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29:0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律实务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法学教育的现状
中国法学教育应当向何处去？官方和学界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却并没有在大的方面形成共识，中国法学教育在方法和路径上，仍然还处于艰难的摸索和赶路当中。官方对于法学教育模式及方法的改革和探索，最具有全局性意义的莫过于1996年开始实行的法律硕士教育，其目标很明确，即培养法律实务人才，这明显地移植了美国的JD模式①。但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却与法学硕士教育没有太大区别。使得很多人有理由去质疑法律硕士教育存在的必要性，这些质疑如果得不到合理的排除，将进一步加深中国法学教育在方法和路径选择上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极大地制约着法学教育的发展步伐。就理论研究而言，现实的情况是，法学院的硕士毕业生在临近论文开题的前夕，还在为自己的论文题目苦苦发愁，最后为了交差只能粗制滥造。还有很多法学院对于硕士研究生有的要求，这一条要求其实初衷是非常好的，即督促学生加强学术训练，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但后来很多法学院都把这条要求取消了，而只是在博士阶段继续维持。但现在论文“发表市场”太过火爆，导致学生简直轻而易举，所以是否能已经无法考察一个学生的学术研究水平了，还是取消为好②。但取消了论文的发表要求之后，却没有相应的替代机制来加以补充。这种做法的奇怪之处在于：法学院不从本身的教学质量管理去对现状进行反思，而是屈从于“火爆的市场”这个现实，而使得本身就很松散的法学硕士研究生教学质量管理比以前更不尽人意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个“市场问题”给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带来的弊端，但更为重要的是，法学院对于法学教育的质量管理需要反思。其次，至于各大法学院所宣扬的法学硕士的另一个培养目标，即：培养实务性人才，也大体上属于“虚假宣传”。在教学管理体制上，抛开的要求，衡量学生是否能够毕业并获得学位主要是两点要求：一是修满各门课程的学分；二是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这两条要求，其实都是针对论文写作的，即都以论文质量作为考核标准③。但问题在于，考核标准中并没有对论文的内容做任何限制，现实的情况是，学生的论文很少是以现实中的一个实际问题出发来做调查研究，然后谋篇布局，而基本上是在屋子里“整”出来的，没有问题意识，更遑论实务精神和训练了。综上所述，一方面，法律硕士教育有着明确的目标，但却没有在教学方法上进行革新，实际上使得法律硕士教育培养法律实务人才的目标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另一方面法学硕士的教育致力于理论与实务这一双重的目标，也是困难重重，这两个目标由于本身在性质上的冲突，而表现出相互掣肘，实际上使得法学硕士教育的目标更加混乱了。
二、教育出路
上述谈到的有关法学硕士教育和法律硕士教育有关的问题，归结起来，其实就是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的选择问题，尽管很多的法学院已经在着手进行改革，但成效目前并不明显，也未能独树一帜。从根本上解决这种脱节的方法在于突破原有体制的框架，重新确立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然后在此基础上确立培养方案。笔者以为，理论与实务都是法学教育所要实现的目标，只不过，这两项目标不能被糅合在一起，而是应当在阶段上有所区分④。而现有的法学教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将这两大目标不加区别地糅合在一起，企图获得“一举两得”的效果，但事实上效果并不理想。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建议：法学本科、法律硕士这两种学位的目标应当是以培养实务性人才无疑。至于法学硕士，应该将其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作为实务性人才来培养，另一部分作为研究性人才来培养，并直接成为法学博士的后备资源，取消法律硕士以及其他专业的人报考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资格。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从体制上厘清了理论与实务两大培养目标的界限。在厘清目标的前提之下，剩下的问题就是具体的实施方案了。就实务性人才培养而言，可以说，目前各个法学院还尚未找到合适的培养方法，但在部分法学院早已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客观地讲，普通法在实务性人才培养方面（尤其是高层次的人才培养方面）的确比大陆法更胜一筹。那么，以上这些方式都可以借鉴。另外，法学教育在教学管理上的松散，也是影响法学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1.拟定毕业论文题目：
论跟单信用证严格相符原则的适用
2.选题依据：(选题经过与选题意义)
信用证是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一种主要支付方式，在学习国际经济法的过程中我对这一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经与指导老师商定选定跟单信用证严格相符原则的适用问题作为我论文题目。
这一选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业务发展到国际领域，应运而生的国际贸易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在中国，信用证业务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一方面，对缩短企业收汇时间，减少银行和出口企业人力成本，减少不符点扣费，防止收汇风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对此问题的研究为司法人员的司法活动提供相应的标准和依据，有利于正确处理贸易纠纷，节约司法资源。
选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新修订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对银行审单原则，银行职责和行为等做了更加明确的修改和完善，但针对信用证银行审单标准仍有一定争议。因此，有必要对跟单信用证的严格相符原则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商讨，这样有助于从理论上扫清障碍，为进一步解决实际问题奠定基础，以此统一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不一的难题，并借鉴国际惯例，完善我国的信用证法律制度。
针对信用证严格相符原则在事务中的应用这一问题，我进行了社会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信用证交易中，单证的不符点达到60%~80%，这就意味着银行拒付达到了60%以上的概率。尽管这些单证的不符点在第二次交单中，大部分被接受，但银行第一次的高概率拒付会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从而造成了信用证运行机制效率的低下，甚至引发法律纠纷，无疑对信用证的固有价值造成损害。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单据相符性的判断往往缺乏专业的银行业和商业知识作为支撑。随着信用证案件的激增，法院的审判过程中创造了很多互相矛盾的相符标准，继而导致了审单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银行业者和律师在实务活动中的严重混乱。
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跟单信用证严格相符原则在事务中的应用存在较大问题，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结合《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和《关于审核跟单信用证项下单据的国际标准银行实务》的相关规定，以及社会调查中所反映的情况，对跟单信用证严格相符原则的适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商讨。
3.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本文将采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社会调查法进行研究。
其一，文献分析法。本文将运用文献分析法提出严格相符原则的概念并阐述其产生及国内外有关法律规定。
其二，比较分析方法。本文将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严格相符原则下银行审单的不同标准以及单证不符的处理问题。
其三，社会调查法。本文将运用社会调查法及所学的法学相关知识提出完善我国信用证法律制度的建议。
本文将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提出严格相符原则的概念并阐述其产生及国内外有关法律规定，其次对比严格相符原则下银行审单的不同标准并分析其利弊，再次对单证不符的处理进行阐述，最后针对我国跟单信用证严格相符原则的立法现状，借鉴国际惯例，提出完善我国信用证法律制度的建议。
4.设计的基本环节或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1跟单信用证严格相符原则概述
1.1严格相符原则的产生
1.2严格相符原则在国际法上的相关规定
1.3严格相符原则在国内法上的相关规定
2严格相符原则下银行审单标准
2.1绝对相符标准
2.1.1绝对相符标准的内容
2.1.2绝对相符标准的弊端
2.2实质相符标准
2.2.1实质相符标准的内容
2.2.2实质相符标准的弊端
2.3严格相符标准
2.3.1严格相符标准的内容
2.3.2严格相符标准的优势
3严格相符原则下单证不符的处理
3.1议付行审单发现单证不符的处理
3.2开证行审单发现单证不符的处理
3.3开证行拒付后的处理
4我国跟单信用证严格相符原则立法不足及对策建议
4.1我国跟单信用证严格相符原则立法不足
4.2立法建议
4.2.1制定较系统的专门法
4.2.2细化银行审单标准的认定
4.2.3立法引入单据必须看似满足其功能的审单标准
5.研究拟得出的结论
信用证是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一种主要支付方式，长期以来，信用证交易一直活跃在世界经贸往来中，它对全球经济的繁荣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我国的信用证立法还存在不足之处。要完善我国的信用证法律制度，首先应就信用证制度制定系统的专门法，其次从制订信用证审单的统一标准以及详细规则入手，完善有关信用证银行审单标准方面模糊不明确的方面，细化审单标准的认定，使相关规定变得明确而不会引起异议，最后，我国立法还应引入单据必须看似满足其功能的审单标准，尽量避免在实践中发生纠纷。
6.计划进度及内容
20XX-20XX学年第一学期
第18-20周 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确定与毕业论文选题;
20XX-20XX学年第二学期
第1～7周 进一步搜集资料，研究资料，形成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并完成开题答辩工作;
第8～10周 完成提交论文初稿，指导教师提出修改意见;
第11～12周 在教师指导下，完成、修改论文二稿;
第13～14周 完成论文三稿，定稿与装订;
第15～16周 论文检索、评阅;
第17周 毕业论文答辩。
7.主要参考文献
[1] 金塞波，李健著：《信用证法律》，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
[2] 金塞波著：《中国信用证和贸易融资法律案例和资料》，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版。
[3] 徐冬根著：《信用证法律与实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
[4] 梁树新著：《跟单信用证与对外贸易》，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年第1版。
[5] 陈岩著：《UCP600与信用证精要》，对外贸易人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
[6] 陈治东著：《国际贸易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版。
[7] 梁胜:《UCP600信爪证审单法律问题研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8] 周宇著：《信用证交易中银行审单法律问题研究》，山西财经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9] 沈超著：《跟单信用证下银行审单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海洋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10] 李建男：《论UCP600对信用证审单标准的重构》，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11] 顾民著：《UCP600实务》，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年第1版。
[12] 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信用证国际惯例汇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3] 于光辉著：《跟单信用证下相符交单与不符点问题研究》，山东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国际贸易实务论文含参考文献：
[1]《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陈宪等，2004
[2]《国际贸易实务》，对外贸易大学出版社，黎孝先，2007
[3]《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吴百福等，2007
[4]《国际贸易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冷柏军主编，2006.8
[5]《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机械工业出版社，邱继洲主编，2006.8
[6]《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林业出版社，缪东玲主编，2007.9
[7]《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清华大学出版社，陈岩编著，2007.6
[8]《国际贸易实务》，机械工业出版社，胡丹婷主编，2007.6
国际贸易实务论文含参考文献：
[1]莫红梅，钟芸香.关于《国际贸易实务》教学改革的探讨[J].商业文化，2011.4.
[2]严艳荣，刘成群.国际贸易实务教学改革对策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12.20.
[3]张伟锋，陈春梅.基于“工作过程”的国际贸易实务(英语)课程考核方式改革探析[J].商场现代化，2010.5.
[4]陈燕.国际贸易专业课推行双语教学的SWOT分析[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5]毕永竹.大学双语教学有效性探讨[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6，(1).
[6]田俊辉，黄辉.双语教学模式在《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中的实施[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7，(3).
国际贸易实务论文含参考文献：
[1]贸易保护制度的经济分析，金祥荣，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11
[2]国际贸易实务操作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10
[3]出口贸易-国际贸易的法律与实务，施米托夫，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4]国际贸易实务，黎孝先，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2001.7
[5]国际贸易实务与案例，张亚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7
[6]外经贸经营与管理考试指南，宋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5
[7]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周厚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4
[8]贸易实务，张魁峰，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3
[9]进出口贸易实务，立信会计出版社，2003.1
[10]国际货运与业务，李玉如，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6
[11]交通运输服务贸易与物流，陈海宽，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2
论文关键词：法学教育；实践教学；教学改革；合作探究式教学
一、我国法学专业进行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学教育呈快速发展期。按照有关统计，2008年底，设立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达634所，我国的法学教育在校人数从1970年代末期的700多人发展到现今的40万人。然而，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国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却没有能够形成良性的衔接。大多数高校的法学教育还停留在传统的法律职业部门从事法律职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上，这种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人才需求衔接不够。当前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型法律人才的培养，要改变原先比较重视学术型法律人才的状况。在法学教研职业化的背景下，由于一般法学院的条件限制以及与司法机构之间进行教学沟通的现实困难，在校内进行实践教学就成为法学院日常教学中的一个必要选择。但是，在我国的法学教学中开展实践教学又存在着不少障碍。
二、我国法学教学中实践教学的困境
法律教育方法的选择和采用与法典有着密切联系，在以成文法典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国家，法律的教育方法一般选择演绎法，课堂教学的具体方法就是由教师系统地讲授法律知识。在以不成文法典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国家，一般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法学教学中采用实践教学还存在许多条件的制约。比如，我国的法学教学中有14门核心课程，这些课程由于其重要地位，其教材的选用有一定的限制，各个院校在进行这些课程的教学中也较为谨慎。这14门课程中有些与实践有着很大的联系，但教材的体例却与实践相去甚远。这些教材的套路都是（某一制度或者类似规范的）概念、特征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或者原则、理论争议等，依照这样的教材进行授课，很难与实践真正结合起来。虽然近年来很多教材也进行了改革，注重既阐述原理又插入一些案例进行分析，但是这种原理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度还不深，很多陈述都非常牵强，原理与案例彼此分离，无法对接。其他因素，如教师的考核标准以及对学生的考核指标，法学教学规模与培养能力的脱节等问题，都制约着我国大部分法学院难以真正开展实践教学。
三、我们在国际法类课程中开展实践教学的尝试
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都属于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俗称为“三国法”。围绕这些课程及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等课程，我们根据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设置了国际法务课程体系，旨在培养既具有扎实的法学基础，又具备外经贸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以适应当前浙江企业对外出口和投资的需要。从目前设立该方向的一些法学院系的课程设置来看，我们在坚持传统法学本科专业基本课程外，增加了有关外经贸知识的基本理论、应用性内容及相关岗位实践能力的教学环节，开设了《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海商法》、《国际商事仲裁法》等特色课程。
1.在理论教学中，鼓励教师积极开展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理论教学是我国法学教学的一大传统，在一定阶段内将延续存在。因此，我们在理论教学中积极开展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按规定开展集体备课、示范讲课、教学讲评外，还组织参加学校的比赛。在教学中倡导和使用“讨论式”、“互动式”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根据我校法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我们以合作探究式教学改革为指导思想，修订并完善了教学大纲，在大纲中进一步明确了理论授课和实践教学的学时分配，制订了合作探究式教学改革实施方案。根据实施方案，我们对《国际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等主干课程教学总体分为两个部分：理论讲授部分和课堂研讨部分。其中“理论讲授部分”的学时安排占总学时的50％，要求学生在自学阅读相关教材和参考书籍的基础上，听取教师对理论内容难点和要点的讲解，形成对课程内容的基本认识和理解。“课堂研讨部分”占总学时的50％，分成小班授课。课堂研讨部分分别采用不同的研讨方式进行，总体上要求教学研讨过程中能够实现学生从传统教学方法向自主式、合作式学习方法的转变，提高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和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并通过理论教学的深入研究、发言、讨论、问答、辩论、写作等多种方式对所学基础理论知识进行梳理和深化。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在研讨课中，我们对学生的研讨有以下要求：①知识准备。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要求学生按照教师提供的参考文献进行阅读和总结，对所讨论问题应当具有一定的知识广度和深度。学生对相关研讨主题必须进行充分的知识准备，自行检索和搜集所研讨问题涉及到的法律法规、专著，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和相应的专业知识资料。要求学生针对所研讨的问题将检索获得的文献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和编辑，对相关问题的论点、论据进行总结。②逻辑思维。在研讨过程中，学生应当始终把握所讨论问题在逻辑上的推理性和严密性，应当杜绝缺乏逻辑层次关系和说理性的文档材料与讨论发言。③团队合作。在研讨学习过程中，各小组成员之间应当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对于参与小组研讨消极、缺乏贡献的成员，小组成员应当以一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对其进行纠正。小组合作中不应当出现部分成员缺乏参与的状况，也不允许小组之间出现恶意竞争现象。④文档记录。研讨学习的全程都应当进行适当的记录，以方便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改进与考核。按照研讨要求需要制作的记录必须规范、完整、准确。⑤纪律要求。学生应当积极、主动地参与研讨课程，课程时间不得无故缺席。学生应当及时完成小组分配的任务和研讨课程的各项要求，不得在研讨过程中做任何与学习无关的事情。学生必须服从指导教师的安排和裁定，不得提出异议。
2.积极进行实践教学内容与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我们在长期实践教学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实验课教学、社会实践活动、课外科研活动、假期社会实践等实践教学体系和实习。其中我们所进行的《对外贸易法律实务训练》课程是我们着重打造的一个实践教学项目。①课程建设的基本情况。《对外贸易法律实务训练》课程是法学专业实验训练模块课程之一，该课程是法学专业实验训练模块课程之一，是在学生修过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和国际贸易法等主要课程之后，在最后走向社会实践之前将法律知识转化为法律工作技能之前的一个模拟训练。本课程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国际贸易法律规则，更应该对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实务和流程有一些掌握与了解。本课程既要培养学生的法学专业基本知识，有能够参与具体对外贸易实务的复合人才。在我们已经完成的《对外贸易法律实务训练大纲》、《对外贸易法律实务训练指导手册》等物化材料中，我们都强调了国际贸易实务知识和法律实务的结合。②课程训练方式和考核标准。课程采取实务模拟训练的方式进行，并对学生训练过程中所形成的文档加以评定和考核。课程要求学生在教师安排实务训练之后，在课堂以及课后时间结成学习小组共同完成训练任务，并要求学生自行对训练过程进行记录，最终需要提交训练底稿和训练所要求的成果文档，并进行发言的讨论。训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训练介绍阶段。由教师向学生介绍对外贸易法律实务的基本知识和主要工作方法。说明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训练要求，组织学生分配训练小组。第二阶段，训练操作阶段。根据训练的具体内容，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自主完成收集相关资料、组织讨论、完成具体训练任务所要求的各类法律文本，并写出训练报告。第三阶段，训练发言和讨论。每个小组应当对训练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总结，并就这些问题与同学和老师进行讨论。最后由老师点评。课程的具体考核评分标准如下：采用百分制考核，每个学生的训练评分中有20%为学生个人表现，分为考勤和其小组对个人的评定，各占10%，剩下80%为小组成绩。对于小组的评分，有指导教师根据小组所提交的文档的完整性、专业性和合理性三个标准进行评定。
3.《对外贸易法律实务训练》的特色。①在国际法务课程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对外贸易法律实务训练》并不是我们国际法务课程体系建设的主干理论课程，也不是针对某一门课程进行训练，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实务训练课程。在整个国际法务课程体系的建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补充与辅助作用。在这个实务训练当中，需要综合运用国际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有关理论知识，并与具体的对外贸易实务相结合。②对外贸易法律实务训练是一个跨学科的实务训练。如上所述，在该训练的教学内容中，不仅有法律实务的训练，更重要的是结合国际贸易实务的相关知识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训练。这不仅对学生的要求较高，也是对教师教学技能和知识范围的高要求。这门课要求教师首先掌握国际贸易实务的有关知识和实务经验，然后才能给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和讲解。因此，讲授这门训练课的老师一般应均有实务部门的工作经验，或者从事过实际的涉外律师业务，对国际贸易环节比较熟悉。③《对外贸易法律实务训练》所针对的职业范围较为广泛，并符合浙江本地特色。由于浙江是中国的外贸大省，又拥有中国第二大港口，因此对外贸易非常发达。根据我们对浙江大学生就业形势的调查和研究，浙江大部分的行业都与对外贸易有关。这种训练对他们在从事涉外贸易的公司和生产性企业工作提供了前期的准备和训练。
【摘 要 题】海外来风
【关 键 词】法学教育/司法考试/法科大学院构想
【正 文】
日本称法官、检察官、律师三种法律专门职业人员为“法曹”。欲成为法曹，首先要通过 竞争率极高的司法考试，然后在司法研修所中经过一年半的司法研修，最终考试合格才能够 最终担任法曹。在这种法曹培养制度下，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脱节，二者并无直接的联系。 司法考试严格限制人数，（注：日本选拔的法曹人数历来较少，现行制度下，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每年司法 考试合格人数只有500人左右。90年代以来开始增加合格人数，现在每年的合格人数为1000 人左右。参见丁相顺：《日本法律职业选拔培训制度及其改革》，《人民检察》2000年第4 期，第61页。）一方面塑造了日本司法精英型的特征，保障了司法的公正性，另 一方面也导致了日本司法人数不足，司法救济不够的弊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国 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在规制缓和的大形势下，长期依靠行政指导制调整社会关系的日本开 始了由“事前规制型”向“事后检查型”的改革。（注：关于日本司法改革的背景问题，参见2000年12月28日《法制日报》载《密切法律交流推 进中日友好——访日本法务大臣高村正彦》一文，法务大臣高村正彦说：“人类即将进入21 世纪，对于日本而言，面临社会、经济形势的复杂多样化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当务之急是 推进行政等各项改革，完成由‘事前限制型’社会向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事后检查型’社 会的转型。具体到司法领域，日本将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下个世纪，司 法将在维护法治社会、保障国民权利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样，为了解决司法人数不足的问题， 大学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法曹培养制度、司法制度开始联系起来，法学教育界和司 法实务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
一、日本法学教育的基本特征与改革
日本的法学教育是在法制近代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日本法学教育在明治时期就形成了官 方与民间法学教育的二元格局，经过明治政府的一系列统合措施，近代法学教育培养的法科 学生为推进日本法制近代化过程和国家的近代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注：丁相顺：《日本近代法学教育的形成与法制近代化》，《法律史论集》2000年专集，法 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页。）
二战以后，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精英型法律家阶层的形成，在大学教育日渐普及的 情 况下，法学教育成为一种法律修养式的普及型教育，“日本大学本科阶段（四年制）法学教育 的目的并不是培养法律的专职人才，而是一种为普及法学思维方式而开设的普通素质教育。 实际上，可以说这种教育的目的只是为即将步入社会的学生养成法律思维(Legal mind)为此 ，在日本各大学法学院的本科课程设置中，除法律方面的科目以外，往往还包括与法律职业 无直接关系的政治学方面的内容，四年制本科毕业生人多从事非法律工作”（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在现行司法 考 试制度下，不仅本科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无直接关系，而且研究生教育也与法律职业没有直 接关系。研究生院培养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大多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目前 日本全国共有622所大学（国立大学99所，公立大学66所，私立大学457所），其中有93所大学 开展法学教育，拥有法学部或者法学院。法律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 部分充任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机构的公务员；大部分人在各种民间的企业或公司中就职 ；只有极少一部分的毕业生能够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专门的法律职业家。（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虽然司法考试对于大学生可以给予免考修养科目的待遇，大学法学部所学到的基础知识也 可以在司法考试中应用上，但是，大学教育基本上不与法律职业发生直接的联系。“重要的 是以记忆为中心的司法考试。一次考试能否成功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大学的法律教育基本 上不起作用。”（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尽管在制度上，现行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不存在直接的关联，但在某种程度上，二者也 存在着若即若离的联系。法科学生要通过司法考试，大学的法学教育也是重要的知识积累。 同时，由于法律职业的精英型特点，成为法曹是许多毕业生的理想，反过来，各个学校对司 法考试合格人数也是相当重视的，司法考试的通过率成为评判法学部水平高下的一个重要指 标，这也促使各个大学努力将教学目的服务于司法考试的需要。尽管如此；由于司法考试合 格人数受到阻制，法学部致力于提高司法考试合格率的努力也是有限的，其着眼点只是通过 提高司法考试合格率来提高学校的声誉，而学校的主要教学对象仍然是那些不可能通过司法 考试或者是不对司法考试抱有奢望的大多数学生。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没有直接的关联是日 本当代法学教育和法曹选拔的一个基本特征。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新堂幸司认为“日本大学法学部的毕业生成为法律家的比例极低，虽然 有法学部之名，但是成为法律家的极少，多数都进入到行政官厅和企业”。（注：[日]新堂幸司：《“社会期待的法曹像”座谈会》，（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 家》，1991年第984号，第42页。）早稻田大学原 校长西原春夫教授认为，“按照我国现在的制度以及现状，司法考试不是大学的法学教育的 出口，而是司法研修所培养法曹的入口。”（注：[日]西原春夫：《法学教育与法曹养成制度》，（日本）《法律广场》1980年第23卷第6号 ， 第36页。）因此，在选拔和造就职业法律家的问题上，当 代日本的法学教育体系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由于司法考试的技术性特点，也出现了一些专门为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服务的补习学校。 由于这些学校针对性强，比起在大学参加科班式的课堂教学来，更多准备报考司法考试的考 生愿意参加各类司法考试补习学校。针对这种现象，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当代日本法律教育 体系对于司法考试和职业法律家的培养存在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第一，法学部教 育有些“高不成，低不就”，也就是对于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没有受到充分的法律专业教 育，而对于没有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受到的法律专业教育又太多；第二个问题就是出现了 所谓的“双学校”问题，也就是大多数参加司法考试的法科学生同时在法学部和预备校之间 上学，在当前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的体制下，并不能造就和选拔出具有丰富知识背景的学生 ，更多地是造就和选拔出具有法律技巧的学生。（注： [美]丹尼尔.福特：《对讨论问题的意见——从与美国的法学院相比较的观点出发》 ，（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9年第1168号，第28页，第27页。关于日美法学 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华盛顿大学教授丹尼尔·福特教授作了比较，他认为，现在日本法 学教育的方式和弊端与司法考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美国，虽然想成为律师的学生必须要刻 苦学习，但是，并不是在学习之初强烈地意识到司法考试的问题，不是为了考试而去学习。 在大学时期，学生们不仅仅学习自己的专业，还要学习一般的修养课程，以及其他专业知识 。也就是说，在大学时期学生们并不十分在意司法考试，而是尽量掌握非常宽的知识。而在 日本，虽然说司法考试冠有资格考试之名，但事实上却成为一种限制人数的竞争考试。而且 学生们为了参加司法考试，不得不尽早地做准备。由于考试特别重视考试技巧，如果不是特 别有自信力的人，想成为律师的话，理所当然地会忽视法学以外的课程了，集中准备司法考 试科目。同时，为了掌握技巧，学生们会尽早地预备校补习。）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过分脱节，以及 司法考试制度过于限制人数的做法客观上造成了法学教育资源的浪费和职业法律家素质的降 低。
为了解决法学教育与法律实务脱节的问题，日本的各个大学也在探讨法学教育改革。几十 年代以来，日本的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的专业设置开始发生变化。“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 、北海道大学等在战前被称之为‘帝国大学’的国立大学，和大城市中的主要私立大学为中 心 ，开设了以面向实务为主的硕士专修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起到了在职培训的作用”，⑩ （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日本的法学教育开始出现了重视实务的趋向。但是，在现有的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体制下， 这种重视实务的趋向是非常有限度的。从总体上来看，日本现行的法学教育体制仍然是以“ 与实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即重理论轻实务为特色的，“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大多数人没 有法律实务的经验”。 （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由于法学教育制度与现今的司法考试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进行彻底的司法考试制度 改革和司法改革，任何教育改革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法曹素质降低和司法考试过分重视技巧 的问题。如果仍然过度地限制合格人数的话，极其高的竞争率仍然会持续下去，真正想成为 律师的学生们仍然会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注： [美]丹尼尔.福特：《对讨论问题的意见——从与美国的法学院相比较的观点出发》 ，（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9年第1168号，第28页，第27页。关于日美法学 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华盛顿大学教授丹尼尔·福特教授作了比较，他认为，现在日本法 学教育的方式和弊端与司法考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美国，虽然想成为律师的学生必须要刻 苦学习，但是，并不是在学习之初强烈地意识到司法考试的问题，不是为了考试而去学习。 在大学时期，学生们不仅仅学习自己的专业，还要学习一般的修养课程，以及其他专业知识 。也就是说，在大学时期学生们并不十分在意司法考试，而是尽量掌握非常宽的知识。而在 日本，虽然说司法考试冠有资格考试之名，但事实上却成为一种限制人数的竞争考试。而且 学生们为了参加司法考试，不得不尽早地做准备。由于考试特别重视考试技巧，如果不是特 别有自信力的人，想成为律师的话，理所当然地会忽视法学以外的课程了，集中准备司法考 试科目。同时，为了掌握技巧，学生们会尽早地预备校补习。）因此，要解决日本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 、乃至于解决司法制度中的结构性矛盾，必须将法学教育改革与司法考试改革联系起来解决 。
1999年6月，根据日本国会通过的“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设置法”的规定，日本成立了“司 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负责“调查审议司法制度并向内阁提出改革方案”。该审议会围绕法 曹一元化（从律师中选拔法官），参审制、陪审制，法曹培养等议题进行研讨，最终提出司法 改革方案。正是在这种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日本法律教育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并作为 法曹培养的一个重要内容，与司法制度改革问题结合起来。
二、法科大学院构想
具备何种资质的法曹方可以适应21世纪司法的需要？日本法学教育界提出了各种看法，主要 集中于具有丰富的人性和感受性，具有深厚的修养和专门的知识，具备灵活的思考力和说服 、交际能力，对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洞察力，人权意识，掌握尖端的法律和外国法方面的知 识，具有国际视野和语言能力。为了选拔具备这种资质的法曹人员，就不能象过去那样，通 过司法考试这一个环节、一个点来选拔，而必须通过一个整体的过程来造就和培养。必须通 过法学教育、司法考试、司法研修等程序的互相配合，通过连续的过程来选拔法曹。为了扩 大法曹人员，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也必须充分发挥高等法学教育的优势，所以，如何形成 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立体法曹选拔、培训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学 教育资源是实现法曹人员素质的提高和数量扩大的现实途径。从这样的基本理念出发，日本 提出了将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培训有机衔接的方案，集中体现在法科大学院构想的方案设计 中。
所谓法科大学院就是在各个水平较高的大学院（大学的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的基础上，建 立起专门培养法曹实务人员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对法科大学院毕业生，可以直接或者间接 付与法曹资格。并且，在法曹选拔和培养过程中，要以法科大学院培养的学生为主体，辅之 于司法考试和司法研修制度，建立法律职业选拔任用的“流水过程”。
为了切实进行法学教育改革和探讨具体的法科大学院方案，当时的文部省设立了“法科大 学院构想研究会议”，具体进行“法科大学院”的制度设计。2000年10月6日。“法科大学 院构想研究会议”提出了总结报告，对日本型的法科大学院提出了基本框架构想，并且建议 在 2003年开始设置这种新型的法学教育机构。
日本法科大学院构想在制度设计上主要是以美国的Law school为模本。但是，日本的法科 大学院设计方案保留了传统的法律本科教育体制，将法科大学院设置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基 本的制度设计是：非法律和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报考法科大学院；法科大学院的学 制一般为3年，例外时为2年；从法科大学院毕业就获得了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在面向法科 大学院毕业生的司法考试中，主要以法科大学院学习的内容为主，考试的合格率会大大提高 ；法科大学院的法学教育要以实务教育为主，在课程设计和师资选任上，都要服务于实务训 练的需要；与过去一样，法科大学院毕业生通过了司法考试以后只不过是获得了参加国家司 法研修的资格，这些合格者要作为研修生参加国家统一的司法研修，然后才能根据本人的意 愿从事具体的法律职业。
由于新的法科大学院以培养应用型的法曹为主要任务。因此，对于课程科目的设置要体现 出应用型的特点，其基本考虑主要是设置相应的学科群。开设的科目群主要包括：A.基础科 目，也就是为系统掌握基础法律知识所开设的科目，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外国 法等基本法律知识；B.法曹基本科目，也就是与法律职业共同的思维方式有关的科目，包括 收集、整理、分析、使用法律信息能力的科目，例如，法曹伦理科目、法律信息的基础教育 科目等；C.骨干科目，也就是为深化、理解基本法律领域里的法律学识，提高法律思维能力 、分析能力的科目，包括宪法、民事法（财产法）、刑事法、商法（公司法）、民事诉讼法、刑 事诉讼法等；D.先进尖端的学科领域课程，也就是培养创造性地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培养 多元的、多角度法律思维能力的课程，例如知识产权法，租税法，行政法，劳动法，执行、 保全、破产法，环境法等；E.与国际相关的科目群，就是培养法曹国际视野的科目，例如国 际法、国际私法、国际贸易法等；F.学科交叉的科目群，也就是培养法曹广阔知识背景，开 拓学科视野的科目群，例如法与经济、法与医疗、法与家庭、法与公共政策等科目：G.实务 关联课程，也就是在前述科目基础上，通过实践进一步提高法律思维能力，解决现实问题能 力的科目，包括诊所式教育，民事、刑事演习，谈判技法演习等。
在这些课程中，A学科群的课程是所有法科大学院学生应该掌握的最低限度的法律知识，C 较A学科群的学科划分更加细化，是为了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分析案件事实的能力而开设的 科目，以事例研究、判例研究为对中心，不仅仅从理论上，而且要从实践的角度（从事实认 定论和要件事实论等实务的观点着手进行的教育）开设的课程。对于C课程群，没有必要拘泥 于各个实定法进行法学教育，可以合并设置课程，例如，开设民事法课程（将民法、商法、 民事诉讼法课程作为一个科目进行讲授），刑事法课程（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等），要重视 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有机结合，在对法律进行系统理解的基础上重视理论上的应用，并进行理 论与实践的整合。
在这些科目群中，为了达到使全体法曹具有共同资质的目的，要以A、B、C三个学科群为核 心课程群，并且兼顾D、E、F、G等学科课程。要求所有的法科大学院都要设置核心课程，所 有的法科大学院也要开设G科目群。但是，根据各个学校的情况，对于具体的科目和内容可 以有所侧重。可以根据各个大学的特色来设置D、E、F学科群。转贴于
法科大学院的教育方式要采取少数人制的教育，每一个科目听课的人数不能过多，基于科 目的每个教学单元规模不能超过50人。在教学过程中，授课的方式包括讲义方式，少数人演 习方式，学生独自进行调查、制作报告，教员对学生个别辅导等方式等。
法科大学院的入学者原则上要求大学本科毕业，但没有专业限制，入学者要通过考试方能 够入学。对于考试的性质，“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认为法科大学院入学考试并非要测 试考生所掌握的法律知识，而应该是以测试学生的判断力、思考力、分析力、表达力为目的 的素质考试。但是，目前为止，对法律专业和非法律专业的考生是否要采取统一考试的问题 还存在分歧。“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的基本主张是，为了保障法学教育的完整性，为 了彻底保障入学考试的开放性，为了保障考试的公平性，对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和非法律专业 的毕业生原则上要采取统一考试制度。为了保障非法律专业的学生能够进入法科大学院，在 录取时可以规定录取一定比例非法律专业学生。
法科大学院要以现有的法学部为中心设置，但是为了保持法科大学院设置的均衡性，防止 法科大学院设置过于集中在象东京这样的著名大学集中的城市，允许辩护士会与地方自治体 等大学以外的组织一起成立学校法人，设置单独的法科大学院。并且在法科大学院之间，要 允许各个法科大学院具有自己的特色，鼓励各个法科大学院之间的竞争。
三、法科大学院构想与日本司法考试改革
由于在法科大学院构想中，只要取得了法科大学院的毕业文凭就自动取得参加司法考试的 资格，换句话来说，在实施法科大学院构想后，要参加司法考试必须首先取得法科大学院文 凭。那么，新的教育方式与司法考试的关系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由于这一构想是将法科大 学院作为法律职业人员资质提高的一个有机环节来看待的，因此，即使建立了新的法科大学 院，也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司法考试或者司法研修制度。不过，在法科大学院构想付诸实施以 后，司法考试制度也必须随之作相应的调整。新司法考试的性质如《法科大学院构想的探讨 总结报告》所言：如果设置了作为在客观上可以保障其教育水准的高级的法律专业教育机关 ——新的法科大学院，并且以在法科人学院中实际进行了充分的教育和严格的成绩评估为前 提，新的司法考试要以法科大学院的教育内容为基础，新司法考试就是判断法科大学院毕业 生或者预定毕业的学生是否具备作为法曹应该具备的知识、思维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 为目的的考试制度。从法科大学院构想的宗旨和新司法考试的目的出发，要求参加司法考试 的考生参加考试的次数不能超过三次，在这一司法考试制度下，要保障法科大学院的毕业生 具有较高的通过率。
实施法科大学院构想以后所建立的新法曹选拔、培养制度主要特点表现为：1.将打破过去 一次决定胜负的司法考试模式，使法律专门人才的选拔形成“法科大学院”——司法考试— —实务研修这样一个有机相联的过程。2.使大学的法学教育直接与法律实务人才的培养结合 ，有效地利用社会教育资源。这种法学教育制度的改革一方面将现有的法学教育与法曹培养 直接联系在一起，可以在保障法曹资质的前提下扩大法曹的人数。
由于法科大学院构想与现行法学教育结合起来，因此，得到了法学教育界和法律职业界的 支持 。（注：事实上，正是各个大学法学部才真正推动了这一构想的实施。笔者在日本留学期间， 就曾经参加了中央大学举办的法学教育改革与法科大学院构想的研讨会。据笔者统计，共有 大约十几所大学法学部举办过大规模的法科大学院构想研讨会，有十几所大学法学部提出了 自己的法科大学院构想。）可以说，法科大学院构想的实施是日本解决法曹人口不足和司法考试制度结构性矛盾 的一个根本方向。如果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提出的改革方案得以实施，法科大学院、司 法考试、司法研修将构成日本法曹选拔和培养的连续过程，在此基础上，如果法曹一元化能 逐步落实，日本的司法制度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结语
基金项目：大连民族大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改项目“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下法律硕士实践教学的探索与实践”的阶段性成果。
进入21 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快速发展，体系不断完善，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法律人才，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但我国高等法学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还不够深入，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实际是法学毕业生对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的实际运作方式缺乏了解，缺乏对具体案件进行分析和解决案件实际问题的能力，缺少必要的法律职业技能训练，教学实践不到位。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2011 年出台了《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指出“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成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是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重点”，强调要适应多样化法律职业要求，强化学生法律实务技能培养，提高学生运用法学与其他学科知识方法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也指出，“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将深入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坚持‘宽口径、厚基础、提能力、多样化、强协同’，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着力增强法治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社会责任感”。[1]
一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实践教学能够更好地实现法律硕士培养目标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具有职业性的本质属性，是一种高层次的职业教育。[2]法律硕士是专业学位之一。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是以教学、学术、实务多方面为指向，而法律硕士则是以致用、实务为指向。专业型硕士相对于学术硕士培养最大的特色是培养现在市场紧缺的应用型人才，职业实践技能培养是专业硕士培养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3]关于法律硕士教育，国务院学位办对各类法硕设定的培养目标分别是：全日制非法本法硕———“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全日制法本法硕———“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首先，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与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与专业实践的基本功能天然地吻合。法律硕士教育在于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实践型的法律人才，具有显著的职业教育特点，实践教学的内容要求高，时间长，而专业实践产生的原因之一，正是出于对传统学院式教育难以满足法律职业的需要而创新的结果，它是职业性法律教育的典型。专业实习的实践性，吻合了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实践教学是法学教学的重要环节，在法学教学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对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的理解与掌握程度，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和创新能力，适应法学教育目标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4]其次，法律硕士生源背景有利于开展专业实践。法律硕士生在学习法律前已经获得了法学或法学之外的本科学位，而且在本科阶段已经进行过专业实习和见习，具备了一定的实践基础，积累了实习经验，他们的认知能力、学习能力和社会常识都大大提高，能动性和活动能力要比本科生更强。相比较于法学本科生和法学硕士研究生，法律硕士生在开展专业实习方面具有相当明显的优势。第三，具有法律硕士招生资格的高校一般都有较强的法学实力，普遍建立了专业实习和实践基地，为开展法律硕士专业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专业实践平台建设与专业实践价值
法律硕士培养目标和要求与“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两者都强调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有机结合，法律硕士教育是体现“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目标和要求的主要载体。建设法学教育实践平台，加强与实际工作部门的密切联系，是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专业实践教学基地是学生了解社会、参与实践的重要途径，是第一课堂的有效延伸，建设好校内外实践基地，完善实践教学平台，是培养法学专业学生实践素养、提高他们实践能力、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障。[5]首先，校内实践平台是实践教学的基础。校内实践教学场所，如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法学援助中心可以确保案例研习、法律谈判、模拟法庭演练、法律援助开展具有模拟化场景和现实空间。其次，积极拓展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校外实践基地能够使学生的法律实践具有一个真实的环境状态，使得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去理解法律、运用法律，培养初步的具有运用法律和知识的技能。第三，落实双师互聘举措，推动法学理论与法律实务深度对接，形成合力协同培养机制。“卓越培养计划”提出要探索“高校———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机制，加强高校与实务部门的合作。培养单位与法律实务工作部门之间应紧密合作，密切配合，着力增强实践能力，推动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有机衔接，努力在提高法律硕士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使用效益方面迈上新台阶。体现在实践教学中就是要组建专兼职结合的“双师型”实践教学队伍，共同制定实践教学方案，共同承担实践教学课程，共同指导学生实习实训。学校定期选派教师到实务部门挂职锻炼，实务部门定期选派有经验的业务骨干来学校指导，使学生在真实的司法实践活动中学习。
实践基地能够为法律硕士提供获取直接的、第一手经验，演练解决社会问题所必要的技能的实战机会；为学生如何从经验中学习和如何获得技巧提供了理想平台。专业实习涵盖的实践性、技能性以及真实的办案环境十分符合法律硕士培养目标的要求，法律硕士教育的目标和特点有利于开展专业实践，法律硕士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特色决定了开展专业实践具有先天的优势条件，因此，专业实践具有课堂学习不可替代的作用。弥合法学院理论教育与实践间的差距，弥补课堂教学偏重理论讲授的不足。对学生所学的各种实体法和程序法进行融会贯通，较好地体现理论教学与职业训练相结合，弥补法学教育存在的职业训练不足的缺陷。激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教师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水平和能力产生促进作用。
三法律硕士专业实践的目标、规划与方案
（一）专业实践目标
法律硕士专业实践旨在按照法律硕士培养目标对高素质法律人才的要求，结合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项目任务，把法律硕士的实践教学贯穿于法律人才分类培养、高校实务部门联合培养、强化法学实践教学环节、高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等全过程进行规划、设计和管理，并在实践过程中注重过程管理，加强学生职业意识、职业伦理教育，增强学生服务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专业实践，使学生在法律职业思维、职业语言、法律知识、法律方法、职业技术等方面达到法律职业从业技能的要求，确保法律硕士在实践过程中切实增强实务能力：面对社会现象和案件，能够运用职业思维和法律原理来观察、分析、判断和解决；较熟练地运用法律术语；较全面地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与法学知识；较熟练地掌握和运用非诉讼法律事务以及法律事务的组织与管理；有起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一般经验。
（二）实践规划、方案与具体内容
1 实践教学与专业实习实务融通，校内校外相结合。法律硕士的实践教学时间为1 年，远远长于本科生，有利于机动灵活地安排实践教学。由于实践教学内容的复合性，可考虑不严格划分法律文书、法律谈判训练与专业实习的过程，而是将不同阶段有机融入到整个实践过程中。同时充分利用学校现有资源，加强校内实践环节，搞好案例教学，办好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尝试引入“个案全过程教学法”，即教师精选案例，分阶段将个案的相关材料全部发给学生。学生根据这些案件材料，去了解研究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查找和研究相关法律规定甚至类似案件的处理，确定案件的诉讼策略，撰写相关法律文书，参与小组和课堂讨论甚至模拟法庭的辩论、教师的点评等活动的授课方式。其目的是让学生以职业律师的思维方式，对案件进行全局性、整体性、综合性的分析与思考，从而加深学生对整个部门法理论和法律问题的理解与运用。[6]
2 实习地点的选择与轮换。实习地点不固定，安排学生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机构、公证处或司法等实务单位或政府法制部门、企事业单位法律工作部门实习定期轮岗，帮助学生自觉实现角色转换，熟悉不同司法部门和不同法律工作部门的工作流程、方式方法、任职要求，提高法律硕士的职业素养。
3 校内外导师的具体安排。在实践教学中，不断加强与深化高校与实务部门的合作，共同制定培养目标，共同设计课程体系，共同组织教学团队，共同建设实践基地。校外实习单位指导教师与校内的学业导师分工合作，密切配合，以法明案，以案释法，促进实践能力与理论水平共同提高。在实践过程中有的放矢，指导和帮助学生发现和提炼学位论文素材。法律硕士论文内容应着眼实际问题、面向法律实务，重在反映学生运用一定的理论与知识综合解决法律实务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能力。提倡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发现与提炼问题，采用案例深度分析、研究报告、专项调查等形式完成毕业论文。
4 实践教学的具体内容。我们在安排法律硕士实践的具体内容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⑴顶岗上班。安排实践的法律硕士生必须按照各实践单位的要求准时上班下班，并遵守各单位的规章制度，服从各单位指导教师的要求。主要让学生了解实务部门的工作状况、工作环境和工作流程。⑵担任书记员或律师助理的部分工作。在实习单位指导教师的带领下工作，如整理案卷，归纳案件的争议点，归纳证据疑点，参加提审或者会见被告等。主要让学生亲力亲为，亲身体会办理案件的过程，而不再是办理案件的旁观者。⑶观摩开庭、旁听或参加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或律师的案件讨论。在法院、检察院、仲裁委和律师事务所实习的学生，随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多轮次观摩、旁听开庭，了解案件审理的全过程；随检察官提审犯罪嫌疑人，或者随律师会见被告、会见当事人。实习过程中学生与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密切接触和交流。让学生了解案件办理的真实过程，体会将学过的法律综合运用于实践的法律操作技能，并获得指导教师的宝贵经验。⑷记实习日记和交流。要求学生记实习日记，将实习的所见所闻所想写成书面日记。实习日记与最终的实习报告一起，作为评判实习成绩的主要依据。
鼓励同学间对实习中遇到的问题发表意见，畅谈实习的感受。在实习、交流、畅谈中，深化对法律的理解，对法律实践活动的感受得到提升。⑸实习鉴定和实习报告。实习结束时，各实习单位要给每位实习的学生出具实习鉴定，对学生实习期间的表现，包括态度、责任心、专业水平和能力等方面作出评价。实习结束回校后，每个学生要提交一份不少于5000 字的实习报告，对自己的实习进行总结。⑹实习成绩评判。由学校指派的带队教师，根据实习日记、实习单位的鉴定和实习报告的综合评定，给出每位实习学生的实习成绩。⑺模拟法庭。在校内，以法律硕士为主体，开展模拟法庭活动。吸收广大本科生参与，由法律硕士加以具体安排和指导。⑻诊所教育和法律援助。具体由兼职从事律师的指导教师负责，课堂教学围绕相关案件，采取提问、讨论、模拟、反馈等方式，在互动交流中，让学生自己获得事实和法律上的认识和判断。课堂外，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为弱势群体提供实实在在的法律帮助，自主完成案件的任务，对案件的全过程负责。⑼法制宣传。组织法律硕士，在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12·4 国家宪法日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活动，解答广大同学和社会群众的法律问题，宣传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和常识，弘扬法治精神，同时也培养法律硕士热心公益、服务社会、以所学所知所能回馈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法律硕士全面适应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需求的素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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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熊秋红：《秘密侦查之法治化》，载于《中外法学》2007年第2期。
[8] 吴宏耀：《论我国诱饵侦查制度的立法构建》，载于《人民检察报》2001年第2期。
[9] 许桂敏：《扩张的行为与压缩的解读：犯罪概念辨析》，载于《河南政法管理二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 薛风雷：《犯罪侦控若干问题研究》，吉林大学2012博士学位论文。
[2] 熊海江：《犯罪侦查》，西南政法大学2003硕士学位论文。
1.1教学培养目标混乱
从2008年起，国家司法考试允许在校大学生参加。在就业率低的大环境下，拿到含金量极高的司法资格证无疑成了毕业生增加就业机会的重要法宝。因此，也就引发了关于法学教育目标的思考。关于法学教育的目标，目前我国学术界有三种观点：法学教育是法学专业教育；法学教育是法律职业教育；法学教育是素质教育。秉承不同的教育目标，就会导致截然不同的教学方法，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另外，还有一些老师为了提高学生的就业率，课堂教学非常功利，只关注司法考试的考点及考试技巧，而对法学基础理论却一笔带过，导致学生的学习态度也非常功利，只学习和司考相关的课程，总体学习效果不好。
1.2教学方法单一、理论脱离实践
作为成文法国家，法学理论体系很完整。每一门课程的内容也很多，而课程的课时数有限，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讲授清楚课程的重要知识点，单纯的理论灌输是最简单的方法。所以，课堂教学的主要方法就是讲授法，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地接受。每一个法学专业的教师都在尽职尽责地讲一整节课，中间几乎没有可以停歇的时间。即便是穿插有案例，也是为了让学生理解某一个知识点，抽象地设定的一个案例模型。学生在课堂上几乎没有完整地接触过一个真实的案例，缺乏独立分析、推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校学习时感觉案子都很简单，但是到实践中看到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就完全傻了眼。更有甚者，我们的教师也都是从学校到学校，毕了业就站讲台的，他们没有实践经验，能把理论讲清楚已经很不易，课堂教学也就无从联系实践了。
1.3学生学习很功利，只为应付考试，积极性差
现在的大学生中，真正刻苦钻研专业知识的人不多，学习主动性不足。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我发现学生对课堂教学的需求是多样的。有一部分学生，学习就是为了应付各种考试：期末考试、考研、司考等等。为了考试而学习，势必会功利化，考试考的内容就多花时间，考试不考的或者是很容易就能及格的就少学或不学，导致知识体系不完整。还有一部分学生，学习没有兴趣，认为专业知识很枯燥，上课只想听老师讲一些有趣的内容，不管它跟课程是否相关。另外，也有一部分学生学习没有目标，不会独立思考，只是很被动地跟随教师的思路，看起来像是个好学生，其实不会思考，没有任何想法，学习只是流于形式，不能深刻理解法学知识并应用于实践。
1.4考试形式单调，考试成绩不能反映教学效果
高校法学课程的期末考试，除了实践课之外，主要是笔试。考卷题型不外乎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名词解释、判断、简答、论述、案例分析。考查的内容多数是识记和理解性的，分析和运用性的内容少，学生只要在考前背一背，基本上都能取得好成绩。分数的高低几乎完全取决于考生的记忆力，并不能反映考生对该门课程的掌握程度。有些教师为了避免及格率太低，给自己带来麻烦，会刻意地降低试卷难度，放宽评分标准，过分为学生着想，期末考试只是为了让学生有一个体面的学科成绩，完全不能反映教学效果。真正的考试应该是能够考查出学生课堂上是否认真听，课下是否复习所学内容、查阅相关书籍拓展知识的。
2教育教学的正确价值目标和功能
法学教育的教学目标决定着教学方法。不同目标的法学教育，其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都不相同，因而在教学方法上会有根本性的区别。法学教育应该树立什么目标？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对法学专业的介绍，法学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专业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由此可见，法学教育主张一种综合性的价值目标，既注重系统化的理论培养，又要注重职业技能训练，同时还要兼顾法律职业的价值培养。教育的根本是思想精髓的传承，而不仅仅是技能教育。“有学者认为应该将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定位于职业技能训练或培训,将本科阶段以上的法学教育阶段定位于学术培养。”法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本身就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机械地把法学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割裂开来，做简单的分类，是不科学的。法学教育既要进行法学专业理论知识培养，也要进行法律职业技能训练；既要培养学术型人才，也要培养应用型人才，这两种培养目标本身并不矛盾，可以很好地统一起来。另外，根据教学和学习的规律，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对法学知识做系统的理论化梳理，再接触实践，完成从理论到实践，从接受到应用的培训过程。我们不可能只讲理论而不应用实践案例，同样，也不可能在没有任何理论背景的基础上进行案例教学。直接照搬英美法系国家的案例教学法在中国成文法的背景下有一定的冲突。法律移植应当考虑本土情况，案例教学应该是为了应用和反思理论知识教育，而不是单纯地采用学习案例的方式来推广经验。法律应用中的经验来自于对理论知识的熟练掌握和深刻理解。在课堂教学中，应当系统地讲解法学理论知识，同时注重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让理论知识以实践经验作为支撑，而不是简单地依照教材讲授形而上的东西。另外，也可以依照案例教学法单独开设一些实践性课程，根据实践来反思理论，使学生知道，我们的法学理论、法律条文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否存在更好的选择，从而使理论探讨和实践应用紧密地结合起来。
3法学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
高校教育应当回归教育的本质，摒弃功利主义，重塑平静淡然的校园氛围。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捷径，必须依照法学人才的培养目标，寻求适合的教育方法，无需急于求成，功到自然成。综合我国高校法学教育的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教学改革：
3.1明确教学目标，杜绝功利
法学教育是一种综合性教育，我们的目标也是要培养兼具理论和实践的优秀法学人才。课堂不能只对准司法考试，不能只对准研究生考试，当然更不能只对准期末考试。明确法学教育综合性的教育目标，法学人才应当既能做学术研究，又可以驾驭实务。比如，在美国，优秀的学者可以到检察机关任职，相反，实务工作者，比如，律师、检察人员、法官也可以到高校任教。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可以良性互动，这并不矛盾。学生只要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在任何工作岗位是都能够适应，只是有一个熟练的过程。教师在课堂上还是应当以既定的培养目标为依据，通过理论阐释和案例探讨的方式，引导学生理解、应用法学知识。法学教育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能为了某种利益而随波逐流、摇摆不定。无欲则刚，不功利，才能够使高校培养的法学人才更优秀。
3.2开展灵活生动，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当根据课程内容，选择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摒弃单一的讲授法。讲授法适合在法学课堂教学中为学生做基础理论的介绍。要想让学生掌握理解法学知识，还应当结合案例教学法、讨论法等教学方法。对于注重运用的知识点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师选择的案例应当具备一定的吸引力，能够起到吸引学生注意力、引导学生思考的效果。案例教学不仅可以加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还可以培养学生运用基础理论知识进行法律推理的能力。容易引发讨论和思考的知识点，也可以引导学生展开讨论。这样，既可以帮助学生梳理自己的知识体系，还可以在讨论中学习到新知识、新观念，得出新结论。法学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课堂教学应当是生动有趣的，而不是单一讲授下的枯燥无味。
3.3定期写论文，引导学生做学术研究
法学理论的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记住理论本身，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应用。这种应用除了实践应用之外，还应当包括应用理论进行学术研究。每个学期，可以根据课程内容给学生推荐一些阅读书目，指定选题，指导学生写课程论文或学期论文。学生自己查阅资料，整理归纳观点，最后得出结论，表达成论文。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清晰地掌握该知识点的发展脉络独立思考得出观点，拓宽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另外，论文写作是主动的，不能再被动地接受教师的灌输。这种方式也可以督促学生主动学习，提高学习积极性。
3.4设立高校实践基地，让实践课程走出校园
如果说法学理论知识的讲授是严谨而枯燥的，那么实践课程应当是生动有吸引力的。实践课程要真正走入实践，不能仅仅找一些案例让学生在课堂上模拟审判，要让学生真正地进入到案件中，案件的处理直接牵动着学生的神经。只有做到这样，才能完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获得良好的效果。实践基地的建设可以是和当地的公检法部门合作，也可以是联系律师事务所。实践课程不在教室学习，而是在实务部门实习。有条件的学校，也可以自己设立法律诊所、法律援助中心或类似的机构，为学生和青年教师参与法律实践创造条件。学生到社会中去实践校园内学习的法学理论，不但能够将所学知识用于法律实务，也可以对法律职业本身有一个客观真实的认识，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也能起到良好的指引。
3.5明确考试目的，考试形式多样化
考试的作用不仅仅是在考查学生的掌握程度，也是在检验教师的教学效果。教师要向学生明确考试的目的，考试不是为了跟学生较劲，也不是考查学生的记忆力，不能为了考试而考试，尽可能使学生淡化对高分的追求。学生对于考试应当是认真对待，又不过分追求成绩。这也对高校学生成绩评定的规则提出了挑战。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弱化试卷性考试对学生成绩评定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考试。试卷性考试是考查学生知识水平的最简单形式，但是学生的记忆力高低会影响总成绩，掩盖学习效果。因此，在开展试卷性考试的同时，应当采用其他一些考试形式。对于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可以通过小组式的审判模拟来评定成绩。学生分组扮演角色，模拟案件在实务中的处理流程。这样既可以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还能锻炼学生的推理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心理素质。侧重于理论性的课程可以以论文写作为考试形式。教师指定一些重点和热点问题，让学生就此发表看法，也可以在论文写作的基础上开展学术讨论，学生互相提问，互相打分。另外，在班级人数不多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口试。教师和学生一对一考试，面对面回答问题。从学生的现场回答直接看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真实反映教学效果。
4结语
虽然国家提出了卓越涉外法律人才培养计划，但还没有国家层面针对法律英语课程专门教学大纲。本科阶段法律英语课程教学如此，研究生阶段更是缺乏可参考的统一的课程教学指导规范。在研究生法律英语教学过程中，如何针对不同类别研究生进行区分地法律英语教学以更好地完成不同的培养目标成为教学中的难题。通过近十年的不断实践、思考、研究与总结，提出可区分的不同的教学目标以目标实现方法，以期完善研究生法律英语教学的效果，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法学专业不同类别研究生教学目标的区分设定
一门课程教学目标的设定与学生的培养目标紧密关联。目前我国法学专业硕士大致上可分为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与法律硕士(非法学)。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与法律硕士(包括法学与非法学)不同。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是以教学、学术研究以及实务等多方面为指向，偏重于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而法律硕士是以致用、实务为指向，侧重于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培养目标的不同决定了法律英语课程教学目标的不同与相应区分。
对法学硕士研究生来说，应区分与本科生法律英语教学目标的不同。如果说本科生阶段法律英语教学目标设定为对法律语言特点、句型、语法的了解、对英美法制度与文化的基本了解以及法学专业翻译与写作知识与技巧的初步掌握与应用。那么研究生阶段法律英语教学目标则应设定为熟练掌握国际公约、规则以及外国国内法条文的格式与特点，并能对照联系本国相应法律制度的用语进行较为准确地阅读理解与翻译;能够熟练查找并阅读理解本专业方向国外文章;了解在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的要求并能撰写学位论文英文摘要;了解各种法律文书格式并能进行基本写作等。这样既能体现了该课程从本科生阶段到研究生阶段的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衔接过渡，又符合了对法学硕士研究生偏重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目标。
对法律硕士研究生来说，应注重与法学硕士研究生教学目标相区别。由于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偏重于学术研究能力，其教学目标也相应侧重于研究生法律英语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而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偏重于实务应用，其教学目标则也应偏重于实务应用，即应设定为能够熟练掌握与专业方向相关的国际公约、规则以及外国国内法条文的格式与特点，并能对照联系本国相应法律制度的用语进行较为准确地阅读理解与翻译;能够撰写与翻译学位论文摘要;熟练掌握各种法律文书格式具有较高水平写作能力。这样使法律硕士的教学目标更侧重与实务需求相一致，对与实务相关的法律文书写作方面的熟练程度要求比法学硕士高。
教学目标的居于整个教学过程的核心位置，经过区分设定的不同法律英语教学目标，会使得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方法手段等环节有了依据，更加清晰明确，教学效果会更加完善。
二、不同类别研究生法律英语课程设置的考虑
研究生法律英语课程设置需要区分。硕士研究生整体上都经历了初高中以及大学阶段较为系统的听说读写译方面的英语学习，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与能力。不同的是法学硕士研究生与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还具有三到四年专科或本科的法学知识系统学习经历，对英美法等外国法有一定的了解。而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在本科阶段主要修习其他专业，对法学知识了解较少，对法律英语了解更少。因此，在课程设置方面要区别对待，不能简单地统一学时、统一开课时段合并上课。根据教学实践总结，法学硕士研究生的法律英语课程应较早开设，最好开设在研究生第一学期。这一时期，研究生比较能专心学习不受实习、毕业论文写作等因素的干扰，学习热情高。且随着专业课学习展开，同时开设的法律英语课程关于外国文献、案例、法条等查找、阅读与翻译技能的训练对专业领域学习与研究有很大帮助，能够达到“学中用，用中学”的效果。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由于已具备了一定的英语水平与专业知识，也应考虑在第一学期就开设法律英语课程。而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则最好在第二学期开设法律英语课程，并考虑相应增加学时。因为，只有在第一学期经过专业课学习，对法学专业知识有一定掌握后再学习法律英语，才能够更好地将英语与法律知识结合，提高教学质量。而只有增加学时才能有充足的教学时间来补足本科阶段本应学习的法律英语内容，并在研究生阶段进一步提高以完成教学目标与培养目标。
三、不同类别研究生法律英语教学目标实现具体环节的思考
教学目标是教学内容设定的依据，而教学内容又离不开教材的选择与使用。从教材情况看，专门适用于研究生的法律英语教材较少。虽然有些书籍在前言部分有提及该书适用于研究生或本科生或从业人员，但是从内容编排体例上大致相同主要是对外国法律制度的介绍，区分度不高，体现不出研究生学习与本科生学习的不同，也不能完全满足实务需求。在教学实践中，单一依靠这些教材教学，既不能涵盖全部的课堂教学内容也不能实现全部的教学目标。随着LEC考试设置，虽然出现一些针对LEC考试的综合性教材，不仅有外国法律制度介绍还增加了一些语言学内容与写作内容，但是这些书籍更适合本科生学习，并不能满足研究生尤其是不同类别研究生学习需求。因此，研究生阶段，以指定教材为主进行课堂教学并不可取，教材的使用应根据不同类别研究生灵活处理。对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来说，可以教材为辅助作为课后阅读资料或翻译资料使用。而对法学研究生与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而言，并不需要专门教材，而是应根据专业研究方向不同与个体情况差异采集不同的适合自己的学习所需资料。这就要求改变传统的课堂英语教学方法如语法分析+词汇讲解+阅读理解等，转换到范例讲解、采集资料、练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教学模式上来，学生学习由被动接受变主动参与并促进学生间的相互学习。
对法学硕士研究生，课堂教学应“以练习应用为主，以学为辅”。教学内容应体现为对读写译能力的侧重培养，具体包括介绍外国文献查找与收集方法，要求学生自行查找收集本专业研究所需文献;介绍外国文献阅读与摘要技巧，要求学生阅读外国文献并能够撰写摘要;锻炼学生进行汉英法条互译;介绍案例摘要技巧，要求学生撰写案例摘要并能分析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撰写起诉状、答辩状等法律文书。教材为其自行收集的文献案例与教师指定的文献与案例。对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教学内容除了包括读写译内容，还要适当增加听说内容。具体为锻炼学生进行汉英法条互译;撰写案例摘要并能分析评价;介绍各种法律文书格式与特点，要求学生练习写作并最终熟练应用;增加通过外国法庭庭审与外国案件录像环节，要求学生练习撰写案件摘要，在此基础上以小组形式撰写起诉状与答辩状等法律文书，并模拟法庭庭审，由法官组学生撰写判决书。其教材主要由教师根据学生练习情况予以选编。而对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除了上述教学内容与手段还要增加课堂讲述内容，主要是对法律英语的语言特点、英美法律制度特点、外国法律文化与中国法律文化的差异等内容进行介绍以拟补学生本科阶段法学专业学习的不足。其教材应既有介绍英美法律制度与文化的出版教材也应有各种经典或及时案例等内容。
综上，研究生阶段的法律英语教学不应再局限于“学”，而应是强调“用”;不应再以普及教学为主而应侧重于个别指导，因人而异，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不同类别研究生的教学目标与培养目标。
作者简介：
「我们生活在一个要重新建构行政法概念的时代！一九九六年，美国学者M. J. Breger在一场美国行政程序法五十周年的研讨会中如是说。而近十年来，行政法学上有愈来愈多的经验性研究显示，在行政法学的理论和行政官僚的实务之间有极大的落差，而这种落差的现象迫使得行政法学者不得不重新评估他们传统的态度。由于行政法的性质有如此之改变，是以美国学者E. D. Elliott认为「在行政法中法律的成份将愈来愈少，而行政的成份将愈来愈多。在此情况下，吾人认为，我们确实有必要重新检讨行政法之基本理念。
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人类思想、文明、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都发生重大转变，有些学者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有的学者认为是历史上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而更有些学者用「后现代社会现象，来标志与过去的不同。而现代行政法的各种意义和概念之产生，无论是欧陆或是英美，都肇始于与「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和「后现代社会相对的十九世纪的民主立宪国家时期。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文明和当时的意识型态下，产生了理性主义，并且衍生出各种我们现在仍琅琅上口的价值判断基准，例如法治、三权分立、立法优位、司法制衡、行政专业……等。
而蕴涵在「后现代社会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则是一种新的心态、新的思维模式，和人类活动的新模式，其对过去社会和文化中的各种正当化方式和程序，予以严厉质疑和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针对理性主义。行政法作为一种现代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盛世下所产生的法律支系，其价值基础和实践方法，也是建构在理性主义。在理性主义之下，一般行政法学者多认为，法律原则、法律概念的确定内涵之掌握，是落实依法而治的最重要基础。因此，行政法主要操作技巧一向是界定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的内涵，而后透过逻辑推理的方式，来适用到具体个案或学理讨论中。然而这种行政法上的操作技巧，并不像一般法学者所想象的如此乐观，甚至是有其负面作用。为何会产生负作用呢？本文便将从此一问题出发，而探讨行政法之基本理念，在后现代时期应如何转型。
本文首先将说明理性主义在行政法上所呈现出之内涵，然后指出就理论上其所可能产生之反身性；其次，本文将引我国最高行政法院及大法官会议解释中，与教师升等有关之二项判决案，并评介其所产生之负面作用。而之所以引用教师升等案，是因为其涉及学术圈中事，对于吾人反省相关问题而言，可以得到「身历其境的效果，而使其反省更为深刻；最后，本文将提出建构以反思为导向之行政学新理念，并说明其要旨，期望能提倡行政法基本理念于后现代时期中之转型，是从理性到反思！
貳、 理性主义行政法及其反省
一、理性主义行政法
现代国家对于行政法的建构之基础，主要在于政治的理性化与官僚化。
「理性化和「官僚化的概念，在Max Weber的社会理论中有最为出色的论述。「理性所指的是一种行为模式、倾向，而其特征是可计算的、系统化的、非人性的。而「官僚则是指一种「法定权威的纯粹形式，以及一种根据形式理性原则所形成的行政模式，它是一种阶层性的，以规则为导向的系统，而它的极至也是可计算的、非人性的、伦理中立的、与成本效益性的。
在现性主义之下，现代行政法之操作方法强调规则的运用，和法律概念在逻辑上的推演。在这种操作方法之运用，使现代行政法企图成为一种紧密的相互闭锁之体系，并且在此一闭锁的体系下，将行政人员恣意滥权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而实现法治社会的理想。所以当Carl Friedrich在1940年的时候主张行政裁量的必要性时，Herman Finer反对而认为行政官僚的裁量乃是人民主权之贼。Herman Finer认为，当行政官僚独立地运用其政府权力时，他们将同时也独立地界定公共利益，因此他认为公共利益只有透过其民选代议人员之立法，才是对的，并且认为非民选的公职人员应严格地由规则、管制与标准的作业程序之铁笼所控制。
此外，行政法植基于以理性主义为基石的法治国，其核心的行政行为是行政处分，其系作为对外产生效力的决定，而且系经过制式化的内部决策过程而完成，其客观为民众或企业团体之申请。行政处分是古典官僚组织化之行政机关的作品，而所谓的行政机关，则是指理性的官僚体系，其任务在于将法律所明白规定、形式化之法，由公务员体系依清楚的管辖规定加以执行。国家公务员则经由专业考选加以拔擢，而且为全职人员。行政处分之作成人员（即公务员）系在一种上下位阶的科层体制中，经由严格的职位区分，并且在严格的制式性中完成任务。除此之外，这种官僚之形式理性，尚经由行政行为之公文程序与书面要求，而进一步予以确保。
二、理性主义之反身性
本节中所要指出的理性主义之「反身性，可以用「飞回棒效应（Der Bumerang -Effekt）来说明。澳洲土著猎人所发明的飞回棒，可以射出去打到天空的猎物后再飞回来，而不善于运用飞回棒者将飞回棒射出去后，原以为能够有所收获，没想到飞回棒飞回来后没接准，而打伤自己。本文认为，理性主义就像现代人所射出去的飞回棒一样，目前正对准人类本身而飞回来，恐将打伤人类自已。
在Ulrich Beck、Anthony Giddens和Scott Lash所建构的「反思式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理论中，对于现性主义所产生的反身性作用，有着极为深刻的论述，并且成为当今社会学界的显学。他们认为，与工业社会相配合的组织形态首推基于理性主义而建立的「科层制，也就是具备正式规则、非人性、专门性、权责分明、以及能贯彻指令的组织方式，而现代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科技、乃至于文化活动，几乎皆依科层制的组织原则来运作，是这种组织严密的组织能力，为人类开创了征服自然、建立现代秩序的新境界。而现代行政法之主旨，便正是在确保这种科层制行政官僚体系之正当性及合法化性。
然而在此一新境界中，亦带来高风险，现代的核能工业、化学工业，生物基因工程都是在高度专门化的组织中运转，这些组织都会声称他们有最严格的安全标准，由训练有素的人员操作，并设立监督机构来提升管理品质，例如在台湾，设立原子能管理委员会监督核能发电厂的作业。问题是：科学家面对愈益复杂的高科技，其测风险的能力相对降低，而在管理上的疏失，则又往往和科层组织的流弊相结合，使得高科技产业成为最大可能风险的制造者。尤有甚者，科层组织很难避免形式主义的通病，各种安全措施在形式上可以获致完美，实际上却只是敷衍了事。这种官僚心态的漫延，无疑的是风险的温床。在此情形下，「科层制官僚体制，乃将不可避免地回过头来危害自已所赖以维生的现代社会，及理性主义本身。
除了Ulrich Beck、Anthony Giddens和Scott Lash的「反思式现代化理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外，依理性主义建构之行政法必有其反身性的产生原因，更在于行政法之操作中，忽略了行政法系统与其所规范之其它社会次级系统之自我再生性。
根据Niko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论，社会系统是一种自我生产的系统，它使用有意义的沟通作为其基本操作过程。而因为沟通的行为，会产生进一步的沟通。某些特殊的沟通，会产生自一广大的社会沟通圈中，有些成为具有独立性，而应被视为是自生性社会体系的次级秩序。他们会构成自主的沟通单元，并且生产出自己的要素、结构、程序和界限。它们会构成其自己的环境，并有它们自己的认同。其组成成份是在自我参照下建构的，并且透过更上层的沟通圈，来进行彼此的连结。因此，社会系统的运作是封闭性的，但是在认知上，对于环境又是开放的。
法律体系便可以被视为是自生性社会体系的次级系统。它由特定的许多要素所构成，其主要是关于合法或非法的沟通，并且会不断地产出一些法律行为。特定的法律期待所管制，并且透过规范性，来界定其本身的界线。在它的实际运作上，法律行为构成一独特的环境。因此，它在认识上虽然是开放性的，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上，仍然是封闭性的。并且，这种封闭性是相当严重的，也就是任何次级系统都不可能直接介入其它的次级系统之中，法律系统，也不可能对其他社会系统予以介入，并产生直接的约束。基于此一观点，我们便必须放弃一种行政法上的传统看法，那就是认为行政法的规范会直接带来社会的变迁。而必须由一种内在的循环因果之理念来替代，也就是说并不是立法创造了社会次级系统的运作，而是次级系统选择性地利用立法来处理自身的问题，并且是恣意地选择，来建构它自己的秩序。
在以上的双重自生性下－行政法律体系的自生性和社会次级体系的自生性，便造成了行政法实务上的许多实况问题。我们从以下所评介的我国实务案例中，便可得其大概。
参、我国行政法实务上之理性主义及其反身性
从社会的双重自生性中看理性主义行政法之困境，我们可以从行政法实务判决所引发的各种争议中，观其一二。于本文，中吾人所举的例如是与教师升等案有关之行政法院判决与大法官会议解释释字第四六二号解释，从本解释文判断标准以及学界的批析意见中，提出反思行政法的见解。
一、最高行政法院判字第七四九号判决
本案缘于原告送审升等教授论文，经被告审查，未通过其升等教授资格。原告不服被告不通过其送审之核定，向中央教师申诉评议委员会提起申诉，该会驳回后，原告不服，向被告提起告诉。两造诉辩意旨如次：原告起诉意旨略谓：一、教育部学审会所送二位「专家并未具备审查诉讼人所送教授升等论着所应具备之专业知识。二、原告所提教授升等论着，教育部学审会并未送给真正之学者专家审查，所送专家并未就诉讼人所提论着之内容进行专业学术评论：（一）第一位审查委员所作之专业学术评论为：「论文写作格式不符，并给予六十五分不通过之审查结果。依据「大学独立学院及专科学校教师审查办法第四条第三项中，对送审论着格式作概括性之规定：「引用资料注明出处，并附参考书目，鉴此教育部并未通知各校升等论着之「标准写作格式，且若不符合教育部概括性之规定者，学审会即应将所送论着退回原送学校。原告所送论着经教育部学审会审查已符合教育部之规定，因此才能送至第一位审查委员手中进行专业审查。第一位审查委员显然不具备原告所送论着应具之专业知识，只能作出教育部学审会行政人员即能进行之工作，「论文格式不符也绝非专业学术判断，何况此一评论业已违反「大学独立学院及专科教师审查办法之规定，违法评论事实俱在，但教育部申评会却对原告所提之理由不置一词。（二）第二位审查委员给予原告之「专业学术评论为：「学术或实用价值不高，原告所提教授升等论着，系将过去五年获国科会甲种奖助论文加以整合之著作，换言之，此一著作之有创见已获一位专家之认同，怎可说无特殊创见。
最高行政法院认为，以审查者之专业知识为审查基准，对于送审者著作之实质内容所为之判断，最高行政法院本身仅得据以审查其是否遵守相关之程序，或其判断、评量有无违法或显然不当之情事。因此，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最高行政法院认为本案本部分之审查程序及审查者之判断、评量，尚无违法或显然不当之具体情事，本院自应尊重此一专业判断。就此部分，原告主张将其所提系争论文重新分送真正之专家审查云云，并无法律依据，难谓有理由。
其次，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最高行政法院认为所谓「论文写作格式不符之论断，乃系以「论文写作格式为审查基准，由审查者就送审论文之形式与「论文写作格式进行二者是否相符之判断。该审查者所为「相符或「不相符之认定，固仍属于审查者基于专业知识所为之判断，其审查程序及审查者之判断、评量，如无违法或显然不当之具体情事，法院仍应予以尊重。但作为审查基准之相关「论文写作格式，逻辑上则不属于进行此项审查者所得自行判断之范围，而必须客观存在，且必须具有规范效力，审查者始得据以进行所谓「相符与否之审查，且于审查结果为送审论文之形式与具有规范效力之「论文写作格式不符时，始得作成送审著作不及格之评分。否则审查者如非以其专业知识为审查基准，对送审者著作之实质内容为判断，仅系就送审论文之形式与「论文写作格式二者是否相符进行评比，而相关「论文写作格式又非客观存在，或纵使存在但并不具有规范效力，而难免发生送审著作，仅因形式上与审查者确信但不为外界确知之某种论文形式「不同，即被评定为不及格之结果。审查者如此所为之审查，不无违反行政法上禁止恣意原则之虞，而主管机关所订定之此项审查实施程序，即难谓符合宪法第二十三条之比例原则，与司法院释字第四六二号解释第二段意旨亦有不符。同时，最高行政法院认为，教育部所指出的：「「论文写作格式乃「同一领域学者所共同知悉。之答辩理由，被告不能举证证明原告著作所属学术领域中「学者所共同知悉之「论文写作格式已客观存在。因此，最高行政法院判决教育部败诉。
二、释字四六二号解释
在前揭最高行政法院判决文中曾不断提到的释字四六二号解释，其事实乃是成功大学某教授，因声请民国八十一年之教授升等评审，于成大教师评审委员会中票决未通过，当事人主张其于初审及复审评分中皆达「优等标准，但不被成大教评会所认同而投票否决其升等案，据此乃向成大提起申诉及行政诉讼。于驳回确定后，复声请大法官解释，认为行政法院八十三年裁字第二九三号侵害其诉愿及诉讼权。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于民国八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作成释字第四六二号解释。综合分析本号解释文，约可归纳出下列六大特色并据争论之论点：
一、 各大学之校院系教师评审委员会乃系受托行使公权力之「行政主体（行政机关）。
二、 其所为升等之最后审定，应属行政处分，故得救济。
三、 教师资格审查程序之规定，涉及教师之工作权，须保证能客观公正评量申请人之专业学术能力及学术成就，始符合比例原则。
四、 为保障学术自由，教评会应尊重专家学者先行审查之结果（专业判断应受尊重原则）。
五、 行政救济机关仍得对专业判断之程序及结果有无违法或显然不当之情形进行审查。六、 大学院校应尽速修改其升等及认定审查规定。
本案虽然涉及了上述的多项问题，但其实在实务上，吾人仍可以将其整合而得到本号解释有两大重点，一是明白承认各大学校、院、系（所）教评会关于教师升等的评审是行政处分，对之不服者，有权提起行政争讼；其次是对大学教师升等审查的标准与程序，提出多项具体要求，俾使升等审查更臻公平、合理。
三、学界内的检讨
释字四六二号解释对大学教师升等资格审查的标准与程序，提出若干具体要求，因此，是非常名符其实的一种积极性行政救济。但是大法官所提供的积极行政救济，却并不为学界人士所领情。而其实，其之所以不为学者所领情，即很明显地表现出现代行政法理性主义在我国所遭到的困难，以下即说明之：
本号解释的第二个重点，是：包括（一）教师升等资格审查程序系为维持学术研究与教学品质而设，其决定之作成因而应基于客观专业知识与学术成就之考量。（二）是以，教评会应本于专业评量之原则，选任各该专业领域具有充份专业能力之学者专家先行审查，将其结果提请教评会评议。（三）教评会原则上尊重学者专家之判断，除非能提出具有专业学术依据之具体理由，动摇该专业审查之可信度与正确性。（四）评审过程中必要时应予申请人书面或口头辩明的机会。（五）由非相关专业人员所组成之委员会除就各额、年资、教学成果等因素予以斟酌外，不应对申请人专业学术能力以多数决作成决定。
释字第四六二号解释对教师升等审查程提到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重点，即各层级教评会均应选任「各该专业领域具有充份专业能力之学者专家先行审查，将其结果报请教评会评议。学者认为「专业与「非专业人员或领域，是非常关键的概念，然而很遗憾的，其同时也是不确定的概念，恐会引发实务界的困扰。然而虽然因为它是「不确定法律概念而使人困扰，但是学者还是认为尊重专业审查毕竟是正确的方向，至于「专业概念的模糊，严格来说也不算是缺失，毕竟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使用是多少是法律的宿命，再说，在「专业概念的模糊下，无形中也使系（所）、院获得更大自由形成空间，对于系（所）、院自治的提倡，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要促进被规范者的反思力，则运用精确的法条规定或法律概念，是无济于事的。
综观释字第四六二号解释，大法官列举教评会所得斟酌考量的因素，计有专业学术能力、名额、年资与教学成果等项，其它有违一般事理之考量违法或显然不当之情事，则排斥在外。大法官所列举者可谓四平八稳，难谓有不当之处。但学者仍认为，对申请人的实益可能不大。因倘要审查教评会的判断、评量是否有违一般事理之考量等违法或显然不当之情事，则审查结果通知申请人自应附具理由不可。附具理由是法治国的要求，自应支持。但如何附具理由，却是一个难题。目前实务上的通知如果说有附理由的话，就只是单纯靠知投票或评分结果未达规定标准而已。但这是否足以称得上是充份理由？倘教评会委员是基于文人相轻、见解不同、私人恩怨、政治立场、性别歧视、派系倾轧、杀年轻人锐气、看不过申请人为人处事作风等不相干（sachfremd）因素作为投票或给分依据，如何判认出来。何况正如学者所说的，升等时，审查委员「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乃是学界众所周知实存的事实。这便是本文前面所说的，司法权的介入有无产生反作用力、负效果之可能，其实是须要深切反省的。
最后，学者认为「四六二号解释只是把重点放在专业判断而己，其实，非关专业判断，但同时也构成各校升等审查标准的「教学成果与「服务成绩两项，究竟要如何作成客观评断与评比，委实说，其困难度与争议性，绝不亚于专业能力之判断者。可见预期，源自这两项目的纠纷，将陆续浮现，挑战我们的智能。
除了以上的问题外，大法官在释字第四六二号解释中所建立的大专教师升等程序，其中主要精神即在于贯彻各级审查的实质审查原则，要求各级教师评审委员会皆应「选任各该专业领域具有充份专业能力之学者专家先行审查。然而学者更深入地反省到：此种要求一方面凸显了大法官对于台湾现实学术生态的疏离，另一方面则彻底扭曲了分级审查的功能。
关键词 法学 就业 职业 独立学院 司法考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1法学专业学生就业现状与职业能力要求
1.1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
根据麦可思公司公布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近几年法学专业一直处在低就业率专业之列，就业率在85%左右，被列入红牌专业。报告还显示，就业者中只有50%的毕业生从事与法律相关的职业，由此推断，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大约一半是从事与法学专业没有直接关联性的工作。
1.2法学职业能力要求
有资料显示，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前5名的职业分别是：办公室职员、行政秘书与助理、法律职员、其他法律助手、法官及助手。这些职业的基本能力要求应包括：一是人际交往沟通能力；二是各种文书的写作能力；三是逻辑思维能力；四是实战能力。
2当前法学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
2.1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合理
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在创办初期，其人才培养方案主要模仿一本、二本的人才培养方案，基本特点是以培养法学研究人员为目标，采用通识教育的方式，理论教学占绝对的比重。由于独立学院学生的文化基础远不及一本二本的学生，加之独立学院的教学资源、师资水平也与一本二本相距甚远，在此先天不足的条件下，采用与普通院校相同的通识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难免会造成学生专业素养不高、就业竞争力不强的被动局面。
2.2专业教师力量薄弱
独立学院初期主要依靠举办高校的师资，后来逐渐建设自有师资队伍。由于独立学院开办时间短，自有师资数量少，且年纪轻、职称低、资历浅。独立学院法学专业教师一般都具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但他们多数人是从研究生毕业就直接走上讲台，缺少实际工作经验，在授课中不能很好地将理论知识与法律实务结合起来，使教学过于理论化。教师队伍中既有中高级专业职称，又有丰富的法律职业经验的双师型教师较少。
2.3教学方法有待改进
2.3.1理论教学
目前独立学院法学专业的授课方式仍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课堂上以讲授的方式将知识灌输给学生，学生被动接受，课堂的参与度不高。此外，法学专业作为应用性学科，在校生因其尚不具备理解专业知识所需的社会经验和社会知识，在教师的讲授方式下，学生们不仅难以对有关知识很好掌握，久而久之，还会对专业产生麻木、厌学等抵触心理。
2.3.2实践教学
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主要有模拟法庭、司法调研、法律援助、法制宣传与咨询、专业实习与毕业论文等内容。大部分实践教学在校外完成，少部分在校内完成。虽然种类多样，但由于多种原因，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尚不能达到有效培养学生实务能力的效果。
校外实践教学环节如专业实习，主要是学生进行分散实习，包括参加法院旁听、去司法部门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因为学校教师参与少，缺乏对学生的有效监管，在学生出现问题或困惑时也难以及时地进行沟通和解决。校内实践教学如模拟法庭，由于受时间、教学资源的限制，学生参与人数有限，难以使每个学生都有锻炼的机会；此外，受案例选择、具体操作等方面的影响，模拟法庭往往流于形式，使之类似于话剧演出，偏离了课程设计的初衷。
3法学专业教育改革的措施
3.1合理确定人才培养目标
根据法学专业学生就业率不高，毕业生有一半从事非法律工作的现实，我们在人才培养的方向上，必须面对现实，既不能照搬普通院校的通识教育，也不能完全进行职业教育，而应做到二者兼顾，通识与职业并重，将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重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培养出的人才既能够在法院、检察院等司法部门和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专业工作，又能够适应文秘、市场营销等非法律性质的工作。在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上，我们不仅要重视法学专业教育，同时也要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这些综合素质包括：良好的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中英文口语和书面表达能力，计算机的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和自学能力等等。当然，对于从事非法律工作的就业者而言，法律素养也是他们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其专业知识优势的体现，在法治社会中对其工作会大有益处。
3.2加强法学师资队伍建设
3.2.1走出去，安排青年教师一线挂职锻炼
目前独立学院在招聘专业教师时，往往以学历为唯一聘用标准，在工作中也不太重视教师的司法实务实践锻炼，因而大部分青年教师都没有司法实践的经验和技能。教师没有法律实务的经验，没有切身的感受，在教学中对学生实践操作的训练就会教条化，脱离实际，使得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所以，鼓励青年教师报考国家司法考试，参加法律咨询工作，有计划安排青年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挂职锻炼，让他们亲自参与人民调解、法律诉讼、非法律诉讼业务，提高青年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
3.2.2请进来，聘请法官、检察官、仲裁员和律师走上讲台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加强法学教育最好的办法就是聘请优秀的法官、检察官、仲裁员、律师等实务部门专家担任兼职教师，可以安排他们进行专题讲座、讲授理论课、指导实践课程和毕业论文等等，对学生学习体验法律实践技能大有益处。
3.3教学改革
3.3.1理论教学改革
（1）课程内容改革。随着我国法律职业制度的完善，独立学院若要以法律职业工作者为人才培养目标，就必然需要将本科教学与国家司法考试结合起来。将司法考试的内容、方向必然要融合到教学内容中，为法学教育确立一种衡量标准，架起本科教育与司法实务的桥梁。
（2）教学方式改革。在理论教学中要避免教师“满堂灌”和脱离实践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要尽可能地联系实际来讲授理论，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操作能力。比如采取案例教学法，将案例与理论结合起来，通过案例的剖析来阐述案例中的法理，同时也训练学生个案的分析能力。
（3）考试方式改革。目前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中，大部分考试仍沿用任课教师自己出卷、自己评卷的方式进行，由于学生的考试成绩往往与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学生评教意见挂钩，致使考试过于主观、范围狭窄，不能客观地检验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针对存在的问题，可以进行如下改革：一是与国家司法考试相接轨，将国家司法考试的考点纳入考试范围，适当提高考试难度；二是为检查学生的法律实务理论和操作能力，可以在试卷中增大案例题、应用题的比重；三是实施教考分离，出卷教师与任课教师的分离、出卷教师与阅卷教师的分离，以保证考试的客观公正。
3.3.2实践教学改革
（1）增加实践教学的种类。除了被普遍采用的模拟法庭，还可通过法律诊所让学生接触真实案例，进行自主分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使用模拟审判软件，让学生自主选择各种诉讼的角色，感受案件审判。
（2）加大实践教学的课时。实践教学要达到预期效果，时间保证至关重要。如法律诊所实训、模拟法庭实训都需要安排充足的时间，让学生充分进行学习、体验法律实务。
（3）加强过程控制。不同的实践项目，应编制不同的实践大纲，从内容、流程、实践报告等方面做到规范统一。还应制定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考评方法，使实践教学科学化，避免流于形式。
（4）加大经费保障。由于经费有限，独立学院法学专业所开设的实践项目难以没有落实到位，如组织学生参加法律援助，需要开支交通费、通讯费等。
（5）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活动。课外实践活动可以是专业性的，如普法宣传、法律咨询、诉讼等，也可以是非专业性的，如征文大赛、演讲辩论大赛等。这些活动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也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就业能力。
参考文献
[1] 兰岚，梁璇.提高法学专业本科生就业率的探索[J].法制博览，2015（8）.
一、什么是问题意识
北京学者陈瑞华认为，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中的“问题”应该是“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制度和法制层面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经由这一问题的研究提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所谓理论问题就是现有理论解释不了的问题。①这个概念把问题意识等同于：寻找“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了，而且这应该是对博士生或者硕士生的问题意识的要求，对本科生的要求理当把制度和法制层面的问题作为“问题意识”核心内容，本科学生更应侧重于关注司法实践中制度的完善等这些问题。
北京学者李婧、张琪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问题意识”的概念，他们认为：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并由此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促使人们积极思维，认真探究，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对于思维的这种心理品质，心理学上称之为“问题意识”。②持有此观点的学者为数不少，早在1995年安徽师范大学姚本先先生就已经提出过这样的概念。③这个概念的核心其实就是：人们在认识活动中，对现实和理论问题提出问题或质疑，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实质上将问题意识等同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了。
笔者认为，法律人的问题意识不能简单如以上学者所述——把它简单等同于去追寻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或去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法律人的问题意识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它是一种抽象思维活动的形式，即我们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应该如何运用我们的法律思维去思考它。比如，有这样的一道题：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审判时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有人说“75岁免死，君子报仇，75岁不晚”，老年人犯罪将会因此有恃无恐？你对该观点有什么看法。如果我们在回答该问题之前，首先会下意识地想：这个题目到底涉及什么法律问题呢？——这就是笔者所谓的“法律人的问题意识”。经过进一步思考，就可以发现这个题目涉及到罪责刑相适用问题、刑罚的正义目的以及刑罚的预防犯罪和教育目的等问题。如果能够找出这些问题，就能较好地解决这道题目了。其次，我认为，法律人的问题意识应当不仅仅局限于追寻“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对于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这可能是他们的问题意识的核心内容；但对于从事法律实务的法律人来讲，我想他们的问题意识更应该倾向于制度和法制层面的法律问题。最后，完整的问题意识应当包括这样的思维过程，即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早就指出：我们要学会“应用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的逻辑进路。
二、问题意识的功用
在辩论中，问题意识强的人往往较容易处于主动地位，能紧紧围绕辩论主题展开论述。比如，在日常学习、研讨过程中的辩论、法庭辩论甚至于日常生活中的吵架，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住争议焦点、不能紧紧围绕争议焦点展开讨论，就说明这个人问题意识不强、法律思维能力较差，一般来讲语言表达能力也不行。
当官从政更需要有问题意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的领导干部具备强烈的问题意识或者说忧患意识，善于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可以说，有没有敏锐的问题意识，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志。只有具备了敏锐的、前瞻的问题意识的领导干部，才能算是合格的领导干部，才能将社会问题防患于未然。没有问题意识的领导干部往往看不到存在的问题，意识不到潜在的矛盾和危机，其所谓的“施政”都是盲目的，实际存在的问题未能发现、更未能解决，使小问题淤积成了大问题、使新旧问题混杂成综合性问题，最后积重难返、最终走上不归路。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问题意识的领导干部简直就是党的事业的掘墓人。
问题意识在论文写作中有重大的意义。论文的写作往往起源于问题意识，它是论文写作的源头、是迈出论文写作的和第一步。没有问题意识的论文写作是盲目的、没头绪的，最后写成的东西最多只能象教科书一样，最多只是一大堆常识性的文字的堆积，未能揭示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读者阅读这样的论文或者著作，除了能积累一些常识之外，并不能得到任何启发。
三、如何获得问题意识
首先，要养成对社会事件、法律现象进行追问的习惯，即面对种种社会事件和法律现象，我们总要追问：它到底涉及什么法律问题？该问题的核心和本质是什么？当然，要想能够洞察各种社会事件、法律现象的本质和问题的核心，就必须有扎实的法理功底、较强的法律思维，而这两样基本功，必须通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积累才能达成。
其次，我们可以从以下各种途径来获得单个的具体的问题意识：⑴从法学的基础理论中寻找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研读经典、体会经典，然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阅读时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经典，发现前人理论的不足，从中找到突破口，对其进行超越、补正和发展。⑵在法律学科前沿中去寻找问题。法律前沿问题往往与现实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有关。⑶在法律实践中找到问题。法律实践包括古今中外的司法机关的司法实践，每个领域都有可能存在很多依然没能解决的问题。⑷从老师的课堂教学中找到问题。对于在校生来讲，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老师的课堂教学中，从老师的讲课过程中寻找问题是最便捷的。因为老师的课堂教学一般都会提出很多学问供学生思考。
① 陈瑞华：《论法学研究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50页。
② 李婧、张琪：“经济类本科生问题意识培养与毕业论文写作”，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9年8月第23卷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