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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档案馆向社会公布了1947年12月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首次印制的地图。这批地图由刘邓大军桐柏军区绘制并印刷，共有28张，涉及地区包括湖北省的襄阳（今襄樊市）、宜城、南漳、老河口、谷城，河南省的唐河、新野、镇平、内乡、邓县、桐柏等桐柏军区所辖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准备解放的地区。这批地图对研究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中原作战史、中国人民军史、中国测绘史，以及湖北和河南省革命斗争史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据襄阳区档案馆负责人介绍，这批地图的印刷时间大部分是在1947年12月，只有一张是1948年1月印制的，而且每张地图印制的字体都不相同。地图是按五万分之一的比例绘制的，详细地描绘了村庄、城镇、庙宇、码头、沙滩、街道、公路的位置。档案人员介绍说，20世纪90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解放襄阳的电视剧《飞兵襄阳》，摄制组的同志想找一张桐柏军区印制的地图作为道具，在全国跑了许多地方都没有找到。一位参加过襄樊战役的襄樊市离休老领导讲，像这样的地图，在当时只有旅以上的指挥员才拥有。
1947年6月3日，晋冀鲁豫野战军接到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其主力积极准备并在6月底突破黄河，挺进中原。同年6月10日由、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组成南征野战军（亦称刘邓野战军或刘邓大军），执行挺进中原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8月27日，刘邓野战军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地区，胜利完成了千里跃进的任务。11月南下刚进入大别山的第十、第十二纵队及中原独立旅，抓住时机，乘虚进入桐柏、江汉地区。12月11日，晋冀鲁豫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必须内外线配合、粉碎敌人围攻、坚持大别山地区斗争的指示，决定由邓小平、李先念指挥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及军区地方武装留置大别山，坚持反"围攻"斗争，分散并拴住敌人。12月13日，桐柏军区成立，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兼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政治委员刘志坚（兼任中共桐柏区区委书记）率军与江汉军区一道，开辟新的解放区，威胁敌人后方，以此调动敌人。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从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1947年12月，桐柏军区司令部积极组织人员，抓紧绘制桐柏军区准备解放地区的地图。这批地图就是当时绘制的，它们为解放湖北和河南两省的城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8年1月9日，邓县战役开始。中国人民桐柏军区以第二十八旅和第三军分区部队共4个团的兵力，围攻驻守邓县的地方武装11个保安团，歼灭守军约7000人。1948年7月2日，中原野战军决定由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第六纵队、桐柏和陕南军区部队共14个团，发起襄樊战役，共歼灭军21000人，俘获敌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中将副司令官郭勋祺及司令部高参杨天民、樊亮等少将军官5人，解放了老河口、光化、谷城、南漳、宜城、樊城、襄阳等城镇，为开辟汉水南岸新解放区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地图在当时的作战中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些地图距今已有56年历史了。通过与这些地区新的地图进行比较，图中所标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充分显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的前进步伐。
励
一．填空题
1.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动了举世闻名的 、 、 三大战役。
2.1948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 . 发起 。东北人民解放军迅速攻占 ，长春的敌人部分起义，其余投降，接着，解放军攻克沈阳，解放 全境。
3.淮海战役是在 . . . . 等统一指挥下发动的，以 为中心，奠定了解放 的基础。
4.在平津战役中，国民党总司令 接受和平改编， 和平解放。
5.1949年4月， 和 向人民解放军下达进军命令，23日， 解放，标志着统治中国22年的国民党政权垮台。 二．选择题
（1）辽沈战役中我军采用关门打狗的办法，其中“门”是指……………………………………（ ） A.沈阳 B.长春 C.锦州 D.大连
（2）淮海战役中，协同作战的两支队伍是…………………………………………………………（ ） ①东北解放军 ②中原解放军 ③华东解放军 ④华北解放军 A.①② B.①3 C.②③ D.③④
（3）平津战役中，为北平和平解放立下大功的国民党将领是：…………………………………（ ） A.杜聿明 B.张灵甫 C.卫立煌 D.傅作义
（4）南京解放的时间是……………………………………………………………………………（ ） A.1949年1月23日 B.1949年4月21日 C.1949年4月23日 D.1948年4月23日
（5）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粉碎国民党反动军队进攻的原因……………………………………（ ）
①人民解放军在兵力，士气和战斗力占优势②中共制定并执行了正确的作战方法和作战方针③解放区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④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
A.①③④ B.②③④ C.①②③ D.③④
课堂学习与探究
一．【重点问题解析】（同学们通过这一课的探究和思考，把它们弄明白）
1.解放战争时期包括三个阶段，分别是战略防御、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那么，在战略决战阶段中，又有哪几次重要战役呢？你认识下图中的人物吗？他们在解放战争中分别指挥了哪些战役呢？
2.三大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为什么首先要从东北战场打起？三大战役分别有什么特点？战果如何？
3.被国民党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在短短40天内就在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下土崩瓦解了，你认为除了人民解放军英勇奋战、国民党军心涣散以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4.国民党政权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又是什么时候垮台的？我国宝岛台湾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回归祖国怀抱？这一状况是怎样造成的呢？
【学习探索】
1．你读过毛泽东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吗?“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你知道这首诗反映了哪一历史事件吗?你还读过毛泽东的什么诗词?它们分别反映了哪些历史事件?
2．南京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曾发生了很多大事：1842年，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南京签订；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1927年，国民党政权也建都南京；1937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事件；1949年12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标志着统治中国22年的国民党政权垮台了。你能逐一讲讲这些历史事件吗?
【课后测评】
一、选择题
1．辽沈战役中，最关键的一仗是攻克…………………………………………………………（ ） A．长春 B．沈阳 C．锦州 D．天津
2．标志着国民党政权垮台的事件是……………………………………………………………（ ） A．北平解放 B．武汉解放 C．上海解放 D．南京解放
3。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其中“转折点”是指（ ） A.解放军进入战略反攻 B. 三大战役取得胜利
C.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 D.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全议召开 二、填表题
三．阅读材料：
作为长沙和平解放的参与者,作为老党员、老战士,我打开记忆之窗,追忆那段尘封的长沙起义地下斗争经历……
南下长沙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时,调整了军事部署,撤销了以程潜为首的武汉行辕,建立以白崇禧为首的华中“剿匪”总部,武汉行辕改编为长沙绥靖公署,程潜为主任。当时,我已潜入武汉行辕机要室数年(之前在第六战区),是否继续跟随程潜入湘?武汉地下党研究认为,程潜回湘后,地方势力抬头,地方势力和、白崇禧的矛盾必有变化,为掌握敌人动态,迎接渡江南下解放湖南,确定我仍随长沙绥靖公署南下长沙,并将我的关系转中共南方局长沙特支。
到长沙后,长沙绥靖公署在小吴门外一个大院里办公,住房和办公条件均较差。当时社会动乱不安,罢工罢课此起彼伏,物资匮乏,抢购成风,物价一日数涨。
不久,我与张立武(原名岳建中,系中共长沙特支委员)接上了头。我们在武汉就认识,他简要介绍了长沙情报,要我及时提供军事机密情报,并要注意安全,谨慎工作。
1949年春,中共华中局及时传达了党中央对地下党军事策反工作的重要指示:“对于武装斗争,强调策反,搞两面性武装,暂时隐蔽不动,待临近时举行起义,配合的战斗。解放方式,作两手准备,在准备用战争解放的同时,尽可能争取湖南和平解放。”
两走洞庭
自程潜回湖南后,湖南地方势力抬头,受天津战役和北平和平解放的影响,湖南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增大。任务既艰巨又紧迫,鉴于我熟悉部队情况,地下党决定派我搞军事策反工作。策反的重点对象是军二三二师康朴师长、张镜白副师长(康朴原为武汉行辕副官处处长,张镜白为武汉行辕警卫团团长)。
二三二师(原名新编十四旅)1948年9月在长沙编成,它的编组过程和部队来源比较复杂。师长康朴、副师长张镜白都是孙蔚如调任六战区司令长官时带过来的,在蒋军内部受到排挤。当时他们的部队担任江防任务。李默庵、宋希濂所部先后驻防常德;霍揆彰所部驻岳阳,对其左右两侧构成威胁,因而孤立无靠。另外粮食弹药也供应不足,加之在三大战役胜利后,大军已逼近上海、南京、武汉。只要我们抓紧做好策反工作,康朴、张镜白率二三二师起义弃暗投明的可能性很大。我和康朴、张镜白比较熟悉,有条件开展策反工作。长沙地下党组织召集有关人士对二三二师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在我临行之前,党组织又详细研究制订了策反工作的步骤和方法。临行前,张立武还再三叮嘱,除了完成策反工作,你要注意掌握十一兵工厂王大队长的动态,继续做好他的工作。
3月,我只身经岳阳,过洞庭,坐船来到华容县二三二师师部,见到师长康朴。康朴精明干练,晤谈开始,他以为我是来投奔他的。当了解来意,并得知我是由中共湖南省工委派来以后,十分惊讶,态度立刻认真起来。他问:“你是共产党员吗?”我答:“是。”接着他又说:“你一个人来我的部队策反,难道就不怕死吗?”我说:“当下形势,你比我更清楚,兵临城下,蒋军嫡系对你左右夹持,怕的应该是你。”他说:“我怕什么,了不起我把部队拉到湘西打游击。”我接着说:“你跟谁打游击?那样你不出几个月就会被共产党领导的消灭掉。生死关头,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部队几千名弟兄着想。”当谈到部队和他个人前途去向时,他认为局势还不到绝望关头。言谈间我觉察到他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起义,但万一军事失利,他也势必要保存实力。因之我进一步开导他说:国内军事形势发展很快,败局已定,难以挽回,你何必为蒋家王朝陪葬?只有弃暗投明像傅作义将军那样率部起义,投向人民怀抱才是唯一出路。交谈一二小时后,他表示再冷静想想。接着我又走访了副师长张镜白。张镜白和我更熟悉,他态度鲜明,早有心与傅作义一样弃暗投明,必要时将率部单独行动。张镜白留我在他兼任团长的团部住了一晚。在该师的中、下级军官中,有些是从武汉行辕和长沙绥靖公署来的,我认识其中一些人,他们为我提供了不少方便和帮助,使我能够很快了解部队各方面情况。譬如我在闲谈中了解到康朴、张镜白的家属现在还留在汉口,一直没有随军。 还有他们的老上司孙蔚如仍潜居上海,拒绝去台湾,说明他们有起义的思想准备。逗留数日后,我觉得有必要回长沙向省工委汇报。康朴、张镜白派专人送我离开了部队的控制区。
在长沙,我把在二三二师工作情况作了详细汇报。省工委认为此行有成果,应继续稳妥工作,争取在大军渡江时配合起义。为在行动时取得当地地下党的配合,还向我交代了和华容地下党组织联络的方法。得到省工委的指示后,我再次渡过洞庭湖,返回华容二三二师。
这时,已经渡过长江,南京政府,上海被困,武汉解放,蒋家王朝已土崩瓦解。再次与康朴见面,他态度明显变化,热情挽留我住师部等待时机。6月,康朴找我,表示愿意率部就地起义,同意派人送我过江与江汉军区联系。当时沿江渡口全部封锁,我们从华容骑马到了调弦口(湖北石首),我坐小船过长江后,走了几十里路,找到监沔军分区政治部。监沔军分区经请示军区,同意康朴部就地起义,接应解放大军渡江并商妥了联络信号、电台呼号以及我军渡江南下时的接应方法等。谈妥有关事宜,我带了军分区司令员张翼宽给康朴、张镜白的敦促书,然后渡江返回华容。正当此时,康朴部接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来电,被调往长沙驻防。他拿出电报给我看并征求应对意见。根据来华容时省工委的指示精神,我认真思考后答复康朴说,“只要你师起义的主意已定,在哪里行动都一样,可以服从命令南调。”
我离开华容回到长沙后得知,二三二师回调长沙确与未来军事活动有关。此时,二三二师已向南开拔,接近益阳正向宁乡一带移动。当时游击队姜亚勋部正在宁乡沩山一带活动。为免发生意外,张立武叫我速去益阳追赶二三二师部队。临行前,我去张立武住处告别,他给我一卷宣传材料。因研究一些具体问题耽误了时间,我出发仓促忘记了带上这卷宣传材料,上船后想起十分后悔。谁料船抵益阳靠岸时,十一兵团胡琏部突然包围了码头,对下船乘客逐个进行搜身检查。我和数人虽身穿军服,也难躲过。这时,心中暗自庆幸,因为粗心大意倒躲过了这一劫。次日和二三二师几个人离开益阳去桃江。过了桃江,翻了几座山即进入沩山,在一个大庙里找到师部。此时,我了解到康朴部已接程潜令“该部星夜开赴长沙”。第二天,部队下山朝宁乡转移,临夜抵达长沙。
拉走队伍
返回长沙的第二天,我见到了张立武。张立武告知湖南正酝酿起义,二三二师南调属统一部署,任务是保卫长沙,迎接解放。他还说:“你回来得正是时候,你立即去株洲十一兵工厂找警卫大队大队长王鉴岱。他要拉出部队起义,指名要你赶快到他那里去。”
在武汉时,我与王鉴岱来往就多,对未来打算早有默契。后来,该厂迁往株洲,长沙绥靖公署迁长沙,我们之间来往更密切了。来湘后,他就在十一兵工厂警卫大队中积极活动,安插亲信,培养骨干,为率部起义做准备。我在二三二师活动时,十一兵工厂接命令计划南迁海南岛。时间非常紧迫,只待机械设备拆迁完毕,警卫大队就要随厂南迁。因此,王鉴岱急不可待,见找不着我,只好通过关系找到了地下党同志,要求帮助起义。地下党派了一个湖南大学的学生和平浏游击区游击队的向导来配合行动,要求起义队伍拉到平江、浏阳交界地带与当地游击队会合。由于王鉴岱与我长期往来,相互比较熟悉,他坚决要求再派我去他部队一起行动。真是凑巧,地下党同志正在为难之际,适遇我随二三二师从沩山回到长沙。
十一兵工厂正在加紧拆迁,王鉴岱见我到来,喜出望外。我俩立即研究了行动计划和实施步聚,决定为迷惑兵工厂厂方,自即日起每晚部队全副武装实施夜间军事演习。连续搞了3个晚上,趁敌人不注意,于第4个晚上全体官兵出动,把队伍拉出株洲,朝北走去。走了一个晚上,天色微明之时,队伍在一个山坡下集合起来,由王鉴岱宣布起义,脱离部队,投向人民怀抱。宣布后,王鉴岱又说愿留下者跟他一起走,愿走者可以发给路费。当时部队情绪很高,只有个别离开了。
次日凌晨,部队按计划拟穿过长沙至浏阳公路向平江地界前进,当进至离公路约3里路时,发现有一支部队,部队不得不进驻公路沿线村庄,并派出岗哨。情况突然有变,王鉴岱神情紧张。我们迅速分析新情况,认为敌人显然已发现了我部,但没见他们作战斗准备。为免敌人生疑,我俩决定指挥部队减缓行进速度,同时对队形和火力做了调整,迅速完成了战斗准备。由于我熟悉军队内部情况和首脑姓名,而且王鉴岱仍着部队服装,于是,我俩指挥部队沉着大胆,若无其事地闯过两道敌岗哨的盘问,径直进入村庄,从敌营部门口走了过去。出村后,天突然下起了雨,我们催促部队迅速上山, 控制了制高点。
当时山里很乱,有游击队,有散兵游勇,也有土匪、地主武装,大都自立门户,各自为战。第二天才打听到,我游击队前几天被白崇禧部队打散了,现散伏在山中,一时间与游击队联系不上,部队给养困难,王鉴岱愁眉苦脸,无计可施。怎么办呢?商议后,我和同来的向导(当地人)化装成当地农民,朝北下山到平江一带寻找地下党。沿途情况复杂,行人极少,枪声此起彼伏,我们一口气跑了30来公里路,终于在一个村庄里找到了地下党同志。我立即向游击队负责人传达了省工委的意见,要求起义部队和游击队搞好团结,配合作战,迎接解放。对起义部队作了交代之后,我依旧军官打扮,坐上滑竿离开了游击区。返回长沙后,我立即将王鉴岱部起义的情况向张立武作了汇报。
迎接曙光
二三二师驻守在长沙以南易家湾、株洲一线。此时,正从长沙以东向株洲、渌口迂回,逐渐形成了对长沙地区北、东、南的三面包围态势。切断长沙通往衡阳的交通线,有利于长沙的和平解放。
回到长沙后,我立即赶赴易家湾二三二师师部。7月,向株洲发起进攻。为了使部队进攻减少阻力和不必要的牺牲,我找到了康朴,让康朴亲书手令,调来一火车机车,载着我向株洲急驰。赶到株洲,我马不停蹄,找到该师一位营长,拿出康朴的手令,命令该营立即撤出战斗,迅速向师部靠拢。这使我军得以顺利前进,较快解放了株洲。
7月28日,被白崇禧逼往邵阳的程潜返回长沙。7月29日,陈明仁召集师长以上的军官会议,在会议上宣布了起义的决心。根据中共方面的意见决定:由二三二师进驻长沙,担任市区警戒、迎接解放的任务,宪兵团和水警总队仍留在市区,其余所有原驻城郊的各军、师均于31日以前开赴湘江以西待命。7月30日,二三二师接受任务,立即进驻长沙,一方面注意做好防空袭准备,一方面派出工兵修复入城必经的公路、桥梁。张镜白和我住在一起,我负责与地下党武装指挥部联系。
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正式起义通电。通电甫发,敌飞机即至,在市区进行轰炸扫射,好在伤亡不大。起义通电宣布后,驻湘乡的陈明仁部七十一军叛变向南逃窜。8月5日,起义部队派代表迎接第四野战军四十六军一三八师入城。当晚,入城部队以军乐队为前号,彩车开路,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群众夹道欢迎,鞭炮锣鼓齐鸣,载歌载舞,欢庆解放。全城像欢乐的海洋,我站在欢迎的行列里,心中充满了欢乐。
长沙解放后,8月下旬,在青年会礼堂举行了会师大会,、地方干部和地下党同志会面。萧劲光、金明、王首道、唐天际等领导莅临大会,气氛热烈,情绪振奋。在会上,大家充分肯定了地下党工作的巨大成绩。
当时,城市刚刚接管,秩序正在恢复,各级机构尚未正常运转,我被调到交际处工作。
长沙起义后,中央军委宣布将起义部队暂编为中国人民第一兵团,兵团司令陈明仁,下辖3个军。
9月,党为了改造这支起义队伍,使之成为真正的人民子弟兵,从野战部队抽调了部分军、师、团级干部,以此为骨干组成了湖南军区工作团。工作团的任务是在起义部队中深入了解情况,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广泛的形势教育,为改造整编这支队伍创造条件。因为我曾长期潜伏在敌军中工作,比较熟悉部队的内情,又直接策反过二三二师,湖南军区指名把我调入工作团,通知很快下达到交际处。就这样,我刚刚脱下的军装,到地方工作不几天,就又穿上的军装,参加了中国人民,当一名政工干部,分配做秘书工作。
工作团组成后,浩浩荡荡开赴驻浏阳的起义部队第一兵团部。我有时下到营、连,召开形势报告会、座谈会,或找官兵个别谈话,有时举办骨干训练班,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工作,取得较大效果。
当我在陈明仁的弟弟陈明信所率的警卫团帮助起义军官学习《共同纲领》时,传来特大喜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随着衡宝战役的胜利结束,白崇禧率部逃往广西老巢。南进广东,湖南局势转入稳定。通过耐心细致的争取教育,依靠党的团结改造方针的正确执行,工作团的工作圆满结束,为整编改造这支起义部队奠定了坚实基础。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区为基层政权建立奠定基础
1947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刘邓大军跨越陇海铁路、黄泛区、涡河、沙河、洪河、汝河和淮河重重障碍，胜利进入大别山区。25日攻克息县和固始县城，26日攻克潢川和光山县城，28日攻克经扶(今新县)县城，29日攻克商城县城。人们欢欣鼓舞，都说红军又打回老家来了。与此同时，邓小平和中原局发出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
9月2日，中共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副书记刘名榜率领游击队在火连畈同刘邓大军李德生旅会合。随后，、邓小平接见了刘名榜等人，并赞扬他们艰苦斗争的精神。邓小平问刘名榜：“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刘名榜说：“我们有党的组织，一靠人民群众，二靠枪杆子!”、邓小平称他们是“大别山的一面旗帜”。
大至山区与游击队会合后，抽调大批干部帮助各县建立党的工作委员会和县民主爱国政府。同时，建立地方武装，消灭乡保队，开辟解放区。1947年10月，鄂豫区党委和行政公署成立，并在大别山区划五个片，湖北有三个片，河南有两个片。河南一片辖固始、商城、立煌(今金寨)、霍邱四县，二片辖光山、潢川、经扶、罗山、信罗边区五个县。在政权较巩固的县建立区、乡政权，大力宣传《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收地主浮财，搞试点，贫苦农民欢天喜地。男青年积极报名参军，妇女抢做军鞋。
11月底，军调集33个旅对大别山区发动“清剿”，沿公路和城镇构筑工事，分兵固守，筑寨并村，妄图把刘邓大军挤出大别山。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率主力部队留在大别山，则率领一纵北渡淮河，转为外线，在正阳、新蔡、汝南、确山等县寻机歼敌。信阳地区呈拉锯式局面。为适应反“清剿”斗争，军区和各分区部队采取分散与集中相结合，配合主力部队，进行游击作战。
大别山区第二次解放和政权的建立
1948年3月，为了配合全国战局，刘邓大军主力转移至淮河以北作战。趁机在大别山区大力扶持乡保武装，企图消灭留守人员和游击队，气焰十分嚣张。
针对这种局面。中共在解放区停止一切政权活动，在敌人破坏严重的地方将工作转入地下，安定群众情绪，研究对策，端正干部思想，调整县区设置，小区并大区，整编部队，地方干部编入武工队。各县大队和武工队合作，组织游击队，坚持县内游击运动战o 1948年6月，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失利，被迫将大别山的兵力外调。游击队趁机于10月8日一举解放经扶县城。11月30日，商城、固始两座县城解放。12月，鄂豫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进驻商城。鄂豫区一地委、专署、军分区进驻固始县城。
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豫南大别山之敌溃不成军。各军分区部队、游击队趁此机会全面反攻。1月27日，攻克光山县城，迫使敌潢川县副县长率保安大队280人投降。31日，二地委、专署、军分区进驻潢川县城。2月2日，罗山县城解放。3日，息县县长弃城逃亡，城内各界人士组织和平委员会，迎接进城。31日，第四野战军连克驻马店、确山、明港直逼信阳。4月1日，攻克信阳城。
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原属鄂豫区和桐柏区的各县归属河南省，设立潢川专区和确山专区(7月改称信阳专区)管理。据《信阳地区志》记载：“1949年3月15日，中原临时人民政府通令：信阳、确山、正阳、新蔡、遂平、西平、上蔡、汝南八县和驻马店、信阳两市为确山专区所辖。5月20日，撤销鄂豫区，其所辖豫东南地区划归河南省建制，原鄂豫一、二地委、专署、军分区合并为潢川地委、专署、军分区，管辖潢川、光山、固始、息县、商城、罗山、新县七个县。”(1952年，潢川专区撤销，所辖各县划入信阳专区。)
1949年7月，各县开始建区。区的管辖范围除个别调整外，大部沿用原政府乡的管辖范围，是县的派出机构。区下设乡公所，管辖原先保所管理的范围。乡下边设村，按原甲所管辖范围为一村或几甲并为一村。
保卫和巩固政权的斗争
1949年5月，大别山区各地基层政权建立后不久，白崇禧派汪宪潜伏到大别山区，网罗军残余势力和土匪8000余人，分散到各地到处进行骚扰。他们大肆宣传言论，说什么“共产共妻，朱毛江山坐不稳，正规军很快打回来”等，造成个别地方会议开不起来，找不到人当干部。
7月，河南军区成立潢川地区剿匪指挥部，清剿各县残余武装和土匪。8月，成立鄂豫皖剿匪总指挥部，原河南潢川地区剿匪指挥部改为北线指挥部，清剿淮河沿岸散匪和残余势力。9月，剿匪部队开始会剿大别山区土匪。至1950年2月，全部肃清汪宪组织潜入大别山的反动武装。
10月1日，全区各县召开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广大群众载歌载舞欢庆的时候，潜伏在信阳的特务组长李振亚等，混进人群准备破坏和实施爆炸，被公安局一举抓获。
反动势力不甘心失败，一些地霸、匪特、党团骨干和残军煽动群众闹事。1950年3月7日至19日，固始、商城两县发生18起抢粮事件，参加者近万人，损失公粮13.5万公斤。潢川地委立即采取武装护仓、武装押运等措施，并动用武装平息暴乱，毙伤27人，对幕后指挥的5个主谋进行镇压。同一时期，息县马集土匪攻打区政府，抢劫粮食，组织“救国救民义勇军”，聚集638人暴乱。潢川四区恶霸周明德在潢川、光山、息县交界地带，发展3000名“圣贤道”道徒攻打佘店区政府，并抢劫堡子口粮库。
[关键词]《哀郢》；创作时间；中心思想；流放原因；陵阳
由于时代之久远和史料之阙如，历代学者对于屈原名作《哀郢》的创作时间及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作了各不相同的推测与解释。明代汪瑗在《楚辞集解》中提出两点：一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百姓离散，“此《哀郢》之所由作也”；二是秦军攻破郢都后，将郢都的罪人迁往东部，“屈原亦在罪人赦迁之中”，故屈原“悲故都之云亡，伤主上之败辱，而感己去终古之所居”。汪瑗之说影响颇大，清代学者王夫之、戴震等，当代学者郭沫若、游国恩、陈子展、蒋天枢、马茂元、金开诚等，都认可或基本认可这一观点，现行的《辞海》、《辞源》及多数注解本亦均沿袭此说。其实，此说只是一种缺乏根据的推测，不足以令人信服。依据史籍和屈原作品提供的线索，《哀郢》当作于楚顷襄王四年屈原被“迁”鄂东又再放江南之初。兹考论如下：
一、《哀郢》不大可能作于郢都沦亡之时
首先，秦军不大可能将屈原列入“赦迁”的罪人之列。按汪瑗之说，白起攻下郢都之后，俘获了大量滞留郢都的楚国官民，然后赦免他们并将其迁往东方，屈原亦在“赦迁”之列。屈原一直主张联齐抗秦，多次作为使节前往齐国以促成合纵抗秦，是楚国抗秦派的领袖之一，当初秦相国张仪来郢都极力破坏楚齐联盟时，屈原进行过坚决斗争，秦国君臣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如果秦军真的俘获了屈原，屈原能轻易被赦免吗?说屈原被秦人“赦迁”东方，实不足信。
其次，屈原在郢都沦亡后不大可能再流放到湘西。学术界普遍认为《涉江》是屈原紧接着《哀郢》之后自叙流放路线的作品。《涉江》日：“乘黔船余上沅兮……朝发枉隋兮，夕宿辰阳。”沅水、枉睹、辰阳皆为湘西之地。然而，郢都沦亡之后屈原实无再去湘西的可能。《史记·楚世家》云：“(顷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史记·白起列传》云：“后七年(即秦昭王二十八年，亦即楚顷襄王二十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从《史记》这两段记载看，白起首先攻占了离秦国最近的楚国西北部分地区即“西陵”(今湖北十堰、襄樊一带)，然后向东南攻占了楚国都城“郢”及周边地区，迫使楚国君臣逃到东北部靠近齐国的陈城，但精明的白起深知楚国东部地区十分辽阔，其军事力量还很强大，贸然深入会遭到失败，于是“东至竟陵”(今湖北天门一带)便不再向东前进，而是转兵攻占楚国力量薄弱的巫郡、黔中郡等地以与巴蜀地区连成一片，古代巫郡、黔中郡相当于今天湘西、鄂西、重庆等区域。白起秦军以嗜杀闻名，湘西一片战火，而屈原偏偏“朝发枉睹”而“夕宿辰阳”却又只字不提湘西战事，岂非咄咄怪事?故秦军攻占郢都后，屈原不大可能有湘西之行。
再次，《哀郢》开头四句不能证明是描写郢都之沦亡。《哀郢》起首日：“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是汪瑗、王夫之等古代学者认定白起攻陷郢都，屈原哀之，遂有其诗的主要依据。“震愆”，乃震动不安、遭灾受罪之意。而使百姓遭灾、亲人离散的原因有多种：或自然灾害，或流行疾病，或外来战争，或内部矛盾引起动乱，等等。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均认为《哀郢》的主旨是：“言己虽被放，心在楚国，徘徊而不忍去，蔽于谗谄，思见君而不得。”即《哀郢》乃屈原遭放逐时哀念郢都而作。诚然，《哀郢》自叙忠心报国却遭弃逐的不幸遭遇，对郢都刻骨铭心的思念和对“谗人”的怨恨之情几乎占据了屈原心灵的全部。有学人指出，在郢都沦亡、百姓隆遭杀戮、楚国行将毁灭之时，再去刻意倾吐个人之恩怨而忘情国事，这显然“不合屈原的性格”罔。从屈原之人品和一贯的爱国思想行为看，这个分析合理。所以，说《哀郢》开头四句乃叙述郢都沦陷之悲未免失之武断。
又次，屈原自叙离开郢都的时间恰好证明了“郢都沦陷”说的不可信。诗中提到离郢的季节是“仲春”，即该年的第二个月；又说“甲之朝吾以行”，“甲之朝”即甲日的早晨。当年二月甲日是哪一天难以推算，诗言“方仲春”，应当在月中。从《史记》之《白起列传》、《楚世家》、《秦本纪》等传记看，白起是在楚顷襄王三十一年开始发起郢都战役的，即使从这一年的第一天算起，到二月中旬也只有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郢都为楚国都城，楚国君臣再昏聩无能也不会蠢到毫无设防。白起攻占郢都北部的鄢、邓五城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却在短短的一个半月内夺取了水网密布、重兵卫护的郢都，而夺取郢都之后去攻占郢都周边的夷陵和竞陵等地时居然又花了十个多月的时问，这可信吗?
由此可见，屈原《哀郢》不大可能作于郢都沦亡之时。
二、《哀郢》应作于楚顷襄王四年屈原东迁鄂东又再放江南之初
关于屈原流放问题，学术界有“放逐一次”、“放逐两次”、“未被放逐”等多种争议。游国恩主张“放逐两次”：“屈原之放，前后凡两次：一在楚怀王朝，一在顷襄王朝。怀王时放于汉北，顷襄王时放于江南。汉北之放盖尝召回，江南之迁一往不返。”考之相关典籍，此说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应该指出，在放逐江南之前，屈原首先得到的处罚是“东迁”。
作为一名改革家，屈原最终被“迁”是有其必然性的。战国初期，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吴起曾在楚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力除积弊，国力迅速增强，使“诸侯患楚之强”。但由于吴起变法严重打击了楚国贵族利益，因而楚悼王一死，守旧的贵族势力便群起而攻之，乱箭射杀吴起并车裂其尸，使一场富国强兵的改革运动就此流产。吴起变法失败后，楚国开始走下坡路，政治积弊愈深：贵族横行不法，权臣结党营私，贪腐之风盛行等等，严重地阻滞了楚国之发展壮大。而商鞅变法的成功则使得秦国一跃成为最强盛之国，不仅对关东诸国频繁出击，而且把目光转向南方楚国，并在楚怀王十三年(前316年)，成功攻占了长江上游的巴蜀之地，对楚国构成了巨大威胁，历史从此进入合纵连横的攻防时代。
鉴于外有强秦威逼，内存政治积弊，楚怀王起用年轻的屈原主持改革。《离骚》日：“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可见屈原改革的核心内容有两条：举贤授能和以法治国。很显然，屈原同六十多年前的吴起一样都是针对楚国的病症而开药方，即一要打破用人世袭制，从基层选拔德才兼备的贤才；二要维护国法威信，严厉打击贵族阶层骄纵不法以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唯有如此，楚国才能富国强兵。然而怀王时代，守旧势力更加强大，怀王本人也远不及楚悼王有头脑和魄力，其支持改革的态度也远不及楚悼王坚决，其结果可想而知了。
屈原终遭怀王疏远而失去了左徒之职，被迫中止了改革活动。但当时合纵连横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楚国保守派又是顽固的亲秦派，以子兰、郑袖、上官大夫等人为核心；变法派则是坚定的抗秦派，以屈原、昭滑、陈轸等爱国人士为代表。而怀王在外交政策上一直摇摆不定，时而畏惧秦国而派使节与秦联姻，时而憎恨秦国而遣屈原联齐抗秦。所以，屈原被疏离开权力中心后应该有相当一段时期仍在朝廷内任职，主要从事外交活动，《屈原列传》和《楚世家》都有屈原出使齐国回来后谏怀王杀张仪的记载可作为佐证。
但是，随着秦国加大打击楚国的力度和楚国连续丧师失地，怀王的畏秦心理日益加重，屈原等人的联齐抗秦主张很难被接受，相反亲秦派的弃齐亲秦主张很容易占上风。《楚世家》载：怀王二十四年，秦昭王继位，“厚赂于楚”，“楚往迎妇”；二十五年，“怀王人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大约在此时，屈原有过激烈反对怀王与秦会盟的言行，在亲秦派的谗毁下，毫无主见的怀王罢免了屈原的一切职务，并将他流放到汉北之地。游国恩推测说：“按屈子初放之时，当在怀王二十四年，此可以从约之离合推而知也。”鲳此推测较为合理。
然而，秦国拉拢楚国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斗争策略。怀王二十七年，“入质于秦”的楚太子横与秦国大夫发生冲突，太子横“杀之而亡归”，终于被秦国找到借口。怀王二十八年，秦联合齐、韩、魏等国进攻楚国，杀楚大将唐昧，夺取垂沙、重丘等重镇(今河南中南部)。怀王二十九年，秦再攻楚，夺八城，杀楚将军景缺及二万将士。政治腐败以及边关战争的一再失利终于引发了国内暴动。《苟子·议兵篇》云：“兵败于垂沙，唐蔑死，庄蹁起，楚分而为三四。是岂无坚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唐蔑即唐昧，“庄蹁起”，应是《吕氏春秋·介立》篇中所说的“庄踽之暴郢”这一近似于军事的动乱事件。苟子认为，不是楚国武器不锋利、将士不善战，而是楚国统治者政策严重失误，从而导致内外交困、国家支离破碎的可怕局面。
在内外交困之中，深为恐惧的怀王将流放汉北的屈原召回，“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而秦国则实施了更大的阴谋，即扣留怀王胁迫楚国。怀王三十年，秦昭王写信约怀王到武关会盟，随后加以扣押。顷襄王乏年，怀王在气病交加中身亡，“秦归其丧于楚”。怀王屈死事件再一次引发了楚国政坛的骚动，也给屈原带来了更大的不幸。
《屈原列传》日：“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可见顷襄王上台之后，亲秦派更加得势，宿敌子兰大权在握，屈原处境更加不利。楚国议立新君时，屈原被召回不久尚未复职，尚无资格参加讨论，但他反对拥立子兰的态度不能不影响抗秦派人士的立场，这自然会使子兰等怀恨在心。而怀王屈死事件引发的，终于成为当权的守旧派打击屈原的口实。
《楚世家》载，怀王尸首运回楚国后，“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绝”。怀王屈死于秦国之后，楚国民众的悲份愤怒之情自然非同寻常。尽管史籍留下可供参考的材料很有限，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顷襄王三年是楚国历史上的年，广大民众支持抗秦派、反对亲秦派的声浪绝不会微弱不振。屈原在这场风波中说了什么话起了什么作用，是否有借民众之力反击亲秦派的政治企图?不得而知。但从屈原作品中的抱怨情绪和事后楚王的严厉处罚看，屈原绝不会是安坐于家无动于衷的：《屈原列传》：“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这一次被“迁”，已经不是单纯的怀王事件引发的矛盾，而是保守的亲秦派和革新的抗秦派之间的一次总较量，其结果和当年吴起事件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吴起是客卿，惨遭射杀和分尸；屈原与楚王同宗，仅仅是被“迁”而已。
对于屈原第二次流放的具体年代，学者们众说纷纭。陆侃如确定为楚顷襄王三年：_怀王死于顷襄王三年，故放逐必在此时，他年四十八。其路程和日期，都详载在《哀郢》与《涉江》两篇中。”h-o-这个推断合乎情理，只是失之严密与精细。根据常理和《哀郢》所叙，将《哀郢》的创作年代确定为楚顷襄王四年是恰当的。因为怀王在顷襄王三年病情加重，从害病到病重再到死亡有一个过程，秦人将其尸首归还楚国亦需要时et，楚人举行国葬进行哀悼，然后发生，再到最终斗争结果的出现，均需要相当的时间。故《哀郢》自叙被放逐出郢都的时节是“仲春”，此“仲春”当是怀王病死的次年即顷襄王四年的仲春。
三、《哀郢》中部分诗句的真正含义
《哀郢》一诗涉及了许多地名、方位、事件等问题，对部分诗句含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学术界关于作品写作背景与写作时间的严重分歧。兹就主要问题予以辨析：
1．“百姓之震愆”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几句究竟指什么事件，除汪瑗等大批学者认为指白起攻破郢都外，还有朱熹的“适会凶荒”说以及今人姜亮夫、赵逵夫的“庄踽暴郢”说等。“庄蹯暴郢”事件当发生于怀王时期，与顷襄王再放屈原的时间不合。朱熹说屈原放逐时适逢人民逃荒，未免过于牵强与巧合。从这几旬的语气看，屈原情绪是十分激动悲愤的，如果不是遭逢重大事变，当不至如此。如前所述，这一重大事变当是楚国守旧的亲秦派对革新的抗秦派及其支持民众的无情镇压。封建时代对于政敌的打击历来非常严厉，动辄牵连无数家庭亲族，大批无辜者必被处死或遭流放迁徙或发配充军，所谓“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即指此事。屈原毕生怀报国之情，关心民生疾苦，而楚国却是小人奸佞当道，肆意残害忠良，不仅自己屡屡遭受极不公正的待遇，还殃及了无数亲友和无辜民众，故而劈头愤怒地发出“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的责骂，天命无常，君昏臣乱，无辜百姓受灾遭殃，这难道就是公正无私的天理大道吗?诗人借责骂上天向倒行逆施的楚国当权者发泄了强烈的不满。
有学者指出，古人之“放”与“迁”存有差异。“放”是指流放个人到某地，一般不牵涉家族；“迁”即“迁徙”，“即将一个部族从原来居住的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这是在氏族社会中战胜的部族为了防止战败的部族在原地东山再起、构成对自己的威胁、将战败的部族整体迁徙到边远地方安置的一种刑罚。这种氏族社会中的刑罚，被楚国沿用下来，作为对付同宗支系的一种惩罚方式”[51。这种看法有道理，怀王虽昏聩，但毕竟喜欢、器重过屈原，对其惩罚有所保留，允许其亲族留居郢都；而顷襄王较之怀王更加昏聩，又是个极易冲动的人(如意气用事怒杀秦大夫)，加上怀王屈死事件引发的直接威胁到其统治地位，因而在小人蛊惑下他作出将屈原及其亲族赶出郢都的决定实不难理解。屈原惨遭“迁徙”之刑罚在《哀郢》中可见
端倪：“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足见亲秦派是以在国丧期间参与煽动民众闹事的不慈不孝的罪名来诬陷打击诗人的；“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亦见诗人遭“迁”之后其情绪之低落悲伤乃至于绝望。毫无疑问，《哀郢》流露出的思想情感绝不是国都沦亡之恨，而是被迫离开“终古之所居”的悲怆。
2．“东迁”、“陵阳”、“两东门”
《哀郢》自叙“东迁”路线：“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屈原是从夏水出发进入汉水再顺流而下至夏口(今汉口)呢，还是顺长江东下至夏口呢?古今学者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诗人最初是向东“流亡”的，并已到过夏口之东(“背夏浦而西思兮”说明船已过了夏口)。
那么，屈原“东迁”的终点在哪里呢?《哀郢》：“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这是《哀郢》中歧义颇大的诗句。首先，对“陵阳”的解释不同。一种理解为“波浪”，如汪瑗《楚辞集解》：“此陵阳即阳侯也”，阳侯即波神。而更多学者将其理解为地名，如宋人洪兴祖、明人陆时雍、清人王夫之等等。清人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在地名基础上首创“屈原放逐陵阳”说，认为诗人自叙“东迁”，而东迁目的地就是陵阳。他还说，《哀郢》所叙路线是“从郢至陵阳”，《涉江》所叙则是“从陵阳之溆浦”。游国恩、郭沫若、姜亮夫、汤炳正、金开减等当代学者皆认同蒋骥的观点，只是在细节上存有差别。其次，对于“两东门”何所指看法有异。朱熹《楚辞集注》：“郢都东关有二门。”后人多从此说，而且持“郢都沦亡”说的学者们将“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两句作为立说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有学者认为“两东门”非指郢都城门，如钱玉趾说：“《哀郢》‘两东门’是汉北的重丘等两座城市的两座东门，这‘两东门’的荒芜是指这两座城市的荒芜。”
古今学者大多将“陵阳”视为屈原“东迁”之地应是合理的。但作为楚国之地名，“陵阳”究竟位于何处?则众说纷纭。蒋骥以为陵阳在郢都东一千六七百里外的安徽陵阳，即今安徽青阳，位于长江之南。赵逵夫怀疑陵阳不至于那么遥远，以为“当指今武功山以南某地”。欧潭生以为“陵阳应是指夏浦北边楚国的军事重镇，即河南信阳的楚王城”。此外，还有“湖南岳阳”等说法。
如何确定“陵阳”的方位，还是应该以屈原作品为主要依据。古人称山之南面、水之北面为“阳”，称山丘、大土山为“陵”，所谓“陵阳”当指山南之地，因此许多地方均可称“陵阳”。夏口之东便是今鄂东地区，大别山脉横亘于其东北部，许多大小不一的山丘向南延伸至长江北岸，屈原顺夏水、汉水下浮至夏口，在长江北岸一带逗留过，此“陵阳”应在汉水、长江以北临近江滨的某一区域。三国时曹魏大将文聘曾据守军事重镇石阳城，石阳城位于今武汉新洲区、黄冈团风县一带。此“石阳”与“陵阳”是否有渊源关系，不得而知。但将“陵阳”确定在鄂东江北地区应该是合理的，因为屈原紧接着在后文说“淼南渡之焉如”，说明屈原是站在陵阳江滨南望长江波涛的。诗人在《涉江》中自述南渡长江经过南岸的鄂渚(今湖北鄂州一带)从陆路前往洞庭湖，亦足见陵阳与鄂渚隔江相望，位于长江之北。楚王将屈原及其亲族迁徙至大别山地区，并将大批支持改革派的民众充军至此，是极有可能的。
由此可知，“两东门”应指陵阳的两东门。古代城镇通常分为里城、外城，均建有东门，“两东门”即指此，将“nni´-j”解释为两座城市的东门或郢都的东关门，都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综合这几句诗来看，屈原很可能年轻时到过陵阳，这一次是故地重游。当他经过两东门离开陵阳城时，回首城垣，感慨万千，想不到这座当年巍峨繁华的古城如今竞如此破败，台阁丘墟，城门荒芜，真令人揪心。自怀王十七年秦国在丹阳斩杀八万楚军将士以来，楚国在近二十年的战争中几乎次次惨败，无数将士战死沙场，国内军队、民夫被统治者抽调一空，致使大批城镇人烟稀少、破败荒芜，陵阳城当然不例外。诗人由陵阳的荒落景象联想到整个楚国即将残败没落的命运，不禁忧心如焚：“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可见，陵阳应是位于鄂东大别山南麓的一座重镇，将其推断为千里之外的安徽青阳或江西武功山某地或大别山北麓的信阳或长江之南的岳阳等地，都与屈原作品提供的线索不符。
《哀郢》叙述离开郢都时是“仲春”，《涉江》叙述从陵阳前往湘西时则是“秋冬”，说明屈原在鄂东陵阳一带仅仅呆了大约半年就又被放逐湘西。这不难理解，因为此次“东迁”的流放者大多与郢都发生的政治事件有关，在顷襄王和以子兰为首的亲秦派们看来，屈原是危险分子，必须让他同支持他的亲族、战友和民众分离开来。于是，屈原便有了独放湘西的处罚。《涉江》所云“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邪恶的小人都被重用，而高洁之士却日益远离朝廷)正是诗人“东迁”之后又旋即被流放江南时悲愤不平情绪的流露。
3．“至今九年而不复”
龙山匪患的由来和解放前夕的革命斗争
龙山是雪峰山支脉，坐落在今新邵、邵东、涟源、双峰四个县(市)交境处。这里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地形复杂。长期以来，股匪在此结寨子拉队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解放前夕，龙山境内共有股匪19股，包括散匪在内，约有2000余人，1000余支枪。
由于龙山地处湘中偏西，连接板子山、天马山、九龙山而与雪峰山衔接，没有湘黔公路以前，它是跨越雪峰天险，由湖南西图黔贵或由黔桂东进湖南的战略要地，军阀混战时期，龙山人民惨遭兵祸。有了湘黔公路，仍是经由蓝田去新化通往雪峰山的重要通道，日寇发动的芷江战略作战，其右翼纵队就选择这条道路，龙山人民又受到日军铁蹄蹂躏。1949年春，政府幻想划江而治，白崇禧部署以衡宝地区为中心的湘粤防线，以龙山为屏障，妄图控制这条跨越雪峰山的重要通道。衡宝战役全歼白崇禧4个师后，这里的反革命势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主要是党政军余孽相继窜入龙山。军统特务罗炳南在龙山组织了200多人的别动军。邵阳县自卫总队长周盘将惯匪国军部改编为“中国湖南军区游击司令部突击第一大队”，匡国军任大队长。特别是尹立言部的窜入，给龙山局势带来严重危害。尹立言原为“西南民主联军”司令，“联军”内贺锄非等部分官兵不满尹立言的反动主张，另组织江南别纵队，与之对立，迎接解放。白崇禧部署湘粤防线时，将尹立言所率大部分官兵改为“新八军”，尹立言为军长。“新八军”在衡宝战役中败退后，又在湘乡、宁乡、安化被“湘中一支队”围歼，只剩下8000余人。为策应败逃到广西的白崇禧的所谓反攻，尹立言率部进入龙山原邵阳县属地，又拉编了邓希文、杨熙政两个旅，收编惯匪黄天佑作为独立团。这样，方圆300余华里的龙山一时聚集了不少反动武装，包括股匪在内，总计达4000余人，2000余支枪。他们在龙山境内白天抢劫公粮积谷，公开勒索百姓；夜晚化整为零，四处“吊羊”、绑票、抢劫奸淫。尹立言还率部在湘乡崇信乡；亚里成立湘乡临时县政府，刻有县印、条戳，印告，并派兵去各乡，催送粮饷。匡国军在龙山西南招兵买马，储存粮草，并在梨树坳设立兵工厂，日夜赶制武器，扬言“如果攻龙山，将以枪炮相迎”。各地散匪虽然手头无枪，但在军的唆使下，也四处活动。一时间，整个龙山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獗。
与此同时，我地下党组织加紧了在龙山境内的活动。由于尹立言新拉起的两个旅全部盘踞在敦安、唯一两乡，所以中共邵阳县工委很注重这一地区的工作。1949年5月，我党地下组织派遣湖南大学学生、共产党员杨奉达、谢冀、熊松等回邵工作，与我党有密切联系的进步学生梁延器、石颂文、周庠等3人随同杨奉达到邵工作。杨奉达等到中共邵阳县工委报到后，县工委指示，由杨奉达派石颂文去敦安、唯一两乡开展活动；梁延器负责邵阳与龙山之间的交通联络工作，并与周庠留在县城开展学生运动。杨奉达、石颂文、梁延器秘密串连进步青年，组织“大众学习社”和“青年联谊社”。“两社”工作重点是调查了解龙山境内的反动武装，摸清军、各股匪在龙山境内的基本情况及其活动规律。
8月4日，邵阳警备司令魏镇率部响应程潜、陈明仁在长沙的和平起义，受到了第六区专员丁廉堵截围剿。中共邵阳县工委根据这一情况指示杨奉达深入龙山策反尹立言的部属邓希文、杨熙政。杨奉达充分利用与杨熙政是叔侄关系，决定先争取杨熙政。杨熙政曾一度表现顽固，但面对总崩溃的局势，最后在党的方针政策感召下，脱离尹立言，宣布解散旅部，遣散人员，并与下属黄天佑断绝关系。接着，杨奉达又开始策反邓希文。经过反复陈述利弊，邓希文率全旅宣布起义，接受整编。杨熙政、邓希文两旅被策反过来，大大削弱了尹立言部的力量，给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这为解放后对土匪的军事进剿，既打下了群众基础，又减少了后来除孽的军事压力。
两度挺进龙山实行严厉军事打击
湘中解放后，及地方部队对盘踞龙山的反动武装实行严厉的军事打击，大的进剿有两次。
第一次军事打击命令是1949年11月3日下达的，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军尹立言部和惯匪黄天佑两支反动军队。
当时，解放才20多天，邵阳、益阳两个地委正忙于县、区两级政权建设，原驻邵阳地区的20余万开始挺进大西南。党委的中心工作是支前、征粮和收编游杂武装，敌人趁此新旧交替之际大肆活动。11月1日，潜伏在蓝田镇的谍报队向尹立言报告蓝田地方兵力不多，尹立言立即集合黄天佑残部700余人，于当天晚由孙家桥向蓝田进攻。蓝田是安化第四区区政府所在地，区政府得知情报后，便组织区干队、工人纠察队和请战而来的县大队一连，在刘云桥的指挥下，前往尖山岭阻击，由于寡不敌众，被迫退到桥头河一带。尹立言率黄天佑部抢占了蓝田镇，并将军部迁至蓝田，还以“一举收复湘中重镇蓝田”的电文向请功，龙山局势十分严重。
省委、省军区根据这一严重情况，决定抽调四十六军一五八师和驻湘乡的四九四团，以及湘乡独立团、邵阳军分区基干团、独立团总计一万余兵力采取夹攻、割歼、然后搜剿的战术，对以尹立言为首的龙山北面几支反动武装进行歼灭性打击。邵阳地区的兵力由军分区司令部邹毕兆、一五八师师长李道之任正副指挥长，力求在蓝田镇和邵阳县七区境内撒开大网，以聚歼尹立言、黄天佑、陈容和、罗炳南等反动武装。益阳地区的兵力在陈瑞符、宋子兴、阎茂林、李文等的指挥下，布阵于湘乡十区(杨家滩)一带配合邵阳的部队打击尹立言部。
11月5日拂晓，战斗打响，陈瑞符、刘洪源指挥的益阳地区作战部队歼灭了号称一个师的王陶部，俘敌7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500余支。邹毕兆、李道之指挥的作战部队组成铁拳击向蓝田。此后，一五八师的3个团和邵阳基干团、独立团以班排为单位进行搜剿和驻剿。四七三团在龙山主峰岳坪顶聚歼龙山寨王陈容和的全部武装，陈容和被生擒；还在钢岩顶歼灭了“别动军”罗炳南的全部武装，罗炳南逃脱，不久也落入法网。尹立言在四七四、四七三团合围蓝田时，趁隙逃往孙家桥，后又从四七四、四七二团的合围搜剿中逃脱。黄天佑在四七四团搜山查洞中被抓获。
这次军事打击历时10天，经过合
围、追歼、搜剿，我军仅有4人负伤，取得了巨大胜利，总计歼灭尹立言、黄天佑部1800余人，缴获了大批的武器装备。
第二次军事打击是1950年4月20日开始的，历时两个多月，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匡国军的“突击大队”和在第一次打击中的漏网残匪及新拉起的股匪。
当时，龙山境内的敌人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其成员除军官外，其余大多是惯匪、恶霸、封建会道门道首。他们拼凑了名目繁多的反革命组织，公开打出“救国”的反革命旗号。
相继撤出后，兵力显得薄弱。各种反革命组织先后出现，有以陈炎为首的新拉起来的“救国军第～大队”共30多人，其成员大多是军官、地主和反动党团骨干；有以邵阳县七区黄海江为首新拉起的“万寿山”计100余人，30多支枪，其成员是特务、地主、土匪；有以邵阳七区黄伯珍、周彪(均为黄天佑部属)为正副司令新拉起的所谓“中国人民救国军”，总计50余人，12支长枪……这几股反动武装不但控制一些小股土匪，还在永丰镇、青树坪、洪山殿、杨家滩等地设立联络站，配备联络员，窃取我党政军情报……
第二特点是，这时的敌人把主要矛头对准基层政权、农会、军政干部及贫农骨干，其手段更为恶毒残暴。第一次军事打击后，土匪气焰有所收敛。随着各区减租、反霸、退押等工作的开展，土匪又由隐蔽到公开，由分散到集中。匡国军不仅在邵阳七区境内活动，还流窜于龙山境内的湘乡各行政区。与此同时，与安化、新化接壤的龙山边境，土匪骚扰也加剧了。龙山境内的各行政区时有抢劫、杀人等发生。在麻阳嘴(潭宝公路上)抢劫军车，在孙家桥、社>中、塘坪、左家塘(均属邵阳七区)围攻邵阳七区办事处，伏击、偷袭连队。土匪还备足800斤硫磺、自制500斤火药企图炸湘乡十区、六区区政府……土匪还残杀我地方干部、指战员、农会干部、积极分子、民兵以及个别较开明的原乡长和当土匪已经改过自新的人，仅邵阳七区境内被土匪杀害的人员据不完全统计，有国家干部6人，指战员20余人，乡、村农会干部和会员18人，民兵17人。匡国军的中队长唐绍凡率领10余名匪徒于4月15日晚上抓住邵阳七区塘湾村农会主席王春斋，并用刺刀将手掌刺穿，穿上棕绳，拉至湘乡崇木桥，对王春斋进行开膛破肚、挖心掏肠的惨无人道的杀害，还公然在桥上贴出“救国军”的布告。黄海江、周彪为首的“万寿山”在田心街华龙公祠背后山上抓住在山里看牛的农会会员肖岳德的儿子，匪徒们攀拢两根楠竹把小孩的手脚分别绑在两根楠竹上，然后松手让楠竹弹起来，活活将小孩撕成两半。
再度出现的严重匪情引起省、地、县的高度重视。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将龙山列为湘南重点剿匪区之一，并决定调再进龙山实行第二次严厉军事打击。进剿部队有四一一团、四九六团、一三六师武工队、邵阳军分区独立十六团、益阳军分区独立团、军干校组成的剿匪中队、湘乡县武装大队，包括龙山境内行政区的区武装中队，总计5000余人，并组建了湘邵边剿匪指挥部。进剿方法采取邵阳、湘乡互相配合、包干清剿、钳住匪尾、不分地段、穷追到底，力求全歼龙山境内匡国军等大小股匪。
第二次军事打击于4月20日左右在邵阳、湘乡开始。
湘邵边剿匪指挥部专员郭清文、湘乡县县长刘亚南坐镇指挥，战术上采取惊雷式的合击、闪电式突袭、战则聚歼，在芭蕉山合击中，活捉匪徒11名，打死2名，合围田心街、月光凹时，打死打伤黄伯珍的匪徒4名，突袭灌湄、庄，打死打伤土匪各1人，在平顶桥战斗中一次就聚歼土匪100余人。
第二次军事打击之前，匡国军匪部还有1000余人枪，反动气焰较嚣张，曾偷袭我独立十六团驻廉桥的营部，随后窜入太芝庙。为歼灭匡匪，四一一团在太芝庙围歼匡匪，匡匪又窜入岳坪顶，独立十六团二营营长孙良诚便率部在岳坪顶搜剿半月，歼灭匡部352人，缴获各种枪支126支。
在第二次军事打击中，独立十六团总计歼匪1827人，在孙家桥抓获漏网的黄天佑4个营长黄伯珍、周彪、黄四保、何琢章。
放手发动群众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
军事打击使敌人遭到惨败，但要彻底消除匪患，还必须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在扫除龙山孽障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抓住了发动群众这一环节。在两次军事打击之前、之中、之后，又有不同侧重点，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动群众工作是在首次军事打击之前进行的。主要内容是宣传解放战争形势和党的政策及区政府的工作部署。宣传对象是贫苦农民和进步的旧社会上层人士。
这一阶段，湘乡、安化两县所属的各个行政区，因只有一些散匪，没有大批的军余孽和股匪，另加上原地下党工作的基础，故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新建立的区(镇)政府，派出下乡工作队和驻军配合，大力开展政治攻势，放手发动群众，收编游杂武装，打击刚刚冒头的匪患。社会秩序较为好转，圆满地完成了秋征任务，人民比较平安地欢度了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
邵阳七区敌情严重的四个半乡中，敦安、唯一两乡敌人的反动气焰最嚣张。但在这里，原地下工作者曾串连了140余名进步青年和农民，工作有一定基础，群众易于发动起来。这期间，区委书记李桐林、区长施德宣、副书记张寿芝领衔向戴岳(军副军长，时闲居在长泰乡冰塘村)发出致敬信，随后张寿芝又登门拜访，使戴岳“出山”支持政府工作，并将50余人的看家武装送交邵阳军分区。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展开政治攻势，敦促溃兵、各乡镇反动武装、小股土匪接受区政府收编。和安乡乡长陈国域、唯一乡中队长杨子坚、军营长周玉佩、匪首黄明生先后交出了枪兵，又敦促大股土匪匪首与我谈判。
李桐林为首的邵阳县七区干部进驻洪福桥时，仅8支枪，20余发子弹，由于依靠群众，发挥党的政策的威力，到首次军事打击前，收编和歼灭反动武装人员45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2。。余支，为第一次军事打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第二阶段发动群众工作是在首次军事打击后，第二次打击前进行的。侧重点是，在接管乡保政权基础上，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农会，开展减租反霸活动。
经过第一次军事打击，军在龙山的余孽大部分被歼灭了；股匪也由公开转入隐蔽，由集中转入分散，反动气焰有所收敛。龙山的各个行政区利用这一机会部署工作，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建立农会、民兵组织、接管和建立乡村政权，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各行政区又相继召开区乡代表会，进行对比教育；进行了谁养活谁的挖穷根教育；进行了反对宿命论的教育。以回忆对比、算账、忆苦思甜的办法，启发阶级觉悟，使与会代表认识剥削阶级对他们的愚
弄、欺骗，决心掌握自己的命运，翻身做主人。这些代表回村发展农会会员。到1950年3月底止，仅邵阳七区、湘乡十区就有农会会员8万多人，七区还拥有近100人的区武装中队，18000多名民兵，768支步枪和乌铳。思想被武装起来的农民，一方面减租反霸，打击地主阶级当权派，摧毁封建势力，另一方面检举揭发土匪及其罪恶活动，民兵、儿童团普遍站岗放哨，盘查过路行人，捉拿散匪。此时，区政府经报请县委批准，处决个别罪大恶极的匪首和恶霸，并召开向匪特恶霸开战的誓师大会。宣传党的剿匪政策，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匪徒相继回乡自首，农民因减租反霸得到实惠而大干春耕，从而推动了清匪反霸工作的深入进行。一批剿匪的群众骨干也在斗争中迅速成长。
第三阶段发动群众工作是伴随第二次军事打击而不断深入的，是在敌我斗争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进行的。基本任务是：以具体事实唤醒后进群众，提高全体农民的剿匪积极性；以军政合一的工作队深入村组，发动各阶层人民，建立农村剿匪统～战线，查潜匪、捉散匪，敦促土匪下山投降，布下搜捕土匪的大网。
1950年春，龙山地区土匪在分散隐蔽中秘密串连，先后又拉起了十余支反动武装，新集聚了百余支枪，此时连同原有的惯匪在内，龙山仍有土匪2000余名。这些反动势力趁驻军先后调离龙山之际，便公开进行活动，他们相继在龙山45处地方抢公粮、劫军车、偷袭农会、危害干部。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一些农会会员胆怯了，有的退出农会，有的借故躲开，不和工作队的同志接触。太阳未落山，老百姓就收工回家，农民的这种恐惧心理，严重影响了剿匪、减租反霸工作的开展。
邵阳县委书记钟石、县长白希清，深入邵阳七区指导。为了用血的事实教育农民，1950年3月11日，邵阳县七区召开了1400余人的农民代表大会，大会在小组诉苦的基础上举行对死难者的公祭大会。区委宣传干事陈剑如用大革命以来先后被地主、土匪杀害的46位亲人的悲惨事实写成祭文，在大会上流泪宣读，与会代表都沉浸在悲愤之中，一个个泣不成声。接着，区委以斩鸡盟誓的方式向大家表明，不彻底肃清土匪决不罢休，从而大大地激发了代表们的阶级感情，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出现了群众积极投入剿匪战斗的新局面。
在第二次军事打击中，由于广大群众的积极配合，迫使土匪难以公开集中活动，于是他们错误地认为，我军的军事打击与群众斗争会孤立进行，部队与地方干部会备行其是，有隙可钻；同时寄希望于混入农会中的不纯分子，以窃取情报，四处游移。邹毕兆在龙山剿匪前线，深感有组织军政合一工作队的必要，并报告地委、省委。这与省委、地委意见完全一致。省委统一部署组织军政合一的工作队同时整顿发展农会组织，清洗混入农会中的不纯分子。两区共组织军政合一的工作队(组)395个。整顿农会后，清洗了一批不纯分子，会员总数达11万余人，民兵达26000余人。这样，我军就取得了斗争的主动权。与此同时，在地、县的具体领导下，对已捕捉的土匪进行登记清理，进一步落实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发挥了政策威力，形成了新的政治攻势，致使股匪内部分裂。湘乡十区的民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捕捉散匪200余名，缴获枪支150余支。
驱车沿着红四公路重访红色革命老区红场镇，直达四溪村，一路寻觅当年战斗在大南山的印刷组人员的足迹。昔年崎岖的羊肠小道，如今已是5-7米宽的硬底化公路。路边那不老的松柏依然青青郁郁，仿佛在诉说当年活跃在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大南山的印刷组的故事。
1947年，中国人民闽粤赣边纵队第2支队第11团印刷组的前身——潮汕人民抗征队印刷组成立，组长李作宣，之后长期活跃在大南山山区。随着潮汕革命斗争的发展，1948年6月，中共潮阳县委组建潮阳县四、七区武工队，调李作宣任该队指导员，印刷组长便由吕登扬负责。1948年冬，大南山印刷组与大北山《团结报》合编。1949年2月，惠潮县委奉命于潮阳大南山组建第2支队第11团，第2支队政治部委派吕登扬负责筹建第2支队第11团印刷组。印刷组没有固定的驻地，随敌情的变化和部队的转移先后驻扎于大南山的圆山仔、林招、林者世（苏林）、佳溪、四溪、大溪坝和大南山前哨的东浮山、梅林、白坟等村落。
当时印刷组的主要任务是翻印供部队、机关干部学习的小册子；经常缮印著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论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文章，和抗“三征”、“减租减息”等文件，翻印军事教材、革命歌曲、民谣和中国人民在前线的捷报、号外、宣传标语、布告、征枪借粮收据等等。当年，印刷工具陈旧原始，有些是他们亲手制作的，如钢笔用木质好的树枝和留声机针制作，刷子用橡胶片和木板做成，印油则用铅印油渗和花士令加热溶解过滤去杂质后装罐待用，用时再用茶油或花生油调匀。为更好地服务前线，印刷组成员经常是日以继夜地埋头苦干。
1949年6月，印刷组率先在武装斗争前线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先后吸收黄振浩、郑莹、黄胜、郑略等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这些生龙活虎的青年，处处都能发挥团员的作用，以手中的钢笔和刷子作武器，以资料文件为子弹，与反动军队作斗争。
印刷组广泛深入当地农村宣传我军英勇善战的事迹，与老区群众结下了鱼水情谊。村民自觉以村为单位组织民工，积极为印刷组搬运文件、挑行李，一村转过一村，安全直达驻地。印刷组缮印的文件底稿都属机要绝密，每到驻地，依靠当地可靠的地下党员、骨干，火速找最偏僻、野草高、没人到过的深谷山沟石洞藏放。印刷组枕戈待旦，每碰到敌情，需要转移，则不论白天或黑夜，必须立即把藏放于石洞的文件底稿取回带走。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大家夜间均要轮班放哨，密切注视敌人动向，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印刷组翻印的宣传资料，总是及时由交通站转送第2支队第11团所属部队、各区武工队和地下党组织，趁夜间在白区张贴、散发，敌人看了密密麻麻的标语群和传单，既怕又恨，目瞪口呆，惶恐不安，从而大长我军威风。
1949年9月下旬至10月中旬，正是印刷组工作最繁忙、最紧张、最兴奋的时刻，大家一鼓作气赶印潮阳县军管会、第2支第11团、县人民政府的布告、标语以及对敌军政策、解放城市工商业政策等各种印刷品，为解放潮阳县城做好宣传准备工作。
1949年10月20日，潮阳县城宣告解放，10月22日潮阳全境解放。随着革命的需要，印刷组改为中共潮阳县委宣传部新潮出版社，所有人员都服从组织调配，分别安排在中共潮阳县委员会、潮阳县人民政府、县税务局、县新华书店等单位工作。
1946年6月，终于扔开和谈协议的遮掩，聚齐蓄积已久的力量全力进攻解放区，企图消产党，维护独裁统治。虽然战争初期在数量上无法与之抗衡，但在以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指挥下，只用了两年时间就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
兖州解放后，仍由军驻守的济南成了一座孤城。对于而言，济南是一道军事防线，更是一道心理防线。只要济南还在，他依然会坚持固守节节败退的战场，无视已转向的历史潮流。作为一个有着70多万人的大城市，一个有着1900多年悠久历史的名城，济南亟待解放的洪流带走伤痛迎来希望。
依照党中央的指示，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的统一指挥下，从9月开始部署实施攻城打援夺取济南的计划。在具体攻城部署中，被确定为攻城集团总指挥的许世友决定兵分两路，以西线为主东线为辅，同时进攻。”
当时驻守济南的是极为器重的学生王耀武。开战前，他认为我军应是以西线为主攻方向，于是在西线筑建了坚固的军事工程，部署了密集的火力网。可当进攻的号声响起时，胆识谋略过人的东线总指挥聂凤智大笔挥改助攻为主攻，使王耀武不得不东西两边还击，扰乱了原定防御计划。
东线进攻异常猛烈，很快突破了屏障，直扑外城。与此同时，驻守飞机场的96军军长吴化文部队在被西线攻城兵团三面包围后，在前期地下党组织的积极有效的争取教育工作影响下
吴化文宣布率部起义，加快了西线攻城战斗进程。
经过连续多个日夜的战斗，攻城兵团攻至最后防线――筑建坚固防御工事有着护城河环绕易守难攻的济南内城。攻城团没有任何停顿，连续战斗，只经一夜就攻入内城，冲入了的省政府，结束了8天8夜的济南战役，收获关内第一个省会大城市，开创了人民夺取军重兵坚守的大城市的先例，沉重地打击了军坚守大城市的信心。
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
”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的攻击了“。就连为撑腰的美国人似乎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说：“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济南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
片，为华东野战军会同中原野战军南下陇海铁路以南举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总理后来说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新城正重生
人民进城了!虽然城里枪炮声不断响起，但是看起来和平常人无异甚至有些寒酸的战士们，腼腆地跟老百姓搭话不时有抬着伤员的担架经过，街道上到处都是宣传单，大不同于以前军队进城的情形，展开在老城百姓面前的景象，让他们感觉似乎期望的永离战火，和平的新生活已到来。
从农村到城市是个巨大的变化。对于刚开始接触城市的干部们来说，接管济南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试验场，需要适应和面对系列新问题如何改掉一直以来的小农思想意识
新城的发展规划如何制订、怎样尽快恢复生产能力、如何调整处理好城市中各阶层的新关系等等。
早在中共“七大”上，城市问题便进入中共中央的视野。而在济南战役前，华东局就成立了青州建设研究会，搜集城市资料和信息，培训接收人员。济南战役尚未结束，接管人员已跟随攻城团陆续进入市区，在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对济南市开始了全面接管。
济南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中共济南特别市委员会组建并开始发挥功能，随即了《八城守则》约束入城人员遵守纪律和原则，同时的《约法七章》晓喻城中各阶层群众，中国共产党对于城市的接管和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维护城市中的社会秩序。战后的泉城，很快恢复了正常，走上了发展的道路。
济南党组织带领济南人民进行的成功探索，避免了过去城市接管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北平，天津解放前夕，中央军委指示：“此次接管平津影响中外，你们务必办到如同沈阳
济南那样接收和管理成绩，不要落在沈阳济南之后。北平天津以及随后解放的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基本上是参，照济南、沈阳的成功经验进行的，从而使这些大城市完整有序地回归到人民手中。
早在1942年，在山东济南就曾经有一个像“余则成”一样的地下工作者，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果敢，打入日本侵略者的内部，营救出了一批又一批被俘的共产党员。同时他还在济南开起了一个公馆，名义上为日军侵华进行宣传，实际上这里却是进步青年的天堂，一批批济南的进步青年通过这个公馆前往延安，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他就是山东的“余则成”――李涛。
齐鲁望族之后
1929年，身为山东省党部常委，因为同情共产党、反对搞内战等原因，李澄之被开除出，这在当时的革命年代被广泛流传。而李涛就是李澄之的弟弟，又名李亦豪，他生于1911年，山东临沂人。其父李光仪为早期同盟会会员，长期从事反清活动。
由于受父兄的革命进步思想影响，考入南开大学的李涛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等革命活动，结果被学校开除，后来又考取北京大学，并于1938年夏加入了共产党，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
1941年，李涛携家眷返回山东，准备投奔当时建立起抗日自卫军的哥哥，不料在回老家临沂的途中，却听到了哥哥被日军俘虏的消息。原来，1941年11月，驻山东的日军集合5万多兵力，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展开了一次大扫荡。在扫荡中，任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山东省抗日同志协会会长的李澄之和中共山东分局机关党总支书记马楠被俘。
“当时中共山东分局就设在临沂，所以李涛就跟分局那边取得了联系，分局希望他能够到济南去营救李澄之。”原山东省委党史办主任、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山东抗战史料的曲琦老先生向记者介绍当时的情况，“李澄之和马楠等人被俘后，被押送到济南的日本宪兵队中，由于李澄之在山东青年中威望颇高，因此日本侵略者希望可以采用‘怀柔’的方式，诱使李澄之为其工作，并许给他伪山东省长的官职。但是李澄之这个人很倔强，而且他也知道日本人想利用他做傀儡，实现对山东的统治，所以他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宁死也不做汉奸卖国贼。”
与此同时，中共山东分局对李澄之的营救也在积极展开，时任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在发给的电报中也提到过营救李澄之的方法――欲以“山纵（山东纵队）所俘十余日人工程师及技师等，与敌人交换（李澄之），未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涛来到了济南，他准备利用自己家族在济南的关系，打探哥哥的下落，伺机营救。
意外深入敌内
据曲琦说，李涛早在1939年时，就曾经以地下工作者的身份打入过敌人内部，有着很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当时他潜伏在胡宗南的三青团里，发展共产党员，搜集情报。”
1942年2月，在到达济南后，李涛按照上级指示，让妻子张茜琳前往芙蓉巷寻找地下联络员接头，不料张茜琳却被当时的叛徒郭同震发现了，李涛的身份也旋即暴露出来。刚刚抵达济南，尚未开始执行任务就暴露了，这在特工这一行中，无疑是非常不利的，李涛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要么立刻离开济南，要么就跟哥哥一样被抓进宪兵队。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李涛决定兵行险招，留在济南。
“因为李家在山东是望族，当时有不少关系都在济南为日军的伪济南政府工作，所以李涛想利用这些关系来压制住郭同震。”曲琦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涛通过哥哥以前的旧部，与当时日军驻济的高官木村义明搭上了关系。
当木村义明得知李涛是李澄之的弟弟后，不但没有将他抓起来，反而开始用心结纳李涛。
利用日军矛盾成功潜伏
“当时日本内部对于侵华战争，分成旗帜鲜明的两大派系。”曲琦告诉记者，其中一派就是以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为首的主战派，主张以“武力吞并支那，获取最大化的利益”。而以日本天皇裕仁的岳父东久迩宫为主的一派势力则认为，日本无力全部吞并支那，不如采取怀柔的政策，用政治分化的手段培养自己在中国的傀儡政府。这两派的矛盾也由来已久，“可以说从当时的日本国内到中国，日军内部一直存在这种矛盾。”
而木村义明，则恰恰是“怀柔派”的忠实支持者，因此他希望利用李涛作为筹码，劝降李澄之以达到成立伪山东政府的目的，同时希望李涛“发挥特长，办一份刊物”，用以笼络山东地区的进步青年，达到在政治上分化中国革命的目的。而此时的李涛则敏感地意识到，潜伏到日军内部的机会出现了，他回家后用暗语给山东分局写了一封信，把这一切写清楚，希望上级同意自己潜伏下来。
“李涛把信送出去后，就一直在等上级的回信，但是等了两个多月都没等到回音，而这个时候木村义明也在不断地催促他答应自己的要求。”曲琦说，此时的李涛在经过一番考虑后，最终同意了木村的要求。1942年夏末，李涛在南朝阳街租下了一个四合院，取名为“朝阳公馆”，开始创办所谓的日伪刊物，召集进步青年。“虽然表面上这个所谓的协会公馆是为日本特务工作的，但实际上，李涛巧妙地利用他跟木村的关系，把这个公馆变成了一个宣传抗日思想的阵地。”
上任伊始他就险遭不测。当上朝阳公馆的负责人不久，李涛就接到了济南宪兵部头子武山英一的请柬，邀请其到武山家吃饭，庆祝李涛上任，又算是为武山自己升官做庆祝。
李涛并不知道，这次邀请赴宴完全是一个“鸿门宴”：原来中共山东分局在接到李涛的信后，立刻给李涛做了回信，不料这封信却被叛徒郭同震截获。
李涛很快就被五花大绑地送进宪兵队，郭同震和武山英一随后拿出那封满是暗语的回信，逼李涛承认自己就是共产党。“那封信大意是这样的，让你来济南卖货（指探听李澄之的消息），不是让你来济南开店（指潜伏在日军内部）的，速归。”
武山英一掏出枪拍在桌子上，威胁李涛招供。“李涛也很聪明，他说什么也不承认，就说自己是来卖棉花的，想以后在这里开店。”于是李涛被关进了宪兵队的木笼中，被日军拷问了整整一夜。
李涛被抓的消息迅速传了出去，木村义明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宪兵队，逼武山英一放人。由于没有证据，武山英一不得不放了李涛。
上级改变策略再潜伏
从宪兵队出来，李涛心里一直犯嘀咕。“因为山东分局的那封回信李涛也看了，上级并不同意他在此长期潜伏，但此时李澄之和马楠等被俘的人已经放出来，并住进朝阳公馆，而且李涛也有十足的把握将二人送回到革命区，但是李涛不甘心就这么走，因为自己带着人一走，就意味着自己多日来打进日军内部的心血全部化为泡影，于是他又悄悄回了一次临沂，找山东分局的书记朱瑞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长谈。”曲琦说，此次长谈后，朱瑞同意了李涛的做法，并且还将此事电告远在延安的。
除此之外，上级为配合李涛工作，改变了原有的计划。“最初上级是希望救出李澄之和马楠之后，立刻把他们送回到革命区，但是为了配合李涛的工作，朱瑞指示李澄之，‘不到万不得已时’，暂勿出逃。”曲琦说，这样一来，朝阳公馆就成了李涛搜集情报和物资的大本营。
李涛很快取得了木村的信任，接连结识了多名日军驻济高官。利用日军内部的矛盾，李涛继续营救被俘的同志，这时李涛的妻子张茜琳则和一些进步青年一起，在朝阳公馆内公然排演起《雷雨》等进步戏剧，并且开始到处演出。
“李桑要人，不要手续”
李涛很快注意到，在济南千佛山附近的救国训练所里，关押着不少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于是他开始有意地结交起该所所长――日本和尚樱井。
最初，救国训练所成立的目的就是利用政治攻势，分化俘虏的共产党和进步青年，从而达到政治分化中国革命的目的。但是樱井的政治分化并不成功，被“改造”的共产党人寥寥无几，这让樱井压力很大。接触李涛后的樱井，表示愿意在朝阳公馆帮助改造“共党”，前提是“被改造者”要先送到朝阳公馆里，“因为樱井觉得，李涛带走的人越多，越能证明他的改造成绩突出。”曲琦告诉记者说，就这样，李涛先后从训练所里带走了很多被俘的共产党人，甚至发展到樱井亲自交代下属们说：“李桑（桑在日语中是先生的意思）要人，不需要办手续，想要谁要谁。”
此外，李涛还跟驻守济南城的几名日军头目也搭上了关系，弄到了大量的通行证，正是靠着这些通行证，李涛将哥哥李澄之、马楠、梁克（抗大一分校教员）、钟瑞（红军团长）等革命者安全送出济南，送回了革命区。
“李涛这个人不简单啊，当时李澄之被救出来住进朝阳公馆后，一度对弟弟的做法很不满，相处两年的时间，一直在提防着弟弟，他觉得李涛很可能是日本人的汉奸。”曲琦说，李涛因此觉得很痛苦，但是按照保密原则，他始终没有告诉哥哥自己早在多年前就已是共产党员的消息。
“朝阳公馆”，进步学生的天堂
据曲琦的统计，李涛在1942到1945年期间，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一共营救并转移被俘共产党员30多人，此外，还有100多名济南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也通过李涛的帮助，辗转前往延安等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为了革命战争中的中坚力量。
“著名导演胡玫的母亲马旋，当年就是在李涛的帮助下，送到延安去的。再如八路军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前武汉空军副司令李向民，也是被李涛送出去的。还有、的翻译艾森等，都是被李涛送出去的进步青年。”曲琦说，当时的朝阳公馆实际上已经成为济南乃至整个山东地区进步青年的天堂。
据、的翻译艾森先生的儿子罗百齐回忆说，当时的朝阳公馆里，可以公开唱革命歌曲、上演革命戏剧，而嚣张的日本宪兵只要一听是朝阳公馆的人，都会很客气地放行。“我父亲跟我说，那时候济南人上街得拿良民证，如果没有就把你抓起来。”但是一般去朝阳公馆的人，都可以得到一张盖有“朝阳公馆”的特别通行证，只要亮出这张证件，日军是不敢为难的。“证件也很好办，李涛就把证件和印都扔在堂屋的抽屉里，也没有锁，谁需要自己去填个证盖个章就好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李涛回到了临沂，对自己潜伏济南的事情向组织上进行了详细的报告。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在济南解放后，李涛却被定为反革命特务，而他的朝阳公馆也成了“毒害进步青年”的反革命组织。
“当时可以为李涛说明情况的人只有一个，也就是他的上级朱瑞同志。”曲琦说，但不幸的是，朱瑞同志在辽沈战役的一次战斗中，因为踩到地雷而牺牲了，而其余的人则对李涛潜伏的事情并不了解。这也让李涛因此蒙冤入狱，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其妻子和儿女也因此受到牵连。结束后，李涛和自己的妻儿开始了上诉伸冤之路。
皖南事变前半个月，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曾山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执行中共中央东南局原有决定，率领东南局机关部分干部、党校教职员及皖南特委部分干部共150多人，经苏南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为党保存了一批重要力量。
中央权衡暂弃皖南
皖南事变前夕，即1940年11月，叶挺、曾山、饶漱石、袁国平、周子昆、傅秋涛等人经过讨论，一致同意中共中央对国共时局意见与总方针，争取和巩固华中，放弃皖南，以便集中力量统一指挥。东南局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停止工作，派副书记曾山率东南局机关经苏南渡江，到苏北与中原局合并，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准备撤出皖南，北上抗日。12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及指定路线，曾山率领东南局机关及党校的一批干部100余人先行撤离皖南，安全抵达苏南解放区，将撤出人员交苏南区党委安置，曾山即由秘密交通护送至上海。
东南局的领导机构一直不健全。始建东南分局时，只有5位委员，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但项英忙于新四军军务，在前线指挥作战，方方未到职，涂振农调南方局，增补的黄道又牺牲了。因此，实际主持东南分局日常工作的只有曾山1人。项英多次致电中央，要求派人来担任书记，甚至提名派任弼时或李富春来，均未果。之后，项英又提出由曾山或袁国平任书记。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后，东南分局改称东南局，领导成员未作变动。直至1940年4月，中央才决定派饶漱石来任副书记。饶漱石8月到职，加上秘书长，具体负责东南局工作的，也就是3个人。1940年11月14日，根据新四军军部将要北移的新形势，东南局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将中原局扩大为华中局，领导华中（包括长江南北各沦陷区）地方党，在闽浙边建立东南局或分局，领导后方地方党（包括闽浙皖赣），曾山参加华中局专负苏南党的工作，小饶（即饶漱石）赴闽浙主持工作，东南局由中央直接领导或由华中局领导。11月17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将东南局、中原局扩大为华中局的建议，“华中局领导华中及江南敌后武装斗争区域之一切党政军民工作”。中央对东南局领导人的去留，在皖南事变发生前，曾有四次电报指示。第一次是1940年10月18日指示：“项（英）、曾（山）二人暂勿离开军队。”第二次是1940年11月17日指示：“同意小饶去闽浙赣和曾山去苏南之提议。”第三次是1940年12月7日指示：“同意东南局移苏南”，“同意在闽浙边成立东南分局”，“可否要曾山去闽浙边，小饶去苏南，请你们最后考虑决定并电告我们”。第四次是1940年12月14日指示：饶漱石“随曾山去苏南为有利，如不可能则去江北”。曾山回忆说：在皖南行动前，东南局与军分会开联席会议，决定北移最迟15日、16日就走。但饶漱石往江北走不通，后又折返新四军军部。
曾山受命率部苏南
关于曾山率东南局机关干部50余人、党校人员及警卫人员共100多人，分三批离开皖南抵达苏南，到达溧阳荫棠村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的情况，随曾山从皖南到苏南的欧阳惠林（时任皖南特委秘书）写有长篇回忆。
12月15日，曾山找他谈话，说：“东南局决定要我明天率领东南局机关最后一批撤离人员和闽浙赣统治区撤出的干部、党员离开皖南，经苏南到苏北地区找中原局”。并向他了解皖南特委机关的撤离人员和准备工作情况。欧阳惠林回答说：“我把撤离的人员编为两个小组，一个是干部组，一个是警卫勤杂人员组，每个组指定了一个党员任组长，两个组统一由我负责。”曾山交代说：“那就好了。你明天一早就将皖南特委机关的撤离人员带到丁家山集合汇齐。今天，你回去再把准备工作检查一下，凡是向老百姓借的东西以及经济来往，一律要归还和清偿清楚，不能留下尾巴。这是群众纪律问题。我们是共产党，不能`反纪律，不能走后让群众骂。我们这次撤离，将来还是要回来的。”16日清晨，欧阳惠林集合了皖南撤离人员20多人，先向特委副书记李步新告别。李步新叮嘱他要听从曾山指挥，注意安全，防止意外。撤离人员都在丁家山东南局新盖的大草屋里集中。曾山当即宣布，将东南局机关撤离人员与皖南特委机关撤离人员合并，编成一个大队，由东南局副官谢振国任大队长统一指挥。其中有东南局机关干部陆璀（饶漱石夫人）等30多人，东南局警卫队20余人，还有勤杂人员，加上皖南特委机关撤离人员，共计100多人。行前，曾山在讲话中强调：一是要发扬革命友谊，互相帮助；二是服从指挥，严守纪律；三是提高警惕，严防驻军挑衅。
在听完曾山讲话后，在谢振国的指挥号令下，大家各自背上行军背包，排成一行纵队，以东南局警卫队两个班为先导，然后是曾山率领的东南局机关的撤离人员，接着是欧阳惠林率领的皖南特委机关的撤离人员，最后是东南局警卫队的一个班殿后。大家怀着激昂的心情，以刚毅整齐的步伐，高唱着《别了，三年的皖南》歌曲出发，告别皖南，朝行暮宿，走了一个星期。第一天在泾县孤峰区一个小山村的山里宿营；第二天渡过青弋江，经马头镇赶往军队的防区；第三天在过宣城县孙家埠附近的一个村庄宿营；第四天到达郎溪县的毕家桥新四军兵站宿营；第五天到达郎溪县的梅渚镇新四军兵站宿营；第六天路程最长，急速行军了一整天，直至黄昏，才赶到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驻地荫棠村。
曾山一行在荫棠村受到了苏皖区党委书记邓仲铭和第二支队司令罗忠毅、副司令廖海涛的热情欢迎，并祝贺大家一路平安。关于这里的敌情，早到几天的温仰春向曾山汇报：“敌人正在敌后茅山地区进行‘驻扎扫荡’，因而我们被滞留在这里，无法通过茅山封锁线。现在决定改经太琛⒍路地区前往苏北地区。”罗忠毅向曾山介绍说：“我们改向东去的军部机关单位撤出的非战斗人员和后勤物资，已大部分到达太璧厍，正在太璧厍通过封锁线向北转移。”又说：“目前，我们暂时住在这里，利用敌顽之间的矛盾尚可相安无事，如果皖南情况有变化，我们住在溧阳地区就是很危险的了。但不知军部和皖南部队何时出动？”曾山说：“我们离开皖南时，军部内定在1940年底前出动，所以我在12月16日离开皖南。但是具体日期始终未定，现在不知有无新的改变。这是军事机密。”邓仲铭又向曾山汇报说：丹南中心县委书记陈洪已动身南来，到时他送你们去苏北。希望留下一部分同志在苏南分配工作，因为苏南急需补充干部。
建立从陕北到华北敌占区的秘密交通线
邹大鹏，1909年生于辽阳县后三块石村，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受党的派遣回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共青团省委书记。1929年底到1930年初，在哈尔滨市五中培养、发展共青团员，建立团组织，组织反帝同盟。参与组织领导了哈尔滨著名的反日筑路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邹大鹏按照党的指示搞兵运工作，到东北抗日义勇军中任职，曾在邓铁梅领导的部队当过政治部主任。1931年，邹大鹏因为不满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被错误地。之后他仍积极寻找党的组织，先后参加了邓铁梅、马占山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活动。1935年经南汉宸介绍重新入党。
1936年，党派邹大鹏前往白区做秘密工作。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他巧妙地运用各种关系在内部开展工作。在白区复杂的斗争环境下，邹大鹏建立了从陕北到华北敌占区的秘密交通线，为安全护送中央负责同志出入做出了特殊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邹大鹏先后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调查局副局长、中共胶东区党委情报部部长，积极建立晋绥和胶东地区的秘密党组织。
1944年10月，中央社会部派邹大鹏赴胶东任区党委联络部长，指定他的任务是发展东北的情报工作。
率先带领先遣队进入东北
1945年9月9日，中共胶东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决定组织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由邹大鹏担任工委书记，吕其恩、于克、柳运光、吕塞为委员。为了方便活动，工委对外称“山东八路军海上挺进东北先遣支队司令部”(即“八路军海南先遣支队”)，邹大鹏为政治委员，吕其恩为司令员。不久，中共胶东区大连支部派赵恩光率领由300人组成的工人武装队伍，到庄河与邹大鹏、吕其恩率领的“八路军海南先遣支队”会合。9月12日，由司令员吕其恩主持召开会议，邹大鹏在会上宣布解散“庄河治安维持会”，成立“庄河县民主联合政府”。
9月17日，先遣支队进入东北的安东（今丹东）。月底，安东市保安司令部成立，吕其恩任司令员，邹大鹏任政委，张奎任参谋长。1945年11月，经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中共安东省工委决定在岫岩建立以抗日民族英雄邓铁梅的名字命名的铁梅支队。邹大鹏任司令员（兼），李辉为政委（兼）。全支队共有兵力5000人左右。这支队伍的建立，有力地保障了中共岫岩中心县委和之后庄岫地委所辖地区的政权建设以及反奸清算斗争的进行，扩大了人民军队在群众中的影响。
在东北站稳脚跟后，邹大鹏经过深入调查，向中央发电，系统、详细地报告了解放庄河县一带的经过和东北的情况。
根据邹大鹏及其他各方面反映的东北情况和全国的形势，经过慎重研究，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重要战略方针，决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挺进东北，建立背靠苏联、连接蒙古的强大根据地。1945年9月中旬，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陆续派出部队30万，干部2万多，包括中央委员20人、候补中央委员10人，分头进入东北。
邹大鹏及其“东北工作委员会”是我党首先突破雅尔塔会议在东北所划“”的先遣队，他的电台也是最早进入东北的电台，他反映的情况对中央这次作出重大战略决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受到和的高度赞扬。
解放东北的情报功臣
1945年底至1948年11月间，邹大鹏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常委、委员和公安总处副处长，最高法院东北分院院长兼哈尔滨市高等法院院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厅厅长兼办民族事务等职。他在做党的情报工作期间，为了工作方便，公开职务是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秘书长。
1945年9月，东北局社会部成立，邹大鹏任部长（后来汪金祥任部长，邹大鹏改任第二部长）。东北局社会部是我党的情报机关，专门从事收集内部情报工作。东北局社会部成立不久，邹大鹏便派情报干部田琛秘密进入长春，在敌人内部主持和部署情报工作。他还选派白山、田羽利用军校的同学、师生关系，打入驻防长春的敌军第四纵队。经过考察，又吸收了杨元甲、解德全、齐振等参加工作，潜伏在敌军城防主力第二纵队的司令部参谋处。
1946年初，东北局决定在正规军尚未到达前解放长春。邹大鹏指示田琛全面搜集敌军动向和城防情报，要他们按所掌握的资料绘制成《长春防守部署要图》，将敌防区划分、阵地布置、防守重点、火力配备等一一标记清楚。因解放长春事关重大，邹大鹏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在情报人员的掩护下，亲自化装潜入长春，对有关的情况和材料就地进行了解、核对，并将情报安全带回哈尔滨，报送东北局和军区领导。
4月14日，根据邹大鹏所提供的情报，我东北民主联军一举解放长春，全歼守敌两万多，缴获大量装备、武器弹药。这是我军进入东北以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不久，军队大举北犯，5月19日占领四平。根据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我党政军各部实行战略转移，于5月23日主动撤离长春。
1947年10月，辽南战略要地营口尚未解放，我辽南军区部队曾强攻不下。邹大鹏和大连社会部研究决定，对该市驻军主力、敌暂编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进行策反，任务主要由辽南站情报站长石迪执行。王家善因受的歧视和钳制，早有不满情绪。经过反复做工作，他决定弃暗投明。1948年2月25日，王家善率部8000余人宣布起义，营口和平解放。
在东北人民与部队决战前夕，东北局把情报工作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来做。此时，邹大鹏在东北局社会部确定的情报工作方针是：“长期内线，精干隐蔽，以内线为取得情报的主要手段，以配合解放战争取得军政战略情报为主要目的。”因为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明确的目标，工作发展很快。到1948年已经形成基本能控制东北全局的情报网，对军队在东北的情况和动向都很清楚，情报准确迅速，有时敌人的布置还没有下达，我方的对应措施已经布置下去了，取得了完全的主动权。
1948年10月，锦州解放后，长期被围、已陷于兵饥马困绝境的长春守敌，更加将无战心、士无斗志。在邹大鹏的统一策划下，东北民主联军联络部派在海城起义的原六十军（六十军此时镇守长春）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利用各种关系给城内上层军官写信，动员他们反正起义；又派长期做滇军工作的刘浩、杨滨主持前方策反工作。刘浩亲自化装进城做上层军官的工作，并同六十军中我党的秘密组织负责人孙公达取得联系，由秘密党组织进一步在六十军中做下层官兵的工作。这样上下齐动，使六十军军长曾泽生起义有了相当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17日午夜，曾泽生将写给郑洞国和李鸿的劝降信发出，即正式宣布起义，准时交出防区由我军悄然接管。
曾泽生的六十军起义后，长春守敌嫡系新七军，也不得不与我军订了城下之盟，打开防线低头请降。10月19日，已成为孤家寡人的守敌主帅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最终选择了投诚。长春和平解放后，邹大鹏被委任为长春特别市市长。
此后，从1948年10月28日至30日，我军连续攻克沈阳的铁岭、抚顺、本溪、鞍山、辽阳等城市。这时的沈阳守敌，已经前无屏障，后无依靠，完全变成一叶风雨飘摇的孤舟，陷入了我军重兵合围的大海之中。沈阳是历史名城，工业基础好，中央希望能和平解放，以减少破坏。
邹大鹏对和平解放沈阳早有考虑，之前就把一个担任策反任务的重要内线情报人员王凤起派到沈阳。王凤起是辽宁人，黄埔军校毕业，少将军衔，有正义感。陈诚任东北行辕主任时，他任行辕高参。他通过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结识了邹大鹏。
王凤起接受任务回沈阳后，首先发展了黄埔同学秦祥征，帮助秦祥征出任新建的沈阳守备第二总队总队长，王凤起担任了副总队长兼参谋长，牢牢掌握了这个师级建制的部队。此后王凤起又争取了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
邹大鹏还通过东北军出身的高崇民争取了高的旧友、军统少将、东北铁路警察局局长王化一，辽宁粮食管理局兼东北“剿总”粮食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胡圣一。王化一通过朋友关系争取了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一三师师长王理寰、东北“剿总”军法处执行分监部中将主任赵毅。
10月下旬，由王化一、胡圣一出面，召集有反正思想的五十三军一三师师长王理寰、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暂三十师师长张儒彬、新一军暂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沈阳第二守备总队队长秦祥征、东北“剿总”办公厅主任袁克征等人，连续三次在王化一家开会。大家决定同心同德，严守秘密，坚决脱离，为和平解放沈阳古城做出自己的努力。会上，指定专人同守军各部联系，以期争取一致行动。同时请我敌工人员、冷庆元、王佩卿等，向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和东北局社会部报告，以求得承认和指示。
此后，敌暂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一三师师长王理寰、沈阳第二守备总队总队长秦祥征、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等部队负责人，纷纷和我军联络，让开防区，让我军进城。由于东北局社会部做了工作，沈阳守敌多数在围城战斗中未做抵抗。11月1日，在消灭苏家屯以北唯一负隅顽抗的青年军二七师残部后，先头部队挺进了沈阳城。11月2日，沈阳宣告解放。东北社会部在各方面配合下，终于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和平解放沈阳的重大任务。
国外情报工作的开拓者
解放战争初期，根据当时的形势，邹大鹏预见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所需时间不会很长，对以美帝国主义为主要目标的国外情报工作必须早做考虑。于是，邹大鹏向中央社会部提出有关建议，经同意后，1946年1月派吴诚去大连建立市委社会部（又名大连情报局，后迁至天津，改为天津情报局），冯铉任部长，马次青、吴诚任副部长，集中了一批精干的、有对外工作条件的干部，把开展国外情报工作列为该部主要任务。
全国解放前夕，邹大鹏调到中央，协助李克农充分利用沿海和沿边地区的有利条件，建立了各地情报机构，全面推动了国外情报工作的开展。国外情报工作的开展，首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在朝美军的番号、驻地、部署都获得过重要情报。
此后，我国陆续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国外情报工作有了更广泛的发展，邹大鹏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配合国际斗争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
被康生迫害而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邹大鹏先后担任情报总署署长，军委联络部部长，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等职。他忠实、全面地执行了党的情报路线和政策，积极培养干部队伍。
但未曾想，邹大鹏亲历了白色恐怖的军阀统治，身经了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走过了硝烟弥漫的解放战争，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和暗杀之下，却在“”中被康生和他的追随者打成“大特务”。
康生，1946年离开其担任部长的中央社会部，赴山东任分局书记。1949年，邹大鹏从东北调回中央社会部任秘书长。康生离开中央社会部是很不甘心的。后来中央社会部改为中共中央调查部，康生在“”期间担任“中央小组”顾问后，利用职权，一再插手部里的事务，流露出要重新控制这个部的强烈欲望。
苏联出兵东北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已逐渐明朗化。在欧洲战场上，英美联军自1944年6月开辟第二战场以后，迅速向前推进，准备在易北河与苏军会师。与此同时，苏军在肃清本土及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境内的德国法西斯军队以后，开始进人德国作战。德国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于1945年l月在菲律宾登陆，3月又攻占了距东京只有1千多公里的硫磺岛。英美联军向日本本土步步进逼，日军占领区日渐缩小，日本法西斯灭亡之命运已无可挽回。被战争冲昏了头脑的日本法西斯不肯接受战争即将失败的现实，仍在做垂死挣扎。
1945年1月20日，日本大本营又制订了《帝国陆海军作战大纲》，计划扩军240万，进行自杀式的本土决战。日军还在中国的华南、华中进行顽强抵抗，毁灭该区的精华城市，尔后将部队北调集中进行决战。日本军国主义者狂妄的战争情绪，迫使英美两国不得不考虑结束太平洋战争所需付出的长时间的消耗及巨大的伤亡。为了减少牺牲，尽快结束战争，英美两国都竭力拉拢苏联参与对日战争。由于与日本签订了苏日和平条约，苏联在太平洋战争间题上始终持中立态度。因而，要想诱使苏联放弃中立立场，加入对日作战，必须使苏联得到某些满足。
早在1943年苏美英三国首脑首次在德黑兰聚首时，斯大林就对罗斯福提出的把大连作为在国际保证下的一个自由港的建议流露出极大的兴趣，这样，苏联就参加对日作战问题同英美原则上达成了协议。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正式签订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政治条件的协定――《雅尔塔协定》。苏联在“由日本于一九O四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之俄国昔日权益应予恢复”及外蒙古、千岛群岛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后，答应在结束对德作战三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苏联方面也存在着出兵东北、对日作战的种种动机。这些动机包括建立安全防护带。斯大林的目的是想建立一条东起千岛群岛、库页岛，中经中国东北，西到外蒙古的漫长的环状保护带，以作为防止日本进攻的缓冲区。中国东北是苏联构想的漫长防护带中关键的一环，如果不借对日作战的机会进入中国东北，其防护带就无法合拢。此外，苏联也计划二战后与美国争夺有利区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际，美苏固有的矛盾加剧，中国东北地处要冲，自然成了美苏争夺的焦点。如果美国控制了中国东北，则苏联的安全就会受到及其支持者美国的威胁，如果苏联抢占了东北，则美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就会受到排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苏联于美国在日本投入第一颖原子弹后，于8月8日匆忙对日宣战，抢先进入中国东北、朝鲜，并于8月14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和8月18日关东军乞降后，仍然实行进攻作战，不断向南推进，从而迅速完成了预期的战略部署。
东北抗日联军对东北的短暂接管
东北是日本法西斯经营多年的军事基地，更是中国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苏联百万红军出兵东北，日本法西斯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土崩瓦解。这一重大改变使中国的军事、政治格局瞬间发生了惊天动地般的变化，东北政局更是出现了暂时的权力真空。
1940年，法西斯日本加上洲国的高压统治，抗联部队被迫战略转移至苏联远东地区。为了当满洲形势发生转变时苏联能有一支队伍立即向东北进攻，在东北的战争中能够成为苏联红军和中国红军之间的纽带，苏联将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编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也称“东北抗联教导旅”。1945年，苏联决定对日宣战，革命高潮到来，向东北大举反攻的关键时刻终于到了。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占柏林后，苏联远东军快速调入东北，与东北抗日联军一起投入了反攻东北的战斗，并且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苏联出兵前，在朝鲜境内和中国东北，东北抗联的小部队一直坚持地下抗日活动和游击战争。当苏联大军开始进攻的时候，东北抗联小部队立即行动起来配合作战，他们扰乱敌人后方，起到了内外夹击的作用。在东北各地的抗联小部队扰乱和破坏了日本关东军的战略部署，加快了战胜日本关东军和解放东北的速度。在抗联各先遣队投入反攻东北的作战计划的时候，抗联教导旅主力部队的任务和行动发生了变化。苏联方面命令远东苏军在7月25日完成一切对日进攻的准备。东北抗日联军的准备工作也与苏军一同开始，1945年8月1日，就完成了对日进攻的一切准备。
在派出很多先遣部队之后，抗联教导旅仍然是一只具有相当大实力的战斗队伍。最后的命令终于在8月26日下达。但是，抗联没有公开参加反攻东北作战，因为客观形势发展出乎人们的预料，日本法西斯和关东军迅速分崩离析、投降，东北政治局势发生巨大变化。抗联教导旅宣布分期分批返回东北，分别奔赴各地抢占接收。
1945年8月，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反攻东北，从8月8日起至9月13日前，在短短的1个月内抢先接收占领了东北57个大中小城镇，迅速地开展了建党、建军和建政工作，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到10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就由330人发展到7万人。
抗联把沈阳作为占领东北12个大战略点之一。1945年8月19日，苏军250人空降沈阳。9月9日，抗联名将冯仲云率领20多名抗联战士，由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部派1名上尉护送进占沈阳，并出任苏军卫戍区司令部副司令。这是，东北抗联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已11年，因此，东北抗联责成冯仲云与延安中共中央联系。冯仲云在给中共中央汇报信中谈到，东北抗联配合苏军已反攻回到东北，抢先占领接收了东北57个大、中、小城镇，并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一个相当绝密的消息，苏军要“在10月初全部撤离东北”。东北是中国重要战略要地，希望中央速派干部，派军队来东北越快越好。这封汇报信为中共中央9月16日决定“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转变，及早建立中共中央东北局，13万大军2万干部进入东北起到了促进作用。
8月22日，苏军空降250名官兵占领了大连。9月13日，抗联战士董崇彬率队9人进占大连，有3人分别出任大连沙河口区、甘井子区、西岗区苏军警备区副司令。他们与山东派来的地下党组织的“大连辽宁抗日同盟会”汇合一起，并使后来东北局代表韩光来大连顺利开展工作，成立大连市政府、大连市公安总局提供了条件，还将物资、被服、余粮交给关内挺进大连的八路军，控制了旅大局面，在整个3年解放战争期间，排除了美国和对大连的染指。由沈阳分派营口、辽阳从事建军的抗联人员也起了骨干作用。
中共中央对东北的战略方针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东北的战略地位，因为东北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有良好的工业基础，而且北靠苏联，东临朝鲜。东北地区条件较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如能控制东北，就可以依靠那里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便领导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斗争，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1939年1月，中国共产党建立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冀热边特委领导冀东军民举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反“扫荡”作战和反攻作战，使冀热边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最终成为收复东北的前进基地，又为以后部队进军东北开辟出通道。1942年7月9日，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
1945年4月5日，苏日中立条约废除后不久，在一项指示中指出：苏联终止苏日中立条约表明，苏日战争爆发已经为期不远，远东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今后配合盟军作战，将主要配合苏联。现在即加紧进行主力军、地方军的训练与扩大，以便能抽出若干主力，用于开辟东北。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
5月31日，在中共“七大”中又一次指出：“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
6月11日，在“七大”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报告中再次强调指出：“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1945年9月，留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与在重庆的、等就调整战略布局问题进行了磋商，他提出：“我们全国战略方针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提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皖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调10万至15万人北上，以控制冀东、热河。”19日，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团发来电报，表示完全同意延安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示强调：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核心是控制东北。“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是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贯彻党的“七大”制定的任务的重大决策，为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开辟了道路。历史充分证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是一个极具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对中国共产党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
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战略地位的认识，成为中共中央确定战略方针，把战略发展的重点指向东北的根本依据。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随着东北很快光复，中国共产党迅即布置军事力量以最快速度抢进东北和热河地区，好比棋手对弈，刚一交手，棋艺高超的共产党人已先胜一着。
八路军进入东北
1945年，德、意法西斯的覆灭，使日本军国主义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坚持抗战8年之久的中国战场全面反攻的时刻也即将开始。8月9号，在苏联对日宣战当天，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8月10日24时至11日18时，总司令连续关于受降和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的日伪军发出通谍，限他们在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如拒绝缴械投降，即应予以坚决消灭。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命令，各解放区立即向日、伪军展开了全面猛烈的反攻。其中8月11日第二号命令即为令原东北军吕正操部、张学思部和万毅部及冀察热辽解放区李运昌部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发。8月31日，吕正操、林枫率领八路军第三纵队三十二团以及400余名干部开赴东北。赵承金率领教一旅二团以及300余名干部开赴东北。8月12日，以滨海支队为基础组建东北挺进纵队，万毅为司令员，王维平为政治部主任，9月23日渡海挺进东北，30日到达辽宁兴城。张学思自晋察冀军区平西军分区来到沈阳。李运昌所部解放了承德、赤峰。曾克林部8月30日解放了山海关，9月4日解放锦州，9月6日进入沈阳。
随后，中央还正确分析判断中美苏关系和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态势，派出、彭真、、陈云、高岗等20余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2万军政干部分期分批进入东北，并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具体领导东北。为达到控制东北的目的，中央要求冀热辽部队先期北上占领锦州，接收沈阳，并以沈阳、锦州为中心向周边广大区域发展，经略南满、西满，拟御敌于山海关内；从晋察冀和华北、山东革命根据地抽调13万大军进入东北，这些部队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夺东北地区的基础力量。为统一领导东北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组建了以为司令员的东北民主联军，统一指挥东北战场。
从8月中旬到11月底，开入东北的部队共达13万余人，进入东北的各解放区干部2万余名。进入东北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计22人，其中政治局委员4人。至12月底，扩大的部队总数约15万人，东北民主联军总数已达27.4万人。
从1945年8月11日发出第二号令算起，中国共产党仅用2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东北进军，抢在之前控制了东北这块有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3700万人口、有着丰富资源和强大工业基础的战略要地，为把它建设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苏联出兵东北对中国共产党抢占东北产生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