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27 06:32:59
关键词：传统文化；茶馆；设计；运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大都遵循着“两点一线”的运动轨迹，生活压力比较大，心情时常处于紧绷状态，愈加渴望能够找到一片宁静开阔、亲近自然的空间，为自己找回悠然恬淡的心境，享受到真正的身心舒畅之感。我国民间有云，“晨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国是茶叶的故乡，茶叶种类繁多，产品丰富，自古以来便是世界茶产品生产与消费大国，饮茶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饮茶的过程中，人们将其悠远意境及清雅特质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又吸取了儒释道三家学说的精粹，形成了博采众长的茶文化，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促生了各式各样茶馆的诞生。茶馆在中国的地位就相当于西方的咖啡馆，是我国文化理念、审美艺术、价值观念、民俗民风的集中体现，因此对其设计的要求颇高。现代茶馆在设计上应当将别具一格的中华古典韵味运用到空间布局之中，把传统文化精髓与最新设计手法密切融合，以建筑内外的组合变化演绎出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赋予空间设计以灵魂和情感，实现动静结合、内外交流、含蓄变化的空间构图，从建筑构架到内部陈设再到装饰图案，都体现出国人对吉祥寓意的崇高追求，让现代茶馆设计延续我国传统文化中效法自然、空灵脱俗、自由变幻、天人合一、神形兼备的悠远意境之美，达到实用性与审美性的高度统一，实现情与理的相互交织。
1我国茶馆发展概述
茶馆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出现了供人们饮茶住宿的茶寮，虽不是专业的饮茶场所，但为茶馆的形成作了物质铺垫。茶馆正式形成于唐朝初期，唐玄宗天宝末年进士封演在《封氏闻见记》第六卷“饮茶”中有如下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夹，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文中所说的街道、集市上卖茶的商铺，便是今日茶馆的雏形了。唐朝盛行饮茶与佛教的流行密切相关，从“不问道俗”可以知道，僧人是最早的茶客，而后扩展为常常以茶会友的文人墨客，最后才推广到普通大众。另外，唐朝中期推行禁酒令，使得茶叶的社会地位愈加显著，品茶赋诗已然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茶馆由此走上了从起步到飞跃发展的旅程。宋代，茶馆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出，当时市井繁盛，万商云集，百业兴旺，无论大街小巷、城内城外均设有各类规模的茶馆，此时的茶馆讲究经营管理，服务也从单纯的饮茶扩大到戏曲表演、接洽聚会、商贸会谈等，并且非常讲究对饮茶氛围的营造。明清之际，品茗之风更加流行，茶馆已经成为人们社交娱乐的主要场所，集休闲、娱乐、饮食、商贸等多种功能于一体，不仅在数量上显著增加，在设计方面还非常重视对传统文化色彩和审美情趣的彰显，成为茶文化乃至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以静、醇、清、雅、真的古风古色为人们带去祥和、安逸的品茗感受，帮助茶客修身养性，达到豁然开朗之境。
2传统茶馆设计分析
我国传统茶馆在选址时强调自然美与环境美，重视人气与地气的结合，在溪畔泉边、山石松林间、清风鸟鸣旁、自然雨露中，或独品香茗，或与三两挚友共享，以天然为趣，寄情于山水，实现天地万物的和美统一，可谓至高的饮茶境界。茶馆在设计时通常侧重于再现自然美景，营造出置身山水间、物我两相忘的审美感受。内部空间设计上通常追求简单齐整、安排灵活，自然而为，毫不刻意。家具陈设等多看重材质的自然纹理与色泽，茶具多古朴典雅、简洁大方，坚固耐用而又不冲撞材质自生的美感。总体而言，我国传统茶馆在设计上主要遵循两个原则。其一，自然而然，宜设而设，因地制宜，一切尚简，力求自然。其二，删繁去奢，绘事后素，大美无言，大象无形，朴素纯真。然而，近年来我国的茶馆在设计上倾向于以娱乐消费为宗旨，设计风格上多追求刻意的奢华，这与传统茶文化背道而驰，不利于我国茶馆的健康持续发展，也不利于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延续。因此，在设计茶馆的过程中，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用茶文化精神贯穿整个设计理念，结合科学的设计理念与装修材质，打造出功能布局合理、文化积淀深厚、风格清新简约、内涵深邃悠远而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现代茶馆。
3传统文化元素在茶馆设计中的运用
3.1文字符号。
文字符号是最重要的传统文化元素之一，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汉字历史悠久，内涵深刻，是我国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令中华儿女无比骄傲与自豪的文化遗产。汉字形态多样，极具美感，自古以来便经常被人们应用到装饰设计中，成为极具代表性的抽象符号艺术。众所周知，汉字是象形文字，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审美意味，古人以毛笔写出的汉字刚柔并济，变化万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不仅能够带给人画作一般的审美感受，还能以其蕴含的深刻意义带给人们悠远的意境美，特别是对联、书法、诗词等，被运用到设计中的案例比比皆是，极大地增添了设计的文化底蕴。数字与文字相比，并不是以自身的形象来展现，而是以隐喻的方式进行意义传达。在我国古代，数字有阴阳之分，奇数为阳，偶数为阴，阳数最大者“九”历来被王侯将相视为最高等，现代人对数字的理解则大都基于其谐音字的意思，比如“九”意为长久，“八”有发达、发财之意，“六”与顺利相通，等等。在茶馆设计中，将文字符号融入到室内装饰中，比如在墙上悬挂与茶叶相关的诗词歌赋，在玄关处雕刻“茶”、“清、“净”、“静”等字样，在茶桌上放置特定字样的摆件，在茶馆各处摆放以不同字样书写的“茶”字等，可以极大地提升茶馆的文化底蕴，让人们体味到茶文化的深刻内涵。
3.2传统色彩。
色彩是最为显著的视觉元素，能够生动、直观地传达设计师的内心情感，对室内意境的构成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渲染设计主题，突显设计特征，使室内空间更趋感性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黄色是五种基本色中居于正中的正统颜色，被认为是最为尊贵、最显富丽的色彩，为历代王室贵族所喜爱。红色在中国是喜庆、宏大的象征，承载着希望与理想，也是皇家必不可少的色彩。古代宫殿多以黄色和红色为主色调，辅以青色、紫色等，彰显建筑的宏伟壮观以及居住之人的优越地位与巨额财富。白色是象征清和的色彩，黑色和灰色则寓意庄重、低调，绿色彰显活力与生命，紫色象征高贵典雅，等等。茶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在色彩设计方面也应当借鉴古代建筑的大胆配色形式，既注重色彩构成的和谐统一，又关注材料本身的色彩与肌理，使之富于美感而又不显做作。现代茶馆可以根据周围环境的色彩来选择主旋律色彩，比如在以淡雅著称的江南水乡，茶馆不宜使用红色、黄色、黑色等与素雅的环境显得突兀的色彩，而应当运用白色、灰色、米色等作为基准色调，突显茶文化中清新、淡泊、雅致的内涵，内部可以辅以清丽的绿色植物和红色花草，增添室内环境的生命感与层次性，将自然的蓬勃朝气传达给诸位茶客。在充满现代感的建筑群体中，茶馆则可以采用深色材质，配以游弋温和的灯光，洁净光亮的黑色玻璃，在充满优雅贵族气质的黑色墙壁上闪现迷人的红色饰品，将黄色运用于包间之中，营造现代感与传统感兼而有之的禅味茶馆。
3.3传统图案。
传统图案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极富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又能彰显强烈的时代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理区域，图案的内容及其处理形式也各不相同。我国传统图案纹样丰富，承载着先人对自然的崇拜、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内容可谓是包括万象，涵盖动物、植物、山水、花鸟、神兽等方方面面。在我国传统审美理念的影响下，传统图案在造型设计和色彩运用上大都具有平衡与对称的特点，造型上力求自然真实，色彩上也是淡雅质朴，处处流露出中华民族中庸、质朴的性格特征。传统图案中比较常见的有颇受翩翩君子推崇的梅兰竹菊，与“福”“、禄”谐音的蝙蝠和麋鹿，与“年年有余”相关的鱼，寓意夫妻恩爱和睦的鸳鸯，象征富贵吉祥的牡丹，代表健康长寿的松柏、仙鹤、仙桃等。在茶馆设计中，可以将传统图案引入到内部装饰上，辅以梅兰竹菊的形象，摆设牡丹、松柏等盆栽，让美好的寓意在茶馆中扩散开来，给人们带来身心的愉悦感受，增添茶馆意欲传达的和睦、和美、和谐的思想。
3.4传统雕刻。
雕刻艺术是我国传统建筑中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装饰手法，在亭台楼阁的梁柱、飞檐、栏杆、隔扇、屏风、窗格等物件上均有应用，为人们呈现出一种纤巧隽秀、玲珑剔透、绚丽多姿、古朴优雅、巧夺天工的风格特质，对原有的建筑结构而言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令整个建筑更显典雅、清净和朴拙，更具传统文化的深厚意蕴。在现代茶馆设计中，可以在屏风、窗扇、灯罩、梁柱等物件上添加传统雕刻元素，比如将与茶相关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代表人物、典型诗词等以雕刻的形式展现在屏风之上，或是以比拟、借喻、双关、象征、谐音等手法，雕刻出花鸟鱼虫、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自然元素，展现出人们对美好事物一如既往的热爱与追求，令茶馆彰显出更为浓厚的文化气息及更加典雅的审美艺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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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练娟.公共空间视角下的城市茶馆功能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0.
【关 键 词】茶馆/城市社会生活/20世纪初/成都
【 正 文】
西方历史学家对早期近代欧美的公共场所，像咖啡馆、酒店、沙龙等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们特别注意人们的“公共生活”——即家庭圈子之外的活动，认为这些地方给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提供了社交场合。这种消闲商业以服务顾客为宗旨，并不一定只为社会上层服务，工人阶级也是他们争取的对象。这些公共场所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而且经常卷入政治和阶级斗争中。因此，它们也往往成为社会改良和社会控制的对象（注：有关研究参见richard sennett,the fall of public man: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api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7):perry duis,the saloon:public drinking in chicago and boston,1880-1920(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thomas brennan,public drinking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francis couvares,"the triumph of commerce:class culture and mass culture in pittsburgh,"in michael frisch and daniel walkowitz(eds.)working-class america:essays on labor,community,and american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susan davis,parades and power:street theatre in nineteenth-century philadelph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christine stansell,city of women: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1789-1860(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86);and john kasson,amusing the million:coney lsland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new york:hill & wang,1978)。
中国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店和沙龙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复杂，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休闲范围，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而且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本文将以成都为对象，考察茶馆这个20世纪初中国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探索这一转折时期城市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演化和变迁（注：中国饮茶的传统很早即为西方和日本的旅行者所注意。在他们的旅行记、调查以及回忆录中，经常描述他们关于茶馆的深刻印象。见robert fortune,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2 vols.london:john murray,1853);robert davidson and iason mason,life in west china:described by two residents in the province of sz-chwan(london:headley brothers,1905);george 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oberlin:oberlin college,1923);william 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south brunswick and new york:a.s.barnes and company,1971);brockman brace(ed.),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published for the canadian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1974);john service,golden inches:the china memoir of grace servi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中村作治郎：《支那漫游谈》（切思会，1899年）；井上红梅：《支那风俗》（东京日本堂，1920年）；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东京东亚同文会，1917年）。西方学者已有一些研究中国茶文化和茶馆的成果，如walter meserve and ruth meserve,"from teahouse to loudspeaker:the popular entertain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8(1979),no.1;john evans,tea in china:the history of china's national drink(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2)；竹内实：《茶馆——中国の风土と世界像》（东京大修馆书店，1974年）；内藤利信：《住んでみた成都——蜀の国に见る中国の日常生活》（东京サイマル出版会，1991年）；西泽治彦：《饮茶の话》gs-tanoshii chisiki vol.3（1985年）和《现代中国の茶馆——四川成都の事例かる》《风俗》26卷（1988年），4期；铃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历史にぉける民众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占稀祝贺纪念论集》（东京，1982年）。不少美国的中国城市史学者指出了茶馆的社会功能，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参见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4(1964),no.1;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william 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david strand,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elizabeth perry,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frederic wakeman,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c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中国学者也有不少关于茶文化的作品，但多限于文化介绍而非历史分析，如陈锦《四川茶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冈夫《茶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
民国时期黄炎培访问成都时，写有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其中两句是：“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30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生活的缓慢节奏：在茶馆里，“无论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薛绍铭也发现，“住在成都的人家，有许多是终日不举火，他们的饮食问题，是靠饭馆、茶馆来解决。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饭吃的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地理学家g.哈巴德更有同样感受，他发现成都人“无所事事，喜欢在街上闲聊”，人们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种快速节奏（注：陈锦：《四川茶铺》，12-13页；舒新城：《蜀游心影》，中华书局，1934年；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p.125。）。
外来的人们对成都有这种印象并不足为奇，因为成都人自己便有意无意地在推动这样一种文化（注：正如一个茶铺兼酒馆门上对联对人们的忠告：“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会；劳力苦，劳心苦，再倒二两酒来”。在街头摆赌局的地摊主也以其顺口溜招揽顾客：“不要慌，不要忙，哪个忙人得下场”。见正云《一副对联的妙用》（《成都风物》1辑，1981年）以及笔者在悦来茶馆的采访记录（1997年6月21日）。），成都居民也自嘲这个城市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当地民谚称“一市居民半茶客”。成都的茶馆及其文化在中外是声名远播并成为其传统的一部分。成都人也为自己的茶馆文化而自豪，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配称“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国”。如果成都人写他们自己的城市，几乎都离不开茶馆（注：如李?氯说摹洞蟛ā酚行矶喑【岸挤⑸?诓韫荩??独?氯搜〖??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陈锦：《四川茶铺》，32页；张放：《川土随笔》，《龙门阵》1985年3期。）。人们注意到，从茶馆数量上讲，恐怕无其他城市与之匹敌（注：在晚清有454个茶馆，1931年620个，1935年599个。一种估计称该年每天有12万人次上茶馆（其时成都人口60万）。舒新城称茶馆约占全部铺户的1/10。1938年的《成都导游》说当时成都有800多条街，平均每两条街有一茶馆，其中大者可容200人至300人，小者可容数十人。1941年的政府统计显示有614家茶馆，其从业人数占成都工商各业的第5位。据成都茶业公会在40年代末的统计，其时成都茶馆598个。另一些估计高达1000以上，这个数字可能包括城郊。见傅崇矩《成都通览》下册，巴蜀书社，1987年，253页；《国民公报》1931年1月15日；杨武能等编《成都大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731页；乔曾希等：《成都市政沿革概述》，《成都文史资料选辑》5辑（1983年）；胡天：《成都导游》，蜀文印刷社，1938年，69页；陈茂昭：《成都茶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4辑（1983年）；高枢年等：《成都市场大观》，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110页；姚蒸明：《成都风情》，《四川文献》（台北）1971年5期；舒新城：《蜀游心影》，142页；贾大泉等：《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8年，366页。）。茶馆对这个城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华的日本调查人员把茶馆与这个城市的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注：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631页。）。
谁是茶馆的常客？据称有两类人：一是“有闲阶级”，二是“有忙阶级”（注：胡天：《成都导游》，62页；易君左：《川康游踪》，中国旅行社，1943年，194页。）。按一般理解，“有闲阶级”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有忙阶级”则分为若干种：一是将茶馆做舞台，如评书和戏曲艺人；二是借茶馆为工作场所，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以及手工工人；三是以茶馆为市场，如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不过，应当意识到，“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严格的阶级划分。虽然我们常用“有闲阶级”形容那些没有正经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且可以有不同的经济背景。不过，“有忙”和“有闲”这两个词的确囊括了在茶馆的各种人。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富人还是穷人、闲人还是忙人，都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
公共空间的造成及其经济文化色彩
成都茶馆之特点来自于其特殊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注：据一些学者分析，成都平原道路狭窄崎岖，运输靠肩挑人抬，因此车夫、轿夫及其他苦力需要许多可喝水、休息的歇脚之处。另外，成都井水含碱味苦，不宜冲茶，饮水多由挑水夫从城外运河水，因而成都茶馆都挂有“河水香茶”的幌子，否则“无人登门”。由于水火不便，百姓人家一般都到茶馆买水。见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风土什》1944年4期；周询：《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24页；薛绍铭：《川滇黔旅行记》，166页。），当然也与活动其中的茶馆老板、堂倌、小贩、艺人以及顾客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文化和商业城市，成都需要有方便而舒适的公共场所作为人们的活动之地，茶馆便适应了这样的需求。
茶馆的名称、茶具以及其中的各色人等都反映出丰富的茶馆文化。在四川，人们一般不称茶馆而叫“茶铺”、“茶园”、“茶厅”、“茶楼”、“茶亭”或“茶房”，而“茶铺”为最通常的叫法。茶馆取名非常讲究，都力图高雅而自然，诸如“访春”、“悠闲”、“芙蓉”等。茶馆的择址须考虑到商业、自然或文化氛围。街边路旁引人注目是理想之地，河岸桥头风景悦目亦是绝妙选择，商业娱乐中心颇受青睐，至于庙会、市场更是茶馆最佳地点。街边茶馆多利用公共空间，临街一面无门、无窗亦无墙，早上茶馆开门，卸下一块块铺板，其桌椅便被移到街沿上。茶客们便可毫无遮拦地观看街景、行人往来，街头发生的任何小事都可以给他们增添乐趣和讨论话题。绿树成荫的公园是茶馆的集中之地，城外的茶馆则以其幽雅的环境招徕顾客（注：仅少城公园便有3座茶馆，见《国民公报》1918年5月8日；周传儒：《四川省》，商务印书馆，1926年，91页。在吴虞1938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他与仆人出西门来到临河一茶铺，该茶铺在周日可售700-800碗茶之多，以致吴虞慨叹：“成都闲游茶客之多也”（《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775页）。）。劝业场是成都第一个商业中心，著名的悦来茶馆便坐落在此。花会是每年成都最热闹的公共聚会，位于二仙庙和青羊宫之间的空地成为巨大的市场和展览地。据称有上百家茶馆和酒店在此搭棚营业（注：《国民公报》1919年3月5日；徐心余：《蜀游闻见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2页。）。
开茶馆当然是一种商业活动，同其他商业一样是为追求利润，在成都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开办茶馆的方式。开茶馆一般来讲不需很多资本，只要有桌椅、茶具、灶和一间陋室，条件便基本具备。在开张之前，茶馆老板已把厕所的“掏粪权”租给了挑粪夫，把一个屋角租给了理发匠，如果有人想在此茶馆提供水烟和热帕服务，也必须先交押金。这样，这些预付定金已足够开办之资。所以有人说，只要计划得当，开办茶馆可以白手起家。另外，像肉店、饮食摊也常靠茶馆拉生意，亦愿意参加投资（注：陈茂昭：《成都茶馆》。一则地方新闻报道揭示，一个妇女在收取了这些人的钱后并未开办茶馆而携款逃走，证明这种筹款方法在成都的广泛使用（《国民公报》1929年8月4日）。）。开办茶馆的这种集资方式，反映了一个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茶馆较之其他生意要稳定得多，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也较少受到波及，而且茶馆投资少、回收快而且利润不菲（注：有人说茶馆利润在2至3倍之间（陈茂昭：《成都茶馆》），这个估计可能过高。1910年，悦来茶馆的股东获得其投资60%至70%的利润，较之其他行业，如此回报也相当不错了。当然，当经济萧条之时，茶馆也会受到影响。1931年茶馆行会称在一季之内便有40个茶馆歇业。不过，应当注意到这个报告的目的是要求地方政府减轻茶馆税，因此有可能夸大茶馆面临的困境。见《通俗日报》1911年8月3日；《国民公报》1931年1月15日。）。茶馆老板总是忌讳谈论其雇员工资和配茶方法，对其利润更是秘而不宣。茶馆付堂倌工资一般按其所售茶的碗数来计，大约日所得在七八碗茶的价钱之间，虽然工价极低，但卖白开水的“水钱”归堂倌所有，常常多于其所挣工资。居民常到茶馆的灶上炖肉熬药，火夫收的“火钱”例归己有。其他勤杂工则按月付钱，饮食由茶馆提供。一般来讲，生意兴隆的茶馆，必多售茶水，并以延长营业时间、吸引老顾客以及提高服务质量等手段来与同行竞争（注：通常茶馆的营业时间是从早晨5点到晚上10点，但各茶馆亦按各自情况有所不同。如棉花街的太和亨茶铺地处一个蔬菜市场，菜贩一般在开市之前到茶销喝茶，因此该茶铺在清晨3点即开门营业。而在湖广会馆的茶馆则在午夜12点以后才打烊以便于春熙路、东大街一带商业繁华地区店销工作的师徒在关门后到此打发时光。茶馆对清晨顾客总是另眼相看，因为一般都是常客，他们茶碗中的茶叶往往多于他人。（陈茂昭：《成都茶馆》））。
四川茶馆的茶具和家具也别具一格。茶具一般由茶碗、茶盖和茶船（即茶托或茶盘）组成，这也是为何川人称其为“盖碗茶”的原因。桌椅也具地方色彩，一般是小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堂倌是成都茶馆文化的重要角色，其或称“么师”，更有人冠之为“茶博士”（注：据何满子考证，茶博士之称始于唐宋，其时世人喜好用官衔戏谑百业，诸如以郎中称医生，以员外称地主等，因此堂倌以其见多识广而冠以博士头衔（《五条侃》，成都出版社，1994年，155-156页）。）。如果说在美国城市的沙龙老板被认为是那里的“注目人物”，那么堂倌则是成都茶馆的“灵魂”。这些堂倌都有着招呼客人热情、掺水及时、清理桌子茶具干净快捷、找钱准确以及待客殷勤等特点。他们还能眼观八方、及时回应顾客。当一个顾客进入茶馆，堂倌便向前招呼“某先生”、“某兄弟”或“某老爷”，引他入座，问要何茶。堂倌反应必须很快，其吆喝的声音别具特点。当最忙之时，他招呼、回应此起彼伏，更增添了茶馆的热闹气氛。顾客对这些嘈杂声并不在意，反增添了乐趣。一首描述堂倌的民谣唱道：“日行千里未出门，虽然为官未管民，白天银钱包包满，晚来腰间无半文”。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们的掺茶技术。堂倌一手提紫铜茶壶，另一手托一叠茶具，经常多达20余套。未及靠近桌子，他便把茶船茶碗撒到桌面，茶碗不偏不倚飞进茶船，而且刚好一人面前一副。顾客要求的不同种类的茶也分毫不差。只见他距数尺之外一提茶壶，开水像银蛇飞入茶碗，无一滴水溅到桌面。然后他向前一步，用小指把茶盖一一勾入茶碗。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令外乡人瞠目结舌，如看一场魔术表演（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1569页；《四川风物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454页。）。
市民的“自由世界”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把成都茶馆与英国的沙龙相比，并称其为“喝茶沙龙”(tea-drinkng saloon)。他们对人们在那里的“社会闲聊”很感兴趣，并观察到它们在社区的重要作用。一个外籍教师对他所住小巷的“舒适茶铺”印象甚深，他认为那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在美国城市，酒吧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能摆脱窄小住所而度过闲余时光”的公共空间，成都茶馆也具同样功能。人们去茶馆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与西方工业国家八小时工作制不同的是，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呆在茶馆（注：davidson 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p.86;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15;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p.49.）。
茶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个毫无拘束的地方。如果他感觉燥热，可以剥掉衣服上身；如果他需理发，理发匠可就在他座位上服务；脱下鞋让修脚师修趾甲在茶馆也无伤大雅；如果感到寂寞，可以听别人闲侃，或加入其中，即使互不认识；在茶馆里从不受时间限制，如果有急事去办，只需把茶碗推到桌中央并告诉堂倌“留着”，数小时后，还可以回来继续品那杯茶（注：李?氯耍骸侗缬昵啊罚?独?氯搜〖??卷，340页。）。
对茶客来说，闲聊——成都人称“摆龙门阵”——恐怕是茶馆最具魅力之处。人们在那里可谈论一切事情。人们在茶馆里交谈的具体内容留下的记载不多，但《国民公报》有个专栏记载记者所见所闻，其中颇有些是从茶馆得来的，我们因而得知人们在茶馆里抱怨世风日下、议论新公布的规章、交流各种社会新闻，还可以经常从一些茶馆里的小插曲中得到乐趣（注：《国民公报》 1917年4月9日、5月10日，1922年2月20日；《成都民间文学集成》， 1443页。）。据1943年出版的《新成都》，人们在茶馆“谈古论今，议论社会，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阴私，妄谈闺阁”。这种闲聊经常被当局视为闲言碎语和“散布谣言”，并被视为茶馆中的“不健康”的现象。然而一些社会学家认为，饶舌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正如a.阿拉哈姆斯指出的，蜚短流长“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表现之一”。人类学家j.斯各特更将其定义为大众“日常反抗的一种形式”。的确，下层民众经常以此手段来发泄他们对不公平社会的不满。说东道西，无论是善意的交流还是恶意的流言，都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注：周止颖：《新成都》，复兴书局，1943年，246页；roger abrahams,"a performance-centred approach to gossip,"man vol.5(1970),no.2;sally yerkovich,"gossiping as a way of speaking,"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27(1977),no.1;james scott,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p.282。）。
在早期近代美国城市，各种娱乐形式丰富，市民的闲暇活动可以有多种选择（注：roy 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workers and leisure in an industrial city,1870-192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kathy peiss,cheap amusements:working women and leisure in turn-of-the-century new york(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6);david nasaw,going out:the rise and fall of public amusements(basicbooks,1993).）。但在20世纪初的成都，特别是当夜幕降临、街头变得冷清之时，茶馆几乎是那些难耐寂寞的人们的惟一去处。茶馆也是一种“社会俱乐部”，如操练箭术的“射德会”把少城公园的茶馆作为会址；中山街的茶馆靠近鸽市，因而成为养鸽人的聚会处；百老汇茶馆地处鸟市，便当然被爱鸟人选为大本营。每日清晨，那些养鸟人来到茶馆，把鸟笼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一边品茶，一边聆听鸟鸣。当然，养鸟和驯鸟成为他们永不厌倦的谈论主题。业余川剧爱好者是茶馆中的另一类活跃分子，他们定期到茶馆聚会唱戏，称“打围鼓”，亦称“板凳戏”，以参加者围坐打鼓唱戏而得名。参加者不用化妆，也不需行头，自由随便，他们自己既满足了戏瘾，也给茶客增添了乐趣（注：杨槐：《神童子与满天飞》，《龙门阵》1982年1期；崔显昌：《旧成都茶馆素描》，《龙门阵》1982年6期；周止颖：《新成都》，236页；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297页。）。
茶馆又是娱乐中心，许多艺人在那里卖艺为生，茶馆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顾客。实际上成都早期的剧场即产生于茶馆（注：在开始，茶馆提供场地给艺人，尔后茶馆演变成剧场。可园是成都第一个正式剧场，1906年由咏霓茶社改建。新式剧场悦来茶馆随后设立，之后，宜春、第一等茶馆剧场一体的场所开张（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279页；《通俗日报》1910年2月11日）。）。每当夜晚，穷街陋巷一片漆黑，下层人民则聚集在明亮拥挤的茶馆听评书。评书先生的精湛技艺吸引听众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到同一地方听书。说书先生不仅提供了娱乐，而且普及中国历史知识。他们不自觉地散布着正统的价值观，把诸如忠、孝、理、智、信等灌输到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头脑中。因此，他们也可被视为大众的教育者。各种民间艺人使茶馆文化更为丰富，他们大多是当地人，但也有的来自外省，如唱大鼓书的多来自华北。这些艺人多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观众明了到何处欣赏他们喜欢的剧目或演员。其他像相声、金钱板等更散布于各茶馆。跳“柳连柳”被精英视为茶馆中的下流娱乐，演者手持一竹竿，两头系有数枚铜钱，边喝边跳用其有节奏地拍打身体。据称，其语言“不堪入耳”，最流行的曲目是“小寡妇上坟”（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403-404页；《四川风物志》，457页；周止颖：《新成都》，225页。）。
经济活动与民事纠纷
茶馆可以说是一个纷繁世界的缩影，那里聚集了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例如，茶馆可以是一个“自由市场”，手工匠以及其他雇工在茶馆出卖他们的技术或劳力，小贩则流动于桌椅之间吆喝其所售物品。在西方人的旅行记中可以看到，“商人急于去茶馆见他们的生意伙伴，小贩用哨、小锣、响板等招徕买主”。一些小贩利用“绝技”采取悦顾客，如他们可以一把抓出顾客要求的瓜子数量。由此可见，小贩不仅出售商品，也给茶客带来了娱乐。茶馆里的水烟贩（成都称“水烟袋”）用数尺长的“烟枪”提供服务，如果烟枪还不够长，他们还有备用烟管连接。这样，在一个拥挤嘈杂的茶馆，他们不用移动便可把烟送到顾客面前（注：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p.125；何满子：《五杂侃》，193页；李?氯耍骸侗缬昵啊罚?54-155页。茶馆中小贩非常多，正如一首竹枝词描述的：“喊茶客尚未停声，食物围来一大群。最是讨厌声不断，纸烟瓜子落花生。”（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113页）顾客买纸烟不用买一包，而可论支买。据传教士观察，水烟袋的生意非常灵活。一般是顾客付2文钱吸5口烟，但水烟袋允许顾客分为多次消费，如今天吸两口，所剩3口来日再吸(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6,no.11)。）。
许多人在茶馆等候雇用，其中许多是来自农村的季节性自由劳动力。一般来讲，同类雇工总是聚集在同一茶馆，如扛夫（当地称“背子”）一般聚在罗锅巷和磨子桥的茶馆，这样雇主很容易找到所需要的帮手。据一个外国教师回忆，当她准备雇一个保姆时，她的中国朋友提议她去“南门外的茶铺，每天早晨许多女人都在那里待雇”。由此可见，甚至许多妇女也利用茶馆作为她们的劳力市场。此外黄包车夫、收荒匠以及厕所清洁工都有自己的“专业茶馆”（注：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周止颖：《新成都》，251页；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73。）。
茶馆给许多人提供了生计，手工匠在那里修理扇子、鞋子等各种物品，算命先生在那里预测凶吉，修脚师和剃头匠在那里提供服务（注：从一本传教士的回忆录中，我发现一张成都茶馆的老照片。图中老少男女几个茶客围坐一个矮小茶桌，喝茶谈笑，一旁一个穿破旧衣服的手工工人正修补什么东西。见brace,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p.245。）。一些乞丐甚至在那里卖“凉风”——给顾客打扇挣钱，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乞讨。当一个乞丐不请自来给一个茶客打扇，如果茶客觉得舒服而心情不错，便会赏给乞丐几个小钱，否则会不耐烦地将其赶走。茶馆中最有趣的职业是挖耳师傅，他用十余种不同的工具掏、挖、刮、搔等，无所不用其极来使顾客进入一种难以言喻的舒服境界（注：《成都市市政年鉴》（1927年），511-512页；崔显昌：《旧成都茶馆素描》；陈锦：《四川茶铺》，52页。）。
成都人习惯于把茶馆当做他们的“会客室”。由于一般人居住条件差，在家会客颇为不便，人们便相约在茶馆见。即使不是专门去会客，只要一有空闲，他们便径直去常去的茶馆，不用相约便可见到朋友。据何满子回忆，在三四十年代，成都文人有其特定相聚的茶馆，当时他是一杂志的编辑，约稿和取稿都在茶馆里，既省时间又省邮资。居民也在那里商量事宜，外籍教师徐维理(w.sewell)写道，当他一个朋友遇到麻烦时，他们便在茶馆商量对策。一些组织和学生也常在茶馆开会，枕流茶社便是学生的聚会处，文化茶社是文人据点，而教师则在鹤鸣茶社碰头，每到节日和周末，这些茶馆总是拥挤不堪（注：胡天：《成都导游》，69页；易君左：《川康游踪》，194页；《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全宗186，案卷1431；《国民公报》1929年10月7日；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p.131-132；杨槐：《神童子与满天飞》。关于成都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这些场合的描写，见李?氯恕洞蟛ā泛桶徒稹洞骸罚ā都掖呵铩泛隙┍荆?诹??嗣癯霭嫔纾?995年）。此类诗作也不少，如“亲朋蓦地遇街前，邀入茶房礼貌虔”（《成都竹枝词》， 70页）。令人惊奇的是，当今成都人特别是老人仍有这个习惯，1997年我在成都做实地考察时，采访的对象多邀我到茶馆碰面。）。
商人有其固定的茶馆洽谈生意，“许多交易都在茶馆做成”。粮油会馆以安乐寺茶社为交易处，布帮在闲居茶社，南门边的一个茶馆因靠近米市，便成为米店老板和卖米农民的生意场。那些走私鸦片、武器的黑社会则在品香茶社活动。究竟每日有多少交易在茶馆做成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数量非常可观（注：davidson 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p.86.一则地方新闻称：当警察平息一场茶馆争端后，一位顾客以这场斗殴搅了他的一桩生意而要求赔偿（《通俗日报》1910年5月15日）。）。韩素音在回忆录中写道：“‘来碗茶’是茶馆中最常听到的吆喝……这也是洽谈生意的开端……地产和商品的买卖都在茶馆或餐馆进行。”（注：han suyin,the crippled tree:china,biography,history,autobiography(new york:g.p.putnam's sons,1965),pp.228-229.）
茶馆同时在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茶馆就是一个“民事法庭”。在成都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市民间的冲突一般不到法庭解决。黄宗智指出，清代民事诉讼在知县正式审理前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但实际在这三个阶段之前，还有一个更为基础的阶段——社会调解，许多纠纷在诉讼之前便已经过社会调解而化解，而这个社会调解便是在茶馆进行的，称为“茶馆讲理”或“吃讲茶”。茶馆讲理一般是双方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或在地方有影响的人物做裁判，这也就是过去成都为何“实在的斗殴少有发生”的主要原因。据传教士的观察，“一旦纠纷发生，人们即往茶铺讲理，众人边喝茶边聆听陈诉，许多愤恨也随之消弭。最后，由错方付茶钱”。结果，一些人成为“专职”的茶馆调解人（注：philp c.c.huang,civil justice in china: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qing(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davidson 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p.86；李?氯嗽凇侗缬昵啊芬云浼シ淼挠锏髅枋隽顺啥疾韫萁怖淼那榫埃骸凹偈鼓阌肴擞辛丝诮鞘欠牵?匾?指銮?保??雒孀樱??植幌不洞蚬偎荆?蚴亲魑?蚬偎镜某醪剑?悄憔】裳?夹┤耍?匀蝗绾?诺惚??喽嘁嫔啤??愕亩苑阶匀灰惨谎?摹??嘣嫉讲杵汤础H缙溆幸环绞屏Υ蟮悖?环绞屏θ醯悖?饫砗芎闷溃?埠芎媒饩觯?蠹疑?菩谛诘爻骋徽螅?伤?街屑淙肆矫娣笱芤徽螅?侔咽迫醯囊环剿狄徽螅?退闼?抢硎淞耍?灿貌蛔排饫竦狼福?唤?椒郊缸阑蚣甘?赖牟枨?徊⒖??耸隆保?38页）。沙丁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描写了这样一个调解人：“新老爷是前清科举时代最末一科的秀才，当过十年哥老会的头目，八年前才退休的。他已经很少过问镇上的事情了。但是他的意见还同团总时代一样”（《沙丁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47页）。）。
“吃讲茶”有时可能酿成斗殴及伤亡，茶馆也因此遭殃。当此不幸发生，街察和保正将出面处理，参与打斗者将赔偿茶馆损失（注：《国民公报》1914年7月24日、1928年6月10日。李?氯硕源艘渤芭?溃骸罢庥谑翘觅谋忝α耍?茉诼ド系钠瓢宓剩?哺峡焱蛋嵯吕戳耍?卦诠穹客袄锏某履昶撇柰耄?哺峡焱的贸隼戳耍?缡?张狻K?圆畈欢嗟牟杵蹋?芨咝顺S腥死雌览怼保ā侗缬昵啊罚?38页）。）。晚清成都警察出现以后，茶馆讲理被禁止。按照李?氯说募テ溃?饪峙率茄簿?乐苌婆嘧钤绱??嗣竦牟槐悖?虼怂?脑獬啥既说姆咣蟆：苣阉荡寺凼欠裰锌希?辽俅悠渌?恍柿现っ鞑韫荻源似奈?S牵??窃???跚刖?址智濉俺越膊琛焙筒韫菹辛闹??穑?悦庥跋焐?猓ㄗⅲ骸侗缬昵啊罚?38-339页；《国民公报》1914年7月8日。）。
阶级鸿沟和社会歧视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一般只有工人阶级才会在公共场所痛饮，中产或上层阶级都在其住宅、私人俱乐部或上流宾馆品酒。在中国沿海地区，茶馆多为中下层人的去处。但是成都茶馆看起来却具融各阶级为一体的特点，因此有人指出，成都茶馆的“优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平等”（注：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p.51；铃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周止颖：《新成都》，247页；何满子：《五条侃》，192页。）。
但如果仔细观察，成都茶馆并不像我们从表面看到的那么平等，其实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划分。民国时期关于成都的导游手册也承认茶馆据其顾客的身份分为若干等级，虽然我们不清楚究竟怎样分等，但是根据一些回忆录、旅行记和报刊资料，一般来讲，茶社为街头茶馆，十分简陋，其顾客多为下层人；茶楼、茶园、茶厅条件较优，价钱较贵，因而为中上阶级服务。例如正娱茶园“往来的人也比较上流”，二泉茶馆顾客都衣着体面（注：周止颖：《新成都》，247页；胡天：《成都导游》，70页；易君左：《川康游踪》，104页。）。舒新城也注意到，在一些茶馆“除了少数时髦女子外，几全为长衫队里的分子，而且以壮年居多数。他们大概在生活上是不生什么问题的。既非求学之年，又无一定之业，于是乃以茶馆为其消磨岁月之地”（注：舒新城对这样一批人更有详细绝妙的描述：即使茶馆中的“体面人”也是分档次的，“上焉饮于斯食于斯，且寝于斯；下焉只饮不食，寝而不处。上焉者于饮食之余，或购阅报纸，讨论天下大事；或吟咏风月，诵述人间韵事；或注目异性，研究偷香方法。及至既绝既疲之后，乃颓然卧倒竹椅之上，使一切希望都在南柯中一一实现。等到一梦醒来，不是月已东上，便是日已西沉，于是此日之日课已毕，乃转回家中，吃过夜饭，再进戏院去上夜课。下焉者受经济之限制，不能效上焉者之寝处于斯，但一坐亦可数小时而至假寐。其忍耐力已超过南京人，不过与上焉者相较，未免小巫见大巫之憾耳”（舒新城：《蜀游心影》，142-143页）。）。
那些穷街陋巷的茶馆总是挤满了衣衫褴褛的穷人。根据统计，1931年成都的茶馆大约有500家服务于下层的三四流茶馆，这些茶馆“多临街觅一铺户营业，排列矮椅矮桌，专供一般推车抬轿——劳动阶级者”。这些茶馆和顾客颇受批评，《新成都》则表达了对他们的同情，指出他们“终日忙碌，到不工作时，惟一消遣场合，调节身心，休养体力，对此劳动者，倒也未可菲薄耶”。虽然一碗茶很便宜，但许多穷人仍难以支付。不过，成都茶馆形成了一个“美俗”——准许穷人喝他人留下的剩茶，称“喝加班茶”，甚至为此还形成了一套规矩（注：周止颖：《新成都》，247页；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64页；郝志诚：《父亲的故事》，《龙门阵》1997年1期。）。
茶馆里有着明显的社会歧视，其中一些源于习俗，一些来自当局规则。在晚清甚至民初，川剧演员不准进入茶馆喝茶或看表演。因为演员进入茶馆总是引人注目，有时还会引起骚动，警察遂以治安为名对他们加以限制。不过，演员有自己的茶馆，他们一般聚集在小花园茶社。直到晚清，妇女（年老者除外）仍不能进茶馆。即使有严格的限制，一些敢向世俗挑战的妇女仍力图进入这个男人的领域。1906年，可园是第一个接纳女客的茶馆，但不久即被警察禁止。尔后，悦来茶馆也开始设女座，但女客需由不同的门进出。随着社会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茶馆，但身着华服的上层妇女仍不愿屈身俯就，即使她们愿放下身价，也必须有相当的勇气，因为她们一进入茶馆，众人的眼光便集中她们身上。接下来的是，她们将承受无休止的流言蜚语。实际上，各茶馆也竭力争取女客。民国初年，一些茶馆允许女客光顾，但将她们与男客分开。据地方报纸的批评，在一些男女混杂的茶馆，当台上的演出进入高潮时，男人趁机站起来看女客，一些女客也肆意大笑以引起他人注目。诸如此类的茶馆“混乱”常常引起地方精英对妇女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的批评（注：《国民公报》1914年3月8日、1917年3月13日；《通俗日报》1909年10月21日；《成都通览》上册，277-279页：李?氯耍骸洞蟛ā罚?464页。）。
在20年代，随着妇女参加更多的公共活动，一些开明的地方精英开始把妇女的抛头露面与男女平等联系起来，人们也把进入茶馆作为男女平等的指标，正如一首竹枝词所概括的：“公园啜茗任勾留，男女双方讲自由”。在30年代，妇女进茶馆已不足为奇，甚至还加入了“茶馆讲理”的活动（注：《成都竹枝词》，100、196页；《国民公报》1930年7月17日。）。
公开的政治和秘密的政治
任何社会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在茶馆得以体现，茶馆也可称为地方的政治舞台。例如1911年保路运动爆发，“成都是一片躁动不安，公园和街上的茶馆里的人们忧心忡忡”。茶馆不再是平静闲聊的地方，里面充满着政治气氛，有人在那里讨论时事、宣传演讲、发动民众。由于茶馆是人们公开言论之地，清政府便派出密探收集情报，对此韩素音在她的家史兼自传中便有描述。民国初年，军阀和地方政府也以同样办法对付所谓“破坏分子”。由于政府经常用在茶馆里收集的所谓“情报”来惩办批评者，为避免招惹麻烦，每家茶馆都有一张“休谈国事”的告白。同时，国民政府竭力把自己的政治输入茶馆，要求茶馆悬挂孙中山和头像，张贴的“党员守则”和“国民公约”。这一时期，茶馆的自由闲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受到干扰（注：han suyin,the crippled tree,pp.96,228-229；钟茂煊：《刘师亮外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91页；《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
随着社会和地方政治的变化，茶馆中的娱乐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趋于政治化。过去地方戏剧主要表现情爱、鬼神、忠孝、贞节等传统主题，晚清以降，此种“永恒”主题发生转变。“政治戏剧”开始进入茶馆。1912年，悦来茶馆上演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川剧《黑奴义侠光复记》，该茶馆在当地报上的广告称：“本堂于戏曲改良，力求进步。现值种族竞争、优胜劣败，是以特排演《黑奴义侠光复记》一部。此剧从《黑奴吁天录》脱化而出，乃泰西名家手编，其中历叙黑奴亡国之惨状，恢复故国之光荣，尤令人可歌可泣，可欣可羡，能激发人种族思想，爱国热忱”（注：《国民公报》1912年4月4日。）。显然，人们是从中国自己的处境来理解这部美国名著的。在辛亥革命之前，此书便已译成中文，革命者曾用其进行反满宣传。这出剧的公演反映了在清统治之后人们的情感和思想状况。
各社会团体也以茶馆为开会场所，许多重要决定都在那里产生。保路运动爆发时，川督赵尔丰实行，不准任何公共集聚，甚至茶馆看戏也被禁止。四川军政府成立之后，此项令并未废除，这直接危及许多人的生计，于是各演出团体在茶馆集会讨论对策。在重开剧院的要求被拒之后，他们便到警察局请愿。茶馆也有自己的行会以组织同行和保护切身利益。20年代初，四川省长杨森主持一项改进成都街道的庞大计划，许多茶馆面临被拆除的危险。店主们吁请行会提供援助，并以罢市相抗争。1928年，因警察强迫征收茶税并殴打、缉捕店主和茶房工人，行会发动罢市要求减税，并派出代表与警察谈判，此举得到广泛支持。由于茶馆日益成为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场所，以致有人把茶馆形容为一个“战场”（注：晓晗：《成都商业场的兴衰》，《龙门阵》1986年6期；彭其年：《辛亥革命后川剧在成都的发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8辑（1963年）；钟茂煊：《刘师亮外传》，40-41页；《国民公报》1928年12月11、12日；胡天：《成都导游》，70页。）。
如果说茶馆内的集体行为是一种“公开的政治”，那么哥老会的茶馆活动便可视为一种“秘密的政治”。哥老会在四川称“袍哥”，在清代其活动便被禁止，严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其形成一套独特的规则和行为方式。民国时期其势力登峰造极。
袍哥的公口大多设在茶馆，一些茶馆实际上即为袍哥所开（注：据档案资料，1949年成都有130个袍哥公口，其中注明街道者有119个。这119个中，有36个标明是在“某某茶馆”，其余都称在“某某街”，很可能也是在茶馆里。见《成都袍哥的一个镜头(1949-1950)》，成都市公安局档案馆藏。）。人们经常可见茶馆外挂有牌子或灯笼上书“某某社”或“某某公口”，这必是一个袍哥会址无疑。茶馆的收入多用于会社经费。袍哥利用茶馆开展各种活动，在中元节、团圆会、关帝会都有庆祝活动。此外，公口每三天召集成员开会议事，由于提供免费茶水，所以参加者踊跃，此活动称为“茶哨”（注：绍云：《成都袍哥史略》，《成都志通讯》1988年1期；陈茂昭：《成都茶馆》；韵陶：《四川哥老会的内容大纲》，《时事周报》1933年15-17期。）。即使有些茶馆不是公口，但店主也多加入袍哥以求保护。一些地方强人和地痞经常勒索茶馆，若有不从则有可能遭致骚扰甚至更大的灾祸，而与袍哥、军阀或其他地方强人有关系的茶馆却无此虞。
茶馆是袍哥最便于联络的地点。在茶馆里人们经常可见一些客人举止神秘，他们多半与袍哥有关。如果一个袍哥犯事在逃，到省城后即先到所要联络的茶馆，找一空桌坐下并要一碗茶，从其举止“茶馆老板便知道其中文章，立刻遣人请公口管事。管事则向来人提问，回答必须准确恰当”。他们联络最常用的方法是摆“茶碗阵”，这实际是一种密语，外人不知其意。例如，管事把自己的茶碗正对来客的茶碗，这称为“仁义阵”或“双龙阵”，一首诗云：“双龙戏水喜洋洋，好比韩张良，今日兄弟来相会，先饮此茶作商量”。如果来客请求帮助，他将摆一个“单鞭阵”，即一个茶碗对一个茶壶的嘴。如果主人同意相助，便饮下那碗茶；若拒绝，则将茶泼在地上（注：liao t'ai-ch'u,"the ko lao hui in szechuan,"pacific affairs xx(june,1947)；王纯五：《袍哥探秘》，巴蜀书社，1993年，65-66页。）。
冲突与控制
茶馆中的公共生活既反映社会和谐，亦表现社会冲突，这种冲突既可因阶级利益、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发生，亦可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所引发，而且更多地起源于后者。茶馆里由于过度拥挤而引起纠纷，冲突不时发生在顾客之间。例如一个顾客离座一会儿，回来时其位已被他人所占，一场争执便可由此而生。因此警察做出规定，即便客人已离位，若茶碗仍在桌上，其座应予保留。冲突可因或言语不周而起。茶馆本身也常与戏班、顾客、房主发生纠纷。普通人也经常为生计而钩心斗角（注：《国民公报》1916年12月26日；《通俗日报》1910年5月15日。这是一桩发生在风云亭茶铺、由下层民间生计问题而引起的争端：“风云亭茶铺主人吴陈氏，前年下东大街润腴茶园主人曾华章，介绍马少清承租该铺水烟袋口岸，营业年余，主客无异。马少清声称，去年冬月，因某某垂涎马之口岸，曾经吴陈氏赎取另租。马以不欠月租，正理相抗，赎取之事遂寝。某某钻干不成，从中播弄，于某夜茶铺吃茶，顾主尚无散完，吴陈氏命徒清茶碗。其时马少清不在，遂在伊藏水烟袋之立柜下格，寻出茶碗一套。当时吴陈氏言，年内失碗百多套，今即拿获赃证，非叫马少清赔不可”。马少清声称这是有意陷害（《国民公报》1928年3月28日）。）。茶馆可以是阶级斗争的舞台，也成为同一阶级内部争斗的场所。
茶馆总是面临小偷的问题。上档次的茶馆都用景德镇所产茶碗，一个便价值不菲，可换若干天饭食，因而茶碗丢失之事屡见不鲜。偷者一旦被抓则被严厉惩罚，此类事件给了茶客看热闹的机会（注：当堂倌抓到这样一个小偷，旁观者都叫着：“打死他，不要脸的下三滥”（钟茂煊：《刘师亮外传》，59-62页）。一次羽经茶馆抓到一个偷茶碗的人，并把他绑在柱上，他央告说有一老母要供养，因走投无路才不得已沦为小偷（《国民公报》1930年8月5日）。）。一次，200多士兵因一纠纷在悦来茶馆肆意乱砸，茶馆可以严惩无权势的穷人，面对这些肆无忌惮的士兵却无能为力。在民初，茶馆中的冲突和暴力明显增加，虽然人们挡不住茶馆的诱惑仍每天去喝茶，但他们平静的世界已不复存在。地痞流氓在茶馆胡作非为，年轻妇女受到骚扰，杀人和集体暴力也时有发生（注：《国民公报》1928年7月17日、1930年9月24日。）。茶馆亦成为横行霸道的豪强展示其权力的地方。
自从晚清以来，茶馆便一直被地方政府批评为“秩序不良”之地，并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名对其进行控制。正如西方城市中“娱乐的商业化被批评为浪费时间”，成都的茶客亦被指责为反映了中国人的“惰性”。当局认为茶馆是一个谣言肆虐、百弊丛生的地方，也有人指责茶馆是使学生荒废学业的罪魁祸首，茶馆中的传统表演更被批评得一无是处（注：duis,the saloon,p.4；《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周止颖：《新成都》，246页。）。
在民初，“中国警察介入市民社会代表着国家企图建立一种新文化的努力”（注：wakeman,policing shanghai,p.20.），各种限制规则层出不穷，茶馆总是首当其冲。1903年，刚建立的成都警察便公布了茶馆规则。1916年警察制订新的控制条文，申明任何表演都不得有“”的语言和动作，否则将被禁止（注：《四川通省警察章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公报》1916年12月10日。应该指出的是，所谓“淫戏”经常是官方攻击大众文化的一种口实，只要表达情爱或剧情中有男女角拉手、亲吻、拥抱等动作都可被划入此类。）；同时还规定茶馆演戏夏秋两季必须在晚10时以前结束，春冬两季在9时以前停止。1921年当局以相声使用过多“下流”和“肮脏”言辞禁止其在茶馆演出。1926年和1932年又两次公布卫生规章，不许任何肺痨、性病以及其他传染病患者在茶馆打工；要求茶馆桌椅、茶具保持清洁；茶馆必须配备痰盂，人们不得随地吐痰，厕所不得有臭气（注：《国民公报》1921年12月10日；《成都市市政年鉴》，510-511页。）。
30年代，当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大众娱乐日益被政府所控制，成都茶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地方政府认为一些地区茶馆过剩，便制定新规章，只准每个公园保持一个茶馆，勒令关闭一批，并缩短营业时间为每天6个小时。40年代，一个包括茶馆数量、营业时间和顾客容量等更为激进的控制计划被提出。然而，此计划遭到包括改良人士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反对，因为这极大地扰乱了民众传统的公共生活。如果说晚清各种改良基本都得到了城市精英的热忱支持，那么民国政府这时得到的多是消极反应。茶馆控制中地方改良人士的不合作态度明显地反映了地方社会与政府之间的鸿沟正在逐渐扩大（注：贾大泉等：《四川茶业史》，369页；《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
虽然政府不断对茶馆施加压力，茶馆则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晚清以降，即使“封建”和“”的戏剧被禁止，但事实上此类演出从未真正消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晚清的改良茶馆——可园，在民初则被指责为上演“淫戏”。1932年，全成都只有一个茶馆按规定将上演的剧目送政府审查，其他则甘冒惩罚之危险隐而不报。为何这些茶馆要挺而走险？道理很简单，它们是由利益所驱使，因为所谓“淫戏”能吸引更多的观众，特别是当经济不景气时，这些剧目经常是它们生存的法宝（注：《国民公报》 1916年3月29日；《成都市市政公报》 17期（1930年）、 43期（1932年）。）。
整个民国时期，政府控制和大众需求之间总是充满着矛盾。茶馆不仅藐视规章，而且将它们的范围扩展至街道、公共场地和公园。特别是在夏季，街头和公园的树荫是摆茶桌的最佳地点。 1929年，政府不再允许这种行为，导致少城公园、中城公园以及支矶石公园的茶馆联合上书，要求维持这种由来已久的习惯，并称这项限制将使茶馆生意陷入困境。茶馆禁赌也行之有年，但人民国以后逐渐形同具文，茶馆开展得如火如荼。被禁止进入茶馆，但她们仍经常出现在这些地方，尽管有当众出丑甚至被捕的危险（注：《国民公报》1914年10月7日、1929年6月25日、1930年6月4日。）。
不过，应当看到，随着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社会过渡，茶馆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茶馆更多地卷入公共事务，参加地方和全国的慈善活动，并借此提高其社会声誉。辛亥革命前后，可园、悦来等茶馆便多次组织慈善演出以支持甘肃、河南等省的赈灾以及地方的公益事业。茶馆也力图改变面貌以迎合时尚，如一些茶馆引进新的娱乐方式。1912年陶然亭茶馆开张，特设有一球房，据称是要提倡西方“文明”、“健康”的娱乐，还提供电话、报纸和食品等服务。悦来茶馆是成都新式娱乐的先驱，当然也不甘人后，它首次把话剧引入成都舞台。这些成都茶馆的新变化，虽然追求经济利益是直接动因，但亦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注：《通俗日报》1912年8月6日；《国民公报》1912年6月14日、9月7日；周止颖等：《成都的早期话剧活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36辑（1987年）。）。
结论
如何把这两个关键干预因素真正落实到学校每一位教师每一节家常课中，使其成为提高课堂有效性的重要抓手?如何提高我们后“茶馆式”教学研修活动的有效性，进一步促进学校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如何让每一位来校观摩后“茶馆式”教学的同行更直接更具体地理解后“茶馆式”教学课堂中教师教育行为的价值取向?我校教师为此而展开了积极探索。
2011年6月，日本教育学会会长佐藤学先生手执一张画满了各种各样圈圈的纸，登上了《上海教育》杂志，神情严肃而兴奋。那张画满了圈圈的纸，是一份我校某班的“学情分析表”，它随着后“茶馆式”教学的推进应运而生，经过几番改进，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有用。
第一代产品：试一次又何妨?
一天，张人利校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有效实施后“茶馆式”教学，教师必须对班中学生的学业水平情况细致把握。不管是本校教研还是外校教师来观摩，如果我们能把班级学生各自的学业水平概况告知听课教师，也一定能帮助他们理解执教教师每一个教学行为的价值取向。话音刚落，质疑声一片：以什么为依据来确定学生的学业水平，某一次考试还是课堂学习情况?学生的学业水平应该是动态的，如何准确地表述?此举牵涉到对学生的评价，对一些学习困难的学生无疑是一种打击!于是，无果。
张人利仍不死心，悄悄跟副校长说：试一次又何妨?她同意试试。于是，教师们开始研制第一代产品：一张座位表，分别用五角星、三角和圆圈表示学业水平优秀、一般和学习困难的学生，张人利建议称它为“学生学情分析之一”。几天后，有外省市教育代表团来听课，我们推出了新产品。在听课之前，先有五分钟的说明，特别强调了，那是“之一”，就是上这节课之前学生的学业水平情况，再三叮嘱不要让表格与学生见面，课后要回收。听课活动之后，大家议论纷纷，对课，也对这张“新产品”。肯定的程度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一位教师说：“有了这张表，我们听后‘茶馆式’的课更有方向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第一代产品三种符号太显性，学生一旦无意看到，就能猜出意思了。
第二代产品：幸会佐藤先生
2011年6月9日，第二代产品就握在佐藤学先生手中了。三种符号改成了，表示学业优秀的学生，表示学业比较好的学生，则表示学业一般或有困难的学生。结果，这张表帮助佐藤先生这个外国人成功地听了我们的母语课――二年级语文。佐藤先生之后的评课是专人翻译的，从翻译口中，我们知道佐藤先生对这节课十分肯定，他对后“茶馆式”教学“尽可能暴露学生的潜意识，尤为关注‘相异构想’的发现与解决”的特征感受很深，也对小学低年级如此有效的合作学加赞赏。我们知道，这张表功不可没。
第三代产品：升级“听课指南”
2011年10月19日，学校与《现代教学》杂志联合举办后“茶馆式”教学研讨会，全校38堂课同时推出。课后分学科有研修专场。为了提高研修的有效性，让听课教师明白执教教师的教学意图，我们又对原来的“学情分析表”作了改进。第三代产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本节课的教学目标，第二部分是本班学生的学情分析。执教的教师说，它是一份非常有效的备课指南，而对于听课的教师，它更是一份后“茶馆式”教学的听课指南。
第三代产品投入使用之后，回收上来的纸，一个个圈圈旁常常画满了“正”字，还经常有教师在空白处主动地留下教学建议或听课感受。一位外省市教师听课之后，很兴奋地告诉张人利：“张校长，说实话，上次听了您的报告，我是很心动，但心中也不无疑虑：在后‘茶馆式’教学的课堂上，我们到底如何去判断学生哪些学会了，哪些没有学会?哪些又是学生自己认为学会，其实并没有真正学会的?今天拿着这张表坐在下面听课，我豁然开朗：要判断学生哪些学会，哪些没有学会，教学目标就是依据。学生先学还是后学，教师所设计的问题、习题，全都是以教学目标为依据的……”
后“茶馆式”教学内涵丰富，其中两个课堂教学关键干预因素起了尤为关键的作用。
“学生自己能学会的，教师不讲”，本质上是一种教学论层面的阐述，阐述的是学生怎样的学才是正确的，或者说，教师怎样的教才是正确的。但是一节课中，学生究竟要学会什么?则取决于这节课的课时目标。如何评价这节课有效与否?也应以课时目标为依据进行检测，目标达成即教学有效。
“尽可能暴露学生的潜意识，尤为关注‘相异构想’的发现与解决”，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论层面的阐述，阐述的是学生怎样学才是学会了。是不是教师讲了，学生就学会了?其实不然。学生在接触某一项知识，某一个概念(包括学科德育)之前，头脑里都不会是“空”的，由于各个学生的原有知识、原有经历不同，将会对这项知识、这个概念产生不同的认识。有的帮助新知识、新概念的掌握，甚至还会超越文本；也有的与新知识、新概念是相悖的。只有我们的教师有意识地，适当地把学生的各种想法充分暴露出来，并加以解决，这样的教学才是有意义的教学，有效的教学，如果仅仅告诉学生什么是正确的，那是在灌输。在班级授课制的背景下，有效的教学不应只关注几个好的学生，而是要关注不同层次的学生，特别要关注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这才是面向全体的、个别化的教学，这才是真正有效的教学。
“那张画满了圈圈的纸”不断完善，不仅帮助授课教师不断加深了对后“茶馆式”教学两个课堂教学关键干预因素的认识，也帮助听课教师、参加研修的教师更好地理解了授课教师真正的教学意图，为推进后“茶馆式”教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点评
上海市实验小学校长、特级校长 杨荣
说茶
陈漱渝
①在中国，几乎家家都喝茶，人人都喝茶。老话讲得明白：“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作家老舍甚至说：“我不知道戒了茶还怎样活着，和干吗活着？”
②喝茶是家常事，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喝茶有学问，种茶、制茶、沏茶，也都有讲究，而且其中还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经济、文学、美学、植物等方面的知识。茶叶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四五千年前。传说中的神农氏亲尝百草滋味，一日遇七十二毒，幸亏喝茶才解了毒。这件事在汉代《淮南子》一书中即有记载。到了晋代，喝茶蔚然成风，唐代则成为喝茶的鼎盛期，出现了茶圣陆羽撰写的《茶经》，这部书距离今天已经有一千多年。而茶树在我国有一个由野生到人工栽培的过程，现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野生大茶树，据说云南镇沅县千家寨的一株树龄有2700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有关茶的诗文、书画、歌舞不胜枚举。
③弘扬文化的目的是“化人”，即用文明去教化人，感化人，使人类社会趋于和谐。科学饮茶，艺术品茶，不仅可以解渴、提神，还能“净化心灵”。
④喝茶其实是在练内功，使人内心变得宁静。人们在喝酒时往往觥筹交错，你劝我推，那种喧嚣之形、张扬之态，容易让人乱了心性。而品茶时神清气爽，心气平静，乐而忘喧，能使人心沉下来。
⑤喝茶有助于养成简朴的品质。古代虽然有“茶贡”，但茶不是权贵的专宠，而是寻常百姓的家常事。在北京、四川、广东、扬州等地到处可见大大小小的茶馆，人们在其中。一杯清茶，一碟茶点，就是一种生活的享受。抗战时期昆明的西南联大，宿舍少桌椅，图书馆缺座位，很多学生就在茶馆里“穷泡”。他们有些论文、著作就是在茶馆诞生的。现在每年春节政府举行团拜，也是清茶一杯，纵谈国事，呈现出一股廉政清风。
⑥喝茶更能喝出和睦。三五友人，数盅清茶，几碟茶点，推心置腹，气氛温馨，可以化解矛盾，增进缘分。在旧中国，一些地方的人发生冲突，常到茶馆“吃讲茶”。“讲”就是评理。冲突双方各自陈述立场，中间人调解斡旋，矛盾化解之后，彼此把茶水混合在一起，顿时化干戈为玉帛。
⑦文化需要交流融合，茶叶充当的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明代郑和下西洋，把茶叶作为国礼赠送友邦，增进了国与国的友谊。1607年，英属东印度公司从澳门、厦门、岭南收购茶叶，销往欧美各地，形成了当今各国独具特色的茶文化，体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和融合性。当今全世界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0亿人饮茶，人均每年茶叶的消费量有一斤多，位居前三名的是爱尔兰、英国、科威特。茶叶作为文化使者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1.从全文看，作者围绕“茶”介绍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①
②
③
2.第一段画线句在文中的作用是
3.从文中看，第④⑤⑥段顺序不能调换的理由是
4.第⑥段中“化干戈为玉帛”在文中的含义是
5.对选文内容理解准确的一项是( )
A.中国是茶叶的故乡，在中国，家家都喝茶，人人都喝茶。
B.第②段画线句以时间为序，说明在我国喝茶的历史非常悠久。
C.各国茶文化的形成，源于东印度公司收购茶叶，销往世界各地。
D.全文运用举例子、列数字、作比较等说明方法来说明茶文化。
1.喝茶是一种文化现象；茶作为文化不仅可以解渴、提神、还能“净化心灵”；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2.老舍把喝茶当做生活方式和目的，突出强调在中国喝茶是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事情，引出说明对象。
3.这三段尽管都强调了茶能“净化心灵”，但分别是从喝茶能使人内心变得“静”与“和”；能养成简朴的品质；能喝出和睦三方面来说明茶文化对人的教化作用，先对个人的心态，再对人的品质，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来谈，三段说明，是按照茶的影响力由小到大，由对个人的影响到对群体的影响来说明的，按一定逻辑顺序，所以不能更改。
鹿凤琴：吴秘书长好，很高兴又见到您，又在一起喝茶。日前，我与赵朴初先生的秘书景伟先生见面，也是在一起喝茶，还聊起来赵朴的一首诗：“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看来，吃茶真的是要成为生活的必须了。
吴军捷：国人喜品茶，有人从茶中悟道，品出了人生五味，有人从品茶至品香、玩玉、赏字画，走上了高雅之路，为我们这个中兴盛世增添了不少生活色彩，高尚品味。做一个茶人，是幸福的，能够静下心来，体味好茶叶于山川峻岭中吸取的日月精华，借酷美的壶盏逐一释放，那是何等的惬意。
鹿凤琴：比如，佛教禅宗有一个著名的公案，就是从谂禅师的“吃茶去”，他们认为在平常的事物中蕴藏着真谛，何时何地何物都能悟道。
吴军捷：茶文化也应向世人普及，茶也是大众消费品，茶文化应是鲜活的，入世的。
鹿凤琴：其实，我国的茶馆文化历史非常悠久，以川派茶馆、粤派茶馆、京派茶馆、杭派茶馆最为著名。然而在内地，无论哪一个派别的茶馆都不足以和星巴克争锋，我就经常想，差距到底在哪里？难道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底蕴不够丰厚吗？当然不是，我认为原因在于行业内的少数茶人忽略了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与时偕行、适者生存。茶道绝不仅是美女泡茶时造作的兰花指，也不是帅哥表演的大茶壶。
吴军捷：为什么现今茶未能真正走进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里呢？年轻人追潮流，赶时髦。喝咖啡时髦，品茶老土，这样的观念在年轻人里面流传很广。近几年不少人在推广茶文化，可是越推越使人觉得茶文化太深、太复杂，离生活太远。所有的茶艺表演，都着古装，动作慢吞吞。其实，文化首先是一种习惯和生活方式，老百姓不需要先了解酱油、啤酒、茶叶的文化，使用了，习惯了，讲究了，才沉淀出文化。如果年轻人的第一杯茶是低劣的黑乌乌的普洱，又哪能吸引他的兴趣尝试下去？喝好第一杯茶很重要，茶本身会说话，喜欢上了茶，就会讲究，逐步追求更多的体验。青年人不喜欢听说教，老说茶对健康多好，饮茶有气质，不如让他喜欢茶的味道，自在舒适的氛围。年轻人喜欢冷饮，喜欢香气，岩茶不需要加香精，就有很丰富的香气，何不做成蜜桃味的冷泡茶吸引他们？英式下午茶的形式够时髦，加上爵士、摇滚又如何？喜静的，来个微信、微博交流，甚至相亲会又如何？还可以用游戏的方式，在茶馆打完了“茶乐园”“茶叶战争”游戏，知识量达到茶艺师水平，能不爱茶吗？
鹿凤琴：是的，我们可以吸收文化元素，吸收时尚元素，谁能吸引年轻一代的消费者，谁能制造时尚，谁就拥有广阔的市场。传统行业的危机带给我们的警示是，未来的竞争已不在本行业内，而是在行业外，茶人应当从传统的行业自娱自乐中走出来，与新媒体相结合，吸引年轻人，他们是未来的消费群体，是潜在的最大市场。
吴军捷：茶归根结底是消费品，但也是媒介，茶媒的作用要充分利用。以茶为媒，可结人缘、饮食缘、书画缘、音乐缘、艺术缘、禅佛缘，等等。有茶的场合，空间未可限量。茶一结缘，就是文化了。
鹿凤琴：正像您常说的，大道无术，真水无香。文化不是花架子，喝茶如同喝咖啡、喝酒一样，都是文化的体现，使人轻松自在的文化。目前有一种现象，某些人一说茶文化，就要纵横九万里、上下几千年，就要涵括儒释道，就要诠释人生……这会把年轻人吓跑的。
吴军捷：喝茶是生活中的减压态，放空了，精神层次的东西才会出来。不要一开口就是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和历史，太沉重。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中，若开一家茶馆，大铁壶或乐泡机一烧，一桌一壶四五人，各式点心瓜子一上，不提复杂的茶文化，就先简单地让他们喝茶，有的人喝着喝着会想深入学习茶文化，有的人也只是简单地喝茶一辈子，随缘。总会有一部分人慢慢想提升的，就会有新的结合点了。现在有条件讲究慢生活了，各种生活方式自然而出。正如要吃鱼，可以撒网、可以围坝，可以到菜市场轻松任选。但不少人爱上钓鱼，宁愿在烈日下一守几个小时，两手空空也快乐，他在享受过程。研究诱饵、水情、钩式，与钓友交流，乐在其中。茶道是一样的，只是更博大精深。茶道修到最后，也就一壶一杯了，就是老和尚说的见山还是山了。现在我们很多茶企业将茶友当做了大众，连锁店里来去就那几个客，只是圈里人互相捧场，大众根本不理睬。该学咖啡馆的经营，简单而好喝，财源滚滚。为什么国外搞一瓶可乐可以卖上百年呢，要知道我们有几万种茶呀，值得深思。
近年来，磐安县委、县政府把保护利用特色文化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突破口来抓，注重挖掘传承历史文化、民俗文化、产业文化，取得了显著成效。5月9日，在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现场推进会上，磐安县作了工作经验交流。在全县特色文化村保护利用中，档案部门—直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特色文化村认定的根据是什么?古村落恢复修缮的依据是什么?古村落的文化厚度有多少?古村落保护利用后能为后代留下点什么?为此，磐安县档案局开展了“档案服务于特色文化村保护利用”的专题调研，得出的结论是：特色文化村保护利用离不开档案，否则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提出了“主动融入、积极参与、有效服务”的工作要求，充分运用档案元素为特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服务。
关键元素强化村落文化特色
各村有各村不同的现在与历史，各村的档案也不尽相同。特色文化村落具有自然天成的档案属性，档案文化是特色文化村落之魂，特色文化村落的保护开发离不开档案。在特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中，抢救和保护历史记忆、民俗文化的载体主要是档案。因此，发掘档案关键元素，强化村落特色文化，是档案工作服务特色文化村保护利用的关键所在。
磐安县档案局积极争取县委、县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县“两办”专门下发文件，落实了经费，主动参与到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中去，明确了“抓重点、抓关键、抓特色、抓扩面”的工作举措，运用档案关键元素让村庄恢复记忆。按照“一村一策、一村一色”的工作要求，挖掘重点村的历史文化关键点，比如玉山镇的林宅“状元村”、浮牌“博士村”、岭口“亭阁花灯村”、马塘“茶场庙”、佳村“舞龙故乡”、尖山镇的管头“乌石村”、盘峰乡的榉溪“孔子文化村”、胡宅乡的横路“乌石古民居”、双峰乡的大皿“进士村”、尚湖镇的岭干“种德村”等等，不仅搜集挖掘了村里的传统档案文化，增强各村的人文底蕴，而且大大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
特色文化村的文化血脉中流淌着档案元素，要充分发挥档案元素的特殊作用，需要做好更多更艰巨的档案工作。
古旧资料普查登记。结合全省开展的历史文化村落普查，积极开展古村落档案普查登记工作，对与古村落历史文化有关的重要典籍、家谱族谱等进行详细普查、登记建档，全面摸清散落在民间的，能够充分反映古村落记忆的档案文化资源，为开展特色文化村保护利用工作打下扎实基础。
建立古建筑数据库。利用专业人员与手段，对古建筑、古民居、古道、古桥等进行实地测量、绘图建档，适时建立“特色文化村古建筑档案数据库”，为古村落建筑保护与修复提供重要依据。同时，加强“古色古香”的档案编研。
农村老人口述档案。组织专门力量，对古村落古稀老人进行访谈，采取录音、录像等手段，记录村史传说、建筑渊源、民俗风情、名人故事、乡贤义举等，建立口述档案，深入挖掘古村落历史记忆的文化内涵。
家谱族谱抢救保护。开展古村落家谱族谱普查，对具有存史价值的典型家谱族谱进行接收、征集、管理、保护、研究，让村民在“寻根问祖”中不断增进民族认同感。如做好《孔氏宗谱》收藏人的思想工作，争取将《孔氏宗谱》保存到省档案馆。
村落文化记忆传承。通过建立古村落记忆馆室，使搜集的资料有地方存放，有空间展示，传承与弘扬古村落积淀了数百年、且有鲜明地方特色、深受村民喜爱的优秀传统文化，让村落文化发挥比外来文化更有效的宣传教育功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打造百姓精神家园
充分利用档案资源。积极帮助古村落出谋划策，从档案的角度定位各古村落的特色，做到有史可查，有案可考，有物为证，有村特色。同时，既要做好自然环境的生态档案，更要做好反映历史文化的人文档案，并使之融合，化档案资源为旅游资源，增强古村落文化的记忆内涵和吸引力。
核心元素唤醒村庄沉睡记忆
档案核心元素在历史文化挖掘方面起着重要作用。2005年，通过专业人员的调查研究发现了磐安县玉山古茶场是南宋时期专供皇室使用的御茶场，榉溪孔氏家庙是孔氏南宗的重要分支。2006年5月，磐安县玉山古茶场、榉溪孔氏家
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大提升了磐安县历史文化遗产在全国的知名度。
玉山古茶场位于大盘山北麓，地处玉山镇马塘村茶场山下。初建于宋，现存建筑为清乾隆辛丑年(1781年)重修，主要包括茶场庙、茶场管理用房(巡检司)、茶场三大部分。尽管玉山古茶场较好地保存了历史原貌，但玉山古茶场的历史价值开源于文献记载，而“奉谕禁茶叶洋价称头碑”、“奉谕禁白术洋价称头碑”、“奉谕禁粮价称头碑”这三条碑文则是确立其“国保’地位的核心元素。如果没有这几样过硬的档案材料，玉山古茶场的“身份”就无法断定了。县档案局还将从民间搜集来的“茶场真君茶经”，请书法家抄写后送到茶场庙管委会，增加其文化内涵。
榉溪孔氏家庙位于磐安县盘峰乡榉溪村中部、榉川南岸，始建于南宋，清代重建。榉溪孔氏家庙的创建者孔端躬原籍为山东曲阜。宋宝祐二年(1254年)，理宗追端躬功德，按衢州孔氏家庙恩例，在榉川南岸杏坛园前建孔氏家庙。家庙附近有保存完好的孔若均、孔端躬父子墓，墓旁有当时从山东孔林带来种植的一株巨大桧木。孔氏家庙对于研究婺州南孔的历史变迁和儒家文化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但没有《孔氏宗谱》以及相关的档案资料，特别是家庙梁上的“双龙抢珠”这一活体档案为佐证，孔氏家庙的“国保”身份同样无法得以确立。
普通元素激活村民档案意识
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珍贵的东西将被人们淡忘；同样，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平淡的东西将变得珍贵，档案就具有这样的属性。
档案是由极普通的元素构成的，一张契约、一页短信、一张图片，都是构成档案的元素。在如何发挥档案的效用方面，磐安县档案局一直进行着尝试。
2007年4月底，在磐安县档案局组织指导下，高二乡开展了民情档案的试点工作。乡党委要求每位乡干部下村做好民情档案的采集、记载工作，实行民情档案电子化动态管理。民情档案在扶贫、计生、治安和抗洪抢险等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为更好地服务民众找到了有效的载体。高二乡民情档案试点的成功为档案人跳出档案古纸堆，服务民众新要求提供了经验。
2010年，磐安县档案局提出了“创建村级档案馆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农村档案工作思路，先在玉山镇林宅村进行试点，然后在全县范围内有重点地推广，村级档案馆共分四个部分：一是村集体档案，主要有文书档案、会计档案、项目档案等；二是村民档案代管中心，以生产队为单位，给每家每户建档、代管，主要有证件档案、健康档案、赡养档案等；三是实物档案，村里收集征集生产生活中“弃”而不舍的实物进行统一保管，四是农村文化档案，有名人档案、名村记忆、图片档案等。设立宣传橱窗，展示村发展史、家谱族谱、村规民约、历代名人能人、风景名胜、书画摄影作品等。
村级档案馆搜集了大量的散落在民间的宝贵资料，挖掘了许多特色农村文化档案，填补了县档案馆无法接收管理农村档案的空白，助推了“秀美乡村”的基础项目建设。试点村林宅搜集了许多宝贵资料整理成《状元故里的传说》，发放给每家农户。林宅村在创建村级档案馆后，被县里列入了重点整治村和特色旅游文化村后备村，2011年争取县里各类项目资金100万元，村级档案馆成了“秀美乡村”建设的“金钥匙”。
一、完善保障和服务机制，提供文化改革发展有力支撑
（一）加大高层次文化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做好人才培训工作。
开展文化人才分类分岗培训，抓好演艺人才、文物文博人才、基层文化骨干的培训。
（二）全面推进“三区”人才计划文化工作者专项工程。
开展“三区”人才支持计划工作，选派2名专业人员到国家文化部参加“三区人才”培训班培训，同时，在本系统选派了25名优秀文化工作志愿者到23个乡镇提供综合文化服务，各帮扶单位分别制定了帮扶计划项目书，制定详细帮扶计划。
（三）积极争取各级财政加大对文化重点项目、专项工作的投入。
加强与省、市对口部门的衔接，及时掌握国家投资重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争取国家专项资金，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争取国土、规划等部门要对各类公共文化建设项目的支持。
（四）积极运用网络以及新兴媒体，加大文化改革发展宣传力度。
（五）精心编制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十三五”规划。
二、以完善体系、提高效能、促进公平为重点，加快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一）实施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改善提升工程，切实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工作。
1、完善文化设施，扎实推进城乡文化设施建设与管理。
协助县委宣传部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选择12个行政村的祠堂进行重点打造，既有统一建设标准，又突出本地特色，集宣传文化、体育健身、娱乐休闲等多种功能于一身，成为农民群众的又一精神家园、我县农村文化建设的一张新名片。
对已建成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农家书屋及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进一步加强管理，完善制度，加强监督，进一步提高管理员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不断推进“狗牯脑茶文化沙龙”主题馆软硬件建设，于2015年5月1日正式对读者开放。该主题馆以丰富详实的资料充分展示了狗牯脑茶的发展历史、品质特征、制作技艺、所获殊荣、各式茶具、茶艺茶道，以及反映狗牯脑茶文化的书画作品、书籍、音像等，成为展示XX狗牯脑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同时，进一步推进县级图书馆数字化建设。
全面提升XX县工农兵政府旧址陈列展览质量和讲解水平，多批次圆满地完成井冈山干部学院现场教学的接待讲解任务。
影院设施设备得到更新。电影公司筹资20余万元改造更新县电影院观映厅座椅、空调等设施，观映条件获得较大改善。
2、广播电视“户户通”工程正式实施，峨峰台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建设扎实推进。
全面推进广播电视“户户通”工程实施工作，我局已与县广电网络公司协商工程的具体实施办法，与厂家的设备采购协议已经签订，设备已经到位，正在组织安装。
为解决峨峰无线信号覆盖范围的农村广大群众无法收看XX台电视节目的问题，按照县委、县政府的部署要求，我局着力抓好峨峰发射台数字设备改造工程的建设，组织人力、物力加紧施工，在预定时间内圆满完成工作任务。2015年元月，峨峰广播电视发射台如期开始无线发射XX台广播电视信号，同时发射中央一套、中央七套节目信号，并发射两套广播节目信号，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广播节目和XX电视台广播信号。这一工程的顺利实施，确保了我县未开通有线电视信号的边远乡村大部分能够通过无线信号收听收看XX台广播电视节目，受到县委县政府领导充分肯定和广大农民群众的赞誉。
峨峰台基础设施改造工程继续实施。发射机房的维修已完工；值班房的改建工程已完成征地工作，房屋建设地堪、图纸设计、图审等工作已完成，即将进入招投标程序；配电和给水工程将于值班房改建时配套实施。
（二）进一步加快培育各类社会文化组织，加大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力度。
推进政府购买，鼓励社会力量购买文化服务。严格执行上级文件要求，按照“市场运作、企业经营、政府购买、群众满意”的原则，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作用，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将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服务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承担，加强了对农村电影公益放映管理，切实解决了农村群众和农村义务教育中小学生看电影难问题。通过公开招标选出有相应资质的省级、市级、县级的文艺院团和民营院团，为全县各乡镇提供“送戏下乡”服务，让农民看好戏，极大的活跃和丰富了广大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三）免费开放免费培训，“三馆一站”规范管理。
继续做好“三馆一站”免费开放工作，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相继制订《XX县工农兵政府旧址免费开放工作方案》、《XX工农兵政府旧址免费开放突发事件紧急预案》、《XX县文化馆免费开放工作方案》、《XX县文化馆免费开放艺术培训工作方案》、《XX县文化馆免费开放应急预案》、《XX县图书馆开展免费开放“全民阅读”活动计划》、《XX县图书馆免费开放应急预案》等。
创建“免费艺术培训”品牌。县文化馆认真对照免费开放的标准要求，积极完善服务设施，创新服务内容，创建了“艺术培训中心”，在该中心先后开设了书画室、器乐室、舞蹈室、老年培训室、少儿培训室等活动场所，购置了桌椅板凳、笔墨纸砚、乐器、剪刀彩纸等专业用品，并免费提供音响、茶水等服务，为我县广大群众提供了健康、有益、舒适、专业的文化活动场所。策划组建了文化馆“中青年合唱团”，开展免费的纯公益艺术培训，提供宽敞舒适的排练场地及聘请资深音乐教师对声乐爱好者进行系统的合唱训练。
三、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一）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强化文化市场监管
1、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制定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简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间。积极推行行政审批承诺制度，切实降低行政审批准入门槛，推进人性化服务，实行场地勘察“时点预约”制度，切实把服务工作做到“家”，真正做到行政审批服务的公开、公平、公正、高效。按上级要求简政放权，对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公共服务事项逐一进行了梳理，共精简、取消、暂停行政审批事项21项。目前仅保留了20项行政许可。本着“环节最少、时间最短、服务最佳”的原则，逐项逐事完善“马上就办”“办就办好”行政服务指南服务及流程图，提高了行政服务效率。
2、强化文化市场内容监管。全面推进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建设和应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扫黄打非”工作机制。推进文化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建立信用信息管理制度。建立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联席会议制度，加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建设，提高行政执法能力。开展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转型升级。
（二）完善内设机构，在发展文化产业上谋求更多创意
1、我局内设机构中新设立了文化产业股，文化产业工作有专人负责，有专人做好文化产业工作统计平台和文化产业统计体系的数据报送。
2、制定了关于加快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专项规划，促进文化与金融合作，积极探索文化与金融合作新形式。近年来争取上级单位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发展文化产业工作文件，如2013年3月24日县委县政府印发《关于加强文化事业建设和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2013年7月23日县委宣传部印发《XX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奖励办法》，县财政每年拿出40万元专项资金奖励文化产业的发展。今年以来，我局深入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文化部等部门《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和文化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关于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XX省文化厅、XX省财政厅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相关意见要求，积极协调XX邮政储蓄银行等各大银行与各文化企业的金融合作，努力帮助解决文化企业资金问题。
3、积极推动我县狗牯脑茶文化产业发展，升级打造“狗牯脑”茶文化品牌。以狗牯脑茶为代表的茶文化成为了我县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建成了狗牯脑茶文化街、茶博园，成立了狗牯脑文化产业园等；以茶文化为素材的电影《神茶》，歌曲《神茶狗牯脑》等艺术创作不断发展；举办茶文化节、品茶会、博览会等茶事文化活动带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兴旺；以XX吉贡茶业有限公司为代表的民营茶叶企业抓住机遇，把狗牯脑茶文化产业经营辐射到全国各地和国外部分地区，为我县的狗牯脑茶文化品牌推荐、宣传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为XX县文化产业经济的大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4、建立了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文化旅游资源整合的联动机制，积极挖掘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旅游产品。进一步推动书法、剪纸、根雕和农民画等地域文化产品的拓展提升。吉贡茶文化园、豪迪工艺品、星河影院、百线影院、根雕、石雕等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文化富民、产业助民的新产业，文化创意新兴产业逐步兴起，成为文化工作的新亮点。
5、积极参加了第十一届深圳文博会，举办了招商推介会、座谈会，引进数字影院——百线影院，成为我县首个标准五厅3D影城，促进我县影视业发展。
6、积极抓好重点文化企业和项目的调度，做好文化产业园区及文化示范企业申报工作。
江南人则近水楼台，龙井、碧螺春都是大名鼎鼎的绿茶，小众点的六安瓜片、太平猴魁也有人问津。上海又是货运集散的大埠头，清明前后，上海到杭州的路上车水马龙，买茶赏景两不耽误，最为典型。外国人爱狄密勒在《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中说：“我们一人叫了一碗花露茶，这古老的茶馆真有一些古色古香。茶的名称既叫得那么稀奇，盛茶的杯子更来得格外别致。”上世纪20、30年代，作为东方的商贸重镇，自然是洋商穿梭之地，洋人们也带来了时髦的英式下午茶。别忘了，东印度公司可是立顿茶业的前身。胡兰成就回忆到：张爱玲最喜欢用透明的玻璃杯喝红茶。年代变迁，物质信息一并大爆炸。在《绯闻女孩》里，曼哈顿上东区的都市贵族们都喝上了正山小种。世界早已变成一块平地，普洱、岩茶、大红袍、白毫银针这些词频频滚动于舌尖，绿、白、红、青、黑，自然茶种结合后天制茶技术，越来越多的人终于认识了这5种茶色，以及各种茶色的相对茶性。茶业的巨大利益和养生热潮的兴起，上海人越来越意识到大部分人接触的最多的绿茶本性寒凉，并不适合多数人常饮。破除了绿茶惯性之后，喝茶的趋势才越来越百花齐放了。最新的数据显示上海人每年消费茶叶650克。朋友相聚时，吃饭唱K已经不是单一的聚会模式。从一顿花费不菲的英式半岛酒店的下午茶，到朋友家里只放着就着一个茶盘喝几道功夫茶。
上海的喝茶处，像一个五光十色的万花筒，有一千零一夜的不同风格。收集茶叶茶具茶宠，也成了一种时尚和生活方式。不过，更多的参与者还是会去茶馆，喝茶放松了。有几家时髦的茶馆，是如今沪上白领爱去的地方。
茶米家：
顾名思义，茶米家里出售的是精选茶叶、茶具，中国茶的各种门类他们几乎都有，茶具来自芬兰、中国台湾与景德镇的现代派作品。
茶米家的贴心之处，在于为初学者准备了指南性质的小传单。你可以通过指南A看到店内主要中国茶的详细介绍，也可以通过指南B学习冲泡各种中国茶最适合的时间。但与驻店的茶艺老师聊聊，喝喝她递来的小杯茶，你就会知道，为自己上班泡茶并没有那么复杂。
茶米家还有各色小茶点，店内可以坐下来喝杯茶。
喫茶去：
巨鹿路上的喫茶去，是一家开了两年多的茶馆。老板是位年轻上海姑娘，爽利明快，见之忘俗。茶馆主做普洱茶，也有不少红茶。茶馆本身希望面向你我这样的上班族，因而店里专门有名为“上班这点茶”的袋装普洱小茶饼，一饼可以掰成两块冲泡两次，专为上班设计。而其它各种茶叶都有60克的小包装，供初学者尝试。同时店内也准备了不少入门级茶具，极受周围上班族欢迎。当然，初入门者也可以坐在店里慢慢喝，喝什么茶用什么器皿，店员自会详细教授你。
百华：
本城最雅致茶具店之一，百华的女主人是位中国台湾姑娘，读FineArts出身，一年里有3/4时间在景德镇，从茶具设计、拉坯、绘画到烧窑都亲手完成。即使你不懂饮茶，但细看她茶具上的绘图，绝对会有惊艳之感——艺术家的作品，和街头小店普通画匠制作的“大路货”，自然绝不相同。其实，对于非专业饮茶人士来说，判断好茶具的标准就可以简化成两条：造型，图案。拿着这两条去看百华的出品，结果令人满意。
可以购买一枚茶杯，配普通的茶壶使用；也可以单买一把好茶壶，配你自己的水杯；如果想奢侈一下，看看百华的成套茶具，不会失望。
上海大可堂：
走进花园洋房中的大可堂，随处可见的巴洛克风格沙发、英式留声机、罗马式摆钟、旧上海月份牌、按键式打字机、限量版线装书，透露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上海气息。岁月的印痕在这里无声地沉淀，勾勒出一幅“老克勒”的风情画。远年老号茶饼的陈香，典藏连环画的墨香，成就了大可堂独一无二的文化底蕴。
关键词：《金瓶梅》；巴洛克；洛可可；盛宴；美食；咖啡；茶
法国的美食向来都吸引着无数人的胃口。无论从餐厅地址的选择，馆内的装饰到上菜的顺序、餐具的摆放，再到美食烹饪的别致、小巧以及做工的细腻、复杂，都体现着法国人对美食亘古不变、一如既往的追求，热情与忠诚。须家昌曾说道：“白酒配白肉，红酒配红肉。”这该怎么理解呢？“白酒配白肉”，指的也许是白酒更适合与口味较重或较腻的食物一起吃，如海鲜、鱼类、红烧鸡或腌肉、卤猪脚等；而“红酒配红肉”，讲的也许就是红酒应搭配口味较淡或较精致的肉食，如瘦肉较多的牛扒、鸡肋、羊排等。这句话不仅体现出中法在美食上的差异性，同时也显示出品尝过程中搭配的重要性。与其他研究方向不同，本文旨在探索《金瓶梅》里的中国和18世纪前后的法国在美食里的审美与饮食方式之异同。
一、视觉盛宴
虽然法国的美食享誉全球，但法国人是何时开始青睐并崇尚美食并没有确切的时间。我们只能从记录在案的“太阳王礼仪”入手研究。路易十四执政的17世纪，法国的皇室贵族们就已经开始了对美食的巴洛克式享受。执迷于饕餮盛宴的路易十四国王每周都在凡尔赛宫掀起一至两次的大型公开餐宴，即“太阳王礼仪”。在《寻味法国》一书中有具体的描写：
“与会人员穿着不同图案的衣服，有些印着园丁们提着装满鲜果的花篮图案，代表春季；有些是收割者，代表夏季；有的绣着摘取葡萄的劳作者和装满葡萄的篮子图案，代表秋季；也有绣着老人提着装满冰块的竹篮图式，代表冬季。”[1]
我们可以看出，国王对美食的要求非常高，在感受食物与舌尖那一刹那的触碰，在享受红唇贴在高脚杯上的清凉，在聆听玉齿咬着酥脆的点心发出的银铃声的同时，还要欣赏春季的鲜果满园，夏季的忙碌欢快，秋季的硕果累累以及冬季的洁白晶莹，仿佛置身于一个四季皆全的百花世界，在愉悦精神的同时，又享用了一顿酣畅的大餐。
到了18世纪初，这样的巴洛克式追求“大排场”、“豪华”与“奢侈”的餐宴草草收尾，向着“有品味”、“精致”的洛可可式饮食文化转变。这种转变主要有两种原因：一，路易十四死后，奥尔良公爵暂时摄政。这期间，他将皇宫从凡尔赛宫转移到巴黎，直接促成了皇室贵族公开餐会的瓦解；二，资产阶级的兴起，将洛可可艺术发挥到了极致，任何与“豪华”、“大型”关联的代名词均被“小巧”、“温馨”或“讲究”所取代。我们可以从佐拉对当时巴黎一家小资餐馆的描述中窥得一些重要细节：
“顾客们接二连三地走进了店内，只为了瞧瞧。馆内壁从上到下都铺着白花花的大理石。天花板上安置了一层巨大的方形镜，由镀金的檐口镶边，装饰精美。馆中央垂挂着四壁水晶吊灯。柜台位于馆店深处，其右后侧也有几面镜子，镶嵌在大理石墙面之间，看上去如同通往无尽的明亮大厅的一道道门，大厅里是玲琅满目、不计其数的食物。”[2]
店主们不惜重金购买大理石、玻璃、吊灯，同时“花大量时间与工匠们讨论装饰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资产阶级精雕细琢餐馆内每一个角落的设计。这样的餐馆装饰远远超越了对美食本身的生理口味之追求，它更体现的是形而上的审美意识：必须配有华丽的墙壁、明亮的大厅与闪闪发光的吊灯等。另一方面，对大厅奢侈而温馨的装饰也代表着资产阶级的自豪与尊贵，就像佐拉随后描述的：“近一个月，路过的乡亲们都会驻足店外。店主丽莎那白漆粉润的脸蛋如同大理石一样激起人们钦羡的目光。”[3]
在明代小说《金瓶梅》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类似的例子。如在西门庆的妾室李瓶儿家举办的一次盛宴中，作者特意夸大手笔描述了来宾的着装：
“吴月娘穿着大红妆花通袖袄儿，娇绿段裙，貂鼠皮袄。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都是白绫袄儿，蓝段裙。李娇儿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楼是绿遍地金比甲，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比甲。”[4]
盛宴配佳丽，好酒好菜也得合着锦绣服装：白色绫罗、蓝段裙，沉香色、娇绿色、大红色金比甲，炫彬多彩，令人赏心悦目。令我们惊叹的是，《金瓶梅》作者与路易十五隔着一个世纪，两个大洋，却在美食的视觉追求上如此的不谋而合。
二、用餐环境
法国18世纪社会新贵的居家户型设计则是：餐厅应为独立的空间设计，紧邻客厅；而厨房则又独立出来，自成一体。餐桌的布置多以鲜花、水果装饰，餐具也非常讲究。类似的户型安排在《金瓶梅》中也有详细的描写：
“这房子门面四间，到底三层：仪门内两边厢房，三间客坐，一间梢间；第三层三间卧房，一间厨房。临街楼上设放围屏桌席，悬挂许多花灯。先迎接到客位内，见毕礼数，次让入后边明间内待茶。到午间，客位内设四张桌席。前边楼上设着细巧添换酒席，楼檐前挂着湘帘，悬着灯......（但见）琉璃瓶映美女奇花，云母障并瀛州阆苑。”[5]
虽然《金瓶梅》对李瓶儿嫁给西门庆后买的新房描述有限，我们无法知晓客坐与临街楼（客人就餐的地点）是否同属一间房，但新房里的厨房则是独立出来的。另外，从作者描述的“次让入明间内待茶”与“到午间，客位内设四张桌席”中可以看出，午间餐与吃茶的地点并非在同一间房内，茶与午餐分房进行品赏，此处对美食的尊重与讲究甚至超过了法国的新兴资产阶级。最后，除了对餐桌进行“细巧添换”，作者还列举了高档的装饰品，如湘帘、花灯、琉璃瓶和云母障，如此格调的盛宴被作者安排在李瓶儿的新家举行，充分说明了对美食氛围的追求已成为明代小资阶级地位的象征。
三、咖啡馆与咖啡
提及法国的美食，不得不想到咖啡。咖啡的饮用方式经历了漫长的改进过程：从1100年埃塞俄比亚人直接将咖啡豆放入水中煮沸饮用；到1683年，利用滤网过滤磨碎的咖啡；再到1710年，聪明的法国人将咖啡末放进亚麻制成的小布袋中，并将其浸入沸水中直至酿制完毕，咖啡的残渣不再沉淀于杯底或附在牙齿上；而临近18世纪末，为了更加方便法国人对咖啡的饮用，路易伯纳德创新了世界第一台蒸馏咖啡机。
随着咖啡的影响逐渐扩大，自1672年帕斯卡在巴黎开设的第一家咖啡馆起，咖啡厅便已布满巴黎的大街小巷。咖啡厅与小酒馆不同，后者通常是堕落的底层人士借助酒精作用释放压力的场所，馆内有时甚至一片狼藉；而前者则是汇集思想与学术交流的中心，人们在咖啡因的刺激下迸发出更为尖锐夸张的言谈，这也因此使得法国当权者感觉到不满。法官孟德斯鸠就曾在《波斯人信札》里对当时巴黎咖啡馆内的情形做出了批判：
“咖啡在巴黎很流行：有许多公共的房屋，在那里一些人品尝咖啡，一些人讨论新闻。所有从那里出来的人中，没有一个不相信他比进去时多了四倍的才智。但是这些才子们使我感到惊讶。（他们）用一种通俗的语言争论，他们使用了一种野蛮的语言，这种语言似乎给争斗者的愤怒和顽固增加了某些特质。他们以晦涩的推论和错误的结论为生。”[6]
我们发现，身为法官、高高在上的孟德斯鸠对于咖啡馆中聚集的文人墨客们这类反映生活、社会、政治等现实问题的语言感到非常不适应，认为他们是在用“野蛮”的语言讨论着无关紧要的话题。同时，我们在孟德斯鸠的第一百三十二封信中读到，咖啡馆聚集着财产“一万五千利弗尔”、“穿着相当不错”的绅士，有着曾经家财万贯而现却沦落到收容所里的愤青，有“穿着糟糕”、“极端可怜的”社会底层的“家谱学家”，有“苍白干瘦的”年迈新闻家，也有“打扮不整齐的”哲学家。从这点看出，在18世纪封建等级制度依旧十分突出的法国，咖啡馆却成为了唯一一个阶级层次模糊、笼络社会各层人士的聚集地。
那么，法国人又是如何看待咖啡的呢？罗伯特・韦尼克曾在他的笔记中描述到：
“当法国部队一步步拓宽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疆域时，亲王们、公爵们、主教们和使馆大臣们纷纷汇集到巴黎，按照自己的利益重新划分法国的边界。新上任的外交家塔勒兰为了能照顾到每一个权利方，便设下盛世巨宴款待来宾们。”[7]
有意思的是，这场巨宴是以咖啡收场。依塔勒宏自己的话说，最后的这杯咖啡“如魔鬼般亮黑，如地狱般灼热，如天使般纯洁，如爱情般甜蜜。”18世纪法国政治家、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在《味觉生理学》一书中也对咖啡做出了极高评价：
“饮料种类丰富，但咖啡尤其值得一提。它的色泽似水晶般清澈，有着扑鼻的芳香与出奇的灼热；但首先，它没有像装在低廉器皿中的其他饮料一样被人们任意传递，而是置于一个美丽而宽大的瓷碗中。”[8]
我们惊奇的发现，塔勒兰与萨瓦兰对咖啡的描述十分一致，两人都从色泽、气味与热度对咖啡进行褒奖。这从侧面体现出，咖啡因其独有的特色占据在法国美食文化的巅峰；它是一场餐宴的压轴戏，也许正因为它挥之不去的香醇与灼热的激情，才使得塔勒兰在外交政治上的谈判获得成功。
四、茶坊与茶
能与法国咖啡文化媲美的一定是中国的“茶”文化。可以说，《金瓶梅》中对“茶”的种类与和“茶”有关动作的提及贯穿着整本小说。泡茶、烹茶、煮茶、斟茶、递茶、吃茶、嚼茶不断地重复；“茶”的品种也是千奇百怪，除了文中提到的“雀舌牙茶”、“香茶”和”绝品牙茶“属于纯种茶之外，其余都融入了民间的智慧，加入了花果、姜盐等其他元素，变成了以茶为底料的各式饮品，如同合着不同添加剂的鸡尾酒。
我们首先来看《金瓶梅》里的饮茶方式。小说里写道：
“吴月娘见雪下在粉壁间太湖石上甚厚。下席来，教小玉拿着茶罐，亲自扫雪，烹江南凤团雀舌牙茶与众人吃。正是：白玉壶中翻碧浪，紫金杯内喷清香。”[9]
运用雪水烹茶应为明代民间的一种烹茶方法，在随后的“白玉壶里翻碧浪”可以看出，“雀舌牙茶”的烹饪方式为典型的煮茶法，即将茶入水煮熟至沸腾而饮。“香茶”一词也是《金瓶梅》中反复提及的茶类之一，《金瓶梅》第五十一回中写道：
“（潘金莲）从新把嘴唇抹了脂胭，口中噙着香茶，走过这边来。”[10]
第三十四回写道：
“那小郎（书童）口噙香茶桂花饼，身上薰的喷鼻香。”[11]
第七十二回写道：
“妇人用口接着，慢慢一口一口都咽了。西门庆问道：‘好吃不好吃？’金莲道：‘略有些咸味儿。你有香茶与我些压压。’这妇人向床头拉过他袖子来，掏摸了几个放在口内，才罢。”[12]
从“口中噙着香茶”到“掏摸了几个放在口内”，我们发现，“香茶”与其余的茶类不一样，它无需经过蒸或煮或煎这一过程，而是可以直接服用。我们都能从《金瓶梅》里十分浅显易懂的描述性语句了解到明代不仅茶的种类丰富，同时民间对“茶”的烹饪方式也是多种多样，这与前面提到的对咖啡的“煮”、“泡”和“蒸馏”等制作方法简直旗鼓相当，不分伯仲。
和18世纪巴黎咖啡馆有着同样特征，明代民间的茶馆也是遍地开花。我们来看《金瓶梅》中的一处不经意的描写：
“西门庆自从帘子下见了那妇人，到家寻思：‘好一个雌儿，怎能够得手？’猛然想起那间壁卖茶王婆子来......于是连饭也不吃，走出街上闲游，一直迳踅入王婆茶坊里来，便去里边水帘下坐了。”[13]
作者为何安排西门庆与潘金莲在王婆的“茶坊”私会呢？明代的服饰店、食品店、杂货铺、客栈、柜坊、面馆、酒楼、怡红院等，亦比比皆是，而作者却独挑“茶坊”。这不仅仅反映出当时民间的茶馆分布普遍，喝茶这类消遣娱乐深入民俗，同时，也暗含着“茶”与“色”是两两不分家的。《金瓶梅》接下来便回答了作者如此安排的原因：
“西门庆见金莲有几分情意欢喜，恨不得就要成双。王婆便去点两盏茶来，一盏与西门庆，一盏与妇人，说道：‘娘子相待官人吃些茶’......自古‘风流茶说合，酒是色媒人。’”[14]
“风流茶说合”，即男女之间因递茶、喝茶、品茶而倾吐真心，两情相悦。因此，小说中的“茶”旨在传达男女之间的爱意情丝：男女双方在情投意合却不好开口的情况下，“茶”作为一种媒介，由女方递于男方，不仅表达了敬意，也完成了爱情连线。自然而然，王婆的“茶坊”也就成了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屋”，“茶楼”成为了民间男女幽会的绝佳场所。
当然，王婆的“茶坊”里也反映着社会的其他现象。比如，像西门庆有意招揽王婆儿子去自己麾下办事这样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官场污事，像潘金莲时常来王婆“茶坊”为其缝制衣裳所流露出的淳朴善良的世俗人情，也有像稚童前来讨公道，店主借势凌弱所体现的黑暗人性。
“茶”除了传递情感，其作用也体现在其他方面。在《金瓶梅》第七回中，薛媒婆说服西门庆娶孟玉楼，两人一见钟情。此时，小丫鬟端来了三盏“蜜饯金橙子泡茶”，玉楼一盏递于西门庆，一盏于薛媒婆，一盏陪坐。这里的“茶”便不再是传达情意，而是以茶为聘，即用茶定亲，三人饮完茶，这桩婚事也就敲定了。而《金瓶梅》大部分章节中都提到了以“茶”会友，以“茶”待客，如西门庆宴请谢希大、应伯爵，或是李瓶儿设宴款待众姐妹，又或是花子虚内官家摆下丰盛酒席招待各兄弟。同时，如前文中以分析过的“香茶“，因潘金莲口中有咸味，因此拿了西门庆随身携带的“香茶”来“压一压”，此处的“茶”旨在消除重味，清新口气。最后，如同咖啡通常是法国盛宴的压轴戏，《金瓶梅》在很多场合下都将“茶”安排为一顿饭的结束，起到以“茶”消食的作用：众人们吃过饭，喝着茶，欣赏着乐器所带来的灵魂的享乐。
到目前为止，本文剖析了《金瓶梅》里的中国民间和18世纪前后的法国对美食享用过程中的审美角度的异同；同时，本文也从种类、作用、饮用方式对中法美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食物――咖啡和茶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和分析。虽然中法在美食种类上大相径庭，但在审美与饮用方式上却有着巨大的相似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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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三幕剧的内容分别发生在戊戌失败后的晚清末年，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以及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胜利前的统治时期。剧本通过茶馆的兴衰和经由茶馆反映出来的人情世态的描写，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旧中国的腐败没落，它所埋葬的不只是王利发等人毕生追求的事业，而是三个腐朽的时代。
第一幕描写了失败后，社会日趋黑暗，百姓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茶馆掌柜王利发是剧中主要人物。父亲早亡，年纪轻轻就接替父亲作了茶馆掌柜。他精明能干，为人处事始终按父辈们遗传下来的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尽量讨人欢喜。可是，到头来也没能落个好。那时，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乡下人难以糊口，只好卖儿卖女。在公共场所没有言论自由，人们连大气都不敢出。常四爷虽说身为旗人，但生性耿直，胸怀一片爱国之心，他看到晚清末落，朝廷黑暗，便说了一句“我看哪，大清国要完！”就被衙门办案的人抓去，冤坐了一年多的大牢。而那些依附于帝国主义的洋奴和清末封建势力的走狗却春风得意，骑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刘麻子品行恶劣，专靠贩卖良家妇女大发横财。吴祥子专充特务打手。庞太监仰仗宫中势力，狐假虎威，一些地痞、流氓、特务也都惧怕他三分，甚至不惜代价对他巴结奉承。他发了财后，一心想娶个老婆，刘麻子花十两银子从乡下买来一个大姑娘，40岁的庞太监娶了15岁的康顺子。这个庞太监凶狠毒辣，对康顺子百般虐待，不打即骂。
第二幕描写袁世凯死后的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政府更加腐败，黑暗的统治使人民陷入深重灾难之中。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军阀混战，战乱中的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茶馆王掌柜也难逃厄运。他总想改良，目的是想让自己的茶馆更加兴旺起来。他觉得光靠卖茶水是发不了财的，就在后院出租公寓。可是好景不长，公寓被迫停租。又添评书，但并不叫座，他又想方设法招进女招待，结果还是没给茶馆带来一点运气。经过一番“改良”，茶馆还未开张，侦缉特务、巡警、兵痞就接踵而至，敲诈勒索，历来胆小怕事的王掌柜深知惹不起他们，有气只能往肚子里咽，表面还得笑脸相迎，甚至还给北洋军阀的大兵、巡警送钞票，给特务递腰包。刘麻子仍旧操持着他贩卖人口的行当。这天，他在茶馆里和两个逃兵作交易，正赶巡警抓人，那两逃兵合娶一个老婆，并用钱收买了特务，至使刘麻子做了刀下冤鬼。常四爷从大狱出来后，曾参加了义和团运动，但这位有着拳拳爱国之心的贵族子弟，已是贫困潦倒，虽说时常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却也无济于事，只落得个依靠卖点青菜糊口度日的悲惨地步。
第三幕描写了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即将爆发时黑暗统治时期的北京城。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整个北京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反动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打着接收“逆产”的幌子，肆无忌惮地掠夺人民的财产，社会陷于十分混乱之中。
刘麻子死后，其子小刘麻子继承父业，企图勾结特务头子沈处长霸占王利发的茶馆，他声称要把集中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管理的“托拉斯”；小唐铁嘴钻进了反动会道，成了“唐天师”；二德子公然当上了的特务，他混进大学里，专门暗中监视进步学生的革命行动，用极其卑鄙的手段残酷迫害爱国学生。王利发辛辛苦苦经营了一辈子的茶馆终究没能保住，被小刘麻子等人用极其卑劣的手段霸占了去。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北平解放前夕。一辈子谨小慎微行事的王掌拒亲身经历了三个旧时代的变迁，他听说西山那边有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悄悄把大儿子王大拴、儿媳周秀花和小孙女王小花打发去了西山，让他们投向光明。如今，常四爷也年逾古稀了，他凭着良心生活了一辈子却也没有得到善报，到老落得个手提小筐卖花生米的惨境。秦二爷从第一幕开始就胸怀大志，实业救国，现如今也是落魄潦倒、心灰意冷。小刘麻子警告恫吓王利发限时把茶馆让出来便扬长而去。这时，常四爷和秦二爷也脚前脚后来到茶馆。三位老人无不慨叹这世道的不平，他们知道，这个人世间是容不得他们的生存。于是，三人围着桌子悲哀地为自己撒起纸钱来。王利发悄然吊死在自己的茶馆后间。到死他也没弄清楚“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这是多么悲惨的人生独白啊。王利发带着对旧中国的疑惑和怨恨离开了他本来很留恋的人世。
从全剧来看，《茶馆》三幕出场的人物共有70多个，他们出身不一，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有开茶馆的小业主，清宫的太监，吃洋教的绅士，吃皇粮的旗人，兴办实业的财主，还有特务、地痞、流氓、打手、人贩子、艺人、厨师、小学教员、大学生、女招待、反动军警、宪兵队处长及其爪牙、逃兵等等。所有这些人物在历史的发展中都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但是，通过他们的命运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却勾勒出了当时的一幅社会生活图画。作者就是通过这些令人信服的艺术形象和生动的画面表明了旧中国社会彻底朽烂，注定灭亡且已是行将崩溃，唯一的出路就是革命！
剧本在最后表现康大力引导他的义母康顺子走向共产党领导的、是革命的象征的西山，而王大栓夫妇带着女儿小花也跟了去，而且是得到了“当了一辈子顺民”的王利发的鼓励，这就明确地表明了现实社会的光明趋向。这显然比起直接写所谓大事件更有艺术感染力，也更有力量。
二、作品分析
（一）人物评价
王利发：这是一个贯穿全剧的人物。他是裕泰茶馆的掌柜，在第一幕时，正值年富力强，刚从父亲手里继承了经营茶馆的生意，也继承了父亲的处世哲学，即多说好话，多作揖。他精明、干练、谨小慎微、委曲求全、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接待方式。我们在看第二幕中他对巡警的敲诈巧于应付，对自己公寓的房客崔久峰，能很耐心地倾听他的牢骚，尽管他不一定懂，但也不时地说些逢迎的话。作为商人，王利发具有胆小怕事和自私的特点。比如他对李三的苦处、康顺子的处境和难民的哀告虽然也同情，但是很有限度。在旧中国的黑暗现实面前，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的王利发尽管善于经营、善于改良，也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他对此也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得却十分含蓄，比如当唐铁嘴说“感谢这个年月”的时候，他说：“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这句话蕴含了他的愁苦和愤恨。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处事的小商人，最终也没有逃脱自己破产的命运，当茶馆被人霸占后，他悬梁自尽。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的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他揭露了旧制度的吃人本质，反映了旧时代的不合理。
常四爷：常四爷是旗人，在清朝时能吃官家钱粮。但他对腐败的清政府不满，对帝国主义更加痛恨。第一幕中因说一句“大清国要完”就被抓起来，坐了一年监狱。出狱后曾参加义和团，后靠卖菜为生。他正直、倔强、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乐于助人。他对抓过他的特务们不服软。当王利发正愁要关城门了，还没买菜时，是他送来了咸菜和鸡，第三幕中他还为松二爷化缘买棺材。但最后自己也穷困潦倒，拣来别人撒剩的纸钱，作为对自己将来的祭奠。他绝望地喊道：“我爱咱们的国呀，可谁爱我呢？”这个形象反映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反抗情绪。
松二爷：他是旗人，胆小而懒散。清朝灭亡前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整日喝茶玩鸟。民国时期“铁杆庄稼”的待遇没有了，但又不愿自食其力，仍旧留恋过去的生活，宁愿自己挨饿，也要喂鸟。最后终于饿死。这是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旗人的典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
刘麻子：靠说媒拉纤，拐卖人口挣钱的地痞无赖。第一幕中他用十两银子买来康顺子，又以二百两银子卖给太监庞总管。第二幕中他又同两位逃兵谈生意，还没谈成就被当做逃兵枪毙了。这个人物形象表现了当时社会的病态和畸形。
秦仲义：他是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财大气粗，自命不凡，对穷苦人很少同情，考虑着多赚钱，想搞实业救国。他对清王朝的统治存在着阶级本能上的对立，在与庞太监的对话中，软中有硬，绵里藏针，表现了新兴阶级的一种挑战和锐气，从而真实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的本质特征。
崔久峰：他是一个旧民主主义者。他从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者到“中国非亡国不可”的失败主义者。
吴祥子、宋恩子：厚颜、狡猾奸诈、傲慢无理，是老牌的特务。
唐铁嘴：是麻衣相士，算命骗人。
（二）艺术特色
1.戏剧冲突
《茶馆》表现了特殊的戏剧冲突――人民与旧时代的冲突。剧中虽然集中了三教九流的人物，但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具体的、针锋相对的冲突，人物与茶馆的兴衰也没有直接关系。剧中人物仿佛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下，按照自己的轨道必然地运行。正直、善良的人无法摆脱厄运的袭击。那些异常活跃的社会渣滓，各自遵守着自己的道德准则行事，作者也没有过于追究他们个人品质的某种邪恶之处，老舍把矛盾的焦点指向那个旧时代，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每一个小冲突，都暗示了人民与旧时代的冲突。在第二幕中，李三抱怨、巡警的勒索、难民的哀告、逃兵的蛮横，都表现了帝国主义指使的军阀混战给社会造成的黑暗，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而刘麻子、唐铁嘴等人也正是那个黑暗社会的产物。这种近乎“无事的悲剧”更能激起人们对旧时代的强烈憎恨。
2.戏剧结构
《茶馆》的结构被人称为“图卷戏”，或者叫卷轴式的平面结构。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情节，也没有一个非此不可的人物，只是像图画一样，将一个一个人物展览进去，把一个一个情节镶嵌进去。人物之间的联系都是单线的、小范围的，故事也是简单的。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似乎也不激烈。但在这个大茶馆里，再现了一个社会，反映了人民与旧时代的冲突，构成了全剧这一长长的“画卷”。
3.戏剧语言
（1）语言幽默风趣。在微笑中蕴藏着严肃和悲哀，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幽默风格。唐铁嘴夸耀自己如何抽白面儿时，看起来滑稽可笑，但实际上都激起了人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
王利发问报童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也像一句玩笑话，然而表现出的则是人民对动荡时局的不满。这种寓庄于谐的语言更能给读者回味和思考。
（2）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作者善于根据人物的身份和性格，选取符合他们心理的个性化语言。例如：王利发的语言谦恭、周到，与各种人物应酬反应机敏、对答如流，符合他茶馆掌柜的身份。常四爷的语言则豪爽耿直，带有闯荡多年的侠气和饱经沧桑的沉重感。宋恩子、吴祥子的语言则狡猾奸诈，傲慢无理，具有老牌特务的特点。
（3）浓郁的北京味儿。剧中人物说的全是北京大白话。例如“您甭吓唬着我玩，我知道您多么照应我，心疼我，决不会叫我挑着大茶壶到街上去卖热茶去！”“你闹，闹！明天开得了张才怪！”“老掌柜，你硬朗啊？”“要有炸酱面的话，我还能吃三大碗呢，可惜没有！”等等。这些话有北京地方特色，有时代特点，也符合人物身份、性格。台词简短，儿化词语、北京地方方言等都突出了浓郁的北京味。
三、模拟训练
1.下面有关《茶馆》的说明，不正确的两项是（）（）
A.老舍的《茶馆》以老北京一家大茶馆的兴衰变迁为背景，向人们展示了从清末到抗战胜利后的50年间，北京的社会风貌及各阶层人物的不同命运。
B.常四爷是《茶馆》中贯穿全剧的典型人物。他对腐败的清王朝不满，痛恨洋人，正直又善良，富有正义感，是不甘受奴役的中国人的代表。
C.《茶馆》的第二幕，这时的裕泰茶馆渐趋衰落。清朝灭亡了，但是中国依旧在黑暗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群众，已经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直感到中国上层统治形式的更替并未使社会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并不曾埋没社会固有的任何不合理的现象。
D.《茶馆》在艺术风格上，把悲剧和喜剧元素有机地融合起来，以喜剧的形式表现了最为悲切的内容，形成了悲喜结合的特色。因此，人们称《茶馆》是一曲含泪带笑的旧时代的哀歌。
E.《茶馆》讲述了王利发一心想让父亲的茶馆兴旺起来，为此八方应酬，最终却被冷酷无情的社会吞没的故事；同时也揭示了秦仲义、常四爷、刘麻子等一些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
2.下面有关《茶馆》的说明，不正确的两项是（）（）
A.《茶馆》是老舍先生于1957年创作的三幕话剧，它以北京一个大茶馆为背景，通过70多个人物和一系列的小故事描写了五十年的变迁。每一幕戏写一个时代，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即清末、民国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政府。
B.第一幕写清朝末年的社会生活。正是失败之后，裕泰茶馆生意兴隆，三教九流都把这里作为一个相互交流的场所。然而大清王朝却已到了它的末日。透过表面繁荣、热闹的茶馆，我们看到了清末社会满目疮痍的末日来临的现实。
C.《茶馆》中，掌柜王利发善于应酬经营，但茶馆最终还是被人霸占；茶馆的房主秦仲义一心实业救国，但其产业最终也被作为“逆产”充公。
D.第三幕，这时的裕泰茶馆已经破烂不堪，主人的改良无法自救，正直的人都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能够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名厨师，落得在监狱里蒸窝窝头，因为“现今就是狱里人多”，恶势力却异常活跃，横行霸道。结果是茶馆被霸占，王利发去西山逃难。
E.三幕戏犹如三帧风俗画卷，描绘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三个黑暗、病态、荒诞的社会发展片断，从历史的纵向和横向概括了50年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种种人物命运的变迁。它深刻地揭示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一切所谓的改良主义、个人奋斗、“实业救国”的道路都是行不通的。
3.下面有关《茶馆》的说明，不正确的两项是（）（）
A.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掌柜，也是贯穿全剧的人物。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裕泰茶馆，也继承了他的处世哲学，即多说好话，多作揖。他胆小、自私，又精明、干练，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处世的小商人，最终仍然没能逃脱破产的命运。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命运的真实写照。
B.常四爷是旗人，在满清时吃皇粮。但是他对腐败的清王朝不满，对洋人更加痛恨。因一句“大清国要完”被抓起来，坐了一年的监狱。出狱后还参加义和团。他正直、善良、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他不讳言他的不满，对抓过他的特务仍然很强硬，对正在发愁的王利发则雪中送炭。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也穷困潦倒。这个形象代表了不甘受奴役的中国人，反映出旧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
C.松二爷也是个旗人，心眼好，胆小怕事，懒散而无能。清朝灭亡前，他游手好闲，整日喝茶玩鸟。清亡后，“铁杆庄稼”没有了，他就靠卖菜为生，他宁愿自己挨饿，也不让鸟儿饿着，一提到鸟就有了精神，最后终于饿死。这是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旗人的典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
D.刘麻子、唐铁嘴、秦仲义、康顺子等人，是一群兵痞无赖，他们说媒拉纤、拐卖人口、算命骗人、敲诈勒索。这样一类人物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畸形和病态。
E.崔久峰是一个旧民主主义者。他从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者到“中国非亡国不可”的失败主义者，体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者悲观绝望的情绪，也反映中国难以救治的黑暗事实。
4.下面有关《茶馆》的说明，不正确的两项是（）（）
A.康梁变法失败后，裕泰茶馆中形形的人物登台表演，一方面是拉皮条的为太监娶老婆，暗探遍布社会，麻木的旗兵无所事事，寻衅打群架，另一方面是破产的农民卖儿鬻女，爱国的旗人松二爷因几句牢骚被捕，新兴的资本家企图“实业救国”，裕泰茶馆老板左右周旋，企图使生意兴隆。
B.在第二、第三幕的发展中，恶势力越来越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暗探宋恩子、吴祥子的后代子承父业，继续敲诈勒索；拉皮条的刘麻子的后代青出于蓝，依托当局要员准备开女招待“托拉斯”；庞太监的侄子侄媳组成的迷信会道门在社会上称王称霸，甚至做着“皇帝”、“娘娘”的美梦，而一些企图有所作为的良民百姓却走投无路。
C.《茶馆》采取三个横断面连缀式结构，每一幕内部也以许多小小的戏剧冲突连缀。这样的结构本来容易变得松散，老舍克服了这方面的困难，剧本“以情节体现人物”，“主要人物由壮到老，贯串全剧”，“次要人物父子相承”，“无关紧要的人物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D.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茶馆》采用的是特殊的戏剧冲突。作者把矛盾的焦点直接指向那个旧时代，人物与人物之间每一个小的冲突都暗示了人物与旧时代的冲突。
E.老舍谈《茶馆》时说，作品写了“那些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他把对黑暗社会的讽刺、批判与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联系起来，在微笑中蕴藏着严肃和悲哀，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幽默风格。
5.人物语言个性化是《茶馆》的一个特色。下面选项不正确的两项是（）（）
A.“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是王利发说的，是接着唐铁嘴说的“感谢这个年月”后说的，这句话蕴含了他的愁苦和愤恨。
B.“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是庞太监说的，这些话活画出了他甘为洋奴、毫不觉悟的丑恶灵魂。
C.“怎么样？我想大哭一场！看见我这身衣裳没有？我还像个人吗？”是松二爷说的，表明封建社会造就了松二爷的软弱无能。
D.“有人卖，有人买，我不过在中间帮帮忙，能怪我吗？”是唐铁嘴说的，表明了流氓的无赖气，说明了他不以作恶为耻的道德标准是那个社会造成的。
E.“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是常四爷说的，这是他最后绝望的呼喊，体现了他的爱国精神，同时也表现了旧中国的黑暗与腐朽。
6.下面有关《茶馆》的说明，不正确的两项是（）（）
A.剧本通过难民、穿着破军装的大兵，反映当时人们生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
B.剧本运用象征的手法，通过茶馆的变迁来见证历史的变迁，通过茶馆命运的变化来象征时代和社会的命运变化，《茶馆》最后的倒闭也象征着动荡时代和黑暗社会的结束与被埋葬。
C.巡警为王利发打发走了难民和大兵，说明巡警对当地的社会治安有着重要作用。
D.王利发“不打发”难民，却把钞票递给巡警、大兵，说明他有欺软怕硬之嫌，也是在动荡社会中无可奈何的举动，作者用批评的笔调表现了他。
E.大兵的行讨和强要，既揭示他们蛮横无理的本性，同时又揭露战乱给人们带来无限的灾难。
7.根据原著《茶馆》，分析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
的性格特征。
8.“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请围绕《茶馆》中“莫谈国事”纸条的变化，分别概括三幕剧所反映的时代特征。
9.《茶馆》三幕戏，截取了旧中国三个反动时代的横断面。请分别说出三幕戏所反映的时代并用一句话来概括《茶馆》的主旨。
参考答案
1.BE（B项贯穿全剧的典型人物应该是王利发；E项秦仲义是民族资本家，常四爷是八旗子弟）
2.AD（A.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D.王利发自杀）
3.CD（C项卖菜为生的是常四爷，松二爷终日无所事事；D项中秦仲义、康顺子不是兵痞流氓）
4.AC（A项松二爷应为常四爷；C项“以情节体现人物”应为“以人物带动故事”）
5.BD（B项应为唐铁嘴所说；D项应为刘麻子所说）
6.CD（C项表现巡警凶狠、狡猾、贪婪；D项王利发同情难民，但又无能为力，他具有胆小怕事和自私的特点）
7.要点提示：①王利发：胆小、自私、精明干练，谦恭周到。②秦仲义：热情、有追求。主张实业救国。③常四爷：豪爽耿直，带有闯荡江湖的侠气和饱经风霜的沉重感。
8.第一幕，出现“莫谈国事”的纸条，令人压抑，表现了“大清帝国”病人膏肓，寿终正寝；第二幕，“莫谈国事”的纸条越写越大，反映了军阀混战使百姓更感恐惧；第三幕，“莫谈国事”的纸条写得更大且数目众多，反映了抗战结束后空前黑暗的统治现实。
关键词：茶馆；时尚；茶宴设计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8-0046-02
茶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经济文化现象，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至少1200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社会认同。经过1200年的历史沉淀，饮茶已成为了中国百姓的一种生活习惯。然而，在现今的中国大城市中，茶馆行业的发展却异常艰辛。据北京茶文化学者陆尧先生的调查报告：2005年，北京60%左右茶馆营业额下降。600多家茶馆中，亏损的在50%以上。在武汉最热闹的地方，江汉路步行街与汉口江滩，经营各国料理的饭馆、酒吧、咖啡店、娱乐场所鳞次栉比，就是难觅茶楼的踪影。与飘扬过海而来的酒吧、咖啡店相比，城市茶馆的市场份额十分狭小，不能占据最热闹最有人气的经营地段，不能吸引年轻消费者群，盈利能力差强人意。与其他中国本土餐饮行业一样，中国茶馆在与欧风美雨的舶来品的较量中，显得低气不足。其实，只须稍微了解一下传统茶馆的基本功能，就能明白茶馆在当今社会的窘境。
一、旧社会城市茶馆的特色
旧社会城市茶馆主要有以下三大特色，这也是茶馆的三大特色：
第一，为城市平民提供休息场所和廉价饮料食品。
在热水瓶发明之前的古代社会，城市居民没有很好的保温设备。由于烧水用的柴草不能免费获得，频繁烧水饮茶很不经济且很费事。茶馆能批量生产茶水，具有成本优势，人们逐渐养成了出去喝茶的习惯，茶馆也就应运而生。除了经营茶水外，茶馆一般还兼营一些零食小吃。若不挑剔，日常茶饭事都可在茶馆解决，因此，茶馆逐渐成为城市平民休闲的主要去处。
第二，为各行各业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
古代没有招聘会，不同行业的人员会定点在某个茶馆聚集,喝茶待人雇用，茶馆于是起到了类似于今天的专业人才市场的作用。在报纸还没有发明的年代，新闻小道消息也主要靠茶馆传播。茶馆是个三教九流汇集的地方，信息来源十分广泛。茶馆充分运用了这一优势，适时的推出了“包打听”业务，并逐渐把自己打造成为商人们了解市场行情，谈生意的最佳场所。
第三，带动相关“娱乐产业”发展。
旧时的茶馆为了招徕顾客，往往会请一些说书、唱曲的文艺班子长期入驻。在文化娱乐产业还不发达的时候，茶馆无疑是大众娱乐的大本营。
茶馆因其具有上述三大特色，在城市平民阶级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丰富的物资、信息、文化大餐逐渐动摇了茶馆的休闲垄断地位。在餐饮方面，与同样提供廉价饮料食品的现代小吃店、大排挡、烧烤店、快餐店相比，现代都市茶馆的消费层次偏高，在吸引城市下层平民上，不具有价格优势。与同一消费层次的咖啡馆、酒吧相比，茶馆又显得过于古板、安静，并且不太时尚，不容易获得活泼好动、时尚崇洋的年轻人的好感。在信息服务方面，因特网、电视、广播、报纸等大众传媒已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新速度非常快，到茶馆打听消息早已成为过去。地方特色的传统曲艺也正在走向衰退，流行歌曲代替了民歌小曲，电视剧排挤了传统的说书行业，相声艺术面临失传的危险。电视的普及更是给了城市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免费欣赏到这些传统节目的权利。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使茶馆行业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二、茶馆成为现代人的第三大空间
不过,茶馆的前景并非一片黑暗。现代营销理论提出了一种理念:没有需求可以创造需求。在国民公休日大幅增加的今天，茶馆的生存空间存在于人们对休闲活动的需求中。
根据王琪延、王雅林、刘耳等学者对我国城市人口闲暇情况的研究：上海、天津、哈尔滨三座城市的居民公休日耗费在休闲活动上的时间平均为426.88分钟/日，约7.11小时。具体时间分配如下：
家中室内活动（包括：读书看报、看电视听广播、看录像听音响、利用电脑聊天学习玩游戏、麻将、电话闲聊、发呆闭目养神）所花费的时间为265.15分钟/日，约占总休闲时数的62.1%。
外出活动（包括函授夜大学习、逛街、外出看电影看比赛看演出、室外体育锻炼、去歌厅夜总会、参观游玩、参与公益活动、外出从事赚钱活动、走亲访友、宗教活动）所花费的时间为129.62分钟/日，约占总休闲时数的30.4%。
其他不能明确划分室内活动还是室外活动的，约占7.5%。
工业社会压抑人的创造力，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疏离，现代人正是戴维・里斯曼笔下的孤独的人群。所以，在现代社会，人们更渴望交流，更重视个性的张扬。在俱乐部市场方兴未艾之时，茶馆经营者如能恰当地介入这一新兴市场，让茶馆逐渐演变成由某种共同爱好的人组成的休闲俱乐部，定期组织一些有一定文化内涵的俱乐部活动，就很可能获得成功。俱乐部既能保证一批稳定的客源（一笔稳定的会员费），又能作为文化交流的场所。定期为俱乐部成员开设茶文化讲座，提供茶艺培训，既保证了利润，又弘扬了文化，可谓一举两得。
另外两个社会群体也是茶馆经营者应重点关注的对象。城市白领较喜欢在公共空间进行社交活动，且消费能力较强；刚参加工作的都市青年也不喜欢呆在家里，且喜欢超前消费。这两个群体都能为餐饮企业带来较高的利润值。城市白领沉重的竞争压力和家庭负担使他们易于陷入疲劳和焦虑，星巴克洞察到了这一点，成功的为白领们创造了除开工作和家庭的第三空间。都市青年大多向往西方文化，喜欢追逐时尚的潮流，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韩国日本餐厅始终走在时尚的前沿，成为年轻人的最爱。都市茶馆为什么就不能争取这些理想消费群体的青睐呢？
三、茶饮料流行，茶宴当道
曾几何时，融合了西方软饮料和红茶特色的冰红茶产品开始风靡美国。台湾商人受此启发，相继开发出绿茶、茉莉花茶、红茶等软饮产品投入市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如今，茶饮料已成为占有巨额市场份额的主流饮料之一（据中国饮料协会的消息，2004年我国茶饮料的销售量超过500万吨，并且年产值以100%-200%的速度递增）。茶饮料的成功在于它完美的调和了东西文化的矛盾，既保留了西方软饮料的形式，又充分发挥了茶的优点――茶饮料喝起来比其他饮料更解渴，并且有一定的营养保健功能。茶与软饮料成功联姻的案例告诉我们――在全球化趋势下的今天，采用中体西用的方式，对旧事物进行符合潮流的全新包装，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茶馆在经营的过程中，应拓宽思路，转变经营方式，与饮料企业、食品企业加强合作，共同开发出更多符合时代要求的茶产品。
中国人很早就发现，茶除了饮用功能外，还可作调味料，弥补一些菜肴的先天不足。早在宋代，大文豪坡就曾利用乌龙茶去油腻的功能，用乌龙茶和五花肉一起烹饪，发明了著名的东坡肉。在如今的茶宴馆，每一种茶都被最大限度的发挥了调味功能，它们与普通食材结合，共同创造出一道道精美绝伦的泛着茶香的佳肴。茶宴是一种美食诱惑，它能把原本不懂茶的那部分客人吸引到茶文化中来，创造性的弘扬了中国茶文化。但是，这种尝试不一定有利于茶文化的健康发展。茶菜使用茶叶做调味料的做法有让茶沦为一个料理配角的潜在危险。茶宴的精髓在于简朴恬淡，茶馆提供的茶宴如果制作过于精细、名称过于讲究，反而会失去了茶质朴的韵味，与茶文化背道而驰。
参考文献：
[1] 关瑞.从星巴克看中国茶馆[J]. 中国市场,2007（4）.
掌柜姓秦，五尺的瘦形，着一袭灰布长衫，花白的头发，年龄约五十开外，一副笑脸像是天生镶嵌在面孔之上，活脱脱一个瘦弥勒形象。秦掌柜人缘好，心也善，嘴皮子功夫也到家，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市井平民，见人头一句话便是问声“好了您嘞”，地道的京腔，数十年下来，把个茶馆经营得风生水起。
却说这韩山嘴下的麻七，确有其人，刀法出神入化，乃是一劫富济贫的绿林英雄，杀贪官无数，却未留过真面容，官府久捕未果。麻七和麻七的一尺一寸刀在京城被渲染得家喻户晓，得其暗中接济的百姓无不内心感激，逢年过节焚香叩拜。
这一日铁嘴韩山较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兴隆茶馆内等候茶客上齐继续他的评书快刀麻七，然时过辰时，竟无一位茶客入内，他感觉到煞是奇怪。秦掌柜眉头一皱，心想，莫不是义和团又在京城内闹出了什么动静?他忙差伙计到街市上一打听，原来顺天府今日贴出告示，已拿得飞贼麻七，今日判斩立决!茶客们都跑菜市口看行刑去了。
韩山闻言，顿时老泪纵横，倚在茶桌上半天无语。秦掌柜见状上前安慰说：“老先生何以如此看重麻七?”韩山答：“麻七乃我衣食父母，今被俘斩于菜市口，可怜身首异处，活活辱没了一个盖世英雄，掌柜的，老朽决定，从即日起封口!”
秦掌柜拍了拍韩山的肩：“先生无须封口，试想，麻七没了，还可能有麻八可说呢。”韩山道：“掌柜的此话何意?”秦掌柜微微一笑答道：“您老不是常说浪打浪，一浪又一浪，我中华英雄又岂能止于一个快刀麻七?”
然后韩山起身，仰天长叹：“不能释怀，不能释怀啊!”黯然离去。
没有了铁嘴韩山，茶客来去匆匆，品茶兴致全无，兴隆茶馆的生意大不如前，每日所挣铜钱不够应付官府衙役的，秦掌柜看在眼里愁在心头。过了约半月，忽一日街面上兵甲无数，疾疾往顺天府而去。只见韩山精神抖擞地踏进兴隆茶馆，身后跟随茶客几十人，纷纷入座。秦掌柜喜出望外，拉住韩山的手：“先生不再封口了?”
韩山一抱拳，面容似三月阳春般道：“呵呵，列位不知，麻七犹在!”
秦掌柜连同众茶客一惊，不约而同问道：“何以见得?”韩山昂首入得书桌，一拍手中紫檀木：“各位看官，话说顺天府久拿快刀麻七不下，府衙上下一干人等寝食不安，上交待不了主子，下安抚不住各级贪官，真正度日如年。这一日，有文书吏向顺天府尹献计，言大人何不将狱中死囚冒麻七之名上报，一来可得朝廷赏赐，二来可树威信，即使那麻七日后再度作案，也是死案，因为世间已无‘麻七’其人，乃盗匪冒其名号也!府尹闻言，觉得此计甚妙，于是上瞒朝廷，下隐贪官，将‘麻七’立斩于菜市口。岂料快刀麻七闻言自己已然被斩，大怒，于昨夜某时进得顺天府，寒光遁，府尹的头颅已然落地，然后以指蘸贪官血于墙壁写下三字血书，斩立绝!落款麻七……”
茶客掌声雷动，皆嚷道：“痛快，痛快!”几位茶倌们又开始来回穿梭，其乐融融，又一派热闹回归景致。
却说这一日，时已过辰，兴隆茶馆内却迟迟不见铁嘴现身。茶客等的焦虑，秦掌柜更急，唤茶倌去韩山歇息的客栈一探究竟。半个时辰后，茶馆回来，一脸窘相，追其因后，众人摇头，骂道：“这世道，没法让人活啊!”
原来铁嘴韩山四海为家，无妻无子，偶拾一女婴收养，自此相依为命。昨日半响，十四岁小女出得客栈，街头买针线工夫，被新任的顺天府尹刘三镖窥见，并派衙役送贴于韩山，要纳其女为第十四妾。这刘三镖本是武官出身，原为京城副护军参领，官从正四品，因镇压义和团有功被提拔做了顺天府尹，四十开外，长得人高马大，练就一双铁砂掌，舞动起来，坊间传百人不得近其身，更甚其飞镖的绝活，武林中早有谚语，麻快刀十步夺命，刘三镖扬手穿心。茶倌说：“韩爷断然拒绝此门婚事，欲携小女出京城避祸，不料，那刘三镖早已派士兵城门等候，父女二人被公然掳去。”
茶客唏嘘不已，言道：“有此等恶人出任府尹，我等百姓真可谓狼走欢呼虎来无语也。”秦掌柜依旧把笑容挂于面上，向众茶客深鞠一躬：“各位，本茶馆自开张之日起，视铁嘴韩爷为恩公，没有其正气凛然的评书，引不来满堂高朋，今恩公蒙难，秦某已无心茶事，自明日起，关张歇业，各位日后另寻茶处，今日茶资全免，老朽对不住各位了。”此言一出，四座惊愕，几个茶倌面面相觑。
果然，第二日，兴隆茶馆四门紧扣，招牌已然不见。
第三日，整个京城的三教九流被一个消息惊得瞠目结舌：麻七再入顺天府，手刃刘三镖。
听我爷爷的爷爷说，几年后，在俺的家乡中原重镇皖城，不知何时流行起饭后来碗大碗茶的习俗。皖城内一度茶馆无数，尤以“四海茶坊”生意最为抢眼，其茶资不仅便宜，每日更有精彩的山东评书品听，茶坊内终日熙熙攘攘，好生热闹。
掌柜姓隐，五尺瘦身，顺着一张笑脸往上看，发如银丝，双目有神，逢客便来上一句“好了您嘞”，京味十足。这一天日刚过辰，评书者藏姓老人携一年约十七八岁女徒与往常一样，入得厅间书桌，顿时，茶客们掌声雷动，按照评书的章节，今天说的是快刀麻七的大结局。
紫檀木“啪”的一敲，嘎嘣清脆，全场肃静。藏姓老人对隐掌柜微微一笑，张合之间，已然唇寒剑冷，血光四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