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3 00:35:09
[摘 要] 和我国古代的性恶论相对应，基督教的《圣经》所阐述的原罪论是融入了西方社会的文艺、思想等不同领域的一个概念。本文主要按照《圣经》所提倡的原罪论解构美国爱情、奇幻、喜剧影片《冒牌天神》，发现巨大的能量来自于心中的真爱，人们必须限制自己的心灵，懂得在日常生活中以感恩的心态来待人处事。而不应当像影片中的主人公那样，对什么事都抱怨、满腹牢骚，总是将自己的不顺心归结为环境不好，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倒霉的人，这样的话将于事无补。
[关键词] 英语文化；原罪论；《冒牌天神》
早在战国时代，荀子就提出了性恶论，他认为人性本恶，善者都是虚伪的，并且人性仅仅局限于好恶、喜怒、食色、利欲等，那些善良的、有价值、意义的东西全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结果，是通过后天学习、行动所争取得到的。未经教化的人是不可能向善的。这种性恶论的观点，和融入西方社会各个方面的基督教《圣经》（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主张的原罪论不谋而和。美国影片《冒牌天神》（2003年）描绘的是一个普通人获得了上帝的能力之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故事，并且借此分析、探讨人类的能量到底来自何方。电影的主人公Bruce拥有了上帝的能力之后胡作非为的表现无疑是必然的，因为人的本性全是自私的。本文尝试用《圣经》中的思想观念来对美国影片《冒牌天神》进行解读，从而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该片，并且进一步深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与理解。
一、西方文化中的原罪论
《圣经》作为一部浓缩了基督教思想精华的经典之作，它成为基督徒的生活指南，也是基督教文化的精神支柱。同时，它更是一部拥有丰富的内容、无所不含、应有尽有的百科全书，涵盖了社会、历史、文化、考古以及道德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它对于西方各个民族的思想、道德、心理以及文化色彩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西方传统的语言、思维以及主题特色在某种程度而言都来自《圣经》。《圣经》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础，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政治、经济、文学以及法律等各个方面都带有《圣经》的明显烙印。《圣经》对于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书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假如从未接触过《圣经》，那将很难真正学好英语，更不可能深刻理解西方文化。由于《圣经》的影响是多方面、全方位的，要想更好地对电影艺术这种文化的精华进行深入的解读，必须掌握一定的《圣经》背景知识。
“sin”一词为基督教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是“原罪”，也就是原本就有的罪。许多人都知道《圣经·旧约》中耶和华上帝创造人类以及世间万物的故事，也熟悉始祖亚当与夏娃原本生活在伊甸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后来由于偷食了善恶树上的禁果而被赶出伊甸园来到了人类世界。由于我们人类全部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因此我们每个人全部都是罪人。但是如果认为基督教所说的原罪就是偷食禁果而行淫，这是十分荒谬的。《圣经·旧约》是利用希伯来语进行记载的。《创世纪》中记录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所使用的希伯来语单词，其原来的意思是射箭的时候并未射中靶心，言下之意就是说未能符合上帝的标准与要求便有原罪。按照《圣经》中的记载，上帝六天造人类和世间万物，并且要人生养非常多，管理世间万物。上帝当时只有一条诫命，即禁止食用善恶树上的果子。然而亚当和夏娃没有多久就违反了这条诫命，偷食善恶树的果子，这就是所谓的原罪，也就是违背了上帝的诫命，没有信奉、遵守上帝的要求与标准。由原罪肯定会产生其他很多的罪，比如嫉妒、恨、竞争、偷盗、妄语、欺骗、自私、不负责等。
二、《冒牌天神》故事梗概
美国影片《冒牌天神》充分反映了人类的原罪，也就是人的本性是以自我为中心，假如人类拥有了像上帝的本领，并不会将其能力用在乐于助人、成全他人的善事上，反而会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为所欲为，造成天下大乱。电影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Bruce是美国纽约水牛城的，在电视节目《人类利益》中作为一名新闻评论员，尽管年纪已经超过30了，却还邋里邋遢、毛手毛脚的。他还是一个满嘴怨言的人，脾气暴躁，总是埋怨上帝对自己非常不公平。他经常抱怨人间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发誓假如他成为天神，必须改变世界。他才貌双全，主持的电视节目也非常幽默风趣，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其中他的女朋友Grace也是他的一个忠实的粉丝。某日Bruce真是霉运当头、祸不单行，甚至被解雇了，他感到万分压抑，将所有的过错都归结于上帝，对着天空诅咒上帝。上帝对于他无休止的抱怨难以忍受，决定赐给他一天拥有神奇的能力，让他明白要维持世界的良好运作是多么困难。Bruce获得了上帝的能力之后终于能够大发神威、无拘无束地改变世界了。他雄心万丈地要大展宏图，但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自身的享乐而打击、报复、作弄其他人，从而酿造了一连串的胡闹，甚至让他的狗在洗手间方便并且使用脚冲刷马桶。影片的高潮之处是尽管Bruce虽获得了改天换地的能力，却不能利用这种能力使得已经对他灰心失望的女友回到他身边，就算是上帝也不会去干涉别人的自由思想。最终他知道了获得了上帝的能力也无法让他获得幸福，真正的幸福不是由于环境的变化，而是因为心中充满爱，在于日常生活过程中的细节、点点滴滴以及踏踏实实的努力。
三、《冒牌天神》中的原罪论
影片的英文名字“Bruce Almighty”就体现了基督教的含义。由于“almighty”可以解释为全能，原本该词不能用来形容人的，只能形容上帝的神通广大。把Bruce称之为almighty，无疑是在宣告他获得了上帝的能力，却给广大观众产生了悬念：电影的主人公Bruce会如何利用该能力呢？Bruce是非常普通的人，他是一个并不可爱、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小人物，也是所有平常人的代表。他那非常糟糕的一天：女朋友做的早餐难以入口；他的狗又在他的沙发上随便撒尿；在路上由于好奇的心理而去管别人的闲事遭到人家的殴打；他生气跺脚，竟然踏进了臭水坑，不但差点儿摔倒，还搞脏了自己的裤子等，他的遭遇也是我们普通人不如意的一天的真实写照。Bruce所以对着天空大声诅咒上帝，就像我们每个人也常常由于心中不平而大声呼喊“老天爷啊，你怎么这么不开眼啊”。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文化创新；民族文化；人本原则。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是无形的国土；文化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资源，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更是生产力的先导。所以，我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有硬实力的支撑，还必须具备文化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即文化软实力。
发展文化软实力不仅能为国家软实力建设奠定基础，也能为国家硬实力的增强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撑；它不仅事关一个民族的国际形象，也决定了全球化背景中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结合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背景，从价值取向上讲，中国文化软实力主要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导航、支撑先进的本土文化体系建设、为国家永续发展提供原动力、保障民族凝聚力、国民创造力的源泉五大功能。鉴于此，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相应地遵循以下五条原则。
一、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
在现今时代，世界形势日趋多变，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潮也层出不穷，文化多元是人们不可回避的现实情况。多元文化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有利于文化的融合和完善，有利于消除片面认识、极端认识；另一方面，不同层次的文化的沟通有可能带来思想层面的混乱，有可能对弱势文化带来被覆盖的危险，对民族文化的自主性也是一个挑战。
在这个多元的文化环境中，文化帝国主义也逐渐浮出水面，文化帝国主义，其实质就是西方世界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武器的征服。相对于武器或暴力统治，文化的控制和渗透更能摧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心灵壁垒。从意识形态入手达到征服的目的，具有隐秘性和无形性等特点，会使民众自发地屈从。西方文化的渗透在某种程度上会模糊人们的主权意识。在当今社会，与武力征服紧密相连的文化侵略几乎已经找不到舞台了，但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形态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的扩张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文化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并且这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应该是开放的、全面的。面对复杂的形势，我们应该用以简驭繁、以一领多的原则驾驭文化层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文化本身是一个系统，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在文化多元的背景中，一元化能否引领多样化便成为和谐社会的文化标志。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一元化指导思想，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社会的稳定、和谐并存，既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又有明确的文化主导思想。
“一个健全的文化体系，必有一个中心思想，在文化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兼容并包，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必须确立一个主导思想，藉以保证政治上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同时又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藉得保持思想上的活跃、学术上的繁荣”[1]337，348。
我国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功的历史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一元化指导思想的重任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胜任。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是指导我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但马克思主义决不能仅仅是纸面上生硬的表述，而是植根于实践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了经典作家的文字、语句，是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符合并能真正指导我国实践的先进思想。因此，只能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引领时代的进步，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
罗素称，不管对于中国还是人类，文化问题都是根本，他把文化视为决定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的第一要素。罗素的观点具有极深的意蕴。文化在无形中影响人们的行为，当文化导向发生变化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将发生相应改变。在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可以说就是这个社会的时代精神象征，“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35。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不仅关系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和谐，也关系到我国的政治体制的运行。所以，“以一领多”
是我们在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时必须坚守的原则，而且是核心原则。
二、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
在牢固一元化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才能确保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独特内涵。文化是立国之根本，尤其是在这个文化价值冲突日益加剧的环境中，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精神家园的前进方向，正是中华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只有发展文化软实力才能重塑我国在全球背景中的文化身份。
在目前多元文化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渗透的情况下，民族文化的崛起显得相当关键，任何一种自主的文化都是建立在本国文化传统之上的，失去了这个核心，也就失去了一国精神的根本，“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3]152。推进文化创新、发展文化软实力要紧抓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充分利用好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内涵，积极创新，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发挥出传统文化的优势和独特之处，使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散发出新的光芒。
我国目前已经面临着外来文化冲击、吞噬我国传统文化等问题，面对我国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的危机，许多人开始探求西学，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是，面对外来文化，如果全盘否定自己的民族文化，一味地去追随模仿，丧失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就会带来整个民族精神的泯灭，从而也就带来民族独立性的消失。文化不自主，就有可能成为丧失民族特性与独立性的文化殖民地。
费孝通先生在1998年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时提出：“在中国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才能谈得到让人家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在文化传统上说，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么长久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去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4]而且，他进一步阐释到：“文化自觉，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要‘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可以说，强调文化自觉的前提首先是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再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不同民族的文化都做到“文化自觉”的层次，才真正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
从我国的历史来看，我国的民族文化具有坚持主体性的先天优势。虽然我国经常处在一种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之中，也经常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非常巨大的，但中华民族没有在这种情形下丢失自己的文化，反而是将各种文化纳为己有，加以改造和创新，并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从中国以往历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量最为伟大。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由其伟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若干领邦外族，而融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5]7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坚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坚持文化创新原则。
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柔性的影响力和征服力，从根本上讲，就是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生存力与创新力的综合体现。创新力是其他实力的基础，也是最能体现文化软实力价值取向的构成要素，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软实力也可以称为文化创新力或文化创造力。文化创新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根本途径，构建构文化软实力应以文化创新为主导战略，只有文化自我创造、自我创新，才能保持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才能使文化具备辐射力与感染力。
我国目前建构文化软实力固然有许多优势之处，比如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文化资源，市场经济的完善有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文化发展战略也成为新的战略着眼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等等。但是，目前我国建构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劣势也不容忽视，比如文化倒灌现象严重，文化产业发展滞后，核心价值观引领性欠缺等等。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文化整体创新力不够，文化创新习性不足，以至于传统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致使文化理念的影响力不足。
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1]251，创新既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又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文化创新力不够，不仅会妨碍文化自身的发展，还会影响到民族先进性与国家创新力的提升。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文化自身的长久发展而言，全面照搬、机械继承带来的危害不亚于对它的全盘否定和彻底背叛。文化创新是文化内在创造性的自我转化。一方面，面对多元文化，我们可以汲取各家之长；另一方面，应通过文化自身的创造性，让文化不断提升，以适应并引领时代的进步。
创新离不开对自身的扬弃，扬弃不是简单的摒弃、抛弃，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是对自我的锻造和重塑，扬弃是在保留原来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的继承和提高，内含更新、创造之意。扬弃既有对消极因素的抛弃，也是对事物中积极元素的肯定和鼓励。无论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发展我们的指导思想，都需要扬弃的精神贯穿始终，“扬弃力包含在文化的传承、交流、融合与创新的全过程中，体现在各个环节的张力上”[6]404。扬弃显示了事物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冲力，坚持扬弃代表着突破了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是事物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
扬雄曾经说道：“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太玄》）。“不因不生”说明我们不能忘记传统，“不革不成”
说明必须不断创新。文化繁荣、创新之时，也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时期，是国家创新力与竞争力的积累时期。培育和促进文化的创新性不仅是建构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创新时代的内在要求，更是一个民族与文化持续发展的要求，只有努力营造文化的创新性内涵，才能从本质上促进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为民族国家的进步提供不竭的动力。
四、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
如果说坚持文化创新原则，是从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时间维度来讲的，那么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则是从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空间维度着手的。在现今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建构文化软实力不仅要积极创新、自我扬弃，还要与外会通，站在平等、交流、整合的平台上，积极发展，博采众长，处理好借鉴和独创的关系。会通，就是对各种联系进行融会贯通，是联系之上的再联系、联系之中的优联系。世界是一张普遍联系之网，事物通过彼此间的相互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为了更好地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我们应该站在整体观的角度看世界，对事物的联系、变化、发展都清清楚楚，实事求是地加强联系有助于促进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为了使中国文化软实力向积极的方向发展，除了必不可少的联系之外，还应将所有联系的方面整合起来、将各种信息优化组合、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加以综合运用，这就是会通的过程。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魅力。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首先要正视我国多民族、多习俗的现实，整合内部资源，统一在中华文化的大框架之下。能把我国各民族统一在一起的因素不是其他而是文化、文明，如果没有文化在起作用，国家就被会经济、地理、环境等等要素割裂开来。其次，要正确地对待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传其先进。在中华文化能够完全兼容的情况下，对西方先进的优秀的文化加以吸收、借鉴。建构文化软实力，在以本国文化为主体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提高文化的包容性，做到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在对待西方文化时，有两种态度是错误或者有害的：一种是全盘西化，认为西方文化绝对先进，应该把西方文化全盘移植我国；一种是夜郎自大，认为我国文明源远流长，我们的文化是优秀文化，漠视甚至蔑视其他国家的文化特点和长处。费孝通先生提倡“文化自觉”的目的之一是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就要求在坚持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促进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融通和交流，更快更好地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扬弃。
坚持整合会通的原则，旨在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合一处、相辅相成地互动式共享提升。这是一个协调并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同时也离不开其它文化的助推，以协调并举为基本点，才能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使主导文化发扬光大。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引导和凝聚其他多元文化向自身靠拢。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以一种文化为主导，其他多元文化为辅助的和谐文化之局面。
五、坚持人本原则。
以人为本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主要的治国方略之一，“今天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7]。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使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普遍认同感和满意感，从而达到思想上的协调统一，最大规模地将人心凝聚起来，进而推动和谐社会积极构建。
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也必须坚持人本原则。一方面，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人创造的，人是文化的主体；另一方面，文化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重要特征。文化与人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主体原则，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必须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主人，以人为主动力[8]15。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在全社会形成重视人、尊重人、培养人的社会风气，以人为主体，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战略方针。
以人为本，必须将人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从整个生态链的角度上看人的作用和位置，看人的终极目标和关怀。首先要认识到人在自然中的关键作用，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恰当位置。马克思认为从本原上看，“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看，自然界的物质交换活动是社会的基础；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看，人的活动不能超越自然所能接受的限度，不能违反自然规律。
在以往的观念中，既有人类中心论也有自然中心论，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当从“类”的角度去研究人时，人类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人处在自为状态，人与自然在互补的平台上相互作用，这克服了人类个体中心主义，有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坚持人本原则，并不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建构文化软实力，也应站在生态和谐的立场上，才能从根本上做到人本原则，达到人的本质与外界环境的一致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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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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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方；草原；新石器；文化特点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01-06
一、兴隆洼文化
1982年首次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而得名，距今约8000～7000年，属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遗存。主要分布在辽河流域和大凌河流域。其遗址相对较多，主要有查海、金龟山、白音长汗、盆瓦窑、南台子、西寨、东寨、上宅等，分布范围北起松辽分水岭，南到燕山南麓，东起医巫闾山，西抵大兴安岭。
兴隆洼文化的遗迹有房址、聚落。房址多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筑。聚落有环壕、非环壕两种。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器、陶器、玉器和蚌器，主要以石器为主。石器的代表性器具有打制的肩锄形器、磨制的斧形器，此外还有琢制和压制石器。骨器主要有骨锥、骨鱼镖、骨匕形器和骨刀等，此外，还出土了一支能发出四种音列的骨笛，对于研究音乐史和乐器史具有重大的意义。陶器为手制砂质陶，陶色以灰褐和黄褐为主，普遍饰有复合纹，胎壁厚重，质地松软，制作水平不高，最典型的特征是盛行平底筒形罐和之字纹。玉器有工具类，如玉匕，还有装饰类，如玉i，从出土的大量渔猎的石器、骨器以及动物骨骼可以看出，兴隆洼文化的经济结构中，渔猎经济占主导地位。从敖汉兴隆沟遗址发现的粟、黍作物炭化遗存、陶器制作水平的低下以及房址和聚落形态来看，农业在这一时期业已出现，并成为一种补充性的经济活动。
兴隆洼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遗址总面积4万平方米，环壕半地穴式内外房址158座，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聚落中，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被考古界赞誉为“中华远古第一村”。
遗址墓葬多为居室葬，共30座。居室墓位于居住面之北临穴壁或四角，为土坑竖穴墓，另外还有1座人猪合葬墓。
二、赵宝沟文化
赵宝沟文化是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高家窝铺乡赵宝沟聚落遗址为代表。关于赵宝沟文化的年代范围，目前有三种观点：杨虎认为是公元前5200～4470年左右[1]，刘国祥认为距今7000～6400年间[2]；索秀芬则认为是公元前5500～4500年间[3]。其主要遗址有赤峰市敖汉旗小山、南台地、翁牛特旗小善德沟、林西县白音长汗等10多处。小山遗址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东南边缘宝国吐乡兴隆洼村。出土陶器、石器、胡桃楸果核等。遗物具有鲜明的特征，如尊形器上的猪首蛇身图像，头部由猪、鹿和鸟首的形象混合而成，猪首下作蛇身，鹿首和鸟首右侧纹饰，类似羽翼。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的龙崇拜具有重大意义。南台地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新惠东约30公里的教来河左岸的南台地村，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地表约有40余个半地穴式的房址。出土有尊形器、高足盘（器盖）等。其中5件尊形器、1件高足盘、1件器盖饰有鹿首神兽、鸟纹等纹饰。
赵宝沟文化的聚落遗址规模，大致可以分成大中小型三类。房屋均为长方形或方形半地穴式建筑，房屋按照使用功能来看，大致有公共性活动场所、居住性房屋和具有祭祀功能的房屋。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还有少量的骨器和蚌器。石器主要以磨制石器为主，种类较多。石耜是赵宝沟文化最典型的器物，扁平正锋，材质为板岩和硅质灰岩，坚固耐用。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陶色以褐色为主，少数黑色，还有泥质红顶钵。典型的陶器为筒形罐。普遍饰有压划或压印的纹饰。另有一些人面像、异形陶器等特殊器类。
从赵宝沟文化遗址内出土的马鹿、野猪、狍等动物骨骼以及鱼骨、软体动物贝壳可以看出，赵宝沟文化的经济结构中存在渔猎经济。
三、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发现较早，20世纪初即先后有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瑞典人安特生、加拿大人步达生、法国神甫桑志华、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等在赤峰境内进行野外考古调查和遗址发掘。红山后出土的文物引起了日本考古界的关注，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对红山后遗址进行发掘，发掘了墓地和第一、第二住地址。后由于战争的原因，红山文化的考古工作几乎停滞。一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初，才有所进展。除国外学者，中国学者也对红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贡献颇多，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佟柱臣等，先后对赤峰城东到红山嘴之间和赤峰、凌源等地进行考察，都有重大发现。1954年尹达对红山后遗址进行仔细分析和探讨，红山文化由此得名。
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其分布范围大体是以赤峰为中心，西起河北省的张家口，东到辽河中游，北达大兴安岭，南抵天津北京的广大地区。其文化遗迹有房址、窑址、大型石砌祭祀遗址、“女神庙”址、积石冢群和石砌围墙遗址等。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器、角器与陶器，其中以石器为主，石器又分细石器、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石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叶形石耜，是一种最富特征性的农业生产工具，也是红山文化的标志之一。陶器以手制砂质褐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并有少量泥质灰陶与黑陶。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渔猎业也占重要地位。
红山文化遗址发现较多，比较著名的有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魏家窝铺遗址、喀左县东山嘴遗址、牛河梁遗址等。魏家窝铺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魏家窝铺村，是大型环壕聚落遗址，房屋排列有序，且数量众多。喀左县东山嘴遗址位于赤峰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大城子镇东山嘴村。石砌建筑群址是东山嘴遗址的主要内涵。基址部分保存完整，整体布局对称分布，具有我国传统建筑特色，这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属首次发现。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西部建平县与凌源县交界处，由女神庙建筑遗址、祭坛、积石冢群以及其他土石构筑物组成。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有女神庙，其中出土许多人物泥塑造像。另外还有分布广泛的积石冢，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史前宗教场所。
四、富河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的富河沟遗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围北起松辽分水岭，南不越西拉木伦河和西辽河，西始于查干木伦河流域以东，东止于东辽河和西辽河交汇处。关于富河文化的年代，索秀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5500～3000年间。
富河文化的文化遗迹主要有房址和坑灶，房址多为方形和圆形半地穴式建筑，房址内有坑灶。其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有大型石器和细石器两类，有锄形器、斧、石叶等。骨器的数量较多，其种类有锥、镞、针、匕、鱼镖、鱼钩等。陶器均为夹砂陶，烧制水平不高，主要有黄褐色和灰褐色。有筒形罐、圈足碗等。陶器纹饰以压制、橄印、贴附制成，纹饰种类有之字纹、附加堆纹、划纹、编织纹、坑纹等。
从出土的房址和农业生产石器以及鹿等动物的骨骼来看，富河文化的经济形态有定居农业和渔猎采集。
五、小河沿文化
因发现今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小河沿乡而得名。主要分布在辽西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和中部地区。其年代范围大概在公元前3640～前2667。遗址主要有赤峰市敖汉旗南台地遗址、翁牛特旗石棚山墓地，克什克腾旗白音长汗遗址和河北阳原姜家梁遗址。
小河沿文化的文化遗迹有半地穴式房址建筑、灰坑、墓葬等。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的器形较大，以敲砸器、亚腰石锄、大型石斧、磨谷器、圆形盘状器为主。磨制的器形小，刃部锋利，以铲、刀为主。陶器制作粗糙，器形不规整，表面多有纹饰，器座上有镂空做法。以夹砂褐陶最多，另有少量夹砂红陶和灰陶。其次是泥质红陶，也有一些砂质与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另有猪、狗头雕塑品出土。
从房址、出土器物等表明，小河沿文化的经济生活形态应是定居生活，从事农业而兼营狩猎业。
六、小河西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木头营子乡木头营子村小河西、孟克河西岸而得名。其文化遗址主要有敖汉旗小河西、西梁、大新井、马架子等。索秀芬、郭治中先生推断小河西文化年代开始时间早于距今8200年。
小河西文化的文化遗迹有半地穴式房址、灰坑、窖穴和土龙等。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等。陶器均为手制，以夹砂陶为主，制作方法为贴塑和泥圈套接法，制作水平不高，陶质疏松，陶色不纯，多呈褐色，少量为红色、黑色。绝大多数陶器为素面，纹饰少见。器型单一，以筒形罐为主。石器有打制、磨制、琢制、压制等，器型有石球、锄形器、石铲、环状器、敲砸器、饼形器、斧、锛、凿、磨盘、磨棒、石杵、臼形石器、石杯。蚌器残破。
七、西梁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双井店乡井沟子村西梁遗址而得名。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
西梁文化遗迹为半地穴式房址、灰坑等。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陶器、石器和骨、角、牙、蚌器等。陶器多为夹砂陶，黄褐或灰褐色。纹饰为条形附加堆纹和压划线纹组成的复合纹饰，这也是西梁类型文化面貌的显著标志。器类较单一，以筒形罐最多，另有平底盂、杯等。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有锄形器、斧形器、压削石器、纺轮、环、管等。另有骨、角、牙、蚌器等。
从制作粗糙的石器来看，当时的生产水平比较低下，结合骨、角制品和出土的马鹿、狍、牛、猪、貉、兔、蚌等动物碎骨分析，西梁文化应以渔猎型经济为主，农业迹象并不明显。
八、查海文化
1982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辽宁省阜新县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约2.5公里处发现查海遗址，其现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年代大致为距今7500～8000年。查海遗存的内涵特征十分鲜明，它与同一地区、同一时期的兴隆洼文化相近但又有明显区别，故以“查海文化”命名。
查海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墓葬。发现房址55座，房址分为大、中、小三种，均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排列密集有序。其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陶器、玉器。石器中铲状器、斧、敲砸器和磨盘、磨棒等所占比例较大。陶器均为手制，火候较低，以夹砂陶为主，另有少量泥质陶，陶色以灰褐为主，也有较少红褐色。器物组合以直腹罐、鼓腹罐与斜腹罐为主，陶器纹饰丰富，“之”字纹和以勾连纹母题为特征的几何纹与斜线纹为主。玉器分装饰品与实用工具两类，出土有i、管状珠、匕状器和斧。
查海遗址。该遗址1982年发现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色拉乡查海村西南约2.5公里处，年代为距今7600±95年，面积约10000平方米，出土有半地穴式房址、墓葬等遗迹。聚落址规模较大，房址以风化岩开凿为房基，布局密集，房址呈南北或东西向成行排列，其形制、特点较明显。遗物有陶器、玉器，还有石器、猪骨，鹿骨及农作的碳化物等，其中以浮雕龙纹、蟾蜍纹陶片最为珍贵。
出土有玉匕、玉管、玉环、玉i等玉器。其中玉i尤其精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的真玉器，堪称“世界第一玉”。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查海遗址位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内，时间比红山文化早一个阶段。“有最早的龙纹陶片、最早的玉器，是红山文化的根系”。
九、新乐文化
发现于辽宁省沈阳市北陵以西，因其遗址中心区在新乐工厂宿舍院内，故称新乐文化。按地层关系和文化内涵可分为新乐上层文化和新乐下层文化。
新乐上层文化距今约3000年，以石器和陶器为主，石器有直背弧刃穿孔长形石刀和磨制较粗的石斧、磨棒、石锤、石镞、石杵等。陶器为素面夹砂红褐，均为手工制作，质地粗糙，没有纹饰，有鼎、鬲、钵、罐等。
新乐下层文化目前只在沈阳地区辽河和浑河流域以及新民县境内发现。其年代距今7245±165年。新乐下层文化的遗迹主要有房址。房址大小不一，多数呈长方形或正方形，半地穴式，较为密集。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石器。石器以细石器数量最多，占全部石器的二分之一，其次为磨制石器，占三分之一，打制石器最少。细石器以石叶最多，其次为各种尖状器和石镞；磨制石器有斧、锛、凿、镞、磨盘、磨棒等；大型打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石铲、网坠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最多，另有少量泥质陶。陶器火候较低，胎质疏松，但胎壁均匀，造型规整，可能已使用慢轮制陶。另有煤精制品、木雕艺术品、石墨、赤铁矿石、炭化谷物、炭化果壳等物出土。煤精制品的发现，使得新乐文化遗址成为我国迄今发现使用煤最早的一处遗址。
十、牛场遗存
牛场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牛场村，其文化遗物主要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有刀、斧、刮削器、镞、凿、磨盘、磨棒等；骨器有针、鱼钩、凿等。从陶质来看，大致有夹砂粗陶和泥质细陶两种。皆手制，平底，侈口，壁厚，素面少纹饰，火候较高、坚硬。表面稍加修整，制作粗糙。器形有陶罐、杯、盅、碗等。遗骨种类有鱼、猪、龟、鹿、羊、獾、狍等。最多的是鱼骨。
十一、亚布力遗址
亚布力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尚志县亚布力镇东北1.5公里的岗地上，1985年6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处遗址进行了发掘，其年代据推测下限不晚于距今4000年。
其文化遗迹仅有房址1座，为半地穴式，平面略呈长方形。出土器物有石器、玉器和陶器。石器多为磨制，部分打制。器形有亚腰形石锄、石片刮削器、斧、锛、镞、磨盘、磨棒和磨石等。陶器均为手制夹砂陶，黄褐陶为多，少许红褐陶和灰褐陶。火候较低，陶质疏松。大都带有纹饰，主要为压印绳纹和戳压篦点纹。器形主要有罐、碗等。玉器有玉锛、玉凿、玉佩饰等。
十二、茑歌岭下层文化
茑歌岭遗址位于黑龙江宁安县境伯湖南端东岸，1963年进行发掘。根据地层堆积情况和出土文物的异同，将文化层分上、下两层。下层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类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牡丹江流域，在图门江和绥芬河流域也有发现。其年代距今约4000年。
茑歌岭下层文化遗迹有房址，为圆角方形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多系打制，有肩、束腰石锄和石斧等。磨制石器很少，大多磨制不精。陶器均手制，以砂质红陶为主，也有少量粗黑陶。能辨别器形的仅有罐、碗等。这些居住遗迹和生产工具，反映了原始农耕的特点。
十三、阿善文化
阿善遗址位于内蒙古包头市区东15公里的阿善沟门东，遗址面积约5万多平方公里。根据阿善遗址地层迭压和遗迹间的打破关系，以及对文化遗物的分析，文化遗存分为一、二、三期。
阿善一期文化，遗存发现甚少，未发现遗迹。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磨盘、石磨棒、石球、磨石、砍砸器等。陶器均手制，以泥质红陶具多，夹砂陶次之。火侯低，器形有锛、盆、罐、重唇小口瓶等。
阿善二期文化，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房址为半地穴式，呈正方形。窖穴多为方形圆角直壁状。其生产工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主要有磨壳石斧、磨盘、磨棒、石镞等。陶器有泥质陶和夹砂陶；彩陶不多，器形有折服钵、曲腹钵、小口双耳罐等。
阿善三期文化，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房址分为半地穴式和槽沟结构的地面建筑两种，整个居住区周围都筑有石围墙，窖穴多方形圆角，呈斜壁覆斗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角器和陶器。石器主要有磨制石斧、打制石斧、有孔长方形石刀、单孔石铲、长柳叶型石镞、镶石片刃的有柄骨刀等，骨制亚形器增多。陶器以泥质灰色篮纹陶及磨光陶最具特色。
十四、庙子沟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新风乡庙子沟村南的西坡上而得名，距今约5500年左右。其文化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窖穴、墓葬。房址为圆角、长方形、浅地穴式建筑。灰坑主要有长方形和圆形两种，少数为椭圆形和圆角方形。墓葬在房址周边，有多人合葬、单人墓葬和双人墓葬。
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骨器和少量的玉石、蚌螺类装饰品。石器有磨制石器、极少量的琢制石器和细石器。陶器分夹砂、泥质和砂质三大类。火候不均，色泽不纯，器表和内胎往往呈现几层颜色。以红褐陶为主，灰陶和红陶次之，少量黑陶。多素面磨光或饰绳纹，彩陶数量不多，以红彩为主，双耳罐最为典型。
十五、老虎山遗址
因1980年发现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的乌兰察布盟南部凉城县西南永兴镇正北5公里的老虎山南坡而得名。1982和1983年先后两次进行发掘。根据地层堆积及出土文物等，可将老虎山文化遗存分为一、二两期。
一期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和墓葬。房址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筑，灰炕有圆形桶状和不规则状两种。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等。石器可分磨制、琢制（细石器）和打制三类。器形有石斧、石刀、石镞、刮削器等。骨器有骨针、骨锥等。陶器以手制为主，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以红褐和灰褐陶为主，灰陶次之，还有少量的磨光黑陶。纹饰以篮纹为主，其次是素面、绳纹、附加堆纹和极少数方格纹。器形有罐、盆、豆、瓮、缸等。
二期文化遗存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和墓葬。房子多为平面呈“凸”字形半地穴式白灰面建筑。在房址正中有圆形或圆角方形地面灶，灰炕有圆形和不规则状两种。墓葬只发现3座，均为小型竖穴土坑墓。遗址四周还有石墙建筑。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等。石器可分磨制、琢制（细石器）两类。有石斧、石锛、石刀、石环、石镞、刮削器等。骨器有骨凿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灰揭陶为主，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的数量有所增加。制法以手制为主，模制和轮制的数量增多。陶器的纹饰，仍以篮纹为多数，绳纹的比例增加，附加堆纹发达。器形有罐、鬲、豆、甑等。
十六、朱开沟文化（第一段）
因1974年发现于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正北10公里的朱开沟村而得名。1977、1980、1983年和1984年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综合文化层堆积及出土器物的情况，其文化遗存可分为五段三期，其中，第一段为龙山文化晚期阶段。
朱开沟遗址第一段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墓葬。房子都是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地面抹白灰面。灰坑有圆形袋状、圆角方形和椭圆形灰坑三种。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生产生活用具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有长方形有孔石刀、石凿、石磨棒、磨石等。骨器有骨镞、骨凿、骨针等。陶器多为手制，模制者较少。有夹砂灰陶、泥质灰陶、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和泥质黑陶五种陶系。以灰陶为主，褐陶和黑陶次之。陶器的纹饰，以篮纹为多，绳纹略少，此外还有方格纹、弦纹、刮划纹和压印纹等。
十七、西园遗址
因发现于内蒙古包头市东郊沙尔沁乡西园村东而得名。该遗址是1983年包头市文物管理所调查时发现的，1985年和1988年先后两次进行了遗址发掘。根据地层和遗迹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出土遗物的综合研究，可将西园遗址分为三期。
第一期遗存较少，仅有少量陶器。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早中期。陶器均手制，分泥质和夹砂陶两大类，其中泥质陶占多数。烧制火候较高，质地坚硬。泥质陶以红陶为主，另有少量灰陶。器形有钵、罐、盆等。
第二期遗存有房址、灰坑。室内绝大部分都有柱洞。灰坑有圆形、圆角方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四种。其生产和生活用具有石器、陶器、骨器等。石器有磨制、琢制等。陶器均手制，分为泥质、砂质和夹砂三大类，其中泥质为主，还有较少红陶、橙黄陶和黑陶。纹饰以素面最多，另有篮纹、绳纹。此外还有磨光陶，纹饰有附加堆纹、弦纹等。器形主要有钵、罐、瓶、缸等。时代大约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骨制品仅见骨针和针筒。另有各种环类和骨簪等装饰品。
第三期遗存有房址、灰坑、墓葬、陶窑等。房址居住面和墙壁均抹一层白砂泥。灰坑仍是圆形、圆角方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四种，直壁穴为多，少数袋形坑。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等。石器有磨制、琢制的锛、纺轮、磨棒等。骨器有刀、锥、凿等。陶制品仅见刀和纺轮。陶器仍可分为泥质、夹砂和砂质陶三大类。泥质陶较二期有所增加，夹砂陶、砂质陶相对减少。时代大约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纹饰仍以素面为主，但相对减少，篮纹有所增加，彩陶基本不见。器形主要有钵、罐、瓶、碗、盆等。装饰品有环和骨簪等。
十八、白泥窑子遗址
1958年发现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清水河县喇嘛湾乡白泥窑子村附近。其文化遗存可分为四种类型。其中，第一、二、三种类型属于新石器时代，第四种类型大约相当于夏至早商时期。
第一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坑灶、窖穴，房址平面呈方形，浅地穴式。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石器有打制、磨制。器形主要有敲砸器、磨盘、石片等。陶器有泥质红陶、夹砂红陶。骨器主要有骨锥。
第二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和防护沟。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石器有大型石器、细石器。陶器有泥质橙黄陶、泥质灰褐陶和夹砂灰揭陶，均手制，多见泥条盘制的痕迹。纹饰有彩绘、绳纹、篮纹、方格纹和附加堆纹等。器形有瓮、钵、碗、瓶、盆、杯等。
第三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石器有大型石器和细石器。陶器均手制，烧制火候低，主要有陶刀、陶纺轮、陶饼、陶环等。
第五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房址为长方形浅地穴式。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石器有砍伐器、盘状器。陶器系手制，有泥质和砂质红陶为主。主要器形有鬲、罐、三足瓮、小口宽肩瓮、盆、碗、瓶等。
十九、大口文化
大口文化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沙圪堵镇。根据文化堆积情况的不同，可分为大口第一期文化和大口第二期文化。
大口第一期文化的时代，相当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前2000年。出土遗物较少，主要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骨器等出土数量不多，陶器均手制，火候较高，主要有高领罐、矮领罐、盆、碗、器座等。
大口第二期文化的遗存有房屋遗迹、窖穴、成人墓葬、瓮棺葬。出土器物有石器、陶器、骨器。石器有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主要有斧、铲、锛、刀、尖刻器等。骨器数量较多，而且磨制精致。骨器既有生产工具和武器，也有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主要有凿、镞、锥、针、匕等。陶器系手制，烧制火候较高，质地坚硬。除少量陶器素面和磨光外，其他以篮纹和绳纹最常见。另有少量的附加堆纹、划纹、锥刺纹、方格纹等。器形有袋足瓮、鬲、折肩罐、大口尊、深腹罐、盆、碗等。
二十、转龙藏文化
转龙藏文化遗址位于包头市东河区东门外刘宝窑子河（古称博托河）出口处的右岸，1954年和1958年曾两次试掘。可能属于转龙藏类型的遗址还有伊金霍咯旗巴尔吐沟，准格尔旗二里半等。
其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骨器、陶器三类。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另有磨制石器。器形主要有石刀、石叶、石核、石镞、刮削器、尖状器等。骨器有少量骨铲、骨锥和有孔陶刀等。陶器系手制，有泥质灰陶、夹砂灰陶和褐陶等。纹饰主要是篮纹、绳纹的图案。
二十一、宁夏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宁夏地区发现的有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由于缺少原生的地层，又未经大规模发掘，故其文化内涵的全貌、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年代先后等诸多问题尚不明确。主要有高仁镇、沙坡头等遗址。
宁夏地区遗址出土的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以细石器居多。种类有尖状器、刮削器、石叶、石核、石镞、石钻、磨盘、磨棒、石斧、石锛等。陶器有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夹砂灰陶和彩陶，以夹砂红陶为主。器形多钵和罐。
大量石器的出现，表明狩猎、采集等经济形式的存在，陶罐等的出现，则反映了农业经济的存在。
二十二、新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穆舜英、王明哲和王炳华总结，新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分为三类：第一种是以出土大量细石器为特征。主要有哈密县三道岭、七角井等遗址，器物有石器、陶器。第二种是以较大型的磨制石器为特征。主要有喀什、阿克苏等地。器物中，石器基本都是磨制，有镰、斧、杵、磨盘等。陶器都是夹砂陶，有罐、杯等。第三种以出土彩陶器为重要特征。遗址有哈密五堡水库、克拉玛依市和额尔齐斯河畔等遗址。新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表明当时的经济形态中，狩猎经济与农业经济都已出现。
综上所述，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新石器文化具有显著特点：文化遗迹很多都具有房址、坑灶等，生产生活工具主要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等，其中，石器以打制、磨制为主，制陶业不发达，这反映其经济生活以渔猎为主。遗迹中有出土农业工具等，也表明农业的发展。另外，遗址中所发现的动物骨骼大都是野生动物，说明畜牧业出现较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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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活动是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要求的具体行动。
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由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论坛的主题是“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这是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次大型活动。
这次论坛是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加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讲话精神，以及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宁波召开的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会议和王胜俊院长重要讲活精神的重要举措和具体行动。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胜俊为论坛亲笔题写了主题会标“人民法官的晶格与追求”。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向论坛发来贺信。贺信指出，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宁波召开了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会议，王胜俊院长亲临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次法院文化论坛的举办，是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贯彻落实宁波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论坛的主题是“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深刻内涵的主题，王胜俊院长亲笔题写了主题会标，这对大家是极大的鼓舞和有力的鞭策。贺信强调，古往今来，文化的软实力无所不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社会的每一次大的变革，文明的每一次大的进步，无不打上文化的烙印。最高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法院文化建设工作尤其是近几年来，在王胜俊院长的大力倡导，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力推动，各级法院和广大干警的积极参与下，法院文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以“公正、廉洁、为民”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先进法院文化，已成为广大法官的共同追求。法院文化分会要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广泛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依照章程认真履职，当好院党组的参谋和助手，团结带领广大会员积极探索推进法院文化建设的新途径、新方法，通过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共同营造一个法正风清、和谐友善的司法环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百忙中通过省委办公厅专门关心此次论坛的盛况。山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玉林，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左世忠出席会议并致辞。杜玉林指出，论坛的举办，对于深化广大法院干警对法院文化建设意义的认识，增强法院干警综合素质，提升审判水平和改进审判作风，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促进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都将起到积极作用。申维辰指出，在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深厚历史积淀的“晋商文化之都”――太原举行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既是对太原两级法院大力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成绩的肯定，也是对太原发展文化“软实力”工作的鞭策。左世忠指出，山西法文化历史悠久，这次论坛在山西召开意义深远，山西近年来涌现出了如太原中院等一大批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法院，山西法院要借这次论坛的东风，加倍努力，把山西建设成名副其实的法治文化大省。
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名誉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谢安山、唐德华、李国光、刘家琛，纪检组原组长刘法合等出席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会长李玉成主持开幕式并作总结讲话。中同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副会长公丕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正安、吕伯涛、李玉臻、姜联润出席论坛并分别主持大会发言。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梁权，太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俊明，太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柳遂记等领导也出席了论坛活动。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的主管领导和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秘书长、委员及山西省各中级法院院长和太原市各基层法院院长等参加了会议。
大会会场主席台后面的背景墙上，黄河壶口瀑布的巨幅形象融入到蓝色天空的主色调当中，辽远而深广。“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的大字下面，是王胜俊院长亲笔题写的主题会标“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10个行书体的黄色大字笔力苍劲，在湛蓝的天空映衬下，仿佛翱翔于天幕之上，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立体效果，灵动飞舞，呼之欲出。参加论坛的同志无不为这些匠心独运的构思和设计而怦然心动，啧啧称赞。
论坛活动是全国法官群体中优秀代表思想智慧的大汇集、大交流和大碰撞。
此次论坛提交的论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据悉，论坛收到的论文达1280余篇，经过专家评委认真评审，共评选出104篇获奖论文，其别奖5篇，一等奖6篇，二等奖14篇，三等奖24篇，优秀奖55篇，共有38名获奖代表在论坛上作主题发言。据了解，这次论文征集有一个特点，就是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法院(包括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都提供了论文，而且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法院(包括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都有论文获奖。
从论文情况来看，参与撰写的有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院长、副院长，比如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高勇撰写的《构建先进法院文化塑造法官核心价值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论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的法院文化建设》，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的论文《为民司法价值观的时代意蕴――“陈燕萍工作法”的启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周玉华的论文《法官良知体系的构建与维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吕岩峰的《法官的气象》，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树江的《努力建设人民法官的精神家园 牢固树立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路德_坤的《文化的生命力在仁善 仁善的感召力在管理――关于太原法院管理文化建设的思考与实践》，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院长许建兵的《基层法院精神文化建设之构想》等；
有政法大学和法官学院的教授、专家，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斌的《论人民法院文化体系的建构》，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刘小宝的《论当代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等；
有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基层法院
的法官、普通干部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比如最高人民法院监察室余士军的《论人民法官的人生理想和追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陈本亮的《“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对法官人生修养的启示》，林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齐斌的《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法官文化建设》，青海省海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晁兰军、葛恒美的《西部地区法院文化建设之完善――以青海省海东地区两级法院文化建没情况为视角》等。
论文撰写者围绕“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这一主题，搜罗古今，征引中外，既视野宏阔，高屋建瓴，又幽微洞见，鞭辟入里；既注意理论上的阐述和系统，又强调实践中的可行和效果；既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当前法院文化建设和法官品格修养的传承性和借鉴性，又突出新时期对人民法院精神文化建设的更高期待和要求。特别是通过38篇优秀论文的大会现场交流，亮明观点，各抒己见，效果很好。通过对法院文化内涵和外延的分析、探讨和论述，使得大家对于法院文化的概念、性质及实践运用的途径、方法都有了更细致的了解、更全面的认识、更深刻的体会。
这是一幅令人激动的画面，这是一幕令人难忘的场景：因为对中国法院文化的热爱和关注，因为对中国法院文化的奉献和追求，大家齐聚一堂，谈论着同一个话题。这其中有白发老者，他们在全国法院系统德高望重，此次在会上妙语连连，诲人不倦；有青壮年骨干，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勤勉奋斗，此次在会上以文会友，收获满满。发言者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或张扬外向，或沉稳内敛；或引经据典，严谨细密，或层层递进，淋漓酣畅。听者时而凝神听，时而认真记，会场上时而是会心的笑声，时而是火热的掌声。
论坛活动选择在山西、在太原召开，澎湃而活力四射的法院文化与古老而生机无限的黄河文化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参加论坛的同志都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除了在会上研究和交流文化，会场之外的文化特色同样鲜明，文化气氛同样浓厚。
7月26日晚，参会人员集体观看了讲述晋商故事和晋商精神的经典话剧《立秋》。由山西省话剧院创作的大型历史话剧《立秋》讲述了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丰德票号，在民国初年出现危机时由盛而衰的故事，展示了富甲天下数百年的晋商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也揭示了晋商衰败的重要原因。该剧已在全国公演6年之久，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和海峡两岸。等2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观看了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成为中国话剧百年历程的盛事。观看了演出的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晋商传奇让人赞叹，晋商精神让人钦佩，晋商文化中提倡的“勤奋、敬业、谨慎、诚信”的理念，与人民法官“公正、廉洁、为民”的核心价值观有着很多相通相融之处，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对大家研究法院文化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27日晚，参会代表们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太原晋商博物馆。该馆是以晋商历史及晋商创造的商业文化为主要展示内容的专题博物馆，通过声、光、电等现代展示手法，展现了晋商从崛起至称雄四海、名扬域外的历史进程，是一部反映晋商500年来社会、经济、文化、民俗等诸多层面的立体画卷。大家看着那一件件珍贵的实物和一张张照片，听着讲解员从古至今的讲解，思绪和情感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数百年前晋商先祖们筚路蓝缕、打拼天下的万里征程和风雨岁月。
相较于感受传统文化的深邃，展示山西三级法院文化建设成果的56块图文并茂的展板，给来自全国同行的印象和感觉就直观和亲切多了。
这些资料告诉大家，近年来，山西全省法院响应最高人民法院的号召，在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喜人的成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论坛活动承办者的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院党组书记、院长冯少勇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下，将文化建设、思想教育等看似务虚的东西注入到管理的具体活动当中，使管理工作这个“严为要”的形，因有了文化建设这个“人为本”的神，而别开生面，活力无限。正如冯少勇院长经常说的：“多年的法院管理工作，我深深地感到，人管人，累死人，文化管理最文明。法院管理文化育公正审判、育美、育能、育廉。一个没有文化的法院是没有精气神的法院。”他们的法院管理文化，不是一花独放的院内文化，而是面向全社会的开放开明的文化。他们主动走向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通过司法进校同、进医院、进军营、进监所、进社区……不仅把法制精神和法律知识带给社会，而且让法院文化的气息影响到更多的人。因此，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颁发了“全国法院文化活动基地”的牌匾。
或许是受到会里会外浓浓文化味的熏染，不少代表心潮激越，诗兴大发，艺趣盎然。法院文化分会名誉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家琛在会场即席赋诗一首，其中四旬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文化非等闲。当今发展耀世界，法院文化写新篇。”这首诗当场诵读后，赢得一片喝彩声。参会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都匀黔南自治州中级法院副院长袁承东迅即和诗一首，他写道：“皋陶刑鼎发源地，春秋五霸晋争先。古为今用体用别，中华法系换新天。”法院文化分会副会长吕伯涛则现场挥毫题字：“艺著学弘谦作本，行端品正德为先。”还有几位书法作者也慷慨留墨。
论坛活动受到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各主流媒体纷纷刊发报道，众多网站相继转发有关内容。
关键词：油画创作；草原画派；文化特征
当代草原画派的画家们利用得天独厚的民族资源，创作了大量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在当代草原画派油画创作中，一直蕴含着重要的文化因素，体现出宗教性、民族性、地域性、生态性、人文性等文化特征。内蒙古地域辽阔，历史上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曾在内蒙古地区建立过政权，创造了自己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历史，几千年来，经过不断地分化和融合，蒙古高原上的画家利用特殊的地域环境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同时也发展了特有的艺术风格。
1. 民族性特征
辽阔浩瀚的内蒙草原到处跃动着美的元素。先祖的传说、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造就了内蒙草原这样一种“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而在这种“环境”中滋养、成长、成熟起来的艺术形式，必然有着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民族性特征。它不同于别的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结构，反映的是特定民族的民族精神，它经过长期的积淀而形成，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同时又在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创新。自古以来，蒙古高原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但多以游牧民族为主。无论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他们都具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在内蒙古草原画派的油画创作中，很多本民族甚至生长在内蒙古的其他民族画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了民俗形象作为载体，开始将民俗形象引入油画创作中，并以传承性为主要特征，以在传统民俗中所显现出的现代人的民族生活为内容，我们看到在草原画派油画创作中，画面多蒙古袍、羊群、蒙古包等民族特色的形象，而这些民俗形象正是经过长期积淀并发展丰富而来的，所以我们说草原画派油画创作中呈现出民族性特征。
2. 宗教性特征
在人类历史的民族融合中，蒙古族不断吸纳其他各民族优秀文化来丰富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使其固有的传统文化更趋完善，其中不乏宗教文化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文化共性和民族个性的蒙古族新文化，而草原画派正是在这种民族文化土壤中产生形成。而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风俗文化，蒙古族的或民间信仰，在他们的艺术中反映得最为明显。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主要信奉佛教，也信奉萨满教、喇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宗教对内蒙古少数民族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生活习俗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也是形成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特质的重要因素。如同蒙古族的生活习俗一样，草原画派从产生到发展都与佛教、萨满教、喇嘛教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他的少数民族基本上也都或多或少与本民族的宗教文化联系在一起。虽然当代草原画派是多民族的集合体，但无论本民族画家还是其他民族画家都会不自觉地受蒙古族宗教文化影响。所以，宗教性也是少数民族油画题材的一个明显特征。这在蒙古族画家的作品中有明显的表现，他们的作品设色多注重色彩的简洁与概括，以及色块与色块之间微妙的冷暖明暗变化等。用大面积的灰白营造一种空旷和辽阔，这正是北国之冬冷寂的风景，因为是水或是土的固有的明度和色度，在银灰的调子中显出差别。灰白是蒙古民族传统的喜好色，蒙古族有着“天人合一”、“天神合一”的理念，而这些色彩的运用更使画面增添了宗教的神秘感氛围。
3. 生态性特征
在蒙古族民族文化中，无论是在思维形态、生产方式、伦理习俗还是方面都渗透着鲜明的生态意识与环保思维。也就是说，在蒙古族人的生产生活中始终渗透着对生命与生存意识的深层领悟，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并选择了以游牧方式为主的草原文化，其中就包含着丰富的崇拜自然、敬重生命、珍惜资源、保护生态的文化传统。受西方生态学说影响，中国出现生态意识热同时这一思想也影响到当代蒙古草原画派的创作，很多草原画派画家的画面中体现出一种生态思想。这一思想也突出的反映在朝戈的作品中，就风景画而言，源于朝戈对“自然和人的关系”的特殊理解，他的风景画体现了一种生态反思意识。朝戈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画了大量具有原野风貌及蒙古高原地貌特征的风景画，在朝戈的风景画中使人感受到人与自然相互依恋，相应而相互存在，自然不仅是人安身立命的场所，同时也是精神寄托的场所，在这里人与自然的融合达到了“天人合一”的永恒意味，渗透着画家深刻的生态环保意识。在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的今天，在以朝戈为代表的一批草原画派画家的画作中仍然可以寻找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画面，渗透着画家对和谐生态的呼唤。
4. 地域性特征
地域特色是文化和自然结合的成果，对于画家来说，本土的地域是他们最熟知和了解的地方，蒙古高原独特的自然风貌与景观自然生发不同的风土人情，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情感表达方式，也都有所不同。辽阔无垠的内蒙古大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发祥地，他们的祖先曾在这里生活繁衍，创造了优秀的草原文化。诚然，独特的地域特征和游牧生活方式造就了北方游牧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民间习俗等，同时也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审美追求。崇尚英雄、自由、乐观和富于激情浪漫的色彩，从而多以山岗、丘壑、沙漠、草场等入画，这正是游牧民族的审美取向，也是其突出的文化特征。这与在辽阔、苍茫、雄浑的草原这一独特地域上所形成的本色、率真、粗犷、彪悍的民族性格密切相关。当代草原画派画家都出生在内蒙古大草原，具有独特的地域环境。因此他们的绘画均以描述蒙古草原的自然景物、少数民族的游牧生活为主，形成特定地域里的特定描绘对象，苍茫的草原与绵延的山峦以及普通的牧民生活，尽收于画家的画作之中。因此，在当代草原画派油画创作中，蒙古高原的山岗、丘壑、沙漠、草场等地域性成为其一个显著特征。
5.人文性特征
中国草原画派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关注“人文精神”的弘扬，从当代草原画派代表画家朝戈的画作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人文性特征。而我当时的印象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对人的关心，对人的性格，对人的内在感情——比如人之间的爱慕、友好等心，在现实中你会觉得处处受到冷遇，现实是很粗暴的，你会感到环境缺少一种关于人的文明”。朝戈又是一个敏感的人，他感受到当今人们正在失去人的内在价值出现信仰危机，因信仰危机而出现种种畸形变态的当代艺术，是价值丢失的必然结果。坚守内在的价值是朝戈的追求，蒙古族画家的作品出对人类的某种精神信仰的执着和迷恋。他们用独特的心理去敏锐的感受当代社会，关注内蒙古族乃至人类文化发展，关注精神信仰和强烈的心理冲突，所有这些都体现在他的油画作品中，画面的节奏产生强烈的精神，因此，可以说以批当代草原画派画家在其画作中体现了一种人文性特征。诚然，当代草原画派虽在酝酿成熟过程中，但已经凭借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呈现出蓄势勃发的冲劲。每一种艺术形式都包含一定的文化内涵，中国进入 21 世纪后，面对全球化浪潮，要更加注重本民族文化，同时作为中国艺术成员之一的草原画派，应以其独特的文化特征为中国艺术争得更多荣誉。
参考文献：
[1] 苗景昌.21 世纪中国美术家——苗景昌[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6：2.
[2] 刘淳.中国油画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156.
文字狱的产生是统治者要从思想层面束缚知识分子，并对知识分子的反抗进行镇压。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统治者对作者的诗文、奏章、书信和著作中的只言片语进行吹毛求疵的挑剔和断章取义，为他们编织罪状，以巩固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对于中国的封建历史，我们放眼望去，便会发现清朝文字狱涉及广阔的范围、文网的密集和残酷的惩办办法，都大大超越了前朝。
一、文字狱产生的原因
1. 巩固封建统治
为了封建皇帝的统治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维护，为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得到维护而对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行不断的束缚于控制是文字狱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在每个朝代大兴的主要原因。在清朝的前期，生产、经济得到恢复之后，政治地位也得到巩固，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地位，必须从源头上，也就是人的思想上进行控制，于是清朝统治者便将文字狱当作重要手段来实现其政治目的。
2. 尖锐的民族矛盾
清朝统治者挺进中原时是少数民族身份。从政治角度来看，南明政权仍然存在而且具备一定的号召力。从军事角度来看，南明政权所具备的军事力量和反清武装在各地的普遍存在使得清政府无法安心。从文化角度来看，颁布“剃发令”，把满族的发型强加在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身上，这在无形中加剧了汉族人的逆反情绪，民变四起，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起到了激发作用。反清武装斗争被大规模的镇压后，这种反满情绪便以另一种方式即文学形式表现了出来。
3. 民族自卑感的表现
作为一个传统的游牧民族，满族的生产方式大大落后与汉族。其社会文明在入关以前非常落后，而在满族经历了武力征服汉族的过程后，其文化也受到了汉族深深地影响。但满族作为统治阶级，不愿意承认其他民族比自己的民族优秀，文化上的仰慕与武力上的自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催发了文字狱的兴起。
二、管窥清朝文字狱的特点
1.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打击对象
（1）康熙之前的清朝，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民族矛盾，因而具有反清思想的文人往往成为文字狱的主要打击对象。
（2）雍正统治期间，排挤政敌主要是通过文字狱手段实现的。在当时文字狱通常用来排除政治异己，文字狱实际打击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来看是扩大的。
2. 乾隆首创了将文字狱和禁书相结合的方法
乾隆认为，大清子民为了避免引来杀身之祸而烧掉自己禁书的办法对于解决反清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将全部的禁书都烧毁、删减或者篡改。
三、清朝文字狱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清朝文字狱使知识分子回避思想政治，埋头于没有风险的学术研究工作。下面我们从文字学、目录学、校勘学来考察文化在文字狱影响下产生的变化。
1. 文字学
从文字角度来看，乾嘉时期，《说文解字》的研究达到了最盛，《说文》学成为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形成《说文》四大家：段玉裁、桂馥以及王筠和朱骏声。
段玉裁，师戴震，和钱大听等人一起探究切磋学问技艺，对《说文解字》、《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六书音均表》等作出详细的著述。他对古宇、古行进行探究，对古义、正义进行疏证，对形音义的关系进行阐明，《说文义证》由桂馥作，正本义，正说解。《说文释例》由王筠著，《说文通训定声》由朱骏声著。文字学复兴的标志便是清朝《说文》学的兴起。
2.目录学
目录学在清朝达到了昌盛时代。在官修目录方面，有大型目录诸如有陈梦雷、蒋廷锡等的《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纪昀等的《四库全书》，于敏中等的《天路琳琅书目》等。在史志目录方面，黄虞稷的《明史艺文志》，王鸿绪的明史稿艺文志》，傅维麟的《明书经籍志》等值得一看。
一、造成分化的原因
（一）缺乏学习数学的兴趣和学习意志薄弱是造成分化的主要内在心理因素。
对于初中学生来说，学习的积极性主要取决于学习兴趣和克服学习困难的毅力。笔者对四处初中的抽样调查表明，284名被调查学生中，对学习数学有兴趣的占51％，其中有直接兴趣的47人，占15％；有间接兴趣的85人，占30％；原来不感兴趣，后因更换老师等原因而产主兴趣的17人，占6％；对数学不感兴趣或兴趣软弱的占49％，其中直接不感兴趣的20人，占7％，原来有兴趣，后来兴趣减退的118人，占42％。调查中还发现，学习数学兴趣比较淡薄的学生数学学习成绩也比较差，学习成绩与学习兴趣有着密切的联系。
学习意志是为了实现学习目标而努力克服困难的心理活动，是学习能动性的重要体现。学习活动总是与不断克服学习困难相联系的，与小学阶段的学习相比，初中数学难度加深，教学方式的变化也比较大，教师辅导减少，学生学习的独立性增强。在中小衔接过程中有的学生适应性强，有的学生适应性差，表现出学习情感脆弱、意志不够坚强，在学习中，一遇到困难和挫折就退缩，甚至丧失信心，导致学习成绩下降。
（二）掌握知识、技能不系统，没有形成较好的数学认知结构，不能为连续学习提供必要的认知基础。
相比小学数学而言，初中数学教材结构的逻辑性、系统性更强。首先表现在教材知识的衔接上，前面所学的知识往往是后边学习的基础；其次还表现在掌握数学知识的技能技巧上，新的技能技巧形成都必须借助于已有的技能技巧。因此，如果学生对前面所学的内容达不到规定的要求，不能及时掌握知识，形成技能，就造成了连续学习过程中的薄弱环节，跟不上集体学习的进程，导致学习分化。
（三）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不适应数学学习要求。
初二阶段是数学学习分化最明显的阶段。一个重要原因是初中阶段数学课程对学生抽象逻辑思维能力要求有了明显提高。而初二学生正处于由直观形象思维为主向以抽象逻辑思维为主过渡的又一个关键期，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抽象逻辑思维方式，而且学生个体差异也比较大，有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发展快一些，有的则慢一些，因此表现出数学学习接受能力的差异。除了年龄特征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教师没有很好地根据学生的实际和教学要求去组织教
二、减少学习分化的教学对策
（一）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兴趣是推动学生学习的动力，学生如果能在学习数学中产生兴趣，就会形成较强的求知欲，就能积极主动地学习。培养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途径很多，如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并让其体验到成功的愉悦；创设一个适度的学习竞赛环境；发挥趣味数学的作用；提高教师自身的教学艺术等等。
（二）教会学生学习
有一部分后进生在数学上费工夫不少，但学习成绩总不理想，这是学习不适应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教师要加强对学生的学习指导，一方面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正确的数学学习观念；另一方面是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学法指导和学习心理辅导。
（三）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加强抽象逻辑思维的训练和培养。
要针对后进生抽象逻辑思维能力不适应数学学习的问题，从初一代数教学开始就加强抽象逻辑能力训练，始终把教学过程设计成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探求知识的过程。这样学生不仅学会了知识，还学到了数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培养了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奠定较好的基础。
（四）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关键词： 翻译理论 汉语成语翻译应用
翻译理论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翻译实践活动的规律，凭借翻译理论的方法论指引和理论指导，分析合适的翻译对策，在翻译活动的过程中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翻译手段。通过对汉语成语的性质和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成语的翻译绝非易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要译出成语的字面及比喻意义，而且其语法结构、来源出处、语篇背景、读者习惯等因素都是翻译过程中的考虑因素。
一、归化与异化翻译理论
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这对术语是美国翻译学家韦努蒂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提出的，用来描述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
归化是指以目标语文化为导向的翻译，以译文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对原文进行阐述。在翻译活动中，译者要向目的语读者靠拢，尽量提供通顺的、流畅的译文，使译文看起来像是用目的语写作的原文，翻译的痕迹并不明显。异化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迁就原文的语言特点，接纳原文的表述方式。异化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尊重原文作者的安排，尽可能地传达原文所要表达的内容。在翻译活动中，译者要保留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及源语的语言风格及文化特色，使读者主动向原作者的思路靠近。这种做法可能会造成译文的不流畅，但是有助于保留源语的文化价值观。韦努蒂是异化翻译方法的坚定拥护者，他将异化翻译方法视为一种对“文化殖民”的“抵抗”（resistancy），这种抵抗可以凸显原文的语言风格和文化特色，可以保护原文及原文所代表的文化系统不受目的语文化的支配，并显示了译者的存在和作用。
从表层上看，归化与异化理论和直译与意译颇为相似，但并不完全等同，“归化和异化可看作直译和意译的概念延伸，作为文化转向的产物，归化和异化必然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文学乃至政治的内涵”。［1］如果说直译和意译停留在语言层面上，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运用语言层面的技巧来阐释更深层次的价值观体系。
在翻译理论研究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学者对归化和异化孰优孰劣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对于汉语成语英译的问题，归化和异化的处理方式也截然不同。如《红楼梦》中的一句“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就被分别翻译为“And the boudoir romances”和“As for books of the beauty-and-talented type”两种。显然，第一种翻译舍弃了“才子佳人”这个成语的比喻意象，直接寻找译文中意义相对应的习语进行翻译，而第二种则保留了源语的文化因素，尽可能地传递了源语中的语言特色。对于应该选用归化还是异化，译者各有偏好。但是，归化和异化并不相互矛盾，它们是对立统一、互相补充的。至于原文中哪些语言特色需要保留，哪些比喻意象可以舍去，哪些文化内涵应该尽可能地传达，就需要译者在对原作者意图、翻译目的、文本类型等因素分析和把握的基础上，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2］汉语成语英译问题也是一样，无论是归化还是异化，译者都需要有清晰的译文架构和深刻的文化认知，以保证译文不失偏颇。
二、动态对等理论
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是奈达提出的两个对等理论之一。动态对等基于对等效应原则，注重翻译的交际目的，要求目的语读者对于译文的接受和理解程度应该与源语读者对于原文的接受和理解程度保持基本一致。和早期翻译理论不同的是，动态对等不再以原文为导向，而是以目的语读者的反应作为导向和根本。［3］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心应该更多地从考察原文内容转移到考虑目的语读者对于译文的接受程度。译文也不再过度追求语法、词汇及文化指称上的完全对应，而是可以加以改动以达到最自然的结果，使译文的接受者在其自身语言文化中可以找到相关的、对应的行为模式。动态对等更趋向于以读者为主导，以读者语言上的接受度为基准。因此，一个成功的翻译作品应该追求“保持与源语讯息之间最自然的对等”，［4］为了达到这种自然性，翻译的过程应该做到尽量流畅，不受源语干扰。目的语文本应既能传达原文精神，又能让读者产生共鸣。动态对等强调的是意义上的对等优于形式上的对等，当然，这是一个递变的原则，如果在符合意义对等的条件下，应该尽量选择形式上相对而言最为对等的译文，使原文和译文达到全方位的对等和统一。
在成语翻译中引入动态对等理论，可以使目的语读者在充分地理解成语意义的基础上，对成语的比喻、结构和文化意象也有一定的了解。汉语成语博大精深，含义深刻，有一些成语的内涵、形象或故事背景可能很难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这时应该首先实现意义上的对等，把原文的形象进行抽象化或简洁化的处理。而对于一些形象和意义都能为英语读者所理解的成语，则尽量实现形式和意义上的双重对等。如成语“赴汤蹈火”对应英语习语“go through fire and water”，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意义上，汉语读者和英语读者看到这两个成语时，对其理解和反应几乎可以达到完全对等。动态对等理论比较适用于跨文化交际的翻译中，因为动态翻译理论能够“更好地传达原文意义与精神内涵，利用读者对本民族知识结构的了解去理解原文，产生原文读者阅读原著时的同样感受”。［5］
上面的两种翻译理论，对于汉语成语的翻译应用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将翻译理论引入汉语成语翻译研究，对于英汉成语研究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翻译理论可以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活动。在翻译实践中引入翻译理论作为基础，可以使翻译更加规范化、系统化。翻译理论与成语研究的结合，能够使我们更加充分地理解中外语言文化的差异，实现更好的跨语言交际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中国翻译，2002，23（5）：25.
［2］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外国语，1998.2：17.
［3］Nida，Eugene A.Principles of correspondence［J］.in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Leiden：E.J.Brill，1964：156-171；Reprinted in Venuti，2000：136.
[关键词]目的论；石油化工；英语翻译；翻译技巧
1引言
石油是现代工业最重要的消费品，其不仅提供了生产塑料袋、服装等日用品的原料，而且是能源、工业、供暖和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燃料。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与石油密切联系的石油化工发展迅速，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中国与其他国家石油化工项目的合作日益增多，石油化工英语翻译需求与日俱增。作为科技领域下的一个分支，由于石油化工英语的专业性和读者的特殊性，本文将目的论[1]作为指导理论，探讨石油化工英语的翻译技巧。将目的论应用于石油化工英语翻译将扩展目的论的应用领域，促进目的论的发展。同时石油化工类的英汉翻译文本也将促进东西方语言文化的交流、为今后相关翻译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2目的论下的石油化工英语翻译
2.1目的论及其应用
石油化工文本的翻译有很强的目的性，基于这一点，选择目的论作为翻译指导理论是合适的。与许多现代文学理论源于欧洲类似，目的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目的论是将目的概念应用于翻译的一种理论，其认为整个翻译过程中翻译行为的目的是最核心重要的。也就是说，目的论强调所有翻译活动应该遵循的首要原则是“目的原则”，通常目的是指目标文本的交际目的，即“译文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目标语言的交际功能”。因此，译者应明确自己在特定翻译语境中的具体目的，并根据这一目的采取具体的翻译方法。除了“目的原则”外，目的论还包括“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这三个原则构成了目的论的基本原则。连贯性原则是指译文必须符合文本内连贯性的标准，也就是说，译文须符合目的语的文化和表达习惯，能够被接受者理解，并且在目标语言的文化和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具有意义。忠实性原则意味着原文和译文在语篇内具有一致性，译文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目的论在认知模式上为翻译学研究开辟了新方向，并在克服纯粹的文本认知模式中具有积极的反拨作用。因此目的论在翻译研究中具有广泛运用，且近十年与目的论有关的研究文献逐年增多[2]。同时目的论不仅强调了翻译过程中读者的作用和影响，同时还摆脱了以原语为中心的错误思想的束缚，这对译者提升在翻译实践对象的主观能动性、将翻译置于更为宽广的范畴进行研究、拓宽翻译研究的视野等方面有重要帮助[3]。侯易婕[4]指出石油英语中存在非常多的专业词汇、公式和数据，客观流畅地呈现出原文所要传达的信息能够让专业科技人员接收与原文相符的信息，这符合译文期望达到的忠实目的。化工英语的翻译恰如其分地体现了目的论的原则，在目的论原则的指导下，译者不仅可以灵活地采用不同翻译策略以达到科技英语传递信息的目的，而且能在当前日益频繁的翻译交流中提高翻译的效率与准确性[5-6]。
2.2石油化工英语翻译技巧
不同语言在词汇、句子、语法、时态、语篇衔接等方面都具有各自的特色，这是导致不同语言风格和语言民族性的关键，同时也是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应当关注的内容。例如石油化工英语多名词、而汉语表达多动词；句子层面英语多被动句，汉语多主动句；句子结构上英语修饰结构多，犹如“参天大树”，而汉语修饰语则少而短；语篇转接上英语多使用代词或者同义词，而汉语则更多的通过词汇重复来实现；此外，石油化工英语具有语言凝练、逻辑严密、文字表述客观等特点，如何有效处理上述语言差异是保证石油化工英语译文质量的关键。“目的原则”是翻译目的论最基本的原则，该原则强调所有翻译行为都必须遵守目的读者的语言习惯，为了使译文达到这一要求，译者可使用转换词性、重组句子结构等翻译技巧对原文进行一定的逻辑转换，使得译文在逻辑表达上更符合汉语习惯、可读性更强。除“目的原则”外，“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对石油化工英语翻译的指导也很重要，为了满足译文的连贯性和忠实性，明确指代词、增译和减译、直译结合意译等翻译技巧的使用将有助于平衡译者与原文和读者的关系，确保译文在句内、句间和段落之间内容的有机衔接，使得整个译文形成一个有逻辑的、语义完整的单元。接下来，本文将通过个例的形式分析目的论指导下的部分翻译技巧在石油化工英语翻译中的应用。2.2.1明确代词石油化工英语文本中常使用代词来替代某些信息，且越复杂的句子使用的代词更多，而汉语表达更倾向于将代词指代明确，如下表所示。例1中原文前半句为theprocess引导简单句，withtemperature……at80℃(180℉)做状语，如果将theprocess翻译为“该过程”将导致读者不理解本句主语具体是什么。在目的原则和忠实原则的指导下，本句很有必要翻译时结合上下文语境明确指出theprocess指代的是水热提取工艺。由于石油化工英语存在许多专业术语，英语为了书写方便常将其缩写，而翻译时译者应将其明确化。例如例2中CHOPS指代的coldheavyoilproductionwithsand、例3中VAPEX指代vaporassistedpetroleumextraction、SAGD指代steam-assistedgravitydrainage，因此例2、例3翻译时明确了缩写词的具体意思，这有助于目的读者对译文的理解。2.2.2转换词性顾名思义，转换词性就是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必完全遵循原文词性进行翻译，而在翻译过程中有必要进行一些转换，常见的包括动词转换成名词、副词转换成名词等。英语中的名词化结构能使语句达到凝练的作用，因此单个化工英语中常出现多个动词并列作谓语以达到客观抽象、静态的特点。针对此现象的翻译时可化静为动，将其保留在原文中做偏正结构或者是将其转换为汉语动宾结构.例4中非谓语动词determiningthepositionofonewell做主语，其中的atapproximatelythesamepressureasthereservoir作条件状语限定主语，翻译时把非谓语动词部分转化为汉语偏正结构，在目的原则的指导下通过词性转换实现译文在目的语环境下的沟通目的。与例4类似，例5在翻译touching引导的非谓语从句时将其译为汉语动词“涉及”。此外，creation、development和empowerment在英语中是名词属性，如果译文不改变其名词属性，直接翻译jobcreation、economicdevelopment，theempowermentofwomen将导致译文不符合中文习惯。考虑到英语多名词表述、而汉语多动词表述的特点，这里给出的译文将三个名词转换为对应汉语的动词，这样使得整个译句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使译文更能准确传达原文作者的意图。2.2.3重组句子结构重组句子结构指的是在进行英汉互译时，为了使译文的表达更加流畅和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在捋清原句语篇的结构、弄懂原句意思的基础上，彻底摆脱原文语序和句子形式，翻译时对句子进行的重新编排。在例6这种含有被动语态、方式状语从句、以及“inwhich”引导的定语从句的复杂长难句中，应先划分清楚句子的结构，主句是“Propaneisrecoveredfromthetwostreams”。在明确句子主句后，处理被动语态“Propaneisrecoveredfromthetwostreamsthroughtwo-stageflashsystems”的翻译时将其方式状语提前翻译，将被动语态转换为主动语态；处理“inwhich”引导的定语从句时将“which”指代明确，翻译为“汽提过程”；处理方式状语“bycoolingathighpressureinthefirststageandatlowpressureinthesecondstage”提前到“condensedandremoved”前翻译。例7是含有被动语态、介词短语作后置定语、以及“that”引导的定语从句的复杂句，与例6的处理类似，译者先划分句子的结构，提取主句“Thepressureinthesoakerdrumcanbeadjusted”，由于主句中含有被动语态，译者在目的论的指导下将其译为无主句；此句中“that”引导的定语从句实际是修饰限定“heavies”的，因此将“that”引导的后置定语从句在翻译时前置，以更加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译者也通过重组句子结构将介词短语“toreachoptimumselectivity”后置修饰“thepossibility”。由此可看出，在对于石油化工英语长难句的翻译处理过程中，句子结构重组法是非常具有实用性意义的。2.2.4增译和减译由于石油化工英语在表达上与汉语习惯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常使用形式主语“it”，冠词“a”“an”“the”等；同时英汉两种语言在词句排布方式以及句法结构上的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在英语中必不可少的词组常在汉语中可有可无。为了满足目的原则和连贯原则，翻译时需要采用增译和减译的方法。增译即增加原文中已省略或者不存在词语，以达到与汉语语言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相符的目的，而减译则相反。例8讨论了石油裂解原理，在翻译时增译了形容词“裂解反应的”修饰inasinglestageunit，而将reducescosts翻译为减少投资成本，通过使用增译技巧后，译文所要表达的意思更加清楚。例9中，原文真正的主语是petroleum，而“itappearsthat”为形式主语，这里对其翻译采用了减译的技巧。2.2.5直译结合意译英汉两种语言文化有相似之处，翻译时可以直接翻译，即“直译”——这既保证了译文的文体结构与原文一致，又符合了目的论的忠实原则。但与此同时，英汉语言的差异性会导致完全直译时出现“生硬的英化汉语”。因此注重原文意思表达的“意译”在石油化工英语翻译中至关重要，只有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才能既满足忠实原则、又符合目的原则和连贯原则。如例10所示，该句是由两个“where”引导的长难句，句子内部各成分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若仅采用直译，将难以表达原文意思。而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根据句子的内在逻辑关系和汉语语言习惯对句子前半部分采用直译，而后半部分用意译，这样译文就避免落入“生搬硬套”的俗套。同样的，例11也应用了直译结合意译的方法，译者应该明白意译和直译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过分主张意译或直译都是较片面的，只有将意译与直译的结合起来灵活运用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3结语
基于目的论，本文通过多个案例分析研究了石油化工英语翻译，指出“明确代词、转换词性、重组句子结构、增译和减译、直译结合意译”等翻译技巧的应用对保证译文逻辑表达清楚、语句连贯和译文可读性方面有重要作用。本文充分证明目的论对石油化工英语翻译的指导作用，同时本文的撰写也促进了译者的文学素养养成、英汉翻译技巧提升等方面的长足进步，但本文在专业知识表述和文学修养等方面还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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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关联翻译观文学翻译文化缺省
AbstractAsatheoryoflanguagecommunication,relevancetheoryalsoprovidesliterarytranslationwithatheoreticalframeworkdealingwithculturaldefault.Thispaperfirstlyexpoundsonandfurtheranalyzesreasonsforculturaldefault.Basedonprincipleofoptimumrelevance,thispapersuggeststhatthetranslatoradoptsdifferentstrategiesaccordingtodifferentcognitivecontexttorealizepurposeoforiginal-languageauthorsanditsaestheticvalueandcatertoexpectationoftarget-languagereaders.
Keywordsrelevancetheoryliterarytranslationculturaldefault
一、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是法、英学者D.Sperber,和D.Wilson在其合作出版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1986/1995)专著中提出来的,1995年二人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他们认为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交际双方互明的前提是在于最佳的认知模式:关联性。关联机制包括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最大关联(mostrelevance)是指在交际中受体在理解话语时付出了尽可能小的努力而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最佳关联(optimalrelevance)是指受体在理解话语时付出有效的努力之后获的足够的语境效果。从关联理论的途径研究翻译,就突出了翻译的认知特性,它研究译者的交际能力,也就是翻译能力。关联翻译理论把翻译看成是一个语际间的明示—?推理的阐释活动。翻译不是静态的,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依据不同编码对符号进行再解释的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王治琴,2005)。
二、关联理论与翻译的关系
关联理论认为,对语言的使用有两种方式:描述性使用和解释性使用。翻译是对语言的解释性使用。在语言的解释性使用中需要注意的是原语和表达该话语的语句之间应该存在一种解释性相似。两个话语的解释性相似程度越高,所共享的明说和暗含意义就越多。翻译活动源远流长,研究翻译的文献亦可谓汗牛充栋,但学者们对于“翻译”从未达成过共识。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是很强的,它统一的理论框架可以“框住”人类的一切翻译活动,而且还可以根据关联理论平息翻译界经年不息的争执(赵彦春,2003)。任何一种翻译理论都强调翻译的前提是正确理解原语,译者靠什么来推理作者的交际意图呢?关键是靠寻找最佳关联,推断出语境暗含。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也是一种交际活动。关联理论的翻译观把翻译看作是一个对原文进行阐释的动态的明示—推理过程。译者要尽可能根据话语内容去推理原语交者的交际意图,而译语接受者同样也在自己动态的语境内对译文进行阐释和解读。所以,根据关联理论,我们可以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是一个推理过程,而推理所依据的就是关联性。
三、对文化缺省和关联理论的认识
认知科学表明,人的知识和经验以图式(schema)的形式储存在人脑的长期记忆(long-termmemory)之中,每个图式由数目不等的空位(slots)组成。每当感官记忆(sensorymemory)输入了某种信号时,认知机制中的记忆搜索(memorysearch)功能就会自动在长期记忆中激活属于该图式的空位,最终激活整个图式。认知是由记忆中的图式作用于未知实现的。因此,在语言交际中,新的话语必须以某种方式激发相关认知领域中的其它认知结构,理解才能达成。
关联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交际和认知,强调认知语境在推导说话者的交际意图中的作用。关联理论把交际看成是明示——推理的过程,设想每一个明示性的交际行为本身都具备最佳关联性(optimalrelevance),即受话人在理解话语时用恰当的处理努力就能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作为一种语用理论,关联理论必然包含了语言交际所遵循的“经济原则”(principleofeconomy)。说话人在明示过程中,为使话语具有最佳关联性,必然会对受话人的认知语境和先有知识图式进行合理预测,对双方认知环境里共有的无须赘言的内容会在话语中省去,处理为预设信息。而受话人在理解话语时,会结合自己的认知语境,激活记忆中的心理图式,填补未表达的细节,通过推理,找到话语和语境的最佳关联,从而获得语境效果。
四、怎样运用关联理论在译语中重现原作品的文化关联机制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看,翻译是一个涉及原语作者-译者-译语读者三方的互动过程,话语的两次输出和理解不可能完全相等,故对等原则不能衡量翻译的成功与否。“关联理论的翻译观是在保证效度的基础上求其信度”（张今，1987）即在保证交际效果的前提下,译作应尽量向原作趋同,提高信度(忠于原作者)。关联理论框架下的翻译是一个明示—推理的动态阐释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完全对等(asymmetrical)的:防止和避免译语读者误解的责任完全在译者一方。因此译者必须将原作者的意图用明确的方式再现给译语读者,才能使读者解读原作者语用预设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交际的成功取决于话语与语境的最佳关联,译者应尽可能为译语读者营造出一个具有最佳关联性的语境,以获得与原语读者趋同的语境效果。这就为对文化缺省的翻译重构提供了两点重要启示:一译者必须识别原语语篇中的文化缺省,推断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并以明示的方式再现给译语读者。二译者要对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进行合理推测,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对原文中的文化缺省进行合理补偿,为译语读者构建恰如其分的文化语境,以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关联的翻译观没有说必须译成什么,只是说明在最佳关联的指导下可能译成什么。
1、重现(representation)。当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在表达与语义上都相近时,采用重现法,也即直译法,以达到同原语在形式与内容上的最佳关联。如:tospendmoneylikewater花钱如水;百花齐放:letahundredflowersbloom;纸老虎译为papertiger.下例就是通过重现的手法传达了原文本的艺术境界:
(1)Amelodyisheard,playeduponaflute.Itissmalllandfine,tellingofgrassandtreesandthehorizon.Thecurtainrises.横笛吹起,优雅的旋律诉说着芳草、佳树、天涯,幕起。
2、替代(replacement)。当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征象不同时采用替代法,它是直译与意译的结合。如:Hethatliesdownwithdogsmustgetupwithfleas.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2)Romeo:Whathavethoufound?Mercutio:Nohare,sir.(《罗密欧与朱丽叶》,ActII,)《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四景中Mercutio讥讽老乳母为娼妓时,用了hare一词。Hare本为野兔,俗语是娼妓之意,相当于汉语中的“野鸡”,谐“野妓”,故梁实秋先生将hare译为“野鸡”。
罗:你发现了什么?
墨:倒不是野鸡,先生。(梁实秋译)
3、转换(reproduction)
当原语中文化征象在译语中出现缺省时采用转换法或意译法,如:
(3)现在合同已签了,真是木已成舟,生米煮成了熟饭,只好如此了。
Asthecontracthasbeensigned,what’sdoneisdoneandcan’tbeundone.(刘季春,1996:90)
(4)“Ibegyourpardon,”saidAliceveryhumbly:“youhadgottothefifthbend,Ithink?”
“Ihadnot!”criedtheMouse,sharplyandveryangrily.“Aknot!”saidAlice,alwaysreadytomakeherselfuseful,andlookinganxiouslyabouther.“Oh,doletmehelptoundoit!”(LewisCarroll,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Chapter3)
“……你说到第五个弯了,不是吗?”
那老鼠很凶很怒地道:“我没有到!”
爱丽丝道:“你没有刀吗?让我给你找一把吧!”(赵元任译,转引自《翻译批评散论》
4、重构(rebuilding/recreation)。重构综合运用多种翻译策略与手段来疏解或化解原语的文化信息,再现原文的关联性。
(5)Itwasasplendidpopulation—foralltheslow,sleepy,sluggish-brainedslothsstayedathome.
译文:这帮人个个出类拔萃———因为凡是呆板、呆滞、呆头呆脑的呆子都呆在了家里。《翻译批评散论》,P87)译文较好地重构了原文的意境,连用六个含“呆”的短语再现了原作中五个以s开头的词汇的艺术效果,堪称艺术的再创造。(6)“IfyoumeanDarcy”,criedherbrother,“…butasfortheball,itisquiteasettlething,andassoonasNichollshasmadewhitesoupenoughIshallsendroundmycards”.
(上海译文版)“如果你指的是达西”,她的哥哥大声说,“……舞会已经决定了非开不可,只等尼可尔斯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就下请贴”。
(人民版)“……至于舞会嘛,那是已经定了的事。只等科尼斯把白汤备足了,我就下请贴”。(一种用白肉[如小牛肉、鸡肉等]加蔬菜熬制的汤。舞会结束客人离去前通常飨以热腾腾的白汤、咖啡或其它饮料。)
Whitesoup是西方舞会上一道必备的汤,原文作者在此运用借喻手法借白汤指舞会的各种准备。“白汤”很容易激活原文读者记忆中“舞会”的原型画面,使他们领会到作者的意图。而对于中文读者而言,记忆中并没有相关图式,在理解上很可能会形成连贯“空位”。因此,上译版采用文化过滤法,把作者的话说白,这样一来,中文读者根本不用花费努力就能获得连贯理解;可是,这又有一个问题:译文除了给读者一个阅读方便,并不产生其它任何语境效果。因为译者代替了读者在思考,而文学作品的的魅力就在于读者能动地参与。相较之下,人民版采用的文化诠释法更为可取。“白汤”直接译出给读者以原滋原味的审美感受,文外脚注也不须读者花费过多的心理努力对文章获得连贯理解,并增强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语境效果和读者的处理努力相比要大得多,因而,人民版译文更具有最佳关联性在翻译的再表达阶段,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的存在,译者则不得不面对意义的再表达的种种选择和取舍。其中的得失,既有语言转换和文化播迁中难以解决的困难所构成的客观原因,也有译者面对两种文化所做出的文化意义上的选择,以及个人审美情趣的主观因素的影响。选择的理论依据之一是关联原则。译作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文是否再现了原作品的最佳关联性,是否符合读者的期待,是否达到交流的目的。译者要传达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就必须找出原作品中的最佳关联性,并将其再现在译语作品中,让译语读者获得与原语读者同样的最佳关联而达到正确解读译语作品的目的。
五、结语
关联理论从语言哲学、认知心理学、交际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对语言交际做出解释,它将认知与语用研究结合起来,将语用学研究的重点从话语的产出转移到话语的理解,指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互明过程,。
文化缺省是符合关联原则的交际策略,而翻译是一个涉及原语作者-译者-读者三方的双交际活动,要排除文化缺省在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障碍,译者肩负着重大责任:一方面,译者要能达到原作者的理想读者的水平,识别原文的文化缺省;另一方面,译者要对他的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进行合理预测,并根据最佳关联原则,选择适当的重构策略对原文中的文化缺省进行合理补偿,为译语读者构建恰如其分的文化语境,以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关联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和指导翻译活动。关联理论的翻译观以关联性抓住了翻译问题的本质特征，把它纳入翻译研究,对翻译理论和实践都具积极的指导意义。尽管关联理论不能解释翻译中的一切现象,但我们不能否认它对翻译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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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告翻译;目的论;目的性原则;文化差异
随着当今时代的发展，广告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信息来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对于广告语的翻译，我们更应该加以重视，努力消除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以便成功地实现其功能。本文将以广告翻译为切入点，说明如何利用目的性原则来实现广告的功能以及如何消除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差异。
一、广告与广告翻译
广告创作是一门复杂的艺术，它集社会学、美学、心理学、文学、语言学等为一体，广告翻译具有明显的目的性。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以目的性原则作指导，采用恰当的方法和技巧，使译文具有与原文相同或相似的效果。
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他的《翻译教程》(A Testbook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根据文本不同的内容、文体和功能，把文本分为三种文本类型:信息文本，表达文本以及呼唤性文本。其中，广告被列入呼唤性文本，其文本特点主要表现为它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超语言效果，因此，在进行广告翻译时为达到同样的效果，译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以完成跨文化交际，使译文尽量做到达意、传神和表形，收到意似、神似和形似三统一的效果。
二、目的论与目的性原则
20世纪70年代，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家威密尔(Hans Vermeer)提出了“目的论”。根据目的论，翻译的实质是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的过程应以实现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预期功能为首要原则，也即翻译的目的性原则。目的论的提出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为译者提供了灵活翻译的理论基础。
广告的目的是促销产品，广告语的译文是否成功就看它是否起到了促销产品的作用。因而，为了达到广告的目的和效果，广告翻译不仅应力求表达准确，而且还应该分析应该如何遵循目的性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从而修正了传统的“信、达、雅”原则，确立了新的广告翻译原则，给广告翻译注入新的活力。
三、广告语翻译应注重消除文化差异
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不同文化间起到交流和沟通的目的，而对于广告这类实用文体更是如此。在广告语的翻译过程中，要实现广告翻译的语用等效，不仅要注意原作的语境含义，也要求必须要从社会文化交际的角度考察语言的使用。译者必须十分熟悉两种不同语言的语用原则，具备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知识，能设法沟通语用意义差异，方可实现等效翻译。综合以上观点，在进行广告翻译时，译者应遵循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
目的原则作为首要原则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用语言进行交际，由文化差异造成的语用差异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同样，语言文化差异也是影响广告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好的译文对销售起着积极推动作用，根据目的论中的目的原则，译者应注重译文功能，在进行广告翻译时要“入乡随俗”。如“大鹏”牌卷笔刀的英译名ROC Sharpeners。大鹏是汉民族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最大的鸟，汉语中有“鹏程万里”之说，具有志存高远、前途无量的褒义。但ROC三个大写字母同时也是常用新闻词语“中华民国”的英语缩写，势必会产生误解或不必要的联想，既不利于创立出口商品的良好形象，也不利于维护国家的尊严。如将ROC改为Giant Bird就要好一些。
英汉民族对同一事物的思维推理方式也不尽一致，忽视这一文化差异，交际双方就会发生交流障碍。例如:在以减肥为时尚的美国，减肥保健药品十分走俏。我国有一种出口试销美国的“轻身减肥片”却无人问津，市场调查发现该商品的英译名Obesity-reducing Tables有违购买者的消费心理，因为在美国人看来此药是专门为obese people(特大胖子)服用的。在改译为Slimming Pills后打开了销路。
因此，广告翻译不是表象文字上的吻合，而是信息和语言内涵上的紧密契合。只有当广告原文语言在读者心中引起的反映与译文语言在译文读者心目中产生的反映在效果上极相似时，翻译才算达到等效，才算发挥了真正的作用。以上各例广告在经过错译和改译之后的不同效果都说明了为了达到文化交际的目的，必须要对可能引起误解或理解障碍的表达进行适当地改译，而不是一味地遵循形式上的对等。
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作为附属原则
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为此目的，译文必须首先符合译入语自身的粘合标准，其次译文还必须照顾与原语间的关联，对原文保持某种“忠实”的关系。在连贯原则的指导下，译文应具有与广告原文同等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这样的译文才算成功的译文，例如:
喝一杯即饮柠檬令你怡神醒脑!
原译文:A Glass of Instant Lemon Tea Makes You Refreshing.
原文是一个感叹句，译文成为一个陈述句，逊色不少。而且，译文还有语言错误:make you refreshing(使你令人怡神)。如果用略式疑问句和略式感叹句，译文则会添彩不少:
For Refreshment?
A Glass of Instant Lemon Tea! (刘法公 1999:43)
另外，按照连贯原则，一些商品的商标英译取得了成功。如:将“舒肤佳”香皂音译为“Safeguard”，在符合了形式对等的同时，也满足了功能对等，突出了此香皂的杀菌效果不同一般，理所当然，商品在国外有市场。
广告译文在保持自然流畅、连贯的同时，也应做到准确，毕竟“译文准确”是广告翻译的生命。若广告原文的信息在译文中变了样，会误导消费者。
目的原则要求广告的译文以译入语读者的立场为导向，尊重译入语文化习俗，符合译入语广告的风格。连贯原则要求译文通俗易懂、自然流畅、便于记忆。忠实原则要求译文准确，原文广告的信息在译文中有所体现。目的论灵活运用三原则为广告翻译起到了较好的指导作用，解决了文化障碍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而更好地发挥了广告对产品的促销作用。
结论
作为一种竞争性的商业行为，商业广告的目的是争取消费者，促成其购买行为，这是它的最终目的，也是商业广告翻译的主要目的。商业广告的特殊功能和目的，决定了其翻译的特殊性，决定了“目的论”在这一翻译实践领域的指导意义和交际翻译法的适用性。
宏观把握文本的功能和目的对其意义理解和表达具有重要的作用，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切不可忽视文本的类型及其整体功能和翻译的交际目的。根据原语和目的语的不同文化背景，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所作的必要的顺应(如删减、增补、改写等)，不应被视为“离经叛道”，而应作为翻译特殊情况下要消除不同文化间交流障碍的必要手段。一则成功的广告译文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遵照“目的法则”，充分发挥译入语优势，考虑目的语消费者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以及译入语广告规范，采用适当的翻译法，巧妙地处理语篇的形式和语篇所传达的信息，适当的作文化转换，使译文达到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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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原文 中心地位 边缘化
一、引言
翻译不可避免要涉及到原文，可以说，原文是翻译的出发点，也是检验译文的重要参照，因此，原文自然而然地成了翻译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纵观中西译论史，原文在各个翻译理论家、各个学派的理论当中的地位并不完全一样，甚至差别极大。大体上讲，传统译论当中，原文处于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心地位，而在现当代的翻译理论中，原文的这种中心地位遭到了动摇，其地位慢慢被边缘化了。
二、中西传统译论中原文的中心地位
西方早期的译论学派称为语文学派。这一学派主张翻译是艺术，把翻译视为原作者用译入语进行再创造，译文注重神韵，要求译文和原文一样能够给译入语读者带来美的感受。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德莱顿，泰特勒和塞弗瑞等。
德莱顿认为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却属于主人。（谭载喜，1991：153）从他对译者“奴隶”的身份定位明显可以看出，他的翻译思想是以原文、原作者为中心的，译者这个“奴隶”的使命就是遵从主人――原作者的使唤，将原文的思想、风格用另一种语言完整地再现出来。
另一位语文学派译论家泰特勒在其1791年出版的《论翻译原则》（Essays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指出：“对译者来说，在忠实和谨慎以外，也没有其他要求。但既然不得不承认语言的特性不同，于是一般人都普遍认为，译者的职责只是洞悉原文的意义和精髓，透彻了解原文作者的思想，以及用他认为最适当的文字传达出来。”他由此提出了翻译三原则，即译文应该把原文的思想完全传达过来；译文的风格和表达形式应该和原文一样；译文要如原文一般流畅。（Tytler，1978:15）不难看出，这三条原则条条唯原文马首是瞻，原文是高高在上的，好的翻译要将原文的精髓完全传达到译文中去，译文只是原文的“复制品”，其地位是从属于原文的。
而同一时期的另一位英国译论家塞弗瑞提出的著名的六对翻译原则亦是围绕着原文这个中心展开的。总体上说，语文学派主要关注的是译文对原文的“忠实”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原文在他们的理论当中自始至终是处于主导地位的。
20世纪语言学理论的蓬勃发展使人们对语言的性质、结构和功能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翻译理论开始转向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流派称作语言学派。语言学派主张“翻译是科学”，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只要遵循语言规律，制定出语言转换的规则，翻译便可以顺利进行。
语言学派的先驱卡特福特认为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the replacement of textual material in one language (SL)by equivalent textual material in another language(TL)）”。（Catford, 1965:20）他指出“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是寻找译语的翻译等值成分，翻译理论研究的中心任务就是界定翻译等值关系的性质和条件”。（Catford, 1965:21）卡特福特的等值无疑是以原文为参照的，原文是翻译实践，也是翻译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围绕原文这个中心，寻找不同层次的“等值”便是目标所在。
语言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当属美国学者奈达。奈达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为理论基础，重点研究翻译中的“等效理论”。他给翻译下的定义是：在译入语中使用最贴切的自然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E. Nida, 1969:12)用“最贴切的自然对等语”即要求译者要使自己的译文最大限度地贴近原文，行文自然，在功能效果上与原文“对等”，亦即他所提的“动态对等”（后来修正为“功能对等”）。不难看出，奈达的翻译研究亦是以原文为中心的。
总的来说，翻译语言学派强调语言规律的普遍性，把“等值”作为翻译理论的核心，力图通过语法手段最大限度地实现原文与译文的对等。
西方传统译论，不论是语文学派的思想还是语言学派的主张，大都认为译者应当以原文为权威，积极追随原作者的脚步，追求译文与原文全方位的契合，而中国传统译论也逃脱不了“原文中心论”的樊篱。
中国最早用文字记载的翻译始于佛经翻译，伴随着这持续一千多年的译经事业，形成了早期的翻译思想。三国的支谦在其所著的《法句经序》一文中，提出译经时要做到“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则主张“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认为翻译应力求合乎原文本意，不得随意增减。而玄奘则提出了翻译的八字标准：“既需求真，又须喻俗”。“求真”即忠实于原文，“喻俗”，通俗易懂之意也。
而到了现代，清末的马建忠提出了“善译”，认为译文应于原文“无毫发出入其间”，以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近代译学之父严复认为译事三难“信达雅”，要求译文意义“不倍原文”。解放后，著名翻译家傅雷提出了翻译的“神似”标准：“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主张译者应努力适应原文。到了70年代末，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指出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早期的“案本”、“求真”还是近代的“神似”、“化境”说，中国传统译论都是主张翻译时应以原文为中心，译者应努力维护原文的权威，忠实于原文。
三、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对原文中心地位的消解――原文地位的边缘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开始从语言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由翻译的内部研究扩展到外部研究――影响翻译的社会文化因素的研究。翻译不再被看作单纯的语言转换，以原文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被摒弃，“原文中心论”也逐渐被消解，原文的地位开始走向边缘。
对原文的地位提出质疑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德国语言哲学家与文艺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的翻译思想。本雅明在其所著的《译者的任务》一书中，对传统译论的“忠实”标准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以追求与原作相似为其终极本质的翻译是不可能的”。（Benjamin, 1923:23）他认为语言本身不指向任何客观现实，原文并非独立不变的封闭体，而是处于未完成的开放状态，译者的任务就是赋予原文生命，使其生存下去，而原文在翻译过程中放下自身，通过被变更、转换获得新生，实现成长、成熟。他因此把译文比喻为原文“后起的生命（afterlife）”。
本雅明对“原文译文”这种关系的认识消解了原文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他对原文地位的这种诘难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巴西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及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以西蒙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原文译文的主仆关系进行了颠覆。该理论认为传统译论把翻译比作“不忠的美人”，是基于“原文是男性的，主导的，译文是女性的，从属的”这一思想，不仅贬低了译者和译文，也包含着对女性的歧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双性的，强调译者的存在，译者有权改造、操纵甚至占有原文。
巴西后殖民主义学者则视翻译为一种类似于早期美洲土著居民中盛行的同类相食（cannibalism）习俗的活动，认为原文在翻译的过程中被吞食、消化，滋养译入语国家的作者，同时自身也在新诞生的译文中获得了新生，译文不再是原文的附属，译文和原文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原文与译文的二元对立关系不复存在。
以巴斯内特、勒菲弗尔和霍姆斯为代表的“翻译研究”派认为翻译就是文化改写，也就是操纵。(Bassnett, 1992:)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rewrite），改写是一种摆布，是为权力服务的。他把翻译研究同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结合起来。巴斯内特则把翻译看作是译者摆布原文的过程，用多元论代替了单一的忠实于原文的教条。（袁莉，2002：401）在“翻译研究”派眼里，译者处于“操纵者”的地位，对原文享有很大的自由空间，译文不仅可以与原文平起平坐，甚至有时还超过了原文。
原文的权威性，甚至原文这个概念在解构主义翻译观里遭到了彻底的否定。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译者是创造的主体，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译本决定原文文本，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原文依赖译文才能生存下去。解构主义学派认为意义处于无限“延异”、“撒播”中，原文并不存在，文本中没有什么深层结构或预先决定的意义。“在翻译中，可以看到语言并不指向任何外在的事物，而是指向它自身，因此，原文和译文之间存在的符号指意链是一条可以无穷无尽地向后追溯的链子，即译文是更早的译文的译文……”（Gentzler,1993:149）解构主义学派取消了原文译文的划分，认为二者不是传统译论所主张的主次关系，而是平等互补的互文关系。
从现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可以看出，传统译论的“原文中心论”已逐步被消解。原文不再是神圣不可动摇的经典和权威。原文的意义也不是单一的、确定的，翻译不只是纯粹的语言转换，原文的地位被大大边缘化了。
四、对原文地位边缘化的思考
原文的地位逐渐由中心走向边缘，这一现象表面反映的是不同翻译理论家、不同翻译理论流派对待原文态度的转变，从深层次上讲则体现了影响翻译研究的语言观和哲学观的转变。
17世纪笛卡儿提出著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使哲学研究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原则。“我思”强调人是思维的主体，是认识过程的主宰，而客观世界则是认识的对象。“在这里，‘自我’不仅是作为‘表征’的舞台，而且在整个‘表征’过程中，他都必须始终处于绝对的主宰地位，而‘语言’则仅仅是自我的工具，受自我的支配，被用来表达和再现自我的思想。”（盛宁，1970：60）这种工具论的语言观实际上预设了语言是透明的，具有十分精确的表征功能和再现功能，语言符号与客观存在物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在这种语言观的指导下，翻译研究必然认为原语文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存在着一种单一的、确定的意义，原作者是解释原文意义的权威，翻译就是要重现原作者所要表达的“唯一确定”的意义。这必然导致在翻译过程中以原作者、原文为中心，而“忠实”地再现原作者在原文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意图也成了评判译文的最高标准。
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论转向，从认识论的主体哲学转向了语言论的解释哲学，由传统的被动媒介式的语言工具论转向了本体论存在论的语言论。西方解释学认为我们只是在语言中与存在相遇，我们领会到的存在只是语言中的存在，因此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也是人类存在的家园。这样，语言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工具，而是我们存在的家园，所以我们所说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语言的存在。在我们有关自我的知识和有关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的语言所包围着。语言已从工具进入了本体。语言系统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它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明了，单一确定，更不具透明性，与之相反，具有多义性、模糊性、含混性、隐喻性甚至离散性。（吕俊，2000：51）这种语言观使人们认识到文本不再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的系统，而具有开放性，文本的意义也不是单一的、确定的。这种语言观的转变反映在翻译研究中，表现为人们不再认为原文作者是解释原文的唯一权威，译者、读者在原语文本意义的生成过程中都起着积极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派认为翻译是改写。
在翻译研究中，提倡“原文中心论”容易导致译者主体性、创造性的丧失，译者成了原文、原作者的仆人，对原文、原作者惟命是从，成了“隐形人”。我们说，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能完全“隐形”，译者的主观介入是不可避免的。而将原文完全弃之于不顾，甚至像解构主义译论家那样认为原文不存在，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译者的主体性，诠释的权利被强调得过头了，容易导致胡译、乱译。笔者认为，在翻译研究当中，原文的地位既不应是高高在上，神圣不可动摇的，也不应完全被忽视。人们称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再创造”这个“再”字就表明翻译不是一种独立创作，而要以原文为依托，不能借“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创造性，提高译者地位”为名而否认原文应有的地位。在原文与译文，原作者与译者、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合理的伦理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五、结语
总而言之，传统译论当中，原文处于中心的、主导的地位，原文被看作是终极意义上静止封闭的“绝对标准”，成了译者的“镣铐”，寻找对原文的“忠实”也成了翻译实践当中最重要的标准。而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则对原文的这种权威性提出了挑战，使原文的地位逐渐走向边缘，使译者、译文和读者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但却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有鉴于此，确立起原文在翻译研究以及翻译实践当中的合理地位应当成为译论家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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