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2 23:13:19
摘要
84年后的农业增长率的急剧下降引起了产权改革是否是核心，是否要私有化的争论。其中投资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但是不同的观点相对应的实证分析还没有得到一致的，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系统的分析了地权稳定性对各种农业投资，特别是固定于土地的长期投资的影响，同时考察了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尝试着对这场争论提出自己的见解。
我们的理论模型指出地权的不稳定性抑制了长期投资，但对其他投资的影响随外生约束的变化会有所不同。小调的负面影响较小，而合适的补偿机制降低了大调的负面作用，其他因素对投资的影响方向也随约束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农业的低比较收益对投资有着双重的重要的负面影响。
实证分析证实了地权的不稳定对长期投资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大调的影响大，小调的影响小，也证实了补偿机制有正向作用。我们同时得到了：小调刺激了化肥的施用，也减少了农业劳动投入，而大调对两者的影响基本不显著。这种差异证实了约束条件的变化的重要影响，也暗示了农业的比较收益的重要性。另外我们还证实了非农就业机会，村组的相对应的长期投资都显著的降低了农户的长期投资，进而我们对产权核心论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地权稳定性，大调整，小调整，长期投资，短期投入，劳动投入，农家肥，农业比较收益，约束条件，村组投资，补偿机制，集体所有制，产权核心论
LandTenureSecurityandFarmerInvestment:TheoryandEvidencefromChina
Abstract
Thesharpdropintheagriculturalgrowthrateprovokedahotdebateaboutwhetherthemainproblemlayinlandrightornot,andwhetherweneededtoprivatizelandornot.Investmenthasbeenoneofthefocuses.Noconvincingempiricalevidencehasbeenprovidedeithertovalidateorinvalidatethearguments.Ourpapersystematicallyexplorestheimpactthatlandinsecurityhasonagriculturalinvestments,especiallyonlong-termandland-savinginvestment.Wealsoanalyzeeffectsofotherelements.Wetrytogiveourcontributionabouttheissue.
Ourtheoreticalmodelpredictsthatlandtenureinsecurityadverselyaffectslong-terminvestment,buttheeffectsonotherinvestmentsdependingontheexogenousconstraints.Partialadjustmenthaslessnegativeeffect,andsomeproperrecoupmentmechanismsalleviatethenegativeeffectofrearrangement.Theeffectsofotherelementsoninvestmentsarealsodependingonexogenousconstraints.Andwepointouttherelativelyloweryieldofagriculturehastwoimportantnegativeimpacts.
Ourempiricalanalysisfindsevidencesofthenegativeeffectoflandinsecurityonlong-terminvestment.Andrearrangementhasmorenegativeeffectthanpartialeffect.Alsowefindevidenceofthepositiveeffectofrecoupmentmechanism.Atthesametime,wefindpartialadjustmentincreasesuseoffertilizer,anddecreaseslaborinput.Butrearrangementhasnosuchsignificanteffect.Thisdifferenceimpliestheimportanceofchangeinconstraint,andthentheimportanceoftherelativeyieldofagriculture.Inaddition,wesubstantiatenon-farmopportunityandthecollectiveinvestmentbothhavesignificantlynegativeimpactonlong-terminvestment.Andwedoubtlandrightisnotkeyproblemofthedecliningofagriculturalinvestment.
Keyword:landtenuresecurity,rearrangement,partialarrangement,long-term(andlandsaving)investment,short-terminput,laborinput,organicfertilizers,relativeyieldofagriculture,exogenousconstraint,collectiveinvestment,recoupmechanism,landrightschool
有融资需求的农户、微型金融机构和微型金融机构资金原始提供者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经济领域，风险中性是这些主体的特性。有融资需求的农户是农业生产者。农户有资金缺口时进行资金筹集，选择从国有商业银行或微型金融机构进行资金融通。假设国有商业银行和微型金融机构是完全竞争的角色。为了简化，假定农户仅做一种方式融资。
(一)微型金融与农户融资行为理论关系分析微型金融的历史使命是以贫困人口和低收入者尤其是农村农户以及微型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包括贷款、储蓄、保险和租赁等，涵盖了金融服务的全部范围。在我国，微型金融目前主要以小额信贷的形式存在着，其服务范围目前正逐渐扩大。微型金融机构的发展模式也有了飞速的变化，依靠各种渠道投资设立的非政府金融机构，一些带有集体性质的组织机构，甚至还有一些非正式的类似于被授权的中介机构一样的金融机构，都是提供微型金融服务的主体。微型金融服务的对象一般是那些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机构服务的低收入人群，不过这些群体必须拥有相对较好的偿付能力。农户融资需求源于收入不能维持家庭消费和其他支出的需要。农户本身的偿还能力、生产规模、家庭成员的结构、和所处地域环境的不同，农户融资有通过非农就业(如外出打工)收入获得家庭经营之外的报酬，达到收支平衡，即内源融资;当工资性收入仍不能满足农户资金需求时，农户就只有选择信贷支持方式获取资金或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借款，即外源融资。农户融资主要渠道有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两种。正规金融包括国民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农村信用社和中国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主要包括亲戚朋友之间的个人借贷等民间借贷形式。外源融资的次序表现为优先考虑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但正规金融机构要求贷款的强抵押、强担保，很多农户达不到贷款条件，这些农户只能通过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
(二)农业生产的融资过程农业生产融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生产资料(如种子、种苗、地膜等)购买前，为补充资金缺口额的融资期。农户与微型金融机构约定利息的支付额和支付期及担保。微型金融机构或资金提供者是否愿意借款。若农户从微型金融机构融资，第二阶段农产品收获期，微型金融机构则有权力对农户收获的农产品进行处置。第三阶段为来年农业生产资料的准备期，农户支付上一年度贷款利息和本金或给资金提供者支付利息和本金。假设，农户在第一阶段投入自有资金α＜λ，资金缺口为λ－α，标准化为1，需要从国有商业银行筹得。第二阶段，农户的农产品是否获得收获具有很大的风险，即农户的农产品收益为R是随机的。如果农产品收获较好，农户付息还贷;如果农户受灾或农产品价格很低，则农户亏损。第三阶段，如果农业保险给予补贴和赔偿或国家政策给予一定的扶持和担保，农户可以获得私人收益α＜β≤1，但是这部分收益不能向外部转移。农户选择国有商业银行融资，第二阶段，机构有权对农产品处置，获得农产品的处置收益为γ＜1，农户等同于血本无归。如果国有商业银行在第三阶段仍然选择给农户提供贷款，可以享受国家给予的政策支持，农户来年收获状况较好，归还所有贷款，实现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作用。农户选择微型金融机构，在第二阶段，如果农户没有收获或处于严重亏损状态，若处置农户的农产品将在执行上会存在很多障碍，故要么债权人收不回借款，选择不再给农户借款;要么债权人继续给农户借款，则利息会更高，农户来年收获，债权人收回全部借款和利息。
(三)农户融资投向风险与三农政策环境1.农户融资投向风险农户融资投向面临的主要风险有:农业生产风险和农产品价格风险(或市场风险)。农业生产风险是指与农户所选择种植农作物品种有关的风险，即农户选择的农业生产能否满足需求者的要求以及在生产过程中面临的自然气候、旱涝灾害等的不确定性;后者是指农户生产的产品是否供大于求的不确定性。农业生产风险多方面受农户对农作物的选择及对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对于选择常规农作物，农户融资投向的成功更加取决于对农作物生产种植的规模的选择及对需求者的需求把握，风险较小。对于选择非常规农作物或农产品，农户防范风险的难度更大，不确定性更大，规模的把握、市场上量的认知无历史数据参考，对需求者的需求不了解，则农户融资投向的风险较高。假设存在两种选择———低风险的选择A和高风险的选择B。A在第二阶段一定是获得收益，B在第二阶段无获利或微小获利。在第二阶段，A和B由于农业生产的风险性，则两个选择是否获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选择A有Pa的可能性获益，收益ηa＞λ;而B获得高额收益ηb＞ηa的可能性为Pb。这两类选择如果失败了，都是亏本的。假设σ代表农业生产风险，σ表示选择项B的概率大小。σ越高则选择项B的成功越需要依靠对市场上较冒险的尝试认知、非常规作物风险防范的措施、作物技术支持等，农户对非常规作物认知、作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明显突出，农户融资投向的成功概率就低，但高风险有可能带来高收益。2.三农政策环境农户有着“能力强”和“能力弱”的区别。能力强的农户融资投向其收益与风险如上所述。令C表示三农政策环境状况，体现农户中“能力强”、融资投向好的比例。三农政策环境反应了金融体系中支持三农发展的规定、信用建设及对农户融资投向的引导和支持政策等方面的完善状况，良好的三农政策环境能够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一方面约束农户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对完善农户增收创富的环境提供保障，农户中存在更多能力强的进行好的融资投向选择。为了研究将农户总数标准化为1，只对能力强的农户的融资进行分析。(四)信息要素融资的第一阶段，农业生产风险和三农政策环境不存在信息不公开现象，农户融资所涉及的主体都最大可能的确定σ和C的大小，但是资金提供者对农户融资的具体投向不了解。一个普遍的现象，农户融资所有涉及方无论是能力强还是能力弱者，在第一阶段对农户具体投向的标的是A还是B，所能确定的是概率分布为σ。第二阶段，农业生产收获农户获得收益，则确定为低风险的A，反之就是B选择。低风险的农户融资投向一般为规模小、人工投入多的经济作物(如蔬菜大棚等)或者为多年技术管理风险防控成熟的作物，农户融资的投向在农业经济市场中是存在的，农产品可在较短的时间内收益，风险可以防范，资金的提供者也容易对农户进行监督;在生产技术和市场难把握的高风险农户融资投向中，农户通常较难在短期内对投向标的获益状况进行确定，同时，资金提供者在对农户获益的把控和识别上也无经验和借鉴。
二、国有商业银行融资和微型金融机构融资可得性分析
根据文中的理论分析，探讨农业生产风险和三农政策环境如何影响农户能否从国有商业银行或微型金融机构获得融资。仍假设国有商业银行与微型金融机构是处于完全竞争的角色，假设不存在无风险利率，所有的投资收益都为风险收益。下面对国有商业银行融资、微型金融机构融资进行探讨，进而将两者比较分析。
(一)国有商业银行融资存在资金缺口的农户向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借款，银行是一个“经济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放贷之前会权衡分析收益和风险的状况。风险均衡的条件下，国有商业银行的放贷期望收益会高于收益的平均水平1时，国有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农户农业生产融资的第二阶段，国有商业银行对农户的农产品不会去处置，在此阶段对该项放款可以确定为A，但银行对农户来年的融资投向及风险的状况无法确认。推论1:银行一定会选择继续给融资投向A的农户放款。农户融资投向A，是技术成熟、风险的不确定性小，同时农户在第一、二阶段的能力和水平银行可判断;如果银行选择不给该农户贷款，则只能确认当前的收益，来年放款的对象银行还要花费成本和时间去考察农户的能力及农户的具体投向作物的风险性，在次年的净收益就会因成本的增加而减少。银行确定农户融资投向A且选择来年即第三阶段继续放款，则在次年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收益中在同样条件下确定性地获得S＞1。国有商业银行不会拒绝农户继续借款的要求。第三阶段，银行对次年农户融资投向的选择无法辨识是高风险高收益的作物还是高风险无收益的坏选择，为确保放款的回收，银行对来年未投向A的农户拒绝继续放款。对于高风险损失大的投向，农户没有机会获得私人收益，投入的自由资金也无法收回。在第一阶段投向将不会获得资金，市场中只能存在“能力强”农户且是好的融资投向。能力强的农户且投向A，会选择国有商业银行融资，国有商业银行放贷的规范性和谨慎制度，使得高风险低收益或无收益的农业投向能够被隔离，也就意味着对于能力强投向风险低的农户借款，国有商业银行所要求的信息不对称的风险补偿会降低。无论能力强或能力弱的农户改变了融资投向，意味着项目获益的因素发生变化，是否获益有很大风险，国有商业银行则都会拒绝继续放贷。农户选择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期望的收益目标:农户不仅有条件按时付息还本而且达到预期的收益水平。约束条件的说明:第二个条件，国有商业银行对于不是投向A的农户，在次年将拒绝放贷，国有商业银行的潜在收益M一定不小于高风险投向的期望收益PaS。如前文所述，农户采用从国有商业银行筹集，高风险低收益或无收益的农业投向无法在市场中存在，能力强投向风险低的农户就可以成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好客户”，他们还可享受少支付或不支付借款成本中额外的风险补偿。选择国有商业银行筹资，农户在融资投向确受到限制，即不能选择高风险有可能带来高收益的项目，会使其面临失去获得高收益项目的机会，导致农户的机会损失s［E(ha)－PaS］(即高风险可能带来的高收益)。第一条件是国有商业银行给农户放贷的前提条件，σM+(1－σ)PaS是国有商业银行银行在第一阶段的预期收益，其中M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潜在收益，(1－σ)PaS是在第二阶段选择A，成功后如期收回本金和利息的总额。根据我们的假设条件，则农户从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借款的前提为。推论2表示当农业投向生产风险较低时，农户可以进行银行筹资。当融资投向的生产风险变大时，国有商业银行放贷的利率水平会逐渐提高来取得因多承担风险获得补偿。国有商业银行放贷的规范性和谨慎制度，使得高风险低收益或无收益的农业投向能够被隔离，好的农户融资投向其融资成本因三农政策环境不理想而产生的溢出利息可以通过选择国有商业银行借款而减少。当农户融资投向的农业生产风险随着技术、经验和市场等因素的不确定性增大，且风险防范措施缺失，就构成国有商业银行确认的无法辨识是坏项目还是高风险高收益项目的特性，国有商业银行会选择拒绝继续放贷，农户选择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是不可行的。
(二)微型金融机构融资农户选择从微型金融机构融资并可获得高收益。附加条件是微型金融机构提供融资的前提条件，其中σl［sE(hb)+(1－s)E(ha)是微型金融机构在第一阶段预期的获益。l表示农户从微型金融机构筹到贷款利息(含有较高风险补偿金)占到农户总资金的比例。农户融资投向有选择A或B的自由。因此，推论3给出了农户从微型金融机构融到资金的前提条件。推论3说明良好的三农政策环境是农村金融市场得以发展的必要支撑。当三农政策环境不足以打消相关主体的顾虑时c＜C，微型金融机构由于本身存在的使命和特征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则不会或较少的介入农户投向于农业生产的借贷。只有三农政策环境达到微型金融机构的预期水平c＜C，农户才有可能从微型金融机构筹到钱。三农政策环境越不够理想，农户需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筹到钱，农业风险的天然性、政策的不完善会使农户付出额外的贷款成本。微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和对农户放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三农政策环境的好坏，但是微型金融机构资金来源的特殊性和高额利润目标的驱使会对高风险高收益的农业投向予以放贷，农户的融资在此种情况下更容易可得。分析说明，当农户投资投向选择B时，尤其B的风险水平较高时，农户只能选择从微型金融机构筹到资金。
(三)国有商业银行融资与微型金融机构融资比较经过对比国有商业银行融资和微型金融机构融资的可行条件，在三农政策环境不理想的状况下，国有商业银行能够利用自身体制、制度规章的完善可以有效克服其缺陷，农业融资投向的生产风险的增大时国有商业银行放贷的可行性会减弱。微型金融机构放贷较显著的依赖于三农政策环境的好坏，但政策的扶持和自身机构利润目标最大化的特征对农户投向生产风险的有较大的容忍度。得出以下结论。X4={(σ，c)|σ〉s^，c〈C}表示农业生产风险较高、三农政策环境较差的情况，此时国有商业银行融资因为农业生产的高风险降低了可得性，同时如果三农政策环境不足以吸引微型金融机构，则该种融资也行不通。农业生产、国家农业政策环境处于该状况，实现农户融资的需求、发挥金融服务三农的作用，必须从宏观层面完善政策环境，多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努力提高降低农业产业风险的水平。国家保持原有的三农政策环境，而农业产业风险能够有效降低，则农户可以从国有商业银行筹得资金。防范农业风险水平不能有效改变，而国家积极改善了三农政策环境，则农户可以从微型金融机构筹得资金。防范农业风险水平提高了，同时国家积极改善了三农政策环境，则农户在资金短缺时可以选择国有商业银行或微型金融机构筹资。
三、农户融资投向与微型金融的协调发展
文章下文考察农业生产风险和三农政策环境对农户融资投向与微型金融的协调发展的影响。
(一)农业生产风险的影响当三农政策环境不理想时(c〈C)，好的农户融资投向希望通过国有商业银行放贷的规范性和谨慎制度，使其与高风险低收益或无收益的农业投向有所区分，可享受少支付或不支付借款成本中额外的违约风险补偿。农户融资投向不确定因素增加风险加大，国有商业银行降低给农户放款的意向。当三农政策环境得到改善时(C＞珔C)，微型金融机构能够运用逐渐改善的信用体系、公开信息、政策支持等提高保护自身权益的水平，良好的三农政策环境是微型金融机构积极发展的有利支撑。当农户融资投向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大时，农户更加偏好与微型金融机构融资。
关键词：农户投资非农化；资金；农户投资非农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F3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3-0056-02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竞争的必然结果。因此，所有的资源都必然会流向高效率的产业，最终使产业结构优化。农户作为农业投资的主体，其投资动机逐渐由“自给”向“高效率”转变。由于我国农业脱胎于封建的自给型农业，虽然在改革开放后，农业经济已经逐渐走向市场，但是这种跨越式的发展也给农业经济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农户投资于农业不仅效率低，而且风险大。从而出现了农户在农业投资上的新特点――短期化、双向化、兼业化，表现在投资行为上就是投资的非农化倾向。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农户投资基于比较利益继续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进行选择，农户投资非农化是大势所趋。
在农户投资非农化的趋势下，资源可以得到充分地利用（尤其是劳动力资源），进而使投入大幅度提高，从而促进非农化的进程。在宏观上，农户投资非农化可以促进GDP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我国从农业大国走向工业大国的进程。综合以上两点可以看出：推进农户投资的非农化不论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及主要行业分布
1．农户投资非农户概念的界定
农户投资的非农化，即农户为自身利益得到最大化而将资本（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向非农产业的行为。
2．农户投资非农化的行业分布
根据调查表明，当今农户投资于非农业的行业主要是工业、交通运输业、批零贸易餐饮业、服务业，分别占14．8％、25％，商饮业所占百分比达到50％。从这些行业的特点可以看出，农户投资的非农业的行业有两个相同点：一是该行业要求的技术水平和文化程度不高，即人力资本投资较小；二是这些行业的资金门槛很低，即对物质资本的要求较低，资金要求比较低。虽然这些行业在微观上能给农民带来收入的增加，在宏观上会带动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但是，这些行业在宏观和微观上都是作用很小的，而且对于所投入的非农业的某项产业缺乏可持续性。农民作为理智的生产者当然希望投资于收益更高的行业，农民之所以选择这几个行业就是因为这几个行业的技术和资金门槛很低，由此可以得出促进农户投资非农化，不论是宏观还是微观上都应该解决资金和技术的问题，但是，资金和技术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资金问题，即资金才是制约农户投资非农化的主要制约因素。
二、资金对技术的制约
农户投资于非农业，还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持，这里的“技术”即与人力资本投资有关又不完全是人力资本投资。此处讨论的技术是指，正规的教育、职业技术培训。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技术素质才能使投资的这个行业最后变为自己的产业，最后由完全纯农户转变为完全非农户。农户投资于非农业最终的目标，不仅仅是为增加收入，当他们在非农化程度扩大到一定程度之后，最终要摆脱农民的身份，在本次辽南调查中就发现，问卷调查90％多的农户希望能消除城乡差别，而经济条件好的农户，即使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但是在城市打工的农户他们现在的生活目标就是在城市安家。从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看，农户投资于非农业需要更多的资金储备。
农户投资非农化的进程中，技术受制于资金，本文从获取技术的成本来考察。
农户获得职业技术培训的成本较低，即受资金制约较小。在农民投资的非农业最多的行业中，服务业、批零贸易商饮业基本不需要什么技能培训费用，只有交通运输业、工业需要一定的培训费用，这些费用农民基本都能够负担得起。
农户对正规教育的投资严重受到资金的制约。我们分两个阶段来考察。
首先，看农村的义务教育。近年来，农村的辍学、流失率偏高，初中生辍学率偏高，有的地方达到10％以上，农村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不足七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三年。在15～20岁的农村劳动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如此低的教育程度主要原因是资金的问题，这里的资金不仅指教育费用，还有一个机会成本问题。在过去的几年中，农村的义务教育没有城市那么多的优惠，因而，教育成本对于很多农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在政府规定免除学费的同时，却允许收杂费，这一规定在实质上取消了“义务”的无条件性。在缺乏国家财政拨款支持的前提下，农村教育部门由于财政困难，不得不把增收超过学费的杂费变成其经济来源，来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就当前农村教育收费水平发表看法时，农民等弱势群体都表示“吃力”和“非常吃力”。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很多农民都觉得在经济上不划算，以辽宁省黑山县为例，该村2000级小学毕业生中有14人未读完初中，大部人认为是经济上不划算。供养一名初中生一年大约需要学杂费、书本费、中餐费、交通费等至少2 000元，这笔钱多数农民家庭负担得起，但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比城市要高得多，家长们不会像大多数城市家长那样不在乎，在他们看来，只有孩子学习好并上大学，找到工作赚钱，这些投资（即以后上高中和大学的学费）才有回报，否则不如不念，还可以在家做些农活，或打工增加收入。
其次，考察高等院校学费，北大、人大、复旦、师大、浙大、南开等收费均在每年4 500元左右，辽宁省这个消费相对较低的省份，大学学费也和这些名牌学校相差无几，但是，随着现在的就业形势严峻，上不了名牌大学，将来的回报率将是很低的，有些甚至是负值。农民供养一个子女上大学，至少需要负担4万～6万元，这相当于普通城镇家庭五至十年的全部积蓄了，这个费用在收入来源相对较少的农村来讲简直是天文数字。综上所述，农民获取一定教育水平的成本是很高的，而这又是农户投资于非农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如果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那么就很难获取更高的技能，这也决定了农民所经营的这个行业能否产生质的飞跃，从“作坊”变成一个“企业”或集团。
三、结论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农户投资非农化进程中，技术是依赖于资金的。因此，推进农户投资非农化进程要先解决资金问题。针对农村的现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加快农村信用社的改革
农户投资于非农业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借贷资金。农民借贷资金的主要金融机构就是信用社。但是，信用社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愿意给农民贷款。基于某种利益关系，资金主要贷款给政府，这样的项目通常资金利用率很低，甚至是负的，这对于经营成本巨大的信用社来说是雪上加霜，面对收益小、风险大的农民小额贷款无人问津便成为一种必然。为使农村信用社尽早理清利益关系，加快信用社的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二）规范民间借贷
在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信贷支农”主力军作用的同时，应积极规范、引导民间借贷，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发育。由于目前国家没有赋予民间借贷合法的地位，政策上缺乏正确的引导，组织上缺乏有力支持，业务上缺乏有效监管，其市场化、组织化和规范化程度较低。但是，民间借贷固有的交易成本低的优势是其他正规金融部门所不及的，因此，应在有关部门的监管下，选择一些有基础条件的农村社区，对已有的民间金融互助组织进行规范，组建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据调查结果显示，在国家取缔农村合作基金组织后，民间借贷由地上转入地下，高息借贷并没有减少。如山西调查样本中，个别养车户、开矿户以及承建大型项目户。在得不到正规金融部门贷款后，多转向高息借贷，因而，应从规范角度来整顿民间借贷，赋予其合法地位，建立有效的组织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1] 屈艳芳，郭敏．农户投资行为实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2（4）．
Capital Restricting to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the Peasant Household Investing
to Non-peasant Household
WEI Wei, LAN Xiao-hong, ZHONG Zhi-li
(College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Management, Shenya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1, China)
关键词：流转租期；流转方式；耕地质量保护
耕地质量关乎到农业的长期发展以及农民的切身利益。近年来中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保障粮食生产与改良耕地质量安全，2015“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农业部《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方案》均具有针对性地提出综合治理退化耕地、机耕地质量保护等措施。在三权分置的新形势下，随着土地流转市场的深化与城镇化的发展，以及劳动力转移，新型经营主体等规模化经营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主体和土地的直接使用者，其对耕地保护意识及行为直接关系着耕地质量变化与粮食生产的结果（许恒周，2011）。随着土地流转、土地确权等土地权益拥有者的变化，土地经营者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耕地保护的形式是否存在差异？在存在差异的同时，是更加倾向于劳动偏向型还是资本偏向型？本文就此展开研究以期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出几点建议。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耕地质量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比较关心的问题。有关耕地质量保护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一部分学者分析耕地质量保护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业收入比例、预期收益和两者同时作用对农户进行耕地保护意愿具有促进作用（肖建英，2012；陈美球，2007；张衍毓，2006）。2.部分学者关注土地的“三权确立”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部分学者认为，农地使用权提高了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从而激发了农户对土地长期投入的意愿，对耕地单产和质量变化具有正向影响（何凌云，2001；黄季焜，2012；马贤磊，2009；张振环，2013）。而同样也有一些学者持有相反的观点，认为土地调整、地权稳定性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影响不显著（张红宇，2002；赵阳，2004；许庆，2005；钟甫宁，2009）。3.部分学者论述了土地流转与耕地质量保护之间的关系。其中，多数文献以“是否土地流转”作为关键变量，得出结论为农地流转对耕地保护具有负面效应（俞海，2003）。郜亮亮（2011）将流转地来源区分为亲属转入和非亲属转入两种方式，研究发现从非亲属手中转入的农地施用有机肥概率低于从亲属手中转入的农地。综述研究发现，关于耕地质量保护文献主要集中于耕地质量保护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土地的“三权确立”以及“是否土地流转”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而忽视了流转方式和流转租期对耕地质量保护的影响。在现阶段，农业生产还属于弱势产业的情况下，农户是否对耕地质量保护采取相应的措施？由于家庭资源禀赋的不同，有土地流转的农户与无土地流转的农户之间对耕地保护的方式存在异质性。鉴于此，本文对比土地流转户和非流转户耕地保护行为差异，重点分析土地流转期限、流转方式对劳动偏向型和资本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产生的影响。
二、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方式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方式
广义上耕地质量保护包括耕地数量和耕地质量两方面（牛海鹏，2011）。本文研究主要涉及耕地“质量”保护，即在土壤利用过程中，农户根据耕地质量状况所进行有利于维持和提升耕地质量的行为。本文将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划分为资金偏向型投资和劳动偏向型投资（杨志海，2015；钟甫宁，2009）。其中，对在耕地保护过程中不需要投入资金或投入较少资金且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的方式归为劳动偏向型，包括整修水渠、回收农膜、施用农家肥、绿肥、石灰、石膏等调理剂。劳动偏向型耕地保护具有的特点是所需劳动力较多。这间接说明：该类型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或家庭中存在兼业行为的家庭户；而不需要投入劳动力或较少投入劳动，且需要投入大量资本的方式归为资本偏向型，包括商品有机肥、秸秆还田、测土配方肥、土地平整和深松耕地等。区别于劳动偏向型耕地保护方式，资本偏向型耕地保护的特点是所需的资金较多，间接的说明该类型增加了生产资料成本。
（二）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因素众多，但本文主要从流转租期及流转方式角度来探讨耕地保护行为的差异。首先，分析流转租期对耕地保护行为影响。农户在有限的流转期内主要考虑收益最大化。当农户流入土地流转租期较长时，且家庭劳动力较为充裕时，农户会选择劳动偏向型耕地保护，如在非农忙时期对土地进行整地或投入农家肥等行为。当家庭劳动力不充裕时，农户家庭规模化经营或非农收入所带来的资金回流，会选择资本偏向型耕地保护方式，如购买有机肥等。在流转租期短的情况下，农户会担心投入的成本不能在短时期收回，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户对耕地质量的相应投入。因此，土地流转租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一：流转租期对耕地保护投入行为产生正向促进作用，无论是资本偏向型还是劳动偏向型。其次，流转方式是影响农户是否进行耕地质量保护的主要原因之一。流转方式不同体现在土地租金不同。当流转方式趋于免费代种时，土地租金最小，间接地说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相对较低，农户进行资本投入型耕地保护的概率更高。当流转方式的租金越多，表现为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成本较高，进而农户采取劳动型耕地质量保护或不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因此，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二：流转方式对资金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具有负向作用，对劳动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三、农户耕地质量保护的数据选取及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江西省307户农户实地调查数据，本文主要从两个层次分析了流转租期、流转方式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选择的决策差异。首先，分析土地转入户与无流转行为户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差异。其次，针对有转入土地的农户中，流转租期、流转方式对耕地保护不同类型的影响程度。本文所指的流转方式是指农户转入土地的来源，主要按所用租金的多少和耕地所在地理区位来划分，具体划分为：1=免费代种；2=代种，支付一定的费用或事物；3=租其他农户（包括生产队、合作社）的土地、有租金，4=租村集体土地，有租金；流转租期主要指农户进行转入农地时所产生口头或者书面约定经营土地的年限。
（二）有流转户与无流转户之间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差异模型构建
（1）式（1）中Y表示是否采取了耕地质量保护措施；Transfer表示是否流入土地；W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农户认知信息、家庭特征、地块特征、是否土地确权等；β0为回归截距项；β1、β2分别表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μ子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随机扰动项。
（三）流转期限、流转方式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影响的模型构建
主要考察流转期限、流转方式对不同类型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除流转期限和流转方式外，耕地保护行为的发生还受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块特征的影响。例如，地块细碎化程度越高，无论是资本投入型还是劳动投入型都会加大成本，从而间接影响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为此，本文将模型设定如下：（2）式（2）中Yτ=1,2,3分别表示资本偏向型、劳动偏向型和资本加劳动双选择的耕地保护选择行为；Deadline表示流转期限；Way表示流转方式；N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家庭特征、地块特征、是否土地确权等；δ0为回归截距项；δ1、δ2、δ3分别表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ντ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随机扰动项。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土地流转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2估计了土地流转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是否转入土地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转入土地的农户对耕地保护具有促进作用。其原因可能是转入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目的为不损害土壤质量且间接地提高产量，转入土地的家庭多为以务农为主的农户，土地产出是产生收益的主要来源。无流转行为户耕地保护的意识较弱，主要原因为无流转行为户多为兼业户，以非农收入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不关注提高产量所带来的收益；地块数与耕地保护投入负相关。地块数越多意味着越会增加耕地保护的时间成本和投入成本，造成农业收益的降低。因此，地块数越多越会阻碍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租金是影响农户是否进行耕地保护的重要因素，租金越高农业成本越高，农户进行耕地保护的可能越小；土地是否确权对耕地保护具有促进作用，土地确权以三权分置的形式促进了土地权属关系的稳定，完善了财产权利的保护，有利于农户对耕地进行投资及保护。其他控制变量中，家庭资源禀赋、户主个体特征对耕地保护行为产生影响。农业劳动力数占家庭总数比对耕地保护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土地是农业生产资料的基础，农业劳动力在非农忙时节多为闲置劳动力，妇女或老人在农闲时会施用农家肥、整地或进行其他耕地保护行为，以起到保护土壤提高肥力的作用；农户耕地保护认知对进行耕地保护行为具有促进作用，对土壤质量状态及保护措施认知程度越高。户主为村干部促进耕地保护投入，村干部对国家政策方针了解程度和认知程度高于普通农户，并且村干部具有带头作用会更加响应国家政策方针进行耕地保护。
（二）流转租期、流转方式与耕地质量保护的回归结果
表3描绘了流转租期、流转方式对耕地保护行为的实证分析。将耕地质量保护投入的方式分为资本偏向型、劳动偏向型和资本加劳动偏向型。此回归结果的样本中剔除了非流转户的样本，最终样本数为210户。农户对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选择除受关键变量影响外，还受地块信息、家庭资源禀赋和户主个体特征等变量影响。1.土地流转情况的影响。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劳动偏向型还是资本偏向型耕地保护行为，流转租期对耕地保护行为都具有正向影响。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这是由于耕地保护行为属于一种短期投资行为，即投入一定的资本或劳动对土地进行质量保护，土壤质量提高的情况下间接地可以减少施用肥料。因此，理性农户考虑投资成本能否在经营期得到同等或更多的收益回报。流转方式的土地租金对于劳动投入型的农户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于流转方式趋近于租用村集体土地的农户选择劳动投入型耕地保护的概率更大。其主要原因，第一，租用村集体土地租金较高，当投入成本过高时，农户的农业总收益将会缩小。第二，对于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来说，闲暇时间不计入成本。流转方式对于资本偏向型的农户具有阻碍作用。原因有两个：一是当农业生产成本过高且收益一定时，由于土壤质量提高带来的收益未能超过资本偏向型耕地保护的投入额度。二是农户进行资金投入可能导致收益还未能全部收回，土地流转期限截止的可能。因此，农户流转土地方式越趋近于租用村集体土地，农户进行资本投入的可能性越小；而对于劳动加资本投入型不显著，可能是由于投入的促进与阻碍作用使得正负效果抵消。2.其他控制变量。是否确权对耕地保护具有正向影响，农地确权明晰了农地的面积，增加了农民对耕地质量投入意愿；地块数对耕地质量保护具有阻碍作用，即地块越细碎化农户进行耕地保护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投入成本越高，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可能越小；农业劳动力数占家庭总数比越多农户进行劳动投入型耕地保护的可能性越大，由于这类农户主要以农业生产作为农业主要收入来源，并且耕地保护会提高土壤质量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当农户不考虑闲暇成本时，农户会自愿发挥自己的价值，以提高产量为目的的对耕地进行了质量保护的行为。农户认知程度促进耕地保护。土壤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家庭农业生产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户主，进而户主对土壤质量的分析及认知影响是否进行耕地保护。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关键词：湖北；农户；投资行为
2008年暑期，我们课题组通过组织课题组成员、部分师生和乡镇干部对湖北10县(市)100个村的100农户的投资行为进行了实地调查，在2000年底课题组又组织课题组成员对收回的调查表进行整理并随机抽样到调查户进行核实，以保证调查资料的准确性。在全面整理和分析调查资料后，形成了这份综合性的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笔者围绕被调查户的基本情况、投资行为及趋势和投资与收入的关系三大方面十几个问题，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在得出初步研究结论的同时，也提出我们对农户投资行为的一些看法。
一、调查的设计和样本的结构
本次调查的对象以农户为基本单位，调查所选取的样本涉及湖北省的10个县(市)的100个农户。样本的选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有经济较发达的平原地区如天门市、仙桃市，也有经济一般的丘陵地区如咸宁市，也有经济较落后的山区如竹山县、英山县，还有武汉市的郊区如新洲区、江夏区。这种样本的选择方式和结构有利于比较全面了解情况，以得出比较合理的研究结论。调查资料的收集采取以下程序：一是设计基本问卷表，由被调查的农户进行填写；二是按照收集调查表的10％的比例随机抽样到农户家中核实，最后确定有效样本为96户；三是设计专门表格将有关定量性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和分析；最后，由课题组成员根据有关资料撰写调查报告。
二、调查结果的分析
(一)农户的基本情况
1 户主年龄。对户主年龄进行调查的目的在于与第二项文化程度相结合，共同分析年龄与文化程度对农户投资决策的影响。调查发现户主以男性为主，占85.4％，平均年龄在40.5岁，最小为24岁，最大为62岁；24-30岁的占22.9％，31～40岁的占37.5％，41岁以上的占39.6％。调查中还发现24～30岁的户主，80％以上外出打工，31-40岁的户主外出打工因受年龄和文化技能限制，只有30％外出打工。41岁以上的户主基本上都没有外出打工的经历。
2 户主文化程度。在被调查的户主中，文盲占21.9％，全部集中在41岁以上的户主；小学文化的占52.1％，主要集中在31岁以上的户主；初中文化的占18.6％，主要集中在31～40岁的户主，24-30岁的户主有一部分，高中(中专)文化的占7.4％，全部集中在24～30岁的户主。由此可以看出，户主年龄越年轻，文化水平越高，户主年龄越大，文化水平越低。户主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家庭的投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说年轻人和文化程度较高的户主接受新兴事物要快些，具有一定的进取和冒险精神。
3 2007年全年家庭纯收入。2007年湖北省农村人均纯收入为3 997元，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7 896.76元，与湖北省农村人均纯收人大致相当。但是，如果按调查户所处地理环境分为平原区、丘陵区和山区，则他们之间的纯收入的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平原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 396.70元。丘陵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 201.83元，山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2 873.65元，这说明地理环境对农户的投资行为以及收入有重要的影响。
(二)投资行为分析
1 投资意愿和投资计划。当问及调查户是否有投资意愿时，回答有的占87.5％，这说明广大农户还是很渴望进行投资的，希望得到投资援助的占44.8％。为什么有87.5％的农户有投资意愿，而希望得到投资援助的只占44.8％。调查发现，除了少数农户有自身积累外，大部分并不具有现实的投资能力，自身没有投资能力而又不希望得到援助的原因有二，一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投资计划，这类农户达76％，或者有明确的投资计划，但不能预测投资期及投资的成本和收益，怕万一投资失败，难以还债，所以稳健起见，想依靠自身的积累；二是有意愿不一定有机会，83％的农户想拓宽增收渠道，但就是苦于难以发现和利用机会，部分农户说，如果有机会，只要有把握赚钱，他们还是愿意得到投资援助的。
2 在目前的农产品价格下，对土地投资的意愿。愿意对土地投资的占26％，将减少对土地投资的占37.5％，保持现状的占36.5％。上述调查结果表明，有74％的农户不愿对土地增加投资。原因之一是土地调整比较频繁；对土地的投资一般在当年很难见成效，土地调整频繁使农户对土地经营的短期化行为严重，不愿意增加对土地的投资。二是目前农户对土地的投资已经处于临界点了，再增加投资，产出并不一定会相应增加。三是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同样的投入如果用在其他方面，可能效益更大。四是农村中的“四荒”地已经不多，剩下的“四荒”地投资的成本很高，更何况“四荒”地目前的产权不明晰，投资后怕收不回来。调查还发现，2007年与2006年相比，投入到土地上的劳动数量普遍减少，减少的农户占92.7％，增加的为0，不增不减的占7.3％，减少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外出打工，其余的在本地或外地经商和跑运输。
3 对粮食生产方面的物质投资。认为种粮有利的占2.1％，认为种粮无利可图，尽量少投入的占26％，认为别无门路，只能投向粮食的占52.1％，认为生产资料价格太高，资金有限，无力投入的占19.8％。第一类情况的农户只有2户，他们都是子女在城镇上班或务工经商，老人在农村种粮供他们的口粮，所以他们愿意在种粮方面多投入，而且他们也有实力投入；而第二类的农户，一旦有其他投资机会，也必然会减少对粮食生产的投资；第三类和第四类农户的情况也正好说明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下，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而且兼业化现象也多发生在他们身上。
4 2007年家庭总投资的变化。回答增加的占26％，回答减少的占52.4％，回答不增不减的占19.8％。调查发现，在增加投资的原因中，认为消费减少的占71.9％，认为是贷款增加的占11.5％，认为是收入增加的占16.6％；这说明大部分农户是在勒紧裤带增加投资。增加投资的目的中，用于解决吃、穿、住问题的占19.8％，此类农户一般是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或者正在努力解决；用于应付开支的占47.9％，此类农户一般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子女较多，家庭开支大，必须有不断增加的收入来源来应付；用于增加财富的占32.3％，这类农户一般已经步入小康，或正在奔小康。在影响投资的因素中，把“不了解行情，不知投向何处”放在第一的占23.9％，把“不愿增加投资，怕风险”放在第一的占25.3％，把“农产品价格较低，农用工业品价格高”放在第一的占22.5％，把“无资金可投和缺乏技术指导”放在第一的占28.2％。其实大多数农户认为这四种因素都会影响投资。很难对他们进行排序。
5 家庭收入来源和用途。家庭收入的来源反映了农户的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而收入的用途可以反映农户的支出结构和投资意识。调查发现，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业的占51％，主要来源于畜牧业的占7.29％，主要来源于林业的占3％，主要来源于渔业的占11.5％，主要来源于工业和建筑业的占6.25％，主要来源于服务业的占11.5％，主要来源于打工的占9.37％。这说明除了部分年轻的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打工外，大部分农户的收入主要还是来源于农业。
三、调查后的思考
1 大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农民的文化素质不仅直接影响农民的投资行为，还会对其他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化层次较高的农户，其投资意识一般较强，而那些文盲和半文盲的农民，有了收入就用来改善生活，投资意识不强。而且文化素质的高低还会影响农民的消费习惯和休闲时光的打发，而这些也会影响农户的投资行为。同时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也易于接受和掌握新技术，培养一定专长，为农户从事兼业行为，开辟增收渠道创造条件。
2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土地两权分离后的关键是农户是否真正拥有使用权，因为这是农民能否对土地具有长期经营思想和对土地进行中长期投入的重要前提。然而，尽管中央明确提出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三十年不变，但实际上在不少地方，农户承包的土地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的做法使农户不愿也不能对土地的经营进行长期规划和稳定投入。所以，目前必须明确农户对土地拥有经营决策权、收益分配权和必要的处置权。通过承包、租赁、股份等形式，来确定集体和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尽量避免土地使用权的频繁变动；其次就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是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和专业户集中，并尽可能延长使用期限，以加深农户对国家土地制度相对稳定的预期，从而树立长期经营的思想，对土地进行合理投入。
关键词：农业投资；农民收入；实证研究；湖北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0-0256-02
1湖北农业投资的动态分析
一般而言,农业投资主体包括:政府、集体合作组织、农户、金融机构、大中型企业和外商。对经济欠发达的湖北而言,政府的投入主要是财政农业支出；集体合作组织的投入主要是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农户的投入包括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户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简单再生产投入)；金融机构对农业的信贷投入,主要是指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对农业的贷款。
1.1政府财政投入的变化
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在不断增加,但所占比重却呈下降趋势(见表1)。从总量上看,1991-2005年间,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以平均每年大约14%的速度递增,大多数年份在绝对数上都有所增加,其中仅有1992年的财政支农支出为负增长。而且财政支农资金年度间增长幅度差不多,从1994-2002年间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连年下降，从2003年开始又有所回升，看来从2003年开始政府又开始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更加关注农民问题。
总体而言，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不够且不稳定，还应该进一步加大投入，以增加农民收入。
1.2农村集体和农户投入的变化
(1)从农村固定资产的投入变化看(见表2)，1991-2000年间，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在逐年增加，2003-2005年间一直下降，其中2005年降到了26.55亿元，比2004年下降了59.52%。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在逐年增加,1991年为24.47亿元,2005年达到了135.95亿元。看来,各年的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基本均高于当年农村集体的固定资产投资,其中1991、1992、1995、2000和2005年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当年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的2.2、2.6、1.3、1.1和5.1倍,说明农户是农村固定资产主要投资主体。
（2）从农户简单再生产投入情况看(见表2),1991-1996年湖北农户简单再生产投入是逐年增加的,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年均增长率为18.5%，1997-2000年呈逐年减少趋势,2001年后又开始逐年的增加。而从1991-2005年这15年间,农户简单再生产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0%,说明2001年以后,虽然投资总量的整体趋势在增加,但增速却比较缓慢。这说明农户对家庭经营投资的兴趣下降,农户的资金投向多元化。
1.3从农业比较投资率的角度来分析其变化趋势
农业比较投资率,是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与农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之比率。由主要年份农民收入情况以及表3可以看出,2001-2004年间,农业比较投资率均在0.5以下,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这与世界农业的一般规律(在工业化中期,农业比较投资率的值应接近或超过1)的差距很大,说明湖北农业投资相当不足。
2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与GDP增长的对比分析
由表4可知,在未扣除物价因素情况下,“七五”、“九五”及“十五”时期,各个时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均低于GDP的年均增长率,1981-2005年20多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低于GDP年均增长率约4个百分点。这说明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一直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
3农业投资与农民收入间的相关性分析
3.1农业投资与农民收入间的变动关系
由表5可知,湖北农业投资总体呈上升趋势,由1990的189.03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1114.07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3.5%；而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也从539.16上升到2499.33元,年均增长率为11.6%。这说明了随着农业投资的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也随之增加。但收入的增长速度却低于投资的增速,这一点可以由图1看出,收入曲线比投资曲线显得更为平缓。
通过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3.0对农民人均收入与财政农业投资、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农户简单再生产投入和农业贷款间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农户人均纯收入与上述投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28,0.677,0.979,0.858和0.893,经统计检验均达到0.0l的显著水平。这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财政农业支出、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农户投资和农业贷款均有极大的关联性。下面再对其进行回归模型的设定,以确定各投资主体的农业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具体影响大小。
3.2回归模型分析
根据可获得的数据,运用E-views3.1计量经济分析软件,对1991-2005年湖北省农业投资与农民人均收入的关系运用C-D生产函数进行回归分析。
Y=Axα1xβ2xγο3x4
其中:Y为人均纯收入(元)；x1为财政农业支出；x2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x3为农户对农业的总投资；x4为农业贷款额。YCX1X2X3X4
回归结果如下表6。
YCX1X2X3X4
表6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系数t-Statistic值
常数项30.6691.264
财政农业支出(x1)55.1874.492
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x2)7.5752.889
农户总投资(x3)13.7104.593
农业贷款(x4)3.6282.764
调整后的R^20.987
F-statistic193.020
从以上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98.7%,通过99%显著水平的F检验,且各投入项的回归系数分别通过了95%的T检验,表明其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较好。分析表明:农业投资的各主体财政支农、农村集体和农户投资及农业贷款,对农民人均收入的弹性系数均为正值,说明农民人均收入随着这四项投资的增加而增加。具体而言,每增加1%的财政支农资金,农民人均收入将增加55.19%;每增加1%农村集体固定资产的投资,农民人均收入将会增加7.57%;每增加1%的农户的投资,农民人均收入将会增加13.71%;每增加1%农业贷款的投资,农民人均收入将会增加3.63%。同时可以看出,在农业投资的各个主体中,农户投入的增加对农民人均收入的贡献最大,其次为农村集体固定资产的投资和财政资金投资;农业贷款的投资对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位居最后。由此可见,要增加农业的总产值,就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尤其是鼓励农户和农村集体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同时要稳定财政对农业的投资。
4结论与建议
对湖北省农业投资与农民收入的实证分析表明:一定数量的资金投入是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提高农民收人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增加国家、集体和农户对农业的投入。资金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状况,在目前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发展急需资金条件下,应千方百计增加农业投资。
参考文献
［1］杨明洪.农业增长方式转换机制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1).
［2］陈立双,张谛.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投资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4,(4).
关键词：农村居民点整治；决策；成本收益；长期生产理论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7）2-0149-03
1 引言
随着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需要、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加之国家政策的支持、市场化因素的增多，在内在吸力和外在推力的双重影响下，农村居民点整治在全国广泛开展。一方面，对农村来说，农村居民点整治可以有效实现耕地保护，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带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增加对城市建设用地供给，保障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关系[1，2]、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3，4]、整治驱动力[5，6]以及整治模式[7，8]等方面的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但鲜少有学者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来研究农村居民点整治。因此，本文将农村居民点整治置于微观经济学视角下，利用成本收益分析、长期生产理论等对整治主体的决策行为进行分析，以期把握主体的行为特点，为更顺利地推进农村居民点整治奠定理论基础。
2 农户整治决策分析
农户是农村居民点整治中的重要主体之一。在农村居民点整治中，农户可获得收益由三部分构成：整治补偿费、承包权红利和转移劳动收入。其中承包权红利是指农户以宅基地作为资本进行投资以获得未来收益，包括养老金和其他形式的补贴[9]。农户参与整治的成本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由于整治需重新搬迁产生的费用；二是农户在整治前经营土地的机会成本，即农户原来的农地经营收益。假定农户的纯收益为R，受农户自身素质、生活环境的影响，农户的经济行为往往具有短期性[10]，他们较少考虑长远的经济利益或者是潜在收益，更加重视眼前的既得利益。因此，对于农户可获得的预期收益及付出的预期成本都折算成现值进行计算。
T=a+∑ni=1b（1+r）i+c（1+r）i （
C=f+∑ni=1d（1+r）i
R=T-C
=a+
∑ni=1b（1+r）i+c（1+r）i
-f+∑ni=1d（1+r）i
=a-f+∑ni=1b（1+r）i+c（1+r）i-d（1+r）i，
式（1）中，T为农户的整治总收益，a为可获取整治补偿费，b为承包权红利，c为转移劳动收入。式（2）中，C为农户的整治总成本，f为整治搬迁的费用，d为农户原来的农地经营收益，n 为时间，t为还原率
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看，农户是否进行农村居民点整治取决于总收益同总成本的比较，即纯收益R的大小。当R>0时，表示通过整治收益增加，农户会作出进行整治的决策，反之，则不会进行整治。而整治给农户带来的预期收益及付出的预期成本又受到农户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情况、邻里关系、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3 土地整治企业决策分析
3.1 生产产品产量不变，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分析
将需要整治的农村居民点面积看作生a产品产量，假定在整治过程中，只有资本（K）和劳动（L）两种要素，并且，在整治过程中有足够的时间调整投入要素的组合。随着工业化发展，劳动相对资本变得越来越昂贵，促使生产由劳动力投入为主的初级阶段向以资本投入为主的高级阶段转型，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量变化受到相应的影响。如图，Qi代表等产量线，Ci代表等成本线。在一定时期内，土地整治企业要完成一定面积的农村居民点整治（Q0），则面临的选择是加大资本投入或增加劳动力投入。C1是生产转型要求的等成本曲线，假定农村居民点整治面积不变，Q0=Q1，则要素配置的均衡点从E0移动到E1，此时资本投入量增加，从K0上升至K1，劳动投入量则从L0减少到L1，最佳投入要素的组合为
MPK/MPL=PK/PL
式（4）中，MPK、MP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PK、P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价格。这时，以资本投入要素的增加代替了劳动投入要素的减少，使得土地整治企业加大了机械的使用，提高了工作效率，缩短了工期，为企业节约了时间成本，以获取更大的利润。
3.2 生产产量提高，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分析
当土地整治企业需要整治的农村居民点面积增加，则要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由于生产方式的转型以及现阶段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土地整治企业在需求各整治面积下对应的最低成本时对于投入要素的组合，是增加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而不是扩大用人规模，并要设法提高现有劳动的工作技能和工作效率。
假定土地整治企业在一段时间内，在维持现有劳动人数不变的情况下，为了完成Q2的整治工作量，则需增加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如图1[11]，资本投入量从K0上升到K2，要素配置均衡点也从E0移动到E2，农村居民点整治面积则从Q0增加到Q2。这种情形下，劳动力投入虽然没有增加，但是随着整治面积的增加，受资本投入加大的影响，单个劳动力获得的劳动工具将更加先进，技能培训也更全面，工作水平及工作效率将得到极大提高。不仅发挥了劳动力的最大效用，还促进整治的集约转型，有利于增加土地整治公司的利润。
4 地方政府决策分析
在农村居民点整治中，整治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可进行增减挂钩，这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假设某农村居民点整治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面积为A，土地单价为P，以单位土地面积计的税收为T，付给农户单位面积土地的补偿为C，则地方政府最终的收益I可表示为：
I=A（P+T-C），
受耕地保护的现实需求，为了保证18亿亩耕地不动摇，按照相关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定区域的增减挂钩指标在一定时间内是有限制的。因此，式中A的增长是一定的，I的增加则更多依赖于地租地价的上涨、企业税收的增加以及对农户补偿的减少。
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多地少，耕地数量急剧减少，国家提出了“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为此，中央政府要求地方各级政府严格控制建设用地的总量。虽然土地供应的控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地使用者充分利用土地，但是受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市场上仍然存在着土地供不应求的局面，这也导致了地价的上涨。即P的增加可以弥补A不增或增幅小于P带来的收益损失。
另一方面，作为一届地方政府，受经济发展、本地区资源约束、地方政绩及个人私欲等因素的驱使，在中央政府监督不严的情况下，有冒着被惩罚的风险突破规定指标的冲动，整治更多的农村居民点以获取建设用地指标。这时，在农村居民点整治中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出现农民“被上楼”、“被集中”等现象。同时，对待整治中的弱势群体―农户，地方政府可能会减少对农户的补偿，以降低整治成本，提高整治收益。
5 研究结论及展望
5.1 结论
（1）从成本收益分析来看，农户在纯收益大于零的情况下，会做出参与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决策。为提高农户参与农村居民点整治的热情和积极性，应当完善整治过程中的制度保障，适当提高补偿标准，并对农户进行再就业培训，确保农户进行农村居民点整治后有一定的非农就业生存能力。
（2）从市场均衡来看，土地整治企业随着劳动相对价格的上升，会促使其增加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并挖掘现有劳动力的生产潜力，提高其单位生产效率，从而促进效益的增长。
（3）从政府的决策分析来看，地方政府受地方经济发展、政绩等因素影响，有突破规定指标，增加农村居民点整治数量的冲动，有可能会对农户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为此，有必要完善相关的法律、监督等制度，规范地方政府的决策行为。
5.2 研究展望
研究借助微观经济学相关理论对农村居民点整治决策主体：农户、土地整治企业、政府的整治决策行为进行理论推演分析，研究结果有助于把握决策主体的行为特点，但还需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予以验证和深入探讨有关问题。如：影响农户决策的具体因素有哪些、整治主体间如何博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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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Analysis on the Decision-making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Li Peien， Kuang Yaoyao， Zhang Ruiwei， Bi Guohua， Li Gen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以中部地区142个村1 370户农户的调查结果为基础，运用统计分析法、DEA分析法研究农地流转前后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业生产效率变化，进一步采用Tobit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不同农户兼业程度对两类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发现：①从综合生产效率来看，中部地区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生产效率均较低，仅有0.204，农地流转使转入户提高了1.1%，转出户降低了15.7%；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来看，流转后转出户的技术效率低于转入户1.8%、规模效率与转入户扩大为10.4%，说明农地流转促使土地由转出户向生产技术更高、经营规模更集中的转入户家庭转移。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兼业分化会显著提高转入户的生产效率，显著降低转出土地农户的生产效率，且兼业程度越强兼业分化的正方向影响作用越弱。③在其他变量中，受教育程度、农业补贴政策的落实和农业技能培训对农业生产效率均有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在农地流转中，建议政府应考虑流转农户的差异化以及兼业程度的影响，针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分别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一要对兼业程度较高的转出户实行农民身份退出机制，在城乡居民福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逐渐提高的基础下，稳步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促使土地要素向高生产效率的农户转移。二要从农地的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经营权，对土地经营权予以登记，让真正种地的农民得到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惠；适度降低转入户的兼业化水平，促进农民职业化，鼓励规模化经营。
关键词中部地区；农地流转；兼业程度；生产效率；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5-0121-08DOI：10.12062/cpre.20170340
在我国耕地资源快速流失而人口不断增长的背景下[1]，合理的开展农地流转是促进农地规模集中，提高农地生产效率、实现农业效益增产最有效途径[2]。近年来政府连续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均提出要规范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但目前我国耕地的经营模式仍以家庭经营为主，规模化程度不高，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3]。
同时随着劳动力要素在城乡间流动性增强[4]，在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梯度下选择外出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加，具有就业竞争力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倾向于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劳动力短缺[19]，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7 747万人（2015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的转移就业带动了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导致农户兼业化程度逐渐加深[5-6]，这一现象导致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从而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
国内学者基于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许恒周[7]等基于天津市、山东聊城市的农户调研问卷实证检验了农户分化类型、农户水平分化和垂直分化程度都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郭丽娟等[8]发现农户兼业程度与土地利用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聂建亮等[9]分析了农户分化程度对土地流转行为和规模的影响。梁流涛等[10]研究表明农户适当进行兼业经营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当兼业程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影响土地利用效率。但是国内现有研究尚有待完善，一是对于兼业化的衡量指标比较单一，没有考察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差异即不同兼业程度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二是很少考虑到基〖CM（81.5mm〗于农户自身资源禀赋的差异，以及发生农地流转的双方对于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式不同，可能导致流转双方的农业生产效率有所差异。因此，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本文以中部五省为研究对象，在农地流转背景下，从发生土地流转的双方即转入户和转出户角度重点探讨兼业程度差异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为提高我国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1研究区域概况
本文以我国中部五省作为研究区域，包括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种植基地。中部地区占地面积87.1万 km2，约占全国总面积的9.07%。2015年中部五省〖HT6SS〗①〖HT9.5SS〗GDP总值为134 336.97亿元，占全国GDP总值的19.8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总值为15 080.7亿元；粮食播种总面积3 001.67万hm2，占全国总面积的26.48%；粮食总产值17 460.1万t，占全国总产值的28.1%；农户人均纯收入10 937.8元。同时从中部地区的农民工输出来看，2008年―2015年中部地区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比例由31.70%上升至34.6%，其中2015年有61.1%外出农民工跨省流动，非农收入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有所增长，农户兼业化现象普遍。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2.1.1DEA模型
本文首先对农地流转的农业综合生产效率进行测度，定量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大多数学者采用成熟的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进行效率的测算，DEA方法由Charners、Cooper和Rhodes于1978年首次提出，用于评价“多投入多产出”模式下决策单元间的相对有效性[11]。其研究方法已经从最初的规模报酬不变下的CCR模型扩展到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和分析规模报酬变化的NIRS模型[12]。考虑到开展农地流转是为了追求农户利益的最大化，即在投入要素既定的情况下尽量提高农户的经济产出效益，因此本文选取规模报酬可变的产出导向型DEA-BC2模型。具w模型如下：
式中，θ（0
2.2.2Tobit回归模型
本文进一步研究在农户不同兼业化程度下如何影响农地流转的农业综合生产效率。考虑到上一步得出的效率值均介于（0―1）之间，当因变量为截尾或删失时，宜采用受限因变量Tobit模型来进行回归[13]。它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既可用于分析连续型数值变量也可用于分析虚拟变量。具体模型如下：
式中，w为上一步得到的农户综合生产效率；μ为常数值；η、β为回归系数；q1为农户分化程度变量矩阵；q2为控制变量矩阵；ε为随机误差项。
2.2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2014年1―6月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组织调研成员开展了对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5个省份142个村的实地走访，按照省-市（县）―镇―村的关系依次分层，按照经济发展状况，每个市（县）随机选择2―3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选择2―3个村，在每个村随机抽取8―10户农户。对已发生土地流转的农户家庭进行访谈，访谈中对问卷内容反复的询问，以确保问卷内容的真实有效。共计回收问卷1 869份，剔除掉了部分数据缺失等无效问卷，剩余有效问卷1 370份，其中转入户有效问卷727份，转出户有效问卷643份。具体样本分布情况见表1。
3变量测定与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3.1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
本文选择DEAP2.1软件来测度样本农户的农业综合生产效率，从土地、资本、人力三个方面选取投入指标[6]，结合调查样本数据，具体选取农户家庭实际经营土地面积作为土地投入指标；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作为人力投入指标；农业生产固定资产值作为资本投入指标；家庭农业年收入作为经济产出指标。具体见表2。
3.2回归变量的测定
综合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6，14-15]，本文探究农户家庭的农业生产效率考虑兼业程度差异，还可能受到农户家庭内部特征和外部政策环境的双重影响，结合实地调研考察结果，将除兼业分化变量外的其他变量归纳为四大类进行分析，农户及家庭特征变量、农业政策变量、农地特征变量及地区特征变量。本文采用Eviws6.0测度回归变量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3.2.1兼业分化变量的划分
兼业分化是指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参与了非农经营活动并获得一部分非农收入，而产生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有所差异[14]。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兼业分化程度对农户家庭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本文重点考察的对象。由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一般是以户为单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5]，选取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占年总收入的比重来表示划分不同兼业分化程度。农业收入占比能有效的反映农户家庭的收入结构和兼业化水平，农业收入占比越小表示农户兼业化程度越高。由近五年中部五省的统计数据算出农户农业收入平均占比为0.41，据此将样本农户划分为五种不同类型，农业收入占比大于80%的农户定义为I兼业户；占比60%―80%的农户为II兼业户；占比40%―60%的农户为III兼业户；占比20%―40%的农户为IV兼业户；占比
3.2.2其他变量
（1）农户及家庭特征变量。农户个体及家庭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对农业综合生产效率有直接影响。本文从农户及家庭特征中选取户主年龄、受教育年限、劳动力人数、固定资产值四个变量表征。一般认为，户主年龄越大，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相对较弱，其生产效率就较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对于新型种植技术的接受能力较强，越有利于提高其生产效率[7]。家庭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人数越多，生产能力越强，因此预期劳动力人数对生产效率有正向影响。农业的固定资产投入越多，如耕机、水泵、农药化肥投入等，耕地利用程度和农业产值也越高，因此预期固定资产值对生产效率有正向影响。
（2）农地特征变量。农地资源禀赋直接关系到农户生产效率的高低，本文选取经营的土地面积、农地细碎化程度、农地流转过程中是否签订转租合同三个变量表征。理论上认为，农户经营土地面积越大，越有利于实现规模化经营，其生产效率越高。农地细碎化程度用家庭经营农地面积与地块数比例表示，预期对生产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农地流转中签订转租合同能够保障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益[16]，预期对生产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3）农业政策变量。农业生产效率除了受到农户个人、家庭，农地资源的影响，还有可能受到外部政策环境的影响，如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情况和农业技能培训情况。一般来说，惠农补贴促使农户积极的投入生产，参与农业技能培训可以提高农户的生产技术使用能力，两者均能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4）地区特征变量。中部地区主要由平原、山地、丘陵等地形地貌构成，位于不同地域的土地生产条件、可耕作性存在差异，如平原地区水土肥沃，有利于大规模种植业的发展，预期对农业生产效率有正向影响；山地、丘陵地势起伏不平，海拔相对较高，较难发展耕作业，预期对农业生产效率有负向影响。
本文主要从参与农户类型转入户和转出户两个维度来研究以上变量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具体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3。
4实证结果与分析
4.1投入产出效率分析
运用DEA-BC2模型对农地流转的农业生产效率进行测度得出表4，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参与流转的农户综合生产效率都比较低，仅有0.204，主要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整体偏低的结果。从综合生产效率来看，农地流转提高了转入户家庭1.1%的农地综合生产效率，降低了转出户家庭15.7%的综合生产效率。转入户家庭综合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因为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提高了3.7%和1.3%，说明转入户在转入土地后加大了农业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生产技术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没有出现技术效率的损失。单位转入户家庭经营土地面积增加了15.95亩，农地的集中经营使农地由规模不经济向规模经济转变，实现了规模经济效益，带动单位农户家庭的农业增收1.89万元。对于转出户而言，农地流转并没有提高其农业综合生产效率，这一结论与前人的研究一致[17]。由于转出土地后单位家庭经营土地面积减少了5.18亩，相应的农业生产投入的减少，剩余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家庭成员主要是老人和妇女留在家中务农，并不具备良好的生产条件和经营能力，导致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双重损失，从而使农业综合生产效率较流转前有所降低，且低于流转户的平均水平。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来看，发生流转后转出户家庭的技g效率低于转入户1.8%、规模效率与转入户进一步扩大为10.4%，说明农地流转促使土地由转出户向生产技术更高、经营规模更集中的转入户家庭转移。主要是因为农地流转后，转出户家庭的劳动力和资产投入重心均转移到非农业生产中，无论是经营土地面积还是农业生产投入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投入都低于转入户。
4.2回归结果分析
进一步从兼业分化差异视角出发，分析影响流转农户家庭的农业生产效率的主要因素，运用Tobit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为更好地促进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4.2.1兼业分化程度的影响
由表5中模型I的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兼业分化程度对转入土地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兼业分化会显著提高转入户流转土地的生产效率，兼业程度越强兼业分化的正方向影响作用越弱，表现为I兼业户、II兼业户、III兼业户、IV兼业户的农业收入占比每提高1%，其农业生产效率分别提高1.58%、1.45%、1.27%、1.08%。可能原因是由于转入户是以农业经营为主，主要集中在生产资料和土地的投入上相对较多，更融入了生产新技术的使用及科学
的管理方法，同时兼业化给转入户家庭带来了大量的非农收入，如III兼业户的非农收入占比介于40%―60%之间，部分农户转入土地后，利用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的非农收入来进行自身农业生产投入如购买农药、化肥、农业机械化设备及雇佣劳动力等，使农业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尽管家庭自身农业劳动力人口有所下降，但相比之下资本投入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更大，从而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但对于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家庭如IV兼业户，加大其投入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正向影响相对较弱。由于该类型农户家庭的收入结构以非农务工收入为主，仅有少量的农田用作口粮或老人种植，所需生产资料如农药化肥、种子等数量有限，因此其生产效率并不能随着生产投入的加大而大幅提升。
由模型II的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兼业分化程度对转出户的农业生产效率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兼业分化会显著降低转出土地农户的生产效率，且兼业分化的负方向影响作用随兼业程度加深而减弱，表现为I兼业户、II兼业户、III兼业户、IV兼业户的农业收入占比每提高1%，其农业生产效率分别下降1.18%、0.99%、0.67%、0.66%。这是由于转出户家庭的生产效率本身存在不规模经济（仅有0.269），在兼业化的推动下，转出土地后进行生产种植的劳动力投入及资本投入等大量减少，导致转出户的农业生产效率更低（仅有0.112），尤其对农业收入比重较大即兼业程度较低的农户家庭，农业生产效率受到的影响显著。而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家庭如IV兼业户，其农业生产效率受到的负向影响相对较弱，由于该类型农户家庭成员以非农就业为主，甚至部分有就业竞争力但不愿意放弃农民身份的农户在城镇拥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房，本身农地资源有限，因此减少其投入并不能对生产效率产生很大的影响。
4.2.2其他变量的影响
在农户及家庭特征方面。户主年龄对于流转家庭的农地生产效率具有负向作用，且模型II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原因是农户年龄增大后劳动能力下降，劳动生产效率降低，不管是从事种植业生产还是非农务工的能力都不强，尤其是大多转出户家庭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后剩下老年人在家务农，导致农地生产效率显著降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流转农户，其农地生产效率越高，且模型I通过显著性检验。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其家庭更容易接受和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6]，特别是转入户家庭在规模化农业生产中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能够显著提高粮食的生产效率。劳动力投入和农业生产投入对转入户家庭的农业生产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对转出户家庭的农地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实际经营土地的过程中，转入户往往是“种田大户”，他们本身具有S富的种植技术和种植经验[18]，在获得更多的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投入后，转入户的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增长，优化了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效率。而转出户家庭生产能力有限，本身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和条件，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反而会降低其生产效率。
在农地特征方面。经营土地面积越大转入户的农地生产效率越高，转出户的农地生产效率越低，且模型I、II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一般而言，转入户家庭的种植技术和条件良好，通过大面积转入土地实现规模化经营种植，有利于规模效益的提升。而转出户家庭无力承担原有农地生产将剩余土地转出，仅留下满足家庭口粮的小面积农地种植，现有条件下种植面积过大反而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进行。农地流转过程中转租合同的签订对农地生产效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实地调研中发现，农户普遍认识到签订转租合同能够促进交易双方积极地履行合同内容，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降低出现租金纠纷的风险。因此经营权的稳定有利于农户对土地进行持续的生产投入从而提升农户生产效益[16]。
在农业政策方面。农业补贴政策的落实和农业技能培训对农户生产效率有正向影响。当前的农业补贴主要有粮食直补、良种和农机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等，调研显示这些惠农政策起到了促进农业生产、提高生产效益的作用。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开展农业技能培训有利于培育新型农户，发展新型农业生产模式，推广良种良法、科学管理等新技术、新措施，从而提高农户尤其是“种田大户”的科学种植水平和农地生产效率。同时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可以考虑从粮食安全贡献率及土地利用效率两个角度，对于贡献率和生产效率较高的农户相应发放更高的农业补贴。
在地区特征方面。地处平原地区转入户家庭，其农地生产效率要高于山地、丘陵地区，一是由于平原地区机械化种植对劳动力种植的替代效应更大，更利于发展规模化种植业，二是由于山地、丘陵地区地势起伏不平，农业生产条件不适宜，交通运输不便。而地处平原地区转出户家庭的农地生产效率要低于山地丘陵地区且影响显著，可能因为平原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更高，非农就业机会更大，农户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后选择外出务工，导致耕地投入减少，生产效率降低。
5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中部五省142个村1 370份农户调研问卷数据的基础上，利用统计分析方法，运用DEA模型和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中部地区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兼业程度对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地生产效率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中部地区参与流转的农户综合生产效率均较低，仅有0.204。从综合生产效率来看，农地流转后转入户家庭提高了1.1%，转出户降低了15.7%；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来看，流转后转出户的技术效率低于转入户1.8%、规模效率与转入户进一步扩大为10.4%，说明农地流转促使土地由转出户向生产技术更高、经营规模更集中的转入户家庭转移。
（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兼业分化会显著提高转入户流转土地的生产效率，且兼业程度越强兼业分化的正方向影响作用越弱，由于转入户集中在生产资料和土地的投入上较多，并且兼业化给转入户家庭带来了大量的非农收入，可以用于自身农业生产投入，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但对于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家庭如IV兼业户，加大其投入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正向影响相对较弱。由于其收入结构以非农务工收入为主，仅有少量的农田用作口粮或老人种植，所需生产资料如农药化肥、种子等数量有限，因此生产效率并不能随着生产投入的加大而大幅提升。
兼业分化会显著降低转出土地农户的生产效率，且兼业分化的负方向影响作用随兼业程度加深而减弱，这是由于转出户家庭的生产效率本身存在不规模经济（仅有0.269），在兼业化的推动下，转出土地后进行生产种植的劳动力投入及资本投入等大量减少，导致转出户的农业生产效率更低（仅有0.112），而IV兼业户的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比例较大，本身农业资源有限，因此减少农业投入并不能对生产效率产生很大的影响。
（3）在其他变量中，受教育程度、农业补贴政策的落实和农业技能培训对农户生产效率有正向影响，调研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对农业政策的接受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进行生产。目前的补贴惠农政策也起到了促进农业生产、提高生产效益的作用。开展农业技能培训有利于推广农业种植的新技术、新措施，发展新型农业生产模式，从而提高农户尤其是“种田大户”的科学种植水平和农业生产效率。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政府在制定农地流转政策时应考虑流转农户的差异化以及兼业程度的影响，针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一要对兼业化程度较高的转出户实行农民身份退出机制，在城乡居民福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逐渐提高的基础下，稳步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促使土地要素向高生产效率的农户转移，提高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对兼业化程度处于中等水平的转出户，保障其享有土地的财产权利和租金收入，使转出户能够放弃土地经营权安心进城务工。同时政府应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渠道，为转出户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提升农民自身的专业素质水平和非农竞争能力。
二要从农地的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经营权，目前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中可以考虑对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登记，使土地经营权流转具有可操作性，让真正种地的农民得到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惠，同时考虑对于保障粮食安全的贡献越大、土地利用效率越高的农户，理应发放更多的农业补贴，提高种地农民的积极性；适度降低转入户的兼业化水平，支持“种田大户”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促进农民职业化，提高农民现代科技的掌握水平，从而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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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欣，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经济与管理。Email：。
(一)家庭收入
在影响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多种因素中，家庭收入是最为直接的。Schultz(1993)认为低收入家庭由于回避风险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会减少，即使教育能够促进低收入家庭在未来增加收入。PhilipH．Brown，AlbertPark(2001)认为贫穷是影响教育投资的重要因素，越是贫穷的家庭其子女的辍学率越高。EricMaurin(2002)的结论是在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中，贫穷比父母受教育程度影响更大［2］。Schultz(1993)等人还对家庭经济条件变化对子女教育的性别差异影响做了实证研究。研究认为，随着父母收入的增加，他们会更加平等地在儿子和女儿的教育上分配资源，贫困家庭教育资源分配的性别不平等程度大于富裕家庭［3］。ParishandWills(1993)研究发现，一旦家庭收入水平提高，儿子和女儿的教育机会将更加平等，收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女性入学率的提高，从而减小了性别差异［4］。
(二)家庭结构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教育获得水平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即使在贫困和教育发展落后的地区也是如此(Mukhopadhyay，1994)［5］。在父亲决策型家庭和母亲决策型家庭，其影响程度也不同。在母亲决策型家庭中，母亲通常比父亲花费更多的家庭预算在子女教育身上，而且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程度要比由父亲做主的家庭更小些(LloydandBlanc1996)［6］。Lloyd和Blbnc(1996)认为，除了收入，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和儿童的入学率、教育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并且，一般母亲在家庭预算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意愿比父亲强得多［7］。美国劳工部表示，对2000名居民受教育水平做调查，显示受教育水平越高，对教育开支影响越大。Becker(1981)较早注意到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之间的合作与冲突，他认为，孩子数量和质量相互影响，多子女家庭在分配家庭稀缺资源时，子女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8］。而后来众多学者的研究并没有较为一致的结论。在性别差异上，Glick等人(2000)的研究认为，家庭中年幼孩子的数目对女孩的教育有负影响，而对男孩的教育没有影响［9］。
(三)子女自身学习状况
在影响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因素中，子女自身的学习情况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Sawada等人(2000)用“入学的条件概率”分析了巴基斯坦的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结果发现，在较高的教育阶段(指初中及以后)，男孩和女孩的升学率变得具有可比性，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父母在子女教育问题上会把更多的资源分配给“优胜者”，而不是考虑他们的性别。李旻(2006)对我国河北省承德市家庭教育投资的研究认为，子女自身学习情况是决定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最重要因素。
二、样本描述性分析
本文以经济理论为基本框架，从家庭教育投资主体出发，探讨影响宁夏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家庭投资决策的因素，并且试图验证家庭教育投资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宁夏灵武市农村地区进行抽样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由于语言、交流方式的不同，为了保证调查情况的真实与完整，我们采取一对一的细致调查，并对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断讨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调整。我们共发出问卷400份，收回394份，其中，有效问卷387份，有效率为98．2%。
(一)样本家庭基本情况
1．样本家庭民族分类
由于本调查地区处于民族地区，样本中少数民族比例占到了78%，为301户;而汉族家庭为22%，为86户。
2．样本家庭父母的基本特征
父母的年龄多集中在36岁至50岁之间，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父亲的年收入多在1万到3万之间，母亲的年收入集中在5千元以下及1万元至3万元两个区间。
3．家庭子女基本情况
样本家庭中拥有两个子女的家庭超过总家庭数量的一半，为216户，占有56%比例;只有一个子女的家庭数为39户，比例为10%;拥有子女数量为3个、4个和4个以上的家庭数比例分别为18%、3%和13%，可见，样本地区农户家庭仍然拥有较多的子女。在这些家庭中，有一个子女正在上学的家庭数为178户，占总数的46%;有两个子女正在上学的家庭数为182户，占总数的47%，由此可见，样本地区农户家庭中93%的上学子女家中只有一个或两个就读学生;3个子女同时就读的家庭、4个子女同时就读的家庭比例分别为6%和1%;超过4个子女一起上学的家庭数为零。
(二)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现状
1．家庭教育投资动机
通常来说，能够引发农户家庭教育投资动机的因素包括很多方面，比如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了家庭的荣誉、子女或者家庭自我价值的实现、身份地位的改变以及生活更加稳定等。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农户在进行家庭教育投资的所有动机中，认为子女上学读书是为了多学知识，以后可以多赚钱的农户家庭数量最多，占总数的41%;认为是为了子女以后在城里找一份好工作的农户家庭数量占30%，位列第二;而认为是因为子女自己愿意上学的农户家庭数量只占7%，说明农户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并不是主要凭借子女的上学读书欲望;作为家庭教育投资动机的其他选项:国家政策好、可以免费上学，子女年龄小、不上学没有事情做和其他的理由的家庭数量所占比例分别为9%、12%和1%。农户家庭教育投资动机的次序情况，265户被调查家庭进行教育投资的第一动机是:子女多学知识，为了以后可以多赚钱;312户调查家庭中有145户家庭的教育投资第二动机则认为子女上学的理由是以后在城里找一份好工作;而农户家庭因国家政策好，可以免费上学，从而支持子女读书的投资动机并不显著。
2．家庭教育投资需求
农户的家庭教育投资需求与农村家庭经济收入以及农村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通过农户认为子女至少受到的教育水平和希望孩子受到的教育水平两项指标来比较家庭的教育投资需求。统计数据显示，认为子女至少受到教育水平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以上的农户家庭数量分别为3户、52户、177户、146户和9户，而期望子女受到的教育程度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以上的农户家庭数量分别为5户、5户、20户、162户和195户。显而易见，大部分农户家庭认为子女至少应该受到高中、大学的教育，并且期望子女能够受到大学、研究生及以上的教育。
3．家庭教育投资负担
我们调查了农户家庭中目前用于子女教育的费用占家庭总收入的情况。在被调查的农户家庭中，66%的家庭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只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小部分;20%的家庭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半;13%的家庭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大部分;1%的家庭则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已经超过了家庭总收入。总体上看，除了个别家庭以外，样本地区农户家庭所承受的家庭教育投资压力不是很大，究其原因则是由于国家与地区的民族扶持政策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4．家庭教育投资承受能力
在国家与地区的扶持政策下，农户家庭子女的基础教育负担并不显著，而随着子女进入大学等高等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投资负担则将不断加大。那么，农户家庭所能承受的子女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的调查问卷显示，农户家庭愿意并且能够承受的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分布较为均匀，其中，25%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20%以内，30%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20%～30%，28%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30%～50%，17%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50%～70%，可见，家庭愿意，并且能够承担的教育投资支出总体水平较高。由上可知，目前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情况远远低于农户家庭所能承受的教育投资支出，说明样本地区农户家庭目前仍具有较高的家庭教育投资期望。
5．家庭教育筹资途径
在调查中，几乎所有的农户家庭都是凭借家庭收入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那么当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支付子女的学习费用时，农户家庭会选择什么途径来筹集孩子的学习费用呢?调查数据显示，77%的家庭会选择向银行贷款或者向亲戚朋友们借款，1%农户选择借高利贷来筹集子女的上学费用，4%的农户家庭为了筹集子女的上学费用会变卖家里的房子以及土地等资产，而18%的家庭选择其他途径来筹集孩子的上学费用。由于选择向银行贷款或者向亲戚朋友们借款的人数众多，我们继续调查了家庭的贷款能力，其中，只有26%的农户家庭能够向银行进行贷款，而74%的农户家庭并没有向银行贷款的能力，那么，就只能向亲戚朋友们借款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在能够向银行贷款的家庭中，67%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向银行贷到5万元以内的贷款，19%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向银行贷到5万～10万元的贷款，13%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向银行贷到10万～50万元的贷款，仅有1%的农户家庭能够向银行贷款50万元以上。在依靠其他途径来筹集孩子上学费用的家庭中，父母表现出了极强的支付意愿，主要的方式是“宁愿自己出去打工，尽量多赚钱，努力承担子女教育责任”。
三、家庭教育投资模型
本研究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假定:家庭做出教育投资决策是为了收益最大化，即在家庭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教育投资的多少或与否主要取决于未来对于家庭贡献的大小。我们将家庭教育投资分为向学校缴纳的费用(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等)和在校外所花费的费用(文具费、课外书、课外辅导费等);假定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因素包括:民族因素、家庭收入、教育成本、父母受教育程度、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子女自身状况等。
四、家庭教育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本研究的假设，我们将家庭教育投资作为因变量，将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各因素作为自变量，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家庭教育因素与教育投资的关系进行分析。由于Logistic回归模型可以预测观测量相对于某一事件的发生概率，要求建立的模型必须保证因变量的取值为1或0，即当家庭有投资意愿时用1表示，否则为0。因此本研究选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即:log(IE)=b0+b1IF+b2LF+b3(1/CE×N)+b4HP+b5EF+b6EP+b7R+b8PP+μ通过分析可见，在各项变量中，只有子女的教育成本与教育投资存在负相关，说明子女的教育成本越高，家长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的降低。另外，家庭借贷能力、父亲健康状况、母亲受教育程度、子女教育成本、子女学习成绩等5个变量在0.1水平值上均呈显著特征，其他变量未呈显著特征;从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重要程度看，依次是母亲受教育程度、子女学习成绩、父亲健康状况、子女教育成本、家庭借贷能力，其中母亲受教育程度、子女学习成绩、父亲健康状况、子女教育成本4项的Exp(B)值都大于1，说明当这些变量变化时，家庭教育投资发生的几率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一)家庭因素对教育投资的影响
从分析结果看，家庭收入、民族因素对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很小，这与以往诸多学者认为家庭收入与教育投入呈正相关关系的研究经验不同。造成此结果可能缘于以下因素。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对于这些地区的投入越来越多，在民族地区，农村家庭的收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家庭经济差距也越来越小;第二，本研究所调查的地区靠近黄河岸边，农业、水利资源、矿产资源极其丰富，地区经济实力较强。在家庭收入较高的情况下，家庭的借贷能力就成为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一个因素。从表3可以看出，家庭借贷能力与家庭教育投资在0.05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说明当一个家庭预测如果在将来为了子女教育能够承担借贷压力时，这个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地增加，即认为在将来子女教育的收益上会很乐观。
(二)父母因素对教育投资的影响
由于在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决策者多为父母，因此父母因素对子女的教育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表3中可以看出父亲的健康状况与家庭教育投资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而母亲的健康状况对教育投资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由于在农村地区，父亲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其良好的身体素质可以为家庭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即父亲的身体越是健康，其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地增加;而母亲作为家庭收入的替代者，对家庭的贡献只起到补充作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也有明显的相关性，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对子女接受教育重要性的觉悟就会越高，从而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会越大。其中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影响更为明显，如果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她在家中所承担的角色就会越重要，对家庭教育投资的主动性就越强，对子女的影响就会越大，甚至会超过父亲;反之，母亲受教育程度越低，对家庭教育投资越不利，也就是说，如果具有高学历的母亲在一个家庭中具有主要的决策地位，就会提高在子女教育上的投资。
(三)子女因素对教育投资的影响
目前，在家庭教育投资决策中承担主要角色的还是子女，因为子女是接受教育的主体。如果子女本身对教育不感兴趣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导致厌学、辍学，父母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地减少。子女的教育成本与父母的教育投资成负相关关系，教育成本过高会增加父母教育投资的压力，如果家庭不能得到预期的高回报，会使父母减少教育投资，甚至使子女无学可上。子女的性别与教育投资已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说明在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已没有明显的教育性别歧视。从以上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子女的学习成绩对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最明显。目前在农村地区，虽然家庭的生活不是特别富裕，但是大多数家庭已基本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需要。如果子女的学习成绩较优秀，父母都会不遗余力地为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甚至不惜借贷，这也是子女的学习状况与家庭教育投资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的主要原因。
五、结论及建议
传统的养老保险基金成长为新型养老保险基金，是一个质的飞跃，其间要经过对多种金融制度投资功能和避险功能的优化整合。所涉及的金融制度包括：传统养老保险制度、银行储蓄或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商业保险、投资基金等。
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各种制度作分析和比较：
其一，产权属性。传统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属于福利性养老保险制度，由国家统包，个人不具有产权。①储蓄存款、现存农村养老保险制度、②商业养老保险、投资基金属于个人资产，国家有可能在税收等政策上给予优惠。
其二，政策性质。传统社会养老保险模式、鼓励性个人储蓄款与现收现付制相结合的现行养老保险模式皆属于“社会政策”；但前者属于“收入社会政策”，后者包含“资产社会政策”因素。纯粹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投资基金从本质上来看不属于“社会政策”。这是因为，从国家允许市场进入养老保险行业的政策的许可性上来看，商业养老保险模式也成为解决养老这一社会问题的渠道之一，但它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如果没有企业愿意进入，这一模式将不会发挥养老作用。纯粹储蓄存款尽管不排除用以养老的可能，但其目的的发散性太强。
其三，个人投资性。产权状况决定了制度的“个人投资性”，所谓“个人投资性”是指个人拥有投资选择权或投资委托权。很显然，纯粹储蓄存款和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具有个人投资性；商业养老保险模式的目的是为养老储备购买力或消费力，但有的保险公司为了吸引客户也进行了储蓄分红等制度安排，因而该模式也可以有个人投资性；投资基金具有典型的投资性；传统的社会养老模式和现行农村养老模式中的现收现付制则不具有“个人投资性”。
其四，个人投资收益的稳固性和风险性。不具有个人投资性的也谈不上个人受益问题。个人纯粹储蓄、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的收益均依据市场利率，主要是银行利率。有的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则通过协议性存款安排锁定了收益。商业性养老保险模式可能有固定和浮动两种可能。投资基金可以投资于证券，也可以投资于产业，是一种组合投资，收益高、风险较银行储蓄大，但可以通过组合消解非系统风险。
其五，共济程度。以往对于共济性概念的理解存在模糊性，本文此处特别予以分析。共济可以细分为“市场化共济”、“强制性共济”和“政府转移支付性共济”三种类型。为了分析方便，在共济“专业化”条件下，文章将“市场化共济”等同于“自愿性共济”。③“市场化共济”通过大数法则消解“非系统性风险”，并与专业机构共同分担“系统化风险”。“强制性共济”由国家(或行政机构)强制要求辖区内的合格对象加入共济组织。一般来说，“强制性共济”在风险消除方面与“合作互助式共济”有共性，“系统性风险”不能转移，但却节省了风险转移“对价”。“政府转移支付型共济”是“强制性共济”的深化，当共济制度中存在“政府兜底机制”安排时，“强制性共济”就演化为“政府转移性共济”。显而易见，个人纯粹存款和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不具有共济性；④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只具有“市场型共济性”；传统养老保险制度和现存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现收现付制安排具有“强制型共济性”或“政府转移支付型共济性”。
其六，功能分析。只要能解决社会养老问题，国家应当都是支持的；但如果个人或市场不能有效加以解决，国家将亲自成立相关组织。纯粹储蓄存款模式、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模式下，⑤国家没有参与组织；传统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和现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下，政府不但组织，而且从监管、管理到操作性过程，都由国家统揽，甚至有财政兜底机制。纯粹性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模式下，存在较强程度的专业化分工，企业参与了投资和消解风险过程，获得相应回报；现存农村养老保险模式下，只在保费增值方面有微弱的专业化分工；⑥传统社会养老保险模式下，不存在分工和企业盈利。在传统社会养老模式下，个人只获得避险或养老保障效应；而在储蓄存款、现存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等模式中，个人皆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获得避险、个人资产、投资收益等综合效应。
其七，避险原理。这可以从上文的论述中有所领悟。传统社会养老保险模式下，政府完全承担了养老风险；纯粹储蓄存款模式下，基本不具有避险功能；⑦现行农保制度在现收现付制下，存在代际风险共担机制，但在向个人累积账户过渡的条件下，未来给付压力最终将由政府兜底；⑧投资基金模式下，利用了集合投资的“非系统风险”消解机制，也利用专业化分工机制降低风险。
其八，公平效率评价。根据解决养老问题的程度和模式中基金的安全、管理、增值效率和功能复合程度，可以对这几种金融产品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及其效应程度加以客观评价。要说明的是，只有解决养老这一社会问题才涉及公平性。若以“零”、“弱”、“中”、“强”对公平和效率加以定性化度量，传统社会养老保险和现存农保养老模式中的现收现付制具有强公平性、低效率性；纯粹储蓄存款、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投资基金和商业养老保险只涉及效率，不涉及公平评价。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对以上金融制度优点的优化整合，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坚持资产社会政策，吸取纯粹储蓄存款、鼓励性个人储蓄存款、投资基金和商业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资产所有权特点。除“调剂账户”外，“基本账户”和“机动账户”都归个人所有。其二，发挥市场性共济、强制性共济和政府兜底共济三重机制。共济的目的是消除、降低和转移风险，保障养老资源的安全和增值。“基本账户”和“调剂账户”同时具有三重机制。“机动账户”拥有“市场性共济”特征。其三，吸收投资基金中信托投资功能和收益权功能。⑨由个人账户享有投资收益，采用个人决策投资、政府决策投资和委托投资相结合的模式。如，借鉴集合投资的大数法则原理，消解非系统性风险；利用“强制性共济”节约保险成本，拓展保险广度，实施代际之间资源的最佳配置；保留政府兜底机制防止投资风险、保证保险资源购买力。其四，监管、管理、操作职能细分，行政管理和市场化管理相结合，以避免监管中的“合谋现象”，防止管理中的“道德风险”，强化基金安全和增值责任。通过对现存金融制度避险优势和投资优势的吸收整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就可以收到“强公平性”和“强效率性”的有机结合。
二、账户所有者的“贷款权”权能
所谓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账户的贷款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为了诱导参与“基本账户”者的积极性，收到“尽力参保”的效果，法律规定，凡是有资格在“机动账户”中存款者，政府允许其以该账户为抵押申请生产性贷款和应急性贷款，并按照一定比率配款，利率优惠。二是由于大数法则和养老问题的公共性，决定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强制性。为了减轻政府在“基本账户”中的兜底负担，法律规定，投保者有权利按一定利率获得政府专用贷款，以充实“基本账户”个人额定余额。本文主要论述第一层含义。
设置第一层含义贷款权能的原因如下：
1.在现存条件下，所有者自行管理账户的时机还不大成熟。可以通过一定契约，将账户中的资产贷给个人灵活管理。一是制度运行初期，“政府一市场”双重管理模式尚无成熟经验，信息卡的运行也需要在实践中逐渐完善，个人暂时不宜过早介入个人账户管理。二是个人缺乏证券投资经验，农民要学会理性选择投资对象尚待时日，若自我管理账户，可能会增大账户“充实度”下降的风险。
2.证券类投资对象还不完善。我国市场经济还不成熟，一方面经济主体尚未有足够的信誉积累期，以充分展示期信誉级别；另一方面人们缺乏信誉资源意识，毁誉现象严重。加之人们对金融经济的虚拟规律认识还不够深刻，造成股票市场的运行极其不规范；债券市场还比较薄弱；银行也处在深层体制变革时期，潜在风险逐渐显现。在个人投资知识有限的条件下，以这些虚拟资产为投资对象，会隐藏巨大的风险隐患。
3.个人投资成本太高。首先，个人投资由于投资额度小，无法进行有效种类或数量的投资组合，将失去集合投资下的非系统风险消解机制。其次，个人投资非专家理财，信息收集成本太高。
4.农民对贷款存在迫切需求。一方面，由于农民贷款额度小、风险大、缺乏担保等原因，农民存在贷款难问题，对于农民来说，贷款权是稀缺资源。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二元经济”安排，农民收入水平长期较低，在住房、教育(子女)、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缺乏社会政策安排。加之农民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民对于资金的需求具有紧迫性、频繁性、突发性，⑩贷款权能的配置有利于缓解农民的货币需求。
5.呼图壁模式的经验借鉴。呼图壁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允许农民在发展生产急需资金时，用个养老保险证办理质押短期贷款，利率与同期贷款利率相同。从1997年到2004年，呼图壁县农保基金运营收益达980多万元，年平均利息收益达百万元，年平均增长达7％以上，基金从1100万元增加到2100多万元，基金几乎翻了一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6.防止“机动账户”激励过度。以免增加配款压力和支付负担，可以通过配款额度和收益率随缴费金额逐渐下降的制度设计加以避免。[1]
三、账户体系的“代际”融资功能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推出一系列个人账户，有个人退休账户、个人训练账户、教育储蓄账户和医疗储蓄账户。新加坡的公积金账户兼住房、养老、医疗等多用途消费，具有综合效应。[2]资产社会政策理论和实践启发中国建立“个人资产账户”。采用新加坡的综合模式，还是采用美国的分立模式?中国目前的国情决定了暂时适宜于“分立模式”。这是因为：(1)根据“路径依赖原理”，中国旧体制下的各种社会保障处于条块分割的状态。在向新制度过渡过程中，也应采取“先分后合”的模式，以便先把握中国环境中各种账户的运行规律，然后再分组融合。(2)代际资产转换理论的存在，也说明个人资产账户适度分立的必要性。有些账户单独存在，有利于代际之间的互助和资产转换，提高养老资源的效率。
“代际资产转换理论”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内部代际间的契约“显性化”，有利于提高“抚养”、“赡养”的实施效用。根据人生融资需求规律，人的一生可以划分为“三次信用期”，分别对应“上接受期信用账户”、“给予期信用账户”和“下接受期信用账户”。中国的“教育储蓄”，相当于“上接受期账户”，养老保险的“个人累积账户”则相当于第二、三次信用账户。“三次信用账户”间的信用互助和资产转换，可以平滑代际之间的信用需求，有利于各代的成长或养老互助。
四、账户体系的“结构金融”功能
资产证券化通常是指以缺乏流动性，但具有稳定未来现金流的资产作为信用交易基础，通过结构重组和信用增级，发行证券的融资方式。[3]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的“基本账户”有稳定的现金流，“机动账户”和“调剂账户”在一定的信托契约下也可以产生稳定现金流。可以此为支撑发行证券，将未来现金流转化为当前现金流，以加速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建立，减少制度建立的摩擦成本，提高制度运行效率。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账户资产证券化的理论基础表现为两个方面：
1.“代际补偿理论”。上文提到的“资产转换理论”局限于家庭内部。代际互助产生于人类繁衍的需要和以家庭为纽带的生活生产特征，代际信用互助则产生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明晰、交换行为货币化、违约普遍化等因素。而“代际补偿理论”则超出家庭范围，在区域、行业、群体等多层次间展开。这里着重强调，在制度转轨背景下，新型农保制度实行过程中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相互补偿。在构建农保制度过程中，年龄较大者曾在旧制度运行中做出过贡献，经济体制转轨使得其既得福利遭到了损害，年龄较轻者则是新型农保制度的受益者。总体规律是年龄越轻者，农保制度越健全，受益越大。作为新制度的受益者，后期受益者应为前期受损者分担一部分制度转轨和制度建设成本。况且，随着经济发展，后来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也会更高，货币的边际成本较小，鼓励下一代人向上一代人融资或转移支付，是一种福利上的帕累托改进。其实现方式则是将后代参保者的部分账户或账户中的部分资产证券化，以获得现金流为前代人融资或转移支付。
2.“代内资产转换理论”。该理论的本质是“代内资源的优化配置理论”。人的养老行为与养老前的建设和消费行为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理性的建设和消费行为应当遵循“代内资源效用最大化”原则，即：一方面人从生到死是资产的创造过程；另一方面又是消费过程。其中不乏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交织，但若能达到“临终时资源也刚好消费完”的状态，则是理性人假设下个人资源运用的最高境界。可以理解，资源的流动性越强，就越容易达到以上境界。而事实上，人们所拥有资源的流动性具有非均衡性：“非耐用品”的流动性较强；而“耐用品”的流动性则较差。人的一生中，房屋是最典型的流动性较差的资源，如果没有特别的制度安排，往往会出现临终时，存在“住房资源剩余”的难题。住房产权证券化，不但可以改善住房的流动性，解决“临终住房余额”难题，还可以利用其现金流充实养老账户，缓解住房建设时期对养老资源的“挤出效应”。
五、结论
优化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农保制度优化任务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和背景条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借鉴。这要求制度设计者必须本着“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原则，拓宽思路才有可能有创新性政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金融创新方面有如下特点：
1.将传统养老问题和个人资产建设进行整合。使消费和投资、政府和市场、一般养老和消除贫困在新型农保制度中融合。
2.对现存金融制度加以分析整合。构造“强避险功能”和“强投资功能”、“强公平性”和“强效率性”的农保制度。
3.通过“机动账户”的“贷款权”进行权能设置。诱导农民尽力充实“基本账户”，用激励机制放大农民尽力参保的积极性。
4.“代际资产转换理论”为家庭内部代际资源调剂和信用互助提供了基础。有利于提高养老效率和人类繁衍质量。
5.账户体系的证券化既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代际补偿理论”和“代内资产转换理论”是账户资产证券化的理论基础。
注释：
①具体由各单位(企业单位、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农村中的集体)实现。
②现存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国家只给政策不替个人分担缴费；多数集体经济功能丧失，无力替农民分担缴费；农村养老保险演变为强制性或鼓励性个人储蓄。
③自愿共济包含市场化共济和非市场化合作互助式共济。这两者都强调自愿性，没有外界力量的强制。前者将共济中的部分功能外包，和“接包”公司订立契约，共同分担系统风险；后者则在自愿体内共济，系统风险无法转移。
④鼓励性个人储蓄养老模式是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一部分；现收现付制是现行制度的另一部分内容，具有代际共济性。
⑤但政府可能会给各种优惠措施。
⑥之所以叫“微弱的专业化”，是因为一方面只在投资增值方面有选择权；另一方面只能选择国债和银行。而且，国债和银行都是国有企业，这也弱化了分散政府风险的效应。
⑦这是因为，一是仅仅是预防性储蓄，目的不明确，存在太多的替代性用途。二是依赖于个人收入，收入低者，必然没有条件储蓄。三是不存在任何共济性，没有风险消解和风险转移机制。
⑧对于成立了个人账户者来说，鼓励性个人储蓄账户不存在联动效应，故不存在避险功能。
⑨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基金在收益权方面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收益契约”，强调结果，回报相对确定，缴费者以收益契约获得回报；后者则是一个“投资契约”，强调的是过程和行为，回报不确定，基金持有者以实际投资效果为准获得收益。
⑩婚丧嫁娶往往是一笔较大、较急的需求。对于农民来说，这些消费带有低弹性特征。同时这些消费对于自身和家庭来说都相当于是一种“人力资本”或“家庭资本”的积累。
关键词：农产品供应链 风险识别 协调模型
一、前言
近几年来生鲜农产品“产量不足”和“产量过剩”现象层出不穷，由此暴露出了农产品供应链的脆弱性，说明了我国的农产品供应链风险方面的防范意识不过关。农产品供应链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性和非线性的大系统，任何一个节点或合作伙伴的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整个供应链条的断裂，因此目前迫切需要寻求一种新的供应链协调模式，使得农产品供应链上各节点之间信息的运作达到整体最优并实现农超双方的利益最大化。
二、“农超对接”下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风险识别
近几年来许多学者针对农产品供应链存在的风险做了相关研究。陈硕把造成供应链不稳定的原因归咎为生鲜农产品供应链自身的脆弱性、由于自然环境变化引起的农作物产量不确定性及市场的变化；刘雪梅、李照男认为农产品供应链的风险主要来自农产品供应链内部的运营、合作风险及农产品供应链的市场风险；张丽、杜子平、幕静探讨出农产品供应链风险的存在原因，主要是由于需求和价格变化所引起的市场风险和自然环境所引起的风险。在定量研究上，刘乔、沈欣、孙栩运用风险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农产品供应链上的风险因素评估，表明农产品供过于求的风险；康彪列出了产量不足、生产过剩、价格波动等十个方面的风险因素，运用模糊集合理论和FLINMAP法来解决供应链上风险排序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产品供应链中需求和产量的不确定性严重制约着农产品供应链的稳定性，为促进供应链成员间的友好合作，增强供应链的稳定性，本文将浅析如何协调供应链的生产和需求的不确定性。
三、农超对接下供需不平衡的协调模型
研究机理：供应链是一种动态的联盟形式，若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和合理的利润分配方案很难使各企业紧密团结。作为“农超对接”模式顺利运行的核心超市，适当的增加农户的利润和转移农户的风险，可以提高农户的参与积极性，保障生鲜产品的供应稳定性与质量。
农户、超市通过签订合作合同，确定最终的批发价格w0，及订购批量q0。
为顺利实现农超对接，本文假定：
1、当农户产量不足订购批量q0时，农户按照实际产出提供给超市，超市按实际收到量支付给农户，对于缺货部分，农户不承担后果。
2、若产出超出订购批量，农户要以低于w0的价格w1为超市提供剩余产品。
本文中的变量符号意义如下：
P：零售商确定的单位产品销售价格；
cf： 农户投入农资的单位成本；
cs：超市的投入的单位成本；
e：农户的总投资量，它影响着总的产出；
c(e)：是关联e的生产成本函数，它为是e的增函数，设为c（e）=cfe;
M:市场需求，分布函数为G（m），市场需求是价格的减函数。
Q：农产品实际产出，分布函数为F（q）,受季节和天气等影响为随即变量。
Rf,RS,RC分别为农户，超市和供应链的期望利润表示符号。
根据以上描述，本文把针对于供应链的协调问题界定为考虑在合同条件下，农户和超市如何能在满足自己期望利润的同时满足供应链利润最大化这一问题。
供应链的期望利润Rc:
Rc=Rf+Rs (1)
农户的期望利润Rf:
Rf=w0E[min(Q,q0)]+w1E[(Q-q0)]-cfe (2)
超市的期望利润Rs:
Rs=pE[min(Q,M)]-w0E[min(Q,q0)]-w1E[(Q-q0)] (3)
则供应链的期望利润为：
Rc= Rf + Rs=pE[min(Q,M)]-cfe-csE[Q] (4)
对于产出和需求都呈随机分布的“农超对接”模式，供应链的最优农户总投资量e*应该满足： (5)
式中，cf+cs表示本供应链一件产品发生的成本总和，即单位投入；p表示农产品的单位产出量。由公式（5）得出供应链的最优农户总投资量越多，投入产出的比值越小。我们知道投入产出比值越小，收益越大。
因此，当供应链风险较大时，供应链上的农户总投资量应该尽量减少。
进而，将e*带入（1）式，可得供应链下的期望利润为R*C(e*)。
四、总结
本文通过分析“农超对接”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风险识别，提出了农超对接下供需不平衡的协调模型，旨在协调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生产和需求的不平衡，减少“农超对接”合作风险，不断实现“农超对接”双方利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陈硕.《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稳定性的研究》[A].商品与质量·理论研究.2011（09），25—26
[2]刘雪梅，李照楠.《农产品供应链风险研究》[A].农业经济·市场与贸易.2011（01）.47—48
[3]张丽、杜子平、幕静.《我国食品供应链中的风险分析及对策研究》.2011年第四届国际食品安全高峰论坛·论文集，175—177
关键词：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治理；农户；投入行为
中图分类号：F304.4；P9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5）03-0722-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5.03.057
Analysis on Farmers' Investment Behavior in Rocky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in Karst Areas： A Case Study in Guizhou Province
YU Shuang1a， LI Guang1b， RAN Rui-ping2
（1a. College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1b. Agronomy College， Anshun University， Anshun 561000， Guizhou，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Farmers' investment behavior in rocky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in karst areas directly rel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urrent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and particularly farmers' input ways in rocky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are the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ir investment behavior. Guizhou Province， a typical karst area， is the focal region in this study. Based on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399 farmers， this paper analyzed farmers' input ways in rocky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from capital， labor， and other inputs， summarized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 single input channel， lack of capital investment， and substitute labor for capital，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regulatory pathways for rocky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Key words： karst areas； rocky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farmers； investment behavior
一个国家的水土流失是加剧还是得到控制，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林牧生产，而且还影响到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防灾减灾乃至社会的发展和进步[1]。中国喀斯特地貌主要分布在西南区域，其中尤以贵州省最为典型和集中，贵州高原低山丘陵广布，岩溶发育，水土流失严重，属环境敏感、生态脆弱地区，由于其原有的石灰岩地质构造、特殊的地势地貌、常年多雨湿润的气候加重了此类岩溶区的水土流失程度[2，3]。另外，由于其特有的地质构造和土壤质地，其水土流失特征与我国其他生态脆弱区域相比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开展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治理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石漠化治理属于环境治理的范畴，环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它的保护和治理需要各级政府、社区、协会、企业、农户以及公众等的广泛参与。小规模农户作为喀斯特地区生产经营的最基本单位，他们不仅是资源的占有主体和环境资源的消费主体，也是对石漠化等生态恶化后果体会最为直接和深刻的第一群体，同时又是石漠化治理和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4-6]。为了有效实施石漠化治理政策，防止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变形，应加强对石漠化治理直接执行者――农户的关注，有效激励和约束农户行为。农户在石漠化治理中的投入行为将直接关系到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治理的成效，特别是农户在石漠化治理中的投入方式是其投入行为的集中表现。因此本研究选取我国典型喀斯特地区――贵州省作为主要研究区域，通过对农户参与石漠化治理投入行为各方面的调研，分别从资金、劳动力以及其他投入三个方面对农户参与石漠化治理的投入方式展开分析，并在总结其行为特征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了石漠化治理的调控途径。
1 研究区域
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东部，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全省地貌可分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三种基本类型，其中92.50%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根据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全省耕地面积448.75万hm2，占全省土地面积的26.68%，其中25°以上坡耕地84.57万hm2，占耕地总面积的18.00%，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7]。贵州省全省贫困县面积为11.63万km2，占全省的66.00%[8]，境内喀斯特地貌分布范围广泛，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更加剧了喀斯特地区的石漠化。石漠化土地主要集中在喀斯特发育强烈的贵州南部和西部，以六盘水、黔西南、黔南、安顺、毕节所占面积最多，且呈现南重北轻，西重东轻的特点[9]。本次调研的三个样本县：关岭县、黔西县和晴隆县分别位于贵州省中部、西部和西南部，皆属于典型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由于受石漠化的影响，使得这些地区可耕作资源逐年减少，粮食产量低而不稳，人地矛盾加剧，给当地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威胁，导致当前的石漠化治理形势十分严峻。
2 农户参与石漠化治理的投入方式
喀斯特地区农户参与石漠化治理必然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通过对农户投入类型和数量的调查，可以进一步了解农户参与石漠化治理的投入状况和实际参与情况。这有助于发现和总结农户在参与石漠化治理中投入方式和投入行为的特征。在调查问卷中，本研究设计提问“您参与石漠化治理的投入方式”，让农户在资金投入、劳动力投入和其他投入之间做出选择，各选项相互之间不排斥，可以选择多项。通过统计结果可知，在399个样本农户中，有245户（61.40%）的农户实际参与了石漠化治理；有154户（38.60%）的农户未参与石漠化治理。由图1可以看出，在实际参与石漠化治理的农户中，选择资金投入的农户占50.61%；选择劳动力投入的农户占91.43%；选择其他投入方式的农户占13.88%。对其他投入方式的内容本研究也做了更为细致的访谈，主要包括理念宣传、土地、意见和建议、水资源以及劳动工具等。可以发现农户以劳动力投入方式居多，这就和农户行为理论中的历史学派观点不谋而合。历史学派认为，当一个小农家庭拥有比其农场在最适宜条件下所需要的更多劳动力，而这样过剩的劳动力在市场上又无法找到其他就业机会，农户家庭将剩余劳动力投入到极低报酬的工作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样的劳动机会成本几乎为零。在喀斯特石漠化地区，农户居住在远离集镇的山区，附近几乎没有就业机会，大部分家庭中都存在过剩的劳动力，暂不能将潜在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报酬。面对他们周围严重的石漠化现象，农户选择将劳动力投入代替资金投入来进行石漠化治理，将这种机会成本几乎为零的劳动力投入到石漠化治理当中。因此，这就构成了喀斯特地区农户参与石漠化治理的主要投入方式。
针对样本区农户普遍以投工的形式进行石漠化治理的现象，本研究将参与石漠化治理的245户农户的石漠化治理投入行为分为投工又投钱、投钱不投工、投工不投钱和既不投工又不投钱四种类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第一种投工又投钱的有119户，比重最大，占总数的48.57%；第二种投钱不投工的只有5户，仅占2.04%；第三种投工不投钱的有105户，排名第二，占42.86%，而第四种既不投工又不投钱的有16户，占6.53%（表1）。这与李虹等[10]以湖南省衡南县为例开展的南方丘陵区水土保持中的农户行为分析得出的四种行为类型中投工不投钱比重最大有一定差异。但是本研究中农户进行石漠化治理投入的资金非常有限，最小的投入仅为0.50元，资金投入量偏低。说明在现实条件下，在追求基本生存目标的前提下，农民只能采取力所能及的石漠化治理措施，对较大范围的区域性环境问题所引起的严重水土流失、石漠化危害，农民更多地表现出无能为力。
2.1 资金投入
农户对于石漠化治理的重视程度取决于石漠化治理对其农业生产收入的影响程度。当前，相对于劳动力而言，资金是农户的稀缺资源。从农户对稀缺资源的利用和分配情况可以看出其对治理的重视程度。在实际参与石漠化治理的245户农户中，124户即占50.61%的家庭进行了资金投入，有121户即占49.39%的家庭未进行资金投入。在有资金投入的农户中，从投入水平的绝对数量来看，石漠化治理资金投入的最大值为10 000元，最小值为0.50元，均值为781.71元，根据样本农户家庭平均收入情况（6 038.78元/户），农户用于石漠化治理的资金投入水平占户均收入的12.94%。从相对数量的统计情况（图2）来看，样本农户中，石漠化治理投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33.39%，最高为100%，最低为0.01%。将农户的投入水平平分为10个档次，石漠化治理投入的比例排名前三位的分别集中在1%～10%水平，比例为44.35%；其次是投入水平为91%～100%和31%～40%，比例分别达到13.71%和11.71%，此三类投入总计达到69.77%，已经接近样本数的70%。可以看出，接近一半的样本农户对石漠化治理的投入水平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还是较低的，但也有一些农户已经开始重视生态建设，并在石漠化治理中投入了较多的资金。
在不同收入农户的石漠化治理资金投入上，通过调研表明：农户收入水平状况对农户石漠化治理资金投入产生一定影响，资金投入行为随农户的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从表2可以看出，2 999元及以下参与石漠化治理的农户采取货币投入形式的比例占57.89%，5 000～6 999元收入的资金投入农户比重为70.97%，而到了10 000元及以上的农户采取货币投入形式的比例下降到32.26%，基本呈现出中间高两头低的状况。在资金投入金额上，五档收入农户中每档的资金投入总额基本都维持在20 000元左右；而在资金投入比例上，收入在2 999元及以下的农户石漠化治理资金投入比较明显，占到23.69%；3 000～4 999元农户资金投入占家庭收入比重为16.45%，比重继续下降，到10 000元及以上收入的农户资金投入仅占家庭收入比重为2.24%。由于农户并没有把资金作为石漠化治理中最主要的投入形式，每档收入的农户投入石漠化资金的总额基本持平，但由于收入的差异导致投入比重随家庭收入的增加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2.2 劳动力投入
劳动力投入作为石漠化治理投入中的主要形式，与翟文侠等[11]的研究结论一致，即农户水土保持行为目标是经济效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其内在动机以经济收益为基础，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户的水土保持主要是以投入劳动力为主，进行水土保持得到的经济收益较少，水土保持行为呈现部分非经济的特性。因为石漠化治理投入行为是由人来完成的，农户家庭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主导作用，决定着投入什么，投入多少，怎样投入，农户家庭劳动力因素具有两个基本方面：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劳动力投入数量是指农户家庭中从事石漠化治理的劳动力人数，它在石漠化治理投入中起决定性作用，每年投入的劳动力多少、什么时候投入，是石漠化治理投入的关键。劳动力质量是影响农户石漠化治理投入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农户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的高低，即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决定了其对石漠化治理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等的应用以及石漠化治理投入的决策能力，在一定条件下直接决定农户是否进行石漠化治理投入以及投入的力度。
根据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比”（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人口总数）理论，在农户家庭规模较小时，即劳动消费比率越高，农户越有可能投入更多劳动力发展生态农业或在农业收益率较低时转向非农就业；而农户家庭规模较大时，即农户劳动消费比率较低，农户可能扩大农业生产以保证基本口粮或转向非农经营而弱化农业生产。可以看出无论是哪种可能性，家庭劳动力人数都将对农户的生产行为产生影响。在245户实际参与石漠化治理的农户中，有224户（91.43%）的农户家庭选择劳动力投入形式。从表3可以看出，随着家庭劳动力人数的增加，在石漠化治理中选择劳动力投入形式的比例呈逐渐上升趋势，只是家庭劳动力人数为4人时有小幅的下降。说明在喀斯特石漠化地区，农户将更多的劳动力投向了石漠化治理，从而促进改善其土地生产条件，实际上是为保障家庭粮食供给安全而加大对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投入。
2.3 其他投入
在石漠化治理中，农户采取的投入形式除了资金和劳动力之外的其他投入形式主要包括理念宣传、土地、意见和建议、水资源以及劳动工具等。理念宣传可以帮助更多的农户了解石漠化治理的相关政策和知识，与政府宣传不同，其主要是在农户平日的接触和交流中展开。这里的土地投入不同于以往文献研究中的含义，主要是指在石漠化治理的典型示范区，农户将土地以某种资源的形式投入其中用于石漠化治理的示范，为探索出更多的石漠化治理模式和技术。意见和建议即科技投入，在此可以更多地理解为经验投入，主要是指当地农户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或者是祖辈流传下来的石漠化治理的土方法。虽然这些办法没有记载入册，但是在农户石漠化治理过程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水资源投入在石漠化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典型喀斯特峰丛峡谷地区，河谷深切，多为箱形谷，岸坡垂直，村寨和耕地部分均高于河谷水面以上，取水十分困难，需要借助人力或者机械才能用于农业生产灌溉。劳动工具这里主要是农户在日常中使用的简单生产工具，大型的劳动工具使用成本太高，在农户的投入中往往排除在外。
3 农户投入行为特征
3.1 投入渠道单一
目前，喀斯特地区的石漠化治理投入机制很不完善，还没有建立起国家、集体、地方、个人以及社会五位一体的系统的积累投入体系，特别是贵州贫困落后的经济，还不可能拿出更多的财力用于农业积累。具体到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缓慢，乡镇企业举步维艰，集体财力有限，也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用于石漠化治理投入，虽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生态建设地位的提高，国家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将逐年有所增加，但集中用于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治理投入的资金仍然十分有限。同一般常规性的农业生产投入比较而言，石漠化治理是一项资金密集与劳动密集的生产建设行为。由于治理的对象基础设施薄弱，生产条件低下，开展治理需要的资金必然超过一般常规性农业的投入。由于开发资金的严重短缺，政府投入不足，要走以自筹为主，国家、地方、集体、个人、有关部门一起上的多元化道路，才能多渠道、多形式增加对石漠化治理的投入。
3.2 资金投入匮乏
贵州的经济发展滞后且不平衡，尤其是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的农村经济更加落后。究其原因，除了历史因素、农民群众中存在的闭锁心理和落后思想观念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外，区域地理环境的劣势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原因。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区，喀斯特地表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山高林密，坡度陡峭，岩多土少；二是生态系统极为脆弱，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极易造成植被破坏，使植被退化造成水土流失而出现石漠化。喀斯特特有的地质地貌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和其他影响因素一起造成了这些地区的“喀斯特贫困”，影响了新农村建设的进度和效果。喀斯特严重的贫困现象导致农户可支配收入少，无法承担石漠化治理的大量支出，从而导致在现有的石漠化治理过程中资金投入匮乏的问题。
3.3 劳动力替代资金投入
喀斯特石漠化地区一般生产环境恶劣，土壤肥力不高，农业生产受限；加上地势偏远，交通不便，即使生产出特色的农产品，运输成本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严重影响当地农民致富。这些地方往往经济落后，农民收入普遍较低。在这样的环境下，农户有改造环境、治理石漠化的意愿，同时在生产实践中也在付诸行动，但由于资金限制，导致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拿出太多资金投入到石漠化治理当中，相对而言，劳动力投入就显得更为现实。一方面，农业生产条件恶劣，受石漠化影响，土地产出能力下降，如“坡改梯”等类似工程措施能够就地取材，主要需要人工的搬运、挖凿和堆砌；另一方面，喀斯特地区农户家庭规模偏大，一般都存在农业生产剩余劳动力，加之外出就业机会较少而滞留在家。这就必然导致喀斯特地区的石漠化治理大部分投入为劳动力投入，且呈现劳动力替代资金投入的特征。
4 对策与建议
贵州省喀斯特地区农户采取石漠化治理措施的比例占被调查农户的61.40%，但其中大部分的农户都是以劳动力投入为主（占采取石漠化治理措施农户的91.43%），其次为资金投入，但其投入量极少。总体呈现投入渠道单一、资金投入匮乏、劳动力替代资金投入的特征。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调控方向，以提高农户的石漠化治理积极性，推进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避免农业生产条件的进一步恶化。
1）完善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治理投入机制，建立起国家、集体、地方、个人以及社会五位一体的系统的积累投入体系。特别是在财政相对困难的贫困落后地区，积极引入社会资金，并通过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地方企业加入其中。
2）多渠道增加农户收入，降低喀斯特地区农户贫困度，为农户参与石漠化治理提供持续动力。特别是结合当地特色，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3）从喀斯特地貌特点出发，将石漠化治理与耕地保护、扶贫工程相结合，根据石漠化治理的难易度，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打造一套完善的治理和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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