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1 19:04:03
关键词：认知 体验 隐喻 关联 顺应
一、认知翻译学综观
传统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语码转换为标志的一种语言活动。然而，现代认知语言学已经揭示，语言是心智的表征，语言结构反映了人类经验结构。翻译活动中的语码转换，就是对心智的解读和解码，因此翻译活动必定反映心智活动的规律，翻译决不可忽视对心智的研究。正如同杨自俭、刘学云（1994）所言：“翻译不但是语言活动，而且是心理活动。联系翻译转换过程、研究心理机制是翻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依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翻译的认知观是：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两种语言的心理转换，涉及复杂的双语信息转换加工的认知过程。同时，这种认知是以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
认知语言学给翻译研究的启迪是，认知中的隐语力图借用一个世界来表达另一个世界，而译者如同隐语本身，也是力求借用一个世界表达某一个世界。译者的认知活动也涉及到对世界的感知、经验以及对其加以概念化的方式等。以认知为出发点，来探究译者是怎样运用语言符号对事物进行抽象，以及怎样通过认知加工，运用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来实现翻译交际活动，是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在翻译活动中，不同的概念范畴可以围绕原型来建构，再现可通过词汇和概念来表达。然而，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概念和抽象的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再现又比较困难，而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隐喻、原型以及意象图式理论给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解释力。这给强调翻译是“过程”而非“产品”的当代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冲击并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这也正是翻译研究“认知转向”的意义所在。
二、国外当代认知翻译学理论的引进与探讨
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国外学者相继发表过相关成果。1998年切斯特曼提出以文本为内容的认知性研究，旨在识别和描述翻译过程中的决策点与翻译决定采取的路径，并把它分为比较模式、过程模式和因果模式。2006年奥格汉编著了一本关于文本与认知的翻译学研究论文集。该书所选论文角度多样，但都突出了对翻译活动的认知性研究，尤以德国Kussmaul的翻译认知研究最为突出。1971年，Kussmaul（2000、2006）在翻译策略研究中就萌发了对认知研究的兴趣。
此后，Kussmaul将认知语言学运用于翻译研究。他受到Lackoff动觉意向图式样和形式化空间理论的影响，并且结合了Fillmore的框架理论，专门从创造性思维认知过程角度研究翻译中的创造性问题。Kussmaul的研究在创造性翻译的分类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其理论论证过程主要是用现有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来透视翻译创造性的一个侧面，而且对翻译充分性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还解释得不是很清楚。Bell（1991）的翻译心理模式研究也是基于心理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的视角，尽管该模式存在一定问题，但也是对翻译认知心理研究的有益尝试。
随着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口/笔译学者与认知科学家的合作日益加强，翻译认知研究取得了一批新成果。由John Benjamins公司于2010年出版的《翻译与认知》一书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诞生的一部开拓性著作。该书实际上是由Shreve和Angelone主编的认知翻译学论文集，集中了许多专家对翻译与认知的思考，体现了自Danks等（1997）以来翻译认知研究的新进展，对相关课题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上述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表明了认知翻译研究的巨大价值与潜力。的确，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在当前中国及世界方兴未艾。
三、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实践与丰硕成果
严格来说，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是对认知语用学中关联理论以及顺应论的探讨与研究。后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深入发展，我国学者也顺应国际认知翻译学研究的潮流与趋势，逐步将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与探讨。如今，已经在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关联理论、顺应论、隐喻和转喻的翻译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
（一）认知翻译学本质的探讨与研究
王寅（2005）认为，经验论、唯理论和解释派哲学分别聚焦于交际的三个环节：作者、文本、读者，同时还产生了相对应的翻译观。这些理论过于偏重某一环节，似有以偏概全之不足。Lackoff和Johnson所倡导的体验哲学正好可以弥补这些理论的不足，而且也能对翻译作出较为全面的解释。文章根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拟构了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翻译是以以对现实世界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原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须兼顾“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要素，倡导和谐翻译。此模式特征如下：1.翻译具有体验性；2.翻译具有互动性；3.翻译具有一定的创造性；4.翻译的语篇性；5.翻译的和谐性；6.翻译的“两个世界”。
2009年，中国认知翻译学领域的首部专著《跨越语言的识解――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探索》诞生了。该书作者谭业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它吸收了关联翻译理论和翻译图式研究的成果，结合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创建了翻译中意义建构的认知模式。该书以“识解”作为文本对比分析的终极概念，刻画了具体翻译过程中涉及的多样化认知运作，并对若干翻译案例在系统描述的基础上结合三个认知原则进行了解释，构拟了翻译认知文体分析的框架。
（二）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探讨
1.关联理论的探讨与研究
最早引进Gutt（1991）关联翻译理论的是林克难（1994），他介绍了关联翻译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作者认为关联翻译理论的立论基础是：翻译是一个推理过程。翻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大脑机制。其基本论点是最佳关联性：处理努力/语境效果。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求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读者的期待相吻合。之后，赵彦春（1999）认为关联理论是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它的使命虽然不是解释翻译，但却能有效地解释翻译这一“宇宙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现象”（Richard，1953），它给翻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奠定了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文章阐述了关联理论与翻译的关系，讨论了关联理论与其他翻译理论的本质区别：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语内或语外）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译者要根据交际者的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取舍，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作者以关联理论为工具，证伪了翻译理论界的两个“超级酵母”：不可译性和对等原则，由此佐证了关联理论的合理性和解释力。文章初步建构了能解释翻译现象、并能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模式，并对关联翻译现存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评论。
王斌（2000）指出：关联理论作为语言交际理论，尤其是单元文化的语言交际理论，揭示了人类语言交际的某些本质，其理论基础是相同的文化认知心理图式，对最佳关联赖以存在的缺省模式之一――文化缺省模式是如何传递到另一个文化认知心理图式中去的，关联理论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文化缺省如何传递得不到解决，对跨文化的翻译交际也就难以作全面的解释。关联理论能够解释的翻译现象至多包括同化翻译、可译性与重译，而这些绝非翻译的全部。同样，孟志刚、陈晦（2001），钟勇（2014）依据关联理论认为：等值翻译只能是相对的、近似的，不等值才是绝对的；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
另外，芮敏（2000）总结道：关联理论认为，对话语的理解应依靠语境来寻求信息的关联，然后再根据话语与语境的关联情况进行推理，求得语境效果。通常情况下，关联性强，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小，语境效果就好；关联性弱，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大，语境效果就差。按照这一理论，口译人员提高话语理解的速度和质量的策略在于尽量建立或寻找与话语信息密切关联的语境假设。最后，王建国（2004）首先对“关联理论语境观”和“系统功能语境观”作了简要介绍和对比，然后从与翻译研究相关的两个角度――“译文连贯”和“翻译单位”――进行了对比研究，综述了这两种语境观应用到翻译研究当中各有优缺点；但是，在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时可以互补。
2.顺应论
戈玲玲（2002）、张美芳（2005）等从顺应论的角度出发，旨在探索翻译的顺应论解释及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从顺应论的视角看，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与外部的原因，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不断作出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
顺应性是语言使用过程的核心。任何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都要作出动态顺应。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由于人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都是动态的，译者只能根据语言结构和语境去识别源语交际者的意图，并把它传达给译语接受者。译语文本是语言结构和语境之间动态顺应的结果，译语接受者的解读过程也是语言顺应的过程。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不可能完全等值，而只能是在“信达切”标准中的语用等值。
3.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
师琳（2011）认为：翻译不但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翻译通常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输入。在输入过程中，因为读者及译者认知的差异，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可避免地在翻译过程中对作品进行若干改写：大到文化心理、意识形态，小到字、词、句的改写，以此来迎合强势文化的认知认同。同样，王德丽（1999）认为，按照认知语用学的观点，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到其认知心理、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制约。译语语境与源语语境的最佳关联产生于译者与作者对认知环境的共同心理感应，即在具体语境中的思维耦合。这是认知推理再现源语信息和意境的最佳途径。
我们知道，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基石。所以，认知翻译中有关体验性的讨论与探索颇多。如宋德生（2005）提出：人以“体验认知”方式认识世界，心智离不开身体经验。语言作为心智的表征和对世界进行范畴化的工具，具有体验性。语言结构反映着人类的经验结构。人的生理结构以及所处环境的相似性决定了经验结构的相似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这是语言互译的认知基础。经验结构是一个丰富的意象图式网络。意象图式是人在认识世界的主客观互动中，外部世界的物理能量转换而成的心理事件，是我们经验和知识的抽象模式。因此，思维带有具象性，这决定了信息的意码和形码的双重编码结构。翻译的过程即是以意象图式为媒介的、源语与译语文化意向之间的辨认和匹配，翻译中的“等值”只不过是经验结构的相似性。
于建平（2006）基于Lackoff和Johnson的体验哲学的语言体验观，研究汉译英时语言体验经历对译者翻译认知能力的影响。用实证方法考察了汉译英翻译的两个重要过程：1.对汉语原文的理解；2.对语义的转换和英语表达。首先，通过对比有不同语言体验经历的两组二语学生对同一汉语语篇英译的译文，考察学生对零代词的意识和还原能力、识别代语回指的能力和识别情态意义的能力，从而观察语言体验经历对源语的理解认知能力的影响。其次，通过比较中国大学生和翻译家W.Jenner对同一段汉语英译的译文，统计并分析中国学生在汉译英翻译的语义转换和英语表达中存在的问题，揭示语言体验经历对其翻译认知能力有哪些影响。最后，提出了在翻译教学中培养汉英翻译认知能力的方法。
最后，也有我国学者，如王寅（2008）基于体验哲学的基本原理，将Langacker的“意义概念化”修补为“体验性概念化”，并尝试以此为理论基础论述翻译中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有了体验性，就可限定“读者中心论”“译者自主性”；有了“概念化”（识解），就可解释翻译的主观性。作者通过“体验性概念化”分析《枫桥夜泊》的40篇英语译文，详解翻译中的体验性和客观性，同时揭示主观性在翻译认知中的体现，尝试为翻译的主观性研究提供理论框架。
4.隐喻的认知翻译
刘明东（2003）认为：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需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承。反之，语言也受到文化的影响。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文化图式具有可译性，可以通过“A-A”“A-B”“A-zero”三种对应方法实现。文化图式的翻译有助于引进外来文化，促进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同样，赵登明、丁瑶（2002）把比喻式复合词分为明喻式和暗喻式；并且从构词法的角度谈了比喻式复合词翻译的几种可能性，目的主要在于呼吁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在翻译时，尤其是把中文翻译成外文时，尽量把我国文化有的内容向外介绍，不应该一味迁就译文读者，尤其是欧美读者。正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才应该尽量平等地介绍文化的方方面面，逐步使译文读者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这种了解有助于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接受和认同。
冯国华（2004）认为社会文化不同，语言类型有别，因而取譬设喻，有同有异。有鉴于此，在英语和汉语的互译中，若要传达原文的喻义，必须把握原文的喻底；要把握原文的喻底，必须立足原文的喻体。翻译以“信”为本，力求“形神兼备”。涉及譬喻，亦无例外。同时，社会文化不同，语言类型有别，翻译并非“相行比制”，译文不能“貌合神离”，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对待，不能“形神兼备”，则不妨“得意忘形”――离形而得似，以意为工；不能“辞不达意”，更不能“以辞害意”。
5.转喻的认知翻译
谭业升（2010）认为在传统对等理论框架下，转喻被当作一种偏离性的语言来使用，其所得到的有关翻译的认识非常有限，无法反映转喻翻译中体现的人类认知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作者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探讨了在翻译过程中以语境为基础并受规约限制的转喻图式的例示，阐释了基于多样性邻接关系的转喻图式-例示级阶与翻译转换、翻译变体的关联，以及它为译者提供的认知创造空间；最后，提出了对今后开展转喻与翻译关系研究的建议。
四、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
当代世界认知翻译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现代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及翻译学等学科的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对这些相关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纵观我国认知翻译学三十五年研究的蓬勃健康发展，并且结合当前认知翻译学发展趋势，笔者预测今后我国认知翻译学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三大必然趋势。
1.认知翻译的宏观理论研究与微观实践研究相结合。翻译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对认知翻译进行宏观翻译理论研究与微观翻译实践研究都很重要。客观而言，认知翻译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不可偏废，应该互相促进，共同和谐健康发展。宏观方面，总的趋势是把言语现象放在人类文化、社会活动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以语用和认知为核心的认知翻译学仍将是热点。语言学家开始从认知心理角度来考察翻译的运作机制及其心理过程。当然，运作过程不仅涉及认知心理，也与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微观翻译实践方面将继续探讨翻译与文化、语用、认知及外语教学等的关系。在这种认知翻译理论与实践探讨中，认知翻译学的科学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会进一步合理紧密结合起来。
2.认知翻译学的多学科、多层面的综合科学深入研究与探讨。从修辞、语义、语用、认知、心理、文化、语篇等多学科方面着重探讨认知与翻译现象，因而也导致了认知翻译学等新型交叉学科的诞生。传统翻译静态研究也注入当代认知科学与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成为洞悉与探索全人类普遍有效的心理思维方法与认知手段。不难预见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学者会大胆吸收其他学科领域理论的长处，走认知与翻译综合深入研究、交叉互补的必然道路。
3.立足英语与汉语等传统与现代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创新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引进国外认知翻译理论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味盲目跟风国外学者的一时之言，终究不会有太大建树。从我国近代语言学与翻译学的发展来看，成就卓著的老一辈翻译家，如严复、钱钟书、赵元任、王力、吕叔湘、刘宓庆、刘重德、杨自俭、许钧等，无一不是自觉地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方法深入地研究汉语，从而从汉语的角度对语言理论作出贡献的。中国的翻译学研究也必须依靠外语界和汉语界“两张皮”的融合与共同努力，以汉语为语科，从汉语运用的实际出发，创造出自己的理论，形成自己的流派。只有这样，我国的翻译学研究――尤其是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才能立足于世界翻译学研究之林。
的确，我国早已经是语言学与翻译学大国，我国目前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语言学家与翻译家队伍，但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成为世界大师或翻译大家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因此的确并非语言与翻译强国。所以，我国语言学家以及翻译学家必须知耻而后勇，在虚心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语言与翻译成就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地结合我国语言与翻译实践不断推陈出新，创新革新中国与世界的先进语言与翻译理论。只有这样，我国语言学与翻译学研究才会有质的飞跃。我们可以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十五年是认知翻译学研究收获颇丰的三十五年，是翻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突破的三十五年。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由传统翻译学科走向现代翻译学科，由单一学科研究走向综合式交叉研究大学科的必然历史趋势。
（本文为孟志刚主持的2014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4Q017]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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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翻译伦理 主体性 主体间性 制约
伦理学是道德哲学,它研究道德现象的起源、本质及其发展变化,是揭示人类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科学。翻译的伦理问题是近年来探讨翻译理论的一个焦点,产生的根源是翻译所触及的话语权力和身份认同。翻译是不同文化交流的媒介,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伦理和翻译密切相关。翻译伦理就是从伦理角度来研究翻译活动,从翻译研究的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范式到解构主义范式。翻译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中,必定关涉到主体间关系问题,必将涉及伦理学原则,尤其是不同翻译研究范式的演变深受西方当代伦理思想的影响。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的自觉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译者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具体地说,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目的、翻译的策略和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翻译活动中涉及的主体,不论是创作主体(作者)、翻译主体(译者)还是接受和评价主体(读者),绝非是“自然”人,也非“抽象”人,而是生活实践的人。在人的实践活动中,道德关系无疑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影响着每个社会成员的现实行为和心灵世界,并使之打上鲜明的伦理烙印。人的基本社会关系――道德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相互依存,使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图景中蕴含着丰富复杂的伦理内容。在解释学、接受理论、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文化批判理论的冲击下,以“忠实”为基石构建的翻译伦理观念遭到颠覆。一些译者过分强调自身主体性作用,在翻译文化差异时,经常借创造性叛逆之名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更改,胡译、乱译,甚至假译也得以披上合法的外衣。但翻译活动不同于一般的解释活动,它不是完全自主性的活动,有文本的定向性与框架的制约性。文本对译者有一定的制约性,译者要尊重原文文本的框架结构,尊重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译者的伦理意识对译作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译者的伦理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翻译策略。选择不同的伦理模式就会有不同的翻译策略。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选择了主要服从基于规范的伦理,因此,就要以译文读者为导向,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而杨宪益夫妇主要遵从了服务伦理和再现伦理,这就决定了在翻译过程中要以原文文本为导向,因此,杨译本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翻译伦理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关于“忠实”的问题,只是不同的伦理模式要求译者所忠实的对象不同而已。再现的伦理要求忠实于原作和原作者;服务的伦理是忠实于委托人;交际的伦理忠实于译者的职业;基于规范的伦理忠实于译语文化中的规范,忠实于读者。在运用异化法的时候,既不能搞得“翻译腔”十足,令读者感到头痛,也不能翻译出荒唐的译文,让读者莫名其妙。特别是在引进新表现法的时候,还要注意符合汉语的规范,起码要保证译文的通达,不可弄巧成拙。如:英国一部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I’m a selfish Pig.说话人本是一个大家闺秀,有一位译者硬译成“我是头自私自利的猪”,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译者可能说这是异化翻译,但这只能称为“伪异化”翻译。在英语里,“pig” 除了“猪”的意思外,还有一个“具有猪的诸如脏、贪、自私等习性的人”的意思。所以,这里还是应该采取归化译法,译成“我是个自私鬼”为好。总之,采取异化法翻译,要注意限度,讲究分寸;行不通的时候,仍要借助归化法。
翻译是一种追求“平等对话”的交往行为,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需要道德与伦理规范的制约。讨论翻译的主体性,不可避免地会引出翻译的“主体间性”这一理论问题,主体间性的思想突破了认识论的局限,不把翻译活动看成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征服,而是看作主体间的共存,是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间的对话、交往,是对自我和他人的认同,从而使主体获得自由的生存方式,获得对生存意义的真切体验。“创造性叛逆”就具体操作层面而言,实际上是译者在面对语言或文化差异时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翻译手段。译者的创造性与能动性应该受到翻译的伦理制约。人类习惯上总是以自我为核心判断事物,在任何认识活动中,自我就成了一种尺度与标准。对于文化也不例外,在一个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他的文化观念就属于这一文化,就会以这种文化的是非来判断事物。当这种自我中心主义扩大到民族、国家和文化制式,就会产生民族优越感。强势的一方取得话语权后,面对文化差异,将极力以归化的手段同化之,造成交往的不对称。任何译者都是在一定的翻译语境和文化中从事翻译活动,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的审美意识和表达方式都会受到译语文化语境的影响。译语文化的影响是一种传统势力,它向一只强有力的手左右着每一个译者的审美意识和表达方式。译者要摆脱,就需要伦理方面的自我审视和创新意识。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译者的翻译选择也因此是一种伦理选择。树立正确的翻译伦理观念,结合翻译实践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为译者的翻译选择确立基本的方向,使译者能够在正确的翻译伦理观指导下,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应认识到,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伦理观念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某一情境下的翻译伦理应该是一定社会的产物,它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甚至意识形态的色彩。因此,在翻译活动中寻求一种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和标准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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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吕 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关键词：地道翻译；准确反应；语言知识；应用能力
翻译即是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或者说，用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另外一种语言文字。也有人说，“是把讲话或文字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这里，仅以英汉为例，来说明地道翻译和准确反应的重要性。不管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都必须采用英语或汉语的句法句式，来表达英语或汉语的意思，切不可照文直译。如果照文直译，就译不出地道的英语或地道的汉语来。就汉译英来说，为了避免写成中国式的英语，首先就要把英语的一些基本句型学会，而且要烂熟于心，当我们动手翻译时，便能运用自如，随便采用哪种句型，都合乎英语的惯用句型。同样的道理，英译汉也必须符合汉语习惯，要译出中国人明白的词语、句子、文章，翻译出来的东西不能让人似懂非懂，不知所云，“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要达到此目的，这当然要求译者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和渊博的文化知识。
一、英文翻译中的现象
地道翻译必须掌握语言与环境的不同，切不可望文生义，主观臆断。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深刻理解和熟练掌握语言的独特性和准确性。
例1：（1）silver swan（白天鹅） （2）slimming tea（减肥茶） （3）Norush（不急）
在这三个例句中（1）silver swan（白天鹅）。（2）slimming tea（减肥茶）。（3） No rush（不急）。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绝大多数会翻译成（1）white swan或snow swan，当然没有错，外国人也能听得懂，但地道英语应为silver swan（白天鹅）。同样的道理。（2）slimming tea（减肥茶）可能大部分中国人翻译时会用weight reducing tea或者 diet tea，而不会想到slimming tea（减肥茶），（3） no rush，一般的，中国翻译都会用don’t worry； don’t hurry；don’t rush off， 而不会想到no rush这个短语，虽说，外国人也能听得懂，也不会产生歧义，但就是不地道而已。
例2：（1）很碳。very carbon.（2）不会写中国，不会读中国。I can’t write China， I can’t read China.（3）姑娘就是姑妈。The girl is the aunt.
外国人在讲中文的时候，也会遇到和例1类似的情况。记得在读大学时，一个澳大利亚的外教来教我们的时候，正好是冬天，当时天寒地冻，师生都用炭火取暖，当她感觉热起来的时候，她记不起“热”怎么说，但她记得“碳”这个字，于是她说她very carbon，很碳，其实，我们都明白她的意思，表达了她身体的感受，但就是不地道。同样的道理，也有外国人在学中文的时候会说I can’t write China，I can’t read china.不会写中国，不会读中国。我们都知道他们讲的是“不会写中文，也不会读中文”之意；还有外国学生会认为the girl is the aunt姑娘就是姑妈，因为他们在学中文时，学过“妈”也可以叫“娘”，故混淆了“姑娘”和“姑妈”的意思。“妈”和“娘”单独用时，是指同一个人，称谓相同。但汉语却有它的特殊性，在“妈”和“娘”之前加上“姑”，意思就截然不同了。
例3：（1）Is the toilet occupied？厕所有人吗？（2） My weekends are occupied.我周末已有安排了。（3）Keep the brian occupied. 保持大脑全神贯注……
Occupy的基本意思是：“占领；使用，住在...；使从事，使忙碌；任职占据；占用；占领；占”。从例3中的（1）Is the toilet occupied？厕所有人吗？这句看似很简单的句子，中国人决不会这样讲。一般会说，Is there anybody in the toilet？再看（2） My weekends are occupied。我周末已有安排了。中国人一般不会把occupy这个词用进去。大多会说，I have some important things to do at the weekends. 或者说，I have arranged for my weekends；至于（3） Keep the brain occupied.保持大脑全神贯注。中国人更不会把occupy这个词用进去，大多会说，I pay much attention to或者 be absorbed in 之类的短语。
二、决定地道翻译与准确反应能力的因素
根据在实际工作中的体会和经验，笔者认为翻译人员的地道翻译与准确反应能力高低与其自身文化修养、社会背景以及对百科知识的掌握和对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等诸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1.翻译人员的地道翻译与准确反应的程度取决于其具有相关背景知识的能力
从艺术审美角度上讲，人们都期待翻译的东西具有节奏感，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从而产生一种舒服的感觉和艺术的享受。比如押韵诗词、排比句式、立体图形、新闻摄影、蓝天白云等，都是我们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即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里，我们仅从商标的翻译中就可略知一二，商标翻译是一门独特的艺术，选词是否恰当、字数如何取舍、搭配是否合理、音调是否和谐、平仄是否得当等等，都取决于翻译者对相关背景知识的掌握程度。例如：PizzaHut如今译成“必胜客”，无快餐之意，也没有食物的膏色和滋润，提不起中国人对其产生食欲，使人产生“客人必胜”的误解，有些不伦不类，给人一种“云里雾里”的错觉，根本不能让人想起是什么“美食”，还不如译成“比萨饼”贴切，音译“比萨”，滚烫的“饼”，既描述了食品的形状，又让人产生食欲，垂涎三尺。这样一来，“比萨饼”也表达了来源于美食故乡――意大利，还能让人联想到意大利美丽风光和两个铁球同时着地的“比萨斜塔”。又如，自行车Sportsman（斯波兹曼）和运动鞋Unlsports（纽伦斯堡），属于翻译败笔，还不如把自行车Sportsman（斯波兹曼）翻译成“健将”，把运动鞋Unlsports（纽伦斯堡）翻译成“优跑”确切，“健将”表达骑自行车方便快捷，健康环保，是一种锻炼身体的工具；“优跑”是一种运动鞋，穿在脚上舒适，跑起步来“弹跳力”极佳，这样一来把商品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既达到了人们的心理满足，也能使人产生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并激起人们购买的欲望。而不至于让人一看见“斯波兹曼”和“纽伦斯堡”就产生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根本不知道是自行车、运动鞋之类的名牌商品，还以为“斯波兹曼”和“纽伦斯堡”是“某某”外国人名或地名呢。
也有一些两字、三字的外文商标译得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信手拈来。如Pentax译为“宾得”、McDonald译为“麦当劳”、Sprite译为“雪碧”、Rock唱片译为“滚石”、Power香皂译为“波尔肤”、Colgate护齿洁齿系列商品译为“高露洁”、Ricon译为“理光”、Canon译为“佳能”，两者都是摄影和复印器材的商标。Safeguard香皂译为“舒肤佳”等。再如，Dove这一商标，既是品牌香皂，又是品牌巧克力，在翻译时就得靠翻译人员的智慧了，为了区分开来，要用截然不同的词语，所以译者把品牌香皂Dove译作“多芬”，取其润肤芬芳之意，而把品牌巧克力Dove译为“德芙”，配合其广告词“牛奶香浓，丝般感受”。这些都翻译得精妙绝伦，让人赞不绝口。
除了基础背景知识以外，专业背景知识对翻译人员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尤其表现在地道翻译和准确反应中。专业词汇和表达方式，绝大多数都通过合成缩略等方式而成为崭新的词汇，尤其体现在网络词汇中，如“e-dog（电子狗）”“fire-wall（防火墙）”“internet geek/webworms（网虫）”“e-mail（电子邮件）”“Internet（互联网）”“internet surfing（网上冲浪）”等等。
2.地道翻译与准确反应要求翻译人员满怀信心，刻苦攻关，不断培养掌握翻译技巧的能力
（1）热情和兴趣是翻译人员必备的心态和素质。对翻译一定要感兴趣和充满激情。只有饱满的热情才能使你信心百倍，不断努力。一定要树雄心，立壮志，把翻译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千万不能犹豫不决，徘徊观望。一定要满腔热情，激流勇进，满怀信心，勇攀翻译科技高峰。（2）既然选择了做翻译，就一定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当然你平时在从事翻译这一行时，也必须深思熟虑、老谋深算、精益求精。如果你平常已经养成了犹豫徘徊的习惯，最好要彻底改掉，一定要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千万不能拖拖拉拉，左顾右盼，前怕狼，后怕虎。（3）翻译素质要自始至终从记忆、反应着手训练，切实打好双语基础。一方面，自己的母语要扎实，下定决心把基础知识烂熟于心，应用自如。另一方面，要把外语和自己的母语进行对比研究，尽量找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异同。（4）在做地道翻译和准确反应的同时，一定要心静如水和落落大方，不管是做笔译，还是做口译，无不如此。在从事翻译的过程中，你一定得做到天衣无缝，精益求精，只争朝夕。一定要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把直译和意译有机地结合起来，多向有翻译经验的专家、学者请教，切不可“闭门造车”，要知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道理。
3.地道翻译与准确反应要求翻译人员具有正确理解和应用语言的能力
理解和应用的能力是翻译人员必备的素质和基础。地道翻译和准确反应是翻译人员综合素质的具体表现，也是翻译人员认知能力的集中体现。在一切翻译活动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翻译人员必须扎实练好理解和应用语言能力这一基本功，否则一切翻译努力都是无用的，翻译出来的东西必定是词不达意或与原意背道而驰，误导译文的使用者或使其不知所云。因此，有人认为，“翻译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语言能力，熟练掌握和应用语法规则和词汇，才能正确理解原文并完成正确的译文。”
综上所述，在地道翻译和准确反应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就是准确反应过程，所以，地道翻译和准确反应是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有人认为：“翻译人员的反应能力直接决定了完成翻译过程的好坏和译文质量的高低。在地道翻译和翻译实践中，我们应注意培养翻译人员的准确反应能力，使翻译人员对原文的认知和准确反应成为一种本能。根据本人的体会，建议以一个领域为基础，快速养成翻译人员的基本反应能力，使其能够尽快具备完成翻译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陈德彰.英汉翻译技巧[M].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10.
[2]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3]钱歌川.翻译的技巧[M].世界图书出版社，2011-09.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 大学英语 翻译教学 翻译教学生态系统
一、引言
翻译在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中的题型设置由单句翻译改为段落翻译，比重由5%增至15%，内容更涵盖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这一调整，进一步凸显了翻译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同时给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增加了难度。
立足于自然生态与翻译生态类似性的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主张以生态学的整体观考察翻译教学系统，挖掘系统内部的关联内涵，对传统的翻译理念提出新的认识（宋志平，2012）。本文尝试以生态翻译学的视角重新审视翻译教学系统各成分之间的关联内涵，探索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新的路径。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概述
生态翻译学是从生态理性的视角研究各种翻译问题的范式。该范式借助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性，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础，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指导，以东方生态智慧为支点，以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主张以生态视角综观和描述翻译生态整体（胡庚申，2013）。
1.生态整体性和“适应/选择”理论
生态翻译学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指导思想，强调对翻译生态系统进行整体综合研究。翻译生态系统是容纳所有与翻译活动相关的，涉及语言、文化、交际等许多方面的系统。系统各组成成分之间相互作用，才使得系统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整体综合的思想强调对翻译生态系统和各内部成分的整体性研究。
生态翻译学理论借用达尔文的“适应/选择”学说的原理，提出探讨具体翻译问题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并对翻译的本质、过程和方法等一系列翻译现象进行新的解释。“适应/选择”理论对翻译过程的描述如图1（胡庚申，2013：87）所示。
在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下，翻译活动被理解成由译者主导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循环的过程。
2.生态理性
在生态理性特征的宏观指导下，生态翻译学呈现出一种整体性和关联性思维，强调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依赖，主张用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实现翻译生态的整体协调。翻译生态系统有三个突出的理性特征：注重整体/关联、讲求动态/平衡和倡导多样/统一。
首先，翻译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系统内部各组成成分相互关联，各相关利益者互动，任何一组成成分的变动都会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动。其次，翻译生态系统内部具有自我调节进而实现系统平衡稳定的能力。翻译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是通过翻译活动主体与外部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实现的。最后，多样/统一注重同时关注各种事物的共性和个性。
3.“事后追惩”（post-event penalty）
“事后追惩”是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对翻译活动的评价体系的要求。它不是事先对译者提出“说教”、“警告”，而是强调在翻译活动的每一阶段由译者做适应性的选择，译事之后由翻译生态环境所遵照的“汰弱留强”法则对译者和译出不同形式的裁汰。
三、生态翻译模式下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现状
一直以来，翻译都是大学英语教学的薄弱环节，教学普遍存在重听说轻笔头的现象。即便《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提出要增强学生的翻译能力，2006年起也将翻译题纳入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但是翻译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译”的技能始终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接下来笔者尝试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分析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现状。
生态翻译模式下的翻译教学系统是一个整合一体的生态系统，教师、学生、课程等都是该生态系统中主要的生态因子，各因子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以此实现整个翻译教学系统的和谐统一。但实际教学情况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翻译教学未被重视，翻译教学生态环境不和谐。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这一生态系统中，学生、教师、课程等生态因子相互关联、相互依赖。只有各个生态因子正常发挥各自的作用，整个系统才能实现和谐统一。但在目前的教学活动中，学生作为该生态系统的主体部分，在翻译教学生态系统中举足轻重，却对翻译有一定的认识误区，认为英语学好了翻译能力自然而然也就提高。作为另一个重要生态因子的教师，仅仅重视词汇和语法知识的讲解，轻视学生翻译能力的训练。课程在该教学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合理的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能让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主体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翻译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所占的权重较低，因此面临教学内容多但课时少的尴尬局面。
第二，教学活动以教师为中心，生态群落主体意识模糊。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群落”指的是翻译活动中涉及的人，以译者为代表（胡庚申，2013：92）。教学活动中的翻译学习者理应属于译者范畴。作为翻译教学生态系统中的主体，部分学生过度依赖教师，忽视自己的主体地位，自身主体意识相对淡薄。目前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仍然是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教师讲解――学生练习――教师讲评。课堂上学生被动接受教师对翻译技巧的讲授，然后完成翻译练习。他们很少能在教学活动中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更不会思考自己在翻译技巧运用中的问题。久而久之，教师“满堂言”的教学模式便使学生失去对翻译学习的兴趣。
第三，学生翻译综合能力欠缺，多维角度失衡。生态翻译模式下的翻译方法可以概括为“三维”转换，即译者在产生译文时，应努力做到原文和译文在语言、文化和交际等维度的协调平衡。然而，在学生课堂翻译实践中，经常会出现译文不能实现“三维”转换，只重视语言维而忽略文化维和交际维的译例不胜枚举。学生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字句的理解和翻译上，而不能在语言、文化、交际等方面进行适应性的选择转换。
第四，评价标准单一，关联序链断裂。生态翻译学理论把从“翻译”到“自然界”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认知视野延展的链条称为“关联序链”（the relevance chain），如图2所示。
图2表明翻译与自然界的互联互通是显而易见的。同样的道理，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和社会之间也是紧密相连的，如图3所示。
该链条清楚地表明了教学生态系统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即作为生态主体的学生的翻译作品要得得到社会反馈。反观如今的翻译教学则是闭门造车，学生的翻译作品仅由教师进行讲评，好坏仅凭一家之言。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导致作为生态主体的学生缺乏外界的刺激，更没有竞争可言。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生态翻译模式下，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存在一些不足，而2013年翻译题型的难度和权重的增加，尤其是翻译内容又涉及中国文化，这无疑需要我们用全新的思路审视大学英语翻译教学。
四、生态翻译模式下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
生态翻译学强调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各生态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进而实现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共存。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生态系统中，学生是独一无二的核心，教师、教学内容和教学环境等其他生态要素都应该服务于这一核心。
第一，创造和谐统一的教学生态环境。生态翻译学认为，各生态子系统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教师和学生都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于翻译学习方面。传统的重听说轻笔头的观念应得到调整，翻译能力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以此创造一个良好的翻译教学环境。在此基础上，教师和学生之间可通过多种途径建立一个和谐的翻译教学生态环境。教师可充分利用云端资源实现教学资源共享，以此弥补课时少、内容多、时间短的缺陷。此外，各式各样的社交网络能更好地实现认知主体、认知客体及认知工具的生态交互，更好地实现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生态系统里翻译主体和翻译生态环境的双向关联互动。
第二，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生态系统中，学生和教师是两个最重要的生态要素，二者应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尽管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为中心”，但笔者认为在教学生态系统中，教师的作用仍然是不容忽视的。肯定的一点是，学生处于中心地位，教师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分子，起指导和协助的作用。教师可以和学生平等交流，共同进步，实现教学相长。
生态翻译模式下的师生关系应该是翻g生态环境中各翻译主体间的平等互动。一方面，教师应用整体的眼光看待整个翻译教学活动，进而发挥多重作用。首先，在大学英语有限的翻译教学中融入基本翻译理论、技巧和方法的讲解，提高学生的翻译理论水平。其次，延伸课堂教学空间，加强文化渗入。面对课堂教学中“资源少，内容多，时间短”的情况，教师作为生态翻译教学中的引导者，可以充分发挥网络课堂的作用，将与时俱进的翻译素材上传到网络学习平台，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同时，为应对四级翻译对文化因素的考察，教师应扩充以文化为导向的作品或译论，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从而更好地应对翻译题型的调整。
另一方面，学生不再是课堂活动的配角，而是整个翻译教学活动的主宰者。在教师把控大方向进行指导的同时，学生应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主体性，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各自独立完成翻译实践；然后通过相互评判，实现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第三，凸显教学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系统内部的关联性。生态翻译学强调整体观，所有的部分都与其他部分及整体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从而使系统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胡庚申，2013：102）。英语各项能力是互联互通、相互促进的，应该用整体的眼光看待英语能力的提升。
目前的翻译教学生态系统中各生态子系统缺乏关联性。教师片面强调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而不注重培养人文素养。最近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中翻译题型的调整，不仅测试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还考查学生的综合文化涵养。新题型的考试内容涉及中国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更凸显了文化与语言教学的重要性，这使得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还要强化学生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了解，不仅要凸显教学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还要注重各子生态系统之间的关联性。此外，学生在进行翻译实践的时候还要关注文本的翻译生态环境，真正实现整个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生态系统的和谐关联。
第四，追求多元化的翻译评估体系。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是生态翻译模式下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关键一步（宋志平，2012）。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为中心，表现为一种整体性和过程性思维，因此翻译教学系统评价体系也相应地强调过程取向和主体取向。评价系统不应该只是教师对翻译作业的讲评，译文的好与坏也不再由教师一人评定。生态翻译模式下的翻译课堂强调“汰弱留强”的法则，尊重学生的评判和选择。通过学习互助小组的形式，成员可以对彼此译文互相评判，保留优秀译文，淘汰劣质译文，评选出“三维”整合角度最高的译文，实现译文的“优胜劣汰”。与此同时，成员之间可以交流翻译技巧，分享翻译实践的心得体会。这种学习互助小组的形式改变了传统的教师作为唯一评价主体的评判模式，可以大大调动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性和学习积极性。成员通过互评也能及时收到“社会反馈”，总结教训，提炼经验，从而更好地提升翻译水平。
五、结语
翻译题型的调整，要求在教学中增强文化渗入，注入更多文化因素，而注重整体性和关联性的生态翻译学刚好能为此提供新的思路。生态翻译学把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视为一个动态的系统，系统内各个生态因子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强调应用整体的眼光统筹整个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发挥每一个生态因子的作用，实现整个系统的和谐统一。同时，在生态翻译模式下，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中心，教师是引导者和参与者，师生是平等互动的主体。应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师生互动，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以更好地适应翻译题型的新要求。
参考文献：
[1]程爱群.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研究[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4（10）：104-105.
[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关键词： 翻译 原文 译文 忠实 不忠
一
因翻译村上春树小说而被广为人知的译者林少华，被不少读过村上日文原著的读者诟病，认为其不少译文存在不忠现象，例如原文是比较平实的描写，但林译会进行美化，对其“涂脂抹粉”一番。
对此，林少华是这样解释的：“无须说，最理想的是等化翻译。然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百分之百的等化翻译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翻译永远是向原作文体、原作境界无限逼近的过程。”[1]他认为，在此过程中，稍微偏离，就会出现丑化、淡化或者美化；与其丑化、淡化，不如美化。
他认为自己不是刻意美化的，而是“同一个人的文学才情有关。这也没有什么可谦虚的，搞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一定要有相应的才情，没有才情肯定搞不好。作为我，除了翻译，还多少搞一点创作。可以说，自己唯一的强项和乐趣就是舞文弄墨。舞弄得意之时，颇有‘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之感。翻译过程中每觉如有神助，文思泉涌，一泻而下。所以，即使多少译得‘美’些，那也无非是一点点文学才情的自然流露，而非刻意‘美化’所致”[2]。
可见，林不完全忠实原文文字，喜欢有所发挥，是因为他认为翻译这件事应该包含艺术再创作的成分。“翻译既是再创造的艺术，就必然有译者个性、译者风格，即译者文体介入其间。关于这点，兼搞翻译的村上春树本人也持同一观点”[3]。
对于林的这种翻译观，我相信有人会赞成，如中国翻译界的名家许渊冲先生。他认为译得好的译文，甚至可以比原文更好，他引用了郭沫若的话：“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原作。”这是为什么呢？许先生说：“因为译文依据的不只是原文的文字，还是原文文字所写的现实。”[4]译文如果对原文所写的现实描写得很到位、很精妙，如果贴近现实的效果超过了原文的效果，那么其水平就超越了原文。从对原文忠实的角度看，这样的译文是不忠的，但这样的译文对于作者所描写的现实却更忠了。
二
把多部德国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的德文原著译成中文出版的哲学教授倪梁康，从哲学上论证了译文好过原文的可能性。他指出，把人的思想转化为文字，“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际上的复杂性却并不逊于译者所要完成的转渡。因为从思维转向语言的转渡，原则上包含着两个层面或两个阶段：其一，从思维活动向内部语言的‘转渡’；其二，从内部语言向外部语言的‘转渡’”[5]。当我们说一个人表达得词不达意时，就是说此人把其思想转化为文字或外部语言时不是很顺，其思想没有充分、确切地表达出来。若原文作者出现词不达意的情况，则此时的原文本身就多少偏离或稀薄于原文作者的思想。译者如能确信自己了解原文作者想表达什么，运用译文准确、充分地表达出来，那么这时的译文就好过原文。
关键问题是译者怎样判断原文作者的思想在哪里没能准确充分表达出来？在这点上，倪梁康先生觉得译者在判断时要尽量小心为好，他说：“译者是否可以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原作者本人，这个问题往往取决于译者的主体意识的强弱。我在这点上始终持谨慎的态度。陈修斋先生曾说‘译者切不可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表达的就是这个态度。在我看来，译者的诠释权力很小，通常只是在原意模糊的情况下才出现。但即便是在这里，我们仍然还有用模糊来应对模糊的可能，在模糊的语言中选择一个比较接近原有模糊含义的翻译。”[6]
这样看来，倪梁康先生比起上述的林少华先生，在译文对原文的忠诚度方面要高一些。他虽然同意在某些场合下可以对原文的文字进行不忠的翻译，譬如“在思想翻译中，例如在《圣经》翻译中，如果译者的任务像W・本雅明所说的那样在于传达思想，那么语言表达上的叛逆就是可以容忍的。具体地说，以何种语言符号、表达方式、风格语气来传递同一个思想、转渡同一个意义，这是一个虽然无关紧要但终究还是第二性的问题”。但同时又说：“与此相反，对思想或意义的叛逆则不被允许，否则译者就是在创作而不是在翻译。这可以算是译者之为译者的身份同一性底线了。”[7]
可见，倪先生对原文不忠得有限，是因为他不认为翻译不等于创作。郭沫若、许渊冲、林少华等几位先生认为，翻译是一种再创作。相应的，若他们自己动手翻译时是这样想的，其译文对原文不忠的程度应该会高一些。因此，到底是采用偏忠还是偏不忠的译法，是由译者对翻译行为这个本体怎么看，由对翻译本身是不是一种创作行为的看法决定的。
三
另外一种经常被冠以不忠之名的译法，就是后殖民主义译者提倡并实践的译法，例如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这种译法背叛的是译语国“归化”（domestication）的主流翻译规范。
归化的译法是这样的：“如果原文的表达方式或表达的观念是（译语国）本土语言文化价值观中所空缺的，归化的翻译策略往往会一删了之；冲突的，或删或改；并行或同构的，则改头换面。”[8]而抵抗式翻译则弃用归化策略，保留原文的价值观，不管这种价值观能否为译语国的主流语言文化所接受。另外，抵抗式翻译选择的文本本身往往就是对源语国主流文化和主流语言文字习惯有所叛逆的文本，所以原文本身即便在源语国也是比较怪的，不为大众所接受的；相应的，译文本身也自然是怪的，难为大众所接受的。这时如果顺从译语国的翻译归化，在翻译中把不顺眼的原文或删或改，这样的译文就会比较通顺，但这种忠诚于译语国翻译规范的译法却实质性地不忠于原文。
抵抗式翻译认为要忠于本身就怪的原文，就不能归化它，它是怎样，译者就要译成怎样：“……具体做法就是在翻译中如实地再现源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即差异，不追求一目了然的大众审美趣味，即所谓透明话语，进而对英美文化中既定的归化翻译规范、既定的文化范式、既定的语言习惯、既定的自恋情结发出挑战和挑衅。”[9]
由此可见，不忠于普遍的归化式翻译规范的貌似怪异的抵抗式译法，反而是十分忠实于原文的。
四
还有一种不忠的译法，既不同于林少华式的受译者自身创作激情驱动而自然而然在原文基础上添油加醋、有所发挥的译法，又不同于貌似不忠、实则大忠于原文的抵抗式译法。它持“译文有好过原文可能”的观点，但其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原文“不忠”的程度要比谨慎派的如倪梁康式译法厉害很多，这就是由哲学解释学家们倡导的译法。
哲学解释学代表人物之一的施莱尔马赫“把理解或解释分为两种：一是‘语法的理解’或‘语法’的解释；二是‘心理的理解’或‘心理的解释’。前者强调对文本的理解，所以是‘客观’的，它要求理解者懂得该语言并从整体上加以把握；而后者强调的是一种直觉方法，所以是‘主观’的，它要求理解者掌握作者的情况并站在作者立场上进行理解”[10]。
施莱尔马赫说过一句著名的阐明其基本观点的话，即他的目标就是希望译者或解释者比原作者理解自己还要更好地理解原作者。因为译者或解释者通过对“语法”和“心理”两种“客观”与“直觉”的理解方法的综合运用，就能“对作者所意指的和所表现的东西进行重构，读者（译者）必然能够意识到作者未意识到的东西，领悟到比陈述的实际内容更多的知识。从翻译的角度看，这非常有道理。译者从母语进入外语语境，必然对文本的语法规则和写作形式更为敏感，而这是不为用母语写作的原作者所注意的。这样，翻译有可能是‘增益’的过程，而不是‘减损’的过程”[11]。另外，这句（施莱尔马赫的）话也蕴涵这样的意思：作品一旦形成，作者就失去对作品解释的权威性，而成为和别的读者一样的读者。这实际上把读者（译者）置于和作者同样的地位，张扬了读者（译者）的主体性，肯定了文本的独立性，并引入了翻译的不确定性。
在是否该对原文忠实，如果不忠可在多大程度上不忠的问题上，不同译者之间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这些不同看法的形成或许可由以下两方面的差异加以解释。
其一，译者翻译的动力不同。
比如林少华先生翻译的动力之一是在翻译过程中满足自己从小就有的文学梦，所以他会在翻译过程中有机会时就随兴发挥，这样不很忠实原文的情况就在所难免了。又如王永年，他翻译了很多后来比较受先锋文学青年推崇的作家的作品，如博尔赫斯和《在路上》作者凯鲁亚克的作品。但他本人并不“先锋”，他不讳言自己翻译的动力是为了谋生，自己最擅长的营生手段就是翻译，他干这行让自己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活得不错，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怎么说呢……就是‘御用文人’，你让什么就干什么。网上有人说‘你不喜欢（凯鲁亚克），你翻他做什么’，我不喜欢他，但可以介绍他是怎么回事。”[12]他的翻译基本上不怎么创作式地发挥，他追求的是准确再现，对原文是很忠实的。他们翻译的动机不大一样，但都没有妨碍两人成为拥有广大读者的著名译者。
其二，译者的世界观、对翻译对象的本体的看法不同。
译有《红与黑》、《加谬文集》的翻译家郭宏安就认为，对于原作，尤其是名著，译者有可能采用高于原作、与之平等和低于原作三种心态，前两种都不足取。采取高于原作的心态，“所提供的译文是一种所谓‘归化’的译文，我不取这种姿态”[13]。对于代表第二种心态的常被人引用的董桥对翻译的解释是“下等译匠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给原文压得扁扁的，只好忍气吞声；高等译手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毫无顾忌”的说法，郭先生认为“说的有些绝对了，丧失了分寸感”。
郭宏安先生认为：“‘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不见得要‘给原文压得扁扁的’，更不见得要‘忍气吞声’……作者本来就在原文的‘屋檐’下，怎么能不低头呢？……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非得约到人不可，约不到人，你和谁谈情说爱？……这里不关乎译者的水平，可能译者是一个大学者大作家，而原作者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可是你一旦面对原文，你就必须怀着恭敬的心情细心地聆听他的声音。所谓‘谈情说爱’，所谓‘毫无顾忌’，只不过是译者的一厢情愿罢了。”所以，他选择采取低于原作的心态，这样“就会取仰视的姿态，仿佛面对大师，先就有一种谦虚和崇敬的心情，你得尽心地去理解和体会，理解其含义，体会其风格……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跟随他，尽可能忠实地传达他的意思，既不过亦无不及。我会选择合适的词汇，而不是美的词汇，尤其要避免采用具有民族特色的成语，我不会无条件地回避西方的译法。我也可能有不理解的地方，虽然种种的努力仍是不解，那么，我不会强作解人，我会如实地翻译出来，我相信有比我高明的读者”[14]。
可见，郭宏安先生对翻译对象是非常信任的，认为原文文本就是原作者想说的心里话，所以对原文的翻译应采取忠实策略。
而翻译解释学译派则对翻译对象持怀疑态度，怀疑原文文本是否充分、准确地反映出原作者当时想表达的思想，如果认定了没有的话，则其译文会按照自己认为的原作者当时内心想表达的确切内容来写。这样必然跟原文文本有实质性差异，从而不忠于原作。
不同译者对翻译对象的看法不一，导致他们对原文文本的忠诚度不一，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各自在翻译园地里长时间地乐此不疲地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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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实践能力 翻译教学 教学模式 翻译工作坊
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及国际间交流的越发频繁并纵深发展，中国需要大量应用型、复合型翻译人才，担负起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流的重任，助推中国经济、文化建设及提升国际竞争力。进入21世纪，翻译产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翻译行业和市场的极大繁荣给我国翻译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和巨大的挑战。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规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培养……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1]高校，尤其翻译教师应及时反思、创新教学模式、深化高校英语翻译教学改革，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复合型、应用型翻译人才。[2]
1 翻译教学现状
近年来，国内翻译教学虽受到重视，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和成绩，但效果仍不理想，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中，甚至外语教育界还有一些人对翻译教学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认识不足，错误地认为翻译只是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的技术性转换，或片面认为学了外语就可以从事翻译工作；每年大量英语专业学生毕业，但相当一部分毕业生翻译实践能力差，不能圆满完成企事业单位宣传资料、商务信函及业务沟通洽谈等翻译工作，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刚性需求。
这其中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达不到翻译人才市场的要求，源于“教师为中心、基于文本”的传统翻译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学生翻译思维的培养，抑制或损伤了学生学习翻译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有效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
2 现状分析
全球化市场对于能熟练运用某两种语言和网络技术资源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两种语言、文化间转换的翻译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培养此类人才已成为高校外语教学的重中之重。黄友义指出，层出不穷的翻译质量问题的核心根源在于巨大的市场需求与高水平翻译人才缺乏的矛盾，确保翻译质量必须首先培养合格的翻译人才。庄智象指出，传统的纯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模式已不能满足当前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人才需求。 陶友兰说，仅靠教材中有限的翻译练习材料来培养、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是不现实的。[3]
高校必须了解人力资源需求方，才能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产品”。然而，高校中“学院式”教学仍存在，与翻译行业、市场需求联系不够，教学模式沿袭传统“三部曲”（基础翻译理论讲解、翻译技巧举例、翻译练习实践），强调“译文是否忠实”，未考虑市场的真实需求，导致毕业生缺乏实际经验，不能胜任翻译工作。具体如下：
（1）教学理念过时片面，理论与实践衔接不够；学生学习目标不清晰、积极性不高；（2）课程结构不合理，教学时间分配和内容设置不能适应教学目标要求；（3）教学方法单调（理论+译例+实践），教师过分依赖教材，以填鸭式教学、练习为主，不能有效培养学生自主翻译能力和创新能力；（4）当前大多数学生的中文、英语基础参差不齐，不尽如人意；（5）很多高校严重缺乏既懂理论又懂实践的合格翻译教师。
3 相关教学模式分析
传统翻译教学模式曾发挥了积极的实践指导作用，但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以译品为取向”，“以教师为中心”，以翻译技巧与练习、翻译理论为核心来设计课程，强调教条主义和权威性； 注重文本形式的转换训练，紧扣参考译文，忽略蕴含其中的深层文化信息；教学方式单一（教师点评、学生聆听），忽略了学生综合能力、创新和复合型能力的发展，削减了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导致其主体地位削弱，抑制了自主实践能力，挫伤了翻译兴趣与信心，阻碍了师生与同学间的交流，无法有效积累翻译实践经验。为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尝试其他教学模式，更好地促进教学：
（1） “人本主义”教学模式，“学生为中心”：激发每位学生天赋的学习潜能；教材须符合学生的生活体验，帮助实现他的生活目的；建构学习活动环境，尽可能为每位学生提供展现其优点的机会；学生主动学习、检讨、改进自己，培养独立思维和创造力。
（2）“竞合探究”教学模式，基于“认知发现说”和合作学习理论，以教学目标为导向、授课内容为基础、师生协作为动力，激发学生竞争潜能和协作精神，提高其语言运用能力。
（3）“批评式”教学模式，以系统的翻译练习和讨论，帮助、引导学生进行翻译实践练习，以掌握翻译方法，培养正确评价译文的能力和对译文和读者负责的意识。
（4）“情境性”教学模式使学生的学习过程在类似于现实生活的情境中发生。
（5）“多维信息输入”教学模式以形象多维的信息源强化信息刺激，激活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兴趣。[4]
（6）建构主义学习观提倡“教师指导、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学生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是翻译知识与技巧的主动建构者，教师是引导者和促进者；翻译教学是训练学生分析、解决翻译实践问题的能力；在师生互动、生生合作中，提高其翻译实践能力。
（7）有声思维教学模式，关注翻译思维过程和学生主体，激发学生翻译学习兴趣，开展师生“互动式”、“建设性”的课堂教学，提高应用文体翻译实践能力。[5]
（8）PBL模式，“问题为导向”，强调自主性、真实情境、小组协作、知识交叉学习，给予学生足够的探索空间，以培养其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6]
（9）以项目为导向、任务为驱动的“翻译工作坊”实践教学模式突出教的主导作用和学生中心地位，强调互动和实践，有机结合翻译理论、技巧讲解与针对性实践训练，强化对翻译技巧的掌握运用。[7]
（10）“交互式”教学模式综合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将文字、声音、图像等教学内容形象、直观、快捷地传授给学生，通过师生、学生间多维、全面、深入的积极交互，激发教学潜力，提高学生翻译实践水平。[8]
4 新时期市场需求分析
翻译能力是大学生英语学习和语言输出能力的直接体现，是衡量其英语应用能力的重要指标。日益精准专业的翻译市场越发要求翻译人员具备多元的翻译能力，包括双语语言、文本分析、语言转换、翻译策略、双语文化、专业英语和翻译工具应用等多项能力。在翻译教学实践中，教师应对学生的翻译能力进行细化评估，有针对性、重点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
信息时代要求译员熟知两种语言的使用、懂得使用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和文本处理技术、具备网络资源检索能力及项目管理理念，F代翻译教学必须吸纳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翻译人才培养目标应包括：熟悉与计算机辅助翻译有关的理论知识、技术支持平台、语言服务行业新标准及翻译项目的操作流程，具备独立建立和管理语料库的能力。[9]
5 翻译教学改进策略
翻译教学旨在让学生学习基本的翻译技巧和具备基本的翻译能力，为将来的翻译需求奠定基础，教师应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和树立终身学习意识，提高其翻译实践能力。课程教学应紧紧围绕实践能力培养，坚持应用、实用、够用、好用，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与针对性。
在全球化时代，翻译教学应紧跟翻译行业的实际需求，创新教学模式，采用以时新性、实用性、实践性为特点的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提高专业素质、语言能力、翻译水平、行业素养和岗位核心竞争力，培养具有合作、思辨、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翻译人才。
我们必须构建多元化的、以学生为中心的翻译教学新模式，如“发展翻译能力为中心”、“任务型”（或订单式教学）、“项目式”（项目为主线、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工作坊式”等教学模式（学生为中心、翻译过程为导向），[10]实行开放式翻译教学，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思维，尝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创造实践条件，充分利用翻译市场，有针对地、系统地培养实用型、复合型以及外向型翻译人才。具体改进策略如下：
（1）选用或重新编写翻译教材，教学内容包括词汇/短语、句子、段落、篇章，涉及汉英语言习惯、常用表达方式和文化差异；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综合利用多种资源和理念进行教学过程设计，课程涵盖英译汉和汉译英、兼顾笔译和口译，增加课时，课内教学与课外翻译实践紧密结合；应用现代手段，模拟外事活动，进行情景模式教学，提供课程资源和资料，为学生主动学习、思考、培养批判思维和分析能力创造条件。构建提高翻译实践能力的教学内容平台，建立内容全面、材料新颖的翻译语料库，并对教学材料进行难度分级。[11]
（2）教师切实转变教学观念，教学重心落实在学生的“学”上；尊重学生的情感、尊严和遵循层次性原则，创设轻松和谐的教学环境，创设问题情境和丰富多彩的交互活动，构建“交互式课堂+网络交互实践”的新型教学模式，灵活应用框架式或实践式教学法，帮助学生体验自主学习；针对不同的章节和教学要求，选取和布置相应难度的课外翻译实践材料，帮助学生提高翻译实践能力；及合理运用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
以就业为导向、以工作任务模式设置翻译教学，将经贸、旅游、饮食、合同、广告等众多学科知识有机地融入翻译实践中，提升综合应用英语能力，引导进行合作交流，感悟中西文化差异、学会包容与融合，培养其终身学习理念，使学生适应能力强，工作上手快。
立足PBL教学模式，建立项目式的真实学习情境，选择如项目实例、新闻报道、声像资料、调研报告等真实案例，帮助学生在参与解决问题实践中，发展其认知、沟通、思辨、合作能力。[12]
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能力，完善教学单元模块设计： 基础知识模块（基本原则、标准和市场现状及前景）、技巧模块（词汇和短语、句子、语篇、文化）、理论模块（英汉对比、功能翻译理论）、工具模块（词典和网络应用、计算机辅助翻译）、应用模块（字幕、公示语、新闻、商贸、法律、科技、旅游、饮食翻译等）。教师还可根据高校特色和专业特点对技巧模块、应用模块的内容进行调换和增删，使课程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尝试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笔、口译一体化教学模式，适度拓展口译练习的材料类型，提高文化、文学、艺术等材料的比重，并强化对专业领域、专门词汇的理解与应用效果；遵循复合操练、双向转换、时代性与经典型原则，编写口译教材，使笔译材料与口译材料有机结合、相互促进。[13]
（3）引导和帮助学生学习掌握英汉双语的语言、文化，鼓励学生主动观察、思考、培养创新能力，了解和掌握深厚的翻译知识；指导开展各种层次的翻译竞赛活动或完成部分翻译项目，如国际性的展览会、贸易洽谈会，或成立翻译公司/中心；引导学生广泛阅读高质量的英文材料，拓展知识视野，锻炼双语写作能力；引导学生学会团队协作、提升团队合作意识和能力；传授学生现代信息社会翻译人员所需的高效的翻译手段，引导学生借助大数据和互联网完成翻译任务，向学生介绍中国译典、金山词霸、爱词霸、有道和谷歌等网络字典和搜索引擎、以及Trados、TransStar、雅信CAT等翻译软件，指导学生通过查阅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上海翻译》、《东方翻译》等资源获取有用信息，查找、阅读平行文本，掌握各类翻译文本的特征，提高翻译工作的效率和质量。[14]
（4）高校转变观念，从资金投入、师资培养、教学考核等方面支持教学改革，对翻译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开展有效的教研活动、安排教师到国内外高校参加学术会议和学习考察，鼓励参加CAT技术培训和参与翻译项目，提高教学质量；开设《大学语文》系列课程，举行汉语诗词朗诵会/赏析活动、百科知识竞赛，推荐优秀的中文书目，引导学生扩宽知识面、提高中文素养。
教师更新教育理念，从口译/笔译专业技能、理论修养、百科知识、创新意识、现代教学手段等方面着手充实、提升自己，引导学生掌握笔译技巧、准确运用语言、培养跨文化交际的国际视野，强化对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
地方高校，尤其高职院校应立足于本校、本地区及至周边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设置专业与课程，构建系统多元和跨学科的课程体系、以培养翻译能力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以职业素质培养为指导的翻译教学，积极推动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教学改革，实现第一与第二课堂、学校与企业、学业与职业成长“三结合”，改进翻译教学。
6 结语
翻译教学应是师生、学生间精神契合、平等交流、自由对话的过程，教师应重视翻译的主体间性，采用“翻译工作坊”教学模式，消解教师和标准译文的权威性，鼓励参与分析、讨论与协商，建立平等的主体间对话关系和师生间深厚的情感关系，在潜移默化和互动反馈中帮助学生了解、掌握相关翻译理念和技巧，提高翻译综合素质和职业适应力。[15]
翻译教学成功与否取决于学生参与课堂机会的多少和学生翻译实践能力培养和提高效果上。翻译教学应基于市场和就业需求，实行自上而下的教学模式，尝试“阅读+翻译”，引导学生去对照阅读、译文赏析、小组讨论，“以译促读、以读带译”，培养跨文化意识和处理不同信息、交际功能的文本能力；指导学生完成大量系统的翻译实践，提高翻译实践及综合应用能力。
“翻译工作坊式”教学模式符合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翻译教学的改革方向，顺应全球化对职业化翻译人才的需求趋势，值得推广应用。高校可根据具体情况和需求，灵活采用定单式培养、师资合作、项目合作、实习基地、共建实验室、商讨课程设置等合作形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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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等值自被提出之日起其可操作性就倍受质疑，但多数人仍认为应将等值作为翻译最高标准指导翻译工作的进行。本文旨在通过对该理论的分析，探讨表层直译、深层意译、中西差异以及语言方面对翻译等值有更深的理解，促进人们了解其重要性。
[关键词]翻译等值 译语 话语 中西差异
翻译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周礼》、《礼记》这两部古书中就记载了周王朝官方翻译机构和翻译官员的专门职称。而我国历史上出现的最早的、具有较大规模的文字翻译活动是佛经翻译。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家不仅译出了浩如烟海的经书，而且也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翻译其实就是涉及到不同民族之间语言、文化思想及其它因素的错综复杂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为了避免误解，使交际活动顺利地进行下去，翻译工作者要在正确理解原语的基础上，从译语读者的角度出发，根据译语的语言特点选择恰当的方式表达出原语的含义。但是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无论译者有多么高明，对双语的理解有多么到位，他的译作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憾。等值则是一个目标，一个努力的方向。翻译等值是翻译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它要求译文不仅要在语言形式上对等，而且要能够等值再现原文的意义、精神乃至风格。它是语言学派关注的主要思想，很多西方翻译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译论主张时，往往都离不开对翻译等值问题的探讨。“等值”是几乎所有现论著述中的中心术语。近二三十年来，随着西方翻译理论的引进，我国学者对翻译等值的研究也异常活跃。翻译研究中等值概念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翻译学研究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翻译实践。
古今中外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无不追求完整地把原语的形式和内容转化为译语，以求得双语最大限度的等值。等值翻译理论强调译文和原文在表达上应达到等值效果，符合语言本身的要求。在英汉互译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直译，意译等方法来达到等值翻译，实现两种语言间的交流。直译，是在较低层次上的翻译，指翻译时尽量保持原作的语言形式，包括用词、句子结构、比喻手段等等，同时要求语言流畅易懂。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彼此之间总会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反映在语言文化里，便会出现某些契合现象。意译则从意义出发，只要求将原文大意表达出来，不注意细节，译文自然流畅即可，意译不注意原文形式，但意译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原文随意修改。译文意译是较高层次上的翻译，一般采用句子和句子以上的翻译单位。它往往把整个句子甚至一段话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翻译，而不考虑词语的对应。在翻译中既有直译存在的可能性也有意译存在的必要性。使用直译还是意译，取决于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规则。该直译的要直译，这样才能忠实传达原语的思想，反映原语的表达方式甚至作品的风格，做到形神兼备，否则译品就会失去原作的精髓。相反，如果该使用意译而采用直译的话，这就是所谓的“硬译”或“死译”，译文必定会文理不通，读者不知所云，但如果把“意译”理解为凭主观臆想来理解原文，可以不分析原文结构，只看词面意义，自己编造句子，势必造成“乱译”。 因此在运用直译和意译时，我们必须首先要透彻了解作者的思想和原文所要表达的情感，然后根据一些基本的翻译准则和方法把原语翻译成符合语言习惯的译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既是对作者负责又是对读者负责。
翻译就是转换承载信息的语言。等值性作为翻译学的两条基本原理之一，要求译文与原文在意义上和风格上要达到尽可能的高度等值。只有正确处理个别语言单位和整个语言的相互关系，才能达到等值。翻译标准可概括为三项：等值的再现原著的意义内容；等值的再现原著的话语风格；译文的语言要做到与原文相应的通顺。在翻译过程中，改变的是语言体系，话语信息内容却要保持不变，而语言单位在话语中的对应规律强调的是语言单位在话语中信息量的对应。语言单位的对等服从于话语信息量的等值。对等的语言单位如果不能反映信息量的等值，就要改变语言的表达形式，如用词组代替词，用词代替熟语，用词汇手段代替语法手段等等。翻译的重点是研究语际转换过程中话语信息的传递效果，克服话语中不同语言体系的语言单位差异而等值地传递话语信息的最佳方案，才能获得话语信息的传递效果，对比两种语言，找到等值地传递话语信息的最佳方案，方能获得话语信息的传递效果。翻译的任务是忠实地尽可能等值地传递原文话语信息，尽可能不删改和增减信息内容，它要求译文和原文在意义上和风格上达到尽可能的高度等值。有时，个别语言单位不对应，可以寻求相对应的其它语言手段，或在话语上下文中表现对应。
翻译等值论是西方翻译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它的提出进一步完善了翻译理论。造成等值翻译的相对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其中有形式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文化方面的原因：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有时会阻碍翻译活动。翻译时往往“形”与“神”不可兼得，如何取舍，如何通过翻译尽量加强和增进不同文化在读者心目中的可理解性，缩短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和距离，是从事翻译的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然而，由于中西文化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翻译中取得等值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说等值翻译只能作为一种追求的理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我们也应看到，中西文化的频繁交流与日益融合，为翻译等值论带来了无限生机。西方文化传统是在基督教文化中得以整合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了解基督教文化，才能了解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渊源，所以在等值翻译中了解基督教甚至可以称之为基础。然而回顾人类历史的发展，对民族文化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地壳变迁、民族迁徙、民族的征服与同化和民族之间的战争。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历史文化的痕迹主要残留在习语当中。如果对历史文化不熟悉，在等值翻译中就会遇到很多困惑。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都是不同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历史文化也不相同，因此，在等值翻译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由于历史文化差异而出现的难题。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为历史典故，它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最能体现不同历史文化的特点。因此在中西差异中对两种文化的深刻理解显得格外重要。
翻译等值是翻译理 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对它的界定、价值和作用译界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究其原因，因为它涉及到了翻译的本质、评判标准、翻译的实践原则等根本问题。其实翻译中的等值是两种文化的综合性关系。等值翻译不仅仅追求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等等方面的等值，而是依靠艺术的眼光和语言文化素养，全面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追求信息等值与效果的等值，最终取得翻译的最大等值率。
（作者单位：贵州六盘水职业技术学院社会科学系）
【摘 要】译者对文化构建和跨文化交流的贡献巨大,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尊重。本文试图从译者对文化交流和文学构建的巨大贡献出发,论述译者卑微的社会地位,分析造成译者地位边缘化的原因,指出确立译者的主体地位的必要性。
【关键词】译者;翻译主体;译者主体性
翻译主体研究是近年来翻译研究中比较热门的话题之一,这也是翻译理论研究取得进步的一个标志性的话题。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翻译标准、翻译策略、翻译技巧以及影响翻译的各种因素如意识形态、翻译规范等领域,而对翻译活动的从事者——译者大家似乎都视而不见,极少有人谈及译者对本土文化的传承、文化构建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巨大贡献。忽视翻译活动中译者的存在是翻译研究领域里的一种很奇怪的普遍现象。本文试图从译者对文化交流和文学构建的巨大贡献出发,论述译者卑微的社会地位,分析造成译者地位边缘化的原因,指出确立译者的主体地位的必要性。
一、译者的角色及其对跨文化交流的贡献
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交流需求使得语言和翻译紧密相连。如果没有翻译,跨文化交际和交流永远都不可能实现;就是在同一语言群体中,由于地域或者时间的差异,也需要翻译来实现交流。任何一种孤立的语言和文化如果不能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都很难得到进一步发展。因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互相联系的。一种文化需要不断地和其他文化交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这种文化的交流需要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就是翻译。也可以说正是文化交流的需要催生了翻译活动的出现,而翻译又是一个极其困难而且复杂的工作。严复在《译例言》中感慨,“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即从事翻译工作有三项不易做到的事,忠实于原着,译文通达晓畅,文字典雅。要做到忠实于原着就很不容易,但是如果只注意忠实于原着却忽略了译文的流畅,即使译了出来也等于没有译。郭沫若先生(1954)也指出,“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是尽人皆知的,通过翻译我们可以继承全世界的文化遗产。”“翻译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我不但尊重翻译,也深知翻译工作的甘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创作要有生活体验,翻译却要体验别人所体验的生活。”因此,翻译活动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只要懂点外语,手头有一部字典,任何人都可以做翻译工作。对于译者来说,语言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译者要充分体验原作者的生活,想原作者之所想的同时,还要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在充分衡量和反复修改之后才算完成翻译。
我们谈论翻译主体,实际上就是在谈论翻译活动中涉及到的人。翻译活动中涉及到的人有三种: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从主体这一概念出发,我们认为,原作者创造了原作,是原作的写作主体;译者创造了译作,是翻译的主体;读者(主要指译文读者)阅读、理解译作并期待从中获取自己期待的价值,读者就构成了阅读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翻译主体实际上就是译者主体,译者是翻译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主体,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以及文化和审美创造性(夏贵清,2004)”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在译者对翻译过程的总体把握和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上,包括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对原作的理解和阐释、语言转换的艺术、翻译目的的操控和由此带来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取舍等等。因此,我们可以说,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译者主宰着整个翻译活动,离开译者,翻译活动的链条就会中断。从宏观上看,翻译主体就是译者主体,翻译主体性就是译者主体性。道格拉斯.鲁宾逊也认为,要长期以来译者与作者、读者的关系,要把研究的中心和重点落实到“人”身上,要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所能够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以及译者所受到的不利影响和制约。要注意到作者和译者以及读者是平等的,这样人们才能更好的认识翻译的本质。
二、译者的边缘化地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似乎对译者在跨文化交流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和做出的重大贡献视而不见,译者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简单回顾一下译者的生存状态,我们不难发现,边缘化地位(marginal status)是对译者地位的最佳描述。
译者低下的经济地位。在人们的印象中靠写作为生的人(畅销书作家除外)常常贫困潦倒,入不敷出,而靠翻译为生的人境况更是凄惨。韦努帝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举出了美国翻译家布莱克本的例子来说明译者与原作者相比,收入差距之大令人惊叹。由于入不敷出的窘迫,许多译者不得不在翻译之余寻找兼职以便养家糊口。出版商往往一次性支付给译者一定数额的稿酬,不管这作品后期赢利多少,译者从此在经济上便与他所翻译的作品没有关系,更谈不上对译作版权的要求。微薄的经济收入迫使一些译者为了多挣些稿费,不得不同时接受多个不同的翻译任务,尽快拿出译文(有时是受出版商给出的时间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很难保证译文的质量。出版商为了尽快见到经济效益,迫使译者对原着做大量的编译、节译,很少做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翻译理论的研究和翻译实践就脱节开来。
译者边缘化的社会和文化地位。法国翻译家贝尔曼指出,翻译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被压抑、遭抵制、被奴役的状态”。道格拉斯鲁宾逊在《译者登场》中也指出了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地位低下。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对译者和译作也持相同论调。译者不如原作者,与原作者相比,译者不过是“舌人”、“媒婆”、“仆人”、“搬运工”、“摆渡者”、“叛逆者”、“戴着镣铐的舞者”、“翻译机器”、“不忠的美人”、“毯子的另一面”等等。这些比喻显而易见是对译者价值的否定和贬低。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注重标准的拟定和对标准的遵守。因此传统翻译研究的重点多放在对原作和译作文本的对比上。传统翻译观的核心就是认为翻译只是语际之间的转换,翻译研究就是探讨怎样译、怎样译得好(谢天振,2002)。将翻译只是看成语言层面的转换,译者就成了语言转换的“技术工人”、“译匠”,是“翻译机器”和“文化工具”(查明建,田雨,2003),而译者的文化和文学贡献被忽略,译者顺理成章地被贬到了社会和文化的边缘。
翻译既是不同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过程，又是不同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的交流过程，也是一个深含译者目的、为译语文化带来变革的过程，其必然涉及到不同语言、文化以及其所承载的原文与译文，作者、译者和读者等主客体因素。而不管是影响译文的内在语言因素，还是外在的社会文化规范因素，都必须通过译者的中介作用才能具体体现在译文中。作为翻译活动的核心主体，译者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作品的理解和阐释、翻译策略的选择、语言文化的创新及翻译产品在译语文化环境中的影响等方面对译文起着重要作用。当然，研究译者的主体作用，必须联系到其在三元(原文、译者和译文)、诸“者”(作者、读者、委托者、译评者、译文使用者等与翻译过程有关的其他人员)关系的视角(胡庚申，2004)，及三“规范”(原语、译语规范及译者认同的规范)与规范自身的三层次划分(主导规范、主流规范与支流规范)。只有正确认清译者在诸环节的位置，才能解释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诸种选择。自系统规范理论被引入翻译研究以来，从佐哈尔、图理、切斯特曼、赫曼斯到勒菲威尔一直在不断拓宽并加深翻译研究，不论是某时期翻译的总体行为，还是译者个体的翻译行为，大部分翻译现象都可以被纳入系统规范的框架中加以解释。但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却存在着简单化、机械化的倾向，没有理清文学翻译系统规范理论本身之间的关系及其各自的理论基点和应用范围，这导致其在解释大量翻译现象的同时，也存在着大量不能用其解释的方面，造成了其在应用上的自相矛盾之处，国内已有学者对此做过具体论述(谢世坚，2002;邵璐，2004;张南蜂，2008)。由此引发的诸种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在不同历史时期，译者的翻译行为是否仅仅受制于外在规范的影响?同一文化语境内部的不同译者基于同一原作的译文彼此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同一译者在受制于不同时期规范因素影响的同时，为什么在译文中表现出相同的语言翻译策略与思想倾向?种种翻译现象都清楚表明，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视域中的复杂多变的翻译行为很难在规范的框架中全部加以解决，这要求我们回归译者，看是否能从译者自身的角度来解释其翻译行为，而不能仅仅止步于分析某一时期文化中的主流规范，并进而将译者的行为简单地认为是遵循特定时期主流规范的行为。以上种种现象都需要我们认真分析研究译者主体性及其与系统规范结合的具体途径，在克服以上矛盾的同时，从新的角度来阐释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描述规范理论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者就译者身份地位、主体性构成因素、主观能动性发挥及翻译主体间性等方面做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其关注点多集中于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原文读者、阐释者及创造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问题，而就其对译本选择、文化意图与译者自身的美学、意识形态观点之间的关系等研究相对阙如。国内研究多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切入来解释译者主体性，采用以译者为中心的阐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不同视角介入翻译研究，尤其是文化转向以来，译者作为文本意义建构者的主体地位得到空前的强调，彰显了译语文化的影响与译者作为改写者的能动作用。这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新空间，采用客观描述的方法来具体分析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翻译现象，并把译文放置到社会环境中去研究制约其的意识形态、赞助人等规范因素。这能够解释某些翻译现象，但它在超越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同时，过分强调影响译文的外在规范因素，在彰显译者主体地位的同时，对其主体性的发挥有受外在社会规范影响的决定论倾向。描述翻译学研究是对传统翻译规定性研究的一种超越，其系统规范概念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历史上某些翻译现象，但在其具体应用中存在着各种问题:1)对翻译规范性质理解存在误解，规范研究是一种描述性视角，但规范本身应是规定性的，并具有约束力;2)把各种规范概念应用到具体的环境中，但却没有理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他们之间的理论基础、对象性质、任务目标是什么?有哪些相似点和不同点?这需要进行具体的梳理，而非单纯的介绍和机械应用;3)它过分强调主流规范，疏忽了主导规范和支流规范，从而把丰富的翻译现象简单化。它过分强调规范的决定作用，忽视了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和译者自身的主体性、能动性与超前性。由此导致了该理论在研究翻译现象时出现了有趣的悖论:一方面，该理论认为译者的翻译受各种规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非主流规范对译者的影响视而不见。该理论试图超越传统翻译研究中孤立的文本对照，开辟一条动态的、系统的翻译研究途径，但由于它过分强调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使其最终违背了自己的初衷，落入理论僵化、绝对化的窠臼，因而遮蔽并抹煞了译者的主体作用，把翻译看成完全由主流规范决定的机械的、简单的、直线的现象(张齐颜，2005);4)它过分强调两极，在翻译策略上仅仅局限于异化和归化，没有看到中间环节，即任何译文都是原文和译文、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杂合，不存在绝对的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因而导致了其研究方法的僵化与简单化。这需要我们从社会学视角来解释译者违反规范的具体原因，以兼合翻译系统规范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布迪厄文化社会学中的场域和惯习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理想模式。
三、文学翻译场域中的译者惯习与规范研究
翻译是一种由规范制约的社会活动，翻译的选择、生产、传播、消费与接受必然与社会整体系统密切相关。从社会学视角来分析影响译者做出不同决定的原因，探究翻译活动与社会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种种联系，能够从新的角度为译者主体性与翻译规范的联系做出新的阐释。早在1972年，翻译学创始人詹姆斯•霍姆斯就提出翻译的社会语境化问题，建议“高度重视此类研究，促进翻译社会学的发展(Holmes，1972)。此言或许不大合适，但准确地讲，它应该是翻译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也是社会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因而可称之为“社会翻译学”。发展至今，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连贯的理论框架，它更加关注译者，批判性地分析了译者作为积极参与文化生产与文化再生产的社会文化行为者的角色，其理论中的惯习及场域概念已经愈发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超越了传统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之间的二元对立，从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现象，实现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结构性与建构性以及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惯习作为其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示系统，它是持久的可以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既来自社会制度，又寄居于身体之中。”(布迪厄，1998)它显示着个人接受教育的社会化过程，浓缩着个体的社会地位及生存状况，集体的历史及文化传统。从惯习内在的生成性而言，它是建构中的结构，下意识地形成人的社会实践。什么样的惯习结构就代表着什么样的思想方式、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从惯习理论考察实践确立了实践的历史性，避免了简单直接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个人认知和社会规范视角的二维融合。同时惯习又具有结构化与被结构化的双重特征，也具有适应环境并反复构建的能力。随着外部条件及社会结构的变化，惯习会不断地调整自己以使自身的主体行为与所追求的理论目标相契合。场域是个体所占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场域中的行动个体对场域关系结构起到建构作用，但其属性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个体属性。场域中不同的个体凭借不同的资本实力和权力，以竞争冲突的方式来不断争取和巩固自己的位置，造成场域格局的不断变化。译者惯习和场域概念为社会环境制约下的译者翻译活动提供了新的解读方法，一反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中外在社会规范因素对译者的决定性影响，正确地阐释了翻译系统规范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翻译场域中，因译者的不同位置及其所拥有的资本不同而形成了不同层次的规范，具体可以分为主导规范、主流规范与支流规范。主导规范是在社会主导政治构架中以制度化方式确定的，它由一定社会统治者倡导传播。一般说来，主导规范在阶级社会里是服从于统治阶级的。主流规范是在被多数社会成员接受的程度上进行确认的，它被多数社会成员实际接受并形成强大舆论氛围和心理倾向，会对主导规范和其他规范造成排斥压力。支流规范是既没有得到官方支持，也没有得到多数社会成员接受的规范，只是为特定的人群服务。在通常情况下，主流规范虽然是事实上的主导规范，但他们之间差别仍然巨大，因为一种规范即使被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是统治者未必在制度层面上接受它，它在政治构架中未必有存在的空间。译者对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必然受到其在不同翻译场域中的惯习影响，如果原文语言文化规范与译者自身惯习及译文中相应主流规范一致，其会采取相应的异化策略，尽量保留原文中的一些语言文化因素;如果他们发生冲突，则要从译者自身惯习角度考虑其到译语环境中相应规范的遵守与背离及其相应的文化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兼合了翻译规范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如图1所示:如图所示，因译者在原语文化语境或译语文化语境中所处的位置不同，长久的语言文化形塑作用使其具有持续的惯习系统(基本惯习)，而它直接决定了译者的原文翻译选材及其翻译策略。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在面对原语及译语语言文化规范时，会以自己的基本惯习以基础来认同或排斥原文中的规范，而在译文中表现出对不同场域规范的认同和排斥，因而在语言、政治、宗教、伦理等不同的场域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即他们分别属于译语场域中不同层次的规范。如果译者的翻译选材与翻译策略认同的是译语中主流或支流规范，其会为译语语言文化带来变革，如果是顺应其主导规范，则会多采用归化策略，进一步巩固原有规范的地位，而这也直接决定了译语读者的反应。总体来说，译者的惯习结构并不是均衡一致的，而是在各场域中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这与其长久的性情倾向系统相符。
(一)译者惯习与翻译选材
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必然涉及到译者的翻译动机与目的，目的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得翻译的过程远非语言形式的转换那样简单，它制约了翻译的文本、策略的选择(涂兵兰，2010)。不同时代社会环境中，因译语外在规范因素强弱及译者惯习结构互动，而在翻译选材上表现出层次不一的标准。在历史动荡或社会大变革时期，翻译家们往往出于政治的动机，把翻译当作实现其政治理想或抱负的手段，因此，他们在选择翻译的作品时，特别注重其思想性，如梁启超、胡适、鲁迅、巴金等人的选择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在社会环境稳定的时期，翻译家们则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作品的文化内涵、审美价值和艺术性(许钧，2004)。但不容否认的是，即使在译语规范很强的环境中，译者有时也采取支流规范来试图颠覆主导或主流规范。译者对主导规范及主流规范的顺应也并非仅仅是受到强压而采取的被迫行为，有时是他们的自发行为，表现了其持续的惯习影响力。新中国建国后的很长时间(1949－1978)，强大的外在社会规范压力造成了这一阶段译者在翻译选材、文化身份意识及翻译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削弱，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译者都无一例外地顺应译语社会的主流或主导规范，优秀译者仍然在翻译策略方面表现出了很强的主体性。译者杨宪益对于出版社强加的翻译选材感到别扭，认为译自己不想译的东西是在浪费时间，但《水浒传》译者沙博理却并不在意，张友松虽然在意，却逐步适应并且喜欢上了。译者主体性遭到削弱有时也表现在译者被迫放弃第一次选择，转而在那些为政治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认同的作家作品里做第二次选择，如查良铮、卞之琳等;或接受毫无准备的翻译任务，如钱钟书、冰心等(王友贵，2004)。不管外在的规范力有多强，有的译者会坚持自己的选择标准，如屠岸先生所言“我选择作品进行翻译，有自己的标准:一是在文学史上(或在现代、当代舆论上)有定评的第一流诗歌作品;二是我自己特别喜爱的，能打动我心灵的作品。”(屠岸、许钧，1999)这表现出了其自身的惯习结构对于翻译选材的持续影响。
(二)译者惯习与翻译策略选择
外在语言及社会文化规范对译者的影响是通过译者惯习对其认同或排斥而体现在译文中的。译者对原文内容的处理有异化和归化两种策略，当原文各场域中的规范为译者所认同时，其会采取异化策略，尽量忠实于原文内容;当相互矛盾时，译者会采取归化策略，来顺应译语中的主流或主导规范。通过对20世纪初期译者林纾对《大卫•科波维尔》翻译策略的具体统计，研究者(姜秋霞，2009)发现其翻译策略的总体文化价值取向为归化，比率达85．83%，表现为对传统主流文化、文学立场及文化心理的坚守，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在政治、宗教及伦理等场域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并非完全顺应译语中的主流及主导规范，而是表现出了相当的差异性，其在政治方面的异化率为21．43%，表现出了对西方民主、自由平等观点的引进;宗教8．77%，表现出其强烈反对西方基督教思想;伦理18．37%，显示出其对传统思想的维护，但也有表现出一些进步倾向。这可以解释其思想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进步的一面主要体现在其积极地学习和尊重西方文学，而保守的一面主要体现在其对传统伦理道德的维护和对彻底清政府统治的反对。这可以解释译者惯习结构中因对各场域中规范的认同或排斥而造成了翻译策略中存在的差异。译者的惯习对其翻译策略的宏观价值取向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其在各场域中的不同位置使其在微观策略的选择上具有很大差异。在考察某一时期文学翻译时，我们还得分析译者的主体作用，因为外在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必须得到译者的认同才能产生相关的效果，这样才可以合理地解释同一时期出现的翻译多样性，也可以解释在外国文学译介过程中译者为何采用了如辑译、编译、译述、选译、译意、改译、译注、译评、编述、缩写、重述等不同的策略。
关键词：韩国语翻译课堂教学 以学生为中心
基金项目： 2010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6010001）
自进入信息化、国际化的2l世纪以来，社会就对高等学校培养高素质的翻译人才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翻译是外语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一种基本技能，翻译教学是满足社会发展、造就未来翻译人才的重要环节。韩国语翻译教学是培养学生韩国语的综合应用能力，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鉴于此，本文将就“以学生为中心”的新教学模式，以课堂教学为契入点，探讨朝鲜语翻译教学。
韩国语翻译教学的特点及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韩国语翻译教学的特点
翻译种类就其翻译方式来说，有汉语译成外语（简称“汉译 外”）和外语译成汉语（简称“外译汉”）两种。就其工作方式来说，有口头翻 译（简称“口译”，interpretation）和笔头翻译（简称“笔译”， translation）之分。口译包括交替传译（简称“交传”，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和同声传译（简称“同传”，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或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两种。就其程度而言，可分为全文翻译（full translation）和部分翻译（partial ranslation），如摘译。上述各种翻译既 有共同之处，又各有其特点。
但是由于翻译教学是在古典语言学研究以及对语言传统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 因此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及自身的缺陷, 概括起来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 1)翻译教学不太重视口语教学, 忽视对话交流, 致使大部分学生在课堂上以及课堂后都不愿开口, 交流意识明显不足。( 2)过于重视语法规则, 而忽视了必要的语音和语调教学。( 3) 大多数情况下, 教师扮演的角色过重, 造成学生有依赖性, 不利于其自学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久而久之, 使学生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更是偏离了翻译教学的根本目的。尽管缺点不少, 翻译教学的优点却是极为明显的: ( 1)最大程度地提高使用语的主动性, 加强对语法规则的认识及敏感性。教学实践证明, 这一体系有利于学生较好、较快地掌握目的语的整个结构,不断提升对语法规则的认识, 有意识地改正自己所犯的语言错误。( 2)最大程度地帮助学生系统掌握语法、词汇之间的关系。大量的翻译练习会有效地将语法与词汇结合起来,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翻译教学与实践可以最大程度地帮助学生将外语与本族语进行对比与转化, 实现外语与本族语之间的任意穿梭。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说:我相信, 对于中国学生, 最有用的是让他认识到英语和汉语的差别, 在每一个具体问题、词形、词义、语法范畴、句子结构上, 都尽可能用汉语的情况来跟英语作比较, 让他通过这种比较得到更深刻的领会（吕淑湘，1983：3）。 ( 5)使学生对不同文化进行有效的对比, 从而进一步提升语言质量与交际的实效性。
2006年3月，教育部在《关于公布2005年度教育部备案或批准设置的高等学校本专科专业结果的通知》中批准了设立翻译(本科)专业，翻译教学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翻译(本科)专业的开设不仅是翻译教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标志着在我国已形成了完整的三个层次翻译教学体系，即纯粹作为外语教学手段的教学翻译；作为外语专业课的翻译教学；作为翻译专业课的翻译专业教学。我国高校外语类之最大语种英语专业顺应社会的需求，在开设英语专业翻译课程的同时，很多学校又成立了翻译学院和翻译专业，并开始招收翻译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翻泽 专业的专门课程。朝鲜语专业尽管近年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仍处在招生规模不大、科研有限的状况，作为零起点的外语教学在短期内还达不到全国外语学科翻译教学体系的第三个层次，在本科阶段不可能像英语那样设立单独的翻译专业。这就对朝鲜语教学模式有别于英语专业翻译课程的教学模式，既要符合时代的发展，也要适应专业的特点。
（二）翻译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翻译教学方法的研究中刘宓庆认为，翻译教学的核心任务可以总括为：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和强化学生对翻译的认识。翻译能力包括五个方面：语言分析和运用能力，文化辨析和表现能力，审美判断的表现能力，双向转换和表达能力，逻辑分析和校正能力。（王艳，2005）蔡毅认为，“翻译教学的根本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必要的翻译理论知识，明确典型的翻译难点，掌握、克服这些难点的翻译方法和技巧，是使学生具备从事翻译实践的技能和熟巧。
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以老师为主。主要是靠黑板演示学生的主体作用得不到发挥,课程的实用性得不到体现。长此以往,学生的自主学习动力及学习热情都将降低,课程效果自然会下降。传统的翻译教学仍是以期末的一张试卷作为对学生考核的唯一方式,导致学生只知道背诵书中的内容,忽略了翻译的技巧,更放弃了口译的练习。这完全是一种应试教育模式下的产物,跟“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完全脱节,无法完成翻译教学的核心任务和根本任务。
以“学生为中心”的翻译教学新模式
翻译课程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教”与学生“学”两个行为角色、学生“学”与“译”两个过程来完成的。
教师引导，学生主导的课堂组织方式
翻译课程教学模式输入现代的教学理念，要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从重知识传授转向重能力培养，即“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文军，2004：3)。因为，学生既是知识的载体，更是学习的主体。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下，“翻译教师仅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和指导者的角色已远不能满足教学的需求”（唐伟清，2006:116），教师通过多种途径突出学生的中心地位，形成课堂上的新型师生关系。教师引导，学生主演的课堂组织方式促进学生学习欲望。“不妨采用小组讨论，先让同学组内提出问题、解决部分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再由老师和学生讨论解答，也可以采用演讲、辩论等方式进行学习，从而启发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姚笑寒，2007:134）。
轻松的学习氛围，加强学生的翻译实践
良好的学习氛围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他们能够主动学习，有效地达到教学目标。相反，沉闷的课堂气氛，没有学生的参与，或者缺乏练习的机会，就会使学生对语言学习逐渐失去兴趣。鉴于翻译教学特殊性，教师可进行双语教学。流利的韩国语表达可提高学生理解和交流能力，而适时的中文讲解(文本比较或译文赏析时)更利于学生掌握韩国语和汉语的不同表达。同时加强学生的翻译实践及课堂发表，加大学生的参与，形成轻松的课堂氛围。
(三) “自主学习”、“创新能力”为核心
在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应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以“自主学习”、“创新能力”为核心概念。在教学过程中要创造真实感，让学生进入角色、模拟真实的翻泽情景；不埋过多的“陷阱”，布置给学生翻译的文章要长度合宜，难易程度适中；提倡主动思考，不轻而易举地提供现成答案，而是启发和指导学生去思考分析，寻找最佳的译法；鼓励创造性，以翻泽作业为平台，不仅点评学生的错译，而且点评学生具有创造性的译法；倡导积极主动，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主动挑选翻译材料，翻译所喜欢的文章；推动合作，提倡学生小组式讨论，共同发现、探讨和解决问题；建立互评，让学生相互分析与评判译文，形成多维角韵翻译效果评价。
这种教学形式不仅可以营造愉快轻松的气氛，而且还可以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克服被动“等靠要”的思想，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翻泽，而且还将学生的独立翻译活动与学生之间的协同探讨结合起来，既培养了学生的竞争意识，让他们学会运用已掌握的语言知识解决翻译问题，也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让他们在与其他同学的协同探讨中，从对方或他人那里汲取各自的优点和长处。与此同时，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给学生更大的发挥空间，不要仅局限于一种参考译文，而是要把翻译改错变成发展学生的知识技能的策略，把知识的传授和获得看成足学生自己去探索和获取知识、发现真理的过程，不但要注重学生学习的内容及翻译结果，更要注重学生的学习策略及翻译过程。
结论
翻译是外语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一种基本技能，翻译教学是满足社会发展、造就未来翻译人才的重要环节。韩国语的翻译教学既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又要符合专业的特点。 “以学生为中心”的新模式教学要求建立新型师生关系，轻松的学习氛围，以“自主学习”、“创新能力”为核心，激发其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翻译能力和思考能力。
参考文献：
[1] 文军，论翻译课程研究[J]，《外国语》，2004年第3期，64―70页。
[2] 唐伟清. 教师在英语课堂教学中的主导作用[J]. 天津 职业院校联合学报, 2006 (3).
[3] 姚笑寒. 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角色新探[J]. 2007 (2).
[ 4] 吕淑湘. 中国人学英语[ 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3, 2.
[5] 王艳，大学英语翻译课程的重要性和具体应用，山西师大学报 ， 2005年第3期，186-187页。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生态主体；适应选择；翻译教学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11-0209-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4.059
全球范围内对生态的关注，引起了生态相关学科的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要求与世界接轨，加之高校翻译理论改革的趋势要求，生态翻译学应运而生。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兴未艾。然而，生态翻译理论刚刚进入英语翻译教学研究之中，其理论和模式距离成熟尚有不短的距离。本文试图从生态翻译理论这个全新的视角和思维方法入手，注重生态翻译系统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整体性关联活动，通过“适应选择”和“汰弱留强”，创造以学生为主体，统筹整个翻译生态系统的英语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和环境。
1 . 生态翻译学和英语翻译教学
胡庚申以生物学家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理论依据，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明确了翻译的定义即“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申，2004：38），通过“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可以达到“汰弱留强、适者生存”的翻译目的。生态学注重整体和关联，强调个体对整个环境的依赖（胡庚申，2011：96-100）。生态环境是有机的统一体，任何因素都会对整体的生态系统产生影响，极有可能出现“蝴蝶效应”。而翻译生态系统也不例外，各相关利益者都存在关联活动，进而使翻译行为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整体性活动。其中，关联序链（the sequence chain）是翻译生态和自然生态之间的内在联系。翻译是语言活动的一部分，语言属于文化，而文化属于人类，同时人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翻译和自然界之间存在这种联系被称为“关联序链”（胡庚申，2010a：62-67）。因此，研究翻译活动不能分开割裂看待任何现象，需要把其放入整个生态系统中。
同时，翻译课一直是英语专业教育教学的核心课程，不仅对学生的语言基本功要求甚高，而且还要结合百科知识和一定的翻译技巧。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高质量外语翻译人才的不断需求促进了翻译教学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随着英语专业由热门专业逐渐走向衰落，学生对单纯语言技巧的狂热追求开始逐步落实到更为实际的语言运用能力的需求，翻译课成为外语学习成果责无旁贷的承担者。然而传统翻译教学方法一直以来以单纯的技巧训练为主，教学内容与实际应用脱节，因此其效果备受质诟。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方法论，全面动态地理解翻译生态系统，把翻译教学系统中学生、教师、语言、文化、交际和整个翻译系统和谐统一，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生态要素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使之协调共生，希望可以提高翻译教学的有效性，同时促进英语翻译教学的整体和谐发展，进而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英语翻译人才。
2 . 英语翻译教学生态模式中生态要素简析
从生态翻译学来看，英语翻译教学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复杂的生态系统，其主要生态因素包括学生、教师、课程、学习、软硬环境等几个方面。其中英语翻译的学习是该动态过程的核心，在英语翻译教学过程中扮演着主要作用。其他动态要素作用于该过程，融合整体性关联活动，通过适应选择和汰弱留强，促进英语翻译教学系统和谐发展。
英语翻译教学系统的生态因素相互作用，互相影响，整个系统的和谐统一依赖于各个生态因素作用的正常发挥。学生是教学生态的主体部分，在翻译教学生态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学生的表现直接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同时，教师的指导也是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着学生生态主体的表现。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必须改变成教师为学生辅助者的角色，对学生加以引导，同时监控学生之间的学习和合作模式，配以练习布置、评价等环节，促进学生和老师之间的生态关系平衡。
课程是教学生态系统中又一生态因素。翻译是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的必修课，课程设置是学生能否获得更多翻译知识的重要因素。合理的课程设置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力，使生态主体作用得到发挥，有利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
软硬件环境也是构成翻译教学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分。软件指的是有利于整个翻译教学生态的组成部分，包括良好的学习氛围，文化的熏陶以及翻译团队合作精神等，而硬件指的是促进学生翻译水平提高的先进语音实验设备，合格的师资等。
3 . 生态翻译学指导下的英语翻译教学现状分析
传统翻译教学多以教师讲解基本翻译技巧和学生翻译练习为主要模式，教师和学生的互动通常局限于教师提问和学生回答。这种情况下，学生只是获得了该部分内容的翻译知识，而相应的翻译能力和水平提高并不明显。所以很多学生感觉上了一学期或者一年的翻译课之后，并没有取得很多实质性的进展。以前的翻译教学论文大多是从翻译理论和教学方面进行实证研究，而本篇论文尝试着从生态翻译学来分析目前英语翻译教学当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所在大学翻译课堂的观察比较，发现主要问题有生态群落主体意识模糊，多维角度失衡和关联序链断裂等三方面的问题。
3 . 1 生态群落主体意识模糊
胡庚申（2011：96-100）认为，翻译群落指的是翻译活动当中涉及的人，包括译者、读者、作者、出版者、评论者等，其中以译者为代表。胡庚申这里指的译者是相对成熟的译者，而笔者认为译者培训系统当中的翻译学习者同样属于这里的译者范畴，是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当中的主体。目前的英语翻译教学课堂中，翻译学习者的生态主体意识相对薄弱，过度依赖于辅助者的作用。他们课上听取教师对翻译技巧的讲解，完成相应的翻译练习之后，很少主动思考翻译实践中自己遇到的问题，不能够针对自己的弱项进行有意识锻炼，进而提升翻译实践能力。
3 . 2 多维角度失衡
生态翻译学生态系统当中的“多维整合”原则是为了使译文在新的语言、文化和交际生态当中“生存”和“长存”所追求的译文整合选择适应度（胡庚申，2011：98）。这种适应选择要求译文产生时，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方面做到适应性选择，统筹所有生态因素，综合考量各方面条件，尽量产生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程度较高的译文，即产生“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
在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当中，生态主体学生译文的选择适应度关系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在课堂实践翻译中，学生译文会出现诸多问题。除了最常见的语言问题之外，忽略文化维和交际维传达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某高校宣传册上用“大学之道”作大标题，统领学校介绍各方面，课堂上有学生将其翻译为“The University Avenue”，从字面上“大学”对应“university”，“道”对应“avenue”。但是这样的译文含义跟源语相去甚远，三维表达都失妥当。也有学生将之翻译为“The Principle of Great Learning”。从字面上看这里的大学兼顾了古代“大学”的博学之意，而“道”的本意是道路，可以引申为原则或规律。这样的译文看上去似乎也未尝不可。但是翻译当中最重要的是语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的“大学”和上文提到的“大学”的高等教育学府的含义迥然不同，学生的翻译忽略了文化维和交际维层面的需求。
在课堂翻译实践当中，过分注重语言维，缺乏对另外两种维度的关照，导致三维角度失衡的情况不断发生，这也是目前翻译生态课堂不平衡的现状。
3 . 3 关联序链断裂
胡庚申（2010b：1-5）把“翻译”到“自然界”的内在逻辑联系的认知视野延展的链条称为“关联序链”（the sequence chain）。翻译通过语言、文化、人类活动和自然界相关联，同样，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培养的生态主体是潜在的合格译员，译员通过翻译作品接受社会检验，社会检验反作用于译员使其进行调整适应社会要求。翻译教学生态环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如下：
这个链条可以很好地反映教学生态系统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有社会的不断检验才能促进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当中学生的良好发展。
目前的英语翻译教学课堂更多的是闭门造车。教师传授课本的翻译理论和技巧，学生按照教师的思路进行课堂练习，所有的活动都处于封闭的翻译教学系统之内，没有和外界建立良好的交流评价体系。如此，学生的成果只是凭借教师的一家之言，没有竞争机制，没有外界刺激因素，从而造成学生和整个翻译的大生态系统相脱节，造成关联序链断裂，整个翻译教学生态失衡。
4 . 生态翻译学指导下的英语翻译教学系统建构
在生态型的翻译课堂当中，学生无疑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中心。其他各项要素综合作用于学生这个中心，以期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4 . 1 促进翻译教学生态主体间的互利合作
教学生态系统当中，两个最大的生态因素是学生和教师。教师和学生之间只有互动，相互影响，才能相互调整，互相适应。因此，课堂生态主体，即教师和学生的辩证关系可以用如下词语概括：平等共生、相互竞争、协同进化（邓海燕，2012：165-166）。
生态教学系统当中虽然全面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但是离开教师，学生活动就会陷入无规则运动之中。当然，教师也不再是课堂的主宰者，而是整个生态系统当中的一分子，可以和学生平等交流，共同进步。此外，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教师之间存在着竞争。学生之间的良性竞争可以促进学生资源共享，相互监督，共同进步。学生和教师之间的竞争关系在于任何一方的过度强势都会造成生态系统的倾斜，过度夸大任何一方的力量将会造成生物链的断裂，进而影响整个生态健康。最后，教学生态系统中学生和教师当中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引起对方发生相应的变化。双方主体的协同合作，将会促进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也有助于学生提高相应水平。
4 . 2 发挥英语翻译教学生态系统下教师的作用
教师是生态翻译教学中的“分解者”（周芬芬，2013：434-435），在翻译素材和社会信息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目前的翻译教学当中，教师大多主要引导学生按照翻译技巧进行翻译练习，作用较为局限。在生态翻译教学系统下，教师要统筹全局，用整体观照的眼光发挥多方面作用。首先，教师应该选择与时俱进的教材，根据学生个体特色，进行材料补充，充分发挥教材选择的主动性，摒弃一本教材多年不变的习惯。教学内容方面可以融合文学、商务、教育等多方面题材，激发学生兴趣的同时可以提高翻译的实用性。其次，教师需要灵敏捕捉到翻译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内容，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第三，利用多种模式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兴趣，通过任务型教学、讨论会等方法使课堂形式多样，增加学生输入量的同时鼓励学生输出。
4 . 3 注重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活动
生态学重视个体对环境的依赖，各个系统组成成分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使得系统成为一个统一的相互关联的整体（胡庚申，2011：96-100）。自然生态系统当中每个成分的改动必然会引起其他成分功能的改变，而且各个成分的有效统一作用会大于各个成分的简单相加。翻译生态系统也不例外。
在目前的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当中，翻译教学活动多投放精力于课堂的双语对比，技巧讲解和理论剖析，再辅助以翻译实践练习。这样的模式在短时间内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提高学生基本的双语互译能力，然欲使学生的整个水平再上新台阶却难上加难。笔者认为，究其原因是目前的翻译教学生态失去了和整个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活动造成的。即应把目前断裂掉的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和其他有效成分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循环的良性发展系统。这个外界刺激性因素可以由教师负责选拔相对优秀的学生组成“翻译队”，并由教师牵头和市场翻译公司联系，通过翻译稿件的测试，承接一定的翻译任务，教师负责严把质量关，逐步促进其正常运行。这样学生既可以很好地锻炼自己的翻译能力，又能获得一定的经济报酬。在经济改善和能力提高双因素刺激下，学生会积极提高语言水平和翻译水平，努力加入学校的“翻译队”，进而形成良性的循环体系。这样的循环体系的建立补充了原本断裂的生态链，形成了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和整个生态系统的整体关联。
4 . 4 完善生态翻译教学系统评价体系
注重过程和翻译主体取向的考核评价体系是生态翻译教学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宋志平，2012：84-90）。目前的翻译教学主要以学生翻译练习和教师课后批改和课堂评价为主要形式。学生对翻译的认知处在被动的基础上，而生态翻译教学系统要发挥学生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翻译就是在互相讨论中产生的（Peter， 1995），学生可以小组为单位，对译文进行相互评判，并分析反思采用某翻译技巧的原因，因为客观的角度反思有利于提高翻译者的翻译能力（Paul， 1995），评选出“三维”角度整合程度最高的译文，实现译文的“优胜劣汰”。
5 . 结语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英语翻译教学以整体的观点关照整个翻译生态系统和大的生态系统的关系，从促进生态主体间的互利合作、注重关联性活动、提高教师作用、完善翻译评价体系方面论述，试图调整目前英语翻译课堂教学当中出现的生态群落主体意识模糊、多维角度失衡、关联序链断裂等问题，全方位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
参考文献
Kussmaul， P. Training the Translator[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1995.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 1995.
邓海燕、谢杰.教学生态学视域下英语课堂生态主体的角色定位[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2（4）：165-166.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的基础[J].外语研究，2010a（4）：62-67.
胡庚申.翻译生态vs自然生态：关联性、类似性、同构性[J].上海翻译，2010b（4）：1-5.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生态理性特征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中国外语，2011（6）：96-100.
关键词： 信守内容意旨；遵从译语习惯；切合语体语域
abstract: transmigration, an abstract whole at large, is too good to be practical and such concrete subwholes under “good translation” as fidelity to the source-language text in content and intention, grammatical normality, and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are more workable as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fidelity; grammatical normality;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
从“雅“来看，严复以“雅言”来“达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为当时的白话远未成熟，饱读先秦诗书，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积习，摇头晃脑地读起古书来连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触“利俗文字”，对“利俗文字”的运用不像对古文的运用得心应手，但又要翻译，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择取后者了，不仅翻译的时候，甚至在日常写作中，大概也会觉得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更重要的是，作为复古的维新改良派，严复的翻译所针对的读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使他们能够看自己所译的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用“雅言”来吸引他们，借“雅”以破启锢闭，从而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西方学理，正如严复在其《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中所言：“吾译正以待多读古书之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一语道破天机！严复的“雅”诚可谓用心良苦：从表达形式入手，使士大夫们认为“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而最终“倾倒”。当然，严复毕竟是带有复古思想的维新改良主义者，后来又沦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历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众”是历史的推动者。
单纯从翻译标准的角度审视，“若是全盘而真实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连它的文字的风格、神韵都传达了出来，则不但‘顺’没有问题，就是所谓‘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话）也没有问题。‘信’、‘达’（顺）、‘雅’三字，实在作到一个‘信’就都有了。”⑧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信、达、雅”在逻辑上确实“先天不足”。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不仅指出了“善译”的条件 — 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译”的过程 — “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 — “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一言以蔽之，即是“信” — 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较诸严复的“信、达、雅”则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译”、“意译”和“信、达、雅”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中得到了统一。如果说“直译”是为了“信”而“意译”是为了“达”的话，那么，既然译者已经“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会成为问题；既然译者已经“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则“达”自然也不会成为问题。同时，以译者能够“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为前提，原文“雅”，“译成之文”则定然不会“俗”，反之，原文“俗”，“译成之文”也定然不会“雅”。
马建忠的“善译”无疑就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奈达的“等效”，还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钱钟书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译”的圈子。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如果采用“善译” — 或者“等效”、“神似”、“化境” — 作为标准去衡量译文，可以断言，没有任何译文能够“达标”，因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⑨。虽然高标准是为了严要求，但是既然“法乎其上”最终也只是“仅得其中”，那么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创造”，视翻译为艺术；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观规律”，视翻译为科学。但是，不管视为艺术，还是视为科学，翻译的根本任务即在于“传真”，译者不能充当“说谎的媒婆”，⑩否则就会怨偶无数。翻译无非是用新瓶子装旧酒，虽然瓶子 — 语言文字类型 — 换了，但是酒 — 内容风格效果 — 却不能变。
翻译必须“忠实”，这是共识。但是，“忠实”什么？“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译文无疑就会“异彩纷呈”，因“隔阂”而不“合格”。译文的语言表达如果连“贯通”都做不到，读者还怎么去“融会”？结果又怎么可能“与观原文无异”？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就大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