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5]7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坚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坚持文化创新原则。 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柔性的影响力和征服力，从根本上讲，就是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生存力与创新力的综合体现。创新力是其他实力的基础，也是最能体现文化软实力价值取向的构成要素，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软实力也可以称为文化创新力或文化创造力。文化创新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根本途径，构建构文化软实力应以文化创新为主导战略，只有文化自我创造、自我创新，才能保持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才能使文化具备辐射力与感染力。 我国目前建构文化软实力固然有许多优势之处，比如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文化资源，市场经济的完善有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文化发展战略也成为新的战略着眼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等等。但是，目前我国建构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劣势也不容忽视，比如文化倒灌现象严重，文化产业发展滞后，优秀价值观引领性欠缺等等。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文化整体创新力不够，文化创新习性不足，以至于传统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致使文化理念的影响力不足。 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1]251，创新既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又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文化创新力不够，不仅会妨碍文化自身的发展，还会影响到民族先进性与国家创新力的提升。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文化自身的长久发展而言，全面照搬、机械继承带来的危害不亚于对它的全盘否定和彻底背叛。文化创新是文化内在创造性的自我转化。一方面，面对多元文化，我们可以汲取各家之长；另一方面，应通过文化自身的创造性，让文化不断提升，以适应并引领时代的进步。 创新离不开对自身的扬弃，扬弃不是简单的摒弃、抛弃，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是对自我的锻造和重塑，扬弃是在保留原来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的继承和提高，内含更新、创造之意。扬弃既有对消极因素的抛弃，也是对事物中积极元素的肯定和鼓励。无论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发展我们的指导思想，都需要扬弃的精神贯穿始终，“扬弃力包含在文化的传承、交流、融合与创新的全过程中，体现在各个环节的张力上”[6]404。扬弃显示了事物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冲力，坚持扬弃代表着突破了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是事物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 扬雄曾经说道：“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太玄》）。“不因不生”说明我们不能忘记传统，“不革不成” 说明必须不断创新。文化繁荣、创新之时，也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时期，是国家创新力与竞争力的积累时期。培育和促进文化的创新性不仅是建构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创新时代的内在要求，更是一个民族与文化持续发展的要求，只有努力营造文化的创新性内涵，才能从本质上促进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为民族国家的进步提供不竭的动力。 四、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 如果说坚持文化创新原则，是从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时间维度来讲的，那么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则是从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空间维度着手的。在现今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建构文化软实力不仅要积极创新、自我扬弃，还要与外会通，站在平等、交流、整合的平台上，积极发展，博采众长，处理好借鉴和独创的关系。会通，就是对各种联系进行融会贯通，是联系之上的再联系、联系之中的优联系。世界是一张普遍联系之网，事物通过彼此间的相互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为了更好地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我们应该站在整体观的角度看世界，对事物的联系、变化、发展都清清楚楚，实事求是地加强联系有助于促进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为了使中国文化软实力向积极的方向发展，除了必不可少的联系之外，还应将所有联系的方面整合起来、将各种信息优化组合、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加以综合运用，这就是会通的过程。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魅力。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首先要正视我国多民族、多习俗的现实，整合内部资源，统一在中华文化的大框架之下。能把我国各民族统一在一起的因素不是其他而是文化、文明，如果没有文化在起作用，国家就被会经济、地理、环境等等要素割裂开来。其次，要正确地对待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传其先进。在中华文化能够完全兼容的情况下，对西方先进的优秀的文化加以吸收、借鉴。建构文化软实力，在以本国文化为主体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提高文化的包容性，做到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在对待西方文化时，有两种态度是错误或者有害的：一种是全盘西化，认为西方文化绝对先进，应该把西方文化全盘移植我国；一种是夜郎自大，认为我国文明源远流长，我们的文化是优秀文化，漠视甚至蔑视其他国家的文化特点和长处。费孝通先生提倡“文化自觉”的目的之一是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就要求在坚持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促进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融通和交流，更快更好地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扬弃。 坚持整合会通的原则，旨在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合一处、相辅相成地互动式共享提升。这是一个协调并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离不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建设，同时也离不开其它文化的助推，以协调并举为基本点，才能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使主导文化发扬光大。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引导和凝聚其他多元文化向自身靠拢。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以一种文化为主导，其他多元文化为辅助的和谐文化之局面。 五、坚持人本原则。 以人为本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主要的治国方略之一，“今天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7]。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使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普遍认同感和满意感，从而达到思想上的协调统一，最大规模地将人心凝聚起来，进而推动和谐社会积极构建。 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也必须坚持人本原则。一方面，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人创造的，人是文化的主体；另一方面，文化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重要特征。文化与人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主体原则，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必须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主人，以人为主动力[8]15。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在全社会形成重视人、尊重人、培养人的社会风气，以人为主体，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战略方针。 以人为本，必须将人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从整个生态链的角度上看人的作用和位置，看人的终极目标和关怀。首先要认识到人在自然中的关键作用，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恰当位置。马克思认为从本原上看，“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看，自然界的物质交换活动是社会的基础；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看，人的活动不能超越自然所能接受的限度，不能违反自然规律。 在以往的观念中，既有人类中心论也有自然中心论，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当从“类”的角度去研究人时，人类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人处在自为状态，人与自然在互补的平台上相互作用，这克服了人类个体中心主义，有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坚持人本原则，并不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建构文化软实力，也应站在生态和谐的立场上，才能从根本上做到人本原则，达到人的本质与外界环境的一致性。 文化软实力论文:试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些思考 论文关键词:文化软实力　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　建设 论文摘要:文化也是生产力。一直以来，我们对文化的认识存在偏差，认为它是经济、政治的附属物。事实上，文化产业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发展意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手抓文化事业的繁荣，一手抓文化产业的发展，把两者统一起来。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是党总结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充分反映了对当今时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发展方位的科学把握，体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我们应站在世界文化的制高点，更加主动地承担起传承文化、繁荣文化的历史责任，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也是生产力 所谓“软实力”，根据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解释，就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它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外交政策和机构体制的吸引力。我国历代思想家及明君贤臣都高度重视国家软实力，认为要实现国家的意志和赢得他国的尊重，应当行“王道”而弃“霸道”;解决与他国的冲突，强调“以德服人”、“攻心为上”。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优秀部分，为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政策提供价值观基础。如果广义地理解文化这个概念，把它解读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的话，那么“国家软实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由于文化软实力的重大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纷纷调整文化政策，制订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在“知识经济高地”进行战略竞争的同时，又在“文化经济高地”展开了新一轮竞争与博弈。 文化也是生产力。一直以来，国内对文化的认识存在偏差，“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大大贬低了文化的地位。把它视为经济、政治的附属物。事实上，现在的文化不仅可以唱戏，而且还能唱经济大戏。据测算，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3%，而美国的占比高达25%，日本达到20 %，欧洲平均在10%到15%。中国是一个有着上千年文明历史的文化大国，但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化产业。诬髓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文化已经成为国家优秀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十分看重文化的巨大作用，千方百计壮大本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在新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高扬自己的文化理想，尽快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优势。 大力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关键 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而这一切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优秀价值的认同。任何一个国家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都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优秀价值体系。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13亿人口的大国，各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差异很大。随着我国经济成分、组织方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人们的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多变的发展新趋势。多元主要反映在政治信仰上选择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的人数增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也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等主张和观点。多变主要反映在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化频率加快，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意识不断产生、不断更新，各种流行文化、时尚消费层出不穷;人们的价值选择经常变化，人们思想文化的兴趣爱好、关注点和兴奋点的转移频繁。面对这种情况，靠什么引领整合多元多样的社会思想意识，最大限度地形成广泛的思想共识呢?必须靠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也就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如果没有这样的优秀价值体系作统领，就会失去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就会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我们要把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作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任务，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主要途径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发展意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手抓文化事业的繁荣，一手抓文化产业的发展，把两者统一起来，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文化事业是公益性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事业，它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益性文化建设，拓宽服务渠道，健全服务网络，不断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加大了这方面的投人。从内容到机制体制方面都有很大创新。全国文化事业经费年均增长22.5 % 。“十五”期间基本实现“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目标，“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基本实现“乡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目前，全国共有县以上公共图书馆2799个，文化馆3217个，博物馆1722个，文化站37384个，社区、村文化室137665个。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目前已整合的数字资源达到68tb，辐射上亿人口。公益文化事业正在成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但毕竟公益文化事业的覆盖面还不够，还必须加大投人，进一步推进创新，使我国的文化事业能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 文化产业是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大力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推动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是满足不同层次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有效途径。目前，在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 %，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共占4%。中国面临的发展形势很严峻。发展文化产业一方面我们要深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因为只有新的文化创意才能将现有的资源变成知名的文化产品。尤其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化资源并不具有唯一性和独占性，只要有新的创意，任何文化资源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比如中国有花木兰传说、有西游记故事，但这些都被美国人、日本人的创意变成了知名品牌和可观的经济效益。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张扬本土文化精神应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面对汹涌发展的文化市场，我们要坚持以市场为主导，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和有序的市场化运作，充分发挥国有文化企业的骨干作用，保护好、引导好民营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的积极性，迅速壮大我国文化产业的规模，使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必须大力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抢占文化产业制高点。要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打造具有优秀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提高文化传播能力是强化我国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传播深度决定影响广度。21世纪是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也是传播影响最为显著的时代。一个国家的文化在世界上是否具有竞争力、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西方国家之所以掌握国际政治、经济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具备强大的广播、影视、报刊、出版、网络等传播能力。尽管我国媒体在传播科技的掌握和使用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不大，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并不全面，对我国的宗教、人权等事业的发展还存在种种误解。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的文化传播特别是对外传播还没有达到与硬实力相称的水平。为了使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华文化为更多的人所认同，从而掌握影响世界、影响人心的话语权，全面提升我国的软实力，我们必须大力提高文化传播能力。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主要推动主体是各级党政机关、教育部门、科研院所，实施的主要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强势宣传和直接教育。内容和形式都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这就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渗透力不足，而且缺乏有效而又持久的发展动力。提高文化传播能力，我们需要更多的参与主体。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是信息传播、文化扩散的重要载体，在文化传播中处于特殊地位。要把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作为提高文化传播能力的战略重点，进一步加大投人，完善扶持政策，壮大总体实力，变被动宣传为主动参与，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舆论力量。互联网作为20世纪最具社会影响的科技进步的手段和载体，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我们要深刻认识互联网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巨大潜能和可能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善于利用网络媒体集声音、文字、图像为一体的特点，发挥其综合优势。真正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阵地、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 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参与支持文化建设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只有全民族都来积极进行文化创造，形成充满活力的文化氛围，推动文化产品的生产，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才有坚实基础。也只有将文化建设的成果由全民共享，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目的才得以最终实现。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应营造有利于激发创造活力的文化氛围。文化事业是大众的事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也就是要去努力发现不同层次的文化自觉，充分挖掘各个层次的文化潜力，实现国民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其次，要加强社会力量对文化建设，尤其是公共文化服务和公益文化事业等方面的关注程度和参与的自觉性。充分发挥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在构筑社会文化心理中的主要作用，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宣传力量，承担起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育、研究、宣传和普及等重要工作。要将社会力量纳入文化发展总体规划，形成政府投人与社会投人相结合的多渠道、多元化的文化投人机制。再次，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在国家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放宽文化产业市场准人条件，推进文化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兴办文化产业，积极利用民资、外资创办文化产业，加快文化产业建设。充分运用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吸引社会各方力量对文化建设投资或捐赠，形成文化发展的多渠道投人体制。进一步盘活文化企业现有资产，推进资产重组。最后，要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流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营造宽松和谐的文化发展环境，使各类文化人才的才华有展示舞台、创造有实现空间、贡献得到社会尊重。要采取有效措施、创造有利条件，动员党政各部门、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文化建设，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有志于文化创造的建设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文化软实力论文:浅析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困境及对策 论文关键词:中国　文化全球化　文化软实力　困境 论文摘要:文化全球化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相比国内积极关注质量提升的硬实力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尚处在“初级阶段”，目前提升中国的文化力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障碍。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各国的现实文化语境和必然发展趋势，当然也是我国所处的现实文化语境和面临的必然趋势，“文化全球化在目前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所谓文化全球化，是指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等在全球范围内交流、碰撞和融合，不断形成共识的历史过程。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全球化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但是文化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在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契机的同时，又会对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产生严重冲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的文化战略试图以“美国化”来代替全球化，用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来“重塑”整个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与科技优势，通过文化全球化，向我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从各个方面对我国施加影响，加紧对我国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文化渗透。在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积淀中，我们为曾经创造过的灿烂文化而骄傲，又为晚清以来所遭受的屈辱历史而痛心。尽管我们理智地认识到，全球化能促进中外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但由于西方国家在强大经济实力带来西方文化的扩张性和排他性使我们在对外开放吸取世界优秀文化的同时，也担心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存在的根基，从而导致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和走向未来的过程中迷失前进的方向。 “文化软实力”概念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软实力，就是软实力;狭义的文化软实力，则是指构成软实力的基本要素，即软实力中的文化因素。本文使用文化软实力的狭义内涵，“文化软实力”是指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它是相对区别于制度、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等因素而存在的软实力形态。在“软实力”要素构成中，文化软实力是基石，它构成软实力的深层魅力。文化软实力是构成软实力的优秀要素，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和提升综合国力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当代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综合国力的标志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体系，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外交力量、文化力量都是综合国力的标志。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当代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已取代意识形态的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优秀内容。很大程度上，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便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相比国内积极关注质量提升的硬实力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尚处在“初级阶段”。对照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内外挑战，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滞后性正在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力随着硬实力的增强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目前提升中国的文化力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障碍。 一、中国传统文化非现代化的困境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储蕴了丰富的内涵，对社会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浓厚的思想积淀与数千年发展历程的中国文化，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稳定而成熟的精神特质，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主题、思维方式乃至价值系统，从而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否定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正在实现或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在于其普世性不足，需要作学理上的系统化、跨文化转化，挖掘提炼其普世价值。庞中英教授指出:“不要把发展中国的软力量局限在所谓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给我们的‘软力量’资源并不很丰富，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许多不符合世界现代文明进步方向的糟粕性。 思维方式问题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优秀问题。就文化发展过程来看，西方文化中那种重视逻辑分析来观察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表现得很不充分。中国古代传统的整体直观思维只是一种素朴的辩证思维，具有直观性和模糊性。尽管有中国文人在竭力发掘“东方思维方式”的优势，但它很难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基础方法，这正是造成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方法论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的缺乏，给民族带来的负向后果早已显现。 传统文化典籍中关于“民本”、“人本”思想原本是异常丰富的。但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传统，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由于长期的封建主义禁锢，民主思想精华几近淹没殆尽了。比起西方，中国的古代封建制度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系统的惯性显得特别大，走向民主的道路也格外漫长。另外，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的集体主义主张对个体采取压抑手段，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精英文化的主题之一，其所推崇的家族观念和家国同构观，对中国政治结构负向影响深远。 以德治天下，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力量非常强大，以至于社会可以不靠武力、不靠宗教，乃至不靠法律而维系两千年一以“大一统”局面。重视道德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崇尚道德使中国获得了“礼仪之邦”、“温文尔雅”的美誉。但是，把人世的伦理道德原则绝对化则贬低了真理的意义，影响了自然界的科学探讨，妨碍了科技的发展。这种道德至上意识的结果使中国文化带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僵化性，而现代文化已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道德至上的观念，妨碍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变革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非此即彼、非破即立、两极对立的简单的二元思维，没有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既妨碍了对传统文化较为冷静的反省和扬弃，又妨碍了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合理吸收，使文化建设方向不明、方式不适，使得中国近代以来没有认真地组织一个完整系统的文化建设过程，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远未完成，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西方强势文化殖民化和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困境 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本应加强了那些本土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从根本上应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但如法国总统希拉克所讲的那样:“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尤其是对相对落后的中国而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成为被迫接受信息的群体，常式选择是无奈地面对发达国家的文化“侵略”。因此国内许多学者担心美国文化扩张是美国文化将中国文化进行英语文化殖民化过程。 文化殖民化的手段主要有:将突破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阵地作为实施经济援助或市场准人的条件之一，从而使得应当双向的文化交流变成单方面的文化植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根据规则，中国将逐步开放信息产业、资讯、影视乃至传媒等领域，这将对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防线造成致命冲击，而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由于自身还有巫待完善之处，其影响力有所下降。具体说，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仍然是一个巫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巫待转变。在文化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传播形式化、八股化的倾向仍然存在，面对美国及西方媒体对受众的争夺，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现实传播力不容乐观，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将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挑战。 三、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危机的困境 文化认同的基础是强大的文化力量。深厚的人文精神是任何一个强国都不可或缺的品质，因为这种品质将转化为强大的文化力量并形成文化认同的基础。文化要素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基本构成。文化认同在全球化时代最优秀问题之一就是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的产生，这种危机的产生与西方中心化为优秀的全球化过程直接相关。“一个民族如何在文化多元化的趋向下继续保持身份上或文化上的认同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fal。民族认同不仅仅有一种抵抗优势文化挤压的心理功能，更能为民族的发展方向和生活原则提供正当性依据。从人类历史的经验中得知，以文化认同为根基的民族国家往往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而生存下来。因此，建构文化认同，从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的层面审视文化认同的建构问题也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这种民族文化“认同感”成为能够维系社会和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统一”意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共同的文化传统将统一的理念深深融化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人们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21世纪初，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因素，但是文化实力的成长未能与经济腾飞同步，这也是导致文化安全隐忧的原因之一。当今发达国家通过网络向中国连续不断地传递文化信息，将其意识形态、价值理念不可抗拒地传递，会使国民无意识中逐渐产生亲近感、信任感，最后认同、依赖这种文化理念，与此同时对自己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产生动摇。这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这将动摇民族和国家存在的根基。有些学者强调影视作品是美国大众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电影和电视常常被视为美国大众文化的优秀。以电影《花木兰》(1999年)为例，迪士尼巧妙地改造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花木兰形象，把她塑造成好莱坞语境中的“女英雄”推向全球，当世界认识“花木兰”时，这一本属于东方文化资源的女性形象已经成为传播西方文化观念的使者。有的人把麦当劳、可口可乐和迪斯尼乐园等看成美国大众文化的象征，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罗布·克罗斯教授指出:“对法国人来说，可口可乐成为体现在美国大众文化全球传递中放荡不羁本性的象征。在法国人发起的这场运动中，这种软饮料转化成被宣称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战略的偶像。法国人甚至给这种战略起了个名字:可口可乐殖民主义。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化西方霸权主义的挑战，“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优秀的危机(thecorecrisis)是自性危机”，“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e-ness )。中国维护政治主权与文化主权时必须有一种危机感，以文化自身的力量形成一种反制能力，以此提升民族文化认同。 四、经济贸易顺差大国与文化贸易逆差大国不均衡的困境 中国的快速增长可能使它被视为世界能与美国相提并论的经济体。世界银行1993年就宣布，“中华经济区”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长极”。世界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估计，到2020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毫不夸张地说，当代的中国早以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其贸易顺差已达2万亿美元。然而，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与否，既取决于经济实力，也取决于文化软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新产品出口能力很弱。这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优秀文化产品贸易领域存在逆差较大。以2003年为例，当年我国图书、报刊、音像等领域的版权出口为1 427种，而版权进口15 555种，出口数量不及进口数量的1/10。近年来，这一比例虽有降低，但优秀版权贸易逆差严重的格局并未改变。二是文化产品出口总量少，占全部出口额的比例低。2006年，我国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47.9亿美元，仅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9 601亿美元的0.49%。由此看来，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与我国经济大国地位极不相符。 面对中国经济过热的增长数据，“文化赤字”现象越发凸显。有人考虑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令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忧心忡忡，如果中国文化也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向全世界输出，或许会如同中国的经济一样对许多国家造成巨大的威胁，有可能会遭到他国的抑制甚至破坏中国的发展。但面对中国严重的“文化赤字”现象，有必要对文化软实力予以高度重视。当然中国是要防止过度的释放，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和自己的民族性格一样都需要彰显，这样更有利于中国在其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平稳与长远。据普华永道公司的调查统计:2004年世界广义内容产业的市场总规模为13 000乙美元，其中美国占42.5%，达5 529亿美元，位居第一;欧洲、中东、南部非洲合计占33.9%，达4 395亿美元;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合计占19%，为2 468亿美元，中国人口占22 %，但中文信息量只有全球总量的4%。中国文化产业能力的低下直接反映出国家利益在文化全球化时代所要遭受的巨大风险，这种情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吸引力，使得中国在文化交流上总体处于守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软实力所受的关注程度经历了一个“u’，型曲线。一般而言，国家实力增强的基本路径是，硬实力先上升，软实力提升随其后，但到了一定期间，软实力必然成为制约硬实力及国家总体实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制约性时隐时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愈发明显。“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政治只是使文化免于沉沦”。任何主导性的文化都不是封闭性的，一个国家的文化要发挥其国际影响力，必然要走向世界，与国际文化趋势相契合，而这种互动必然要求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正如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甘阳所说，“软实力必须具有惠普世界的价值”。也就是说，软实力不仅是某一特定国家的价值取向，而且要得到其他国家的价值认同。文化软实力要想体现其效果，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态度的转变，即“发现~认知一理解一共鸣”，到立场的转变，即“对立一中立~参与一伙伴”;从由接触点产生兴趣，到交流扩大消除反感，进而相互信任相互尊重，都需要一个过程的考验。中国自2004年开始在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截至2009年3月，全球已启动256所孔子学院，58所孔子教室。到2010年，全球将建成50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教室。 要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除继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外，还要挖掘民族传统文化潜力，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大力扶植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民族文化生产力;继续增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凝聚力;加强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和影响力等都是可行性的路径。在文化全球化时代，不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增进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加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文化软实力论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一.中国文化五千年传承 在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出现早期的文化，如近似文字的刻划符号，舞蹈，音乐，城市建筑等。在奴隶社会，即夏商西周时期，神权至上，青铜器文化高度发展，成熟的文字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华文化体系形成。秦汉时期，佛教、道教出现。宋朝是中华文化最发达、由盛转衰的时期。清末以来，中华文化受西方文化强烈影响，思想活跃，但破坏严重，思潮奔涌。近现代，中华文化力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儒家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一）什么是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在国与国之间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大，世界大国纷纷重视软实力的建设，这是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相伴随的，也是与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强盛和自信相统一的。 （二）文化软实力的缺失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不够强大，那么它将会面临在国际社会上毫无影响力、凝聚力以及感召力的困境20世纪的苏联曾强盛一时，不论是在军事、政治、外交上，还是在经济、工业化建设上，都与当时的美国不相上下。然而，它的文化软实力缺失，长期的体制僵化，最终导致了苏联这座大厦分崩离析，永远湮没在了历史长河中。 （三）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需要创新与保护 1.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文化的创新离不开社会大环境 环顾当今世界，财富日益向拥有知识和科技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聚集，经济强国必然是科技强国。亚洲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讲，是亚洲一些国家缺乏技术创新能力，拿不出在全球市场具有竞争力的新技术、新产品。 现在中国文化产品不是总量不足，而是产品创造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不足，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源分散，人才、资金、市场恶性竞争，效率低下，最重要的是文化产品的创意严重不足。因此，我们要想提高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必须把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及创意文化结合起来，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呈现给世界。 2.保护文化，同时也是对文化软实力的保护 近年来，中国的四大发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自韩国申遗“端午祭”以后，一些学者提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论题：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称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据说都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疯狂掠夺中华原创文化为己有的民族主义成为对中国文化合法性的直接挑战，也让中国文化走向海外面临了更多的危机和障碍。因此，当今对中国文化安全的保护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四）如何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1.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 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直接体现。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方位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特别要重视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统筹协调。 2.结合传统智慧和现代文明，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弘扬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具有历史文献和文明遗产的价值，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并以包容性的特征彰显其全球性价值。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与创新性。 3.推进文化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创新是文化的灵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文化领域的创新，首要条件是形成一个使尽可能多的人们竞相迸发创新智慧、使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教育环境。 4.构建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努力提高国民综合素质 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着眼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提高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构筑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坚实的文化根基。 三. 结语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作用 人气1452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浅论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生力军　历史使命 论文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0引言 唯物史观认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探究，应该在它所由以萌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追根溯源，“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1]。回顾20世纪我国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的生长历程，可以雄辩地证明这一观点。 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文化的孕育阶段，青年大学生就和大学及大学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促成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产生。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用“新陈代谢”的观点，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青年在社会历史进步中的作用：“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并明确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来一场文化与价值观的革命，自觉接受现代社会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否定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新派人物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为阵地，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和批判。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八股，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解放，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生成。 近一个世纪，沿着开创的这条“青年之路”，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新时代的青年，成为了整个社会主体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大学和青年大学生的文化历程，就会发现：20世纪50—60年代的大学生是“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拓荒者”，新中国的诞生给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他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奉献和牺牲成为那一代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使命。20世纪70—80年代的大学生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理想中包含着更多现实因素”创业者，艰苦的社会环境和切近现实的生活、劳动，磨练了他们吃苦耐劳、奋发创业的品格，而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活跃了他们的思维，并赋予他们相当的理想主义成分，奋斗、创业和竞争是这一代青年大学生文化人格的真实写照。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大学生是全球化浪潮和社会剧烈转型背景下，面临种种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心灵放逐者”，面对“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他们更多地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造就了当代大学生早熟、无奈和幽默的整体性格，“他们中不少人不再崇拜神圣和英雄，而愿意在对影星、歌星的的模仿中享受平凡的快乐；他们不再追求圆满和完美，而愿意在残缺中体会生活的真实；他们不再梦想未来的惊人之举，而愿意在当下的平淡中化解心灵的冲突”[3]。这种放逐者的“流浪”文化人格，使得他们真正成了需要社会理解、关爱、信任和引导的一代青年大学生。 然而，无论大学发生如何的演变，也无论青年大学生的文化人格随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发生多么大的裂变、造成多么大的代沟，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及大学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是不可分割的，从最终意义上讲，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生力军。这是因为： 1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重要的主体 无论是从大学人的结构成分、数量比重还是大学教育的目标取向来看，青年大学生都是大学和大学文化的最重要的主体。大学文化中的绝大部分文化事象，如校训、校风、校歌、校园文化社团等等，都是对青年大学生而言的，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付诸自己的实际行动，都必须靠青年大学生来发扬光大。从根本上看，大学文化就是一种青年大学生文化，兼具青年的特征和文化的特性：一方面，大学文化是“青年”的文化，总是为青年大学生所创造、传播、共享和发展，其中主要包括的理想、信念、知识，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政治态度和精神追求等等，无不充满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校园气质，打上了青年大学生的烙印；另一方面，大学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亚文化，又时时处处渗透着对青年大学生的文化熏陶、思想感染、精神鼓舞、知识教育和价值引导等作用，它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保持着精妙的互动关系，体现为大学文化或青年大学生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反叛又依附的双重特性。 2青年大学生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青年大学生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最少保守思想、最富创新精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源泉性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给德国一家报社记者的信中指出，德国“将发生光荣的革命”，而“实现这一变革的将是德国的青年”[4]。列宁认为，“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当我们“跟腐朽的旧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时候，“总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5]。正是由于青年所具有的这种革新精神和忘我品格，也指出，一切“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6]。大学固然离不开大师级的人物，但一所大学除了有形资产外，更重要的是其人力资源和文化内涵，而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大师和大学管理人员，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文化内涵也不仅仅是大师们的文化底蕴和治学品格，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学习风气。一所大学若没有优秀的大学生，不能使其加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变革中来，就不会真正有大学文化的发展创新。事实上，历史上不同民族国家的每一次大学文化创新，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的参与，我国从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大学文化的嬗变，青年大学生始终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3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曾满怀深情地告诉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你们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你们手中实现”[7]。大学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充满了历史底蕴、民族风格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要建设和发展好大学文化，就必须从培养教育青年大学生接受先进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入手，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民族自尊，提高文化自觉，不断塑造其符合时代要求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大学文化人格。值得欣慰的是，经受了改革开放和新中国几次大学文化剧变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展现和正在展现着充满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化品格：一是“富有理想，拥护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二是“热爱祖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勇于面对压力，勇于参与竞争，努力追求事业成功”；四是能“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五是“面对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意识更加自主，追求更加多样，个性更加鲜明”；六是能“顺应世界的大变革大调整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8]。特别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面前，广大青年大学生和海外留学生焕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自觉而坚定地维护国家、人民利益，捍卫民族尊严，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新时代的青春形象和所谱写的青春篇章，更是让我们有理由坚信，青年大学生永远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之所在！ 4大学文化中的校园文化要靠青年大学生来传承 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校园文化最直接的担当者。大学校园文化具有天然的凝聚、引导和辐射作用，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始终处在社会文化的前沿。正因此，目前我国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成为了整个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的一项基础工程，一项关系到大学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工程。而这项工程正是通过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大学生的培养和教育来完成的。21世纪，关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将成为教育思想和大学文化理论的一个聚焦点。在高等教育和大学文化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牢固确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思想，始终把培养人、塑造人作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大力推进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把教会学生做人、做事、与人共处以及帮助青年大学生成才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正确认识人与文化教育的关系，做到以文“化”人。在制定校园文化建设计划和发展规划时，要充分尊重青年大学生的权益和个性，充分考虑和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要求，提供多样化、特色化和人性化的服务。必须有利于推动大学校园的学术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改变目前一些青年大学生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而造成的“有教无化”、“有教难化”、“有教不化”的文化弊端，使其自觉地成为大学校园文化传承的一员。另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还应充分认识人与文化环境的关系，做到潜移默化。大学校园文化既是前人智慧的沉淀，又是当代人的不断创新，包括了与精神财富相关的各种物质标志、文化载体、体育设施、学术社团、文化活动等等。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通过富有个性的校徽、校训、校歌以及校园环境、校园景观的建设和资源开发，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营造独特的育人环境，使大学校园文化伴随着青年大学生的成才、成长和潜移默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浅论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历史使命 论文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历史使命 论文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宏大背景，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0引言 大学生是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知识层次高、社会感受力强，朝气蓬勃、充满生机，是推动大学文化兴旺发达的重要力量。他们和其他大学人一起，担负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大学文化建设的重任，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让其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全面塑造其大学文化人格，对于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从教育大国转变为教育强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历史使命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1]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是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而“软实力”是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了文化力的概念，认为“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革命力量”，[2]文化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当代科学认识论者认为，“力”不仅表现为经典意义上的“物体对物体的作用”，而且还表现为精神对物质的作用。这一观点对发展知识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文化力”提出的依据之一。人们普遍认为，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蕴涵着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一样；文化软实力是通过文化对人的作用来提升人的意识形态，从而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创造科技的学术研究、知识创造是一种文化力；人作为劳动力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但培养、提高人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的教育是文化力。一句话，文化软实力是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生产关系及其他派生于生产力的意识形态因素，如文化形态等，都有相对的独立性，都通过其对生产力的作用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正像发展是硬道理一样，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也是硬道理。面对当下大学文化建设紧迫而艰巨任务，青年大学生应积极参与进去，为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具体而言： 1.1 以和谐文化为指向，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基点，在大学文化的建设中树立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和谐是一种德性而优雅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和谐文化理应成为体现现代教育对人终极关怀的文化生态系统；在我国的和谐文化构建中，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根本基点和重心之所在。当前，社会转型导致了文化价值观的多样化，我国大学文化正处在价值观困惑、盲从和偏颇的危险期，迫切需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来引领大学人的思想行为、精神追求和发展方向，以确保大学发展的和谐稳定。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只有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引导和凝聚下，才可能调适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为大学文化的建设做出贡献。和谐大学文化既是大学的软实力，也是大学的优秀竞争力。当代青年大学生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就必须树立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志存高远，胸怀宽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广阔舞台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3]当下，青年大学生在参与大学文化建设中迫切要做的：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不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大学文化建设的实践；二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汲取和借鉴发达国家优秀大学文化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的特色和社会主义本性；三是要坚持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来塑造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发展；四是要自觉把“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渗透到大学文化的建设中去。 1.2 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宏大背景，在与时俱进的大学文化精神的构建中，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21世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时代课题，面对种种机遇和挑战，特别是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日趋激烈，青年大学生应努力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大学精神。现代大学精神是现代大学文化特质在大学理念和大学人行为中的体现；它以科学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敬业精神、创新精神、民族精神、人文精神等等为底蕴，以综合化、学术化和国际化为基本指向，是一种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自由民主精神与合作创新精神、学术操守与功利目的为一体的文化精神。在大学文化建设中构建现代大学精神，是当代大学人的责任，更是青年大学生的光荣使命。当今时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可塑性大、求知欲强，接受新事物快，辨别能力较差，在大学生中弘扬民族精神，对增强其生存力、凝聚力、竞争力、辨别力乃至文化认同力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当今时代又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大力推进文化创新；青年大学生在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时必须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树立创新理念，形成创新思维，不仅在大学文化的内容方面，而且要在大学文化的形式和传播手段方面都能做到创新。一方面，要弘扬积极因素，抵制和批判各种消极因素，以追求卓越的创新激情、探索真理的求是态度、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投入到大学文化的生活和精神之中；另一方面，既要保持和弘扬民族精神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又要大胆借鉴和有选择地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及其文明成果，不断推进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民族性、时代性，力争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文化。 1.3 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的基础上，努力使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翻开人类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有关历史、时代和文化问题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人类社会历史的每一步跃迁，都是在对一定文化传统的依托和超越中实现的。人与文化的这种矛盾冲突所形成的张力正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所必要的，所以，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就成了人在特定时空中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更新。当人类在时光隧道穿行到21世纪时，每一个有思想的青年大学生更应该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的同时，积极参与现代大学的文化建设，既以史为鉴，继承优秀的大学文化传统，又面向时代和社会实践，大胆创新大学文化，努力使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作为青年中的优秀群体，当代大学生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愿望最为强烈，然而，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以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如何看待个人的荣辱得失并把此与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联系起来，如何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义利关系并把此与国家、集体、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这关乎到青年大学生如何成才，成什么样的“才”的问题，也直接关乎到当代大学文化的形态、风貌、主流和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全球化“世界”里，青年大学生应充分借助自己饱满的激情、复杂的体验和丰富的想象，把自己的生命历程看作是建立精神、修正精神的文化历程，既要立足于对现实世界的把握，又要实现意义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既要享受物质的人生，也要创造文化和精神的人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自己融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之中。 1.4 以大学校园文化为主阵地，在刻苦学习、立志成才的前提下，奏响学习、处人、做事、爱情、消费等等的交响乐，不断凝练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环境由保守封闭逐渐走向了宽松和开放，为大学校园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的交流和互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此期间，不仅国内各院校之间，国内与国外大学之间的交流也日趋频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信息传递模式和行业界限被打破，站在科技前沿的高等院校完全被置身于信息革命的浪潮中，大学校园文化已经没有了有形和无形的界限而更趋开放。如前所述，大学校园文化的优秀主体是青年大学生，大学生的风采、气质是大学校园文化的集中展现；而先进的科学技术，优良的校风、学风和优秀的大学精神，各民族、各地域文化成果的风云际会，又构成了大学校园文化的主要内容。当代青年大学生应该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不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积极地以大学校园文化为主阵地，在刻苦学习、立志成才的前提下，奏响学习、处人、做事、爱情、消费等等的交响乐，不断凝练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一是培养自己的成才品格。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勤奋学习、艰苦创业，让自己火热的青春结出充实而饱满的累累硕果；二是培养自己的成人意识。逐渐把自己养成自立、自强，懂法、守法，有责任意识和道德良知的现代公民。三是培养自己的交往能力。既要塑造自由、平等、协作的学习风气，又要创造民主、高效、有序的治学环境，同时，要努力培育文明、高雅、多元、动感的校园文化生活。四是形成自己正确的处世态度。在追求科学、合理、殷实、简约的物质生活基础上，塑造自己高尚、平和、健康、和谐的精神生活。 2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当代的大学文化建设中，青年大学生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或缺的。青年大学生以自己所特有的“后发”优势及所拥有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精神等力量，演绎和催生着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相信经历了2008年暴风雪和抗震救灾悲壮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定会进一步破除所谓“80后”、“90后”的文化预设，勇扛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完成祖国和人民光荣而神圣的重托！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浅论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历史使命 论文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历史使命 论文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宏大背景，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0引言 大学生是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知识层次高、社会感受力强，朝气蓬勃、充满生机，是推动大学文化兴旺发达的重要力量。他们和其他大学人一起，担负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大学文化建设的重任，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让其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全面塑造其大学文化人格，对于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从教育大国转变为教育强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历史使命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1]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是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而“软实力”是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了文化力的概念，认为“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革命力量”，[2]文化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当代科学认识论者认为，“力”不仅表现为经典意义上的“物体对物体的作用”，而且还表现为精神对物质的作用。这一观点对发展知识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文化力”提出的依据之一。人们普遍认为，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蕴涵着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一样；文化软实力是通过文化对人的作用来提升人的意识形态，从而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创造科技的学术研究、知识创造是一种文化力；人作为劳动力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但培养、提高人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的教育是文化力。一句话，文化软实力是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生产关系及其他派生于生产力的意识形态因素，如文化形态等，都有相对的独立性，都通过其对生产力的作用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正像发展是硬道理一样，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也是硬道理。面对当下大学文化建设紧迫而艰巨任务，青年大学生应积极参与进去，为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具体而言： 1.1 以和谐文化为指向，以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为基点，在大学文化的建设中树立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和谐是一种德性而优雅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和谐文化理应成为体现现代教育对人终极关怀的文化生态系统；在我国的和谐文化构建中，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是根本基点和重心之所在。当前，社会转型导致了文化价值观的多样化，我国大学文化正处在价值观困惑、盲从和偏颇的危险期，迫切需要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来引领大学人的思想行为、精神追求和发展方向，以确保大学发展的和谐稳定。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只有在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引导和凝聚下，才可能调适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为大学文化的建设做出贡献。和谐大学文化既是大学的软实力，也是大学的优秀竞争力。当代青年大学生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就必须树立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志存高远，胸怀宽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广阔舞台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3]当下，青年大学生在参与大学文化建设中迫切要做的：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不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大学文化建设的实践；二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汲取和借鉴发达国家优秀大学文化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的特色和社会主义本性；三是要坚持以爱国主义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优秀的时代精神来塑造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发展；四是要自觉把“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渗透到大学文化的建设中去。 1.2 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宏大背景，在与时俱进的大学文化精神的构建中，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21世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时代课题，面对种种机遇和挑战，特别是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日趋激烈，青年大学生应努力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大学精神。现代大学精神是现代大学文化特质在大学理念和大学人行为中的体现；它以科学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敬业精神、创新精神、民族精神、人文精神等等为底蕴，以综合化、学术化和国际化为基本指向，是一种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自由民主精神与合作创新精神、学术操守与功利目的为一体的文化精神。在大学文化建设中构建现代大学精神，是当代大学人的责任，更是青年大学生的光荣使命。当今时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可塑性大、求知欲强，接受新事物快，辨别能力较差，在大学生中弘扬民族精神，对增强其生存力、凝聚力、竞争力、辨别力乃至文化认同力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当今时代又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大力推进文化创新；青年大学生在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时必须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培养创新意识结合起来树立创新理念，形成创新思维，不仅在大学文化的内容方面，而且要在大学文化的形式和传播手段方面都能做到创新。一方面，要弘扬积极因素，抵制和批判各种消极因素，以追求卓越的创新激情、探索真理的求是态度、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投入到大学文化的生活和精神之中；另一方面，既要保持和弘扬民族精神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又要大胆借鉴和有选择地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及其文明成果，不断推进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民族性、时代性，力争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文化。 1.3 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的基础上，努力使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翻开人类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有关历史、时代和文化问题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人类社会历史的每一步跃迁，都是在对一定文化传统的依托和超越中实现的。人与文化的这种矛盾冲突所形成的张力正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所必要的，所以，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就成了人在特定时空中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更新。当人类在时光隧道穿行到21世纪时，每一个有思想的青年大学生更应该以历史、时代和文化为三维坐标，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的同时，积极参与现代大学的文化建设，既以史为鉴，继承优秀的大学文化传统，又面向时代和社会实践，大胆创新大学文化，努力使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作为青年中的优秀群体，当代大学生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愿望最为强烈，然而，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以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如何看待个人的荣辱得失并把此与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联系起来，如何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义利关系并把此与国家、集体、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这关乎到青年大学生如何成才，成什么样的“才”的问题，也直接关乎到当代大学文化的形态、风貌、主流和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全球化“世界”里，青年大学生应充分借助自己饱满的激情、复杂的体验和丰富的想象，把自己的生命历程看作是建立精神、修正精神的文化历程，既要立足于对现实世界的把握，又要实现意义世界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既要享受物质的人生，也要创造文化和精神的人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自己融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之中。 1.4 以大学校园文化为主阵地，在刻苦学习、立志成才的前提下，奏响学习、处人、做事、爱情、消费等等的交响乐，不断凝练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环境由保守封闭逐渐走向了宽松和开放，为大学校园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的交流和互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此期间，不仅国内各院校之间，国内与国外大学之间的交流也日趋频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信息传递模式和行业界限被打破，站在科技前沿的高等院校完全被置身于信息革命的浪潮中，大学校园文化已经没有了有形和无形的界限而更趋开放。如前所述，大学校园文化的优秀主体是青年大学生，大学生的风采、气质是大学校园文化的集中展现；而先进的科学技术，优良的校风、学风和优秀的大学精神，各民族、各地域文化成果的风云际会，又构成了大学校园文化的主要内容。当代青年大学生应该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不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积极地以大学校园文化为主阵地，在刻苦学习、立志成才的前提下，奏响学习、处人、做事、爱情、消费等等的交响乐，不断凝练大学文化品格，推进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一是培养自己的成才品格。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勤奋学习、艰苦创业，让自己火热的青春结出充实而饱满的累累硕果；二是培养自己的成人意识。逐渐把自己养成自立、自强，懂法、守法，有责任意识和道德良知的现代公民。三是培养自己的交往能力。既要塑造自由、平等、协作的学习风气，又要创造民主、高效、有序的治学环境，同时，要努力培育文明、高雅、多元、动感的校园文化生活。四是形成自己正确的处世态度。在追求科学、合理、殷实、简约的物质生活基础上，塑造自己高尚、平和、健康、和谐的精神生活。 2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当代的大学文化建设中，青年大学生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或缺的。青年大学生以自己所特有的“后发”优势及所拥有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精神等力量，演绎和催生着大学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相信经历了2008年暴风雪和抗震救灾悲壮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定会进一步破除所谓“80后”、“90后”的文化预设，勇扛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完成祖国和人民光荣而神圣的重托！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浅论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生力军　历史使命 论文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0引言 唯物史观认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探究，应该在它所由以萌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追根溯源，“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1]。回顾20世纪我国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的生长历程，可以雄辩地证明这一观点。 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文化的孕育阶段，青年大学生就和大学及大学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促成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产生。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用“新陈代谢”的观点，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青年在社会历史进步中的作用：“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并明确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来一场文化与价值观的革命，自觉接受现代社会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否定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新派人物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为阵地，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和批判。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八股，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解放，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生成。 近一个世纪，沿着开创的这条“青年之路”，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新时代的青年，成为了整个社会主体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大学和青年大学生的文化历程，就会发现：20世纪50—60年代的大学生是“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拓荒者”，新中国的诞生给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他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奉献和牺牲成为那一代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使命。20世纪70—80年代的大学生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理想中包含着更多现实因素”创业者，艰苦的社会环境和切近现实的生活、劳动，磨练了他们吃苦耐劳、奋发创业的品格，而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活跃了他们的思维，并赋予他们相当的理想主义成分，奋斗、创业和竞争是这一代青年大学生文化人格的真实写照。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大学生是全球化浪潮和社会剧烈转型背景下，面临种种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心灵放逐者”，面对“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他们更多地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造就了当代大学生早熟、无奈和幽默的整体性格，“他们中不少人不再崇拜神圣和英雄，而愿意在对影星、歌星的的模仿中享受平凡的快乐；他们不再追求圆满和完美，而愿意在残缺中体会生活的真实；他们不再梦想未来的惊人之举，而愿意在当下的平淡中化解心灵的冲突”[3]。这种放逐者的“流浪”文化人格，使得他们真正成了需要社会理解、关爱、信任和引导的一代青年大学生。 然而，无论大学发生如何的演变，也无论青年大学生的文化人格随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发生多么大的裂变、造成多么大的代沟，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及大学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是不可分割的，从最终意义上讲，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生力军。这是因为： 1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重要的主体 无论是从大学人的结构成分、数量比重还是大学教育的目标取向来看，青年大学生都是大学和大学文化的最重要的主体。大学文化中的绝大部分文化事象，如校训、校风、校歌、校园文化社团等等，都是对青年大学生而言的，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付诸自己的实际行动，都必须靠青年大学生来发扬光大。从根本上看，大学文化就是一种青年大学生文化，兼具青年的特征和文化的特性：一方面，大学文化是“青年”的文化，总是为青年大学生所创造、传播、共享和发展，其中主要包括的理想、信念、知识，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政治态度和精神追求等等，无不充满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校园气质，打上了青年大学生的烙印；另一方面，大学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亚文化，又时时处处渗透着对青年大学生的文化熏陶、思想感染、精神鼓舞、知识教育和价值引导等作用，它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保持着精妙的互动关系，体现为大学文化或青年大学生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反叛又依附的双重特性。 2青年大学生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青年大学生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最少保守思想、最富创新精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源泉性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给德国一家报社记者的信中指出，德国“将发生光荣的革命”，而“实现这一变革的将是德国的青年”[4]。列宁认为，“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当我们“跟腐朽的旧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时候，“总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5]。正是由于青年所具有的这种革新精神和忘我品格，也指出，一切“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6]。大学固然离不开大师级的人物，但一所大学除了有形资产外，更重要的是其人力资源和文化内涵，而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大师和大学管理人员，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文化内涵也不仅仅是大师们的文化底蕴和治学品格，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学习风气。一所大学若没有优秀的大学生，不能使其加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变革中来，就不会真正有大学文化的发展创新。事实上，历史上不同民族国家的每一次大学文化创新，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的参与，我国从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大学文化的嬗变，青年大学生始终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3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曾满怀深情地告诉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你们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你们手中实现”[7]。大学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充满了历史底蕴、民族风格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要建设和发展好大学文化，就必须从培养教育青年大学生接受先进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入手，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民族自尊，提高文化自觉，不断塑造其符合时代要求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大学文化人格。值得欣慰的是，经受了改革开放和新中国几次大学文化剧变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展现和正在展现着充满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化品格：一是“富有理想，拥护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二是“热爱祖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勇于面对压力，勇于参与竞争，努力追求事业成功”；四是能“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五是“面对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意识更加自主，追求更加多样，个性更加鲜明”；六是能“顺应世界的大变革大调整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8]。特别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面前，广大青年大学生和海外留学生焕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自觉而坚定地维护国家、人民利益，捍卫民族尊严，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新时代的青春形象和所谱写的青春篇章，更是让我们有理由坚信，青年大学生永远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之所在！ 4大学文化中的校园文化要靠青年大学生来传承 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校园文化最直接的担当者。大学校园文化具有天然的凝聚、引导和辐射作用，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始终处在社会文化的前沿。正因此，目前我国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成为了整个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的一项基础工程，一项关系到大学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工程。而这项工程正是通过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大学生的培养和教育来完成的。21世纪，关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将成为教育思想和大学文化理论的一个聚焦点。在高等教育和大学文化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牢固确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思想，始终把培养人、塑造人作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大力推进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把教会学生做人、做事、与人共处以及帮助青年大学生成才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正确认识人与文化教育的关系，做到以文“化”人。在制定校园文化建设计划和发展规划时，要充分尊重青年大学生的权益和个性，充分考虑和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要求，提供多样化、特色化和人性化的服务。必须有利于推动大学校园的学术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改变目前一些青年大学生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而造成的“有教无化”、“有教难化”、“有教不化”的文化弊端，使其自觉地成为大学校园文化传承的一员。另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还应充分认识人与文化环境的关系，做到潜移默化。大学校园文化既是前人智慧的沉淀，又是当代人的不断创新，包括了与精神财富相关的各种物质标志、文化载体、体育设施、学术社团、文化活动等等。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通过富有个性的校徽、校训、校歌以及校园环境、校园景观的建设和资源开发，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营造独特的育人环境，使大学校园文化伴随着青年大学生的成才、成长和潜移默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浅析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生力军　历史使命 0引言 唯物史观认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探究，应该在它所由以萌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追根溯源，“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1]。回顾20世纪我国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的生长历程，可以雄辩地证明这一观点。 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文化的孕育阶段，青年大学生就和大学及大学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促成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产生。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用“新陈代谢”的观点，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青年在社会历史进步中的作用：“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并明确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来一场文化与价值观的革命，自觉接受现代社会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否定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新派人物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为阵地，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和批判。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八股，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解放，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生成。 近一个世纪，沿着开创的这条“青年之路”，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新时代的青年，成为了整个社会主体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大学和青年大学生的文化历程，就会发现：20世纪50—60年代的大学生是“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拓荒者”，新中国的诞生给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他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奉献和牺牲成为那一代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使命。20世纪70—80年代的大学生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理想中包含着更多现实因素”创业者，艰苦的社会环境和切近现实的生活、劳动，磨练了他们吃苦耐劳、奋发创业的品格，而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活跃了他们的思维，并赋予他们相当的理想主义成分，奋斗、创业和竞争是这一代青年大学生文化人格的真实写照。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大学生是全球化浪潮和社会剧烈转型背景下，面临种种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心灵放逐者”，面对“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他们更多地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造就了当代大学生早熟、无奈和幽默的整体性格，“他们中不少人不再崇拜神圣和英雄，而愿意在对影星、歌星的的模仿中享受平凡的快乐；他们不再追求圆满和完美，而愿意在残缺中体会生活的真实；他们不再梦想未来的惊人之举，而愿意在当下的平淡中化解心灵的冲突”[3]。这种放逐者的“流浪”文化人格，使得他们真正成了需要社会理解、关爱、信任和引导的一代青年大学生。 然而，无论大学发生如何的演变，也无论青年大学生的文化人格随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发生多么大的裂变、造成多么大的代沟，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及大学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是不可分割的，从最终意义上讲，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生力军。这是因为： 1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重要的主体 无论是从大学人的结构成分、数量比重还是大学教育的目标取向来看，青年大学生都是大学和大学文化的最重要的主体。大学文化中的绝大部分文化事象，如校训、校风、校歌、校园文化社团等等，都是对青年大学生而言的，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付诸自己的实际行动，都必须靠青年大学生来发扬光大。从根本上看，大学文化就是一种青年大学生文化，兼具青年的特征和文化的特性：一方面，大学文化是“青年”的文化，总是为青年大学生所创造、传播、共享和发展，其中主要包括的理想、信念、知识，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政治态度和精神追求等等，无不充满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校园气质，打上了青 年大学生的烙印；另一方面，大学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亚文化，又时时处处渗透着对青年大学生的文化熏陶、思想感染、精神鼓舞、知识教育和价值引导等作用，它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保持着精妙的互动关系，体现为大学文化或青年大学生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反叛又依附的双重特性。 2青年大学生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青年大学生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最少保守思想、最富创新精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源泉性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给德国一家报社记者的信中指出，德国“将发生光荣的革命”，而“实现这一变革的将是德国的青年”[4]。列宁认为，“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当我们“跟腐朽的旧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时候，“总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5]。正是由于青年所具有的这种革新精神和忘我品格，也指出，一切“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6]。大学固然离不开大师级的人物，但一所大学除了有形资产外，更重要的是其人力资源和文化内涵，而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大师和大学管理人员，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文化内涵也不仅仅是大师们的文化底蕴和治学品格，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学习风气。一所大学若没有优秀的大学生，不能使其加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变革中来，就不会真正有大学文化的发展创新。事实上，历史上不同民族国家的每一次大学文化创新，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的参与，我国从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大学文化的嬗变，青年大学生始终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3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曾满怀深情地告诉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你们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你们手中实现”[7]。大学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充满了历史底蕴、民族风格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要建设和发展好大学文化，就必须从培养教育青年大学生接受先进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入手，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民族自尊，提高文化自觉，不断塑造其符合时代要求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大学文化人格。值得欣慰的是，经受了改革开放和新中国几次大学文化剧变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展现和正在展现着充满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化品格：一是“富有理想，拥护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二是“热爱祖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勇于面对压力，勇于参与竞争，努力追求事业成功”；四是能“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五是“面对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意识更加自主，追求更加多样，个性更加鲜明”；六是能“顺应世界的大变革大调整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8]。特别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面前，广大青年大学生和海外留学生焕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自觉而坚定地维护国家、人民利益，捍卫民族尊严，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新时代的青春形象和所谱写的青春篇章，更是让我们有理由坚信，青年大学生永远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之所在！ 4大学文化中的校园文化要靠青年大学生来传承 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校园文化最直接的担当者。大学校园文化具有天然的凝聚、引导和辐射作用，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始终处在社会文化的前沿。正因此，目前我国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成为了整个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的一项基础工程，一项关系到大学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工程。而这项工程正是通过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大学生的培养和教育来完成的。21世纪，关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将成为教育思想和大学文化理论的一个聚焦点。在高等教育和大学文化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牢固确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思想，始终把培养人、塑造人作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大力推进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把教会学生做人、做事、与人共处以及帮助青年大学生成才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正确认识人与文化教育的关系，做到以文“化”人。在制定校园文化建设计划和发 展规划时，要充分尊重青年大学生的权益和个性，充分考虑和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要求，提供多样化、特色化和人性化的服务。必须有利于推动大学校园的学术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改变目前一些青年大学生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而造成的“有教无化”、“有教难化”、“有教不化”的文化弊端，使其自觉地成为大学校园文化传承的一员。另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还应充分认识人与文化环境的关系，做到潜移默化。大学校园文化既是前人智慧的沉淀，又是当代人的不断创新，包括了与精神财富相关的各种物质标志、文化载体、体育设施、学术社团、文化活动等等。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通过富有个性的校徽、校训、校歌以及校园环境、校园景观的建设和资源开发，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营造独特的育人环境，使大学校园文化伴随着青年大学生的成才、成长和潜移默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论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青年大学生　大学文化建设　生力军　历史使命 0引言 唯物史观认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探究，应该在它所由以萌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追根溯源，“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1]。回顾20世纪我国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的生长历程，可以雄辩地证明这一观点。 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文化的孕育阶段，青年大学生就和大学及大学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促成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产生。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用“新陈代谢”的观点，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青年在社会历史进步中的作用：“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并明确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来一场文化与价值观的革命，自觉接受现代社会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否定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新派人物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为阵地，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和批判。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八股，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解放，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生成。 近一个世纪，沿着开创的这条“青年之路”，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新时代的青年，成为了整个社会主体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大学和青年大学生的文化历程，就会发现：20世纪50—60年代的大学生是“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拓荒者”，新中国的诞生给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他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奉献和牺牲成为那一代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使命。20世纪70—80年代的大学生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理想中包含着更多现实因素”创业者，艰苦的社会环境和切近现实的生活、劳动，磨练了他们吃苦耐劳、奋发创业的品格，而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活跃了他们的思维，并赋予他们相当的理想主义成分，奋斗、创业和竞争是这一代青年大学生文化人格的真实写照。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大学生是全球化浪潮和社会剧烈转型背景下，面临种种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心灵放逐者”，面对“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他们更多地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造就了当代大学生早熟、无奈和幽默的整体性格，“他们中不少人不再崇拜神圣和英雄，而愿意在对影星、歌星的的模仿中享受平凡的快乐；他们不再追求圆满和完美，而愿意在残缺中体会生活的真实；他们不再梦想未来的惊人之举，而愿意在当下的平淡中化解心灵的冲突”[3]。这种放逐者的“流浪”文化人格，使得他们真正成了需要社会理解、关爱、信任和引导的一代青年大学生。 然而，无论大学发生如何的演变，也无论青年大学生的文化人格随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发生多么大的裂变、造成多么大的代沟，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及大学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是不可分割的，从最终意义上讲，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生力军。这是因为： 1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重要的主体 无论是从大学人的结构成分、数量比重还是大学教育的目标取向来看，青年大学生都是大学和大学文化的最重要的主体。大学文化中的绝大部分文化事象，如校训、校风、校歌、校园文化社团等等，都是对青年大学生而言的，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付诸自己的实际行动，都必须靠青年大学生来发扬光大。从根本上看，大学文化就是一种青年大学生文化，兼具青年的特征和文化的特性：一方面，大学文化是“青年”的文化，总是为青年大学生所创造、传播、共享和发展，其中主要包括的理想、信念、知识，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政治态度和精神追求等等，无不充满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校园气质，打上了青 年大学生的烙印；另一方面，大学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亚文化，又时时处处渗透着对青年大学生的文化熏陶、思想感染、精神鼓舞、知识教育和价值引导等作用，它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保持着精妙的互动关系，体现为大学文化或青年大学生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反叛又依附的双重特性。 2青年大学生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青年大学生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最少保守思想、最富创新精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源泉性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给德国一家报社记者的信中指出，德国“将发生光荣的革命”，而“实现这一变革的将是德国的青年”[4]。列宁认为，“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当我们“跟腐朽的旧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时候，“总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5]。正是由于青年所具有的这种革新精神和忘我品格，也指出，一切“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6]。大学固然离不开大师级的人物，但一所大学除了有形资产外，更重要的是其人力资源和文化内涵，而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大师和大学管理人员，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文化内涵也不仅仅是大师们的文化底蕴和治学品格，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学习风气。一所大学若没有优秀的大学生，不能使其加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变革中来，就不会真正有大学文化的发展创新。事实上，历史上不同民族国家的每一次大学文化创新，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的参与，我国从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大学文化的嬗变，青年大学生始终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3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曾满怀深情地告诉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你们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你们手中实现”[7]。大学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充满了历史底蕴、民族风格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要建设和发展好大学文化，就必须从培养教育青年大学生接受先进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入手，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民族自尊，提高文化自觉，不断塑造其符合时代要求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大学文化人格。值得欣慰的是，经受了改革开放和新中国几次大学文化剧变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展现和正在展现着充满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化品格：一是“富有理想，拥护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二是“热爱祖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勇于面对压力，勇于参与竞争，努力追求事业成功”；四是能“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五是“面对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意识更加自主，追求更加多样，个性更加鲜明”；六是能“顺应世界的大变革大调整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8]。特别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面前，广大青年大学生和海外留学生焕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自觉而坚定地维护国家、人民利益，捍卫民族尊严，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新时代的青春形象和所谱写的青春篇章，更是让我们有理由坚信，青年大学生永远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之所在！ 4大学文化中的校园文化要靠青年大学生来传承 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校园文化最直接的担当者。大学校园文化具有天然的凝聚、引导和辐射作用，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始终处在社会文化的前沿。正因此，目前我国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成为了整个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的一项基础工程，一项关系到大学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工程。而这项工程正是通过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大学生的培养和教育来完成的。21世纪，关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将成为教育思想和大学文化理论的一个聚焦点。在高等教育和大学文化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牢固确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思想，始终把培养人、塑造人作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大力推进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把教会学生做人、做事、与人共处以及帮助青年大学生成才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正确认识人与文化教育的关系，做到以文“化”人。在制定校园文化建设计划和 发展规划时，要充分尊重青年大学生的权益和个性，充分考虑和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要求，提供多样化、特色化和人性化的服务。必须有利于推动大学校园的学术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改变目前一些青年大学生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而造成的“有教无化”、“有教难化”、“有教不化”的文化弊端，使其自觉地成为大学校园文化传承的一员。另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还应充分认识人与文化环境的关系，做到潜移默化。大学校园文化既是前人智慧的沉淀，又是当代人的不断创新，包括了与精神财富相关的各种物质标志、文化载体、体育设施、学术社团、文化活动等等。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通过富有个性的校徽、校训、校歌以及校园环境、校园景观的建设和资源开发，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营造独特的育人环境，使大学校园文化伴随着青年大学生的成才、成长和潜移默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思考 县级 党校 干部教育培训 人气691

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思考: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县级党校作为县委的重要部门，既是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阵地，又是培养教育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渠道。认真分析研究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对策，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对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意义重大。 关键词：与时俱进；干部教育；对策研究 多年来，县级党校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市委党校的精心指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针。坚持党校“姓”党，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从严治校的办学宗旨，积极开展大规模干部教育培训和党校函授学历教育，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然而，随着新的《干部教育条例》的颁布实施和对干部教育培训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来看，县级党校教育培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1.当前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存在的突出问题 1.1 思想认识不到位，忽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当前县级党校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与党中央提出的要求不相符，具体表现为三个“不到位”：一是一些地方领导者思想认识不到位。部分领导干部对教育培训的态度不够端正，轻视和忽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把干部教育培训当作软任务。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存在重工作，轻学习；重使用，轻教育；重眼前，轻长远的思想。二是参训学员的思想认识不到位。一些学员认为学不学都一样，消极对待党校培训。三是有些组织者对大教育大培训的思想认识不到位。干部教育培训的组织协调基本上停留在“组织部+党校”的模式，其他部门参与不多，配合不够。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管理，轻服务；重传统，轻创新的思想。 1.2 办学经费短缺，基础设施落后。多年来，由于一些县区财力紧张，对党校干部教育经费长期落实不到位，导致县区党校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教学设备陈旧，教学条件差，大多数县区党校的教学条件还停留在80年代中期的水平，尤其是5.12地震之后，灾区党校大部分校舍遭到严重破坏，教学环境进一步恶化，缺乏必要的教学场所和教学设备，与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极不相称，难以承担大规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任。 1.3 干部教育培训的内容和方式亟待创新。近年来，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缺乏效益和动力，很大原因是干部教育培训的内容和方式没有做到与时俱进，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一是培训内容相对陈旧，不能适应学员的知识需求。原理性理论多，用于指导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少。二是培训方式单一、封闭，不能适应学员的接受心理。目前县级党校教育培训方式仅限于课堂教学，缺少校外培训基地和外出考察、交流讨论、实地调研等环节，这种单一封闭的培训方式已不能满足干部对知识全方位、开放式的需求。三是教学方法呆板，不适应学员的求异思维。大多数教师在培训教学中很大程度上仍沿袭传统国民教育那种灌输的方法，忽视学员的主体性特点，难以调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桎梏了学员的求异思维和发散思维。 1.4 县级党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一是县级党校普遍存在着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进出口渠道不畅，名师缺乏，青黄不接，理论素养不扎实，教学基本功不过硬等情况。二是县级党校教师接受上级党校或高层次的培训、轮训及教学研讨机会不多，眼界不高，视野不开阔。三是深入到农村、企业、社区等基层学习调研不够，对市、县、乡、村情况了解不够，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以上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县级党校的办学质量和办学声誉，制约着党校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2.加强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对策探讨 2.1 遵循党校教育规律，坚持党校办学原则。一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党校办学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遵循党校教育规律，要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干部教育培训要始终要围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进行，确保办学方向不偏离轨道。二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教风和学风。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作风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校必须倡导的校风、教风和学风，这是党校教育的灵魂，也是确保正确办学方向的重要保证。三要围绕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为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提供参考和咨询，充分发挥党校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 2.2 创新教学管理体制，不断提升办学质量。要遵循党校干部教育规律，不断创新党校教学管理体制，坚持以人为本，从严治校，从严管理，从严施教。努力做到教学管理的民主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一是要按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目标要求，建立一套科学完备的教学评估指标体系。对参训学员的培训学习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之一。二是要对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考核评估。形成一套领导考评，教师自评，学员评价，三位一体的教师教学效果评价机制，并把教师的教学考核结果作为教师任职、晋升和评优的重要依据。三是要建立由领导、教师、学员以及纪检、组织、人事等部门参与的考核评价监督机制，以保证考核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建立教学质量保障制度，形成考核促管理，管理促教学，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2.3 优化教学内容，深化教学改革。优化教学内容是深化教学改革的关键环节，县级党校干部培训教学，应按照培养与时俱进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要求，逐步完善干部培训的课程体系，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中，一要坚持不懈地开展政治理论课的学习，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进课堂，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学员头脑，不断提高学员领导科学发展的水平和执政能力。二要按照学员知识需求设置教学内容。力求做到教学内容的设置与时俱进，科学、系统、新颖、实用。三要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不同班次学员的具体情况与要求选取课题，以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 2.4 改进教学方法，创新培训模式。教学方法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好的教学方法，可以增强教师教学的吸引力，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为此，党校教师必须认真研究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规律和特点，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培训方式，实现教学方法与培训模式的创新。在教学方法上要采用启发式、研讨式、案例式、互动式教学；在培训模式上要推进开放式教学，实行校内教学与外出学习、参观、考察、调研相结合。努力实现教学方法科学化，教学手段现代化，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教学和多媒体技术，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创新培训模式，增强教学效果，提高培训质量。 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思考:切实推进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摘要：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就是要通过扎实的教育培训，使干部素质全面、有效、大幅度的提升。在改革创新的实践中，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中央的要求相比，与新形势新任务的需求相比，还存在着问题和不足。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加强和改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应进一步在推进教学改革，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完善制度创新机制和整合优化培训资源等方面下功夫。 关键词：县级党校；干部培训；新形式；教学改革 党校从1933年诞生以来，已走过70多年的历史，由当时的“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学校”发展成为以央省市县党校为骨干的干部教育网络。特别是1984年党校“正规化”建设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党校在思想大解放，在普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各级干部的整体素质方面，功不可没。但是，近些年来，党校教育走入了低谷，特别是县级党校。 一、当前党校干部培训面临的新形式 （一）培训的任务越来越重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07年12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要树立大教育、大培训的观念”。十七大把党校工作写入大会报告并提出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的重大战略任务，决定了党校的教学布局必须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充实。从省委、市委到县委都对干部教育培训提出了要求，干部教育培训的任务越来越重。 （二）培训的需求越来越大 目前，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发展，广大干部所处的环境在不断变化，对广大干部的素质提出了更高和更新的要求。过去我们组织干部进行培训更多地着眼于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现在则需要不断拓宽培训领域，进一步向突出执政能力建设，强化新知识新技能新本领等领域扩展。即使是原有的培训内容，也需要有新的理论和知识的提升。广大干部参加教育培训的需求越来越大，这给各级各类干部培训基地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 （三）培训的要求越来越高 培训对象的学历普遍较高，在培训中的主导意识、现代意识、质量意识不断增强，尤其是对现代知识，现代培训方法和手段表现出浓厚兴趣。在对以往参加过党校培训的学员进行调查时，80%以上的培训者要求党校教学内容应加大对社会理论热点的剖析，增加现代经济管理、社会工作等实用性课程。有相当一部分的培训者认为应进一步创新培训方式，干部的培训需求多元化对党校培训教育提出新的要求。 二、当前制约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因素 （一）干部教育培训的师资缺乏适应性 县级党校，总的来说，教师人数少，学科不全，学历层次不高，授课水平偏低。由于从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政治、经济待遇都不高，加之缺乏一个科学有效的激励措施，县级党校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较为艰难；教师参与机关工作、与机关干部交流的机会过少，常常是不懂管理的讲管理，不懂机关工作的培训机关干部；还由于受经费及体制的制约，县级党校教师没有条件外出参观考察学习、到基层锻炼调研，视野不开阔，占有的第一手材料少，形成封闭的教员教开放的学员。这三方面的制约使得县级党校的师资普遍缺乏适应性，难以适应新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要求。 （二）干部教育培训的内容缺乏针对性 长期以来，县级党校干部培训内容都保持以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心，以政治理论为主体的基本格局。在教学内容上，追求“共性”多，联系实际少，干部教育培训的内容明显缺乏针对性。作为县级党校，必须注重以干部需求为导向，以政治理论、政策法规、业务知识、文化素养和技能训练等为基本内容，从实际出发，着眼急需，重在管用，强化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需要什么，学什么；缺少什么，补什么”，增强学习的吸引力。 （三）干部教育培训的方式缺乏多样性 干部教育培训要不断探索与干部教育培训理念、培训模式、培训内容创新相适应的方式方法，促进培训方式由“单一型”向“多元型”转变、培训渠道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目前，大多数县级党校培训方法过于简单陈旧。多年一贯式的“讲授式”难以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培训方式缺乏多样性，不能做到与时俱进，致使干部教育培训缺少实效性。 （四）干部教育培训的机制缺乏健全性 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机制缺乏健全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领导、协调机制不健全。干部教育培训由多个部门协调进行，由于在工作中协调沟通机制存在一定问题，使得干部教育培训存在多头培训，重复培训的现象较多。二是培训激励机制不到位。由于缺乏严格的刚性措施作保证，培训激励机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此外，由于缺少对学习效果的客观评价，培训质量、学习成绩与干部的提拔使用联系不够紧密，有学没学一个样，学好学坏一个样的问题仍然存在。 三、加强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几点思考 新形势下，如何创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进一步增强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实效性，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苦练内功，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按照优化和高效的原则，建立一支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作为县级党校，必须重点围绕党建、经济、文化、法律、行政管理等主体学科，根据教师特长明确各自的专业主攻方向，着力提升其专业课教学水平。为此，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引进高素质的学科人才。要根据需要，通过积极引进人才，充实教师岗位，优化队伍结构。 2、鼓励教师在职进修。党校要经常性地把教师送出去学习或鼓励教师在职深造，通过系统培训，使教师不断充电，从而将所学所获贯穿到党校课堂教学中。 3、积极开展教研活动。要经常选派教师参加上级党校举办的教研活动，除了按会议通知参加研讨会外，还要主动加强与上级党校的联系，派教师前去观摩新教学方法的运用。此外还通过组织校内公开课、试讲、集体备课等方式多途径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4、加强“师资库”建设。县级党校还应积极拓宽师资渠道，加强多层次、多类别的“师资库”建设，有针对性地聘请县内外的知名学者、党政部门专家型领导干部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基层干部组成师资库，确保根据不同的培训对象和培训要求配备最佳师资结构。 （二）拓展教学内容，注重学员素质培养 干部教育培训内容的选择科学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党校教育培训的实际效果。县级党校要紧紧围绕“一手抓思想政治教育和党性教育，一手抓知识更新和业务培训”的要求，立足于大幅度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知识素质、能力素质，通过采取问卷调查、个别走访、集体座谈等形式，开展调查研究，具体了解当前干部到底在想什么、最需要了解什么、希望搞哪些内容的培训，从而有针对性地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拓展干部教育培训内容： 1、在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方面，要进一步抓好理论武装和党性锻炼，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科学判断形势和总揽大局的能力。 2、在提高干部的知识素质方面，要进一步抓好现代化建设必需的新知识的培养，不断提高领导干部驾驭市场经济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3、在提高干部的能力素质方面，要进一步抓好领导方法和管理艺术的培训，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的领导水平和管理水平。 （三）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干部培训质量 县级党校必须紧密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大力推进教学方法改革，通过改革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员的主体性和潜能。 1、优选教学方法。要把课堂、书本、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增强培训过程中“教”“学”双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变“被动式灌输”为“互动式教学”，变“以教师为中心”为“以学员为中心”，变“封闭型培训”为“开放型培训”。要改进课堂教学方法。积极尝试研究式教学，推广案例式教学，完善讨论式教学，开拓现场式教学，同时采用专题辅导、学员论坛等多种教学新方式。 2、革新教学手段。在采用传统教学手段的同时，要积极采用网络技术及多媒体技术开展课堂教学。充分利用现有的广播、电视等手段发展远程教学、拓展教学空间，实现教育资源共享。 （四）健全培训机制，规范教育培训制度 机制、制度是搞好干部教育培训的保障。 1、完善管理机制。由组织人事部门统一管理，由党校统一实施，形成干部培训大教育格局，避免多头办学。 2、完善考核机制。对培训对象从出勤、学习态度、考试成绩、遵守规章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同时，必须注重对干部参训考核结果的使用，将参训的考核结果作为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并与干部的评优选优、晋职晋级结合起来，促使干部在做好工作的同时把学习当成一项涉及自身利益的工作，进一步增强参加学习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五）落实党校人才交流制度，永葆党校工作的活力 《中共中央关于面向21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提出：“逐步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和党校教师双向交流的制度”。党校只有落实双向交流的制度，才能畅通人才流动渠道，党校的各项工作才能朝气蓬勃。 1、加大党校领导干部与同级部门领导干部交叉任职的力度，促进党校与其它部门交流工作。 2、有计划地安排中青年骨干教师到基层或其它部门挂职锻炼，为党校骨干教师提供实践锻炼提高能力的平台。 3、选派优秀党政干部充实到党校教师队伍中，这样的党校教师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水平。落实这样的双向交流制度，让党校既培养了人才，自身也出了人才，更能彰显党校的理论“阵地”和干部“摇篮”魅力。 当前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要推进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从目前来看，发挥党校干部培训主渠道作用是合理而可行的。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党校责无旁贷。 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思考:对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思考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天起，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始终是党的中心工作，作为培训基层干部重任的县级党校，在全国上下努力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大背景下，如何创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直接关系着地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小康目标的实现。深化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对优化干部知识结构、提高干部综合素质、转化干部工作作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巩固执政基础确保党的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县级党校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党校干部培训内容理论教育过多，干部实际需求的过少。党校姓党，当然要对干部进行党的理论知识的教育，党校在强化干部基础理论、增强党性修养等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是，在满足干部多种知识和技能培训，提高干部业务素质方面，党校干部教育显得单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干部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希望通过党校学习，更新观念、扩大知识面、改善知识结构，以适应新形势发展和解决新问题的需要。如果我们的党校教育过于注重理论教育，忽视对干部进行综合性的培训，那么是不能满足干部的需求和干部培训的最终目的的。 2.党校干部教育培训被削弱。基层党校是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的机构和主体。但是，目前一些地方对基层干部培训往往采取以会代训、以单纯专题讲座代训、以外出代训等培训方式取代了党校干部教育培训，此类培训方式往往在时间上内容上达不到全面、足时培训的目的和要求，使干部培训让人感觉到流于形式之感，广大干部学习不到想学的东西。 3.教学方式缺乏创新。长期以来，党校教学方法主要是课堂讲授，教师程式化的讲，学员则是被动的听，这种方式已经不适应新时期大规模开展干部教育培训的需要。这样的课堂教学模式，虽然教师讲了不少大道理，但是，由于缺少师生的双向交流，缺少针对性，成为一厢情愿的单向教学；而学员学历水平的提高、实践经验的丰富，对问题的看法就有了多向性的思考，这种授课方式导致教师不能及时了解学员思考的问题，学员有问题也得不到及时反映，最终达不到理想的培训效果，培养干部职能就难以很好完成。因此创新教学方法成了县级党校培训发展的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二、对加强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一些想法 1.转变干部教育培训观念，加强能力教育培训。要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要对我们的干部加强能力教育的培训，因此各级党校要树立起以能力教育培训为主的干部教育培训新理念，把干部教育培训从素质教育逐步转向素质教育和能力教育相结合的的新的培训模式，达到提高干部科学决策能力、开拓创新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科学发展能力、判断经济形势能力、处理突发事件和做群众工作能力的目的。 2.县级党校加大主体班培训力度。省级党校对县级党校开办主体班都有着明确的要求：“县（市、区）委党校主体班年度办班期数在4期以上，每期学制不少于15天”。由于受到经费、师资力量及领导意识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县级党校对于主体班采取偷工减料的办法，一年只办一两期，15天一期的减至10天，甚至减至一个星期。我们知道，主体班培训是党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主休班培训的党校，也就不能成其为党校，因此加强主体班培训力度，并建立县级党校开办主体班培训制度，可以有效防止在干部教育培训方式上的形式主义，提高干部教育培训的质量。 3.创新教学方法。传统的讲授式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干部培训工作的要求，县级党校在教学中要把教师单向性思维与学员发散性思维相结合，实现培训方式由课堂教学向课堂教学与案例教学、互动教学、视频教学、研究式教学、启发式教学、引进菜单选学式、情景式教学相结合转变。党校的教学既要满足干部对多种知识和能力培训的需求，又要围绕市县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干部教育培训，从而实现培训的目的和要求。 4.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方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为弥补教学力量的不足，县级党校必须外请部门领导，专家学者到党校给干部讲课。这些外聘教师中，部门领导实际工作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讲课能够紧密联系实际，干部可以从中提高自已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专家学者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和专业理论水平，对某些理论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干部可以从中学到最新的知识，以提高自己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实施“请进来”的教学方式，可以解决党校在干部教育培训渠道上单一的问题。另外，必须让党校教师“走出去”，“走出去”有两层含义，一是教师深入基层，给基层干部职工讲课，配合基层单位完成其培训工作。二是派教师外出学习深造中，学新知，开视野。党校教师走出校门、深入基层从事教学活动，一方面，可以边教学边调查研究，了解基层部门工作的实践经验，丰富教学素材；另一方面，党校教师无论外出授课或是外出学习，都能从外面学到在党校学不到的实践知识，为今后自己在讲课中给干部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这就大大增强了党校教师授课的实践性，并起到烘托课堂教学气氛的作用。 党校干部培训工作，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政治任务。县级党校要在培训工作中要不断发展问题，分析问题，逐步解决干部培训工作中存在的各项问题，使干部培训工作走上正轨，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思考:加强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思考 【摘 要】 近年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改进对策主要是：增强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县级党校教师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建立健全干部学习培训考核激励机制；加强党校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 【关键词】 洛南县；县级党校；干部培训；主要成效；存在问题；改进对策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在于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能力。”如何发挥好党校党员领导干部培训轮训主阵地作用，尤其是发挥好党校系统最前沿的县级党校作用，是我们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洛南县委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主要成效 中共洛南县委党校近年来紧密结合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采取了“菜单式”和“五个一”授课方式、流动党校送学下乡等活动，干部教育培训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大规模培训干部的机制基本建立，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增强，县、镇、村三级干部素质大幅提升，推进了该县工业赶超、农业强优、旅游突破三大计划的顺利实施。 菜单式教学，即现设菜单，在全县范围内通过深入调研、问卷调查、征求意见、教学反馈等途径广泛收集意见和建议建立课题库。培训时，学员需要什么点什么，缺什么补什么。这种自由选择的菜单式专题教学，整合了培训资源，节约了成本和时间，增强了培训的针对性。 干部教育培训“五个一”，即分层次举办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后备干部培训班都采取“围绕一个主题重点辅导、组织一次考察活动、举行一次学习交流、举办一次才艺展示、撰写一篇学习体会或调研文章”等培训方式，邀请县委常委和有关领导同志参加培训交流，听取交流发言，传阅调研文章，不仅增强了培训效果，而且有利于面对面了解干部。 “流动党校”送学下乡是党校以镇、村基层干部实际需求为导向，采取教师送教上门、流动授课的方式加强基层干部教育一种培训形式。流动党校的开展，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基层干部教育培训不便，而且大大降低了培训成本，破解了大规模培训干部所教育资源不足和工学矛盾突出等难题。 2010年以来，洛南县委党校采取“五个一”方式培训各级、各类干部11353人（次），采取流动党校镇机关和镇属单位干部职工、村组干部、农村党员、产业合作社代表等12525人（次）。这些做法得到了省市的充分肯定。 二、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新形势的变化、新需要的增加，也暴露出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1、思想重视不到位 上级党校对县级党校不是上下级关系，基本没有业务往来，缺少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地方党委对县级党校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也没有规范性意见和监督检查落实机制；党校自身对其定位不准、功能作用认识不到位，主动融入县委、政府中心工作不够。再加上县级党校条件太差，经费紧张，上级党校办班层次的下延，其它办学机构的抢办等，完成干部培训任务有一定困难。 2、干部教育培训内容的实效性和干部培养的系统性不相适应 一方面，长期以来，党校干部教育偏重于形势和政策宣讲，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在保证干部“靠得住”方面成效显著，但是新的形势需要有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领导干部，面对社会环境和教学对象的深刻变化，目前的培训对干部的综合能力培养不够。另一方面，目前干部培训的课程设置还只是根据当前时政热点、工作难点等举办针对性的理论和业务培训，并没有形成针对干部个体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和终身继续教育体系。在培训内容上存在着“两多两少”的问题，即传统内容多，创新知识少，共性教育多，个性教育少。 3、教师队伍的教学科研水平与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实际不相适应 通过对以往各类培训班梳理分析显示，尽管党校专兼职教师队伍平均素质较高，但对重大理论问题和经济发展的准确把握能力不强，实际工作经验比较欠缺。在教学方式上，仍以教师讲课为主，学员听课为次，理论讲座为主，实践锻炼为次，学员参培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同时，县级党校中政史类教员多，经济类教员少的问题还比较普遍，师资队伍结构不尽合理。 4、教师能力素质和受训对象的要求不相适应 受训对象的素质越来越高，他们不仅学历层次不断提高，而且从事实际工作，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党校教师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越来越大。受训对象对教学形式和方法要求越来越高，单纯传统的课堂讲授教学不能再满足受训对象的需要，他们而更喜欢案例式、体验式、研讨式、论坛式教学等生动活泼互动性强的教学方法。受训对象对教学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要求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希望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考核，并期望考核的结果能作为选拔重用的依据之一。 5、教育培训机构的基础设施与大规模培训的客观需求不完全适应 主要是硬件设施与培训要求有一定差距。从了解的情况看各县级党校中，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问题，其校园建设均未达到相应标准。近年来，虽然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党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了对党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党校的硬件设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与干部教育培训任务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教学手段还比较单一，现代化程度还比较低，这一问题在县级党校尤为突出。比如，有的地方党校没有可供干部教育培训的阅览室，也没有宿舍、食堂和足够的体育活动场所，干部教育培训的教学基础设施配套跟不上形势发展；财政投入严重不足，拨给的资金大部分用于教职员工的人头费和日常基本的运转支出，干部教育培训经费严重不足，缺乏应有的物质保障机制，很难满足大教育大培训的需要。 三、改进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对策 要把县级党校真正建设成为面对基层的一流的党政领导干部培训基地，就必须采取措施、顺应发展、适应需求。 1、增强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以学员需求为导向，以经学管用为原则，实行个性化、差别化培训，探索适应党员干部专业化、多样化、多层次学习需求的教学模式。推行“菜单式”教学，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干部的实际需求，精选和确定不同的培训内容，按工作岗位、知识结构、需求情况分别设置教学班次和课程。例如对乡镇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突出实用。为了把基层干部培养成为农村实用技术的“土专家”和实用政策法规知识的“土秀才”，做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培养时突出农村实用技术、政策法规等知识，用“本土化”的语言宣讲实用技术和政策法规。在边远贫困地区更要突出家畜家禽养殖、经济林果、药材、粮油作物等种植、农村小市场发展等实用技术知识，培训的方式上，除了在党校教室集中培训外，还可以组建农村实用技术（政策法规）宣讲团，深入乡村，对基层干部进行巡回培训，扩大基层干部接受培训面，提高培训质量。根据学员的需要和本地实际情况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建立针对性、实用性、专业性强的专题课题库和案例库，组织教师编写专题课题和案例，不断充实和更新专题课题库和案例库，以便发现“精品”课题办培训班之用。培训内容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增强培训内容的实效性，培训内容要从单纯讲理论向理论实际运用的转变，要着重在于指导学员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指导学员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学员提高理论水平和处理实际工作中各种问题的能力。要根据培训对象因人施教，开展专题培训，针对专题培训特点，采取课堂授课外出观摩相结合、培训考试与畅谈体会相结合等方式，增加培训的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同时，要加大电教化、信息化、网络化教学力度，探索多媒体教学、网上教学、远程教学等新型培训方式，提高培训的直观性、形象性和生动性。要不断加强师资库、充实案例库、完善教材库、建好现场教学基地。 2、不断提高县级党校教师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教师加强自学，多看书、多看新闻，多关心国家大事，多了解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与中心工作，要紧围绕全县中心工作和老百姓关心热点问题进行教学和科研，使教学和科研贴近现实。建立党校教师定期进修学习制度，鼓励教师深入基层调研，进一步加大教师培养的力度，不断更新知识，拓宽视野，提高教师的理论功底、政治水平、党性修养、知识储备、实践经验和教学能力，为干部培训工作奠定基础，从而不断提高培训质量。更新观念，创新教学方法，以学员为中心，充分发挥教师自身的优势，首先要敢于教学创新，不断探索，改变以往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大胆尝试新的教学方法，组织党员干部结合工作实际开展课题研究，帮组大家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建立专兼职结合制度，聘请高校专家、学者或领导干部及学员中的优秀分子担任党校兼职教师给学员上课、讲座、专题辅导。 3、建立健全干部学习培训考核激励机制 根据干部学习培训的内容、方式，确定学时学分的构成、标准和学时学分的计算办法。根据干部教育培训有关规定，建议对每名干部每年学时学分标准确定为80学时120学分，学分由必修学分和奖励学分两部分构成，必修学分占100分，奖励学分占20分。对培训干部学时学分考核每年进行一次，五年为一个周期，五年内累计学习培训不低于720学时600学分，并将学时学分考核结果记入干部个人档案，作为选拔使用、评优树模的重要依据之一。变单纯的定性考核为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变单纯的学习数量考核为学习数量与学习质量考核相结合；变单一的学习培训考核化为学习培训考核与干部选拔任用、评优树模相结合，不断提高干部教育培训的质量和效果。 4、加强党校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大力支持，加大资金投入。一方面更新落后的教学设备，增加干部教育培训必要的餐饮、住宿设施，积极改善现有的教学环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需求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坚持搞好教育培训基地建设，建好各类特色明显的域内基地，连引成效显著的域外基地，同时增强基地间的交流与合作。使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真正实现课堂授理论、实践有基地，互动找差距、增强原动力，培训化成果、促进大发展。 【作者简介】 钟君英（1973-）女，陕西洛南人，历史学学士，中共洛南县委党校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历史学、政治理论. 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思考:新时期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问题和建议 摘 要：在认真贯彻落实《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的新形势下，县级党校的发展迎来了新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我们要从更新的角度，系统、全面分析影响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因素，对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党校 干部培训 问题 建议 党校教育在整个干部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中央提出了“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要求。当前在认真贯彻落实《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的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创新工作，增强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实效性，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作为培养基层干部主阵地的县级党校，应当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和基层工作的需要探索教育规律，创新办学模式，不断提高干部教育培训的质量和水平。 一、当前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县级党校办学条件简陋，教学设施陈旧落后 近年来，虽然各基层党校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办学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但也还有相当部分的基层党校，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县级党校的办学条件依然较差，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需要。以榕江县党校为例，县党校曾几度搬迁办公地点，而且越迁越窄。去年县老干局修建新办公楼搬走后，在老农牧局危房办公的党校和农扶局的三个工作站搬到原老干局的办公楼办公，党校分得两层楼，一层楼只有一百多平米。现党校十多个人拥挤在一层楼办公，用另一层楼做培训教室。场地狭窄，没有操场，更没有学员食堂、学员宿舍、图书室等。电脑等办公自动化设施一是数量少，二是机子老化，交通工具欠缺，影响送教下乡和到基层搞培训。这些情况严重制约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开展。 2.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力量比较薄弱 目前大多数县级党校有十多二十个人的编制，但真正能上课的往往只有几个人，行政后勤人员比例偏高。教师队伍的专业知识结构不合理，相当部分教师是从中小学校调进来的，所学专业为政治、历史、中文等，没有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专业的。县级党校教师既要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又要从事行政管理、教学管理、后勤管理工作，县级党校的专职教师几乎不存在。同时党校教师往往是一个老师承担多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专业不专的现象普遍存在。很多教师没有实践经验，且很少接受培训，面对拥有多元知识结构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学员，一些教师较难胜任教学工作。 3.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教学方法、手段缺乏多样性 在培训过程中不是树立“以学员为本”的理念，真正做到按需施教。授课不问具体对象，内容雷同，很少做到根据不同的培训对象，安排不同的培训内容。学员想学的没有学到，需要学的没有安排，学的与实际工作不相关。在培训的方式方法上，传统的灌输式方式占多数，互动式、体验式、案例式等新的培训方式用的较少，方法较为呆板，形式较为单一，仍然用以“教员讲、学员听”为主的课堂授课式进行培训。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用的较少。 4.干部教育培训的管理机制不健全 主要表现在：教师的教学评价激励机制和学员的学习考核考评机制不健全，教学管理和学员管理相对松散，教师授课好与不好一个样，学员学与不学一个样，学好学坏一个样。培训和任用脱节，学员学习的积极性没能充分地调动起来。 5.对党校教育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缺乏足够重视。主要表现是资源整合不力，运行不够规范；统一协调不够，主渠道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二、新时期加强县级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几点建议 1.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办学条件 党校既是一所学校，又是党的一个重要工作部门。党委的领导是党校建设发展的政治保证，政府的支持是党校建设发展的物质保证。前几年的函授教育是党校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但随着中央党校函授教育的停办，县级党校的这笔经费来源也随之枯竭。为保障党校的发展，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一方面要把党校基础设施的改善、教学设备手段的改造更新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结合起来，列入财政预算；另一方面，要尽可能的解决党校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应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渐加大对党校的投入。使党校办学的硬件设施不断改善，逐步向中专办学的体系指标靠拢。 2.加强师资建设，培养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硬件设施很重要，但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的因素对教学的效果往往起着关键的作用。就目前县级党校的师资队伍状况，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势在必行。《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明确指出：“队伍建设是党校事业发展的关键。”“党校队伍建设的重点是教师队伍建设。”要求“建立一支素质优良、规模适当、结构合理、适应新时期干部教育培训要求的党校工作人员队伍。县级党校要采取多种形式的培训方式，逐步提高教师素质。可以选派年轻教师到上级党校和大专院校进修；积极参加社会调查、外出参观学习、挂职锻炼等社会实践，开阔教师的视野，提高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开展示范课、优质课教学活动，开展教学观摩、议课、评课等教学实践活动，调动教师的教学工作积极性，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坚持专兼结合，面向社会公开选拔、择优聘用专职教师，大力选聘优秀党政领导干部、上级党校教师和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兼职教师，突破党校教师独立承担教学任务的局限性，构建一支专兼结合的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3.根据学员和社会发展需要实际，合理配置培训内容 切实贯彻按需施教的培训原则。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开展培训对象需求调研和需求分析，搞好培训项目策划和课程配置工作。根据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党员干部的不同需求，精心设计培训内容。做到培训有的放矢，增强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改变过去那种培训走过场，缺乏针对性，不解决实际问题。授课不问具体对象，内容雷同等现象。使前来参训的党员干部通过培训后，政治思想素质得到了提高，开展社会工作的知识和能力得到了增强，领导艺术和领导方法得到了提升，从而增强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吸引力。 4.积极探索思考，更新培训手段，改进教学方法 “满堂灌”是党校培训中的一个弱点，方法较为呆板，形式较为单一。以教师为中心，教师讲，学员听，教学容易乏味，不利于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到党校培训的学员大多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知识水平也较高，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注重采取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寓教于乐，激发学员学习兴趣；推广案例教学，积极创新教学形式；开展互动教学，努力营造参与氛围。实践证明，单一的讲授式教学方法已经不适应当前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需要。不仅在教学中要注意更新教学方法，还要尝试研究式教学方法。研究式教学方法，就是教师与学员双方以平等的参与者身份，以集体讨论去发现新知为主要形式的探讨、研究、切磋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内涵深刻，其本质就是研讨。改进教学手段就是要把传统的教学手段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结合起来，积极采用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开展课堂教学，增强教学的直观性、生动性和趣味性。 5.健全培训管理机制，确保培训取得实效 建立健全干部成长规律和党校教育规律的相结合的教育培训机制，推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一是健全教学机制。课前实行课题筛选制度和专题讲座预听制度，课后实行评课评教制度。培训结束后，及时召集参加听课的教师认真评课，组织学员对授课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测评，提出意见和建议，利于授课教师发扬优点，克服不足。二是完善考核制度。一方面是对教师的考核，另一方面是对学员的考核。对学员的考核包括出勤、学习态度、回答问题、考试成绩、遵守规章等进行全面考核。同时要求组织人事部门将培训考核结果作为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并与干部的评优晋级挂钩，使干部真正意识到参加党校培训学习与自身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以转变其被动参训为主动参训。 6.搞好培训的组织管理，确保培训任务的落实 为做好干部教育培训的组织管理工作，需进一步完善管理机制，由组织人事部门统一管理，，党校统一实施，形成干部培训大教育格局，避免重复培训和多头培训，充分发挥党校干部培训教育的主阵地和主渠道作用。部分党员干部重工作，轻培训，认为只要把工作搞好就行了，培训不培训不很重要，在接到培训通知时以工作忙为由推脱培训，或者在参加培训过程中不是认真学习，积极探讨，而是敷衍了事，不当回事。因此，除了将干部培训的情况与其本人的评优晋级挂钩外，还要建立干部培训教育领导责任制和职能部门责任制，把教育培训工作列入领导班子、部门年度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促使培训任务得到真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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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论文:基层文化设施和谐社会论文 一、推进基层文化设施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要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把基层文化站所建设成人民群众向往和热爱的场所，使之自觉参加文化活动。一是要量力而行。基层文化设施建设，要结合实际，根据身处自身的力量，针对群众民俗民风，完善各项功能设施，比如完善民俗文化博物馆、文化站、电子阅览室、群众广场、文化公园，配备书法美术、音乐民乐活动设施，都要根据群众的要求进行设置。二要加强规划，对基层文化设施的建设，要抓好每个时期的时间段，根据基层文化建设的发展需要，进行科学的规划建设，在建设基层文化设施中，要充分考虑群众参与活动的便利条件，打通群众参加文化活动的快捷通道。三是要明确基层文化建设的目标。要结合落实文化站具体工作，明确目的。按照一切为群众出发、一切为群众服务的要求，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向人民大众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四是要充分利用好文化设施，扎实开展各项基层文化活动，比如开展节庆喜日活动、文化讲座、艺术培训、广场舞蹈活动、电子阅读对外开放等，充实人民群众的业余生活和精神生活，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层面，建设和谐社会。 二、强化基层文化队伍 构建和谐社会按照的要求，打铁还要自身硬。作为直接面对基层群众、工作在文化第一线的文化站工作人员，担负着本地区的群文活动的具体工作，包括有效地组织、指导、辅导、培训群众文化活动，自身还担负着创作活动，收集，整理，开发和利用民间艺术遗产，任务繁重。因此，基层文化干部必须善于跟群众打交道，与群众密切沟通，还要能够在关键时刻展示和发挥管理、艺术才华，协助群众开展文化活动。一是基层群众文化干部要加强自身修养学习，要善于吸收综合艺术技能，还要善于容纳当地的民俗艺术，才能有效地为群众服务。除了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外，还要努力学习各门类的艺术知识。要组织基层文化干部参加各种培训学习，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提高艺术修养和水平，开拓视野，真正成为基层文化干部的领头人，成为基层群众的文化朋友，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员。二是培养敬业爱岗的奉献精神。要加强基层文化干部的道德教育，帮助基层文化干部树立干一行爱一行的职业道德，提倡奉献精神，充分认识到投身基层文化建设是一项崇高的职业，事关整个中华民族崛起和强盛复兴。只有具有责任感，才能理解基层文化干部的工作性质，才能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在节假日加班，牺牲与家人、亲朋聚会，享受人生快乐的机会，积极开展基层文化活动，无怨无悔，全面完成工作任务。由此可知，职工干部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对每位干部职工显得何等重要。三是培养一支技艺精湛、一人多用，一专多能的群文队伍。基层文化干部，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群众眼中的老师，如果没有专门的艺术才能，就得不到群众的信赖和尊重。基层文化干部，在基层文化活动中，起的是“火车头”的作用。火车快不快，全靠你自身的能力，包括责任心和艺术才能。只有掌握了艺术技能，才能在开展基层文化活动中如鱼得水。同时，由于受基层文化站职数的影响，往往不能同时配足各类型的人才，就要求我们基层文化干部要做到一专多能，及时应付不同情况，组织不同类型的文化活动，大显身手，这是当今基层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工作都的必然要求。四是要善于利用社会能量。当前，农村农民收入越来越高，农民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更高了，开始转入重视发展精神生活，把目光转向文化上来。不少热心人事积极投身文化事业，作为基层文化干部，要及时利用好各种机会，鼓励和引导社会财富投放到基层文化事业上来，以文养文，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五是要大力吸收一批热爱基层文化事业、具有高学历的专业人才，加入到基层文化队伍中来，从整体上提高基层文化干部的素质，从整体上改变基层文化干部队伍的结构。 三、努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构建和谐社会基层文化工作者要善于制作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目，占领群众文化阵地，引导他们自觉抵制和腐朽文化的侵蚀。要树立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需要我们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文化精品，不断地创新——包括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精神产品的丰富及品种表现诸多方面，加大力度繁荣文化市场，丰富文化生活。要转变思想观念，加强改革开放的意识，努力做好新时期群文工作，加强横向合作，拓展辅导空间，开展各门类的艺术培训班，以提高广大青少年的艺术素质；要开展文艺创作活动，力争多出作品，出精品出人才；要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活跃群众文化活动，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历史传统文化的同时吸收人类文化的有益成果，铸就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把群众文化开展得更精彩、更有特色、更为普及，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作者：王考英单位：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蕉城镇文化站 和谐社会论文:基层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论文 一、发展基层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需求 当代社会，文化力彰显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文化的价值内涵包括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人民群众对文化本质的内容要求更多、更广泛，在形式上和表现上的要求也显现多样化，以前单一、简单、低层次的内容和模式已经落后群众的要求。通过开展丰富多样、充满激情和魅力的基层文化活动，增强文化的吸引力，依靠文化的力量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自信、乐观、向上、友爱、帮助的和谐社会，人人参与到和谐社会建设上来，是基层文化的议中这题。发展群众文化是构建和谐，要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的需求，掌握大人民群众盼什么，想什么，进行开展基层文化活动，尤其要以老百姓喜闻见乐的、乐意接受的形式来服务群众，为人民群众奉献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文化大餐，积极开创大众文化的新纪元。 二、推进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要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把基层文化站所建设成人民群众向往和热爱的场所，使之自觉参加文化活动。一是要量力而行。基层文化设施建设，要结合实际，根据身处自身的力量，针对群众民俗民风，完善各项功能设施，比如完善民俗文化博物馆、文化站、电子阅览室、群众广场、文化公园，配备书法美术、音乐民乐活动设施，都要根据群众的要求进行设置。二要加强规划，对基层文化设施的建设，要抓好每个时期的时间段，根据基层文化建设的发展需要，进行科学的规划建设，在建设基层文化设施中，要充分考虑群众参与活动的便利条件，打通群众参加文化活动的快捷通道。三是要明确基层文化建设的目标。要结合落实文化站具体工作，明确目的。按照一切为群众出发、一切为群众服务的要求，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向人民大众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四是要充分利用好文化设施，扎实开展各项基层文化活动，比如开展节庆喜日活动、文化讲座、艺术培训、广场舞蹈活动、电子阅读对外开放等，充实人民群众的业余生活和精神生活，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层面，建设和谐社会。 三、强化基层文化队伍，构建和谐社会 按照的要求，打铁还要自身硬。作为直接面对基层群众、工作在文化第一线的文化站工作人员，担负着本地区的群文活动的具体工作，包括有效地组织、指导、辅导、培训群众文化活动，自身还担负着创作活动，收集，整理，开发和利用民间艺术遗产，任务繁重。因此，基层文化干部必须善于跟群众打交道，与群众密切沟通，还要能够在关键时刻展示和发挥管理、艺术才华，协助群众开展文化活动。一是基层群众文化干部要加强自身修养学习，要善于吸收综合艺术技能，还要善于容纳当地的民俗艺术，才能有效地为群众服务。除了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外，还要努力学习各门类的艺术知识。要组织基层文化干部参加各种培训学习，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提高艺术修养和水平，开拓视野，真正成为基层文化干部的领头人，成为基层群众的文化朋友，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员。二是培养敬业爱岗的奉献精神。要加强基层文化干部的道德教育，帮助基层文化干部树立干一行爱一行的职业道德，提倡奉献精神，充分认识到投身基层文化建设是一项崇高的职业，事关整个中华民族崛起和强盛复兴。只有具有责任感，才能理解基层文化干部的工作性质，才能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在节假日加班，牺牲与家人、亲朋聚会，享受人生快乐的机会，积极开展基层文化活动，无怨无悔，全面完成工作任务。由此可知，职工干部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对每位干部职工显得何等重要。三是培养一支技艺精湛、一人多用，一专多能的群文队伍。基层文化干部，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群众眼中的老师，如果没有专门的艺术才能，就得不到群众的信赖和尊重。基层文化干部，在基层文化活动中，起的是“火车头”的作用。火车快不快，全靠你自身的能力，包括责任心和艺术才能。只有掌握了艺术技能，才能在开展基层文化活动中如鱼得水。同时，由于受基层文化站职数的影响，往往不能同时配足各类型的人才，就要求我们基层文化干部要做到一专多能，及时应付不同情况，组织不同类型的文化活动，大显身手，这是当今基层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工作都的必然要求。四是要善于利用社会能量。当前，农村农民收入越来越高，农民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更高了，开始转入重视发展精神生活，把目光转向文化上来。不少热心人事积极投身文化事业，作为基层文化干部，要及时利用好各种机会，鼓励和引导社会财富投放到基层文化事业上来，以文养文，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五是要大力吸收一批热爱基层文化事业、具有高学历的专业人才，加入到基层文化队伍中来，从整体上提高基层文化干部的素质，从整体上改变基层文化干部队伍的结构。 四、努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构建和谐社会 基层文化工作者要善于制作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目，占领群众文化阵地，引导他们自觉抵制和腐朽文化的侵蚀。要树立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需要我们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文化精品，不断地创新——包括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精神产品的丰富及品种表现诸多方面，加大力度繁荣文化市场，丰富文化生活。要转变思想观念，加强改革开放的意识，努力做好新时期群文工作，加强横向合作，拓展辅导空间，开展各门类的艺术培训班，以提高广大青少年的艺术素质；要开展文艺创作活动，力争多出作品，出精品出人才；要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活跃群众文化活动，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历史传统文化的同时吸收人类文化的有益成果，铸就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把群众文化开展得更精彩、更有特色、更为普及，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作者：王考英单位：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蕉城镇文化站 和谐社会论文:城市体育发展和谐社会论文 1城市体育的作用 城镇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城镇化使城镇贸易获得了迅速的进步。城镇贸易能力持续提升，民众薪水均值逐渐增加，此也加速了民众的购物标准迅速上升。此类转变的确都使城镇的整体能力增强，从而促进了城镇体育职业的进步。城镇体育也变成了创建时代主流和睦时代的关键项目之一。加速城镇体育的进步，不仅有助于增加市场制度下“奥运光荣规划”的生命值，强化中国体育能力，提升中国整体能力，也是城镇的一类销售策略，为城镇创建代表性标志；也是实行《国民锻炼规划大纲》的必然路径。在财力方面获得大力支持的现今时代，品质文化也要求一致付出。城镇民众对于自己的健康逐渐重视，对城镇体育的要求也愈发丰富多种。城镇民众社区是城镇民众生存和运动的首要场地，肩负着供应体育理论游戏的任务中国体育有关功能单位将城镇公用体育设备、城镇社区体育构建身为《大纲》项目的关键条款，为城镇的综合协调进展供应了可行的机制保证。 2景德镇市构建中城市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人均体育资源相对不足成为城市体育发展硬伤体育设备身为景德镇市城镇体育进展的关键器具，极大比例地估量出了景德镇市城镇体育的进展状况。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期，景德镇市锻炼场所数为10．82个／万人；而二十世纪末台北市锻炼场所数为42．95个／万人；韩国二十世纪末期锻炼场所数为11．1个／万人、瑞士达到了22．0个／万人、德国达到了24．8个／万人、芬兰达到了45．7个／万人、意大利达到了21．2个／万人。按照二十一世纪初《我国计量年表》供应的数据，当今中国城镇的体育引导工作者的比例为1／20398。从此部分信息能够发现，景德镇市资源均值所有值和全球能力均值存在较大的距离。 2．2景德镇市城市弱势群体难于融入城市体育生活城镇弱小群众身为和睦时代创建中注视的焦点，在城镇体育进展中的功能也至关重要。变革之后，景德镇市有5．7万乡村劳作理向非农事业迁移，此中大部分变成了农民工人。农民工人在生存习性、学术能力等层面和城镇民众存在极大差距，较难加入到城镇生存中。长此以往变成了城镇弱小群众，在创建和睦时代的进程中必须给予大力重视。但是城镇体育的进展，必须以民众获利为进步目的，使生存在城镇中的所有人员享受变革成效。弱小群众较难加入到城镇体育生存中，此违背了和睦时代和城镇体育进步的目的。 2．3景德镇市城市体育资源配置结果有失公平与效益进展比例紧密联系，城镇体育资源的分配缺乏公正性。在效益进步比较快速的东向临海区域，城镇体育资源比较丰厚，城镇民众可供选定的范围很广。不过在效益进步比较偏后的西向区域，城镇体育资源比较缺乏，乃至诸多落后区域非常匮乏这些资源设备。虽然在相同的城镇中，与低薪水家庭城镇居民区作比较，高薪水家庭城镇居民区，具有比较健全的体育设备。所以，景德镇市城镇体育资源分配成果揭露了时代的不公正。 3景德镇市城市体育发展模式研究 3．1景德镇市城市体育和谐模式在创建城镇体育和睦形式的进程中，第一要求提升公用体育资源总量，转化政治功能，生成多种供应形式，防止构造性空缺。城镇体育身为一种极具时代公益属性的产业，隶属政治秩序公共管控功能的关键客体，政治针对供应城镇公用体育资源的肩负关键职责。政治应当承担起加强体育资源分配以及恰当使用的任务，意识到正向供应和促进城镇体育产业进步，不只是为创建和睦时代、达到民众的体育要求，也是自己的责任。与此同时，景德镇市政治应当扬长避短，完全吸收每个领域高效提升公用体育资源供应总值的经历，生成政治首要引导，时代的多个要素参加的供应制度。政治机构、其他单位以及各种以利润为目标的公司等，要求在公用体育资源供应中产生着自己的职能，一齐推动城镇时代体育、院校体育、竞赛体育和睦进步形式。 3．2景德镇市体育共享模式城镇体育体系自身就是一个全方位的、开明的体系，它不会单独生存，要求同城镇另外的体系互相帮助，一齐进步，这才可以完成一齐构建和谐时代的任务。第一，是“体育与教学的融合”分享形式。经过对每个体系中的资源状况开展恰当整理，相互比较，完成资源补足。生成高效的高素养体育竞赛精英培育制度，并且将之宣传到院校体育进展中，身为榜样实施；第二，是“体育与卫生的融合”分享形式。经过对城镇体育和城镇卫生部门的资源开展高效整理，借助于卫生服务优秀、城镇体育健康管控体系等，产生城镇体育的引导影响，目的是提升民众健康素养和生存标准，开展的体育健康活动预防的运行制度、体系以及其进程；第三，是“多要素融合”分享形式。城镇体育就实质方面而言，是城镇文明的变化模式。所以，城镇体育与城镇文明存在着密切关系，能够渗入到城镇生存的各个层面。“多要素融合”的分享形式，是以创建和睦时代为目的，以提升城镇民众的文明目的、素养品质为首要方法，最后完成推动城镇总体文明职业进步、体育产业发展的目标。 4结论 在和谐时代创建的长久过程中，城镇体育的进展首要突出为三类和谐联系：城镇体育体系本身维持和睦，城镇体育体系与城镇时代有关体系维持和谐，以及城镇体育推动城镇时代和谐进步。在城镇体育进展的过程中还出现很多状况，要求各个领域一齐付出，团结合作，使城镇体育切实渗入到和谐时代的构建中来。 作者：王艳秀蒋义排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和谐社会论文:社会矛盾和谐社会论文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 1.1政治方面在国际国内的改革与发展中，各种复杂矛盾不断滋生。我国在政治方面的社会矛盾主要有：第一，较弱的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法制观念。现实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仍然存在。第二，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各种新矛盾表现在：经济与金融、信息与传播的风险、传统安全风险和一些非传统安全风险，如恐怖主义、生物医学疾病、非法移民、走私贩毒等。 1.2文化方面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主要体现在：第一，思想与价值观念的矛盾，表现在个人主义膨胀和拜金享乐主义滋长。这些行为危害了国家的政权稳定和经济繁荣。第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受到影响，同现代价值观念之间产生了一些冲突，也滋长了灰色文化和黑色文化等畸形文化。 1.3社会方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累积的矛盾中以下两点较为突出：第一，对于发展与稳定的矛盾，社会中存在少部分人，抱有“仇富、仇官”的不满情绪，往往把最终矛头指向政府，以致不断给国家、集体、个人造成损失。第二，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包括了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安居难、住房难等等方面。 1.4生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令人鼓舞的成就付出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巨大的代价，如环境污染与生存空间的矛盾：出现了不合理的国土资源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威胁；还有资源短缺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河段污染、草根退化、烟囱林立、尘土飞扬、噪音不断、污染泄露等等环境问题比比皆是。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矛盾的特点和成因 上述得知，我国呈现出的深层次矛盾比较复杂，解决起来涉及面广，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在总结和分析社会矛盾的特点和成因的基础上，找到化解矛盾的途径，推进和谐社会构建。 2.1特点分析从本文总结的社会矛盾表现形式来看，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较为明显的发展趋向。归纳起来可概括前沿视角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物质利益矛盾突出，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人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就有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第二，矛盾更具广泛性，矛盾的程度也较重。 2.2成因分析改革的逐步深入，矛盾也越来激烈。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来看，上述问题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利益不均的束缚。近年来，社会群体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贫富差别不断扩大，下岗、失业形势严峻，“三农”问题和弱势群体问题日益突出，由国企改制、城市拆迁引发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第二，腐败和非法收入的威胁。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使政府效率低下，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使得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使社会主义的形象大受损害，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第三，滞后的现代社会体制。这种滞后的现象正是中国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冲突的根源，反映在城市化体制、户口体制、人事体制改革的滞后，社会法制的缺位，社会潜规则的形成等等方面。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矛盾化解方略 化解社会矛盾，已经成为我们驾驭稳定大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必须着重解决的重大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在总结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化解矛盾经验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我国社会深刻变革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努力寻求切实可行的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 3.1发达国家、拉美国家的经验启迪通过比较和分析具有较强典型性的发达国家、拉美国家在化解矛盾，建构和谐社会方面的实践，为当下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制度创新提供了依据。第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化解社会矛盾、建构社会和谐的历史经验，对当下中国的矛盾凸显期的启迪主要有：首先，经济发展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点，中国仍然应该坚持以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其次，收入分配调节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武器，中国只有采取更多、更有效的措施来调整收入分配，不断改善社会结构。最后，社会保障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后盾，中国只有从实际出发，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在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市场和市民的作用。第二，从拉美国家的角度来看，拉美国家同中国一样都是发展中国家，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都值得当下中国借鉴，主要有：农村改革是化解社会矛盾的突破口，中国只有坚持不懈地加大农村改革的力度，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尽最大努力缩小城乡二元的格局。同时，社会政策（特别是司法机构的改革）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指明灯，当下中国要不断完善社会政策体系，实行公平与效率的原则。 3.2我国化解矛盾的方法为了更好地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我们应该从如下途径入手化解社会矛盾。第一，善于运用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地发展，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根本上缓解和化解社会矛盾。第二，善于运用经济手段和民主方法来处理社会矛盾。一方面，经济手段的优点在于能够有效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注意掌握和善于运用价格、信贷、财政、利率等经济杠杆手段，通过调整利益关系而实施管理的方法。另一方面，通过完善民主制度，做到高度关注民情，广纳民意，问计于民，问政于民，问需于民，理解民情大于天，民意不可违的道理，才能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第三，善于发挥政府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主导作用。社会矛盾的解决必须依靠健全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出现矛盾冲突时，领导干部要主动赶到现场，不拖不推，不捂不盖，出以公心，勇于面对，勇于负责，要讲究化解社会矛盾的策略，坚持多对话，少对抗，防止矛盾激化。第四，善于强化法律调控手段来处理社会矛盾。要注意依靠完备的法律法规与公正规范的执法来解决。也应坚持以人为本，确保司法公正透明，并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权威，充分发挥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规范、调整和引导作用，筑牢建设和谐社会的法制基础。第五，善于运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来化解社会矛盾。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要在发展中更好地守护青山绿水。”我们个人应加强理论学习，利用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环境保护公益广告的推进，大力开展绿色宣传行动，创建绿色企业、绿色社区、绿色学校等活动。此外，国家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完善资源价格、环境保护和生态监管的机制，特别是大力发展低碳能源产业，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发展。一言以蔽之，节约资源，集约用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作者：张梦婷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和谐社会论文:食品安全和谐社会论文 一、和谐社会背景下应重视食品安全 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犯罪率相对较低、安定有序的社会，是对公民的权利保护程度相对较高，国家、社会、个人之间动态平衡的社会。被害人问题不仅是个人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随着被害人学的产生和不断发展，逐渐认识到对被害人问题的处理不妥会使被害人恶逆变，直接影响到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就食品安全犯罪的被害人来说，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被害人的受众广、死亡率高、后遗症严重。由于食品安全犯罪对人体机能所造成的危害往往不是即时性的，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累积才出现。比如，一些膨化食品中经常加入含铝膨松剂，摄入微量对人体不会产生危害，但长期服用就会在人体内逐渐沉淀，慢慢就容易发生骨折和非缺铁性贫血症，且这种危害后果会在人体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比如晚年引起老年性痴呆，对神经系统、骨骼、肝、肾、心和免疫系统等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在和谐社会语境下有重要意义。 1.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保护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被害人的人权保护状况不仅反映一个国家刑事法治、刑事司法的公正程度，也是对一个国家政治文明、法治文明水平的反映。”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以人为本”要求不但要保障犯罪人的权利，也要保护遭受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精神痛苦和心灵创伤的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使其得到应有的赔偿或补偿，获得理解、援助和支持，平复报复情绪，心灵得到抚慰。 2.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保护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食品安全犯罪中的被害人如果感觉国家怠于保护和救济自己遭受的健康以及财产损失，则容易产生对抗情绪，可能会采取上访、闹访等，甚至去报复犯罪人和其亲属。更甚者，在得不到国家救助和社会援助情况下，可能参与到食品安全犯罪中，以弥补自己受到的损失或报复社会。所以，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可以使被破坏的非正义恢复到正义的状态。 3.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保护有利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国家和社会通过对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保护，使全社会都能了解被害人遭受的伤害，增强社会成员的正义感和同犯罪做斗争的责任感。加强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被害预防，教育人们不要有贪利心理和侥幸心理避免自己成为犯罪的被害人，进而从防止被害的角度来实现预防犯罪。 二、保护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措施 （一）加强食品安全犯罪的被害预防 1.加大食品安全的宣传和教育，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目前仅有食品监管机关内部的信息通报制度，应该通过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开食品安全信息，经常曝光不合格食品及其生产经营企业，向公众说明食品安全犯罪的危害、实施的手段以及如何预防，让群众及时知晓，避免成为潜在被害人。把食品安全知识列入大、中、小学生的教育课，引导学生不在街头摊贩处随意购买无证小食品，教育公众掌握简单的食品质量识别方法。此外，消费者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不能购买明显低于正常价格和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的食品，不能盲目相信品牌食品，消费时要仔细甄别食品外包装以及生产日期，保留购买凭证，一旦有纠纷时保存证据。 2.构建食品犯罪被害预防体系。食品安全知识和检测有其专业性，普通消费者一般很难知晓，从国家层面采取措施，针对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特征以及产生原因，从现实国情出发，构建食品犯罪被害预防体系堵塞其管理漏洞，减少犯罪机会，增加犯罪风险。首先，加快食品安全信用体系的建设。如建立食品安全信用的监管体制、征信制度、评价制度、披露制度、服务制度、奖惩制度。其次，规范食品市场、维护经济秩序，对违反《食品安全法》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的行为坚决查处，符合犯罪标准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最后，推进体制改革，建立统一的监管协调机构。笔者赞同成立一个全国统一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负责全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和协调工作。 （二）加强食品安全犯罪的被害救济 1.完善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赔偿制度。 （1）完善国家赔偿。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有些遭受严重的机体损伤甚至死亡，有些受到严重的财产损失，由于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大多来自经济收入不太好的家庭，就更迫切需要经济补偿来支付被害人重伤后巨额的医疗费，对于被害人死亡后家属的抚养费、赡养进行医疗救治或弥补损失，而当前救助金相对较低且都是一次性支付。在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国家救助中，资金不足是突出问题。各地财政收入不一致导致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得到的赔偿也不一样。当务之急是建立救助基金以长效保障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国家救助机制。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资金不足难以为继的问题更加突出。鉴于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单纯依靠国家拨款还难以实现，因此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救助基金应采取以政府拨款为基础，企业缴款和社会捐赠为辅的模式。救助对象的被害人应符合以下条件：对自己被损害的结果无过错或者承担很小的过错；无法从犯罪人哪里获得赔偿；生活极度困难，陷入困境；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追究犯罪。精神损害的赔偿应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应综合考虑被害人的实际情况、被害人的过错、被害情况和当地的经济水平等因素来确定最终的金额。 （2）完善诉讼渠道。食品安全案件涉及的被害人众多，在诉讼上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使多个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通过诉讼代表人集中实施诉讼行为，避免直接参与诉讼带来的问题。改革诉讼保全制度，适当提前债权清偿的顺序，使得被害人能够及时地得到赔偿。对于经济困难的被害人可以适当地予以减免诉讼费用。 2.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社会援助。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保护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仅仅依靠国家和政府是不够的，它依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发达国家建立了完善的被害人社会援助体系，我国还需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对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开展社会援助，营造关注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保护的社会氛围。 （1）法律援助。为受害者提供有关诉讼问题的所有信息的咨询，如诉讼程序、被害人的法律权利、保险理赔等。提供法律服务，如被害情况调查、保险理赔等。在诉讼过程中，详细告知被害人在诉讼过程跟中的权利与义务、法庭审判程序、被害人在法庭上可能遇到的询问。要完善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 （2）心理援助。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也使被害人成为新闻媒体的焦点，尤其有些涉及当事人隐私，如自2013年至2014年7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通报称，共办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82件86人，其中生产销售含有有毒、有害成分的壮阳保健食品占95%以上，但被害人羞于报案。新闻机构应遵守职业道德，尊重被害人的隐私和情感，有节制地报道案件，不当的新闻报道有可能会造成被害人心理上的反复受伤。可以成立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开展心理创伤康复活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快速介入为被害人及其家属提供危机处理和心理治疗。 （3）医疗服务。对于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医疗机构要及时有效的予以治疗，医药费用交不上的可暂缓缴纳以免进一步加深被害人的心理创伤，使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顺利回归社会。 （4）建立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服务机构。美国有近万个被害人援助组织，英国有专门针对特殊类型被害人的援助团体。从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各种被害人援助机构先后成立，通过实施不同形式的援助活动使被害人体会到社会的关怀和国家的关注，可以帮助人们恢复对生活的信心。我国目前还没有这类机构，很有必要建立这样的机构。 作者：武向朋单位：信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 和谐社会论文:财务管理和谐社会论文 1和谐社会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及特点 1.1协调性财务管理的协调性包括财务关系的协调、财务活动的协调、财务管理系统与企业其他部门之间的协调。协调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尽最大的可能使得企业的管理实施更加合理化，保证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实施更加的有效率和有保障。协调性是一种对于社会和外部条件的一种合理支配，是企业与社会的有效结合以及更好的理论创新。总体来说应该保证财务系统内部以及财务系统与外部的和谐管理，达到保障企业正常运营发展的目的。 1.2均衡性财务管理的均衡性，一是应该做到人与人之间的均衡，表现为我们对于财务管理的整体调控，保证企业财务管理和社会和谐的各自平衡，发展既需要平衡又需要结合，只有保证各自发展的平衡才能更好的保证创新企业的继续进行。二是财务活动譬如投资、现金流转、收益分配之间的均衡，财务活动是我们进行财务管理过程中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有效的体现过程，财务管理活动要注重均衡发展，保证每项活动都能得到完善的发展和进步。三是财务管理与其他企业管理的均衡。财务管理的具体实施过程不光要保证管理本身的均衡，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对于管理有关方面的均衡，保证相关方面的切实可行。总之，财务管理应该在投资收益、企业文化建设、财务状况等多方面彼此适应，全面发展。 1.3稳定性稳定性是一种抗干扰的能力，企业财务管理只有在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和谐发展。保证企业稳定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要保证企业管理的稳定性只有好的管理才能保证好的发展，国有企业管理的稳定性与我们的社会和谐构建自己企业本身稳定构建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定方面来说，企业财务管理的稳定性越高，其生命力就越强，其面对社会的竞争力就更强，其发展的和谐性就越来越好。比如企业有稳定的收入和净利润等，企业就有可能实现财务和谐管理的目标，反之，则不易实现。 1.4优化性企业财务管理的优化性是指企业财务管理的相关指标在一定时期内是处于最小值或最大值。也就是使得社会企业的发展达到最好的一种状态，使得企业财务管理的最好状态体现在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特别要注意的是，一般管理的优化强调整体的优化，而财务管理的优化不仅仅是局部的优化，而是企业整体指标的最优化，优化性体现在发展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具体的概念，要体现出社会和谐发展的整体特点。 2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创新对策 2.1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财务管理环境国有企业要遵循市场化原则，完善绩效考核机制，以信息化作为平台建立起“大预算”的财务管理体系。每个市场的财务管理对于每个市场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很好的创新对策以及发展状况。对于未上市的业务要做到与上市业务的“一体化”管理，就显得有点困难，为了保证管理的过程更加顺利，就必须建立起有效的预算管理机制，特别是对于能耗较大的设备和项目进行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预算与控制。 2.2要科学有效地控制成本支出 （1）要缩短成本的控制周期，每月对成本运行进行监控管理。对成本进行监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对重点生产项目要找准财务管理的切入点，从而将项目的开发、生产、经营等环节进行有效整合，达到优化成本支出的目的。尽最大可能的控制成本，缩短成本的控制周期，保证成本的充足和实行。 （2）强化资金的安全管理，对于专款专用的资金要完善监督体系。资金的安全保证是我们在进行企业管理方面的重要方面，没有资金的支持，我们的社会和谐建设和企业管理方面就得不到很大的支持和保证，我们的社会也就没有一个完善和完全的安全保障，除此之外，严禁“表外资金”的出现，也是我们企业控制收入和支出两条资金线的重要来源，并要不定期开展资金安全专项检查工作，保证企业创新管理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更加的顺利和完善。 （3）在资金与资产的管理上要进行强化，怎样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创效水平。资金和资产的管理也是我们进行财务管理的重要管理层次，与我们社会的整体发展都有着很大关联和联系，如何管理控制坏账的发生，都是财务管理工作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对于资产的存量发展方面的重要措施。 2.3提高会计核算和会计信息的质量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部分，它直接影响决策者分析企业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准确性。所以必须提高会计核算质量。应建立完善的会计核算制度，制定出详细的会计核算流程，并对会计核算加强日常的监督。要优化会计核算流程，当会计核算无误后，对账务处理体系也要进行完善，尽可能简化财务报告的报告层次，以提高会计信息的及时性与有效性。 2.4改进财务管理结构财务管理是公司管理的优秀部分，应通过有效的财权分配，建立财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要将传统的股东单边财务管理转变为由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达到分权而治的目的。 2.5提高企业会计人员及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的特点，对会计人员和财务管理人员进行思想作风和职业道德教育，并且请有经验的财务工作者传授工作中的经验，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要加大培训力度，创新培训方式。而对于处于一线的财务人员比如核算人员、出纳、会计人员要进行定期的考核，从而提高财务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影响力。 作者：霍红巍单位：吉林市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和谐社会论文:传统文化和谐社会论文 1继承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理论中国化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理论作为其理论的一部分，要想实现它的中国化也必须要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思想。继承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理论中国化的必然选择，既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谐理论品质决定的，也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需要。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精华的结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因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而具有文化价值理性，又因能满足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具有文化工具理性。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理论中国化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理论民族性———世界性———民族性的逻辑发展关系的体现。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时说过：“由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民族文化的改造，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不同的发展时代，我们所要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不同的，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文化理念和思维方式也是不同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展的主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当前的主要工作和任务是要利用政权的作用，进一步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和完善，不断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地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此，我们就更加需要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只有社会和谐稳定了，我们才能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努力使得全体社会成员物质文化需要得到满足。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说的“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基于我们转变理念和思维方式来思考和处理问题的需要，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既成为了我们新时期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所需要的最好的理念和思维方式，也符合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2构建和谐社会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前提下，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随着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执政基础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党执政的主要任务和历史使命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无论是从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还是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来看，我们都必须要把和谐社会的构建作为一项基本任务来抓。致力于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提倡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和睦相处，和谐发展，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是应对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需要。我们目前正处在21世纪头二十年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改革与矛盾并存，发展与问题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我们抓住战略机遇期、顺利渡过关键期的必然选择，也是使我国现代化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其次是解决我国当前社会发展中“不和谐”现象的需要。我们应该在社会发展基本协调、稳定、和谐的前提下，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忽视一些社会发展中的诸如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和谐、城乡发展差距大、人们之间利益关系复杂，利益矛盾尖锐等问题。构建和谐社会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很好的解决途径。最后构建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关于社会和谐的真正科学论述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他们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不断追求社会和谐的运动，共产主义是最高阶段的和谐社会。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对社会和谐的追求，“大同”、“小康”就是一种社会和谐的构想，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谐理论应用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 3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异同之处 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理论之所以能够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思想结合，主要是它们之间有一些深层的契合之处，当然我们在看到二者存在的共通之处的同时还要清楚二者的区别。首先，和谐社会中的和与古代社会和的思想是有区别的和谐社会中的和强调的是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一种状态，包括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也包括社会的和谐发展，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而传统文化中的和，无论是重人和，还是人与自然相和谐，都没有超越阶级的局限。和的思想只是当时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目的在于使人做封建专制制度的奴隶，在这种和谐思想的氛围下，人完全没有自由可言，更谈不上发展了。其次，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有很多共通之处，包含着和谐社会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不仅包括现代文化还包括传统文化，不仅包括西方文化还包括东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思想的结晶，蕴含着无穷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的论述相当丰富，使得它当之无愧的成为了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直接的思想资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传统文化主张的是内省修身的人际和谐思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传统文化主张的是均平大同的理想社会形态；在民族与民族的关系上，传统文化主张协和万邦、仁者无敌的思想；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传统文化主张的是和为贵的思想，追求的是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厚德载物的境界。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这些思想与和谐社会所提倡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有很多的不谋而合之处。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必要将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挖掘出来，唤醒人们久远的记忆，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其发挥其应有的力量和作用。 4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是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和超越 和谐社会强调民主法治，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民本思想只是在理念上肯定了人的价值和人民的基本利益，而和谐社会强调民主法治，从法律制度的角度充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尊重人民的独立人格和民主权利。和谐社会追求公平正义，是对传统文化中公正理念的提升。孔子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法，这是公正理念的具体体现，这种公正理念是人与人之间交往自觉选择的道德规范，缺乏保障机制。而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从社会的角度，从制度安排上加以保证的。和谐社会需要诚信友爱，是对传统文化把诚实信用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要求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和谐社会提倡充满活力，是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和谐社会必需的安定有序，是对古代以礼乐确定、规范人的社会身份和行为以达到陶冶人的心性与沟通人的感情，从而使社会关系实现有序和谐的一种扬弃。和谐社会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观念的现代诠释。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思想精华的凝结，对它的继承和发展是时代精神的需求和体现。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要时时刻刻注意二者的契合点，在进行社会建设的同时抛弃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为其注入新的理念，达到文化和政治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作者：赵晓芳单位：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和谐社会论文:社区体育构建和谐社会论文 一、社区体育的功能及特点 （一）社区体育的功能作为群众体育的主要组成部分，社区体育主要有以下的功能：第一，社区体育可以增进健康。随着生产过程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体制弱化，生物适应能力越来越差。社区体育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娱乐活动方式，对于改善人的弱化体制有很大的积极作用，是增进健康的有效手段。第二，可以增进人们之间的交往。社区体育通过动态的、集体形式的活动，为邻里、家人、朋友提供了一个休闲交往的场所和机会，人们可以通过参加社区体育，树立积极、友爱的观念，增加群众的人际交往能力。第三，社区体育可以丰富生活情趣。体育活动中也存在着美，体操中优美的姿势、跳高中完美的助跑、以及排球柔美的弧线等等。这些美可以调节人们的生活节奏，还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情趣，进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第四，社区体育可以磨练人们的意志。社区体育也是一项竞技运动，有成功也有失败，人们在拼搏中享受磨难，在竞争中克服障碍，在困难中磨练意志。 （二）社区体育的特点社区体育的参与者都是社区内的人员，他们参加社区体育的目的较为单一，有的是为了强身健体、有的是为了塑造形体、有的是为了心情愉悦；社区体育的活动是在自愿自觉的基础上开展的，参加的人群虽很多样，但都是主动参加并坚持的；社区体育形式多样，每个人群所开展的内容都各不相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另外，社区体育的实施过程极为复杂，只能靠人们的自觉参与来灵活进行。 二、社区体育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一）促进了人自身的和谐人作为和谐社会发展的主体，其自身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紧张，其身心压力越来越大，如果不能及时释放这种精神压力，就很可能造成心理上的问题。人们在参加运动时，身体的各个器官都会受到适宜的刺激，从而使人身体感到舒适，伴随着愉快轻松的健身氛围，便可以释放心理压力，最终达到自身的和谐的目的。 （二）促进了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容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就是说人和人交往过程中要保持融洽和睦的关系。社区体育用其轻松的组织基调，为社区群众构建一个关系平等、情感融洽的氛围。在参加运动时，人们之间产生的信任感，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学会的沟通合作，为生活中亲子关系、邻里关系以及朋友关系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而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三）促进了社区文化的和谐文化是社会的软实力，它不可能像法律制度那样明显的规定表现出来，只能在法律制度所不及的地方发挥作用。社区体育与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社区体育的健康发展需要文化的制约，而文化的传播则促进着社区体育的开展。现在我国的小区精神文明建设以社区全民健身活动作为评价指标，这无疑又一次肯定了社区体育的重要性。 三、社区体育的发展现状 随着人们追求健康意识的增强，社区体育的发展迫在眉睫。现在参加社会体育的人员多是收入较高、闲暇时间较多的人，而工人、主妇等则很少参与，在年龄上来说老年人居多，青年人较少；而人们参加社会体育的时间多是早上和晚上，而且随着季节的变化活动持续的时间也在变化，春夏时间长，秋冬时间短；从活动场所上来说，则主要是社区场地、公园空地等，空间拥挤，没有正规的场所；在组织形式上来看，基本上都是自觉自发组织的，没有专业参考性。 四、完善社区体育，促进社会和谐 （一）加大全民健身宣传力度全民健身是社区体育的最终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的必经之路。宣传全民健身就是要大力倡导并鼓励每个人都参与到运动中来，不论是学习紧张的高中生，还是异常忙碌的商人，或者是整日操劳的家庭主妇，都要鼓励他们参加到运动中来。加大全民健身的宣传，要从人们的基础生活开始着手，在周末开展健康健身教育活动，印发宣传手册强调健身的好处，让健身理念深入人心。另外还可以在“全民健身日”这天，开展社区内的运动竞技活动，以实际行动将健康向上的体育精神传达给公众，带动群众投身到健身之中。 （二）大力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队伍建设在发展社区体育的过程中，国家应该起到积极示范引导的作用。这就要求国家不仅要加大宣传，还要树立典型，示范引导，这就要求国家要大力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队伍建设，让他们来带动全民运动。国家可以吸收体育教师、体育干部、或者离退休的体育分子进来，进行社区体育组织的管理。另外，还可以为体育院校的大学生安排社区体育的实习课程，充分发挥他们的带头作用，这样不仅满足了体育指导员的队伍建设要求，还为大学生的学以致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一支高素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是社区体育建设的必要保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三）健全相关的组织机构现在的健身设施没有针对性，有些设施知识摆设，根本不能使用。针对这个问题，国家应该健全组织机构，为各个人群量身定制健身设施与健身活动。例如，对于特殊人群，应该在公共场所修建无障碍健身设施，为他们的健身提供有利条件。针对不同的人群，创设对应的体育活动机会，避免出现歧视的行为，让各类人都能轻松愉悦的健身，努力达到“和而不同”的和谐局面。 五、结束语 社区体育是大众的体育，是全民的体育，具有科学、多样的特点。社区体育对和谐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在行动上积极参与，才能够推进社区体育的快速发展，达到全民健身的目标，最终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 作者：倪洽亚单位：盐城工业技术学院 和谐社会论文:大学生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论文 1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 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作为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之一，是人类先进文化与科学发展理论体系的延伸，是一种和睦、融洽且各阶层齐心协力的社会状态。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包括五个层面的和谐：个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社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整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和谐。 2大学生诚信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性 2.1大学生诚信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诚信是公民道德规范的基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从另一个角度讲，诚信是由各方面诚信组成。而大学生诚信是诚信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它社会诚信就不健全，完整的诚信风气就不能形成，而且会影响诚信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和谐社会也难以构建。大学生诚信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大学生诚信建设也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2.2大学生诚信建设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诚信建设的受益者又是诚信建设的参与者。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努力创造的过程，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更需要通过一定群体在建设过程中起到示范性的作用。大学生有其优越的自身条件，具备了成为推动社会诚信建设的重要力量，但由于大学生自身的不稳定性又有必要决定对其进行规范和教育。 3和谐社会视角下大学生诚信体系构建的途径 大学生是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和谐社会大系统必然会影响大学生诚信体系的构建。因此应从大学生诚信内在体系和外在体系两个维度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大学生诚信体系的构建。 3.1丰富大学生诚信教育内容 3.1.1注重诚信教育的时代性。高校在诚信教育方面既要汲取我国古代传统诚信教育的精华，又要借鉴国外先进的诚信教育内容，使诚信教育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更充分体现诚信教育的时代性。大学生诚信教育要以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际需要为中心，结合大学生的身心特点和学习、生活、就业等实际生活中所面临的具体诚信问题，积极探索新世纪、新阶段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的规律，坚持以人为本，以教育为导向的诚信教育内容。 3.1.2在专业知识教育中融入诚信教育。高等教育是学生步入社会最关键的教育阶段，与学生今后从事的职业最为接近。高等教育不仅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事，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因此，在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上，除了对所学专业的具体理论和知识加以讲解外，要结合学科特点及课程内容，适时地融入诚信教育内容，使专业技能知识与道德品质的培养相融合，不仅使学生掌握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而且又提高了诚信意识，增强了法治观念，既增强了对专业知识的学习理解，也增加了学生的诚信意识。 3.2建立完善的大学生诚信管理机制要改善大学生诚信状况，提高大学生诚信意识，除了加强诚信教育外，还要建立大学生诚信管理机制。各高校应该结合本校实际情况成立独立的诚信管理机构，负责大学生诚信管理、大学生诚信教育及大学生诚信实践活动等。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大学生诚信档案包括三个部分：大学生诚信承诺书、大学生个人基本信息及大学生在校诚信表现。 3.3加强社会诚信环境建设诚信友爱被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提出，表明我们将诚信建设始终放在道德建设的首位。在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高校大学生作为事关中国未来发展的特殊群体，他们的诚信建设更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公民作为社会的产物，既能影响社会的环境走向，同时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对于身心尚未成熟的大学生更是如此。为此，必须净化社会风气，形成良好的社会诚信氛围。 作者：王爽朱志红王维国姜炜杨舒婷张帆单位：东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和谐社会论文: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和谐社会论文 一、和谐社会理念下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的意义 （一）和谐社会理念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依据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还不够完善，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一定矛盾。尤其是在各种信息相互冲击的今天，需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引导，使其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和谐社会的理念相一致社会和谐发展，需要做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涵盖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素质教育及义务责任等多方面的内容，并践行了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的理念，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促使其形成正确的三观。思想政治教育与和谐社会理念相一致，因而，更加需要在和谐理念的引导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 （三）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新时期，我们需要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体现出了我国社会的本质特点，同时也诠释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与家庭美德的内涵。所有这些内容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由此可见，创新思想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与选择。 二、创新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一）更新思想政治教育观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联系加强，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国内环境发生了改变，大学生的思想也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因而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和谐社会是时展的要求、是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在和谐理念下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样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建立现代的、科学的教育系统，教育工作者需要对“和谐社会”的理念进行深入学习，从教育思想、内容、方法等方面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改革。不仅要引用系统、完整的马克思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最新成果，同时还要融入“中国梦”的思想，提高学生的爱国情怀，使学生在脑海中形成科学化的理论，并且能够受到和谐思想文化的熏陶。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高思想政治驾驭的现实性，帮助学生建立符合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要求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同时要鼓励学生学好专业课程，依托思想政治教育，扩展知识范围，开阔学生视野。在人才培养方面，仅仅从思想政治角度出发不能满足新时期教育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更注重与国际接轨。 （二）创新思想政治教学方式在采用传统教学方法的思想政治教学中，无法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在和谐社会理念下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应该结合大学生的性格特点，充分利用好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强调多方面交流。考虑到当代大学生思维灵活，敢于争辩的特点，需要挖掘各种教育渠道，例如QQ、微信、微博、人人等加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将各种网络平台视作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的阵地，加强和谐理念的宣传；利用教师的榜样力量，感染学生，激发学生践行和谐社会的理念，积极主动的学习和吸收先进的思想教育内容。在教学方法方面，可以采用个体教育和群体教育相结合的方式，遵循学生思维规律，强调教育实效性和针对性。除了课堂教育之外，采用专题报告会的方式也能够获得很好的效果。另外，双向互动法也是一种十分受大学生欢迎的方法，师生之间能够实现平等对话，给教师一个更清晰了解学生心理变化情况的机会，了解学生的思想误区并对其进行正确引导。 （三）开展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良好的环境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利条件，可以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来营造出和谐的文化氛围。学校要深化文化的育人功能，注重校园内部环境的设置，加强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合理布置校园景点和设计宣传栏的内容。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平台。为了加深“和谐”理念在学生心中的印象，可大力开展“和谐”为主题的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从校风、班风开始，积极开展班级主题班会和主题实践活动，将“和谐”理念融入到学生的生活日常中。定期开展各项校园活动，例如，和谐、文明寝室文化节活动、“中国梦”主题的演讲比赛、“和谐校园”的诗歌朗诵、征文、摄影大赛等，在活动让学生无形的接受和谐社会理念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新时期，我们需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在和谐社会理念的引导下，需要与时俱进，立足于思想政治教学实际，并结合大学生的性格特点，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创新。真正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等和谐思想融入到思想政治工作中，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推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 作者：马亮刘向阳单位：新疆医科大学医学工程技术学院 和谐社会论文: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民商法论文 一、民商法及其价值取向 （一）民商法的内涵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的前提下，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分配制度激励全国人民劳动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然而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各个领域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各种矛盾也就层出不穷。这时，民商法则发挥了主要作用。民商法，包括民法和商法，是用来规定任何形式的市场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可以完全遵循个人意志决定行为，不受任何强制性意志影响的私法。民商法的实质是在保障公民人身和财产的双重权益；其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息息相关，并以法律的威严性和公正性来维护这种经济体制。民商法否定特定交易中非合理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然而对于非特定交易，民商法目前并没有足够健全的评价体系。 （二）民商法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是指主体在面对、处理各种冲突、关系时，自身价值观所处的基本价值立场、态度以及行为。对法律而言，价值取向则表现为当主体在处理过程中的协调与平衡作用，是在强调法律必须是处在制定者和遵守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是以他们的利益为前提，并与其一致的必然状态，这对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价值取向就体现在每部法律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存在着并必须遵循的原则上。民商法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上，包括民法和商法，故民商法的价值取向包括民法和商法的价值取向。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民法强调以公平为原则，而商法以自由贸易为原则，追溯其根本还是保障市场中每个主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民法的主要职能在于调整财产、利益之间的矛盾。民法主价值取向的优秀是要强调公平，赋予市场中每个主体同等力度的保护，给予每个个体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建立和维护民事主体进行社会活动时的公平的环境；在民事立法和司法执法过程中维持民事主体间的公正与和谐。在这样公平的环境中，充分发挥市场的刺激作用，引导市场中每个角色可以积极竞争，构建正当的经济效率。而商法是侧重于经济市场中的商事关系，其价值取向的优秀是效率，在实践中的社会人事活动中以效率原则为主，结合其他原则实行，追求效率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大环境下，市场自我调节加上国家宏观调控使得资源得到更加合理优化的配置，民商法则在市场贸易中进行调整和规范。 二、民商法价值取向与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既是协调、稳定，又高于协调稳定；是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统一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善、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应该坚持依法治国的理念。只有坚持加强法治，社会的运行才能通畅无阻，社会秩序才会井然有序，人民的生活才会殷实安康。和谐社会还要求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多个方面多个层次。法治社会则是站在政治、经济、人际等角度上进行建设社会的秩序，从而达到和谐。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是相得益彰的，它们的目的都是追求在一定限制范围内的规范、自由、和谐与进步。所以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用法律的公正与威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民商法作为我国法律的组成元素之一，对与构建法治社会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部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要想维护各主体的生存与发展，主体之间的社会发展资源必须要得到有效、合理、科学、公平的配置。仅仅在市场经济这一单一因素下，社会发展资源很难得到足够合理科学的配置，这样就会阻滞经济发展，扰乱社会秩序，甚至危及社会稳定。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我们必须想法设法积极采取措施来纠正与和谐社会发展相偏差的部分，调整不合理的配置，主动维护公平的社会经济环境，从而迈向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以公平和效率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民商法则可以在各种市场贸易活动中，或是仲裁有关贸易事件时，更加科学合理地配置、调整社会发展资源，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 三、结语 当一个国家发展极其迅速时，必然会产生一些矛盾不能及时被消除，此时则需要最底限的法律来维护社会最基本的公正与和平。现今社会是依法治国理念下的和谐社会。以法治为依托，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让每个公民都能安居乐业。加强法治力度，不断填充、完善法律条文，是社会制度的保障，是社会稳定、国家稳定的基本保证与根基。民商法的改善与健全也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和谐社会的发展需要更加完善健全的民商法来提供更好的法制环境。 作者：殷卓单位：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 和谐社会论文:习惯和习惯法作用下的和谐社会论文 一、和谐社会概述和谐 社会是人类梦寐以求的一种社会状态，是马列政党永恒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口号以来，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和谐社会这一概念包含五个层次的含义：第一、个人自身的和谐；第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第三、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和谐；第四、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第五、国家与世界的和谐。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点建设内容和目标。和谐社会具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基本特征。民主法治是指党在治理国家时，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体现；公平正义是指党和国家要恰当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使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充分体现；诚信友爱是指全体社会成员能够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充满活力是指党和政府要尽一切可能尊重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愿望，支持各种创造活动，使全体人员享受创造的成果；安定有序是指党和国家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机制、完善社会管理制度，保证社会秩序的安定，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指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要尽量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保证生态良好的前提下，使人们过上富裕的生活。 二、习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习惯形成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里，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习惯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以及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在现代文明社会，成文法取得了飞速发展，但是我们依然要看到各民族的习惯在规范民族行为、处理名族内部事务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来说，习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民族团结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习惯这一作用的发挥有助于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使得拥有不同信仰、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文化积淀的各个民族能够进行相互融合。名族团结就能由理想变为社会现实，中华名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二）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习惯作用的发挥，有助于涵盖人口结构、区域结构以及民族结构的社会第二系统的构建，这样一来，社会就能达到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社会结构的稳定就有了现实的可能。 （三）有利于社会行为的规范人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社会规范可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引导、评价、教育，使人类的活动能在社会制度的约束下进行，这样一来，社会秩序的维护工作才能得以进行。法律对人类的社会行为具有强制性的约束作用，但却不是唯一的方式。风俗习惯也是社会规范的一种，其对人类心灵和行为所起到的净化作用也不容忽视。因此，党和政府在治理国家时，要充分发挥法律和习惯的综合作用，促进人类社会行为的规范。 （四）有利于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优秀和关键。人类和大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自然，大自然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所需的各类资源，因此，人类必须要善待自然。党和政府在治理国家时，要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为行动准则，努力达成社会和谐这一伟大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就是民主法治，在这一全新的时期，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党和国家所面临的重大建设问题。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得以构建的基础和保障，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要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国情，充分发挥民主和法治的重要作用，同时，要重视习惯这一具有浓厚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的社会资源，对社会制度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真正实现社会和谐。 三、习惯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习惯法是一种区别于成文法的社会规范，它产生于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它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是国家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民众社会意志的体现，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解决争端的机制。习惯法对传承民族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它与民族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习惯法对我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变迁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古以来，习惯法都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支配作用，具有名族性、稳定性以及地域性等显著特点，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有助于司法和谐司法对维护社会正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司法和谐建设是人民法院的重点工作内容。在司法和谐建设的过程中，人民法院必须要加深对习惯法的重视程度，看到拥有社会历史积淀的习惯法的独特优势，在保证法律和谐的前提下，将习惯法灵活运用于司法领域，将法律和习惯法进行有效融合，使二者进行优势互补，保证依法治国的人性化，以此来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将情与法相结合能够使群众的心声得到真切反映，缓和社会紧张关系。 （二）有助于乡土社会正义观的维护公平与正义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公平与正义二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社会正义的存在使得社会公平有了实现的可能，社会公平能促进社会正义的发扬。公平和正义与社会的道德和伦理相符合，它在纠纷处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保证社会秩序破坏的最小化以及人际和谐的最大化。社会大众朴素而现实的正义观区别于法律条文中的正义，这种正义观是具体的、微观的，是百姓心声和民意的体现。习惯法的价值和特点主要体现在对民意的关注、对人情的重视以及对道德的维护上，它能对基层社会秩序进行合理安排和维护，对乡土社会正义观的维护意义重大。 （三）有助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失衡是其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要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就一定要看到习惯法的重要作用。习惯法在少数民族的发展壮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少数民族的习惯法资源十分丰富。因此，党和国家可以对民族习惯法进行清理、改造和提升，使其能在少数民族自治中充分发挥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习惯和习惯法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党和国家要充分发挥习惯和习惯法的作用，加强对习惯和习惯法的重视和研究。只有这样，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才能由理想变为现实。 作者：王鹰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和谐社会论文:新闻传播作用下的和谐社会论文 一、营造和谐舆论环境 要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就必须营造一个和谐的舆论环境，既要实现舆论的多样性，允许有多种声音出现，又要做到舆论的主导性，让主导性舆论唱响主旋律；既要保证舆论多元化，全方位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愿望和意见，又要能够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受众思想，促使受众思想朝着促进和谐社会发展方向发展。在市场经济中，新闻媒体应努力寻求社会责任和经济利益的最佳平衡点，增强社会责任感，围绕着服务社会和谐，帮助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杜绝传媒歧视、唯利是图，在奉行市场营销理念的同时，还应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实现两者的动态平衡。相关主管部门分配传媒资源的时候，应主动关注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更多话语空间，使他们享有与其他人同样的话语权，打破群体性隔阂，促使群众与政府、群体与群体之间有效沟通。现阶段，我国传媒领域已认识到新闻传播对于和谐社会构建的促进作用，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内的新闻传播资源开始更加强调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在传媒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上，强调不同阶层人士应享有公平待遇。以民生新闻为例，不管是从传播内容还是表现形式上来看，都是以受众为中心，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关注热点难点，处处维护受众，力求满足受众对各方面信息的需求，容易使受众产生共鸣，而其采取的平等交流的方式更易使受众接受，这些都营造出了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的和谐传受关系。 二、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新闻传播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是和谐社会构建的支撑和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闻传播首先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及时化解社会矛盾，通过合理途径缓解公众情绪，凝聚思想，统一认识。其次，新闻传播应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比如深入群众，及时了解并传达群众心声，将最真实的信息及时传递给需要这些信息的群众，消除其迷茫和恐惧心理，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使他们感受到社会给予的温暖，从而形成相互团结、相互支持、相互救济的和谐舆论环境和氛围；从人们的生活实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事例、具体可信且能打动人的事实出发，宣传和推广相关新思想和新风尚，使公众真正体验到社会中的美好事物，认识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对于阻碍和谐社会构建的消极因素，应加大宣传力度，答疑解惑，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引导这些因素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另外，新闻传播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一个说话的平台，各阶层、各群体直接的沟通和交流成了可能，这对于社会成员树立共同世界观、价值观以及确立能够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提升公众思想品格，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打下坚实思想基础。 三、有效实施舆论监督 和谐社会并不是指没有任何矛盾和冲突的社会，而是通过强有力的手段努力化解矛盾和冲突，实现利益均衡最大化的社会。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就是对可能出现的不和谐现象、丑陋事实、社会矛盾做出快速准确的反应，通过一系列舆论手段和危机传播活动，将不和谐问题披露出来，让受众讨论和批评，然后加以正面宣传，从而有效发挥预警作用，维护社会和谐。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作用能够有效预防社会伤害，制衡社会有害倾向，新闻媒体应正确认识到这一点，在坚持正面宣传、弘扬社会主旋律的同时，积极披露腐败行为、不法行为，抨击滥用权力、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以促使社会运行机制进一步健全，促进社会良性发展。当然，新闻舆论监督不仅是媒体对社会的监督，更是广大群众通过媒体对国家和社会的监督，其赋予了公民实实在在的参政议政、监督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这样以来，群众更相信政府，更维护政府，有利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四、结语 总之，和谐的舆论环境，正确的舆论引导、有效的舆论监督是新闻传播对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促进作用的重要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新闻传播对社会和谐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今后，我们应当积极归纳新闻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积极宣传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弘扬社会主旋律，贴近群众实际，关注群众诉求，始终担负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使命。 作者：黄杰单位：许昌学院 和谐社会论文:人本主义和谐社会论文 一、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基本涵义 人本主义心理学又称人本心理学，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心理学思潮和革新远动，近年也称为现象学心理学，是西方心理学发展的一种新的取向。在西方被称为心理学的第三势力。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基本观点有：坚持以人的经验为出发点，强调人的整体性、独特性和自主性；坚持以机体的潜能为基础，强调人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及其乐观前景；坚持以人的价值和人格发展为重点，强调把自我实现、自我选择和健康人格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坚持以广泛的社会问题为内容，强调实施心理治疗、犯罪防治和社会改造。 二、和谐社会及其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内在联系 （一）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我国在新世纪初提出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并非偶然，它具有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原因：一方面，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的物质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衣食足而知荣辱，在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更加重视精神需要的满足，特别是作为人的权利、尊严、价值需要的满足。 （二）人本主义心理学与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许多思想和观点散发着浓郁的人性光辉，它与我国目前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的新理念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和内在同一性。 1、人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本主义心理学把健康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从研究人的需要、价值等出发，强调人的中心地位，并把自我实现作为人的最高级需要，反映出人本主义心理学把人作为其研究目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优秀思想是以人为本，这和和谐社会不谋而合，建设和谐社会就要以人为本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和谐社会是把人作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发展与和谐成为和谐社会的两大坐标，而这都离不开人，人作为社会和谐的主体，即是社会发展的优秀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目的之所在。 2、人本主义心理学与构建和谐社会都强调整体研究的方法人本主义心理学反对脱离实际的纸上谈兵，主张心理学研究应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并主张用动态的整体观点研究社会生活中的人。他们反对孤立和客观的测量人的行为，强调要把我们自己的内在经验带入到心理学研究中去，在现实生活的情境中研究完整的人。而这一切都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张相同，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整体研究的方法，协调各方，共同发展，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人本主义心理学与和谐社会都倡导人的社会责任和奉献精神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要研究对个人和人类的进步都富有意义的问题，反对心理学究中的无价值的烦琐倾向，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应以对个人和社会有意义的问题为中心。他们倡导人的自我实现而自我实现者对社会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这不但表现在对他人具有强烈的同情心，愿意帮助他人，而且也表现在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而他对这个家庭的存在富有责任。 4、人本主义心理学倡导的自我实现与和谐社会倡导的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致性马斯洛认为，所谓自我实现就是不断实现潜能、智能、天资，更充分地认识、承认了人的内在天性以及个体内部不断趋向统一、整合或协同动作的过程。这和和谐社会倡导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和谐社会倡导的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全面发展人的劳动能力，包括人的体力和智力；全面发展人的社会关系，是指其对象性的关系的全面生成和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即个人积极参与各种领域、各个层次的社会交往，形成全面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能力；全面发展人的个性，是指有个性的个人与他人区别开来，表现为个人独创能力和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即每个人的天赋、才能、志趣、意愿、特长等方面得到积极的、自由的充分发展。 三、构建和谐社会理念中人本主义的思想内核 （一）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当我们谈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人，没有人就没有社会活动，也就没有社会发展。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最终都是要使人民成为社会和历史的真正主人。所有的这一切都包含着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思想。 （二）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采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方法和途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践行中，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微观方略，无论是总体布局还是内部结构，都应该坚持把人作为第一要素，用“以人为本”来检验构建和谐社会的实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重视人的巨大作用，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要以人为中心，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培养和开发人的创造力。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行人才强国战略，努力构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五有社会，努力建设惠及十三亿人民的小康社会。这所有的一切的实现都可以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中找到答案；一切有利于改善民生，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方法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法。 （三）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人的全面发展是和谐社会的标志之一。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佩鲁指出：全面发展应该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取向。他认为：发展是“为了任何完整的人的发展，发展同作为主体和行为者的人有关，同人类的发展及其共同目标和显然正在发展着和演变着的目的有关。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提升人、实现人的价值。人是人类所有活动的目的，人的生存、自由度和主体性的提升是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目的之所在。人的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和归宿。我国为实现和谐社会目标所采取的科学发展观及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政策，时刻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人才是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 作者：李双双单位：安徽理工大学 和谐社会论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谐社会论文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和”指平静、协调一致“，谐”有协调的意思。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状态，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期望和梦想；和谐作为一种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比如《国语•周语》中有“声应相系曰和”的说法，这里的“和”指的是音乐和调。《国语•郑语》的“以它平它谓之和”强调了统一性。荀子则指出“和则一，一则多力”，强调团结力量大。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和的重要性。此外，还有“和衷共济”、“协和万邦”“、百年好合”、“家和万事兴”、“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说法。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破除各种障碍，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都得到尊重、创造活动都得到支持、创造才能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都得到肯定。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利益关系协调、民主法制完善的社会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成员之间出现了利益分化、利益矛盾突出的问题。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利益关系，首先要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其次，要建立健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和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依法及时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引导群众以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体现公平正义，自觉维护安定团结，使全社会不同利益和观点的群体都能够合理分摊改革与发展成本，同时又能合理得到改革与发展收益和财富。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安定有序、稳步发展的社会一个社会要和谐发展，必须有良好的秩序、稳定的机制做保障。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有效发挥司法机关惩治犯罪、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社会的稳步发展。 （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诚信友爱、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上，必然要求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必要的，但竞争离不开合作。竞争是提高效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把竞争推向极端，就会造成人心沦丧，道德败坏。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 （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要求人们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指明的方向，能更文明、科学，更有远见地对待自然，自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建设既符合人自然生存，又符合人自身价值的自然文明与社会文明相互协调的社会。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意义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不断提出新的历史性课题，也不断丰富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认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价值越来越突出，经济、政治、文化只是社会中的子系统。而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和特点，建设理想的社会本身就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正是基于对社会认识的深化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发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五位一体。这一过程，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我们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论述基本上是从物质文明和政治目标的角度去讲的，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形态没有具体描述。社会和谐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标志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理念和思路的创新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人们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和收入途径多样化了，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人们的利益要求、价值观念也不尽相同。从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看，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是有机体保持活力的源泉。但从社会稳定运行的要求看，又必须把多样性整合起来。多样化与统一化是一对矛盾，“和谐”就这种对立统一关系的反映。我们党管理社会的目标是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使社会既充满活力又保持稳定有序的和谐状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理念和思路上的创新与发展。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途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的目标主要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人民和政府之间和谐，其根本途径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但关键是做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和谐。 （一）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首先，提倡绿色GDP，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绿色GDP能够更全面、更科学地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福利水平。用绿色GDP衡量各部门、各企业的领导干部的经济工作业绩，可以迫使各级经济领导机构和领导干部放弃传统的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采取环保、经济的高科技增长方式。循环经济按照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减量化、废旧产品回收再利用、资源再循环作为衡量社会经济活动的准则，力图在不增加甚至减少初始资源消耗、不增加甚至减少污染排放、不破坏甚至恢复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其次，全面推进生态环境建设，维护和改善好生态环境。要在充分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开展生态建设，治理水土流失、荒漠化、草地“三化”，同时，强化城乡污染治理，特别是重点流域、区域和海域的水污染、农田的污染治理。第三，加强教育，解决人自身的素质问题。通过全民的思想政治文化教育，树立正确的全社会共同认可的积极的有利于保护自然资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合理的生存态度和需要定位，选择健康、文明、绿色的生活方式；培养人们的环境伦理和道德，义无反顾地走永续发展的道路，形成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善待自然、保护自然的社会风尚。 （二）实现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实现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重在经济利益上的均衡。重点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以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收入上的差距，逐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的稳态社会经济结构，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当前，我国社会的多种不和谐因素的存在，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加，除了境内外敌对分子的破坏，与个人收入差距过大也有关系。国家必须在再分配中着重用税收等杠杆来解决好这个问题。合理改革税收制度，克服一些地方部门中出现的穷人税率实际高于富人的现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成果像甘霖一样普照到每个社会成员身上。 （三）实现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和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和谐社会应该官民崇德，万众尚法、民主平等的社会，是人民与政府之间和谐的社会。为此，必须实现政治权力的民主与共享，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真正体现主权在民，实现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国家，缺乏民主传统，从国家权力到地方权力，到社会组织的权力，一直缺乏民主和分享的习惯。相反，长期存在着集权的传统，家长制的传统，窒息了社会的活力，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这是中国过去两千多年来一直停留在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原因。科学完善的民主集中制度，能够体现主权在民，是社会矛盾特别是官员与百姓、人民与政府矛盾的调节器，社会稳定有序的安全阀，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动力机制。要通过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创新管理组织、政策法规和方式手段，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度，把更多的国家权力还给社会，使各级政府真正做到政治上清明、公开、公正、公平，以法治政，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保证和法律保障。 作者：岳云强单位：北京化工大学 和谐社会论文:多元民俗文化和谐社会论文 一、青海多元民俗文化中的和谐传统与特质 青海多元民俗文化中蕴含着极其丰厚的精神内涵，其中包含着许多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观念，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就青藏高原多元文化这一整体而言，善、慈悲和爱是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儒释道三大民俗文化圈中最主要的精神内核。与人为善、与自然为善是青海各民族一直恪守的传统。 首先，人与自然的和谐传统与特质。自然地理环境对民族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青海各民族生活在青藏高原，高原环境对青海民俗文化的特质和内涵及其表达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然环境的严酷使得高原上的人们对赖以生存的土地更加敬畏，更加珍爱。牧民将草原视为生存的根本，禁忌任何破坏草原的行为；农民将土地视为生存的根本，收获之时举行仪式，感谢土地的馈赠。人们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自然环境，在藏族的观念中，藏区处处是神山圣水，人们将这些赋予神性加以崇拜，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自然神灵祭祀仪式和习俗，如转神山、神湖活动，生活在青海湖周边的蒙藏民族有祭祀青海湖的习俗。通过这样的习俗和仪式告诫人们，神山、圣水地域内为神圣之地，不得随意破坏和污染。蒙古族也将草原、土地视为地神之所在，禁忌任何对土地的不敬行为，每当牧民转场放牧时，一定会把生活留下的污迹打扫干净，受到破坏的草皮加以修复。土族每年的播种和收获时节举行仪式，祈祷神灵降福保佑，感谢自然的馈赠。撒拉族的“地震神话”故事告诫人们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从自然，人要和自然建立和谐的关系，任意破坏自然最终会受到惩罚，其习惯法中也明确规定禁止滥砍滥伐、滥捕滥杀，严禁一切污染水资源的行为。 高原生存的艰难使得高原上的人们对生命更加亲近和珍爱。把人、自然和一切生灵放在了同样重要的地位上，因而就不会对大自然无限度的索取，对动物无限度地杀戮。他们以对待神灵的情感敬畏和崇拜山川河流、花草树木，形成了“敬天惜地”的自然观。这种对待自然的观念和态度对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环境，保护自然环境，保护多元文化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人与人、社会的和谐传统与特质。青海各民族普遍奉行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对物质财富追求相对淡薄，减少了人际交往中的利益之争，形成了互助、协作、和谐的道德风尚和社会文化氛围。如藏文化中普遍将“慈悲、善良、自谦、和平、尊人、义务、知足等作为做人的原则”，［2］藏传佛教“三因说”强调自然、神与人和谐相处，形成了宇宙万物统一性、同一性和整体性的认识论，随缘任运、顺从自然、知足安适、忍耐克制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出世的姿态，远离争名夺利、好斗争强、谋取认识富贵的恶习，而追求顺从、忍让、清贫的生活倾向”。［3］儒释道文化“都要求信众止恶从善，善于分辨善恶、是非、真假，从而保持身心清净；……要有平等、真诚、慈悲、宁静的心态和温和、善良、恭慎、节俭、礼让的五德气质，涤荡淫欲、憎恚、焦虑、不安、疑惑等心智方面的骚乱不净。”［4］伊斯兰文化中也有很明显的和谐理念和内涵，如“你们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古兰经4：36），要求信众以和平善意待人，要诚信、宽容，提倡与人为善、与邻为伴、以诚相待、公平相处等。这些直到今天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信念和教义不仅能净化人的心灵，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而且还是青海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基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青海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互补互惠，形成了团结友好、互相帮助的良好传统。如在经济方式上，藏族、蒙古族以牧业生产为主，为高原居民提供了大量畜产品，汉族、土族以农业生产为主，补充了畜牧经济的天然不足，回族和撒拉族的商业经济则非常发达，他们奔波在高原各地，在牧业区和农业区之间互通有无，从而形成了高原特有的民族经济互补模式。如在循化地区，“撒拉族不足的粮食、柴草需要文都、道帏等地的藏族农业区和回民供应，而藏族需要的蔬菜、果品、茶、布、工艺品等则由撒拉族和另族转运过去，并将藏族牧业区的羊毛等畜产品转运到外地。”［5］在经济互补的过程中，各族人民缔结了深厚的友谊，形成了和谐共存的传统，这种优良传统是青海和谐社会构建的坚实的历史和社会基础。 青海是我国一个特殊的自然与人文区域，有着多民族和谐相处的悠久历史传统。正如班班多杰所言：“青海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北与西域、北方草原接壤，处于中原、西藏、西域、北方草原民族四大文化圈的交融地带，历史上来自中原的汉文化、中亚的伊斯兰文化、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与青藏高原的藏文化，在这里长期碰撞、交融，文化类型多种多样，且互相浸润、涵化，形成了‘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的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亲缘关系，生动体现了多民族文化‘多元他者’、‘因缘和合’、‘和而不同’的相处原则。”［6］在多元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青海各民族人民在经济上互相依存、取长补短、互利互惠，在文化上互相交流、彼此交融、求同存异，形成了“和而不同”、“和睦相处”的和谐传统和特质。 二、青海多元民俗文化的重叠认同 文化认同主要是指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和彼此沟通形成相互依赖，彼此尊重，形成“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之局面。青海多民族、多宗教影响下的多元民俗文化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吸纳和采借，构成了青海民俗文化的多元认同网络。作为青海民俗文化载体的青海人，在多元民俗文化的场景中，其身份具有多重社会属性，如国家属性、民族属性、地域属性、宗教属性等，认同体系是重叠的。 首先，青海各民族的每个社会成员高度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应超越于其他认同之上。每个民族对国家拥有强烈的情感和高度的责任心。其次，文化往往跟一定的区域相关，既是同一民族的人，分布在不同的地域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风格，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就是地域认同。各民俗文化圈内的成员隶属于不同地区，人们往往对自己的国家、家乡、故乡、出生地拥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随着距离的越来越远体现的越来越强烈，认同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对故乡人和故乡文化情感也越来越浓烈。在世界范围内认同的是中国人，在全国范围内认同的是青海人，在青海范围内认同的是某个州县的人，在州县又认同的是某个乡村。这种认同的具体表现是对认同对象的成员及其文化的熟悉感、亲切感、安全感以及强烈的依赖感和归属感，人们在建立地域认同时往往会淡化甚至忽视民族归属、宗教归属等。再次，青海是多民族地区，族群认同是其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民族的成员对自己和他人的民族身份有着明确的认识和定位，在交往时会互相认定对方是什么民族，或强调自己是什么民族，会自觉不自觉地遵守本民族的禁忌，尊重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并对各自的民族文化也有强烈的热爱感和自豪感。最后，青海作为多宗教地区，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汉传佛教、道教等宗教对青海各民族的影响较深，三大民俗文化圈内的各民族在共同的信仰基础上建立起了文化认同，如藏、土、蒙古及部分汉族对藏传佛教文化的认同和尊崇，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对伊斯兰文化的认同和尊崇，汉、土族对道教和民间信仰的认同与尊崇，这种宗教认同加强了各民族间的联系和文化认同，如信仰同一宗教的民族，其相互通婚的比例较高，社会交往也较密切，反之，信仰藏传佛教与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之间的族际婚姻较为少见。 “从历史时期以来，河湟地区各民族间就结成了文化上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和互相吸收的多元多边的互动关系，这种文化互动与河湟地区共同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紧密相随并产生了重要影响。”［7］青海各民族多元民俗文化的共生与融合体现在宗教信仰的吸纳与采借、饮食文化的兼容并蓄、服饰文化的取长补短、文化艺术的共有共享等多个方面。［8］青海各民族间形成的这种文化共生与融合现象是和谐社会关系建设的前提条件，有效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观的生动诠释。 三、青海多元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内聚力 文化凝聚力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特定文化对共同体成员之间形成的统摄力、吸引力、感召力以及共同体成员之间形成的亲和力、向心力。文化凝聚力和内聚力是社会发展的巨大的潜在动力。文化凝聚力和内聚力能够塑造道德规范和进取向上的价值观。青海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民俗文化凝聚着青海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青海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钟敬文先生说：共同的民俗信仰和习惯常默默地把跟别的成员的行为、心态牢牢地凝聚在一起，这是一种想象不到的、神秘的文化凝聚力。它不但要使朝夕生活、呼吸在一起的成员被那无形的纤绳捆束在一起，它也把现在活着的人和已逝去的先辈联结在一起，而且还把那些分散在世界各地五大洲的华人也团结在一起。 青海的多元民俗文化圈自形成以来，便具有规范社会群体、维系和凝聚社会群体成员的功能，具有较强的内聚力和向心力。首先，优秀民俗文化塑造道德规范和进取向上的价值取向。青海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传统曲艺、仪式礼仪等民俗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知识、哲理、伦理、道德，是民众生活经验的积累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些优秀文化传统在无形中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凝聚着人心，劝诫人们向善避恶、和睦相处，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向上进取的道德规范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传统节日民俗和共享文化事象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在全国性的节日中，各族人民的节日饮食、仪式、庆祝活动大同小异，大家在和谐统一的欢乐气氛中加深了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凝聚了人心，加强了团结。而在民族传统节日中，本民族成员们聚集在一起，膜拜同样的神灵，举行同样的仪式，展演自己民族的文化，无形中加强了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再次，优秀的民俗文化传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如伊斯兰教文化圈内的回族、撒拉族、保安、东乡等民族，由于都信仰伊斯兰教，对彼此的认同感很强，凝聚力也很强。最后，优秀民俗文化增强社会的内聚力。过去，青海的民间组织较多，广大农村的许多村庄都是以宗族为优秀发展起来的单姓村，宗族组织的势力较大，如撒拉族的“孔木散”，而以寺院和清真寺为优秀的宗教组织影响也较大，如回族撒拉族的“者麻尔提”。此外，还有一些为举办社火或庙会而临时组织的民间组织和民间宗教组织，如汉族的火神会、土族的排头和嘛呢会等。这些民间组织不仅起着维系宗族、社区的社会秩序，规范和约束成员行为的作用，还加强了宗族、社区成员之间的交往与联系，强化了宗族和社区的凝聚力。 民俗文化既是社会生活的普遍存在，又是一种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它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规范、维系和凝聚社会群体成员的作用。文化“却像一只无形的手，无形中支配着社会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举止和心理意识，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从社会交往到精神信仰，人们都在不自觉地遵从着民俗的指令。”［9］民俗文化具有规范性和维系性，它对社会群体的“软控”是一种有力的深层控制，它对社会群体文化心理的维系更是根深蒂固的。 四、结语 青海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这里生活的各民族共同谱写了青海的历史，共同创造了青海地区灿烂的文明，青海多元文化的交融汇合，为该地区文化的繁荣、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和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奠定了基础。各民族都为维护这里的安定团结、繁荣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种正向的社会心理环境使得青海各民族形成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和睦、民族尊重等积极的社会心理，是青海和谐社会建设的民意取向、心理共识、思想准备和文化基础。这些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青海奠定了坚实的民族基础，构筑了良好的社会氛围，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在青海和谐社会构建中，青海的多元民俗文化不仅给这一区域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文资源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还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对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从而成为建构和谐社会的“集体无意识”的力量。 作者：韩喜玉 单位：青海民族大学 和谐社会论文:施工企业工会和谐社会论文 一、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加快企业整体发展速度 1.1企业应当加快市场竞争制度的引进速度，以市场规律作为其基本工作准则我国正处于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基于施工企业工会而言，应当重视三个方面：①提高自身认识，始终支持企业改革，并投身入改革实践中。“发展”不仅是国家及各企业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各种问题的必要前提，同时也是所有员工获取利益的重要方式。因此，若改革程序能够推动企业发展，还能为企业及员工带来更多利益，就应当始终支持改革。②深入至员工群体中，合理利用各种有效方式宣传改革意义、途径和相关政策，有利于引导员工解放其思想和转变其观念，对于有效处理改革、稳定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起着重要意义，同时还能推动员工参与至改革活动中。③改革实践活动中必须有效维护员工的稳定性与完整性。改革以稳定作为其基础，因此企业工会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有效解决各种不利因素，推动改革活动的顺利开展。 1.2加大员工整体培训力度，不断提升其劳动技能①以加快企业整体发展速度为基本主题，针对性的举办各种培训活动，并在此过程中突出各岗位的特征，以此方式提升培训效率。通过提升员工岗位技能，有机结合员工的思想道德与职业道德教育，有助于提升员工的劳动技能、道德素养以及学识水平，从而提升其综合素养。②加快工作创新步伐，大力寻找各种新载体与新技术，重点提升员工素质。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内部可以举办各种群众类经济创新活动，用以提升员工生产能力与经济服务水平。③建立起教育培训的长效机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出教育培训计划，并明确教育培训基本内容与整体目标，推动培训工作朝着多途径、层次化、类别化方向发展。 二、以和谐生活作为基本着力点，构建企业内部和谐社会 2.1维护所有员工合法利益 ①加强和企业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及配合，着力解决员工最为关心和最为现实的问题，并定期检查施工现场的安全情况，严肃查处侵害员工基本利益的行为，使之感受到来自于企业的关心，有助于提升企业内部向心力以及凝聚力。②给予管理干部、施工队伍等宣传各项法律与法规，贯彻与落实教育活动与监管活动。以法律宣传的形式，有助于增强员工的自我保护意识及法律意识，使之自觉地保持遵纪守法的良好品行[2]。③推广与落实平等协商机制，确保劳资双方能够自主协调其内部矛盾及有效处理其利益关系，从而到达共同发展的目标。 2.2加大力度建设内部控制制度 由于各行施工企业工会具体情况存在着差异，所以其内部控制制度也应随之进行调整，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已成为构建企业内部和谐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保障。（1）施工企业内部需要定期组织员工召开职工大会，督促职工代表履行其各项职能，确保员工民主监管权力、创造能力、工作积极性等均得以有效发挥。而针对与员工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各项重大决策、改革措施，在其正式出台之前，应当接受职代会的讨论及审议，以尊重员工民主权利作为基本出发点，确保员工能够充分表达其意愿，通过深入吸纳基层员工的意见及建议，有助于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2）始终坚持厂务公开机制，通过寻找厂务公开新型载体、新型渠道以及新型方案，确保企业在进行经济决策、经营管理等事项时能够达到公正、公开的标准，并接受所有内部控制制度员工的全方位监督。（3）给予所有员工进行法制宣传及教育，以此方式引导员工维护自身利益，根据既定程序合理表达自身诉求，并在法律限定范围内依法行使自身民主权利，以法律手段处理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各种矛盾。（4）提升职工代表整体培训力度，通过提升其民主管理意识与能力，赋予其建议权、知情权、参与权以及审议权等，通过集思广益，实现构建企业内部和谐社会等目标。 2.3构建企业内部和谐气氛 构建企业内部和谐气氛可以从以下几个环节进行。 三、不断提升领导干部整体素质，推动构建企业内部和谐社会 ①提升领导干部专业素质，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人生观。通过深入学习与研究，促使领导干部以政治角度作为出发点去分析各种问题，并提升其问题处理能力，有助于构建企业内部和谐社会。②领导干部应当不断熟悉及学习各种生产工艺、管理技巧及法律知识，通过提升其工作能力，为企业经营发展提供优良的人才储备[3]。③密切联系所有员工，不断提升其服务水平，真正做到关心职员、信任职员。在面对职员出现的各种问题时，应以支持与鼓励的态度勉励职员，帮助职员克服难关。④有效掌握各种专业知识与基本技能，用以提高自身工作水平，从而实现构建企业内部和谐社会整体目标。 四、结束语 构建企业内部和谐社会不仅符合时展潮流，同时也是响应国家号召的直接体现。基于水电工程局工会而言，在构建企业内部和谐社会实践活动中，应当有效发挥其基本职能，通过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以和谐生活作为基本着力点以及不断提升领导干部整体素质，从而加快企业整体发展速度，并且构建企业内部和谐社会，推动企业各项经营实践活动的有效进行。 作者：郑荣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水电工程局 和谐社会论文:家庭优良传统和谐社会论文 一、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与传统道德教育的相关性 (一)中国优良传统道德中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体现早在我国先秦时期，法家便提出“绳不绕曲，法不阿贵”，违法犯罪，不分高低贵贱，一律绳之以法，讲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国传统道德中又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权力制衡，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追求法律公正的直接体现。也是保障礼法自上而下有效实施的重要规范。因此，即使是在君主专制社会形态下，传统道德文化也不乏对于公平正义的思考。 (二)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的体现我国儒家正统思想对于“仁爱”和可守诚信的追求，一直延续到现在为人们所推崇，具体体现有;“仁者，爱人”博爱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关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胸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具体体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教育终极追求。这些传统文化的精髓直到今天都引导着人们胸怀天下，博施济众，追求真善美，维护道德与法律的权威。在恪守诚信方面，有“民无信不立”的道德要求，也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道德批评，就是要警示人们做到表里如一、真实无妄，友善待人，不自欺欺人。 (三)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体现我国古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保护自然环境，但是在与自然和谐共处方面，却早已有法，我国的传统农业因地制宜，因时而动，不违背自然规律，适应农时节气的春耕秋收，“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的可持续性利用自然，甚至对自然神灵的敬畏，都为今天我们有效利用自然，开发自然，保护环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引领与思考。由上可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要求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均有体现，因此，学习中国传优良统道德文化有利于帮助我们认识并践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家庭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播道德文化，弘扬和谐社会精神有着重要作用。 二、家庭传统道德教育的特点与作用 家庭作为最小的一个教育单位，也是分布最广泛的单位，每个人都从家庭成长，并且受家庭成员的影响，期间包含了口耳相传，也包含了身行示范。在较长时间耳濡目染中，家庭教育便成为最有效的教育手段之一。 (一)家庭传统道德教育覆盖面广泛家庭是每个人出生成长的地方，是人走向社会的起点，因此，人们多项素质、技能都从家庭教育中受到启蒙，家庭传统道德教育内容覆盖面非常宽泛，仅就道德而言，家庭教育包含了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多个层面的内容，具有其他任何教育机构都不可替代的多面性。家庭传统道德教育的对象是每个家庭成员，因此从教育对象上来讲，涉及到了参与家庭生活的每一个人，受教育队伍的规模也是其他教育组织难以企及的。 (二)家庭传统道德教育时间长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参与家庭生活占据了他们相当多的一部分时间，在家庭成员互动的过程中，道德被不经意的在家庭成员间传递出来，比如通过关心交流传递出父慈子孝，通过做家务传递出责任与分担，通过家长的文明言行让孩子学到礼貌，通过孩子在学校的知识也使家长学会垃圾分类的新方法等。道德教育被不经意间进行，文明言行也在耳濡目染中养成。长期的家庭生活会使家庭成员间形成很大程度上类似的道德观和道德言行，这便是家庭传统道德教育的伟大力量。 (三)家庭传统道德教育效果更深刻与学校教育不同，家庭传统道德教育的途径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其具体教育形式既包含了口耳相传，更多的是身行示范。有时候家庭教育的初衷与目的并不明显，也许只是家庭成员无意的语言或行为，但是却起到了积极深刻的教育效果，因为这种教育效果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是受教育者乐于并积极主动接受的，因此比三令五申的说教来的更有实效。 综上所述，我国优良传统道德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与精髓有吻合之处，家庭教育在道德传承上有其特有的优势与深刻效果，如果能把家庭传统道德教育的内容、方式与和谐社会的要求相结合，那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就能在最广的范围内进行传承，并且产生更加良好的效果。 作者：冀俊平 单位：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和谐社会论文:和谐社会文化建设论文 一、关于“和谐社会”是否可能的若干启示 “和谐社会”是否能够创造？这是我国从古至今不断探讨的问题，历史上各名家也是争论不断，例如：孔子就相信，和谐社会是能够实现的。在他的生平中，他认为人性本善，只要政府官员能够秉承孝道，必然能够智能正确执政。而通过对人们施行正确的教育引导，培养他们的孝道仁德意识，必然能够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又如：孟子认为人们均有一颗怜悯的心，只要国家管理者能够让百姓拥有稳定的产业和收入，这样百姓才会有稳定不变的思想，从而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才能富强，和谐社会也必然能够实现。用现代话语来表达，两位圣人认为人性中本身就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材料，只要 领导者身体力行，因势利导，满足人的必要物质需求，同时，加强道德教育，和谐社会是可以建成的。 但是“性恶论”者则认为，人性皆恶，并且与秩序相冲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冲突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也就是说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同时解决好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利益需求的基本满足，第二是社会道德对人性的约束和改造。 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措施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优秀。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培育“四有”公民作为根本任务，把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途径。和谐文化建设强调“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精神支撑”，强调要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注意促进人的心理和谐等，都突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 第二，坚持科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体不可分割、不能缺少的重要一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进步、全面发展的新型社会形态，科学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坚持科学发展，建设和谐文化，就是要使思想建设和文化创新服务于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推进和谐文化建设，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有机统一。同志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第三，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必由之路。这就要正确处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建设的关系，正确处理先进文化与传统文化、人类有益文明成果特别是西方文明成果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 第四，坚持民主法治。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在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培养文明道德风尚、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方面，都应当注意在采取一定措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和谐文化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同时，引导人们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法律意识和制度建设能力，推进思想文化生活有序化、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邓小平同志当年指导“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为我们在这个方面的探索树立了典范。 三、加强机关精神文化建设的主要措施 (一)把精神文明建设同政治理论和政治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1.具体指导和总体引导相结合。精神文明教育中，把具体指导和总体引导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精神文明教育的内容和要求细化，分解为具体实在的教育课题，又紧紧围绕“为谁话着、为谁工作、为谁当官”等根本性间题，着力加强人生目的、人生评价、人生追求等总体观念倾向的引导，使教育既贴近千部、群众实际，又始终有主线贯穿。在人生观教育中，围绕“做什么样的人”的主线，进行“做有理想信念的人”、“做爱岗敬业的人”、“做克己奉公的人”、“做忠诚老实的人”等教育，使观念引导小中见大，富有针对性和思想性，使干部、群众喜闻乐见，从中受到刻骨铭心的教育。随机指导和系统引导相结合。人生观的确立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运态发展过程，观念引导必须循序渐进。要针对干部、群众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现实间题与思想观念的变化，不失时机，不拘形式地进行随机教育，由事到理、点点滴滴地熏陶、启发、潜移默化，提高觉悟，使大家“于细微”之处得到精神力量;另一方面，要按照干部、群众在确立人生观过程中思想发展变化规律，抓住一个时期的主导动机，有计划地主动安排教育，较为系统地推进观念引导，由理到事，提高干部、群众认识和处理具体问题的自制力，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成缺。只有加强随机指导，精神文明教育才能“短、平、快”地渗透到干部、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中去。如果满足于这一形式，忽视系统引导，会使教育零散无序，缺少集体性，难以使他们完整连贯地受到教育，也不利于把随机指导点滴渗透效果贯连成线，形成系统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唯有把两种形式紧密结合起来，互为补充，才能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使精神文明教育不断深入。 2.观念引导和行为指导相结合。精神文明教育的目的是用正确的思想引导干部、群众的行为，在新形式下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坚定地朝“四有新人”的目标要达到此目的，不能离开正确的思想规范和调节干群的行为。观念引导是行为引导的基础和前提，而干群良好行为养成是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观念引导并不能代替行为指导。在精神文明教育中，应注重把思想观念上的引导适时落实到行为指导上，使干部、群众既知其然，又行其然，仅弄清基本道理，分清是非界限，明白善恶、美丑、荣辱，而且知晓应当怎么做，不应怎么做，自觉遵守道德法律、纪律等规范，懂得怎样做人、怎样为官，做到知行统一、学用一致。只有这样做，精神文明教育才能见诸实践转化为物质力量，切实起到净化风气、弘扬正气的作用，有效地推动机关的精神文明建设。 3.政治信念教育与实践相结合。要利用机关政治学习这个主线，把理想信念落实到行动上。理想信念不是空洞的，它的实在内容是通过人们的工作实践和言论行动表现出来的。人们的社会实践是检验和判断理想信念坚定与否的根本标准，又是树立坚定理想、信念的源泉和动力。只有这样，理想才能成为最切实的真正理想。光说不干，光想不干，或者光想大目标，不干小事情，理想就是空洞的、抽象的，令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空想，也就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实现理想，不能靠“天上掉馅饼”。理想不能只是写在纸上，停在嘴上。而要记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从眼前做起，扎扎实实地干下去。一个人只有把理想信念扎根于社会实践中，理想信念才有厚实的土壤和牢固的根基。因此，要坚定理想、信念，就必须把信仰和理想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中去，把今天的努力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目标联系起来。高楼大厦是靠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在自己本职岗位上做砖、做瓦，脚踏实地踏实工作。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像孔繁森那样，从自己平凡工作岗位和日常生活中做起。为实现共产主义贡献光和热。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同志所讲的，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二)把精神文明建设同机关实际工作结合起来 江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优秀，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道德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为民服务的教育为优秀，以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和奉献社会为宗旨；牢固树立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和支持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当家做主，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和评判，以主人翁精神改进工作，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同时还要在全体干部中，提倡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精神;提倡尊重人、关心人、热爱集体、热爱公益的良好风尚。为人民、为社会多做好事，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始终坚持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来正确处理好这六面的关系。 总之，我国在进入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历史篇章，结合“以人为本”的主线，不断加强各方面的调整，以此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快速发展。 和谐社会论文:工会组织构建下和谐社会论文 1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带头作用 工会可以密切的联系群众，可以履行服务社会的职责，而且可以发挥出工会组织纽带与桥梁的重要作用。工作是联系党政与群众的重要纽带，可以在复杂的社会化解下，增强人民的凝聚力，当前社会中，企业对人力资源需求在不断扩大，社会的劳动体系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所以，充分发挥出工会组织的带头作用，可以将广大的职工与群众吸引到工会组织中，可以更好的协调劳动关系，还可以解决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实现了社会的协调发展，也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工会作为服务群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工会要协调好对于特困职工群体工作的救助工作，要维护广大职工的利益，还要改善贫困职工的生活，增强工作组织人的职能，将以人为本作为服务的理念，还要真心实意的为群众解决困难，这样才能树立良好的口碑。（2）工会要做好形势教育的宣传工作。想要充分发挥工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需要树立以大局为重的观念，还要将组织工作放到大局中去考虑，切实解决问题，还要根据当前形势做好教育宣传工作，其人们认识到建立工会的好处。 （3）发挥工会的信访作用。工会还具有疏通言路的作用，可以在政党与群众中架起一道桥梁，是信访渠道更加畅通，所以，相关的相关工作者一定要做好来访工作。接待来访人员的工作者要具有一定法律知识，所以，工作人员在平时也要多学习法律知识，还要熟悉相关政策法规，提高职业素养，对社会当前形式也有一定把握能力，只有提高知识水平，还能提高业务能力，只有做好上访人员的思想工作，才能有效化解基层矛盾。 （4）做好协调保障工作。在企业中建立工会，要围绕企业的发展开展各项工作，要以提高企业员工的利益为前提，还要保证工会管理的民主性，工会人员可以进行民主监督，而且工会的各项决定都要得到群众的支持，要将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还要多做实事，为职工谋取更多的利益，积极协调企业中各个部门的交流与沟通工作，降低各个部门以及职工之间的矛盾，还要解决职工的业务分配工作，保证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还要协助企业领导做好员工思想改造工作。 2充分认识工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独特的优势作用 2.1工会巩田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有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巩固。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的积极性、能动性，特别是主人翁精神的充分发挥，直接影响着我们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2.2工会为社会主义执政党奠定坚实的阶级基础 工人阶级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党的阶级基础的牢靠或坚实与否。一方面通过工会使工人与党保持畅通的联系，不仅使工人的利益、愿望、要求能及时地反映给党的各级组织，而且使党的决定、意见也能不耽搁地传达到工人当中去；另一方面通过工会做工人群众的工作，尤其是努力提高工人的素质，以巩固和加强党的阶级基础。 2.3工会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基本职责 工会的社会作用，就是要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出发，合理调节劳动和资本、劳权和产权、工资和利润的关系，促进劳动关系的两极实现互利双赢，保持劳动关系的协调和稳定。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工会所具有的其他社会组织无法取代的功能。 3工会组织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完善维权机制 3.1根本途径：法制维权 要通过健全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来维护职工的正当权益。特别要注意突出工会对职工权益的“维护”职能，认真抓好集体合同制度、工资谈判制度、劳动关系三方协商制度、安全生产监督制度、职工法律援助制度、劳动纠纷仲裁制度的建设和落实。 3.2基本任务：奎面维权 维护职工的正当权益是全面性的。一是要维护职工的生存权，确保职工的基本生活条件、基本工作条件，尽可能避免职工的身心健康受到任何损害。二是要维护职工的经济权，撮重要的，就是让职工能够平等地获得劳动报酬。三是维护职工的政治权，让广大职工群众有地方、有机会说真话、说心里话，有权利、有途径参与本单位、本部门的重大决策，有条件、有责任对本单位、本部门的领导和决策提出批评或建议。四是要维护职工的文化权，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护广大职工群众及其家属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享受文化创造的成果。五是要维护职工的发展权，总的原则，就是确保各单位、各部门和所有职工具有平等的发展权利。 3.3首要关键：源头维权 从源头上维权．是维护职工权益的关键。一方面，在制定涉及职工群众权益的法律或制度时，要广泛征求广大职工的意见，并充分吸纳其中的正确建议；另一方面，具体的单位或部门在作出各种事关职工群众利益的决策时，要首先开展调查研究，使之能代表最大多数人们的意愿或要求。 4结语 综上所述，建立工会对构建和谐社会重要促进作用，工会是连接政党与群众的重要纽带，可以增加社会的凝聚力，而且有利于切实解决贫困职工的生活问题，加强工会组织的建设，可以在社会中形成一股正气，也可以笼络人心，形成工会独特的优势，成为不可代替的社会组织。为了充分发挥工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相关人员还需要找准突破口，要积极组织群众加入改革事业中，履行组织人各项维护职责，这样才能在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口碑，才能推动和谐社会更快的建设。 作者：陈丽华 单位：宁夏电力建设工程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