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2 06:05:25
关键词:文学翻译;翻译策略;归化;异化
在人类文明史上，翻译一直是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渠道。翻译，不但能促进一个民族文化的延续，还能给这种文化输入新的血液。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英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因此，从文化交流的高度来认识翻译活动，无疑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来把握翻译活动的本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处理出发语和目的语的文化差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对这一问题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提倡“异化”，即以出发语为导向;另一种观点提倡“归化”，即以译入语为导向。“归化”和“异化”是文学翻译过程中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这两个术语最初是由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基于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rcher)的理论在他的著作《译者的隐身》中提出的。Schleiermarcher认为，“要帮助译作的读者在不脱离译入语的情况下正确而完全地看懂原作，可以采取两种途径。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打扰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但是对这两种翻译，他并没有用专门的术语来概括。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Schuttleworth和Cowie在著作《翻译研究词典》中明确提出“归化”和“异化”(“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这一对翻译策略术语。此后，许多翻译家及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这个课题。
一、中西方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现在的“归化”和“异化”之争就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归化”的主旨以译入语文化为中心，而“异化”的主旨是以出发语文化为中心。翻译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双语转换的原则应以译出语文化为依托，以译入语文化为基础，以两种语言的最佳结合为追求目标。中西方分别对归化与异化做了大量的研究。
1.西方研究“归化”和“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化”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交际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他提出了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和其他一些翻译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归化”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使目的语读者做出与出发语读者一样的反应，它强调的是译文的交际功能，只有译入语读者获取了与出发语读者一样的信息才能说这个翻译文本是忠实的。
正如“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劳伦斯·韦努蒂(Venuti)指出的，试图把结构主义理论付诸实践并提出了阻抗式翻译来反对传统的、通顺的翻译。阻抗式翻译可以有助于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译出有陌生感和疏离感的文本。然而，就交流而言，“异化”翻译也有不足。由于存在不熟悉的表达方法和语法结构，在交流中会对译入语普通读者产生信息传递的障碍。
2.中国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中国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始于直译与意译之争，在历史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古代佛经翻译时期，即东汉末年到北宋仁宗景佑年间。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是以佛经翻译为基础的，如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家支谦在《法句经·序》中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就文体而言，他主张意译;东晋、前秦佛经翻译评论家道安是直译派的代表人物，他在佛经翻译中提出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他们是最初提出直译与意译之争的人。玄奘(602-664)是唐代著名的僧人兼翻译家，他主张直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在翻译史上被称为“新译”。
第二时期是近代西学翻译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大量西方的文学和学术作品被介绍到中国，许多翻译家投身于此。如林纾的小说翻译、严复的学术翻译、朱生豪的戏剧翻译。这段时期的翻译理论研究是以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方式进行的。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翻译界出现了一场“翻译标准”的论战。这场论战中的主将，“信”派的代表人物是鲁迅和瞿秋白。“顺”派代表人物是梁实秋和赵景深。双方针锋相对，集中讨论了:(1)信与顺的问题;(2)直译与意译的问题;(3)“欧化”与“归化”问题;(4)重译问题。这是这场论战的四个焦点。其中的“欧化”与“归化”问题就是本文所说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第三时期是现代西学翻译时期。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外国作品被翻译到中国。与此同时，各种边缘学科如信息学、符号学和语言学也激起了中国翻译界的强烈兴趣。中国翻译家将这些理论和中国传统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刘英凯在1987年率先以“异化”翻译挑战占主流文化的“归化”翻译，他声称翻译应以“异化”为主，“归化”会带我们进入歧途。随后，这两种翻译策略激起了中国翻译界热烈的讨论，掀起了新一轮“归化”与“异化”争论的高潮。
二、“归化”和“异化”的对立
就文学翻译的目的而言，一方面，译者试图忠实地介绍原文，尽量给普通读者呈现异域文化;另一方面，译者希望普通读者能够完全或更好地理解原文并从译文中获得美的享受。这两方面是互相对立的。如果译者想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普通读者就会发现译文难懂;如果译者想向普通读者展示流畅和优雅，译文就会不忠实。不同的翻译目的解释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的选择。
“归化”是以译入语文化为依托，而“异化”是以出发语文化为依托。在中国翻译理论界，确实存在着“归化”和“异化”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翻译家们各抒己见，一些人赞成“归化”，如赵景深认为，“宁愿要语言的流畅也不要思想的忠实”;梁实秋认为，异国情调会使语言晦涩难懂;朱小安认为，适当的归化是为了避免“影响或损害翻译的交流作用，造成某种理解的困难。”
三、“归化”和“异化”的统一
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译者的翻译目的、读者的层次和要求，我们认为，在文学翻译中，“归化”和“异化”均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翻译策略服务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和不同类型的读者。因此，两者各有其优越性和不足之处。实际上，两种翻译策略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
首先，没有一种译文是完全“归化”或完全“异化”的。正如没有完全直译或完全意译的译文一样。只是由于译者的翻译观不同，在翻译中根据某种翻译目的，采用某种翻译方法，从而表现出某种翻译策略。而自觉的译者，则会考虑到作者的意图、译者的翻译目的、读者的层次和要求，在翻译过程中自觉遵循某种原则和方法，译文也会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某种倾向。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进行说明:
例1，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红楼梦第六回)。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杨宪益)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
例2，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红楼梦第五十七回)
Ten thousand tales of gold are easier come by than an understanding heart.(杨宪益)
Easier a golden hoard to win than find one understanding heart.(Hawkes)
作为译者，杨宪益的目的是想尽可能多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英美读者，是以想多了解中国文化的英美读者为对象的，因而基本上遵循了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异化的方法;霍克斯的翻译目的非常明显，是为了取悦译文读者，是为一般的英美读者翻译的，因此他遵循了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归化的方法。对学习汉语的英美读者，他们阅读杨宪益的译本将大有裨益。一般英美读者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只是为了猎奇，为了消遣，他们阅读霍克斯的译本就能达到目的。
“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是一对矛盾体，“异化”要求忠实于原文，保存异域情趣，更多地保留语言文化的民族特性，它是世界文化融合的一种趋势。“归化”是在“异化”的译文不能被理解或是不能准确传达原意的情况下，从而使之本土化的一种翻译策略，是一种迎合普通读者的变通转换。好的翻译是在“异化”和“归化”策略之间找一个适当的折中点。折中就意味着有所不忠实，这也是文学译者要付出的无可奈何的代价。正如皮特斯所说，“民族中心主义会造成对外来文化的否定和排斥，这与翻译作为文化桥梁的作用是不相容的。”绝对的“民族主义”只会抹杀翻译存在的依据，翻译的目的将无法实现。然而对外来语的全盘接受也会使译入语失去自我。因此，以翻译形式进行的对话和交流，既要维护本民族语言文化，也要尊重外来的“异”的成分，这两种态度的结合就是译者努力达到忠实的翻译的基础。“异”的消融是由译者来完成的，“异”的保留程度也是由他来控制的，所以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才是真正的语言主角。
参考文献:
[1]Schuttleworth&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TJE Rome Publisher， U.K，1997.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谢天振.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许渊冲.文学与翻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关键词：翻译目的；归化翻译；异化翻译
在人类文明史上， 知识传递的工具主要依赖语言，而外来知识则明显地涉及到外语，因此翻译从来就是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渠道。 翻译不但能促进一个民族文化的延续，还能给这种文化输入新的血液。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英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随着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这种全球化的穿透力无所不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从文化交流的高度来认识翻译活动，无疑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来把握翻译活动的本质。翻译作为沟通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桥梁，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处理出发语和目的语的文化差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与归化翻译相比，异化翻译除了能正确表达原语作者的思想及写作风格外，更能给译语带来新的活力，丰富译语的语言与文化内涵。各国语言学家和翻译工作者处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从不同的角度对跨文化交流问题进行探讨，就需要对翻译的异化给予 重新审视和广泛关注。
一、 翻译的目的
翻译的实质是两种语言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尊重的，应该保持译者与原作者平等的地位，既要发挥译者的主导性、能动性，又要承认译者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然而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又离不开人的价值观，特别是辨别是非、善恶等伦理观念的支持与制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再现原作，传递原作者的声音，满足目的语社会文化规范以及译文读者的要求，从而充分体现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履行自己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誓言。 中国现代学者徐永说：翻译――是译者用一种语言（归缩语言）来表达原作者用另一种语言（出发语言）表达的思想。
翻译的目的应是向译语的读者译介异域民族不同的社会生活、文化、思想、观念，同时使译语社会的文化和知识系统发生巨大变化，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一点显然可以从中外文明发展的历史中得到印证。公元八世纪，阿拉伯国家大量翻译古希腊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文献，同时也引进源于印度的知识，这就使得阿拉伯文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使得阿拉伯世界在数学、医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成就领先于全世界。公元十二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大量翻译阿拉伯学者的著作，使一些在欧洲早已成为绝学的文献从阿拉伯文再翻译成拉丁文，直接带动中世纪欧洲文明的重大革新，使欧洲文明执全球科学文明的牛耳。可以说，西方现代文明就是缘起于这一次基于翻译和重译的文化传承。而中国的语言、文字、社会风尚、生活习惯则是通过一千多年的佛学翻译在中国的传播而得到了发展，这一点也是无可非议的。
二、关于归化和异化
2.1归化和异化概念
翻译的归化和异化概念来源于1813年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施莱尔马赫）《论翻译的方法》一文，文章指出翻译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引导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引导作者靠近读者。但并未授以具体名称。1995年美国学者L.Venuti 的《译者的隐形》定义这两种方法为异化/归化。Venuti是异化派翻译的代表。他提出“反翻译”的概念。指出翻译的风格和其他方面在目的语的文本中要突出原文之“异”。他说：“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主张异化的翻译，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郭建中 1999：192-193）在讨论异化翻译时，他对归化翻译的策略作出了描述：遵守目标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从而达到让译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在这类翻译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为之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则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所以，Venuti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美国翻译家奈达（Nida）是“归化”理论的推崇者，他提出了“功能对等”和“读者反映论”的观点。在各种不同场合，他重复“最切近的自然对等”概念这一观点，既“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贴近的自然对等”。“归化派”认为，不应该将源语中的语言体系和文化现象强加在译文读者身上；文化差异必然带来交流和理解上的障碍，既然翻译的主要任务是文化交流和传播，就应该避免文化障碍，而“异化”则不可避免地带来这种障碍；对译文读者的想象力和智力也不应该有过高要求，而是应该将源语以最贴近目的语的形式呈现给译文读者，使之理解起来更容易。
2.2归化和异化的对立和统一
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是一对矛盾体，异化要求忠实于原文，保存异域情趣，更多地保留语言文化的民族特性，它是世界文化融合的一种趋势。归化是在异化的译文不能被理解或是不能准确传达原意的情况下，从而使之本土化的一种翻译策略，是一种迎合普通读者的变通转换。好的翻译是在异化和归化策略之间找一个适当的折中点。
归化和异化的对立。就文学翻译的目的而言，一方面，译者试图忠实地介绍原文，尽量给普通读者呈现异域文化；另一方面，译者希望普通读者能够完全或更好地理解原文并从译文中获得美的享受。这两方面是互相对立的。如果译者想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普通读者就会发现译文难懂，如果译者想向普通读者展示流畅和优雅，译文就会不忠实。不同的翻译目的解释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的选择。 归化是以译入语文化为依托，而异化是以出发语文化为依托。在中国翻译理论界，确实存在着归化和异化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翻译家们各抒己见，一些人赞成归化，如赵景深认为，“宁愿要语言的流畅也不要思想的忠实”；梁实秋认为，异国情调会使语言晦涩难懂；朱小安认为，适当的归化是为了避免“影响或损害翻译的交流作用，造成某种理解的困难。”
归化和异化的统一。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译者的翻译目的、读者的层次和要求，我们认为，在文学翻译中，归化和异化均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翻译策略服务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和不同类型的读者。因此，两者各有其优越性和不足之处。实际上，两种翻译策略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
三、文学翻译中的异化翻译的优势
3.1异化翻译有利于正确表达原语
异化翻译更善于将原语语言形式上的文字、文学以及文化信息忠实地保留下来，使译语的读者既可领略异域文化所特有的韵味，也可领略作家个人的写作风格，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有些翻译理论家一味反对异化翻译，提倡归化翻译，总是过分强调发挥译语的优势，要把原语语言中的特异表现形式替换成译语读者所熟悉的、容易理解的词句，这却是不争的事实。过分强调用译语的某些优势取代原语特异的表现形式，这就等于是让译者将原语自己细嚼慢咽后再喂给译语读者，完全剥夺了读者对原语著作本身滋味的体验和回味。译者虽然采用译语的优势帮助读者回避了一些原语的语结，用对译语读者来说一点也不感到陌生的思路和意象来替代原作，但实际上泽者并没有解开这些语结，这些语结也仍然会阻碍读者对原语作品整体上的理解、把握和消化，从而阻碍对原语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的了解和认识，在两种语言甚至两种文化之间形成隔阂。翻译异于创作，就在于其能原汁原味地反映异域文化。翻译所转换的两种语言正像大翻译家傅雷所指出的那样，有着“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修辞格律的不同，俗语的不同，即反映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感觉深浅的不同，观点角度的不同，风俗传统信仰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不同，表现方法的不同。”译者的职责就是要忠实地反映这些不同，破译原语语言的奥秘，消除两个民族之间语言上的障碍，从而通过语言信息的交流达到文化信息的交流。勿容置疑，异化翻译应该更善于做到这一点。而一味摈弃异化翻译，强调归化翻译，译者就无从谈起履行自己的职责，忠实地反映异域文化。用异化翻译来正确表达原语还可以避免因归化翻译而造成的记忆和跨语种检索的困难。语言具有任意性，即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是有任意性的，人们采用某一能指符号即词语来表示某一事物往往取决于人的主观意识。然而完全摈弃原语一切符号形式，置其语符意义或语音于不顾，全盘另起炉灶地用异语符号直接对特定的人或地命名，这种做法对于异语规范乃至跨文化交流都是有害的。一味追求归化翻译只会妨害我们的语言走向国际化、标准化，不易于同世界进行直接的交流。中国人学外语难，外国人学汉语更难，这恐怕同汉语独成一体，翻译一味归化的传统不无关系。只有顺应时展，适当讲究异化翻译，才能使汉语与汉文化在全球一体化的大潮中得以丰富光大。
3.2异化翻译有利于丰富译语文化和传播源语文化
异化的翻译策略对文化传播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异化翻译有利于源语文化的交流与传播，通过忠实的再现源语，使得源语文化和表达方式在译入语国家得以熟知和流传；另一方面，异化翻译也有利于译入语国家文化的繁荣。
一种语言和文化通过和另一种语言文化的接触、碰撞和融合，增加了自身的生机与活力，这不仅仅体现在其吸取了另一文化中富有文化蕴涵的言语词句，还在于其吸取了另一民族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学形式。不同国家民族的语言在意义、句法和语音上的差异，构成了各种不同的表意方式，而翻译就是在“同”与“异”的纠结之中正确的表现“异”。人们只有通过翻译才能真正认识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认识不同语言的特定的表达方式。原文的语法结构往往包含一定的意义，或者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轨迹，或者体现了一定的思想感情。要尊重原文的形象语言和句法结构，对于原文中有感染力的形象描写或修辞手法，我们有必要将之移植到译文中。这样不仅能为译文增添文采，又能为译入语带来新的表现法。异化翻译正是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手段，其忠实保留原文语言和文化的特色，让译文语言的读者感受到异域风情，感受到其它文化的存在与独特魅力。异化翻译使译语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受益匪浅。只有在坚持传统归化翻译的同时注重并坚持异化翻译，才能努力把个性化的成分呈现出来，为译语读者全面正确地了解外域世界的思想和文化提供前提，也才能不断从其他民族的语言与文化中吸取精华，从而丰富、充实、更新译语民族本身固有的言语词句、惯用表达以及传统的文学形式。而且，翻译对译入语文化丰富的同时，也传播了源语文化。语言文字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在翻译的同时已经以文化的形式被传播进译入语文化当中，而异化翻译所带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更将其负载的源语文化传入译入语文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加强，文化交流使得各语言持有者间的了解更加深刻，读者有了一定外语基础和对外国文化的了解，他们就不会只满足于译文的顺畅，而是需要更多了解异域风情，异化翻译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成为了译者研究的主流。在互译过程中，文化吸收与文化传播在促进文化交流、文化繁荣与社会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文化吸收与传播不仅丰富了两种文化也丰富了两种语言。而异化翻译正是实现文化吸收与文化传播的有力手段。
四、结语
翻译不等于创作，它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所要表达的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原作者的思想。归化或异化策略其实都是一种翻译手段，他们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对立统一，相得益彰。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采用归化的原则和方法，还是采用异化的原则和方法，应根据在翻译中涉及的多种因素，应根据具体的语境、翻译的目的、译入语的包容度、文学作品、作家、译入语读者的接受效果、民族的思维习惯和不同文化的趋同程度的具体情况进行取舍。但由于异化翻译不仅能将负载于原文语言形式上的文字、文学以及文化信息等尽可能地保留下来，使译语读者领略异域作家的写作风格，同时亦可为译语输进新鲜血液，从而丰富译语的语言文化和传播源语文化。 这就使得我们对异化翻译要给予更多关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达到文学翻译的最佳境界。
参考文献：
1. Baker，Mona，In Other Words：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For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Beijing，2000.
2.C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Routledge，London，1993.
3.Newmark，Peter.About translation，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Clevedon，1991.
4.陈丽莉：《翻译的异化和归化》，《中国科技翻译》，1999年第5期。
关键词：桃花源记；翻译美学；文化交流
翻译美学是一个翻译与美学联姻的新学科。古代文学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美学意义自不待言。翻译美学的出现和发展为中国古代文学翻译的赏析开辟了一条新路，也为中国文学翻译提供借鉴。
一、陶渊明与《桃花源记》
陶渊明是东晋著名诗人，诗歌多描写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散文以《桃花源记》最有名。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不断，社会十分黑暗。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陶渊明创作了《桃花源记》，以这个幻想中的桃源世界，寄托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同时也表达了对当时生活在战乱中的人民的同情。《桃花源记》中的语言质朴自然，精炼，文笔简洁优美。
二、审美主体翻译家方重与林语堂
方重是我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译有《乔叟文集》、《理查三世》及《陶渊明诗文选译》等。林语堂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到海外，有意于将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文化乃至中国式的生活理念介绍到国外，为西方人士认识中国搭建起一道桥梁。
三、《桃花源记》英译评析及其美学意义再现
就审美客体而言，刘宓庆将其分为形式系统即审美符号集和非形式系统即审美模糊集两大部分。其中审美符号集包括语音、文字、词语层和句段中的审美信息，而审美模糊集则包括“情”与“志”和“意”与“象”的两部分审美信息。就《桃花源记》的翻译而言，文章将选取审美符号集的词语层和审美模糊集中的“意”与“象”部分进行两个译本的研究，评析其审美的再现途径。
1.词语层。“有审美价值的用词显然是经过原语作者精心选择的，通常符合以下标准，也是我们的审美依据，即准、美、精。“准”是指用词表达了原意和适应了语境，“美”指用词能给人身心以很大愉悦的品质，“精”指翻译时用词应该精练，无拖沓”。《桃花源记》中有一段对桃花林的描述，原文如下：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方重和林语堂的译文如下：
方译：All of a sudden he came upon a peach grove.For hundreds of paces along both banks of the stream，the peach-trees were in full bloom.No other trees were to be seen in the whole grove.The soft grass looked fresh and beautiful.Here and there falling blossoms were dancing gracefully in a thousand hues.
林译：he suddenly came upon a peach grove which extended along the bank for about a hundred yards.He noticed with surprise that the grove had a magic effect，so singularly free from the usual mingling of brushwood，while the beautifully grassy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its rose petals.
此段中原文的“忽”字凸显了桃花林的出现不仅出乎渔人的意料，也出乎读者意料。方译中短语“All of a sudden”被置于句首，进行了强调，林译中副词“suddenly”被置于主语后，也是强调，据此，两译者均体现了用词的“准”，适应语境的需要，即后文的“渔人甚异之”。两位译者对于“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翻译处理侧重不同。在方译中，译者详细刻画，通过“fresh and beautiful”形容芳草，“dancing gracefully”，和“in a thousand hues”来描述桃花，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动态美景，突出了“美”，即用词“能给人身心以很大愉悦的品质”。林译则突出“精”，即精练，无拖沓，一句“the beautifully grassy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its rose petals。”简洁明了地道出桃林的全景。
在字词微观方面，两位译者均向目标读者展示了《桃花源记》中蕴含的美学因素，一个强调动态美，一个展示简洁美。
2.“意”与“象”。“意象、意境运用是中国艺术的独特的创作手法，因此翻译审美绝对不可以忽略”。“意象”指作家主观情志和外在物象（物，景，境）的结合，或“情”之于“文”的“赋形”。“意象”蕴涵着“情”与“景”及作者的“意”与“志”，是审美的高级阶段，而“象”也指象征手法，审美者需根据“象”来理解作者的“意”，即其要表达的概念。作为译者，领悟原文中的“象”至关重要，因为“意象”反映的是作者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审美情感，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要了解意象的文化所指。《桃花源记》文末提到：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
方译：A good scholar of Nanyang，on learning of it，was anxious to rediscover the place. Nor did he succeed，and died soon of illness.
林译：Liu Tsechi of Nanyang was a great idealist. He heard of this story，and planned to go and find it，but was taken ill and died before he could fulfill his wish.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的文末提到刘子骥，实际上是在寄托自我情怀，要借其隐逸之心，抒发自己对世外桃源的向往。同时也突出了“世外桃源”并不存在之意。方译中“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译为“A good scholar of Nanyang”，人名被略译，从审美角度来看是译者领略到了原文的“象”，即虚无的桃源，而突出“未果，寻病终”的结局，所以此处弱化了人名的翻译。林译中直接用“idealist”一词来翻译，即“理想主义者或空想家”，也同样表达出了桃源的虚无之意，可以说两位译者是异曲同工，都表达出了原文中的“意”与“象”。
两位翻译大家为读者呈现出不同的桃源之美，都传达出了桃花源的象征意义，给读者带来美感的同时，也让目标语读者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1］ 方梦之.译学词典［K］.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关键词： 中英文电影译名 欠额翻译 超额翻译 文化差异
1.超额翻译和欠额翻译
超额翻译和欠额翻译最早由彼得・纽马克提出。他在1976年发表的《翻译理论和技巧》（The Theory and Craft of Translation）一文中分析“意义走失”现象时，认为翻译中的意义走失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主要是由于“超额翻译”（过于细化）和“欠额翻译”（过于泛化）造成的，同时指出，超额翻译和欠额翻译的根源不仅在于语言差异，而且有个人因素。后来，他在《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and Semantic Translation）一文中界定“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时说：“交际翻译倾向于流畅、简单、清晰、直接，针对某一特定的语域，因此可以说是一种‘欠额翻译’；而语义翻译倾向于复杂细致的表述，常常造成译文表述得不流畅和晦涩，侧重于思维过程的再现，而不是传递源语作者的意图，因而常常造成‘超额翻译’。”［1］
俄国翻译理论家拉舍夫在其1988年出版的《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法》一书中，认为“语言中介”是指掌握两种语言的人为支持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的言语交际而从事的活动，它是双语交际的中心环节。而语言中介有两种极端的表现：一种是超额翻译，另一种是欠额翻译。超额翻译是指对所译材料进行补充加工，进行超出翻译范围的改造。［2］而欠额翻译则是在某些方面不符合翻译规范的语言中介类型，是缩写或节译。有一些语言中介产物其实是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的混合体。［3］
简单说来，欠额翻译就是指译文承载的信息量小于原文的信息量，而超额翻译是指译文承载的信息量大于原文的信息量。
造成翻译的欠额和超额，很大部分的原因是翻译不仅仅面对的是两种语言，而是面对两种不同的文化，中英文化渊源不同，存在千差万别。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成一体，而英国文化源于希腊、罗马文化及《圣经》，属于多元文化。汉英文化的差异实际上代表了中西方两大区域文化的差异。文化的差异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铸定了一个民族在性格、气质、、道德观念、语言表达、思维模式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同其他民族的差别。中国乃礼仪之邦，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遵循的是道德仁义、非礼不为的准则。故此汉语中有诸如“菲酌”、“薄礼”、“寒舍”、“拙作”、“残内”、“令郎”、“高见”、“大作”、“尊驾”、“府上”等表示敬意的尊称。与中国人不同，英美人性格外向、开朗，强调表现自我，重个人价值，从不自贬。截然不同的固有民族性格造成的文化冲突在跨文化交际中表现为翻译上的语义空缺。上述谦辞中的定语及尊称等词在英语中实际上找不到确切的对应词。
2.超额欠额翻译在电影译名中的体现
纽马克说过，翻译的意义流失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的，辩证地来看，任何翻译只能体现欠额和超额的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的合体、欠额和超额翻译是辩证存在于翻译实践过程中的。并且，彼时的欠额翻译，可能会成为可接受的翻译或超额翻译，彼时的超额翻译，可能变得不可接受或欠额翻译。超额翻译和欠额翻译具有必然性，一般译作往往是在两极之间摆动，不是偏向这边，就是偏向那边。［2］
电影名称的翻译上，多以音译法、直译法、意译法和扩译法等，但无论哪种方法，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或多或少的超额和欠额的翻译，有些是由于翻译工作者的疏忽，有些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1）欠额翻译
电影《霸王别姬》描写了一对戏子（程蝶衣和段小楼）离奇悲惨的一生，讲的是时代变革中人的迷恋与背叛，同时展现了广阔丰富的社会风貌，因而具有史诗的性质。它的译名Farewell My Concubine不能表达戏中丰富的内涵，“霸王别姬”这个名字是程蝶衣和段小楼表演的一出戏，程蝶衣因戏爱上了段小楼，并在最后和虞姬一样自刎，有戏如人生、人生入戏之感，而直译成Farewell My Concubine不能让国外观众有看过霸王别姬故事的代入感，所以，该片的译名就文化而言是欠额的。
与之类似的电影还有美国电影Forrest Gump译为《阿甘正传》，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译为《猜猜谁来吃晚餐》及Rain man译为《雨人》等，直译片名但是不能保留原本所表达的意境。
（2）超额翻译
有些电影片名在翻译时，为了顾及译语观众的习惯，在忠实于原文内容的基础上，常常增加一些词来解释原名，这种在翻译时增加词的方法叫扩译法，也叫添译法。例如下列电影片名的翻译：Speed――《生死时速》，Toy Story――《玩具总动员》，Patton――《巴顿将军》，Sister Act――《修女也疯狂》等。此类翻译就片名而言，翻译的超额是显而易见的；但就电影内容而言，又是忠实的，而且也更符合译语观众的接受习惯。
电影《黄飞鸿》译作Once Upon a Time in China，和原名甚至电影内容都不沾边，这种超额的电影名翻译完全无法展现电影内涵，又如《唐伯虎点秋香》译作Flirting Scholar只有博人眼球的优势。
Ghost译作《人鬼情未了》如果直译好像是一部恐怖片。 “人鬼”暗合了阴阳两隔，而“情未了”三字，是对故事情节的完美体现。另外，五个字的平仄音韵，错落有致，令人叹服。
3.结语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语言、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及等方面存在的文化差异，电影片名翻译中超额、欠额现象的存在是必然的，一般译作往往在这两极之间摆动，不是偏向这边，就是偏向那边。虽然超额翻译和欠额翻译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但是译者不能无视翻译原则，胡乱翻译，造成让人啼笑皆非的译名。而是应该在超额和欠额翻译的辩证观点下，采取变通的手法，达到译文和译作的最大等值。
参考文献：
［1］Newmark，Peter.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Oxford：Pergamon Press Ltd，1981.
［2］高圣兵，刘莺.欠额翻译与超额翻译的辩证［J］.外语教学，2007.
【关键词】翻译伦理 文学翻译 文化误读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31-0076-01
在传统观念中，文学翻译的文化误读就是单纯的翻译错误，是对文学作品的不尊重，是篡改文学作品的行为。其实，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会随着时空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基本上所有的文学翻译过程中都难免会出现文化误读的现象，因为译者与作者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思想境界体会。而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也不一定就是一种错误的现象。
一 对翻译伦理的理解
翻译伦理是近代提出的一种基于规范翻译效果为目的的伦理模式，主要包括传承文学作品的本质模式、重视读者的需求模式、注重文化的交际模式以及语言文化的规范模式等。但在翻译过程中，要完全根据翻译伦理翻译，达到翻译伦理的模式需求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许多文学翻译中，就出现了文化误读的现象，并且一直普遍存在着。而从翻译伦理的角度与解读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现象，则可以对文化误读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对文化误读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看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译本对原文的忠实程度上面。
二 文化误读现象实例解析
在文学翻译中，从翻译伦理的角度来看，主要分为几个方面的文化误读，包括译者和作者所处空间、时间的不同，所处政治文化、宗教文化的不同等方面。以下两例就是文化误读现象的典型表现。
1.政治环境上的文化误读
特别是对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文学翻译来说，政治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文学翻译的影响表现得非常明显。中国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到晚清时已经处于政治体制极为腐朽的阶段。而西方的不同国家则相继经历了政治与工业上的大革命，国家整体实力有了非常巨大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环境中，译者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难免被政治环境所桎梏。
如“One day more ！ One day more to revolution. We will nip it in the bud. We’ll be ready for these schoolboys. We will wet themselves with blood！”这一句话，就被翻译成“只等明日，革命蓄势待发，我们会把他扼杀在萌芽，会管教这群小孩，让他们尝尝鲜血的滋味。”虽然说基本上尊重了原文的语义，但在被翻译成了中文之后，就会更加突出传统老派思想的顽固，突出其对革命新生力量的憎恶。甚至在一些其他相似语句的翻译中，还加入了孔孟思想的元素，将传统孔子思想看作是革命路途中的阻碍。正是这种内忧外患的环境，使得近代的译者在翻译这类文学作品时格外突出对传统政治制度以及孔孟思想的意愿。
2.宗教与民俗文化上的文化误读
宗教与传统文化的误读是文学翻译文化误读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现象，也是在翻译过程中最难避免的现象，在近代至今的许多文学翻译中，都出现过这方面的文化误读情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人信奉的是九天仙境与九幽地府，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在西方的传统文化中，对基督的信仰十分普遍，很多地区的神话系统中信奉的是“一神论”，即只有基督这一位创世神，但也有天堂与地狱的观念。这方面的差异就注定了在一些文学作品翻译成译本的时候，会出现一定的背景差异。
如“If those disciples ever really existed，they were certainly not alive at that time，and there is no proof that they left any writings...”这一句，就曾被翻译成“如果那些神官真的是存在过，他们当然不会生活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留下过任何经典。”虽然说“disciples”是“门徒”的意思，但在东方宗教思维观念里，西方传播基督的门徒也就相当于东方的神官，为了符合中国大众的阅读习惯，而出现了这种文化误读。
三 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综合看法
从以上两个翻译的例子可以看出，之所以在文学翻译中经常容易出现文化误读现象，除了译者与作者本身的文化差异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译者为了贴合译本读者的阅读需求而故意这样处理的。文化误读并不一定就是翻译中的错误现象，根据不同的文化需求背景来看，将会对文化误读现象有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四 结束语
文学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实现思想文化交流的必要途径，而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也已成为了一种习以为常的翻译现象，甚至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独特的“翻译文化”。以全新的翻译伦理视角来解析文化误读，是对不同的文学作品融入自我理解的最深刻体现。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正是一些适当的文化误读使不同语言的文学原著有了另一番价值内涵。
参考文献
关键词:电影翻译;文化意象;寓意;重构;修润;转换
中国的电影翻译事业已走过了五十多年辉煌的历程。在这半个世纪中,电影翻译工作者给广大观众奉献出了许多优秀的译制片,观众从这些优秀的译制片中不仅领略、了解到了异国的风土人情,同时也感受到了语言给人带来的无穷魅力。许多优秀译制片中的精彩对白已成为中国观众争相传诵的佳句。如“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前苏联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曾鼓舞了几代身处逆境中的中国观众。由此可见,电影作为大众传媒,其社会效应是无可估量的。然而,在学术领域内,由于受世俗偏见的影响,电影翻译研究却颇受冷落,翻译研究人员似乎“完全把这一领域给忽略了。”[1](P99)为此,我国著名影视翻译界学者钱绍昌教授撰文指出:“翻译界对影视翻译的重视远不如文学翻译。”而这“与影视翻译的社会作用不相称。这一现象亟应引起翻译界的注意。”[2](P61)鉴于此,本文拟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重构、修润与转换。
一、语言与文化意象
语言(Language)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语言在有声电影中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声画同步的视听艺术手段能最大程度地模拟现实,创造出酷似“真实”的艺术时空。如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简爱》、《王子复仇记》、《叶塞尼亚》等优秀译制片中那玲珑别致、清晰明亮、颇具异国风情的语言,逼真、自然、随意,充满了生活气息。因而这些精彩的对白、片段令人百听不厌,久久不能忘怀,它们留给观众余韵不尽的美的享受。文化意象(Cultureimage)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具有了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有的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人们只要一提到它们,彼此间立刻心领神会,很容易达到思想沟通。”[3](P184)物象(Physicalimage)与寓意(Connotation)是意象(Image)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物象是信息意义的载体,是形成意象的客观事实;寓意是物象在一定语言文化环境中的引伸意义。意象的功能即能在不同的语境中,“以具体来表现抽象,以已知或易知来启迪未知或难知。”[4](P137)如宋代大诗人苏轼在其著名的“前赤壁赋”中用蜉蝣这种朝生暮死的小昆虫来比喻人生的短暂,人很渺小:“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5](P509)英语谚语Itisthelaststrawthatbreaksthecamel’sback.[6](P1578)意为“骆驼负载过重时,再加上一根稻草也会把它压死。”谚语中意象词语thelaststraw“最后一根稻草”,生动形象地寓意为“某事或某物使人到了忍无可忍的极点。”
二、重构文化意象
译制片又称翻译片,顾名思义,一些国外优秀的影片必须通过翻译方能为中国观众所接受。电影翻译与其它文学作品翻译具有共同性,即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但电影翻译又有区别于其它翻译的特殊性,即其译文要做到能见之于文,形之于声,达之于观众。著名翻译家Nida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文本的意义都直接或是间接地反映一个相应的文化,词语意义最终也只能在其相应的文化中找到。”“文化的不同几乎很自然地体现在语言上的不相同。”[7](P28)
汉语、英语分属两大不同的语系。汉语是象形文字而英语是一种字母文字。要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际间进行成功切换,这对电影翻译工作者来说不是件易事。但研究表明老一代电影翻译工作者不仅给观众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优秀译制片,同时也给电影翻译研究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的课题。笔者80年代初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英国电影RedShoes播放时被译成“红舞鞋”,觉得也无可厚非。此片主要讲述了英国一名芭蕾演员面对爱情与事业而不能作出正确抉择,最终走向断崖的凄惋的故事。尽管“红舞鞋”正确无误地译出了英文的原意,也紧扣剧情,但直译的平铺直叙,没有更深的寓意。观众如果光看片名,确实难以激起任何联想的波澜。80年代后期,在一次外国优秀影片巡回展的大幅广告上RedShoes这部英国影片片名被译成了“红菱艳”,细细品味“红菱艳”这一译文,译者把那双纤巧的红舞鞋比作了中国观众妇孺皆知的红菱。它寓意红菱虽生长于浊水污泥,却娇艳迷人,特别是那两只弯弯的红菱角,犹如中国古代女子的三寸金莲,三寸金莲虽然小巧,但凝聚了多少女子的血泪,有的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红菱艳”这一片名隐含穿着如红菱般舞鞋的艳丽却薄命。
译者把这一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意象“红菱”注入其翻译中,从而成功地重构了一幅为广大中国观众所熟悉、能会意、肯接受的崭新的文化意象。文化意象重构(ReconstructionofCultureImage)这一巧夺天工的翻译手法在电影翻译中随处可见。如美国电影WaterlooBridge这一片名原意为“滑铁卢桥”。众所周知,1817年英国在泰晤士河上出资建造了滑铁卢桥,以此来纪念威灵顿公爵指挥英国军队打败拿破仑而取得的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如果依据英文直译成“滑铁卢桥”,乍一看,观众定会认为这是部与拿破仑打仗有关的战争片或介绍与该桥建筑有关的纪录片。但看过此片的观众都知道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片。
影片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年轻漂亮的女演员玛拉在滑铁卢桥上结识了青年军官罗依,并成了恋人。而后,玛拉获悉罗依战死疆场,痛不欲生,为了生存沦落为妓。当罗依奇迹般地出现时,她无法面对现实,为了爱情和名誉,她再次来到与罗依初恋的地方,丧生在车轮滚滚的滑铁卢大桥上。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中,有着许多与之相仿的神话传说。如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陕西省蓝田县一年一度的“蓝桥相会”等。而“蓝桥相会”的传说与WaterlooBridge故事情节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所以译者把原名“滑铁卢桥”译成了“魂断蓝桥”,这样做不仅避开了中国观众由于地城文化差异、历史背景知识缺乏而引起的迷域;而且“蓝桥”这一隐含中国文化的意象能使观众一看到片名即刻领悟到这是部关于爱情的电影。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的意义在于它能及时有效地达到使译文与观众勾通,使观众心领神会的效果,由此来吸引广大的影迷,创造译制片票房纪录的新高。仔细认真研究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这样的翻译手法会不时令人拍案称奇。
三、文化意象的修润
由于中外观众知识面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电影翻译工作者应尽可能地帮助观众去理解那些与一个民族的历史、地域文化、宗教习俗等有着密切相关的语言现象。电影翻译中如果对某些特定文化意象不作任何修润(ModificationofCulturalImage)处理,就事论事直译,会造成这一文化意象的缺损,文化涵义支离破碎。英国电影《魂断蓝桥》[8]一开始,有这样一段画外音:Announceer’sVoice:At11:15thismorning,thePrimeMinisteer,speakingtothenationfromNumbeerTenDowningStreet,announcedthatGreatBritainisatwarwithGermany.
广播员的声音: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
应该指出此例忠实地译出了原文的字面层意义。但对“唐宁街10号”这一隐含文化意象地名不作些补充说明的话,相信绝大多数中国普通观众会茫然不知其所云。其一、观众不知道这个“唐宁街10号”在什么地方?其二、他们更不知道广播员在这里特地提及这个地名有何特别的寓意?为了使电影译文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达之于广大观众。译者宜对上述译文作恰如其分的增补修润,如:
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邸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
通过增补“英国首相府邸”,观众这才真正认识到了“唐宁街10号”的“庐山真面目”。至此,“唐宁街10号”所隐含的意象立体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观众才真正懂得具有典型地起域文化地名“唐宁街10号”的全部文化内涵。又如:
Peter:Oh,this?Well,IlikeprivacywhenIretire.Yes,I’mverydelicateinthatrespect.Pryingeyeeeesannoyme.BeholdthewallsofJerichho!Err,maybenotaaasthickaastheonesthatJoshuablewdownwithhistrumpet.Ijustshowyoumyheart’sintherightplace,I’llgiveyoumybestpairofpajamas.DoyoumindjoiningtheIsraelites?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耶利哥城墙,比不上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没有号角,为了表示我的公正无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给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吗?
此例选自英国电影《一夜风流》[9]。这段对白译文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在这段译文中出现了“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这三个与《圣经》历史故事有关的词语。众所周知,东方盛行佛教,尤其是在中国,中国观众对佛教还可略知一二,而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宗教历史文化就知之甚少了。因而在影片切换的瞬间让中国观众把上述三者的关系联系起来是件难事,他们会搞不懂这“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直译用于上述译文中不仅令中国观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时也失去了电影翻译的真正意义。
为使中国观众明白这三个词语间的关系,使原文中所涉及的那些特殊文化意象丰满起来,译者应在电影翻译过程中对这段文字作如下润色: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像《圣经》中的耶利哥城墙,虽比不上《圣经》里以色列人的军长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没有号角,为了表示我的公正无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给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吗?
由于对“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这些出自《圣经》故事的词语增补了必要的文化涵义修润词后,观众不仅了解了这些“典故”的出处,同时在上下语境中也弄明白了最后一个词语“以色列人”的特定意指。修润增强了语言文字在语境中的透明度;增强了文化意象在观众认识理解中的清晰度。
四、文化意象的转换
语言学家认为世界上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民族语言会给它“刷上不同的颜色”。缘于此,文化意象的错位(NonequivalenceofCultureImage)会具体表现为作为喻体的文化意象上的差异。换言之,在一种文化传统中一个具有正面寓意的美好文化意象在另一种文化里却成了反面寓意的丑陋文化意象。如英国电影《呼啸山庄》[10]中有这样一个片断:
Isabella:It’sabrother’sduty,dearEdgaar,tointroducehissisteertosomeothertypethanfopsandpaleyoungpoets.
Edgar:Oh,youwantadragon?
Isabella:Yes,Ido.Withafierymustache.
依莎贝拉:这是一个哥哥的义务,亲爱的埃得加,你总不能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那些花花公子或弱不禁风的年轻诗人吧。埃得加:哦,你该不是想嫁一个龙骑兵吧?
【P键词】生态翻译 文化负载词 汉英翻译
大学英语四、六级和英语专业八级翻译题型的改革对学生汉英翻译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语言综合能力，还要求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特色文化有一定的理解。鉴于此，本文将以生态翻译学为指导，针对翻译中常见的文化负载词进行研究。
一、生态翻译理论
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最早根据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提出了生态翻译理论。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的本质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是以译者为中心、译者适应与选择二者交替进行的过程。生态翻译学提出了“三维转换”方法，也就是将语言、交际、文化三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二、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
文化负载词是指标志某种文化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廖七一，2000） 在跨文化沟通过程中，译者应尽力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特色文化的精髓准确地传递出来，使世界了解中国，使中国走向世界。
根据奈达的理论，可以将文化负载词分为五大类进行研究，包括物质文化类，生态文化类，社会文化类，宗教文化类，语言文化类。近几年来，专家和学者们主要以释意论、功能目的论、文化图式理论、模因论为理论依据，探索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还有的学者探索了翻译过程中归化和异化的选择。研究主要关注经典作品例如《皇帝内经》、《伤寒论》，诗词、莫言作品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
三、生态翻译理论指导下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本文中研究的文化负载词主要是英语专业学生笔译和口译课程中出现的常见文化负载词，以及古典著作中出现的名言。以下将从三个维度对汉英翻译中经常出现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具体研究。
1.语言维。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对源语语言形式和译语语言形式进行适应性转换。在汉英翻译过程中从政治、经贸、旅游、人文自然景观、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会出现大量的文化负载词。例如汉语中有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直译为brush，ink，paper and ink stone。但是不难发现墨和砚都和ink相关，所以将译文转换为brush，ink，ink stone and paper，读起来朗朗上口。此外，汉语中习惯用“板块式”或“浪花式”的表达，英文则多为“多枝共干式”结构，在翻译时也需相应进行转换。例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增译出stand for，译为“The commander stands for the virtues of wisdom，sincerity，benevolence，courage and strictness”.
2.交际维度。由于地理、历史原因以及思维差异，中西方交际手段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在翻译的过程中忽略这些差异，就难以实现理想的交际效果。译者除了要做到尽量在目标语中找到对等的翻译外，还要注重区分英语中的“假朋友”现象，恰到好处地译出中国英语的中国特色，最终实现成功的交际。例如“房奴”如果仅直译为home slave，就会引起困惑，所以应该调整译为 “home mortgage slave”。同样，侠客闯荡江湖被很多同学直译为rivers and lakes，但真正的“江湖”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所以最好将其意译为“the swordsman wander the world and make a living by their wits”。
3.文化维度。在文化维度上译者首先要了解和熟知中国的文化，包括传统节日、民俗、饮食、手工艺品等，其次才能准确把其中的意思传达给目标受众体，在较高层面上才能实现对中国文化的弘扬。例如2017年按照中国传统是“鸡年”，译为“the year of rooster”。为了使目标语读者了解中国的文化，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需要进行适当地加注进行解释说明，例如，月光族 moonlight clan （young men who run out of their income each month）；毕婚族 university students choose to get married right after graduating。这样就可以减少理解上的失误。
四、如何培养学生翻译文化负载词的能力
首先，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文化。充分利用网络资源阅读或以讲座的形式了解和深入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学，传承中国特色文化。
其次，比较不同的译本，取长补短。通过对比分析比较中外作家对同一著作的翻译，尤其关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技巧和方法。
然后，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翻译能力。例如汉语流行语“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有的同学译为With the whole world around，I would like to tour around.就很好地注重了语言维的转换，不失为成功的翻译。
综上所述，译者应充分了解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在生态翻译理论的指导下遵循适当的省略或增补原则。同时，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应该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翻译文化负载词的能力，从而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实现成功地交际，并且传播和弘扬中国的文化。
参考文献：
[1]贾f.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汉语文化负载词的外宣英译[J].探索带，2016.
关键词： 英译本《浮躁》 细节翻译 精确再现 语言能量
一、简介
艾兹拉・庞德是美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最具争议性的诗人、批评家，但他翻译家的身份却鲜为人知。翻译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茨勒精辟地将庞德的翻译理论概括为“鲜明的细节”，称其核心在于：“精确的表现细节，表现个别词语，表现单个，甚至是残缺的意象。”
著名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是一部表现当代社会现实，在高层次文化审视下概括中国当代社会时代情绪，写出了历史阵痛悲哀与信念的“新时期文学带有标志性”的力作。《浮躁》（Turbulence）就是贾平凹众多代表作中的一部，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
本文以庞德的细节翻译理论为指导，以葛浩文的《浮躁》英译本为蓝本，分析庞德的细节翻译理论对此英译本的影响。
二、庞德翻译理论的认识论特征和方法论意义
庞德的翻译理论为西方翻译理论翻译史提供了三个新的视角：
1.翻译是对原作的部分批评。
2.翻译是独立于原作的创作。
3.翻译是对原作的语式转移。
他的翻译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主要体现在：
1.异化翻译策略。
2.内容派生或有机形式的翻译策略。
3.音像、意象及象的语式翻译策略。
庞德鲜明的细节翻译理论是他对翻译的一个探索，他试图把握文本最真实的原始意义，力图重现文章的面貌，他的方式就是回到作者所生活的年代，用作者当时的语言形式来表现作者的意图。
三、举例分析译文中存在的对庞德的细节翻译理论的方法论应用
1.翻译是独立于原作的创作。
例1：这是一个宁静的夜晚，而又是一个疯狂的夜晚，石华把以爱凝固的仇恨又融去迷醉自己消亡自己，金狗则像吸食大烟土一样，明明知道大烟土要毁掉自己的生命，却要在吸食中得到烟瘾而使生命极尽畅美。极度的发泄，使他们像狗一样发毛蓬乱，又像药渣一样失去劲气，他们听着桌上的三五座钟的尖而脆的“嗒嗒”声。
It was a quiet night，and a night of unbridled passion.The resentment that had occupied Shi Hua’s heart like a block of ice melted into a flowing river of love that intoxicated her，dissolved her in its stream.Golden Dog was like an addict who knows the opium is killing him but craves it for the ecstasy it brings.The explosive release of passion left them like a pair of whipped dogs―or like a concoction that has lost its efficacy.They could hear the loud，crisp ticking of the desk clock.
石化的爱恨情仇此刻都溶于一种复杂的情绪难以得到宣泄，此处原文中作者用到的是以爱凝固的仇恨融作一起来像吸大烟一样来发泄，在这其中体会生命的极尽畅美。疯狂的夜晚比喻成“a night of unbridled passion”，对这疯狂的夜晚的翻译的同时考虑到了上下文，此刻石华的心情就是 unbridled passion，爱恨情仇的融化就比喻成了“a block of ice melted into a flowing river of love”，译者很好地体现了意象在细节翻译中的体现并且体现了译者的独立于原作的创作。
2.音像、意象及象的语式翻译策略。
例2：念毕，已是苍暮之时，金狗将祭文火化之后，抬头望天边，万山若黛，州河似带，夕阳也一半在水中将浮将坠，红如血染一般。
Dusk had fallen by the time he finished reading.He set a match to the paper and looked heavenward，above the dark mountain peaks and the ribbon like Zhou River，upon whose waters the sun’s reflection rose and fell with the waves，as red as blood.
“万山若黛，州河似带”此处翻译为“above the dark mountain peaks and the ribbon like Zhou River”，将意象很好地翻译的同时，重现了原文的能量和细节，音像和意象都得到了传神的表现。
3.内容派生或有机形式的翻译策略。
例3：一抬头，岸上走来一个女子，轻手软腿的。太阳正照在她的脸上，金狗觉得天上的太阳已不存在，那脸是一盘肉太阳，这太阳有鼻子眼睛的让人亲近。
He looked up and spotted a girl walking gracefully toward them.The sun was shining on her face，and for Golden Dog the real sun ceased to exist，replaced by the sun that was her face，a sun with a nose and a pair of eyes that drew people toward it.
此处作者将女孩走来的状态“清手软腿”翻译成“walking gracefully”，在内容翻译的基础上采取了有机的形式并且结合了前处所用的意象的翻译，将女子的状态清晰地展现在了译文读者的眼前。
四、细节翻译理论对当今翻译的影响
钱钟书先生说过，翻译是一个脱胎换骨，灵魂转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语言的转换，原作的语言土壤变了，原作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必须在另一种语言所沉淀的文化土壤中重新构建。这样才能从细节翻译上达到美学的良好效果，这也是庞德一直追求的。这种细节再现理论对当今的翻译界影响力必将逐步扩大。
五、结语
庞德作为翻译家的身份虽不如作为诗人和批评家的影响力大，但是他的细节翻译理论对当代一些作家的翻译还是起到了指导和推动的作用，我选出了几段作者很好地运用庞德理论的译文，加上自己的注解，意在让读者更好地理解细节翻译理论对在翻译中传达文化差异所起到的作用。当然任何理论的运用都必须有实践支撑，译者将理论的认识观和方法论良好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传达出作者的意图，达到翻译的真正目的：在传播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和沟通。
参考文献：
［1］Howard Goldblatt..Turbulence［M］.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1.
［2］贾平凹.浮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3］王娜.贾平凹的道路［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
[关键词] 翻译；文化；杂合
翻译不仅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两国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关于这一点，Juri Lotman曾指出：“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其中心的。”很显然，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两者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语言，就不可能存在文化。简言之，语言也只有通过对文化的反映才具有意义。因此，翻译不只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的活动，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转换的一种活动。但是在通常情况下，两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而且并非存在相对应的关系。不一样的文化渊源、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以及不一样的行为习惯，致使语言产生了差异性及异质性。而正是基于这种差异性，又使得译文中的“杂合”成为必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面对这种差异性和异质性，往往也会陷入一种困境，因此为了能化解这一矛盾，处理好“杂合”问题，译者需要通过异化和归化两种方法来解决。
一、翻译、杂合的概念
对翻译过程中的杂合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首先有必要弄清何谓翻译，何谓杂合。美国的翻译理论家Eugene A.Nida指出：翻译就是目的语复制出源语最相近的对等体，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一个真正成功的翻译，离不开对异域文化的熟悉了解，这是因为语言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具有一定的意义。范仲英在《实用翻译教程》中指出：翻译是不同语言的人们在思想交流过程中进行沟通的桥梁。即是说，翻译是译者用目的语（另一种语言）将原作的信息充分表达出来，更好地让目的语读者认识理解原作所要传达的意义，获得同原文相一致的意境。这里的意境，主要是指目的语读者在阅读或听了译文之后，在头脑中形成的一种反应，包括对译文信息的理解、认识以及所受到的影响和感染等。从国内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对翻译的定义归纳起来基本相同，都将其释义为将源语信息通过另一种不同语言形式准确再现出来的一种语言文化转换实践活动，即在不改变源语内容信息、意义的情况下，换成另一种让读者能理解的语言的过程。
翻译过程中的杂合是一个从生物学领域中借用的概念。其用来指“在遗传上具有不同性状的亲代的子代。从生物学概念中我们不难得知，杂合体是两种不同种、属的混合体，存在异样的种、属特征。因此，汉语中就出现了所谓的“杂交物种”这一说话，自此以后，人文科学领域也广泛引入了“杂合”概念。但从汉语的表达习惯来看，大多采用的是“杂合”，而不是“杂交”。这种表达方式是同生物学概念的一个简单区别。
Bakhtin（1981）认为杂合是“单个语句界限之内、语句的范围之内两种社会语言的混合，两种被时代、社会差别或其它因素分开的不同的语言意识之间的混合。”韩子满（2002）指出杂合“其实就是不同语言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最后形成的具有多种语言文化特点但又独具特色的混合体”。孙会军、郑庆珠（2003）也赞同杂合是“具有发生交流的两方的特点、但与两方又都不相同的混合体”。我们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翻译中的杂合是两种或多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进而形成的具有多元文化特质的混合体。
二、翻译中文化杂合现象的归因
语言既然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现实的体现和象征，那么处于不同国度的人们在进行书面交流或者口头交流时，必然呈现出的是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除非双方当事人彼此对对方的语言或一方对另外一方的语言较为了解。否则，要想成功进行对话与交流，必须通过翻译这一桥梁才能实现，但是，翻译的局限性和受制约性通常会使得在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对话与交流过程中出现“杂合”问题。
翻译是将异质文本里面的内容信息借助另一种语言（目的语）准确表达出来的一种实践活动，是在原作信息内容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对两种不同语言文化进行转换的活动。由此看来，翻译所再现的并非是译者本人的思想、情感以及认识，而是源语的意义、意境。因而译者在翻译时，只能围绕原作，而不能随心所欲表达自己所想、所看、所感，任意取舍，必须同源语的内容保持一致。除此之外，就两种不同语言来说，其句与词并非存在对等关系，句、词的意义也在上、下文中有所不同，即同一个句子或词在不同的上、下文中的意思可能会不同，同一个意思可借助不同的语句来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而，两种不同的语言按照某一规律是不可能实现对等转换的。可以说，翻译中进行对等转换的屏障在于文化差异，因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其背景并不完全一样。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教育到思维方式、生活习性等等，均具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在实践中，不管译者怎样努力用纯正的目的语去进行翻译，并试图化解原作中的全部差异，但其结果都难以做到如此完美，达到理想的效果，多数情况下所翻译出的译文还是带有异域文化的痕迹，让读者对杂合的蜘丝马迹一目了然。其实这并非译者水平有限，而是文化、语言方面的差异是不管怎样都不能化解的。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人，其思维方式、记叙模式、语言结构都会有着各自的特征，而这些差异在译文中会不可避免的体现出来，致使翻译中的杂合现象成了必然产物。
例如：
原文： She has been doing everything in her power， by thinking and talking on the subject， to give greater—what shall I call it？—susceptibility to her feelings； which are naturally lively enough.（Pride and Prejudice Ch.5）
译文：她总是想着这件事，谈论这件事，极力想使自己变得更——我该怎么说呢？——更容易触动情怀，尽管她天生已经够多情的了。（《傲慢与偏见》孙致礼译）
关于这一译文，可以看出，孙致礼在对原文前部分的句子进行翻译时，是根据汉语句法使用习惯对此作了相关处理，但是在原文后部分的翻译中，句尾出现的“尽管”结构与汉语句法习惯并不相符合。在通常情况下，“尽管”语句在汉语句法中处于句首，这显然是以一种汉语文字来表述英文意义的体现。除此之外，倘若不论语言层面或语法方面的问题，单就对字里行间所表达的意义来深入分析，并在文化层面问题上进行探讨，不难看出，异域文化的色彩较为浓厚，原文的痕迹在译文中多少有所显露，而并非是完全的本土作品。
再如：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福康教授在他撰写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一书中，对中国翻译理论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其中就唐朝三藏法师玄奘如何对印度梵文佛经进行翻译的见解给予了深刻论述，指出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出现多义词、神秘语或者某些佛教场景及中国不存在的物名，可采取音译方式。从印度梵文佛经的有关译文中来看，玄奘法师常以 “般若”来表示“智慧”，对“能仁”的表达常以“释迦牟尼”一词。这种译文的杂合体现的是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流和表达。玄奘法师在翻译过程中，中印两国在文化层面的不同使其受到严重制约，由此只有采取杂合策略。现如今，大多数人对玄奘法师的这种杂合翻译较为认同和肯定，同时其成果也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以上的两则例子不难看出，杂合现象在翻译过程中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每一个译者都想将此化解掉，但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都是无法回避和绕不开的。综上所述，杂合是翻译过程中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相互间对话或交流的必然产物。
三、文化杂合翻译的策略
既然杂合是翻译过程中无法避免和绕不开的问题，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对话与交流的必然产物，那么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另一个问题：对翻译中的文化杂合问题如何处理才能更好地达到至善的境界，特别是目的语与源语文化差异非常大的文字符合，如中文和英文。每一个译者都很清楚，信息发送者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达同信息接收者有着一定的区别，两者在认识上并非是相同的。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归化和异化策略缺一不可。
异化和归化是目前英语翻译中使用较为普遍的两个策略。这两个术语起源于德国翻译理论家、古典语言学家施莱尔马赫所撰写的《论翻译的方法》一书。在书中他指出，翻译的方法仅为两种：一是让原作作者安居不动，尽量引导译者去靠近作者；而另一种则是让译者安居不动，尽量让作者去靠近译者。在此之后，美国学者文努迪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便将前一种方法简称为异化，后一种为归化。对于这两种方法，我国著名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孙致礼提出，异化法需要译者接近作者，并通过采取与作者相对应的源语表达形式来对原文的内容进行传达；而归化法则相反，它要求的是作者要接近译者，并通过采取与译者所习惯的表达形式对原文内容进行传达。学者安静对此也有所论述，提出翻译中的归化法追求的是译文文本的顺畅流利，一看就明白，其目的就是为了不让目的语读者对原文感到陌生，翻译中的异化法则有意打破目的语的惯用规则，将源语的异域格调鲜明地呈现于目的语中。由此可见，异化翻译相对归化法翻译而言，其杂合程度要高一些。
在翻译的具体过程中，使用不同的异化或归化方法，将致使目的语文化的杂合程度有所不同。到底采用哪一种策略更好，这需根据具体情况而言。如果源语的表达方式与目的语的习惯表达相对应，而且所表达的意义也完全吻合，异化法就不失为一种最好的策略；如果目的语表达的意思同源语相同，但其两者在语句的表达方式有所出入，就只能选取归化翻译。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异化和归化两者本身其实没有谁优谁劣之分，具体使用哪种方法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定夺，该用异化的用异化，该采取归化的用归化。如：原文，All roads lead to Rome。（译文：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就是典型的异化翻译。而原文，It is raining cats and dogs，（译文：大雨滂沱），是典型的归化翻译。假如第一个句子使用杂合程度较低的归化翻译，从文化层面上来看，原句就失去了应有的意蕴。如果对第二个句子采取杂合度相对较高的异化翻译，也许任何人都无法理解其意义。
另外在实践中，还得把握好杂合的“度”。杂合翻译强调在翻译中保留异质成分，对源语言中的异质成分保留得越多，译文杂合的程度就越高。但这绝不是说异质成分越多越好。过多地保留异质成分，过度地杂合，就像一道障碍，将目标读者群拒之门外，当然达不到既定的交际效果。翻译中的杂合应当是适度的。只有适度杂合的译文才能得到读者的欢迎。在翻译过程中，杂合的度当然要由译者把握。而译者要受到自我和社会的意识形态，自己的专业素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总体说来，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在中国与西方社会交流和合作日益深入的今天，在译作中保留异质成分，提高杂合程度，采取相对异化的翻译策略，会是译者必然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张萌.杂合翻译的观念变革与翻译策略[J].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2013（01）
[2]孙媛.论影响汉英翻译的文化因素及翻译策略[J].现代企业教育. 2012（23）
[3]杨春霞，刘玥.翻译中的异化、归化与杂合——杨必译《名利场》初探[J]. 山西科技.2006（04）
关键词： 文化因素 文化差异 文化空白 文化冲突
前言
翻译是一门极其复杂的学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无不与时俱进，无不与各民族、各地区的习俗、文化息息相关。在进行翻译工作时，翻译双方的文化不同，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与表达方式不一样，所以不能主观地以一方的文化来译成或转述，而是必须把双方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进行翻译。
一、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翻译是语言的翻译，而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归根到底，语言的翻译也就是文化的翻译。文化、语言、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即搞好翻译，不仅要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而且要有丰富的文化素养。
二、语言中的文化因素解析
语言中的文化因素，绝大部分蕴含在常用词语、句式和语用意义当中。我们可以从词汇、词组、句式等方面举例予以说明：
1.词汇中的文化
中美两种文化大都有对应的词语，有些是反映中国文化特有事物和现象的词语，如“秀才”、“八股文”、“个体户”等；有些虽然能在英语里找到概念相同的词语，却可能出现文化含义的不对应或假对立，如下面意义相同的词语在文化内涵上就有差别：1.红（喜庆）――red（暴力），2.白（丧服）――white（婚纱），3.蓝（蓝色）――blue（清高、忧郁），4.黄（王权）――yellow（警告），5.牧童（悠闲）――cowboy（冒险）。
2.成语中的变化
汉语和英语都有大量的成语、谚语和比喻手段，它们的结构、语义和用法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所处具体文化环境的制约，因此，一般能够比较突出地反映出文化和语言的差异。这类词语在理解上就超出了其文字的本意，其实际价值在于语用意义，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下列汉英成语具有相似的概念意义，其语用意义就不同：
亡羊补牢――lock the stable door after the horse has been stolen
3.语用方面的文化差异
话语的语用意义与文化环境关系密切，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话语总是以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为前提，失去这个大背景，原有的语用意义就无从体现，或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被赋予始料不及的其他意义。语言中凡涉及社会应酬和人际关系的词语无不打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烙印。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吃饭了没？”在西方的文化背景肯定会让人大惑不解。汉语的告别语“您走好”、“恕不远送”英语则用“see you”、“good-bye”、“good night”等词语。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
以上是从词汇及语句方面阐述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然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我们必须从总体上来进行把握和比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每种文化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环境、地理环境和社会现实中形成，具有特殊性。要掌握一种语言就要熟悉其背后的文化特殊性，就要洞察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那么，中西文化差异在哪里呢？现从几个方面比较。
（一）文化背景的不同：骨瘦如柴――be lean as a rake；对牛弹琴――cast pearls before swine；滚石不生苔――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ss。
（二）风俗上的不同：中国人和英国人都说“用我的心爱你”（I love you with my heart），但奈达（Nida）说，非洲有的民族却说：love with my liver，love with my stomach，甚至说love you with my throat。中国人把“龙”视为吉祥的神物，有不可思议的伟大力量，因此成为至尊无上的象征，甚至把它看作是光明的未来，如“望子成龙”；可是英美却把“龙”视为吐火的怪物。
（三）联想上的不同：语言是表达思想的，而思想是客观的反映。人类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经验、共同感受，所以不同文化也有不少重合处（cultural overlaps）。比如：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都用雪表示白，用金比喻黄，用狐狸表示狡猾，用猴子比喻灵活。但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不同的民族往往用不同的比喻表达同一思想。例如汉语用“一箭双雕”，英语用“一石二鸟”，德语用“一掌双蝇”，俄语用“一石双兔”；汉语用“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英语用“In the land of the blind，the one-eyed man is king.”。
（四）社交礼节上的不同：美国人打招呼时，经常说“hello”，“hi”。而中国人碰面时却经常说：“你吃饭了没有？”难怪有一个到中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听了很生气，用结结巴巴的汉语说：“你们为什么老是问我吃饭没有？我有钱！”
四、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
综上所述，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便成为十分重要的任务。汉语译成英语时，不但文化的载体改变了，变化的读者环境也不复存在。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形：首先，译入语没有相应的词语来承载源语中的文化因素，形成词语空缺。其次，译文受众缺乏理解原文所需要的文化背景知识，或者以自己的文化背景去理解译文，造成误解。翻译时，我们应对原文文字中的文化含义有敏锐的察觉，准确地把握，对原文蕴含的文化背景在译文中作适当的补充，对在异族文化中容易误解的概念进行必要的澄清，帮助译文读者跨越文化障碍。
（一）概念意义与文化意义完全相同。这类词语属于能够“直译”的词句，原文的概念意义与文化意义、形象与寓意同时传达到译文当中。例如：
趁热打铁――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混水摸鱼――to fish in troubled waters
花钱如流水――to spend money like water
（二）概念意义对应，文化意义空缺。原文的词语在译入语里有概念意义的是对应词，但没有原文的文化含义，常见于比喻性词语。翻译时，如果找不到表达相同比喻意义的词语，就只能采取意译的办法或者借用英语的喻体。例如：
接着他们用绳子五花大绑，把节振国捆得像个粽子似的，又是一阵拳打脚踢。节振国的嘴里鼻孔里鲜血直冒。（王义《赤胆忠义》）
They gave him a good cuff and kick，trussed him up like a fowl and then went on walloping and kicking him till his nose and mouth were a bloody pulp.
分析：文化的不同决定了比喻的不同，原文中的比喻形象“粽子”在译文里换成了“fowl”，“鲜血直冒”的形象换成了“bloody pulp”。
（三）概念意义相同，语用意义不同。
例如，问陈妻：“你们俩感情好不好呀？”陈妻答：“好。”主席听了感到非常高兴。
Then Chairman Mao talked with Chen’s wife.He was pleased to know that they had a happy home life.
分析：在中国文化中，长辈或上司询问年龄、婚姻、家庭等个人问题，是一种关心的表示。在西方，这类问题被认为属于个人隐私。因此，译者化直接为间接，化具体为模糊，既巧妙表达了原义，又避免了可能产生的直译与译文读者的文化冲突。翻译时要特别小心英语某些词语的负面联想意义，注意避免无意间产生的有悖于原文用意的意思。
结论
总之，翻译与文化有着血肉的联系。翻译不但要跨越语言的障碍，而且要逾越文化的鸿沟，归根到底，语言的翻译就是文化的翻译。
参考文献：
［1］Nide，E.A，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1964.
［2］Newmark，P.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1981.
［3］中国翻译.论英汉翻译技巧.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
［4］陈定安.英汉比较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
一、引言
根据一般概念,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但这个概念仍有它的欠缺之处。它只提及语言的信息,未提及文化的信息。美国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曾给翻译下过这样的定义: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虽然奈达把翻译扩大到语义和文体两个层面,但仍未提及文化信息的再现。本问拟从文化信息(culture information)在翻译中的再现这个角度加以讨论。
二、翻译与文化的关系
什么是文化?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如何?人类学家泰勒( E·BTyler)曾指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社会上学得的能力和习惯。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人类以自己的情感、技能和智慧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更新着自己的文化。而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不同民族语言上不同,文化上各异,人类的能力本质上是相同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活动的多样性和观念的多元化使其文化内容和形式出现多样化,这便是文化差异的渊源。
翻译是语言化的跨文化交际,一种文化群体的语言是其文化积淀和储存的结果。一种语言的文字是语言符号,而附着于这种语言文字之上的非语言符号便是文化。翻译便是将一种文字符号转换为另外一种文字符号的过程,但如何将作为非语言符号的文化很好地体现到翻译之中呢?对于非语言符号所表达的内涵,译者深入研究异族文化之后才可解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译者的任务不仅要替读者解读原文的语言符号,而且还须破解原文的非语言符号—文化内涵。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会遇见一些实例,如说假若仔细挑选在廉价商品店可以买到很便宜的东西,译文为You can buy very cheap products at discount stores if you shop with care.上述译文是否很好地表达了汉语原文的意思呢?表面上看,似乎可以,但是我们说文化内涵表达欠缺。汉语中“很便宜的东西”不一定指价格很低,有时指物超所值或很划算的东西。“某某东西很便宜”中物超所值的文化内涵远不是英语中所能表达的。如果说某人花了30万买这套房子很便宜当然指的是它所出的钱得到了超值回报,而不是指房子价格很低。我们可以将这句话的文化寓意考虑进去,将其译为You find bargains at discount stores if you shop with care.似乎更能体现它的真正文化内涵。所以说只有深刻细致地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至生活细节,才能正确理解和准确地将语言的文化底蕴表达出来。
三、词汇的文化内涵造成翻译中的不对等 翻译中的文化信息再现,我们首先遇到的是词汇的问题,而且不同语言之间词的不对等问题更是翻译中时时遇到的棘手问题。翻译中,对等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对等才是绝对的,完全对等是几乎不存在的。所谓不对等,是指译人语(target language)中没有与译出语(source language)中的词语相对应的词,这种不对等有程度上的差别,有时则是部分不对等。因此,对翻译中所造成的障碍程度也不等。造成这种不对等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与特定文化有关的词不对等。例如“cowboy”英文释义是骑马放牧牛群的人,但与汉语中所指的牧童或放牛娃是不对等的,因为“cowboy”文化内涵指传奇式浪漫型的美国西部骑士,常常穿着牛仔裤,所以cowboy这一英文单词在不同文化的人的脑海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又如我国“下岗工人”目前多半英译为lay-off workers,但“下岗工人”在我国并不等于被解雇的工人,他们虽然暂时下岗,但却拥有许多与在职工人相同的权利和福利。这就需要译者必须十分熟悉汉英语言文化的差异,提高双语的文化修养,才能消除文化信息的传递障碍,才能改进翻译的质量,如果不能这样,那么所传递文化信息的翻译都是无效的翻译。
四、处理好翻译中文化信息差异
由于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异,一种语言有的词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许没有对应和契合的词,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词汇空缺(emptiness)现象。例如汉语中“风水”在英语中属词汇空缺,但如何处理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这种现象,我们只能采用音译加注法:Feng shui (a kind of geomancy, based on Chinese mythology, concerning the choice of sites for houses or graves)。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反映汉语的原义。英语中具有文化背景的词语在汉语中词汇空缺现象也十分常见。如lazy Susan一一懒惰的苏三,指一种盛食品的自动转盘,供顾客选用。此外,在翻译中,译者经常会遇见许多由颜色构成的词语,在汉语中也存在词汇或语义空缺。如Pink lad一红妆女人,指一种鸡尾酒名,用杜松子酒和白兰地酒合成,而在汉语中没有此种说法,翻译中如果遇见此类词语时绝不能望文生义,这就需要译者对两种语言富有很好的文化底蕴。同样象在汉语中由颜色构成的词语如“红眼病”、“又红又专”、“红白喜事”等具有独特文化含义的词汇在英语中也难以找到语义或文化内涵对应的词语。翻译诸如此类的词汇,有的译者采用前面所说的音译加注法,也有译者实施意译法,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只要最大程度地将其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体现出来,都可以认为是好的译文。
翻译中文化信息的再现,不仅与词汇的文化内涵相关,而且与词汇的文化意象(culture image)相关。由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两种差异最大的文化类型,因此,东西方民族在词语意义联想和文化意象上也存在很大差异。如果把“鸳鸯”一词直译为英语中Chinese duck and drake那就失去了该词的情感色彩,如果译者仅照字面意义进行翻译而不加解释的话,那么读者难以理解上述词语的真实语义和文化内涵,现在有的译者将此词译为lovebirds较为合理,这样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才能更好地理解此词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中国古代的唐诗中的许多宋词绝篇佳句在英语中就很难找到与之匹配的译语,究其原因是因为两种语言所蕴涵的文化意象存在很大差异而致。
五、结语:
近一个世纪以来，“普罗米修斯”们的步履始终没有停下。然而去年年底，一个逝者的消息让关心小语种文学的人备感焦虑。2009年12月15日捷克语翻译家杨乐云离开人世。在此之前，曾经翻译过《好兵帅克》与《绞刑架下的报告》的捷克语翻译家蒋承俊已于2007年离去。老一辈的离开，鲜活血液的青黄不接，“普罗米修斯”的“盗天火”之路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危机重重：共同的困境
“小语种文学翻译一直是―个问题，比起大语种，小语种译者可选择的范围相当有限。”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黄昱宁这样说道。
“现在确实有危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易丽君教授也承认对小语种翻译后续力量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易丽君教授从1962年开始从事波兰语教学工作。几十年来，她在北外的办公桌甚至都没有挪过位置。“人才我们是一直在培养，东欧8国的语言都有，最少的时候也维持4年一届。但真正对文学研究有兴趣的并不多。”
在易丽君看来，从事文学翻译需要译者灌注很高的热情。“就像最近刚刚去世的杨乐云，她对东欧文学是全心全意地热爱，对她的工作也带有很强的使命感。”作为《世界文学》的主编，杨乐云竭尽全力寻找每一个东欧小国的文学作品，力求将一个完整的文学版图展现在人们面前。多年来孜孜不倦“为他人做嫁衣”，直到退休后她才重新抓起笔开始翻译。在这十几年间，杨乐云又将《世界美如斯》等一批捷克文学作品带到了读者面前。“就她的年龄来说，这段时间内的成果数量是惊人的。”
《世界文学》杂志是介绍小语种文学的一个重要基地。据现任主编余中先介绍，曾经有一段时间，《世界文学》的编辑群囊括了10多个语种。而现在，仅剩10来个编辑，还要同时制作《外国文学动态》和《世界文学》两本刊物。对于现在小语种翻译界的后备力量，余中先表示：“年轻的译者，优秀的有，但是凤毛麟角。”面临后继无人危机的不仅是东欧一些语言，希腊语、拉丁语和印地语等一些语种的人才也非常稀缺。
文学翻译的不景气，不仅体现为后备人才的紧缺。值得回味的作品越来越少、翻译中的硬伤越来越多，这是让翻译者更为担忧的。“前不久不还出了将孟子翻译成‘门修斯’的笑话吗？这反映了目前翻译界普遍的水平状况。”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语系教授任一雄看来，虽然小语种翻译遇到的问题更为突出，但是大语种同样也面临困境。他拿玉雕打了一个比方：“玉雕作品有三种境界，匠作、心作、神作。匠作易得，心作难得，神作就更不易求。学语种的人不少，但是真正能翻得好的，也并不多。”
“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复杂的、包罗万象的工作，要真正翻得好绝对不是几年的功夫。”任一雄教授由衷感慨。
感慨源自他的亲身体验。“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季羡林先生被打为牛鬼蛇神，穿着蓝大褂在东语系看门。”出于尊敬，任一雄经常陪季先生步行回朗润园的家。“那时候的季先生已经在偷偷翻译《罗摩衍那》了。他知道这部史诗在东南亚各国都有不同的版本，也知道我是学泰语的，就问我泰语里有没有。我当即回答说有。”
任一雄当时自告奋勇要把一个梗概翻译给季先生看。但等他真正拿到泰文原本时，顿时傻了眼：“我一句都翻不了啊！那么多人名、神话和宗教概念，这没有几十年的修养是下不了手的。”后来季羡林先生翻译完《罗摩衍那》，任一雄拿到第一批翻译的4本，看到季先生有意尝试用不同体式进行翻译。“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明白，翻译里有很大的学问。”
除了担任《世界文学》的主编，余中先也是业内有名的法语文学翻译家。对于翻译工作，他也有相似的体会：“翻译需要做研究工作，要想翻得好，必须老老实实知道别人是怎么样。”而对文风的把握、文笔的揣摩，更是一门需要下力气的“功夫活”。
但是，这样一份费时费力的工作，在目前的高校职称评定体系中并不被算为学术研究成果。而目前绝大部分小语种译者，是高校老师。因为这个原因，很多老师不愿在翻译上多下功夫。“这样一来，人没有积极性，没有追求的动力，怎么能出好的作品？”任一雄发出了如此的诘问。
“因此我们翻译工作者协会也在呼吁：要尊重翻译工作。”余中先表示，如果在高校里翻译作品也能算作研究成果，也许就有更多人愿意投入精力，也就能出一些好的作品。
黄金时代：外国文学的春天
“现在是有困境，但是我们曾经也有过小高潮。几个人把波兰文学弄得挺热闹。”说起曾经的辉煌，易丽君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兴奋。
她所说的“小高潮”发生在1980年代。显克维奇等一批1920年代就进入中国的著名作家的经典作品被重新翻译出版，一些新的作品也陆续被译介。这其中，易丽君翻译的波兰作家伊瓦什凯维奇的散文《草莓》更被海内外多家报刊转载近50次。
其实在小高潮之前，就有一只“报春的燕子”率先起飞了。
事情要追溯到1968年。这年年初，诗剧《先人祭》在波兰华沙上演。因为剧中诉说了18世纪沙俄统治时期波兰人民遭受的苦难，因此触怒了苏联当局。以该剧被禁演为导火索，一批学生和知识分子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行动，以此反抗苏联的霸权统治。这就是“波兰三月事件”。
消息很快传到中国。“一本书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在一次会议上问。当时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这本书。于是就下了指示：那就翻出来看看。
《人民文学》开始找人翻译。因为当时正处于“”时期，一些老专家都不敢翻。“一是要冒风险，二要当时讲好了，翻这本书没有稿费。”当时易丽君的邻居恰好是《人民文学》的编辑，谈及此事，易丽君当即表示她愿意承担这个任务。“因为这本书太好了。我之前读得很熟，下乡劳动时，完全是作为一种精神寄托翻这本书。”
1976年底，《先人祭》正式出版。这是“”结束后出版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当时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连用三个“好”评价这本书：“写得好、译得好、出得好。”他形容道：“这真是一只报春的燕子。”
外国文学的春天如约到来。1980年代外国文学像泉水般喷涌而出。10年浩劫掏空了人们的精神，这时就像久旱逢甘霖，人们渴望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对文学的热情也是空前的。“往往书一上市就被抢光了。”
同样是在1980年代，北大东语系的一批老师在季羡林先生的带领下，与一些省一级的出版社达成协议，翻译出版了一系列东方文学书籍。任一雄老师与别人合作翻译的泰国长篇小说《幻灭》也在其中。
彼时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体系，但是有一批学者已经通过学术访问，与国外的文学家建立了联系。经由这种途径，一些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了中文。“拉美文学大爆炸”的一批代表作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与中国读者见面的。当时引介这些作品的主要力量是1960年代培养起来的西班牙语翻译者。
1988年，余中先也借法国女作家萨冈的小说《你好，忧愁》，向翻译界打了第一声招呼。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余中先的加入意味着新一代翻译力量的成长。
漫漫长路：唯文学精神不死
“说小语种文学引介一代不如一代，我是不同意的。”对建国后小语种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易丽君相当有自信。“在周作人那个时代都是转译。像王鲁彦他们是从世界语把诗歌和小说译过来，这相当于降了两等。一直到我们走出国门之前，中国都没有专门的小语种文学翻译人才。”
解放以后，国家派遣留学生去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学习，易丽君就是其中一员。1954年，她前往华沙大学学习语言文学。“等我一头扎进波兰文学，我就觉得很值。”虽然从地理上看波兰并非大国，但是深厚的文学传统和文化底蕴让波兰堪称“文学大国”。
因为从未离开教学一线，易丽君一直利用闲暇时间进行文学翻译，晚上9点之后和寒暑假都是她埋头翻译的时间。她承认文学翻译是个“苦差事”：“要呕心沥血，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在热爱波兰文学的易丽君看来，还有很多波兰文学的宝藏，没有展现在国人面前。用她的话来说：“好东西太多，一辈子哪够！”直到现在，虽已年届70，易丽君老师也一直没有停止翻译。“我们这一辈年纪大了，思维和精力都不如以前。”她非常希望能有年轻人接下这一棒继续介绍波兰文学。
“翻译波兰文学，一是让国人知道原来波兰有这么好的文学。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大国的胸怀――任何国家的文化，我们都不陌生。条条小河汇北川，我们要有这种气度。”
任一雄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对小语种文化的重要性，要有足够的认识。试想如果泱泱大国不知道印度文化，不知道《罗摩衍那》，将是什么局面？”在他眼中，这些文化营养如同人体中的微量元素，虽然小，却必不可少。“更别说东南亚一些国家是我们的近邻，如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来往日渐频繁，更需要加深了解。”
任一雄在北大同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泰语翻译课程。因为课程设置的原因，本科生的课上教授的多是一些实用翻译。但是在研究生的翻译训练中，特意安排了一些翻译理论研究。不过在他看来，要做好文学翻译，课上能传授的部分是远远不够的，更多东西需要学生自己去钻研和琢磨。
实际上，这种钻研与琢磨的过程已经被一些年轻译者自觉贯彻。西班牙语译者魏然刚刚结束了两本书的翻译。在这段过程中，他阅读了一代翻译大师傅雷的译文集和书信集。“有很多有趣的例子，比如傅雷先生会因为一个名字与出版社反复通信，争论那个词到底是不是来自希腊文。”老一辈的翻译家对文字的负责让他由衷敬佩。不过这样大费周章的情形，在今天已经很难出现。
“台湾的繁体字翻译本往往早于内地的简体字本问世。一些编辑可能会参照繁体字本直接修改内地译者的译文。这种遭遇对于年轻译者尤其普遍。”目前在北大攻读比较文学博士的魏然表示，很多人观念中都认为台湾的译本更可靠，但是他最近的阅读经验却恰恰是简体字版本更优。“是时候打破这种幻想了。况且内地可选择的年轻译者更多，他们能投入的时间精力也更多。”
在目前的翻译、出版体系中，出版社毋庸置疑占据着主动地位。据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黄昱宁介绍，虽然目前图书市场不断细分，市场较1990年代末也有序得多，纯文学作品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受众，但是占市场最大份额的还是英美的文学作品，英语文学占绝对多数。小语种文学也往往是在英美受到关注或者得到它们颁发的奖项以后，才更容易在中国市场上打开局面。
“出版界如果不重视，小语种文学没有希望！”易丽君教授不无激动地表示。任一雄老师也表示，很多很好的文学作品，苦于市场不认可，一直没有出版。“在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是否可以取得一种平衡？”而一直关注西班牙语文学的魏然，非常关心一些被遗漏的重要拉美作家。“能否给一些译者、研究者更多的选择？他们列出的榜单也许比排行榜更有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