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2 19:22:14
关键词：经典名著 语文教学 文本解读 方法
在多年的语文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对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了解甚少。近期笔者列出50部中外经典书目（源自教育部2001年制定的中小学《语文新课标》所列的课外读物和大学生必读书目，中国古典名著30部，国外名著20部），对医学院校大一至大三的521名学生做了一次随机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大学生的阅读量甚少：虽然其中88.79%的学生有阅读经典名著的愿望，可是完整读过这50部名著的，人均不到4部，没读完的人均刚到6本，而且这其中大部分学生是在中小学时期读过的，在大学时期的重读率不到10%，在中学阶段就该基本完成的名著阅读，多数大学生在大学期间还没有实现；另外像《论语》、《老子》、《史记》等属于我国传统文化经典的阅读率明显偏低，人均阅读量不足1部，且低于外国经典名著的人均阅读量。
传统文化经典名著在学生视野中的严重“缺席”，是一个值得我们国人尤其是教育者深思和警惕的文化现象。传统经典名著、优秀诗文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母语教育都非常注重本国经典名著的阅读，关注语言学习与文化的关系。因为青少年一代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不够，会使得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化产生陌生感，一旦受到外来异质文化的冲击，便更加重他们无“根”的困惑、迷茫感，进而迷失自我。而且，我国当代社会的整体浮躁氛围在青年一代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疏离经典名作既是心理浮躁、急功近利的一种表现，更是一种“治病之源”。因为青年学子只有耐心读完一本本好书，书读多了才益于保持宁静的心态，逐渐增强抵抗世俗纷繁诱惑的免疫力，克服浮躁的心态；相反缺乏了好书的滋养，她们不仅审美趣味和艺术鉴赏力低下，而且在专业学习上也很难养成“宁静而致远”的胸怀。
从我们的调查结果看，医学生阅读经典名著的愿望与实际行动有很大的偏差，虽然绝大部分学生表示愿意阅读名著，但是在课余时间即使无所事事时，也很难静下心来读名著。这是为什么？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不过通过调查可以肯定其中最重要的两点：一是学生没有养成好的读书习惯或者说逐渐丧失了读书的习惯；二是名著离现实较远，读起来耗时费力，学生尝不到阅读经典的“甜头”。
所以高校教育要利用大学语文及其他人文艺术类课程的优势，开设经典导读之类的课程，引导学生阅读中华文化典籍，接受具有艺术性、社会性和审美性的经典名作，使之对大学生的思想和精神成长提供有益的帮助。由于古代经典产生的时代和其中的内容离当下学生的生活遥远，绝大部分学生读起来困难，也就不喜欢读。因此，如何拉近学生与经典名著的距离使学生渐渐喜欢上“经典”，这就是教师在课程教学中要探索的首要问题。
一、经典名著导读的循序渐进原则
“对特定种类的读物能否保持长久的兴趣与读者的接受水平有关。”[1]学生初接触古代文言作品，有一种畏难情绪。那么，选读名著就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前提，遵循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原则。教师根据情况先引导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适合自己读的较浅近的作品，按照经典名著的接受难度和学生的接受能力逐步开列推荐书目，一步一个台阶地逐步提高。读古代文化典籍是要花些力气，可一旦攻破难关尝到其中甘味，就有成就感，对传统文化就有了亲近感。
二、硬性规定与阅读方法指导相结合的教学策略
影视和网络文化的发展，使人们已习惯于对视听信息的接受，对单纯文字信息的接受能力逐渐退化。大学生把大量课余时间打发在上网聊天和游戏、逛街、参加社团等活动上。虽然大多数的学生有阅读经典名著的愿望，但最终并未付诸实际行动，说明大学生阅读习惯的逐渐丧失。
许多富于文化含量的读物往往短时间很难吸引学生。所以必须采用经典阅读的硬性规定与阅读方法的有效指导相结合的教学策略。在感性享受和经济效益已普遍成为人们行为准则的今天，单纯依靠大学生自己接受那些他们认为“枯燥乏味”的东西等于放任自流。因此，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经济学教授马丁·卡诺依正确地指出“应该让中国的大学生在大学里继续吃点苦，像他们当年为了考大学一样”。[2]所谓的硬性规定，其实也是在校园里要营造长期读书氛围的开端，硬性规定的同时，在加上阅读方法方面的有效指导，学生接触的经典作品渐渐多了，感受到“经典”的魅力，就会主动阅读，久之，也就养成好读书、读好书的习惯。
三、经典文本解读的“艺术奥妙”
大学生不读名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读不懂，经典名著有着独到且不易领略的地方，即便是一些看似好懂的经典名著，也仍有一般著作所不具备或完全能替代的奥妙之处。这就需要专业者的引领，去深入浅出地分析文本的“艺术奥妙”，令学生欣赏到文学经典名著的深邃魅力所在。所以，教师不能只给学生开列“经典名著”书目，还应在帮助学生解读文本方面多下功夫，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解读方法，提高阅读水平。
1.回归“原典”——历史解读法
回归“原典”在此既是指让学生阅读原著把握文本，又是指走进原著产生的历史时代，达到对原著本身和作者意图的最大程度的理解和最准确的认知。对待传统文化典籍，本来学生与之有一定的隔膜，学生肯定有不理解某部作品或某个作者思想的情况，甚至与之有着某种冲突，这时教师就不能简单地将自己对这类作品的理解以及作品表达的思想内容传达给学生就结束了，这样学生仍不能深入地理解作品。
因此，教师要能带领学生跨越历史做文化思想的溯源。首先是知人论世——了解作家的生平、创作动机和预期及作品的历史文化背景，可大致把握原著的主旨；其次是以原著为中心拓展阅读范围，因为原著是产生于历史中的文化作品，负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学生面对这些古代名著会产生文化阻隔，表面上似乎是学生不理解某一个或某几个时代的作家和作品，其实本质上是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时让学生涉猎同时代、同题材的其他作品，以便对所读原著及其作者有更全面准确和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更深刻地认识了原著所体现的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根，让他们了解了“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在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过程中有了归属感。
2.古为今用——现代解读法
在经典名著教学中还要始终以动态的观念指导学生阅读，不能只把“经典”作为静态的历史，还要学会“古为今用”，即读者用现代的观念和思维审视古代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倾向，提出自己的看法；用现代哲学观念、现代精神重新诠释“经典”，使之与现代社会文化契合，赋予经典内容以时代新意。
笔者在指导学生读《老子》时，为了让学生深入体会到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结合现当代的一些伟大的领袖和优秀企业家运用老子的思想的实例，让学生切实领略到老子的管理哲学智慧在现当代社会的应用和发展；而且《老子》为什么反对过分张扬人的巧智、技术？学生结合现实探讨社会和人生，包括现代文明的进步与蜕化。现代工业文明在给人无穷的物质享受之时，也可能在破坏着那些纯朴美丽的东西，破坏着自然，还可能在异化着人的心灵，因此对追求物质文明都产生了自己的相对较理性的看法，知道了自己在现实中该往何处去。即使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也能寻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自由心灵空间，不为名利搅扰，在人生道路上遇到坎坷之时仍能泰然处之。这样在对传统文化典籍欣赏的基础上大学生进行了美的创造：将自己的发现与现时经验相结合，从而加深对作品及社会的认识。
3.不同专业视角解读法
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经典，不同专业的学生也有不同的阅读视野和阅读期待。教学中我们不仅指导学生结合自己专业选择名著，还可以启发他们从各自不同的专业视角解读经典名著。人们常说“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专业的人眼中也有各自不同的哈姆雷特。一部《红楼梦》，有人关注宫闱秘事，有人关注美食厨艺，有人关注建筑艺术……那么医学生从《红楼梦》中就可以读出我们的传统医学和现代的精神分析法。再如读到《老子》中的宇宙生成观，就可启发医学生分析道家与我国中医精、气、神学说的密切关系以及道家辩证法思想对中医有哪些启迪；还有道家思想与古代养生学的关系等等。笔者在教学中通过启发，医学生随即显示出对道家名著和古代医学名著《黄帝内经》的强烈阅读欲望和兴趣，不少学生还写出研究论文。这样把经典阅读与专业学习紧密结合起来，不仅引发了大学生读经典的兴趣，提高阅读的能力，而且反过来也促进和拓展了自己医学专业的学习和发展领域。
这样以语文课程和语文教学为依托，拉近学生与经典名著的距离，引领学生逐渐走进传统文化的殿堂，去领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壮烈之气，弄明白屈原为何“亦余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奉献于楚，体验小儿女“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忧愁，体味“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无奈……。不仅把阅读潜入到传统文化的深层领域，以传统文化的人文内涵和民族精神伴学生成长，而且带领学生从传统中走出来引起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思考。这不仅提高了大学生艺术鉴赏的趣味，而且还是一个涵养其生命的过程，使他们日后的道路才能走得更远。最终，我们的经典随着历史长河的滚动不仅没有消逝，反而愈来愈散发出弥久的陈香并熠熠生辉。
（本文为河南省教育厅2011年度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普通高等医学院校的艺术教育现状和课程设计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1-ZX-204。）
注释：
[1]金元浦主编：《阅读方法：圆照博观与烛幽探微》，《阅读的欣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梁卫群：《中国大学生应像高考再刻苦点》，汕头广播电视周报，2004年2月18日。
参考文献：
[1]李澎.在语文教学中寻找文化之根[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3，（1）.
[2]杨棣.关注大学生文化经典阅读[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关键词】 新安医学 医家史料 遗误 指归
在海内众多有志于新安医学研究工作者的努力下，近年对新安医学研究又上了新的台阶，特别是整理挖掘新安历代医家工作，更趋于完善，出版的人名（物）辞（词）典中充实了新安医家的记载和介绍，更有《新安名医考》等专著问世，填补了新安医学在研究医家上的空白。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转抄刻版之笔误，致使较多医家的姓、名、字之乱者有之，生卒年代之误有之，里籍不详有之，造成了张冠李戴之遗憾，给我们今后查阅史料留下隐患。现将笔者览阅中发现的部分遗误，指正道明如下，以供同好 参考 。
姓氏使用混乱
人类进入文字记载年代后逐步有了姓氏。由于汉字有同音字，以及笔画有多寡，故易造成误传。如“余”姓与“俞”姓虽为同音字，但在姓氏使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说文解字》对字义有不同的解释：余，“语之舒也。”而舒，“伸也。”俞，“空中木为舟也。”在《百家姓》中有“俞任袁柳”、“伍余元卜”之不同。据《新安名医考》载：“俞鹭振，字彩轩，清末婺源县人，享年36岁。……特著《瘪痧论》。” 《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籍考》［2］俱载：“余鹭振，字彩轩，清末婺源县人。……著有《瘪痧论》。”另《新安医学史略》一书转载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四十九《人物方技》曰：“余鹭振，清，婺源县人。……著有《瘪痧论》，详述此病之发生理由及治法，上海《医学报》主笔周雪樵读后，函请入‘医学研究会’，日征医案登报。”［3］当遵后三部论述记载，特别是《新安医学史略》详细转引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之记述，可判定为余姓矣。据考，余鹭振是旅居上海崇明的新安医家。
《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籍考》［2］载：“俞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代江西婺源县人。……著有《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未见刊行。”又，“俞德乾，字利川，清代江西婺源县泗水人。……著有《麻痘科要略》一书，借抄者无虚日。”《新安名医考》载：“余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婺源县城东人，……著《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又，“余德乾，字利川，清·婺源县泗水人……著有《麻痘科要略》济人，借抄者无虚日。”［4］《新安医学史略》在目录中载称“余有廉”，而在书中却为：“俞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婺源县城东人。……著有《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见：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三十四·人物·文苑》）”又载：“施德乾，字利川，婺源县泗水人。……著《麻痘科要略》一书，借抄者无虚日。（见：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四十·人物义行》）”［3］从以上引证看，二位医家名、字、里籍及著述皆相同，其姓氏差别显然，都转述源于《婺源县志》，何者为准，难下定论。俞姓乃婺源之望族，施更是俞之大误。
《中医人名辞典》曰：“汪之迈，字怀民。清代安徽祁门县十三都中涧人。精医术，有名于时。（见：《徽州府志》）”［1］《新安名医考》［4］、《新安医学史略》［3］曰：“江之迈，字怀民，清·康熙祁门十三都中涧人。” 据查“汪”乃“江”之笔误，曾被推荐至太 医院 任太医。
名、字之混淆
古时文人在名、字、号的称呼上区分严格。名一般是供长辈或用作自称，字是供平辈朋友互作尊称。号是指人的名字以外的自称作谦称。因此，名、字、号在口语、书写使用中，极容易造成记载错位。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载：“许宁，元明间安徽歙县人，生平未详。著有《学 理论 是》（《新安医籍考》称之《医学理论》），未见梓行。（见：《 中国 医学大辞典》）”又载：“许凝，一作许宁，字裕清，清代安徽徽州人。……著有《遁气符医》、《医纪黄游》诸集，今佚。（见：《徽州府志》、《江南通志》）”而《新安名医考》却相反地记载曰：“许凝，明末休宁医家，生卒年月不详。著《医学理论》。”又，“许宁，字裕清，清乾隆嘉庆年间歙县人，……著有《遁气符》，《医纪》等。”［4］《新安医学史略》载：“许宁，道光《歙县志·方技》和民国《歙县志·方技》载：明代歙县人，著《医学理论》（或作《学理论是》）。”又载：“许凝，字裕卿。清初休宁人。行医歙县、休宁，间有奇疾，以手代针，用推拿法，世罕其传。著《遁气符医》，《医记黄游》诸集，今佚。”［3］“宁”与“凝”虽然读音相同，但字义不一，不应当混淆。一为许宁，元明间歙县人，著《医学理论》。一为许凝，清初，休宁人也，善推拿之术，著《遁气符医》、《医纪黄游》(笔者注：《新安医学史略》原文为“医记黄游”，而经综析当为“纪”较合适)。
《中医人名辞典》载：“黄启东，字日初，清代江西婺源县人。”［1］《新安名医考》载：“黄起升，字日初，清·婺源县璜川人。”［4］两说都明出自《婺源县志》，“启”与“起”音同字不同，“东”与“升”有笔误之嫌。古时文人的字与名有一定内在联系，《颜氏家训》说：“名以整体，字以表德。”就是字者表其名之义，是名的解释或补充。起升为名，意太阳初升，名与字相辅相成。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俱载：“王开（1278～1347年），字叔启，又字元启，号镜潭（一作镜泽），宋元间兰溪（今浙江兰溪县）纯孝乡王家村人……，撰《增注针经密语》一卷，《针灸全书》一卷，均佚。（见：《浙江通志》、《兰溪县志》、《补元史艺文志》等）”《新安名医考》将王开增附于王国瑞条目下：“王国瑞，元·婺源县人，……曾协助父亲王开增注《针经密语》一卷，惜已亡佚。”［4］此说源于《婺源县志》，为旅外新安医家。《新安名医考》将“增注”二字从书名中分列出来，“增”用于人名，“注”为动词意在注释也，注《针经密语》解，实际上“增注”有增补注释之双重 内容 ，从中医较多书籍名称看，如有《增订医方歌诀》，有《增补脉诀》、《增注徐回溪古方新解》，还有“增释”、“增辑”等形式，因此，把“增注”理解成人名，显然是有误。
又《集古良方》作者，《中医人物词典》载：“江进，清医家，字可廷，安徽歙县人。”［5］《中医人名辞典》载：“江进，清代安徽歙县人。生平未详。（见 ：《贩书偶记续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新安名医考》载：“江兰，字进，清·乾隆年间歙县人。”［4］《新安医籍考》：“道光八年《歙县志·宦绩》曰：江兰，字芳国。”［2］在《集古良方》条载有自序署名为“古歙江兰谨书”。《中医 文献 辞典》载《集古良方》条：“方书12卷。清·江进（可亭）纂辑，辑年不详。……现存咸丰元年（1851年）重刻本。”［6］上述一医家名与字混乱现象较为严重，这样将给查找该医家增加难度，也可使疑误长期延讹下去。《新安医学史略》载《集古良方》为同名异书，一作者为江兰，另一作者为江进，俱为歙县医家也。从考据学看，有资料佐证，江兰著有《集古良方》。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俱载称：“程时卿，明代安徽祁门人。……晚年辑《太素脉要》二卷。”说法源于《
《医荟》的作者，《中医人物词典》载：“毕懋衰，明医家，字君平，歙县人。”［5］《新安名医考》载：“毕懋襄，明朝歙县人，《歙县志》载其著有《医荟》一书。”［4］《新安医籍考》载《医荟》条：“明·毕懋襄，见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卷十，《书籍》十八卷佚。”［2］同为一人，名字不同，襄本意为帮助，可见衰应是襄笔刻之误。
里籍不清
医家的里籍往往能反映出其学术渊源和学术流派（区域性）间关系，给旁证史料带来 参考 论据，对区别同姓同名医家，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医人名辞典》载：“汪汝麟，字石来，清代广东海阳县人，生平未详。辑有《证因方论集要》四卷，刊于道光庚子（1840年）（见：《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又见《新安名医考》载：“汪汝，字石来，清·休宁医家，生卒年月不详，著《证因方论集要》六卷。”［4］乃麟之误。《新安医学史略》载：“汪汝麟，字石来，清·嘉道间休宁海阳人。”［3］据查，海阳为休宁古称，建县于东汉吴永安元年（258年）。吾徽古人写籍贯亦喜用古称，现保留有海阳镇为休宁县城所在地，汪汝麟乃是新安医家休宁人氏。 另《中医人名辞典》又载：“汪文绮，字蕴谷，清代广东海阳县人，著有《脉学注解汇参证治》、《会心录》等。（见：《贩书偶记续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新安医学史略》载：“汪文绮，字蕴谷。汪文誊之弟。”又载：“汪十洲，清初，休宁县鹤山里人。县名医，子文誊、文绮，承其学。”［3］从汪文绮《杂症会心录》自序中看有署名为“休宁汪文绮蕴谷氏识”看，汪文绮很明白无误为休宁人，同时也可佐证汪汝麟为休宁人。
《中医人名辞典》载：“李楼，明代江南人，……著《怪证奇方》二卷，传于世，今存抄本。（见：《医藏书目》、《国史经籍志》、《古今名医言行录》、《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中医人物词典》载：“李楼，明医家，字小山，祁门（今属安徽）人。尝集《怪症奇方》一册，……后由其友王校正，于1544年刊行。”［5］从上所述人名（物）辞（词）典介绍看，虽里籍不同，但书名生平年代相同，当是同一人。众所周知，王为祁门人氏，多年行医祁门。“常与李楼相互论医，后校正李氏《怪症奇方》（1544年），且于书后添加附承。”［3］而《怪症奇方》是由“明·李楼编，王校，见《全国中医图书馆联合目录》存”［2］。从他们生前密切接触论医看，李楼当属祁门人。
朝代不详
古时文人著书作序记载都以帝王年号干支表明，无公元年历记载之习，而各朝代帝号相似亦不少见，故易造成人为移位而错，有的记载可误差数百年之多。
《新安名医考》载：“王炎，字晦叔，清·婺源武溪人，生于雍正三年（公元1726年），卒于嘉庆十一年（公元1807年），享年81岁……，医著《伤寒论》编在《双溪类稿》中。”［4］而《中医人物词典》［5］、《新安医学史略》［3］载：“王炎（1138～1218年）南宋文学家，字晦叔，婺源（今属江西）人。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著作甚富，总题《双溪类稿》，其中有所注《伤寒论》等，已佚。……所辑《本草正经》三卷，为《神农本草经》最早辑本，今佚。”《中医人名辞典》载：“王炎（1138～1218年），字晦叔，宋代婺源（今江西）武溪人。（见：《徽州县志》）”［1］《中医 文献 辞典》载《本草正经》条：“本草著作3卷。南宋王炎（晦叔）辑，约成书于嘉定十年（1217年）。《神农本草经》最早之辑佚本。此书在明末尚存，今佚。惟其序文存《双溪文集》中。”［6］所著皆道明为宋人。综上所述，名字书目皆相同，而生卒年代则相距约六百年左右。
《中医人物词典》在介绍婺源医家朱日辉时称：“朱日辉，明医家，字充美。”［5］而《新安名医考》［4］、《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学史略》［3］则明确称之为“清代婺源县沱川人”。惜所著《医学元要》、《加减十三方》、《试奇方闻见录》、《大家文翰》等书，均佚，是故确切年代，无处考证。
现代 考古大家郭沫若先生曾经明确指出：“无论作任何 研究 ，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 问题 ，而材料的真伪或 时代 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可见，在挖掘、整理、研究、提高祖国医药学文化遗产之时，考订史料的真伪同样是十分必要的。完备新安医家史料，纠偏历代医家的姓氏、里籍、生卒年代是项 科学 又严谨的工作，这项工作还靠广大医史研究者不懈努力，挖掘补正，还其真实的面目，方可避免讹错沿袭，不致贻误后学。
【参考文献】
1 李 云主编.中医人名辞典［k］.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377，649，652，404，236，247，792，28，228，877，407，405， 307，55，158.
2 王乐主编.新安医籍考［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509，56，452，366，155，269，292.
3 洪芳度主编.新安医学史略［m］.安徽：歙县卫生局，歙县中 医院 ，1990：237，187，111，246，211，231，220，207，134，106，168.
4 李济仁主编.新安名医考［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90：74，76，77，102，127，40，80，63，41，102，24，139，67，69.
1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论价值
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成果，精选其中部分文献章节，通过品读、诵读、课件演示、刊报展示等形式，将经典著作资源融入“原理”课教学，既能再现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理论魅力，更有助于师生在互动教学中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提高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解释力，增强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信服力。
2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源融入“原理”课教学的内在契合性分析
“原理”课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和本质特征的诠释，是对物质世界本质规律的阐述，是由一系列概念、范畴构成的严密的逻辑体系。其中引用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的支撑，也是大学生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切入点。因此，“原理”课的学理性是思政课中最强的。而这一特点是将经典著作资源引入“原理“课教学的基本依据。目前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问题化发展趋势。在问题意识的视域下，“原理”课教学所面临的任务就更加艰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应对大学生对相关理论问题的怀疑与困惑，如何教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思考和探究相关的现实问题，这也是大学生群体所最为关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解释力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蕴涵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钥匙”，而其中所蕴涵的基本方法，则是当代青年大学生所必须掌握的“本领”。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经典著作所体现出的对真理和价值不懈追求的胆识和气度，也是大学生群体从“经典”中可以学习到和感悟到的。因此，在遵循“原理”课教学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源来提升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并最终将教学成果内化为学生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源融入“原理”课教学的最本质的内在契合性体现。
3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源在“原理”课教学中的应用路径
回归经典，返本开新，在“以学生为本”原则的指导下，将经典著作资源与“原理”课教学实际相结合，进行教学方式方法创新的有益尝试，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实现“原理”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功能性存在。第一，在教学内容上进行主题模块式文献选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卷帙浩繁，有针对性地选择文献是经典有效融入课堂教学的首要前提。依据“原理”课教学的内容、目标和特点，可采取主题模块式文献选择方法。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文献，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文献，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指导青年学生成长的文献，如《青年在职业选择时的考虑》等，教师可以根据学生主体特点加以筛选，并将其与教学内容紧密联系，提高“原理”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第二，在教学方法上进行学生主体型教学尝试。经典著作的研读与教学要在尊重当代大学生群体思想特点的基础上，探索新途径、新方法，使教学过程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可通过开展经典著作诵读会，以诵读经典语句为主体，再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意与情感。组织经典著作学习研讨会，以精读为基础，开展思想感悟交流活动，重点在于结合自身实际领悟经典理论的当代解释力。或通过经典著作演示会，以制作多媒体课件的形式，让学生自主选择题目，以汇报讲解的方式实现师生互动，让学生在“主体型”教学过程中，自觉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由知识向信仰的转化。第三，在教学效果考核上建构互动式评价体系。为切实激励学生学习经典，教师研读经典，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尤其重要。单纯的分数量化不可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致力于构建互动式考核评价体系，可以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互动式考核评价，即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学生之间的相互评定，教师的理论水平、教学态度和方法，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解和掌握程度、教学成果的内化效果都可以作为考核经典著作资源是否有效应用于“原理”课教学过程之中的指标。这也将为“原理”课教学注入更多的活力与动力。
作者：吴冬梅
最近一段时间，就中学生古典文学的阅读状况，本人对我校高中一、二年级24个班级共1293位学生进行了调查。调查方法：书面问卷、座谈、采访、个案分析。调查结果令人吃惊，中学生对古典文学极其陌生！由此，让古典文学走进学生刻不容缓。
一、四大名著阅读状况分析
（一）名著“寂寞”
在四大名著中，对其一无所知的学生人数比例分别是：《三国演义》7.4%；《水浒传》7.4%；《西游记》7.6%；《红楼梦》竟达16.7%。
虽然大部分同学知道四大名著，但“知梗概”的远多于“知全文”：《三国演义》“知梗概”占72.9%，“知全文”19.4%；《水浒传》“知梗概”占73.1%，“知全文”19.5%；《西游记》“知梗概”占30.6%，“知全文”61.8%；《红楼梦》“知梗概”60.7%，“知全文”22.6%。
“知道四部小说”的信息来源，“听来的”和“来自影视媒介”的占了绝大部分：《三国演义》86.8%，《水浒传》84.1%，《西游记》86.7%，《红楼梦》74.8%。
不少同学阅读名著方式是“看连环画”：《三国演义》7.1%，《水浒传》7.2%，《西游记》13.3%，《红楼梦》3.4%。阅读原著的同学却少得可怜：《三国演义》13.29%，《水浒传》7.4%，《西游记》5.8%，《红楼梦》4.5%。
不知名著，已经令人遗憾；知名著却知“梗概”，就难免有些尴尬了；而 “知梗概”，却是绝大部分来自 “快餐”式的图文加工品，这就让语文教师感到无奈了。 “知识爆炸”时代，阅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通过阅读名著夯实文化“底子”的意义，却被人们忽略了。于是，名著寂寞了！
（二）看热闹
知道四大名著的学生中，喜欢故事情节的占绝大部分：《三国演义》50.9%，《水浒传》49.7%，《西游记》67.9%，《红楼梦》38.8%。喜欢艺术技巧的很少：《三国演义》6.4%，《水浒传》5.9%，《西游记》6.3%，《红楼梦》13.9%。
这一组数据表明，高中生欣赏名著的水平仍然停留在“故事”的浅层次上。情节曲折、生动固然吸引人，但四大名著可看的东西远远不只这些！高中学生对名著的欣赏只是 “看热闹”，水准明显偏低。在这个问题上，为师者应该负很大一部分责任。毕竟，“知道名著”的学生中，喜欢名著的人数占了大多数。这是值得欣慰的“大多数”，说明名著对学生还有一定的“亲和力”。老师是否充分利用、发挥了这种“亲和力”呢？
（三）雾里看花
同学们对名著的“主要体会”是怎样的呢？体会深刻：《三国演义》18.4%，《水浒传》16.6%，《西游记》43.0%，《红楼梦》19.6%。体会一般：《三国演义》57.2%，《水浒传》61.6%，《西游记》42.4%，《红楼梦》41.4%。没有体会：《三国演义》17.5%，《水浒传》14.4%，《西游记》7.0%，《红楼梦》23.4%。
不难看出，名著在学生面前实际上是“无名”的。四大名著是古典文学的四朵奇葩，但在中学生审美世界里，只是四朵消了颜色、散了芬芳的“无名花”！尽管有些同学也读了原著，却体会一般，甚至没有体会，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交流心得体会时吱吱唔唔，哼哼哈哈，说不出所以然来。尽管大部分中学生能列举小说中5位人物姓名，但分析人物形象，绝大多数学生不能胜任，分析的结果有的只是“贴标签”，甚至有些人物形象张冠李戴，令人啼笑皆非。
（四）“动力”不足
阅读名著是否能提高语文成绩？对这个问题，44.1%的同学说不清（认为“与成绩有关”的占24.5%，“与成绩无关”的占21.9%）。阅读名著与成绩关系真的微妙难说吗？这表明学生阅读名著的动力不足。实际上，那些语文成绩能保持稳定良好的同学大多读过原著，且都有较广泛的阅读面。应当想办法使学生阅读名著变得“有效”，增加学生阅读名著的动力。在中、高考的试卷中设置适量的名著类试题，也不失为一个较现实的办法。当然，可喜是今年福建省高考语文试卷中已经很好的关注这个问题，话题作文中两组人物中“曹操”“宋江”“薛宝钗”等均是四大名著中人物。这个高考指挥棒对中学语文教学无疑起推动作用。
二、古典诗歌阅读状况分析
（一）读过篇数和背诵篇数
读过篇目不少于16篇的学生为38.6%，不少于80篇的为39.9%，不少于160篇的有21.4%。能背诵篇目不少于24篇的为69.6%，不少于120篇的有25.1%，不少于240篇的仅5.3%。
【简评】仅5.3%的人达到新课标的基本要求，可见学生阅读量和记忆量之低。
（二）对古典诗歌的兴趣
兴趣状况：（1）喜欢39.3%；（2）不喜欢6.5%；（3）谈不上喜欢与否54.2%；对古典诗歌的体会：（1）体会深刻22.7%；（2）体会一般68.8%；（3）没有体会8.4%。
对唐诗宋词元曲的了解：（1）很熟悉8.9%；（2）了解一些79.6%；（3）不熟悉11.5%。
对李白、杜甫的了解：（1）很熟悉26.2%；（2）了解一些66.9%；（3）不熟悉6.54%。
【简评】许多同学在古典诗歌面前，或熟视无睹，或敬而远之，或望而却步，或茫然不知所云，或胡乱曲解诗意……甚至有6.54%的学生连李白、杜甫都不知道。这些现象的根源，就是没有形成鉴赏古典诗歌的能力，得不到美感，当然就不会乐在其中了。
（三）与语文成绩关系
（1）认为与成绩有关的，占67.1%；（2）认为与成绩无关的，为9.4%；（3）请不清楚的，占23.5%。
简评：中学语文教师几乎没有不重视古典诗歌教学的，原因是中、高考那分值不低的试题。于是普遍存在只“治标”不“治本”的现象。治标者的拿手戏就是模仿中、高考题型，编选大量标准化试题将学生捺入题海泡浸。这对于培养真正意义的审美素质毫无裨益，反而降低了学生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兴趣。新编高中语文课本有多个诗歌单元，我们应充分利用课本引导学生欣赏古典诗词，提高学生品味古典诗词的能力，提升素质，才能真正应对考试。
三、问题与建议
结合座谈和访问的印象，本人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一）狭隘的学习功利主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学习辅导书”就成了学生课外书的代名词，家长、学生、学校都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一本又一本的辅导资料书。不少家长推崇“非辅导不看，非习题不做，非英语不听”的三不规则。毕业班学生为攀登升学的金字塔，一头扎进题山题海，更与经典无缘。尽管高二学生大多数都知道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是什么，但真正读过的没有几个。为什么不读？回答很简单：“因为我们还在分数的压力下苦苦挣扎，哪里还有时间去看这些与考试无多大关系的书呢？”
（二）图视 “驱逐”文字
图视类传媒高速发展：各类影碟铺天盖地，互联网与数码影像接踵而至，再接着是摄影图片类书籍及卡通画异军突起……校园周围小书店及市区几家书店这两年最热销的是文娱和足球类画报、绘画本中外名著、卡通等等，而文学名著销量一直不太好。图视传媒的好处显而易见，但也要警惕“读图时代的阅读危机”。今天的学生大多通过影视录像了解古典名著的原因很简单：读文学作品吃力。然而学生一旦养成阅读图视作品的习惯，今后进入大学、进入社会后也很难改变。
（三）敬畏“经典”与否认“经典”
在繁重的学习负担下，长篇的语言和结构因素成了学生“亲近名著”的又一个障碍。许多学生表示，有时也翻翻名著，只觉眼花缭乱，没看出什么又放下了。一些学生说，现在大部分名著已拍成电视剧或电影，看过后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有耐心再去看原著。有的学生说自己也知道母语作品重要，但不如影视、数码影像的虚拟世界吸引人。言语之间，他们对名著不敢亵慢，只是“敬而远之”。
另一方面，对名著“不喜欢”的同学也大有人在（《三国演义》6.4%，《水浒传》5.3%，《西游记》5.6%，《红楼梦》14.6%）。这些学生否认“经典”，认为名著部头巨大，情节冗长，描写拖沓，节奏缓慢，书中所写时代距今遥远，时代背景、人物关系难理解，不如读现代武侠、言情、侦探推理小说以及卡通连环画来得轻松。他们对名著了解的微乎其微，却对一个个大碗明星的生肖、爱好甚至婚变的次数能娓娓而谈，如数家珍。
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我们是否应该自问：怎样才能带领学生进入古典文学的殿堂，领略其中的奥妙，使他们读古典文学也会产生像读流行书、畅销书一样的审美愉悦？
（四）家庭普遍缺少浓厚的文化气氛
父母的文化层次较低，是农村家庭文化意识淡薄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学生档案资料统计，父母务农的占45%，职工13.3%，半农半商的11.67%，个体经营的占12.52%，其余有少量的干部、教师。父母是文盲初小、高小文化的占多数，少数是初高中文化程度，因此在营造家庭文化氛围方面几乎无能为力。多数父母虽然重视儿女的读书，但仅限于关心学习成绩，看重分数，因此反对儿女看课外书，认为这些“闲书”会影响学习，有的父母则忙于生计而放任不管。
多数学生家庭中最有文化气息的活动仅限于看电视。调查中，回答“经常看影视片”的学生占了大多数。近半数的学生是在没有任何一本课外书和报刊杂志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他们从小学到高中唯一的“文学读物”就是一本语文书。
语文素质是要从小培养熏陶的，在这样缺乏文化氛围中读到高中的学生，要在高三一年中突然提高语文素质是不太可能的，即使在高中三年中要大踏步提高也是要付出相当艰辛劳动的。
课外阅读历来被不少人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君不见父母谈“课外书”色变，不少班主任（非语文老师）明确规定“不准把课外书带回课室，一经发现，全部没收，还要在班上检讨……”
一个人在中学阶段没有阅读十本八本中外名著，背诵200首以上的古典诗词，那实在是整个人生的一大憾事！学生对古典文学的“远离”，必然导致精神“钙质”的缺少和欣赏层次的低下，导致“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浅薄。这种“后天不足”对一生的成长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缺陷。这是有识之士的共同的看法，也是实际生活业已证明了的事实。
那么，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中学生课外阅读近乎空白的情况呢？本人认为：
第一，学校、家长和社会都要达成这样的共识；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最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素质。要培养良好的素质，不读书怎么行？我国当代语文学家刘国正先生说过：“书是知识的宝库，智慧的海洋，奋斗的向导，成功的阶梯，学文，学做人，求大发展，大成就，离开读书，不过是缘木求鱼。”而读古典文学应是读之基本！
关键词： 儒家文化 古代科技 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 ]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 ]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 ]；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 ]，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 ]；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 ]。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 ]，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 ]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 ]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 ]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 ]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 ]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 ]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参考文献
[1]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3．
[2] 杜石然．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3] 金秋鹏．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4] 晋书虞喜传[A]．中华书局本．
[5] 宋书何承天传[A]．中华书局本．
[6] 南史祖冲之传[A]．中华书局本．
[7] [清]阮元．畴人传李锐[A]．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8]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本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Z]．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49．
[11] [晋]刘徽．九章算术注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 杜石然．朱世杰研究[A]．宋元数学史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66．
[1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2．
[14] 乐爱国．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0）．
[15] 钱宝琮．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与哲学思想的关系[A]．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16] 新唐书历志三上[A]．中华书局本．
经典文学对大众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经典文学经过岁月沧桑而依然闪烁夺目的光彩，饱受风吹雨打而依然风韵犹存，似陈年结酿，愈久愈纯，又如翡翠明珠，百代流传。从作品内容来看，经典文学的影响更久远。经典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它汲取了通俗文学的精华，是通俗文学的升华。经典名著凝结古今人类智慧，拥有深刻思想内涵，反映一定时代的精神。百家争鸣，一部《论语》让儒家的仁爱传承千年，新文化运动，鲁迅犀利的语言让民主自由深入人心；文艺复兴，莎士比亚的作品展示的复杂人性触动了多少人的心灵；泱泱华夏，一部《史记》展示了半边历史画卷。名著的深刻内涵让其经久不衰。
经典文学是我们了解过去，了解历史的明镜。它凝结往日的智慧，旧年的时尚：刻写历史的年轮，岁月的创痕。一如远古留下的化石，向我们诉说着隐藏其中的古老秘密。文学名著造就了一个时代的伟大和辉煌，正如同古希腊文明、文艺复兴，也正如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时代，英国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文学名著以其超越时空的震撼，影响着我们人类几千年的文明。
其次，经典文学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文学名著早已渗透于深厚的文化大环境之中。经典文学对读者的影响更深，更广。经典名著深刻的思想内涵触及到的是读者的心灵层面。诚然有些名著诞生之初是通俗文学，但它作为通俗文学影响的只是一代人，而它成为经典后却影响代代人，通俗文学功在当代，但经典文学利在千秋!
文学名著构建和影响着我们所处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空气，影响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他的力量虽然无形，却如同那无数的溪涧沟壑为人类文明的江河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汩汩泉源。正如儒家经典《论语》，也许现在很多人都没有亲身读过，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深受其影响。《论语》思想内容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潜在我们的生命中，熔铸成我们民族的个性。在这深厚的文化氛围之中，我们感到心中流过的是一条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化长河。
第三，名著对历史、社会、人类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无论其深度，广度还是持续度，都是通俗文学所无法比拟的。四书五经影响着我们所处的文化氛围，我们的一举一动；《论语》中的思想逐渐融入民族精神，融入华夏文明；《资本论》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类社会。经典文学以其广大受众和深刻内涵，从各个方面对人类社会发展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经典，终将引领我们走向未来。
在这里，在当今这个浮躁喧哗的文化工业时代，我们提倡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我们不应迷失在消费文化铺天盖地的席卷之中，也不应放弃那些曾经令人肃然起敬的人道主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文学名著自产生之日，或难以兼容于时代惊世骇俗：或激起时代共振，狂扫文坛，最终大浪淘沙铸就成经典传世绝唱。它带给我们的永远是内心的纯粹和高尚，引发我们对社会的终极关怀和对生命的深刻体验。它所承载的文化力量将是永远不变的，即使将来我们无所不能，我们依然离不开人类文明之光的照耀和抚慰，离不开我们美好的回忆和纯真的梦想。
文学名著，汲古今中西之文萃，纳天地日月之精华。感沧海桑田之变幻，奏乾坤寰宇之辉煌。
反方观点
通俗文学比经典文学更能推动文学的发展
第一，通俗文学是经典文学产生的必要根基。通俗文学产生并存在于老百姓身边，被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在民间有着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文学。回顾文学发展的历程，“经典文学”就是在“通俗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众所周知的《诗经》已成为经典，而《诗经》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国风》。《国风》它首先属于通俗文学，再如《三国演义》等经典亦是由通俗文学发展而来的，它们经过文人的润饰、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淘洗而成为经典文学作品。可以说，通俗文学是经典文学产生的基础，是经典文学的土壤，经典文学是通俗文学这块土壤中长出来的一颗参天大树，试问，没有供大树扎根生长的土壤，何来参天大树呢?
自古以来，通俗文学被许多正统学者看作是不登大雅的“下里巴人”，受到所谓正统文人和精英文化的歧视。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下里巴人”就是要比“阳春白雪”更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因为它产生于“草根阶层”，有着社会最大比例人群的拥护与支持。《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类现在已经成为文学名著的作品，问世之初就是“下里巴人”，就是通俗文学。
第二，通俗文学比经典文学更容易为最广大的民众所理解，接受，有更广泛的受众基础。通俗文学就在我们的周围，最贴近我们的生活，最能迎合大众的口味，最能反映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最能展现人民的审美观，也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虽然所有的通俗文学，不一定都能成为名著，但绝大多数的名著，在其诞生之初，都是通俗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名著是通俗文学这座金字塔的塔尖，’高高在上，令读者敬畏多于亲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毕竟是少数，能读懂文学名著的人也是少数。文学名著有其特定的阅读群体和专家群体，而通俗文学就没有，它遍布各个阶层。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读过一本文学名著，却可能看了不少通俗文学的作品。
从根本上说，文学是人学，文学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根本。而通俗文学以其通俗性关注了最广大的受众――广大的人民群众，它以通俗平易的形式为广大老百姓喜闻乐见。经典文学往往因其思想或艺术富于深刻性，一般知识水平的读者往往不易理解，把普通读者拒之门外，这难道不是给文学的广泛传播，发展造成障碍吗?
第三，文学名著的影响力往往不是来自作品本身，而是得益于其他艺术形式对名著的通俗化演绎。譬如，正是评书、曲艺，戏剧等通俗化的艺术形式让《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这样的古典文学名著走八千家万户，贴近寻常百姓。而大部分评书、曲艺、戏剧也是通俗文学的一部分。
作者在书中介绍了他非常景仰的一位老师――老中医林沛湘教授，林老中医除内科疾病外，还善治妇科、儿科甚至五官科的疾病，但他就凭一本《黄帝内经》治病。在一次讲座中，林老深有感慨地说：“《内经》的东西，只要有一句话你悟透了，那你一辈子都吃不完。”
陈亦人的序言和王乃平的跋对该书重视经典给予很高的评价，陈序云“诚如作者所言，经典是中医这门学问的基础学科，而这个基础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代替。因此，欲学好中医，欲在中医这门学问里达到较高的境界，就必须重视经典，就必须重视这个基础学科。欲诣扶桑，非舟莫适。这是古今大师们所公认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途。《伤寒论》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是一部经典，是一部圣人的著述，是一部中医史上承前启后的巨著，是几乎所有的成名医家共同推崇的一部最重要的典籍，是伐山之斧，是入道之津梁，而在我看来，更是一部论述疑难病症的专著。”王乃平跋说：“我很同意陈亦人教授之说，刘力红博士确实对中医，尤其是经典中医有一份不同寻常的热爱与执著。我觉得这代表着未来中医的希望。”
什么是经典？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经典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许多学问学说都是有经典的。我们拿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儒道两家来说，《论语》是儒家的经典，《道德经》是道家的经典，这两部著作都具有权威性，认识儒家文化不能不读透《论语》，认识道家文化不能不读透《道德经》。这两部经典著作，分别是儒道两家学说的根基。对于方志这门学问来说，有没有经典呢？我认为是有的，那就是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虽然他的著述只有一些文章和志书序例，但卓识远见足以奠定其在方志学史上的重要经典地位。
关于章学诚在方志学史上的地位，方志界一般都认为，章学诚是旧方志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和奠基人。如黄苇等著《方志学》指出，章学诚“是我国杰出的史学家，也是方志学的奠基人”。而梁启超的评价特别高，他称誉章学诚为“方志之圣”，说：“能认识方志之真正价值，说明其意义者，则莫如章实斋……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1）
方志界对于章学诚的方志学，在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期间，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方志起源、性质、功能等基础理论，涉及方志体例、内容、撰写、评论等编纂理论，以及州县设立志科、修志者素质提高等管理理论，这些对于新方志的编纂和管理起到了借鉴指导作用，也成为建设新方志学学科体系的重要思想理论资源。
但是，对于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的权威性经典作用的认识以及对其思想理论资源的挖掘仍有不足。比如，章学诚总结长期编修方志的经验，提出了方志立三书说，此说认为，“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2）此说是章学诚方志编纂学说的精髓，但是，我们对此说的当代应用缺乏研究。章学诚方志立三书义例说，其实质在于处理撰著文字与纂辑资料的关系。联系他的一些论述也可知章氏的主旨所在。他在《书教下》里将史学分为撰述、记注两家，在《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中说：“史家又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在《报黄大俞先生书》中则说：“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这都是说史志之书有著述和纂辑两体。处理好两者关系，可使地方志既不失著述之体，又保存丰富史料。章氏立三书说就实质而言为两体，即撰著体的“志”和纂辑体的“掌故”“文征”。我们在信息时代编修地方志，若想在一本志书里兼顾著述、纂辑两体是比较困难的，新方志设有附录，所载十分有限。如果让纸质本方志保持著述之体，附录部分尽量择要精简，而让光盘版方志收纳大量有存史价值的资料，主要是纂辑资料，使纸质版方志与光盘版方志各展所长，相辅相成，配套发行，实为吸收章氏编纂思想的良举。
再如，2012年朱佳木同志在第二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上提出地方志机构究竟应当建立何种体制才能适应工作，地方志机构究竟应当划入公益类还是划入行政类的问题（3）。提出这个问题的起因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1年3月发出《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个文件依据其社会功能把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大类别，地方志机构显然属于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文件要求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在未来五年内完成改革任务。
中央文件的第四部分是“推进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地方志机构属于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其改革应按中央文件进行。关于地方志机构改革，我在本刊2013年第22期上发表《地方志机构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应归入行政类》一文，表达了意见，就不赘述了。我要说的是，地方志机构改革是可以从章学诚的“志科“说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我理解中央文件第四部分的精神：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需将行政职能划归相关行政机关，职能调整后，该事业单位将成为不承担行政职能的公益类事业单位。如果地方志机构定位为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改革的前途就是成为公益类文化事业单位，其原来部分承担的行政职能则转移给相关行政机关，比如说政府办公室。如果地方志机构定位为完全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可以成为相关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单独设置行政机构。由此而言，地方志机构要么是公益类事业单位，要么是行政机构。从整个事业单位改革要求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指导思想来说，不会再有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了。而如果地方志机构成为公益类事业单位，那么它只能从事修志编鉴等业务工作，管志等行政职能则必须移交给行政机关；如果地方志机构成为单独设置的行政机构，那么它从事的业务工作如何处理？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对于这个两难的问题，章学诚设立“志科”说正好可以给我们提供思路，他说：“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备矣。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所谓待其人而后行也。如是又积而又修之，于事不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4）对于我们来说，借鉴“志科”说其具体改革办法则是实行两种工作体制，即设立直属人民政府的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人员为公务员，平时行使政府赋予的职能，征集地方志资料通过实行资料年报制度来解决，有些业务工作还可以转给方志馆；而在编纂地方志书期间由编纂委员会组建编纂班子（编辑部或总纂室），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的人包括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可以参加编纂班子，也可以从社会上甚至在全国范围内招聘编纂人员以至主编，完成修志任务。这是切合实际的，也为二轮修志的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因为平时征集资料，少量人员就可以做，而在志书编纂期间需要较多人员，地方志机构不可能在平时储备大量编纂人员，所以临时组建编纂班子较为合理。二轮修志许多地方聘用大量编纂人员就是实证。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政（行政机构）事（编纂班子）分设，符合中央精神，而政事分开恰恰是章学诚“志科”理论的精华所在。
其他像章学诚强调方志“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即要经世致用；要求处理好事、文、义三者关系；强调“详近略远”；要求在志为天下公物的原则下发挥志家主体意识，使方志成为立一家之言的著述；主张建立一套资料采集报送制度；主张深通史法的史才修志；重视小人物入传，说“宿草秋原之下，必有解彤管而泣秋雨者矣。尤为取穷乡僻壤，畸行奇节，子孙困于无力，或有格于成例，不得邀旌奖者。踪迹既实，务为立传”（5）；提出传分两种即“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和“随举一事而为之传”（6），为生人入志提供办法。等等，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学习借鉴、批判继承的。仅举以上几例说明章学诚方志学理论还有需要我们深入挖掘的珍宝，其经典价值不可忽视。
注释：
（1）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
（2）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
（3）朱佳木：《关于当前加强方志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12期。
（4）章学诚：《州县请立志科议》
01、中国古代文学史分期及各时期的主要文学样式
（1）上 古 时 期 ；神话传说
（2）先 秦 时 期：散文（历史散文、诸子散文）
（3）两 汉 时 期：辞赋 乐府民歌 历史散文
（4）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等
（5）唐 代 时 期：诗
（6）宋 代 时 期：词
（7）元 代 时 期：曲
（8）明 清 时 期：小说
02、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
（1）所谓神话，是上古时代的人们，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所幻想出来的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叙
的集体口头创作。
（2）上古神话的主要内容有：
A、解 释 自 然 现 象 的：女娲补天、女娲造人、盘古开天
B、反映人类同自然斗争 的：鲧禹治水、后羿射日、精卫填海
C、反 映 社 会 斗 争 的：黄帝战蚩尤
（3）记载上古神话的主要作品：《淮南子》、《山海经》、《庄子》等.
03、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1）《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西周到春秋时期的诗歌305篇。
（2） 在先秦,《诗经》统称为《诗》或《诗三百》直到汉武 帝时期，儒学者将起奉为经典，才名为《诗经》。
（3）《诗经》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形式上以四言为 主，现手法为“赋”“比”“兴”。
（4）《诗经》的名篇有：《硕鼠》、《伐檀》、《关雎》等。
（5）《诗经》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基础。
（6）《诗经》名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 靡不有初，鲜克有初
04、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1）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人，出身贵族。他“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政治上主张修明
法度，联齐抗秦，遭保守派反对，先后两次被放逐（前——汉北；后——江南洞庭）。公元前278年夏历
5月5日投汨罗江而死.
（2）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诗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得伸展抱负的愤懑。
名篇有：《离骚》《天问》《九章》《九歌》等。
（3）《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一首不朽的浪漫主义杰作，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首抒情诗（第一首叙事诗是
汉代的《孔雀东南飞》）。诗中的名句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它奠定了我国古典
诗歌的浪漫主义基础。
（4）我国诗歌史上常有“风骚”并称。“风”指的是诗经国风，“骚” 指的是《离骚》，二者又代表了文学。
05、我国第二部诗歌总集——《楚辞》
（1）“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为首的楚国人在本国民歌基础上创造的一种新的诗体。
（2）《楚辞》是汉人刘向将楚国屈原、宋玉以及汉代的东方朔、淮南小山和他自己的诗歌编为一个集子。它是
继《诗经》之后的又一部诗歌总 集，有诗歌17篇，其中屈原的作品占绝大多数。
06、先秦历史散文
（1）《尚书》：上古之书，记言古史，上自唐虞，下到尚周。作者不详。今存
（2）《春秋》：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内容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共240多年的历史。
孔子编订。记事简单，类似现在的新闻标题。
（3）《左传》：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是为春秋做传的，记事比《春秋》多13年，
作者是鲁国的史官左丘明。
（4）《国语》：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内容从周穆王到周贞定王500多年的历史相传作者为左丘明。
（5）《国策》：又名《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国别体史书，共12策33篇。西汉刘向编订。
（6） 名 句：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满招损，谦受益| 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亡羊补牢,犹为迟也
07、先秦诸子散文
（1）《论语》：儒家经典。孔子弟子编纂。反映孔子思想（礼治），20篇。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儒家创始人。
（2）《孟子》：儒家经典。孟子著，反映孟子思想（仁政），7篇。
孟子，名轲，字子舆，鲁国人，儒家重要人物。
（3）《荀子》：儒家著作。荀子著，反映荀子思想（唯物主义），32篇
荀子，名况，后人尊称“荀卿”，赵人，儒家最后的代表人物。
（4）《墨子》：墨家重要著作。墨子及弟子著，反映墨子思想（兼爱），53篇
墨子，名翟，鲁国人，墨家创始人。
（5）《老子》：即《道德经》，道家经典。老子著，反映老思想（无为）81章
老子，名耳，字伯阳，道家创始人 。
（6）《庄子》：即《南华经》，道家经典，反映庄子思想（清净无为），33篇
庄子，名周，宋国人，道家学派重要人物。
（7）《韩非子》法家重要著作。韩非著，反映韩非思想（法治），55篇。
韩非，先秦法家集大成者。
（8）《孙子》：即《孙子兵法》，孙子著。我国第一部军事理论著作，13篇。
孙子，名武，字长卿，齐国人，我国古代军事家。
（9）《吕览》：即《吕氏春秋》，杂家代表著作。吕不韦集门人编写，160篇。
吕不韦，韩国商人，曾为秦的相国。
（10）名 句 ：工欲上其事，必先利其器|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是可忍，孰不可|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08、汉处著名文学家——贾谊
（1）贾谊，西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世称贾生、贾长沙，33岁死。
（2）贾谊的著名散文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
贾谊的著名辞赋有：《吊屈原赋》，《 鸟赋》
（3）贾谊共有文章58篇，西汉刘向将其编订为《新书》。
09、汉赋发展的三个阶段及主要作家
（1）“赋”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属于韵文。
（2）形成期（汉初---汉武帝）多为书写悲愤之情的“骚体赋”，有贾谊的《吊屈原赋》 枚乘的《七发》等。
全盛期（汉武帝---顺帝）多为歌功颂德的长篇“大赋”，有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 班固的《两都
赋》和杨雄的《甘泉赋》等。
转变期（汉顺帝---汉末）多为篇幅较小的抒情“小赋”，有 张衡的《二京赋》 蔡邕的《述行赋》等。
（3）“汉赋四大家”是：杨雄、司马相如、班固、张衡
10、司马迁与《史记》
（1）司马迁，字子长，西汉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二十岁开始漫游，三十二岁继父职为太始令，四十二岁开始
写〈史记〉。后因李陵（李广之孙）降匈奴一事得罪汉武帝受宫刑并下狱。出狱后发愤著书，历经十多
年，完成《史记》。
（2）《史记》，又叫《太始公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130篇，52万余字，分为本纪（12）、
世家（30）、列传（70）书（8）、表（10）五部分，记载了从传中的黄帝到汉武帝长达三千年的历史。
（3）《史记》既是史学巨著，又是文学巨著，鲁迅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4）司马迁还有辞赋8篇和著名的散文《报任安书》
（5）名 句：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11、班固与《汉书》
（1）班固，字孟坚，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其父班彪曾撰〈史记后传〉。班固曾被污入狱，其弟班超替其
力辩，出狱后任兰台史令，奉诏写史，历经二十余年，完成《汉书》。
（2）《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西汉）。全书共100篇，分为帝记（12）、列传（70）、表（8）、
志（10）四部分记载了从汉武帝到王莽共229年历史。
（3）班固 还是东汉著名的辞赋家（〈两都赋〉）
（4）名句：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12、汉乐府民歌
（1）“乐府”是两汉时期的音乐机构。它的任务有二：一是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演奏，二是采集
民歌。后来，乐府就成了民歌的代名词。
（2）乐府民歌的最大特点是写现实生活，叙事性强。
（3）乐府民歌的佳作：《陌上桑》，《孔雀东南飞》，《长歌行》等。
（4）《孔雀东南飞》是我国第一首长篇叙事诗（第一首长篇抒情诗是〈离骚〉），它与北朝的《木兰诗》
合称为“乐府双璧”。
13、先秦诸子散文
（1）《论语》：儒家经典。反映孔子思想（孔子，名丘，儒家创始人。）
（2）《孟子》：儒家经典。反映孟子思想（孟子，名轲，儒家重要人物。）
（3）《荀子》：儒家著作。反映荀子思想（荀子，名况，儒家最后的代表人物。
（4）《墨子》：墨家重要著作。反映墨子思想（墨子，名翟，墨家创始人。）
（5）《老子》：道家经典。反映老子思想（老子，名耳，道家创始人 。）
（6）《庄子》：道家经典。反映庄子思想（庄子，名周，道家学派重要人物。）
（7）《韩非子》法家重要著作。反映韩非思想（ 韩非，先秦法家集大成者。）
为领导者探索阅读的边界
领导者首先应该是思想者。领导干部是社会的组织者、协调者和引领者，理应具备驾驭全局、统领千军的本领。而这些领导能力，均来源于卓越的理论修养和丰厚的经验积累。学习型社会中，要想在领导岗位上办事胸有成竹、游刃有余，当然更需要洞若观火的理论眼光和博古通今的大智大慧。
阅读的边界，也就是领导魅力的边界。领导者自有领导者的威权。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谁不希望自己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谁不希望自己拥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而这种领导魅力的根本来源，既不在于职位的高低，也不在于媒体的渲染，而在于领导者的思想魅力。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人文情怀既是人们心灵栖息的精神家园，又是不可或缺的社会润滑剂。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领导干部人文知识选读》是专为各级领导干部编写的，通过梳理中外人文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为广大领导干部提高人文素养、陶冶人文情操，提供了一套比较系统的人文知识分类阅读文献。
该书分“政治与国家”、“公权与法治”、“民主与自由”、“人道主义与人权”、“个人与社会”、“文明与冲突”、“科学与科学精神”、“知识分子与社会责任”八部分，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美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法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经典名篇近80部，秉承思想性、经典性、可读性的选篇宗旨，其中大多为具有重要人文历史价值的名家名篇，也适当补充了一些针对相关领域前沿问题的概括性、解读性文献。选读思路条理清晰，精炼易懂，涵盖了尽可能多的信息，既具有工具书的实用价值，又具有精品书的收藏价值。因此，该书可以满足读者在短时间内广泛涉猎、了解经典名著的需要。
有人曾说，所谓名著与经典，就是众人皆知其名，却又没有读过的大部头书。虽为戏言，但也不无道理。没有读经典名著的原因很多，概言之，无非有以下几点：一是篇幅问题。虽然有些名著言简意赅，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当部分的经典名著卷帙浩繁，让人望而却步，避之三舍；二是内容缘故。名著所表述的内容博大精深，有的表述艰深，有的表述晦涩，有的是为有一定知识积累的同行所撰，有的是对此颇有研究的后学所增补和改写，等等，给后世读者平添了些许理解上的跨度；三是翻译的原因。无庸讳言，由于西方经典文本语句欧化，不合汉语的阅读习惯，兼之译者行文风格不一，以己言来表述原作者之意，还有的一再转译，文意失真，语义走形，凡此种种，无疑都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经典名著选读，首先是选。鲁迅先生曾说过：“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领导干部人文知识选读》选择上遵循了三个原则：一是以西方原著为主，二是各时代兼顾，三是重点流派突出。中华文明独树一帜，可以说是唯一延续衍生的文明，自具其特有的向心力。文化的发展脉络，在不同时代有迥异的主题，不同时代的人文经典按序顺列下来，就是一部大略的文化发展史、思想演变史。各个时代都是历史的逻辑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样，各个时代的经典也是逻辑的历史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此各代兼顾，顺序排列，可谓异彩纷呈，让人一目了然，于历史与逻辑都有所知晓。
其次是导读。对文本的解读各人殊异，大家解读的角度、方法、目的以及口味各不相同，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大相径庭。同样一本《红楼梦》，有人读出了爱情，有人读出了淫秽，有人读出了革命，有人读出了宿命，可谓不一而足。《领导干部人文知识选读》的编者虽不在于向广大读者一解大师们的天外玄机，但力图在每个专题篇首几千字的短文中准确地传情达意，意在引领、启发读者思维，对原著有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并能激发读者进一步阅读、研究原著的兴趣。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当前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我们目前的教学中，前苏联的以意识形态为纲的影响甚深，至今仍未能完全彻底摆脱前苏联的影响，过分注重“概论”、“通史”的教学，且课程多，课时也多，而不强调中国语言文学经典原著（理论作品、语言学作品、文学作品）的教学，特别是不重视古代经典原著的阅读与教学。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所获得的知识是大而化之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确定的具体的名篇、原著知之甚少。其结果是“两头落空”：即，一头是理论空洞无物，另一头是对具体的经典文本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例如我们的本科生学完了《文学概论》课程，所得到的是教师或教材中古今中外杂糅在一起的“二手转述”（有的甚至是“伪知识”）。这种“二手转述”往往是教材的某些教条的教师个人综述，而转述者却不知道作为文论原著的中国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何物。对于学生来说，一方面宏观上能“侃侃而谈”，大而化之的议论，不能解决问题的空论；另一方面微观上则缺少原作原著的知识，一旦进入原著的某篇某段某句，只能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来，或因为从未读过，或读过而记不清了或遗忘了，实际上处于无知状态。我参加过教育部1978年编制的教学计划（武汉）和1980年编制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计划（云南）的会议。据我所知，当时思想未能完全解放，改革精神不够，都还是沿用“”前的计划，只作了小修小补，没有完全摆脱前苏联的影响。在建国初期，苏联派来了许多专家，帮助我们制定专业及教学计划，其特点之一就是“概论”、“通史”大行其道。民国时期的教学计划有问题但也有优点，优点———主要是细读古代经典原著———未能保留下来。建国后的大陆高校与台湾、香港的大学也交流不够，台湾、香港的大学中国文学教学更多的是保留了民国时期细读经典名篇、原著的教学传统。
二、当前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
应有的方向：回归经典文本的教与学在语言文学学科中，我这里主要指古汉语、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教学中，应该回归到经典名篇原著的阅读和教学上面。为什么要强调经典原著与名篇的阅读和教学，而不主张过多的“概论”和“通史”的教学？因为经典的名篇、原著是一个学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的根基，离开这个根基则学科就不能成立。经典的名篇、原著是什么？总的说，是经过时间一再检验的那些永远不会被我们忘记的书。我认为原典有四大特点：
1．原创性。它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根据著作时的情况发现了人类知识某些方面，从而成为人类智慧的种子。那些开宗立派之作，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管理社会或开发自然或创造艺术的观念或优美的篇章。就诸子百家的著作而言，那是西周之后，中国社会陷入混乱，所谓“礼崩乐坏”，原有的“礼乐”不能维系人心，诸侯纷争，战争频仍，社会失序，人民痛苦不堪，怎么办？这就是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人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他们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在差不多无所依凭的情况下，提出了不同的治理社会的方案，所以提出的思想完全是新的，具有原创性的。
2．历史性。它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本身就是具有历史针对性的，是为了所面临的问题而写的，其后又经过长时期历史检验和实践检验的，为后代一再阅读与研究的，形成了一个知识的谱系。儒家孔子《论语》之后所形成的所谓儒术，汉儒重实证，是第一期；宋儒崇理，是第二期；清儒，即所谓的乾嘉学派，继承汉儒的遗产，也是重考证，是第三期；新儒家，面对现代社会，重视古代思想的现代转化，是第四期。这四期儒学形成了一个具有历史衔接性的知识谱系，具有历史的深厚性。还有所谓“龙学”、“红学”等都是如此。
3．深刻性。原典对问题做了入木三分的阐述，往往是整体的把握和局部提示都具有普适的意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说的话，孔子似乎在两千多年前，就站在历史的转弯处，说着这些箴言，等候着21世纪在中国大地上流行的以拜金主义和拜物主义为核心的商业主义。关于“美”的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提出了“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说，在“物色”篇提出“随物以宛转”、“与心而徘徊”，他说的话绝对不比朱光潜教授的美是“主客观统一”差。
4．现实性和未来性。它博大精深，既指向历史，又指向现实，并具有启示未来的意义。它蕴含着人类的真理的种子，阅读这种书，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而言，都会获得全新的启发。历史不会完全重复，但历史的场景和问题可能会换着花样重新出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道理。这时候，我们经典作家提出的被实践证明了的观点和知识，又可以再加以改造后派上用场。或者我们可以从它出发，用它作为种子在新的土壤上培育出新的思想来。1923年，梁启超给清华大学学生写了一份《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其中开了许多书目，他在此篇附录一“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有《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梁启超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我们是教语言文学的，学语言文学的，以上各书须读，就更需要了。对于文论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梁启超在此篇中也说：“六朝人论文书。论多精到，文亦雅丽。”［1］自然也是必须读的。我们今天选读什么名篇、原著，可以不受梁启超的限制，换一种时代之眼光，另选若干原著或名篇，但读经典的名篇和原著，不能不是我们语言文学教学的第一要务。
学习原典与学习“二手转述”的教材是不一样的，这就像一个人主动吃原汁原味的饭菜，与一个婴儿被动地吃大人嚼过的饭菜，是完全不同的。原汁原味的饭菜才有营养，才有味道，这个道理是不难理解的。对于知识的学习也是这样，我们要帮助学生主动去学习原汁原味的原典，学到第一手的知识。“回归原典”的教学思路则能摆脱目前的教学困境，使教师愿意讲，学生喜欢学，既可拓展教师的研究视域，亦可开阔学生的学习视野，从而让学生真正学有所得，嚼出“原典”的滋味来。这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言：“只有从那些哲学思想的首创人那里，人们才能接受哲学思想。因此，谁要是向往哲学，就得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每一个这样真正的哲学家，他的主要篇章对他的学说所提供的洞见常十倍于庸俗头脑在转述这些学说时所作的拖沓藐视的报告；何况这些庸才们多半还是深深局限于当时的时髦哲学或个人的情意之中。”［2］叔本华这段话，似可说明我们的思维要有所转变，多看经典原著，少看中庸的论文和“二手转述”的教材。我们现在编写的古今中外杂糅性的《概论》、《通史》，理论的概念或结论，不是高度历史语境化的，而是带有形而上学的痕迹。这种形而上学的基本弊端是否认事物是变化的、发展的，因而是僵硬的、凝固的，不能反映事物和人的精神观念实际的变化，甚至去追求所谓的“最终解决”和“绝对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说：“在形而上学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不变的、硬化的、永久如此的研究对象，是应当一个一个地、彼此独立地被研究。形而上学者思维于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之中。他的说法是：‘是则是，否则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话。’在他看来，事物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同样地，某一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其他事物。正和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彼此处于固定的对立之中。这种思想方法，我们初看起来似乎是很有理的，因为它正是合乎所谓常识的。可是人的常识在家庭四壁之内的生活范围中，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伴侣，但是一踏上广大的研究的世界时，它立刻就会经历最可惊的变故。”［3］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中又说：“要是我们在研究工作中经常抱着这种观点（指形而上学），那么凡要达到最终解决和永久真理的要求就永远失去意义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是必然受到我们在获得这些知识时所处的环境的局限和制约的。同时，那些在旧的、但还十分流行的形而上学看来不能克服的对立，如真理与谬误、善与恶、同一性和差别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等等，再也不能使我们对之表示过度的尊敬了。我们知道，这些对立仅有相对的意义：凡是今天被承认是真理的东西，都有现时隐蔽着的而过些时候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凡现在被承认是谬误的东西，也都有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被认作真理；那些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种种纯粹的偶然所构成的，而被认为是偶然的东西，则是一种有必然藏在里面的形式。”［4］不要以为“概论”、“通史”比较系统完整，加强这些课程可以使学生获得系统完整的知识，其实也不尽然。常常有这种情况，越是系统完整的东西，越是离开本原的事实与真相，甚至是一种“学术的神话”。陈寅恪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审查报告”的话提醒我们：“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5］陈寅恪此话真正说到当今许多“通史”的弊端上面。现今的许多“概论”、“通史”一类的教材，由于是“二手转述”，系统则系统矣，完整则完整矣，可只是离原著的内容相差甚远。
三、经典的确立与意识形态的建构
有人或许会问，你主张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回归原典的教与学，可经典常常是意识形态的凝结，这样做会不会让我们教学的内容从现代退回到古典，从开放退回到保守，会不会让学生中经典文本中过时了的意识形态的毒害呢？据我了解，在高校的教学中，几乎各国都有关于经典问题的争论。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美国的关于文学经典的争论。50年代是美国文学经典的确立时期。艾略特、里维斯、弗莱、布鲁克斯等成为了重要的文学经典的选择者，他们主要根据作者的权威、天才的程度、传统的力量、审美的魅力等标准加以衡量，来确定文学经典。那时，一般都认为，经典是历史选择的产物，它具有永恒的价值，它超越政治，与政治无关。但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了以文化为中心的社会运动。在激烈的文化辩论和斗争中，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盛行。多元主义分别从阶级的或族群的或性别的观点参与斗争。这些斗争和观点很自然地会折射到经典问题的讨论上面，于是50年代被确立的原有的经典往往被认为是白人男性的或欧洲中心和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新教的意识形态的建构而已。这就说明了原典就包含了意识形态和原典是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产物。像在美国，经过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性别，用不同的意识形态建构了自己的经典。只有少数超越功利的有魅力的原典保持它的地位，其他经典都被意识形态的力量形塑，有的从经典变为非经典，有的由非经典变为经典。也许我们还是把问题拉回到中国来谈，会使我们感到更亲切。中国古代经典在近代以来遭到质疑、批判、，但在特定的历史下又重新得到再次肯定、推崇的历史，更能看清意识形态如何在树立经典或经典中所起的作用。如，被孔子称为“六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包含巩固西周君主和贵族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内容的。当时的“诗”，特别是各国的国风，其作用是“兴观群怨”，这其中也含有对统治阶级的“怨”，但这种怨常常是“怨而不怒”，所以不但不会伤害贵族的统治，而且起到了“小骂大帮忙”的作用。所以这种歌谣是允许存在的。后来经孔子删改，留下305篇，成为了经典。但在东周，即战国时期，所谓“礼崩乐坏”，除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之外，各诸侯国都不遵守西周时期所定的礼制，诗、书、礼、乐、易、春秋不受人们的认同，其经典地位除了在孔子所代表的儒家那里，成为了非经典。例如道家，就反对人为的治理，一切法律、道德、伦理、等级、制度等，都是人为的，所谓“六经”就是人为、人治的代表，是完全没有用的，他们主张“无为而治”，一切顺应自然，所谓“以天合天”，那么社会也就得到治理了。所以在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以六经文本，宣扬他的学说，没有人理他，如丧家之犬。总之，在战国时期，尽管有儒家极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六经在多数人那里还是没有成为经典。从西周时期的“六经经典”论到战国时期“六经非经典”论，这是一大变化，这是意识形态变化折射的结果。
到了汉代，出了一个大理论家，这就是董仲舒。他的理论是要为汉代的统治服务的。汉代以武力取得天下，但如何来治理呢？最初曾尝试用黄老的道家思想，但遭遇到许多问题。社会处于无序状态。这时候董仲舒用阴阳家的思想对儒家的思想进行改造，重新梳理“五经”为经典（因为“乐经”已遗失）。他从这“五经”里面抽取出“三纲”和“五常”的观念，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确立了社会伦理；提出仁、义、理、智、信这五种不变的德行，确立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伦理。三纲与五常相配合，社会就可得到有序的发展。三纲、五常来自何处，来自“五经”，“五经”就是经典，就是恒久之至道，就是不刊之鸿论。汉代从此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的意识形态与“五经”就这样完全结合在一起。此后中国传统社会延续二千多年之久，其中起起伏伏，“五经”作为经典延续了很长时间，虽然其中五经作为经典的命运也时有起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宋代是儒家学说的发展时期，儒学发展为理学，“五经”这时被扩展为“十三经”。儒家经典的位置更稳定了。为什么更稳定了？因为还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需要。但是，古老的中国发展到近代，内部的各种矛盾暴露无遗，国家力量积贫积弱，而西方则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发展起现代工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资源不够，市场不够宽广，急需殖民地，而现代武器在现代工业化中也迅猛发展起来。帝国主义凭着自己的武力在世界上耀武扬威。贫弱的中国屡遭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有志之士反省国家落伍的原因，他们发现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及其经典，以其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死死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于是反传统的思想不胫而走，在向西方寻找先进的思想的同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新思想的视野下，即新的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儒家思想及其经典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就变为非经典。这是反传统的启蒙主义意识形态发出的声音。“”时期，传统文化被称为“四旧”，更处于被横扫之列。“”后期还有“批林批孔”运动，孔子及其所推崇的经典，更是成为革命的对象、打倒的对象。其批判言辞之激烈，批判手法之粗暴，更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意识形态嚣张的必然结果。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虽然人们的关注点转移，但孔子及其经典也还未进入我们的视野，因为那个时代主流的意识形态是清算“”，所谓“拨乱反正”，“乱”是“”极“左”之乱，“正”则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之“正”。孔子及其经典不在“”之列。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到9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经济发展起来了，拜金主义和拜物主义抬头，道德伦理下滑，社会上流行庸俗、低俗风气，商品经济的意识形态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候，人们回过头来，瞭望我们的古代，我们在发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同时，也发现了孔子和他的谈话录《论语》，发现了另一个儒家孟子，发现他们所推崇的“六经”，我们从传统文化及其经典中看到了儒雅、人文、仁义、真诚、智慧、友情、自然、纯朴、节俭这一面，我们连忙往回走，力图接近它，这就是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何为国学？有的学者就认为，“国学”就是以“六经”为中心的一套话语。这明显是从反商业主义、反物质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发出的声音。看来，“五四”反传统和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看似相反，前者是解构，后者是建构，却都反映了时代精神的需要，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经典形塑”与“意识形态”是同时登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以“回归经典”为旨趣教学改革，就不能不从我们今天时代的需要出发，对经典进行必要的选择。就以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和文学理论经典而言，其中精华与糟粕并存，人文与反人文的成分参杂，既有真、善、美、人文、自然、超脱、高雅的部分，也有假、丑、恶、低俗、庸俗、封建、腐朽的部分，我们搞教改只能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精华糟粕不分而一把抓。我一直认为，现代的思想，如真、善、美、自由、平等、博爱这六大观念以及正义、民主、法制、包容等观念与古代经典中所蕴含的思想并非绝对对立。情况常常是这样，现代的思想在古代思想中也可以找到它的种子、幼芽或表达，有时是非常好的表达。如“真”，《庄子•渔父》篇有很好的表达，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善”，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普世性的精辟表达。“美”，柳宗元有很精到的表达，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6］，比现代的所谓美在客观、美在主观、美在主客观的统一、美在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等说法还要好。我的看法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需要，我们所选定的标准可以不同，选择出来的作为古代经典的篇章也不同，所作出的阐释也可不同。这样，我们教学改革中，就可以不断地对“经典”进行必要的“调整”或者作出新的解释。另外，“二手转述”的“概论”、“通史”，就没有意识形态的形塑吗？实际上，只要你一动笔，那意识形态就不找自来。只要检视建国以来所编写的各种“概论”、“通史”，我们就会发现，哪一种概论和通史不是意识形态的凝结？
四、教学改革要从教材编写开始
新版电视剧《红楼梦》选秀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这部经典名著的重拍，一时间在国内又掀起了“红楼热”。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互联网上一个以林黛玉为女主人公名字的日本成人网络游戏，因其歪曲林黛玉形象而遭到中国网友的诟病。而此前日本的某三国游戏中，也存在违背原著和中国传统道德的情节。如果说日本网游作者的道德文化水准我们无权去干涉的话，那么，国外网络游戏开发商频频出手，大量注册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为游戏商标，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不仅是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在中国，四大名著经过数百年的历练，已经超越文学的范畴，成为中国人为人处事、齐家治国，甚至情感和精神生活的范本。一直以来，游戏产业有从历史文化中取材作为游戏背景的研发习惯，四大名著也因其情节的曲折错综、人物性格的丰富多样而受到游戏开发商的青睐，以四大名著为题材的网络游戏也备受玩家的推崇。
然而，不容小觑的是国外网络游戏研发商对中国网游市场的垂涎。日本游戏企业在我国申请注册的四大名著相关游戏商标数量达到数十个。除《红楼梦》以外，其他三大名著都已有相关商标被日本企业申请注册。韩国也有多款与《西游记》等名著相关的网络游戏推出。
我国网络游戏出版管理机构主推的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体现民族传统文化的网络游戏。新闻出版总署开展“中国民族网络游戏出版工程”，计划在2004年至2008年，安排出版100种自主开发的大型民族网络游戏出版物，凡列入该工程的选题，新闻出版总署将同国家有关部门联合提供多方面的政策扶持，以保证该工程的顺利完成。因此，国外的游戏公司要想减少阻力，进入中国网络游戏市场，就必须在政策和导向上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从四大名著中选取游戏素材，研发相关网络游戏，不但可以从政策上得到支持，而且可以节省很多宣传开支，毕竟在中国可能有人不知道《传奇》和《魔兽世界》，却很少有人不知道四大名著。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对社会公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来说，网络已成为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但目前，一些国外网络游戏不遵从原著主旨，却打着四大名著的招牌吸引玩家，这样极有可能使广大青少年在尚未阅读四大名著的情况下，先入为主地接受游戏中的故事情节，势必会造成青少年误解古典文学名著甚至历史事实。
我国商标法、域名立法正在逐步完善，但目前并未对具有民族文化遗产特征的名称给予特殊保护，比如保留注册等，这就使国外网络游戏开发商注册四大名著的名称很容易。虽然我国《商标法》第10条第8款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社会影响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但却不能以此为由禁止国外游戏研发商将四大名著作为游戏的注册商标。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专家廖俊铭就曾向媒体表示：“中国古典名著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化遗产，有必要由国家有关部门牵头，由行业组织对古典名著商标和版权进行注册保护。”
目前国内关于《西游记》的网络游戏包括网易的《大话西游》、《大话西游2》、《梦幻西游》，上海久诚的《快乐西游》等，但使用的游戏名称却只能是打球，因为《西游记》这个游戏名称商标已被日本巨摩公司抢注在先，《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游戏名称的命运也是如此，这不能不说是国内游戏厂家的遗憾。《红楼梦》也许是四大名著在网络游戏中最后一块商标的净土。相比文化界的担忧，经济界更加担忧，一旦四大名著相关商标均被日本公司注册成功，将会使一大批国内软件产业、动漫产业无法开发和利用这些作品名称。如果这些以名著命名的游戏商标都落入国外厂家手中，国产网游又如何在外国网游的包围中理直气壮地高举民族品牌呢？
摘要 阐述了大学图书馆经典阅读推广的意义和主要方式，如：推荐经典书目、开办经典导读讲座、组织读书小组和开展征文评选活动等，介绍了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推广经验并指出大学图书馆经典阅读推广应当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 大学图书馆 大学生 经典阅读 阅读推广
关键词 大学图书馆 大学生 经典阅读 阅读推广
经典，是那些超越时空局限、有影响力的权威著作，包括学科经典和综合性经典。经典，记录了历代先贤创造的丰富知识、精辟见解，是人类几千年文明智慧的结晶，是开启心智、滋养心灵、提升境界的精品。大学生是文化素质较高的社会群体，肩负着国家未来建设与文化传承的重任，阅读经典有益于他们的精神成长和人格培养，应当成为他们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但是，目前很多大学生对经典缺乏阅读热情，接触经典越来越少，这种状况令人担忧，亟需改变。促进大学生阅读是大学图书馆的重要职责，本文试图对面向大学生的经典阅读推广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经典，是那些超越时空局限、有影响力的权威著作，包括学科经典和综合性经典。经典，记录了历代先贤创造的丰富知识、精辟见解，是人类几千年文明智慧的结晶，是开启心智、滋养心灵、提升境界的精品。大学生是文化素质较高的社会群体，肩负着国家未来建设与文化传承的重任，阅读经典有益于他们的精神成长和人格培养，应当成为他们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但是，目前很多大学生对经典缺乏阅读热情，接触经典越来越少，这种状况令人担忧，亟需改变。促进大学生阅读是大学图书馆的重要职责，本文试图对面向大学生的经典阅读推广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1 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的意义
1 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的意义
1.1 推广经典阅读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1.1 推广经典阅读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培养人才是大学的重要使命，目前，国内外的很多大学都在推行本科生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强调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培养，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人格的发展。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指出：通识教育的核心就在于阅读经典文本，逐字逐句地阅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余光教授也认为：经典是必备的知识，现代人文素质的培养就应该从阅读传统经典开始。
培养人才是大学的重要使命，目前，国内外的很多大学都在推行本科生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强调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培养，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人格的发展。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指出：通识教育的核心就在于阅读经典文本，逐字逐句地阅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余光教授也认为：经典是必备的知识，现代人文素质的培养就应该从阅读传统经典开始。
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把阅读分为两种：为知识的阅读和为成长的阅读。经典阅读就应当归人为成长的阅读。现在，大学生阅读比较注重实用性，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学习英语、计算机和与专业相关的知识，对阅读畅销书也颇有兴趣，但对经典著作却很少问津。复旦大学曾做过当代大学生阅读习惯的调研，结果显示经常阅读人文社会科学典籍和学术类著作、期刊的大学生不足三成。他们大都认为经典已经过时，学习经典的实际意义不大。事实并非如此，很多经典具有启迪智慧的永恒魅力，阅读经典可以提升大学生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品位，使他们变得更有学养和胸襟，更加沉稳厚重。
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把阅读分为两种：为知识的阅读和为成长的阅读。经典阅读就应当归人为成长的阅读。现在，大学生阅读比较注重实用性，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学习英语、计算机和与专业相关的知识，对阅读畅销书也颇有兴趣，但对经典著作却很少问津。复旦大学曾做过当代大学生阅读习惯的调研，结果显示经常阅读人文社会科学典籍和学术类著作、期刊的大学生不足三成。他们大都认为经典已经过时，学习经典的实际意义不大。事实并非如此，很多经典具有启迪智慧的永恒魅力，阅读经典可以提升大学生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品位，使他们变得更有学养和胸襟，更加沉稳厚重。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浅阅读”是社会阅读的主要特征，这种“浅”不仅是指浏览性阅读多，深度阅读少，泛读多，精读少，而且是指读物的内容浅显，人们热衷于阅读流行读物和休闲、娱乐读物，而对有较深思想内涵和较大文化价值的读物却敬而远之。正是因为经典阅读不足，造成大学生知识结构不完整。精神成长中缺少最重要的营养素，造成他们人文素养、道德水准、思辨能力、审美水平下降，失掉对于事物的基本判断力和基本价值的持守。这与大学教育倡导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宗旨显然是相违背的。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浅阅读”是社会阅读的主要特征，这种“浅”不仅是指浏览性阅读多，深度阅读少，泛读多，精读少，而且是指读物的内容浅显，人们热衷于阅读流行读物和休闲、娱乐读物，而对有较深思想内涵和较大文化价值的读物却敬而远之。正是因为经典阅读不足，造成大学生知识结构不完整。精神成长中缺少最重要的营养素，造成他们人文素养、道德水准、思辨能力、审美水平下降，失掉对于事物的基本判断力和基本价值的持守。这与大学教育倡导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宗旨显然是相违背的。
1.2 推广经典阅读有助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
1.2 推广经典阅读有助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
近百年来中国文化传统都处在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著名学者刘梦溪认为：经典阅读是重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必要途径。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是承载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媒介，对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尽管传统文化经典中有些内容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但其中仍有很多能引起我们共鸣的真知灼见、至理名言，依然闪耀着理性、智慧的光芒，对我们仍然有启迪和引领作用。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如果他们都疏于阅读经典，势必造成社会大众整体文化素养的下降，并影响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
近百年来中国文化传统都处在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著名学者刘梦溪认为：经典阅读是重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必要途径。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是承载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媒介，对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尽管传统文化经典中有些内容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但其中仍有很多能引起我们共鸣的真知灼见、至理名言，依然闪耀着理性、智慧的光芒，对我们仍然有启迪和引领作用。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如果他们都疏于阅读经典，势必造成社会大众整体文化素养的下降，并影响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
2 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的主要方式
2 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的主要方式
尽管阅读是个人行为，需要自主性和自觉性，但大学生的阅读确实需要计划和引导，大学生本人需要对自己的读书生活统筹安排，经典阅读应当作为必要的组成部分纳入其中。大学教师要为大学生学习经典提供多方面的指导，大学图书馆要为大学生经典阅读创造各种方便条件并提供多种服务。笔者认为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尽管阅读是个人行为，需要自主性和自觉性，但大学生的阅读确实需要计划和引导，大学生本人需要对自己的读书生活统筹安排，经典阅读应当作为必要的组成部分纳入其中。大学教师要为大学生学习经典提供多方面的指导，大学图书馆要为大学生经典阅读创造各种方便条件并提供多种服务。笔者认为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2.1 突出经典的采集、组织和宣传
2.1 突出经典的采集、组织和宣传
大学图书馆负责全校的文献资源建设，不仅应当大力采集古今中外各种版本的经典著作，而且应当收藏各种研究经典的著作、工具书和相关文献，为大学生系统学习经典提供文献保障。有条件的大学图书馆应当设立“经典著作阅览室”，把经典著作进行集中保存、展示和利用，国家图书馆在这方面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没有条件设立经典阅览室的大学图书馆也应把经典作为重点读物进行宣传、推荐，摆放在读者易于利用的位置上。
大学图书馆负责全校的文献资源建设，不仅应当大力采集古今中外各种版本的经典著作，而且应当收藏各种研究经典的著作、工具书和相关文献，为大学生系统学习经典提供文献保障。有条件的大学图书馆应当设立“经典著作阅览室”，把经典著作进行集中保存、展示和利用，国家图书馆在这方面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没有条件设立经典阅览室的大学图书馆也应把经典作为重点读物进行宣传、推荐，摆放在读者易于利用的位置上。
2.2 推荐经典书目和相关文献
2.2 推荐经典书目和相关文献
大学生应当阅读哪些学科经典和综合性经典?现在许多经典著作都有多种版本，究竟哪个版本更适合大学生阅读?有哪些研究经典的文献资料可供参考?这些都是大学生在阅读经典过程中经常需要了解的问题，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应当组织有关专家编制大学生适用的经典推荐书目，大学图书馆也应推荐有关研究经典的著作及论文索引，为大学生更好地阅读经典提供必要的指引。各个大学图书馆也可以和本校有关教师合作，为大学生编制经典推荐目录。
大学生应当阅读哪些学科经典和综合性经典?现在许多经典著作都有多种版本，究竟哪个版本更适合大学生阅读?有哪些研究经典的文献资料可供参考?这些都是大学生在阅读经典过程中经常需要了解的问题，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应当组织有关专家编制大学生适用的经典推荐书目，大学图书馆也应推荐有关研究经典的著作及论文索引，为大学生更好地阅读经典提供必要的指引。各个大学图书馆也可以和本校有关教师合作，为大学生编制经典推荐目录。
2.3 开办经典导读讲座
2.3 开办经典导读讲座
由于很多经典与我们生活的时代相距较远，大学生在文本阅读和精神领会方面难免会出现困难，需要教师和有关人员及时给予指导。大学图书馆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办各种导读经典的专题讲座，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担任主讲人。这种经典导读讲座应当与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讲座一样受到同等的重视，应当在大学图书馆常年定期举办。
由于很多经典与我们生活的时代相距较远，大学生在文本阅读和精神领会方面难免会出现困难，需要教师和有关人员及时给予指导。大学图书馆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办各种导读经典的专题讲座，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担任主讲人。这种经典导读讲座应当与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讲座一样受到同等的重视，应当在大学图书馆常年定期举办。
2.4 组织各种专题的经典读书小组
2.4 组织各种专题的经典读书小组
大学图书馆可以组织各种专题的经典读书小组，如：《红楼梦》读书小组、《论语》读书小组等，大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选择参加。读书小组可采取自学和集体学习原著相结合、小组讨论交流、教师答疑辅导等学习形式，使大学生对经典的理解更加全面、准确、深入，并逐渐对经典阅读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持久的热情。
大学图书馆可以组织各种专题的经典读书小组，如：《红楼梦》读书小组、《论语》读书小组等，大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选择参加。读书小组可采取自学和集体学习原著相结合、小组讨论交流、教师答疑辅导等学习形式，使大学生对经典的理解更加全面、准确、深入，并逐渐对经典阅读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持久的热情。
2.5 组织各种与经典有关的征文评选活动
2.5 组织各种与经典有关的征文评选活动
为了调动大学生阅读经典的积极性，大学图书馆应当定期举行各种经典之书评、经典读后感的有奖征文评选活动，邀请有关的专业人士负责评奖并举行仪式为获奖学生颁发证书和奖品。活动主题可以定为“我最喜爱的经典”、“经典伴我前行”等，为扩大活动的规模和影响，图书馆可以和学校学生会、团委联合举办这种推广活动，最好每年举办一次。
为了调动大学生阅读经典的积极性，大学图书馆应当定期举行各种经典之书评、经典读后感的有奖征文评选活动，邀请有关的专业人士负责评奖并举行仪式为获奖学生颁发证书和奖品。活动主题可以定为“我最喜爱的经典”、“经典伴我前行”等，为扩大活动的规模和影响，图书馆可以和学校学生会、团委联合举办这种推广活动，最好每年举办一次。
2.6 利用网络开展经典阅读推广工作
2.6 利用网络开展经典阅读推广工作
大学图书馆可以在自己的网站创办经典阅读电子杂志，设立“经典推荐”、“经典书评”、“经典大家谈”、“经典读后感”等栏目，使大学生有一个获取信息、交流经验、促进经典阅读的学习园地。还可以在网上成立本校大学生的经典学习小组，使志趣相投的大学生有一个沟通交流、互相学习的平台。
大学图书馆可以在自己的网站创办经典阅读电子杂志，设立“经典推荐”、“经典书评”、“经典大家谈”、“经典读后感”等栏目，使大学生有一个获取信息、交流经验、促进经典阅读的学习园地。还可以在网上成立本校大学生的经典学习小组，使志趣相投的大学生有一个沟通交流、互相学习的平台。
推广经典阅读的方式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大学图书馆应当根据自身的条件有选择地采用。推广工作需要图书馆多个部门、众多馆员的共同努力，推广活动不能走形式，需要有计划、有组织、深入而又持久地坚持下去。
推广经典阅读的方式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大学图书馆应当根据自身的条件有选择地采用。推广工作需要图书馆多个部门、众多馆员的共同努力，推广活动不能走形式，需要有计划、有组织、深入而又持久地坚持下去。
3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的主要经验
3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的主要经验
存入我的阅览室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自2008年5月在大学生中组织开展“我爱经典”读书活动以来，先后主持成立了4个主题的学习经典读书小组，分别是：四书五经、《哲学研究》、二十四史、《资本论》。读书小组围绕这些经典著作，展开阅读、讨论、交流，不断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和认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自2008年5月在大学生中组织开展“我爱经典”读书活动以来，先后主持成立了4个主题的学习经典读书小组，分别是：四书五经、《哲学研究》、二十四史、《资本论》。读书小组围绕这些经典著作，展开阅读、讨论、交流，不断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和认识。
这4个读书小组开展经典阅读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这4个读书小组开展经典阅读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引导大学生认真阅读经典原著，采取本人自学和小组集体阅读相结合的形式。
(1)引导大学生认真阅读经典原著，采取本人自学和小组集体阅读相结合的形式。
(2)制定读书活动的具体计划。各个读书小组按照计划定期开展活动，一般是每周一次，每次两个小时。除组织大家讨论交流外，每人定期提交读书心得。
(2)制定读书活动的具体计划。各个读书小组按照计划定期开展活动，一般是每周一次，每次两个小时。除组织大家讨论交流外，每人定期提交读书心得。
(3)跨院系、跨学校的大学生共同参与，使读书活动成为爱好相同的大学生的交流平台。参加读书小组的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以硕士研究生为主。每个读书小组都吸引了本校众多院系的学生参与，《哲学研究》读书小组就吸收了本校政法学院、外国语学院、数学学院、文学院等院系的学生加入，“二十四史”读书小组的成员来自本校历史学院、美术学院、文学院，北京大学的两位同学也报名参加了“四书五经”读书小组。
(3)跨院系、跨学校的大学生共同参与，使读书活动成为爱好相同的大学生的交流平台。参加读书小组的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以硕士研究生为主。每个读书小组都吸引了本校众多院系的学生参与，《哲学研究》读书小组就吸收了本校政法学院、外国语学院、数学学院、文学院等院系的学生加入，“二十四史”读书小组的成员来自本校历史学院、美术学院、文学院，北京大学的两位同学也报名参加了“四书五经”读书小组。
(4)邀请教师参与经典阅读的指导，通过举办学术报告会和读书辅导会的形式，让专家学者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并现场解答学生的提问，这种互动方式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效果。《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最具代表性的语言哲学名著，也是20世纪西方哲学最重要的学术经典之一，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的陈嘉映教授是《哲学研究》的权威译者，他向图书馆赠送了该书的中译本并十分关注《哲学研究》读书小组的活动进展，他应邀为学生们做了题为“解读维特根斯坦”的讲座，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刘畅博士也应邀做了专题报告。“四书五经”读书小组邀请本校文学院的刘庆俄教授进行文字学方面的指导；“二十四史”读书小组邀请本校历史学院的陈晓华老师为学生做历史学习和《史记》阅读的专题讲座。
(4)邀请教师参与经典阅读的指导，通过举办学术报告会和读书辅导会的形式，让专家学者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并现场解答学生的提问，这种互动方式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效果。《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最具代表性的语言哲学名著，也是20世纪西方哲学最重要的学术经典之一，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的陈嘉映教授是《哲学研究》的权威译者，他向图书馆赠送了该书的中译本并十分关注《哲学研究》读书小组的活动进展，他应邀为学生们做了题为“解读维特根斯坦”的讲座，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刘畅博士也应邀做了专题报告。“四书五经”读书小组邀请本校文学院的刘庆俄教授进行文字学方面的指导；“二十四史”读书小组邀请本校历史学院的陈晓华老师为学生做历史学习和《史记》阅读的专题讲座。
(5)学科馆员参与读书小组的组织及阅读辅导工作。图书馆员的专业素质决定了他们参与大学生经典阅读活动的服务深度和工作水平。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现有26名具有硕士学位的学科馆员，他们的学科背景与本校的学科设置基本一致，由于学科知识比较系统、扎实，他们可以和相关院系的教师、学生在知识层面上进行深入交流，可以为大学生阅读学科经典提供深层次服务。例如：具有哲学硕士学位的学科馆员负责《哲学研究》读书小组的活动策划和组织实施，并承担部分阅读辅导工作，学生们对他的学识和能力都给予了好评。
(5)学科馆员参与读书小组的组织及阅读辅导工作。图书馆员的专业素质决定了他们参与大学生经典阅读活动的服务深度和工作水平。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现有26名具有硕士学位的学科馆员，他们的学科背景与本校的学科设置基本一致，由于学科知识比较系统、扎实，他们可以和相关院系的教师、学生在知识层面上进行深入交流，可以为大学生阅读学科经典提供深层次服务。例如：具有哲学硕士学位的学科馆员负责《哲学研究》读书小组的活动策划和组织实施，并承担部分阅读辅导工作，学生们对他的学识和能力都给予了好评。
(6)图书馆把馆内的研究室提供给读书小组作为固定的活动场所，还在研究室准备了书架和多种经典著作，为同学们在此学习提供了方便，并随时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
(6)图书馆把馆内的研究室提供给读书小组作为固定的活动场所，还在研究室准备了书架和多种经典著作，为同学们在此学习提供了方便，并随时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
几年来，尽管每年都有大学生进校、离校，读书小组的成员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读书活动仍然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同学们普遍反映参加读书小组收获很大，对图书馆提供的各种服务相当满意，参与阅读指导的有关教师也认为读书小组是学习经典的好形式。
几年来，尽管每年都有大学生进校、离校，读书小组的成员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读书活动仍然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同学们普遍反映参加读书小组收获很大，对图书馆提供的各种服务相当满意，参与阅读指导的有关教师也认为读书小组是学习经典的好形式。
4 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应当注意的问题
4 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应当注意的问题
4.1 推广经典阅读需要学校领导的重视以及学校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
4.1 推广经典阅读需要学校领导的重视以及学校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
大学生经典阅读的全面推广，需要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学校教务处、学生处、图书馆、团委、学生会等单位的相互支持和配合，只有各个部门的团结协作，才能保证大学生经典阅读的推广工作顺利、持久地开展下去。
大学生经典阅读的全面推广，需要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学校教务处、学生处、图书馆、团委、学生会等单位的相互支持和配合，只有各个部门的团结协作，才能保证大学生经典阅读的推广工作顺利、持久地开展下去。
4.2 应当向学校建议把经典学习纳入大学生的正式课程
4.2 应当向学校建议把经典学习纳入大学生的正式课程
图书馆仅仅是大学生的第二课堂，在推广大学生经典阅读中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大学应当选择一些经典作为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课的学习内容，这是促进大学生经典阅读的重要途径。现在很多大学已经把经典学习纳入正式课程，例如：首都师范大学2010年为全校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程中就有：文学院教师主讲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导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导读”、“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导读”、“中国古代小说名著导读”、“《论语》导读”等，政法学院教师主讲的“政治学名著导读”、“社会学名著导读”。把经典导读纳入大学生的第一课堂，必然会对促进大学生经典阅读有更直接的推动作用。
图书馆仅仅是大学生的第二课堂，在推广大学生经典阅读中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大学应当选择一些经典作为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课的学习内容，这是促进大学生经典阅读的重要途径。现在很多大学已经把经典学习纳入正式课程，例如：首都师范大学2010年为全校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程中就有：文学院教师主讲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导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导读”、“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导读”、“中国古代小说名著导读”、“《论语》导读”等，政法学院教师主讲的“政治学名著导读”、“社会学名著导读”。把经典导读纳入大学生的第一课堂，必然会对促进大学生经典阅读有更直接的推动作用。
4.3 推广经典阅读应当包括学科经典和综合性经典两部分
4.3 推广经典阅读应当包括学科经典和综合性经典两部分
大学生不仅应当学习传统文化经典，即综合性学科经典，也应当学习文、史、哲、经济、法学、艺术等学科的经典著作。大学图书馆要在倡导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的同时，制定学科经典的导读推广计划，逐步推出哲学经典导读、经济学经典导读、法学经典导读等一系列的经典导读讲座，并组织各种学习学科经典的读书小组，使大学生的经典学习内容更加丰富。学科馆员应当利用自身的学科优势，在大学生阅读学科经典中发挥更大作用。
大学生不仅应当学习传统文化经典，即综合性学科经典，也应当学习文、史、哲、经济、法学、艺术等学科的经典著作。大学图书馆要在倡导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的同时，制定学科经典的导读推广计划，逐步推出哲学经典导读、经济学经典导读、法学经典导读等一系列的经典导读讲座，并组织各种学习学科经典的读书小组，使大学生的经典学习内容更加丰富。学科馆员应当利用自身的学科优势，在大学生阅读学科经典中发挥更大作用。
4.4 大学图书馆要与教师开展多方面的合作
4.4 大学图书馆要与教师开展多方面的合作
在大学生经典阅读推广中，教师和图书馆发挥着不同作用，教师学识渊博，对经典著作有深入的研究和透彻的理解，他们对大学生有很大的影响力。图书馆有丰富的经典文献收藏、具有良好素质的专业馆员以及宽敞、安静的阅览环境，两者应当在经典著作的选择、编制经典推荐书目、经典著作的导读等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在大学生经典阅读推广中，教师和图书馆发挥着不同作用，教师学识渊博，对经典著作有深入的研究和透彻的理解，他们对大学生有很大的影响力。图书馆有丰富的经典文献收藏、具有良好素质的专业馆员以及宽敞、安静的阅览环境，两者应当在经典著作的选择、编制经典推荐书目、经典著作的导读等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4.5 推广经典阅读需要建立长效机制
4.5 推广经典阅读需要建立长效机制
大学校园的学生处于常年流动的状态，必须建立长效机制以保证经典阅读推广活动的持续进行，使所有学生在校期间都能接触经典。在课程设置方面，应有一批涉及多个学科的经典导读课程长期供学生选择；在任课教师方面，应选拔一批学养深厚、对经典著作有深入研究、讲课受学生欢迎的教师长期担当主讲人，同时担任图书馆经典导读讲座的主讲人；图书馆组织的经典导读讲座也应当像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讲座一样，常年定期举办；图书馆组织的经典征文评选活动也应当坚持每年定期举行。
大学校园的学生处于常年流动的状态，必须建立长效机制以保证经典阅读推广活动的持续进行，使所有学生在校期间都能接触经典。在课程设置方面，应有一批涉及多个学科的经典导读课程长期供学生选择；在任课教师方面，应选拔一批学养深厚、对经典著作有深入研究、讲课受学生欢迎的教师长期担当主讲人，同时担任图书馆经典导读讲座的主讲人；图书馆组织的经典导读讲座也应当像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讲座一样，常年定期举办；图书馆组织的经典征文评选活动也应当坚持每年定期举行。
总而言之，推广经典阅读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对人才培养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大学图书馆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全方位地开展推广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各个院系本科生、研究生的不同需求，需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开展，尤其需要注意推广工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只有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地不懈努力，才能逐步形成大学生热爱经典的读书氛围，通过学习经典使他们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得到全面的提升，从而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思想能够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总而言之，推广经典阅读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对人才培养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大学图书馆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全方位地开展推广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各个院系本科生、研究生的不同需求，需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开展，尤其需要注意推广工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只有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地不懈努力，才能逐步形成大学生热爱经典的读书氛围，通过学习经典使他们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得到全面的提升，从而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思想能够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经典阅读与生命关怀――杜维明教授访谈，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10(4)：11-14
1 经典阅读与生命关怀――杜维明教授访谈，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10(4)：11-14
2 王余光，传统经典阅读的当今意义，中国图书评论，2004(6)：4--7
2 王余光，传统经典阅读的当今意义，中国图书评论，2004(6)：4--7
3 于丹，阅读经典感悟成长，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1(2)：55--61
3 于丹，阅读经典感悟成长，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1(2)：55--61
4 张硕，对大学生阅读经典书籍状况的认识，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1)：174--176
4 张硕，对大学生阅读经典书籍状况的认识，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1)：174--176
5 王余光，李雅，浅议社会阅读的几个问题，新世纪图书馆，2007(3)：3--4
5 王余光，李雅，浅议社会阅读的几个问题，新世纪图书馆，2007(3)：3--4
6 刘梦溪，回归经典：国学与经典阅读，出版参考(新阅读)，2010(6)：4
6 刘梦溪，回归经典：国学与经典阅读，出版参考(新阅读)，2010(6)：4
7 潘伯明，国图经典名著阅览区的功用和建设，现代情报，2009(7)：148--150
7 潘伯明，国图经典名著阅览区的功用和建设，现代情报，2009(7)：148--150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100048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100048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100048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100048
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料室，徐州，221116
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料室，徐州，221116
收稿日期：2011年8月29日
收稿日期：2011年8月29日
存入我的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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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自2008年5月在大学生中组织开展“我爱经典”读书活动以来，先后主持成立了4个主题的学习经典读书小组，分别是：四书五经、《哲学研究》、二十四史、《资本论》。读书小组围绕这些经典著作，展开阅读、讨论、交流，不断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和认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自2008年5月在大学生中组织开展“我爱经典”读书活动以来，先后主持成立了4个主题的学习经典读书小组，分别是：四书五经、《哲学研究》、二十四史、《资本论》。读书小组围绕这些经典著作，展开阅读、讨论、交流，不断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和认识。
这4个读书小组开展经典阅读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这4个读书小组开展经典阅读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引导大学生认真阅读经典原著，采取本人自学和小组集体阅读相结合的形式。
(1)引导大学生认真阅读经典原著，采取本人自学和小组集体阅读相结合的形式。
(2)制定读书活动的具体计划。各个读书小组按照计划定期开展活动，一般是每周一次，每次两个小时。除组织大家讨论交流外，每人定期提交读书心得。
(2)制定读书活动的具体计划。各个读书小组按照计划定期开展活动，一般是每周一次，每次两个小时。除组织大家讨论交流外，每人定期提交读书心得。
(3)跨院系、跨学校的大学生共同参与，使读书活动成为爱好相同的大学生的交流平台。参加读书小组的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以硕士研究生为主。每个读书小组都吸引了本校众多院系的学生参与，《哲学研究》读书小组就吸收了本校政法学院、外国语学院、数学学院、文学院等院系的学生加入，“二十四史”读书小组的成员来自本校历史学院、美术学院、文学院，北京大学的两位同学也报名参加了“四书五经”读书小组。平台。参加读书小组的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以硕士研究生为主。每个读书小组都吸引了本校众多院系的学生参与，《哲学研究》读书小组就吸收了本校政法学院、外国语学院、数学学院、文学院等院系的学生加入，“二十四史”读书小组的成员来自本校历史学院、美术学院、文学院，北京大学的两位同学也报名参加了“四书五经”读书小组。
(4)邀请教师参与经典阅读的指导，通过举办学术报告会和读书辅导会的形式，让专家学者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并现场解答学生的提问，这种互动方式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效果。《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最具代表性的语言哲学名著，也是20世纪西方哲学最重要的学术经典之一，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的陈嘉映教授是《哲学研究》的权威译者，他向图书馆赠送了该书的中译本并十分关注《哲学研究》读书小组的活动进展，他应邀为学生们做了题为“解读维特根斯坦”的讲座，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刘畅博士也应邀做了专题报告。“四书五经”读书小组邀请本校文学院的刘庆俄教授进行文字学方面的指导；“二十四史”读书小组邀请本校历史学院的陈晓华老师为学生做历史学习和《史记》阅读的专题讲座。
(4)邀请教师参与经典阅读的指导，通过举办学术报告会和读书辅导会的形式，让专家学者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并现场解答学生的提问，这种互动方式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效果。《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最具代表性的语言哲学名著，也是20世纪西方哲学最重要的学术经典之一，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的陈嘉映教授是《哲学研究》的权威译者，他向图书馆赠送了该书的中译本并十分关注《哲学研究》读书小组的活动进展，他应邀为学生们做了题为“解读维特根斯坦”的讲座，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刘畅博士也应邀做了专题报告。“四书五经”读书小组邀请本校文学院的刘庆俄教授进行文字学方面的指导；“二十四史”读书小组邀请本校历史学院的陈晓华老师为学生做历史学习和《史记》阅读的专题讲座。
(5)学科馆员参与读书小组的组织及阅读辅导工作。图书馆员的专业素质决定了他们参与大学生经典阅读活动的服务深度和工作水平。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现有26名具有硕士学位的学科馆员，他们的学科背景与本校的学科设置基本一致，由于学科知识比较系统、扎实，他们可以和相关院系的教师、学生在知识层面上进行深入交流，可以为大学生阅读学科经典提供深层次服务。例如：具有哲学硕士学位的学科馆员负责《哲学研究》读书小组的活动策划和组织实施，并承担部分阅读辅导工作，学生们对他的学识和能力都给予了好评。
(5)学科馆员参与读书小组的组织及阅读辅导工作。图书馆员的专业素质决定了他们参与大学生经典阅读活动的服务深度和工作水平。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现有26名具有硕士学位的学科馆员，他们的学科背景与本校的学科设置基本一致，由于学科知识比较系统、扎实，他们可以和相关院系的教师、学生在知识层面上进行深入交流，可以为大学生阅读学科经典提供深层次服务。例如：具有哲学硕士学位的学科馆员负责《哲学研究》读书小组的活动策划和组织实施，并承担部分阅读辅导工作，学生们对他的学识和能力都给予了好评。
(6)图书馆把馆内的研究室提供给读书小组作为固定的活动场所，还在研究室准备了书架和多种经典著作，为同学们在此学习提供了方便，并随时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
(6)图书馆把馆内的研究室提供给读书小组作为固定的活动场所，还在研究室准备了书架和多种经典著作，为同学们在此学习提供了方便，并随时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
几年来，尽管每年都有大学生进校、离校，读书小组的成员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读书活动仍然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同学们普遍反映参加读书小组收获很大，对图书馆提供的各种服务相当满意，参与阅读指导的有关教师也认为读书小组是学习经典的好形式。
几年来，尽管每年都有大学生进校、离校，读书小组的成员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读书活动仍然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同学们普遍反映参加读书小组收获很大，对图书馆提供的各种服务相当满意，参与阅读指导的有关教师也认为读书小组是学习经典的好形式。
4 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应当注意的问题
4 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应当注意的问题
4.1 推广经典阅读需要学校领导的重视以及学校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
4.1 推广经典阅读需要学校领导的重视以及学校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
大学生经典阅读的全面推广，需要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学校教务处、学生处、图书馆、团委、学生会等单位的相互支持和配合，只有各个部门的团结协作，才能保证大学生经典阅读的推广工作顺利、持久地开展下去。
大学生经典阅读的全面推广，需要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学校教务处、学生处、图书馆、团委、学生会等单位的相互支持和配合，只有各个部门的团结协作，才能保证大学生经典阅读的推广工作顺利、持久地开展下去。
4.2 应当向学校建议把经典学习纳入大学生的正式课程
4.2 应当向学校建议把经典学习纳入大学生的正式课程
图书馆仅仅是大学生的第二课堂，在推广大学生经典阅读中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大学应当选择一些经典作为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课的学习内容，这是促进大学生经典阅读的重要途径。现在很多大学已经把经典学习纳入正式课程，例如：首都师范大学2010年为全校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程中就有：文学院教师主讲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导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导读”、“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导读”、“中国古代小说名著导读”、“《论语》导读”等，政法学院教师主讲的“政治学名著导读”、“社会学名著导读”。把经典导读纳入大学生的第一课堂，必然会对促进大学生经典阅读有更直接的推动作用。
图书馆仅仅是大学生的第二课堂，在推广大学生经典阅读中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大学应当选择一些经典作为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课的学习内容，这是促进大学生经典阅读的重要途径。现在很多大学已经把经典学习纳入正式课程，例如：首都师范大学2010年为全校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程中就有：文学院教师主讲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导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导读”、“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导读”、“中国古代小说名著导读”、“《论语》导读”等，政法学院教师主讲的“政治学名著导读”、“社会学名著导读”。把经典导读纳入大学生的第一课堂，必然会对促进大学生经典阅读有更直接的推动作用。
4.3 推广经典阅读应当包括学科经典和综合性经典两部分
4.3 推广经典阅读应当包括学科经典和综合性经典两部分
大学生不仅应当学习传统文化经典，即综合性学科经典，也应当学习文、史、哲、经济、法学、艺术等学科的经典著作。大学图书馆要在倡导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的同时，制定学科经典的导读推广计划，逐步推出哲学经典导读、经济学经典导读、法学经典导读等一系列的经典导读讲座，并组织各种学习学科经典的读书小组，使大学生的经典学习内容更加丰富。学科馆员应当利用自身的学科优势，在大学生阅读学科经典中发挥更大作用。
大学生不仅应当学习传统文化经典，即综合性学科经典，也应当学习文、史、哲、经济、法学、艺术等学科的经典著作。大学图书馆要在倡导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的同时，制定学科经典的导读推广计划，逐步推出哲学经典导读、经济学经典导读、法学经典导读等一系列的经典导读讲座，并组织各种学习学科经典的读书小组，使大学生的经典学习内容更加丰富。学科馆员应当利用自身的学科优势，在大学生阅读学科经典中发挥更大作用。
4.4 大学图书馆要与教师开展多方面的合作
4.4 大学图书馆要与教师开展多方面的合作
在大学生经典阅读推广中，教师和图书馆发挥着不同作用，教师学识渊博，对经典著作有深入的研究和透彻的理解，他们对大学生有很大的影响力。图书馆有丰富的经典文献收藏、具有良好素质的专业馆员以及宽敞、安静的阅览环境，两者应当在经典著作的选择、编制经典推荐书目、经典著作的导读等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在大学生经典阅读推广中，教师和图书馆发挥着不同作用，教师学识渊博，对经典著作有深入的研究和透彻的理解，他们对大学生有很大的影响力。图书馆有丰富的经典文献收藏、具有良好素质的专业馆员以及宽敞、安静的阅览环境，两者应当在经典著作的选择、编制经典推荐书目、经典著作的导读等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4.5 推广经典阅读需要建立长效机制
4.5 推广经典阅读需要建立长效机制
大学校园的学生处于常年流动的状态，必须建立长效机制以保证经典阅读推广活动的持续进行，使所有学生在校期间都能接触经典。在课程设置方面，应有一批涉及多个学科的经典导读课程长期供学生选择；在任课教师方面，应选拔一批学养深厚、对经典著作有深入研究、讲课受学生欢迎的教师长期担当主讲人，同时担任图书馆经典导读讲座的主讲人；图书馆组织的经典导读讲座也应当像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讲座一样，常年定期举办；图书馆组织的经典征文评选活动也应当坚持每年定期举行。
大学校园的学生处于常年流动的状态，必须建立长效机制以保证经典阅读推广活动的持续进行，使所有学生在校期间都能接触经典。在课程设置方面，应有一批涉及多个学科的经典导读课程长期供学生选择；在任课教师方面，应选拔一批学养深厚、对经典著作有深入研究、讲课受学生欢迎的教师长期担当主讲人，同时担任图书馆经典导读讲座的主讲人；图书馆组织的经典导读讲座也应当像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讲座一样，常年定期举办；图书馆组织的经典征文评选活动也应当坚持每年定期举行。
总而言之，推广经典阅读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对人才培养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大学图书馆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全方位地开展推广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各个院系本科生、研究生的不同需求，需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开展，尤其需要注意推广工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只有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地不懈努力，才能逐步形成大学生热爱经典的读书氛围，通过学习经典使他们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得到全面的提升，从而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思想能够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总而言之，推广经典阅读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对人才培养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大学图书馆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全方位地开展推广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各个院系本科生、研究生的不同需求，需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开展，尤其需要注意推广工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只有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地不懈努力，才能逐步形成大学生热爱经典的读书氛围，通过学习经典使他们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得到全面的提升，从而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思想能够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经典阅读与生命关怀――杜维明教授访谈，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10(4)：11-14
1 经典阅读与生命关怀――杜维明教授访谈，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10(4)：11-14
2 王余光，传统经典阅读的当今意义，中国图书评论，2004(6)：4--7
2 王余光，传统经典阅读的当今意义，中国图书评论，2004(6)：4--7
3 于丹，阅读经典感悟成长，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1(2)：55--61
3 于丹，阅读经典感悟成长，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1(2)：55--61
4 张硕，对大学生阅读经典书籍状况的认识，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1)：174--176
4 张硕，对大学生阅读经典书籍状况的认识，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1)：174--176
5 王余光，李雅，浅议社会阅读的几个问题，新世纪图书馆，2007(3)：3--4
5 王余光，李雅，浅议社会阅读的几个问题，新世纪图书馆，2007(3)：3--4
6 刘梦溪，回归经典：国学与经典阅读，出版参考(新阅读)，2010(6)：4
6 刘梦溪，回归经典：国学与经典阅读，出版参考(新阅读)，2010(6)：4
7 潘伯明，国图经典名著阅览区的功用和建设，现代情报，2009(7)：148--150
7 潘伯明，国图经典名著阅览区的功用和建设，现代情报，2009(7)：148--150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100048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100048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100048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100048
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料室，徐州，221116
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料室，徐州，221116
收稿日期：2011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