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49:00
一、西汉初期的中国体育文化景观
通过深入了解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历史后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在古代时期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因此，中国的传统体育是以一种独立的形式发展起来的。中国先秦时期的体育文化具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来自北方草原民族带有功利色彩的骑射文化，另一个是来自南部农业地区带有娱乐健身性质的礼乐文化。骑射文化由于受到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给其开展带来了限制，虽然属于一种活跃的文化形式，但未能占领主导地位。而礼乐文化由于城市体系较为发达以及社会分工较为明确，其体育文化体系的规模和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并逐渐发展成为多元化的文化结构，朝着独立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前进。由于受到殷商体育文化的影响，周人以礼制为中心，对祭祀体育的非理性因素进行了严格的规范，但礼乐制度所构成的思想框架严重束缚了社会创造精神的形成，社会文明也被限制了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运动中礼乐文化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秦朝在统治政权后虽然经历了由讲武之礼转变为角抵的过程，但是在坚固的文化框架中，礼乐文化精神却取得了发展。汉朝在沿袭了秦朝的制度后，楚歌舞和雅乐的发展进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在这种社会文明遭遇到内部挑战的情况下，张骞则充分发挥了其巨大的作用。
二、张骞“凿空”西域对中国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影响
1．张骞“凿空”西域对西汉体育文化发展的贡献。（1）改变了汉朝体育文化发展的格局。张骞对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为是他在中国古代与东地中海地区、印度以及希腊之间建立起了体育文化交流的道路[2]28。虽然先秦时期，各国间的战争不断，国家政权无法统一，当时的中国文化也具有不同的地方特色，但是，在当时形成于南方苗族各个部落的吴越和楚汉文化、形成于东方东夷各个部落的齐鲁文化以及形成于西部羌戎氏族的秦晋文化，都属于“五帝”血统，有着相同的文化精神。随着西汉的发展以及对西域的各个国家实行中央政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才因此而形成，从而为东西方体育文化的融合奠定了物质基础。随后大宛等国便派使臣来我国交流学习，并带来了其国家的特色文化。此外，张骞打开与西南夷的交流之门使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使各国间的交流变得越发频繁。由此可见，张骞“凿空”西域不但推动了我国西北多民族体育文化的形成，也使中国的体育发展出现了东西互动、南北融合的新局面。（2）促进了汉朝体育的文化转型。建元三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中亚、西域以及河西等地区，对这些地区的文化、历史、风俗等方面进行深入的了解。张骞的这次出使实现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并在中原和亚欧之间开启了一条“丝绸之路”，历史上将其称为“张骞凿空”[3]52。张骞在出使西域等国家过程中将“摩诃兜勒”引入中原“，摩诃兜勒”是一种大曲，在蒙古语中是“伟大”的意思。“摩诃兜勒”传入中原对汉代体育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汉朝的磐打击乐、商周钟只能调节节奏，而无法独立演奏旋律性的乐曲，但“摩诃兜勒”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题，从此，汉代乐舞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不断地丰富起来，使隆重庄严的宫廷宴乐、朝会以及气势雄壮的军乐、刺激惊险的百戏等活动有了新的发展。此外，上周时期的传统乐器多数都是体积较大的，一般只适合摆放在庙堂中，而西域的一些小型乐器传入中原之后，中原传统的民间乐舞得到了有效地发展，西域乐曲中的豪放、雄壮、粗犷之风改变了西汉初期乐舞中的颓废，而南郑、汉中、城固等地区的民间舞蹈穿花、莲花碗等以及略阳、宁强等地区的祭祀舞蹈羊皮舞、羊角舞中也融入了汉朝鼓吹乐的元素。其实“摩诃兜勒”传入中原并非只是一个简单项目的传入，西域作为四大文明的发源地，使“摩诃兜勒”拥有了多文化因素，而李延年通过对多文化的吸取创造出了“二十八解”，为西汉时期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基础[4]60。2.张骞“凿空”西域与西汉民族体育发展成功经验的现代启示。和民族社会文化规律同向运动是实现民族体育“现代化”的重要方法。在异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无法避免“涵化”问题的出现，但是在张骞出使西域后，民族体育在发展过程中很快吸收了这种异质体育文化，这一现象的出现完全要归功于张骞，是他将西域乐舞深入到汉朝的权力中心，并实现了东西方体育在国家层面的交流，这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广泛地影响。而在当时文化结构中，由下而上的文化运动与由上而下的政治运动之间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当时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中包含着一定的政治色彩，而不经意间开启的文化传播通道使文化普及运动得以形成。由此可以证明，不一样的社会构架中存在着不一样的文化运动规律，而由上而下的体育运动是中国的体育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1）坚持体育文化的主体性是体育发展的主要条件。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及西汉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了人们对异质文化的宽容态度。张骞并没有因为自身所经历的磨难以及民族间的矛盾去排斥异质文化，而是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对异质文化进行学习、宣传以及广泛地传播。此外，人们在接受异质文化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了一种文化自尊和自觉精神，尽管“摩诃兜勒”在汉朝受到了广泛地推崇，但其并未成为中国民族文化价值的转折点，张骞以及李延年等人通过对其蕴含的多元文化元素进行吸收和借鉴，然后将其融入中国民族的乐、舞中，从而推动了体育文化的发展[5]56。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体育发展的辉煌时期都是异质体育文化被区域文化充分吸收的体现，也是实现民族体育“现代化”的过程，但是绝对不是通过移植异质文化而产生的结果。（2）皈依艺术的学校体育是民族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基础。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及西汉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使我们意识到加强学校体育教育对中国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在秦汉时期的社会阶层中的“士”一般都能精通小六艺（书、数、射、御、礼、乐）和大六艺（春秋、礼、乐、易、诗、书），因此，史料《说文》中记载“：士”具有文以经邦，武以拨乱的特点。而古代的“六艺”教育使社会文化得到了良好的传播，尤其是体育通过和美术、文学、音乐以及舞蹈的完美结合，使体育的境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也正是这种皈依艺术的学校体育使士人们对体育有了一种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的认识，从而为西域乐舞等活动的学习、了解以及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此可以说明，要想充分发展体育文化，必须依靠人的发展，而学校体育必须依靠艺术发展，因为，单纯的“肉体”体育只会阻碍学生对体育认知能力的形成，甚至对体育形成错误的认识[6]30。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也是实际存在的，例如，根据调查结果显示，众多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很少进行体育运动，很多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家长也反对子女参加体育运动和训练。
张骞“凿空”西域，打通了中西方交流的“丝绸之路”，大大推动了中原与亚欧等其他国家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并促进了中外之间的相互学习、了解、进步。张骞出使西域对中国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打通的“丝绸之路”推动了西北各个民族体育文化的形成，促进了汉朝体育文化的转型，并改变了汉朝体育文化发展的格局，从而使西汉的体育发展出现了东西互动、南北融合的新局面。通过总结汉朝民族体育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为现代体育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作者:顾克鹏胡光霞单位:吉林农业大学
论文关键词：文化；西部地区；行政文化；地方行政改革
一、文化及其在行政组织中的表现
（一）文化之内容与功能
“文化是一个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体”，它包括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社会成员、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行为都不可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其内容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常规行为、规范和标准等。其功能主要有，导向功能、约束功能、凝聚功能，除这些积极作用外，文化还常表现出其消极的作用。因为其本身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特点，使得社会环境变化时，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却不能及时跟上环境变化，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文化的多样性特点，使得人们可能同时面对多种价值观，产生观念碰撞下的心理矛盾，而这种观念冲突如果超过社会心理的承受能力，则会造成诸多社会群体问题。
（二）文化在行政组织中的表现
1、行政文化与特定社会文化密切相关，任何一种行政文化都离不开特定地区的历史、经济、自然地理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陕西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中国封建史上辉煌的汉唐盛世，经济繁荣、国泰民安、土地广茂、物产丰富，这一背景下形成的社会文化中包含着安于现状、容易满足、保守封闭的文化心理，在地方行政管理中具体表现为小富即安、积极性缺乏、创造性差等特点。
2、行政文化直接作用于行政人员的工作态度，进而影响行政活动的方方面面。具体而言，行政文化主要通过行政人员的认知和情感对其行政活动产生作用，当行政人员对工作的认知表现出责任、意义重大，其自己的职业有强烈的情感关联时，其一定能认真负责地完成工作。同时，态度是“个体对客观事物所持有的评价以及心理和行为倾向性，由认知、情感以及行为倾向性所组成”，一定的态度引致一定的行为，比如，西部地区受传统文化中旧的行政思想影响，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工作不愿承担风险、不愿意负责任的态度，对待问题能躲则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这种态度下工作只能是缩手缩脚，进步困难。
3、行政文化是行政活动进行的环境因素，正如雷恩所说，“一切管理都是文化的产儿”，人类对人、管理、组织的思想，是基于整个历史文化发展中行为准则的变化而变化的。西部地方政府的行政组织如何管理？用什么组织结构、什么评估模式等管理方法的选择都受制于行政文化这个环境因素，超脱这个环境，管理活动无法进行，所以不充分考虑文化因素和管理活动是没有生命力的。
4、行政文化创新是行政改革的先导。一定的行政文化实际形成了行政体制的灵魂，文化创新是体制改革的前提。特别是文化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对行政人员的具体管理活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价值是个体对客观事物的重要性的社会社会价值的一种判断和观点，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是非、善恶和重要性的看法和评价，其代表着人的一系列基本信念。不同的行政人员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产生不同的态度和行为，有人重视工作的成就，有人看重物质利益，有人则迷恋于权力和地位。究其根源就是因为各自的价值观不同。西部地方行政改革，要先从行政文化上入手，从行政价值取向上倡导追求公平、效率、民主的行政价值目标。
二、西部文化对地方行政改革的双重作用
（一）我们应该看到西部文化中所蕴含的优秀文化成果
比如，西部人不畏艰险、积极奋进的创业精神，从二千多年前三赴西域开通丝路的张骞，到历经磨砺西去印度求经的唐玄奘，再到领导下的红军在延安十三年艰苦创业，都造就了西部人自力更生、勇于开拓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新时期西部开发大业中，仍然不可缺少。西部经济基础薄弱、劳动力素质低等现实特点要求我们脚踏实地地靠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靠自己的力量变革发展，不被任何恶劣环境和困难所屈服。
（二）西部文化中的实事求是、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也值得我们发扬
讲过“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因为这个中共在陕北由小变大，不但壮大了革命力量，并形成了一系列来自于实践的宝贵思想。实事求是精神就是前辈给我们留下的重要遗产，在新的时期行政改革仍必不可少。穷则思变，但不从实际出发，盲目照搬东南沿海的发展模式是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繁荣，有的只能是暂时的物质或心理满足。只有从当地实际入手，通过调查研究，亲身深入基层全面掌握第一手信息，探索适应西部行政改革的新方法和新模式，才是要走的路。
（三）我们不能不看到西部文化中落后的、消极的部分依然影响着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
“按文化地理学分类，将西部地区文化划分为内陆文化，这种文化模式是封闭性强、变化缓慢，文化内部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呈现一种高度刚性结构”这样的文化特征对西部地方行政改革来说是个直接障碍。具体表现为思维方式上缺乏变通性，固步自封、刻板僵硬；行为方式上受官本位思想较重，强调亲缘、地缘，人情至上，制度和法制力量薄弱，行为缺乏理性和规范性。在行政组织内依然较多的存在着依附顺从的封建家长制思想，行政人员不是“为民服务者”而是高高在上的“统治管理者”。一些行政人员过多地强调对上级负责，却对下级不负责，对自己的“利益”负责，却对百姓不负责。这使得惟上级领导的意志是从、阿谀奉承的思想广泛存在，更甚者不惜利用手中人民给予的公权力侵犯人民的利益，以换得领导的欢心和自己日后升迁的资本。
三、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行政文化，推进西部地方行政改革
新型行政文化应该是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发展要求的行政组织的价值观念体系。西部地区要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行政文化从根本上讲是要对行政人员的职业思想观念重新整合。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观念改变非一蹴而就之事，观念的改变相对于社会的发展常存在着明显地滞后性。特别是在当前，西部地区并存着自然经济下产生的传统行政文化、计划经济下产生的行政文化、市场经济下产生的现代行政文化，以及中国本土文化、西方外来文化，多种文化在此相互激荡、糅合，更增加了观念转变的难度。旧有的行政价值系统、行为规范系统已显然不适应行政现代化的要求，行政人员和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规范系统却还尚未建成，特别是行政人员对各自的观念缺乏理性选择。因此，观念转变要适度地进行，以将观念滞后与观念冲突的副作用减少至最小。具体而言，这种观念创新应着手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职业观念的确立
与其他任何职业一样，行政工作也是一种职业，需要系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由于长期人治思想影响，无论是行政人员本身，还是一般公民都对此认识模糊。传统宗法行政文化产生的任人为亲的用人观念，导致大量贤德被拒之门外，并造就出一批专长于游戏官场、精于相对权术变化但却缺乏行政职业观念和技能的行政人员。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转变都召唤着一批具有现代行政知识与技能的从业人员。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行，无疑为此铺开了大道，但仅仅从制度上规范是不够的，深层次的观念认同才是根本。这种观念的确立，首先要倡导行政职业价值意识，行政人员要意识到，行政工作亦是一种体现个人价值的途经，而且因其代表并维护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而更具职业荣誉感。其次要倡导职业责任意识，“责任与特定制度结构中个人的角色相应，与个人在某种组织中承担的使命相关。个人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他就应该负怎样的责任。”行政人员的职业角色决定其必须对其所承担的公共服务和管理活动的结果负责任。责、权、利一致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行使多大权力，就相应地要承担多大责任，注意增强行政人员的职业责任意识。
（二）行政开放观念的确立
新型行政文化需强调公共性和民主性，以扩大公民对公共事务管理的有效参与。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的人们习惯地认为行政人员、政府都优于公民，有着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在政府面前，公民只是消极的被治者，存在实际上的不平等。随着新公共管理思想的推广，公平、平等的观念日益为更多公民所认可，并要求一个开放的政府，能使公民更多了解政府，也更容易将自己的意愿反映给政府。实现这一目标，增强行政透明度是关键，畅通公民沟通政府的渠道是基础。我国近些年实践的听证制度就是为保证公共政策中各方利益主体平等参与的一项基本制度设计，只是有些地方的听证会更流于形式，实际民主沟通作用乏力。政府应进一步扩大、畅通政府与公众间的常态沟通渠道，让公民以更低的成本、更容易地与政府沟通。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公民和政府的交流由“单向”变为“双向”，公民可以从网上了解政府的最新动态，亦可以将自己的要求及时反映给政府，提高公众参与的能力和兴趣。但需要注意的是要尽可能地避免“无序化参与”，即参与者仅借助网络发表观点，而这些观点或建议没有专门机构和人员汇总分析，导致参与达不到实际效果、流于形式。
（三）法律观念的确立
依法行政是现代行政的核心特征，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在西部悠久的历史文化中虽然也可以看到行政活动中法律的影子，但诸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提法多数时候只是口头上的标榜，实际中却处处存在着“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行为准则，这种观念影响至今。现代行政必须确立依法行政的观念，对于拥有权力的行政工作人员必须对其权力进行制约，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具体而言，要树立法律至上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处于平等地位；完善各种法律法规，特别是通过法律法规对各种行政权力的明确界定，行政机关只能行使法律限定的权力。所有公民尤其是行政人员要明确法律的目的是体现人民的意志，保护人民的正当权益。同时，在实践中还要将法律由偏重义务设置、权力保障转向重视权利维护和权力制约。
丝路是我国各族人民与世界各大文化交流对话的交通线路和途径。西域是丝路的一个主要地段。西域作为丝绸之路的要道，是东西方各国文化交流的枢纽，中原汉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一波斯文化以及希腊文化等世界几大文化体系的汇流之地，这就是构成西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的主要原因。古代西域是个多民族或族群的地区，这里曾经流行几大宗教（摩尼教、拜火教、佛教、伊斯兰教），土著民族吸收了汉族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以及希腊文化，将它与本民族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了色彩绚丽、面貌一新的地域民族文化，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因此，西域文化具有多层性和多元性。要研究西域文化的整体面貌或某一个领域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最近，我精读仲高先生的《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一书，从作者的综合知识和科学的研究模式得到很大的启发。艺术作为人类审美活动的产物，涉及面十分广阔，其包括建筑、园林、工艺、设计、书法、绘画、雕刻、摄影、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电视、文学、杂技、曲艺、木偶、皮影等多种艺术形式。丝路主要路段的西域是丝绸之路三东西方文化唯一的交汇处，各种文化艺术形式在此地频繁地出现，并经历了接触、摩擦、交融和兼容的发展演变过程，形成了独特而复杂的艺术文化圈。从科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细致深入地研究是一个难度较高的工作。研究庞杂的艺术形式与艺术现象是要求研究者具备多方面的知识积累和专业修养。关于这一点，仲高先生在《导言》中做精辟的论述。“因此，首先，研究者必须具备三种知识（东西方文化知识、人文科学知识、乡土文化知识）和两只脚（一只脚在书斋，另一只脚在田野）。其次，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研究者应该与文化人类学者、民族文化学者、考古学者沟通和互补，以便协调中西与古今。最后，方法论的新变必将引起学术界的新变。”这些研究内容和方法“主要体现在：在时间上，注重联系，超越偏狭的学科界限，把艺术、文化、民俗等看成是彼此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有机整体；在空间上，跨越民族、地域界限，把丝绸之路西域文化艺术研究放在人类文化的总体格局中。”
作者在著作中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论点。作者巧妙地运用人文地理学、民俗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美学、文学和历史学等主要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大量的物证和实证田野资料的基础之上论证了自己的学术思考和理论观点。在书中两百多张引人注目的插图（自然环境、古代遗址、文物、人物、现代建筑等）足以给我们证明作者的深入而扎实的田野作业实践和丰富的文献资料阅读经验。仲高先生身为《西域研究》杂志的一名资格较老的编审，有幸审阅国内外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关于西域语言文学、历史文化、民俗信仰、宗教艺术等诸方面的学术文章，积累了丰富的人文科学综合知识。由于编辑工作需要，他有机会积极联系各学科专家，切磋和探讨一些学术问题，扩大学术视野，为学术研究打了良好的基础。在研究方法上，他从跨地域、跨民族和跨文化的世界性眼光，广泛地采用比较文化学、比较艺术学、结构主义、媒介学、接受美学、传播学和民俗学等诸学科理论与方法，论述了北疆游牧文化艺术、南疆农耕文化艺术和东疆农耕园林畜牧兼容的文化艺术的独特表现形式和艺术想象。从宗教视角对多元艺术现象进行剖析是作者本书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和特色。从阿拉伯、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对西域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形成了西域民族文化艺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作者对此分别进行较为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提出了合乎逻辑的论点。作者从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等诸角度对西域各民族艺术互相影响和融合与西域艺术对外来文化艺术的借鉴、消化、交融、创新和发展等问题加以了科学地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与观点。这是本书的创新之处所在。
丝路要段——西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复杂而神秘的大陆型地域。关于西域的地理范围，历来都是许多学者进行争论的问题。因此，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西域的地理范围就有广、狭二义之分。广义上的西域指玉门关，阳关以西中亚乃至欧洲，狭义上的西域指天山以南，昆化山以北，葱岭以东的‘三十六国’”。这是汉朝时代流行的西域概念。到了唐代，“西域”的地理概念则与汉代有所不同。“唐代广义的西域范围是很大的，敦煌以西，天山南北，中亚，西亚地区都可以称为西域”，而唐代狭义的“西域”并不是指汉代西域都护所管辖的今新疆地区，而是指葱岭以西到波斯的这一部分中亚地区。日本学者羽田享在《西域文化史》中提出了新的西域概念。他说《我用此名来指大体上相当于亚细亚大陆的中央部分，包括广大不同外海的河水流经的诸地方》。他所指的西域的地理范围，大略指以帕米尔（Pamir）高原为中心，东面包括注入罗布泊的塔里木（Tarim）河流域的新疆天山南路地方；北面包括注入伊塞克（Issih））湖，巴尔喀什（Balkax）湖等河流流域的地方，亦即包括伊，准尔盆地（Jonghar）等在内的天山北路地方；西面包括楚河，塔拉斯（Talas）河流域和注入感海的河流流域的地方，南面以昆化（KoraK-orum）山脉，兴都库什（Hindukux）山脉为限。西域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地域民族众多，种族极为复杂。天论从地理上，还是从历史上看，西域一直是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及宗教文化的交处。西域可以说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各种宗教文化顺着纵横交错的通路滚滚而来。这是由于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的主要地段就是从玉门到成海，里海之间。丝绸之路变成西域文化顺利传播的主要通道。
丝路中段的西域文化艺术因“生态文化环境殊异、生产生活方式多样、宗教多元、民族和语言多源、东西方文化交汇、成为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地域文化单元。”因此，对西域艺术加以研究，尤其对这个丝绸之路西域中段艺术的产生背景、发展规律、交融创新和传播流传等环节进行系统而科学地研究，进而得出一个恰当的结论是十分庞大的工程。仲高先生单枪匹马圆满地完成这一巨大文化工程是一个值得认可的功劳。作者从西域的人文地理环境、文化起源、文化类型、文化变迁、文化整合等发展规律来阐述了西域各民族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和各种形态，分别对壁画、工艺、图案、雕刻、建筑、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等各种艺术体裁进行了深入而细致地探讨，总结了西域艺术的开放性、多元性、多层性、杂交性和兼容性特点。对于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研究对象来说，这一科学归纳是难能可贵的。
读了这本书之后，笔者对丝路中段的西域艺术整体轮廓有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认识与了解。丝路不仅仅是一个交通路线，是一个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平台和窗口。西域文化艺术与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是正如仲高先生所说：“是一种双向选择、双向回授关系，它遵循的是纵向流传和横向交融。”这本书科学总结丝绸之路中段的西域彩陶、岩画、纹样、石人、西域乐舞、佛教艺术、建筑艺术等文化艺术的产生、演变、传播和发展等规律，为人们提供丝路艺术方面的综合知识和大量信息，开拓他们认识西域整体文化艺术发展途径的学术视野。
关键词：20世纪 西域 佛教史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末的古代印度。公元前3世纪中叶，孔雀王朝阿育王大力弘扬佛教，佛教始自印度向境外传播。按其传播方向，可分为北传、南传和藏传三部分：北传即向西北传入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一带），继而向东传入西域、中原等地；南传即向南先传入斯里兰卡，后陆续传入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藏传佛教（喇嘛教）的传入较北传、南传佛教晚，并发生较大变化，几个世纪后又传入蒙古。佛教沿不同路线向各地传播过程中，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经历不同的地域和民族，受所传入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伦理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已不复为初传时“原始佛教”的状貌，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呈现不同的特点。
西域是佛教北传过程中的必由之地，在佛教传播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西域佛教史本身也是中国佛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历史地名的“西域”，在概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专指天山南北、帕米尔及巴尔克什湖地区，大致与今新疆相当；广义的西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包括今新疆、中亚、西亚、南亚、北非、中东欧等地。本文所谓“西域”系指狭义概念；叙述的对象是20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对西域佛教史若干问题的研究和译介成果。主要涉及早期佛教东渐问题、西域佛教的兴衰、西域等地的佛教艺术、印度佛教对西域的影响、以及西域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等内容。
一、
关于早期佛教东渐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许多著名学者都进行过探讨。探讨的重点内容是佛教传入中国汉地的时间、所经由的途径与地区等。目前，有关佛教传入中国汉地所经由的路径的观点有陆路传入说、海路传入说和川滇缅印道传入说三种。与本文相关的是陆路传播说，即印度佛教最早经中亚陆路向中国传播，在当时中亚诸国人口稀少、不足以支持佛教寺院存在的情况下，遂假途而过，继续向东传入人口相对密集的汉地，并生根、发展。这是迄今为止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观点。
在有关中国佛教史的诸多论著中，都谈到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20世纪早年较重要的成果如下：黄文弼《佛教传入鄯善与西方文化输入问题》[1]，对佛教传入疏勒、于阗等广大西域地区的年代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佛教传入西域较内地晚。梁启超在其名著《佛学研究十八篇》中，有《佛教之初输入》、《佛教与西域》、《又佛教与西域》三篇文章[2]，对佛教在西域诸国的传播、发展状况进行考证，否定了西域陆路传播说，提出佛教从海路传入中国内地之说。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对佛教入华诸传说、永平求法的传说、《四十二章经》进行考证，认为佛教东渐首先经由西域之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其交通多由陆路。[3]季羡林最初在其著名论文《浮屠与佛》[4]中，提出佛教没有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而直接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见解，但并未明确指出传入路径为陆路还是海道。后来在《再谈浮屠与佛》[5]一文中对自己以前所持观点进行修订，认为印度佛教分两阶段，经由大夏（大月支）和中亚新疆小国传入中国。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20年，中国佛教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此时期较重要的佛教史著作有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6]、《印度佛学源流略讲》[7]，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一、二、三卷）[8]，以及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9]和《中国佛教简史》[10]等，这些著作均持佛教最早经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观点。
随着7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西域开展历史、语言、民族、宗教、艺术、考古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以来，早期佛教东渐问题的研究又取得新的进展。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11]一书，从文化传播学角度论述佛教的传入，其论文《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12]从考古学角度进行论证，认为佛教传入西域较内地晚，佛教最初在西域只是“过路”，并未停留，至少在公元2世纪上半叶后，佛教才逐渐扎根。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宋肃瀛，他在《试论佛教在新疆的始传》[13]一文中，从文献角度进行论证。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探讨佛教东渐及与之相关的问题，较重要的有：陈戈《汉唐时期新疆佛教流行情况述略》[14]，探讨佛教传入新疆的时间、佛教在新疆的流行情况、新疆各地流行不同教派及其原因等内容。陈恩志《佛教自有秦传入中国说》[15]，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说法，主张印度佛教文化的东渐，至迟到了秦代就已经发生，对佛教传入中国之标准、印度佛教东渐的时代背景、佛教在塔里木盆地的兴起，佛教自新疆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途径诸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看法。朱锡强《印度佛教的传播对古代亚洲国际交往的影响》[16]，探讨了印度佛教的传播对古代亚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所产生的影响。陈世良《关于佛教初传龟兹》[17]，认为佛教初传龟兹应在汉武帝在位期间。刘欣如《贵霜时期东渐佛教的特色》[18]，谈及佛教向中国的早期移植问题，简述早期佛教的传播方式和变异形态，同时着重分析促使佛的故国的传法人克服千难万险东来传法的动力，试图从一个侧面了解和分析在佛教东传这个宏伟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奇特现象。晁华山《从古代遗存看贵霜王朝佛教放射状外传的四重环带——兼论中国早期佛教遗存》[19]一文，结合古代遗存特点，论证了贵霜王朝时期佛教呈放射状向周围传播的“四重环带说”，即以犍陀罗和迦湿弥罗为中心，按照传播地区的远近形成了同心圆式的四重佛教文化环带，处于不同佛教文化环带的地区的佛教文化呈现一定的差异。本文对中国早期佛教遗存亦有论及。李海波《试论阿育王在佛教史上的地位》[20]，对阿育王在佛教传播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探讨。
相关的译文不多见，略举如次：R．E．埃墨利克著、殷睛译《中亚的佛教》[21]，简要概述了佛教在中亚地区的传播及信仰状况。[德]弗兰兹·伯恩哈德著、姚崇新译《犍陀罗语与佛教在中亚的传播》[22]，认为犍陀罗语是佛教在中亚初传的媒介，也是印度文化自西北经中亚入华的媒介，并指出犍陀罗语在佛教传播方言中的优越地位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二、西域佛教的兴衰
西域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颇为重要，地处东西方交通枢纽的西域不仅在早期佛教传播过程中起过特殊的作用，而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汲取诸种民族文化影响，形成极富特色的西域佛教艺术，从石窟的开凿、寺庙的建立，到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等，在许多方面都对中国汉地佛教、藏传佛教产生巨大影响。但作为宗教信仰的佛教本身在西域最终却走向没落。
由于缺乏史料记载，西域佛教史不易理清，如贺昌群在《西域之佛教·译者序》中所说：“西域诸国和古代印度一样，都没有什么历史记载遗留下来，只有中国和古代希腊的文献中有些记录，中国正史的外国传和汉、晋、南北朝、唐、宋的西行求法僧徒的游记，这些正史记载和僧徒记行与近百年来在印度、中亚和新疆一带新发现的资料和遗物互相参证，古代西域史以及西域的佛教活动，才得渐次明了。”[23]
20世纪早年中国学术界有关西域佛教史的研究成果较少，远远不及日本学术界。主要成果是译介日本的两部研究专著，其一为[日]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24]，其二为[日]羽田彦著、钱稻孙译《西域文明概论》[25]。前者着力从史地角度论述佛教在中亚和土耳其斯坦的传播与发展，涉及到教理方面的内容非常少，是一部关于西域佛教史方面的名著。后者对西域佛教的发展状况亦有精辟论述。早年中国学术界研究专著有蒋维乔《佛学史纲》[26]、《佛学概论》[27]、《中国佛教史》[28]和黄忏华《中国佛教史》[29]，但均以日本人的著作为蓝本，少有创获。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佛教史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作为中国佛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域佛教史的研究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前文提到的重要佛教史论著如任继愈的《中国佛教史》、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郭朋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和《隋唐佛教》，以及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稿》[30]等著作中，均有相当篇幅论及西域佛教兴衰史以及西域等地的佛教艺术，对西域佛教不同于汉地佛教的特点，受域外诸种文化因素影响，以及以独特状貌流传下来的西域佛教艺术均发表各自的见解。
进入90年代，出现了有关西域佛教史研究专著。杨富学《回鹘之佛教》[31]，探讨了佛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及其特点，回鹘佛典的翻译、回鹘佛教的功德思想、寺庙的兴建、佛教寺院经济、佛教对回鹘文化的影响等内容。魏长洪《西域佛教史》[32]，着重阐述了佛教在西域的传播与发展，侧重考察西域佛教自身的内在变动，即西域佛教在不同的时代和民族中的特点及其消灭状况，以及所形成的多中心、多层次的布局和结构。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33]一书的第三章“西域佛教文化的传播及其发展”，主要论述了贵霜王朝、大月氏人在佛教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历史文化状况，利用中外文献，对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佛教的兴衰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考述。
有关西域佛教史方面的论文，研究角度各异，有侧重于佛教传播的，也有关注佛教自身发展情况的。例如，耿世民《佛教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中的传播》[34]，简要论述佛教在新疆和古代维吾尔人中的传播、兴衰以及回鹘文佛经的保存状况，该文认为佛教早在贵霜王朝丘就却在位时期即已传入南疆和田地区。孟凡人《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35]，认为高昌回鹘始信佛教当在9世纪晚期至10世纪左右，佛教随着高昌回鹘的兴亡而兴衰，并一直延续到15世纪中叶左右，高昌地处东西交通要道，其佛教文化在深受内地佛教文化影响的同时，还受到其它许多地区的影响。宫静《五至七世纪中叶西域佛教之变迁》[36]，对5至7世纪中叶西域佛教变迁状况及原因进行了概括分析。羊毅勇《佛教在新疆南部传播路线之管见》[37]，就当时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结合文献，特别是唐代前后来往于中国与印度的佛教徒行记，对唐以前和唐宋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新疆的路线问题进行阐述。
三、西域、中亚等地的佛教艺术遗存
佛教艺术随着佛教的传播传入西域，所到之处的绘画、雕刻、建筑、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并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本土特点，经过长时间的演变，逐渐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中国学术界对西域、中亚等地的佛教艺术研究关注的重点有以下内容：佛教寺庙、石窟建筑、佛像、雕刻、壁画等佛教艺术遗存及其与印度、犍陀罗、希腊、伊朗乃至中国中原等地区诸文化因素的关系。
20世纪早年成果很少，自80年代起取得较大进展，出现了一批专著。常任侠著《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38]，共分四编，一编总论丝路的开拓、西域的交通、经济文化交流概貌，二、三、四编分别专论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东渐，并穷本溯源，一一勾勒了各类艺术的渊源、演变、发展和影响。李涛《佛教与佛教艺术》[39]分“佛教篇”与“佛教艺术篇”两部分，结合考古学资料，特别是我国的考古学资料，对佛教的创立、教义、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寺院制度、仪轨、节日等进行深入浅出的介绍，并对印度佛教艺术、中国佛教寺院建筑和造像题材、中国佛教石窟艺术进行研究和分析。韩翔、朱英荣《龟兹石窟》[40]，探讨了龟兹石窟的诞生、形成的历史条件、分期以及龟兹石窟建筑、雕塑、绘画和文字等内容，对龟兹石窟与中原、希腊、伊朗、犍陀罗、印度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41]，对中国佛教艺术特别是西域佛教艺术的研究循佛教的产生、演变、逐渐东渐以及最终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主线展开论述，并介绍了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印度佛教思想和艺术流派、中国佛教和佛教艺术与印度及佛教传播路线上其他外来文化的联系。全书资料丰富，论证充分，对学术界未有定评的一些论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国家文物局教育处《佛教石窟考古概要》[42]，主要介绍中国石窟寺考古状况，并对中国新疆、陕甘宁、华北与中原、南方地区的石窟进行概述；对印度佛教的起源、早期佛教建筑与浮雕、佛像的产生、佛教的兴盛、密教的寺院与造像，以及中亚犍陀罗佛寺与造像、巴米扬石窟、克什米尔的佛教岩画与题记、阿姆河以北的佛教遗址等方面也进行了探讨。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43]，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石窟艺术，其中也有关于西域石窟建筑、雕塑、绘画等内容。穆舜英、祁小山、张平《中国新疆古代艺术》[44]，从艺术角度全面系统地审视新疆古代文物，对其所揭示的文化内涵、东西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影响等方面均有涉及，有助于我们了解新疆古代文化艺术的发展与演变、东方与西方、南亚与内陆欧亚古代文化艺术交流。常书鸿《新疆石窟艺术》[45]，探讨了古龟兹国、古焉耆国、古高昌国石窟的分布情况、创造的年代以及艺术特点等问题。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46]，在深入研究敦煌文献中的造像功德记及其它有关文书的基础上，运用石窟考古学上的崖面使用理论，结合供养人题记及史籍等多方面的相关资料，考出了一批洞窟的年代和施主，并对佛教石窟建筑的起源、莫高窟佛教活动的社会性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晁华山《佛陀之光——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47]，是关于印度和中亚佛寺与造像的专著，以佛教发展史为纲，叙述各历史时期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的特点。
有关西域、中亚等地佛教艺术方面的论文很多，其中大多为80年代以后的成果。杨瑞琳《中国佛教艺术演变略谈》[48]，从雕刻、绘画和建筑等方面谈印度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其中对西域佛教艺术有所涉及。朱英荣《龟兹文化与犍陀罗文化》[49]，就中外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龟兹佛教文化的性质问题进行探讨。外国学者认为龟兹文化只是犍陀罗文化的翻版，中国有的学者也认为龟兹文化基本上是中原汉文化在龟兹地区的移植。本文通过对龟兹文化和犍陀罗文化的比较，指出虽然龟兹文化曾受到犍陀罗文化的影响，其许多艺术观念、风格、技巧、艺术处理方法来自犍陀罗，但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将其融合、改造，并与本地区的文化传统与艺术风格结合起来，从而造就了一种新的具有龟兹特色的文化。宁强《从印度到中国——某些本生故事构图形式的比较》[50]，对某些本生故事构图形式在印度和新疆的不同特点进行比较，指出一种艺术类型无论影响有多大，都会在其传播伸展过程中，受当地自然条件限制、被当地文化传统改造，逐步走向本地化。朱英荣《龟兹石窟综述》[51]，主要对克孜尔石窟的内容、特点、兴衰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涉及到该石窟文化兼容并包印度、波斯、希腊、中原汉文化等内容。朱云宝《丝绸之路上的佛塔》[52]，论及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佛塔的形制及功用的演变，从中可见印度佛教对西域的影响。欧阳友徽《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目连传说的演变》[53]，对随着佛教的传入而流传到西域及中原地区的印度目连传说的演变进行探讨。陈传席《中国早期佛教艺术样式的四次变革及其原因》[54]，认为最早传入中国的佛教艺术都是天竺式的，并将其按时间顺序分成四个阶段，分析其变革的原因。侯灿《新疆在汉魏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的几个问题》[55]，着重就丝绸之路开通后汉魏时期帕米尔以西的文化在新疆绿洲地区的传播、影响以及发展状况作了论述，涉及贵霜时期佉卢文的影响、婆罗迷文的东传及其发展、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与传播等内容。邱陵《新疆米兰佛寺壁画：“有翼天使”》[56]，对于新疆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的发现与再发现，内容、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成画年代及人文背景进行分析，认为希腊化的佛教艺术通过贵霜人传入塔里木盆地，集中反映了古代塔里木盆地的人文荟萃现象，对于研究古希腊、罗马、南亚与中亚文化艺术交流有所裨益。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的特点》[57]，认为敦煌石窟艺术传自印度，途径中亚、西域，从内容到形式，必然有多种因素和风格特点，本文对其十大特点进行概述。樊锦诗《简谈佛教故事画的民族特色》[58]，从敦煌壁画艺术的产生、发展、繁盛的历程角度，探讨了佛教故事画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一步步走向民族化的过程。刘永增《敦煌莫高窟隋代涅槃变相图与古代印度、中亚涅槃图像之比较研究》[59]，通过分析、比较古代印度、中亚以及隋代莫高窟涅槃图的特点，指出莫高窟隋代的涅槃图的基本形式继承了犍陀罗以及中亚地区的基本特征。黄文昆《佛教初传与早期中国佛教艺术》[60]，认为佛教初传中国大体在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时期，经由攀越葱岭的沙碛之路，但一开始并未直接与印度沟通，而是以月氏、安息等国为中介，该文还就早期中国佛教艺术在各地呈现不同的特点进行描述。羊毅勇《尼雅遗址所反映的中外文化交流》[61]，探讨了尼雅所受到的汉文化的影响、尼雅遗址所反映的西域土著文化的因素、尼雅遗址反映的佛教文化等三方面内容。
另外，《新疆艺术》编辑部编的两部论文集《丝绸之路造型艺术》和《丝绸之路乐舞艺术》[62]，谷苞《古代新疆的音乐舞蹈与古代社会》[63]，周菁葆《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64]和《丝绸之路艺术研究》[65]，霍旭初《龟兹艺术研究》[66]，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等书中，均涉及到西域的佛教艺术。《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中的相关篇目有：姜伯勤《论呾密石窟寺与西域佛教美术中的乌浒河流域——兼论敦煌艺术与贵霜大夏及小贵霜时代艺术的关联》，霍旭初、赵莉《米兰“有翼天使”问题再探讨》，金申《大足北山第12号、第176号龛造像佛座所反映的印度影响》，张铁山《敦煌本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卷研究》等。[67]
译介国外的研究成果，关于中亚古代艺术方面的译著有三部：斯塔维斯基著、路远译《古代中亚艺术》[68]；普加琴科娃、列穆佩著，陈继周、李琪译《中亚古代艺术》[69]；马里奥·布萨格里等著，许建英、何汉民译《中亚佛教艺术》[70]。此三部关于中亚古代艺术的著作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造型艺术，均从艺术考古角度论及东西文化对中亚艺术的形成、发展及流派、风格的影响。三部著作得出相似的结论，即中亚艺术在不同阶段，先后移植和模仿过波斯、古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中原的艺术，但其结果是通过融会贯通，进入了创造的新阶段。之后，又经过双向交融与相互渗透，形成了文化上的所谓“双向回授”。
此外，还有[德]克林凯特著、赵崇民译《丝绸古道上的文化》[71]，系统地介绍了古代丝绸之路地区的民族、宗教、和文化艺术状况。[英]约翰·马歇尔著、王冀青译《犍陀罗佛教艺术》[72]，探讨了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形成、特点、对外传播及影响等方面内容。
相关的译文主要有：[日]田边胜见著，台建群摘译《犍陀罗佛和菩萨像起源于伊朗》[73]，认为贵霜人把印度（小乘）佛教变为波斯（大乘）佛教，并且第一次将佛教与希腊－罗马的雕塑技巧和肖像画法结合起来，创造了犍陀罗的佛和菩萨像。[美]玛丽琳·M·爱丽著、台建群译《5世纪中国佛像和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及中亚雕像的关系》[74]，就佛像的服饰衣纹与风格式样的关系进行探讨，指出中国四五世纪的塑像同中亚北印度、印度西北部（今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早期塑像相似，特别是5世纪北魏的塑像与中亚、马都拉、犍陀罗的塑像关系尤为密切。[日]上野照夫著、张元林译《克孜尔千佛洞佛教美术中的印度式风格》[75]，通过对克孜尔千佛洞的佛教美术的内容、特点的探析，指出其所受到的印度佛教美术的影响。另外， [印]谭中著、包菁萍译、谭中校《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历史透视》[76]，[德]查雅·哈斯奈尔著、杨富学译《敦煌佛教艺术的多样性——新德里国立博物馆的中亚收藏品》[77]等译文中也有与本文相关的内容。
四、印度佛教史及印度佛教文化
西域佛教源于印度，因此，在对西域佛教及佛教艺术进行追本溯源的探究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印度佛教史及印度的佛教文化。
中国学者有关印度佛教史的专著不多见，吕澂的成就最大，著有《印度佛教史略》[78]和《佛教史表》[79]、《印度佛学源流略讲》[80]。周叔迦有关印度佛教史的论著见于《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上册）[81]。论文也不多见，如段晴《戒日王的宗教政策》[82]，方广錩《关于印度初期佛教研究的几个问题》[83]，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此外，还应提到一部藏文汉译本印度佛教史，多罗那它著、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84]，本书成书于1603年，作者觉囊巴·多罗那它（1575-1634）为西藏佛教觉囊派大德。此书自问世后一直被推崇为研究印度佛教历史的权威著作。
关于印度佛教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埃利奥特著、李荣熙译《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册）[85]，对印度教与佛教的起源、发展、教义等作了系统的介绍，对印度教与佛教之间的差别也作了客观的阐述。[英]渥德尔著、王世安译《印度佛教史》[86]，对贵霜时期犍陀罗艺术有所涉及，书中提到在贵霜时期苏罗娑和犍陀罗两个学派之间已经追迹出来有些交互影响，但犍陀罗的艺术逐渐被吸收到印度的主流传统，经过犍陀罗传播到中亚和中国。〔日〕佐佐木教悟等著、杨曾文、姚长寿著《印度佛教史概说》[87]，探讨了印度佛教的产生、传播、发展、灭亡的历史，对各历史阶段佛教的特点进行分析。
专门研究印度佛教艺术方面的论著很少，常任侠编著《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88]，对印度史前及上古艺术、古代和中世纪的佛教艺术等问题进行探讨。相关论文涉及的内容也颇为分散，例如，常任侠、罗照辉《从中国典籍看印度阿育王时期的艺术》[89]，运用有关汉文史料记载，对印度阿育王时期的佛教艺术及其特点等进行探讨。罗照辉《印度犍陀罗艺术对中国审美观念的影响》[90]，从绘画、雕塑、发髻、崇尚莲花的佛教象征意义等方面探讨印度犍陀罗艺术对中国审美观念的影响。张玉兰《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佛教文化古迹》[91]，对向以“佛教艺术殿堂”闻名于世的巴基斯坦西北部喀布尔河流域（古称犍陀罗）的佛教文化古迹及其所表现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探讨。王钺《印度造型艺术的外来因素问题》[92]，从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了诞生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印度造型艺术的外来因素问题，其中包括巴比伦、波斯、希腊、塞人等在不同时期对其造成的影响，指出举世闻名的印度造型艺术尤其是佛教造型艺术渗透了大量的外来因素，其辉煌成就是亚欧大陆东西文化交流的硕果。王惠民《古代印度宾头卢信仰的产生及其东传》[93]，对释迦牟尼弟子之一宾头卢信仰在印度的产生及东传以及敦煌宾头卢信仰的特点进行了探讨。彭树智《历史交往的丰厚馈赠——论阿富汗地区的犍陀罗艺术》[94]，着重从艺术性上来审视考察犍陀罗的希腊－印度佛教艺术，探讨历史交往在犍陀罗文化形态形成中的作用。
有关印度佛教艺术方面的译文主要有：[印]M.N.德什班德著、杨富学译《印度佛教石窟壁画的主要特征》[95]，[印]M.C.约什著、杨富学译《印度岩刻佛教建筑概观》[96]，[印]P.贝纳尔吉著、杨富学译《阿旃陀·巴米扬·吐鲁番与敦煌间的文化联系》[97]，[日]宫治昭著、顾虹译，蔡伟堂校《印度佛传美术的三种类型》[98]等，其中均有可资参考的内容。
五、西域佛教史重要人物研究
在西域佛教史研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些历史人物。主要包括由历朝中国政府和南亚各国之间互派的使臣以及致力于传教求法的僧侣。其中一些使臣和僧侣经过陆上“丝绸之路”达到其目的地，在古代交通极为不便的状况下，要耗费很长时间，经历漫长的旅程。但正是由于时间和行程的漫长，使得这些使臣和僧侣对沿途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民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各方面有了较深的了解，他们之中有的留下了撰述，成为后世研究西域佛教史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一）对使臣王玄策的研究
中国和南亚既为近邻，往来颇为密切。其互派使臣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时期，到唐代达到高峰，宋代以后仍比较频繁。中国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使臣有西汉时期的张骞、唐代的王玄策、明代的郑和。其中张骞虽曾派他的副使到身毒国，但其本人并未到达南亚；明代的郑和走的是海路，因此与本文相关的中国使臣中，中国学术界着力最多的是王玄策。
王玄策（生卒年不详），唐朝初年曾作为政府的使节三次出使印度，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所撰《中天竺行记》为亲历亲见之记载，史料价值自不待言，该行记宋以后佚，今见残本存于唐释道世所撰《法苑珠林》一书中。
20世纪以来中外学术界对他的生平及史迹给予高度评价。早年研究和翻译著作有柳诒徵《王玄策事迹》[99]，冯承钧《王玄策事辑》[100]，[法]列维著、冯承钧译《王玄策使印度记》[101]等。50年代以后，有一些关于王玄策研究方面的论文，主要有陆庆夫《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102]和《关于王玄策史迹研究的几点商榷》[103]，莫任南《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考》[104]，阴松生《王玄策出使印度、尼泊尔诸问题》[105]等。
孙修身对王玄策的研究最为全面，著有专著《王玄策事迹钩沉》[106]，该书以时间为序，按照事件分类，对王玄策的事迹及其贡献进行详尽的考证、评价。
有关王玄策研究方面的史料，孙修身《〈大唐天竺使出铭〉的研究》[107]，对1990年6月发现于西藏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进行了考释。林梅村结合考古材料和语言研究成果，对《大唐天竺使出铭》进行校释，著有《〈大唐天竺使出铭〉校释》[108]。均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二）对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的研究
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秦高僧鸠摩罗什（公元343～413年），生于龟兹，其父为印度人，母为龟兹人，被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师”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宣扬般若三论的思想家。年少时曾随其母到罽宾等地学习佛法，后来回到龟兹，成为著名的大乘学者。对于他的生平及贡献，许多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论著都有相当多的篇幅加以评述，如任继愈《中国佛教史》[109]、郭朋著《隋唐佛教》[110]以及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11]等。研究专著有郭朋《鸠摩罗什评传》[112]。论文有胡戟《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传》[113]，丁明夷著《鸠摩罗什与龟兹佛教艺术》[114]、陈世良《鸠摩罗什年表考略》[115]等。
（三）对法显、玄奘、义净等西行求法僧的研究
佛教自两汉时经中亚传入中国，初始时只是西域和印度僧人东来传法。魏晋以后，中国内地僧人西行求法者日众。从最初的朱士行至唐玄奘、义净，众多僧人前赴后继加入求法行列，蔚然成风。唐末五代，由于中国内乱以及佛教自身发展状况，求法之事暂告消歇。北宋初年，佛教一度复兴，传教求法一事又盛极一时。九世纪后，佛教在印度渐趋衰微，东来弘法和西行巡礼的僧侣人数日渐减少。对于这些情况，梁启超在《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116]中曾作过精辟论述，文章对魏晋以降中国西行求法僧侣的动机、经行路线、主要事迹、成就、著述进行考证。梁启超还撰写《又佛教与西域》[117]一文，对东汉至隋唐东来传教的僧人的国籍等情况进行了研究。马雍亦有《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118]，该文结合《高僧传》中有关资料，对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热潮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对其中重要的佛教僧徒、商贾、贵族、游客等的生平和事迹略作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该时期中原、西域与南亚等地的文化交流状况。
在众多西行求法的僧人中，法显、玄奘、义净最为著名，贡献最大，因此他们也是后世学人关注的重点，中国历代高僧传记中都记录了他们的事迹与行踪，如〔梁〕慧皎撰《高僧传》[119]、〔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20]等。今人也有为其作传者，李山、过常宝主编《历代高僧传》[121]，何兹全主编《中国历代名僧》[122]，张力、黄修明主编《中国历代高僧》[123]，陈作义著《丝路取经人》[124]，马曼丽、樊保良著《古代开拓家西行足迹》[125]等书中，均将他们作为重点人物进行论述。
1、对法显的研究
东晋高僧法显（约公元342-423年）赴印度求取佛经归国后，于416年前后写成游记《佛国记》，此书又称《法显传》、《天竺国记》、《历游天竺记传》、《东晋沙门法显自记游天竺事》等，记载了法显历时13年游历30国的经过。涉及当时印度笈多帝国超日王统治时期的国家制度、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宗教派别以及中印之间水陆交通等各方面状况。是研究古代印度历史文化、西域佛教史以及中印关系史的重要资料。
20世纪中国学术界比较重视对法显及其《佛国记》的研究。早年研究著作有丁谦著《晋释法显佛国记地理考证》[126]，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证；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127]，对欧洲人、日本人的研究进行订补；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28]，对法显本人的评价颇为精当。另有一部译著，[日]足六喜六著、张小柳、何健民译《法显传考证》[129]。
80年代以来，法显及《佛国记》的研究取得新进展。章巽《法显传校注》[130]，依据的版本比较全，校核水平较高，其注释在参考中外各家观点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是目前国内最好的版本。此外，季羡林《法显》[131]、靳生禾《旅行家法显》[132]、谢方《法显》[133]、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134]等，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2、对玄奘的研究
唐高僧玄奘（公元600～664年）著有《大唐西域记》，全书共12卷，记述了玄奘本人赴印度留学的经历，对所见所闻的国家、城邦和地区的地理、农业、商业、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叙述也颇为详细。这部书名义上是有关西域历史、地理方面的著作，实际上它也是七世纪以前有关南亚史地等方面的专著，对当时西域、西亚等地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迄今为止，它仍是研究西域、南亚史地以及中外关系史的极其重要的文献。
国内学者对玄奘及其《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涉及玄奘生平、佛学思想、哲学思想、西行取经译经活动，印度与西域等地历史地理、佛教发展状况等。
对《大唐西域记》进行研究，20世纪早年丁谦著有《释辩机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二卷、五印度疆域风俗制度考略一卷》[135]及《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二卷附录一卷、印度风俗总记一卷》[136]。70年代后出现校译、导读及研究论著：章巽校点《大唐西域记》[137]，向达辑《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138]，周连宽著《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139]，章巽、芮传明著《大唐西域记导读》[140]，季羡林等译注《大唐西域记今译》[141]，芮传明译注《大唐西域记全译》[142]，周国林注译《大唐西域记》[143]等。目前中国学术界研究集大成者为季羡林等人的《大唐西域记校注》[144]，校注在吸收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原著进行全面校勘，对书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族名、典章、名物等进行了注释和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季羡林在《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对中印时代背景、玄奘的家世、西行求法的动机、在印度活动情况、归国后所从事译经弘法活动及其影响等方面作了全面的研究，对《大唐西域记》一书作了客观评价。此校注本的唯一缺陷是对有些新的考古发掘和语言学研究成果吸收不够，但瑕不掩瑜，目前它仍被学术界视为最佳版本。
玄奘的西行活动及其在印度的留学生活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内容。20世纪早年孙毓修、苏渊雷、杨非、习之、赵宗桂等人对此均有简要的研究。80年代后出现专著：马佩主编《玄奘研究》[145]，黄珅著《玄奘西行》[146]，黄心川、葛黔君主编《玄奘研究文集》[147]，陈扬炯著《玄奘评传》[148]，吴恩扬著《玄奘》[149]等。杨廷福关于玄奘生平事迹研究的成果较多，所著《唐僧取经》[150]与《玄奘》[151]，简要通俗；他还有两部研究性著作《玄奘论集》[152]和《玄奘年谱》[153]，其中《玄奘年谱》根据有关古籍将玄奘的生平事迹按年代列出，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加以详细考订，同时列出与玄奘有关的国内外大师、佛教诸流派、有关人物事迹等。
3、对义净的研究
唐高僧义净（公元635～713年），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唐初赴印度求法僧人的经历，反映了公元七世纪南亚、南海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等方面情况，是研究佛教史、中国与南亚交通史的宝贵资料。《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义净写于归国途中的一部作品，主要记述印度和南海诸国僧人的律仪，此书对于了解七世纪印度、南海等地的佛教状况以及印度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前国内王邦维对这两部著作的研究和校注贡献最大。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154]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155]对两部书进行全面校勘、注释和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还著有《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156]及一系列相关论文，广泛参证古代佛教和非佛教典籍及近现代中外研究成果，对义净的籍贯、生平事迹、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等进行考述，并从社会史角度描述了古代印度佛教寺院的组织结构、经济活动、宗教生活、教育制度等，对义净及其著作的价值作了客观的评价。
六、结束语
据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证明，西域文明肇始于公元前2000年，至汉唐时期，西域文明臻于繁荣。随着“丝绸之路”的空前兴盛，包括佛教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文化艺术东渐西传，不断交汇融合。自约公元前二世纪起的初传，至公元15世纪的衰败，西域佛教在长达1500年的漫长岁月中，经历了传入、发展乃至没落的过程，成为佛教史上颇为独特的景观。西域佛教文化艺术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乃至世纪文化艺术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20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在西域佛教史领域的成果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内容，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础。不足之处也是在所难免的，比如，研究视界的狭窄、研究方法的单一等，都需要改进。因此，需要我们不断更新研究观念，综合运用多学科的方法与手段，推动西域佛教史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1] 原载于《罗布淖尔考古记》，后收入《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0～260页。
[2] 参见《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9～30页、第79～88页、第89～102页。
[3] 参见该书上册“汉代之佛教”，中华书局，1983年重印，第1～83页。
[4]《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23～336页。
[5]《季羡林文集》第七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45～360页。
[6] 中华书局，1979年。
[7]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988年。
[9] 齐鲁书社，1986年。
[10]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11]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12]《敦煌学辑刊》第八辑，1985年，第62～72页。
[13] 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6～424页。
[14]《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第103～112页。
[15]《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第71～79页。
[16]《南亚研究》1990年第1期，第68～74页。
[17]《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第80～81页。
[18]《南亚研究》1993年第3期，第40～48页。
[19] 四川联合大学西藏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5～177页。
[20]《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三辑（中东南亚研究），王铁铮主编，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378～400页。
[21]《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第58～62页。
[22]《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第61～66页。
[23] [日]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33年5月初版，1999年再版。
[24] 商务印书馆，1933年初版，1956年重印，1999年再版。
[25] 泉寿丛书，1931年。
[26] 中华书局，1935年。
[27] 中华书局，1930年。
[28] 商务印书馆，1929年。
[29] 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
[30] 中华书局，1982年。
[31]“西域佛教研究丛书”之一种，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32]“西域文化研究文库”之一种，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年。
[33]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34]《新疆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第69～76页转25页。
[35]《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第58～74页。
[36]《南亚研究》1990年第4期，第10～19页。
[37]《西北史地》1992年第3期，第57～63页。
[38]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3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年。
[40] 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1]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42] 文物出版社，1993年。
[43]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44] 新疆美术出版社，1995年。
[4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
[46] 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
[47] 文物出版社，2001年。
[48]《南亚研究》1981年第1辑，第98～101页。
[49]《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1期，第15～25页。
[50]《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第3～7页。
[51]《新疆文物》1991年第2期，第66～90页。
[52]《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第63～68页。
[53]《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第84～90页。
[54]《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第80～87页。
[55]《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第1～5页。
[56]《西域研究》1995年第3期，第105～112页。
[57]《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第3～7页。
[58]《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第1～6页。
[59]《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第16～35页。
[60]《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第36～50页。
[61]《西域研究》1999年第2期，第58～63页。
[62]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63]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64]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
[65]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
[66]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67]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参见该书第29～45页、第72～179页、第180～184页、第348～355页。
[68] 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
[69]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70]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版。
[71]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72] 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
[73]《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第101～109页。
[74]《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第26～34页。
[75]《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第30～37页。
[76]《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第145～154页。
[77]《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第80～88页。
[78] 商务印书馆，1924年。
[79] 上海佛学书局铅印本，具体印刷年代不详。
[80]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81] 中华书局，1991年。
[82]《南亚研究》1992年第3期，第70～76页。
[83]《南亚研究》1994年第1期，31～38页。
[84] 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
[85] 商务印书馆，1982年。
[86] 商务印书馆，1987年。
[87]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
[88]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
[89]《南亚研究》1984年第1期，第1～6页。
[90]《南亚研究》1984年第4期，第9～17页。
[91]《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91～96页。
[92]《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第112～117页。
[93]《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1期，第72～78页。
[94] 周伟洲、王欣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20～40页。
[95]《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第45～51页。
[96]《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第52～63页。
[97]《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第69～79页。
[98]《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第56～65页。
[99]《学衡》1925年第39期。
[100] 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学报单行本，1932年。
[101] 收入《西域南海史记考证译丛》第七编，中华书局，1957年。
[102]《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第100～109页。
[103]《敦煌研究》，1995年，第171～178页。
[104]《南亚研究》1991年第3期，第38～44页。
[105]《南亚研究》1990年第2期，第55～61页。
[106]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107] 周伟洲、王欣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23～136页。
[108]《中亚学刊》第五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9～252页。本文亦收入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420～442页。
[109] 参见该书第二卷第二章第五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10] 参见该书第二章第三节，齐鲁书社，1979年。
[111] 中华书局，1983年。
[112] 收入《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二，齐鲁书社，1982年。
[113]《敦煌辑刊》1991年第1期，第77～83页。
[114]《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2期，第46～49页。
[115]《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11期，专刊此文，第1～31页。
[116] 又名《中印之交通》，《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03～137页。
[117]《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89～102页。
[118]《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第18～28页，后收入《西域史地文物丛考》一书，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6～59页。
[119] 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
[120] 孙毓棠、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
[121]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122]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3]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
[124]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
[125]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126] 丹徒陈氏横山草堂丛书本，1915年。
[127]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128] 参见该书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重印，第270～274页。
[129] 国立编译馆，1937年。
[130]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31] 收入《季羡林文集》第九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4～338页。
[132] 中华书局，1980年。
[133] 天津新蕾出版社，1993年。
[134] 湖北出版社，1956年。
[135] 丹徒陈氏横山草堂丛书本，1913年。
[136]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本，1915年。
[137]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138] 中华书局，1981年，
[139] 中华书局，1984。
[140] 巴蜀书社，1990年。
[141]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142]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143] 岳麓书社，1999年，
[144] 中华书局，1985年。
[145]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6]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147]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148] 京华出版社，1995年。
[149] 天津新蕾出版社，1993年。
[150] 中华书局，1981年。
[151]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152] 齐鲁书社，1986年。
[153] 中华书局，1988年。
[154] 中华书局，1988年。
【关键词】西北区域史，特色课程，本科教学改革，历史学特色专业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8-0069-04
特色专业建设是实施国家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将通史与区域史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改革和实践，是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的一条重要路径。在历史学本科教学中，如何在强调通史教学重要性的基础上突显区域史教学的内容，是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区域史教学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如何将通史教学和区域史教学有机结合?通史教学和区域史教学中课程体系如何设置?现有的师资队伍如何朝通史与区域史教学相结合的方向优化组合?如何开发既有通史内容又有区域史特色的系列教材?学生社会实践与专业实习中如何体现通史与区域史教学相结合的特色?等等。这些均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依托历史学国家特色专业、中国古代史部级教学团队、《敦煌学》国家精品课程，积极从事教学改革与实践，根据地域特色和传统优势，走出一条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的新路径，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办学模式，对今后进一步推进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突出西北区域史的课程设置与教学特点
历史学是西北师大的传统优势学科。在多年的学科发展中，我们一直强调科研和教学并重以及科研和教学的协调发展。百余年来，西北师大的史学工作者充分利用便利的地域优势，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与西北区域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主动适应地方文化建设的需要，在西北边疆史地、西北民族史、敦煌学、简牍学、丝绸之路文明史等方面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将西北史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本科教学活动之中，是西北师大历史学人才培养的优良传统，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在本科生教学中，我们始终坚持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教学作为本专业教学的核心内容，与此同时，将通史与西北区域史教学紧密结合，开设与西北区域历史文化紧密相关的课程。在中国通史与西北区域史教学相结合方面，开设有《敦煌学》《简牍学》《西北文化史》《西北经济史》等。通过这些课程，使学生在拥有扎实的中国通史知识基础上，对西北历史有较深入的掌握和全面的了解；在世界通史与西北区域史的结合中，侧重于丝路文明史、中亚史、西北跨国民族史、伊斯兰教史等方面的教学，使学生将世界通史的掌握与西北区域史的学习较好地结合起来。
立足西北区域特色，大力开发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课程，是西北师大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的切入点。在课程设置方面，坚持通史课程与西北区域史课程的有机结合，自2000年以来，通过多期教改工程，持续强化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进一步突现西北师大历史学的课程特色。在强化《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等通史主要课程的同时，加强专业限选课和任选课建设，优化必修课和选修课的设置，将《敦煌学》《简牍学》《丝路文明史》列入必修课，将《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西北经济史》《西北边疆考古概论》《西北民族史》列人选修课。同时淘汰《甘肃经济史》《甘肃史》等课程。其中《敦煌学》《简牍学》《丝路文明史》是最具西北区域文化特色的课程。《敦煌学》立足于甘肃敦煌文物大省这一资源优势，作为历史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和骨干课，既是一门颇富特色、具有地缘优势的重要的专业知识课，又是从事爱国主义教育、有效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生动的思想教育课。现该课程已经建设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足以代表西北师大历史学特色和优势的国家精品品牌课程。甘肃是简牍的故乡，开设《简牍学》既宣传甘肃简牍文化遗产，又培养本科生基础的简牍学专业知识。甘肃地处丝绸之路黄金地段，境内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丰富，《丝路文明史》课程的开设，就是在向本科生传授丝绸之路的历史知识，传播丝绸之路的优秀文化，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等。
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强调教师在进行通史教学的同时，还必须进行西北区域史的教学。教学团队是特色专业建设的根本保障，只有把科研成果转化成教学内容，并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才能确保特色专业建设的良性发展。一方面，我们要求教师从事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基础教学，每位教师至少要讲好一门中国通史课或世界史课程；另一方面，要求教师必须从事西北区域史相关课程的教学，每位教师要讲好一门西北区域史课程，从而形成一课两人或多人承担，改变了因人设课或一人一课的局面，以确保教学秩序的稳定运行。
二、编写填补空白的西北区域史教材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质量工程”本科特色专业建设的指导性意见》指出：“教材建设要反映教学内容改革的成果，积极推进教材、教学参考资料和教学课件三位一体的立体化教材建设，选用高质量教材，编写新教材。”为了体现西北师大历史学特色专业的特点，我们在教材建设中，并没有像一些高校那样重复编写教材，而是定位于填补空白的教材建设，开发新教材，走出一条特色教材建设之路，我们先后编写的特色教材有：《敦煌学教程》、《史学论文写作教程》、《历史学本科专业学习指南》、《甘宁青考古八讲》、《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简牍学教程》、《西北边疆考古教程》等。其中《敦煌学教程》为国家精品课教材建设的重要成果，内容主要围绕敦煌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领域；国内外敦煌学主要研究动态；敦煌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敦煌历史及敦煌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敦煌文物的发现、流散、收藏和有关追讨、回归等问题；敦煌学与隋唐五代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研究；敦煌学与民族史和古代民俗研究；敦煌学与中国古代教育、科技研究；敦煌学与中国古典文学、语言学研究；敦煌学与佛教、道教等宗教研究；敦煌文学；敦煌艺术等。《简牍学教程》对简牍及简牍学、我国简牍的出土历史简牍文字流变、简牍中的政治法律、简牍中的经济文书、简牍中的军事活动、简牍中的民族关系、简牍中的典籍与思想文化、简牍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作了较为明晰之阐述，并附简牍图版多幅，图文并茂。本教程的编撰，将有助于促进本校简牍学的教学，并希望带动国内高校相关课程的建设与发展。《甘宁
青考古八讲》分别为甘宁青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新石器时代遗存、商周遗存、秦汉遗存、三国两晋南北朝遗存、隋唐遗存、宋元明遗存等，系统阐述了每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分布、发掘状况、文化类型、文化内涵、研究现状，理论贯穿于材料之中。《西北边疆考古教程》主要论述西北边疆地区百年来考古发现和研究状况。西北边疆考古涉及的地理范围，主要是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划分，包括陕西北部、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内蒙古西部，教程在内容安排上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三个部分。在各章节，分别叙述了考古发现和发掘情况，特别是对一些重要发现作重点介绍，对于不同观点和学术争论也加以梳理；教程配备插图，以便于直观地掌握遗址和遗物。
目前，我们正在编撰的西北区域史教材还有《丝路文明史教程》《西北民族史教程》《西北历史文化遗产教程》《简牍学文献导读》《敦煌文献导读》等。
西北师大历史学特色教材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除《史学论文写作教程》《历史学本科专业学习指南》弥补基础课教材建设的不足之外，《敦煌学教程》《简牍学教程》《西北边疆考古教程》《甘宁青考古八讲》等均为首次编撰，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三、高度重视西北区域史的教学研究
国家高等学校本科特色专业建设要求“将优质教学与研究资源用于本科教学，鼓励教师根据教育目标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研究。”通过教学研究推动教学改革，一直是西北师大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当代教育与文化》2011年第2期刊发西北师大历史学本科系列教学研究论文4篇：《通史与区域史教学相结合，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特色课程需要不断精心打造――以部级精品课课程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课程建设为例”》《特色课程需要强化特色――简牍学课程建设刍议》《特色课程需要推陈出新――关于开设中国北方民族史课程的思考》。《通史与区域史教学相结合，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总体论述通史与西北区域史相结合的理论意义、教学方法、实践价值等重大问题。敦煌学是国际显学，在西北师大开设“敦煌学”课程具有较长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在已有国家精品课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好“敦煌学”，努力扩大课程受益面，《特色课程需要不断精心打造――以部级精品课课程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课程建设为例”》从完善课程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树立精品意识等方面提出，要把“敦煌学”课程建设成为既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又有西部特色的国家精品课程。西北师大对简牍学的研究起步较早，且在学界有较大影响。目前，简牍学研究已开始进入黄金阶段，开设“简牍学”课程，既是通史教学的深化，也是充分利用西北地域历史文化资源以扩大学生知识面的重要途径。《特色课程需要强化特色――简牍学课程建设议刍》中就简牍的出土、简牍的内容及价值、简牍学课程大纲设计及教学经验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我国西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民族关系是西北地区古史的中心内容，也是影响当今西北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西北民族史内容丰富，既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现实紧密交织在一起。《特色课程需要推陈出新――关于开设北方民族史课程的思考》就开设北方民族史课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课程内容设置等展开讨论，进而提出必须予以重视和加强民族史教学，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民族观。
《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11年第3期刊发西北师大历史学本科系列教学研究论文3篇：《居丝绸之路古道，开“丝绸之路学”课程一关于西北师范大学开设“丝绸之路学”课程的几点认识》《(西北边疆考古通论)课程建设初探》《西北历史地理的课程建设与教学》。西北师大位居丝绸之路重镇兰州，较早开设了“丝绸之路文明史”的课程，特色鲜明。《居丝绸之路古道，开“丝绸之路学”课程――关于西北师范大学开设“丝绸之路学”课程的几点认识》认为，在具体教学环节中，应重视课堂教学和实地考察的结合、重视新材料的运用和学科建设、重视思想性和国际学术交流，以此推动“丝绸之路学”课程建设。西北边疆地区的历史文化遗存丰富，在我国考古学界具有重要地位，《(西北边疆考古通论)教学初探》认为，开设“西北边疆考古通论”课程，对有效保护和开发利用西北边疆地区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在教学中要注重引导学生尊重客观的考古资料进行历史学习，要结合适当的课外考古实习，注重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和实践能力的养成。中国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与教学，西北师大起步较早，且薪火相传，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西北历史地理的课程建设与教学》就如何将西北历史地理研究与教学相结合，推动“西北历史地理”课程建设展开了具有建设性的讨论。
以上教学研究成果，足以说明西北师大历史学教学团队对本科教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反映了长期以来西北师大对西北区域史研究和教学高度结合所取得的显著成绩。
四、强化通史与西北区域史相结合的学生实践
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是本科教学改革的重要目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质量工程”本科特色专业建设的指导性意见》指出：“积极开展实习实训和社会实践活动，有效利用生产实习、社会实践、科研训练、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各种形式，探索产学研结合的办学模式。”根据西北师大历史学学科特色，我们十分重视学生的学习实践，包括开设《史学论文写作》课程；要求三年级撰写学年论文，优秀论文必须答辩，答辩后获优秀成绩者，在推免研究生专业成绩计算时加权计人；四年级撰写毕业论文，全部参加答辩；编辑学生学术刊物《文史管窥》等。《史学论文写作》课程从史学论文的选题人手，按照论文的构成要素，对论文的标题、摘要、关键词、引言、正文、结语进行详细的讲述，就如何写作规范的论文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讲解，并从丰富、翔实的案例来具体说明“如何写”，所讲的方法大都是从这些案例中推导出来的，清晰明白，易于学生理解和接受。西北师大文史学院青年文史学社创建于1986年，在教师指导下社团以“营造学术氛围，展现学子风采”为宗旨，社刊《文史管窥》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为本科生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学术水平的平台和学术交流的机会。
“拓宽实践教学渠道，积极与社会、行业以及企事业单位共建实习实训教学基地，推进学生赴企业与联合实验室参与前沿研发项目与毕业设计(论文)，增加大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哦们的做法是，注重学生实践中的通史与西北区域史的结合，包括赴西安、敦煌、炳灵寺等地考古实习和历史文化遗产考察；在甘肃省历史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建立实习基地，组织学生在甘肃省博物馆、西北师大博物馆担任讲解员等；开展甘肃文化遗产现状、西路军口述史调查等。我们组织本科生开展《甘肃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调查》的社会实践，撰写了20余篇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如《炳灵寺石窟保护状况调查报告》《甘肃庆阳北石窟寺保护现状调查》《陇东窑洞文化保护状况调查报告》《莫高窟保护状况调查报告》《秦安大地湾遗址保护现状》《永登鲁土司衙门保护状况调查报告》《庄浪县云崖寺石窟及陈家洞石窟保护状况调查报告》《永靖傩舞戏调查报告》等。2009、2010、2011年连续三年组织本科生开展“寻访西路军足迹，弘扬革命者精神――西路军口述史社会调查”的社会实践活动，利用假期前往河西走廊参访西路军红军战士及其相关人士，搜集珍贵的有关西路军的文字资料、实物资料和口述资料，学习西路军战士“顾全大局、服从命令；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团结一致，同仇敌忾；顽强不屈，忍辱负重”的精神。组织学生开展“寻根历史遗迹，再访红色故土――庆阳红色文化口述史调查”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指导学生利用假期参访庆阳老区老红军、老战士，搜集整理大量革命文献资料。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各地旅游业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联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关中—天水经济区在旅游资源、经济基础、交通设施、产业政策等基础条件方面具备比较优势,为区域内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可能性。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应从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构建无障碍旅游区,建立共享信息市场,实现区域旅游整体促销,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等方面展开。
关中—天水经济区范围包括陕西省的西安、咸阳、渭南、铜川、宝鸡、杨凌、商洛(部分区县)和甘肃省天水市所辖行政区域,总面积7.98万平方公里。该经济区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较好,交通设施比较完善,旅游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指导下,在经济区内培育一体化旅游市场,实现区域无障碍旅游是其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背景及理论基础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提出的背景
1、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成立。2008年8月,由天水市旅游局发起,经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和天水等六市旅游局共同协商,就关中—天水经济区六市间建立旅游友好合作关系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六城市间成立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西安市旅游局为常设执行主席方。这一组织的成立,使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问题被提上议程。
2、《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出台。200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改西部[2009]500号,以下简称《关天规划》)正式出台,标志着关天经济区的发展上升到全国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层面。《关天规划》明确要求:加强精品旅游景区和精品旅游线路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提升旅游资源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强旅游管理机制创新,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把经济区建设成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为了贯彻落实《关天规划》提出的这一产业政策,经济区内各大旅游城市展开联合行动。
3、西安、天水两市签署战略合作和旅游合作协议。2009年9月,西安市政府和天水市政府正式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市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和《旅游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市将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开展交流与合作,构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旅游合作协议》的主题是:着力打造西安—宝鸡—天水丝绸之路旅游走廊,力争开通两市旅游专列,逐步推进区域内无障碍旅游,积极探索两地旅游一票制。
(二)关中—天水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1、不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1958年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首先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进行投资,可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增长论主张集中有限的资金,扶持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资源状况来看,必须用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而旅游业就是这样的产业。旅游业具有较大的综合关联效应,其发展不仅可以带动与之相关联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事业、住宿业、房地产业的提升,而且可以推动与之相关联的铁路运输、餐饮、航空运输、批发和零售等产业的发展。
2、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1955),后经布代维尔(法)、弗里德曼(美)、缪尔达尔(瑞典)等人丰富和发展。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实施平衡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推动空间经济极化发展。建设增长极的根本目的在于释放极点能量,以带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内,通过旅游一体化的发展,以西安作为增长极,通过区域之间的合作,释放核心区西安的经济能量,从而带动区内其他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3、“点—轴”开发理论。完整提出“点一轴系统”理论的是我国着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客体在区域内总是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在“点”上积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点”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各级中心城市,是区域内重点发展的对象。“轴”指由交通、通信和能源通道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而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物质流和信息流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点—轴系统”理论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性理论。已经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中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区域旅游开发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4、核心—边缘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由弗里德曼(美)在1966年提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核心区域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边缘区域组成,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核心居于统治地位,边缘在发展上依赖于核心,但这种空间结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区域的空间关系会不断调整,经济的区域空间结构不断变化,最终达到区域空间一体化。从关天经济区的实际来看,西安依靠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便利的航空、铁路等交通条件及其在陕西省的重要政治地位,成为区域内旅游发展的核心城市,周围的咸阳、渭南、宝鸡、天水等城市为西安旅游业发展的边缘区域,表现为一个典型的“核心—边缘”模式。
二、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的合作基础
(一)旅游资源基础
关天经济区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人文活动等类型,既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又有差异性和互补性。众多的资源类型为旅游一体化整合、提高整体吸引力提供了基础,而其中最具优势的资源集中于历史人文方面,是国内典型的人文旅游资源富集区。旅游资源中的文化要素包括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中国始祖文化,大地湾、北首岭、梁带村、半坡等原始遗迹文化,周秦汉唐等中国盛世文化,麦积山、法门寺、大雁塔、楼观台、龙门洞等宗教文化,以及关山、秦岭、渭河等山水文化。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可以根据区域文化特征,在产品及线路设计、形象塑造、营销宣传等方面,从大区域整体文化入手,形成独具特色的整体性旅游形象。
(二)社会经济基础
关中—天水经济区是继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之后我国西部第三个部级经济区,是我国西部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各地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西安是陕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铜川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石灰石、油页岩资源储量大;宝鸡工业基础雄厚,是西部工业重镇,装备制造业优势突出,重型汽车、数控机床、精密磨床、电子仪器仪表、石油钻采设备、铁路桥梁及钛材等60多个产品销量居全国或世界同行业前列;咸阳被誉为“中国第一帝都”,拥有深厚的传统医学文化积淀,历史上名医药师荟萃,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医学文化遗产,素有“医药保健城”的美称;渭南是陕西“粮仓”、“棉库”,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是陕西最大的果品冷藏群和全国最大的果汁生产基地,也是陕西乃至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杨凌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而今已成为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997),突出的农业优势使其被誉为中国“农科城”;天水有“陇上小江南”之称,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一定实力和特色的区域工业体系,天水也是西北最大的天然林基地之一,发展种植业和农林产品深加工业前景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为整个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三)交通设施基础
便捷的交通条件是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关天经济区交通设施良好,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是这一区域的铁路交通动脉,随着宝天高速的开通,高速公路也横贯这一地区。目前关中地区已经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畅达的交通网络,基本实现了区域内部通道和对外交通干线网络化。特别是西宝、郑西高铁的开通和对高速公路的改造,以及各重点旅游景区线路的完善,使经济区的旅游交通更为通畅。根据《关天规划》方案,关天经济区下一步将继续大力发展公路及铁路交通,扩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建宝鸡机场,迁建天水机场。到2020年,实现区域内所有县(市、区)通高等级公路,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两环三横四纵六辐射”高速公路网络。
(四)产业政策导向
长年来，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我国中亚史的研究从地域范围而言，基本限于境内相关地区，而难以“西进”，有关境外中亚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也寥寥可数。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进。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425千字，5＋15＋511页，25元），阐述了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孜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从远古至今的历史发展概况，添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另外，许序雅著《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200千字，4＋252页，15元），探讨了萨曼王朝的兴衰历程、历史分期、政治制度和统治体系特点、商贸发展、对外关系以及中亚伊斯兰化、突厥化进程等诸多问题，使人们对9－10世纪中亚河中地区的历史发展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阿富汗是古代东西陆路交通的枢纽，是中亚大陆的锁钥。当今，阿富汗的局势倍受人们关注。彭树智、黄杨文著《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商务印书馆出版，2000年12月，14＋13＋353页，22元），系统论述了阿富汗地区的历史文化和阿富汗国家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极大地丰富了国内关于阿富汗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内容。
近来，余太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劄记[1]，涉及各传所载山水、人口、农业、手工业、商业、物产、社会生活、人种、语言文字及制度、习惯法、宗教和神话传说等诸多方面，为中亚史各专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亦拓展了当前国内中亚史研究的内容。以下就专题研究内容作一概述。
一、考古
新疆考古研究是我国中亚考古研究的核心部分。吐鲁番地区考古研究则是新疆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由于学者们的努力，学术界关于吐鲁番地区各种考古发现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成果形式也多种多样。然，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具体而形象地解读考古实物中所积淀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的学术论著不多。王炳华的《访古吐鲁番》（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255千字，4＋2＋334页，22元）提供了这方面研究的典范。作者利用吐鲁番地区的各种考古发现对古代吐鲁番地区自然气候、地理环境、历史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和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做了深入浅出的介绍。由于作者在四十余年的新疆考古学研究中，亲历了吐鲁番地区许多考古挖掘现场，对一些考古发现又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全书内容融汇惯通，语言简练活泼而富激情，无论于学者还是普通读者都是一部了解古代吐鲁番历史文明的佳作。另外，由作者主编的《交河沟西》（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和《交河沟西1994－1996年度考古发掘报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等书都详实地反映了有关该地区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新疆史前时期考古文化研究是新疆考古学领域中的重大课题之一。迄今为止，在新疆史前时期的考古研究中，已经正式划分命名并被实践证明是基本正确可取的有两种考古学文化，即察吾乎沟口文化和焉不拉克文化。近来陈戈发表“新疆史前时期又一种考古学文化——苏贝希文化试析”（《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2001年，科学出版社）、“苏贝希文化的源流及与其它文化的关系”（《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欧亚学刊》第二辑）等论文，就新疆史前时期的另外两种文化提出命名并作论述。在“新疆考古述论”（《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1期）一文中，作者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相对完整地构建了新疆史前时期考古文化体系的总体框架，使学术界关于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大大进了一步。另外，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考古博物馆“新疆鄯善县苏贝希遗址及墓地”（《考古》2002年第6期）；刘学堂、关巴“新疆伊犁河流域考古新发现”（《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刘学堂、李溯源“新疆伊犁河史前考古的重要收获”（《西域研究》2002年4期）等论文都反映了近年来有关方面的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新疆古尸研究是新疆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由于古尸遗存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历史文化信息，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古尸人群的族属、语言、宗教、风俗、历史等各方面的认识，研究古尸遗存也就成为了中亚乃至欧亚大陆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上个世纪以来，在新疆天山山脉以南，塔里木盆地周缘和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相继出土的大量古尸，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对古尸进行的考古学、人类学、解剖学、病理学、生物化学、环境保护科学等各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王炳华主编的《新疆古尸－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16开本，245页，600元），集中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新疆古尸进行发掘、保护和研究的情况。该书以古尸和出土实物为主，图文并茂，并附英译（译文均出自美国学者梅维恒(V.H.Mair)教授的手笔），详细介绍了罗布淖尔、哈密五堡、扎洪鲁克、苏贝希、尼雅、营盘、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古尸情况，及当今对古尸所进行的综合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古代新疆居民的种族、民族成份、民俗、文化、医术和生态环境及其变化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二、民族史
中亚古代民族渊源及其历史活动问题的研究，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之一。近年来，相关学科研究的发展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使这些历史问题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余太山著《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0年6月，122千字，1＋3＋174页，10元），就塞种诸部的渊源提出新说，认为少昊氏、陶唐氏和虞氏诸黄帝系统有可能是其渊源之一。在“嚈哒史若干问题的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2001年10月）一文中，作者就嚈哒的族名、族源、族属、嚈哒与索格底亚那、寄多罗贵霜、萨珊波斯、笈多印度的关系，嚈哒的都城以及嚈哒的朝贡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王欣《吐火罗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1月，211千字，2＋4＋3＋245页，18元）一书，结合比较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等有关研究成果，论述了吐火罗人的族属、族源及其在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南缘和巴克特里亚等地区的历史活动。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2001年第4期）一文，则依据山西太原出土隋代虞弘墓（1999年）和西安出土北周安伽墓（2000年）中的有关发现，就萨保府和粟特聚落问题，特别是隋唐之际并州（太原）地区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另外，陈海涛发表“昭武九姓族源考”（《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质及其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唐代粟特人商业活动的历史”（《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等论文就粟特人的族源及其历史活动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公元7－9世纪活跃于漠北历史舞台的突厥、回鹘、葛逻禄、沙陀等突厥语部族对中古中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近三年来，有关方面的研究成果不算多，但亦有若干重要专著和论文出版、发表。如，华涛的《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2月，192千字，3＋4＋246页，15元），作者系统利用有关的阿拉伯、波斯史料对天山地区伊斯兰化前夕突厥语部族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全书分为八世中期以后的葛逻禄在西域的活动、高昌回鹘在东部天山地区的发展、西部天山突厥语部族的分裂和萨图克布格拉汗的活动等四章，前三章研究伊斯兰化前夕和伊斯兰化开始时期天山地区诸部族构成，及其与周邻居民，特别是与河中穆斯林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第四章着重研究了该地区伊斯兰化的开始。另外，杨茂盛等的“试论宗族部族汗国东突厥”（《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薛宗正“后突厥两厢可汗始末”（《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车鼻施的崛兴》（《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张绪山“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贾丛江“回鹘西迁诸事考”（《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李树辉“回鹘西迁及其相关问题考辩”（《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2期），田卫疆 “高昌回鹘史研究刍议”（《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蔡家艺“沙陀历史杂探”（《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刘正明“西域籍沙陀人在中原称帝及其历史作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文，都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近年来，朱学渊（美）发表的一系列探讨古代北方民族渊流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争议。近期出版的作者《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中华书局，2002年5月，223千字，2＋5＋319页，17元）一书，是作者有关方面研究的论文结集。作者主要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对古代北方民族的源流和历史活动进行了大胆的拟构。如，认为“大宛”、“大夏”、“吐火罗”就是“达斡尔”；“乌孙”即是“爱新”；见于西方史乘的Cimmerian、Scythians、Saka等部的先民为蒙古人种等观点。这些结论似乎还需要更为充分的论证，但作者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和丰富的联想都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
与中亚古代民族史的研究相比，对当代中亚民族史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哈萨克族族源问题的探讨多有争议。钱伯泉“哈萨克族族源新探”（《民族研究》2001年第5期），对两千年前之西域乌孙部即今之哈萨克族先祖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哈萨克族主要部落乌孙乃10—12世纪游牧于蒙古高原的兀孙，该部多数人后随术赤和拔都迁居金帐汗国；哈萨克族的族源可溯及汉之奄蔡，南北朝之曷截及其后裔——唐朝的可萨突厥。另外，吕建福“土族为吐谷浑后裔新证”（《西北民族论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结合族源传说、民间风物及族称、语言、姓氏人名等文化现象，论证了明清以来的土族即历史上记载的吐谷浑。米那瓦尔“再论撒拉族的族源与形成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就青海循化撒拉族的形成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中原王朝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是中亚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点。以往这方面的研究则重从行政建置和制度进行探讨，而对于具体交往中的使者来往，交往礼仪等内容涉及较少。李大龙《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310千字，2+5+11+400页，22元）一书，即通过阐述往来于唐朝和边疆民族政权之间使者的选派、种类、接待礼仪、职能及其在民族关系、边疆管理和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反映了唐朝与漠北、西域诸族及其它边疆民族政权的关系。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则在探讨唐朝朔方军兴衰的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
近来，学者们在探讨西域、漠北诸族间的关系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发表不少文章。如，钱伯泉“西域龟兹国人与羌族的关系”（《甘肃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杨清风“从服饰图例试析吐蕃与粟特关系”（《西藏研究》2001年3，4期），周耀明“从摩尼教看漠北回纥与粟特人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李树辉“乌古斯与突厥、回鹘、突厥蛮关系考”（《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4期），杨铭“《大事记年》所载吐蕃与突厥关系考”（《中亚学刊》第5辑），薛宗正“吐蕃、回鹘、葛逻禄的多边关系考述”（《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刘迎胜“辽与漠北诸部－胡母思山蕃与阻卜” （《欧亚学刊》第三辑2002年4月），李清凌“藏传佛教与宋夏金时期西北的民族关系”（《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王三北“蒙元时期蒙畏民族关系发展及其影响”（《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奥拉“明末清初的朵颜卫与喀喇沁的关系”等文，都从不同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另外，刘锡淦《古代西域民族关系与政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145千字，4＋168页，13.5元），简要介绍了先秦至明清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域民族的关系与政策，以及西域诸族之间的关系。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320千字，2＋2＋470页，22元），则利用新疆出土的佉卢文、古藏文简牍，西安新发现的秦封泥，咸阳新发掘的北周贵族墓葬及出土文物，临潼华清宫梨园遗址，西安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清代新疆军事舆图等文物资料，就民族（边疆民族）的源流、政治体制、民族关系，民族历史地理等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三、政治
历代中原王朝对西北边疆的经营是我国中亚史研究的重要部分。以往这方面的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大多数为对某一朝代或是某一王朝在某方面经营内容的研究，而缺乏貫通性的论著。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713千字，22+3+503页，76元）一书则弥补了这方研究的不足。该书以断代为序立编，自先秦至晚清分设九编，每编论述内容都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卽：一、各朝各代的边疆经略；二、各朝各代的边疆政策；三、各朝各代的边疆管理机构。在最后一编（第十篇）还就历代边疆经略中一些貫通几代的带有共性的重大问题，如传统的治边思想、和亲政策及其在清代的延续——满蒙联姻——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使我们能够在总体把握中国封建王朝治边思想和政策的基础上，对历代中原王朝的西北边疆经营有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认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学术界在加强综合研究力度的同时，也很重视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260千字，1＋4＋3＋356页，19.3元）一书，主要通过对西州地方机构、官吏及其职掌、西州机构的运作和与西州少数民族部落相关问题的研究，探讨了唐西州行政体制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变，反映了唐朝对西州的有效管制。近年来，随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西部边疆开发史的研究成为热门，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论著渐多，内容涉及各方面。总体来说，以探讨晚清、近代边吏治边思想、西部经济开发史和总结历史上西部开发经验教训的论文居多。如，邹礼洪“左宗棠新疆开发思想初探”（《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贾秀慧“杨缵绪开发近代新疆的经济思想”（《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4期）、祁美琴“近代新疆农业开发”（《民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3月）、赵云田“中国历史上的新疆开发”（《新疆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殷晴“丝绸之路和西域经济――对新疆开发史上若干问题的思考”（《西域研究2001年第4期》）、王勇“秦汉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及其启示录（《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李清凌“汉唐气象与西北开发－汉唐开发西北的历史回顾”（《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成崇德“论清代前期的西部边疆开发” （《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王双怀“我国历史上开发西北的经验教训”（《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等论文都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为当今的西部开发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四、文化史
中亚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东西文明融汇之地。在此土著文明与东西文明结合，水乳交融，形成独特的中亚文明。因而，我们探讨中亚文明离不开对中西文化交流史内容的阐释。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3月，300千字，15+5+448页，27元）一书，主要绕四个专题，既：一，东西方远古文化的最初接触；二，秦汉大型石雕艺术源流考；三，汉唐时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四，中亚古语与丝绸之路，探讨了西域文明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若干问题。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2月，340千字，9+6+490页，29元），则通过对中亚粟特胡商历史活动的考察，反映了粟特人在欧亚内陆扮演传播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角色。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考证了祆教、摩尼、景教的东来过程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将一幅内含丰富的文化交流史画卷展现于读者前。而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第三辑，2002年4月）、王铁英“马镫的起源”（出处同上）、张广达“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唐研究》第七卷，2001年12月）、杨圣敏“坎儿井的起源、传播与吐鲁番的坎儿井”（《西北民族论丛》第一辑，2002年12月）等论文主要通过个案的研究反映了东西方物质、精神文明的交流及其对中亚文明的影响。
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与西域诸国文化史的研究是中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上，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1320，000千字，3+15+1732页，150元， 29元）一书，从哲学思想，宗教神话，语言文字，习俗，文学，史学，音乐歌舞，美术，岩画艺术，石窟文化，医术，科学技术，军事，教育，体育等方面综合论述了古代北方民族的文化。而靳枫毅、王继红“山戎文化所含燕与中原文化因素之分析”（《考古学报》2001年1期）、王克林“戎狄文化的探索”（《文物世界》2002年第3、4期）、张永攀“契丹奚考”（《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宋远茹“鄂尔多斯周边及中原地区的汉代匈奴文化分析”（《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6期）、戛尔迪“匈奴文化与蒙古文化的共同性述略”（《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3期）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就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的源流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刘迎胜“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仲高“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于阗文化”（《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隋唐时期的于阗文化” （《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转型期的于阗文化”（《西域研究》2002年1期）等论文则就古代龟兹，于阗地区的文化进行了研究。
五、历史地理
近年来，考古学、文献学和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发展为进一步探求中亚古城方位、地名和交通路线提供了条件。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210千字，2+5+3+252页，16元）一书，利用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中亚考古资料，结合唐代有关文献记载，对中亚碎叶、千泉、恭御城、笯赤建等城，及康国、安国、曹国、石国、米国、何国、史国、等诸国方位、道里、四至进行了考证，并就相关问题提出自已的看法。另，侯灿“楼兰研究析疑”（《敦煌研究》2002年第1期），李肖“且末古城地望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侯晓星“西汉玉门关遗址质疑”（《宁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方雪玉“康居国地望考辨”（《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张文德“黑娄考”(《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尤努斯江.艾力“喀喇汗王朝古都巴拉萨衮考”（《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等文，及张书城“李白先世‘谪居条支’别探——条支即龟兹，兼及月氏、屈支、库车、金陵等地名”（《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张俊民“‘北胥鞬’应是‘比胥鞬’”（《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胡振华“关于吉尔吉斯坦古城地名‘奥什’”（《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等文都从不同角度对中亚古城方位、地名进行了研究。王颋 “金山以西交通与耶律大石西征路线新证”（《西北师大学报》）、刘正寅“阿帕克和卓流亡路线的再研究”（《中国边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施杨“丝绸之路上的呼罗珊大道”（《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4期）等文章，则就古代中亚交通路线研究中颇有争议或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另外，孟凡人的《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1+1+2+379页，78元），是作者多年从事新疆考古学研究和利用考古资料对西域历史地理进行研究的论文结集。该书收录作者有关论文26篇，内容涉及壁画、遗址、文书简牍、出土文物及于阗国王统、西域诸城方位和丝路交通等方面。
由于高昌位居丝绸之路北道要冲，是中西交通的枢纽，对高昌地理、交通的研究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新资料的发现和高昌史诸领域研究的发展，使学术界对高昌地理、交通问题得以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王素的《高昌史稿．交通篇》（文物出版社，2000年3月，5＋4＋588页，80元），即在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最新出土资料，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就高昌的地理、高昌与中原、周边国家及民族的交通，以及高昌的交通工具和客馆设施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荣新江“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欧亚学刊》第2辑），则通过分析高昌王国对外来客使的供应制度和对外来商胡、西方移民的安置、管理，及其宗教政策，阐述了高昌王国在中西交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高昌的立国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丝路通，则高昌盛；丝路绝，则高昌亡。
史地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大大便利了我们的具体研究。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的《西域图志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980千字，1＋20＋611页，80元），以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杭州便益书局之石印本《钦定皇輿西域图志》为主，参照台湾海文出版社之《钦定皇輿西域图志》（1970年版本）进行校注，就书中的地名，特别是属于今新疆境域内的地名，与当代地名加以对照注释，纠正了《西域图志》及校本中的一些错误，便于我们参考和利用。另，冯志文、吐尔迪.纳斯尔等编著的《西域地名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700千字，87＋589页，49元），收录了历史、自然地理、文化、名胜古迹、行政区划和居民点等方面地名5200余条，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极便学者。
六、宗教
历史上，多种宗教在中亚地区传播、流行，对中亚地区文明的形成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往今来，宗教于中亚社会影响之大，使我们任何欲探讨中亚历史与文化的人，必先了解中亚之宗教。以往这方面的研究多侧重于佛教，对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传播、发展史的研究较少。近年来，学术界对中亚伊斯兰教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出版并发表了一些具有一定份量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高永久著《西域古代伊斯兰教综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7月，170千字，2＋7＋203页，18元），论述了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人入侵中亚时期、喀拉汗王朝时期、花剌子模王朝时期、西辽统治时期、蒙古军队征服西域前期、蒙古政权统治时期及帖木尔帝国统治时期在中亚地区的传播和发展。陈慧生主编的《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二册，700千字，7＋4＋423＋43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65元），则阐述了10世纪前后至1949年，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发展及伊斯兰教对新疆历史、文化的影响。中亚是伊斯兰教苏非派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从中世纪直至现代，苏非主义在中亚流行千年，当今仍有很大影响。张文德著《中亚苏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183千字，3＋220页，21元），探讨了苏非主义在中亚的形成、发展及其在中亚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另外，李阳、于卫青“论伊斯兰教在伊朗传播的交往性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陈国光“清政府对新疆伊斯兰教的政策”（《新疆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清代维吾尔族中的伊斯兰教”（《新疆社会科学》2001年第2、3期）等论文就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近来，学术界还就历史上佛教、袄教、摩尼教和景教在中亚地区的传播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不少文章。如， 姜伯勤“论宋元明初的山西祆教神庙及与中亚祆神信仰的关连”（《中亚学刊》第六辑）、葛承雍 “唐代长安一个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颜挺亮“敦煌文化中的祆教、摩尼教和景教”（《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姚崇新“吐谷浑佛教论考”（《敦煌研究》2001年1期）、张美华“漠北回鹘的摩尼教信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陈寒“略论鸠摩罗什时代的龟兹佛教”（《西北大学学学报》2002年第1期）、才吾加普“柔然时期的新疆佛教”（《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4期）和杜平“古代亚欧大陆北部游牧民族的宗教信仰”（《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1期）等论文。与此同时，回鹘佛教文献、摩尼教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牛汝极著《回鹘佛教文献》（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340千字，431页，30元）和《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对国内外已刊布的回鹘佛教文献分门别类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进一步的研究。张铁山发表“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2期）、“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本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中央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敦煌莫高窟北区B159窟出土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卷”（《民族语文》2001年第6期）、“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叶研究”（《中央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系列论文，就北传佛教之＜杂阿含经＞和＜中阿含经＞残页内容进行了拉丁字母转写、汉文翻译和注释，并就残页的年代、版本和翻译方式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柳洪亮主编的《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1月，2＋297页），则集中反映了中、日两国专家学者对1981年吐鲁番柏孜克里千佛洞65号窟出土的粟特文、回鹘文摩尼教书信文献进行考释、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
七、其它
近三年来中亚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不仅表现于该学科诸领域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都有所突破和不同程度的发展，还表现在对国外同行优秀论著的翻译工作不断加强。近来，一系列有关中亚史研究的名著被译成汉语，相继出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国际知名的中亚史专家学者携力合著的六卷本《中亚文明史》的第一、二卷中文版已面世。该套书的编撰，“旨在通过对生活在中亚地区的各族人民的考古、历史、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反映中亚地区从远古时代直至当今的文明史”。第一卷标题为：“文明的曙光：远古时代至公元前700年”（A.H丹尼和A.M.马松主编，芮传明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1月，13＋444页，56元），主要叙述了中亚从石器时代人类的出现和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直至铁器时代的中亚早期历史发展。第二卷标题为：“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发展：公元前700至公元250年”（J.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芮传明汉译，出版单位、时间同上，13＋482页，60元），主要论述了该时期操伊朗语民族所创造的游牧文明和定居文明的发展。该套书的其余几卷将在近年内陆续出版。此外，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的系列译著也相继出版：《治国策》（波斯，尼扎姆.莫尔克著，蓝琪、许序雅译，2002年1月，250千字，5＋9＋15＋2＋292页，33元）、《斯基泰时期》（荷兰，J.E范.洛惠泽恩－德黎著，许建英、贾建飞译，2002年1月，700千字，5＋3＋2＋438页，45元），《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德，P.S帕拉斯著，邵建东、刘迎胜译，2002年1月，180千字，5＋223页，26元）、《元代西藏史研究》（意大利，伯戴克著，张云译，2002年1月，175千字，2＋8＋1＋210页，23元）、《东域纪程录丛》（英，H.裕尔撰，法，H·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2002年5月，280千字，2＋13＋340页，36元）、《16－18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乌，Б.艾哈迈多夫著，陈远光译，2002年5月，350千字，3＋10＋12＋425页，45元），《塔克西拉》(三卷)（英，约翰.马歇尔著，泰立彦译，2002年10 月，980千字，12＋3＋7＋1311页，图版268页，160元）等。这些译著的出版开阔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丰富了我们有关中亚考古、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必将推动我国中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近三年出版的有关专著还有：王素《敦煌吐鲁番文献》（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180千字，258页，28元）；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336千字，11+373页，22元）；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306千字，31.5元）；《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同书编辑组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马曼丽主编《中国西北边疆发展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张永江《清代番部研究——以政治变迁研究为中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250千字，2+3+358页，18元）；阿拉腾奥其尔、阎芳编《清代新疆军府制职官传略》（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200千字，2＋17＋270页，16元）；田卫疆《＜明实录＞新疆资料集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22元）；戴良佐《新西域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30元）、杨镰《发现西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27.50元）；孟凡人《丝绸之路史话》（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月，116千字，10元）；王宗维《汉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河西路》（东方文化集成·古代东方文化编，昆仑出版社，2001年8月，300千字，18＋5＋408页，32元）；黄剑华《丝路上的文明古国》（西部文明之旅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202千字，5＋2＋359页，22元）；僧人《西夏王国与东方金字塔》（西部文明之旅，2002年1月，156千字，9＋269页，19元）；马通《丝绸之路上的穆斯林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180千字，1＋6＋227页）；史金波、亚森.吾守尔著《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300千字，150元）；刘戈《回鹘文契约文书初探》（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12月）；贾合甫·米尔扎汗主编《哈萨克族文化大观》（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2＋2＋4＋364页，25元）；王炳华、胡文康《罗布泊－一个正在解开的谜》（2000年2月，132千字，4＋219页，20.8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新疆山普拉山——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正文47页，图版451幅，196元）；齐东方《走进死亡之海》（2000年2月，103千字，4＋169页，16.9元）；胡文康《走进塔克拉玛干》（2000年2月，162千字，4＋263页，24.6元）；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6月）；田卫疆《没有航标的沙海之旅——近代新疆探险百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1年）；孟达来《北方民族的历史接触与阿尔泰诸语言共同性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66千字，3＋5＋203页，14元）、赵明鸣《＜突厥语词典＞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410千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委会主编《新疆通志·语言文字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950千字，198元）；阿布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依明《古代中亚》（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567页，30元）、阿迪勒·穆罕默德·土兰《古代喀什噶尔的历史地理》（维吾尔文，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2001年12月，182页，9元）、尼扎木订·托哈提编著《和田古代历史遗迹》（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100页，6元）、尤努斯江·艾力《17－18世纪维吾尔族与准噶尔关系》（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310页，16元）等。出版的论文集有：《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398千字，5+497页，26元）；马汝珩《清代西部历史论衡》（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260千字，4＋12＋368页，23元）；刘志霄主编《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2）（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180千字，2＋246页，18元）；杨富学《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等。出版的学术刊物主要有：陳高華、余太山主编的《中亚学刊》第5、6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16开本，400千字，338页，28元；2002年3月，430千字，310页，28元）；余太山主编的《欧亚学刊》第二、三辑（中华书局，2000年11月，16开本，335千字，285页；2002年4月，355千字，28元）；季羡林、绕宗颐、周一良主编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五、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002年，16开本，52元）和柳洪亮主编的《吐鲁番学研究》（三期）（新疆科恒彩印有限公司，2000年创刊，年刊）。译著有：(英)F·W托马斯编著，刘忠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3月，5+4+526页，精装本43.8元）；麻赫穆德·喀什葛里著，校仲彝等汉译《突厥语大词典》（三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2月，80元）；阿本哈孜著，阿布都沙塔尔·纳斯尔编译《突厥民族谱》（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290页，15元）；伯西和等著，耿昇译《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中国大探险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380千字，2＋2＋41＋487页）；斯文·赫定著，江红译《游移的湖》（西域考察大系－瑞典东方学译丛，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265页）；（英）扬哈斯本著，任宜勇译《帕米尔历险记》（亚洲探险之旅，宁夏人民出版社出，2001年1月，268千字，6＋6＋2＋2＋2＋321页，18.8元）、马达汉著，王家骥译《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版》（山东画报社，2000年10月）等。丛书有：马大正主编的《边地文化探踪丛书》（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年1月）；耿昇、马大正主编的《中国大探险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杨镰、陈宏博主编的《探险与发现丛书》（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2001年）；《探险之旅经典文库》（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西域文化丛书》（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走进大西北丛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另外，《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系列专著（中华书局，2000年4月）和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黄盛璋《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等专著再版。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丛书《海外遗珍－国外西域考古经典论著译丛》系列之一《西域考古图记》（斯坦因著）作为“西域游历” 丛书的主要内容又分编出版单行本：《发现藏经洞》（姜波、秦立彦译，6＋2＋320页）、《路经楼兰》（肖小勇、巫新华译，6＋2＋320页）、《穿越塔克拉玛干》（巫新华等译，6＋2＋325页）、《重返和田绿洲》（刘文锁译，6＋2＋300页）、《从罗布沙漠到敦煌》（赵燕、谢仲礼、秦立彦译，6＋2＋331页）和《踏勘尼雅遗址》（刘文锁、肖小勇、胡锦州译，6＋2＋307页）（2000年10月出版，每册26.8元）。此外，由耿昇、穆根来翻译的法国费琅编《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下册）（中华书局，2001年8月，6＋2＋908页，39元）和耿昇翻译的法国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山东画报社，2001年10月，205千字，2＋8＋5＋286页，20元）等译再版。转贴于
[1]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地望 《欧亚学刊》第3辑 2002年4月；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山水 《史林》 2001年第3期 ；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人口
《中华文史论丛》 2001年第3期；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吐鲁番学研究》2001年第1期；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物产
《揖芬集》2002年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社会生活
《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人种、语言、文字 《 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制度和习惯法
关键词：西域印迹；视觉文本；曹建斌；油画
一、唯环境论：外因对个体的影射作用
在《艺术哲学》中，丹纳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尼德兰绘画及古希腊雕塑为范本，为世人建构了一个强调种族、环境、时代对精神文化起制约作用的“丹纳式”①的艺术生态系统。从这个角度讲，新疆②独特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成为影响其油画面貌与演进的重要因素。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特殊地区，新疆多种、文化传统、地域景观使其油画自然地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从《史记》《河南通志》《马可•波罗游记》等历史遗留文本也可看到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血肉关系，图式化的西域为我们勾勒出了洞察华夏文化历史印迹的窗口。在中国，油画艺术论及地域特色，题材与西域题材堪为双奇。前者在20世纪80年代曾因《组画》引发的“热”为世人熟知，而后者虽有名家光顾仍属陌生，不温不火。对于西域题材，曹建斌先生的画作为业界称道。30余年来，曹建斌先生对这片壮美、博大、浩瀚的土地甚为熟知。他足迹遍及和田，精神上进入历史“现场”。他知晓会塔格冰川对尼雅河的恩惠，攀登过巍峨显赫的“万山之祖”，也描绘过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林、戈壁滩、雅丹群……榨油坊、铁匠铺、水磨房……艾德莱斯绸、土地毯、雀贡器等都存留过他的画布。他的作品立足于西域的自然景观、文化现象、时代变迁，在主题、语言、意境等方面也进行了尝试与创新。作品不仅记述了独特的地域景观，也彰显着特殊的文化底蕴。从表现淳朴、善良、勤劳的维吾尔族人日常生活的西域人物画作品，如《走出荒漠》《榨油坊》《婚礼》等可以看出曹建斌先生的油画受“于阗画派”③线描技巧的滋养，也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宗教文化（伊斯兰信仰及汉、藏佛教的石窟壁画）、波斯细密画及西方早期现代艺术的影响，在视觉图示上形成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文化杂融的油画风格。受伊斯兰信仰的影响，西域地区的人物画和肖像画往往不受重视，一般不太注重对人物肖像细节的精致描绘，也不太关心肖像究竟像谁，是谁。曹建斌先生的画作就是这样，他力求色彩浓郁而不讲究厚重感，强调个体感情与现实感受，与学院艺术的清规戒律并不相称。尤其是十米长卷《丝绸之路系列》最能体现西域独特的地域景观和历史遗景，作品以形式化、表现性、立体感的“黄色调”图像呈现了历史剧场隐退后的现实图景，显得空旷而高远。受环境的影射作用，无论是西域风景（如《昆仑炊烟》《昆仑玉河》《红柳开花》）、西域人物（如《穿艾德莱斯绸的姑娘》《地毯人家》《大芸之乡》）；还是西域实物（雀贡）、“丝绸之路”（如《大漠古迹系列》《西风过后》《远处传来驼铃声》）等作品都与西域历史文脉相关。不仅呈现了西域与中原、西方的文化链接关系，也记录了各民族共生共融的历史印迹。
二、多重印迹：地域、时代、个人、社会的遗景
印迹（engram）本是生物学的学科术语，是西蒙（R．Semon）所提倡的有关记忆痕迹之假说的称谓。曹建斌先生西域题材的油画创作呈现出多样“铭记论”的自觉意识。在地理空间上，西域印迹体现了一种地域性差异的互观意识，也是东西方文明交融之光芒的印迹。在文化诉求上，西域印迹不仅诉诸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记忆痕迹，也遗留了历史与当下交错的历史印迹。曹建斌先生的油画作品依据西域与中原遗存的考古发现，挖掘出隐含在多重印迹背后的历史图景。尤其是《丝绸之路系列》极具地域、时代、个人、社会遗景的复杂性。不仅为我们了解西域文化提供了重要窗口；也呈现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个人命运与国家政策、社会发展，生命历程与地域文化、历史变迁的契合关系。因此，西域印迹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地域景观，也是时代精神；既是个人记忆，也是社会遗景。当代社会的精神之需迫使艺术家不应只停留在艺术语言之意，而更应诉诸于文化观念之意。面对时代文化的症结，艺术家更应胸怀文化责任、神圣使命及崇高理想。当叙事化的解体、神性的隐失、意志力的教化等成为当代主流绘画的显著特征之后，艺术的存在面临灾难性危机。对于艺术家而言，其文化观念诉求的指向显得尤为重要。亦如古斯塔夫•福楼拜所讲:“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曹建斌先生的油画作品自然地构建出真实、完整、纯净的生命体，无需他自我言说的辩解，每件作品都留下一个独立的视觉文本符号。然而，这与古典绘画中物象符号所隐匿的海量信息不同，其少有隐喻性、象征性、符号化的所指，而是直截了当地呈现作品本身的能指。一切视觉艺术终究未能躲过人的眼睛，因为“在绘画里一切都是可以眼见的”，[1](P69)这也促使我们开始怀疑或不再相信纯真之眼。这些遗景图像的表征无法掩盖地域、时代（历史与现实）、个人、社会等多重印迹所呈现的图像背后的意义，而这也正是“图像学”所认为的决定图像在艺术史中价值的关键所在。
三、本质维度：叙事逻辑的集体话语
集体话语始终存在于每一个体的生命当中。作为一个本质维度，我们对于任何文化现象的理解都不可能逃离于集体之外，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学者常说:“所有过去的艺术，都负载着一个‘意识’的问题”。但这并不有悖于集体主义的历史建构，因为任何单一个体依旧无法彻底瓦解宏大的叙事逻辑，破除陈旧的思维惯性。昔日的支边青年与今日的援疆干部，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民族复兴，去支援边疆、守卫边疆、建设边疆，留下了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印迹。这是曹建斌先生一生中刻骨铭心的、历历在目的生命经验。而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特别是军旅题材的作品《忠诚》表现了“四十七团老兵”和平解放和田，为和田的生产建设，社会稳定做出的巨大贡献。其作品的独特之处也在于凝注了他所预设的、强烈的个人诉求，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独白。任何一位对艺术抱有敬畏之心的艺术家往往隐藏着与自我生命历程相契合的艺术印迹。艺术家的艺术历程都与其人生经历、社会环境、时代变迁不容分隔。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曹建斌先生与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同代的“新生代”艺术家的经历有所不同，曹建斌先生所经历的是上世纪80年代“参军热”“当兵热”。1982年，曹建斌先生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开始军旅生涯。对于青年人来讲，当兵是一件极为光荣的、神圣的事情，也是农村青年除上大学外绝佳的选择。相对于其他农村青年来讲，曹建斌先生算是个“幸运儿”。军旅生活对于他的人生来讲，更能实现自我价值；从那个时代来看，也更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至今，他依然直言:“自己赶上了国家的好政策。”退伍后他自愿选择留守国家最需要的边疆地区，那里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有太多挥之不去的情感和记忆，这也是他至今依然愿意坚守新疆和田的主要原因。边疆异常艰苦的生活条件并没有断送他的艺术追求，反而更坚定了他的艺术信念。他也常说:“人生不只有眼前的困境，也有理想、诗意与远方。”在边疆他磨炼了坚强的毅力，使他更加重视自我独立精神的坚守。他用画笔描绘了西域地区的种种面貌，不仅记录了个人艺术印迹，也图解了国家社会的种种变迁。
四、艺术本体：反观视觉“再现论”的落后观
在当今图像充溢的日常生活中，图像对文字的图解压倒性地超越了文字对图像的注解功能。图像叙事把文字叙事推动边缘的极致，至此，绘画图像的价值在何方？其艺术本体又会怎样？杜波斯讲:“绘画的首要目的是感动我们，使我们感动的作品必定很出色。”[2](P192)曹建斌先生的画作让人感动的地方就是深入到自然中去，把自然的美当作自己绘画的基础，艺术语言也很自然，饱含真情，富有生命的感性体验；甚至显得比较出格，其出格之处或许在于游走于艺术法则之外。因为在丰富的自然面前，艺术法则的条例可能并不奏效，反而束缚了个体的创造性。从曹建斌先生的油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照片不再是一种依赖关系，而是相信自己的直觉体验。约翰•伯格讲我们的观看方式受到我们所知的和所信的事物的影响。今天的我们往往带着一种“照相式”的眼光来观看绘画，这种观看方式更强化了视觉再现机能。曹建斌先生的绘画从对照片的挪用转而到利用，对于他个人艺术创作显得极为重要。如今，他的作品无论是对景写生还是观看照片再创作都很鲜活，他把绘画当作情感的创造，也正是王国维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对于“景”或“情”的处理曹建斌先生有自己的方法和想法，他信奉尼采的名言“强烈的情感会教给你如何去画”，他以“再现”的方式破除了一种“照相式”的眼光。在新疆，他积累了很多素材，创作多数以写生的方式直接进行。面对千变万化、色彩斑斓的自然，可以从中获得创作的灵感，训练敏锐的意识。因此，他的画面松动而有张力，尤其是《南疆少女》《于田人》《阿依古丽》等西域人物画塑造了醒目的视觉形象，服饰上繁缛的装饰成为他画面中跳动的视觉焦点。《生命的赞歌》《克里雅河岸》《相守在月夜》等西域风景画笔触淳朴简略，画面宁静自律。可以见得，他在油画本土化重建和油画民族化重构的探索上，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在油画史上，遗留的大量图像存证了师法自然、如实再现在相当长时间一直是艺术家追求的最高目标，如今却时常被视为落后的创作方法，并把对“再现”的误读普遍化为一种（伪）常识经验。艺术再现的使命并没有完成，抽象与观念也是一种再现。曹建斌先生四个系列的作品都是以“再现”的方式进行创作，自然的表现（再现）并不就是对自然的模仿，“艺术家的目的，绝不是在于准确地再现自然。”[3](P290)况且，准确并不等于真实，自然的真实也并不能通过对自然的精致“再现”达到。因此，曹建斌先生的绘画与逼真再现“自然”的绘画不同，无论是在风景画还是人物画上，画面处理的都很主观。他是以表现性绘画的“再现”方式呈现了“拟像”的真实，是一种与真实自然、现实生活互动中的正向的感性关联。保罗•毕诺在《关于绘画的对话》中讲:“我们的艺术像一面能够摄取处在自己面前的不动的形象的镜子。”我们从曹建斌先生的《热土》《地毯人家》《大漠深处也有泉》等作品可以看出他采集并参照了现实自然，但图像的生成又绝非自然一面，而是心境写照，画面中自觉的注入了个体意识。在图像充溢的时代不免造成一种视觉灾难，“有图未必有真相”，因为再现情境，表达意图成为绘画的另一种功能。那么，此时绘画的镜子也就变成心灵、思想、意图的镜子了。
参考文献：
[1]（德）莱辛.拉奥孔[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2]杨身源.西方画论辑要[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
关键词：文化学；古代文学教学；地域文化因素；学习兴趣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迅速，高校自然科学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现状却与其形成鲜明对比，变得越来越冷门，古代文学学科是其一。这种 “冷遇”不但体现在高校的招生和就业上，同时也使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学面临着诸多问题。
近年来西安市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在本地高校日益高涨的建设地方经济文化的热情下，充实、加强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地域文学知识，有意识对其中的一些乡土特色进行挖掘、渲染成为了在现阶段我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一、引入地域文化对古代文学教学的迫切意义和必要性
将地域文化因素古代文学教学中，不仅是因为古代文学内容本身对地域文化知识就有所涉及，更重要的是其具有的重要时代意义以及现今古代文学教学急需改革的迫切性。
长期以来，现行的文学史教材编纂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时间为线索，对于文学的空间问题则极少去考虑。并且，绝大多数教师在讲授时按部就班的使用现行教材，地域文学教学的自觉性也因而难以催生。由于地域文学知识常常受到忽视，导致了学生大量缺乏相关知识，地域文学的教学问题随着时代也变得越来越严峻。
不可否认，西安正在走向世界，而通晓本地乡土历史的人似乎太缺少了，西安市作为十三朝古都，文化遗址景点名胜丰富，近年在发展文化产业旗帜的引领下，一大批融入了历史渊源和现代景观设计的文化公园应运而生，如曲江遗址公园、大明宫遗址公园等，这些城市公共空间成为市民的娱乐放松提供了好去处，在休闲之余，却很少有人去追寻这些遗迹的人文内涵。因此，地域文学知识与古代文学教学相结合的形式也能对服务地方、社会、文化的问题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
充实地域文学知识，对于陕西省本籍学生乡土自豪感的培养以及本地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的承接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地域文学或许给人以一种局促的感觉，但是当我们对其了解越深，越能感受到其广阔的内容，无论歌舞升平的盛景还是满目疮痍的末世，都被一一展现。既有生动外部世界，亦有真实的心灵图景。西安在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建设理当在地域传统的土壤上深深的扎下根来，同时，作为地域文化传统中重要而形象的载体，如果学生对地域文学能够有更多的了解，就会加深对于自己乡土的热爱，从而对家乡做出更多贡献，因而对于当地文化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西安本地高校云集，每年都有无数的学子从全国各地赶来求学，当他们掌握一点当地的地域文化知识，不但可以从文化上加深对西安的认知，有助于自己更好地融进西安这块热土，更可以把西安的风土人情弘扬出去，扩大西安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二、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1.庖丁解牛的过分运用，对古代文学的审美性、文学性缺乏重视。
伴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学主义思潮泛滥，认为世界上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理性世界还是感性世界都可以层次化、数量化、程序化。这样必然造成对人的精神家园的恣意蹂躏和践踏。中国古代文学在我国古代先民的情感诉求与审美上有着集中的反映，如一味地加以科学归纳，分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把对美的追求变成条分缕析的干巴知识，无益于提高学生的实际文学素养。
2.对学生的主体性角色认识不足
作为人文社科教育长期的教学活动中，存在着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这样的模式很容易导致教师的专横独断，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原本生动的课堂教学活动一下变得死气沉沉。
笔者在高校讲授大学语文课程两年有余，认为绝大多数学生已形成自己独特的认识视角，并且其解读视域也逐渐个性化，因而，如果对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关系仍不加以重视，要想达到授受双方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共同提高的教学效果也就变得不切实际。
三、地域文化视野在高校古代文学课程中的应用
综上所述，当代高校古代文学的教学应该建立在地域文学的基础之上。地域文学和文化可以丰富古代文学教学内容，同时在西安在发展国际化大都市的大背景下，亦可培养一种尚德尚智、求实求新的教学风格。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以下方法途径值得尝试和借鉴。
1.课外实践考察
地域文化的教学更为倾向实践，这是课堂教学单一的弥补，同时，对于学生学以致用的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也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如在讲授地域文化结合古代文学作品时，带领学生亲近自然，进行实地考察，由此将文学情景再现。如在学商隐的《乐游原》一诗中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时，可以带动学生前往位于西安东郊的青龙寺参观，因为此诗正是写于此地的乐游原上，对风吟唱，忆古思今，不但可以让学生对诗歌本身有更深层次的领悟和理解，更能引发学生的兴趣。
2.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教师可以成立相关的科研团体，以阅读书目介绍和文献资料提供等形式从而将学生对地域文化的学习兴趣和科研的热情充分的激发出来。另外，可以大胆地让那些基础扎实且善作思考的学生参与研究地域文化课题，达到读书笔记由课题形式带动，毕业论文的写作由读书笔记带动的形式，这样既能能够将第一手文献资料掌握，同时，能够理性的思辨地域文化现象，从而将学生独特的创新能力引导、激发出来。
3.学科交叉渗透
文学研究在人文社科研究的体系中从来都是一种宏观性的研究体例，要善于对学生从大文化的背景出发，重视在教学过程中交叉多种学科，另外，也要以多元化的形式对地域文学和文化设施进行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交融着文、史、哲等学科，明显的不平衡性存在文学的地域分布中，并且，文学的地域特征又具有民族性和本土性的特征。因此，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应该强调地域性和文化性，应该强调用新的文化观念和美学观念来阐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以便进一步促进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和教学创新。
参考文献：
[1]陈小芒：论古代文学教学创新的地域性策略[N].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02-20.
关键词：苏婆；成就；影响；音乐；南北朝
中图分类号：J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240-02
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政治和文化多半是由士族阶级创作的。因此，中国音乐在南北朝时期，主要服务于士族阶级；同样的，作为士族音乐的高格调色彩，并不是宋元以后市民文化可比拟的。南北朝时期的音乐形式主要为宫调体系，而苏婆作为其中杰出人物的代表，一直活跃于中原乐坛上，这中间的过程，绝非偶然，而是映照出苏婆过人的音乐天赋和杰出的音乐才干。
一、苏婆简介
苏婆出生于南北朝时期龟兹（今库车）地区，其家世代为乐工。苏婆精通音律，尤其擅长弹奏琵琶。他的父亲为西域著名音乐家，他是家学的“五旦七声”宫调体系，在乡邻之间声名大作，风诏入西突厥汗汗廷，从事歌舞宴乐。北周王子迎娶西突厥公主阿史那氏，他随公主来到中原腹地，从此才华得以施展。
苏祗婆将家学理论传入中原，并结合中原传统调式理论进行传译，创立了八十四调理论。来自西域龟兹国的音乐大师苏祗婆是中国音乐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的龟兹乐有七个音阶，演奏乐器能达到18种之多，从音乐唱歌曲调到伴舞的乐曲和乐队演奏，无不透漏出少数民族的歌舞才情。
古代西域旖旎的自然风光，隽永典丽的民间乐舞，使得苏婆在父亲的严格督导下，练就了娴熟的琵琶歌舞，为陶冶时人的情操奠定了基础。在龟兹境内佛教名胜古迹和石窟寺中，苏婆时时聆听法事活动和宗教乐舞演出，如同虔诚的佛教徒，勤学苦练，顿悟成“佛”。在《旧唐书・音乐志》和刘贶的《太乐令壁记》的记载中，对其在中原的扬名，有过一致赞誉。
二、创作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和西域地区都处于一片战乱之中。社会空前地动乱，战争肆无忌惮地掠夺，使得百姓流离失所。当时的龟兹国与西域诸国同样摆脱不了颠沛流离的命运，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在逐渐增多。
前秦大将苻坚征服西域各国以后，将龟兹亦踏在脚下。所到之处，文物珍宝、乐舞伎等尽皆被迫挟持东归。远近文明的《西凉乐》亦渐渐地融入中原文化之中。到北周武帝统一北方以后，遂有了乐师婚嫁队入住中原。
周武王时期的名人郑译尤善音乐，从苏婆入朝以后，二人就互相交好。直至以高超的记忆传授给郑泽龟兹琵琶演奏技艺。隋文帝杨坚统一以后，尽管郑泽极力推行西域龟兹乐，但是收效甚微，直至在黄门侍郎颜之推的提议下，隋文帝才让乐工齐树提去重修雅乐，但是并没有达到隋文帝的满意。在经历后期的失败以后，郑泽遂亲自求助于龟兹琵琶大师苏祗婆。
苏婆在当时的长安梨园教坊中，就已经颇负盛名。他对一些名流音乐进行修正的同时，也大力弘扬诸如《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等乐曲。在郑泽和苏婆的共同努力下，一位精通乐律的著名文化艺术专家和演奏家同时独具慧眼认准改革华夏乐舞之路的长安总教习，共同为华夏音乐的研制和开发做出了贡献。
在郑泽和苏婆的共同努力下，以笙簧或琵琶柱位发音高低调整校对，寻求研究龟兹乐的调式音阶和乐律与中原宫廷雅乐的契合度，最终在西域音乐与中原音乐上做出了辉煌的贡献。少数民族建立的胡乐胡舞，是在民族大迁移中，融合印度古典舞的方向，带有浓厚的宗教意味。之后随着艺人的传播，抵达中原。在苏婆的创作中，受西域乐舞、印度天竺音乐潇洒、劲健、活泼、明快、奔放之美的影响，深切地表达了世人追求思想解放、表现放荡不羁、超然自得的情怀一样，创作的乐舞，很快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开来。
《隋书・音乐志》上记载：“考寻乐府，钟石律吕，皆有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之名。七声之内，三声乖应，每恒求访，终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中间有七声。因而言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这是郑泽所记述的西域乐舞“七调五旦”与中原乐律“黄钟大吕”向契合的传世之作。
隋朝时期，承继南北朝宫廷雅乐之风，在理念上，契合乐工乐调形成的蓝本。他们二人的创作，反而在原有的基础上积淀出深厚的爆发力。
三、苏婆的音乐成就
借用西域音乐调式理论解决了我国中原地区汉民族朝野长期悬而未决的课题，是苏婆在隋初音乐史上最卓越的贡献。作为少数民族音乐家，其成就是中华民族音乐世界里的新篇章。
苏婆的音乐成就，首先在于其对音乐理论的传播。苏婆在其音乐理论成就的基础上，使龟兹七声与中原传统十二律相乘而形成“八十四调”，再次掀开了中国民族音乐史上崭新的一页。
苏婆与中原音乐家郑译、万宝常、苏夔等人同力合作，深研细究音乐，以郑泽的《乐府声调》一书传世留名。苏祗婆之宫调理论的创立和使用，是音乐技术史上规范性的一页。其成就，超越了南北朝时期的其他音乐论调，尤其是其琵琶八十四调的创作，成为音乐史上的“九宫”流传到现世。他的音乐成就，在于承继了西域音乐的遗传基因，显示出其非凡的艺术天分。
苏婆的“七声”汇合宫声、南吕声、角声、变徽声、羽声和变宫声为一体的声调之说。其音乐成就，在我国古代的音乐研究史上，成为比较光辉的一页。在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下，音乐文化交流随着西北少数民族的南迁，以龟兹乐对中原音乐的影响最具代表性，此后苏子和苏婆等人的努力，音乐的东渐态势依旧没有减去其停留的步伐。
四、苏婆的音乐影响
在苏婆音乐理论中，宫调理论的创立和运用是我国古代音乐文化的一大进步，不仅规范了我国的音乐技术，同时也对后来的宋词、元曲乃至我国戏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宫调理论的创始人，在我国古代音乐史上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同时，还使得这一理论对印度、朝鲜、日本、越南、缅甸等国的音乐舞蹈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旦七调”的产生，适应了汉族传统音乐和西域音乐文化交流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古代音乐音阶、调式发展的里程碑。苏祗婆促进了我国古代西域和中原地区的音乐交流，对后世隋唐燕乐宫调理论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自南北朝至隋唐的500年间，苏婆的五弦琵琶盛传不衰，直到隋唐时期，许多少数民族仍将其视为主要乐器来弹奏。以苏婆的西域乐舞来看，对整个中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推动中原文化艺术的进程中，苏婆起了变革性作用。
苏氏乐调体系奠定了唐代著名的燕乐二十八调的理论基础，成为我国音乐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苏婆的音乐成就为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苏婆改观了中原雅乐，将歌舞与音乐完美结合，为宫廷音乐注入了民族气息，为唐朝胡乐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之所以称它为唐代舞蹈的奠基，是因为其创作的舞蹈，融合了中西音乐的新举，在伴随有载歌载舞的情形下，苏婆的音乐理论和音乐体系，使得中国古代音乐在原有的内容基础上，更加丰富多彩。尤其是龟兹乐在乐器的传播方面，使得南来北往的优秀乐器汇聚一处，形成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古典民族音乐演奏团队。
苏婆的音乐成就，使得西域乐舞对中原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西域乐舞的特殊风格，在内地受到欢迎程度亦很深。隋朝“九部乐”、“高昌乐”和西域传统音乐广泛传入内地，成为后世音乐中鲜明的一支。据《全唐诗》记载，西域舞蹈促使中原唐诗宋词的发达繁盛，相关的诗歌和诗人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西域乐舞对中原的影响，是与大批西域音乐家到中原献技和传授分不开的。
印度乐调与中原乐调的主要区别在于因调相生的乐调系统。在印度官方音乐记载中，对音律冲突和乐理观念的差异，都是由苏婆的音乐成就中派生出来的。在郑泽记载的音乐观念中，同苏婆的音乐成就实践相联系，合成宋代之前的大鼓之势，就必然在乐器理论的边缘，催生出真正切合音乐实践的论调。
苏婆的音乐思想，尽管在南北朝分裂的政治格局上没有多大裨益，但是在历经几个世纪的忧伤思绪下，在音乐美学上产生的积极影响却是无法抹去的。西域胡乐畅通无阻地入主中原，为隋唐宫廷燕乐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对于词的开化程度，突破了经学的一统之局，带来了音乐大一统格局，为隋唐的繁盛格局开辟了道路。
苏婆音乐的影响，使得南北朝的音乐扬弃了先秦两汉时期的伦理使用传统，在此基础上，衍生出音乐的发展，在音乐人主体情感的基础上，以乐器的综合应用和偏重心理表现的内涵，在总体上形成了音乐世界观和音乐审美格调的进一步提升。在这个特定历史阶段，音乐文化拥有其特定的文化特质，在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方政权中，为音乐的产生和相应音乐传教内容的变更，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苏祗婆将龟兹“琵琶七调”理论传到中原，对中原音乐产生影响。苏婆等乐师的不懈努力，对整个南北朝时期的音乐交流与影响意义深远。
南北朝宫廷音乐家苏婆的音乐成就，是与其时代背景和创作情怀分不开的。在国家动乱、民族分裂的年代，能以其自身才华，将琵琶乐器和种类繁多的乐器传播到中原地区，不但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带来了宫廷音乐发展的新乐章。在南北朝的音乐发展史上，成为里程碑和转折点式的人物，为宫廷音乐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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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杨.古筝记谱法中工尺谱初探[J].大众文艺，2013（3）.
〔2〕祝波.苏祗婆与“五旦七调”理论[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6（z1）.
【论文关键词】传媒全球化；传媒区域化；文化亲合性；亚文化争端
一、传媒区域化的历史背景
1、传媒全球化与西方媒体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传媒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传媒全球化不仅表现在传媒技术高速发展下所形成的全球通讯网络，也表现在经济自由贸易理念下所促成的跨国视听服务。传统的影视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单一的小规模流通转变成跨国式的生产合作。然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市场竞争中经过重新整合，逐渐聚集在少数跨国媒体集团手里。国际媒体市场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杂志、报刊和音乐几乎都控制在如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这样的传媒巨鳄手中。联合国1989年的报告指出：在全球78家最大的媒体集团中，39家来自美国，25家来自西欧，8家自日本，5家来自加拿大，1家来自澳大利亚，但没有一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学者nordenstreng~vairs的研究也证明，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国际视听产品贸易当中，西方发达国家电视节目的输出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输出，形成一种单向的文化流动趋势。
2、传媒全球化与文化霸权
与传媒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密切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但是，出于对传媒技术和市场资源的不同掌握程度，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充满着摩擦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借助其传媒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垄断性流通，通过长期不对等的贸易关系强势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导致一些民族本土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被同质化，被西化，更狭隘的意义上讲是被美国化。这种依附于强大经济实力的西方文化扩张后来被赫伯特·席勒等学者作为文化霸权理论的主要依据。文化霸权理论认为，西方的影视文化产品中嵌入了大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随着它们在全球市场的推行，西方文化也推行到全球，成为一种“文化霸权”。
面对影视贸易逆差和文化霸权，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产生了防备，开始采取文化保护主义政策以达到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和保护本土民族文化的目的。1993年，由法国首先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则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文化例外”，原则试图通过对文化产品设立贸易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建起“文化篱笆”来抵制文化霸权。
近年来，随着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亚洲国家尝试通过采取区域合作的方式来共同抵制文化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规模。本文将以东亚范围的区域合作为例，主要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传媒区域化这一概念详加探讨。
二、传媒区域化的现状分析
1、传媒区域化的定义初探
传媒区域化在文中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内，那些认为共享类似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为了促进该区域内的文化或经济交流而进行的影视产品的相关贸易活动。例如区域范围内的节目发行、区域性的联合制作以及为迎合区域内观众口味的节目制作等。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传媒区域化”已呈现出日益频繁之势，亚洲四小龙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对区域市场积极开拓，带动了区域性的跨文化传播。
2、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状况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是促成东亚传媒区域性合作的客观因素。随着4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当地的传媒产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彼此之间的影视合作交流也日益频繁。香港是东亚地区跨文化传播早期十分成功的案例。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简称香港无线)是香港本地也是东亚地区较为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制作商和运营商。它拥有多达75000个小时的华文节目的储存量，通过海外销售和租赁电视节目的收入高达8000多万港元。1993年，香港无线扩大区域市场，和台湾合作成立tvbs为台湾和亚洲华语观众提供电视服务。1994年，新加坡成立sitv(singaporeinterna—tionaltv)，每天播出1时新加坡本土制作的电视节目，覆盖面积从中国北部直达澳大利亚南部。同期，韩国基于相似的东亚文化背景也加入区域电视服务领域，到1998年韩国出口的影视节目中三分之一输出到中国文化市场。随着近年中国传媒产品的快速发展，中国影视节目进出口比例也逐渐增加，从1982年中央电视台引进外来节目的比例占总节目时间的8％快速增长到90年代末的30％。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整个东亚地区开始大幅增加来自本区域制作的影视节目，而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节目数量则逐渐减少。
数据显示1999年美国出口东亚的影视节目下降17个百分点，而韩国收视率排名前20位的电视节目中90％都是本地制作，香港则是百分之百。
3、传媒区域化的文化成因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媒体技术的发展无疑是促成传媒区域化的客观因素，海外市场开拓和卫星电视技术等条件都无限可能地推动着区域传媒市场的形成；相比经济和技术动力，文化亲合性这一因素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并不亚于前两者。文化亲合性——即指文化价值体系和语言体系的相似性——不仅在节目交换过程中形成了区域内观众对影视产品的喜好偏爱，而且也为这些产品在区域市场的消费提供了极大的潜在可能性。本文以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东亚区域为例，深入探讨区域传媒市场形成的文化成因。
近年韩国制作的电视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人鱼小姐》和《加油，金顺》，在中国市场得到令人瞩目的高收视率回报，在观众的要求下一播再播，掀起一阵“韩流”。这明显是文化亲合性的推动作用。
中国观众在观看韩国电视剧时很容易寻找到彼此文化的相似之处。韩国电视剧以反映日常生活见长，着重对家庭生活的细节描写，这集中体现了韩国重视核心家庭尊长爱幼，子女行孝，以及强调团结和谐家庭氛围的儒家价值观。而这正好与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传统道德和文化价值相契合，使中国观众产生了共鸣。
不仅如此，东亚文化的亲合性除了得到观众的情感认同之外，也同样得到东亚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为传媒区域化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新加坡就是大力支持传媒区域化的东亚国家之一。除此之外，韩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举办国际电视展览会来积极促成区域市场的繁荣。例如在2006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上，中国生产的电视剧《越王勾践》以高价被日本购得版权，广博会海外成交量达100万美元。
三、传媒区域化的意义及问题
1、积极意义：抵制西方文化霸权
从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角度来分析，传媒区域化对其成员来说有很多积极意义：
其一，通过增加区域内影视节目的流通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程度。通过传媒区域化战略，亚洲国家可以相互出售和发行自己制作的节目，依靠区域内供给来填补市场缺口，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性。
其二，亚洲国家通过交流区域内节目，在文化上也减少了来自西方的挑战和冲击，确保了当地的文化独特性与社会稳定性。如果亚洲观众受西方影视节目耳濡目染，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西方价值体系的拥护者，其大量民族文化可能在暗中被置换或者同化，面临失去自身民族特色的危险；也会危及本国的社会稳定。因此区域内节目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西方文化对本国市场带来的冲击，以及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上的侵蚀。
2、问题：亚文化争端
传媒区域化的促成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所作的文化两分法的假定，把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参照范围直接缩小到“东方文化”内部，使其内部亚文化族群之间的微妙差异逐渐浮出水面。
比如，在中国热播的韩国历史剧《大长今》引起的中韩两国人民关于传统医学知识的争论就体现了传媒区域化所带来的东亚文化之间的亚文化分歧。《大长今》讲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女御医长今的传奇故事。片中展现出丰富的韩国宫廷医学文化，中国观众从中不难解读出古代韩国深受中国传统医术影响的文化信息。例如中宗患病，御医所参考的书目就是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然而韩国电视剧中对这些中国观众熟悉的中医知识所做出的解释却无法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剧中述及针灸和麻醉等医学技术是女御医长今所发明，然而根据中国历史记载，针灸技术早在中国东汉时期已经用于复杂病症，麻醉技术也是中国的名医华佗在使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术时已经使用。中国观众对韩剧把“中医”解释成“韩医”的这种“篡改”行为表示出很大的不满。而此后韩国媒体把“汉字”解释成“韩国人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韩国人发明的”，“李时珍”是“韩国人”等等行为更是掀起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之争。
历史期待学术理念的突破与创新，西学东渐思潮下的几部草创时期的古代文论著作，根基于中国传统文学思想，援引西方话语的逻辑分析眼光来烛照中国传统文献，借鉴西方的近代科学方法对传统诗文评加以整理分析，进而创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处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时期的郭绍虞、罗根泽和朱东润等先行者，以其深厚的国学涵养，开放的学术视野，建构和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规范。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向以材料丰富著称，大凡笔记随札和佛道典籍，尽行搜罗，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材料的搜览务全，其在文论现象阐释和观点评骘之时则体现了明显的文学地理学视野。中国
文学地理是人文地理的一个重要分支，1865年法国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个方面出发来建构艺术哲学，他认为因为气候和自然形势的选择，会影响到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等精神的气候。1927年出版的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就辟有“美学地理学和作为艺术的地理学”专章，厘定美学地理和艺术地理性质的学科性质，他认为美学地理学“从某种意义说它是美学的一个分支，把美学的观点运用到地理学的事实上”。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积蓄了丰富文学地理传统，形貌各异的文化地域景观蕴含着无穷的文学资源，《诗经》和“楚辞”分属北南文化地域的既成事实，就标领了我国文学的地理学的考察脉络。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至明代王士性的《广志释》，隐含着一条潜在的文学地理链条，遑论卷帙浩繁的方志之中诸多隐而未彰的文学篇什。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率先拈出“文学地理学”一词，拓新了文学和地理的研究领域：“然则以数量庞大、种类丰富、民族众多的中国历史文学资料为基础，‘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科的创建，是有可能的。”“中国历史文学地理以其研究对象为文学，所以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则以场景还原和版图复原为理论构架，显示了文学地理的深度融合和集大成姿态。
文学地理学根基于文学，形成文学与地理学的交融，它展示地域观照视野下的文学演变趋势和文学人文的脉络。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云：“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清晰地确认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本位，凸显了基于文学本位的文化地域考察视野。作家的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是地理文化的形象显示。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恪守文学本位，特别是强调以文学家为考察中心，这种研究视野的确立客观体认和展示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基础。就诗歌而论，罗根泽在梳理汉赋作家的评论之时，就清晰地意识到地域民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宋玉的《九辨》云：‘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当然是引用的《诗经•魏风》所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但较北方学者，如孔、墨、孟、荀的服膺《诗经》，相差甚远。”在他看来，屈原、宋玉等楚辞作家很少甚至不征引《诗经》的文学现实，正标举了中国文学起源中的《诗经》和“楚辞”两类地域文化脉络。罗根泽在《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论述“诗格”之时，援引《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所云“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之说，确立了散文的南北分野。文学地理所蓄积的文化张力，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会引发文学革新思潮。罗根泽追究古文运动的成因，有意从地理视角切入和突破，其云：“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陈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结独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实兴于北朝，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以文学地理来为古文运动号脉，已触及古文运动勃兴的地域背景，这种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往往离不开原生环境的影响，区域文化所积蓄的能量形成革新思潮对守成观念的大面积释放。他进而断论：“古文运动所以肇端于北朝者，最大的原因由于南朝的地方经济不同；而北朝多胡汉杂种，胡人固厌薄文丽，当亦是原因之一。唐代的古文家不惟多是北人，若独孤及与元结，更直是胡裔，此种消息，不难窥知了。”地域经济的繁荣，直接影响文学的发展，同时又隐含着因循守旧的经验思维。沾溉北方文学的场域特质，豪放求新之气驱使文人以复古求革新。缘于地域文化而引发的文学革新，形成根基于地理文化之上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心理的嬗变，姑且不论这种分析是否命中古文运动爆发的关键，但这种另辟蹊径的文学创新思维倒是值得称颂的。
地理环境对于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影响是持续而深刻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得文学发展的多样性成为可能。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兼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色彩，推举自然地理作用下的文化习俗的能动作用。其在考察中国文学批评的“时代意识”之时就论：“横的各国文学批评异同，大半基于空间关系；纵的一国文学批评流别，大半基于时间关系。所以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我们归之地理的自然条件。”以空间与时间的演奏来把捉古代文论的特点，甚至直言自然地理之于中国文学批评特质的关键作用，强化了文学研究的人文地理特色。文如其人，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学家总是一定文化区域的社会人，相应地域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性情总会或隐或显在其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来，从而形成相对固定的文学风格。罗根泽属意时空维度来考察文论特点及其嬗变的思维方式，展示了朴素的文学地理意识。在此统摄视野下，罗根泽援引魏征《隋书•文学传》和李延寿《北史•文苑传》的相关知识，推举地理因素为形成中国文论特点的根本原因之一：“此中原因甚多，最重要的当然是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罗根泽肯定了地理因素打造了中国文论的多样类型的可能，但又绝非简单的地理决定论者，显示其求真的学术识见。这样，经由文学家这一中介，文学或文论因地理之异而形成不同的文学类型和区域特色。在中西文化的对比研讨中，罗根泽将二者细论为以海洋文化为表征的欧洲文明和以平原文化为特质的中华文明，侧重文化地域生态来考察二者文化差异：“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寒冷的黄河上游，经济的供给较俭啬，平原的性质较凝重，由是胎育的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属意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地域生态，强化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尚用色彩，“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与西洋之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者不同。”就中西不同文化生态环境而论，建构了地域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演变，培植了不同文化区域背景的文化生活格局，罗根泽明显认识到中西文论的相对独立性，而这种相对自足的文论体系恰恰又是建立在人文地理基础之上的，从而呈现与西方大异其趣的艺术追求和批评趋尚。这种旁借异域，注重从地理因素来横向比较的文学眼光，展示罗根泽开放的学术路径，罗根泽独到的文论思维洞悉了文学地理学的壸奥。
转贴于中国
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发扬往往根基于民族文化生活土壤，受文学地理的制约，中国文论往往形成多样多色的潜质。文学的空间分布呈现相对的独立性，但并不排斥区域文学的互相渗透和彼此影响。按照梅新林的文学地理学建构，文学地理是作家籍贯、作家活动、作品描写和作品传播四个层序的动态综合。山川和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南北文学不同的审美风格，罗根泽认为“中国南北的地理风土不同，因之人民的习俗和学艺也不同。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而民族因素和学术因素，也有关系。晋室南渡，‘过江名士多于鲫’，可见故家大族率迁于南朝；而留在北朝的当然大半是乡闾平民。”就文人的迁徙来分析南北朝文学的不平衡，罗根泽的考察范围涵盖了作家活动和作品传播等领域，显示动态考察的特色。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区域圈，往往有中心地带、边缘地带的分野，传统的华夷之辨表现在文化上便是文野之争，民族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文学中心的迁移。罗根泽客观体认了文人迁徙之于文学风格和文学发展的巨大作用，文学核心时有迁移，恰好形成中国文学吸纳异质的开放气概。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所论“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也客观体认区域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风土习性的差异，融化在民族文化血液里凝固成一种民族文学生态，波及文学形貌的存在和发展。罗根泽说：“南朝的文人大体都是自中原移来的贵族华人；北朝的文人，虽则未必渗入了胡人之血，但胡人的质俚朴素，总会使他们的观感改变，而汉制于胡，又会使他们发生报仇的意志。这也会使南北两朝，对文学的要求不同。”作家活动区域的更替，往往会刷新文学要求，罗根泽敏感于地理环境之于作家风格的影响，文风的雅俗之辨更多时间是后天学习和效仿的结果。汉人重经验思维，所以易因循守旧；胡人勇于开拓，敢于创新，胡人的刚健质朴熏染了北朝文人的清新自然之风，汉人的经验思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胡人的文化意识，如此循环往复的影响，才能永葆中国文学的生机和活力，作家活动区域的更替打破了文学区域阻隔的现实，北方文学的壮美和南方文学的秀丽构筑了多色复杂的中国文学，一部中国文学史正是包括南北方文学在内的各区域文学相对自足又相互影响的文学交流的结晶。罗根泽认为地理上南北差异，造成爱美与尚用的审美趋向，而拓宇于楚辞的汉赋批评允符了这种需要，“汉代所演唱的本来就是一幕‘南北合’的滑稽剧”，汉赋批评意在调解南北的不合，立足于南方，则偏于爱美，根基于北方，则趋向尚用。
罗根泽的文学地理学观显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草创时期的学术求新趋势，他强烈的史学意识，铸造了他由空间趋向时间的演变趋势，达成对时空风格更高层次的延伸和超越。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事因难能，所以可贵，其不拘成法的学术视野招致了一些訾议之声。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就以此反驳：“持论之士，或以南北文化对称，而尊颜之推为北方文章宗主，已与南方文士对抗，质之事实，固为当矣。”在具体阐释之时，朱东润更以萧梁一代的文学现象为例质疑罗根泽：“然萧梁之初，昭明简文，议论悬殊，即分两派，皆性习使然，不关地域之南北也。”即使作《南北文学不同论》的刘师培明确体认南北水土之于南北文学的关系，又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一文中强调“论研究文学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所囿”，“倘能于古人文字精勤钻研，无论何人均不难趋步，士衡入洛，子山入周，南北易地，各能蔚成文风，然则，文学奚必有关地理哉？”显然是非议文学与地理的单向对应。倒是刘麟生之论颇为中肯，其在《中国文学概论》中云：“可是文章是公物，北方的作风，如果是好的，南方作者也要仿效起来。反之，南方的作风，受环境与体裁等等的支配。所以地理对于作风，不无相当的影响，但是不可刻舟求剑的去研究咧。”总的说来，文学地理学是文学外部研究的一个有待深入挖掘的领域，罗根泽虽敏感于文学地理学的强劲生机，却碍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未能深入下去，其文学地理观亦多是就南北区域而论，未能全面涉及东西方文学地理，甚至还未论及区域地理之于文学流派的关系，研究文类亦定格于诗文层面，但其就文学地理的孜孜耕耘实绩和发凡起例的学术识见，的确成为后来学者超越的一个逻辑起点。中国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转贴于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