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8 04:48:49
是革命领袖，同时也是诗人。梅花瑞雪，战地黄花，残阳如血，击水新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的诗词作品把典雅高古的旧体诗词同中国革命的历史风云紧密融合，绽成了诗词创作中的一朵奇葩。《沁园春・雪》就是历来被人们所传诵的篇章之一，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雄奇精辟的语言
这首词的语言运用雄奇精辟，已达到了字字珠玑的艺术境界。全词仅114个字，就勾画出了一幅北国风光图，评论了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人物。词的雄奇首先表现在副词上。如“惟余茫茫”的“惟”强化了白茫茫的景色；“顿失滔滔”的“顿”写出了变化之速，寒威之烈；“竞折腰”的“竞”字写尽了英雄之间激烈的争斗，写尽了一代代英雄的相继崛起；其他如“分外”、“略”、“稍”等，用得十分贴切，增强了词的表现力。其次表现在动词上。如“封”字显得凝然安静，“飘”字显得舞姿轻盈，“舞”字显得舒展柔美，“驰”字显得奔腾壮烈，“望”字尽显壮志凌云，“惜”字饱含惋惜之情。最后表现在修辞上。多种修辞的综合运用，使得词的形象逼真生动，异彩纷呈。如“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集对偶、比喻、拟人、夸张于一体，化静为动，使得词句神采飞扬，姿态优美。
二、新颖奇异的景色
在词的上阕，诗人用新颖独特的视角来观察祖国江山，营造了一系列新颖奇异的景象。有大笔勾勒的：辽阔的北国漫天飞雪，大地冰封；有工笔细摹：长城内外，白雪皑皑，滚滚黄河，突失生气，群山如银蛇舞动，高原丘陵如白色大象在奔驰；有想象虚写的：天朗气清，红装素裹，阳光映雪，多姿多彩。这其中，有动态，有静态，有近景，有远景，引发读者丰富而美好的想象，勾画出一幅北国奇异的雪景图。
三、奇崛豪壮的意旨
在上阕写景的基础上，词的下阕作者将壮丽河山与绝代英雄、“历代帝王”与“当代英雄”联系在一起，使得全词有一种奇崛豪壮的意旨。诗人由“惜”字引出了对中国历史上有所作为的杰出帝王的评论，精选五位帝王来概括几千年历史中涌现出的无数英雄，来唤起读者对这些帝王功过的联想。评古是为了论今，“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喷涌着当今革命英雄横空出世、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这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决心登上历史舞台的威武雄壮的宣言，而这正是全词奇崛豪壮的意旨所在。
书籍好比一架梯子，它能引导我们登上知识的殿堂。书籍如同一把钥匙，它能帮助我们开启心灵的智慧之窗。多读前任的精良作文，会受益颇深。下面就是小编为大家梳理归纳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部编版九年级语文沁园春教案【教学目标】
1、积累重要字词，背诵默写本词。
2、品味精练优美的语言，并用精练优美的语言仿写句子。
3、学习写景、议论、抒情相结合的写法。
4、感受冰雪形象以及雪山、雪原的雄浑壮美，认识
的宏大气魄。
【教学重点难点】
1、品味精练优美的语言。
2、学习写景、议论、抒情相结合的写法以及其中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
3、感悟
宏大气魄的精神境界。
一﹑自主学习
1、查找资料，介绍文章的写作背景
1936年2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在陕北的清涧县， 同志登上海拔千米、白雪覆盖的塬上视察地形，观赏风光。面对苍茫大地，胸中豪情激荡，过后写下了这首词。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为了国家的前途的人民的利益， 同志亲赴重庆与国民政府谈判。其间，民主人士、诗人柳亚子先生请他写诗， 同志就把这首《沁园春.雪》抄给他，随后《新民晚报》公开发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2、介绍
：
3、自读课文一遍，找出你认为重要的词语，正音或解释
正音：分娆逊数汗
解词：惟余竞折腰红装素裹风骚
4、结合书下注解再读课文，能初步把握文意，把词的上下两阙的意思归纳出来。
上阙：描写北国壮丽的雪景，热情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
下阙：)评论历代帝王，歌颂当代无产阶级革命英雄。
二、合作、探究、展示
(一)解题并整体感知：《沁园春雪》中，“沁园春”是词牌名，“雪”是题目，内容跟“沁园春”没有关系。乍一看这首词是一首咏物诗，其实这是一首充满豪情的抒情诗。雪在词中，已不再是陪衬物，不再是一种逆境的象征，而是作者歌咏的对象。置身于 描绘的冰雪世界，你不但毫无寒冷之意，而且会油然而生壮美之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冰雪世界是“活的”，而且有着红日的照耀，“妖娆”、“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要求看课本上的彩图或放幻灯片) 站在历史的高度，抒发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主宰历史、大展宏图的豪情壮志。
(二)学生听录音跟读，小组展示
(三)学习词的上阙，指名学生朗读，
1、提问：上阕分几层意思?理出写景顺序。
明确：
分三层。前三句概写，极目万里，动静结合;中间七句具体写，气势磅礴，生机盎然;后三句写想象中的景色，红白交映，艳丽多姿。
2、逐层分析上阕结构：
①前三句从哪个角度写雪景?所写景物有何特点?
明确：总写北国雪景，“千里”“万里”是互文，千万里冰封，千万里雪飘，写视野的辽阔。“封”写地面，凝然安静;“飘”写天空，雪姿轻盈。一静一动，动静结合，相映成趣。
②“望”字统领到哪一句?“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山脉怎会像银蛇在舞动，高原怎么像白象在奔跑?
明确：“望”字统领到“欲与天公试比高”。“望”字以下是雄伟的景观。“长城”、“黄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最能反映北国风貌，而且与“千里”、“万里”相照应，续写地域的辽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运用比喻拟人手法，把“山”、“原”人格化。雪花飘飞是动态，说山原在“舞”、在“驰”是形象地写出了万里雪飘，变静为动，画面生动活泼，景色壮观无比!
③问题：“须晴日”三句中，哪个字表明是虚写?试用散文化的语言描述三句诗的意境。
明确：“须”表明雪后初晴之景出自作者的想象。你看，红日冉冉升起，放射出万道霞光，染红了天边的白云，映红了高原上皑皑白雪。云海茫茫，雪山巍巍，花松翠柏，郁郁青青。红日白雪交相辉映，祖国就像一位红装素裹的少女，格外娇艳多姿!
(四)学习下阕，指名学生朗读，
1、提问：下阕可分几层?
明确：分三层。前两句为第一层，过渡;中间七句为第二层，评古;后三句为第三层，论今。
2、逐层理解下阕：
①问题：为什么说前两句是过渡句?它的作用是什么?
明确：“江山如此多娇”总结上阕写景，“娇”字表现女性美，与上文“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相照应，“引”字引出下面评古内容，祖国河山如此壮丽美好，使得古往今来无数英雄人物为之倾倒。
②“惜”字包含着作者什么感情?评论了哪几位历史人物?“略”、“稍”有什么作用?“略输”、“稍逊”和“只识”有什么区别?
明确：一个“惜”字委婉准确，有贬有褒，肯定了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的赫赫战功，也指出了他们缺少文治、文学才华不足的弱点。“略”、“稍”、使词作对历史人物的评述客观、准确、不失分寸。“略输”、“稍逊”、与“只识”，前二者与后者比，褒贬的程序有差别，“只识”否定程度大于前者。
③“俱往矣”一句包含着作者什么感情?“风流人物”指什么人?最后两句有何含义?
明确：“俱往矣”一句，意在用历的英雄人物来突出今天的革命英雄，三个字结住评古，气势逼人。“风流人物”指能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这里也有作者本人的身影。当时 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正欲东渡黄河，大展宏图，因此“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正表现了 同志这种“天下大任，舍我其谁”的英雄豪情。“风流”不单指建功立业、打江山，还指有文采、有欣赏水平。最后两句的意思应是：如果数点一下真正才华横溢、文采飞扬、能够领略和欣赏江山秀美的人，还得算是今天的革命英雄、革命领袖，当然也包括我喽!
④作者在下阕为什么要议论评说古代帝王?
明确：作者以“往昔”与“今朝”对比，“英雄”与“风流人物”对比，突出了今朝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宰河山的历史作用。
(五)学生再读两遍课文用心体会作者的情感。
三、内容小结：
这首词热情赞美祖国壮丽河山，歌颂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鼓励人们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词的画面妖娆雄伟，意境壮阔，气势磅礴，感情奔放，颇能代表 诗词的豪放风格，是中国词坛杰出的咏雪之作。
部编版九年级上册语文沁园春教案教学重点
1、朗读并背诵这首词。
2、把握词的基本内容。
教学难点
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介绍词的知识：词，又称长短句。
一首词的字数、句数、段数、韵律、平仄，都有固定的格式，这就是词谱，词人依照词谱填词，词谱的名称叫词牌。比如《沁园春》、《虞美人》、《水调歌头》等。
一首词称为一阕;词若有上下两段，就称为上下阕。
今天学习的课文“沁园春”是词牌名;雪，是这首词的题目。
2、介绍写作背景
1936年2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在陕北的清涧县， 同志登上海拔千米、白雪覆盖的塬上视察地形，观赏风光。面对苍茫大地，胸中豪情激荡，过后写下了这首词。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 同志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其间，柳亚子先生请他写诗， 同志就把这首《沁园春雪》抄给他，随后《新民晚报》公开发表，迅速在人民当中广为传颂，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和胜利的信心。
二、出示目标
1、掌握一些词中字词的注音及意义。
2、朗读并背诵词的上阕。
3、把握上阕的基本内容
4、掌握欣赏诗歌的一般方法，能通过想象和联想进入诗歌的意境，体会诗情，在朗读中感受诗歌的情感美和音乐美，在品析中领会诗歌语言丰富的表现力。
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三、自学自测
1、听范读，学生想象本词所描绘的景象，初步体会词作所表达的感情。
2、学生朗读;指出朗读注意的地方：
①读出激越豪壮的情调②读出重音、停顿、速度、节奏。
3、明确重点字词的读音和意义、重读的字词以及应该停顿的地方。
①给加点的字注音：分()外妖娆()成吉思汗()数()风流人物今朝()惟余莽莽
②理解意义：风流人物折腰风骚红装素裹
4、齐读，进一步体会本词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要求读的时候尽量处理好音量、语速和语气的变化
四、讨论答疑
1、提问：这首词的题目是《雪》，哪些部分是描写雪景的?
明确：词的上阕。“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2、讨论：词的上阕哪些句子总写北方雪景?这些词句创造了一个怎样的意境?抒发了词人怎样的情怀?
明确：前三句总写雪景，把读者带入一个冰天雪地，广袤无垠的银色世界里。创造了一个广阔博大的意境，体现了诗人雪中赏雪的豪迈情怀。
3、指出写静、动景的词语，体会其意境。
明确：“封”写地面，凝然安静;“飘”写天空，雪姿轻盈。由下而上，一静一动，意境开阔，气魄宏伟，格调非凡。
4、讨论：作者对雪景的描述，由哪个词领起?它统领了哪些句子?
明确：“望”字。它统领了以下句子“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5、作者望见了哪些景观?(作者为何选取这些景观?)
明确：“长城”、“黄河”、山脉、高原等景观，尤其是“长城”、“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最能反映北国风貌，而且与“千里”“万里”相照应，续写地域的辽阔。
6、讨论：“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山、原都是静物，却写它们“舞”和“驰”，为什么这样写?给你怎样的感受?
明确：“山舞银蛇，原驰蜡象”运用比喻、拟人手法，化静为动，有三方面因素
(1)视觉因素。作者站得高，看得远，山丘连绵起伏，远看确有山舞原驰的动感。
(2)精神因素。作者意气风发，因而在他心目中，大自然也生气勃勃。
(3)时代因素。中国革命正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正在奋起抗日，赋予群山、高原以顽强的性格，可以体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7、讨论：上阕末尾三句写的是实景还是虚景?从哪个词可以看出?这三句写出了怎样的意境?试用散文化的语言描述三句诗的意境。
明确：“须”字表明雪后初晴之景出自作者的想象。写出了雪后景象的清朗、娇艳、多姿多彩。
你看，红日冉冉升起，放射出万道霞光，染红了天边的白云，映红了高原上皑皑白雪。云海茫茫，雪山巍巍，苍松翠柏，郁郁青青。红日白雪交相辉映，祖国就像一位红装素裹的少女，格外娇艳多姿!
8、提问：在这里，作者把空间写得如此广阔，表现了他怎样的胸怀?又把景色写得如此壮丽，表现了他怎样的感情?
明确：作者如同顶天立地的巨人，他的胸怀博大宽广，他的气魄雄伟旷达。作者的感情充满喜悦，豪迈奋发，充满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五、课堂小结
六、当堂达标
部编版九年级语文沁园春 雪教案教学目标
1、有感情的诵读诗词，感受诗词的思想感情。
2、走进诗词意境，感受词人的伟大抱负和坚定信念。
3、培养学生阅读才欣赏诗词的能力，从中接受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
培养学生阅读才欣赏诗词的能力，体会词作展现的意境、作者表达的感情，从中接受美的熏陶
教学难点
体会词作语言运用的准确性，描写的形象性，蕴含的深刻性
教具准备：幻灯片、朗读素材
教学课时：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让学生回忆描写雪的美妙诗句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唐?柳宗元，《江雪》)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唐?杜甫，《绝句》)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作者简介： (1893至1976年)，字润之。湖南省湘潭县韶山人，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和领袖， 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字润之
写作背景
沁园春是词牌名。这首词写于1936年2月。遵义会议确立了 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率长征部队胜利到达陕北之后，领导全党展开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在陕北清涧县， 曾于一场大雪之后攀登到海拔千米、白雪覆盖的塬(塬yuán：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一种地貌，呈台状，四周陡峭，顶上平坦。)上视察地形，欣赏“北国风光”，过后写下了这首词。
诵读
1、老师范读或播放该部分的录音
2、学生朗读
3、纠正读错的字音。
如分(fèn)外
4、根据课文注释，把握本阕词的大意：
北方的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眺望长城内外，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宽广的黄河上下，河水顿时失去了滔滔水势。连绵的群山好像((一条条)银蛇一样蜿蜒游走)，高原(上的丘陵)好像((许多)白象在奔跑)，似乎想要与苍天比试一下高低。等到天晴的时候，(再看红日照耀下的白雪，格外的娇艳美好。)
5、学生背诵、默写
展示问题：
1、作者望见哪四种景物?这些景物的特点有什么共同之处?请用四个字概括。
(作者望见了长城、黄河、群山和高原。共同之处是雄伟壮丽或雄浑壮阔。)
2、哪几句诗是虚写?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情怀?
(最后三句，抒发了作者对祖国的山河的赞美)
3、“山舞银蛇，原驰蜡象”运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以动写静)
小结：让学生总结本文带给你的感受
作业布置：
1、课后研讨与练习
七律长征读后感1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作战略大转移，历时两年，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陕西等十一省，击溃了敌人多次的围追和堵截，战胜了军事上、政治上和自然界的无数艰险，行军二万五千里，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他们翻高山、穿沼泽、渡大河、攀山崖、过索桥;在雪山上寒风刺骨，在沼泽里连滚带爬，在江水里齐心向前;在金沙江巧渡，在大渡桥强渡，正如诗中所说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可是，是什么力量让中国共产党坚持到底，永不服输呢?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能成为一个可以照亮中华大地的太阳的理由。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有着许多崇高的品质，他们具有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五岭”可以当做“细浪”，“乌蒙山”可以当做“泥丸”;他们具有英雄气概大无畏的精神，可以将刺骨的金沙江水拍暖沿岸高耸入云的山崖，也可飞跃寒冷的铁索桥，;他们团结一心，在经历了艰难的长征胜利会师后，在白雪皑皑的岷山上，也有无尽的欢乐;他们更有必胜的信念，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日军的扫荡下，也永不言输，用自己的生命保卫红色政权，用自己的身躯筑起民族的屏障。
2015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共产党和千千万万的党员们，仍像太阳一般不断努力，继续发扬共产党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传统，使中国如腾飞的巨龙飞速发展，一步步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是是先驱者，是领航人，更是一轮不落的太阳，使神州大地13亿中华儿女在党徽的照耀下成长生活，享受幸福。
七律长征读后感2
今天，学习了毛泽东《七律.长征》这首诗，我感触颇深。
长征，这震惊中外举世皆无的两万五千里的军事长征，是中国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中国工农红军长驱二万五千余里，纵横十一省。长征途中，天上有敌人飞机轰炸，地下有敌人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还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泸定桥、五岭、乌蒙山、大雪山、草地等天险的阻隔，红军要战胜克服这些艰难险阻，不仅身体要遭受超出人类种.种极限才能忍受的痛苦，而且还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长征本身是一曲悲壮的交响乐，一首悲壮的诗，一幅悲壮的画。
但是毛泽东写的长征的诗词，却没有刻意描写长征经历的苦难和牺牲，而是洋溢着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连那从浩浩太古以来就独立存在的岷山千里雪，也雪霁日出，阳光映着白雪、红旗，为红军的胜利而笑逐颜开了。这是何等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啊!
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凭借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相结合的长征精神，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开始了扬眉吐气的日子。在长征诗中，我领略了中国共产党人豪情万丈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感受到中国革命的波澜壮阔和艰辛曲折，体会到我们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长征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要用“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去征服学习、生活上的一座座高山，一条条大河，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读书，决不能浪费光阴，虚度年华。迎来自己人生的“尽开颜”。
七律长征读后感3
自从我学习了《七律·长征》这首毛主席写的诗词之后，我深深的体会到了在长征这25000里的道路的困难与艰险!
秋瑾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本诗选自《秋瑾集》。秋瑾(1875―1907)，字睿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会稽(绍兴)人。1904年夏，自筹旅费去日本留学。1905年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1906年初，为反对日本政府取缔中国留日学生而归国，在上海发刊《中国女报》，提倡女权，宣传革命。1907年春，回绍兴任大通学堂督办，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准备皖浙两省起义。因起义失败，秋瑾被捕而殉难。年仅3l岁。秋瑾又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爱国女诗人、词人。她的诗词充满忧时爱国的火热感情，笔势雄健、语言铿锵。作品收入《秋瑾集》。对酒，即对着酒而写的诗。旧时豪侠、文人多喜爱酒，常以“对酒”、“饮酒”之类的诗题来抒发感慨。
秋瑾在一首《满江红》词中说自己“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这年她30岁，有感于民族危机，抛家别子，女扮男装，东渡日本，去追求另样的人生，去寻求民族振兴的道路。
这首诗中，诗人慷慨陈词：为买锋利的宝刀我愿不吝惜千万两黄金，用珍贵的貂皮衣服换酒喝这行为也充满豪情侠气。多多珍惜这满腔的热血吧，一旦洒出，热血将化为滚滚奔腾的碧波。
通读全诗，我们立刻被一股献身革命的豪情壮志所裹挟。记得汉代司马相如、晋代阮孚均有貂裘换酒的故事。唐代李白一首《将进酒》更是体现了豪侠之气，“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秋瑾和唐代的李白一样，深深地为当前黑暗的社会现实而愤慨不已，将这种愤慨自然化为一股激情，寄托着她对当时的黑暗现实的强烈愤懑。而为了这黑暗社会，秋瑾愿意并且积极地将生置之度外，生命诚可贵，但一定要活得有价值，一定要活得有信念，为了她的理想和信念，即使付出血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她坚信自己的满腔热血定会化为滚滚波涛，成为坚不可摧的革命动力。由此，我们不仅能体会到烈士崇高正义为国捐躯的英雄气概，而且坚信烈士的献身精神必能换来革命的成功，旧世界必将受到革命洪流的冲击而崩溃。诗人那份必胜的革命信念，那份顶天立地的凛然正气，无不令人荡气回肠，令人为之振奋、为之折服。这首七绝在写作手法上最明显的特征有三：
1.直抒胸臆，豪气满怀
这首诗，仅短短28个字，虽出自年轻女子，却完全没有常见的那种小女子的纤柔气息和无病，也没有悲泣，没有哀叹，没有泪花纷飞，有的只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凌云壮志和气贯长虹般的无畏情怀。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不平等的政治制度，秋瑾那份深藏于心的侠烈性情，喷涌而出。于是，她呐喊，她奋争，因了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激情，于是，这股情怀汩汩泻于笔下、淙淙喷于稿纸。令读者为之动容，为之亢奋。
2.善于用典，恰如其分
诗人在诗中抒发满腔豪情时，自然而然融入了貂裘换酒、苌弘化碧的典故，使感情的表达和抒发更为充分。李白是唐代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豪放不拘的性格和他脍炙人口的《将进酒》一样被人称颂。秋瑾引用这个典故，使读者自然产生联想，借李白的豪气更加深了对秋瑾的豪情的理解，此用典一。《庄子・外物》中说，周朝有个贤臣名苌弘，因受小人谗言，无罪而被放逐到蜀，终于受冤屈而死。蜀人爱戴他，用石匣把他的血收藏起来，三年后，石匣中的血变成了一块碧玉。后人便常用碧血来表示烈士所流的鲜血这个传说，表现人们崇尚正义的强烈感情。诗人在这里借这个传说而且深化了这个传说，此用典二。诗中，热血不仅化作碧玉，而是化为一股气势磅礴的革命浪涛，如此更好地表现英雄气概，歌颂不可抗拒的革命潮流，并使读者更深切地体会到革命者为正义而献身的精神和荡涤旧社会的力量，从而深化了诗歌的主旨，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
3.运用夸张，气势夺人
夸张的作用往往在于它可以突出某一事物或某一形象的特征，更深刻而又更单纯地揭示事物的本质，使读者得到更加鲜明更加强烈的印象。诗歌中的夸张更是起到极尽渲染和画龙点睛之功效。秋瑾在诗句一开头“不惜千金买宝刀”，为了革命，舍弃多少财富都在所不惜，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形象瞬间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末句“洒去犹能化碧涛”，在用典的同时，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增强了诗的形象感和豪气感，一个“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高大、丰满的形象深深地令读者油然而生敬意，同时真切地领会到革命者的浩然正气和坚定信念，并激起共鸣。
正是因为秋瑾人如其诗，秋瑾也为了她的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为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可歌可泣、可敬可爱的女英雄。十几年后，秋瑾的同乡――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药》一文中，对她寄予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悲哉!秋之为气；壮矣!瑾其可怀。”
六集纪录片《绝笔》由电视总台出品，纪录片紧紧围绕革命烈士的、家信、誓词等绝笔，通过史料展示、亲历者讲述和专家解读等方式，深度挖掘革命先烈向死而生、不改初心的理想，展现出他们在生命最后一刻依旧坚定的与不变的追求。
纪录片《绝笔》以“英烈的绝笔”为核心主题，讲述了为了理想信念、为了革命事业而牺牲的英烈，通过他们留下的绝笔信，讲述他们舍小家、为国家，为了理想信念抛头颅洒热血的真实故事。
第一集播出的《忠魂丹心血荐轩辕》陈然和蓝蒂裕的英烈事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然，1923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1938年夏，15岁的陈然在鄂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剧团”。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初，在中共南方局文委的领导和支持下，他在重庆参与筹办了《彷徨》杂志，引导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1947年7月，重庆地下党决定编印《挺进报》，他先任《挺进报》特支组织委员，后任书记，负责报纸油印工作。
1948年4月22日，由于叛徒的出卖，陈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他把从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显声那里得到的消息写在纸条上，秘密传给难友，被称为“狱中挺进报”。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监狱时，他和难友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亲手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28日，陈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渣滓洞附近的大坪刑场，牺牲时年仅26岁。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这首充满浩然正气的《我的“自白”书》，早已是广为流传的不朽诗篇。它的作者，是《挺进报》的印制者、共产党员陈然。
战争年代从来不缺乏英雄人物。有人在正面战场上奋勇杀敌，有人在敌后战场中潜伏。诞生于廊坊香河的陈然，长期在重庆从事秘密工作。他印制了《挺进报》，对敌开展攻心战；他在狱中受尽折磨，宁死不屈，留下了著名诗篇《我的“自白”书》；他英勇就义，其事迹载入著名长篇小说《红岩》。
虽然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先烈只走过了26岁的短暂人生，但却给后人留下了一首慷慨“自白”、大义赴死的英雄挽歌。
蓝蒂裕，1916年出生于重庆市梁平县，青年时参加救亡运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在重庆海员工会担任《新华日报》发行员，后又做党的交通工作。在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他不幸被捕，却又挖墙逃离虎口。在与党一度失掉关系的情况下，他继续自觉从事进步工作。1949年10月28日晨，蓝蒂裕等革命志士被特务从狱中押出，他意识到生命已到最后时刻，在将写好多时的《示儿》遗诗交给难友后，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
“你——耕荒，我亲爱的孩子：从荒沙中来，到荒沙中去。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满街狼犬，遍地荆棘，给你什么遗嘱呢？我的孩子！今后——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这是红岩烈士蓝蒂裕牺牲前在狱中写给儿子蓝耕荒的一份遗嘱，一首饱含深情、充满期望的小诗——《示儿》，在纪录片《绝笔》中，蓝蒂裕的真实的“绝笔”展出，不但引发了人们对历史的回忆，其中真切的情感表达也让人对曾经为祖国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赞叹、致敬。清明时节上线记录片《绝笔》无疑是对他们最好的缅怀和礼物。
1949年初，共产党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渣滓洞，蓝蒂裕和同志们备受鼓舞，组织了一场狱中春节晚会。晚会上，正当大家兴致高涨时，蓝蒂裕却神色沉寂。“有人问他怎么了。他说，他想念儿子，想给儿子写首诗作为遗嘱。”原红岩联线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厉华介绍。
于是，蓝蒂裕在一个废纸烟盒上写下诗歌《示儿》。后来，诗歌原稿被敌人焚毁，但幸好脱险志士傅伯雍记在心里带出。而今，在红岩革命纪念馆存放的是由著名书法家李般木抄录的《示儿》。
“他没给我留下什么财产，只有这首诗，也算家训吧，是父亲留给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我寄托很大希望。”73岁的蓝耕荒在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道。
“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每每读到父亲生前未寄出的这封“绝笔家书”，蓝耕荒都感慨颇深，“这首诗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而是父亲那一代革命先烈对我们后辈寄予的希望和重托。我们要牢记父辈们的教诲，不能只图享受，不能忘记他们的心愿，要努力奋斗，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永远跟党走，把国家建设好，让祖国强大起来。”
长征，这震惊中外举世皆无的两万五千里的军事长征，是中国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中国工农红军长驱二万五千余里，纵横十一省。长征途中，天上有敌人飞机轰炸，地下有敌人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还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泸定桥、五岭、乌蒙山、大雪山、草地等天险的阻隔，红军要战胜克服这些艰难险阻，不仅身体要遭受超出人类种种极限才能忍受的痛苦，而且还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长征本身是一曲悲壮的交响乐，一首悲壮的诗，一幅悲壮的画。
但是毛泽东写的长征的诗词，却没有刻意描写长征经历的苦难和牺牲，而是洋溢着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连那从浩浩太古以来就独立存在的岷山千里雪，也雪霁日出，阳光映着白雪、红旗，为红军的胜利而笑逐颜开了。这是何等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啊！
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凭借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相结合的长征精神，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开始了扬眉吐气的日子。在长征诗中，我领略了中国共产党人豪情万丈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感受到中国革命的波澜壮阔和艰辛曲折，体会到我们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长征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要用“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去征服学习、生活上的一座座高山，一条条大河，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读书，决不能浪费光阴，虚度年华。迎来自己人生的“尽开颜”。
A.八国联军侵华 B.中华民国成立 C.日本法西斯制造屠杀惨案 D.蒋家王朝覆灭
2、互联网给我们的学习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假如你在百度搜索引擎中输入“马关条约”、“通商口岸”、“双十协定”这三个关键词，最有可能出现的城市是( D )
A.南京 B.北京C.苏州 D.重庆
3、小名在一次练习中把下列选项连在了一起，其中错误的是：(B)
A.中共一大——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B.中共二大——当的历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C.长征胜利——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本力量
D.三大战役——******军队主力基本被消灭
4、诗歌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毛泽东诗词是一部中国近现代革命和建设的宏伟壮丽的史诗，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下列毛泽东诗词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B )
①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狮过大江②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③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④雄鸡一叫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
A.①②③④B.③②①④C.②③①④D.②③④①
5、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几度和谈共谋大业，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周恩来亲历和谈并起了重要作用。据此回答以下问题：
(1)周恩来在20世纪30—40年代参加了哪两次重要的国共谈判?在其中的一次谈判中，蒋介石提及周恩来是他的部下，这是为什么?而周恩来认为“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是否成为了事实?
答：参加了西安事变后的国共谈判、抗战结束后的重庆谈判。
因为在国共合作后建立的黄埔军校中，蒋介石是校长，周恩来是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成为事实：抗日战争时期归属国民革命军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由红军改编的。
(2)分析两次谈判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或作用，以及让人们从中感悟到的基本认识。
答：影响或作用：西安谈判使西安事变等到和平解决，开始了国共合作领导下的全民族抗战。重庆谈判迫使******与共产党签订，规定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两次谈判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努力，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是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只要围绕其中的一层意思来谈均可)。
6、材料：人民英雄纪念碑文(毛泽东撰文，周恩来书写)：“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请回答：
⑴文中“三年以来”指哪一历史时期?
答：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
⑵文中“三十年以来”指什么历史时期?以什么历史事件为开端?
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标志。
⑶文中“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 指的又是什么历史时期?它以什么历史事件为开端?
答：民主革命时期或整个中国近代史(1840～1949)，以鸦片战争为开端。
⑷毛泽东撰写人民英雄纪念碑文为什么要“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
答：整个近代史都是反侵略(帝)反封建斗争，而且中国人民的斗争是前赴后继的。
⑸“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请列举至少十位“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提示：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冯云山、石达开、陈玉成、邓世昌、谭嗣同(湖南浏阳人)、秋瑾(鉴湖女侠)、冯如、黄兴(湖南长沙人)、宋教仁(湖南桃源人)、蔡锷(湖南邵阳人)、孙中山、鲁迅、李大钊、邓中夏、廖仲恺、杨靖宇、项英、叶挺、张自忠、左权(湖南人)、刘胡兰(女);等等。
⑹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国近代史的革命任务之一。为此，中国人民进行了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你如何看待中国人民在国势日益沉沦中顽强抗争的精神。
要点提示：抗击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自强和崛起的推动力量;等等。
诗词是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宝库中的两大瑰宝。然而，由于古代诗词有着它特定的时代背景，加之古代诗词独有的语言与结构等特点，给学生理解与鉴赏古代诗词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如何才能提高学生阅读与鉴赏古代诗词的能力呢？我在多年教学探究中，摸索出“入时、入意、入境、入情”这一古代诗词教学八字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入时，即将学生引入作者及其作品所特有的时代背景中去。古代诗词都是作者有感而发，将当时特定的情境浓缩为精炼的文字，这些都与现代中学生有着巨大的“时”差。为解除这一“时”差，我在教学古代诗词前，总是想方设法为学生创设条件或情境，引导学生了解诗人的境遇，作品的时代背景。
如《蜀道难》一课，从题目就可看出该诗讲的是攀登蜀道之艰难。学生顺着这一诗眼研读：该诗先写历史上开辟蜀道的艰难，继而写蜀道高危攀越之难，最后写蜀地乃是非之地，人难以安居。由于“时”差的原因，学生对其内涵的理解只能停留于这一层面上，后来我引导学生联系作者的写作背景深入讨论，学生恍然大悟：原来作者其时正处于李唐王朝由盛转向衰败的过渡时期，诗人写蜀道险要与攀登之难，意在告诫李唐王朝要防止一些野心家作难;再联想到作者当时遭遇皇帝不重用，权贵排挤，最后被赐金放还的境遇，但诗中仍表现对国家命运如此的忧虑与关切，由此又可知诗人写蜀道之难还意在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
二、入意，即将学生引入到作品意思的理解中去。由于诗词受篇幅和句字的限制，语言高度凝炼，蕴含十分丰富。所以我在学生初步理解诗词的基础上，还引导学生对诗词句中包蕴的内涵加以探讨，这样使学生较深入地掌握诗词所表达的意思。
如《虞美人》中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把握全词情感的核心句。尤其是核心词“愁”，包蕴了作者多重的忧愁，更是掌握作者情感的关键。为此，我在学生自主把握词意的情况下，向全班同学逐步提出下列问题：“文中哪个句子可作情感核心句？‘问君’，‘君’为谁？自问，问何事？哪个词概括了全词的感情？‘愁’包蕴了哪些‘愁’？”讨论中，学生渐而发现一个亡国之君的愁之多：家庭支离破碎、优越生活不再、君王宝座失落、时光匆匆飞逝，这层层叠叠的铺天盖地的“愁”接踵而至，真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由此学生也已深深感受到了词人极度哀伤的心情。
三、入境，即将学生引入到作品所特有的意境中去。中国古代诗词多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点，诗、画相融。我巧抓这一特点，多借助多媒体的情境教学，或直接让学生根据句意画画。从而将学生引入诗词的意境中，感受到诗词的意境之美。
如《沁园春・长沙》一课，我在引导学生联系作者及其写作背景，基本了解词意后，直切突破口，提问学生：“这首词描述了几幅画面？各概括了哪些内容？这一组典型的画面塑造了诗人什么样的形象？”要求有基础的学生可当堂画画，基础不强的可图文结合，然后让学生到台前展示、交流。最后我再用电教图片展放，加以深化领悟。通过两个层面的构画展示与交流，学生眼前呈现出由“独立寒秋”图、“湘江秋景”图、“峥嵘岁月”图、“中流击水”图所组成的一轴轴多姿多彩的革命画卷，画卷中展现出抒情主人公的战斗风采和思想性格。
四、入情，即将学生引入作者及其作品所要表达的情感中去。诗词的艺术魅力主要在于凭借充沛的感情，情景交融的意境，富有美感的形式使读者入“情”入“理”。因此，我引导学生从诗词的气氛和意境中去体验蕴含其间的情感，从而与作者在思想上发生共鸣。
《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课，学生通过赏析，体验到本词上阕所构画的雄奇壮丽之景;下阕塑造的周瑜的英雄形象等。我顺势进一步引导学生深入探究：“上阕环境描写的目的是什么？下阕着力塑造周瑜的英雄形象的目的又是什么？他的抱负实现了吗？”从而使学生领悟到：上阕环境描写是为下片追怀赤壁大战中的英雄人物渲染了环境气氛，下片先着力塑造周瑜的英雄形象，是为了抒发作者追慕英雄、渴望建功立业的豪迈之情。然而“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一句却真实地写照出词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反映了其仕途坎坷、壮志难酬的悲叹和愤慨。至此，词人的情怀学生也已经了然于心了。
多年来，学生由于掌握了上述四步学习方法，学生广泛阅读古代诗词。学生漫步其间，徜徉在诗词阡陌之中，畅游在诗词的王国之殿。这样不仅扩大了学生阅读面，提高了学生阅读与鉴赏古代诗词的能力，而且促进了学生作文质量的提高，所教学生连年在语文高考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何娴，教师，现居江苏常熟。
【关键词】失乐园 撒旦 形象
弥尔顿在这部伟大的史诗中对魔鬼撒旦一改前人所描述的那种恶魔的化身的形象，而赋予撒旦有史以来最崇高和辉煌的地位，使撒旦的形象具有了积极的意义。弥尔顿对撒旦形象的刻画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宗教政治等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把撒旦称为弥尔顿本人的代言人，是弥尔顿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反抗暴政、不公平以及权威的具体表现，弥尔顿对于革命的热情，造就了撒旦的英雄形象。这一形象根植于英格兰社会和文化，以其独到的方式反映了英国历史和文化的变迁，挑战了当时统治地位的社会、道德、宗教秩序和权威信仰体系。但是由于弥尔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使得他在根本上对于反抗上帝、诱骗亚当和夏娃的撒旦持否定态度，撒旦本质上恶的一面在史诗后面部分得以体现，于是在整部诗作中形成了撒旦矛盾冲突的、鲜明复杂的人物形象。
说起基督，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句话：“别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伸给他”。以此断定，宗教意味着忍受无条件的屈辱。但他们却不曾留意《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及《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都记载过这样一个“沾净圣殿”的故事：耶稣进了神殿，看见人们在那里做生意，兑换银币，非常愤怒。于是推倒他们的桌子、凳子，驱赶他们出殿。并对他们说：“我的殿比称为祈祷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啦。”看来，耶稣并不是对任何事情都能无限容忍和顺从的。更何况，《旧约》中的上帝更是一个威力无比、嫉恶如仇的形象，其程度常常到了极其残酷的程度。自基督教被确立为西方权威宗教后，它就统治着西方的意识形态和道德体系。撒旦式的人物正是挑战基督这样的“权利意志”的支配，超越所谓的“奴隶道德”，旨在保护基督统治下弱者的道德违反和权力意志，打击让欧洲人堕落的根源。各种撒旦式的反叛活动都朝着基督教和它所信奉的上帝，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基督教在当时所统治的社会、政治、思想和道德。我们可以说，仅从弥尔顿思想中的革命性一面而推论说他在抨击撒旦反叛上帝的精神是比较片面的。
只因为对弥尔顿的创作起源无法界定，在《失乐园》所塑造的人物中，撒旦形象历来受赞扬最多，同时争议也最大。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拜伦、雪莱等对这个形象所体现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美更是推崇备至。他们相信撒旦在史诗中被作者塑造成了真正的英雄。布莱克认为，撒旦代表，代表人类富于想象的灵魂。他说，弥尔顿写到天使和上帝时，感到缩手缩脚，但写到恶魔和地狱时却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因为弥尔顿是一个真正的诗人，自己站在恶魔一边却不自知。 当然许多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在后面各卷中，撒旦的形象越来越渺小、猥琐，直到在第十卷中变成一条嘴里嚼着苦灰的令人厌恶的蛇。需要指出的是，撒旦那具有崇高美的叛逆者形象并非完全是弥尔顿的创造。在大约写于8世纪的宗教诗《凯德蒙的圣诗》中，作者就成功的塑造了一个不愿做奴仆，不向上帝折腰，只要自己做神的颇具叛逆精神的撒旦形象。弥尔顿的撒旦无疑受到它的影响。 但无论怎样看，撒旦仍是一个塑造得十分成功的艺术形象。特别是在前两卷里，他被赶出天堂，扔到地域的火海中后，仍然充满不屈不挠的精神，发誓要继续与万能的上帝对抗。
他说：
我们损失了什么？
并非什么都丢光。
不挠的意志，??热切的复仇心，不灭的憎恨，
以及永不屈服，永不退让的勇气，
还有什么比这些更难战胜？
这是撒旦在地狱中激励其他天使时说的，也是他自己的思想体现，他的演说慷慨激昂，表达了一个叛逆者的战斗决心和意志。读到这些充满豪气的语言，看到他那克服一切困难去实现自己计划的不屈意志，人们不禁会感到，布莱克的话不无道理。撒旦能得到浪漫主义诗人和众多读者的赞叹，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个形象体现了意志的自由。 在撒旦眼中，没有绝对的真理、政治、宗教、道德和价值体系是必须服从的，他为了满足自身欲望和实现自身价值，可以冷酷无情、不择手段。所以很多人把撒旦定义为邪恶人物，但是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他挑战的正是这样非绝对的真理、政治、宗教、道德和价值体系，所以就不能单单以邪恶来衡量他，因为他的形象一直被基督教“妖魔化”，其实不然。
不论撒旦后来变得多么渺小可憎，也不论他内心多么痛苦乃至悔恨，有一点他从未改变，那就是，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未屈服。恐怕正是这种不屈的自由意志在浪漫主义诗人和革命者弥尔顿心中引起了共鸣，以致弥尔顿在塑造这个形象时有时竟“站在恶魔一边而不自知”。
不过，撒旦这个人物主要是在史诗的前两卷中具有叛逆者的英雄气概。当史诗的重心从地狱转到伊甸园，从撒旦转到亚当和夏娃时，这个艺术形象的崇高美便消失了。外表上，他从一个伟岸的天使军统领变成一个卑鄙的窥视者，一只丑陋的蟾蜍，一条令人厌恶的蛇，最后在火海中满嘴嚼着苦灰。从内在本质看，他则从一个敢于向万能上帝挑战的叛逆英雄堕落为一个不敢直接向上帝复仇而去伤害两个从未得罪过他而且永远不会也不能加害于他的弱小生灵的懦夫。他外表上的变化正是他本质上堕落的反映。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是，撒旦堕落是因为他骄傲，不敢当上帝的奴仆。可是如果我们仔细体会，会感到撒旦的真正堕落似乎并不是他反叛上帝，而在于他引诱人类犯罪从而毁灭他们。在前两卷中，我们看到撒旦在被赶出天堂坠入地狱之后，仍然保持着大天使的气概和叛逆者的英雄形象，只是在实施毁灭人类的罪恶计划并取得成功之后，他的形象才变得丑恶。这便很好地体现了弥尔顿所要提出的主要思想，即真正的忠诚与真正的堕落都是在自由意志下完成的。
《失乐园》塑造的人物形象中，撒旦是最为突出鲜明的，诗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和撒旦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分不开。弥尔顿在诗歌中首次改变了撒旦以往在人们心目中魔鬼的邪恶形象，而是以一个英雄的叛逆的革命者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他代表着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力量，具有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精神，敢于反抗权威和强权。在诗歌里面，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对撒旦形象的描写是充满了感情的，在《失乐园》里，撒旦形象高大、伟岸，英勇雄壮，聪敏机智，足智多谋，他身穿金甲，腰佩利剑，背负巨盾，手持长矛，有帝王般的尊严，更重要的是他不畏强权，不甘心失败，他有着无比坚定的、不可战胜的信心和决心。在与上帝的抗战中，撒旦及众多追随他的天使失败了，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失去了天堂，被赶到了地狱，在地狱之中，他们沉沦辗转在烈焰之中，受尽折磨和痛苦，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撒旦并没有失去战斗意志，反而更激起了他复仇的决心。这时候撒旦身上表现出的叛逆性，代表着诗人自己的革命性思想，撒旦对上帝的反抗，寓意着资产阶级对封建专制暴政的反抗，而撒旦失败并且失去乐园，则寓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和封建王朝的复辟。但是诗人的革命思想是坚定的，正如撒旦不甘心失败一样，资产阶级革命者也不甘于失败，在寻找着复仇的机会。
有人认为：撒旦是人类失去乐园的祸根，最终受到上帝的惩罚。但作为一个魔鬼，撒旦不是一个一击即溃、头脑简单的傻瓜，否则耶稣所受的考验就称不上奇迹了。对付人类，撒旦一计不成又升一计，所以人类上了他的当。在天堂，他也同样不甘寂寞，首次谋反被打入地狱仍不甘心，甚至更加疯狂地鼓动再次造反，向“独揽大权，肆虐天庭”的上帝“进行一场永不调和的战争”。的确，撒旦的演说慷慨激昂，非常精彩，制造出一派不战不休的气势。如果我们把它与其创作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上帝才是一个专制、施暴者的化身。因此作者从撒旦的形象上隐藏着作者对革命势力的悲哀，以及对暴君者们的嘲笑和讽刺。在诗歌中，塑造了撒旦这一叛逆者的革命形象，作者以撒旦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言人，颂扬了反叛专制暴政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而最终撒旦在对上帝的对抗中失败，从而失去天堂的乐园，寓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和封建势力的复辟。
作者在感情上对撒旦的失败和受到的惩罚表达了同情之心，因为撒旦的失败和受到的惩罚，很像资本主义受封建权威的压迫。但是由于诗人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在理智上并不允许他对撒旦持肯定态度，这就造就了撒旦矛盾形象的另一面，也就是撒旦本性里恶的一面的表现。撒旦的英雄形象主要表现在前两部，那是叛逆者的英雄气概。诗人的决定了撒旦最后的命运，凡是违抗上帝旨意者，最终都会受到惩罚的。人类也是如此，亚当和夏娃受到撒旦的诱惑，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最终被赶出了伊甸园，但是人类的被驱逐和撒旦的被驱逐也是有区别的。亚当和夏娃在走出伊甸园时，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怀着深深的忏悔之心，圣子给予了他们启示，天使为他们指点未来，只要他们诚心忏悔，最终是会得到上帝的原谅的，他们是满怀着希望地走向了另一个世界。而撒旦的结局却是迥然不同的，那是他罪有应得的，这是因为撒旦选择了孤注一掷的卑劣的报复，并且没有为他的报复行为产生悔恨之意。在成功地诱惑了人类，使无辜的人类受到上帝的惩罚时，撒旦欢呼自己的胜利，但是此时他却发现，他以及他的徒众都变成了令人厌恶的蛇，也使我们最终认清了撒旦的真实面目，他依旧是一个邪恶的魔鬼，这也是撒旦在《失乐园》中最后的形象。
然而很多人把撒旦同堕落的魔鬼相混淆了。表面上看，撒旦最终从叛乱的革命家变成了蛇一般的恶魔，但这也体现了反叛人物追求自由意志和理性的斗志。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上帝原本预见了撒旦的反叛，也预见了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但是他没有任何的阻止，只等一切如预见的那样发生了以后，他便看似合理地处罚他们。这就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利的上帝，无私、大爱、真理的背后藏着他自私、无情和不合情理的一面。面对这样顺他者入天堂、逆他者下地狱的独裁的上帝，撒旦在几番抗争后仍没取得更多成效，所以他只能去引诱亚当和夏娃，以实现对上帝的报复。看似他堕落成了万恶的恶魔，但是这也正是撒旦的一种自由意志和理性的选择，这是他反叛上帝的一种选择。
由于弥尔顿在《失乐园》里首次创造出了英雄的撒旦形象，被恩格斯称为“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撒旦这个复杂的艺术形象，深入到了每一个读者的内心，我们无法用简单的“好”与“坏”去阐释撒旦的性格，撒旦性格所具有的矛盾性及诗人所赋予他的丰富内涵，使之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也使之成为《失乐园》里刻画最为成功的人物。
【参考文献】
［1］弥尔顿. 失乐园 [M]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2］马克·帕蒂森. 弥尔顿传略 [M] . 北京：三联书店，2001.
［3］尼尔·格兰特，文学的历史，希望出版社，2004.
［4］路易斯·波特．弥尔顿导读 [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诗人,他的诗词经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肥沃土壤的孕育,从荆楚大地破茧而出,融入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成长为傲视古今的参天大树,并以其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以及独特的美感特征,成为中国诗词中的“泰山北斗”。
一、优秀传统文化——肥沃土壤——诗韵美
毛泽东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不仅为他的诗词培育了肥沃的土壤,而且增添了极具审美特质的历史厚重感,呈现出无比深厚绵长的韵味,让人回味无穷,美不胜收。他非常注重对古代历史文化的吸收与创新,不仅爱读历史书籍,而且善于从中汲取丰富的历史智慧,并将它们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之中,进而反映在他的诗词里。在《沁园春,雪》中,他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历史英雄与现代“风流人物”进行对比,可谓妙笔生花,演绎得出神人化。还有“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华佗无奈小虫何”“六亿神州尽舜尧”等都与历史典故有关,而且应用得十分精妙妥帖。他还善于把历史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借以培育自己敏锐的洞察力,或趋利避害,或相得益彰。譬如,红军长征途中抢渡大渡河的路线恰好和当年太平天国着名将领石达开的行军路线一样,蒋介石是迫切希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但毛泽东总结了石达开失败的教训,指挥红军成功抢渡大渡河,并在《七律·长征》里用“大渡桥横铁索寒”来反映这段历史。可以说,毛泽东诗词因优秀的历史文化增光添彩,而优秀的历史文化因毛泽东诗词锦上添花。
毛泽东还善于借鉴和创新古典文化。他特别欣赏刘禹锡诗歌中表现的不畏强暴的硬骨头精神,十分赞赏李白、李贺、王勃、苏轼、辛弃疾和汤显祖等人极具动态的情感形式和气势的作品。他在诗歌创作中也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诗歌这一“言志”的传统,把触角伸向处于矛盾中的现实社会,使他的诗歌在触摸现实的魂灵中充满奋进搏击和行健有为的勃勃生机,恰是一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史诗。同时,他还继承和发展了古代诗歌的创作手法。他曾夸苏轼的词“气势磅礴,豪迈奔放”。但同时,他又不废婉约,突出表现在对柳永、李清照词的酷爱上。再看他的创作,如《沁园春·雪》等绝大部分都属豪放派,但也有《虞美人,枕上》这种缠绵悱侧的婉约之作。
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还表现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超越上。他一生特别喜欢读屈原、杜甫、辛弃疾、陆游、文天祥、岳飞等人的爱国主义诗词。而这些作品,正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发展中积淀而成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主要载体。它们培育了毛泽东崇高的爱国情怀,使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以及诗歌创作中勃发成一种爱国爱民的伟大情操。不管是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唤起工农千百万”的革命激情,还是红军长征途中的“而今迈步从头越”的革命乐观情怀;无论是解放战争中“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斗豪情,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人民颂歌,无一不表现出极大的爱国情怀。
二、优秀荆楚文化——茁壮根系——诗风美
如果说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毛泽东伟大人格和杰出诗作的肥沃土壤,那么,年轻时代一直生活并使他从此起步走向革命道路的荆楚大地所蕴涵的丰富的荆楚文化,则成为了他诗词发育的茁壮根系。他的诗词创作,不管是在人文意识、审美情趣还是艺术风格等方面,都与荆楚文化建立起自觉的内在联系,而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荆楚精神和雄奇瑰丽的荆楚文风。
众所周知,楚文化的代表首推屈原。而毛泽东特别喜欢屈原的《离骚》等作品,对其中所包含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想象浪漫的气质,文字华美的修辞十分推崇。同时,作为荆楚文化重要内容的老庄哲学和创作文风,也对毛泽东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他的诗词中,引用典故词语出于庄子的就有7首,共11处。特别是庄子在《逍遥游》所创造的鲲鹏形象,被他5次引用,成为他诗歌中鲜明的艺术形象。庄子力举“以大为美”,他所描述的审美境界和屈原“心游”无限,睥睨万物的美学观又是一致的。它们不仅体现了荆楚文化浪漫奇异的鲜明特点,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审美追求,也对熟读《庄子》《楚辞》而又极赋楚人气质的毛泽东的诗歌创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如“要似昆仑崩绝壁”“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等,都有倚天拔剑裁取昆仑的雄伟气魄,有帝子乘风、嫦娥起舞的瑰丽想象,尽显庄骚之神韵,从而也使他的诗歌风格独具,风韵独存,呈现出雄奇豪放的诗风,美妙无比。
三、现代革命文化——坚挺主干——诗魂美
毛泽东的诗歌创作,始终和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革命斗争越激烈,革命文化越丰富,也最能体现他的创作成就。如在他中青年时期,特别是从1923年到1936年约13年的时间里,不仅是他个人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也是中国革命最为困苦的时期,而恰是这段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岁月,成就了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他写出了一系列反映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的宏伟诗篇。在1927年前主要有《贺新郎,别友》《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等。而在秋收起义后的伟大革命活动中,由于中国革命文化的星星之火逐渐燃烧成燎原之势,这也成就了他光辉灿烂的革命诗篇,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如梦吟·元旦》《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等经典之作。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又写出了《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等华彩篇章。而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则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气势磅礴的宏大诗篇。
毛泽东在创作一系列革命诗歌的时候,一是善于从革命斗争实践中攫取题材。他在指挥千军万马的战争中写战争,其取材也更真实,更贴切。如“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等,把井冈山革命斗争描写得生动形象。而描写红军长征的《七律,长征》成为了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也成为真切反映人民解放战争的经典之作。二是激情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进发。
关键词：秋瑾；反清革命；军事策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D442：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038-03
一、秋瑾诗文中的反清革命思想及其形成
（一）从闺阁的婉约情愫到匡时弊政的革命情怀
秋瑾的反清军事思想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一个时代背景的影响和开明的政治风气影响下逐步萌发和成熟起来的。
在她1902年之前的岁月里，几乎只是走过了一个晚清仕宦家庭女子成人结婚的普通生活过程，这一阶段的诗歌也只是反映一个闺阁女子或闲情或幽怨的情怀，即便是婚后与其夫的“琴瑟意趣”和依人篱下的窘迫让她感叹道的《咏燕》诗：“飞向花间两翅翔，燕儿何用苦奔忙；谢王不是无茅屋，偏处卢家堆帽梁。”{1}以及后来随家迁回浙江后因孤独而作的“昨宵犹是在亲前，今日相思隔楚天；独上曝衣楼上望，一回屈指一潜然。”“已是秋来无限愁，那禁客里送离舟；欲将满眼泪，并入湘江一处流。”（《秋日感别》）。是她，作为一个大家闺秀时，仍未找到属于自己出路的一种感情，以及对家人、亲友的思念罢了。
（二）浓烈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
1904年在日本期间，能反映她当是思想的《鹤鸽夭》非常典型：“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匝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磋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第二年年底时，清政府也日本政府一起，直接了取消清国留学生的规则，直接禁止中国学生在日本参加有关的爱国活动。她感觉到非常气愤并和八千多中国留学生一起，团结起来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不满以及抗议，同时还代表中国的驻日大使汪大燮进行交流，但是汪大燮并未理会秋瑾。之后，她看到祖国的沉沦和满目疮痍，为了直接扑向革命实践，毅然归国。在归国途中，作有一首可表明其献身于革命的词句，即《黄海途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在诗中，她这样写道：“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风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消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由此可见，当时秋瑾革命思想正向着成熟的方向发展，同时下决定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参加到革命队伍之前，秋瑾的诗篇明显表现出渴望报国的情怀，直接体现出在那个时代的一种矛盾精神。那个时，我国被敌外势力疯狂入侵，民族存亡一种岌岌可危。清政府的无能、官僚士大夫的及时行乐都把我们民族推入到了死亡的边缘。作为一名深闺女子，秋瑾却可以像当时爱国志士一样先进，对时事事事关心并胸怀报国大志，这一点，足以让我们佩服。也正是以这种爱国、爱民思想作为基础，秋瑾才坚决冲出当前的封建家庭，并作出了《有怀》“游日本时作”中一句有名的诗句：钗环典质浮沧海，骨肉分离出玉门。同时还写出了（《柬某君》之二）以及（《失题》）中的词句，如：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保国家等等，这些诗句都充满着牺牲精神以及爱国激情。秋瑾最终能成为爱国女诗人以及革命家，都和他在革命前的生活以及本身强烈的爱国思想是分不开的。
（三）诗词中的“戎装赤铁”主义和自觉的“英雄”意识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秋瑾诗词中体现的思想是一个发展着的过程，她的是作品在前期因为受到阶级、时展的制约，内容显得比较狭隘，视野也不够开拓，所以部分作品的题材看上去有些“小家子气”，其诗作的意义也没有涉及国家革命的激情。到了后期之后因为生活的思想有所不同，在选材方面的题材也大大得到了拓展，内容也转变成了宣传民族以及妇女解放为主。前期，作品风格比较平淡，后期，作品情感非常慷慨、激昂，两者是不同的，如果说以前期是她脱掉闺阁气息到女革命者形象形成的时期，那么她成为一位铁骨铮铮的女革命者是从她拥有革命情怀主持开展军事斗争开始，人如斯文，秋瑾的诗文可谓气势磅礴，其中也反映出她的反清军事策略及其对军事斗争的认识。这个时期所创作的一些诗词中体现了其铁血主义。
铁血主义成为精英女子最高崇尚是形成于辛亥革命时期，在那个时期，一些言论如《女子北伐宣言》、《创办女子尚武会绪言》等都出自于女子的尚武团体，其目的在于向女子界发生召唤：愿我姊妹，扫除脂粉，共事铁血。兴亡之责，昔已签遗巾帼；光复之功，今宁独让须眉。{2}而秋瑾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一些诗词，如《宝剑歌》、《宝刀歌》、《女子歌四章》等等，都是适应当时的女子“戎装”论。秋瑾在这个崇尚英雄时代氛围中也是极期出色的，其“英雌”实践中，去掉男性权利的我，是以主体方式来展现的。可以说秋瑾晚清第一位“英雌”，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献身的“英雌”。她的这种情结形成有一定的个性与内在化的原因。虽然扬名欲望是好几“英雌”情素中的一种内在推动力，她也说过“如得佳偶，互相切磋”，七八年来可大大“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3}她也认定了“水激石则名，人激志则宏，他日得于书记中留一名，则平生愿足矣”。{4}但秋瑾的“英雄留名”意识并非局限于个人光耀门楣和父母兄弟的狭隘主义，而是随忧民救国的理想而愈加强烈，所以她自己一个人来到日本，反清、爱国的激进革命也迎合了其内心需求，这让她内在的功名欲望中找到了一条和历史发展合适并且为之付出的机会，所以革命和欲望相互的影响让秋瑾选择了一个最高境界留名，即是舍身成仁，为国捐躯。
（四）秋瑾军事策略与越文化的胆剑精神
秋瑾出身于书香世家，深受优秀传统文化及越地文化的熏陶。她饱读诗书，却没有受封建伦理纲常与三从四德思想的束缚。她喜读爱国作品，每每读到慷慨激昂的词句，都会为之振奋。从她之后革命实践、文学创作当中，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中国古代文化中阐述了那一种爱国、坚贞、重义的优良传统，对其性格的形成极有影响与意义，因此她后来也说了只要有爱国之心的人，人一定要有，如果不知道自己国爱的历史与文字，那么则无法产生爱国之心。{5}
人们从秋瑾身上还能看到越地文化中“胆剑精神”的烙印。“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韧性与奋斗精神，鼓舞着无数越地儿女。苦胆是隐忍，利剑是战无不胜的锐利。秋瑾刻苦训练军队，耐心地做长期准备，伺机举事，便是“胆剑精神”的体现。秋瑾这种厚积薄发的反清军事策略的形成，与从小受到的文化影响有很大关系。
二、秋瑾的反清革命实践
（一）批判封建制度，宣传革命思想
秋瑾由自己的亲身经历体会到，要想在反映清政府专制统治时一定也要同时反对腐朽的意识形态以及封建的礼教，尤其是要控诉、揭露封建礼教压迫妇女罪行。所以秋瑾将妇女解放以及当时民族解放运动有机结合，，进行妇女解放运动。秋瑾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在日本的留学期间，秋瑾创办《白话报》并开始提倡清朝封建统治及男女的平等。《白话报》提倡全用白话作文，秋瑾以“鉴湖女侠秋瑾”的署名连续在前四期上发表文章，批判清朝的封建统治，宣扬妇女解放思想。回国后她创办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早期的妇女革命刊物之一的《中国女报》，主要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对封建礼教进行批判，以期唤醒妇女的觉醒。
随着视野的扩大以及阅历的加深，秋瑾深刻地体会到，这两千多年以来，封建纲常的伦理以及统治影响非常深，如果妇女要想得到平等的权力以及对待，想必真的是困难重重。孤立无助的个人，单枪匹马的斗争，绝对摆脱不了封建社会施加在广大妇女身上的枷锁。
（二）以办学为名，培养革命力量
为了培养反清革命的军事人才，在陶成章的指示下，秋瑾于1906年3月来到光复会浙江支部所在地嘉兴，目的是和其他光复会浙江支部的干部商议如何在这一地区广泛开展革命教育工作。在这期间，秋瑾这时做宣传工作的据点是浔溪女校，担任女校的教师，讲授日语、卫生知识等。她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周围的朋友和学生，秋瑾在浔溪女校常带领学生搞课外活动、体育锻炼等活动，并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女子缠足，揭示中国妇女所遭受的种种痛苦和耻辱，要妇女为自身的解放而自振。她的言行，深得学生的爱戴。原来丈夫早亡自叹命薄的徐自华很快觉醒过来，与秋瑾成为莫逆之交。她俩都以读书为生活最大乐趣，在精神上追求高洁，多次写诗以梅花自喻，秋瑾上课，最喜欢听的学生是徐自华的妹妹徐蕴华和吴珉（南浔区双林镇人，后来为纪念秋瑾改为吴惠秋），秋瑾的才华使她们倾倒，秋瑾的言行给她们无比的力量。在浔溪女校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秋瑾发展徐自华、徐蕴华、吴珉三人为同盟会会员，在浔溪女校中播下了革命思想的火种。
1907年初秋瑾开始主持原由徐锡麟、陶成章等创办的大通学堂。这所学校在名义上是培养小学体育教师，其实是一个根据点，专门用来培养光复会的干部并以此来组织群众的。秋瑾在大通学堂不仅要宣传革命理论，还教学生学习军事技术。为了统一革命组织，增强革命战斗力，秋瑾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符号，把所属会党成员按军队编制组织起来，编为八军，即“光复军”（首领徐锡麟、协领秋瑾），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筹备方面的工作。从此，秋瑾以“外籍会党之声气，以鼓舞军学界，复以军学界之名义歆动会党”的活动方法，穿梭在沪杭之间，运动军学两界。
三、秋瑾的军事策略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义
（一）思想上的革命火花燃起了沉睡大众的革命激情
秋瑾是日本东京开始职业革命家的奋斗历程，这一过程艰苦卓绝，但是却创立直接领导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体现女性群体意识的爱国组织――共爱会。其思维敏捷，创作大量警醒和激励斗志的革命诗词；她积善辞令，常以鼓舞人心的演说来激励大众的革命士气；她组织、宣传才能一流，不但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还奉行着反封建以及反帝的妇女观，为这一个时期妇女运动竖立起了思想的武器、警醒了广大妇女的独立自主意识、鞭策着广大女界为争取自由解放走上了革命道路。许多妇女在鼓动下勇于投身到革命活动，或筹措经费或参加反清反帝组织，为辛亥革命集聚了武装力量。秋瑾烈士不但是中国女界自主意识觉醒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民族觉醒初期的一位前驱人物，是一位先觉者。她用年轻的生命敲响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丧钟，推动了民族解放的崇高事业。
（二）“赤铁主义”精神缔造的军事才能成就了革命活动的开展
秋瑾奉行赤铁主义，认为非武装不革命，“世界和平赖武装”，“（荆轲）殿前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这一点也表现在实践中，革命党人多次通过暗杀朝廷官员来显示军事斗争的决心。即便在后来长达几十年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暗杀也是激进分子常常采取的斗争手段，这与秋瑾这一代革命党人的影响不无关联。同时，秋瑾也具备厚积薄发的反清军事策略，她感叹秋海棠道：“平生不借春光力，几度开来斗晚风？”她期望自己“锋芒未露已惊世，养晦京华几度秋”。这些反清军事策略，对她的实践活动有重要影响。
一个赤铁主义精神的女实践者，她不单身手了得，她会使用枪、骑马射击、拳术柔道，几乎都精通；她不单单是思想的理论意义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文武双才的全才，更是一位伟大原女革命家。同时她也精通于拆雷管、制作炸药等技术，其策划武装战斗，运筹帷幄于股掌之中，号令三军操练于校场之上，统帅义军鏖战于血火之中，其“竞雄”本色使徐锡麟、王金发等革命战友格外敬慕、推重。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也对其军事本领积极肯定。
秋瑾不单单是民主革命实践与宣传者，同时也是革命活动优秀组织者、领导者之一。早在日本的时期中其参加了以孙中山先生为后盾革命组织的“三合会”并且被认为“白纸扇军师”，之后又加入到“光复会”、“同盟会”，并且以民主革命的领导成员的身份，登上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之后，其也黄兴、孙中山的交流则更加坚定了其对于革命的信仰。并且秋瑾被认命为浙江省同盟会首脑，成为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一代历史上的大人物。
然而，清政府为了熄灭同盟会的革命烈火与日本文部省勾结，并以极残酷方式镇压留学生的各种革命活动。这种镇压让陈天华蹈海以自杀的方式抗议。大批的革命志士，包括秋瑾在内都受到了极大震动，于是决定回到自己的国家直接投入到革命中。在回到中国后秋瑾在大通学堂主持校务工作，同时运用教学来宣传革命，其不单单运用政治宣传的“批判的武器”，也在不断筹备组织武装起义。她身穿男服、马靴，大刀拿起在兵场上驰骋，这不单是武装起义培训骨干力量，产且也还试炼革命党人的斗争意志。还马不停蹄地奔走于沪杭之间，积极联络策划武装起义。
（三）秋瑾领导的革命活动为辛亥革命奏响前奏
在参与这段革命活动期间，一方面，她同为光复会和同盟会会员，因此与各地革命党人都保持着密切联系，积极联络各地帮会党派，壮大革命力量，并介绍各地的革命志士相互认识，这为日后辛亥革命的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主办大通学堂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军事人才，其中很大一部分在后来的反清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秋瑾领导组织的光复军，是浙江辛亥光复的重要力量。她与徐锡麟组织计划的浙皖起义，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曲。在浙江的一些有影响的革命人士中，秋瑾最早加入同盟会，并积极发展其他革命人士的加入，使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在浙江扎根并发展。曾被孙中山称赞为同盟会的“最好的同志”。
注 释：
{1}秋珑集.第5页.
{2}女子军事团传单[N].民立报，1911-11-19.
{3}{4}郭延礼.秋瑾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3，34.
{5}.秋珑女侠遗集.第69页.
参考文献：
〔1〕秋瑾.秋瑾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79.
〔2〕郭长海，郭君兮.秋瑾全集笺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2003.
〔3〕陶成章.浙案纪略.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第3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4〕梁启超.戊戌记.（第l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5〕秋瑾.满江红.小住京华（1903年寓京期间作）[A].秋瑾诗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6〕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关键词：中国当代革命叙事；叙事美学；史诗；传奇；成长小说
迄今为止，还较少有人从小说诗学和叙事类型的角度来考察红色叙事的特征，因此本文试图从三种叙事模型来考察一下中国当代“革命历史叙事”的三个主要类型，借以探讨一下它们各自的叙事与美学特点以及同中外叙事传统之间的继承关系。因为同时涉及三种模型，所以只能是一个粗略的探讨。
之所以特别关注“当代革命历史叙事”，是因为1949年以后到“”结束以前的小说中这类叙事所包含的传统元素、外来文化因素、民间叙事美学因素甚至其暗含的商业化因素的含量，都是最多的。尽管表面上它的意识形态色彩很浓，但作为小说，它事实上包裹的东西却也很复杂和“陈旧”，而这一点正是过去的研究者都没有给予太多关注的。这里我将“革命历史叙述”在总体上分为三种：一是宏大场景的最靠近意识形态本身的“类史诗叙事”。之所以称之为“类史诗”，是因为它在美学风格和结构上有史诗的追求，但因为各种因素所限，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史诗的品质和境地；二是带有传统或者民间叙事趣味的“类传奇叙事”。传奇叙事是中国小说美学的核心传统，也是其与市场需求的结合点，所以这类叙事最具有读者市场；三是以个人成长为叙述线索的“类成长叙事”。这类叙事因为以知识型或者精神型人物为叙述核心，所以一般来说最具有心理深度与主题的复杂性，艺术含量最高。后两种叙事与第一种一样，也只是“类……叙事”，因为其意识形态的规定性而与典范的三种叙事有很大不同，或者说徒具其形而已，但在这个局限性的前提下，它们的内部的隐形构成要素方面还是有很多一致性的，很有探讨的价值。
另外，“红色历史叙事”这一说法，不仅是因为它们中有许多是以突出“红色”的革命颜色来标识和命名的，如“三红”——《红日》、《红旗谱》、《红岩》，同时也是对其美学性质与风格的涵盖，因为它们大都突出了“革命美学”的理念，突出了战争、胜利、牺牲、青春、成长、锻炼等等主题，这样便呈现出强烈的情感性、倾向性与色彩感。鉴于这类作品庞大的数量，这里只涉及长篇小说。可以纳入“红色历史叙事”范畴的长篇大约有：柳青的《铜墙铁壁》(1951)、孙犁的《风云初记》(第一集，1951)、知侠的《铁道游击队》(1954)、杜鹏程的《保卫延安》(1954)、梁斌的《红旗谱》(1957)、吴强的《红日》(1957)、杨沫的《青春之歌》(1957)、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冯德英的《苦菜花》(1958)、刘流的《烈火金刚》(1958)、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雪克的《战斗的青春》(1958)、欧阳山的《三家巷》(1959)、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1961)等。
一、“类史诗叙事"
“战争，爱情，风暴，这是史诗的主题”，英国诗人拜伦在他的《唐·璜》中这样定义史诗的内涵。从世界文学史的视野看，史诗是文学最古老的文类，在古代希腊和印度都有着最典范的史诗作品。在早期人类那里，史诗实际上是最早的百科全书，是族群文化认同的载体和对象。一方面，其宏大的规模与适合传唱的形式，担负了早期人类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创造，这是它在社会功能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另一方面，壮美与具有神化意味的悲剧与崇高风格，抒情、叙事与议论相结合的复合性文体，都更符合早期人类的审美需求与观感，因此可以说它汇集和孕育了各种后世的文体要素与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史诗”在各类文体中不但是独立的一种，同时还包含了一种“伦理性”与美学意义——当人们说某部作品是“史诗”或具有“史诗性”的时候，不光是对其特点与性质的一种界定，同时还是一种在伦理和美学意义上的推崇和肯定。前人评价杜甫的作品为“诗史”，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等都表明，“史”和“诗”是互为修饰和互为伦理的。再者，从希腊两大史诗的结构类型看，也是两种基本叙事原型：一是《伊利亚特》式的“场景——空间型”，其中时间因素显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空间横向展开的宏大场面，众多英雄人物；另一种是《奥德修记》式的“历险——时间型”，其中纵向时间因素成为主要的结构/叙述要素，这两种结构实际也注定了以后小说等叙事文学的两种基本的叙述与结构原型。谈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史诗叙事”，显然需要小心地界定。首先，它的概念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特别是通过苏联文学而获得的，是革命意识形态关于历史和时间的修辞法的集中体现形式。其次，它是革命历史的特殊记忆方式，或者“党史叙事”的别一形式，其“史诗”的含义中有“用文学的方式叙述革命历史”或“革命历史的文学叙述”的意思，并不一定在文体上有特别的和成熟的含义。在大量的对于红色叙事的谈论中都使用了“史诗”、“革命史诗”、“史诗性的”等等概念，但使用者对其内涵却并不予以解释和界定。再次，从叙述的外壳来看，革命叙事中所借用的叙述套路与中国传统的“讲史小说”又有相似之处，是一种中西兼有的“奇怪的混合体”。
因此，这里倾向于将革命文学中的含混和特殊的史诗特征称为“类史诗性”，以区别于古代经典的史诗作品、近代以后西方和外国小说史上那些典范的“史诗性作品”。它所涵盖的是当代中国作家为编制革命者的英雄人物世系，创造“社会革命”、“历史变迁”、“沧桑巨变”的神话叙述，编纂“胜利”、“牺牲”、“祭奠”等革命神话所需要的壮美场景与美学符号。从内里看，这些作品所采取的基本修辞与方法，同古代史诗之间并无根本分歧，只是用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理解方式与观点方法，强制性地替换了古代与近代史诗中关于历史、英雄、悲剧与价值的认识。其特点大致有如下几个：首先是指作品的美学风格具有特别宏大和壮美的特点，注重场景和英雄人物的刻写，以及在叙述上的格局显得开阔恢弘的特征；其次是指小说历史线索的系统性和“时间长度”等特点，必须完整地书写出革命历史的阶段性与整体性轨迹，书写出革命英雄人物的成长历史、完整的人物谱系；再次，要通过人物的部分的牺牲或挫折，来烘托和造成一定的悲剧气氛，通过阶段性挫折来建立曲折和失败的情境，并最终通过“党的领导的正确”，来实现最终胜利或展示胜利前景，由此形成历史的完整性与美学意义。笔者愿意把这样一种美学范畴称为“革命的壮剧美学”，因为它既不是一般的悲剧，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喜剧或正剧，而是一种前无古人的独有的“壮美之剧”。
当代中国最早被称为“史诗”作品的，应该是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小说出版于1954年，是建国后较早出现的战争题材的长篇之一。冯雪峰曾称赞说，“……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英雄史诗的，这还是第一部”。小说取材于1947年3月至9月的延安保卫战。彼时，调集了30万兵力进攻延安和陕北，出于力量对比的悬殊，中共决定撤出延安，以运动战方式与其周旋，以消灭其有生力量为目的，最终收复延安。小说以这一过程中的青化砭伏击战、蟠龙镇攻坚战、长城线上的运动战和沙家店歼灭战等战役为线索，正面构造了战争的宏大场景。一方面，这种战争场景在当代文学中无疑是无先例的，场面的宏大首先构成了其类似史诗的景观。另一方面，英雄人物众多是《保卫延安》“史诗性”的另，一体现形式。虽然对于其中到底什么是“英雄史诗”的美学要素，冯雪峰并没有追根溯源，但如果追寻其原型，我们还是可以参照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宏大场景和众多英雄人物是其最主要的因素。《保卫延安》中从高级将领到基层指挥员、从普通战士到根据地的支前模范都有涉猎。其中连长周大勇是小说叙事线索的核心，其次还有战士王老虎、马全有，旅长陈兴允，团参谋长卫毅，政工干部李诚等。这些人物基本上都是完美和高大的，不存在“成长”的过程。此外还涉及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形象，小说既刻意表现了他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一面，也竭力展现了他作为普通人和蔼纯朴、平易近人的一面。这也算是一种尝试，把真实的历史人物写入“小说”，这一叙事策略模糊了虚构和历史真实之间的界限。
《红岩》在1961年出版后同样获得了“史诗”的称誉。《红岩》是一部在“口述历史”的基础上经由体制介入、集体加工而产生的作品。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曾是事件的亲历者，政府前对被收监的共产党人的集体屠杀事件中的幸存者。最初，他们的工作是从调查和整理幸存者与死难者的材料开始的。1956年底，他们出版了以这些材料写成的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随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建议和中共重庆市委的具体领导帮助下，他们开始在回忆录的基础上加工改写为长篇小说。从这点看，《红岩》是典型的“革命文艺生产”之作，在思想主题方面的定位，是要写一部革命者的英雄史书，一部共产主义思想的教科书。但要从纪实文体转换为虚构性文体，使之更具有艺术含量和美学属性，还要把散见的人物与事件统合起来，这首先就涉及到结构问题。因为没有太大的时间长度，所以其结构宽度主要依赖空间展开，在结构方式上，小说便采用了非常传统的形式——类似《水浒传》的“折扇式”或者“串珠式”的结构法，以人物刻画为核心，通过事件与空间场景的转换，来转移人物描写的单元，最终形成了中国式“英雄群像”的形式。比如开篇因为甫志高的被捕叛变，引出成岗、许云峰、江姐的被捕；围绕沙坪书店和修配厂，把重庆大学的学生运动、《挺进报》、中共地下组织的工作联系起来；又通过刘思杨把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场景连接起来，使小说结构为一个整体。这应该非常值得探讨，其实小说的魅力也主要是来自这方面，最新的主题却使用了“陈旧”的结构与描写方法。另外，对有的人物形象的刻画也使用了“传奇式”的方式，比如“双枪老太婆”、隐藏于监狱中假扮“疯子”的华子良，这两个人物的描写显然与其他人物的塑造方法不同，是富有“传奇”意味的。
还有小说的内容和环境本身，也构成了叙述的特色——狱中的场景，环境的阴森可怖，地下斗争氛围的紧张激烈，妖魔化和脸谱化的特务面孔，充满死亡危险和酷刑折磨的场景……这些对于读者来说，都是特殊的阅读经验。这种特殊的经验实际上成为小说最隐秘的魅力所在，小说之所以在出版最初的两年中就创下了愈400万册的发行记录，应该是这种“传奇性”美学属性所起的作用。
《红岩》刻画了众多的英雄式人物，较丰满的有许云峰、江姐、齐晓轩、刘思扬、成岗等。表面上看，作者是将这些人物当作完美高大的共产党人的理想化身来塑造的，其品质和性格是概念化的，但另一方面他们身上的牺牲精神与坚韧气质，对和平年代里人们的想象极限是一种挑战，对普通人的精神产生着激励和升华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要远超过那些战争场景的描写，因为那些作品往往见事不见人，胜利来得太容易，牺牲本身显得微不足道。而《红岩》则更多地是描写了直接面对死亡与酷刑的意志超长者，他们的血肉之躯不断遭受残害，这在一定意义上加强了思想和美学深度，催人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尽管小说整体上松散和粗糙，但内容的特殊性，人物活动背景的特异性，刑罚描写的残酷性、最后结局的惨烈程度，都成为吸引读者的因素。
显然，《红岩》创造了“革命史诗”所特有的“壮美”气质：牺牲、酷刑、地下的斗智斗勇、最后的大悲剧，都使它成为了革命历史叙事中罕见的例证。但作者最后用曙光和胜利的色调，成功地调和了死亡带来的悲剧与灰暗气息，创造了比较典型的“革命美学”所特有的壮美诗意。
按照“史诗性”的标准，也许最符合“红色史诗叙事”特点的小说，应该是梁斌的《红旗谱》。时间和空间、传奇和写实要素在这部小说中都同时被凸显出来了。首先它具备合理和充分的“史的长度”，其类似西方与苏联文学的“三部曲式结构”，分别对应着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农民的自发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以及日本入侵中国、民族危机爆发这样几个时期。这样的安排使小说叙事变成了政治叙事的别一表现形式和其中的一部分。正如作者所言，因为他“亲身经历”和“亲眼看到”“党自从诞生以来……领导我们在各个时期贯彻了阶级斗争，领导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他要将这样一个过程“深刻地反映”出来，必然要遵照上述时间区划，使之成为自己的结构、修辞与美学的权威参照尺度。与之相应的是其“党史结构模型”，尽管此前梁斌他曾反复以30年代河北高蠡发生的农民暴动为题材，写过两个短篇小说《夜之交流》(1935)和《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1942)、一个中篇小说(与前者同名，1942)和一个剧本《千里堤》(1942)，其中的主要人物朱老忠也已基本成形。但因为没有认真按照“各个时期之间的逻辑”来描述，这种身历事件的“真实性”并不构成具有“史诗性”的理由。能够构成“史诗特征”的，是因为它是一个按照的土地革命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对中国现生的农民革命进行的系统、完整和有“历史逻辑”的叙述。第一代农民以朱老巩为代表，他是凭着个人的耿直和侠义来维护公道，同霸占穷人土地的地主冯老兰作斗争。但他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是农民的“自发反抗”。他被诡计多端的地主骗过，当场气绝身亡，之后女儿遭自尽，儿子被迫逃亡关东。这样的结果十分符合农民自发反抗的逻辑；第二代是朱老巩的儿子朱老忠，他在闯关东历经数十年的江湖闯荡之后，一心要回到家乡复仇。因为经多见广，他比父辈聪明了许多，知道不能光靠力气蛮干，需要团结穷苦兄弟，寻找时机，所以“出水才看两腿泥”成了他的信念。但他所期望的可借助的力量与机会一直没有出现，只能一再隐忍。这也符合农民的复仇逻辑。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党派来从事地下工作的县委书记贾湘农，这个历史才被终结，是贾湘农为他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和方向。在贾的领导下，他参与策动了“反割头税”的斗争，并第一次取得了真正的胜利。这样，他结束了自己自发反抗的历史，开始成长为自觉的阶级战士，从此他进入了革命者的成长逻辑；第三代革命者有朱家的大贵、二贵，严家的运涛、江涛，其中江涛是中心人物，也是以作者自己为原型来刻画的，他就读保定二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参与组织了，但因为他还年轻，所以还在“成长”过程中。最后暂时受到挫折，朱老忠将另一个学生领袖张嘉庆接回锁井镇，要在农村发动群众，准备建立革命武装。用朱老忠的话说，这叫“放虎归山”，由此预示着冀中平原上将要掀起新的革命风暴。这一时期，小说的主角已经换成了年轻一代，人物活动空间也由农村换到了城市和学校，从结构上看是出现了不够统一的问题，但出于政治的需要，要体现中国革命在乡村的历史进程，必须这样安排。小说中第二代农民形象朱老忠构成了革命的基本主体。这也是对“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理论的一个形象解释。出于这样一个宗旨，朱老忠这一人物也有了“成长”属性。首先，在早期他即具有一般农民都有的特点：勤劳、善良、忠直、勇敢，苦大仇深——这都是常态的理解，关键在于，他又比一般的农民更有见识，几十年的闯荡使他深知这个世界的不公和个人反抗的无力。这个阅历使他一出现就具有非同寻常的传奇色彩，有了传统小说中那种英雄人物的某些特征——诸如侠义豪爽、豁达自信、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有江湖闻名的感召力等等。但很快作者的笔法转入了“现实主义”的描写，这些性格和经历渐渐被化为了模糊的背景。他的成长性开始凸现：当大贵被抓丁，全家人心情沉重之时，他却从另一角度考虑问题，认为这也许会是将来的一条出路。他还关心其他的穷苦兄弟，在穷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但这一切都不能构成斗争胜利的充分条件。只有遇见了贾湘农之后，才算找到了方向。这样他就进入了性格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但在这之后，作者对他的形象描写也越来越显得无力了。很明显，朱老忠这个人物的塑造的确有成功之处，因为在当代大量的革命历史小说中，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真正立得住的农民形象，朱老忠相比之下已是比较丰满。但在这个人物身上，民间传奇英雄的“完成性性格”被压抑了，作者夸张了他身上的阶级性，并且拔高了他，使他接近于一个“无产阶级英雄”的性格素质。这样前后就有了一些实际上的矛盾，因为“传奇人物”一般来说性格是“无成长”的，但后期的朱老忠却必须要有一个思想和性格的拔高，要严格遵循革命者的成长规律，所以难免有人为造作的痕迹。
另一部长篇《红日》与《保卫延安》近似，也采取了宏大的结构与全景式的描写，因而通常也被认为具备了“史诗”的性质。全景式的战争场面描写，是这部小说在叙事上的主要特点。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历史叙事中的“史诗性要素”，诸如“宏大叙事”、时间长度、场景宽度、英雄群像、传奇性格、人物命运、悲剧乃至壮剧品格等等，都是基本具备的，差别只不过在于主题，古代史诗和西方近代以前的史诗性叙事是以人性、命运、历史意志等等比较“纯粹”的主旨为叙述内容的，而中国当代的红色历史叙述则是以构造革命神话为使命的，所以也就谈不上前者的“纯粹”和永恒意义，在品质上只具有“类”的属性，此外，艺术上的粗糙和幼稚则是致命病。
二、类传奇叙事
革命文学虽被过分强调了“全新”的性质，但它在红色意识形态主题的装扮下，仍包藏了大量旧的叙事模型、结构形式和小说要素。比如中国古代的“奇书”叙事传统，其类型化的夸张的人物，其对情节曲折性和戏剧化的追求，甚至其章回体的形式，都得以在大量的革命小说中保留。这些保留下来的东西，有的属于自觉的，更多的则属于无意识的产物。
中国传统小说常用超越于世俗常规和世俗伦理的传奇事件、传奇人物来构想世俗生活中所不能的景观。所以六朝时代的小说叫做“志怪”，唐人所做的小说叫做“传奇”，明代出现的长篇叙事也并不叫“长篇小说”，而叫做“奇书”。只是现代以来，自梁启超始，把小说当作了“改良群治”和“新民”工具，小说的社会认识、思想启蒙功能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五四”以后现代中国的长篇叙事，大都采用了西方近代以来小说模式，而对中国传统的奇书叙事的要素，则几乎逐一清除干净。延安文艺兴起后，传统和民间的东西曾被重新视为应该汲取的资源，但从实际的创作看，20世纪40－60年代的小说与中国传统叙事的美学本质却是不相容的，像《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等，都是讲述了类似“由盛而衰”、“由聚到散”、“由色到空”的悲剧故事，特别是集大成者《红楼梦》，更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叙事，其思想与哲学深度、其美学意境都因这种悲剧而获得。而当代的“类传奇小说”，虽说在形式上与上述传统有相似之处，但在本质上却是以“胜利”和“成长”为主题的喜剧性和壮剧性的叙事。
所以，当代中国革命叙事中的“传奇资源”还应该到西方文学中去找寻。巴赫金在研究古希腊的小说叙事时，曾注意到了其中刻意含糊其辞的时间概念：“主人公们是在适于婚嫁的年岁在小说开头邂逅的；他们又同样是在这个适于婚嫁的年岁，依然是那么年轻漂亮，在小说结尾结成了夫妻。他们经过难以数计的奇遇的这一段时间，在小说里是没有计算的。”他把这种时间的修辞法叫做“传奇时间”。巴赫金在分析传奇叙事特征的同时，无疑也揭示了小说叙事中的一个重大奥秘，但他并没有进而指出，正是这种时间修辞，决定了小说的美学属性——传奇性和喜剧性。同时也因为这样的修辞特点，传奇叙事中的人物也就不具备“成长”性，而是典型的完成性和类型化的人物。还有一点，这种结构方式和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才子佳人叙事也非常接近，从后花园一见钟情，到“小人拨乱”，再到离散蹉跎，最后是由大人物主持，终成眷属。两者的分歧仅在于，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是由于“小人拨乱”，希腊传奇小说则是因为“风暴”导致的迷航。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解放区文艺”时代，具有“类传奇性”的小说就已陆续出现了，像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都运用了传统的章回体形式。这些作品在人物描写上基本采用了中国传统“讲史”和“侠义”小说的描法，是比较典型的“扁形人物”，但也正因为这一点，它和革命文艺的要求有不合拍处，所以大都评价不高。至20世纪50年代，又出现了一批具有典型“类传奇性”的长篇小说，如知侠的《铁道游击队》(1954)、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刘流的《烈火金刚》(1958)、冯至的《敌后武工队》(1958)、赵树理的《灵泉洞》(1958)等。这些作品首先是因为其革命历史主题而获得了合法性，其次是因为特别受读者欢迎而难以怪罪，所以历来也基本得到肯定。只是其套路与中国传统小说太过于接近，也致使其很难获得主流地位，在各类文学史上都没有获得真正的核心地位。
从作品本身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来看，《林海雪原》无疑是其中最成功的一部，据说这部小说迄今已经发行了450万册。作者曲波身历过东北林区的剿匪战斗，有真实的经验积累，但本身却只有小学文化，自称“文字水平很低”，但他却写出了一部极畅销的小说，这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除了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影响之外，主要一方面得益于其叙事上典型的“类传奇性”。首先，是内容。关于“土匪”、“匪类”生活的想象，激发着人们的阅读趣味，恶魔式的嘴脸、妖魔化的外形、或是杀人不眨眼的匪类做派，以及如何被被剿灭和铲除，这些都是小说最深层的叙述动力和阅读需求。因此小说先天地便具有了神秘感与浪漫气息。其次，这是具有传奇性的特殊战争，靠的是乔装改扮、“卧底”匪巢、雪地追踪、长途奔袭等等特殊的谋略和手段，这种特殊的战争形式本身也产生着极大的吸引力。再次，是人物的传奇性。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都被赋予了常人身上罕见的素质：少剑波，作为小分队的指挥者，“二零三首长”，以刚23岁的年龄、超人的智慧与老练、坚韧的意志品质，谋划了“奇袭山”、“智取威虎山”、“千里草甸大周旋”、“决胜四方台”等一场场神奇的战斗；杨子荣，可谓是真正的孤胆英雄，只身闯入虎穴，假扮土匪探得威虎山的情报，甚至在逃脱的惯匪栾平认出了他的身份并予以揭穿的危情下，竟沉着冷静，依靠舌战，硬是以其“语言强势”战胜了栾平，并当着众多土匪将其击毙；刘勋苍，力大无比，粗鲁中又带着憨厚与质朴，但在冰天雪地中猛擒土匪刁占一时，就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手到擒来；栾超家，幽默快活，善于攀缘，具有飞跃山涧林海的神奇本领；孙达得，极富耐力，善于长途跋涉，传递情报……这些人物像《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的许多传奇人物一样，具有异乎寻常的禀赋和类型化的性格，满足着读者对英雄侠客的想象。
“类传奇性”还表现在对政治主题的“道德化处置”上。通常革命历史叙事都会在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设置一个道德分界线，但这部小说因为其反面人物特定的“匪类”性质，“道德脸谱化”处理就显得自然和得体。反面人物不但凶残狡诈、相互倾轧，还有着为人伦所不齿的恶德，关于妖道的奸邪和蝴蝶迷的描写，显然都近乎于传统“神魔小说”中的“妖魔化”手法。另外，他们还讲着一套“土匪话语”，这是一套另行编码的语言系统，“黑话”使小说在语言的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个传奇语意场。还有叙事的结构和惊险曲折的故事情节，也体现了传奇性叙事的特征。小说大致描写了四场大的战斗，“奇袭山”、“智取威虎山”、“千里草甸大周旋”、“决战四方台”。四场战斗虽然形式内容各异，但归根结底又有着重复的结构性元素与叙述程式：定计谋，侦敌情，发动群众，雪夜行军，神兵天降，全歼敌人，庆祝胜利，欢歌笑语；到最后，主人公各有升迁和归宿，有情人也终成眷属。这样的写法，同《西游记》、《水浒传》以及许多中国古代的传奇性小说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这些故事可以一直重复展开和描写下去，只要篇幅允许和作者愿意。这是典型的传奇式的结构与叙述方式：人物性格是定型的，没有“成长”；情节是大同小异的，只有具体内容的变化，叙述方式和套路则是既定和重复的；结局总是可以预知的，尽管始终处在惊险和紧张中，胜利永远是属于主人公的；每段传奇故事都可以相对独立，但总体上又很容易统一起来。
在对中西传奇性叙事资源的吸取方面，在《林海雪原》中显然是中国传统占了上风，曲波自述，“我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名著，其中人物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曾深深地教育了我……但叫我讲给别人听，我只能讲个大概，讲个精神，或者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可是叫我讲《三国演义》、《水浒》、《说岳全传》，我就可以像说评书一样地讲出来，甚至最好的章节我还可以背诵”。显然，是上述中国传统的小说艺术手法给了作者更多营养。小说中十分经典的“才子佳人”和“英雄美人”老套路的变形运用，也证明了这一点。少剑波和女军医白茹的爱情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也是书中不可缺少的色彩之笔，但这场爱情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以及过程的描写，却是很落“俗套”的：少剑波年轻英俊，才华过人，是整个战争的首要决胜因素。这个定位本身不但按照革命意识形态、即使按照常理也有问题，剑波不过23岁，就已到了团参谋长职位，而杨子荣已经41岁，且身经百战，智勇双全，才是一个排长。这显然有些勉强，他们惟一的差别是，作者强调了杨子荣“没有读过书”，而少剑波则不但读过书，而且会“作诗”，白茹之所以爱上他，就是因为他指挥了奇袭山战斗，在胜利之后写了一首“诗”，读了这首实则很粗糙浅陋的“诗”之后，少女的“赤纯的心”才“第一次泛起爱情的浪花”，爱上了这个“英勇俊俏、多才多谋的少剑波”。之后小说又不厌其烦地描写了白茹的主动示爱，少剑波的理智克制，中间再加上他的一些“柔肠”之笔，最后是在团首长出面“挑明”下，两人的关系终于获得了合法性。这个富有男权色彩的描写，暗合了读者的传统阅读心理，在革命叙事的外衣装裹之下，重新搭建了一个“才子(英雄)佳人”的古老叙事。这里如果我们对比巴赫金所分析的希腊小说，就会发现其男女情爱描写可以说非常近似，惟一的不同是，阻挠他们爱情的不只是“风暴”，还有战争本身的残酷环境。
另外两部具有典范的传奇特征的长篇，是抗日题材的小说《烈火金刚》和《铁道游击队》。刘流的《烈火金刚》是一部用评书形式写成的长篇，也是一部在叙事特征上看起来最像中国传统叙事的小说，其中甚至保留了说书人的角色和口吻，章回之间还留有“包袱”和“诗曰”等形式，在民间和读者中也流传很广。但奇怪的是，这部小说一直没有在当代文学史中赢得任何地位，甚至大部分文学史都不曾提及。实际上，它应该是当代小说创作中一个吸取传统因素的成功例证，不过是因为它没有太多地插入意识形态的说教，而只是用力于抗日故事的讲述和传奇英雄人物的描画，显得“主题不够高、思想深度不够大”罢了，但今天看来这正是它的独到和有价值之处。它的通俗性恰恰使它葆有了中国式小说的特性与魅力——至少也使它的概念化和政治化内容被消解到了最低的程度。
《烈火金刚》最显著的特点是传奇人物的描写，它所塑造的一系列抗日英雄，因为具备了典范的传奇性而有了生命力。首先它突出了人物的类型化特征，致使其性格非常鲜明。正面人物中如史更新的高大勇武，机智善战，如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有“万夫不挡之勇”的英雄人物一般。他一开篇即以身负重伤之躯，“白手夺枪”，勇斗日军“猪头小队长”，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另一个传奇人物肖飞，作为八路军侦察员，其只身闯入虎穴、前往戒备森严的县城“买药”的故事，甚至可以作为“口头文学”样式在民间长久流传。另一个八路军武工队员丁尚武，是一个小眼睛且脸上长满了“麻子”的丑陋男人，但这并不妨碍他有过人的武艺和超常的勇敢，他甚至还有骄傲和孤芳自赏的毛病，有恋爱的冲动，在幻想与八路军女军医林丽的爱情时，还自言自语“自古美人爱英雄……”之类。这些按理都是“严肃的革命叙事”中所不能见容的东西，但在从日本鬼子的魔爪下“三勇士智救五十二姐妹”一回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光彩照人的形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烈火金刚》还回避了此类小说中通常必须要塑造的“首长”形象，主要是描画了一群“孤胆英雄”的群像，这表明传统和民间的隐形艺术因素与传奇美学，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上述容易出现的毛病。虽然在上个时代并不存在一个“商业化的动机”，但它确实在客观上最大限度地消解了小说的政治化色彩，最大限度地放大了小说的消费功能，这也应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值得认真给予评价和肯定。
《铁道游击队》的传奇特征也同样主要表现在叙事方式和人物刻画上。首先，在叙事方面借鉴了《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与话本小说的“历险——串联”的讲述方式，通过一个个比较戏剧性的或惊险刺激的单元性故事的连缀，来结构小说的情节，扒火车、搞机枪、端炮楼、炸桥梁，这些与古代小说中的绿林匪盗行为如出一辙的故事，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构架。如果剥去抗战主题，几乎就是一个民间世界的绿林侠客打家劫舍的传奇，因为所有这些情节和场景都有极大的“娱乐性”，是背负了合法理由的打劫游戏。其次，在人物性格特征上，小说也尤其喜欢按照中国传统小说的塑造模式来设计，性如烈火的鲁汉、机智勇猛的林忠，看上去简直就是对鲁智深、林冲的模仿；刘洪、王强，除了他们作为革命者的果敢与智慧，与民间英雄人物也没有两样，爱喝酒、重情谊、好冲动、喜欢打抱不平的性格，都成为他们为工农兵读者所喜欢的理由。
总体看，“类传奇”叙事是当代中国红色历史叙事中最靠近市场、靠近民间、最靠近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一类，离主流政治也最远，它们在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时代经过巧妙的改装，成功地转型为革命叙事的一部分，也应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三、类成长小说
“成长小说”这一概念最初为俄国理论家巴赫金所提出。从史诗叙事的角度看，它和《奥德修记》式的历险叙事应该同属一种原型，时间成为结构的要素，空间移动是在时间中完成的，其中构成的“命运的悬念”成为叙事的推动力。但在启蒙主义和“进化论”思想出现之前，无论时空任何变换，人物的性格基本不存在“成长”的概念。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人物的性格类型也基本都是“完成型”的，是福斯特所说的“扁平型人物”，不存在“成长”逻辑。但革命历史小说修改了上述纯粹的时空关系，使时间的绵延具有了伦理性——革命者在历险过程中有了“成长”和“进步”。这与巴赫金所说的“成长小说”在叙述类型上是一致的，都是“进化论”思想的产物。很明显，“成长主题”是为了凸显“党的作用”，因为只有当小说主人公处于成长过程之中时，这种作用才能得以体现，关于“历史进步”的叙述才有了证据。换言之，没有“历史的发展”就不会有“人物的成长”，历史的发展是人物成长的推动力，而历史的发展是由党来组织和代表的。所以只有描写两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才能符合政治上的要求，解释出历史的规律和真实。革命叙事中以某一主人公的成长为主题的作品，大都不外乎这样一个模式。
但还有另一个问题，革命叙事又是比较避讳“个人主题”的，要避免个人中心、夸大个人作用，所以，尽管大部分红色叙事中的人物都具有“成长性”，但是真正典型和纯粹的“成长小说”，却也只有寥寥可数的几部：高云览的《小城春秋》(1956)、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欧阳山的《三家巷》(1959)可谓是有代表性的三部。另外，梁斌的《红旗谱》也基本符合，但因为其更强调“史诗性”，所以我们就将其放到了“类史诗叙事”中来分析，其余像《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也有一定成长性。
如果要选择一部最成功的“成长小说”，无疑应首推《青春之歌》。因为它按照既成的当代政治观念，形象地书写了一个青年知识女性的精神成长的历程。写知识分子的成长主题，一方面会提高关于知识分子的叙事的合法性，同时又可以突出党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一般的说法是，知识分子由于其阶级属性的先天的“软弱”和“不足”，比较容易摇摆，必须要接受党的领导、工农群众的再教育，经过长期锻炼，才能有所作为。所以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来讲述故事，首先就面临着如何解决合法性的问题。《青春之歌》的定位是准确的，因而获得了承认。按照巴赫金的说法，它既是“自传型”的，又是“在历史中成长型”的，同时又不无“训喻”意味，几种因素混合得相当成功。
我们先从通常的意识形态角度看，小说所试图要表现的主题是这样的：它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间的社会政治风云为背景，通过林道静的成长道路，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自由和幸福的追求，同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崇高事业结合起来，才能找到正确的出路，从而真正实现个人的价值。一曲“青春之歌”，就是把个人的一切投入到民族和阶级的事业之中的歌。主人公的“成长”表现在：她的原始动机本来只是追求个人的幸福，与许多“五四”青年一样，最初不过是一个反抗旧婚姻的个性自由主义者，但随着这一过程的加深，她渐渐发现个人化的幸福幻想是行不通的。于是她开始接触共产党人，并且先后接受了卢嘉川、林红、江华等人的指引和教育。经过监狱生活的考验，她开始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之后，党又把她派往农村，在那里她又接受了工农群众的再教育，经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最后终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并成功地领导了北大的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这样一个过程，是典型的“与历史一同进步”、与时代一并前行的成长过程。但上述解释又未免简单和表层。实际上，《青春之歌》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在红色意识形态的装裹下，成功地包藏了各种不同的传统叙事因素，是这些因素极大地满足了那个年代读者的无意识的心理期待。首先，这是一个“才子佳人”的老套路：林道静一出场就带着浓郁的“小资”女性的浪漫气息，刚刚年届17，身着一袭洁白的连衣裙，背着一堆乐器，这样一场“出走”堪称是奢华的。此时她刚考取了大学，但继母要将她当作私有财产攀结权贵，一直羡慕表哥张文清式的自由恋爱的她，便选择了“出走”。但不料来到北戴河时，表哥已被杨庄小学除名，林道静因此陷入校长余敬塘的圈套，余也想拿她来作为礼物向县长邀宠。林道静绝望之下欲投海殉身，年轻的北大学生余永泽出于对她的倾慕，帮她度过难关，并因为背诵了一首海涅的爱情诗而俘获了这少女的芳心。两人在车站分手的时候已缠绵悱恻。林对余的印象是：“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余对林的想法则是：“含羞草一样的美妙少女，得到她该是多么幸福啊!”如果小说到此结束的话，很明显是一个典型的老式“才子佳人”叙事。
接下来小说又开始讲了另一个“英雄美人”的故事：林道静对余永泽其实并不满意，因为小说强调了他的长相是比较“黑瘦”，而且是长了一双“小眼睛”，只因为在特殊的不利条件下才屈就余永泽。其实，在与余分手之后，林道静很快就遇到了另一个英俊青年卢嘉川，并闪电般地爱上了他。因为他与余永泽不同，余讲的是一套个人主义的“小资话语”，而卢则是讲一套关于抗日的宏伟的“国家话语”；余身上只有才子气，而卢身上则洋溢着英雄气；余长得差强人意，而卢则非常符合林道静对“白马王子”的想象……按照林道静富有挑战性和冒险精神的性格，显然更适合于她的是卢而不是余。所以，林道静回到北京后，很快就在与余同居的同时，找到了卢嘉川，并且执著地向他寻求“革命道理”，而卢则压抑着对林道静的个人感情，乐此不疲地向她传授这些道理。这样在余永泽、卢嘉川和林道静三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类似于“三角”或者“出轨”式的爱情模式，这在革命年代无疑是充满了隐秘心理刺激的内容。之后，林道静开始加速寻找与余永泽分道扬镳的理由，先是在对待老佃户魏三的问题上设置了两人之间“阶级感情”的差异，然后是林道静在梦中出现了余永泽“见死不救”的情景，这样她记忆中余曾在危难时刻救助过她的一幕，也被“修改”了，她对背弃余已没有什么负罪感。就在这时，卢嘉川因为躲避特务的追踪而来到林道静家，恰被余永泽挡在了门外而遭到了逮捕。这样，林道静终于找到了直接的理由，与余一刀两断。很显然，这个过程是一个“英雄美人”打败了“才子佳人”的过程，因为前者看起来更容易“改装”为一个革命叙事，而后者却很难。
随后，小说又写了林道静与另一个革命青年江华之间的爱情。大致可以看做是与卢的爱情的替代和延伸。这段描写相对比较乏味，因为江华作为北大学生的知识分子身份被淡化了，而作为党的成熟而坚定的领导者身份则得到了强化，所以总体上，这个人物显得没有生气和活力。而且他接近和拥有林道静的那段描写，还有“利用工作之便”之嫌，当他提出与林道静的关系可不可以“比同志关系更进一步”的时候，林道静的回答也显得无奈和勉强：“可以，老江，我很喜欢你……”这种描写的趋于乏味，除了因为越来越政治化，同时也是因为叙事越来越远离了传统叙事模型的内在美学支撑。
三场爱情戏，构成了《青春之歌》叙事结构的主干。不难看出，小说实际上是把一个“小资叙事”、一个带有“自传性的个人叙事”、一个常态的“人性叙事”经过悉心改装，将之变成了一个“革命叙事”。同时，在它表面的政治色彩下面，实际是“很旧很俗的东西，但这却是小说真正具有原始的叙述动力和阅读魅力的基本原因”。作为一个常态的叙事，它包裹的，实际上是一个不安分于现实和命运的知识女性在情感生活上的一段追求、波折和遭遇。这段故事又和“五四”文学中的“娜拉出走”的启蒙主题有近似之处，只是它用革命意识形态的观念，回答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
另外，在《青春之歌》中，也可以看到其他的叙事类型的痕迹：比如，这是一个近似“女性主义”的叙事，小说以女性为核心的结构，以“一个女人与多个男性之间的悲欢离合”故事为线索，书写了她的一段情感轨迹与心灵历程，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叙事的压制，它自然会形成明显的女性主义色彩。但因为小说又强调了她“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成长过程，强调了这一成长过程中党的指引作用，而作为“党的化身”的人物又主要是男性，所以它的女性主义色彩就被淡化了。
《青春之歌》与别的红色叙事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在于，它不但内部有丰富的“隐形结构”，而且还成功地在其中掩藏了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叙事”的若干主题：女性主义的、“娜拉出走”的主题，知识分子自愿接受磨难、为改造社会而斗争的启蒙主义主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主题，个人私密感情的主题，甚至另类的“出轨”爱情体验的主题等等。这些都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和底蕴，使之成为当代文学中罕见的一个复杂多重的叙事现象，成为长久以来常读常新的一个奇特的文本。
但即使作者杨沫煞费苦心地对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进行了改装，它出版后，还是遭到了尖锐的批评，比如有文章说，“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林道静这一人物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到书的最末她也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公允地说，如果这个批评不带“打棍子”的意识形态色彩，倒是准确的。也有不少文艺界的知名人物，如何其芳、巴人、茅盾、袁鹰等出来肯定这部小说。但当时的压力却使得作者不得不考虑重新修改，以使这个人物的成长看起来更“可信”，于是1959年杨沫对小说进行修改增补，1960年修改本出版，新加了林道静在深泽县与工农结合的七章和参加领导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作者自称意图在于“围绕林道静这个主要人物，要使她的成长更加合情合理、脉络清楚”，“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实的基础”。但实在说，这些修改对小说原作的性质并没有起到什么的作用，只徒然增加了小说的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