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33:10
论文摘要：本文基于对方法论是一门学科的基础和标志的认识，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是一种全新的探讨，首次提出经济法的方法论是整体主义与和谐辩证法，而民商法的方法论是个体主义与冲突辩证法。因此两大法律部门的根本差异是基于这两种不同思维方法产生的。在此基础上对两种方法论的关系及两大法律部门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做了辩证解释。
方法论是一门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它不仅是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志，而且是一门学科能否得以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诚如德国法学家拉强茨所言：“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可是，我国法学研究中缺乏对方法论的重视，特别缺乏对理论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重视，应用法学方法论——法解释学也是近几年来才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种现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法学理论的发展。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借用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对当前困扰着经济法是否是一独立法律部门的基本问题之一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问题，作一方法论透析。本文拟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方法论的基本要点。二是，民商法与经济法方法论的区别。三是，民商法与经济法方法论的联系。
一、方法论的基本观点
1．方法论是什么?对此问题的回答，必须做到两个区分：首先，要区分方法论与方法，我国学者大多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的，西方虽亦有此现象，但大多认为这二者有巨大差别。概括讲，方法是工具，而方法论是包括一定的哲学认识论及逻辑推理过程的一套思考社会现象的理论体系，这意昧着方法只是方法论的构成要素。其次，要准确把握社会科学中的意识形态、哲学基础和方法论这三者的关系。简言之，意识形态虽可构成方法论的基础，但并不等于方法论，而一门学科的哲学理念(如法哲学、经济哲学)虽然是其方法论的组成部分，但是，它毕竟没有包容方法论的全部内涵。
2．方法论的层次性、多元性。人文社会科学直到19世纪中期还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和方法论，它的方法论是从自然科学中借用来的，到了19世纪中期德国狄尔泰与英国穆勒发生了一场方法论之争，穆勒认为在自然科学中的对经验的归纳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同样适用，而狄尔泰认为，对人文社会科学只能用理解而不能用因果说明，因此，解释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在现代一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不仅要解释学，同样也需说明，即自然科学中的方法论亦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应用。这就是方法论的多元性。除此之外，方法论不是一个没有层次的概念，而是既包括高层次的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论，又包括那些反映着本学科特点的具体方法论。
3．从哲学层次，结合法律特性，我们认为对部门法划分，或能反映部门法特征的方法论主要有两对重要的范畴，其一是，因对社会观察认识的基点不同而产生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其二是，因对构成社会的各要素间的关系的看法不同而产生的冲突的辩证法与和谐的辩证法。就这两对不同的方法论对法学影响来讲，我认为，民商法的方法论是个体主义及冲突辩证法方法论，而经济法的方法论是整体主义与和谐辩证法方法论。
二、民商法与经济法方法论的区别
1．民商法与经济法是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两种不同方法论的产物
在西方社会思想史中，从古希腊到现在，关于社会构成问题，或关于认识社会的基点问题，一直存在着分歧。
个体主义方法论(亦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指“社会现象包括集体，应按照个体及其活动与关系来加以分析。-E23由于个体主义方法论往往与自由主义关于社会的观念相联系，故有学者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称为正统的自由主义。其社会理论根据的核心内容在于，把个人看做是分析和规范化的基础，社会则被认为是各个追求自身利益的总和，相应地，国家或社会便成为个人得以通过它而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机构。这是从启蒙时代到现今所有自由主义者的社会观，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按历史顺序排有洛克、亚当·斯密、米塞斯及当代的哈耶克。这一方法论的内容被米塞斯概括为三项：其一，任何行为都是由一些个人做出来的。集体的作为或行动，总是由一个人的作为或行动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的性质，取决于行为的个人和受该行为影响的其他各个人对这一行为所赋予的意义。其二，人是社会的动物，但社会过程却是由单个人相互作用的过程。个人行为的复杂性和变动不居，决定了社会是无规律的进展。除掉个人，就没有这个过程。除掉个人行为，没有社会基础。第三，集体或社会是无法具体化的，集体、社会被认识，总是由那些行为的个人赋予它意义。
依这种理念必定认为，社会关系是个人关系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社会秩序只有靠参与社会活动者自由博弈而产生的自发秩序才是好的社会秩序。因此，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规范——法律，就应该以自由、意思自治为原则，这就是现代私法——民商法的两个基本原则。因为，每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只有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必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社会良好的秩序亦会在私人自治自由博弈的过程中自发形成。而这一切的基础只能是给个体以充分的权利保障，只有以权利为本位，才能防止来自公、私两个方面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可见，私法从方法论上来讲是个人主义的，或者说私法是个体主义方法论支配的，是关于如何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化结果。
整体主义方法论是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相对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社会整体如集团、民族、阶级、社会、文明世界等等的行为。这些社会整体被认为是经验对象，社会学用生物学研究它们。”[3](P。这种方法论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就有，但真正对现代分析社会产生影响，则是从斯宾塞及孔德把社会看成一个有机体时开始，其中影响大的当属马克思、卢卡奇以及法兰克福学派——这些新、旧马克思主义者和美国的社会结构功能主义(帕森斯、默顿等)及德国的历史学派(施穆勒、萨维尼等)。在他们看来，“最恰当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E3](P12)这一方法论的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总体性强调的是整体对部分的统辖原则，要求探索社会及其发展，必须从整体作为主导的地位这个角度着眼，而每一部分(或个体)从属于历史与思想的整个统一体。第二，社会是主客体的互动过程，而不是纯粹客观性过程，主客体及其关系的概念不是自然主义的、非价值化的概念，而是包括主体价值评价及主体意义的范畴。第三，总体性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以主体为纽带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
按此方法论看待社会，社会将是一个超越个体的独立存在，它有其独立于个体利益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它有其自身的秩序——社会历史秩序，在这一秩序中是在主客体互动中形成的自然秩序与人为秩序的混合秩序。因此，要调整好社会关系，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社会经济秩序的建立，不是一个自然、客观过程，而且必须赋予人的意义，要达到此目的，必须有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只有如此。才能达成主客体互动，才能实现历史的可持续发展。可见，整体主义方法论是经济法的基础。
2．民商法与经济法是冲突论与和谐辩证两种不同方法论的产物。
在社会思想领域，有关构成社会整体的各元素(个体)或构成社会系统内的各支系统之间的关系如何，存在着分歧，形成两种不同的理论，从方法论讲即形成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即冲突论与和谐论。
一般来讲，个体主义者都持冲突论，其历史虽悠久，但却主要起源于现代，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就是以亚当·斯密为首的竞争理论，或竞争传统。而在政治哲学领域，主要表现在以马基雅维里、布丹、霍布斯的权力冲突。就是在整体主义中亦有许多人持冲突论，其主要代表就是新、旧马克思主义者。冲突论的内容大致由以下几方面构成第一，冲突的根子深深藏于每一个社会结构中。第二，社会世界及其构成要素皆处在流变中，正是这种要素的冲突推动社会变迁。第三，尽管冲突是社会结构固有的，但冲突并不总是激烈的与明显的，社会冲突可以是潜在的、有规则的与受控制的。第四，从冲突模式观点看，把社会与社会组织结合在一起的不是认同，而是强制；不是普遍一致，而是他人施加压力。
据以上冲突论，那么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处于冲突之中，且人与人的利益是对立的，人与人的博弈是一种零和博弈。作为调整人们经济利益冲突的法，只能以法律责任这种强制力为后盾，法律的目的亦是旨在化解冲突。这是传统法——包括民商法的主要立法目的和模式。
与冲突论相对立，中国传统哲学，及现代西方社会思想中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世界及其构成要素皆处于和谐之中。其基本内容有：第一，世界万有，是一个“一体多元”“多元一体”的整体有机系统。第二，人与人，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是构成整体的不同“自在”，因此，不能把自然当作征服、利用的对象。否则，摧毁破坏了自然，损害他人，最终人类也会摧毁自身、损害自己。第三，人类社会、各人生活的大的方面趋于和谐统一，而非冲突，冲突虽存在，但只不过是一种对和谐的短暂偏离，最终还要回归和谐。这被称为和谐辩证法。
据和谐辩证方法论，法律不仅要化解冲突，更应促进和谐，不仅是人与人在社会经济中合作、协调，而且人与自然的协调，即要保护资然资源，保护自然环境，这些在经济法的可持续发展等中都有体现，可见经济法、社会法是以和谐论为方法论基础的。
三、民商法与经济法的联系
社会世界是复杂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社会有两张面孔，一方面它是由个体构成的，个体是有利益冲突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有机体系，在这一有机体中，各要素或各于系统又是相互和谐的，每个要素或系统只要实现其功能，社会就可达到较理想的秩序状态。因此，现代思维，在方法论上的反映就是任何法只是以一种方法论为重点并不排斥另一种方法论。这在民法中就体现为私法公法化趋势，即在以个体主义、个人本位为核心的同时，也不完全排斥整体主义，在强调利益冲突时，也不完全排斥利益的和谐。就经济法而言，在强调整体、和谐的同时，并不是对个体利益毫不顾及。
作为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两种最基本的法律制度，它们分别侧重对社会的两副面孔所体现的不同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对整体社会关系进行系统全面调节，因此，它们是互补的，双方是不可替代的，任何想用一种法代替另一种法的想法，都是对社会关系或者说对社会缺乏正确认识的结果，都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关键词] 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资本； 社会关系； 社会信任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03. 063
[中图分类号] C9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03- 0133- 03
社会网络一般是指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是一群人之间的一组独特联系。在社会网络理论视角下分析社会结构及其过程所包含的技术和方法构成了社会网络理论分析的工具，例如社会网络指标和测量方法。在过去近60年的发展中，学者对社会网络在实际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
1 社会网络理论的基本内容
1908年，社会学家齐美尔提出“网络”概念，社会网络的互动形式开始被研究者关注。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弱关系”理论则将社会网络分析推广到了社会研究的各个领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网络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学领域并逐渐占据了北美和欧洲的主流社会学阵地。
1.1 结构观和工具观
结构学说指出，社会结构可以通过两个以上行动主体之间的模块化关系折射出来，位置取向是很好的分析角度，“结构等效”可以用来理解人类社会的行为关系。伯特提出“结构洞理论”：当网络中某一个体处于结构绝对稀疏或相对稀疏地带，其他个体需要把它当作纽带来联结形成关系时，该网络个体就处于结构空洞位置。格兰诺维特在“嵌入性”理论的论述中指出社会网络结构对人类经济行为有制约作用。
基于工具学说与基于结构学说的社会网络观点密不可分，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和新的研究范式，社会网络遵守以下3个原则： ①比起社会成员的个体属性和特定属性，结构化的社会网络关系更能解释社会学中的各种现象，结构方法可以用来补充和替代个体方法； ②社会网络结构的位置特性决定社会网络规则；③社会由诸多网络结构所组成，社会网络结构决定了行动主体关系的运作。
1.2 弱关系力量论
作为弱关系力量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国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弱关系的力量》一文，提出了著名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格兰诺维特首次提出“关系力量”的概念，根据互动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以及互惠交换等4个维度将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他认为网络中同质性较高的个体很难互相提供所需的信息，而异质性则可以成为寻求信息的桥梁，使信息寻求者扩大信息资源视野，获得信息满足。他还指出，虽然不是所有的“弱关系”都能充当信息桥梁，但是能够充当信息桥的必定是“弱关系”。 1985年，格兰诺维特《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指出，经济行为发生于社会网络中的相识者之间，其交易的基础是信任。
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在发展和修正格兰诺维特“弱关系力量假设”的基础上提出并推导了著名的三大假设，即职位强度假设、弱关系力量假设以及社会资源效应假设。
1.3 强关系力量论
不少学者指出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与“嵌入性”概念存在矛盾，因为“嵌入性”概念认为人们的经济行为基于社会网络的信任机制而进行，但是信任是嵌入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信任的建立与维护有赖于网络个体长期的接触、交流与交往，“嵌入性”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支持强关系理论。但是强关系力量的否定者认为，由于网络内部个体的同质性，强关系可以导致信息流通中的重叠与冗余，只能作为联系网络内部个体之间的纽带。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将社会结构比作是一种金字塔型社会网络，按照某种规范的荣誉和报酬划分等级，在同一级中，强关系表现为接近和控制荣誉及报酬的机会相似，不利于信息沟通与资源交换。
1.4 结构洞理论
伯特在《结构洞》一书中首次明确指出，关系强弱与社会资本数量没有必然联系。他为人们展示了两种特殊的社会网络联结：一是开放式网络，即某单一网络个体或某部分网络个体与其他网络个体无直接联系或完全无联系；二是“无洞”的封闭式网络，即个体两两之间均存在联结关系，无任何关系间断现象。伯特在市场竞争行为分析中利用结构洞理论，认为资源优势和关系优势构成了总体竞争优势，结构空洞型社会网络的竞争者具有更多的关系优势，并可获得更大的利益回报。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极端的网络类型是不存在的。
1.5 社会资本理论
该理论认为资源既可以通过占有也可以通过网络关系获得。在此基础上林南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网络三大假设，并且指出社会资源数量和质量与网络成员社会地位的高低、网络属性的异质性呈正相关性，与网络关系力量呈负相关性，社会资源嵌于社会网络之中，并可以以社会网络为媒体来间接摄取。
资源与资本存在一定差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社会网络的概念提升到社会资本高度，他认为存在于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资本的获取跟网络的规模、异质性以及资源数量息息相关。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讨论了两种资本与权力地位的关系，认为它们可以决定社会的空间结构，改变团体与个人的人生际遇和轨迹。虽然认同社会网络、社会资源、社会资本三者的紧密联系性和非一致性，但是林南与布迪厄等未能对其进行详细区分。
随后诸多学者将社会网络资本定义为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的总和，提出社会网络资本是区别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另外一种资本。
2 社会网络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研究方法，已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主要包括如下原理：关系纽带经常是不对称地相互作用着；关系纽带间接或直接地把网络成员连接在一起；社会纽带结构化产生了非随机的网络；交叉关联联结的不仅是个体，也包括网络群；不对称的纽带关系和复杂网络使稀缺资源的分配不平等；网络结构产生了以获取稀缺资源为目的的合作和竞争活动。
社会网络分析所用的数据资料具有自己的类型和特征，它是一组反映行动者关系的信息，社会网络资料首先是关于社会关系的数据信息，简称关系数据，其从本质内容和表达形式上与属性数据都有所不同。常用的收集方法主要是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档案法和实验法。
社会网络统计模型的发展分为3个时期。① 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各种网络统计量的分布应运而生，早期的社会计量学家（1930-1940年）发明了社群图，发展了图论（1940-1950年），研究了随机图的分布。图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概念用来研究社会网络的形式特点，也对社会网络的特征进行了恰当表达。随后统计概率论和代数模型也广泛应用于网络研究。②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人们关注应用统计概率理论对关系的互惠性、均衡性以及传递性的研究，并激励了许多数学家和统计学家建构三人组（triad）的数字模型。其中戴维斯、霍兰德和林哈特于70年表了一系列论文，引入了大量随机有向图分布，提出了利用对数线性模型对数据进行拟合的PL模型。③ 从1986年开始，弗兰克、施特劳斯、伊可达、福斯特、斯科弗雷兹、瓦瑟曼和派提森等先后，给出了P模型及其各种推广形式，这些成果大大推进了社会网络模型研究。
中心度是分析社会网络最重要和常用的概念工具之一，它是关于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的中心性位置的测量概念，反映的是行动者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位置或优势的差异。主要包括节点中心度、紧密中心度、间距中心度3个方面。中心度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中行动者之间是不平等的，有的处于中心位置，有的处于边缘位置，因此他们之间在拥有的资源和信息等社会分层上存在差别，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权力等级、声望等方面。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人们特别关心对某些关系密切的子群的研究，因为构成社会网络的基本元素就是行动者及其群体，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子群，它们互相结合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团聚性的子群包括“团伙”、n-团伙、n-宗派、k-丛等。与之区别的隶属网络属于二型网络，由一类行动者与一类事件所构成，描述行动者集体的关系。
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是构成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一直受到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关注。但社会网络分析对位置和角色的解释与应用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结构观，它关注的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从分析技术上来说，位置和角色分析是目前社会网络分析中数量化程度最高的领域，尤其是在位置分析方面，已应用和发展了许多不同的数学分析方法，主要包括结构等价性、自同构等价性和正则等价性等。除此之外，社会网络分析还发展应用了其他关于网络位置和角色关系的分析方法，包括新发展的统计模型法、关系代数法等。
3 社会网络理论的主要研究领域及成果
国外社会学家通过研究资源的流动来分析社会行动的“网络”，指出社会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网络中心人物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并不是被动地来适应社会力量，而是通过个人的能动性来改变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并获取其所需的社会支持。我国社会学家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主要是实证研究，借鉴和吸收了国外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6个方面。
3.1 社会网络与职业获得
社会学研究者从信息获得途径、信息的种类以及信息的有效性方面来建立社会网络研究范式。1999年，边燕杰和黄先碧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了长春、天津、上海、广州、厦门5个城市的“春节拜年网”，测量了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状况，认为在中国转型期，社会网络的作用是收集信息和获得职业机会。1998年，吴忠民和林聚任考察了山东5个地级市，并在《城市的社会流动》一文中指出不同职业类型形成不同信息网络效应与人情网络效应，影响社会流动。罗家德研究了中国的社会信任、中国人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等，指出中国人在工作中通过以自我为中心的工作网络来达到个人目标。边燕杰通过比较天津和新加坡的职业流动认为，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可以充当没有联系的个人之间的网络桥梁。
3.2 新移民的社会网络与社会流动
1996年，李培林研究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杜海峰认为农村流动人口社会关系与城市明显不同，性别均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单性别竞争群体中的小团体现象。
3.3 阶级阶层与社会资本
1998年，丘海雄对下岗工人进行了社会网络的相关研究。李黎明发现餐饮网对消费分层有正向的影响，社会网络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消费分层的形成。蔡禾和贾文娟在研究路桥建设业工资发放的过程中发现，关系强度可以降低核心工人的不确定性。1998年，刘精明和婉格尔合作，对北京与英国利物浦老年人社会支持网进行了对比研究。李煜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春节拜年网所表现的阶层壁垒强度，由弱到强依次为权威关系、专业技能、产权和公权力。
3.4 社会网络与社会问题
张乐宁指出当代中国社会邻里间的关系是影响个人对犯罪的恐惧的一个重要指标，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对社区安全的影响。倪晓丽和黄少华探讨了网络问题，分析了虚拟社区的社会关系，指出虚拟社区中主要是弱关系的作用。
3.5 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
赵文龙、王夏崎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基于拜年网的社会资本能增加城市居民的信任。张顺、陈芳认为社会资本影响主观社会地位认同主要通过人情机制与预期机制发挥作用。张顺、郭小弦引入分位回归方法，发现社会资本对收入条件分布的不同分位点有着不同效应。梁玉成为回应国际学术界对社会资本功能的质疑，对社会网络同质性和内生性进行了深入分析。
3.6 社会支持
冯世平通过比较研究两个民族的社会网络，发现关系强度要通过“族群背景”的作用来对邻里支持发生影响。蔡禾、卓惠兴、邝子文、叶保强 等也对城乡居民社会支持进行了跨社区研究。王卫东通过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的社会网络模块，认为春节拜年网是社会网络概念本土化的结果，基于拜年网的社会资本测量模型具有普适性。
4 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热点和前沿动态
4.1 创业企业社会网络
学者在总结关系学说、结构学说、资源学说、工具学说等内涵的基础上，阐述了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理论根源、内在机理以及存在的观点差异，探讨了基于创业模式、创业组织以及创业资本的创业企业社会网络表征，剖析了社会网络的功能作用与联系纽带。
在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形成机制方面，建立了社会网络试错过程中的信号示意与试错模型以及个体价值评估与试错的模型等。在资本特性分析方面，比较分析了社会网络资本交易与经济资本交易的差异性，提出了二者相互转换的模式等。在价值与风险分析方面，从社会网络结构剖分的复杂性、社会网络组织协调的复杂性、社会网络资本度量的复杂性3个方面探讨了创业企业社会网络价值形成的复杂性等。在社会网络构建的行为分析方面，界定了不合法且不合理寻租、合法且合理寻租、合法但不合理寻租等3种类型的寻租内涵。
4.2 大学生社会网络
通过对大学生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和特点的分析，理清了大学生具体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拓展过程。大学生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过程实际上也是大学生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系纽带由血缘、地缘关系到信任基础上业缘或契约关系的拓展过程，这是大学生人际关系网络的实际构建特点。
高校大学生的社会关系网络拓展过程，是大学生与家庭、与老师、与同学、与群体发生互动、建立联系的过程，也是其扩大在高校里的获取知识途径、了解信息渠道和捕捉机会的过程。其社会关系网络扩展的规模越大，交往互动的质量越高，蕴含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越倾向于流向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心的大学生。
在大学生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过程中，和谐的人际关系使大学生的精神需要得到满足；大学生通过与同学的交往互动明确了自己的角色地位，大学生个性、情感、意志品质、生活能力等得到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在学习继承各种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的过程中也融入了自己的创新。
4.3 社交工具与社会网络
以微博为例，研究得出：在网络结构上，微博中与亲密网和关系强度网的结构比较类似的是引用关系，它们的小群体划分也大同小异，引用关系应该归于比较亲密的关系，而评论和转发则属于普通关系。在网络密度上，跟社会关系中的亲密度和关系强度最为接近的是关注关系，一般要好的朋友都会在微博上互相关注，延续现实友谊。在中心性分析中，微博上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与现实生活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程度不一定对等，微博中的关系强度与真正的人际关系强度也不等同。虽然微博和社会网络中心度之间没有绝对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微博的关系网络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关系中影响力、亲密度以及关系强度的缩影，换句话说，一个在微博关系的各个维度上居于中心的人在社会关系中不可能处在边缘。
与传统社会资本相比，微博社会资本具有新特点和优势，即高度活跃的关系网络使得获取社会资本的成本降低，自由互动的方式使得社会资本通过弱关系产生，资本存量在虚实结合中存在不平衡性，社会资本获取渠道具有多样性。这些性质经过综合和合理利用可以产生显著的效果。
5 讨论与评价
社会网络理论的提出、发展与繁荣体现出对人类关系社会科学规律的探索过程，该理论的发展历经近60年，几乎对各领域的人类行为活动具有指导作用，得到世界各国学者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这一过程本身对我国关系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具有极大的启示。
（1） 社会网络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其深厚的关系社会学理论基础以及其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从研究中国社会的角度看，关系社会学是一套理论知识，具有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等主要特征；从方法论角度看，关系社会学是一种思维和研究方法论，用来探索和分析社会行为模式，也可以说是一门站在关系主义理论的立场来研究各种社会类型的学问。关系社会学是对人的行为的观察、测量和把握，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是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
（2） 该理论在我国社会学研究领域中取得较大进展，但是依然有待进一步发展和推广。在任何时期，人际关系的非正式规范都是作为调节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关键机制，因此关系社会学是把握中国社会现实及其变动的重要学术工具。
近30年来社会网络研究呈现四大特点：① 社会网络的概念、理论、测量方法和统计模型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的实证研究中，社会网络理论正在成为一个具有方法论特点的跨学科研究领域。② 中国的社会网络研究正在走向专业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专业课程相继开设，培养的专业研究人才越来越多，专业会议陆续召开，专业化学术团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③ 社会网络研究的书籍以及翻译版本等大量出版。④ 呈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特征。
目前，社会网络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① 为使测量可操作化将社会网络的概念简单界定，过度的宽泛和随意使得社会网络理论的解释力降低。② 测量了某一层次之后得出了结论，便与其他分析层次上的研究和发现进行比较和讨论，不存在实际价值。③ 主观地将个案研究、现场调查中得出的结论向普遍意义方面推广，使得后续研究陷入误区。
展望未来，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趋势是：① 在研究范式上，阶级阶层分析视角将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融入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中。② 互联网时代下的虚拟社区成为研究的主要阵地，虚拟社区的社会网络特征、构成模式以及人际社会网络的互动，虚拟社会组织和团体的形成与参与机制，网上互动和资源交换的模式，网络社会资本与现实社会资本的同质性、差异性等问题将成为研究的重点。③ 全球化和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网络结构和功能的变迁趋势。④ 社会网络与社会心理、社会网络与社会信任、社会网络与社会分层、社会关系与法制建设、关系社会学的发展与西部研究规划等相关问题有待深入研讨与交流。
主要参考文献
[1] Bian Y. Br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7，62（3）： 366-385.
[2] Burt R S.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M].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3]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6）：1360-1380.
[4] Granovetter M S.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3）：481-510.
[5] 林南. 建构社会资本的网络理论[J]. 国外社会学，2002（2）.
[6] 林南.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 张磊，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关键词：文艺社会学；反映论；中介论；文艺价值；文艺消费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7—0247—02
人类文明的最初，是与自然紧密相连的，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来认识自身，进而再反过去理解和解释自然界的事物。但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人们将目光转向人类社会本身，朦胧的审美意识也随之产生，与此同时，激发人类美感的艺术也就诞生了。那么文艺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文艺的价值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
一、从“反映论”到“中介论”
（一）“反映论”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受到柏拉图提出的“艺术世界依存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依存于客观理念世界，艺术只能是摹本的摹本”的影响，提出了“摹仿说”，但他摈除了柏拉图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认为艺术比想象的世界更为真实，并非只是摹仿现实世界的外形，还有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客观必然性。这一艺术摹仿自然的理论被古罗马的贺拉斯所接受，他强调艺术应该在生活中寻找真正的范本。
这些思想中已有了文艺社会学的萌芽，一直到19世纪初，文艺社会学得以在斯达尔夫人、丹纳和让—马利·居约手中得到确立，但随后文艺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诸多的变化。
丹纳是实证主义经验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派别采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方法，通过社会调查、填写表格、统计数据等具体的手段，对文艺现象进行定量分析。这种研究方法确实认识到了社会对于艺术，是艺术产生发展的源头，但是研究的形式和结果都流于艺术活动、艺术现象表面，艺术与社会之间内在的深层关系却没有的到充分重视。而以法国学者呂西安·戈德曼为代表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旨在遵照作品的形式结构与一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一定的社会集团的思想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视为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
前苏联的艺术社会学，最初是在19世纪中叶，由其国内兴起的历史文化学派将历史主义的内容引入了文艺学，由于受到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影响，将文艺学置于了从属于社会学的地位，将文艺作品视作历史文献、文化实例和个人传记，将文学史等同于社会思想史，忽视了文艺作品审美属性和艺术特点的全部复杂性。另一方面，历史文化学派所持偏颇的极端发展又导致了庸俗社会学的产生，经济活动对文艺创作的制约作用被看做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艺术家与艺术作品被贴上了政治的标签。
这些派别，在他们对于文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往往都只抓住了关系链的两端，简单地将这种关系认定为是线性的机械反映。文艺的本质成为了简单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文艺作品的创作、鉴赏受制于社会生活，他们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文艺本身的审美属性被忽略了，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解释为单向的决定论或线性的因果论，文艺与社会被固定在了两端，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的众多中介被忽视，“反映论”观念下的文艺与社会生活，也正是因为忽视了生机勃勃的种种中介，也变得失去活力。
（二）“中介论”
“中介”的概念，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一书中就有过解释“不论在天上，在自然界，在精神中，不论在哪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同时包含着直接性和间接性”①。“间接性”在德语里与“中介”是一个词，这里的“间接性”其实就是指此物的存在是以他物为中介，以他物为条件，受他物制约的。列宁的《哲学笔记》中也谈到“一切Vermittelt=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过渡而联系的”②，这是说整个世界是有规律的联系的动态总体，而世界、规律是通过中介联系在一起的。
在文艺社会学发展的阶段中，其实已经有人开始意识到“中介”的地位和所能起到的作用。最早提出在艺术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中间环节”的，是普列汉诺夫，他指出：“绝不是‘上层建筑’的一切部分都是直接从经济基础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同经济基础只是间接地发生关系的。因此，在讨论艺术时必须考虑到中间环级”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承认社会经济基础是艺术产生的根源，但并不会完全掌控艺术的发展，经济基础对于艺术的影响需要通过中间环节来实现，所以艺术并不是对社会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普列汉诺夫还提出了著名的“五项因素公式”，将社会结构分为五个由低到高的层次“（一）生产力状况；（二）生产关系；（三）社会政治制度；（四）社会心理；（五）社会思想体系”④这五项因素还可以继续分出次一等的因素，因此社会结构的构成因素有多少，影响经济基础与艺术的中间环节就有多少，这些中间环节的范围还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无限扩大。
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传统的“反映论”，“中介论”的理论框架更为科学、系统，它指出了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反映与被反映，决定与被决定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经由一系列复杂的中介建立起来的双向互动的，具有创造性的过程。
二、文艺价值功能与文艺消费
1902年，塔尔科特•帕森斯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其父亲是美国圣公理会的一名牧师，后担任俄亥俄州玛丽埃塔学院院长。1920年，帕森斯进入美国阿莫斯特学院学习哲学和生物学。在学期间，受到经济学家汉姆顿教授的影响，他对经济学思想和社会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4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转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在英国，他在L•T•霍布豪斯、金斯伯格和莫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学习，一年后，转入德国海德堡大学撰写博士论文，并在那里受到了韦伯和马克思理论的深刻影响。1927年，他从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美国并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31年开始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社会学，1944年起任哈佛社会学系教授，1946年出任社会关系系主任，1973年退休。期间于1949年担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1979年在德国慕尼黑逝世。帕森斯一生致力于在早期功能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包罗万象的、宏观的社会体系理论，并将这一社会体系简化成理论模型，用于分析各类社会现象；他乐观地将社会看成是和谐的、功能明确的、均衡发展的宏观系统；这与他所在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1937年，帕森斯首部有影响力的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问世，此书把韦伯、迪尔凯姆、帕累托、弗洛伊德等各理论家的思想综合起来，以科学和唯意志论的视角去理解，“国家社会主义何以作为民主的社会行动结构的对立面”。此书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以经验主义为主流的社会学界的认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它逐渐受到广泛的重视，因为它为二战后的社会学家提供了一种答案，以回应如何用有关社会行动结构的理论去解释恐怖政权的问题。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六十年代，美国的实力在战胜国地位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平稳发展的时期。美国在战后这段时间内，以最民主、最稳定的工业社会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逐渐成熟，他在1951年发表的《社会体系》和《行动的一般理论》，1956年的《经济与社会》，以及1960年的《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从社会系统的结构及其功能的角度，发现行动系统内部各因素的相互关联，并提出了分析社会发展的结构功能视角。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国内各种矛盾凸显，社会各类冲突不断。此时，社会学界批判帕森斯的声音开始出现，主要集中在批评他忽视了冲突与非均衡的社会现象。针对这样的情况，帕森斯在晚期著作中借鉴生物进化论提出了社会进化模型，在其1966年的《社会：进化与比较的观点》和1971年的《现代社会体系》等著作中，通过描述社会的分化、适应的升级、包容与价值的普遍化，达到社会变迁与进化的效果。帕森斯的主要理论体系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1.社会行动理论
帕森斯把社会行动系统作为研究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基本单位，“分析社会系统可以分为四个范畴：界定组织目标，并使用其合法化的价值系统、关系到资源流通的适应机制、与目标实施直接过程机制有关的工作法则以及整合机制”。也就是在行动系统中，有四个因素发挥着影响，即行动者、目标、限制条件以及价值规范。其中，行动者代表在行动单元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或组织系统，其主要特征是“自我”，而不是人的个体，是主观的意识。目标，指行动系统本身期望达到的未来的状态，并由行动者通过意识和行为去实现。限制条件，是行动系统所处的外部环境，其又分为两个方面，行动的条件和手段；其中，条件是行动者不能控制的客观因素和环境，它通常在目标之外甚至在与目标相反的方向存在；而手段是可以通过行为者的主观意向予以抉择。价值规范主要涵盖了思想、观念和行为取向，通过合法性引导行动者选择自己行动的目标和手段。这四个影响因素中，限制条件和价值规范影响着行动者对于目标的选择。在帕森斯唯意志论的理论体系中，价值规范比限制条件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影响力也更大。帕森斯在这一早期的理论中，将外在的环境与价值规范内化成行动者的主观意志，并通过主观意志来影响整个行动系统的发展。在以上四种因素的影响下，任何行动系统包含着四个子系统，即文化系统、社会系统、人格系统和行为有机系统。文化系统指系统内人们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如、语言、民族习俗等。当全社会的价值观被其成员所内化，就产生了“社会化”，从而形成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在聚合力。社会系统是由多个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组成，其基本单元是角色而不是个人。社会系统是帕森斯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重点描述的概念，社会系统中各个不同角色发挥的作用，也突出体现了一个系统中不同角色之间功能的区分，它论及不同人们之间的互动，是指人们的相互依赖。人格系统指系统中的个人所拥有的性格和社会属性，从而决定个人的需要、动机和态度。行为有机系统是后期添加进来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待拥有生物特性的行动系统单个组成体-个人。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帕森斯侧重描述四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当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和谐而稳固，就形成了行动系统的制度化发展模式。这种制度化是在文化系统的内在作用下，其他三个子系统合法存在的关系。
2.模式变量分析法
在分析行动系统及其子系统时，帕森斯提出了“模式变量”的方法，用于剖析行动系统。这一方法类似于“二分法”，也就是非此即彼的方法，当行动有机体面临选择时，其价值取向会发挥引导作用，使其在两个极端中间做出选择，最终决定行为的方向。这五对模式变量包括：情感中立性-情感性，表示在行动中，行为体需要表达自身感情还是去除自己的情感因素。比如，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或父母对子女需要表达情感性；在医院或学校中，医生和教师的工作需要不添加个人的情绪，公平地对待其服务对象。自我取向-集体取向，是指在选择过程中，首先考虑个人因素还是集体的利益。在商业行动中，行动者首先会考虑个人的商业利益，人们也普遍期望公务员在其工作和决策过程中，能够以广大人民的集体利益为出发点。普遍性-特殊性，指行动中以普遍的一般性规范为基础，还是以某人的特殊社会关系或者以具有某个群体的成员资格为基础。在现实生活中，如何避免特权阶级，从而用普遍的规范约束其行为是对这一变量的体现。自致性-先赋性，指人们的发展道路是以起先天赋予的性别、年龄、种族、家庭背景等的因素为主要基础，还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和后天取得的成绩来进行发展。专一性-分散性，指人或者行动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在某一特定领域还是可以在广泛的基础上建立。如朋友关系是一种分散性的关系，而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则具有专一性。帕森斯上述五种模型因素是其唯意志论分析方法的具体体现，表现了他的潜在意识是将社会看成是向着普遍论、表现、特定关系与情感中立的方向发展。行动系统中的文化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社会有机体系统，在相互影响和选择的过程中，都需要用到以上五个变量来进行决策，这构成了帕森斯行动系统理论中分析框架的重要维度。
3.AGIL模型-交换模型
在社会行动理论的基础上，帕森斯在理论发展后期，提炼出了一个更加抽象和简明的理论模型。他将行动系统的四个子系统赋予了不同的功能，用以维持整个系统的协调发展。这四个方面代表了与思想关系和物质关系不同的接近程度，意义在于以最有效和可能的方式综合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传统。这一模型被帕森斯称为交换模型，后被他的学生们命名为AGIL模型。这四个方面的功能包括：适应功能(A:Adaption)，指适应并利用外部环境以从中获得工具和资源来实现系统自身的目标，外部系统是一种客观存在，积极乐观地或消极被动地适应环境都是必须的。在行动系统中，适应功能对应行为有机系统。达鹄功能(G:Goal)，指明确系统的目标，并利用资源达到这一目标。在行动系统中，人格系统通过其具有的性格和社会价值观来确定系统的目标以及通过不同途径从环境中获取资源达到这一目标。整合功能(I:Integration)，指在行动系统中协调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使系统能够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社会系统通过制度和规范协调不同方面的关系和利益，达到行动系统中不同因素的团结，来发挥整合的作用。维持模式功能(L:La-tence)通过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来维持现有系统的运转模式。在行动系统中，文化系统通过最主观的方法发挥着维模的作用。但是由于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外界物质条件的支配，所以这一功能也是意志论与唯物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AGIL模型除了在宏观层次对行动系统进行分析之外，也可以被用来分析每一个子系统，即子系统内各因素之间，也存在这一种四分法的功能划分。帕森斯在他的理论中，重点分析了行动系统中社会系统内部的AGIL功能。社会系统中不同社会组成部分通过具体的表现形式对应了这四种功能，分别是：经济发挥适应功能，政治发挥达鹄功能，规范用于整合，价值观可以维持模型。在社会系统的这四个子系统都生产明确的产品-金钱、权利、法律和。这些产品作为输出品，被输入其他系统发挥作用，从而使四个子系统之间存在边际交换资源的现象，一个子系统同时接收其他三个子系统的输入和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其他三个子系统。只有这种资源交换达到和谐状态，整个系统才会发展和进步。因此，帕森斯将这一理论称为交换理论。
4.社会进化理论
在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架构里，着重讨论了行动系统或社会系统的均衡状态，将系统看成是静态的、以主观导向为主要发展动力，却忽视了社会冲突和进化的一面。面对这类批评，帕森斯在理论发展的后期，在AG-IL模型的指导下提出了社会进化理论，分析社会的变迁。根据帕森斯的理论，四个子系统之间是相互依赖的能量交换的关系，如果子系统之间能够达到能量供求的平衡，系统处于稳定的状态。但是，如果一个子系统不能够得到自身发展充足的资源供给，其在整个系统中发挥的作用将不稳固，同时其内部子系统之间也会产生不稳定的情况，从而引起冲突，引发系统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的变迁。帕森斯将社会进化分为四个过程：分化、适应力提高、包容和价值普遍化。分化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单位或结构分成两个以上的单位或结构，其特点和功能意义与原来不同”。适应力提高是子系统分化的结果，分化是适应外部环境和对资源不均衡状态而做出的反应，合理的分化是为了使系统更具适应性。包容是系统发挥了整合功能，接纳新的子系统和组织，使基础更加稳固、效率更高。价值普遍化是将新的单位和组织的存在变得合法化，使社会和个体接受并发展出一套新的社会价值观，从而使进化后的社会变得更加稳固。帕森斯的理论使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系统化并且完整地进行呈现，可以算作世界社会学的开端，他将相对来说彼此隔离的经典欧洲社会理论揉合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框架，他在半个多世纪里都居于近乎统治地位。“在分析和意识形态方面，帕森斯的模型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学理论的每一次主要运动参照点”。他改变了以往社会学注重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传统思路，转而注重经验与理论相结合，唯意志论与唯物主义相结合，使社会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起，批判帕森斯理论的观点和声音逐渐兴起，反对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帕森斯普遍行动理论的模型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图示，而不是令人满意的理论。这一模型虽然易于实用且简单明了，但是说明力相对较弱，涵盖的层次也不够全面，容易被证伪。第二方面，帕森斯的理论过分注重分析社会和谐与均衡发展的因素，而忽略了社会的冲突、失衡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变革。60年代，美国社会在经历了快速发展与繁荣之后，社会各阶层的冲突逐渐显现，帕森斯之前基于社会和谐所提出的理论逐渐受到挑战。虽然在理论后期，帕森斯致力于发展社会进化理论，但仍然没有脱离其结构功能理论和行动系统理论的基础，因此，对于社会变化仍然不具备特别的说服力。第三方面，在社会进化理论中，帕森斯对于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概念区分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没有得到较好的体现。这一理论仍然被帕森斯头脑中深刻的意识形态理念和道德文化所影响。他一直认为，美国社会就是现代社会，因此用美国的标准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的程度。这些缺点在经过默顿功能分析和中层理论的补充与完善之后，在美国社会学界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学研究范式。
二、默顿的功能分析理论
1910年7月4日，罗伯特•金•默顿出生于美国费城的一个俄罗斯裔犹太家庭，父亲是一名裁缝，母亲是崇尚自由思想的非犹太教社会主义者。高中时，默顿经常在图书馆、音乐厅及博物馆中接受艺术的熏陶。1931年，默顿从坦普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那里接受了社会学的启蒙教育。之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索罗金、帕森斯等知名社会学家，从事社会学研究，并于1936年获得博士学位。1939-1941年，在图兰恩大学工作，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和社会学系主任。1941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任社会学系主任、应用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另外还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会主席、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1979年，从哥伦毕业大学退休并被授予荣休教授，2003年在纽约逝世。默顿一生中因其杰出的社会学理论贡献，获得了许多至高的荣誉。其主要的理论为中层理论、功能分析理论、失范与越轨以及科学社会学理论。文章主要关注结构功能主义的相关理论，因此重点阐述默顿思想中与功能理论相关的理论。
1.中层理论
中层理论是默顿在批判传统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找到的一条构建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实质性理论研究的途径。默顿认为，传统的社会学理论依靠唯心的理论逻辑分析，得出的宏大的、试图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分析方法，对于社会事实缺少足够的解释力。中层理论试图解决社会学理论中的几个逻辑层次之间关系的问题，是介于小的工作假设与试图说明一切的社会现象的总体理论之间的中层设想。它“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这一理论能够使我们“超越那种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在一般与完全特殊之间、在概括性社会学理论与历史主义之间的理论冲突的虚假问题”。从这一点来讲，中层理论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功能主义研究的社会学方法论，从而将理论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不仅局限于理论方面的逻辑假设与推断，还注重在经验与实地研究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理论建设。默顿的社会学理论因此也被称作为“经验功能主义”。
2.功能分析范式
默顿在以往功能分析理论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创新了社会学功能分析范式。他对传统功能理论的三个假设提出了修正：第一，传统功能主义认为社会功能具有统一性，即社会中的各种社会活动与文化项目都和谐地相互联系着，并且对整个社会整合与运行做出贡献。默顿认为，社会中的各个部分对整个系统或其他部分是否起作用，或者起正面作用还是反面作用，都是需要通过实践证明的。第二，社会功能的普遍性，认为普遍存在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都会对整个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默顿却认为，从经验的立场出发会发现，某些功能的存在有时也会对整个社会的适应性起到消极作用，同时也需要从时间的维度上看待一个功能的存在是否会长期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三，社会功能的不可或缺性或不可替代性，即认为在一个整体中，社会结构与制度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默顿认为，这个假设同样不能被实践经验所检验，正如一个角色可以拥有不同种社会功能一样，一个功能也可以由社会中的不同组成部分承担，因此当一个部分不能适应整体发展时，也许会被其他可以发挥同样功能的部分所替代。默顿对功能的概念和角色进行了个体适应模式的类型更加详细和新颖的阐述。他认为，功能是指一个结构要素或者一个行动对社会调适做出的贡献，是可以观察到的客观结果。在这一概念框架下，社会学功能分析范式从11个方面对功能进行分析：功能的归属、动机和目的、客观效果、功能在社会单元系统中的效果、功能需求、赖以实现的机制、功能选择、结构制约、动态和变迁、功能分析的有效性以及功能分析的意识形态含义。从客观效果的角度，他提出了有关功能的以下几个著名概念：（1）正功能与负功能“功能就是观察到的那些有助于一定系统之调试的后果。负功能就是观察到的那些削弱系统之调试的后果。还有那种非功能后果的实际可能性，即后果与所考察的系统完全不相关”。这是为了建立多重后果和总后果的净差额的概念。正功能与负功能的提出，修正了传统功能主义中将所有社会结构要素都视为对系统发挥有效作用的存在，而是从相反的角度对现有的许多社会结构提出了挑战，指导社会研究者从正负功能相抵之后的功能净差额的角度评价社会系统的运转，同时也为社会转型提供了很好的社会学理论支持。（2）显功能和潜功能“显功能是有助于系统调试、为系统参与方期望和认可的客观后果。潜功能是无助于系统调试、系统参与方不期望也不认可的客观后果。”这一对概念是为了区分主观目的与客观后果一致和不一致的情况。通俗来讲，显功能是指系统中有意安排的、显而易见的且外在的客观功能；潜功能是指未认识或预想到的后果。默顿重点强调了潜功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他利用这一概念分析了美国社会一些普遍存在的现象，以及西方国家政治机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功能分析范式下，显功能有正负之分，潜功能也有积极与消极的不同。这两对概念互相补充和支撑，为社会学的研究提出了较为明晰的、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分析方法。
3.越轨与失范
负功能和潜功能的提出，挑战了传统的乐观、宏大的功能分析理论，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分析社会的不同角度。在默顿“社会结构与失范”和“社会结构与失范理论中的连续性”两篇著作中，他利用功能分析范式和中层理论指出，社会的变迁和转型，通常是由于社会的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的脱节而导致的，并提出了越轨与失范两个概念。“文化结构是指普遍适用于某一特定社会或群体之成员的指导行为的规范性价值标准。社会结构是指一整套把这一社会或群体之成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失范被看作是文化结构的瓦解，尤其是当文化规范和目标与社会结构赋予此群体成员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严重脱节时。在这方面，文化价值标准可能有助于产生与这些价值自身的要求相违背的行为”。“大规模的越轨行为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一个文化价值系统将某些人人都有的共同成功目标实际上完全置于其他一切目标之上，而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社会结构却严格限制了或完全堵死了达到这些目标的得到认可的途径”。在失范模式的情况下，越轨行为的发生表现为个人对社会结构的适应。默顿将这类适应情况分为五个不同的类型：遵从、创新、仪式主义、退却主义和反抗。他用简明的表格，分析不同的适应行为对文化和制度的反应情况。遵从行为服从于文化目标和制度化的手段，通常发生在受过良好教育而得到较高社会地位或财富的人群。创新是指文化上服从而制度上却拒绝，通常指采用非法手段获得财富的行为。仪式主义指采用制度化的手段，但拒绝承认文化目标的存在，这通常指社会的中下层阶级，父母通常会给孩子施加压力，使其遵守社会制度却突破现存的生活状态。退却主义指既拒绝文化目标又拒绝社会制度，通常指精神病患者、孤僻者等逃避社会的行为。反叛是对现存文化和制度的否定和拒绝，并以新的目标与手段取而代之，例如革命者。默顿的功能主义理论在批判与修正的基础上，为结构功能主义提出了更加细致和谨慎的经验性分析模式，是对现代功能主义的补充和发展，在对社会现象即功能方面更加具有解释力。结构功能主义在西方社会学研究中一度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理论，以帕森斯和默顿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者，以生物学理论为基础，将社会系统看成是有机统一体，在宏观和微观的层次上利用意识形态逻辑分析和经验分析的方法，剖析了西方社会，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社会的发展现象。这一理论既关注对结构、要素的剖析，也重视对功能、关系的考察，把对社会的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结合起来，也包含着辩证思想的要素。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反对的声音逐渐出现，结构功能主义忽略对社会现象的历史分析，过于强调社会和谐与均衡忽略矛盾、冲突和过分强调文化和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忽略经济利益等因素对社会的作用等理论缺陷被指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等在批判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上，继承了该理论的精髓而建立和发展起来。
三、结构功能主义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简言之，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任何社会都具有一定的结构；每一个结构都具有自己的功能；任何结构都是一个系统，系统下还包含不同的子系统；系统的四个功能即整合、适应、达鹄和维持模式。在分析社会系统时，也包含了对现代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就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功能和角色进行了分析。同时，在当今教育社会学中，许多研究都利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分析了教育中的现象并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本节中，笔者重点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教育思想和结构功能主义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1.教育研究中的结构功能主义思想
教育社会学理论中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视角重视教育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要与政治阶层、经济制度和职业技能的需要相联系，揭示出家庭、大众传播工具和社团与专业教育机构的关系。帕森斯认为，学校教育有两个主要的功能，即选择和社会化。他通过AGIL模型，阐明社会平衡取决于贯穿社会系统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普遍相关性。例如，教育可以看作是来自L向A和G的输出。孩子们被教授相应的价值观，然后被输入劳动力市场，最终接受承认的组织责任位置。学校教育承担着为社会分工细化所带来的对职业技能需求进行满足的功能。一个人在学校接受教育的类型，直接影响到其未来在社会的职业和地位。从社会层面上来讲，社会系统的发展需要将哪种价值观进行社会化，也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通过学校里的氛围和师生关系，社会需要的普适的价值观会逐渐被学生接受，以达到文化目标社会化的目的。“在帕森斯看来，学校属于社会系统中具有文化、教育和解释功能的模式维持组织，是维护社会共同价值观并使之制度化的组织。”高等教育在维系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中，起到了将价值体系制度化的功能。
2.高等教育研究中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应用
关键词：主体性;生态文明;理论指导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2-0065-02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哲学这一概念，但是他们的生态学哲学理念已经产生。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带来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急剧加深;工业发展使人们对土地疯狂掠夺，对森林植被无限破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生态问题对人类产生的严重影响，预示生态哲学的发展。生态学是探讨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学术。这些关系都是阐明人与自然之间如何相处的哲学关系，生态学必然会发展到生态哲学。生态哲学是从生态学发展而来，主要是研究生态问题的哲学理论。生态哲学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着重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探讨人、社会、技术、工具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和谐统一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改变世界、认识世界是否成功的关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就要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主体，从人的角度出发以整个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阐明了生态哲学是按照什么样的自然规律运行，揭示了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如今，社会发展迅速，生态破坏严重，马克思生态哲学对社会发展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生态哲学内容概述
1.人是第一主体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里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相一致。马克思生态哲学观中人来自于自然，创造出社会，最终人与自然、社会之间是和谐统一才会保持整个生态系统正常运行。人与自然、社会是整体与部分、系统与元素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实现人类自身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与通过人的主体性很好地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吻合，被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接纳。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本”，人是第一主体。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阐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以人为本”是把人视为改造世界的主体，从人的角度来看自然界。人的利益最终实现，就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曾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以人为主体，就是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协调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整体利益，不能因私而忘公，要保护生态环境，使自然界与社会都得到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大生产，物质欲望大于一切，对自然界无止境地掠夺，造成水土流失、草地退化、荒漠扩张，严重的自私自利行为给整个自然界带来了巨大伤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把双刃剑，它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但又携带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挑战自然界生态承载能力。于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坚持经济飞速发展，要从人类社会长久发展出发，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2.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主要特点
马克思关于生态危机的描述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即使如此，马克思也不是对科学、经济和思维意识形态等社会存在的因素做简单直列式评述，而是运用经得起考验的理论来帮助人们实现对哲学的掌握，要遵循基本理论规律，按照特定的原则如：抽象到具体、个别到一般等原则进行实践。马克思运用这些原则本质地揭露资本主义利润为上的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揭示生态破坏带来的宏观与微观的后果。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一门科学，具有浓厚的科学性。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从自然科学理论出发，以自然生态规律为基础，发展生态哲学。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坚持物质第一性，从唯物主义思想出发，物质决定意识，人只要遵守自然运行规律就可以创造物质，按照自然规律开展实践活动，就可以可持续地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产资料。不然就会造成生态资源枯竭，受到自然界的恶性反馈。第三，马克思生态哲学找到了引发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所在，也找到了改善生态的方法。马克思以及恩格斯都认为，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是造成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原因，旧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只会给社会发展带来阻碍，寻找新生产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只有找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今，建立生态文明社会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最佳途经。第四，马克思生态哲学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生态哲学辩证法就是物质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基础。
3.实践性的特征
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思想精神透露着实践观点，与实践观点存在严密的逻辑性。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和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感性批判做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世界存在的万物都要通过实践去了解掌握，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实践才能顺利地开展。实践主体性是为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基本特性。第一，马克思从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旧生态哲学无视实践，忽视人是实践主体性，因而不能正确阐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把实践当作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活动，人通过实践来掌握世界运行的一般规律，总结经验得出结论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认为实践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人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界，使自然界产生相应效应。实践是人与自然界互相联系的媒介。实践是人作用于自然界的方式，实践产生生态问题，人也要通过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
总的来说，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是以人为根本、以实践为基础、以促进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哲学理论[2]。体现了辩证法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二、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意义
1.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我国人民发展理念的转变
马克思生态哲学特点很好地转变了我国人民对生产、生活的发展理念，深刻改变了我国人民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旧思维。从传统发展来看生态危机的产生都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传统理念的转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我们要摒弃传统中不良的思想，要将物质生产与环境和谐放在一个整体中考虑，放在一个有机系统中进行分析研究。树立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达到不以损坏未来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实践才会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就为我们指明了道路。第一，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坚持以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指导。熟悉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掌握了以人为主体思想理论，排除了以物为本的错误思想，建立了正确价值观。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生态学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科学基础，从生态学出发把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更好地指导我们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第三，坚持马克思生态哲学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马克思生态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生态文明社会。人的实践促进了自然发展，就是掌握了正确科学理论;相反阻碍了自然发展，就是被错误的理论所误导。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所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促进生态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相互和谐统一的基础，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3]。
2.马克思生态哲学提供了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批判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点。他们指出环境创造并影响着人，人也通过实践活动来反作用地改造环境，人在适合于人本性的条件下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为理论指导[4]。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是实践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要掌握以人为本的科学理论，就要理解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马克思生态哲学主体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维护主体利益解决生态问题，促进整体利益的发展。掌握好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更好地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打下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体现了人与自然界辩证统一的关系，它要求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掌握好全体利益，也为后代子孙利益考虑，维护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要求我们掌握自然基本规律，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生产实践活动越多对自然界认识就越丰富，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力越大就更容易创造多样性的生产活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生态文明的建设。马克思生态哲学是辩证的自然观，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通过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达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完成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促进社会可持续向前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3.生态哲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处于严重落后状态加上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我国较长的一段时间采用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忽略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同发展，为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激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我们要立足国情从我国的基本情况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正确的生态理论引导下做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处理好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提高了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勇气。以现在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就是结合马克思生态哲学，把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很好地融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全面的生态理论。
当今，经济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态恶化问题，为了改善生态，人要掌握生态哲学理论，坚持正确理论指导，按照正确方法从事实践，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关春玲.生态哲学的重生：论马克思实践观的生态哲学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关于社会和谐的理论成果，但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理论界已经从目标与手段、目的性与指导性、社会状态与发展理念等角度，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统一性进行了论述：
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对社会发展的目标指向，也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核――发展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之道。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以人为本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方针。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涵――全面、协调、可持续同时也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根本指针，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所实现的社会则必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是有机统一的，二者角度不同，一个是从发展理念讲的，一个是从社会关系、社会状态讲的。作为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也是统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
当前，亟需在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发展轨迹和科学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建设问题上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如何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何体现和检验科学发展观等深层次的理论问题。
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
学术界已经从价值目标与历史过程的统一、长期历史过程与特定发展阶段、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等角度，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统一和深化发展关系进行了论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种替代。“小康”相对“贫穷”和“富裕”而言，主要是指经济上的目标；而“和谐”相对于“矛盾”与“冲突”而言，主要是指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发展目标，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明确的任务目标和一系列的指标评价体系，是一个相对静态的目标；而和谐社会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比，我们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提出的要求要更高、时间要更长、任务要更重。
“构建和谐社会”与“实现全面小康”是有机统一的。二者的现实起点一致，目标一致，实践过程一致。另一方面，和谐是一种社会状态，“和谐社会”是对“全面小康”的坚持、发展和完善。
当前，亟需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古代的“小康社会”有什么区别和联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方面的特征，还是包含各个方面的总体属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有什么阶段性特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哪些条件等重大问题。
和谐社会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位一体”，扩展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谐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理论界已经从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角度、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论述和谐社会建设与三个文明建设的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它们之间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提供重要条件。不少学者分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系，形成了诸多理论观点，如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公共治理的和谐；多党合作制度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政治基础； 中国有没有可能最终建立起“和谐社会”，要看中国能不能在政治民主的道路上持续地获得进步，等等。
当前，在经济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我国现阶段和谐社会建设的经济制度基础是什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什么关系；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之间、公有经济内部各类劳动群体之间、非公经济内部各类利益群体之间能否实现和谐、怎样实现和谐等问题。在政治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何切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如何发挥法治在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等问题。在文化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的背景下，如何有效遏制“噪音”和“杂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如何在全社会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团结互助、诚信友爱的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如何推进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等问题。
和谐社会建设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向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理论界已经从党的历史使命、党的地位和作用、执政能力、执政基础、执政本质等方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执政党建设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和论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由我们党今天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和纲领，实现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生成结构主义
[作者简介]平锋，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生，福建 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6―0103―03
皮埃尔・布迪厄(1930～2002)出生于法国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丹郡的一个底层中产阶级家庭。早年的布迪厄就生活在法国南部小镇德甘(Deguin)这个偏远的农村地区并说一口地道的当地方言。靠着自身的聪颖和勤奋，布迪厄先进入了波城公立中学，随后又进入了著名的、学术上筛选严格的巴黎路易－勒－格朗公立高中(1949～1951)。1951年，他进入了素有培养法国知识分子和精英的渊薮之称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那里，他准备哲学教师资格会考，同时还在巴黎文学院修课。1954年通过教师会考成为中学哲学教师。1958年应征入伍，到阿尔吉利亚为军队服务，从那里，布迪厄开始了他的社会学工作。1958年与1963年发表的两部著作――《阿尔吉利亚的社会学》和《阿尔吉利亚的劳动与劳动者》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从而奠定了他的社会学家地位。1968年至1988年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教育文化社会学中心主任，并创办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行为》。1981年进入著名的法兰西学院执掌社会学教席，达到其学术生涯的巅峰。2000年，他被英国皇家学院授予赫胥黎奖章。
对于布迪厄的一生来说，其个人思想历程与学术旨趣是与其社会出身背景紧密关联的。由于来自法国西南的偏远外省，布迪厄被其巴黎的同辈看作“乡下人”和“外来人”，一种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外在性与他异性使得他在高师学习的每时每刻，都难以遏制地感到不自在。布迪厄称这使他与法国社会的核心制度，乃至知识界的体制处于一种外在性的关系当中。以至即使在成为了法国最富声望的科学机构法兰西学院当时唯一的一位社会学教授后，布迪厄仍称自己“从未感到心安理得地做一个知识分子”，“在学术界从没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在过去30多年里，布迪厄撰写了大量著作，至少发表了343种作品，尚有大量论文至今未曾问世。已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1970)，《实践理论大纲》(1977)，《区隔》(1979)，《实践的逻辑》(1950)，(学术人)(1984)，《语言和符号权力》(1991)《反思社会学导引》(1992)等。“这些著作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已经跻身于战后时代最具想象力和最富成果的社会理论和经验研究之列”。然而，布迪厄却“从未要求自己生产一种有关社会世界的一般性话语”。实际上，最充分地奠定其社会学的独创性的，不是某种“已完工的作品”(opus opera-tum)，而是其社会学的“做法”(modus operandi)，其主要原则体现为非笛卡尔式的社会本体论、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和认识论上的反思性。
(一)非笛卡尔式的社会本体论
在本体论上，布迪厄既反对把社会看作实体性的有形结构，也反对把社会当成同自然界一样的外在于人们的纯客观对象，也就是反对将人同社会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其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把社会看作是社会中的行动者及其文化的复杂交错所构成的有机生命体。在布迪厄看来，社会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其所创造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产物，这个相互关系是由各种象征性的权力网络为基础所构成的相互竞争的力的紧张关系网；另一方面，它又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所创造的文化不断地进行更新和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换言之，行动者及其文化创造了社会，而同时社会又构成了行动者生存与创造活动的基本客观条件，反过来制约着行动者的创造活动，成为行动者的生存与创造活动的前提和出发点。这样，行动者就同其社会构成了一种双重结构并处于紧张的互动之中，彼此之间既各自向对方施加影响，又深受对方的制约。用布迪厄自己的话说就是，“社会现实是双重存在的，既在事物中，也在心智中；既在场域中，也在惯习中；既在行动者之外，也在行动者之内”。
布迪厄认为，社会宇宙的结构是以两种方式双重存在的，即初级客观性(objectivity of the first or-der)和次级客观性(objectivity of the second order)。初级客观性包括各种物质资源的分配，以及运用各种社会稀缺物品和价值观念的手段；而次级客观性体现为各种分类系统和身心两方面的图式，在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思想、情感、判断等各种实践活动中，这些分类系统和图式发挥着符号范式的作用。社会事实是对象，同时也是存在于现实自身之中的那些知识或认知的对象。即，“社会确实是一个客观的结构，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社会在根本上也是由――用叔本华那句名言来说――‘表象和意志’构成的”。这就是社会世界的双重现实本质。为此，基于一种拒绝将主体与客体、意图和原因、物质属性和符号表象割裂开的非笛卡尔式的社会本体论，布迪厄努力克服那种将社会科学要么化约为只关注物质结构的客观主义社会物理学，要么化约为只强调认知形式或次级客观性的主观主义或建构主义现象学(constructivist phenom-enology)的企图，转而采用一种能够同时包容这两种途径的生成结构主义(genetic structuralism)。因此，布迪厄的社会学是一种结构的和生成性的社会学，被其自称为“结构主义的建构论”或“建构主义的结构论”。
(二)关系主义的方法论
在方法论上，布迪厄提倡多元论意义上的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反对唯理论主义和唯方法论主义，反对理论和实践的割裂，倡导建立一种总体性的科学。与那种声称要么结构要么能动者，要么系统要么行动者，要么集体要么个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先在性的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不同，布迪厄主张关系具有首要地位。在布迪厄看来，上述这类二元论式抉择，同时也是一种实体主义或实在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常识性观念，植根于我们使用的语言，它“更适于表达事物而不是关系，呈现状态而不是过程”。因此，这正是社会学必须予以祛除的。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以及对应的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和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的对立，则是受了各种政治对立和社会对立所激发的结果，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相互作用，而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
择，是危害社会学的“毒瘤”之一。因此，社会科学并无必要在这些极端之间进行选择，因为社会现实既包括行动，也包括结构，以及由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历史，而这些构成社会现实的材料存在于关系之中。
关系主义的方法居于布迪厄的社会学立场的核心，但并不新颖，而是一种广泛的、“源出多门且形态各异”的结构主义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传统也可以从列维－斯特劳斯一直追溯到涂尔干和马克思。布迪厄认为，关系性方法是结构主义对社会科学的主要贡献，正是靠结构主义，才使社会科学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学科。同时，这种与实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决裂的关系性思维方式，引导人们根据那种将各个要素与其他要素组合起来纳入某个系统――要素只有在系统中才获得意义和功能――的关系来概括每一要素的特征。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社会并不只由个人所组成；它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各种联结和关系的总和。”在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时，奥尔曼说：“在马克思关于现实的概念中，关系是所有单位中都不可化约的最小单位，而这恰恰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症结所在。在马克思那里，研究主题不是只作为单一实体的社会，而是从‘关系性’的角度理解的社会。”一直试图在方法论上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布迪厄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他都持之以恒地运用和推广这一观念。这可以拿其社会学的两个关键概念场域和惯习(均指一些关系束)作为例证。布迪厄认为，概念的真正意涵来自于各种关系，只有在关系中，概念才能获得其意涵，场域和惯习的概念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而获得的。
(三)反思性的认识论
“如果说存在着一个使布迪厄能够在当代社会理论的图景中出类拔萃的单一特征的话，那就是他引人注目的对反思性的迷恋。”从他早期在他土生土长的封闭村庄内对当地婚姻习惯所作的研究，到他对他本人作为其重要成员的学术圈的分析，布迪厄一直坚持将其科学工具转过来针对自身进行自我分析。可以说，反思性成为了布迪厄的社会学的一种基本态度。虽然布迪厄没有为如何达到一种适当的反思态度提供单一的方法论诀窍，但是在其有关重要论述中，他还是阐述了他认为进行反思的社会学研究所需要的基本方面。
在布迪厄看来，反思性是社会学研究的必需条件和特定形式，是社会科学实际运用的认识论方案。他认为，每一项社会学研究同时都要求对知识与知识的社会条件进行批评性反思，因为正是这种条件才使得研究成为可能。如果社会学是确定人类实践的社会条件的科学，那么它必须同时也是确定知识实践(包括社会学本身)的社会条件的科学。布迪厄对知识场域的分析表明，社会科学家不自觉的把特定的认识论假设与知识场域的利益转译为他们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只有通过“社会学的社会学”的实践，把社会学的方法运用于社会学的实践本身，才有望获得一种摆脱知识实践的社会决定因素的方法。在他看来，这一“反思性回归”响应了一种特定的迫切需要，因为“关于社会学实践的社会决定因素的社会学是摆脱这些决定因素的唯一可能的基础”。唯其如此，“社会学的社会学”即反思性是社会学必不可少的部分，是社会学认识论的一个根本性向度。
当然，布迪厄既非是第一个，也非唯一一个倡导反思性的社会学家，但是，布迪厄的反思性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首先，他的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分析者个人，而是立足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与学术无意识。其次，他的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而非孤身一人的学究重负。最后，他的反思社会学是力图巩固而不是破坏社会科学的认识论保障。因此，与从根本上对客观性进行质疑的现象学、文本学及其他后现代形式的反思不同，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其可靠性乃是其反思性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关键词：人在情境中；生态系统理论；增权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130-02
一、人在情境中
20世纪初 Marry Richmond 和Jane Addams 在慈善组织会社和睦邻组织运动中都推行“人在情境中”的理论范式。例如，Marry Richmond在1917年出版的《社会诊断》中提出“在情境中理解行为”，强调利用环境资源以促进案主的改变和提升（Goldstein，1995；引自曾华源等，2002）。这一点奠定了社会工作从环境角度理解和干预个人以及个人行为的框架，检视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提升个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成为社会工作实务的主要目标和手段。之后心理暨社会学派的汉密尔顿提出了“人与环境”一词，并用其来界定社会工作的特质。20世纪50年代的心理社会学派的托尔（Towle）正式提出了“人在情境中”的概念（许莉娅等，2004）。随着社会工作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不断提升，“人在情境中”逐渐成为社会工作的主要实务原则。Holis（1964）明确指出个案工作的核心观点在于“人与他的情境”（person and his situation）。到了80年代，在对个案工作的概念界定中都广泛提及人与情境视角，关注社会与个人的背景（Goldstein，1996；P91；引自Cornell，2006）。随着精神分析和心理诊断治疗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挑战，社会工作于是将“人在情境中”这一概念纳入到其定义之中。在1987年，美国社会工作人员协会等权威机构将社会工作界定为以“人在环境中”为基础的知识和理论以及服务（Northen，1995，P8；引自Cornell，2006）。“人在情境中”成为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的核心。
“人在情境中”在英语中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person-in-situation”，另外一种是“person-in-environment”。
心理暨社会学派使用的就是 “person-in-situation”这一表达方式，强调情境为个人的“situation”。该学派的“人在情境中”指个人受到其生存环境内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且人的内心事实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经常处于交互作用状态，因此必须注重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许莉娅等，2004：23）。“person-in-environment”由美国社会工作人员协会于1994年正式使用，“人在环境中”指用以描述案主的人际、环境、心理与身体健康状况的知识系统，该系统兼顾了案主的问题和能力，强调问题不止来源于个体特质同时也存在于个人与环境的复杂性（Karls&Wanderl，1997；引自曾华源，2006）。
尽管“人在情境中”的表达方式不一，词汇背后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也不相同，综合而言，无论哪种表达方式都包含了三个层面：人的层面、环境的层面、人与环境关系层面。不同的理论对人的层面、环境层面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都有不同的看法。下面将根据这三个维度比较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
二、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的比较
（一）人的层面
生态系统理论相信人的能力，认为个人是主动的有目标的，有能力为自己做最好的决定和选择，实现自我的发展。人的发展能力包括人际关联能力、胜任力等。人际关联指个人拥有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能力，这种能力始于亲子间的依附关系的建立，并因此建构了个人在未来生命周期内所发展出来的各种互惠性的照顾关系。胜任力指通过个人与环境的互动而建立的个人掌控环境的能力，包括自我的效能感、建立人际关系、做决定的能力、获取资源和支持的能力（郑丽珍，2002：258）。
增强权能理论认为应将人视为有能力、有价值的人。每个人都不能缺少权能，个人的权能不是他人给予的，而是要通过社会互动不断增加。个人需求不足或者出现问题无法实现自我，主要是因为人受到来自于环境本身的压迫，而产生无力感、边缘化、缺权化（郑丽珍，2002），因而无法与环境进行交流，缺乏掌控自己生活空间行使决策权力的机会。增强权能取向的社会工作主要关注的对象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在人性的层面上，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增强权能理论都对人持积极的肯定态度，相信人的价值和能力。将个人的问题与环境的状况联系起来，避免对人问题笼统道德化的归因。
（二）情境层面
生态系统理论借用生态学中的“栖息地”一词来指代环境，栖息地指个人所在的文化脉络中的物理以及社会环境。首先，环境是结构性的。环境系统化分为不同层次。其认为个人所在的系统层次是一个层层相扣的巢状结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微观、中介、外在、宏观系统（Bronfenbrenner，1979；引自郑丽珍，2002：260）。同时，生态系统也将时间纳入到情境场域之中，主要指人的生命周期（life coerse）。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人生命历程随着社会改变而改变，不仅包括家庭、学校、工作以及社区的改变，还包括社会思想、价值和观念的改变（Riley， 1997；引自Germain&Gitterman，1995）。时间维度又可以具体包括：个人时间、历史时间以及社会时间（Germain&Gitterman，1995）。
增权理论的目标在于协助案主获得掌控生活空间和发展的动力，以降低社会情境的压迫。其所说的社会情境主要指社会经济结构下形成的情境，包括主流意识信念、社会阶级地位落差、社会权利不均、社会标签和控制因素等（郑丽珍，2002b；引自曾华源，2006）。处于弱势或边缘地位的人们无法有效地从主流的社会环境中获取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资源。社会主流环境排斥弱势群体，他们的社会地位不断地被边缘化，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弱势群体感到改变无望，产生无力感。
在情境层面上，生态系统理论对于情境的定义非常广泛，基本上将个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到其中，建立了一个综融性的系统体系。尽管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所包含的情境意义广泛，但其更强调面向人的情境，人生活的环境呈现由近及远的分层分布状态。相比之下，增权理论则更强调社会制度性和结构性的环境，个人的自我实现无法实现其原因在于社会制度和机构的不公平，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受到制度的压迫和钳制，无法获取成长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和机会。
（三）人与环境关系层面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自身与其他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生态思维（ecological thinking）”（Germain & Gitteman，1995），认为人在情境中是一个联合的交流系统，人与环境互相影响，形成一种互惠性的关系（郑丽珍，2002：257）。互惠性的关系体现在人与环境之间并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双向相互影响的。人的改变会影响环境，受到影响的环境同时也会反作用于个人。人作为环境的主体，个体问题在于个体能否适应环境，也取决于个体与环境间是否能维持良好的调和度。首先，个体依赖于环境。个人在不同的成长发展阶段需要从其生活的环境之中获取足够的资源和支持。如果个人胜任能力不足，就将无法从环境中获取资源以满足其需求，从而导致个体的问题。其次，个人需要适应环境。个人为了持续地从系统中获取资源以维系自身，需要与环境保持适度的关系，这一关系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称之为“调和程度（person-environment fit）”（German&
Gitterman，1995）。人尊重环境，如果个体从环境中获取资源超过了环境的能力，那么就会逐步造成环境各系统的污染。人类一旦无法从环境中获取维系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生理、认知、情绪和社会发展功能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出现解组或死亡（郑丽珍，2002）。考虑到环境本身的结构可能也会对人产生的限制与障碍，即环境对于个体也产生反作用。
增权理论相信个体的问题不在于个体本身，而在于环境的压迫和限制。环境中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的权能障碍。直接权能障碍限制个体获取物质资源，间接权能障碍指缺少维系社会均等的资源结构和社会价值，个体缺乏参与社会的机会，从而无法实现自我价值（郑丽珍，2002）。缺乏权能将导致无力感，个人因而无法有效地与环境进行交流，长此以往，弱势的个人将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中，他们在心理上会逐渐接受并内化主流环境对于他们的标签，逐渐缺乏改变的动力，弱势群体更加被边缘化。
回到人与情境的关系层面上，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所展现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互为主体关系，人在情境中表现为人与环境之间的互惠交流关系。人通过提升胜任能力与环境建立良好的关系，环境也会产生好的人际关系（曾华源，2006）。增权理论关注人与环境之间是循环关系（曾华源，2006）。其逻辑在于：社会结构的压制导致微观层次个人的无力心理状态，这种状态转而影响个体的社会参与。个体想要改变自己的境遇，首先要通过意识的提升，看到环境对于人的压制，提升改变的能力，才能去改变社会结构。
三、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介入策略比较
对于界定问题的来源会影响社会工作处遇模式的方向和策略。根据上文的讨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对案主问题的成因持不同的观点，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的介入模式。
依据社会生态系统的观点，在生命历程中的事件会被界定为“问题”的，经常是发生在人与环境复杂的交流系统中所引起的落差或失衡，并进而产生压力或危机的感受，称之为“生活的问题”（German&Gitterman，1980，1996；Pardeck，1996；Hartman，1983；引自郑丽珍，2002：265）。具体而言，生活问题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困难的生活转型或创伤性实践，指的是个人与家庭生活周期阶段的交替和演变，包括生理和社会的变动，预期与非预期的，长期或突发的，这个会带来个人地位和角色的改变；（2）环境压力，个人从环境中获得资源以增进自己的适应能力，但环境本身的结构也会阻碍个人的适应性发展，比如不平等的机会、难以应付和没有回应的组织都会影响个人的生活；（3）功能失调的人际过程，包括剥夺、不协调的期望，不良的人际过程都会影响个人生活的结果和对环境的应对（Payne，2005；引自何雪松，2007：91）。
基于此，生态系统理论提出了“生命模型”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干预的对象包括个人、家庭、次文化、社区等各个层次系统，综合各种工作手法，通过多元和多面向的干预策略而增进个人适应能力或者加强或建立社会支持以达成个人与环境的调和度。具体的干预手段例如：增进适应性的技巧以降低个人源于压力而产生的挫折感；增进个人的能力以去除环境障碍，增进个人的人格动力等。当然，生态系统理论看到了环境本身可能对个人造成影响与困扰，强调环境改变的重要性，但是生态系统理论将环境分层，环境改变的重点是个人生活所处的微观与中观层面，对于大的社会制度等宏观情境的改变社会工作显得有些无能为力。
增权理论认为个人的问题在于社会环境与结构，而不在于个人本身。个人受到环境的限制和压迫以及长期的负向对待，因而缺乏权能与资源发展和实现自己。那么，增权理论的干预策略在于增强“权能”。“权能”，即权力与能力，指的是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空间与发展的各种有利动力，也指个人对自己受压迫处境的意识提升。社工主要从三个层面上进行增权：（1）个人层次，使个人觉得他有能力去影响或解决问题；（2）人际层次，指帮助个人获得和他人合作促成解决问题的经验；（3）环境层次，改善社会制度或结构。
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的介入焦点都包括个人和环境，但是生态系统理论更强调个人的改变以适应环境，强调适应性仍说明了生态理论假设有一个基本的社会秩序，而压制了激变社会变革的可能性（Payne，1991；引自周玫琪等，1995）。增权理论试图增强个人的权能以改变受到压制的环境，相比之下更注重社会环境的改变。
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对于“人在情境中”的诠释不同，但是两者在社会工作实务中是融合的。生态系统理论在策略上同样也强调增权。增权是生态系统理论生命模式的重要实务原则之一（for example， Lee， 1994； Simon， 1994； Solomon， 1976， 1982；引自German&Gitterman，1995）。增权策略适用于“生活模式”的各方面。例如，对于个体进行增权，提升个体的自尊、胜任力、人际关系能力等（German&Gitterman，1995）。同样，在增权理论取向的社会工作实务中，利用生态系统对于环境的结构化框架分析案主面临的境遇，为增权提供了介入方向。
四、小结
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都强调“人在情境中”，关注个人和环境的关系。通过人的维度对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增权理论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对于“人在情境中”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毋庸置疑，两者都对“个人问题”和“公共议题”进行了区别化对待，看到了个人问题背后存在的环境因素，避免了对个体道德化的归因。生态系统理论为社会工作提供了人与环境综融性的分析框架，但是生态系统理论在实际的操作上有诸多的限制，强调对于案主适应环境，使个体仍然顺从于主流的社会压力与结构，忽略了案主的主动性。相反，增权理论弥补了生态系统理论，首先强调环境中的压迫与限制，试图由个体的自我成长汇集成大的社会改变和社会运动（Torre 1985，引自郑丽珍，2002）。
通过对应性的比较分析，尽管生态系统理论与增权理论各自的假设与理念存在差异，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社会工作实务中没有哪一个理论是完美无缺的，这提醒我们必须以整合理论的视角看待人的问题与需求。
参考文献：
[1]何雪松. 社会工作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佩恩.当代社会工作理论：批判的导论[M].周玫琪，等，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
[3]宋丽玉，曾华源， 施教裕， 郑丽珍.社会工作理论——处境模式与案例分析[M].台 北：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2
[4]许莉娅 .个案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曾华源，黄俐婷.心理暨社会派、生态系统观点及增强权能观点对“人在情境中“的诠释比较[J].东吴大学学报，2006，6（14）：63-89.
【关键词】社会网络；农村居民收入；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一、引言
随着我国转型时期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居民收入差异产生的原因和影响问题已日渐成为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当前，对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分析主要是从经济学视角进行研究。而作为社会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社会网络被广泛应用于城市居民或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以及收入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以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视角分析农村居民收入，研究“人情”和“信息”等社会网络因素对农村居民收入，尤其是非农收入带来的影响将是一项十分新颖而有意义的尝试。
二、社会网络相关理论
（一）弱关系理论。格兰诺维特（Granovtter，1973，1974）认为强弱关系在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个体与社会系统之间发挥着根本不同的作用。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则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纽带。“弱关系理论”开创性地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探讨人们的职业获得，研究发现弱关系能够为求职者提供非重复性信息，因而就能获得更好的职业和收入。
（二）社会资源理论。林南（Lin，1982，1990）在发展和修正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时，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他提出弱关系能够联系到资源丰富者，从而使其能够获得较好的职业机会从而有利于其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提升。通过弱关系不仅能进行信息沟通，而且能完成资源的交换、借用和摄取。
（三）强关系理论。边燕杰在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基础上建立了“强关系理论”，他认为中国人通常运用强关系来找到掌握社会资源的社会行动者，从而获得更好的职业与更多收入。他的调查研究（2001）表明通过个人网络寻找工作，强关系的作用大于弱关系，关系网中的强关系在中国社会的寻职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四）结构洞理论。博特（Burt，1992）指出，结构洞既可以传递非重复信息进而控制竞争优势，占据网络结构洞的行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更优回报的可能性就越大。
三、基于社会网络的农村居民非农收入研究
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方式也逐步由单一的农业收入转向多元化发展。本文将注重研究嵌入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网络资源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尤其是非农收入的影响状况。
（一）研究假设。
社会网络（求助网）对农村居民收入（非农收入）的影响：日常生活中，农村居民能够获得日常帮助的人脉资源越丰富，人情关系帮助其获取有益信息的途径就越多，就有助于其获得较好的资源，因而农村居民收入（非农收入）有积极显著影响。
（二）方法与变量描述。
1. 数据选择与测量方法。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0年1月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组织的“陕西省农村居民和谐与平等发展问卷调查”。本文将主要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
2. 变量选择与描述。
因变量：09年农村居民总收入、非农收入。为了让收入分布更趋于正态分布，本文还对2009年的总收入和非农收入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并重新定义为两个新变量放在模型中进行分析。
自变量：社会网络（求助网）。本文所构建的“求助网”所描述的是当农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麻烦时，倾向于向交往圈中能够帮助自己的人请求帮助。调查问卷中将来自亲属和本家族与邻里的资源关系定义为强关系，来自普通朋友的资源关系定义为弱关系。对社会网络因素的测量主要是通过受访者对日常生活中遇到麻烦时能够求助的人员所从事的职业类别问题来体现，问卷中将职业类别划分成20种，并使用边燕杰（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教授对社会网络的测量方法，分别用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构成与网络顶端，知识层纽带，经理层纽带和领导层纽带七个指标来描述其所蕴含的社会资源数量。网络规模是指能够接触到的求助对象的人数；网络密度是指求助网中亲属和本家族与邻里所占的比重，它反应的是强关系；网络构成是指求助网中拥有职业类别的个数；网络顶端是指网络中的最高职业的声望；知识层纽带是指求助网中是否有科学研究人员，法律工作人员，医生，工程技术工人，大学教师，中小学教师；经理层纽带是指求助网中是不是有企事业负责人；领导层纽带是指求助网中是不是有政府机关负责人，党群组织负责人。此外，本文还选择了一些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户口、婚姻状况、09年就业状况、工作住址、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等。
3. 对自变量社会网络（求助网）进行因子分析。
考虑到这七个指标存在多重共线性，根据边燕杰教授对社会网络中“人情”和“信息”两大因素对求职过程影响的实证研究，本文先对这七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从上述7个测量社会网络的变量中提取出“人情”和“信息”两个因子。
（三）实证结果分析。
1. 模型1和模型2的解释力都达到了20%以上，并且加入社会网络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较基准模型均有所提高。这说明社会网络变量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具有显著的影响。
2. 在模型1所测量的“求助网”中，“人情因子”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村居民年总收入增长14.1%，“信息因子”每增长一个单位，农村居民的年总收入增长6.3%。模型2所测量的“求助网”中，“人情因子”每增长一个单位，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增长19.7%，“信息因子”每增长一个单位，农村居民非农收入增长11.2%。实证结果证明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设的观点，即在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求助网络资源越丰富，人情关系对其获取帮助的途径就越多，对获得更多有益资源的帮助就越大，从而更有机会获得较高的收入。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社会网络的研究方法，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构建了农村居民日常生活“求助网”模型，并以2010年陕西省农村居民调查实际数据进行分析验证，论证了社会网络资源对农村居民收入尤其是非农收入的正向影响，同时证明了利用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收入尤其是非农收入进行分析具有可行性。正如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建立的社会网络对增加其收入尤其是非农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如何引导并帮助农村居民构建有效的求助关系，增加“人情因子”和“信息因子”，是值得政府和学界进一步研究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尤其是非农收入的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1] Granovetter， Mark. The sh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1973，1360-1967
[2]林南.社会资源和关系的力量：职业地位获得中的结构性因素[J].国外社会学1999（3）.
[3] Bian， Yanjie. Bring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Connection， Bridges， and Job Search i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3，june）：366-385，1997
摘 要 本文主要对“人情观”的概念在各个研究学说中进行辨析，梳理出明确的含义以及界定，从“人情”在文学、社会两种维度中的内涵探讨中，提出“人情观”在体育领域中的体现及研究的必要性。
关键词 人情观 传统文化 文学 体育
一、人情的概念
孙曼丽在研究四大名著三国演义中给“人情”下的定义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人际情感的规范和法则，既所应表现的情感叫人情”。在先秦古籍中，“情”又称“人情”。《荀子·正名》、《礼记·礼运》以及法家等先秦典籍，均对“人情”概念作过异常丰富的阐释和说明。
涂可国在儒学、人情文化与人际关系的优化提到“人情”大致包含以下几种涵义：（1）指人之常情，即普通人都赋有的欲望、需要及性情，很有点类似于“人性”概念；（2）指个人遭遇不同情境时，由需要是否被满足所引发的各种心理体验状态，即人之感情，《礼运》中说：“何谓人情？ 喜、怒、哀、惧、恶、欲，七者非学即能”；（3）指恩惠、情谊。它是指称由人际互动和感情交流所产生和表现出来的社会物象，表征着互动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4）指个人为达到一定的功利目的，与他人进行社会交换时用来馈赠对方的价值资源。
孙春晨在“人情”伦理与市场经济秩序中提到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人情”所蕴涵的意义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同样是言说“人情”，在不同的具体境遇下，它的“所指”是不同的。一般说来，“人情”大致包含有以下三层意义：（1）“礼节应酬和礼物馈赠”。这是指在人与人交往中为增进情感和友谊而实施的相互性应酬和馈赠行为。（2）“人之常情”。它带有被公众所认同的、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日常交往行为准则的特性。如我们说“这种做法合乎人情”就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3）“情面和恩惠”。这是指人与人之间基于“人情”的某种关怀和帮助。
长期的“人情”文化积淀，使得中国的“人情”伦理非常发达，形成了具有中国特征的人际交往伦理模式和世俗伦理文化。所以要确切的给人情观下一个定义，必须视乎其所在的时代背景和个人所处环境。
二、文学中关于人情的传播
文学在某种程度上称为人学或人性学，它为人所作，灵感来源于人的生活，它强调从文学文本来研究和分析人学或人性。人情观念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一开始的人情意识是基于一种精英文化，从治理和从上而下的大多含有政治形态的观念。但其慢慢泛化和落俗，文化载体是其重要的手段。
陈晓芬在宋六家“人情”观念及其散文走向之中提到唐宋家中的宋六家散文对“人情”一词的使用频率很高，粗略统计，六家文的运用次数，竟相当于《全唐文》运用总次数的70%余。对唐宋八家进行比较，韩愈文中“人情”一词出现不足10次，柳宗元文出现3次，而欧阳修文则出现70余次，苏轼、苏辙文各出现50余次，除苏洵用此词较少，王安石、曾巩都达20余次。这一现象的产生，应当不是偶然。“人情”一词的涵义比较宽泛，在深入讨论之前，我们首先需对词义做出界定。以《汉语大词典》为据，本文的讨论基本上限定在释义的第一项：“人的感情”，同时兼及二、三项：“人之常情”和“人心，众人的情绪、愿望”。不难看到，这三项词义有密切联系，而且，从观念层面来看待宋散文家对人情的认识，其含义也的确是多层词义的综合融汇。在文中高频率地使用“人情”一词毕竟只是数量上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宋六家有不少专门的文字探讨人情问题，从而表现出比较自觉的人情观念。
清初顺治年间编修《明史》，全书有四十六篇出现过“人情”，都当人心局势来讲，一些正史书面的记载，人情的含义大多数是针对“民心，常情”的说法，明清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文，记录市井生活的流动状态，也就是移民生活方式，这批白话文最早涌现了类似今日概念的“人情”观
三、从社会多维度层面探究人情的内涵
金尚理在讨论儒家的“礼因人情”说中认为“人性或者人情都是附属问题，是作为治道的合理性的依据来讨论的。”因为在孔子之前，对人情的讨论尚少，相比较而言对天道与神事讨论较多，孔子之后，由于周代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崩溃，雄霸者了解人性与把握民情愈显得必要，人的情性渐成为先秦思想家的一个大课题。且由于儒家一直关心治道的缘故，使得人的性情问题一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所以，在通篇的文章中，如此看来，视人情为礼之本，虽然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上考查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从逻辑上看，这种说法却有一定的道理。
例如，儒学中所涉及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思想，但在儒学无法调和的社会矛盾激发的时代，墨子以兼爱为核心，从“非政、尚贤、尚用、节用、节薪、天志、明鬼、非乐、非命”九个方面论述其思想观点，兼爱思想是贯穿始终的，而其兼爱思想中也蕴含了深刻的尊敬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观点。将在劳动人民中间自古存在的一种互助互爱的美德“兼相爱”作为某种客观精神范畴，抽象化为一种社会法则加以普遍化；并以“兼爱”为核心形成一套社会政治理论框架，对社会政治制度加以改造，其思想迅速在中下层人民中传播，成为当时社会的时代最强音，“天下之学，不归扬既归墨”.
宋洪兵在韩非“法通人情”论探析一文中认为人情论虽非韩非首创，但人情论的理论化和体系化，却完成于韩非。法家代表韩非子韩非认为“人都是在为生存而互相计较着、交易着、争夺着和吞噬着”，人活着一切都是利害关系，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被揭去了脉脉温情的面纱，从而还事物以残酷的真实。因此，韩非主张以法治民，以术治官，其出发点都应该遵循“人情”。这便是韩非的人情论。韩非的治乱思想就是在人情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韩非认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在这里，人情是依据，赏罚是手段，因循是方法，目的是实现天下大治，这就是韩非治乱思想的理论依据和内在逻辑所在。
以上所述，中国所特有的人情观是与在中国传统儒释道乃至墨学、法家之学等众多学派、思潮中所产生和发展，在多个学派领域中又和儒学学说密不可分的，对传统中国社会中普遍盛行的人情文化产生的影响至深至广，从多个维度和层面形铸了历史悠久的中国人情文化形态，并由此改造和重构国人的处世哲学和人际关系，使人情成为维系中国人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在很大程度上，儒学的人情特质决定着中国人情文化的内容、特点、走向和发展。
四、体育中人情观的特点
在关于体育的学术中，还没查询到与人情相关的论说，但人情观归根到底是人与人在一定环境下交往所持有的观念，在这一方面的理论体系中，所以近来，受西方诸多理论和概念，特别是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资源理论及社会网络理论的影响，有些学者逐渐倾向于将人情和面子作为一种关系资源附加在西方的相关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或建构模型。例如张正民在探析体育运动中的人际关系和交往，运用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资本类型分为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资本论来阐述人际关系是建立特定的资本禀赋之上，体育中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具体和抽象的双重关系；李农在竞技体育中的人际关系中直接指出体育运动中人际关系有以下特点：1.契约竞争关系。2.超越世俗的平等关系。3.他们无一不是把体育场看作是社会的缩影，把运动关系过程看成是人与人交往的过程。而更多的论文是就体育在教学中合作与学习人际关系的研究，从知网-篇名“体育人际关系”检索出47篇文章，其实39篇是关于教学中人际关系的研究。他们都有相应的功能以及各自的制度化形式。从理性和法制的角度来说，这个很好的弥补了中国传统中更多感性的不足，但完全搬弄别人的东西来理解自身的东西，难免会有所欠缺的地方。
五、从人情观念来研究体育中所涉及问题的必要性分析
首先，体育的改革跟随着经济改革前进的，在商业社会中发生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体育领域中也不可避免，体育中，不论是规矩制定，或者训练方式，国外是远远比我们先进的，但本国的文化沉淀所沿袭下来的风情和习俗，决定我们不能照搬别人家的一套，足球的问题是把很多社会问题集中反映，不论是假，赌，黑，还是做人情，这些都不是单纯足球领域所固有的东西，例如羽毛球和乒乓球的让球事件，虽然事情有百般辩解，但何智丽的出走，和2011年所有羽毛球大赛中，中国选手在比赛中对阵99次，其中有20次没有完赛（11场选手弃权），当中国选手对阵其他国家的选手时，这个比例是0.21%，还有田径赛场的兴奋剂丑闻，有些东西不是足球特有，也不是中国特有的东西，有些是观念的不一样，所以探究体育别是足球中的人情观，是很有必要的。
其次，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研究的分支很多，大多是从文学或者社会现象来进行研究，但其理论运用要不就直接套用，要不就特取某一阶段，某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整体推断人情方面的含义变化的研究比较少，在体育中，一般来从人际关系的交往方面直接运用到国外的理论比较多，但也还是比较局限很少的文章内，现代的人情观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概念，其发展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含义，我们用着别人的制度中所产生制度之外的事情，既是我们对别人的制度理解不够，也是对我们的文化把握不够，所以弄成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效果。
最后，在针对现在社会的道德现状，提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对我们自身的文化有所清晰地认识，但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各个行业的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接触的人也是不一样的，只有体育才能产生最大的凝聚力，自发地组织各式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为自己喜欢的项目欢呼，为自己的喜欢的球队出谋划策，所以在建设社会核心价值观，体育的文化内涵应该更好的结合民族的文化很好的挖掘。
参考文献：
[1] 宋洪兵.日本徂徕学派对儒法“人情论”的继承与超越[J].求是学刊.2005.32.5.
[2] 涂可国.儒学、人情文化与人际关系的优化[J].东岳论丛.2011.8（第32卷第8期）.
[3] 孙春晨.“人情”伦理与市场经济秩序[J].道德与文明.1999.1.
[4] 陈晓芬.宋六家“人情”观念及其散文走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第36卷第2期）.
[5] 金尚理.讨论儒家的“礼因人情”说[J].甘肃社会科学.2004（6）.
[6] 宋洪兵.韩非“法通人情”论探析[J].社会科学战线.2003.6.
[7] 翟学伟.人情，面子和权力的再生产[J].社会学研究.2004.5.
[8] 张正民.探析体育运动中的人际关系和交往[D].北京体育大学.2005.4.28：4.
[9] 李农.竞技体育中的人际关系[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1.3.3.
[10] 薛可.人际传播学[M].
[关键词]文明；文明体系；论争
[作者简介]刘辉，河南省社科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河南郑州450002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7-0027-04
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内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突出表现在：一是随着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在中央文件中的相继提出，理论界掀起了一轮研究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热潮，大量研究成果纷纷涌现。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建设的提出催生了社会文明(本文提到的社会文明指的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相对应的、狭义的概念)这一新命题，专家学者围绕社会文明进行多方面探讨并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三是在社会文明类型日益增多的基础上，理论界提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概念并对文明体系诸要素进行归纳概括。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的不断充实完善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近年来，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文明的研究虽然成绩斐然并且达成了不少共识，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本文就几个主要的分歧谈谈自己的浅见。
一、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的发展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从改革开放初期两个文明的提出到党的十七大生态文明的提出，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经历了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演进过程。近年来，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的发展脉络作了不少研究。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的发展脉络应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算起一直到现在，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如有研究者提出如下观点：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一位一体的文明观；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二位一体的文明观；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三位一体的文明观；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四位一体的文明观。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的发展脉络应该从改革开放以来算起。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经历了以下发展历程：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也有研究者提出是或者十二大)最早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到十六大提出政治文明再到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如有学者指出，从十二大报告中提出的“两个文明”到十六大的“三个文明”到现在的“四个文明”，这是党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又一次突破和发展。另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经历了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提出――政治文明的提出――社会文明的形成――生态文明的提出的历史演进过程。持第二种看法的专家学者把社会文明作为我国文明理论演进历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关于社会文明形成的标志，他们的观点各异。有的认为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有的认为是十六届六中全会，还有的提出是十七大。
关于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的发展脉络，笔者有以下几点看法(1)社会主义文明理论历史演进的逻辑起点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算起较为妥当。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在推进我国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的确没有就有关文明问题作过阐述。以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思想为例，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等六大方面，但不论哪一方面内容都没有涉及到文明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继承并发展了思想，标志着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的产生。(2)把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的发展脉络以中央文件或我们党的领导人首次提出某种文明形态为标志划分为为几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的做法似是不妥。当前理论界存在的一个误区就是在探讨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的发展历程时，片面强调我们党所做的贡献而对理论界的付出只字不提。事实上，几乎每个文明形态在中央文件正式提出之前，理论界已经有专家学者提出并进行过探讨。如精神文明一词，在党的十二大提出之前，已经有学者撰文探讨。又如政治文明一词，大家都知道是在2002年十六大提出的，但是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有学者提出这一概念，如《学术研究》1986年第4期刊登了肖君和的论文《关于“社会政治文明”的思考》，第5期发表了范贤超、周建平《政治文明初探》一文。此后，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论述一直没有间断。再如生态文明是在十七大提出的，然而上个世纪90年论界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成果已经相当丰富，其中不乏精品力作。笔者以为，中央文件每个文明形态的提出，既是时代呼唤使然，又是理论界呼唤使然。笔者的思路是，对社会主义文明理论发展历程的研究除了牢牢把握我们党的理论动态外，也要牢牢把握理论界的研究动态。把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文明的阐述与理论界的有关论述结合起来，采用分析与综合的研究方法，既要分别研究每个文明形态的演进过程，又要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的发展轨迹，从而揭示社会主义文明理论从初步形成到发展、进一步发展再到完善的过程。(3)社会文明可以视为社会主义文明理论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社会文明一词目前并没有出现在党的中央文件中，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理论界在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的基础上进而提出社会文明的概念。早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结束不久，有研究者就敏锐地捕捉到这次全会首次提出社会建设这一信息并提出社会文明的概念。《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发表了萧君和的文章《一种非常重要的文明――关于“社会文明”的思考》。目前，社会文明这一提法已经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认同。
二、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包含的形态
十六大以来，随着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在中央文件中的相继提出，以及社会文明在理论界的提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提法越来越多，但是社会文明体系包括哪些形态，目前理论界各抒己见，分歧很大，有“三系说”、“四系说”、“五系说”甚至“六系说”。其中比较流行的观点有以下三个：
(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四系说”(Ⅰ)。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新命题，自那以来，和谐社会、社会建设成为理论界研究的新领域和热点问题，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社会文明的概念。学者们认为社会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明。社会
主义的文明系统应该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四位一体。如有学者指出，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状态的有机统一体，人类文明也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有机构成的统一体。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有研究者甚至作了形象的比喻：如果用一棵生长正常、万古长青的树来比喻人类文明的话，那么物质文明是它强劲的树根，政治文明是它的粗壮遒劲的树枝，精神文明是它繁荣茂盛、充满活力和朝气的绿叶，社会文明是人类文明这棵参天巨树的硕大强壮的树干。
(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四系说”(Ⅱ)。党的十七大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后，理论界掀起了研究生态文明的新一轮热潮。不少专家学者提出，生态文明应该是人类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有论者指出，生态文明的提出完善了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道撑起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大厦。从“两个文明”建设到“四个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文明观逐渐完善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过程。
“四系说”(Ⅱ)是当前最流行的观点，因为迄今为止，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提出的只有这四个文明类型。
(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系说”。“五系说”也是在十七大以后出现的，是综合上述两种观点的结果。“五系说”既结合十七大报告生态文明的提法，又依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理论，是仅次于“四系说”(Ⅱ)的一种观点。如有学者指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组成社会整体文明系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社会整体文明系统的全面建设。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整体文明观，才能不断走向全面、协调和持久的和谐社会。
除了上述三种比较流行的观点以外，还有理论者坚持其他观点，如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系说”；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四系说”，等等，在此不再赘述。
关于文明的划分问题，经典作家并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尽管屡屡提及文明一词，但是文明只是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出现的，马、恩并没有对文明作进一步的细化，也没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说法，更没有文明体系的提法。当前，文明的形态除了上文提到的五种以外，还有法制文明、环境文明、商业文明、生育文明、素质文明等等，照此下去，还会有更多的提法。因此，很有必要对人类社会文明系统作一归纳。
笔者以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诸要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基本的形态和一般的形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构成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本形态，其他的为一般形态。一般形态是对基本形态的细化，按照其内容可分别纳入基本形态之中。在众多的文明形态中，为什么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本形态仅有四个呢?这就需要联系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这样一段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于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总的来看，这段话采用层层递进的手法，突出了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这段经典表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三分法”和人类社会生活“四分法”的思想。从马、恩早期著作到他们的晚年著作，在阐述社会结构这一问题上是前后一贯的，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科学概念。我们党自从成立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三分法”的理解也一直是一致的，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经济和新政治，而且有新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后来，他在《论联合政府》等文中，多次阐发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思想。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定为富强民主文明，党的十五大报告按照“三分法”提出了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指出：“这次大会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种文明形态是确凿无疑的，理论界对此也几乎没有异议。然而，马克思又把人类社会的生活分为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这种四分法值得深思。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形态的更替、阶级斗争等方面，对较为隐性的、相对次要的社会生活无暇顾及。事实上，社会生活也是一个独立的、特殊的领域，有着非常广泛的内容，不应该把社会生活的内容分散或附属于其他文明之中。按照马克思人类社会生活的“四分法”，人类社会文明系统的基本形态细划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更具体、更科学。党的十六大以后，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不再坚持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2004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到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2006年中央文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由“富强民主文明”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充分体现了“四大生活”原则。
总之，生态文明是相对于自然界而言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是相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的。人们对社会文明形态的认识将继续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无论认识怎样深化，文明形态怎样变化，社会文明的基本形态还是相对稳定地区分为上述四个方面。
三、社会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
社会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两个概念是相伴而生的，对社会建设取得的积极成果――社会文明问题的探讨也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概念提出之后出现的。这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对于二者的关系，理论界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学者指出，社会文明是社会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