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5 11:10:12
论文摘要：文章从公民文化权利的内涵出发，分析文化权利与民生档案文化服务的内在联系，结合公民文化权利的基本内容，构建民生档案文化服务体系。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民生档案工作深人开展，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和服务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是民生档案文化核心内容。通过解读和理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公民文化权利与档案文化之间的内涵，加强对公民文化权利与民生档案建设研究，毋庸置疑对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满足公众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求，构建和谐社会的民生档案文化服务体系应该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意义。
一、公民文化权利与民生档案的界定
公民文化权利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被提及和关注始于1966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指公民在社会文化活动中应该享有的不容侵犯的各种自由和利益的资格或全能，从根本上来说，是公民自由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基础上进行传播、利用和欣赏文化产品并以获得利益的权利。中国政府于1997年正丘娜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于2001年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这一重大决策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公民权利国际标准的认定，表明了党和政府不仅注重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政治权，而且开始把公民的文化权利列人保护的范畴。根据档案法律相关规定，公民享有利用档案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公民文化权利的内在体现和要求，是档案文化功能面向民生传播与服务的重要发展路径。民生档案是档案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档案文化融人公民文化权利保障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创造社会记忆、物质和精神文化财富的源泉。重视民生档案的文化资源建设，这与公民文化权利诉求休戚相关，公民对档案文化权利的要求表现在档案不应成为某一阶层或某一集团的特权和专利，而应是社会共享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记忆。作为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社会的民生档案更应该从公民文化权利的视角来建构服务社会、服务民生、服务国家的档案文化服务体系。
二、公民文化权利与民生档案文化的内在联系
公民文化权利包括受教育的权利、文化认同权、文化信息权、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等，更重要的是，公民文化权利既是一项集体的权利、普遍的权利，又是一项个体的权利，它和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是平等和同等重要的。随着社会和民主宪政的不断进步，关注民生、服务民生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工作重心，公民文化权利日益受到重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成为未来文化事业发展基调，民生档案文化作为文化事业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因此，在目前形势下，审视公民文化权利有利于民生档案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完善，有利于满足公民对档案文化的需求;同时，通过认真履行公民文化权益，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基本措施，构建民生档案文化服务，也推动了档案馆工作积极变革，转变服务角色，提高自身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也为完善公民文化权利法律体系提供了实践上的指导。换言之，民生档案文化服务的本质就是实现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档案馆作为社会公民所有的文化事业机构，为民生谋利益，应该切实保障实现民生的合法权益。作为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观念和社会责任为基本价值观的民生档案文化服务必须在公民文化权利保障护航下，才能赋予广大公民以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只有这样，才能够开创民生档案工作的新局面，民生档案文化事业才能够蓬勃发展。
三、公民文化权利中的民生档案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从公民文化权利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在关系来看，公民文化权利具有四个层面的含义:包括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以及文化成果应受保护的权利。.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组成部分的民生档案文化体系建设也必须在完善的档案法律、法规规范保障前提下，满足公民文化权利的四个方面，才能够真正实现公民享受民生档案文化服务。
1.构建公民文化权利中的民生档案文化资源共建体系。文化对于人的发展的根本价值，不但体现在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更体现在主动参与过程中，积极倡导公民参与民生档案文化建设其实是一条双赢之路。一方面，有利于档案部门了解群众需要什么样的档案，需要什么样的服务，进而拓展思路，提高档案馆的服务和管理水平;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新型档案不断涌现，这与公民的参与性、创造性分不开的，让公众参与民生档案工作的建设，有利于培养档案用户正确认识档案的宝贵性，充分调动公民参与文化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供自由的文化创造空间和机制，引导公众由自发到自觉的保护、传承、创造身边的档案;同时，两者也共同建构了档案文化评价体系与指标，行使公众的监督评价职能，实现文化管理与文化服务的互动。
2.构建公民文化权利中的民生档案文化资源的共享服务体系。享受档案文化是公共档案文化权利的主体。民生档案折射出的知识、科学、艺术、道德、习惯、法律、权益、政治思想、政治信仰等文化内涵，是社会现象的真实积淀，它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决定着档案部门要切实维护好公民享有档案文化的权利，它是公民文化权利普遍性实现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保障，并且它在很大程度上客观反映了档案部门文化服务的水平与现状。因此，档案部门要以民生需求为导向，以丰富民生档案资源为目的，不断整合各类民生档案资源，建立面向民生的多元化档案资源体系，以不同传播渠道向民生提供档案服务，公平享有文化权利，因地制宜进行各种形式的有效整合，合理解决因区域经济实力差距而造成的公众档案文化权利不均衡的问题，创造出更多的与民生生活、学习、工作的密切相关的档案文化产品以及享受文化成果的条件，保障每个公民都能够分享文化成果的合法权利。
3.构建公民文化权利中的民生档案文化资源的管理与保存系统。公民的文化成果受到保护的权利是为权利人的文化创造活动提供积极的法律预期，为权利人享受其成果之利益提供保护，从而对于整体的文化创造活动给予制度激励。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为社会民众提供了广阔的自由的文化创造空间，除了与民生工作、生活、学习密切相关的养老、医疗、教育等政策性民生档案之外，还产生了以个人、民间为主体的智力性信息成果，当部分信息成果成为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时，就会产生因档案信息共享而带来公民文化权利问题。公众文化创造成果能否得到法律的保障，与知识产权保护紧密相关，它直接关系到档案文化权利的最终实现，这就要求建立能够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和机制，激励公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丰富和发展民生档案的多元化服务。因此，档案工作部门在民生档案服务前端就应该按照国家相关知识产权法，结合服务的性质和内容，认真理清文化服务过程中归属问题，既要尊重公民的著作权，维护档案馆的所有权，又要保证档案用户的知情权和公平权，建立合理的管理制度和保存系统，收集和整理好民生档案资源为社会提供服务。
一、公共管理——公共事务管理的主导理念
公共事务管理是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公共事务有两重含义：一为公共领域的事务；二为关涉公众共同利益的事务。公共事务可以界定为：公共领域内关乎公众共同利益的事务[1]。可以说，从日常生活中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到市场秩序维护、大型水利设施的修建，以及公众的财产、人权和自由等权利的实现都与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以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宗旨，运用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和管理的理论与方式，民主运用公共权力，并以科学的方式，依法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活动[2]。与传统的行政管理相比，两者的责任对象是不一样的，社会管理的理念也是根本不相同的。传统的行政管理主要是向国家负责，在社会管理过程中缺乏一种人文关怀的公益性理念，而公共管理则主要是向社会与公众负责，强调以人为本的公益性理念。公共管理是一种建立在得到强化了的公共精神、公共利益、正义原则与公众参与基础上的一种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它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以人为本本文由收集整理与社会正义，即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并时刻关注公共利益的实现，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它的核心要素是管理好国计民生的社会公益事业，意味着以政府投入为主、纳入公共财政体系的公益化发展模式的回归[3]。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公共领域的发展、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普遍运用等多种社会因素的推动下，我国社会步入全面的、整体性社会转型期，学习和借鉴公共管理改革的经验，从理念、体制到方式等进行深刻的改革，成为我国公共行政学众多学者关注的课题和理论取向，成为指导我国公共事务管理的主导理念。
二、档案事业——公共管理的核心要素
公共管理的核心要素是管理好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公益事业，档案馆是我国档案事业的主体，我国的档案事业也可以理解成档案馆事业。我国档案管理体制将档案馆定位于事业单位是有利于档案馆树立“公共利益”服务目标的，因为事业单位定义内在蕴含了“公益性”。事业单位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其概念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一般将事业单位理解为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实体性社会组织。1998年国务院了《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一次对我国事业单位进行了规范定义，即事业单位是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因此，事业单位的定位实际上强调了活动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也区别了“行政管理”与社会服务。相应地，我国档案馆事业属于社会公益事业，是公共管理的核心要素之一[4]。
三、公共服务——档案学思想的新趋向
档案事业的社会公益性质，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要素。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思想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档案管理领域，对当代档案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档案服务思想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将封闭性的服务提升到了档案公共服务的高度，逐渐强化为全体公民服务、关注民生民意、维护公共利益的服务目标，更加强调档案部门的公益性和公共责任，更加重视服务受体的公众性和“公民个人”的权利实现。于是，以“公共档案馆建设”带动的“档案公共服务”思想成为我国档案学思想的新趋向，不断诠释着档案事业的服务本质，具体而言，这种趋向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公共档案馆理念的形成
公共服务理念使档案部门全面审视国家档案馆的历史、现状及发展前景，并重新思考国家档案馆的传统定位和新形势下的正确定位，一种接轨国际、符合国情、以人为本的档案馆建设理念顺势而生。“公共档案馆”的首次提出源于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2002年，朱基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和体育设施建设”，将档案馆确立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自此公共档案馆的理念开始在我国流行，公共档案馆建设成为学术研讨的热点话题，理论氛围开始形成。2003年在上海举办的“新时期公共档案馆建设”论坛就公共档案馆的定位、目标、功能开发、形象设计、实现途径、未来走向进行了研讨。2005年在上海举办“面向未来的城市档案馆”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新时期公共档案馆的发展之路等议题进行了探讨；200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举行的“公共档案馆利用服务社会化”学术研讨会就公共档案馆的界定等问题进行了研讨；2005年在沈阳举办公共档案馆建设专题报告会就公共档案馆的含义及其历史背景、我国综合档案馆公共服务的现状及面临的任务进行了阐述。尤其是近几年来，档案报刊发表了不少探讨公共档案馆建设的文章，也有学者在档案馆基本理论专著中就构建我国公共档案馆系统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索。“公共”二字揭示了档案馆为民众所有的性质。公共档案馆是公共文化设施，理应服务于人民，为民众共享[5]。公共档案馆的提出并不是建造一个新的档案机构，而是从理念到行动上变革档案馆的利用服务工作。公共档案馆的建设也并不仅仅是一种口号和理论，而是承载着我们实现“档案公共服务”的美好理想。公共档案馆建设，充分反映出我国档案服务“公共性”的加强，也凸显了社会公众对“档案公共服务的”现实需要和未来期许。对公共档案馆建设的实践发挥着总结、引导和前瞻的作用。
（二）民生档案成为新的关注点
民生档案是围绕着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核心内容——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而提出的。2007年12月29日，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民生档案工作深入开展，推动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和服务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国家档案局印发《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的意见》要求全国各级档案部门贯彻实施，档案界迅速掀起一场民生档案的热潮，档案界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民生档案的研究。档案部门借十七大契机提出民生档案，一方面是国家和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另一方面昭示着档案部门更加关注社会民生，塑造“亲民”的档案文化导向。民生档案的指导思想是通过档案工作贴近民众，从而对涉及民生内容的档案加大监控力度，以保证这部分档案的齐全归档、安全保管和有效利用。档案界的学者纷纷从理论高度上来阐释和探讨民生档案的相关范畴。要求全国各级档案部门自觉将民生档案工作纳入工作范畴，积极探索民生档案管理和利用途径，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意见下发后，各级档案行政部门立即开展了一系列相关宣传工作。除此之外，各级档案部门和档案学会也积极组织形式丰富的以民生档案为主题的研讨会，各种档案学杂志上也刊载了诸多相关文章，以期为档案管理实践部门提供开展档案工作的新思路，促进档案工作社会化的深入。档案服务民生理念，是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为响应服务理念以及改善民生的思想在档案管理工作的回应，是对档案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的进一步强化。
（三）社会档案观初现端倪
关键词：人文关怀；档案管理；人文主义
我国档案工作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不仅有制度化的档案管理机构和档案管理办法，而且也有一些对档案管理理性认识的理论和观点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受前苏联的影响，档案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档案管理相关的理论和方法也在处于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中。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认识到了档案除去政治价值以外的其它巨大社会价值。
1 档案管理的人文关怀的历史渊源
档案管理需要体现人文关怀，那么，何谓人文关怀？这是对当前档案管理工作需体现人文关怀进行阐释的基础内容。换句话说，在档案管理工作中为什么要实行人文关怀。要厘清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人文关怀的价值和意义有所了解。“人文关怀”这个词从古代的理论中探索它的概念，需把这个词分开作一界定。所谓人文，最早应该追溯到《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遗址，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根据王弼的的注解，“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由此可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一思想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总的来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人文就是一种道德的独特性，依靠自我调节，肯定人的社会主体性和能动的创造性。
2 人文主义的含义
人文主义，又称人本主义，是指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的思想态度。从西方国家的文艺复兴发展到到今天，人文主义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人文主义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渗透到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人文主义所提倡的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也是我们国家国民普遍的一种思想观念。人们所提倡的人文主义理所应当的要体现在我们国家的档案工作中。也就是说档案管理工作中要充分尊重读者，多从读者的角度出发，遵循档案的真实性，让读者能够得到浓郁的人文关怀。
3 档案管理工作中对人文关怀的要求
了解档案管理的内涵是厘清档案管理工作中具有的人文关怀要求的首要问题。档案管理工作，也称档案工作，是档案馆（室）直接对档案实体和档案信息进行管理并提供利用服务的各项业务工作的总称，也是国家档案事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档案管理工作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服务性。档案管理工作中涉及两大主体，其中之一就是档案管理人员，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就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对人的爱，提升人的境界，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档案管理的主体是档案工作人员，档案管理是一项繁琐而枯燥的工作，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首先，应充分重视工作人员的物质利益要求，给予工作人员合理的物质待遇，进一步激发他们对于档案管理工作的热情。其次，加强档案管理人员的世界观人生观教育，提升档案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增强其对社会的责任感，树立职业理想，弘扬敬业、乐业精神。第三，在档案管理过程中建立良好的奖惩激励机制，注重员工的培训和学习，对于表现突出，对档案管理事业有自己合理见解和理解的员工创造发展条件，为其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的条件，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促进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促进档案管理事业的发展。
档案管理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国家各领域和社会不同人群服务的。因而，在档案管理工作中要摒弃以往重管理，轻利用的观念，应重视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换而言之，就是重视读者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关心人丰富多样的个性需求，对于不同的读者要根据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提供满足其需求的个性化服务。同时也要关注到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要依据此类群体的特点与需要提供特殊的软硬件服务。例如：要建立无障碍通道，为残疾人服务提供“绿色通道”。还要为需求对象营造人性化的利用环境，提供安静、舒适、雅致的阅览利用环境。在档案管理工作中加强和实现人文关怀，需要各级档案管理者和工作人员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关怀工作方式，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推动档案管理服务设施向社会开放，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4 档案管理人文关怀的现实意义
十报告中，有关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内容中提到，要注重人文关怀，强调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档案管理工作是一项社会性较强的工作，在行政管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技术创新等各方面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具有记录整理文字信息的基本功能，还能为全社会提供文献和信息的检索查阅服务，而且具有广泛传播文化的作用，能够提升全民的整体素质的社会功能。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档案管理部门还要加强宣传，提高全社会对档案工作的关注度，增强人民群众的档案意识。档案管理的社会性特点，决定了其目标是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服务于全体社会人民，档案管理管理部门还要转变过去“衙门式”的服务观念，揭开档案案卷长期以来“藏在深闺无人识”的神秘面纱，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最大限度延伸档案利用覆盖面，正如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提出：“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和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是以人为本思想对档案工作提出的新任务，是对我国档案工作实践新趋势的新总结，也是对以往档案工作体系薄弱方面的新加强。”
在档案工作中贯彻落实人文关怀，为社会的高速发展提供更快捷、更全面的支持，是时代赋予档案管理工作的新要求，也是推进档案管理工作现代化大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刘海峰.大学新生入学适应问题及策略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3（02）
[2]王艳碧.“90后”大学新生适应性问题及对策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2（37）
一、政府信息公开等不等于档案信息公开
《条例》规定:“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应当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则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于是,人们产生疑问,已经列入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文件材料,“文件在政府机关已经予以公布,待归档保存一定年限移交档案馆后反倒要经历‘形成满30年’的考察,从逻辑推理上似乎具有讽刺意义,从现实执行上似乎也存在程序矛盾。”②那么,政府信息公开等不等于档案信息公开呢?对此,理明先生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档案信息公开”,“承载政府公开信息的文件(以下暂限于人们通称的‘已公开现行文件’)与其内容相同的馆藏档案,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所谓联系者,即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所谓区别者,文件转化为档案是有条件的,并非所有文件都可以转化为档案,它必须经过办理完毕、区分价值,对于有长期保存和利用价值的文件,再按照一定规律整理后,才能真正转化为档案。同时,文件归档有法定的范围,尤其要强调归档文件的原始性,即不具有原始记录性的文件,不能随意转化为档案。就拿现行文件来说吧,一份已公开的现行文件,人们能够识读到其中的内容信息,而当该份文件归档的时候,档案人员还要收集这份文件形成过程中产生的背景信息,如文件的起草人信息、修改经办人与修改经办信息、签发人与签发信息,等等。这些背景信息与正式颁发的文件一起,构成了该份文件的档案。也正是这些背景信息,保持了该份文件的原始记录性,使得该文件具有了档案的本质特征。一份重要的文件,正式时只有短短的几页纸,但当它归档时,要形成数十甚至数百页档案,道理就在这里。”③理先生提出的观点很新颖,论述的有道理,然而,仔细分析问题就出来了。理先生的论述既不符合档案学基本理论,概念也不清。其一,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还是由文件+文件背景信息转化而来;其二,收集“文件形成过程中产生的背景信息”是不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必要条件;其三,正式颁发的文件有没有原始记录性;其四,理先生理解的“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中的“文件”指的是什么,是正式颁发的文件+文件背景信息吗?正式颁发的文件是不是文件等一系列问题都不符合档案学的基本理论。
刘东斌先生与理明先生有相同认识,也认为:“文件和档案是两种不同的事物,文件开放并不等于档案开放,所以才有现行文件的公开,才有档案的封闭期。”④但是,与理先生相反,刘先生却是用他颠覆传统经典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形成在前论”来解读,刘先生的“档案形成在前论”认为:“档案形成在前,是原始记录,是文件的前身”,“文件则是档案最终稿本的复制件”。⑤刘先生说的虽有道理,但其理论前提是“档案形成在前论”,这毕竟是一家之言,并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而且,也有一些疑点值得商榷,刘先生将收文排除在档案之外就是一个问题。
政府信息公开等不等于档案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 “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再看《档案法》第二条,“本法所称的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历史记录也是一种信息,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现行的可以公开,历史记录更应该公开,为什么不能公开呢?再看《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重点公开“扶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情况”;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重点公开 “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管理、使用和分配情况” ;乡(镇)人民政府重点公开 “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发放情况”。这些信息不就是民生档案吗?政府信息公开等不等于档案信息公开?实在令人困惑。
二、笔者的困惑
对于政府信息应该公开而档案却要封闭30年后才可以开放利用的问题,理明先生提出的 “政府信息公开≠档案信息公开”的观点和论述,虽然合理地解释了这种现象,而且论述很有道理,也是事实。把正式文件与文件底稿及发文签一同存档,也是档案实践中经常要求和经常做的。然而,理先生的解释却引出了档案学理论的更多问题,究竟什么是“文件”?档案学理论所说的“文件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中的“文件”是什么?是由“正式文件+文件背景信息”组成的吗?正式文件是不是文件?如果理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其一,传统经典的“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理论就有问题,或者是其中的“文件”概念有问题,其“文件”概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件概念,而是包括“正式文件+文件背景信息”在内有特殊含义的概念;其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也有问题,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档案是处于文件生命周期中的第三或第四阶段,也就是非现行文件。既然正式文件(现行文件)已经不具备原始性,又不含有文件背景信息,那它怎么能运动到第三或第四阶段成为档案呢?难道是它运动到第三或第四阶段就自己增加了文件背景信息吗?其三,文件价值理论也有问题,文件第一价值(现行文件)根本没有文件背景信息,那它怎么能过渡到档案就有了文件的背景信息呢?其四,“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正确吗?刘东斌先生同样认为档案包含文件和文件背景信息,符合理先生的观点,但是,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完全颠覆了经典的档案学理论,同样让人困惑,到底是文件形成在前,还是档案形成在前?
究竟是现有的档案理论错了,还是理先生和刘先生的观点错了?两位先生强调档案包含文件背景信息,这不仅是档案实际工作中经常做的,而且,在信息时代,为保证电子档案的真实性,更是强调“内容、背景和结构成为文件的三种要素”⑥看来两位先生说的没有错,那么是档案理论有问题?显然,这有些令人困惑,但是,两位先生的观点为认识档案、发展档案学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笔者的思考
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引发的档案学理论的困惑和问题,笔者认为,在档案学理论研究中要遵循系统性、连续性和独立性的原则。
其一,系统性。档案学理论应是系统的,在这个理论系统中,尤其是档案学基本概念和档案学基础理论应基本一致,互相吻合,不应出现局部合理,而与系统中的其他部分不协调或者自相矛盾的现象。
其二,连续性。档案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如果是基本正确的话,那么,它就应该有连续性,而不应因不同的需要而不断变化,档案的本质应该是不会变化的。不应不顾档案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把某些非档案本质的属性放大成档案的本质属性。
其三,独立性。档案学理论虽不应脱离实践,但也有相对独立性,它不为解释实践的合理性而存在,某些实践的存在并不完全合理。某些法规也不能代替档案学理论。
注释:
①陈永生:《从政务公开制度反思档案开放——档案开放若干问题研究之二》,《浙江档案》,2007年第7期。
②理明:《政府信息公开≠档案信息公开》,《浙江档案》,2008年第1期。
③刘东斌:《档案形成在前说对现行文件公开利用的解读——七论档案形成在前》,《档案管理》,2008年第4期。
关键词：档案记忆；社会记忆；档案学思想
自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以来，加拿大档案学家特里・库克（Terry Cook，1947～2014）先生就与中国档案学的研究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他所提出的“后保管模式”、国家范例向社会范例的转变、“四个档案范式”、档案记忆建构，以及他进行的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档案学思考，都在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引入，并由此引发了新的学术探讨和学术导向。作为一位具有后现代意识的档案学家，在近20年的时间里，库克先生的学术影响力应是国外学者在我国影响程度最高的一位，其学术思想值得我们深入总结和挖掘。这里，仅就库克先生的档案记忆建构理论和思想作一提炼、解读和分析，以纪念这位思想前卫、富有社会洞察力的前辈学者。
1 开启档案记忆研究之门的重要学者
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库克作了题为《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的主报告（简称特里・库克的“十三大报告”），报告一开头，他就援引1596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中国政府提出建造“记忆宫殿”这一历史典故，指出今天“全世界的档案人员，仍然在建造记忆宫殿”；并提出了记忆宫殿建造的一系列问题：
“回顾自身发展史，我们的档案人员在建造记忆宫殿时是如何反映广泛的社会现实的呢？档案人员自觉和不自觉地采用什么样的设想、理论、概念、策略、方法和实践呢？为什么采用它们？它们多年来有何变化？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我们为什么样的统治政权结构服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影响我们‘智力配方’的是什么社会力量……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记忆的政治功能以便更好地确定未来方向。”[1]
在库克看来，记忆的结果并非无可争议。他引用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美国历史学家杰尔达・拉勒等学者的观点说：自古以来，掌权者决定谁可以说话，谁必须保持沉默，即使在档案材料中也是如此；从中世纪到本世纪，妇女都被排除在社会记忆工具和机构之外，其中也包括档案馆；而非洲档案人员也在怀疑欧洲文字文明衍生的古典档案概念是否适宜于保存以口述形式记录的非洲文明。他认为“在希腊神话里，记忆是众神之母，通过她，我们才能进入健康和富有创造力的‘成熟期’”。因此，他以记忆为牵引，阐述了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通过回顾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史，引发我们思考、探索档案工作者如何“更好地确定未来的方向”，从而更好地构筑人类记忆的“殿堂”。
在档案学研究中，对档案记忆属性和功能的阐发虽非久远，但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已经出现。国外较早作出档案记忆论述的，要追溯到国际档案理事会第二任主席、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布莱邦，他认为档案是一个国家的“记忆”，档案馆保存的是一个国家最珍贵的东西，即一个国家的历史证据和作为国家灵魂的材料。我国将档案作为记忆来看待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对档案起源的论述。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档案史教研室编的《中国档案史讲义（初稿）》中指出，“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实践，要求彼此交往，当时只能依靠语言来表述和交流思想与经验。但是语言不能远传，也难记忆。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为适应复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上的要求，人们就开始了‘结绳’、‘刻契’的记事方法。结绳和刻契是帮助人们记忆、处理事务的一种方法”。进入80年代后，中国人民大学陈智为教授在《档案社会学概论》中将“延伸记忆”作为档案的文化表现之一，他继承并发展了档案起源论中关于结绳、刻契为人类记忆辅助系统的思想，指出从档案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其每个发展阶段都是以增强人类的记忆功能为核心的；国家档案工作体制的出现，使档案记忆系统成为社会专职的机构，人们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控制档案记忆功能为人类服务。[2]但这些论述只是对档案功能的一种观念表达，并未进入学理性层面。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20篇主、辅报告中，涉及“档案记忆”的有9篇之多，[3]但真正进入进行论述并提出思考的只有库克的报告。纵观近20年来的档案记忆研究资料，仅就笔者所见，也以库克的“十三大报告”及其后的相关报告为较早。如2000年在澳大利亚档案工作者协会年会（主题为“超越屏幕：捕捉共同的和社会的记忆”）上作的《超越屏幕：文件连续体和档案文化遗产》报告；2001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举办的“档案与社会记忆”系列研讨会上作的《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报告等。因此，我们虽不敢说库克先生是档案记忆研究的开山鼻祖，但作为开启档案记忆研究之门重要学者的身份是可以肯定的，他的研究引发了档案学界对档案记忆问题研究的持续关注和深化。
2 特里・库克档案记忆思想的要点与表达
根据现有文献，我们对特里・库克的档案记忆思想内涵大致可以提炼如下：
2.1 “档案就是我们的记忆”。在档案是不是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集体记忆）的问题上，我们有些学者还存在疑虑，或认为档案只是社会记忆的载体，不是社会记忆本身；或认为档案具有社会记忆属性，但不能成为社会记忆；或认为社会记忆是活的，而档案文献是死的，等等。而在库克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从一开始他就将档案视为社会记忆。在“十三大报告”中，他用时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让・皮埃尔・瓦洛的话说，“档案里包含了国家和人民‘集体记忆的关键’”；在《档案馆、档案、权利：现代记忆的建构》一文中，他强调“记忆就像历史一样根植在档案之中，没有档案，记忆就会摇摇欲坠、对成就的认知就会消退、对过去的骄傲就会消散。档案挽救了这些损失，档案包含了已经消失的证据，这在现代社会尤为贴切……档案仍是理解历史的基础，对我们的经历、认知、叙述予以证实。档案就是我们的记忆。”[4]
对档案记忆，库克赋予了它崇高的价值和意义，把它和民众的根源感、归属感联系起来，认为“在普通公民看来，档案不仅要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个人权益，而且更多地还应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 [5]为此，档案人员“掌握了个人和社会幸福的关键，这种幸福来自于过去的持续经验以及根源、归属和性质的认识”。[6]库克的这些论述已得到档案界广泛的认同和引用，并已产生现实性影响。
2.2 “将社会记忆的定义局限于有权者形成并留存的文件记录，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档案在社会记忆之中，既是社会记忆的独立形态，又是社会记忆的组成部分。因此，单纯从库克这句话的表述上看，并不能体现出其中所潜含的档案记忆思想，因为，社会记忆本身就不能局限于有权者或官方的文件记录。不过，结合库克的原文，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作为社会记忆的档案不能仅限于有权者或官方的文件记录，而应有更为广泛的档案文件记录。
库克在论述加拿大档案宏观鉴定法的形成与发展时指出，最初的档案原则的经典论著都是由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撰写的，主要关注的也是政府、公共或集体文件，研究这类文件向档案馆如何有序移交，研究如何保护它们的原顺序和最初的分类；私人和个人档案则被赶入了图书馆和图书管理人员的地盘。由此，“传统的档案观必与档案馆和档案工作业已形成的顽固偏见相呼应，那就是为主流文化和当权者服务。这种做法让官方叙述占有特权，却忽视了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的记录，忽视了他们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国家的影响”。但在近几十年来，对档案机构存在原因的看法发生了一次集体转移，即“从以国家为基础的司法――行政档案话语向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用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档案话语”转移。“宏观鉴定注重管理的职能而不是每个政府机关的结构或工作活动，它像重视国家的作用那样重视公民和团体的相互作用，它包罗所有载体，寻求多种叙述和有争议的热点论述，它有意识地将边缘者、‘另类’、失败者与成功者一视同仁，设法给它们一席之地。”[7]库克的这一思想突破传统的官方记忆的阈限，将民众（民间、私人）记忆思考纳入档案“记忆宫殿”的建造范围，体现出后现代主义学者对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实证主义的档案观进行诘问、反思和修正；也体现出后现论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社会的边缘地带”。[8]
2.3 “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在《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一文中，库克从后现代的视角，考察了档案和档案工作者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影响和作用，批判性指出，固有的观念认为，档案工作者记录过去而非未来、处理历史事件而非现实或未来事件，他们不构建历史和记忆，只是从事保护工作而非记忆工作，这种抹去符号的做法使档案成为“幽灵”，在知识形成的构成中并进而在整个社会中处于隐形状态；但事实上，档案工作者在档案活动中并非是自然、客观、中立的。他针对加拿大历史学家乔伊・帕尔的论点，分析指出，“历史诠释行为并非发生在史学家打开档案盒之时，而是在档案工作者装盒之际，在于另外98%被销毁的未装进档案盒的文件潜在的影响”。因此，他认为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是“构建社会长久记忆的主建筑师”。[9] “档案工作者作为档案的保管者对那些建构记忆和形成认同的档案通过积极的管理、鉴定、挑选、描述、保护、使用等行为施加影响”，[10] “档案工作者在其各项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掺进自己的价值，因此，有必要非常审慎地检讨自己在档案生成和记忆形成的过程中所做的选择”，要使“幽灵必须变成血肉之躯”。他引用一位南非档案工作者的话说，档案工作者从事的工作纯粹是在建构未来的文献遗产，他们决定“哪些生活将传递给后代”，决定着什么被记忆什么被忘却，谁能声名远播，谁最后无声无息。为此，他提出并倡导档案工作者在档案记忆的形成过程中，“不仅有义务保护或记录过去，还有责任把未来的需要和期望铭记于心，惟其如此，才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而不只是某些重要用户或传统用户的价值”。[11]
2.4 “让我们的‘记忆宫殿’反映出适合于新世纪的新‘后保管’秩序”。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电子文件的大量生成，如何确保“电子记忆”这一人类新型记忆形态得到有效保护，成为国际档案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和现实挑战。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库克在总结档案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结合电子文件的出现及其管理，梳理分析了档案领域存在的12个关键性问题，并提出“这些问题从整体上要求我们在1996年采纳一种新的概念范例作为我们未来档案理论的基础”。这一新的概念范例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的“后保管模式”，其核心为：“从由此产生的文件或产品转向文件背后的创造活动或创作意图”；“将传统理论对实体保管对象――实态文件的关注，转变成对文件、文件形成者及其形成过程的有机联系、目的、意图、相互关系、职能和可靠性的关注”。[12]国内学者对后保管模式多从电子文件管理角度加以解读，认为其中包含着新来源观、宏观鉴定法和知识服务，但其意涵和范围不止于此。库克将后保管模式作为解决电子文件管理的思维变革，更将其作为构建新的全球信息秩序的指导思想，在报告结尾处，他说“让我们的‘记忆宫殿’反映出适合于新世纪的新‘后保管’秩序”。以记忆开篇，以记忆作结，库克在构思和谋划新世纪档案“记忆宫殿”建造的设计理念与实现路径。
3 特里・库克档案记忆思想对我国档案学的影响
是中国成就了库克的“国际地位”，还是库克的档案学思想本身就具有“国际地位”？近年来，库克的档案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学术现象，还需要放到国际档案学的发展全局中去衡量和评价。但不管怎样，库克档案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讨论，一方面，说明我国档案学的开放姿态，另一方面，也说明库克思想中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精神要旨。这种精神要旨笔者认为，就在于库克以后现代主义者的眼光观察我们的档案世界，将档案、档案工作放到整体社会环境中，思考并探讨社会变革对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以及作为一位档案学者的专业应对。他强烈呼吁“我们需要想方设法把自我满足的封闭的档案界转变成为与当代社会同步、对社会有益、并具有活力的档案界，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在数字时代变成毫无用处的化石”。[13]
在库克的档案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社会变革及其专业影响的深刻认识。在提出后保管模式时，他指出：“在档案论述中出现的这种‘后保管’不仅反映了档案论述的自身发展，而且反映了上个世纪以来文件形成和文件保管现实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起因于国家概念的演变以及国家与其公民的相互作用的变化，公民对国家档案机构和全民集体记忆性质期望的变化，组织结构的根本变化和随之出现的‘后韦伯组织理论与实践’，现代文件的巨大数量和丰富载体，计算机和通讯新技术，政府和公民对信息的新利用以及在利用上的新限制，社会学理论和哲学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广泛变化。因此，在档案思想中即将出现的‘后保管’模式，不仅仅是因为电子文件带来了困难。”[14]
正是由于在社会变革中思考和把握档案现象，所以库克的档案观由静态走向动态，由实体走向建构，档案工作者的作用由中立走向中介。“库克认为，后现代社会，档案学的变化核心是：档案不再被视为静态的实体，而是一种动态的、虚拟的概念；档案不再是人类活动的被动产物，而是个人或组织所从事的社会活动的积极体现；档案不再产生于稳定的、垂直的行政体系中，而是产生于现代网络中那种动态的平衡的体制。”[15]库克由此也深刻体会到各种社会因素在档案学、档案记忆留存中产生的作用。“以前普遍被认为是客观、公正、无私的东西，人们开始认识到其主观成分”；“任何科学对于其内容、方法和人员的选择，所接受的标准，失败的原因无不反映了现实的需要和利益，无不体现了更深层次社会的、语言的、意识形态的、性别的、情感模式和权力的斗争”。[16]在论述档案记忆的构建时，库克特别谈到权力对档案记忆的影响。“嵌入在档案馆和档案中的权力关系尤为重要”，“档案馆有权优化或是边缘化，它们既可以是特权的工具也可以是反抗的工具，它们既反映权力关系，又包含权力关系”；“所有这些因素都意味着有些人能够创建和保护档案，而另一些人则不能”，[17]如此等等。看到各种社会因素对档案学、档案记忆的影响，不仅为档案学融入更多的学术元素，增强其时代生命力；也使我们对档案记忆的分析更好地与社会融合，在社会中把握档案记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自库克的档案记忆观引入以来，档案记忆研究已成为档案学理论的新增点。学者们围绕档案的社会记忆属性，档案与社会记忆的传承、建构和控制，档案与国家、民族认同，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与国家记忆建构，档案记忆研究的学术坐标和研究纲领等问题，发表了一批学术成果。截止到2013年12月，在CNKI数据库中，题目直接标明“档案记忆”的论文计29篇；在题目标明“社会记忆”的论文中，档案学成果约占30%。在国内学术交流、科研项目立项、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中，档案记忆也备受瞩目。2000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上海大学图情档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等都曾举办过以档案记忆为主题的学术论坛、学术讲座；至2014年，已有4项相关课题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如果说1997年，库克引导中国档案学研究“走进记忆之门”，那么现在可以说档案记忆研究已“登堂入室”，在社会记忆研究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并已成为档案学的一种新范式。
不仅如此，由我国档案部门发起实施的“城市记忆工程”实践项目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2002年以来，在青岛市档案局馆的示范带动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广州、沈阳、太原、长沙、福州等一些大中城市档案部门相继规划实施城市记忆工程，从自发走向自觉，已成为“传承与建构社会记忆的亮点工程”，并正在向“国家记忆工程”、“城乡记忆工程”、“乡村记忆工程”、“数字记忆工程”拓展，为档案工作的实践创新提供了探索方向，更为档案记忆研究提供了实践载体和理论场域。或许如库克所言，“这些以‘记忆’概念为中心的档案关注点”，“反映出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档案工作者一直在探索后现代革命对于档案行业的社会使命的意义”。[18]
特里・库克的档案记忆思想对档案记忆建构的理论与实践、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功能与价值，以及在社会变革中思考档案学发展等都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虽然他的档案记忆思想还未能形成丰富的体系，留下一些遗憾，但或许正是这种缺憾，能留给后来者更大的创新空间。哲人其萎，我辈奋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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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智为.档案社会学概论[M].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12～13.
[3]王德俊.当前国际档案界学术新动态、新观点概述[J].兰台世界，1998（11）：5～6.
[4][10][17]Terry Cook. Archives， Records， and Power： The Making of Modern Memory[J]. Archival Science，2002，2（1-2）：1～19.
[7][11]T.库克.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J].档案学通讯，2002（2）：74～78.
[8]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华夏出版社，2003：13.
[9][13][18]特里・库克.四个档案范式――1840年以来西方档案观念与战略的变化[J].档案学研究，2011（3）：81～87.
[15]王静，王萍.评特里・库克以后现代思想诠释档案学[J].档案与建设，2005（7）：10～13.
【关键词】档案馆；社会化服务；理论；实践
一、大档案观与社会化服务
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把握概念，实际是以“定义”方式揭示事物内涵与外延的逻辑过程。档案馆社会化服务题意中的“档案观”，很明显，是现代性的广义档案概念，即“大档案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从法律描述上，我们得知“档案”身份不单只有以“党和国家”为中心的组织加以赋予，私人档案或家庭档案也作为档案实体体系的重要部分。
冯惠玲教授在《档案学概论》中首次提出了档案在概念与实践中的相对性原则，她说“档案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直接形成的原始性信息记录，……‘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特征”这已成为业界多数人士的共识，但原始记录特性“并不表现得很固化，而是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动态性特点，即是在与相关事物及相关因素条件的对照、比较中表现出来的。”
在社会学研究中，社会化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它反映了具体人（具有联系的单个人）在社会互动中内化与外化的双重进程。这一进程既是“文化”的内在习得过程，又是创造“人造环境”的能动过程。
从文字构造上讲，笔者倾向于对“社会化”做拆分式理解，即社会之“化”的问题。“化，易也。”“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后有人注：“化者改旧形之名。”因此，社会化反映的是社会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人”的身上即是文化养成，从“社会”这一联合体的关系看，表现为“时空扩展”。后者强化了前者的文化（人化）的行动关系与行动方式，在基本的不变的静态物质界面存在着复杂化与深化的时空延伸。
“服务”概念最先产生于经济领域，是指“为满足顾客的需要，供方与顾客做事，并使他人接触的活动和供方内部活动所产生的结果”该定义从三个方面揭示了“服务”的内涵。（1）服务活动是主体满足客体需求的过程；（2）服务活动需要某种介质；（3）服务活动产生一定结果。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服务活动大大超越了商业范围，成为各行各业行为的理念与方式。简单地说，服务可以看作是指为他人从中受益的一种有偿或无偿的活动，包括公共服务与商业服务。公共服务是一种公益性活动，强调无偿性与非排他取向；商业服务是收取一定报酬的经济活动，具有索取性。二者相同之处在于活动方式由硬性要求向软性需求转变、服务主体面向服务客体等，突出管理意识与实践的非强制色彩。
二、档案馆社会化服务的内涵
根据“社会化”与服务的特性，档案馆社会化服务的概念至少应包含以下几点内容：（1）多主体（上下或集体与个体）互动；（2）领域（时空）拓展与视野包容；（3）活动面的传承与途径（方法）更新；（4）工作流程化、智能化。所以，笔者认为社会化服务是指主体群在一定时空范围中，借助外在条件，结合传统面与工作创新实施的面向广泛客体的多选择、多途径活动，旨在满足客体需求的过程。
档案馆社会化服务的核心在于“档案服务”。在社会意义上，档案服务工作与档案开放原则相关，起源于近代法国档案工作改革，其标志是《国家档案馆条例》和《穑月七日档案法》。在我国，“档案服务”经历了“档案馆开放”、“开放历史档案”、“开放档案”三个阶段。档案开放原则从对主体开放职能的规定到对客体性质与价值说明，充分反映了“档案”所承载的信息价值逐渐为社会、公众认可。
档案馆社会化服务理念的确立并非是简单的意识选择，而是一场必然的历史变革。历史上，档房的清帐、保管职能，在法律和实际生活中不容许普通百姓涉足，除专门人员管理可接触外，基本上只有皇族高官才可翻阅，属于“行政利用”或“政治服务”。近代档案馆的建立，推动机构层面与档案社会性进行架接，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系统的服务型流程。从简单的档案开放到以服务型、知识型目标重塑，档案馆实现由单纯的利用工作转向整体的社会服务，不仅从职能上拓展出各式各样的工作模式，而且在价值规约、伦理重构、机构调整等方面改善着各类社会关系。因此，档案馆社会化服务是一次档案关系的社会化变革“公共管理”运动，突破了单一的职能转变，从根本上变革档案事业发展方向与服务体系的。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档案馆社会化服务是指以档案馆专业服务为核心的社会档案资源整合体系，以高度责任意识、科学管理手段、先进技术设备、一流专业队伍为基本支撑，通过与社会多部门合作、协调，提升档案管理、社会服务水平，从而实现档案价值目标的社会活动。包涵以下内容：（1）服务主体以档案馆为核心的多元化。档案社会化服务，既包括档案馆向社会提供的档案服务，也包括诸如“档案信息服务中心、档案事务所、档案咨询中心等档案中介机构”提供的“商业性、社会化的专业服务”，档案馆与档案社会机构基于社会分工，相互协作，整合档案资源。（2）服务路径的多样化与服务对象的双向性。档案馆向前来利用的用户提供优质化的信息资源，还借助网络等高新技术平台为社会公众主动提供主题处理的知识性信息，即传统阅览室服务、借阅服务、网络服务、展览服务并存。此外，档案馆作为事业性组织，不仅在对外关系上体现积极的社会服务意识和功能，对内方面，人员、部门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扁平化、知识化、合作化。（3）服务价值的双元取向与服务功能的社会拓展。档案人员在社会化服务过程中借助现代高新信息技术，实则也是工具能力的扩张过程。只有社会公众自觉接受这种行为文化或管理文化，主动促使其向社会资源转化，全社会档案意识才会得到提高，并形成广泛的档案信息消费群体。档案馆通过资源聚合和资源传播两种方式，促进档案信息价值实现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文化效益提升。
三、国外档案馆社会化服务的经验引入
档案事业随着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发展而出现“新生”。在近代，法国大革命在世界档案工作体例上首次改变了“重保管”、“谁利用”的文化格局，传统档案馆的政治功能大众化使普通的社会民众参与到国家“档案事业”与政治生活来。而在美国，谢伦伯格等学者在观察美国文件档案运动规律后发现“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并着手社会民间档案行动的指导。所有研究与实践的档案专业化运动不非从官方管理的档案机构改革和民间档案行为激发两重任务加强社会关系的聚合。
国外档案工作引入我国，即我国早期学欧美“主要指1934年夏蒋廷黻对前苏联和西欧主要国家档案馆的考察、I936年3月闻傅振伦对英法等国档案馆的考察及嗣后大量资料的翻译、1946年7至l2月同朱士嘉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系统学习以及姚从吾留德期间对德国档案馆的见识。”促使档案、档案馆的“工具性”从政治层面拓展到社会层面起初是由档案馆及其人员“是发展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体”这一趋势和事件引起的。
理论研究对档案工作的实践展开和发展方向提供了坚实指导，西欧国家档案馆不仅在业务操作上完善总结了一系列经验方法，在“事实”层面上由一批馆长的勤于思索与精心研讨形成的大量著作，从档案思潮上掀起了国外档案事业发展的新趋势。档案工作社会化孕育于近代国外档案实践与理论总结，成型于现代民主与文化发展下的欧美时期，其标志在以法国为代表的档案馆“自上而下”改革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对民间档案工作的激发两个方面。
法国大革命前，其档案工作的总体特征是松散、分散、落后。一方面，档案管理体制松散，针对分布广泛的档案机构，国家缺乏行之有效的统一管理。档案馆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业务交流与资源共享十分缺乏。另一方面，档案保存地分散，档案资源化和制度化建设不足。没有指导全国与地方档案关系的标准性法规文件。面对这些实际困难，法国开辟了一条划时代并符合国情的档案工作改革。一是建立了具有国家意义的综合性档案馆，二是首创了国家档案和档案事业集中管理原则，三是颁布了世界第一部档案法规――《穑月七日档案法》并率先实行“档案开放原则”。正是它的先行与创试，欧洲国家在通过档案工作改革后“发展成为国家一项独立的事业”，形成档案工作的典型――“法国模式”。
美国是一个开发较晚的“新大陆”，其民族构成的多样性与分散性，促使它的管理体制属于分散式类型。如果说，法国档案工作“新生”在于改革，那么美国就表现为“创建”。因为没有“旧”的束缚，所以美国管理在起初阶段的社会价值是十分明显的。一是档案机构设置的多类型，既有联邦档案机构、非联邦档案机构等公共性组织，又有商业性明显的档案业务公司（包括企业档案馆与商业文件中心等）。一方面，松散的管理体制激发国家、地方和社会多领域的档案实践积极性，与“商业帝国”相称。再是以“档案工作者协会”这种在全美最重要的专业性学术团体担负促进本国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协调全国档案工作业务的重任。（见表1）
四、我国档案馆社会化服务的实践方式
在我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信息社会“三驾马车”飞速运行，曾经作为皇朝“根底”的档案业务机构（档案库）在继承传统整理方法、借鉴西方现论中不断受到新环境、新条件的影响，从单纯依附政府的政治性机构转变为独立存在的事业性单位。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说，档案部门已经褪去了“特权场所”的色彩，开始逐渐向社会、公众、文化倾斜，呈现出“事业”的特点。
档案馆社会化服务要合于档案事物的内在规律，必须基于正确的档案事业价值观，从工具价值与信息价值两大层面，锻造服务型组织文化，在制度、法规、物资、人才等方面提升实力，积极争取政府与社会的支持。档案馆结合自身地域、专业特点，形成了以拓宽服务领域、服务区域经济为重点的沿海模式和以加深服务质量、构建文化特色为重点的内陆方式。当然，沿海、内陆档案馆社会化服务的模式划分，并非是说二者功能的决然隔绝，其差异在于各自区域档案馆在实施社会功能时，表现出明显的特点与倾向。实际上，各地都有较为全面的服务措施，因为区域环境与中心任务不同，所以在实践工作中的具体情况又具特色。
1.重“企业”、“文控”的沿海方式
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档案馆社会化服务的内容丰富，民间档案实践发展的“活水”作用明显，侧重在经济领域与管理流程中发挥工具与凭证价值。“档案力”转化为现实生产管理的能力与水平突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在宏观上重视对区域档案管理工作的指导与规范，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大量民营企业档案与开展的档案工作实施一体化管理。例如江苏省档案局（馆）制订了《民营企业档案实用知识技能60问》，围绕概念、内容、职能、措施等四个子项，具体阐述了“什么是民营企业档案”、“民营企业档案收集范围”、“民营企业档案工作的内容、步骤”以及“民营企业档案管理与管理者的职能与理念”等，解决了在民营经济活跃地区，公共档案管理技术与规范对民营档案管理工作失效的困境，使国家档案技术结合组织性质与社会化目标，扩大“大档案观”实践的技术与方法。广东省政府在《广东省名人档案管理办法》的指导要求下，推动本地区为社会名人提供档案资料保管服务。
二是在基层上加大“泛档案”渗入经济管理领域，发挥档案独特的“文控”功能，实现档案对实物生产、经营的“监控器”作用。在我国大型国有企业或跨国企业中，“档案方式”被用作追踪器，以此保障生产流程健康运行。“上海通用档案室管理车辆生产流程卡”的设计实施就是一例，这种来自企业档案室的工作模式改变以往机关档案室机械运作，侧重现行管理与监控。
三是民间档案机构踊跃填补档案社会化服务空白，档案事务所、档案寄存中心丰富档案市场服务环节。在深圳，有着一家“深港档案寄存中心”，在体制机制和管理运营方面不同于传统档案馆室；在业务范围和服务领域方面，包揽了档案从形成到销毁的全过程。近些年，中心秉承“挖掘档案信息价值，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核心理念，不断扩展业务领域，丰富服务内容，提高工作效率，成为粤港澳及珠三角地区有口皆碑的档案信息资源管理服务机构。
2.重“开放”、“开发”的内陆方式
在我国内陆，经济社会发展加速，城市基建工程数量剧增，档案馆社会化服务注重对历史典籍的再挖掘，即编研力度加大；同时，反映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的档案与档案工作越老越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这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编研“档案”工作为核心，打造区域文化品牌。四川成都市档案局推出“川军抗战阵亡人员档案查询”业务，举办《天府抗战壮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档案图片展览》，利用馆藏档案63件、照片197张、资料27册（本）、事物6件，全面再现日本侵华战争给四川造成的深重灾难，以及四川人民为中国抗战做出的重大牺牲和特别贡献。沈阳档案局（馆）举办了以展示家庭历史、见证社会变迁为主题的《沈阳市十万家庭珍品档案展览》，将新馆打造成为人们求知、寻根、休闲的好去处。
二是档案服务侧重点有所转移，民生档案利用需求增大。档案馆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开展工作时，着眼于基层、民生环节与内容加大。2005年6月，四川内江、资阳等地相继发生人感染猪链球菌疫情后，四川档案局迅速组织力量，编辑了《建国以前猪只传染病防治》、《四川第一个五年计划猪只传染病防治工作执行情况》，受到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湖北勋县档案馆为当地脱贫攻坚，及时提供馆藏“白羽乌鸡”档案，并进行系统整理报道，有效推动了当地农民创业致富。还有钟祥市开发的特色产品（如豆腐、葛粉等）档案，集中于为地方经济发展与百姓创业就业提供优质服务。
三是传统档案馆服务的窗口示范作用加深，主动开放姿态明显。窗口是档案馆面对档案利用者的直接途径，比如档案展览、阅览室、数字档案馆、电话咨询等业务。积极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举办“以史育人，启动未来”等主题教育活动。另外，主动履行政府公开文件信息中心职能，辽宁省档案馆联系本地“民心工程”，已有10188份文件上网运行。
注释：
①例如，法国国家档案馆馆长阿曼加斯东・卡缪与皮埃尔・多努在1790-1840年提出并采取“事由原则”对档案进行分类，以相关事由为依据建立档案文件问的有机联系。普鲁士国家档案馆馆长迈斯奈尔1901年提出的“高龄档案应受到尊重”的鉴定原则。英国公共档案馆馆长希拉里・詹金逊1922年出版《档案案管理手册》，在档案管理实践中创造性提了“档案组合”的概念，运用和发展了档案来源原则。普鲁士国家机密档案馆副馆长阿道夫・布伦内克1953年出版《档案学――欧洲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历史》，提出的“自由来源原则”对来源原则做了发展，在档案整理中按来源联系基础上的事由联系保持档案文件的有机联系。美国国家档案馆副馆长西奥多・谢伦伯格1965年出版《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提出了有名的“文件双重价值论”，谢伦伯格被公认为现代档案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历史资源司库克针对电子文件管理，1996年在13届国际档案大会提出了影响十分广泛的“后保管时代档案范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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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萌芽期：奴隶社会时期
我国档案界关于档案的起源共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在原始社会，人们以结绳、刻契、编贝等原始记事方法形成的记录就是档案；二是认为在原始社会后期，人们发明了文字和符号用于记录社会活动所保存的记录就是档案；三是认为进入奴隶社会，当国家出现后需要用文书作为内部管理和对外交往的工具时，才产生了档案。在国外，大多数学者也认为国家的成立和文字的出现是档案产生的两个先决条件。意大利档案学者皮斯多莱兹曾指明：档案学历史源远流长，其演进历程与各国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由此可见，在档案的起源时间上，国内外均将其大致确定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奴隶社会。
在中国，随着夏朝的建立，以及文字等记录符号的发明，档案和档案工作就已经开始萌芽。在这一时期，中外档案具有以下共性：
（一）因地制宜的档案载体与档案内容
奴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国内外档案的记录载体和档案内容上具有相似性。在记录载体上，当时人们只能就地取材进行档案记载，如甲骨档案、石刻档案、纸草档案、羊皮纸档案、蜡板档案等粗加工载体被加以利用；在档案内容上，已产生如宗教档案、皇权王室档案、盟约、法典档案、经济档案等。但这一时期，档案的形成与研究并非源于档案学者的钻研所得，而是在史学家、文学思想家等群体不自觉的行为中孕育而生。
（二）“权利”的象征性
奴隶社会时期的档案管理活动已经萌发，但尚未形成系统、科学的管理制度。在奴隶社会，档案的利用具有明显的阶级特征，档案被视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有力“武器”，具有崇高的地位，被视为“权力”的象征。
（三）档案管理活动粗放、浮泛
奴隶制社会时期，中外档案的实际管理情况可以从档案收集、档案的整理和分类、保管和编目、鉴定和利用等方面进行评析：
1.档案收集。中外档案收集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具有混合收集的特征，档案管理并未形成明确的专业界限。国家所收集的不仅包括档案，还有图书、印章、军旗、钱币、铜、陶等器物等。在国外，如古代罗马，国家档案库负责收藏和保管公民议会、元老院等机构以及执政官、监察官、审判官和财政官等行政长官形成的档案资料。第二，注重档案收集工作。如在中国，1936年出土了武丁时期甲骨1.7万余篇，它的大量出土可以证实殷商时期非常注重档案的收集工作。
2.档案整理和分类。此时已出现较为简单的记载方法，但缺乏系统的整理和分类标准。如在古代罗马，档案管理采用“二元主义”的分类方法；在我国，周代施行“官职分工式”管理模式，统治者设立以“五史”为基础的史官系统来分别司掌与之职责相应的文书典藏工作，以职官为标准的分工式是我国档案分类发展的重要标志。
3.档案的保管。档案保管者在奴隶社已有较高的地位，主要由高级官员兼任，为了方便保管，衍生了档案的简单编目，如古代印度的著名宗教档案汇集《吠陀》便编有索引，按照首字顺序排列；古罗马人按照时间顺序誊录发文副本而形成的发文誊录薄，可以说是现代档案检索工具的萌芽。在我国，商朝设立守藏史，掌记载和保管典籍作册，在我国西周时期，为了便于日常政务利用并更好地保存正本，创造性地设立了“档案副本”制度和“金藤之匮”制度。
二、发展期：封建社会时期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封建社会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一直延续至1912年辛亥革命清王朝，成立中华民国。而欧洲却迟了1000多年，即公元475年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才步入封建社会。
在这一时期，中国造纸术的发明和运用引发了封建社会档案事业的一次新的变革。其次，由于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部分国家开始积极对外侵略扩张；此外，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得以提升，出现商业和手工业经济，这些因素都促使档案产生大幅度的发展。这一时期国内外档案管理活动呈现以下异同性：
（一）国内外档案在发展期的相似性
纸张的出现和运用揭开世界档案史上的第一次变革。
1.纸张的出现与应用使档案数量急速膨胀。法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189年造纸术传入欧洲后的1180-1223年间，每年所产生文件数量约为2500件，而到了1285-1314年间，这一数量已经增长至每年15000件。显而易见，纸张的出现使国内外档案数量倍增。
2.纸张的使用对档案机构和档案工作人员带来了重大改变。第一，档案机构的增加。除了服务于统治阶层的机构，在国外还出现了庄园主档案馆、教会档案馆、殖民地档案馆等；第二，推动了档案管理人员的专职化。前文曾指出，奴隶社会档案具有混合收藏的特点，而随着档案数量增加，封建社会逐渐出现专职档案人员，不兼顾、负责其他管理工作。
3.注重档案的保管工作。国内外出现固定场所用于档案保管。欧洲各国从13世纪开始纷纷建立起国王档案馆，如西班牙、沙皇俄国和德国等。在我国，汉朝出现石渠阁、兰台和东观等档案保管场所。到了唐宋时期，诞生了我国古代第一个专门档案机构――甲库，用于收集并保管官员人事档案。
4.档案的利用功能延伸。第一，档案对外开放利用的思想已萌发。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历史家们呼吁档案资料要服务于哲学、历史研究和思想复兴，在这样的社会思潮推动下，出现了少数档案馆允许历史学家使用的新景象。第二，档案用于教育、编史等。在我国古代，档案的利用功能延伸至：一是教育编史。代表人物是孔子，他撰写《春秋》时采用了逐年、月、日记载历史事件的编纂思想，为档案的编次顺序提供了统一格式规范。二是典章制度的汇编。体现在各朝代为维护皇权会沿用或借鉴前朝档案为本朝统治制度的建立提供参考。三是编史修志。最具代表性的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收集大量档案材料进行汇总编纂。
（二）国内外档案发展期的差异性
1.档案的整理与分类。相较奴隶社会粗放式的实践方法，在封建社会呈现档案理论的跃进式发展。国外已逐渐形成档案工作的理论体系，但我国相对滞后，仅由统治阶级颁布档案的管理制度。封建社会后期，国外的观点主要有四个，“事由分类法”、“系统分类法”、“实用归类法”、“合理演绎分类法”，这四类方法，为“来源原则”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但也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我国，唐朝为加强封建统治、编修国史，明确了官修史书制度。可见，我国当时未形成普遍适用的体系性方法，但统治阶级注重档案整理和分类工作。
2.档案学家和档案学理论的萌芽。从上文可见，我国档案管理活动及思想并非来源于专职的档案学者的研究，而是来源于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史官。而欧洲是在全球范围内最早出现档案学者和学术成果，如德国的拉明根于1632年出版了首创性的理论论著《总结报告―――怎样才算是一个完美的登记室》和《论登记室及其机构和管理》，是档案分类理论研究的先驱，被誉为欧洲档案学鼻祖；此外，被誉为意大利档案理论的先驱的波尼法西奥，于1632年出版了第一部系统论述档案工作的著作《论档案学》，对后世档案分类原则有很大启发。
三、变革期：近代时期
从世界范围来看，以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世界历史进入到近代。从档案史发展的角度来看，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不仅真正改变了档案工作的封建性质，也推动世界档案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而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发展与国外相比呈现诸多不足。
（一）档案学研究主体的界别性不同
辛亥革命后，我国档案学理论诞生于行政界、教育界、史学界的联合推动，而非真正的档案学者推动。发展历程如下：20世纪30年代，由政界开始了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吸引政界加入到档案学研究的行列中，并出版专著。“”后，史学界对明清时期历史研究丰富了我国档案学研究内容。20世纪30至40年代，各类新式学校开办推动了档案学发展，而十三书档案学“旧著”的问世标志着我国近代档案学的诞生。“档案学”作为一个学界名词在1935年滕固《档案整理处的任务及其初步工作》一文中正式被提出。
在国外，理论与专家的诞生都来源于档案学专业界别，如影响最大的是1901年由德国国家机密档案馆馆长迈斯奈尔提出的“鉴定理论体系”，其中“高龄宗卷应当受到尊重”的观点，带动各国相继制定档案的“禁毁年限”。德国档案学家奥格出版的专著《档案学的理论思想》第一次使用了“档案学”概念。
相较而言，在当时，我国的档案学研究仍然属于副产品的知识输出。而欧洲多个国家已有档案学者就档案学进行专业研究，且学术成果对未来档案学发展具有非凡意义。
（二）档案管理的职业性不同
从职业角度出发，我国的档案事业只局限于机关档案室的管理，未形成独立的档案职业，未形成国家到地方两级建制的档案馆体系，也未立专门法。放眼国外，法国在1789年7月29日就颁布了《国民议会组织条理》，并成立了国民议会档案馆，议员阿曼・卡缪当选为国民议会档案馆馆长。1790年9月，成立第一个综合性档案馆，颁布《国家档案馆条理》。同年11月，建立地方档案馆体系，颁布《关于成立行政区档案馆的法令》，由此形成中央到地方两级建制的国家档案馆体系。同时颁布世界档案史上第一部专门的档案大法《法兰西共和历二年穑月七日档案法》，随后，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多国纷纷设立国家档案馆及地方档案馆。这些国家档案馆不仅是负责保存档案，还拥有对地方档案馆的领导和监督职权。
（三）档案馆的服务定位性不同
在当时，我国档案室仅可为学者使用提供查阅服务，并未对外开放。而国外的档案馆更多定位于服务普通民众，在1790年法国《国家档案馆条例》中既已提出了“档案开放原则”，规定国家档案馆每周需向公众开放三天，国家公民可免费查用档案。该原则被视为“档案的人权宣言”，且当时法国已编制各种检索工具，方便公众查阅档案。
国内外档案事业发展存在差异性的同时，还存有部分相似性，如档案专业教育均受到较大重视。1934年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在我国首开档案管理专业，1946年殷钟麒等人在重庆创办私立崇实档案学校。1821年2月12日法国建立档案学院，成为世界上第一所档案高等教育机构，与后来的奥地利维也纳历史研究学院和德国马尔堡档案学院并称为“三代档案学院”。
四、成熟与完善期：现当代时期
进入现当代时期，国外的档案管理活动已趋于成熟和完善时期，涌现了大批知名学者和著作，对于各国档案管理提供了充实完备的借鉴。在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档案管理工作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改革开放至今，是我国现代档案管理发展最快的阶段。
相对之前，现当代时期的档案管理既有维护国家利益和巩固国家政权的作用，同时又是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有力支撑，在繁荣文化事业、保存历史记忆和维护个人权益等方面也发挥积极作用。
（一）国内外档案管理工作的相似性
1.新型载体档案的出现。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出现引发了档案载体的第一次变革，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档案领域，新型档案的出现带来了档案载体的第二次变革。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新型档案主要包括照片档案、影片档案、录音磁带档案、微缩胶片档案、电子文件档案、音像档案等多种非纸质多媒体档案，它们的出现对档案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涌现大量档案学者及创新观点。国外方面，英国学者希拉里・詹金逊于1922年出版《档案管理手册》，在档案鉴定工作方面提出“行政官员决定论”，在档案分类和整理方面提出“档案组合”概念，并对档案人员的职责做了全面的论述。戴维・比尔曼的《电子证据――当代机构文件管理战略》，详细论述了电子档案文件管理的意义与方法。在国内方面，80年代末由何嘉荪和冯惠玲教授提出的“主客观全宗理论”，创新的把来源看作“同一社会活动过程”，与电子文件管理的来源思想相结合，解决了从布伦内克到谢伦博格在来源上的双重标准问题。刘新安、桑毓域教授等提出“档案二元结构理论”，认为档案是由文件的实体和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记录构成。但由于语言的不同，我国很多原创性理论没有及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3.档案利用的多元化与丰富性。国内外均明确地将社会民众和政府机关视为服务对象主体，此外，不断完善服务形式和服务类型，除了阅览、咨询、复制、外借、展览、公布、出版等普遍用途外，各国还积极开展富有特色与创新的服务，如历史教育基地、文化创意产品研发、视频教学等休息利用，并注重法制保障和高科技技术支持，丰富民众的文化休闲生活。我国积极探索数字档案馆、公共档案馆均是对此的探索。
4.档案教育的发展呈体系化、专业化。国内外档案教育已形成形式丰富、结构完整、教育层次更高、教师队伍更大的档案教育体系，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更为突出，培养人才以综合性复合人才为主，且注重国际化交流合作。在我国大陆地区，共有33所高等院校开设档案学专业并招收学生，25所院校设立了档案学专业硕士，4所院校招收博士生。
（二）国内外档案事业发展的差异性
研究行为的集约化程度不同。在我国，档案学的研究集约化程度低，研究者多数各自为政，研究成果重复性多，忽略了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工作带有自发性和分散性。国外学者更注重学术的探究与协作。
一、科学发展观对档案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及在认识上形成的共识
（一）具体要求
通过第一阶段的学习调研，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坚定性进一步增强。同时，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进一步明确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档案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要以发展为第一要义，把促进档案事业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一切为了发展，人人共谋发展，争取社会各方面大力支持档案事业发展，发挥每个档案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用自主创新和先进科技支持档案事业发展，通过法律法规保障档案事业发展。
2、要以以人为本为核心，重点实现“两个转变”，建立“两个体系”。一是要转变重事轻人、重物轻人、重典型人物轻普通人物的传统观念和认识，重视所有涉及人的档案的价值，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二是要转变档案工作中重机关团体利用、轻个人利用，重为机关团体服务、轻为群众服务的传统观念和认识，像重视机关团体利用那样重视人民群众利用，建立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
3、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统筹兼顾档案工作。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既抓好档案系统内部的各项工作，也搞好档案系统与外部的各方面联系；既抓好档案基础业务工作，也搞好档案工作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各项服务；既搞好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抓好档案中各种秘密以及个人隐私的保护；既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传统载体的档案，也要运用传统手段和方法保护新型电子载体的档案；既要尊重档案的形成规律和保管的原有基础，又要运用数字化、网络化等手段对之进行系统开发和利用；既要保留并发挥档案工作的基本传统功能，又要不断拓展档案工作的新的更多功能，使档案工作真正做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要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统筹档案事业行政管理和档案保管利用两种职能；统筹档案馆工作、机关档案工作、企事业单位档案工作、档案法制工作、档案科技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宣传工作、档案群众团体工作等各项工作；统筹各县（区）的档案工作；统筹业务建设、条件建设和队伍建设；统筹对内服务和对外交流。也就是说，在总揽全局、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抓住事关服务大局、事关事业发展的主要工作，着力推进，重点突破。
（二）形成共识
通过学习调研，局领导班子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上普遍有了新的深化提高，在思想观念上有了新的转变，形成了一些新的共识。
1.要进一步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树立科学发展意识。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必须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孤立地、整体地而不是割裂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在正确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内涵的基础上，着力健全体制机制，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档案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
2.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档案工作实现新一轮的大发展。要从自我陶醉、保管好档案就万事大吉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从“见物不见人”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从重机关团体利用轻个人利用、重为机关团体服务轻为群众服务的传统认识中解放出来，从“重建设、轻管理”的局限中解放出来，从“唯上唯书”、生搬硬套的教条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增机构、加编制”和“新瓶装老酒”的老套思维中解放出来，从论资排辈的陈旧用人观中解放出来，从教条式死记硬背和办班考试的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要认识到看不到差距是最大的差距，看不到危机是最大的危机，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保持昂扬的斗志，保持锐意进取的干劲和激情，以敢干敢闯、扎实拼搏的工作作风和效率推动档案工作实现新一轮的大发展。
3.要进一步坚持统筹兼顾，统筹好全市档案工作。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要努力统筹各县（区）档案工作，统筹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抓住事关服务大局、事关事业发展的主要工作，着力推进，重点突破。
4.要进一步提高服务“惠民之州”建设的水平，充分发挥档案服务民生的作用。要紧跟市委建设科学发展“惠民之州”的总目标总要求，围绕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民生问题，着力提高档案服务民生造福民生的水平，让档案发展成果惠泽民生。
5.要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提高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要着力提高领导班子运用科学发展观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建立健全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二、十六大以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取得的初步成效和存在问题
（一）取得的成效
十六大以来，局领导班子带领全局干部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紧密围绕档案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基本适应惠州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新要求，逐步完善了现代档案工作管理制度体系，初步实现了档案工作的科学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围绕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创新档案服务机制。始终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不断拓宽档案工作为领导、为机关、为群众服务的领域，积极推进档案服务机制创新。主要有：按照国务院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开展现行文件利用工作；对旅游、宗教、民营企业、家庭档案等新领域档案工作进行探索和指导，不断拓宽档案社会化新领域；紧跟惠州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做好重点工程项目档案管理；加强农业农村、社区档案工作，开展家庭建档工作，稳步推进民生档案服务；狠抓档案归档质量，提高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档案综合管理水平；开发有参考价值的档案资料，举办各种展览，不断拓宽档案服务功能。
第二，加强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日益完善运行机制。制定了档案收集、开放实施细则和档案资料收集、保管、库房管理、整理编目、查阅利用、鉴定销毁、保密、统计、安全保卫、现行文件阅览等一系列档案工作管理制度，同时，对档案工作人员实行岗位责任制，每年进行德、能、勤、绩、廉五方面的考核。每年做到年初有计划，年终有总结，既有短期工作目标，又有长期工作规划，保证各项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
第三，增强档案法治意识，不断完善档案法制建设。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广东省档案条例》等档案法制宣传活动；建立健全档案执法责任制，推行行政审批责任制，提高档案行政审批的透明度和工作效率；加大档案执法检查力度，充分发挥档案行政管理职能。
第四，夯实资源基础建设，为社会提供查询服务。始终把档案馆资源建设作为档案事业的主体建设来抓，积极开展档案的收集整理和开放利用工作，目前，馆藏档案共有267个全宗79003卷、6414件，涵盖了文书、基建、会计、干部处分、死亡干部、普查、勘界、环保、婚姻等门类档案以及声像、照片、电子等多种载体档案，基本实现多载体、多门类、结构合理的档案资料馆藏体系。在加强馆藏资源建设的同时，积极做好档案开放利用工作，为我市经济建设、解决经济纠纷、编史修志等工作做好档案信息资源服务。
第五，开发信息资源，挖掘档案的潜在价值。我馆充分利用馆藏档案资料开展档案编研工作，近年来编写了《惠阳地区大事记》、《惠州市档案志》、《惠州改革发展实录》、《惠阳地区“”资料选编》、《惠阳地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资料选编》、《惠阳地区“”化运动资料选编》、《惠阳地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资料选编》等8种资料约300万字；续编了《惠州市历届党代会简介》、《惠州市历届人代会简介》、《惠州市历届政协会议简介》、《惠州市机构沿革》等7种档案参考资料，编辑了17种约310万字的专题文件汇编，今年编撰的有《政府工作报告汇编》、《惠州市政府令汇集》、《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等4种约150万字。同时，为市党史办编写惠州市党史提供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约有1万多卷（册）。
第六，坚持科技兴档，稳步推进档案现代化建设。馆藏267个全宗79003卷、6414件档案及6987份现行文件的目录已全部数字化，实现了自动检索，并对馆藏重点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至2007年底已完成革命历史档案、重点全宗档案等20万页数字化处理工作；档案信息网站于2005年6月开通以来，内容不断充实，栏目不断更新，至2007年底网站的点击率达60000多人次，成为宣传档案工作的有力阵地和提供档案服务的有力平台；惠州电子文档管理中心从2005年开始筹划建设，2008年4月已正式开通，实现了市直单位电子文件的在线移交管理及开放档案、已公开现行文件的检索，目前已在惠州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网上查询”栏目增设“档案查询”一栏，公众只需登录政府信息网，点击便民通道的“网上查询”，便可进行现行文件检索和开放档案目录检索，方便、直接地查阅到自己所需的档案信息和政务信息，这是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又一新举措。
第七，强化教育培训，不断提高档案学术研究水平。始终把提高档案人员的整体素质作为档案工作持续发展的大事来抓，采取多形式、多渠道加强档案人员的专业教育培训，据统计，5年来通过业务知识函授和集中考试的方式，共举办了档案人员岗位培训班和业务骨干研讨班61期，培训人数达2854人次。惠州市档案学会也积极发挥学术研究的桥梁纽带作用，5年来共召开5次学会年会和学术研讨会，收到论文52篇。其中在部级报刊发表5篇，省级报刊发表5篇，省学会宣读42篇。
第八，转变机关作风，提升档案部门整体形象。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机关行政效能建设、机关作风建设，切实解决和纠正干部职工精神不振、服务意识不强、办事效率不高、执法力度不严的问题，营造出勤奋工作、热爱学习、爱岗敬业、办事优质高效的良好氛围，涌现出一批兢兢业业、甘于奉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在惠州市“万众评公务”活动中，连续六年名列前三名，还荣获过市直“文明机关”和“绿色单位”称号，另有54人次受到上级和同级党委、政府的嘉奖。
（二）阻碍档案工作科学发展的问题
虽然十六大以来，我市档案工作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比兄弟城市的发展态势，对应建设科学发展“惠民之州”的目标任务，我们还存在着与科学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有下面七点：
一是思想观念不适应，存在“小进则满”、安于现状的旧的思维定势。
二是统筹发展不适应，存在县区之间，县（区）各乡镇、各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差距大的问题。
三是自主创新不适应，存在机制不活、动力不足的问题。
四是馆库建设不适应，存在规划滞后、资金缺乏的问题。近年来，我市档案馆库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对比兄弟城市，在规划、建设和管理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特别是惠东、龙门、博罗三县的馆库，还不符合省一级的要求。
五是服务民生不适应，存在资源匮乏、渠道不多的问题。主要是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档案收集渠道不够畅通，收集范围过窄，导致馆藏资源比较单一，提供利用的档案资料不够齐全。
六是人才队伍不适应，存在结构失衡、质量不高的问题。人才是推动档案科学发展的动力与后劲所在，但目前人才机制滞后，人才培养和引进政策不够灵活，专业人才严重不足。全市档案部门共有101人，但真正是档案专业的只有2人。
七是党的建设不适应，存在执政能力、领导水平、联系群众、廉政勤政有待加强等诸多问题。
通过对以上七个不适应的认真分析，找出了影响我市档案科学发展的六大主要问题：
第一，思想还不够解放。我市的档案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思想还不够解放，改革意识、力度还不强，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固步自封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和民生服务方面，存在守旧求稳现象，对如何主动和创造性为我市经济社会建设方面提供优质档案服务存在因循守旧的思想。二是在档案管理上，存在着“看门守摊”的思想和等人上门移交的意识，重保管轻利用，求稳怕变心理突出。
第二，区域、城乡档案发展不够协调。区域、城乡档案发展不协调，存在很大差距，市直机关档案管理水平较高，区直、乡镇档案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各县区之间档案经费投入、发展水平不平衡。
第三，档案资源整合不够、档案信息服务民生的作用发挥不充分。具体表现在：一是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是在档案室保存10～20年后才移交到档案馆的，而老百姓关心的、与自己切身利益关系密切的档案信息分散在各单位、各部门，不利于惠民便民。二是档案的范围非常广，而与老百姓戚戚相关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劳动就业与培训、衣食住行、教育等方面的民生档案，没有实行资源整合，民生档案信息得不到充分发挥。
第四，面对新形势下制约档案工作科学发展的机制问题研究不够、探索不够。主要有：对如何破除“安置型”的进人用人机制研究不足，“重业务轻队伍、重使用轻培养”的现象还存在；对如何进一步完善档案部门依法治档机制探索不够；对如何加强档案工作保障机制研究不够；针对档案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没能及时出台相应的措施；对如何通过学术研究激励机制提高档案人员专业水平、学术水平探索不够。
第五，对违背档案工作科学发展的现实问题解决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针对馆藏匮乏，利用率偏低的问题，提出拓宽收集渠道、扩大收集范围的手段方法不多；就如何提高社会档案意识有待进一步创造环境和条件；各县区、各乡镇、各部门之间档案发展不平衡，还需想方设法促使他们协调发展；档案干部队伍的稳定问题、整体素质有待解决。
第六，党性党风党纪存在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理论学习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学习的系统性、深度和广度不够，理论联系实际上还有一定差距；执行民主集中制还有差距，没有完全做到集思广益；科学管理的意识还不够强，紧跟上级部门安排的多，开拓创新的少，习惯于老经验办事、照搬上级文件、坐等上级指示；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埋头干业务多，下基层调研少，对新形势下档案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调查研究的不够；党风廉政意识不强，存在“无条件产生腐败”、“腐败与我们关系不大”等思想。
（三）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在系统全面梳理党的十六大以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存在的问题之后，局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召开党组会议，集中研究、探讨，认真分析存在这些问题的主客观原因，特别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下面五个方面：
1、对理论学习重要性认识不足，学习不够主动、深入、系统。由于受文山会海和繁重的日常事务性工作的影响，学习理论的时间和精力难以保证，只限于党组中心组和平时每周学习日的学习，以工作代替学习，学习较被动。学习上存在形式主义、本本主义，流于“一阵风”、“三分钟热度”，不能深入透彻地进行学习研究，往往对时事政治、领导讲话学习的多，对科学发展观学习不深、理解不透，没能很好地运用理论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求稳有余，求变不足。
2、对档案业务学习钻研不够深，科学发展能力有待增强。平时的管理工作大多数依靠经验管理，对档案工作的新技能、新知识的学习缺乏动力。因为没有系统的对业务知识进行学习，造成了工作能力的薄弱，以致在档案行政管理和利用上或对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措施上不够有力，方式方法不多，或服务发展、服务和谐、服务民生的亮点不突出。
3、以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指导档案工作有所偏差。我们在理解“发展是第一要义”时，往往忽略科学发展观四句话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割裂了它与另外三句话的相互约束性和有机整体性，片面地理解为“馆藏的增长、馆库的完善等于发展”，搞那种“以物为本”的攀比，导致发展中“见物不见人”。本来丰富馆藏、完善馆库保管条件是手段，提供利用、服务民生是目的。但是，由于发展理念的偏差，把手段、目的本末倒置，这就是对科学发展观“发展是第一要义”的严重曲解。
4、对档案工作坚持以人为本认识不深，创新热情不足。档案工作是“记录历史、服务当代、着眼未来、造福民生”的崇高事业，由于满足把档案安全保管好就万事大吉的坐等思想，对档案工作如何实现以人为本，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认识不深，档案工作面向各类人士，特别是普通百姓、困难群体的服务观念和服务能力标准不高，有时还有畏难情绪，档案价值和实效没有很好在人民群体的利用中获得充分发挥。
5、对档案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把握不够，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而我们对这一根本要求的把握不深刻，过于注重馆藏增长、馆库建设和档案保管，忽视盘活档案信息资源、活化档案文化功能，忽视通过科技手段促进信息化建设，忽视专业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忽视提高档案为经济社会服务的水平。
6、对档案统筹兼顾运用不够，有时顾此失彼。统筹兼顾，要求我们在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上，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然而，在现实工作中，我们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上运用不够，往往顾此失彼。比如存在“重业务轻队伍、重使用轻培养”的现象，注重干部队伍的工作能力，对干部的思想动态深入了解不够，对干部职工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关心不够。
7、工作作风不够细致，存在畏难情绪。工作作风不够深入、扎实、细致，导致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有时思路不够清晰，安排不够周密，处理不够冷静，有急躁情绪，顾此失彼；对制度的执行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存在怕得罪人的思想，不能放开手脚开展工作，不敢大胆批评犯错误的同志，奉行好人主义。
8、党风廉政意识不强，自身修养有待提高。领导班子的作风和形象取决于廉洁自律意识和自身修养。意识不强，缺乏修养，势必对自己的要求放低，也自然就不能高标准地要求干部职工，从而削弱班子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吸引力。
三、今后推进档案工作科学发展的主要思路及措施
（一）主要思路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我局（馆）要围绕建设科学发展“惠民之州”的总目标总要求，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提高惠民的水平，争取为全省档案部门的科学发展提供新鲜经验。
1、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抓住发展这个关键。局（馆）领导班子充分认识到，档案工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解决制约档案工作发展的瓶颈问题。档案工作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才能争取到社会各方面对档案事业发展的大力支持，充分发挥每个档案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用自主创新和先进科技支持档案事业发展，通过法律法规保障档案事业发展。
2、坚持改革不停步，把握档案工作改革的方向。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以改革来推动发展。通过改革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通过改革来解决档案工作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消除影响档案工作科学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建立充满活力、富有成效、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符合现代化档案馆要求的体制机制。
3、坚持为中心工作服务的宗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档案工作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服务力量，要始终把服务作为档案工作永恒的主题，把服务党委和政府工作大局作为档案生存的根本，秉持“以服务求生存，以管理求效益，以品牌求发展”的理念，努力提高服务品质。
4、坚持创新的理念，不断为档案工作的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要将创新作为档案的生命。因为没有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档案就没有生机和活力，没有发展理念和思想文化创新，档案就会迷失方向和目标。创新将为档案工作的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成为推动档案工作发展的强大动力。
5、坚持以人为本，使档案真正服务民生造福民生。要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档案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改变重事轻人、重物轻人、重典型人物轻普通人物、重机关团体利用轻个人利用、重为机关团体服务轻为群众服务的传统观念，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建立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把发展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群众需要，方便群众查询上。
（二）已解决的突出问题
在学习实践活动中，为确保活动扎实有效，让群众从一开始就感受到学习实践活动带来的新变化，我们切实解决档案工作存在的一批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主要有下面五个：
1、完善档案信息服务渠道，解决档案工作与服务民生不相适应的问题。针对群众查档案难的问题，开通惠州电子文档管理中心，把馆藏开放档案目录和已公开的现行文件在网上公布，群众通过网上可以直接查阅所需的档案信息和政务信息。并在惠州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网上查询”栏目增设“档案查询”一栏，群众只需登录政府信息网，点击便民通道的“网上查询”，便可进行现行文件检索和开放档案目录检索，更方便、更直接地查阅到所需的档案信息和政务信息。
2、加大新闻媒体宣传力度，解决社会档案意识薄弱的问题。通过开展家庭建档宣传活动，培育家庭档案示范户，并在纪念惠州建地级市20周年之际，与惠州日报社联合开办“解密档案”系列报道，扩大档案社会影响力，提高档案社会意识。
3、深层次挖掘档案信息资源，解决档案信息资源盘活不够的问题。围绕“思想解放年”、“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工作”等实践活动，把改革开放30年来，我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方面具有启示和借鉴作用的大事、重大决策的档案资料，编辑为内部刊物《档案资料参考》，分送有关领导及相关部门参阅，充分发挥档案资政襄政的作用。
4、加大对县区档案部门的指导监督，解决有的县区档案工作经费不足、馆库建设落后的问题。统筹兼顾全市档案工作，深入到博罗、龙门等县区，帮助解决、落实档案工作的经费问题，使档案的基本保护条件、馆舍建设和设施得到加强、完善；深入惠城区就档案馆库建设问题进行现场办公，共同研究解决惠城区档案馆建设存在的问题；深入到城建档案馆，就馆库及馆藏档案进行了实地检查，指出存在问题及整改意见。
5、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规范管理工作，解决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出现的新问题。创新档案服务机制，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与市委农办联合下发了《惠州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实施方案》，着力做好农业生产和经营档案，农户档案，农村土地山林承包流转档案，林权制度改革档案，社会保障、合作医疗档案，计生档案等的建立和利用，加强和规范我市新农村建设的档案工作，把全市第一批103个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纳入档案工作目标管理范围，保证档案工作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三）下来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及措施
在学习实践活动中，虽然解决了一些突出问题，但还有一些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需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研究解决问题的新举措、新方法。具体来说有如下几项工作：
1、进一步发挥档案馆政务信息查阅场所的作用。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为契机，市档案馆将改造档案信息查阅场所，配备相应的设施，为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充分发挥档案部门在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体制方面的作用。
2、加强民生档案建设。①加快整合馆藏民生档案资源，做好整理编目、开放审查等基础工作。②要扩大收集渠道，把所有涉及到人的档案纳入进馆范围，充实馆藏民生档案。③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界定民生档案种类和内容，制定民生档案管理制度，为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做好档案服务工作。
3、做好环境污染源普查档案的跟踪与指导。
4、做好撤并单位档案的处置工作。围绕机构改革的进行情况，及时做好撤并单位档案的处置工作，防止机构变动造成档案的散失和损坏。
5、开展档案对外交流活动和教育培训。要拓展我市档案工作对外交流领域，适当组织学习考察活动。要继续开展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着力提高干部队伍的业务素质和学术水平。
四、以提高建设科学发展的“惠民之州”的能力为目标，加强领导班子的自身建设
(一)提高认识，抓好学习，树立发展意识
要把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作为班子建设的主要内容来抓紧抓好，进一步完善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制度，保证学习时间、内容、人员和效果的落实。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的深度、广度和系统性，采取灵活多样的角色模拟、现场抽题解答、文章论点发言等学习形式，保证政治理论学习入心、入脑。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深刻领会精神实质，不断提高政治理论修养和决策水平。要加强档案知识的学习，认真研究和钻研档案工作出现的新业务和新技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习的时效性和针对性，牢固树立发展意识，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档案工作。
（二）完善制度，形成合力，视团结为生命
一要建立健全党组会议制度。要明确党组会议研究、讨论、决策的事项和程序。党组在决策重要事项前，要充分调研，听取各方面意见，发挥集体智慧，增强党内民主，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提高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二要建立健全局务会议制度。局务会议每月召开一次，每季度至少有一次扩大到各科室负责人参加，主要是研究和处理全局日常工作，检查上级档案部门有关政策、规定在本局的落实情况，针对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订有关规章制度和具体措施。要做到多沟通、多交流，在目标上同向，在措施上同力。三要建立定期的谈心制度。党组书记与其他成员每年要有2次以上的谈心，班子成员之间每年要有2次的谈心，每位班子成员每年要有1至2次与各科室人员的谈心。通过谈心，沟通思想，消除隔阂，促进团结，增强班子的凝聚力、亲和力、吸引力和战斗力。
（三）解放思想，求真务实，转变工作作风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破解阻碍档案工作科学发展的难题，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具体做到“四实”：一是察实情，定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档案工作的实际，调查了解实际情况，思考和解决档案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每位班子成员每年至少要有2至3个月时间，围绕党委中心工作和分管工作，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写出1至2篇有实情、有见解、有解决问题建议和方法的专题调查报告，形成正确的思路和决策。二是说实话，对调查了解的情况如实、全面、准确地予以反映，不歪曲事实、夸大成绩。三是办实事，脚踏实地为群众解决热点、难点问题，不做表面文章，不搞政绩工程。四是求实效，以提高服务层次为出发点，让基层和群众看到工作成效。
（四）廉洁自律，秉公办事，加强廉政建设
[关键词]文化档案;刘三姐文化;地方特色档案
刘三姐文化是广西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文化现象，是广西宝贵的文化资源。刘三姐文化是在民间传说“歌仙刘三姐”基础上形成的以壮民族为主体的区域性文化。[1]刘三姐文化以刘三姐传说和山歌文化为核心内容，至今已流传一千多年，“刘三姐”从民间传说形态走向社会文化形态，成为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刘三姐文化档案是记录和反映刘三姐文化的各种形式和载体的原始记录。整理研究刘三姐文化档案，收集保护刘三姐文化珍贵档案，有利于保护刘三姐文化，促进刘三姐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一、刘三姐文化档案的形成
刘三姐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刘三姐文化是在文化交流中逐渐形成和成熟的。刘三姐文化档案的形成可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刘三姐文化萌发至民国阶段
刘三姐文化萌发的界碑标志是广东省阳春县春湾镇铜石岩石刻，上书“乾化乙亥重阳日，刘仙三姐歌台”（乾化乙亥即残唐五代后梁乾化五年，公元915年）[2]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记录刘三姐的石刻文献。最早的典籍记载则见于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盛.三妹山》：“刘三姐，春川人，生于岩石之上，因名”。[3]至明末清初，刘三姐文化开始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他们对刘三姐传说进行搜集整理，出现了许多关于刘三姐的文字记载。如明代孙芳桂的《歌仙刘三妹传》、清代王士祯的《池北偶谈》、张尔翮的《贵县刘三妹歌仙传》、陆次云的《洞溪纤志余》、道光八年宜州《庆无社会志》等等。清朝至民国400年间，刘三姐文化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刘三姐故事传说呈多元化纷繁化，官方志书纷纷记载刘三姐，刘三姐文化也备受学界关注和研究。在官方志书方面，广东《肇庆府志》、《罗定州志》、《新兴县志》，广西《浔州府志》、《宜山县志》，湖南《江华县志》等都记载有刘三姐种种身世和故事及保佑功能。在学界研究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和中山大学的《民俗》周刊都征集刊载过大量有关刘三姐文化的文章。至民国后期还出现了一批有关刘三姐文化的论著。刘三姐文化萌发至民国阶段，大量古籍文献、民间口头传说构成了刘三姐文化档案的主要内容。
（二）建国至“”阶段
刘三姐传说是我国南方著名传说之一，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各族人民不断丰富刘三姐传说的故事情节和山歌内容，特别是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以后，刘三姐文化受到高度重视，经过挖掘、整理和推广，刘三姐文化成为了壮族文化的代表。1959年，柳州彩调团演出彩调剧《刘三姐》，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随后广西掀起了全区编演刘三姐的高潮。之后，《刘三姐》剧本荟萃各剧精髓改编为歌舞剧，四进中南海演出，得到、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还在全国巡演500多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众多报刊登载了大量演出实况及评论文章，《刘三姐》一时红遍中国。1962年，《刘三姐》拍成电影，很快风靡全国和港澳台、日本、东南亚等地区。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艺术家还改编演出了歌舞剧《刘三姐》。1966年，“无产阶级”运动席卷中国，政治运动将《刘三姐》封禁，直到1978年以后《刘三姐》重新上演，再登国内外舞台。建国至“”阶段的刘三姐文化，主要聚焦于戏剧、电影《刘三姐》，由此产生了大量的艺术文化档案。
（三）20世纪80年代至今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刘三姐文化也进入了多元化发展的新时期。其一刘三姐文化经典延续。20世纪80年代，电影、歌舞剧《刘三姐》继续活跃于中外银幕和舞台;《刘三姐传奇》、“山歌小说”《刘三姐》等文学作品出现;“刘三姐艺术团”创建并多次到东南亚巡演;1996年拍摄了音乐电视连续剧《刘三姐》;2005年，广西彩调剧团创新歌舞剧《刘三姐》，再登国内外舞台。其二刘三姐文化品牌开发利用。各种以“刘三姐”为名号的商品、文化活动、实业公司等纷纷出现。如“刘三姐”牌香烟，“刘三姐交响音乐会”，“刘三姐企业集团公司”，音乐、歌舞山水实景剧《印象.刘三姐》等等。其三刘三姐文化理论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相继出现了一批研究刘三姐文化的论著。进入新世纪，各级政府部门和相关文化单位还相继举办了“刘三姐文化品牌研讨会”、“全国刘三姐文化研讨会”等文化研究活动。[4]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刘三姐文化得到多元化发展，刘三姐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和扩展，产生了大量的刘三姐文化档案资料。
二、刘三姐文化档案的内容及分类
根据刘三姐文化发展历程和刘三姐文化档案资料的形成情况，刘三姐文化档案可谓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在深入理解刘三姐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刘三姐文化档案主要分为以下类别：
（一）刘三姐故事传说档案
主要包括古籍文献、经过整理的民间口头传说和一些考古资料等。古籍文献方面，如《舆地纪盛・三妹山》《歌仙刘三妹传》《池北偶谈》《贵县刘三妹歌仙传》《洞溪纤志余》《庆无社会志》《肇庆府志》《罗定州志》《新兴县志》《浔州府志》《宜山县志》《江华县志》等。刘三姐故事传说档案还包括大量经过整理的民间口头传说，如《女神・歌仙・英雄一壮族民间故事》《宜山民间故事集》《对联・民间对联故事》《贵县文史资料》《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广西地方戏曲史料汇编》《僮族民间故事资料》等图书资料中关于刘三姐的故事传说。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刘三姐故事传说系列集成《刘三姐》、《歌仙刘三姐》等等。
（二）刘三姐山歌文化档案
广西民谣“如今广西成歌海，都是三姐亲口传。”山歌文化是刘三姐文化的核心内容，广西山歌是构成刘三姐文化档案的重要内容。如1959年出版《刘三姐》歌舞剧剧本，其中附录了刘三姐山歌曲谱28篇;1982年出版《刘三姐歌韵歌例》;1995年出版《刘三姐山歌集》，辑录了古籍和民间传说中刘三姐唱的山歌以及民间歌手所唱的关于刘三姐的山歌;2002年出版《刘三姐传世山歌》;2003年出版《刘三姐故乡情》CD歌碟;2005年出版歌碟《刘三姐的歌》;2007年出版《男男女女做歌―刘三姐歌乡百姓山歌选录》等。2006年，“刘三姐歌谣”入选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加丰富了山歌文化档案。此外，刘三姐山歌文化档案还应包括“歌圩文化”档案资料。歌圩文化在刘三姐山歌文化传承中占有重要地位，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早就论定“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5]山歌文化催生了特有的歌圩文化，歌圩是先民们相互交流的平台，歌圩使山歌得以存在、发展和传承，没有歌圩就没有山歌文化的认同，因此刘三姐山歌文化档案还应该收集相关歌圩文化的档案资料。
（三）刘三姐艺术文化档案
刘三姐艺术文化档案内涵丰富，可包括刘三姐戏剧、刘三姐影视、刘三姐文学、刘三姐美术等各种艺术形式的档案资料。刘三姐戏剧档案，如不同时期各地编演的彩调剧、歌舞剧、歌剧、桂剧、壮剧《刘三姐》等。刘三姐影视档案，如1962年发行的电影《刘三姐》，1978年摄制的舞台艺术片《刘三姐》，1996年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刘三姐》等等。刘三姐文学档案，如民间文学读物、民间故事集《刘三姐》，长篇文学《刘三姐传奇》，报告文学《刘三姐与黄婉秋》等等。刘三姐美术档案，如1962年创作的连环画作品《刘三姐》等。
（四）刘三姐文化研究档案
刘三姐文化研究档案主要包括一系列研究论著、重要的刘三姐报道评论和文化研究活动档案资料。研究论著方面，如“刘三姐传说试论”，《刘三姐纵横》，《刘三姐丛书.刘三姐评论集》，《“刘三姐”文化品牌研究》等。刘三姐报道评论方面，如广西日报和广西各地报纸对《刘三姐》的报道和评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对《刘三姐》的报道和评论等。文化研究活动方面，如“刘三姐文化品牌研讨会”、“全国刘三姐文化研讨会”等档案资料。
（五）刘三姐文化品牌开发利用档案
随着对刘三姐文化品牌的开发利用，刘三姐文化品牌开发利用档案成为刘三姐文化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刘三姐文化品牌开发利用档案能够呈现刘三姐文化在新时期的多元化发展情况。
参考文献：
[1]陈学璞.论刘三姐文化现象[J].广西社会科学，2008，（2）：23.
论文摘要：本文从新公共管理、电子政务、知识管理角度，论证了公共档案馆的管理服务的基本职能，以及在这三种环境下，公共档案馆基本职能深化的具体内涵
“公共档案馆”这一概念是舶来品在世界范同内．公共档案馆的存在和发展已有上百年的历史。1838年英国颁布了《公共档案法》，成立了公共档案馆(public reeord 0ffiee)．即英国的部级综合档案馆．负责保管中世纪以来英国中央政府各机关和法院的档案．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依法命名的公共档案馆。…公共档案馆的概念由此产生。l8世纪末的法国档案改革确立了国家档案馆向普通公众开放的原则．使国家档案馆摆脱了王权的枷锁．开始具有社会共有的性质在我国．“公共档案馆”相当于各级各类综合档案馆。《档案法》第二章第八条规定：“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负责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分管范同内的档案。”国家档案局颁布的《档案馆工作通则》明确指出：“档案馆是党和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是永久保管档案的基地．是科学研究和各方面工作利用档案史料的中心”这两部法律法规明确了档案馆的性质与职能。概而言之．档案馆的基本职能是档案的管理与利用
在我国．对于我国公共档案馆建设等方面的讨论和研究开始于2001年[2]同年出版的由冯惠玲、张辑哲教授主编的《档案学概论》中，我国理论界首次在高校教材中使用了“公共档案馆”的概念理论界对于公共档案馆职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档案馆职能的扩展和新时期档案馆角色定位等方面．主要是结合档案工作的外部环境变化论述公共档案馆的职能定位与拓展问题。下面，笔者将从新公共管理、电子政务、知识管理的背景下分析公共档案馆的职能以及职能深化的具体内涵
l从新公共管理角度来看
自20世纪8o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技术革新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传统的公共行政因其规模庞大、反应迟缓、效率低下、制度僵化受到了质疑，新公共管理由此兴起虽然各国学者对新公共管理的思想持不同看法．但在以下方面却有共识：1．公共组织服务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2．公共组织应广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3．公共组织应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4．公共组织应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5．公共组织应重视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在这种大背景下，就政府机构而言，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责任所体现出来的公共性理念成为政府职能转型的方向从新公共管理角度看．公共档案馆的性质和职能如下：
1．1公共档案馆的性质：负责公共物品档案的管理并提供服务的非政府公共文化组织
所谓公共组织．从广义来说，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致力于协调社会公共利益关系、服务社会大众、提高公共利益为宗旨的组织。所谓公共物品，是用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物品和服务公共物品主要有以下两个基本特征：第一，非排他性。排他性是指个人消费被排除在某种物品的消费之外．在公共物品概念下．这种排他性是不存在的．合法公民皆可享用公共档案馆馆藏档案除尚未解密的外．只要是合法公民。理由正当。人人皆可利用。第二，非竞争性非竞争性是指消费者的增加不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即多一个消费者引起的社会边际成本为零．或者说．一定量的公共物品按零边际成本为消费者提供利益或服务公共档案馆馆藏档案的主体是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各类中形成的原始的信息记录。具有公共性．是最重要的公共活动．因此其产生的记录也具有公共性。即这些档案属于公共物品从内容上来看．档案具有信息和知识属性．档案的利用对档案内容没有损耗。从载体上来看，档案的利用会造成一定损耗．但这可忽略不计．况且这种损耗可以通过档案的数字化来弥补。
公共档案馆属于非政府组织，所谓非政府组织，即组织本身并不具有行政权力的公共组织与政府组织相比较．非政府组织的最大特点是非强制性和服务性。公共档案馆属于公共文化事业单位．本身没有行政权力。其职能通过国家授权才能获得。我国档案行政权主要是由各级档案局行使。因此，公共档案馆的性质从新公共管理的角度可以界定为：负责作为公共物品档案的管理并提供服务的非政府公共文化组织。
1．2公共档案馆的主要职能：为公众最大限度提供档案利用服务
“职能”是“工作职责”、“工作范围”的浓缩用语。管理与服务是公共档案馆职能的两个车轮．管理是基础．服务是根本公共档案馆的档案服务包括以下两点基本内涵：
1．2．1公众为本。新公共理论理念下，公共组织产生和存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所谓以公众为本．就是公共档案馆必须以满足社会公众的档案需求为本这是公共档案馆公共性本质特征最集中的反映．也是贯穿公共档案馆工作全过程的基本要求这一基本原则有以下规定：社会成员的档案需求是多元的这就需要公共档案馆以公众的档案基本需求为准绳．研究档案利用规律．并使公众需要的档案进入管理范畴．确立档案工作的管理目标来开展档案管理工作
1．2．2服务至上。目前．我国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于尊重行为主体基本权利尤其是自利权利．通过提供一定的环境或条件．让行为主体合乎规范的自利行为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增进整个社会利益．因而公共事业管理主体必须顺应管理对象的意志和愿望来实施职能行为，为他们需求的满足提供充分的条件。公共档案馆服务的目的也就应由“最大限度地满足利用者的档案信息需求”拓展为“实现和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根本利益”
基于此．公共档案馆不但要扩大服务对象．而且要主动服务：主动服务的对象不仅包括政府部门、研究者．也包括普通公民：服务的内容不仅包括提供档案原件．也包括提供问题分析报告以及建设性解决方案等：服务方式不仅包括实地查阅，也包括远程查询、专题服务和咨询服务等。公共档案馆不仅提供单一的档案信息服务．还包括提供已公开现行文件在内的政府信息公开
2从电子政务角度来看
在一定程度上．电子政务是信息技术与政务管理的结合。目前，我国的电子政务总体成熟度还比较低为推动公共服务改革．进一步扩大民主，我国制定了加大电子政务建设的战略决策电子政务的内容非常广泛．根据国家政府所规划的项目来看．电子政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间的电子政务：电子公文系统、电子法规政策系统、电子财政管理系统、电子培训系统、业绩评价系统等；2．政府对企业的电子政务：电子采购与招标、电子税务、电子证照办理、信息咨询服务、中小企业电子服务等；3．政府对公民的电子政务：教育培训服务、就业服务、电子医疗服务、社会保险网络服务、公民信息服务、公民电子税务、电子证件服务等。
由于公共档案馆不属于政务系统．因此其馆藏档案信息化不属于电子政务的概念范畴但是公共档案馆是政务系统档案的保管基地．而电子政务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信息化应是全面的信息化．如果发生联系的双方之间存在数字鸿沟．信息化的建设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因此公共档案馆也要加强信息化建设。究其实质，公共档案馆信息化主要由信息技术革命这一原动力推动
2．1公共档案馆档案信息化建设不是其工作职能的扩展
公共档案馆信息化是其管理与提供利用服务的应有之义．其本质并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手段。有人把信息化作为档案馆职能的扩展或创新．这是值得商榷的。公共档案馆的职能是由其性质决定的．应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信息技术的发展是时代性的．新的技术发现与采用可能会使信息技术贬值甚至走向历史。
2．2公共档案馆要主动做好信息化建设．并为电子政务建设提供支持
公共档案馆信息化建设主要包括自身的信息化建设，以及为配合其他部门而做的信息化相关工作。
2．2．1公共档案馆自身信息化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档案馆办公自动化系统、馆藏档案数字化、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 档案管理、档案目录数据库、多媒体档案数据库和专题数据库以及档案网站的建设以及数字档案安全等在信息化建设中一定要重视与档案数字化相关的标准化工作．特别是增量电子文件的标准。
2．2．2公共档案馆配合电子政务建设应做的支持性工作。在政府间电子政务方面．公共档案馆应该做好两方面的工作：第一．提前介入电子公文流转系统的设计．从政务电子文件的归档以及长久保存的角度提出合理化建议。第二。提供馆藏档案信息．为政府决策服务
在政府对企业方面．公共档案馆主要应参与其所产生公务档案的接收．以及向企业提供经济政策、法律法规方面的档案．为企业服务
在政府对公民个人方面．公共档案馆主要应参与对公民的教育．为政府对公民的教育．特别是国情、省情、市情教育方面提供原始资料。
在政府对企业、政府对公民两个方面，公共档案馆所参与的内容都是在传统环境下公共档案馆的工作内容。考虑到系统性．笔者故在此述及。
3从知识管理角度来看
知识管理是近十几年来兴起的一种管理范式．由于利益的驱动，首先应用于企业的知识保护、创新。知识管理是指综合运用组织、文化、战略、流程、技术等手段．通过建立基于组织业务内容和职能的知识挖掘和知识共享体系．以最大化对知识及有知识的人的尊重．最大化组织知识的价值．从而提高组织的应变和创新能力．保持并提高组织核心竞争力的管理变革知识管理的兴起给公共档案馆提出了新的要求．公共档案馆的诸项工作内容都要深化
3．1加强档案数据库建设，建立档案知识库．深化公共档案馆管理职能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我国成功加入wto．对我国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政府掌握着全国80％左右的信息资源．其中绝大部分由公共档案馆管理。因此．公共档案馆馆藏档案信息资源对于我国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至关重要。
目前．我国的档案信息化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很多公共档案馆建立了档案目录数据库．但仍存在不足：1．条块分割，缺乏宏观管理和协调。2．类型单一．品种不足。在我国已建成的档案数据库中，多以文字型数据库为主．而其中又多数是目录数据库，全文型、事实型、指南型、字典型数据库相对较少。单机、脱机使用的数据库多。联网使用的少，共享程度低。3．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不高。由于各档案馆只满足于自建自用的应用要求．没有统一的规范．也没有执行统一的技术标准．从而造成数据库的应用受到严重的限制．各种数据库软件的兼容性很差．转换困难．因而交流的范围与程度受到较大的制约数据库的这些缺点成为档案资源网上建设的不利因素。要解决这一问题．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协调、控制、监督职能．而档案馆之间应加强档案数据库建设的沟通与合作
从信息资源建设和技术的角度来讲．知识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设知识库知识库(knowledgebase)是知识工程中结构化、易操作、易利用、全面有组织的知识集群，是针对某一(或某些)领域问题求解的需要，采用某种(或若干)知识表示方式在存储器中存储、组织、管理和使用的互相关联的知识片集合对于公共档案馆来说即建设档案知识库．而档案数据库是建设档案知识库的基础档案知识库要求建设文件级档案目录数据库、全文数据库．这对于文件的关联度、结构化要求更高。这样，知识管理系统对相关内容的档案才能够进行数据挖掘．提炼出对决策有利的结论
知识管理不但对档案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档案知识库内的档案数量也有更高的要求，因为丰富的档案信息才可以保证决策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因此公共档案馆除采取网络实时归档以提高档案的数量外．还要向社会征集相关档案．以使公共档案馆馆藏档案反映政府职能中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全貌
3．2建立专家系统．提供档案咨询服务。深化公共档案馆服务职能
在服务职能方面．知识管理要求公共档案馆提供档案服务的产品化、智能化。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档案馆充当的是“仓库保管员”的角色．服务停留在“保存备查”的状态．提供的档案孤立性强，关联度及与问题的相关度不大知识与信息的区别在于．知识是与人的行动相关联的，即能够直接指导人的行动．这就要求公共档案馆档案服务能够提供定型的、综合的档案内容．争取做到“一站式”服务。为满足这一要求．在档案信息系统的基础上，要建立基于档案全文数据库的专家系统。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是一个具有智能特点的计算机程序．它的智能化主要表现为能够在特定的领域内模仿人类专家思维来求解复杂问题因此．专家系统必须包含领域专家的大量知识．拥有类似人类专家思维的推理能力，并能用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公共档案馆专家系统应具有以馆藏档案为基础．利用人类专家思维的推理能力，提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功能。
知识管理还要求公共档案馆开展档案咨询服务。在我国档案学论著和教材中有“咨询”的概念，但仅限于“参考咨询”的范畴“档案馆(室)的参考咨询工作．是档案工作人员以根据档案解答问题的方式．向利用者提供档案信息及有关情报的一项服务工作”从定义可以看出，这种参考咨询工作．具有很强的被动性，且服务深度不够。档案咨询是指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档案咨询服务机构运用以档案专业知识、经验为主的知识、经验，根据委托者的要求．提出有关档案咨询项目的数据、资料、调研报告、建议方案等。供委托者参考。它应包含以下服务：
3．2．1档案专业基本知识咨询服务主要向社会提供档案专业基本知识，如有关档案、档案公布、档案信息资源布局等方面问题的咨询。
3．2．2档案信息咨询服务。根据委托者提供的专题，在充分研究该专题的基础上．向委托者提供以档案信息为主，并辅以建设性解决方案的信息服务。
3．2。3档案管理咨询服务主要向企、事业单位提供档案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编目、编研、检索、利用等方面的咨询。也包括档案馆(室)选址、档案管理软件应用等方面的咨询
[关键词]历史档案 教育功能 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G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23-0193-01
档案是人们社会实践的真实记录，也是党和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开展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科学文化技术以及进行各项管理的必要条件。档案是确凿的原始材料和历史证件，是反映历史活动的真实记录，它可以成为查考 、争辩 、研究和处理问题的依据。档案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档案不仅记录了历史活动的事实经过，而且记录了人们在各项活动中的思想发展，社会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以及科学研究和文化艺术的创造成果 。档案是有史以来最早产生的文献之一。郭沫若同志在1960年写下《题赠档案馆》一诗，盛赞档案作用之的重要。
前事不忘后事师，自来坟典萃先知。
犹龙柱下窥藏史，呼风舆前听诵诗。
国步何由探轨迹，民情从以识端倪。
上林春讯人间满，剪出红梅花万枝。
一、正确认识历史档案及其教育功能
什么是历史档案呢？中国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限，在此以前产生的档案都被称为历史档案，包括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革命历史档案、民国档案、清代档案、明代档案以及明以前各朝代的档案；苏联是以1917年十月革命为界限，在此以前产生的档案称历史档案；法国是以18世纪末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为界限，在此以前产生的档案称为历史档案；美国则将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前产生的档案称为历史档案。历史档案一般都具有年代久远、载体特殊、所记载内容史料价值较高等特点，故使用历史档案的概念对保护、保管和利用这类档案具有特指意义。许多国家规定历史档案是国家的重要宝藏，历史档案一旦毁坏和丢失是很难再恢复的，因此我们要倍加珍惜对历史档案的收藏和保管。
日常生活中，人们都知道档案资料，但对档案教育功能却知之甚少。档案教育功能就是指档案面向社会，面向公众所具有的档案服务教育功能。发挥档案教育功能，创造社会效益是档案的生命力之所在。从当前档案工作的现状来看其教育功能发挥的并不令人满意，要改变现有状况，充分发挥档案的教育功能。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各项事业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迅猛发展和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了不断提高，中国人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幸福感和自豪感，中国在国际上更有话语权。但是回想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我们工作中也有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教育方面抓得不够，国人的价值观扭曲，拜金主义思想严重，唯利是图，一切以金钱为导向，出现了崇洋迷外思想。人们没有了信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很危险的，是很容易被战胜的，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对中国5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华民族的文明和传统美德知之甚少。青少年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必须进一步拓宽和深化档案的教育功能渠道和形式。让档案走出高墙深院为社会所用，实现其教育功能，让档案成为历史教育、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国情教育的重要取材之地。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历史档案的教育作用。
二、发挥历史档案资源对青少年的教育作用
1.利用历史档案资源对青少年进行历史知识教育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光辉历史，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朽的功勋。然而，现在的年轻一代对我们的民族历史知之甚少，认为历史课不重要，学历史不重要，对中国历史一知半解，历史知识甚至成为青少年的“盲区”。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跃居世界前列，但对青少年的历史观教育成为“软肋”，以至于我们自己的民族特色在逐渐淡化，如果任其发展我们这个民族将被其它民族所同化。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历史课程的教育，在各类学校开展历史课，特别是对青少年学生加强历史知识的学习教育，让他们从小就学习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知道我们民族的发展进程和兴衰存亡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要利用国家的历史档案对青少年进行历史知识教育，国家的教育部门、出版机构可以利用历史档案资料将其编印成书籍、影像资料在各类学校对青少年进行历史知识教育，让我们的青少年一代明知民族历史。
2.利用历史档案资源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杀身以成仁”的民族节气。爱国主义作为民族精神，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历史上，中国屡遭外敌入侵，国破则家亡，使人们的爱国之情强烈地表现出来，并升华成为国献身的情操和精神，爱国主义已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巨大力量。岳飞的“精忠报国”、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陆游《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等都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历史档案素材。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我们要通过充分挖掘历史档案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他们从小就懂得热爱自己的国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3.利用历史档案资源对青少年进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一代又一代人在与自然界斗争中积累形成的宝贵财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现人生理想的步骤和模式。历史证明，儒家伦理往往在太平盛世发挥它稳定社会、缓和矛盾、调节人际关系的社会功效。当代中国已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是中国的大局。为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团结合作、共同努力。其中，道德建设无疑是重要的精神基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抓手。古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提倡“仁者爱人”，孟子提出“君轻民重”的思想。这种要求一切人都要用“仁爱”之心去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的思想，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最具有人民性的道德遗产。一个社会能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道德建设水平的如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我们要充分挖掘我们的历史档案资料对青少年进行传统美德教育，让他们从小就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把中国优秀的传统美德一代代传递下去。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我们祖国的明天要靠年轻一代。挖掘历史档案资源，加强对青少年一代的教育，使他们树立崇高的信仰，让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世代相传，并不断的创新发展，发扬光大，是历史档案资源的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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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档案学会在省档案学会、州社科联和州民政局的指导和支持下，团结广大会员，认真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坚持正确的办会方向，紧紧围绕全州经济建设和档案工作实际，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现将有关工作总结如下：
1、多形式开展学会活动。坚持活动是学会的生命力所在，为丰富广大会员学习生活，州档案学会一是在广南县开展了全州档案系统知识竞赛、篮球、拔河、歌舞比赛和书画、摄影、根雕展活动，加强会员间的交流与了解；二是在州社科联、州党史征集研究室老师的指导下，组织会员到丘北县马者龙村学习石刻档案拓印技术，印下了明正德14年(1519)的《新刻地藏碑记》等一批拓片，锻炼了学员的动手能力，丰富了馆藏档案资料；三是组织会员到、东三省等地参观学习，组织11人参加省档案学会在保山举办的档案学术研讨会，开阔了大家的视野，促进了交流。
2、学术交流活跃。州档案学会充分发挥学会的学术性团体的作用，积极开展了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在省档案学会的号召下，积极组织会员撰写理论文章，全年向省档案学会推荐论文16篇，向《**档案》等报刊投稿10余篇，刊载3篇，其中马关县档案局局长带头撰写论文并在全省学术研讨会上作交流发言。
3、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学会根据各单位档案人员变动情况，及时吸纳新人员加入档案学会，全年共发展会员3人。
4、档案宣传成效明显。州档案学会利用文山档案信息网，及时上传学会相关文件，使会员在第一时间了解和掌握学会最新信息和动态，了解档案工作现状和研究成果。同时，利用档案工作简报向各级各单位宣传档案工作。
二、**年学会工作安排
**年，州档案学会将围绕档案工作重点，与时俱进，积极工作，加强学会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加强学术研究，不断提高学术水平，使学会充满活力，将学会建设成为“理论研究的摇蓝，档案干部的家园”。为此，主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进一步加强学会组织建设。搞好学会的自身建设，是学会工作的重要保证，鉴于档案工作人员变动频繁的情况，**年将对新从事档案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普查，以吸收更多的档案工作人员成为学会会员；
2、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同其它兄弟学会的学术交流活动，借鉴和吸取他们先进工作方式和开展活动的方法，有计划地组织会员到外省、外地州学习考察，组织会员参加省的学术论文研讨活动，加强学术交流，促进档案工作人员学术水平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