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6 09:29:13
关键词：民族教育学；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学科体系
民族教育学(Erhnic Pedagogy)作为一门萌芽于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中叶的新兴学科，它是教育学与民族学两门学科交叉而形成的。民族教育学是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民族的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它以不同的民族群体与个体为研究对象，在探索人类教育的共同规律的同时重点探讨不同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的特殊规律及特点。在民族学领域，民族教育学常常和民族经济学、民族社会学、民族文化学、民族政策学等并列为下位学科；在教育学领域，民族教育学常常和教育人类学相接近，与教育经济学、教育文化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策学等并列而成为下位学科。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研究领域，民族教育学与教育人类学、多元文化教育等关系密切。
一、民族教育学的形成过程
20世纪是人类社会科学发展与繁荣的时期，特别是二战以后，各种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兴起，民族教育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教育学和民族学交叉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民族教育学是由教育人类学、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教育、土著教育、移民教育等几个相互交叉的研究领域所组成。在中国，民族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与民族学、教育学的交叉发展关系密切。
第一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孕育阶段(20世纪初一 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即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前30年时期。
民国时期是我国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民国政府为贯彻“民族主义”国策而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和安抚，以达成“五族共和”之目的，在教育方面推行“蒙藏教育”、“边疆教育”等，另一方面，围绕“蒙藏教育”、“边疆教育”而开展了大量的民族教育调查研究工作。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西北通讯》等期刊上发表了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成果，如高风谦的《蒙回藏教育问题》、郑鹤生的《我国边疆教育之计划与设施》、拜少天的《从边政谈边教》和《再从边政谈边教》、古椹的《民族教育的讲授》等，而且还出版了刘曼卿的《边疆教育》、曹树勋的《边疆教育新论》等民族教育的专著。同时，国民党教育部还颁布了《推进边疆教育的方案》、《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领》、《边疆教育法令汇编》、《边疆教育概况》、《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报告》等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有这些都成为研究我国民族教育的宝贵资料。尽管国民政府所采用的是一种同化主义为主的民族教育，使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十分缓慢，但我国民族教育的理论研究从概念到体系、从经验到方针政策等方面均有了新的起点，即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教育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的30余年里，即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国家在对少数民族重新识别后，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重心放在教育事业上，即国家着力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事业。但就少数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来看，主要还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的较多，且把民族教育作为民族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因素而加以研究的较多。反过来而言，也正是民族教育实践的发展促使了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热潮的到来。
第二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独立阶段(80年代）。80年代初期，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都开始复苏。理论界更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下，开始构建各学科的理论体系。民族教育学学科在这一时期的独立正在教育科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首先是国内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民族理论研究者中间分化出了一批专门从事民族教育理论的研究人员，经过他们的努力，到80年代末形成了民族教育学的最初成果，这就是景时春教授主编的《民族教育学》、谢启晃教授撰写的《民族教育概论》，前一部著作从教育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后一本著作从民族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二者殊途同归，形成了我国民族教育学的代表之作。
其次，中央与地方民族教育教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相继成立，科研队伍逐渐壮大。早在1979年，中央民族学院就成立了教育学教研室，它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的前身。1980年吉林省延边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地方性民族教育研究所，1983年西北师范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民族教育研究所。以后十年里，各省、自治区、各民族学院和高校相继成立了大量民族教育研究所或研究室。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的壮大，要求成立相应的学术团体。1980年辽宁省率先成立了“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和“朝鲜语文教学研究会”。1983年9月，全国性的民族教育学术研究团体——“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正式成立。各省、市、自治区、自治州、县纷纷成立各自的学术团体。到1989年时，全国已经有20个省、市、自治区和50个自治州、地区、60个县成立了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全国会员达5000余人。民族教育研究队伍的壮大和民族教育学术的繁荣，直接推动了我国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发展。
再次，民族教育学术期刊的发行和民族教育研究项目的规划，直接促成了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独立发展。1986年，四川省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民族教育研究杂志——《民族教育》，1990年更名为《中国民族教育》，并由国家教育部民教司主办。1988年，由国家民委主管、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的《民族教育研究》成为全国唯一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族教育研究学术期刊。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各省、自治区的相关教育期刊，也成了研究民族教育的阵地，如《西藏教育》、《内蒙古教育》、《新疆教育》等等。在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民族教育研究首次被纳入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沦》、《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纲》、《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与展望》等，标志着民族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基本形成。
第三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完善阶段(1990年至今）。经过80年代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扩展与深化，到90年代民族教育学学科从内容体系到研究方法等诸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1.民族教育学学科范畴与体系研究的深化。在80年代末产生的一些民族教育学范畴与体系的基础上，民族教育学界开始反思有关的基本范畴并从学科自身研究领域和边界出发来重新确定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民族教育学的学术专著的水平整体提高，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教育学著作，如孙若穷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哈经雄教授、滕星教授主编的《少数民族教育学通论》、王鉴教授撰写的《民族教育学》等。这些著作对有关民族教育概念的内涵的拓展、民族教育研究的对象与性质的再认识、民族教育的特点与规律的研究、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构成及现状分析、民族教育学学科边界与体系确定，等等，都有更深入的研究。
2.中国民族教育学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学的接轨。伴随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国策，我国民族教育领域扩大了自己的学术交流范围，主要表现之一便是与西方对立的民族教育理论开始“解冻”，由最初的批判多元文化教育，到分析多元文化教育的有效经验，再到进行东西方民族教育的比较研究，中国民族教育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成功实践中继承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尤其在扩大民族教育的内涵和确立民族教育发展的理念方面，使我国民族教育在学术研究上与国际民族教育接轨。
3.民族教育学分支研究领域对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充实。随着民族教育研究领域的分化，民族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也开始初露端倪。可以说有多少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就有多少民族教育学的分支学科，除了对部门民族教育的研究领域（民族幼儿教育、民族初等教育、民族中等教育、民族高等教育）外，还从民族基础教育、民族职业技术教育、民族成人教育、民族高等教育等四大块来研究民族教育的结构体系。还有民族教育政治学、民族教育经济学、民族教育心理学、民族教育管理学、民族教育社会学等交叉边缘学科不断涌现。到90年代末，民族教育学又形成了以民族教育基本理论、民族双语教学理论、民族多元文化课程理论、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等分支领域构成的学科体系。
4.民族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科学化。民族教育由最初的从单一的教育学或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出发来研究问题，转变为从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化学等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而且现代的教育技术学、信息工程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也被引入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多元化和科学化的方法发展使民族教育学日趋成熟。
回顾民族教育学学科形成发展的不同时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它的研究对象正在逐步拓展，从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到多民族、多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的现象与规律，民族教育的研究不再孤立地就少数民族论少数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也不再是对教育学或民族学研究体系的简单移植，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
二、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随着民族教育理论的日趋丰富发展，使众多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者开始思索民族教育学的理论体系构建问题，首先就是关于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的确定是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出发的。如孙若穷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一书中认为“民族教育学是研究少数民族教育规律的一门学科”。其他学者的讨论大多数也是在广义和狭义的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去理解少数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的，如李红杰在《民族教育学研究对象和体系浅见》、哈经雄等在《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构成及现状》中对民族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表述。这些思路在教育学的研究中均可见到。
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出发理解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是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中的特殊性部分，奉是教育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讲，民族教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仍是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由此出发而确定的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亦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当今社会，教育学要彻底地解释它的对象，它必须坚持教育学就是教育科学，它是诸种教育学科的总称的这一理论观点。以此为前提，它才能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避免陷于内涵和外延不一致的逻辑矛盾和严重的理论混乱状态”。按照这一出发点，民族教育学中的教育现象自然也就是教育中特有的现象，民族教育学中的规律也就是教育中的特有规律。民族教育现象是民族教育的外部表现形式，而民族教育规律则是指民族教育与民族其他社会现象之间以及民族教育这一现象领域内各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和关系。所以，民族教育学是专门研究民族社会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人们对民族教育现象的认识的概括和总结。民族教育学既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民族的教育规律的共同规律，同时重点探讨不同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的特殊规律及特点。在这里要专门指出的是关于民族的理解，它既可以是某一个民族，也可以是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前者强调教育的民族性，后者强调教育在多民族国家中的多元性。
三、民族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民族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是由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不管是西方的多元文化教育，还是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对象共同的特点是多民族国家中处境不利的弱势族群的教育现象及其规律。这一研究对象分别被教育学和民族学作为其研究领域。如果从教育学的分支研究领域来看，民族教育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认识现象。作为社会现象，它当属于社会科学，但作为认识现象，民族教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与相对独立性。民族教育学的性质由此而确认为二重性学科或跨界性学科。这一理解与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相一致，因为民族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那么，民族教育学在教育学中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如果教育学的体系分为宏观层次的理论教育学，中观层次的部门教育学、边缘教育学、教育活动与过程，微观层次的应用教育学等三层的话，民族教育学就属于中观层次的边缘教育学领域，它和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政治学等是同位学科，是教育学和民族学的交叉学科。如果从民族学研究的分支领域来看，民族教育学又是民族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与民族学学科中的民族文化学、民族经济学、民族心理学、民族语言学、民族宗教学等是同位学科，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
综上所述，民族教育学兼有教育科学和民族科学的双重性质，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根据民族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对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教育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族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基础理论。第二，教育学和民族学领域的有关民族教育的研究仍然是民族教育理论发展的重要源泉，民族教育学的研究要时刻关注这两门学科中的理论成果。第三，民族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应逐步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从教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中不断汲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四、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内容
1.民族教育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随着民族教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丰富和成熟，民族教育学的理论体系素材正在发生着变化。研究者在这一领域中，主要研究的课题包括：民族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方法、民族教育学的理论框架、民族教育学中的双语教学理论、民族教育学中的多元文化课程理论、民族教育学中的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等。主要任务和目标是逐渐完善我国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在民族教育学的分支学科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理论体系。
2.民族地区基础教育问题研究。少数民族基础教育是民族教育大厦的基石，民族基础教育发展的特殊性要求对其进行科学研究，把握基本的规律。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课题包括：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特殊问题研究、民族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的质量与效益问题研究、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双语教学问题研究、民族基础教育课程与教材问题研究、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研究、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投资体系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通过对民族基础教育基本规律的研究与把握，为我国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政策的制定、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改革的推进、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咨询。
3.少数民族高等教育问题研究。民族高等教育为民族地区培养着高素质的人才，是民族教育金字塔的塔尖，对民族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研究，历来是我国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领域。这一领域的主要课题包括：民族高等教育的规模与体系问题、民族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问题、民族学院的办学之路、民族师范院校的教育改革、民族高等教育的投资问题研究、民族高等教育普及与提高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建设我国民族高等教育理论的新体系，不断探索适合我国民族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民族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
4.民族教育的特殊政策研究。我国民族教育历来采取特殊与优惠政策，这一政策体系是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在新的形势下，尤其是在西部大开发背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民族教育的政策又有了新的内容。主要包括：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历史考察、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研究、民族教育的特殊政策、民族教育的优惠政策、民族教育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民族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民族教育政策咨询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从理论上探索民族教育政策的科学依据，创建我国民族教育发展中的特殊优惠政策体系；从实践上不断丰富我国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的咨询服务系统，为民族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更加符合我国民族地区和民族的特点服务。
5.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模式研究。少数民族教育在教学方面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双语教学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十分重视对民族双语教学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的学校中，较普遍地开展了双语教学，与此同时，双语教学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些问题在十五期间的研究中已经基本解决，而有些问题仍然是“十一五”期间的研究内容，同时，双语教学的不断推进与民族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使得“十一五”期间双语教学领域还将出现新的研究课题。主要包括：双语教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双语教学的理论基础研究、双语教学的实践模式研究、同一民族在不同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模式比较研究、民族双语教学的历史考察研究、民族双语教学的普遍规律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双语教学的比较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解决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理论基础，在实践领域不断丰富和完善民族双语教学的多样化模式。
6.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课程问题研究。民族教育中的课程问题的特殊性在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尤其是民族地区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实施，民族教育中的课程问题由原来的民族语文的单一课程向民族教育多元文化课程体系转化。主要的研究课题包括：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课程的历史考察、民族地区地方课程研究、民族地区校本课程研究、民族地区课程体系研究、民族地区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问题、多元文化课程的比较研究、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一体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在于开发利用我国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为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课程体系的建构创造条件。
7.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国际比较研究。“十五”期间，这一领域主要工作是翻译和引进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理论，“十一五”期间，除了继续翻译介绍相关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外，研究重点将放在多元文化教育的比较研究领域，其中包括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之间的比较、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比较研究两大领域，与此同时，多元文化教育本土化研究的热潮将在我国民族教育的研究中逐渐形成。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主要有：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新进展、加拿大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研究、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比较研究、中国多元文化教育的本土化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比较研究，认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之间的差异所在，进而分析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的特殊性，为中国特色的多元文化教育奠定基础，从而使中国民族教育及其研究走向世界。
8.民族认同与民族地区青少年心理教育问题研究。民族认同原是民族学和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但是在近年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中，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与心理教育问题研究却成了一个热点。这是因为民族地区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也是一个教育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课题主要有：民族认同的特点、民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的民族认同特点、藏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回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与无神论教育、民族认同与学校德育等。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目标任务在于正确理解民族地区青少年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方面的关系，处理好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中的青少年德育问题，为培养合格的民族成员和国家公民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模式。
9.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研究。民族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民族教育事业的管理，我国一直有专门的机构与制度。民族教育事业的管理与发展有着自己的特殊性，需要一方面在理论上不断研究探索，另一方面在实践中贯彻执行。这一领域“十五”期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民族教育管理政策的研究，“十一五”期间研究的范围将进一步拓展，并以民族教育行政研究、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研究、民族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民族基础教育管理研究、民族学校教育管理研究、民族地区非正规教育管理研究等领域为重点。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目标是通过对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形成我国民族教育管理学的理论框架，不断完善民族教育学，进而为我国的民族教育事业管理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服务。
五、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方法
我们细察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发现它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涵义。第一层是把一般的科学方法引申到社会科学中的某一学科。胡适先生曾总结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便属于此类。“假设”说源于20世纪初法国数学家庞迦瑞的《假设与科学》一书，后逐渐流行，并在社会科学中以“假设”代“规律”，因为科学上所谓的“规律”往往被新发现的事实所推翻。不管是“规律”还是“假设”，其实都不是社会科学中，如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特有的方法，而是来自自然科学。方法的第二层涵义是指各种专门学科中的分析技术，如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历史学的文献法与训诂法、心理学的实验法等各种科学中的具体方法。严格地说，不同学科之间有着一定的边界区分，这是由学科本身的研究对象决定的，但是，不同学科之间却没有明显的方法边界。不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可以共享同一方法，而且社会科学内部也在共同使用“方法网”。我们这样立论并不是要证明教育学没有方法，我们只是要明确，教育学的确没有固定的方法。在技术层面上，教育学是在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为己用的。这就提醒我们，是该学会放弃那种追寻独有方法理想的时候了。
教育学没有独有的方法，并不表明教育学会依附于其他科学，会失去自己的独立自主。心理学并不是死抱实验法不放，而是以实验法为突破口找到了引进其他学科方法的途径。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更进一步决定了其方法上的综合性、多样性。如果我们能从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突破中得到启迪，而非仅仅是模仿的话，教育学的研究就大有希望了。
从这一理念出发，民族教育学也没有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它作为一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领域，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可以从相邻的教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中灵活借鉴其研究方法。因此没有专门方法同时也意味着方法的多样化。不过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民族教育学确实有一些主要的方法。
第一，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民族教育学的指导作用，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指方向，二是给方法”。我们在民族教育学的研究过程中，要时时排除“代替论”和“怀疑论”的观点，即一方面要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代替民族教育研究的错误做法，另一方面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漠视与怀疑的错误做法。而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勇于创新、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二，理论联系实际。民族教育学是一门民族性、阶级性、文化性很强的学科，同一国家中，不同的少数民族在民族教育发展的背景和模式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有些是来自自然的，有些是来自社会的，而有些则是来自历史的，是不可能在短期内以单一的政策和方法解决的。不同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基础、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等差别就更大了。因此，在研究民族教育时，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是在比较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时，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教育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由于民族教育学的“母学科”——教育学在继承和运用科学方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主要方法，如，经验总结法、调查研究法、教育实验法、定性与定量结合法、比较研究法等，这些方法也适合于民族教育学的研究，但这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方法的补充。
第四，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中的历史研究法、口述研究法、田野工作法、类型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区域研究法等，在民族教育学的研究中同样运用是十分普遍的。
总之，民族教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要根据研究课题的方向和性质来确定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另外，随着民族教育学的不断完善，更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会逐渐被引入到民族教育的研究中，最终必将形成民族教育学主要的研充方法体系。
参考文献
[1]孙若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0.
[2]李红杰。民族教育学研究对象和体系浅见[J].北方民族，1992，(2).
2012年11月9日至10日，第二届亚洲人类学民族学论坛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国民族学学会联合主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室承办，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民族研究》编辑部协办。开幕式由中国民族学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室主任色音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先生、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宋敏教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秘书长黄忠彩先生、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何星亮研究员、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山泰幸教授等领导和专家先后致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宏举编审、《民族研究》常务副主编刘世哲编审、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包智明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学鳴田羲仁教授等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开幕式。参加本次论坛的代表，既有长期献身于亚洲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学养深厚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又有一大批思想敏锐，朝气蓬勃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
张昌东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此次论坛是上一次论坛的拓展与深化，并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向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表示欢迎和感谢。宋敏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基本情况，并希望借此会议，该研究中心能够与参会的各位专家、同仁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日本名古屋大学崲田羲仁教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福泉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包智明教授做了主题演讲，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张小军教授进行了评议。与会学者围绕本次论坛的主题“资源环境与人类社会”，就资源环境与人类生存、地理环境与人类文化多样性、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与人类可持续发展、亚洲环境问题与文化生态个案研究、生态危机与环境政策、生态人类学的新进展、文化资源与民族文化产业、亚洲人类学民族学前沿理论与分支学科发展等具体议题展开讨论。论述内容丰富、范围广阔和角度的多样化，是本次论坛的突出特点。
在2012年11月10日下午举行的闭幕式上，色音对论坛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本次论坛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归功于国内外与会专家学者的充分准备，归功于参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
（作者色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基本特征。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文化；当代价值；民族；科学；大众
从1919年至1949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制定了明确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经济纲领之外，还制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相对于旧民主主义文化而言的，两者之间最关键的区别在于领导阶级的不同，旧民主主义文化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对文化建设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在21世纪的今天，做好文化建设工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进行研究与梳理，汲取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方面的宝贵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提出的背景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时刻。为尽快找到一条富国强兵之路，以应对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的知识分子反复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涌现出各种文化思潮：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维新派的改革主张，再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20世纪初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论”。然而这些文化思潮都未能解决中华民族独立与发展的问题。[1](P3)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俄国能够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用事实证明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并不是不可战胜的。正在苦苦探索救国良方、而又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的中国先进分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的重要作用。于是，中国先进分子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文化有着与帝国主义殖民文化、我国封建文化相对抗的使命。因此，被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所引领，是无产阶级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要面临的问题。1921年，中国首个无产阶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由此形成。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有关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一直备受我国学术界关注。沙健孙发表文章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种新文化，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2](P53)孙玉太认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思想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最核心的内容和特征。”[3](P143)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民族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4](P706)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已饱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弘扬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动员人民大众投身于革命之中，成为文化工作最首要的目标。“民族的”这一特征不但体现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上，还体现在文化的表现形式上，即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且喜爱的文化表现形式。曾说过：“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4](P699)文化统一战线是指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吸收广大民众在文化实践上积累的经验，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这正是建设新文化所必须运用的策略和方法。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所谓“科学的”，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一致的”[4](P707)。中国经历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思想已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广大民众的心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剥夺了普通民众受教育的权利，封建迷信思想得以滋生、蔓延，成为统治阶级巩固和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新民主主义文化倡导科学、反对愚昧迷信。新民主主义文化之所以是科学的，还体现在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两大科学的理论武器，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在科学的方法论的指导下，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得以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大众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又一特征。专门就“大众的”这一特征进行过分析和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4](P708)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服务对象是人民大众。那什么是人民大众，也作出了解释，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5](P857)人民大众不仅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服务对象，同时也是文化的创造者。人民大众的实践活动是文化创作的源泉，是文化工作者灵感的来源。新民主主义文化强调人民大众的主体地位，提升了民众参与的积极性。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性使文化不再受限于原有的阶级框架，重新回到群众中来，使其获得了肥沃的土壤和更强的生命力，使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多彩。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价值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该理论“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基本的立场、原则和框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主要根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6](P120)。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所具有的当代价值，具体反映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一致性上。
（一）都强调党的领导地位。要保证文化建设的先进性，就必须坚持党对文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革命斗争时期，正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并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革命能够胜利的关键所在。同样，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关键也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过程中，强调党的领导，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更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地位，提升党在文化创新上的能力和水平，这也是新时期文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二）都正确处理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强调要古为今用，要求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外国文化的学习借鉴结合起来，吸收合理成分，摒弃消极因素。在对待我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进步文化问题上的处理方式，对于现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过程中，该怎样处理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仍具有借鉴意义。以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的中国，其文化也应当是开放的。因此，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将我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精华部分加以借鉴和吸收，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陈出新、博采众长，同时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创造出符合时展的文化。
（三）都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基本特征。如今，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产生了较大的转变，对世界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民族文化跨出国门走向世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也在不断加深。在文化繁荣的同时，出现了许多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结合发展形成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科学，科技生产力水平得以提升。新时期的文化建设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因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不但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大重要特征。
综上，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一脉相承。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为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新时期，文化在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在2014年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到，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因此，继承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对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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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关键词：大众传媒；科学传播；科学民主化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8122（2012）06-0022-03
20世纪以来，科学事业突飞猛进，同时也促进了全球的经济繁荣。而正是由于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广泛渗透性，引发了许多吸引大量公众关注和参与的科学——社会问题，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专家之间的纷争，让这一过程充满政治性，科学民主化被提上议事日程。大众传媒在这种变化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将知识传播给公众，对其进行选择、强调，并在它自己的权利范围内对其进行修整[1]。从近几十年发生的核能、疯牛病、转基因食品以及气候变化等科学问题来看，当今的科学民主化仍缺乏对冲突性知识进行有效管理的机制，在科学民主化的进程中，大众传媒可以并将担当其应有的角色。
一、科学民主化讨论
科学民主化大致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对技术统治的批判”，当科学以客观、可信的面目示人，以专业知识造福人类的同时，有可能成为科学精英的一种专有权利，从而威胁民主进程，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二是“专业知识的民主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知识不被看作是更优越的，而被看作是不明确的、危险的和不完全的。在科学内部，科学的政治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专家们已经不是中立知识的代表，他们可能只是在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辩，科学理性遭到怀疑，民主参与成为一种选择。
“对技术统治的批判”，是对科学主义进行理性批判的自然延伸[2]。技术统治论或专家政治是科学主义或技术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实践和特殊运用。技术统治论者认为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专家群体，才有能力在与科学有关的政治决策中发表意见，承担政治责任，科学的民主化甚至有可能妨碍科学决策的形成。事实上，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观念中，训练有素的科学专家除了专业素养以外，也许并不具备超常的政治判断力。
“专业知识的民主化”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益凸显。发端于西方国家的环境运动、和平运动和妇女运动等社会运动，对科学的异化及其社会影响首先提出质疑。随后，公共领域的科学技术争论和风险问题日益增多，诸如“疯牛病”、“转基因食品”以及“气候变化”等科学信用问题的出现，使得公众对科学产生了信任危机，公众的关注和参与愿望不断增加。而近年来，由科学引发的社会风险，甚至出现了所谓“风险的风险”，科学家也产生了焦虑，唯恐被投入到民主的暴政之中。
科学的民主化已经成为可能，科学民主化的实践已经在开放社会中萌动。哈贝马斯认为，开放社会的纲领首先是要求科学信息的自由交往。科学传播为这种自由交往提供了条件，成为科学民主化的一种介质。科学技术体系和公众的互动在科学传播的空间展开，成为科学民主化的主战场。
二、科学传播与科学民主化
科学传播活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从学者们对科学传播的研究中大致可以看出，科学传播因科学的发展，其内容、特点不断丰富和更新，早期的传统科学普及被认为是强调科学知识的单向传播，公众往往处于某种“被科普”状态。二战后，科学因其对社会的影响被重新评估，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体现，对科学的怀疑和批评开始出现。为此，20世纪80年代，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它倡导科学共同体、教育系统、大众传媒、产业界、政府和博物馆，根据自身的特点，积极投身到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中，旨在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促进国家繁荣、提高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质量、丰富个人生活。90年代，则出现了“优化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与社会”等等新议题，科学咨询、共识会议、圆桌讨论和参与性技术评估等更加开放和互动的传播方式被采用。
一般认为，科学传播有中心广播模型、缺失模型和民主模型等三种模型。中心广播模型也即传统科普，被认为是国家或政党立场，强调自上而下命令、教导；缺失模型是科学共同体立场，强调自上而下的教育与公关，“知”与“信”并重；民主模型则被认为是公民立场或人文立场，公民接受义务科学教育，就科学技术事务可以参与协商，强调“知”和“质疑”[3]。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各自却也都具有科学民主化的内涵，或者说对科学民主化都有积极的意义。
其中的“民主模型”是英国公众理解科学专家约翰·杜兰特在继20世纪60年代提出“缺失模型”之后建构的重要科学传播模型。它强调公众通过参与科学技术决策，与科学家、政府间进行平等对话，从而实现科学传播。“民主模型”预示着科学传播理论正从大众传播理论的一个子集，向着摆脱“科学+传播”的简单框架，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方向发展[4]。民主模型倡导对话和协商，公众成为科学事务和科学决策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这种公众讨论和冲突解决机制为解决科学产生的社会的、伦理的甚至政治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科学传播模型来源于科学传播的实践，打破知识鸿沟和权力鸿沟同样需要实践的空间。从科学传播与科学民主化实践的空间看，除了科学机构、工业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科技政策领域外，还有明确致力于科学传播的空间，大众传媒就是其中一种。大众传媒包括图书、杂志、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尤其是网络等新传媒技术的出现，为科学传播提供了有效的互动平台。按照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思想，大众传媒的科学传播范式在于它不仅是展示科学的平台，而且就此形成了科学的公众形象。
三、科学民主化进程中的大众传媒角色
科学共同体和大众传媒，是有着不同旨趣的两个群体，科学是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家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工作，创造知识，接受同行评议。大众传媒的主要社会功能在于提供娱乐和信息，新闻记者用新闻的语言转述科学知识。基于发行量和收视率的需要，新闻性是主要的追求目标。因此，就科学的一般性质和媒体的需求而言，科学的知识体系并不是新闻的最佳来源。此外，也还存在着媒体对科学文化的偏见、科学家和记者在时间尺度、优先次序和客观性等问题上的差异[5]。
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观点，当科学成为新闻时，专业媒体或许还可以从提供战略性专家知识入手，大众传媒则往往采用“轰动性”和“骇人听闻”模式。然而，大众传媒的角色并非只是“猎奇的”和“肤浅的”，在科学传播理论日益成熟和丰满，科学传播多种模式并存的状态下，大众传媒的视域变得广阔，形成了多种层次的科学传播，比如从教育背景来理解的知识层次；从商业和政治背景来理解的实用层次；将科学理解为文化实在和资源的文化层次；以及在“民主社会”中理解和使用科学的公民层次。大众传媒在不同的传播层次和科学民主化进程中扮演着科学情景视窗、科学——社会媒介、科学讨论广场以及政策议程推手的角色。
（一）科学情景视窗角色
就大众传媒的新闻、宣传、教育和娱乐的内容属性来看，科学情景视窗主要以传播知识为主，也起到通报信息的功能，向社会报告科学进展。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中心广播的作用。据中国科协统计，大众传媒已经成为我国公众获得科学信息的主要渠道。2010年，我国公众从不同媒体获取科学信息的统计如下：电视85.7%；广播24.6%；报纸59.1%；图书刊物34.6%；网络26.6%[6]。值得一提的是，网络渠道在2005年的数据为6.4%，显示出很好的发展势头。
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大众传媒在时间、内容上加强科学传播将是有前途的做法，比如增加版面、设置专栏、打造品牌等。另外，以各类综合性和专业性科学期刊为代表的专业科学媒体是科学信息的可靠来源，大众传媒有效利用和新闻化这部分内容，将拉近科学和公众的距离，发挥传播科学信息和培养公众科学素养的功能。因此，大众传媒应加强与科技期刊的沟通，西方国家科技期刊与大众传媒建立的比较固定的信息和信息反馈渠道的做法值得借鉴。例如，美国科学促进会提供的EurekAlert!系统，每天都会向免费注册的记者们提供30~40篇各种科技期刊即将发表的重要论文的新闻稿。欧洲则有类似的Alpha-Galileo系统[7]，科技方面的事件、图像和背景资料。
（二）科学—社会媒介角色
有关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自默顿以来，已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在社会发展中，科学呈现了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娇儿”、创造了巨大社会生产力“阿拉丁的洞穴”到威胁人类的“潘多拉盒子”的多种面目[8]。在科学与社会分离，以及科学呈现日益严峻态势的情况下，科学共同体有必要从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赋予科学与社会互动以新的视角，促进科学与社会关系和谐发展，强化科学与公众的对话，拉近科学与社会的距离。
对科学界来说，大众传媒依然是其确立合法性的首选，公众理解科学作为缺失模型虽然不断遭到诟病，但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科学传播模式。例如，作为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发起者，英国是公众理解科学方面领先和极富创新的国家，在发展大量与科普有关的各种组织、技术和活动方面居领先地位。公众理解科学报告认为大众媒体需要的更多和更高质量的科学报道，离不开科学共同体的努力。提出要对培训科学家利用媒体与公众进行交流给予一定的关注。相关的行动包括媒体工作室计划，培训科学家有关媒体沟通的艺术；奖学金计划，保证科学家们能够与媒体一起工作等。皇家学会设立了让专家与记者接触的科学媒体中心。这些举措也为媒体建立客观公正的科学形象提供了条件。
（三）科学讨论广场角色
在一个开放的、科学信息可以自由流通和交往的社会中，科学技术、政治和社会之间能形成一种对话机制，这种机制则是在依靠公众舆论的公共领域内运行的[9]。在大众传媒创立的科学讨论广场的空间，科学家、政治家、媒体的新参与者、厂商、新闻记者、公众展开科学议题的讨论，形成争议性科学的有效管理机制。
公众参与讨论的科学内容，来源于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商业化支配与本地化知识运用等方面。上世纪90年代末，以英国《每日邮报》和《快报》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为“转基因争论”提供了讨论空间，正式建立起“英国转基因国家工程”[1]讨论机制。尽管政府对媒体的“骇人听闻”模式满怀抱怨，但终究于2000年年初在《星期日独立报》上做出让步，并表示了国家实现政府管理体系公开、透明和全面性的决心。2002年夏天，英国政府正式批准转基因国家工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转基因问题大讨论，工程涉及一系列的研讨会、问卷、审议及科学评估，仅公众讨论就包括了大约630个地方性讨论小组、40个郡县委员会讨论小组和6个区域讨论小组，大约有参与者20000名。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和各种利益机构网站在内的媒体则担当了信息的主要传播者，也成为观点碰撞的舞台。在此基础上，2004年的一场共识会议把大讨论推向高潮。
（四）政策议程推手角色
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媒体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10]。在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看来，媒体掌握着民意的制造过程，大众传媒已经逐渐建立起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和角色[11]。科学政策也不例外，在一些重大的具有争议和社会风险的科学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时，大众传媒或将成为政策咨询的主战场，扮演政策议程推手的角色。
在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民主化实践走向规范的同时，我国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典型案例。在媒体的推动下，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事件、厦门PX事件以及新近发生的PM2.5事件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以PM2.5事件为例，从2011年10月美国大使馆自测空气质量PM2.5指数达到美国国家环保局认定的“危险”级别开始，PM2.5开始进入中国公众的视线。11月中旬，环境保护部公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第二次征求意见。12月，环保部公布了各地实施监测PM2.5的时间表，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修订后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增设了PM2.5平均浓度限值。2012年1月，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开始监测并PM2.5数据。2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开始部署加强大气污染综合防治重点工作。
在整个事件中，微博这种新兴媒体全程参与了整个过程[12]，设置了环境政策讨论的议程。大众传媒把科学危机置于争论的风暴眼，促进了正式决策的形成。而这种决策已经脱离了单纯的科学模式和政治模式，走向了协商主义模式，走向了民主。
在分析大众传媒在科学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和功能时，不可否认大众传媒还存在着负面的角色和功能，比如为单一意识形态所控制的狭窄性、扭曲事实的出发点以及对商业利益的追逐等。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及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走向成熟，尤其是近年来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科学的新型参与和传播方式将更加丰富。作为内容和技术的组织者，大众传媒在解决好开放空间还是单一管道，客观优先还是主观臆断，编辑方针和商业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将把科学传播和科学民主化带进引人瞩目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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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科学精神；公民文化；理性
科学精神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良传统、认知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其中包含着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作风诸因素，是作为文化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进步必然会促进人们的自然观、道德观、宗教观、审美观等各种思想观念的变化，对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科学精神指适于科学的，或关于科学的精神。科学精神首先在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的“科学的规范结构”(1942)一文中出现：“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四种作为惯例的规则——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偏见性(Disinterested．ness)、有条理的怀疑论(OrganizedSkeptcism卜被认为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嘲。此后，默顿在“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科学社会学的一章”(1957)、“科学家的行为模式”(1968)等文章中将创新性和谦逊的价值观念也看作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
一、科学精神的内涵
科学作为探索真理的事业。造就了人格化的气质，并提升、泛化、衍化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从事科学活动的主体——科学家所需要遵守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规范，作为一种独特的规范要求，它约束科学家的行为准则必须服从于科学活动的目标要求。科学精神往往首先被科学工作者内化为个人品格，成为其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原则。进而升华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显然，科学精神既包含了科学自身发展的目的，也体现了社会对科学的要求。
科学家在工作中要处理两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物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即R·K·默顿提出的“技术规范和道德规范”。所谓人与物的关系，指科学家对科研成果的判断标准。所谓人与人的关系，在狭义上指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其他成员的交往与联系，在广义上指科学家面对全人类的态度。科学家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需要遵循不同的价值规范。
1．科学家在处理与科研成果的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时，需要有求实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与创新精神
第一，求实精神——科学研究的支点。求实精神就是我们平常所熟知的实事求是精神。科学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依靠人的感官经验和科学仪器的验证，采取实践、认识、再实践的方法。不断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科学的求实精神要求科学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排除主观性。坚持客观性，以唯实的思维法则进行科学探索。
第二，理性精神——科学活动的精神支柱。理性精神首先强调的基本信条是相信自然界有秩序，并认为人类可以认识自然界秩序。这是科学存在的前提。其次，科学理论的构建也应符合理性规则，概念、原理和经验事实必须合乎逻辑地组织在一起。所以理性精神既是科学家必须遵守的价值规范，也是他们在科学活动中的精神支柱，“承认理性之至高无上的威力是科学社会组织的一个中心精神价值”。
第三．批判的怀疑精神——科学的生命。批判精神在科学内部表现为不迷信、不盲从的反权威主义。科学家应该坚信自己的判断，它是一种“个人主义”：科学的发展永无止境，没有终极真理。人对世界的认识，由于其智力活动的局限性和科学认识的阶段性，永远不可能穷尽真理，任何真理都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体。因此科学要获得进步．必然要对以往的理论学说、观念持以批判的怀疑。因此科学的怀疑就成为科学研究的起点。
第四，创新精神——科学精神的本质和灵魂。创新精神既是由人类的本质特征决定的，也是科学体制的规范原则，而且还是现代社会对科学事业的必然要求。创新是科学的生命所在，科学发现与物质生产不同，物质生产可以成批地复制，而在科学研究中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对科学家独创性的承认与尊重是科学体制首要的功能表现。
2．科学家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需要有自由精神、平等精神、合作精神与宽容精神
第一，自由精神——科学自由发展的向度空间。科学研究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活动。任何给科学研究设定框架的行为都会阻碍科学的发展。科学认识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科学的繁荣必须自由地在各领域进行耕耘。
第二，平等与合作精神——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平等精神强调的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科学共同体成员之间没有权威存在。合作精神强调的是科学家在科研过程中需要通过合作与交流达到提高。科学发展的进程表明，随着科学研究逐渐深入，难度也在增加，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跨学科知识，各个学科间移植渗透、一体化、综合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内在地要求合作与交流成为自觉的行为。个人智慧与集体力量的有机融合，构成了促进科学加速发展的动力机制。
二、弘扬科学精神．培育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和民主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人们权利义务关系中的民主自觉意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个人逐渐以公民身份自主地参与社会生活，并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同时也是人的解放。但是．新的社会变革又对人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通过加强公民文化的建设，才能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完善以及推动社会的整体文明。
科学精神作为文化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但深深地影响了人类近代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革命力量，而且，科学精神与现代社会的许多价值，如宽容、理解、民主、开放、合作等有着紧密的联系。科学精神是公民文化的基本要素。对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巨大影响。提倡和促进公民的科学素质和科学精神，对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科学精神能够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
科学与民主从来都是生死相依，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科学的发展绝对需要民主政治对学术自由的保护和对学术专制的制裁。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确定，完善和进步也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持，规范和渗透。因为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必须依靠具有民主意识和民主素质的广大社会公民的实践。而科学精神能够有效地内化为实践主体的科学态度，唤起和强化实践主体的民主意识．提高实践主体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政治活动能力。如果没有科学精神的这种主导地位，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建设。
科学是一种自由探索，各个学派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要求对不同意见采取宽容态度。科学只有通过不同观点的自由争取才能向前发展。近代自然科学开始于向宗教权威的挑战，科学从不迷信权威，并敢于向权威挑战。科学真理也从不借助于权威而让人去信仰。科学认为，凡是压制细研深察和认真讨论的地方，真理就会被掩盖。科学的民主精神要求公民在对待公共生活时既不迷信权威，又深刻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和偏爱癖性。要求公民有这样的胸怀和诚意，即当有了新的证据和新论据时．就要彻底而公开地改变自己原有观点。
2．科学精神能够内化成公民的批判的怀疑精神
科学的怀疑意识，其灵魂与作为时代精华的哲学是相通的，并不是科学所独有的，也是公民文化的内容之一。例如，理论的真理性要由实践来检验，而实践对真理的检验就是一个反复确认和不断修正的过程．它的认识论前提也是对已被认定具有真理性的理论的怀疑意识。如此才谈得上在实践检验中体会、确认、修改或发展理论。如果没有怀疑的意识，那就常常会把哲人或伟人的思想、意见、见解、看法甚至愿望认定为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视为可代替自己思考的指路明灯，最后的结果就必然会形成“文化宗教”或步入“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的误区“实事求是”就表达了一种怀疑精神。怀疑意识是科学精神的起点，它的对面是信仰，反面是轻信和盲从。有了怀疑意识，人们才能独立地判断和思考，排除轻信和盲从，接近科学的理性。
3．科学的理性精神是公民文化的基本要素
如果说怀疑是科学精神的出发点，理性就是科学精神的主要体现。失去了批判的理性，科学就失去了创新的生命力。科学的理性是批判的，而科学的批判也必须是理性的。没有理性的批判是不科学的。
理性是人认识把握世界，创造人类生活的主体能动力量，是人在本质方面的重要特征。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理性一直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精神、一种价值、一种状态。理性文化是人类理性追求的产物，是人类走向成熟、社会迈向文明的标准，是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科学相契合的文化。科学精神、社会契约观念、公民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平等自由观念等既是理性文化的要素也是公民文化的内容。无论政治制度的设计，法律的制定和对政治参与的宽容，都需要理性的力量。文明政治的实现是需要理性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需要理性．通过缓和社会矛盾，抑制社会冲突，建立起双方都能容忍、接受的社会秩序。公民文化表达的是尊重个人，尊重他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尊重他作为自主的道德行为者的地位．坚持以权利本位为价值取向，肯定和尊重人的价值，使公民政治文化体现了理性的追求和蕴涵着理性的目的。
4．创新精神既是对科学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公民文化的内核之一
创新意识是科学精神的本质和核心，是科学得以创造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灵魂。同时也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它更是一种行动。不论是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还是文化创新关键在于将这种意识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创新不仅是人类文明成就的必备元素，更是现代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基础。没有创新．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就会失去动力，没有创新，民主政治和法治也就不会出现在人类的巧尘罐台上。公民文化的优势之一就是具有创新品格。具有这种文化的社会可以塑造出普遍民利的、具有理性意识的社会公民，引导社会政治良性发展．促进社会生产的进步。现代社会是民利主导的社会，民利在使人们创造最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又使人们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不断展现自己的创新能力。创新因此成为公民文化的品格，正是具有这样的品格，公民文化才是与时俱进的，才是一种优势文化。
5．宽容和谦恭是公民文化推崇的品格
科学与宽容、理解、民主、开放、合作紧密联系着。宽容乃是一种博大的精神。科学的开放性必然带来科学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或者说科学体系经过人的归类分工之后，才便于深入研究。科学研究必然会有差异和分歧，而宽容在这里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科学中的宽容精神的实质是尊重他人的观点，哪怕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多一份宽容也就是不对它们进行扼杀，而静观其变，其自身本身是会说明的。
对于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发展趋势，中国学界也做出了积极的应答，由此形成了1996、1997年国内讨论的几大热点话题。
比较“文学”与“文化”谈
早在1994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就在《比较文学新视野》一文中指出“当前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和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越来越“趋向于一种多元文化的总体研究；围绕一个问题或一种现象，在不同文化体系中进行相互比照和阐释”。〔2〕刘象愚、曹顺庆等学者也相继提出，“当代比较文学的论争已经离开了文学的领域，争论的要点已经不是在文学的范围内比较文学如何进行的问题，而是比较文学究竟是一种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的问题”〔3〕，“在比较文化大潮涌起之时，要想回避文化研究，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4〕
为了能够尽快融入国际化的文化语境之中，中国学术界所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也均以此为题。如主题为“文化：中西对话中的差异与共存”的1996年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使世界文化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由差异走向共存，并通过中西文字在言、象、义三个方面的对比，探讨其对于中西不同思维方式的影响。此外，与会者还围绕着人文精神对于中西不同的时空观与生死观进行了剖析，并强调了在全球表面趋同的前提下，保持民族差异性的重要性。1996年9月在山东大学召开的“跨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研讨会上，学者们普遍认为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转变，拓宽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这是一个机遇，但同时由于本学科所特有的不确定性，从而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影响最为广泛的则是在历届年会中规模最为盛大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定为“文学与 文化对话的距离”。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中外学者大力倡导东西方文化、文学平等对话，并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是大势所趋，世界人文科学的发展正经历着一次新的科际整合。与会者还对中西诗学的异同、阐发、对话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中国传统诗学及文论话语应尽快完成现代化转换，通过与西方对话发现差异，从而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比较文学界也已经加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界从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发展的潮流之中”〔5〕，而“跨文化研究也将在世纪之交成为国际国内比较文学研究更新发展的显性话语”。〔6〕
就此，乐黛云先生率先在《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一文中对于比较文学之所以“呈现出空前未有的蓬勃生机”、发生历史性转化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分析。这主要是由于“西文中心论的隐退带来了多元文化的繁荣”，从而使得比较文学新的国际性得以形成；“后殖民主义的深入人心，使得各民族返本归原充分发掘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大大丰富和发挥了自己的民族性”；而最重要的社会因素则是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任何自我封闭、固守一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这一切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比较文学可以不再局限于同质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是在欧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异质文化的比较中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广阔空间。事实上，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深刻宏伟的工业革命和文化转型，过去得到广泛认同，认为无可置疑的默认常规都已受到挑战而变得不确定。”由此，乐先生做出了相应的预测，尽管如今比较文学“面临着民族文化复兴与多元文化共存的种种复杂的新问题和悖论”，但“只要迎接挑战，提出新的理论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比较文学就会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7〕只是在这个新阶段到来之前，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例如，比较文学是应以文学研究还是以文化研究为本？文化研究会不会导致文学本体的失落？学科边界的泛化将会对比较文学自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话题都是颇有争议的。
对于“文化研究是对文学研究的一种开拓”这一命题，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并对其发展前景相当乐观。如乐黛云教授认为，“比较文学通过文学文本研究、文化对话和文化误读现象，研究时代、社会及诸种文化因素在接受异质文化中对文学文本所起的过滤作用，以及一种文学文本在他种文化中所发生的变形。这种研究既丰富了客体文化，拓展了客体文化的影响范围，也有益于主体文化的更新”。〔8〕叶舒宪教授也提出“比较的视界仅仅停留在‘文学’本身，未能深入到文化整合要素中去，因而也就不能升华到比较文化的透视高度……‘文化’视角的引入是解放学科本位主义囚徒的有效途径，使研究者站得更高，看的更远……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比较文化研究未必是比较文学，但有深度有洞见的比较文学研究自然是比较文化。换言之，比较文学研究若能得出具有文化意义的结论，那将是其学术深度的最好证明。”〔9〕
但是，同样的命题在另一些学者眼中却意味着新的危机与挑战。正如当代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乔纳森·卡勒针对有些学者所打出的“泛文化”的旗帜指出的那样：“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就会面临其自身身份的又一次危机”，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其研究对象可以包括世界上任何种类的话语和文化产品”。〔10〕事实上，比较文学是不可能涵盖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那么其所设想的比较文学的广泛性也就无异于镜花水月，“既然什么研究都是比较文学，那比较文学就什么都不是。”〔11〕所以说，刘象愚、曹顺庆等教授对这一问题如此重视并非是空穴来风。刘象愚在《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挑战》一文中，将这种“研究目的不是为了说明文学本身，而是要说明不同文化间的联系和冲撞”的比较文学研究倾向称为“比较文学的非文学化和泛文化化”。并强调，“这种倾向使比较文学丧失了作为文学研究的规定性，进入了比较文化的疆域，导致了比较文化湮没、取代比较文学的严重后果。”同时，他也对这种“泛文化”出现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其哲学背景是后现代的各种思潮。“其中以解构主义思潮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消解为最烈。”当强劲的解构主义浪潮将文学的自身本质特征消解殆尽，“文学变成一堆‘漂移的能指’或‘语言的游戏’”之后，文学自身的失落必会令比较文学变成纯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的研究，呈现出非文学化的倾向。此外，打破了学科界限却缺乏理论上的有机统一性、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混为一谈的新历史主义，关注焦点始终停留在文化层面上的女性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也都是令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型的始作俑者。因此，在文章的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比较文学必须固守文学研究的立场，比较文学的研究当然要跨越民族文学的界限、文化的界限，也可以跨越学科的界限，但不论跨到哪里去，都必须以文学为中心，以文学为本位。换言之，研究者的出发点和指归，必须是文学。在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并非不重要，但它只能作为文学研究的补充和背景，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只有在比较文化中，它才能成为核心。”“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领域，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化的一个层面，比较文化是比较文学的背景，二者不容混同，也不能混同。”〔12〕这一论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谢天振在《面对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大争论》一文中也曾表示，“比较文学向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向发展，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本身特点所早已决定了的”。但是，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不应抹杀或混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文学研究学科的性质。“比较文学的研究应该以文学文本为其出发点，并且最后仍然归宿到文学(即说明文学现象)，而不是如有些学者那样，把文学仅作为其研究的材料，却并不想说明或解决文学问题”。总而言之，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之间的关系，应该定位为“以文化研究深化比较文学，而不是以比较文化取代比较文学”，否则，“必然导致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甚至导向比较文学学科的消亡”。〔1 3〕
那么，这场由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关系问题所引发的讨论，究竟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谢天振等学者认为，这些争议均来自“对比较文学自身学科理论研究的阙如和忽视”。比较文学自身所特有的边缘性，“一方面使它充满活力，成为本世纪文学研究中最卓有成效的特点之一；另一方面也使它显得范围空泛、方法繁杂”。这既“扩大了学科之前的新领地”，也“使一个国家的学科与他国学科之间的界限模糊”。〔14〕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福克玛等人甚至认为，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去专门谈比较文学理论了，甚至没有必要去讨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意义，因为文艺理论研究完全可以将其取而代之。对于比较文学究竟是作为独立的学科还是作为方法论更为适当，学科理论究竟存在何种特征与疏漏，中国学者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由于比较文学学科所独具的边缘交叉性、开放性，为其划定学科界限是相当困难的。正如乐黛云教授所说：“不设限，不成其为学科，固定设限又妨碍学科的发展”，这门学科注定在“名”与“实”的不断发展中走向成熟。〔15〕刘象愚教授更是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从这一学科具有开放性的基本特征看，甚至可以说它永远不可能获得彻底解决，这就是说，它的界定将处于一个永无终结的动态过程中。它将永远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永远需要说明自己是什么。”〔16〕对于这个问题，饶芃子教授也有同感，所以她提出，我们现在所应该做的，是“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从一个个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进行研究。
当然，学科理论界限的模糊性并不意味着理论的可有可无，而是表明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开放性的体系，它能不断地自我更新，又能不断地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来丰富自己。”正如谢天振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探讨比较文学自身的学科理论，并不意味着要求人们围绕着所谓的比较文学定义进行无休止的概念游戏，而是要求对比较文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进行探讨，寻找比较文学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征所在，要求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比较文学研究进行深入的、具体的思考，并作出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总结。”〔17〕陈悖进而将学科的理论建设具体限定在了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建立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研究，二是关于本学科学术研究和自身发展的各种问题的理论探讨。”〔18〕至于学科理论的核心规范，刘象愚教授则将其定位在了“立足自身，跨越疆界”之上，即要跨越民族文学、跨学科、文化、语言的疆界，立足于文学性、中国传统文学以及研究者自身素质之上，正是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和辩证互动构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核心”。〔19〕
总而言之，以往作为理论背景出现的文化在文学研究中将凸显出来，这已是国际学术界对于“后文学时代”的全球话语的普遍定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型。文化研究对于比较文学而言，是一柄名副其实的双刃剑，至于其是否能够切实起到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研究的作用，而不是将其淡化甚至是湮没，还在于用剑之人，即比较文学研究者自身对这一研究方法的界定与应用。
“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学派”
在1996年第二期《中外文化与文论》上，有两组代表了文学研究新趋势、极为重要的笔谈，分别是围绕“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学派”这两个话题展开的。
与“比较文化”对于学科影响的本质性相比，“后殖民主义”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冲击似乎来的更为外在，也更为直接。对于这一思潮力量之强劲，学者张颐武究其原因，认为“后殖民”的力量正在于它超出了西方现代性话语所编码的那种普遍性／特殊性、时间上的滞后／空间上的特异的二元对立，有力地切入当下中国的“状态”及历史之中。这种中西双向的阐释策略能够“以理论获得对当下状态的分析，以当下的状态反思理论”，从而“获得一种新的、打破旧框框的想象力与创造性”。〔20〕王宁、陈跃红等教授则对于“后殖民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们认为，尽管其从后现代主义那里汲取了批判和解构的特质，对于西方的中心主义与第三世界所处于的“他者”角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但仍是对“以往的旧殖民体系的一种‘新殖民主义’之内部的批判”的继承和强化。这是由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本身所具有的两重性决定的，应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21〕陶东风在对“后殖民批评”流行于中国学术界、并掀起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浪潮的现象进行了反思之后，提出了“在检视西方中心主义或东西文化关系时，必须有一种超越民族主义之上的文化价值取向，不能完全以民族的标准或文化相对主义来消解文化价值的普遍标准”的独到见解，并认为“这是摆脱我们在文化的民族化与世界化两种诉求间紧张关系的惟一出路。”〔22〕
至于具体到比较文学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许多中外比较文学家都在力求突破西方中心论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这对于欧洲知识分子而言，所需要的是摆脱自身的殖民倾向，努力接受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比较，意味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而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界，则是面临着“在后殖民的全球语境下，如何对待自身的传统文化”的问题。正如傅勇林在文章中所谈到的那样，“世纪之交后殖民阶段的到来促使民族文化复兴、多元文化共存是跨文化研究成为全球主流话语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不再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元文化模式去看待世界，“各民族文化都呈异态分布，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在寻求全球共享文化价值的过程之中进行跨文化研究抑或深掘本土话语以求异质文化的交融共铸便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23〕
对此，乐黛云教授认为，西方中心的隐退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中心的取而代之。如今，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只能是“以互补、互识、互用为原则的双向自愿交流”，而这正是后殖民时代比较文学的基础。这就推衍出与其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其一是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用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去和世界交流；其二是如何交流，通过何种方式交流。”乐先生提出，“我们用以和世界交流的，应是经过当代意识诠释的、现代的、能为现代世界所理解、并在与世界的交流中不断变化和完善的中国文化”。至于如何交流，这主要取决于交流的工具，即能以相互沟通的话语，“双方都能认同和理解的一套言谈规则”。各个文化群体或个人之间所进行的自由对话是在各自的话语中完成的。“这里所用的话语既是自己的，又是已在对方的文化场中经过了变形的。”在多种文化体系间进行平等对话中，“可能会借助旧的话语，但更重要的是新的话语也会逐渐形成。这种新的话语既是过去的，也是现代的；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在这样的话语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世界各民族就会达到相互的真诚理解。”〔24〕与乐先生从国家的角度入手、分析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不同，刘象愚教授则将目光集中在了同一国家的不同种族之间。他侧重于“族群”，即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认为“后殖民主义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力图重新审视东方的同时，也催发了比较文学中的族群研究”。族群研究的重新崛起，“表现为从互为他者的立场出发重新审视、定位主流文化和族群文化”，并“对事实上的文化不平等加以研究，从而探索形成文化霸权和差异的根源”。族群研究所体现出的是典型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对于这种少数族裔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如今业已成为比较文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25〕
至于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问题，自李达三、陈鹏翔等著名学者于七十年代率先提出之后，此后的几十年间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所在。“中国学派”这一提法有无必要、其理论特征与方法论体系何在成为争论的中心。以乐黛云、刘象愚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对于“中国学派”的说法并不以为然，认为刻意地追求一种派别上的划分是毫无任何意义可言的。即便如此，他们也同样坚持，中国比较文学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皇甫晓涛曾提出比较文学研究要超越传统必经的几个转变：“一是从学院里走出来，走向交流与发展；二是从欧洲中心论走出来，走向世界与全球；三是从文学里走出来，走向历史与综合；四是从方法论里走出来，走向目标与创造；五是从民族、种族文化对峙中走出来，走向互补与完善；六是从纯学术中走出来，走向人文与文化。”〔26〕这也同样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走向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学派”的赞同者中，曹顺庆教授率先为其作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阐述与界定。他认为，“如果说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法国学派)所倡导的‘影响研究’跨越了国家界线(或称国家‘墙’)，沟通了各国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第二阶段(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则进一步跨越了学科界线(学科‘墙’)，并沟通了互相没有影响的各国文学关系；那么，正在形成的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中国学派)所倡导的‘跨文化研究’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化与文学，以真正国际性的胸怀和眼光来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此外，他还提出了中国比较文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即“在跨越异质文化的阐释之中认识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在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寻求跨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寻求中西文论的互补与互释，在民族特色探讨与共通规律寻求的基础之上，达到中西的融会、贯通以及文学观念的重建。”〔27〕在方法论层面上，他认为“中国学派”应以跨文化的“阐发法”、中西互补的“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的“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等五种方法为支柱，从而深化和发展比较文学的研究。
总之，惟新是鹜、以西格中的殖民心态固然不可取，但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同样会阻住我们研究和发展的脚步。因此，我们应该尽快摆脱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既定思维模式，从全球化的角度进行平等的文化对话，并将中国传统诗学中仍有生命力的部分成功地进行现代性转换，建构真正能够跨文化的学术话语，在国际学术界中起到“中国学派”所应当起到的作用。
新领域、新方向——文学人类学
具体到研究方法层面，除了传统的异质诗学比较之外，另有以叶舒宪和萧兵等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他们借鉴当代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具有相对普遍适应性的原型、象征等模式出发，力图从总体文化的角度、从富有历史纵深感和阐释力度的深层破译中追求中外文化的融通，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逐步提升到文化模式的发现与概括。这就是将文学与人类学两门不同的学科进行有机地结合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所谓文学人类学，就是以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28〕这对于文学是大有裨益的，因为“人类学是最没有边界的学科”，“它最不怕迷失个性、迷失自我，因为它是研究人类及其体质、文化发生发展和转换、生成的科学。”〔29〕
文学人类学是一门非常有潜力的学科，因为它所研究的是文化之“本”，是对作品根本性的文化解读。现阶段的文学人类学，就研究对象而言，还主要是神话与上古典籍；就方法的倾向性而言，目前主要侧重于形态比较分析，侧重于以人类学的一般模式研究具体的文本，再由具体归于一般，由此寻得人类的普遍规则。因此，正如刘毓庆所言，我们应当“将人类学的一般文化模式与具体的文化生态环境分析(背景还原)相结合，考察民族文化独特的内涵，从而对民族文化与文学做出新的认识。这样由普遍返回具体，由一般返回特殊，由空中落到实处”〔30〕，这样文学人类学研究才会更有意义。
如今，这门新兴的研究方法已得到了学界的充分重视。1996年8月，在长春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上成立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从而在学术体制上保证了文艺学与人类学的沟通交流。1997年11月，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讨会在厦门举行，多位专家学者就科际整合课题进行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讨论。《文艺研究》与《新华文摘》也先后刊发了以“探讨文学人类学，拓展研究新领域”为题的专栏，在学者中引起广泛关注。正如王小盾教授所说，文学人类学的特点，在于研究手段的高度综合和对事物本原的高度重视。“在文学研究各分支中，它是对事物内在关系具有最大穿透力的学科，又是兼容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的成果和方法，因而拥有最丰富的技术手段的学科。也许，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形式，就将以文学人类学的兴起为开端。”〔31〕
与理论的蓬勃发展相应的是，1996、1997年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也是颇丰的。据不完全统计，其中属于比较文学理论研究方法与比较诗学的共有75篇(本)，尤其是前者的数量与过去几年相比明显增加，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理论研讨的重视。其中包括李达三、罗钢主编的《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新开拓》(重庆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论文集著，梳理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脉络，并传达了最新的学术成果与信息。
对文学关系、接受、影响的研究，如今仍是国内比较文学研究主体之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著约有43篇(本)，如黄鸣奋的著作《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蔡先保的《试论三大宗教经典对文学的积极影响》(《江汉论坛》1996年第二期)，谢莹莹的《卡夫卡作品在世界各地的接受》(《外国文学》1996年第一期)等。学者们通过对于文学影响研究上的比较与阐发，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崭新视角对文学、宗教、戏剧等艺术形式在异质文化圈中的跨文化传播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此外，他们还通过这种对比，反观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并将其放到全球化的文化视野中重新加以观照，从而对已非常熟稔的文化又有了更深的了解。
此外，涉及到具体作家与文本的“两两比较”仍是研究中的“常青树”，1996、 1997两年约有76篇(本)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为了与学科理论研究相契合，涉及到具体文本的研究也都纷纷从人类的共同的生命和体验出发，对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主体根据其不同的历史经验、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这些共同问题所做出的独特解答进行分析，从而由点及面地应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进行深层模式的比较。如王瑜琨的《从〈喧哗与骚动〉和〈红楼梦〉看中西挽歌式悲剧精神》(《浙江大学学报》1996年第二期)，郑万鹏的《〈白鹿原〉的史诗构造：与托尔斯泰长篇艺术比较谈》(《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四期)等，皆是如此。与比较文化拓展相迎合的跨学科研究与形象学研究，作为新兴的学术门类也已获得长足的发展。比较学者们纷纷著文，对其学科发展态势进行展望、学科理论进行建设。但遗憾的是，研究者们对这两门学科的探讨仅止于理论层面，真正能将理论付诸实践、进行有效的平行研究的学术著作也不过是寥寥数篇而已。尽管如此，傅存良的《李白〈上云乐〉中的狮子形象》、刘阳的《唐诗中所见外来乐舞及其流传——兼论唐人诗中的“何满子”》等文章仍为这一舶来理论向中国文本分析的转化作了有益的尝试。
总而言之，对于中国比较文学而言，1996、1997两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上承“后殖民主义”影响研究，从而形成了有关“中国学派”应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坚持话语权的讨论；下启文学人类学、形象学等新兴学科方法的理论探讨与具体应用，体现出了比较文学研究打通古今、中西合璧的跨文化研究的文化宗旨，为世纪之交比较文学即将进行的文化转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5〕谢天振《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对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势的思考》，《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3期。
〔2〕〔8〕《比较文学新视野》(代序)，《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12〕〔16〕刘象愚《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挑战》，《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4〕〔11〕〔27〕曹顺庆《是“泛文化”还是“跨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6〕〔23〕傅勇林《双向融摄：跨文化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
〔7〕《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
〔9〕叶舒宪转引自傅勇林《双向融摄：跨文化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
〔10〕乔纳森·卡勒《归根到底，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6年第2期。
〔13〕〔14〕〔17〕谢天振《面对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大争论》，《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15〕《比较文学——在名与实之间》，《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3期。
〔18〕《三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3期。
〔19〕《立足自身，跨越疆界》，《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3期。
〔20〕《在新的语境之中寻求》，《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2期。
〔21〕王宁《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地文学》，《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2期。
〔22〕《中国当代后殖民批评之我见》，《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2期。
〔24〕《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比较文学》，《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25〕《“后”字号理论与欧洲中心主义》，《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
〔26〕《发展研究与中国比较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28〕彭兆荣《边界不设防：人类学与文学研究》，《文艺研究》1997年第1期。
〔29〕萧兵《文学人类学：走向“人类”，回归“文学”》，《文艺研究》1997年第1期。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梦
新时期，新阶段，中国的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为指导，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基础，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融合优秀的世界文化成果。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精神支柱，促进社会稳步全面的前进。历经90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党始终以思想文化上的觉醒和觉悟，来把握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推动事业发展，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强国梦。
1 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来源
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进行了完整的概括：“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社会存在帝国主义的文化和半封建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是反映的独裁的，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想要统治中国的文化，而半封建文化是提倡旧的文化，旧的思想，带有封建性质的文化，这两类文化都是不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是阻碍中国前进的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指出“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破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治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1]只有消灭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的文化，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为指导，中华儿女才能争取民族独立，以崭新的面貌开创新中国。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了十分明确而简洁的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正式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替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科技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竞争，为满足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十分重要的任务。
2 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在统一的民族性
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延续和发展，它都要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心中，被全民族人民能动的表现出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具有民族性，它是外来文化要和中国民族的特点相结合，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它是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文化，它是通过民主文化的繁荣来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是在世界的角度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展具有中国形式，积极吸取国外进步文化的文化。例如吸收外国的文艺形式，要和中国民族特点结合起来，表现我们中国的内容；对于马列主义这种外来新文化，要使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确立正是这种在继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以开放长远的眼光正视中国文化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保持自己原有的民族特色，民族文化的同时，积极的学习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与各国各民族同进步，共同创造人类先进文化，曾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2]只有正视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才能始终保持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
3 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在统一的科学性
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尊重历史辩证的发展，今天的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发展，今天的文化是古代文化的发展，我们应当正视历史，以科学的态度，尊重历史的辩证的发展，实事求是对待祖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所创造的文化。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3]马克思主义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提升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保证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有了科学的知识，迷信自然就被打破。今天的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发展，今天的文化是古代文化的发展。给予历史文化、历史人物以科学的评价，肯定其应该肯定的，否定其应该否定的，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尊重历史。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是反对唯心论或宗教教义，应当剔除封建性质的文化，反对统治阶级腐朽的文化，发扬自古以来科学的，优良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观点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反对一切与中国社会发展相违背的文化，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文化，主张实事求是，一切违背这种科学性的文化，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主张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将政治、经济与文化相结合，不断延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全面的发展。
4 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在统一的民主性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在群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主体是人民，人民创造革命理论，运用理论经过实践完成革命运动。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建设都要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又是文化建设的主人，是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在进行文化教育时，理应当顺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文化需要。为了文化普及，为了和民众相结合，语言必须接近群众，文字也必须进行改革。
这种在文化上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观点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统一，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创造的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民为主，以人为本，创造为人们服务的文化，为人们提供更好的精神文化支柱，更全面的普及文化知识，弘扬文化精神，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素养，让全国人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华人民在继承优良民主传统，同封建主义，文化专制残余进行斗争，使民主精神在广大群众中生根开花。新时期，我们应提倡文化的多样性，自由讨论，自由创作，使文化园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为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博大体系，共同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5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们永远铭记的历史性贡献
在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也正是是新中国成立的第64年，同志带领几亿人民开辟了中国的新道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同志曾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含义仔细的加以论证，他在《新民主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论政策》等文章和讲演中较为透彻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寻求新中国的独立，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斗中，提出了建设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内容。这种文化观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成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纲领，并在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探索时期。同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建设文化事业所必须遵循的理论基础，都是我们中国文化走向更大繁荣的指导思想。在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艰苦探索和伟大实践中，我们尤其应当十分注重和强调同志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留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中国共产党的成果，也是同志给予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肩负着实现中国梦的光荣责任
新民主主义文化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打下的坚实的基础，确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大门，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不断的飞速发展，中国文化加入到全球化的潮流中，紧随世界的发展脚步，丰富和壮大自己。同时对世界的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在全球化的文化中取其精华，给予世界正视中国文化，彰显中国独特的文化元素，在许多领域开创出带有中国文化的企业，主动参与国际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不断壮大在全球的影响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鲁迅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鲁迅认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站在新的历史的起点，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支柱，不断凝聚人民力量，在改革创新中发展与时俱进的文化。“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5]必须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主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既要有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强大的硬实力作后盾，也离不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软实力来支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国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诸方面所创造的灿烂文化，是永远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提出的建设“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的理论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指导思想。21世纪的中国，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内容也将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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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集（第2卷）[M].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706.
[3].选集（第2卷）[M].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707.
2011年12月21日至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举办了首届青年学术论坛。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对民族所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有着深远意义，在青年学者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全程参与了论坛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并在开幕式和会议结束时就举办青年论坛的意义和如何进一步完善论坛的组织工作作了讲话。8位所学术委员受邀担任论坛的总点评人和学术评委。院直属机关青年处处长、院团委书记季为民同志专程到会进行指导，并对论坛给予了高度评价。
论坛共收到论文60篇，一些未能到会的青年同志也提交了论文。参加论坛的4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共55人，分为八个单元进行研讨，内容涉及民族理论。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宗教，民族历史。，民族经济，民族语言文字，民族文学艺术等。参会青年学者从不同学科和视角对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展现出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不少论文紧密关注当前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一些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特点，充分体现了民族所多学科研究的优势。
论坛按国际学术会议程序进行。每一单元的主持人、报告人和评议人都由青年学者轮流担任，使青年学者得到了规范的学习与锻炼，每个单元结束时，由一位相关学科的学术委员进行总点评，充分发挥了学术委员的专业指导作用。论坛最后评出优秀论文一等奖三篇，二等奖五篇，三等奖八篇，这些获奖论文及其他通过评审的论文将结集出版。论坛还专门邀请《民族研究》、《民族语文》的两位编辑部主任围绕杂志的办刊宗旨、学术定位、选稿取向、审稿流程以及学术规范等问题做了专题讲解。
通过这次青年论坛，全所不同学科以及同一学科中从事不同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第一次集中地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对于民族所的学科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张昌东在闭幕致辞中高度评价了这次论坛的组织工作，希望以首届青年学术论坛的成功举办为起点，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改进和完善，努力把青年学术论坛打造成为民族所培养青年学术带头人、展现青年科研风采的学术品牌，不断扩大学术影响力。他指出，青年学者要加强本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全面贯彻中央对我院“三个定位”的要求，紧密结合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形势，不断增强青年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关怀，结合国家与民族发展的大背景，拓展理论研究视野，坚持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密切关注各学科的理论前沿及发展趋势，为我国的民族研究事业和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杨春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摘 要 题】理论探索
【关 键 词】民族古籍/管理学
1 国内外研究民族古籍概况
我国民族古籍卷帙浩繁，种类繁多，其内容涉及政治、哲学、法律、历史、宗教、军事、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地理、天文历算、医药等诸多方面。民族古籍整理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重视，80年代初走上正轨。1982年3月国务院召开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提出并部署了收集、整理、出版民族古籍的任务。1984年7月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在国家民委成立了办事机构。目前，全国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30个州、地、盟相继建立民族古籍整理机构，在一些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建立了古籍研究所。这几年，相继成立了蒙古、鄂伦春、达斡尔等民族古籍，彝族古籍，朝鲜族古籍，满族古籍，锡伯族古籍，回族古籍，壮族古籍，藏族古籍等跨省区协作小组。自1984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已抢救、收集民族古籍12万种（部、件、册），已整理11万种（部、件、册），出版古籍、书籍（不包括馆藏古籍）5000余种（部、件、册）。在收集、整理民族古籍的过程中，我国的一些学者开始对民族古籍管理问题进行研究，涌现出了《中国民族古文字》（1982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1984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古籍举要》（1990年）、《民族古籍学》（1994年）、《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1997年）、《民族古文献概览》（1997年）、《新中国民族古籍工作》（1999年）、《中国民族古籍集成》（2003年）等一大批民族古籍论著。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丰富了中国民族古籍研究的内容，扩大了民族古籍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为创建民族古籍管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在国外，如日本、印度、俄罗斯及欧美等国不仅收藏有大量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而且还建立了许多研究所、学会和国际常设机构，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并对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分类、著录、目录组织、编译出版以及计算机处理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值得我们去探讨。
2 创建民族古籍管理学的意义
2.1 创建民族古籍管理学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与抢救这一珍贵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目前，我国保存下来的民族古籍现状不容乐观，由于保存机构众多，部分民族古籍散存民间，再加上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许多民族古籍已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如不及时进行科学的管理，这些珍贵的民族古籍随时都有毁坏丧失的危险。民族古籍管理学的创建将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对民族古籍的产生发展、本质属性、运动规律、种类特点、价值功能和民族古籍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性质、实体管理和信息开发利用的方法技能、民族古籍事业的组织和管理进行探索研究，从而全面地揭示民族古籍的历史研究和现实利用价值，进而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加强对民族古籍的收集整理和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更好地保护与抢救这一珍贵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2.2 有利于实现民族古籍管理手段和方法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
民族古籍管理学是一门新兴的研究领域，由于起步较晚，各地民族古籍管理机构对民族古籍的管理工作尚属探索阶段，如何总结现有经验，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并采取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来管理民族古籍是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所必须解决的紧迫课题。民族古籍管理学正是适应了民族古籍科学管理的需要而产生形成的，该学科总结现有民族古籍管理机构收集整理民族古籍的有益经验，借鉴文献管理学的有关方法、手段、原则和措施，并根据民族古籍的实际状况，探索出一套收集整理、分类著录、编译出版、保管修补、鉴定统计民族古籍的科学方法。这一管理既保持民族古籍的内部有机联系，又对民族古籍进行科学的分类整理，将极大地促进民族古籍科学管理工作的发展，对实现民族古籍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3 有利于更好地开发利用民族古籍信息资源
民族古籍作为一种珍贵的文献信息资源其学术研究与现实利用价值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而现今虽然民族古籍管理机构收集到的民族古籍数量繁多，但许多民族古籍还未分类整理，民族古籍提供利用的方法和措施较为单一，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各界对民族古籍珍贵价值的认识与利用。创建民族古籍管理学不仅向人们揭示民族古籍的珍贵历史研究和现实利用价值，阐述管理民族古籍的科学方法，还结合民族古籍的实际状况，探讨民族古籍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从编制目录、译注出版、馆内查阅、文献编研、举办展览、学术研讨、文化交流等方面提出全面开发利用民族古籍信息资源的可行性方法与措施。
3 民族古籍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民族古籍管理学以民族古籍实体和民族古籍实体管理工作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民族古籍的形成、本质属性、运动规律、种类特点、价值功能和民族古籍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性质、实体管理和信息开发利用的方法技能以及民族古籍事业的组织管理。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1)研究民族古籍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任务和方法及学科体系；探讨民族古籍管理学研究的现实意义、时代特点以及它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使民族古籍管理具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以促使该学科的成熟和发展。
(2)从不同的方位论述民族古籍的历史源流、学科内容、文献类型、版本情况、校勘注疏及收藏整理情况。
(3)研究民族古籍的特点、价值及充分开发利用的现实意义。
(4)研究民族古籍管理活动及其规律，主要包括5个方面：①以收集为重点的馆藏建设，主要研究对各民族古籍的接收与征集丰富馆藏的途径和方法；②民族古籍的日常管理，主要研究民族古籍的整理、鉴定、保管等业务原则与技术；③民族古籍的检索与编研，主要研究各种检索工具和民族古籍参考资料的编制，为开发利用民族古籍资源创造条件；④民族古籍的出版与为利用者服务。主要研究民族古籍的出版以及如何对社会各方面的利用者进行服务，包括民族古籍利用的需求以及提供利用的原则、方式和方法等。⑤民族古籍的综合管理与组织。
(5)研究民族古籍的数字化，建立民族古籍数据库，为我国建立民族学科文献信息中心网络提供依据。
(6)研究民族古籍管理工作者的职责和任务，其中着重研究实现民族古籍管理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方法和措施。
(7)研究民族古籍事业管理问题，即在民族古籍机构、行政管理、法制建设、宣传教育、出版发行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对民族古籍进行宏观管理，以利于我国民族古籍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4 民族古籍管理学的学科地位和相关学科
4.1 民族古籍管理学的学科地位
民族古籍管理学是管理科学与民族古籍学相互交叉、相互结合的一门学科。从一般意义上说，民族古籍管理学研究的是民族古籍的管理问题，民族古籍管理学的原理与基本方法是从管理科学中抽出来的，是以管理科学的原理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是管理科学的一个分支。民族古籍管理学又属于民族古籍学，是民族古籍学的组成部分，分支学科，它离不开民族古籍管理活动的实践，也离不开民族古籍学的基本原理，是管理科学与民族古籍学相互交叉、彼此结合而成。如果离开了民族古籍管理活动的实践，仅仅套用一般管理原理，就不可能很好地指导民族古籍管理活动，也不可能探索民族古籍管理活动的规律。
民族古籍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作为民族古籍学分支学科的民族古籍管理学，其学科基本性质也是综合性的，而且它更接近实际，渗透于实践，应用性更强，所以民族古籍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
4.2 民族古籍管理学的相关学科
民族古籍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因此，它与许多学科相互联系，有的性质相近，有的是内容相互交叉。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民族古籍管理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需要广泛吸收其它学科的某些理论与方法；二是在民族古籍管理实践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
(1)与民族古籍管理学有隶属关系的学科。与民族古籍管理学有隶属关系的学科是管理学和民族古籍学。管理科学研究的是社会系统的管理活动及其规律，而民族古籍管理学则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民族古籍的管理活动及其规律，是从属于管理科学的。因此，民族古籍管理学有管理科学的共性。
民族古籍管理学是民族古籍学的分支学科，二者存在着血缘关系。民族古籍学研究民族古籍学的总体，民族古籍管理学研究民族古籍管理活动，是民族古籍学的子系统。二者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独立性。
(2)与民族古籍管理学有指导关系的学科。与民族古籍管理学有指导关系的学科是哲学、系统科学、民族学等。这些学科虽然与民族古籍管理学在层次、部类上相距很远，它们之间的关系不那么直接，但这些学科为民族古籍管理学提供一种思想和方法，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3)与民族古籍管理学有交叉应用关系的学科。有些学科与民族古籍管理学不属同族，或不属同一部类。研究对象也相差较远，但仍有某种特殊的联系。民族古籍管理学与社会学、读者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统计学、经济学、运筹学、决策技术、价值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等是一种交叉应用关系。民族古籍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社会各个方面，民族古籍的读者面也是多层次的，民族古籍在现实社会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关于民族古籍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读者群的分析，读者的阅读心理，民族古籍的宏观管理，微观管理、经营管理、现代化管理问题，都要应用上述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推动民族古籍管理学的发展。
(4)与民族古籍管理学有并列关系的学科。与民族古籍管理学有并列关系的学科是民族古籍学的各分支学科。如民族古籍目录学、民族古籍版本学、民族古籍校勘学、民族古籍编纂学、民族古籍考证学等。
5 民族古籍管理学的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
5.1 民族古籍管理学的研究任务
民族古籍管理学是民族古籍工作实践与管理科学相结合的产物，民族古籍管理学不仅仅是研究民族古籍管理的理论，而且也是一门关于民族古籍管理的应用性学科。就是说，它不仅说明民族古籍搜集、著录、分类标引、主题标引、检索和利用等工作过程所遵循的科学原理，而且从宏观上阐明如何从整体上把握民族古籍管理工作，即民族古籍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法。
民族古籍管理工作者进行民族古籍管理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各少数民族社会进步。民族古籍管理学除了要说明科学管理民族古籍在促进各少数民族社会进步中的意义，还要告诉人们如何有效地开发利用民族古籍去促进各少数民族社会的进步事业。
民族古籍管理学是促进各少数民族社会进步的自然因素之一。为此，它必须为民族古籍管理确定相应的职能。它不仅应该提出民族古籍管理之所以具有这些职能的理论根据，还应该提出实现这些职能的指导原则和方法。
民族古籍管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实现民族古籍管理的科学化，为了确保民族古籍管理实际工作能够严格地按科学规律办事，确保民族古籍管理工作的质量，必须制定出民族古籍管理工作的各种基本规范，以及民族古籍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法，以达到最佳效果。
5.2 民族古籍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1)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总结我国民族古籍工作的实践经验，根据中国民族古籍事业的特点和民族古籍管理学的特点，吸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力求使其理论性和实用性同步提高。
(2)从民族古籍管理学方法论来说，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作为本学科最高层次的方法论，以信息论、系统论、形式逻辑等作为本学科的一般方法论。运用上述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民族古籍管理的对象和管理行为及其过程，同时注意防止生搬硬套其他学科的体例和名词术语。
(3)具体方法主要包括调查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数学方法和系统研究法。民族古籍管理学的研究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研究，调查法是民族古籍管理学研究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种方法。研究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直接考察了解当地民族古籍工作的实际情况，在调查过程中，可以根据所研究课题的需要，采用问答、问卷、观察、体验、统计、抽样调查等多种手段与方法，以获取第一手调查资料。
民族古籍管理学之所以有复杂性、特殊性等特点，就是因为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每个民族特有的古籍往往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因此，研究民族古籍管理学不能仅着眼于现实，而且还要研究其历史。所以历史研究方法是民族古籍管理学不可缺少的一种方法。
比较研究法是民族古籍管理学研究中经常运用的一种方法，由于各少数民族均有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各民族的古籍均呈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有其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在研究中采用比较研究法，可以更好地把握各少数民族古籍的特点，增强管理的针对性。
数学方法在民族古籍管理的计划、目标管理、组织、决策、计量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它是使民族古籍管理学进入定量分析阶段不可缺少的方法。古籍计量学中的布拉德福定律、齐夫定律、洛特卡定律、普赖思曲线等，以及古籍的变化规律、半衰期的研究、古籍率、引文率及古籍流通中的一些公式，都是通过数学方法计算得来的，此外，古籍检索系统设计等领域，还广泛地应用了运筹法、优选法、集合论等数学方法，所以数学方法也是民族古籍管理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
民族古籍管理学是一项综合性研究，涉及到众多学科，因此，应用系统研究方法，采用以民族古籍管理学为中心的多学科横向联合攻关，是研究民族古籍管理学行之有效的现代化研究方法。
收稿日期：2003-04-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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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光宏.中国民族工具文献辞典.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3 包和平.少数民族古籍的科学管理和开发利用.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10)
(一)本体观
本体观是指学科之“存在”，反映了学科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源性在实践层面上的意义。苏格拉底引导式的追问，单凭对话的方式获取本体性知识存在着片面性，唯经验性的归纳是不够的;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则以超经验的世界树立“理念”为本体性知识的内在依然存在偏激。毫无疑问，民族教育学科应探索出内在发展的研究逻辑，以此作为起点来实现学科的应然价值。对于学科建设这一命题来说，存在着三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应该做什么?如何进行科学的学科建设?这三个问题可以衍生出其他细小的问题，诸如当前我国民族教育实践面临的困境、主要范畴和基本规律问题、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诸多问题的解决都要以本体观作为突破口，遵循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方可挖掘出民族教育学科发展的创新点，完善其本体性知识。
(二)对象观
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以及研究方法可通过“目的－手段”关系发现其核心问题和边缘问题，这也是凸显民族教育学功能最富有成效的维度。“任何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特殊的对象，每一个领域的对象又都有自己特殊的性质，正是这两个‘特殊’，决定了各学科之间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别”。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应当以民族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兼顾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以小样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更形象、更具体;而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则应当以教育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兼顾民族学的基本理论，比较偏好将大样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笔者认为，民族教育学应从教育的微观领域去把握，探讨民族地区的多民族教育现象。它以不同民族群体的教育现象和教育生活为研究对象阐释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各民族教育规律，学科体系包含一切与民族历史文化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比如宁夏回族教育的研究，一方面特指宁夏区域内的回族教育，另一方面也“包括回族地区各民族的教育，不仅限于宁夏回族的教育”，既要着眼于民族教育的共性，又要研究其个性特征。
(三)价值观
一门学科的建立和成熟要以专业化的努力实现学科内在的价值，完成学科体系的科学化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广义的民族教育学指的是全国人民的教育;从狭义角度来讲，民族教育学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下自成体系的各民族教育，比如民族学前教育、民族中等教育等，表明民族教育学科层次清晰。这些学科的分类以民族历史文化为依托，通过民族课程的实施，培养民族人才、传递民族文化传统，繁荣民族发展。民族教育学科一定要有科学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从而形成学科研究的内在逻辑，解决民族教育中的实践性难题。现代社会情境下，个人对社会的认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认同都是通过互动方式产生的。民族主义情感是认同的一部分，而民族教育提供给民族个体整合的机制以期望达到自己归属于某一民族强烈的认同感，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点的共同体。民族教育学应肩负起社会责任，由内在的“为己”意识转向为外在的“为他”情怀，传承共同民族文化和培养共同体成员的文化适应性。
二、多元化研究方法:民族教育学科实践的根基
方法论问题是理论与实践共通的桥梁。民族教育学科最终的目的是走向民族实践，丰富民族生活。在研究方法上，兼通民族学或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做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我国学者苏国勋指出:“社会理论广义上关系到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内容上则涵盖和跨越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而不专属某一学科领域”。从认识论层面来说，民族教育学理应拥有多学科的属性，因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涉及到多门学科。所有的社会研究必然包含文化的、民族志的或者说是人类学研究的视角。民族教育学坚守来源于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采用田野考察法和教育研究中诸多方法的综合使用。比如参与式观察、民族志、访谈法和实物收集与整理，这些方法强调现场的进入与观察，“把直接观察到的事项进行转述、分析和解释，最终书写出所理解的某种文化”，多维度地展现民族教育的现实和民族共同体真实的教育生活。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田野”二字被解读为本义上的原初、自然、本真和真实的再现;从民族学角度来看，“田野”则是指研究者进入现场，后来聚焦成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亲自进入某一教育场域，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走进教育的“田野”，意味着走向教育实践、体验教育生活的本真，开展真实的民族文化实践研究。民族学的田野考察法实际上具有既注重深入实际调查、体验生活，又强调从大量的原始素材中得出自己的理论研究构架，秉承自下而上地得出研究结论的学术传统，要求“研究者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方式”。田野研究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有效的实践行为。当然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仅局限于一种方式，除过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之外，教育学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可以采用的，比如说“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考量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同时，还应注重其他诸如教育叙事研究、比较研究法等。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应用促进了民族教育学科不断走向实践、趋向成熟。
三、民族教育学科的实践模式
(一)功能建设
如前所述，民族教育学的一大功能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探寻民族教育生活的过程和规律，注重文化性、区域性和多元性特点。民族教育学科建设的功能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价值。为什么需要民族教育学?在理论层面，民族教育学要树立学科自信，追寻民族教育的个性化。基于多元化需求、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差异化发展等因素，民族教育学理应破解个人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遵从研究的本土化取向。实践层面，民族教育学坚持文化多样性，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族教育活动，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比如民族地区建立文化学习交流中心、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民族优秀的文化，增强民族的包容性;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教材、作品等，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使民族共同体在融入现代社会情境中彰显民族特色。一门学科的价值，当站在为人类全面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角度去考量时才能获得对学科价值更科学的解释。民族教育学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始终以民族教育发展为己任，注重宏观与微观的结构化整合;始终以增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为目的，自觉深入民族地区教育的内涵、重点和热点问题。通过加强与多学科的共同合作研究，为民族教育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建议，它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育民族认同感，发展民族族群自身;另一方面传承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提高民族地区学生的学业水平。通过多元化的路径，民族教育学研究不断自觉地介入民族地区，促进民族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制度建设
学术生产力的创造来源于良好的制度建设。民族教育学科的生产力一方面来源于运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开展田野调查研究，提高学术成果的转化力。另一方面来源于实践成果的理论回归，以便科学地指导民族教育实践。这两方面都需要规范的制度来支撑，促使民族教育学研究工作常态化、自觉化。民族地区高校应尝试成立专门的民族教育研究基地，制定研究计划、引进高层次人才、多方面筹措研究经费，开展有价值的本土化研究。不断与民族定点地区学校实施一系列的深度合作研究，加强与民族基础教育的联系和互动。不间断地深入民族农村地区，贴近民族教育的现实，探究民族教育前沿性课题。总之，制定好各种规章制度、定期开展民族教育的相关论坛、培养好学术研究梯队，加强国内学术机构和国际学术平台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能够推动学科实践的科学化。
(三)创新建设
民族教育学的发展，离不开跨文化、区域化的综合性研究。民族文化是民族教育滋生的土壤。民族教育的健康发展以民族文化为基因。教育因文化的发展而产生，而文化又因教育而得以传承与发扬，民族文化的丰富性是构成民族教育特色的客观基础。教育就是一种天然的文化现象，民族文化传承就其本质而言不仅是一个文化过程，更是民族教育的过程。因此，民族教育学的文化创新建设是其实践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旨在鼓励学生利用民族文化知识、先前的经验、思维结构和表达风格，建立与学习之间的相关性，以提高民族文化学习的有效性。可以合理设置民族传统文化课程，比如民族语言、民族艺术和体育、民族风俗等课程;创设独特的民族文化校园环境，在积极渗透民族文化的同时，培养学生多元文化意识。民族教育学科的创新要立身于民族文化，注重学科的顶层设计，使学科拥有国际化视野和本土化融合的视域。同时关注民族教育学微观方面的实践，例如双语教育有效性的探索等，都离不开创新性实践模式的导引。
(四)人才培养
第一，人才培养要兼顾民族学和教育学的培养方案，做到人才培养模式相互补充和互动，这样有利于学科领域的拓宽。两种培养方案的结合既能够使民族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特色更加鲜明，又能使人才培养结构多样化。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了厚重的民族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了教育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应用。人才的培养过程要做到教育阶段的相互衔接，据此来设计相应的课程体系和实践环节。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厘清培养机制的基本技术路线，掌握人才培养的现状，整合学科建设的外部环境和人的社会发展的内在目标，重视人才培养模式的科学化和应用性。第二，人才培养要坚持多元文化理念，开发多元文化课程。富有民族特色、内容丰富的课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不同文化群体学生的教育需求。积极引导学生走向社会实践，形成正确的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从而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多元化教学目标，一方面注重民族文化传承的方式;另一方面帮助学生正确审视文化多样性，关注学生的情感和技能的发展，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另外，整合民族学和教育学的基础课和选修课，进一步探索、优化课程资源建设，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在执行国家课程计划的同时，突出民族地区学校的办学特色，将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整合到相应的课程中。第三，学校职能部门制定出具体的保障措施。譬如人才培养目标、结构、评价等体系，通过相关的管理制度来监控、评估、反馈，产生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的“协调增益”之效。通过提升人才培养模式的机制化管理，做到不断优化整合和反思改进学科教学，从而科学地拓宽研究视野。提高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水平，要加强人才培养的质量。这个过程是一个培养方案、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绩效考核以及培养质量改进等因素相互适应、相互调整和再改进的循环性过程。
四、民族教育学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期刊；科学；观念；文本分析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革，近代期刊发展也迎来了又一次高潮。期刊作为一种利用文字诉诸观众的大众传播媒介，“以揭载评论为主”，其论文专“以研究对于时事之科学的解决”{1}，成为社会变革的“利器”与造就新型社会阶层的工具。创办期刊成了由非正式（或边缘化）知识分子所组成的社会群体最为典型的生活方式，期刊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参与政治活动与思想争锋的社会平台，因此，期刊也就成了今天考察当时社会变迁与思想流变的重要历史文本。毋庸置疑，科学与民主都是近代启蒙思想的双重维度，以“资产阶级改良派最重要、最具有代表性的刊物”的《新民丛报》（下文简称《丛报》）为代表的近代期刊{2}，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付之理性。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受囿于革命范式而侧重于政治，忽视科学，即使涉及也多局限于科学宣传，对其他重要的科学问题缺乏专题研究，具体分析也语焉不详，也就难以界定期刊在近代科学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鉴于此，本文以《丛报》为中心对20世纪初期刊中的科学观念从科学本质、科学文化、科学方法、科学功能与科学伦理等层面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近代期刊对科学本质大多采取避而不谈与尝试性探讨两种应对方式。据现有文献来看，中国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应该是《实学报》{3}，1897年11月15日第9册刊登了《台湾植物之盛》一文，全文432字，科学一词共出现三次，“邦人尚未知生殖之理，旧来本如梦寐，实于科学上甚乏智识。…即于科学上，特派遣适宜之人…盖植物之学，与他科学相异”{4}。没有给科学下定义，且科学在最后三册再未出现。最早自主创办的科学期刊《亚泉杂志》也未界定科学，仅在序言里称“揭载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用艺术泛指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并用“政治与艺术之关系”的表述方式来谈政治与科学的关系{5}。《利济学堂报》（“艺事稗乘”栏目）、《东亚报》（“艺学”栏目）与《政艺通报》（设“艺学文编”、“艺书通辑”等栏目）三者均用“艺”或“艺学”来泛指科学。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区分政与自然科学的艺，提倡中体西用论，“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6}严复则反对政本艺末说，“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7}。以科学命名的近代期刊中的《科学世界》也没明确给科学下定义，仅用理科与理学来指称科学，而另一重要期刊《科学一斑》也只出现“科学者，文明发生之原动力也”一语{8}。
以《丛报》为代表的部分期刊曾做过有益探讨。《丛报》经历了一个由格致到科学的认识转换过程。创刊号沿袭传统，多处用格致新学、格物学、格致学来指称科学，“所谓格物学者，在求得众现象之定理而已”{9}。1902年2月22日第2号上首次出现科学一词，并定义为“一科之学”，还加上附语“如格致诸学是也”，“格致诸学”就是自然科学{10}。但有时又混用格致与科学，如“格致之学必当以实验为基础……一切科学，皆以数学为其根实”。{11}后来还将科学加以区分，狭义上的科学（又称有形科学）是传统的格致之学（即声光化电之类的自然科学），广义上包括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并提及普通科学与规范科学概念，将natural、science译为自然科学。词频上，《丛报》整个存续期间，科学一词使用频率尽管逐渐增加，但并未完全取替“格致”，而是交错出现。稍后创刊的《江苏》则先后把科学定义为研究“人类社会之大现象”的“现象之学”，“夫科学者，英语谓之塞爱痕斯（science），乃从罗典语雪乌（scio）而来，其义为知识”，并将“日常的知识”与“科学的知识”加以区分{12}。语源学上，该界定基本准确，科学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re（学或知），后来才演变成scientia（广义上的学问或知识）。像科学这样的新名词、新概念经过社会长期使用与筛选，最后才被接纳与保留。科学概念上的模糊表达，客观上成了当时人们科学认知水准浅陋的真实写照，但科学就是在这些大众传媒的广为推介与作用下，最终才取替格致并完成了历史性的蜕变。因此，以快速、广泛而深刻为特征的近代期刊功不可没，《丛报》与《江苏》的科学定义就具有开创性与启发性意义。
二
关于近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与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根源，也引发了20世纪前后部分期刊的理性思考。与古代科学相比，近代科学研究不再是科学家的私业，往往需要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离开国家立法保护、资金保障与制度支持，科学事业是难以为继的。《知新报》曾谈及，西哲培根“创为新法，请于国家立科鼓励。反著有新书者，赏以高第清秩。制有新器者，予以厚帑功牌，其寻有新地或身任大工者，酬以重赀，予以世爵。于是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以取富贵，各国从之。”科研成果迭出，专利不绝，西方科学发达“实自倍根一布衣倡导之力以致之也，此西学之兴无关于西教者”{13}。明清以降，除康熙以外的历届统治者的科学无知与政府不作为无疑是近代中国科学乏力与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相比之下，《丛报》的认识因详尽而更具代表性，比较程朱理学与培根实验派理论，前者“精透圆满，不让倍根（培根）。但朱子虽能略言其理，而倍根乃能详言其法。倍根自言之而自实行之，朱子则虽言之而其所下功夫，仍是心性空谈，倚于虚而不征诸实，此所以格致新学不兴于中国而兴于欧西也”{14}。中国古代科学方法上注重直观与思辨，研究学理多有合于理论而不合于事实，崇虚黜实是当时“科学之常态”{15}。宗教上，古希腊因人神距离近而成为近代“科学之祖国”，而西、意、葡三国因迷信最深，教会势力最强而不能产生“大科学家”，勤奋的人力是科学“进步之最大原因”，欧洲靠人力维持故科学昌明，中国人安于专制、不思进取而导致科技没落{16}。学科分立上，西方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有科学分类思想，而中国长期将科学视为奇技淫巧，“学科分立之思想，发达极迟，学术之不进，未始不由此”{17}。
从格致到科学的语言变迁也是文化变迁的重要方面，与社会文化心态与价值取向有关。20世纪初，倡导学习西方科学逐渐成为社会进步媒体的基本态度，但如何处理有着西学背景的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间的关系却成了现实难题。从《时务报》、《湘报》、《知新报》到《新民丛报》等众多期刊中均有中体西用论与西学中源说的论调，这种文化自大心理给科学启蒙带来极大阻力。科学文化在华传播者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实现西方科学文化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科学不判中西，文化亦无殊古今，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既非用夷变夏，又非礼失求野，而是建立在中西文化现状比较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中国多能八股，多能训诂，多能词章”，而“西人多能格致，多能制器，多能电学，多能光学，多能化学，多能热学，多能动物学”{18}。所以要树立一个正确的科学文化观，“专尚西学而弃中学者，非也。然笃守中学而薄视西学者，实属失之太隘”。{19}“夫取他人之学能食而化之，则学即为其人之所自有。日本集各国之长，以成一国之学，水融，亦孰能辨何者取诸美，何者取诸欧哉？吾国诚取东西而熔为一冶，发挥之，光大之，青青于蓝，冰寒于水，岂非由新旧二者调和而生耶？”{20}《丛报》曾科学证明“水为原素之说自不得成立”来批判当时盛行古代阴阳五行说包揽西方科学的舆论，反对“有新学不必有古学”与“有古学即足为新学”这两种极端化的“过渡时代之病”{21}。事实上，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各具价值，但力量不均等，当传统文化遭遇强势的科学文化，除了冲突抗争的一面，还有吸纳交融的一面，传统文化的转型与更生往往就发生在相互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
科学态度也反映在期刊科学体例的演变上。最早以“科学”命名的期刊《科学世界》与《科学一斑》，体例单一，内容简陋，存续时间短，社会影响远不及后来的《科学》杂志。而创设“科学”栏目的近代期刊逐渐增多。1903年《湖北学报》首创“科学史”子栏目。最早创设“科学”栏目的期刊是《浙江潮》1903年第2期“杂录・东报时录・科学”，随后依次是《江苏》（“学说・科学”）、《新民丛报》（“论著门・科学”）、《中国白话报》（“科学”）、《女子世界》（“科学”）、《萃新报》（“科学”）、《教育》（“科学”）、《中国新女界》（“通俗科学”）、《教育世界》（“附录・科学丛谈”）与《东方杂志》（“科学杂俎”）等。但上述栏目存续时间短暂，且常有更张。相反，而以格致命名的期刊《格致汇编》与《格致新报》却因时间久、内容丰富、体例规范、发行量大与影响深远而成为近代的著名科技期刊，这一点《科学世界》与《科学一斑》是难望其项背的。以“格致”命名的期刊栏目则为数更多，其中最早设置“格致”栏目的期刊应该是1897年2月《知新报》第2册{22}。此外，少数期刊还新创文艺栏目“科学小说”，最早的是《新小说》1902年第1号，其次《绣像小说》（第49期）、《新民丛报》（第63期）、《月月小说》（第4号）与《小说林》（第1期）等。此栏目延续时间短，情节简单，没有太多文学价值，但有助于科学观念的传播，不能忽略它在近代科学启蒙思想史上的作用与意义。足见，20世纪前后十年间期刊话语中占强势地位的仍是格致，但科学已逐渐被媒体所认同，并开始对格致形成了有力挑战。科学与格致的抗争实质上就是现代与传统的博弈，也就决定了从格致走向科学的道路漫长而艰辛。少数期刊还主张创办纯学术的科学期刊与科普杂志，西方“各种科学莫不有其专门之杂志，且每一科之杂志，动以十数百数计。我中国前此则杂志既寥寥，即有一二，而其性质甚复杂不明”{23}。
三
科学分类缘于人类生活需要，也是科学认知深化的结果。《时务报》曾将自然科学的“学”与社会科学的“政”、“教”相区别。科学性质先虚而后实，学科门类也有先后之分，自然科学首重算、重，其次声、光、电、化与汽，再次全体与动植物，最后医、测绘等。社会科学则首在史、地，教育、政、法次之，最后农、矿、工、商与军{24}。而《丛报》视角多维，论述更深刻。科学史上，上古时期科学是自然哲学的组成部分，率先发展的是天文学、数学、力学，随即物理科学与哲学分野，并分立出新的学科门类。“新学科且日出而靡有穷，要之学日益精，而分科亦日益细。”科学可分为“普通之学”与“专门之学”{25}。科学还可分为由政治学、生计学、群学所组成的“形而上学”（社会科学）与由质、化、天文、地、动植物等学组成的“形而下学”（自然科学），科学还可分为研究宇宙现象所成的“物界现象之科学”（含物理、化、博物等学）与研究心内现象所成的“心界现象之科学”（即心理学）两类，前者是“间接经验之科学”，后者是“直接经验之科学”{26}。《江苏》直接以“科学之分类”为题，介绍斯都亚学派、培根、康德、斯宾塞、美国稽其吾的科学分类法，并主张将科学分为“说明的科学”与“规范的科学”两类，“说明的科学”又分为“物的科学”（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生物的科学”（动物、植物）与“心的科学”（“个人的”、“集合的”）三类，其中“个人的”为心理学，“集合的”包括言语学、史学、人类学、财政学与社会学；“规范的科学”包括论理学、纯正哲学、审美学、伦理学与政治学{27}。
科学分类还引发一些社会热议问题。实证科学是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才脱离哲学独立出来的，形成独特的学科门类，并成为人类知识活动的主题{28}。科学始于事实分类的分析，通过观察与实验，而哲学借助于主体内部深思来进行判断推理，二者关系密切，相辅相成。“科学之原于哲学”，“科学之发达实足为哲学之结果”，以至于“科学之起源决不能离开哲学，哲学之原理决不能舍科学。研究哲学之认识力，必知科学之因果律。”{29}而且“哲学者之观念，必一一求物理之实测，历科学之真验，而恕之全体大用，始稍稍明由”{30}。甚至否定科学万能论，认为科学有科学认识的局限性，寻常科学“专研究感觉世界之事物者”，而感觉易为假象所蒙蔽，故科学难以揭示“现象根据之原因”{31}。这不同于民初滥觞的唯科学主义思潮。
此外，还涉及一些具体学科的科学定位及其分类问题。地理学并不隶属于地质学或历史学，而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与物理、气象、地质、博物诸科学关系密切，可分为天文地理学（数理地理学）、地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政治地理学）三类{32}。教育学“在各种科学中，属于有目的之科学”，可“中国教育之缺点，乃莫大于无目的”{33}。历史学也是科学，“历史科，寻常所谓普通科也，然固为独立之一科学”{34}。心理学是一门“研究意识现象（即心的现象）之科学”，可分为比较心理学（动物心理学）、民族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物理心理学（精神物理学）、病的心理学、生理的心理学与经验心理学（普通心理学）{35}。还可分为普通心理学、特殊心理学、实验心理学与生理的心理学（精神生理学）四大类{36}。医学的科学地位（尤其是中医）在近代中国长期争论不休，从早期《万国公报》到民初《中西医学报》中都能找到关于废除中医问题的相关信息。《丛报》尽管没有直接论断，第60号上却在“科学”栏目中发表了《论国家医学之性质》一文，并谈及医学与其他科学之关系，所以医学是科学应该为《丛报》所应可。
四
科学方法是构建科学大厦的艺术，与科学本身一样也会随社会发展而丰富。科学方法具有普遍性，能广泛适用于科学研究与社会生活。近代期刊对科学方法付诸于主观努力，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培根科学归纳法与达尔文进化论的绍介与研究。较早介绍培根、达尔文及其学说的近代期刊首推《万国公报》，介绍主体以林乐知、慕威廉、马林等传教士为主。而归纳法与进化论在华传播的首功当属严复。严复在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提出了“实测内籀”的科学方法论，主张从考订、贯通与实验三方面下功夫，后又扩充为观察、设臆、外籀与印证的科学研究四环节，主张用逻辑学来规范人们的思维方法。1897年12月至1898年2月期间在《国闻报》上发表了《译自叙》与《悬梳》等文，并翻译《天演论》，宣传生物进化论。“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物竞者，物竞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之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37}。从此“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与天争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进化论概念风行海内。《丛报》也非常重视科学方法的作用，介绍培根“曾著一书（应是培根的《新工具》），“论讲求科学之方针，以为欲明真理，当自实验始，不可任意推测，循臆见以武断，虽然其书未为当时所重也。”{38}还主张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哲学，进化论的流行使得“数千年之历史，进化论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论之世界”{39}。并引发了思想革命，“举数千年之旧思想翻根柢而廓清之，为科学界、哲学界起大革命者也。”{40}但是近代中国普遍存在进化论泛化倾向，由生物范围扩展到政治领域，视之为解决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不二法门。梁启超亦欢呼，“所谓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理，实普行于一切邦国种族宗教学术人事之中，无大无小，而一皆为此天演大例之所范围，不优则劣，不存则亡。”{41}事实证明，科学理论一旦超出它所适用的范围，甚至人为掺杂一些政治化因子，就会被伪科学化。20世纪前后，人们自发地将达尔文进化论中国化（或本土化），更多采取剔除生物进化论中的科学成分、崇信庸俗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法，斯宾塞学说风靡一时，有的甚至鼓吹尼采的超人政治与强权哲学，而后者却被西方纳粹政府所利用而使人类陷入世界大战的罪恶深渊。
科学始于观察，科学观察有全凭感官、不用仪器的直接观察与用仪器观测的间接观察两种。仪器设备属于科学方法的物质工具层面，是人类感官的放大与延伸。自望远镜、显微镜等诞生以来，利用仪器进行科学观察与实验便成为科学研究的常态。“格致实学，咸藉试演。无视远之镜，不足言天学；无测绘之仪，不足言地学；不多见矿质，不足言矿学；不习睹汽机，不足言工程之学。其余诸学，率皆类是。”{42}观察之外还需借助于推理，而科学推理一般分为演绎式与归纳式两种模型，二者都是构造性语言的特殊形式。“凡治格致学者，必据不可避之理，乃能实验，反是则实验无从施也”{43}。其中“不可避之理”就是一个自洽的公理体系，是进行科学推理的前提与依据。而科学发现的路径一般要经过特定的归纳“格”或自由猜想（即科学假说），但假说是具有科学性的猜测性判断。《丛报》第34号与第70号上两次提到“希卜梯西”（系假说hypothesis的音译），并分别注明“假定是名而后实证、学问上多有须用此者”与“学问上一种假定之名”，并混同“合理的想象”与科学假说。各个科学部门所使用的具体研究方法构成科学方法的最基层，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心理学的研究法不同于物理、化学等科学，以人的“内界”为对象，采用主观法（通过自省）与客观法（包括观察法与实验法），“研究心理学者，不可无精密器械以实验之，尤不可无生理学之知识及神经系统之知识”{44}。有的则认为，心的现象研究法有直接观察法与间接观察法，其中实验法“最为精密也”。
五
科学除了探求真理、建立与经验相吻合的世界图景外，还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与社会功能。《湖北学报》认为，18世纪是科学“造端之世纪”，19世纪是“科学之世纪”，而20世纪则将成为科学“调和之世纪”{45}。《浙江潮》也肯定了科学的正能量，“十九世纪之科学者，享有前代未曾有之机巧精密仪器，及无数之新材料”，科学将成为左右世界的主要力量而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科学之进步关于人世社会，有绝大影响”。{46}科学功能具有普遍性，工业发达专以科学为原动力，哥白尼日心说掀起了近代科学革命而成为“诸种格致学之鼻祖”，富兰克林电学与瓦特汽机学导致“全世界之政治、商务、军事，乃至学问道德，全然一新”，培根（经验主义）与笛卡尔（理性主义）两派是科学“近世史之母”{47}。有着“学者传统”的科学与“工匠传统”的技术关系密切，科学为技术提供智力支持与理论保障，而技术革新又为科学研究提供物质手段与新的研究课题。工业诸要素中人力最重要，而人力由科学教育养成，工业盛衰当以科学教育盛衰为准绳，教育旨在“但使有物质之知识、理科之思想”{48}。因日俄战争刺激，科学在军事上显得愈发重要。“十九世纪下半期，科学进步，器械发明，而世界之大势一变”，竞争中心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由国家竞争转为人种竞争，无烟火药、氢气球、无线电信等科学发明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将给未来战争带来全新的变化。{49}地理学的科学效用在于“精神的发达”与“物质的实益”，地理科学“系于一国之盛衰也，若不知地理学之实益效用，则亦曷读斯文也可。既读之而尚谓地理学为无味干燥之科学，则吾必叱斯人曰：‘尔等勿居地球则可以无用视地理学也’。”{50}有的则认为，地理科学在教育上“使精神发抒”与“获物质实益”，精神上“扩张思想智识之范围”与“助长志力、舒畅精神”，物质上可互补长短而“高生活之程度”与“图生业之大有进步”{51}。
科学精神包括探索求知精神、追求理性的精神、怀疑精神与试验实证精神，是科学认知过程中高级部分，弘扬科学精神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严复认为，西方科学发达“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倡导“黜伪崇真”的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汪康年曾提倡“爱力”（即团队精神）来救国，西方“皆赖众人之心力而后能成之，而中国则断无合众人心力以成一事者”{52}。科学研究是一项漫长而艰辛的脑力劳动，学贵知耻，持之以恒，“今日侈谈西学，语言文字非八年不能博通，算学非三年不能适用，天文、舆地、制造、格致专门之学，非殚精竭力不能深造。”{53}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往往需要付出毕生精力包括生命，就需要一个为科学献身、用科学服务社会的科学人生观与价值观来做精神支柱。《时务报》分别在1897年1月3日与8月28月报道了著名科学家诺贝尔与诺贝尔奖项设立，颂扬诺贝尔伟大的科学贡献与崇高的科学献身精神。《丛报》连载的《新民说》中倡导进取与冒险、自由、进步、自尊、合群、毅力等科学精神，还提倡科学怀疑精神，而怀疑是“哲学求知之第一义”与“思想自由之极则”，怀疑的目的在于“为求真理，适行事也”{54}。并提倡科学理性，反对封建迷信，其中用科学原理批判迷信鬼神最具特色，仅以“无鬼论”为题的文章屡次出现在《浙江潮》（《续无鬼论》）、《觉民》（《无鬼说》）、《安徽俗话报》（《续无鬼论演义》）、《竞业旬报》（《新无鬼论》、《无鬼丛话》与《续新无鬼论》）、《新民丛报》（《无神论》）等期刊上。认为国家衰亡与迷信鬼神大有关系，并预言人类社会“企图科学真理的胜利，打破古代一切之迷信”，世界终将告别“迷信之时代”而迎来“科学的智识之时代”{55}。提倡“自然之信仰”（即科学信仰），推崇“事实存在”，而非理性的“宗教上之信仰”往往夸大绝对精神的功用。科学发展还与社会道德进化有必然联系。“有科学思想者，其论事必条理，其处事必精神周到，其断事必决绝，其立身必整齐而厚重。何以故？盖科学与一人之品性有密切之关系在焉。”反之，科学思想不发达将导致“无规则思想”泛滥与“组织力薄弱”，国民道德腐朽堕落，爱国心难以产生。《丛报》用遗传学来诠释人类生死问题，“不死者”是指性状遗传、精神传承，死的是人的躯体，“群体”不死，“个体”会死，价值取向上应该舍小我而就大我。主张利他主义，为科学真理献身，追求人的精神不灭{56}。
六
20世纪初的期刊，既是大众传媒中最重要的传播媒介，也是介绍与传播西方科学观念的主要工具，更是考量当时科学思想变迁的最重要的历史文本之一。西学东渐与西力东侵的双重变奏赋予期刊科学启蒙以全新的时代特征。首先，浅陋化。大多散见于各种文稿中，并间有谬误，缺乏系统性与准确性。究其根由，期刊作者群比较单一，整体科学素养较差，救亡心切，边学边用，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畅谈科学的人却对科学知之甚少，甚至不懂科学，这既是清末民初科学思想界的怪相，更是硬伤。其次，工具化。由于传统学术上存在“以学为政”与“经世致用”的价值诉求，时值强敌入侵与国家沉沦，采用“科学――富国强兵”、“科学――救亡图存”、“科学――政治”的叙事结构，突出科学的政治功能与物质价值，与另一重要主题相比，科学启蒙无疑被边缘化了，科学为政治服务，成为开民智、改良或革命的有力工具，功利色彩浓厚，片面强调科学的工具理性而忽略科学的本真意义与价值，这也是近代中国科学哲学落后的深层原因。再次，传承性。近代期刊科学观念的生成环境特殊，传统格致与近代科学双重焦灼，两种异质文化长期博弈。新型社会阶层面临着将西方科学观念本土化（或中国化）的时代课题，需完成从格致到科学话语转换的历史蜕变，而语言变迁本身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与20世纪初其他大众传媒一样，《丛报》的科学观念并不孤立与偶然，与之前的《国闻报》、《时务报》、《知新报》、《湘报》，以及后来的《浙江潮》、《江苏》、《东方杂志》等近代期刊相比，不难发现，她所扮演的是承上启下的中间角色，科学思想上有着渊源关系，很多主张上也是一脉相承的，最终并促成一种科学思潮。而这种思潮视角多元，内容丰富，成分复杂，绝非科学救国思潮所能涵盖。科学救国思潮只是当时社会科学思潮中影响较大的一个支流。最后，进步性。尽管大部分期刊存在寿命短、体例混乱、发行量少与内容良萎不分等弊病，但在科学思想与科学传播上，期刊所做的主观努力与实际效果是值得高度肯定的，在积极探讨一些重要科学问题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对今天我们坚持与贯彻科学发展观仍弥足珍贵。
注 释：
{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6页。
{2}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3页。
{3}关于谁最早在中国使用“科学”一词这段历史公案，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影响较大的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康有为最早引进和使用了“科学”一词，1897年康编辑了《日本书目志》，并由大同译书局出版。11月15日《时务报》就介绍了该书第1册第2卷“理学门”中列有两书名《科学入门》与《科学之原理》。次年6月康的《请废八股试帖揩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首次使用了“科学”一词（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另一种观点主张，据台湾学者黄彰健的考证（康后来篡改了《戊戌奏稿》）否定了第一种观点，认为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中国人是严复（汪晖：《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1-222页）。如果康对《戊戌奏稿》中该部分篡改是真，而《时务报》记载却是康应该是第一个把“科学”引进国内的，但不是第一个使用。1897年11月15日《实学报》第9册的《台湾植物之盛》一文中三次提到科学，时间与《时务报》相同。严复则后来才使用科学。因此，可以确定第一个在国内使用科学的应该是《实学报》，因该报尚未署名而无法确认作者姓名。
{4}《台湾植物之盛》，《实学报》1897年第9册。
{5}杜亚泉：《杜亚泉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页。
{6}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40页。
{7}王：《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59页。
{8}《发刊辞》，《科学一斑》1907年第1期。
{9}{14}中国之新民：《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
{10}{16}中国之新民：《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新民丛报》1902年第2号。
{11}中国之新民：《格致学沿革考略》，《新民丛报》1902年第10号。
{12}{27}{29}侯生：《哲学概论》，《江苏》1903年第3期。
{13}刘桢麟：《论西学与西教无关》，《知新报》1898年第49册。
{15}藤井乡三原：《化学沿革史》，《新民丛报》1906年第75号。
{17}{25}观云：《养心用心论》，《新民丛报》1906年第72号。
{18}韩文举：《推广中西义学说》，《知新报》1897年第15册。
{19}李佳白：《中国宜广新学以辅旧学说》，《万国公报》1897年第102册。
{20}《叙论》，《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
{21}观云：《中国之考古界》，《新民丛报》1905年第65号。
{22}相继创办“格致”栏目的期刊有《湘学新报》（第5册）、《利济学堂报》（第12册）、《求是报》（第1册）、《经济丛编》（第8册）、《万国公报》（第184册）、《安徽俗话报》（第8期）、《振华五日大事记》（第4期）等。有的以其他名称设置科学栏目，如《南洋七日报》（第1册“格物门”）、《普通学报》（第1期“格物学科”与第5期的“格物科”）。还有几种专以“理科”创设科学栏目的，如《白话报》（第1期）、《竞业旬报》（第3期）、《直隶教育官报》（第18期）与《神州女报》（第1卷第1号）等。
{23}{34}饮冰：《新出现之两杂志》，《新民丛报》1906年第88号。
{24}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时务报》1896年第8册。
{26}{36}{44}内明：《心理学纲要》，《新民丛报》1903年第37号。
{28}龚维忠、黄林：《民国科技史视野下〈科学画报〉传播特征的现实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
{30}《哲学谈丛》，《游学译编》1903年第5册。
{31}《形而上学》，《新民丛报》1904年第50号。
{32}{50}定一：《论地理学之效用》，《新民丛报》1904年第59号。
{33}《论统一学制》，《东方杂志》1906年第3年第1期。
{35}汤祖武：《心理学剖解图说》，《新民丛报》1906年第82号。
{37}严复：《〈天演论〉悬殊》，《国闻汇编》1897年第2期。
{38}中国之新民：《格致学沿革考略》，《新民丛报》1902年第14号。
{39}{47}中国之新民：《论学术势力左右世界》，《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
{40}中国之新民：《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新民丛报》1902年第18号。
{41}中国之新民：《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新民丛报》1902年第3号。
{42}李端：《李侍郎端请推广学校摺》，《时务报》1896年第6期。
{43}中国之新民：《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新民丛报》1903年第28号。
{45}佐藤传藏：《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史》，《湖北学报》1903年第1集第1册。
{46}大陆之民：《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浙江潮》1903年第6期。
{48}《支那教育问题》，《新民丛报》1902年第23号。
{49}主父：《日俄战争之终局》，《新民丛报》1905年第69号。
{51}野口保兴：《中等教育地理学研究之功用》，《湖北学报》1903年第1集第1册。
{52}汪康年：《以爱力转国运说》，《时务报》1896年第12册。
{53}欧阳中鹄：《欧阳节吾舍人南学会第四次讲义》，《湘报》1898年第19册。
{54}《笛卡尔之怀疑说》，《新民丛报》1903年第42、43合号。
{55}内明：《无神无灵魂说之是非如何》，《新民丛报》1903年第38、39合号。
【关键词】语言人类学；文化；学科建设
一、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人类学与语言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但由于世界各国的学科渊源不尽相同，语言人类学的学科界定以及学科归属不尽相同。在前苏联所体现的欧洲大陆体系中，人类学主要指体质人类学，它与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构成关系密切但又相互平行的学科。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体系中，语言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人类学等一起构成人类学的学科体系。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一个学科，有时也可当作人类语言学。不管是人类语言学还是语言人类学，都涉及到“传统的历史比较、亲属关系构拟，到‘认知语言学’(cognitiveanthropology)、‘说话民族志’(ethnographyofspeaking)、语用学和语言规划”。①语言人类学旨在通过语言的研究或借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达到深化认识人类文化的目的，同时也使不同的语言族群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可以追溯至西方的“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的思想。18世纪末，德国学者海德尔(G.Herder,1744-1803)指出语言与民族之间存在着同一关系。他认为，一种民族的语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语言学家冯堡特（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进一步发展了海德尔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是全部灵魂的总和，语言是按照精神的规律发展的。“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②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有比较完善的和比较不完善的，但是“即使是最野蛮部落的语言也不应该受到谴责或轻视，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原有的创造语言能力的表现。”海德尔和冯堡特都认为民族的语言是特殊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世界观和语言才能的体现。”③在这些观点中，语言作为“中间地位”的看法已基本式微，而语言作为特殊的民族文化，语言等同于民族精神这些思想，让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语言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就是语言的文化性质；语言的文化价值主要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都会把自己的各种文化放在用语言作为标识的贮聚库里，通过语言可以来透视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质。
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是真正把人类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的第一人。为了回答语言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能否有所阐述，索绪尔从语言与种族、民族统一体、语言古生物学、语言的类型和社会集团的心理素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索氏树立了从语言的角度来探索人类历史上文化现象的典范，为以后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开了先河。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索氏通过“回顾法（retrospectivemethod）”进行语言重建的方法为人类学开展史前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20世纪初期，索绪尔的追随者即社会心理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梅耶和房德里耶斯(J.Vendryes)也比较注重语言与民族以及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nowski1884-1942）早年从事人类学研究，出版大量的人类学著作，为功能学派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晚年却转向语言学研究。马氏的学科转向加强了人类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强化了语言研究对于了解和揭示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门学科，语言人类学是在美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在对易洛魁印第安人多次深入调查研究和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在1851年发表了《易洛魁联盟》一书。该书追溯了易洛魁人数百年的历史，详细的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经济活动、习俗、宗教和语言。1871年他又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该著作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印第安人的奇特亲属称谓和族源问题，开始了对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发展规律的探索。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人类学家在对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时，发现印第安人的语言不同于印欧语系诸语言。人类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FranzBoas1858-1942）认为人类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建人类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人类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语言、习俗、迁徙、身体特征等的全部总和。觉得要获得有关印第安人的资料就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他对语言学极为重视，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了语言问题，他本人就懂得多种印第安人方言。他在研究过程种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语音、形态的意义和结构、词汇的特点。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来描写。他的这一主张被称为“描写语言学”或“结构主义”理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方法对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语言尤其有效，对研究那些鲜为人知的语言亦很有效。1911年，博厄斯还组织出版了最早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AHandbookofAmericanIndianLangguage），搜集了几十种语言资料，他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一直被列为语言学的经典著作。博厄斯还于1920年创办了美国最早的语言学刊物《国际语言学杂志》，该杂志对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0年博厄斯写成《种族、语言和文化》、1941年写成《达利他人的语法》。博厄斯的“描写”方法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奠定了基础。⑤
萨丕尔(EdwardSapir,1884-1939)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晚年开始转向人类学研究。萨氏重视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说，“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不懂得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马的土人遇见了马，不得不为这个动物创造或借用一个名词。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⑥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1897-1941)发展了萨丕尔的观点，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⑦他们的观点浓缩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Sapir-WhorfHypothesis)。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但是，语言与文化、世界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一直成为人们长期讨论的主题。
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日臻完善。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语言人类学成果，尤以菲力普森（RobertPhilipson）、萨斯曼（ZdenekSalzmann）等人为代表，菲力普森从语言人类学视角对英语进行了个案研究。他指出，由于文化上的不平衡，英语的支配地位造成了英语帝国主义，实际上是间接反映了一种盎格鲁文化中心观。⑧萨斯曼同样从语言人类学的视角对语言、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不同的语言结构与其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具有协同性；同时还对当今的语言人类学“实用性”展开了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发展。⑨
二、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比较注重语言事实研究。先秦以文字训诂为主；隋唐以音韵为主；清代是文字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洋为中用时期。⑩但我们也看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由来已久。如前文所述，语言学思想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延伸，它离不开自己的时代社会背景。如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名与实的讨论虽然属于语言学问题，但更是哲学问题。中国语言学后来的发展都是与经学分不开的。在西方，由于现实需要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19世纪诞生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引进到中国之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就在搭建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桥梁。
在国内，罗常培先生当属于从事语言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上个世纪30年代，罗氏研究语言就已经不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了。罗氏通过对山东临川音系的调查研究，并结合方志、史籍、族谱和已有论著，写出方言与社会历史移民关系的论述《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受费孝通先生的《关于功能派文化论》的影响，于是把研究方向从音韵学和方言研究转向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研究方面，并调查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人类学历来比较重视后进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所以罗氏所作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传统语言学正在朝着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方面发展。1943年以后，罗氏的治学道路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了从地名研究民族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研究民族来源和；从造词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特别是从词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罗氏对于语言人类学的贡献，正如他本人所说，“假如我这一次尝试能够有些许贡献，那就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其著作《语言与文化》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口语，从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来透视该民族文化的特点。可谓是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先声。[11]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民族自觉意识得到显著增强，文化语言人类学在国内重新被认识。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运用田野工作方法从事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达到深化认识民族文化的目的，同时来达到不同语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谐对话。关于此方面的论述，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已有专门论述。如傅懋勋运用永宁纳西族的亲属称谓来探讨母系家族中的婚姻家庭制度。[12]练铭志运用田野调查材料，对现行土家语与古代土家语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比较后认为，认为古老亲属制有如下一些特点：父系和母系的亲属称谓区分不明显，从亲属称谓大体可以区分出性别和辈分，亲属称谓是类分式和专门称谓相结合。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的材料，不仅证明了摩尔根关于亲属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土家族历史上婚姻制度的演变过程。[13]罗美珍从语言角度阐述了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14]周庆生根据傣族亲属称谓以及人名构建傣族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力求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5]纳日碧力戈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了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话。[16]吴东海运用傣族诗歌、谚语等语言材料阐释傣族的水文化特征。[17]
在进行民族语言个案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从宏观角度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为语言人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学良和戴庆厦二位先生从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从语言研究民族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提出从语言特点可以映射出民族特点。[18]陈保亚提出语言决定思维轨迹的观点，认为“思维轨迹是思维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实现。思维轨迹的差异是语言系统决定的，语言浇筑了思维轨迹。”[19]武铁平等人对陈保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受制于语言，而是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社会。[20]张公瑾把混沌理论引入语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为语言人类学的方法注入了活力。[21]周庆生从古今文献资料以及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交际与传播、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多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释。[22]
除了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相互关系的研究外，学者们将人类学与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语言人类学学科进行了阐释。李如龙是国内界定语言人类学的第一人，他认为语言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用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它是语言学与人类学相互为用的边缘学科。同时还明确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论题，即：语言起源；语言与思维；人类群体与语言社区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语言的借用看民族间的接触；从语言材料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23]邓晓华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语言结构以及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诸方面来研究语言为何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行为环境中运行其职能。同时，还对语言人类学的对象、范畴、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界定。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特点在于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以及强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语言人类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语言与文化的内部联系上、从民族语言的结构等方面把握民族深层文化的特点。[24]
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学科推介也值得一提。早在1988年，厦门大学就设置了语言人类学课程；此后，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也开设了该课程。现在一般的民族学科研以及教学机构，都把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对待。2003年，中国在申办2008年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时，将语言人类学向国外人类学专家和学者进行了重点介绍。[25]
三、语言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以及科研成果两个方面。该学科毕竟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在中国起步比较晚，基础也表现得比较薄弱，但从学科角度看，这显然是滞后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因为它既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同时又具有重要社会现实意义。
1.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严格说来，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有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文化史、文化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它们有自己独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语言人类学要达到与这些学科“平行”，还需要从理论与方法上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中国人类学是从西方移入的，而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并驾齐驱，中国人类学特别强调文化人类学，似乎文化人类学可以代表中国人类学的全貌，虽然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学科的成熟，但同时也显示出人类学其他学科发展的滞后状况。所以加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语言人类学要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文化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文化，这是中国语言人类学发展的比然选择。
2.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中国至少有80多种语言，而在当今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变迁日益迅速，许多民族的母语危机现象越来越突出。中国如此丰富的语言资源如何保护每一种语言所蕴涵的信息特别是传统文化如何得到传承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人们对母语危机现象的“焦虑”以及对中国很多濒危语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也表明中国语言人类学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语言是民族的标识，语言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一般说来，不同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由于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语言的特殊情感，民族语言往往成为民族的象征。如，犹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散居世界各地，但其成员由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却不约而同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意第绪语（Yiddish）。历史发展到现在，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程度正在加深，一些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所以开展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对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对于语言以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尤其重要。从这方面看，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语言人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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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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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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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练铭志.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述论。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编，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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