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2 17:06:08
关键词：管理思想；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
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思想呈现一片繁花似锦的现象，各家哲人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经过千百年的传承，我们继承了优良的品质，集百家精华为一体，众所周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其管理思想核心是“仁”，仁者爱人，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仁爱，相互爱护相处融洽；老子作为道家的创始人，提出了“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道家哲学含有丰富的管理辩证思想，本质是“无为而治”；墨家的创始人墨子的管理思想则以“兼爱”为伦理基础，以“尚贤”为指导原则，并且破除贵贱、亲疏的等级观念。我们需要学习孔子的主张．体会老子的管理哲学，借鉴墨子的思想等，体味先贤哲人的管理思想，以人为本，知人善任，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效能，实现人才的真正价值。
二、儒家的管理思想
儒家是我国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一支学派，创始人孔子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同时也是具有深远影响的世界文化名人，孔子及其弟子所著的《论语》是记载孔子思想的主要著作，也是后世人们研究儒家思想的主要依据。除了孔子，儒家的著名代表人物还有孟子和荀子，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管理中，两千多年的历史，儒家的管理思想和学说一直都是国家的指导思想，我国历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统治者都对儒家的管理智慧有着深入的研究，同时也对儒家的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也知道宋代儒家学者把《论语》作为了传统儒学的基本教材。
儒家管理思想的重要来源主要是周代以前的文籍典章制度，其中记录着从传说中的尧，舜，禹三圣王一直到夏，商，周三朝代的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从一开始就和国家社会的管理思想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儒家思想中“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在几代儒家的哲人中都视之为己任，包括孔子，孟子，荀子，其中，孔子先后担任过基层的官员到国家大臣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管理职务，在这个时期里，孔子不但把自己的思维理念运用在自己的管理中，也在这个过程中感悟自己的经历和国家的改变，总结出了很多令人感悟深刻，令人启迪的话语。
大致说来，儒家的社会管理思想基本上是“以德为政，仁爱修己，重义轻利”，在管理中，重视领导者以身作则的引导取向，并且以德服人，吸引被管理者上行下效，孔子认为，衡量一个管理者是否合格的根本标志是在于这个人的品德，这就是儒家所强调的“为政以德”，促使管理者不断提高自己的品行，这样才能使被领导者可得到不断的提高，就像荀子所说的：“君主就像测定时间的标杆，民众就像这标杆下的影子，标杆直，那么影子也是直的”，“德治”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则，但“道之以德”，并且施以宽严并济的控制手段，不但要有德行，也要有规章制度，两者相结合，但是又不能搞特殊化，与民众仁爱在一起，融为一体，并且把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相互结合在一起，但是凡事又不能全都以利益为重。
随着古代文明的不断传承与发扬，儒家思想幅员很广，在古代逐渐传播到中国的周边国家，例如今天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地，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二十世纪以来，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以及相应的管理活动都同儒家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和平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儒家思想更是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上至国家领导，下至大中小企业的管理者，越来越重视儒家思想的管理措施，而儒家思想在社会，国家的管理中也越来越发挥出其特有的积极作用。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曾说过“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来看，我深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人民受到过儒家思想的熏陶，我们是无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以此看来，我们传承千年的儒家文化，是有其独特的优势与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我也深信，儒家文化不但值得我们现在去不断学习，也并将值得我们未来的不断学习和完善。
三、道家的管理思想
道家的创始人李耳，即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老子，相传老子在东周王朝做过图书管理员，期间孔子前来向他请教礼的问题，后来，弃官隐退，为后人留下《道德经》这一伟大的著作，又名《老子》，另一位著名的道家代表人物的是庄子，其著名的著作《庄子》也是为后人所值得学习的，在道家的管理思想中，传承的理念是“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汉代初年的文景之治的太平时代，就是以此为管理思想，这也是道家思想在国家管理活动中一次辉煌而又伟大的实践，在道家的哲人们看来，“道”是万事万物的本源和本体，一切事物的运行都要遵循“道”而运行，而“无为”又是“道”的本源和本体，同时也是其最根本的特征，因此，“无为”就成了道家管理思想的突出特色，老子认为，“无为”是管理的最高原则，老子曾经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治理一个国家就像烹饪一条小鱼，必须小心翼翼，小鱼细嫩，不断地翻动会使小鱼破烂，而国家就像小鱼一样“细嫩”，经不起不断地翻动，国家的法律制度一旦制定，便不可随便的变动，管理者无为，人民自然就自我化育，管理者不无端生事，人民自然安居乐业，老子提倡的无为的目的就是消解管理者的强制性，加强人民的自发性，鼓励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管理才不会遭到失败，并且可以虚心接受各方面的意见，这样治理天下才不会蒙受损失。
庄子再解释“无为”时曾说：“上天无为，所以清明；大地无为，所以安宁；天地两种无为相结合，万物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世间万物都是无穷无尽的，有中生无，无中生有，在庄子的管理理念中，认为，天地无私，所以能够无为而无不为，人也是如此，人只要无私，同样可以做到无为而无不为，但这种思想绝不是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做，道家的哲人们设计了“上无为而下有为”的管理模式，这充分体现出一个团体，一个组织的组织分工原则，不管在任何集团内部，上到国家，下到企业，必须要有明确的分工，各负其责，才能保证组织的完整性与稳定性，并在稳定中不断的发展前进，同时，道家的管理思想在另一方面也对管理者本身的品质也有较高的要求，需要做到无私无欲的境界，才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收益。
四、法家的管理思想
法家相对于儒家和道家这两支为人所熟悉的文化思想程度比较低，从思想渊源上看，法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在当时先秦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中，法家应该说是和当时国家的治理实践结合的最为密切，法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中有重“法”的商鞅；重“术”的申不害；重“势”的慎到；以及集“法，术，势”为大成的韩非。
法家的管理思想主要是主张历史进化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后世优于前世，因此管理者治理国家应该因时而变，而不是效古法或者拘泥于现状，韩非子曾就将现实管理界定为竞争，并认为上古社会中，管理者主要是在到的资源上进行竞争，中古社会的管理者是在智谋方面进行竞争，而当下的社会是管理者在力量方面的竞争，因此，当下的管理的目标就是增强实力，这在当时的管理思想中，个性鲜明，独树一帜，注重实效，操作性很强，因此迎合了当时的统治者的需要，但是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法家的思维模式慢慢的淡出了管理者的管理实现，在实际上看来似乎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实际上，发家的管理思想已经作为历代统治着心照不宣的治国方针，一直活跃在中国历代的社会政治生活中。
法家的管理特色着重于制度管理，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法”字，反对儒家的“仁治”，在法家的哲人看来制度就是规矩，管理制度的好坏取决于制度与现实的适应情况，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论亲疏远近，一切都以法律规矩为准绳。法家十分重视法律制度在管理中的作用，从“明法”到“守法”再到“严法”，就是说，法律制度必须公开明确，将其公布出来，让被管理者都知道，让人们明明白白，认真的遵守，这样就算收到惩罚，被管理者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我们当今社会，各项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与改进，就是体现管理思想不断进步的效果，约束人们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也是对古代社会管理思想的不断践行和完善。
五、墨家的管理思想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早年曾学习儒家思想，后来发现儒家所提倡的管理思想十分繁琐不宜实行，认为儒家主张厚葬，是浪费钱财与精力，不但是百姓更加贫困，又劳民伤财，妨碍生计，此外，墨子发现儒家的思想中还存在了许多逻辑上的矛盾，因此他开始反对儒学思想，推崇周公之治，夏禹的治国之风，并且一生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奋斗目标，墨子的管理思想中认为：凡事到一个国家，必须选择重要的事情去做，如果国家昏乱，就告诉那个国家的人们“尚贤”，“尚同”的道理，如果贫穷，就告诉他们“节葬”，“节用”的道理，如果沉迷于声乐，饮酒，就告诉他们“非乐”，“非命”的道理，如果邪淫不守礼制，就告诉他们“尊天”，“事鬼”的道理，如果掠夺欺凌别国，就告诉他们“兼爱”，“非攻”的道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墨子管理思想中的“十论”，即：尚贤，尚同，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与非攻，这也算是一个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理论体系。
墨子生活的时代正是历史上的“乱世”，根据墨子考察，社会的动乱起源于人们之间不相互友爱，长幼之间不相互爱护，君臣之间做臣子的不爱君主，这样就全无法纪道德，引起天下动乱，墨子由于看到这些状况所制定的管理思想就是：天下人相互爱护，互助互利，上下有序，这样社会就不会乱。
墨子主张的“兼爱”不同于儒家的“仁”，因为墨子的主张中不但包含了以亲缘为基础的自然亲情，更包含了推及他人的博爱，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求回报，体现出了“兼相爱”的思想，超越了儒家的“仁爱”，并且对后世的管理思想有着一定的影响。
众所周知，徽商胡雪岩在杭州创办了胡庆余堂国药号，他治店先树商业信誉，在营业大厅内挂有两块牌匾，对内要求“介欺”，对外宣布“真不二货”，依靠着良好的信誉，胡庆余堂在民间赢得了“江南药王”的称号。
六、阴阳家的管理思想
阴阳家是在战国时期以“术数”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个思想流派，又称为阴阳五行家，其的代表人物邹衍由于看到当时各诸侯国只顾满足自己的骄奢淫逸的欲望，而不尊崇道德，于是深入研究阴阳变化之理，治国之道，以期矫正不正之风，在当时，他的著作很有影响力，有的国均甚至拜他为师，邹衍的思想被后来的《吕氏春秋》，《淮南子》和《黄帝内经》做了不同程度的继承，推广和应用，尊天重道，自觉担负起管理的责任，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在这种管理思想在当今看来依然是有着非同的影响力。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有着各种各种的诠释，古代的贤士们各自有着独特的见解，根据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势创作出适合当是时局的管理理念，这些都是我们文化的精华，更是社会管理思想的深厚底蕴，当今社会，不仅国家需要优秀的管理思想，企业，学校，家庭都是离不开管理这个概念的，这些古代经典的著作与思想都是值得我们后人不断学习和借鉴的，相信只要我们能将前人的闪光思想与现代的管理思想结合起来，完成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转化，就能有效地促进当今社会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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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现代管理理论视角;解读
古代的管理思想中，以中国的儒家管理思想盛名。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理论源于西方，它是伴随着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方式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古代的优秀管理思想和西方现代管理理论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中产生的管理思想的积淀。
1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流派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根源于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奴隶制开始瓦解。在这一时期，代表着社会各个阶层的管理思想发展活跃，一时间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也在此时开始走向成熟。随着秦的天下一统，中国开始了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两千年封建制度，为了维护统治秩序，管理思想领域逐渐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为主，其中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发展流派。下面就主要介绍一下这三种管理思想的流派。
1.1 儒家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的儒家管理思想带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统治利益，它始于孔子，在历代的封建王朝都被奉为显学，是古代官方管理思想研究的重点。因此，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在历代都得到了丰富和完善，也出过不少研究大家与著作，例如西汉时期的董仲舒、明代的朱熹等等。
儒家学说最开始是以伦理为中心，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管理思想，其管理思维有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在国家层面的管理还涉及到中国管理特色的终极目标-“大同”社会构想。因此，儒家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主张以同情、忠告、宽恕来追求至善、体悟天地生万物的仁心，发挥主观的能动性，通过自身生生不息的创造来完成和达到与外界的统一。
1.2 道家的管理思想
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老子。道家是由历代的哲学家建立起来的学派，因而与正统官方儒学强调入世不同的是，道家与其正好相反，强调出世和管理上的“无为而不为”的思想。这种无为并不是要求管理者在组织的管理中无所作为，而是将有为化作无为，将人的社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而把人的自然属性的作用更大程度发挥出来，从而达到管理的效果。
1.3 法家的管理思想
法家管理思想的代表任务是韩非子。法家的将人假设为“恶”，对于“恶人”：必须要通过罚来驯化，而不能光依靠礼法上的克己，否则会影响到管理的秩序。古代法家思想的立场是封建最高统治者，以君主的利益为最高，因此它也是君王的治国思想之一。强调依靠“法”、“势”、“术”来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利益。“势”是为管理者的地位和力量，它可以随着职位高低的变化为变化。因为，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术”是统治者管理下级、民众的方法、策略。因此，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刑去刑。
从以上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几个主要流派的分析概要，可以看出这三者是是基于不同的阶层立场提出来的管理思想，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也是三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能够持续发展下去的原因。当然，因为管理思想的时代局限性和历史的范畴，在当今看来存在很多不足和缺陷，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优秀的精华进行借鉴，尤其是儒家和道家的管理思想。
2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现代研究价值
古为今用使我国管理现代化所面临的课题。探索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是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重要方面。并未创建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至今对于古代管理思想的哪些内容在今天仍有可借鉴的意义，目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可借鉴的主要内容有一下几个方面：
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群体关系，包括家庭邻里、社会国家乃至自然界，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实体的承诺和责任感，这种文化井绳不仅先打社会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对于我国实现现代化，对我国企业管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是关于人的行为规律，第二是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第三是人的本性，第四是关于人的欲望和人的需要问题的研究，第五是关于惩罚与奖励，第六是关于人和，第七是关于群体行为与组织行为，第八是关于用人的问题，第九是关于领导行为，第十是关于怎样运用权力。
修己安人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非常强调领导者的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冲上“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这对于今天培养具有较高素质的新型企业家不乏借鉴的意义。
在儒家看来，由于具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见闻，尤其是具备崇高的道德修养，从事管理职能并被人当做偶像和效仿的“圣人”，通过自身修养和自我管理能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而为了实现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业，还有一个从修己安人的过程。实现社会管理，儒家的思想家们认为，人心本来是善良无邪的，因此管理者所采取管理手段，主要应该是“感应”和“教化”，就是说借助正面的教育和规范启发引导，使得管理者在良好的道德环境中，通过自我修养和自我约束，服从于统一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这样天下便可趋于大同，这是儒家所要达到的管理目的，总之，儒家“修己安人”的管理思路就是，通过“修己”、“正己”、“示己”，达到教之、化之、齐之的目的。
中国古代的经权观。经与权相对，经是常，权是变，朱熹说“权是经之变”，也就是说“权”是作为原则性的“经”的基础上的灵活性，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经权”观蕴藏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被认为是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权变理论中的重要思想渊源，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中国古代经权观的理论依据就是《易经》的三义：变易、不易和易简。“变易”指的是万物和人世的不断变化，这就是“权”、“不易”说的是各种规律和原则的确定和不易，即变中的不变，这就是“经”作为判断的准绳，以“变易”的“权”来达成最优的决策，并以最简要明确的原则让群众易知易行，变成共同的管理行动。
3 现论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价值研究
3.1 管理目标观
目标管理是由管理大师德鲁克所提出的重要概念，是现代管理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德鲁克认为，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是管理中的最基本的原则。他认为，每个职务的设定与责任完成都必须以企业的整体目标为目标，因此每个管理人员都必须做到将个人的工作目标与组织的目标相结合。其次，目标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自我控制，能让追求共同复制成为每位管理者的目标，以更加严格、精确和有效的内部控制取代外部控制。目标管理的中心思想是引导管理者从重视流程、管理制度等细节问题转为重视组织的目标。目标管理达到的目的的手段是过程激励、德鲁克注重管理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对行为的监控。它将管理的重点从工作的输入转移到上产率的输出上，只有这样的目标考核才能假发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他们付出行动并不是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是认为这份工作必须做。目标管理强调高层、中层、基层管理者职责的不同，目标管理的核心是每一个经理人的工作目标应该由他们对自己所属的上级单位的成功应做的贡献来定，上级管理人员必须保留是否批准下级制定的目标的权力。目标管理还意味着每一位经理人都应该认真参与他们所属的上一级单位的目标制定工作。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目标设计上，每家思想都有不同的见解。道家的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是“小国寡民”;儒家的目标管理就是上文中提到的，试图通过“修己-安人”的过程，进而达到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大同”的状态。“修己”与“安人”体现的是个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自律到自觉的飞跃：“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样，就可以推己及人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对家庭及家庭成员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其次，国是家的扩大和延展，国与家之间不过是低于面积和人口数量上存在着不同，二者的管理原则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最后，在全世界范围内使得大同的社会构想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
因而，我们发现儒家思想的这一观点与当代德鲁克的“目标管理”的要点有某些相似的地方，都是强调要通过自我的管理来达到为组织不同目标的完成。
3.2 管理的组织观
组织是管理的五大职能之一。管理的组织职能或者组织活动是由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过程活动。正如一个大厦是由钢筋、水泥各种硬件构成的一样，组织是由职位构成，组织结构是一种职位结构。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组织问题的分析集中在《荀子》一书中，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人类结成社会群体，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就会发生争夺。首先，“群分”是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必然导致的，因为用来供养一个产品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所提供的。一个人不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可能精通所有技艺，也不可能从事所有职业;其次，“分”是为组织手段，是人类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把划分为各人的等级地位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没有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了分，人类社会组织就可以良性运转。
中国古典管理思想已经涉及现代组织理论的结构、形态等问题。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管理迫切需要解决以下组织问题：首先，建立一个合理而富于弹性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其次，明确企业管理者和每个员工的责、权、利，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个温和的组织环境。
3.3 管理的人性观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任何一种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依据。任何一种管理理论都以人性假设为出发点，中国管理思想中的人，既不是经济人，也不是社会人，而是伦理人，伦理。
中国传统的伦理人涵义主要是指：第一，性善。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之有也。”从孔孟之道到宋明理学，基本上都是以此为来阐释人性的。既然人天生具有为善即履行道德义务的本性，因而在管理中就特别强调人之善端，强调与人为善，强调人与人特别是上级和上级的沟通。第二，关系本位。人的自我的确立不是由自己自己张扬出来的，而是在特定的伦理关系中、在同他人的关系中被规定的。第三，道德修养。代表性的语言是孔子的“修己安人”。管理者具有为善的义务，如果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行善的能力，就能增强被管理者受教化受感化的能动性，增强他们为善的能动性。
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很少讲抽象的人际关系，而是讲具体的人伦关系，其特征就是：具有特定的结构性，在人伦关系网络里，有亲疏之分，远近之分，熟人与生人之别，有血缘关系的称天伦，非血缘关系称为人伦。人伦关系具有自己人的情感和交往方式，它遵循的是情感法则，它往往对理性、权威、外部意志具有抗拒力。所以，在人伦团体里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安分守己，安伦尽份。由于长期的历史积淀，这种人伦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管理中的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管理中，人们不喜欢冷冰冰的、只依照调理规定而缺乏情感因素的管理方式。
以情感来调控人的行为，是中国人管理的重要特征，在中国管理思想看来，情感需要的满足、人情的浓郁，都是组织向心力的来源，所以管理之道正所谓“人情者，圣王之母也”。因此，管理过程中的是否充满人情味，对管理的效应往往产生直接的影响;人情味的有无和多少，与管理者的威信和管理的成效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只通规则不通人情或是只通人情不通规则都不会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几千年来，人情管理还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形态-伦理政治的重要内涵。
3.4 理论控制观
控制是保证各项管理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基本手段，法国古典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明确地控制列为管理的五项基本职能之一，他还之处控制的对象包括人、事、物、行为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侧重于对人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儒家管理思想强调礼治;道家讲“无为”;法家则依靠“法治”。由于道法两派在具体管理实践中都走向极端，所以强调以礼为核心，兼用德与刑两手的儒家则成为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控制的主流，在儒家那里，“礼”是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及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是治国的根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这些论述都集中体现了“礼”在国家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用政令来督导，用刑法来整治，对于治民虽然有效，但并不理想。以道德教化贯穿管理过程的始终，才能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4 结语
随着管理环境的变化，管理思想与管理模式也必然会进行变革和调整，生产的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也会也会促使不同国度管理思想相互整合，尤其是要注重集体取向和整体思维的中国管理思想与注重个体取向和系统思维的西方管理思想的相互整合。在新世纪的管理实践中，我们一方面要从西方管理理论中不断学习最先进的管理理论;另一方面，要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汲取丰富的智慧，获得睿智，从而为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和理论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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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借鉴优秀传统文化的潮流中，道家“无为”、“不争”理念涵化的人生哲学、教育思想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指导意义别具风格。与儒家注重的“有为”理念相较，道家的重心在于“无为”与“不争”。本文尝试着从“道法自然”的教育原则、“无为而有为”的教育模式、“上善若水”的教育目标等诸多方面深入挖掘道家思想内涵，从而剖析出道家思想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道家管理理念的基本点
道家提出了以“道”统“德”、“无为”而治的哲学理念，哲学视域下“自然无为”理念的基本内涵有以下几点。
（一）“道法自然”的管理理念
“道法自然”中“自然”的含义不是指自然界而是自然万物的本然属性及其内在固有的客观规律，“效法自然”就是要求在管理中不要过度地干预琐碎细事而要让人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与优势条件，顺势而为，轻松而不疲累管理，卓有成效的完成管理任务。正如《老子》所言：“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1]184“道法自然”、“顺性无为”是道家哲学的精神内核，遵道而行，因任自然，让万物自由发展而不蛮横干预，则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从而实现社会的有序性与和谐性。
（二）“无为而有为”的管理艺术
“无为而有为”的管理艺术涵化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管理者要自在自为的否定与消除主观妄为，管理行为要符合管理的内在规律，从而铸成高效、和谐美的管理世界，凭借否定的不强为而趋近肯定的“无所不为”的管理境界。正如《老子》所言：“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1]5“有”与“无”相反相成、对立统一，不能羁绊于急于求成、刻意有为的表演心态，逆势而为，否则就会走向反面、一事无成。物极必反，在现实的管理工作中要寻觅“有为”与“无为”的临界点，消解“过度而为”，注重“顺性而为”。
（三）“上善若水”的管理人格
“上善若水”的管理人格蕴含着深刻的智育、德育思想，有助于塑造管理者完整的灵魂与独立的人格。《老子》以“水”喻道，提出“七善”即“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1]22“居善地”就是居下用柔，心胸博大，谦虚求真，乐天知命。“心善渊”就是在现实的诱惑中要心静如止水，涤除尘世的污染，不受喧嚣的外界干扰，心如磐石。“与善仁”就是待人接物要友好善良，与人为善，乐于助人，扶弱济贫，对于强弱一视同仁。“言善信”就是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尔虞我诈，诚实信用。“政善治”就是立身处世要不偏不倚，持正守平，尽职尽责，多做实事，多出政绩。“事善能”就是敢于担当，审时度势，做力所能及的事，方圆有致，不越俎代庖。“动善时”就是要与时俱进，唯变所适，把握时机，紧贴时代脉搏，敢于创新，争取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要节制欲望，挑战自我，突破自我，对“我”始终进行批判性反思，从而做到与时俱进，达致无欲无私的道德境界。
二、道家管理智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一）“道法自然”的管理理念与践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自由原则
道家追求个体的返璞归真与精神自由，推崇人对自由的追求，批判异化对人自身的禁锢，致力于实现“天人合一”的至高人生境界。道家哲学凸显出的自由精神是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和合”统一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思想政治教育自由异化的消解具有指导价值，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意义非凡。
思想政治教育中自由精神的迷失、自由异化是社会转型期价值理性淡化、工具理性泛滥的具体表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属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与路径选择的向导。在社会转型期人文关怀遇到了现实危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存在分裂的倾向，思想政治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掉进了以受教育者工具化、物质化为前提假设的逻辑陷阱，倾向于技术性的处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存在的不和谐，拘泥于单向度的理论灌输与一元的价值取向，忘却了受教育者自身的合理意愿，高度规范化与定型化的灌输缺乏生活基础与现实需求的空洞理论，导致受教育者走向了缺乏精神自由的奴役化状态，背离了“以人为本”的应然要求，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直接的受教育者是个体，思想政治教育中个体的自由与价值要得到充分挖掘与发挥[2]86。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视野下的个体自由“和合”统一，从工具理性的视角看，个体自由就是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富有创造性，尊重个体的认知规律，重视主体的精神自由，激发个体的创造潜力；从价值理性视角看，个体自由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以科学的个体价值观为导向，贴近现实生活，富有时代气息，关注个体的价值诉求，打牢个体的理论基础，形成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和谐统一的高度自觉。个体自由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保证，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为视角来深入探析个体自由，强化个体的正确价值取向与科学的行为方式，寓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于生动多样的实践活动中，使受教育者在认知规律、自觉接受理论的同时也在直接践行价值理念，使受教育者的个体自由得到充分彰显，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由单向灌输向双向交流、双向互动模式转变，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二）“无为而有为”的管理艺术与践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自动化管理”模式
“无为而治”是道家管理智慧的要义精髓，“无为而有为”的理念涵化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是“无为”与“有为”的和谐统一。道家“无为”哲学显现出的“有”与“无”的理论对于建立有道家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管理模式以及有效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效果的关键在于采取“自治、自觉、自悟”的方式方法，充分发挥教育主体的创造性与能动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实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思想以及行为方式的转变、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轻松化与艺术化管理。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开放性、艰巨性、长期性、动态性等复杂性特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必须紧紧依靠教育主体，创新“自动化管理”的教育模式，潜移默化地实现受教育者广泛的参与教育活动、认真的体悟教育内容、自觉的践行教育理念的工作目标，从而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众基础、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的人本回归。
思想政治教育的艰巨性与复杂性特征客观的要求践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自动化管理”模式并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主体性建构，“自动化管理”模式是提高思想政教育实效性的现实选择[3]49。“自动化管理”模式注重人的自我教育、自我管束，最大限度地发挥“现实人”内在的自强、自控、自律意识，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融入每个受教育者的血液中，沉淀为教育主体的深层潜意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思潮、凝聚共识，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变革时代焕发勃勃生机。“无为而有为”的智慧启发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破除家长观念，在方式方法上由直接的空洞说教式向间接的生动体验式转向，激发受教育者“自我管理”的巨大潜能，优化“有为”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确立“无为”的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三）“上善若水”的管理人格与践行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德育理念
道家“上善若水”塑造的理想人格社会内涵丰富，现实意义深远，谦下包容的气度、处下不争的准则、善待万物的德行对于协调好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成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者境界的重要文化资源。“上善若水”的理想人格的塑造对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间的和谐一体、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以及形成思想合力具有重要的引导规范作用，对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管理国际化；中国式管理；西方管理
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一度的风靡中国，但是不久就发现这些管理理论在中国大都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同时近期在法国出现了要以法国本土化来抗击所谓文化多元主义的国际化浪潮；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承认多元化的国际文化在德国的失败，倡导德国新移民要学习德国文化，适应德国的生活方式。由于中西方在种族起源、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有对比性的文化差异，最突出的是表现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对人们现代生活、企业管理等多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有此形成的中西式管理差异着重体现在“和谐管理”与“竞争管理”、“粗放式管理”与“精细化管理”、“以人为本”与“以事为本”的不同选择上。中西方管理思想与方法在多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深，经济发展在全球开始企图形成一个范式时，管理的深层次融合或分歧开始体现出来。管理的国际化选择何去何从？人固有两只眼睛，但只能看一个方向，中式、西式究竟以哪一个为主？由此，也展开本文对中西式管理的差异进一步研究。
一、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回顾
中华民族在其5000年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为人类的发展贡献了众多管理方面的智慧结晶。中国的传统文化管理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也包含其他学派。其核心的内容是“顺道、重人、人和、守信、利器、求实、对策、节俭、法治”这些也一一在各时期的管理思想中体现出来。
首先是先秦时期的管理思想。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管理思想分别是来自儒家、道家、法家的管理思想。儒家的管理思想，代表的有孔子的“贵和”的管理思想，主张利用“仁”、“爱”来达到“安人”管理目标；强调“德”、“礼”之治，而辅以法治；认为管理关键在于“举贤才”，需选拔正值的人进行管理；提出用“义”来规范人们追求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的行动，用“惠民”的方式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等。道家的管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大流派之一，也是极其具有影响力的。道家的管理思想的基本特色是“守柔”，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倡导“守柔”，以柔制刚的思想；以“无为”为管理思想准则，即人的行为及其指导思想不违反事物发展的规律，而应顺应自然的要求，不随意地蛮干；主张“有无相生，以退为进，欲夺故予”的辩证的管理思想；提倡 “无弃人”的用人思想等。法家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商鞅、韩非、管子等，他们主张依法治国，注重人才的任用，提倡“任人惟贤”的管理思想。除此之外还有墨家、商家、兵家等在各自领域的管理思想，共同构成了先秦时期丰富的管理思想体系。
其次是秦汉时期至宋元中期的管理思想。代表的是李斯、司马迁、诸葛亮、曹操、韩愈、沈括、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提出的管理思想。这个时期，儒家、道家的管理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李斯的注重人才的思想，诸葛亮的“任人惟才，德才兼备，德重于才”的思想，曹操在各方面的决策思想和后勤管理思想，人才管理思想等都是儒家、道家管理思想的继承。明清时期的管理思想表现为儒家的“贵人”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只是在评判标准上有了新的发展，如张居正实施“考试法”的改革措施。而经济管理思想、军事管理思想等也逐步完善，如康熙的“仁者无敌，此是王道”是传承了儒家以“仁”为管理方式的思想。
二、中西式管理差异体现
（一）“中庸”、“无为”与“有为才有位”
中庸之道是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天人合一”为理论基础的，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该思想作为儒家提出的道德修养和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行为有这根本的影响。在管理方面，其应用广泛，体现的是适度、顺道、和谐、整体、权变的管理思想。“无为”，是道家思想的代表，是指没有违背规律办事的意思。“无为而治”被看作是管理的最高境界，要求人们淡化功业欲望，提倡功德观念，提升管理者自身的精神境界。其内涵与中庸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即是中庸也要求“有所为有所不为”，无论是“为”还是“不为”，都要做到不偏不倚、不温不火，从而使得事情“顺道”发展。
西方由于其重功利，崇尚竞争，故在管理风格上强调“有为”，有为才有位。重视领导者、管理人的知识、才能、业绩，这样也就有了财富崇拜、业绩崇拜，为体现财富，业绩竞争的结果，发展出重法治、权利分配、层级控制，重激励措施和方法的采用，处处表现出领导者的作用和影响的管理思想。
（二）“和合为先”与“竞争至上”
“和合”是指和谐与合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管理思维方式的根本特点。一是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体现在“人道治理应与天道运行相和谐”，也就是说在国家社会的管理上必须要与自然规律相适应，从而使人与自然达到和谐。二是“尽人事以应天常”，指人应该也可以在领悟、尊重自然法则的前提下，顺应自然法则去做事情，实现人类行为与大自然的谐律同步共振，与自然圆融和谐地发展；最后是人与人的和谐。强调一个组织里要使上下和谐，才可以“克敌制胜”、“和战”，强调事物整体内部各部分的联系，强调整体的发展。三是在追求利益的时候，以“合作”取得，而不是靠完全的竞争来获取。
西方由于其“天人相分”的根本文化特质决定了其在管理上的基本原则也是分门别类的思想，即把所要研究的事物或过程分解成各个部分，单独地进行分析、研究，把研究对象细化，倾向于孤立地研究事物的某一部分，比较不注重对整体的研究。如公司内部形成严格分工的职能部门，分别对各部分的工作进行单独的研究，虽然研究深入，但是对于整体的研究则相对比较少。
（三）“粗放式管理”与“精细化管理”
中国的粗放管理方式，一方面与其过分注重从整体着手处理问题有关，过多地从整体的思路出发去研究问题就容易忽略对细节部分的仔细考量；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文化对事物的描述用词倾向于含糊、笼统地陈述某一事，加之中国人重人情、同情心重，管理中就会经常出现“大概”、“差不多”这样的词。缺乏精细化的管理标准与人情双层作用的结果是，计划执行得不彻底，慢慢地，粗放型的管理方式形成了并难于改变。
西方的精细化管理与其“天人相分”的文化底蕴是密不可分，而实际展现在管理上是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开始的，分解现场工作工人的动作提出流水线生产的生产方式；再到戴明的质量管理，从影响质量的各方面入手去改善服务、提高唱片质量、实现效率提高、成本降低的目的。这些都是西方精细管理思想的极致代表，与中国式管理的有着显著差异。
（四）“修身安人”与 “正人”、“法治”
“修己”指管理主体对自身的管理，孔子等中国先哲认为，只有管好了自己才有能管好别人，即先“正己”而后才能“正人”，强调内在的自觉性；“安人”是指自身管理好后的影响，包括对他人和社会形成影响的“他安”和对自己形成影响的“己安”。“安人”既是管理主体自身管理的目的，也是管理的过程，由己及人，由内及外，管理是一个内外兼达的动态过程。“修己安人”无疑是中国文化“向内追求”在管理思想上的最明显的体现，也解释了中国崇尚“德治”的原因。
西方的管理思想则是很少涉及管理主体自身的修为，如我们所熟悉的西方管理大师对管理的定义有泰勒的“管理就是确切知道要别人去干什么，并注意他们用最好、最经济的方法去干。”法约尔的“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这些思想都没有对如何管自己做出探讨，而都是针对如何管别人的，也即是注重“正人”。于是很顺其自然地，西方就不会像中国那样提倡“安人”了，因为“安人”需以“修己”为前提，而注重法治也就顺气自然，要管好别人，剔除了内部的因素，就只能从外部约束去尝试了，提倡并实践者通过诸多的条款去管人，也正是“正己”思想的必然结果。
三、未来研究展望及启示
不论管理将发展成一个怎样的模式，是否中西合体抑或背向走得更远，管理的本质只是一种手段，是我们实现企业经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各种目标的手段，不管其存在多少种表现形式，管理国际化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得多，而且总处在一个动态变化之中，我们要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合适自己的管理方式。就中国式管理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西方管理在本国的水土不服情况，目前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给予现实的指导。本文在此尝试就中国式管理的选择路径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发展中国式管理无法依赖简单的“拿来主义”，要求我们在找寻中国自身的管理方式时要避免流于形式，换汤不换药地将西方的管理思想冠上“中国式管理”的帽子。二是发展中国式管理需要“知行合一”。中国企业家和管理学者不仅需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抽离出适合现代本土企业发展的管理思想，而且要对受着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进行标杆企业研究。三是深入“细化量化”中国式管理。改变中国的粗放式管理，要坚持以量化为导向的“精细化”管理的思想，使得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细化到管理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层面，从而使得中国式管理对管理的各个方向有着具体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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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古典管理思想是积我国劳动人民5000年的实践经验形成的，它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本内涵。探索中国古代管理的思想流派和理论体系，古为今用，已成为当今世界管理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不仅如此，这对于建设中国式现代管理也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古典管理思想流派体系
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理论溯源于西方，它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这就给人们一种模糊的认识：似乎西方文明是孕育现代化管理的唯一母体。其实，作为在人类共同劳动中产生的管理思想是与各个国家、民族的文明史及其文化背景相关联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了浩如烟海的治国、治生（经济）及修身的思想，形成了具有独特韵味的管理文化。
研究一下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分析其成败，探究其优劣，古为今用，这对于探索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带有鲜明民族个性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流派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农业宗法社会国家管理的指针，它的原生形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成形。那时，恰逢诸子竞起，百家争鸣。各学派无不提出自己的一套经邦济世的理论、谋略，形成了强大的文化震撼力。这次思想大解放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成熟的标志。其中形成系统的管理理论并对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广泛渗透力的却只有儒、道、法三家。
这三元的互动与嬗变使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并且在这一思想整合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的管理理论框架，下面就着重介绍这三大管理思想流派。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干。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被视为显学。它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和管理实践中具有其他派别思想无法比拟的影响力。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1反映的就是汉代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将儒学视为经世致用的必修课。原始儒学是以伦理为中心，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管理思想。其管理思维有一个由自我管理（修身）到家庭管理、再到国家管理的逻辑轨迹，而且还有独具中国管理特色的终极目标设计——“大同”的社会构想。一言以蔽之，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信仰仁义，主张以同情忠恕来追求至善。体悟天地生万物的仁心，奋然兴起发挥生生不已的创造活力，并不只求个人生命的完成实现，而是连同一切人群，与一切万有的生命都一起要在雍容恢宏的气度中完成实现。”2道家是由中国古代哲人建立起来的学派，其管理思想极富于智慧和艺术。
道家主张无为管理，推崇“无为而无不为”3的管理方式。老子所谓“无为”并不是要求管理者消极观望或无所作为，而是应该效法道在化育万物中的作为：看似无为，实质上无所不为。这就说明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要以一种无声无息的自然方式展开，其依据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除此之外，无为管理最形象的概括是“治大国，若烹小鲜。”5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治”，指管理者要积极进行管理，而不是不管理；二是要求管理者尽量减少管理活动，就像烹饪小鱼一样，翻动多了，小鱼就会烂。西汉初年道家思想经过改造应用到社会管理活动中，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道家的无为管理实质上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法家是诸子百家中政治色彩最浓重的学派。该学派旗帜鲜明地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专门探讨统治者的管理技术。“法”、“势”、“术”是法家管理谋略的三大理论柱石。“势”指管理者的地位和力量，它本身可以随着职位高低而变化。因此，管理上的服从与被服从要依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而定，而不考虑道德品质的因素。“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6“术”是统治者驾驭部下、统帅民众的方法、策略。“法”是统治者手中最锐利的武器，是“胜民”的不二法门。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刑去刑。在法家看来，管理的行为是一种“循利”的行为。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不能活，是不免于欲利之心。”7因此人类普遍的爱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只是一种利害关系。
同时，法家强调君主之利是高于一切的，君主既要统率民众，又要防御大臣。那么，采取的最好方法，就是遵循“利”的原则，君主与臣民之间只不过是一桩以爵禄换取法术和“效死”的交易。
二、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架构有这样一个特点：先秦时期复杂多元，各学派旗帜鲜明。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也从此划一时代，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兼纳它派的理论体系。下面，笔者以现代管理学为视角，循儒学主干的框架，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究。
1.管理目标观
目标管理是美国企业管理学家德鲁克于1954年提出来的，它是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目标设计上独具特色。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是“小国寡民”；墨家的社会管理目标是“三圣”时代；儒家的目标管理最具典型意义和现代价值，概言之，它力图通过“修己——安人”的过程，达到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自律到自觉的飞跃：“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8这样，就可以推己及人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第一步“齐家”，对家庭及家庭成员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第二步“治国”，国是家的扩大和延展。国与家只不过是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存在着不同，二者的管理原则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别。第三步“平天下”，在全世界的范围使大同的社会构想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
其中“安人”是贯穿修齐治平的一条红线。修齐治平本身就是一个安定家人、安定他人、安定百姓的管理行为，而且也是管理者孜孜以求达到的目标和理想。那么，怎么样才算达到“修己——安人”的理想状态呢？儒家的回答是：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9这就是儒家为社会管理所设计的终极目标。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消灭了私有制，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图景。但是，这种理想社会是在感叹当时礼崩乐坏、大道既没的社会现实中提出来的，它并不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效法先贤，仍停留在对过去社会的留恋。
应该看到，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安人”与“大
同”的目标理想是难以真正实现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了私有制，消除了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和重大的社会差别，才能有资格谈“安人”与“大同”。将我国这种独特的目标管理用于企业及社会管理，就会营造出一个个人目标与企业（团体）目标及社会管理目标协调一致的目标链，前一个目标的完成是后一个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这样循环往复，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
2.管理的组织观
组织是管理活动的基本职能之一，它是指“对人员及事物进行有效的组合工作”。10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组织问题的探讨，集中在《荀子》一书中。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那么，人类如何结成社会群体呢？荀子的回答是：“分”。在荀子看来，人类结成社会群体，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就会发生争夺。
首先，“群分”是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必然导致的，也是解决诸类矛盾的最佳方案。因为用来供养一个人的产品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所提供的。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精通所有技艺的，也不可能同时从事所有的职业，所以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11其次，“分”为组织手段，是人类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荀子指出：“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无分义，则一妻一妾而乱。”12在荀子看来，圣王所以制礼以分之，是籍此“养人之欲，给人之术，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13把划分各人的等级地位职分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没有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了分，人类社会组织就可以良性运转了。最后，“分”是社会达到有序化控制的标志。荀子认为，职务划定了，民众就不会谋求其他职位；等级确定后，社会秩序就不致混乱。这样，从大臣百官到平民百姓无不是终身之后，才求安居；有了真才实学之后，才敢出仕谋官。民风日渐纯朴，人人各得其所。“夫是之谓政教之极。”14
综上所述，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已经涉及现代组织理论的结构、形态等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管理迫切需要解决以下组织问题：（1）建立一个合理而又富于弹性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2）明确企业管理者和每个员工的责、权、利，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3）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个温和的组织环境。
3.管理人性观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行为科学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对于人性的探讨大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展开的。西方行为科学先后提出四种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并据此产生三种人性管理理论：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5.荀子和孟子都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6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他又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17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就一定会出现争夺。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荀况的人性假设与西方管理学的X理论十分相近。与荀子截然相反，孟子则认为：人的性情天生是趋向善的，之所以会不善，不是资质的过错。“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8这与西方行为科学的Y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如出一辙。Y理论认为：人并非天生就对组织的要求采取消极或抵制态度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态度，只不过是他在组织内的经历和遭遇造成的。不仅如此，该理论还认为：人们也并非是天生厌恶工作的，对人们来说，从事工作如同娱乐和休息一样是非常自然的。道家崇尚自然，在道家看来，人的形体、衰老、生死等等都是自然的过程。
在这里，道家将人还给了自然，人性的获得当然必须到自然中寻找。“同与禽兽游，族与万物并。”19人类只有摆脱了一切社会关系的羁绊，自然到与牛马为伍，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才能算得上真正圆满的人性。法家的代表人物慎到、商鞅都认为人性是好利的。“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20韩非子继承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他认为人性好利是出于人的本能，就连父母子女之间也是计算利而行事的。人性假设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在这一点上，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道家认为人性是原生的；法家认为，人性是不能改造的，也无需改造。但是，儒家都认为人性是可变的。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都强调后天的塑造和引导，这就比一味被动地适应人性能取得更理想的管理效果。无论我国古代先贤还是西方行为学家都没有认识到：除了人的自然属性之外，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首先体现为阶级性，它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
因此，科学地、全面地认识人性对做好人性管理十分必要。笔者认为：要做好人性管理，一方面，尊重人的个性差异，在管理过程中“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进行人性差别管理；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建设，在集体活动中锻炼和塑造人性。4.管理控制观控制，是保证各项管理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基本手段。法国古典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明确地把控制列为管理的五项基本职能之一。他还指出控制的对象包括人、事、物、行为等等。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侧重于对人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儒家强调礼治；道家讲“无为”；法家则依靠“法治”。由于道法两派在具体管理实践中都走向极端，所以强调以礼为核心，兼用德与刑两手的儒家则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管理控制的主流。在儒家那里，“礼”是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及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是治国的根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1“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22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礼”在国家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用政令来督导，用刑法来整治，对于治民虽然有效，但并不理想。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这样看来，以道德教化贯穿管理过程的始终，才能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儒家以“礼”来整合社会秩序，就是要求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而且这个社会整合体系是绝对僭越不得的。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把“礼”贯彻到一言一行之中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4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所要求的“礼”不光是一种外在规范，而且有一个转化为个人自觉行动的鲜明要求。德与刑是儒家对社会进行必要控制的两手。他们主张“两手并用，先德后刑”，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5德治属于内在管理和控制。孟子进一步指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26因此，管理者只有率先垂范，才能使被管理者的行为自觉地纳入正常的轨道。
刑在儒家看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他们仍寄希望于管理者的德行，“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7当然儒家并不主张一味地求善，而应“宽猛相济”。儒家这一管理控制思想用之于现代管理实践就是要求：一方面要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管理者个人的表率作用。一旦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要给予相应地惩罚。5.管理艺术观台湾交通大学的曾仕强教授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精神之后提出中国文化是“艺术的”，中国管理“无论如何是一种艺术，也唯有管理艺术化，才能真正有效。”28我国古人历来十分讲求管理的艺术性。
孙子的“因敌胜兵”谋略、老子的“适当权变”思想、孔子的“守弱用柔”谋略都是这一管理风格的集中体现。孙子在论述作战指导思想时指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29根据时间、地点、条件而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在战争的动态中求胜的用兵之道，体现了我国古代“权变”思想的萌芽。在谈及权变的必要性时，就连孔子也发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30的感慨。其中所包含的适当权变的思想，体现了艺术管理的原则。
关键词：企业管理；管理哲学；道家文化；《道德经》
管理哲学的思想兴起于20世纪飞速发展的经济环境。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不断提速，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已经深入到社会和国家的各个层面。因此，针对管理科学的研究越发地深入，企业管理能力和管理思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个企业或者企业集团内部，往往一个错误的决策或经济活动就会给企业所处的社会带来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企业的管理只考虑到企业的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生产经营的规范化是远远不够的，企业的发展与管理需要同企业所处的行业间的效益、社会效益和企业内部的人文价值达成一种统一、和谐的互动关系。因此，企业的管理者要应对企业在社会经济环境中职能的转变，就需要更加宏观性的思想作为企业管理思想的基础，对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进行价值性、伦理性和情感性的多重分析。管理哲学的思想便应运而生。
一、管理哲学的内涵
(一)管理与哲学
哲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其研究范围可以包含人类知识与科学的各个方面，近代以来甚至有学者将其定义为“科学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将哲学定义为研究事务本质及其运行法学的科学。同其他哲学定义相比，马克思对于科学的定义更加接近与哲学研究的本意。哲学思想是一种世界观的体现，根据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哲学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更加深入的探索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管理学作为一门普通科学，同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哲学作为研究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能够更好地指导企业管理中的主导原则和管理决策的方法论，保证企业的管理符合价值、市场和发展等规律，才能保证企业管理中各项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哲学对于企业管理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二)管理哲学对企业发展观
为了使企业的发展和管理更加适应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更好地满足企业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将企业管理理论上升到企业管理哲学思想成为了当前企业管理思想进步中的重要课题。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体，效益性和经济价值增长是其发展和经营的主要目的。但是，企业作为一个社会性的系统，其管理动机、态度，企业文化、信仰、价值，职工的情感、道德、意志、责任感等都会影响到企业经营管理的效果。因此，管理哲学对于企业管理、企业发展和企业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来讲都是必不可少的。企业的管理哲学思想能够更加有效地指导企业的管理工作，并为企业的发展和成功提供更大的动力。
二、老子《道德经》中的哲学内涵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老子及其著作《道德经》是我国道家的代表思想，对中国文化及意识形态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道德经》中的阴阳、辩证等哲学思想的精华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以下，本文从《道德经》基本思想出发，对企业管理哲学对企业管理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一)“民莫之令而自均”，无为思想
在管理中的应用《道德经》中所言，“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指的是天时有序，不用认为的干预，万物都能够受到自然的恩惠。这句话体现了道家顺应自然规律的思想，成为了道家著名学说无为而治的思想本源。在企业管理中，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企业的管理者往往做不到从宏观的角度把握企业发展的核心，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存在不少的矫枉过正，过分干预的现象。2008年花旗银行股价狂跌，资产缩水的原因就在于对自身企业能力的过分预算导致的并购扩张失败的结果，导致企业面临了濒临破产的危险境遇。企业的管理要实现无为，就要深入理解到到家文化中的“我无为而民自治”的管理办法，在管理中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从而端正企业的经营态度和发展方向。
(二)“以天下观天下”，企业发展要建立战略型发展目标
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和行业发展的提速，企业的经营效益和企业价值增值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但是企业要想在市场中占据更加有力的地位，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就要以企业经济效益增加为目标。但是为了扩大企业的发展，实现企业稳定、持续的发展目的，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中的战略发展目标对企业能够起到引导性的作用。老子曾言“以身观身，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因此，企业的管理者在挂历过程中要站在企业发展的战略发展的角度，从企业的整体发展的角度出发，开发出企业发展中的各项潜能，克服盲目、轻率的决策弊病，通过建立相应的企业监督与内控体系，让管理思想在管理实际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三)“万物负阴而抱阳”，企业的发展要符合企业的生命周期理论
道德经中指出的“福兮祸所依”思想体现了道家思想中朴素的辩证思想。对于企业来说，企业的发展呈现除了生命周期的规律。因此，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要遵从自然规律，才能有效地规避风险，抓住机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拓展，企业在经历更多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迎来了更多的挑战。《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说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因此企业的盈余、亏损，竞争、合作，效益、成本，机遇、挑战等因素都是成对出现的，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企业发展中的生命周期规律。因此，顺应企业的发展规律，让企业的每一个管理决策能够在企业的运营中将企业的不利因素向其对立面转化。
(四)“治大国若烹小鲜”，企业管理要从细微之处入手
《道德经》中最经典的管理思想莫过于其提出的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管理理念。随着企业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员工逐渐增多，业务层面逐步扩大。企业在管理过程中更加需要稳定、和持重，才能保证企业经营和发展过程的平稳。因此，企业的管理要更加的细化，深入企业管理的各项细节之处，才能制定出最符合企业发展的正确的经营战略和运行机制。同时，企业管理的核心在与疏通和协调企业内部和外部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才能保证企业实现长期稳定和高效益的发展趋势。企业的管理要懂得控制火候，控制企业的成本，提高经营收益。同时，企业的管理要看得到主次，才能更加有效地提高企业发展中的效率，避免企业产品生产和服务符合市场的需求，避免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盲目兼并、扩大和业务增加的发展误区，通过合理放权的管理办法，让企业全体员工共同为了企业的发展目标而奋斗，共同遵守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从细节之处入手，真正实现企业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路。
三、结语
企业的管理哲学对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性意义。老子的道家思想和《道德经》等思想著作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历了历史和时间的沉淀后，其思想精华对于今天的企业管理哲学和企业文化建设产生了极大的经济作用。我国道家思想涵盖了宇宙、世界、社会和人生等多个层次的哲学意义，对于企业的管理在日益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遇到了诸多问题都能够起到启迪和引导的作用。现代企业管理思想是西方现代科学的重要成果，企业的管理中将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思想同我国传统道家哲学理论相结合，可以不断让企业管理走上民族化和人性化的道路，为推动企业在市场和经济社会中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张文利.《道德经》“水”喻的哲学意境与现代企业管理[D].湖北大学，2013.
[2]高学杰.《道德经》的管理哲学[J].河南农业，2016，27.
关键词：古典管理思想流派体系
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理论溯源于西方，它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这就给人们一种模糊的认识：似乎西方文明是孕育现代化管理的唯一母体。其实，作为在人类共同劳动中产生的管理思想是与各个国家、民族的文明史及其文化背景相关联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了浩如烟海的治国、治生（经济）及修身的思想，形成了具有独特韵味的管理文化。
研究一下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分析其成败，探究其优劣，古为今用，这对于探索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带有鲜明民族个性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流派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农业宗法社会国家管理的指针，它的原生形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成形。那时，恰逢诸子竞起，百家争鸣。各学派无不提出自己的一套经邦济世的理论、谋略，形成了强大的文化震撼力。这次思想大解放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成熟的标志。其中形成系统的管理理论并对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广泛渗透力的却只有儒、道、法三家。
这三元的互动与嬗变使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并且在这一思想整合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的管理理论框架，下面就着重介绍这三大管理思想流派。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干。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被视为显学。它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和管理实践中具有其他派别思想无法比拟的影响力。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1反映的就是汉代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将儒学视为经世致用的必修课。原始儒学是以伦理为中心，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管理思想。其管理思维有一个由自我管理（修身）到家庭管理、再到国家管理的逻辑轨迹，而且还有独具中国管理特色的终极目标设计——“大同”的社会构想。一言以蔽之，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信仰仁义，主张以同情忠恕来追求至善。体悟天地生万物的仁心，奋然兴起发挥生生不已的创造活力，并不只求个人生命的完成实现，而是连同一切人群，与一切万有的生命都一起要在雍容恢宏的气度中完成实现。”2道家是由中国古代哲人建立起来的学派，其管理思想极富于智慧和艺术。
道家主张无为管理，推崇“无为而无不为”3的管理方式。老子所谓“无为”并不是要求管理者消极观望或无所作为，而是应该效法道在化育万物中的作为：看似无为，实质上无所不为。这就说明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要以一种无声无息的自然方式展开，其依据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除此之外，无为管理最形象的概括是“治大国，若烹小鲜。”5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治”，指管理者要积极进行管理，而不是不管理；二是要求管理者尽量减少管理活动，就像烹饪小鱼一样，翻动多了，小鱼就会烂。西汉初年道家思想经过改造应用到社会管理活动中，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道家的无为管理实质上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法家是诸子百家中政治色彩最浓重的学派。该学派旗帜鲜明地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专门探讨统治者的管理技术。“法”、“势”、“术”是法家管理谋略的三大理论柱石。“势”指管理者的地位和力量，它本身可以随着职位高低而变化。因此，管理上的服从与被服从要依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而定，而不考虑道德品质的因素。“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6“术”是统治者驾驭部下、统帅民众的方法、策略。“法”是统治者手中最锐利的武器，是“胜民”的不二法门。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刑去刑。在法家看来，管理的行为是一种“循利”的行为。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不能活，是不免于欲利之心。”7因此人类普遍的爱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只是一种利害关系。
同时，法家强调君主之利是高于一切的，君主既要统率民众，又要防御大臣。那么，采取的最好方法，就是遵循“利”的原则，君主与臣民之间只不过是一桩以爵禄换取法术和“效死”的交易。
二、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架构有这样一个特点：先秦时期复杂多元，各学派旗帜鲜明。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也从此划一时代，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兼纳它派的理论体系。下面，笔者以现代管理学为视角，循儒学主干的框架，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究。
1.管理目标观
目标管理是美国企业管理学家德鲁克于1954年提出来的，它是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目标设计上独具特色。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是“小国寡民”；墨家的社会管理目标是“三圣”时代；儒家的目标管理最具典型意义和现代价值，概言之，它力图通过“修己——安人”的过程，达到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自律到自觉的飞跃：“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8这样，就可以推己及人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第一步“齐家”，对家庭及家庭成员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第二步“治国”，国是家的扩大和延展。国与家只不过是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存在着不同，二者的管理原则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别。第三步“平天下”，在全世界的范围使大同的社会构想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
其中“安人”是贯穿修齐治平的一条红线。修齐治平本身就是一个安定家人、安定他人、安定百姓的管理行为，而且也是管理者孜孜以求达到的目标和理想。那么，怎么样才算达到“修己——安人”的理想状态呢？儒家的回答是：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9这就是儒家为社会管理所设计的终极目标。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消灭了私有制，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图景。但是，这种理想社会是在感叹当时礼崩乐坏、大道既没的社会现实中提出来的，它并不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效法先贤，仍停留在对过去社会的留恋。
应该看到，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安人”与“大同”的目标理想是难以真正实现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了私有制，消除了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和重大的社会差别，才能有资格谈“安人”与“大同”。将我国这种独特的目标管理用于企业及社会管理，就会营造出一个个人目标与企业（团体）目标及社会管理目标协调一致的目标链，前一个目标的完成是后一个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这样循环往复，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
2.管理的组织观
组织是管理活动的基本职能之一，它是指“对人员及事物进行有效的组合工作”。10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组织问题的探讨，集中在《荀子》一书中。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那么，人类如何结成社会群体呢？荀子的回答是：“分”。在荀子看来，人类结成社会群体，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就会发生争夺。
首先，“群分”是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必然导致的，也是解决诸类矛盾的最佳方案。因为用来供养一个人的产品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所提供的。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精通所有技艺的，也不可能同时从事所有的职业，所以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11其次，“分”为组织手段，是人类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荀子指出：“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无分义，则一妻一妾而乱。”12在荀子看来，圣王所以制礼以分之，是籍此“养人之欲，给人之术，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13把划分各人的等级地位职分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没有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了分，人类社会组织就可以良性运转了。最后，“分”是社会达到有序化控制的标志。荀子认为，职务划定了，民众就不会谋求其他职位；等级确定后，社会秩序就不致混乱。这样，从大臣百官到平民百姓无不是终身之后，才求安居；有了真才实学之后，才敢出仕谋官。民风日渐纯朴，人人各得其所。“夫是之谓政教之极。”14
综上所述，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已经涉及现代组织理论的结构、形态等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管理迫切需要解决以下组织问题：（1）建立一个合理而又富于弹性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2）明确企业管理者和每个员工的责、权、利，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3）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个温和的组织环境。
3.管理人性观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行为科学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对于人性的探讨大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展开的。西方行为科学先后提出四种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并据此产生三种人性管理理论：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5.荀子和孟子都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6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他又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17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就一定会出现争夺。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荀况的人性假设与西方管理学的X理论十分相近。与荀子截然相反，孟子则认为：人的性情天生是趋向善的，之所以会不善，不是资质的过错。“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8这与西方行为科学的Y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如出一辙。Y理论认为：人并非天生就对组织的要求采取消极或抵制态度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态度，只不过是他在组织内的经历和遭遇造成的。不仅如此，该理论还认为：人们也并非是天生厌恶工作的，对人们来说，从事工作如同娱乐和休息一样是非常自然的。道家崇尚自然，在道家看来，人的形体、衰老、生死等等都是自然的过程。
在这里，道家将人还给了自然，人性的获得当然必须到自然中寻找。“同与禽兽游，族与万物并。”19人类只有摆脱了一切社会关系的羁绊，自然到与牛马为伍，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才能算得上真正圆满的人性。法家的代表人物慎到、商鞅都认为人性是好利的。“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20韩非子继承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他认为人性好利是出于人的本能，就连父母子女之间也是计算利而行事的。人性假设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在这一点上，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道家认为人性是原生的；法家认为，人性是不能改造的，也无需改造。但是，儒家都认为人性是可变的。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都强调后天的塑造和引导，这就比一味被动地适应人性能取得更理想的管理效果。无论我国古代先贤还是西方行为学家都没有认识到：除了人的自然属性之外，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首先体现为阶级性，它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
因此，科学地、全面地认识人性对做好人性管理十分必要。笔者认为：要做好人性管理，一方面，尊重人的个性差异，在管理过程中“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进行人性差别管理；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建设，在集体活动中锻炼和塑造人性。4.管理控制观控制，是保证各项管理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基本手段。法国古典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明确地把控制列为管理的五项基本职能之一。他还指出控制的对象包括人、事、物、行为等等。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侧重于对人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儒家强调礼治；道家讲“无为”；法家则依靠“法治”。由于道法两派在具体管理实践中都走向极端，所以强调以礼为核心，兼用德与刑两手的儒家则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管理控制的主流。在儒家那里，“礼”是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及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是治国的根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1“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22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礼”在国家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用政令来督导，用刑法来整治，对于治民虽然有效，但并不理想。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这样看来，以道德教化贯穿管理过程的始终，才能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儒家以“礼”来整合社会秩序，就是要求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而且这个社会整合体系是绝对僭越不得的。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把“礼”贯彻到一言一行之中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4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所要求的“礼”不光是一种外在规范，而且有一个转化为个人自觉行动的鲜明要求。德与刑是儒家对社会进行必要控制的两手。他们主张“两手并用，先德后刑”，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5德治属于内在管理和控制。孟子进一步指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26因此，管理者只有率先垂范，才能使被管理者的行为自觉地纳入正常的轨道。
刑在儒家看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他们仍寄希望于管理者的德行，“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7当然儒家并不主张一味地求善，而应“宽猛相济”。儒家这一管理控制思想用之于现代管理实践就是要求：一方面要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管理者个人的表率作用。一旦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要给予相应地惩罚。5.管理艺术观台湾交通大学的曾仕强教授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精神之后提出中国文化是“艺术的”，中国管理“无论如何是一种艺术，也唯有管理艺术化，才能真正有效。”28我国古人历来十分讲求管理的艺术性。
孙子的“因敌胜兵”谋略、老子的“适当权变”思想、孔子的“守弱用柔”谋略都是这一管理风格的集中体现。孙子在论述作战指导思想时指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29根据时间、地点、条件而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在战争的动态中求胜的用兵之道，体现了我国古代“权变”思想的萌芽。在谈及权变的必要性时，就连孔子也发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30的感慨。其中所包含的适当权变的思想，体现了艺术管理的原则。
与之相比较，我国道家更是充满了东方智慧，尤其是老子“守弱用柔”的权变谋略更是艺术管理的典范。这一谋略的第一步“静观待变”，就是要求管理者不要为管理活动中的动和变所迷惑，要冷静面对，临事不惧，反而可能略胜对手一筹。第二步“弱用之术”，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31这句话充满了辩证色彩，一般人都认为强胜弱，刚胜柔。老子却一反常人之见，指出刚强不过是事物加速走向灭亡的征兆。“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减，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32值得强调的是老子所讲的这一“守弱用柔”谋略并不是要求人们一味地为柔用柔，而是要求人们以柔为用。
自然界弱兔胜悍鹰就是以柔弱胜刚强的典型事例。艺术管理的确是东方智慧应用的集中体现。将这一原则用之于现代管理，就是要求管理者：（1）努力将管理工作中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以期形成独特的领导风格；（2）根据企业所处的环境条件，相应地改变管理的方式和技术，始终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注释
1、《宋史·赵普传》
2、28、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出版，第33、248页。
3、4、5、《老子》三十七章、二十五章、六十章、四十章、七十六章。
6、20、《慎子》
7、《韩非子·解老》
8、23、25、《论语·为政》
9、《礼记·礼运》
10、水：《管理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3页。
11、《荀子·富国》
12、《荀子·大略》
13、《荀子·礼论》
14、《荀子·臣道》
15、《论语·阳货》
16、17、《荀子·性恶》
18、《孟子·告子上》
19、《庄子·马蹄》
21、《左传·隐公十一年》
22、《荀子·劝学》
24、27、《论语·颜渊》
26、《孟子·公孙丑上》
关键词：古典管理思想流派体系
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理论溯源于西方，它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这就给人们一种模糊的认识：似乎西方文明是孕育现代化管理的唯一母体。其实，作为在人类共同劳动中产生的管理思想是与各个国家、民族的文明史及其文化背景相关联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了浩如烟海的治国、治生（经济）及修身的思想，形成了具有独特韵味的管理文化。
研究一下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分析其成败，探究其优劣，古为今用，这对于探索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带有鲜明民族个性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流派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农业宗法社会国家管理的指针，它的原生形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成形。那时，恰逢诸子竞起，百家争鸣。各学派无不提出自己的一套经邦济世的理论、谋略，形成了强大的文化震撼力。这次思想大解放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成熟的标志。其中形成系统的管理理论并对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广泛渗透力的却只有儒、道、法三家。
这三元的互动与嬗变使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并且在这一思想整合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的管理理论框架，下面就着重介绍这三大管理思想流派。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干。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被视为显学。它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和管理实践中具有其他派别思想无法比拟的影响力。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1反映的就是汉代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将儒学视为经世致用的必修课。原始儒学是以伦理为中心，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管理思想。其管理思维有一个由自我管理（修身）到家庭管理、再到国家管理的逻辑轨迹，而且还有独具中国管理特色的终极目标设计——“大同”的社会构想。一言以蔽之，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信仰仁义，主张以同情忠恕来追求至善。体悟天地生万物的仁心，奋然兴起发挥生生不已的创造活力，并不只求个人生命的完成实现，而是连同一切人群，与一切万有的生命都一起要在雍容恢宏的气度中完成实现。”2道家是由中国古代哲人建立起来的学派，其管理思想极富于智慧和艺术。
道家主张无为管理，推崇“无为而无不为”3的管理方式。老子所谓“无为”并不是要求管理者消极观望或无所作为，而是应该效法道在化育万物中的作为：看似无为，实质上无所不为。这就说明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要以一种无声无息的自然方式展开，其依据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除此之外，无为管理最形象的概括是“治大国，若烹小鲜。”5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治”，指管理者要积极进行管理，而不是不管理；二是要求管理者尽量减少管理活动，就像烹饪小鱼一样，翻动多了，小鱼就会烂。西汉初年道家思想经过改造应用到社会管理活动中，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道家的无为管理实质上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法家是诸子百家中政治色彩最浓重的学派。该学派旗帜鲜明地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专门探讨统治者的管理技术。“法”、“势”、“术”是法家管理谋略的三大理论柱石。“势”指管理者的地位和力量，它本身可以随着职位高低而变化。因此，管理上的服从与被服从要依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而定，而不考虑道德品质的因素。“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6“术”是统治者驾驭部下、统帅民众的方法、策略。“法”是统治者手中最锐利的武器，是“胜民”的不二法门。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刑去刑。在法家看来，管理的行为是一种“循利”的行为。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不能活，是不免于欲利之心。”7因此人类普遍的爱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只是一种利害关系。
同时，法家强调君主之利是高于一切的，君主既要统率民众，又要防御大臣。那么，采取的最好方法，就是遵循“利”的原则，君主与臣民之间只不过是一桩以爵禄换取法术和“效死”的交易。
二、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架构有这样一个特点：先秦时期复杂多元，各学派旗帜鲜明。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也从此划一时代，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兼纳它派的理论体系。下面，笔者以现代管理学为视角，循儒学主干的框架，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究。
1.管理目标观
目标管理是美国企业管理学家德鲁克于1954年提出来的，它是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目标设计上独具特色。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是“小国寡民”；墨家的社会管理目标是“三圣”时代；儒家的目标管理最具典型意义和现代价值，概言之，它力图通过“修己——安人”的过程，达到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自律到自觉的飞跃：“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8这样，就可以推己及人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第一步“齐家”，对家庭及家庭成员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第二步“治国”，国是家的扩大和延展。国与家只不过是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存在着不同，二者的管理原则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别。第三步“平天下”，在全世界的范围使大同的社会构想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
其中“安人”是贯穿修齐治平的一条红线。修齐治平本身就是一个安定家人、安定他人、安定百姓的管理行为，而且也是管理者孜孜以求达到的目标和理想。那么，怎么样才算达到“修己——安人”的理想状态呢？儒家的回答是：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9这就是儒家为社会管理所设计的终极目标。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消灭了私有制，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图景。但是，这种理想社会是在感叹当时礼崩乐坏、大道既没的社会现实中提出来的，它并不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效法先贤，仍停留在对过去社会的留恋。
应该看到，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安人”与“大同”的目标理想是难以真正实现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了私有制，消除了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和重大的社会差别，才能有资格谈“安人”与“大同”。将我国这种独特的目标管理用于企业及社会管理，就会营造出一个个人目标与企业（团体）目标及社会管理目标协调一致的目标链，前一个目标的完成是后一个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这样循环往复，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
2.管理的组织观
组织是管理活动的基本职能之一，它是指“对人员及事物进行有效的组合工作”。10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组织问题的探讨，集中在《荀子》一书中。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那么，人类如何结成社会群体呢？荀子的回答是：“分”。在荀子看来，人类结成社会群体，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就会发生争夺。
首先，“群分”是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必然导致的，也是解决诸类矛盾的最佳方案。因为用来供养一个人的产品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所提供的。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精通所有技艺的，也不可能同时从事所有的职业，所以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11其次，“分”为组织手段，是人类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荀子指出：“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无分义，则一妻一妾而乱。”12在荀子看来，圣王所以制礼以分之，是籍此“养人之欲，给人之术，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13把划分各人的等级地位职分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没有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了分，人类社会组织就可以良性运转了。最后，“分”是社会达到有序化控制的标志。荀子认为，职务划定了，民众就不会谋求其他职位；等级确定后，社会秩序就不致混乱。这样，从大臣百官到平民百姓无不是终身之后，才求安居；有了真才实学之后，才敢出仕谋官。民风日渐纯朴，人人各得其所。“夫是之谓政教之极。”14
综上所述，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已经涉及现代组织理论的结构、形态等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管理迫切需要解决以下组织问题：（1）建立一个合理而又富于弹性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2）明确企业管理者和每个员工的责、权、利，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3）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个温和的组织环境。
3.管理人性观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行为科学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对于人性的探讨大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展开的。西方行为科学先后提出四种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并据此产生三种人性管理理论：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5.荀子和孟子都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6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他又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17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就一定会出现争夺。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荀况的人性假设与西方管理学的X理论十分相近。与荀子截然相反，孟子则认为：人的性情天生是趋向善的，之所以会不善，不是资质的过错。“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8这与西方行为科学的Y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如出一辙。Y理论认为：人并非天生就对组织的要求采取消极或抵制态度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态度，只不过是他在组织内的经历和遭遇造成的。不仅如此，该理论还认为：人们也并非是天生厌恶工作的，对人们来说，从事工作如同娱乐和休息一样是非常自然的。道家崇尚自然，在道家看来，人的形体、衰老、生死等等都是自然的过程。
在这里，道家将人还给了自然，人性的获得当然必须到自然中寻找。“同与禽兽游，族与万物并。”19人类只有摆脱了一切社会关系的羁绊，自然到与牛马为伍，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才能算得上真正圆满的人性。法家的代表人物慎到、商鞅都认为人性是好利的。“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20韩非子继承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他认为人性好利是出于人的本能，就连父母子女之间也是计算利而行事的。人性假设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在这一点上，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道家认为人性是原生的；法家认为，人性是不能改造的，也无需改造。但是，儒家都认为人性是可变的。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都强调后天的塑造和引导，这就比一味被动地适应人性能取得更理想的管理效果。无论我国古代先贤还是西方行为学家都没有认识到：除了人的自然属性之外，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首先体现为阶级性，它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
因此，科学地、全面地认识人性对做好人性管理十分必要。笔者认为：要做好人性管理，一方面，尊重人的个性差异，在管理过程中“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进行人性差别管理；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建设，在集体活动中锻炼和塑造人性。4.管理控制观控制，是保证各项管理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基本手段。法国古典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明确地把控制列为管理的五项基本职能之一。他还指出控制的对象包括人、事、物、行为等等。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侧重于对人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儒家强调礼治；道家讲“无为”；法家则依靠“法治”。由于道法两派在具体管理实践中都走向极端，所以强调以礼为核心，兼用德与刑两手的儒家则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管理控制的主流。在儒家那里，“礼”是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及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是治国的根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1“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22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礼”在国家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用政令来督导，用刑法来整治，对于治民虽然有效，但并不理想。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这样看来，以道德教化贯穿管理过程的始终，才能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儒家以“礼”来整合社会秩序，就是要求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而且这个社会整合体系是绝对僭越不得的。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把“礼”贯彻到一言一行之中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4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所要求的“礼”不光是一种外在规范，而且有一个转化为个人自觉行动的鲜明要求。德与刑是儒家对社会进行必要控制的两手。他们主张“两手并用，先德后刑”，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5德治属于内在管理和控制。孟子进一步指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26因此，管理者只有率先垂范，才能使被管理者的行为自觉地纳入正常的轨道。
刑在儒家看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他们仍寄希望于管理者的德行，“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7当然儒家并不主张一味地求善，而应“宽猛相济”。儒家这一管理控制思想用之于现代管理实践就是要求：一方面要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管理者个人的表率作用。一旦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要给予相应地惩罚。5.管理艺术观台湾交通大学的曾仕强教授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精神之后提出中国文化是“艺术的”，中国管理“无论如何是一种艺术，也唯有管理艺术化，才能真正有效。”28我国古人历来十分讲求管理的艺术性。
孙子的“因敌胜兵”谋略、老子的“适当权变”思想、孔子的“守弱用柔”谋略都是这一管理风格的集中体现。孙子在论述作战指导思想时指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29根据时间、地点、条件而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在战争的动态中求胜的用兵之道，体现了我国古代“权变”思想的萌芽。在谈及权变的必要性时，就连孔子也发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30的感慨。其中所包含的适当权变的思想，体现了艺术管理的原则。
与之相比较，我国道家更是充满了东方智慧，尤其是老子“守弱用柔”的权变谋略更是艺术管理的典范。这一谋略的第一步“静观待变”，就是要求管理者不要为管理活动中的动和变所迷惑，要冷静面对，临事不惧，反而可能略胜对手一筹。第二步“弱用之术”，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31这句话充满了辩证色彩，一般人都认为强胜弱，刚胜柔。老子却一反常人之见，指出刚强不过是事物加速走向灭亡的征兆。“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减，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32值得强调的是老子所讲的这一“守弱用柔”谋略并不是要求人们一味地为柔用柔，而是要求人们以柔为用。
自然界弱兔胜悍鹰就是以柔弱胜刚强的典型事例。艺术管理的确是东方智慧应用的集中体现。将这一原则用之于现代管理，就是要求管理者：（1）努力将管理工作中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以期形成独特的领导风格；（2）根据企业所处的环境条件，相应地改变管理的方式和技术，始终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注释
1、《宋史·赵普传》
2、28、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出版，第33、248页。
3、4、5、《老子》三十七章、二十五章、六十章、四十章、七十六章。
6、20、《慎子》
7、《韩非子·解老》
8、23、25、《论语·为政》
9、《礼记·礼运》
10、水：《管理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3页。
11、《荀子·富国》
12、《荀子·大略》
13、《荀子·礼论》
14、《荀子·臣道》
15、《论语·阳货》
16、17、《荀子·性恶》
18、《孟子·告子上》
19、《庄子·马蹄》
21、《左传·隐公十一年》
22、《荀子·劝学》
24、27、《论语·颜渊》
26、《孟子·公孙丑上》
关键词：高中；德育管理；重要性；措施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6-146-01
所谓的德育管理就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及其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最终指引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培养其健全健康的心理和人格。所以，在今后的高中生的德育管理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对学生学习的引导，更要注重其不同学生个体的心理、思想等发展状况，将学生与教师的德育管理更好的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做到素质教育、以人为本，最终实现教育改革的目的。
一、德育管理的意义
德育教育顾名思义就是针对道德方面的教育，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在行为、心理、以及思想上有意识地按照社会的要求加以影响，让受教育者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的过程。社会在不断的发展，衡量人才的准则也越来越多，但是任何时候道德还是摆在了首位，我国教育推行素质教育，对道德教育非常的重视，其意就是要培养全面发展对社会有用的人才。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一些高中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现状及不乐观，所以加强德育管理有重要的意义。
二、高中加强德育管理的重要性
1、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传统的教育方式大多是为考试服务的应试教育，学校和教师方面展开的教学活动都是以学生提高成绩为目的展开的，成绩的好坏成为衡量学生好坏的标准。应试教育对学生成绩的提高确实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样的，负面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长时间无法消磨去。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因为一味的追求成绩，而忽略了学生最重要的素质教育，这也就导致了很多的学生高分低能，道德观念稀薄甚至没有正确的道德观念，如果没有及时的进行正确的引导，在步入社会后不仅没有办法为社会创造价值，还有可能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现在学校以及社会对德育教育的认识越来越深，将教学目标由提高学习成绩转变为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高中生的思想刚好是介于成熟和不成熟之间，所以这一段时间对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后面道德观念的形成。所以在高中阶段加强学生的德育教育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有利于促进教育的创新
德育教育是在传授学生知识、提高学生专业素养、以及在精神方面有意识的引导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一点就与应试教育不同。一个国家如果要兴旺发达动力不竭，那么就要有创新的精神，教育也是一样的，教育事业要是想永恒的发展，同创新离不开。教育事业的创新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一个过程，是对传统教育中不足的地方加以改正，所以在教育中加入德育教育，既保证了教育行业的创新，又能够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最终培养出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3、有利于保障学生终生学习
所谓的终生学习，其含义为在这个不断变换的时代，人们正处于一个“稳定状态的丧失”的一个过程，在对知识的运用期限也愈来愈少，在学校的学习并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因此，人们必须不断的学习。这也意味着，未来时代的发展，学习就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的问题，更关乎到人的日常生活状态，更关乎到人的生存方式，学习与生存将相互融合，毫无界限。因此，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积极改善学校的德育管理制度，以引导学生、教师，甚至是社会各界人群去追求人身道德与人格的完善，如此，方可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建立，最终实现终身学习的目标。
三、加强高中生德育管理的措施
1、发挥言传身教的作用
为人师表者，必先以身作则，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方可对学生进行道德素质教育。高中生处于一个特殊的学生阶段，高考、学习压力负担大，所以，在思想、心理健康等方面容易出现偏差，稍有不慎，就容易走偏了道德轨迹。所以，作为学生的引路人，教师就有必要加强对学生的德育管理，为学生创建良好的学习氛围，适当的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并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思想道德观念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学识、思想等方面的修养，做到以己之身，言传身教，最终达到培养出人格健全的高素质学生。
2、加强思想政治等方面的教育
对于开展德育管理的核心环节便是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等方面的教育，不仅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政治教学核心，更要坚持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方向，高校更要坚持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改革路线，坚持以培育“四有新人”为教育目标。将政治课程与高中生的德育管理更好的结合起来，才能使学生树立起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真正的做好高校学生的德育管理工作。
3、家长的全面配合
学生的道德修养有所欠缺，部分原因是由于家庭环境、家庭教育所造成。学生的成长背景大致基于学校和家庭两方面，而家庭在学生的成长教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部分家长认为将孩子交个学校，那么学校就是就应该全权负责对学生的教育，而却没有考虑过自身对孩子的成长教育比学校的教育来的事半功倍。所以，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都应该重视起家庭教育这个环节，家人的教育固然比不上的学校的知识传播、但是，家人是最温暖的避风港，家长言传身教，给孩子传播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对于学生的人格塑造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加强家长对学生的教育意识。
结束语：
德育管理的开展无论是针对高中生的思想道德培育，或是基于国家素质教育的开展，其德育教育对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其教育创新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正在不断的改善教育模式，并大力推广素质教育，旨在树立人本思想，以培养出适应社会的高素质、具有自我个性的综合型人才。所以，无论是学校、学生甚至是整个社会群体都应该重视到高中生的德育发展的重要性，才能真正的实现德育管工作的创新及其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邓 昕，白莉莉，张杰.论高中生德育管理的重要性[J].高考（综合版），2015，06：102.
农村中小学生的不道德行为和不安全因素已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男生打架斗殴、抽烟酗酒、践踏庄稼、小偷小摸等，因玩火、戏水、滑雪溜冰造成伤残者更是屡见不鲜。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儿点:
1.对思想道德、安全教育重视不够。有些学校重智育轻德育，重课堂教育轻社会实践;教师只管校内，不管校外;家长只顾打工挣钱，不顾子女教育，甚至毫无道德和安全意识。
2.学校的教育管理不够。部分学校对学生不能坚持经常性的思想道德教育，《学生守则》《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条文只是挂在墙上。学生对此不屑一顾，道德观念、法制观念和安全意识更为淡薄。
3.教育管理有漏洞。有些学生在回家的路上做了不道德的事，有安全隐患，家长不知晓，知情学生不敢报告，导致学校对这类事件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
4.学困生的思想转化不到位。学困生在学校普遍觉得自卑，加之学校各方面的压力，使他们心理受到压抑，产生逆反心理，成为不良行为和不安全因素的直接策划者或参与者，最后发展到辍学。
5.录像、网络等媒体里的不健康内容对农村学生的身心有不同程度的危害和影响。
二、道德安全教育对策
1.提高认识，加强思想道德和安全教育。思想道德是“成人”的基础，也是“成才”的基础。安全是做好任何工作的基础，安全关系到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学校要在重视养成教育的同时，更要加强安全教育。
2.充分利用道德和安全教育资源。加强团队组织，以团队会、班会、思想品德课为主要阵地，对学生开展以思想道德与安全为主题的教育活动。经常组织学生在校内外宣传学习思想道德方面和安全方面的知识，组织预防安全事故的演练活动。让全社会共同关心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和安全教育，使之形成一个浓厚的关心下一代的社会氛围。另外，老师应认真上好思想品德和安全知识课，不能流于形式。
3.建立路长负责制。放学后以自然村为一路，再按住宅区域分成小组，选出路长和小组长，负责该路的学生行为和安全。如有越轨行为者路长随时向学校报告。
4.成立校内外综合教育管理领导小组。由乡政府、学区出面组织村干部、村委会成员、本自然村退休教师、学生家长代表、负责该路的在校教师、路长组成校内外管理组，管理该自然村的学生的行为和安全。特别是要重视节假日的管理。如有见义勇为等好人好事或有不良行为的学生，村委会可在喇叭上表扬或批评，开学后在学校进行通报。
5.留守学生的管理。对父母长期在外，留守在亲戚家的学生.学校要主动关心，使之不能脱离管理圈。如我们学校在春节前，组织部分留守学生及其亲属通过视频与未回家过春节的父母交流活动，底得了家长和社会的好评。这既是一次师生家长之间别开生面的交流活动，又是学校对留守学生及家长的一次人文关怀。
6.学困生的管理。对此类学生老师要本着“不成才，便成人”的观念对待他们，在学习上不要过分苛求，要配备思想道德好，学习好的学生结对帮助。学困生往往爱劳动、爱体育、爱文娱活动，学校要尽量满足这方面的要求，提供机会让他们觉得学校生活快乐有意义。
7.建立“文明卡”登记制度。学生“文明卡”人手一册，把学生的好人好事、见义勇为的事迹，排除安全隐患的行为、做法都记在“文明卡”上。
8.创建新闻报道组。学校要组织团队小记者，对先进事迹典型人物要在黑板报、校报、校园广播等地方及时表扬。
9.对在综合管理中有突出成绩的个人和集体.学校每学期要表彰奖励一次。
10.创办农村学生家长培训班。在每年农闲之际，由综合教育管理小组组织、学校主办，给家长讲述一些法律法规基本知识和安全防护基本知识，教育管理和辅导学生学习的方法，同时和留守学生及监护人填好协议，老师家长互抄通讯录，为三结合教育提供平台。
三、结语
【关键词】无为而治；守弱用柔；善下；管理沟通
管理一词随着人类历史产生而产生，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有了管理。人具有社会属性，在从事集体的生产和社会活动时，由于需要组织和协调行动，管理沟通也因此而产生，并且人们逐渐认识到管理与沟通在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自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确立以来，为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管理科学不断地改变着我们社会生活的面貌，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企业，管理沟通无不渗透在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之中。
自上个世纪，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创立科学管理理论之后，西方的管理学经过无数管理学者们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也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对头号经济强国美国发起了巨大挑战、亚洲各国经济在上世纪的迅速发展，使西方的管理学者把目光投到东方的企业管理制度上，他们发现源自东方的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的思想发挥了重要的核心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现代管理科学及思想逐渐融入到我们的企业和文化中。管理大师德鲁克说过“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因此，如何在我们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找到与我们的文化传统相契合的现代管理思想，形成一种能够服务于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就对中国古代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管理思想进行探究，为我们的现代管理沟通理论提供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一、道家管理沟通理念
道家学说由老子开创，老子的《道德经》作为经典传于后世。后有杨朱、伊文、慎到等人发展了老子的思想，称为“稷下黄老之学”。老子认为在大道之下，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并且是矛盾运动的结果，矛盾运动是对立统一的。不仅如此，道家还发现了矛盾的斗争性和矛盾的相互转化，十分清晰的表明矛盾的主要方面，懂的矛盾的发展变化，便可洞察并把握事物的变化发展。《道德经》说的便是事物变化的法则，蕴含深刻的哲理，其中包括了道家的管理沟通理念。
1.“无为而治”的管理原则
老子主张“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无为”并非指毫无作为，而是指不能强行违背事物的发展规律，要顺其自然，遵循规律，体现在管理理念上就是管理者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决策，减少对决策执行活动的干预，反对瞎指挥，鼓励下属按管理规律办事。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指一切顺其自然，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去发展和变化。他根据“道法自然”的观点，提出了“无为而治”的管理原则。正因为老子崇尚自然，所以老子主张要无为。
从历史上看，老子提出“无为而治”，也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老子生活于春秋末期，当时社会处于动荡、变革的时期，统治者的奢华生活与普通老百姓的饥寒交迫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提出的管理理念既是对当时统治者管理国家的不满，又是对统治者们出谋献策之论。在治国之策上，老子把治理大国之道与烹调小鱼之道相比拟，即“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说，国家的统治者治理国家，要像煎小鱼那样，不要常常翻弄，否则鱼肉就碎了。引申一下，企业的管理者不要常常对下属的决策进行干预，要给下属一定的决策权，在尊重下属决定的同时统揽全局。历史中，老子的治国与管理思想曾对历代王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汉朝的“文景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都体现了老子“无为而治”的管理哲学。
2.“弱者道之用”的管理方法
（1）守弱用柔
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意思是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了。但攻坚克强的能力，没有什么东西能胜过水的，因为没有东西可以代替它。弱能胜强，柔能胜刚。古语有云“水滴石穿”，正是这个道理。老子还用“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两个例子阐述和论证了守弱用强的观点。
守弱用柔并不是指一味退缩，回避，而是一种以退为进，是一种后发制人，是为实现战胜强者这一目的的手段。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所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是应用了老子的思想，体现了守弱用柔的道理。
老子的守弱用柔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柔性化特征。这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具有一定的启示。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管理者不能一味采用西方的刚性管理沟通，可以采取柔性的管理沟通方式，不仅仅依靠严格的规章制度进行企业管理。
（2）清静为正
老子说“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意思是说运动可以消解行为体的寒凝僵结，守静又可以消去行为体因运动而产生的热灼，和谐稳定是天下动荡摇摆所围绕的中心。这表达了老子对当时政局的稳定、安定的期盼。春秋末期，诸侯国战乱不断，社会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再加之统治阶层不能精于图治，即使国内有好的治国之策，也由于社会的不稳定和统治思想的不稳定而难以持续下去，要想实现老子的“无为而治”就必须要创造一个适于“无为而治”的安定环境。西汉的“文景之治”便是由于帝王采用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努力创造稳定、安定的社会环境，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迅速繁荣。
这种思想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沟通中，首先企业需要一个安定的市场环境，乃至政治环境。我们的市场需要稳定发展，这需要国家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无论是政策上的还是法律上的，这样企业才能安心经营。同时，国家经济改革要加快推进政企分离，简政放权，让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去生产、经营，真正建立现在企业制度，这样企业才能充满活力。其次，在我们企业内部也要创造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和发展环境。
三是要求所有员工都尽力“无为”，以保证形成一种稳定的企业战略及和谐的工作氛围。无为而治不仅是对管理的，也是对所有人的。通过所有员工的自尊、自重、自爱，加强自我约束的方式达到企业的稳定和谐。
四是要求企业管理者不能一味采用西方的刚性管理沟通，可以借助用柔思想，但并不是一味用柔，而是以柔为主，刚柔并济，充分考虑到以人为本，关心和帮助员工自身得到不断地提高和发展，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
五是要求企业管理者能够俯下身子多做事情，时刻为下属着想，为企业着想，以自身言行赢得下属的拥戴和信服，最终实现有效的管理沟通。
六是要求我们的企业要创造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和发展环境。我们的企业战略要稳定，制定的各种政策、计划也要有持续性。
进入21世纪，我们国家正处在黄金的战略发展机遇期，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不断推进，我们的企业如何进行管理和发展，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情况。针对现代企业管理，我们在借鉴道家管理思想时要注意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其管理思想与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使道家管理智慧融入到现代企业管理沟通之中，促进我国企业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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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中之所以长兴不衰，始终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这与其在漫长的发展中，顺应历史变化，不断地调整和发展儒家思想内容，同时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吸收其他学说之精华，不断完善儒家理论体系分不开的。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一生奔波忙碌，晚年返回故国后，从理论上总结过去，开辟未来，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未来提供一种理论和结构模式。随后，孟子、荀子等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并将其进一步扩充和系统化。到了秦朝，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成为主流，尤其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儒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劫。汉朝初年，黄老学说盛行，直到了汉武帝时期，刘彻听从董仲舒的建议，将儒学定为选官任职的重要依据，于是儒家精神复苏。随后的南北朝时期，儒学经历了一个与玄学、佛学、道学从纷争到融合的过程，并逐渐完善。从隋唐开始，随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儒学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并将释、道二教融合其中。到了宋朝，随着理学的形成，儒学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已不再是狭隘的经学，而明朝的心学，则进一步完善。由于清朝对洋教的限制，儒学的地位已达到极至。到清朝末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人士，重新审视和批判了传统儒学，对儒家学说予以富有现代意义的诠释。然而，随着国门大开，各种社会学说进入中国，的“打倒孔家店”，宣扬“民主和科学”，以及后来的“”等一系列政治文化运动，更使儒学在中国的思想领域的地位摇摇欲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亚洲儒家文化圈的“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为儒家思想的现代化带来了新的契机和希望。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瓶颈问题，中国贫富分化、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三农”建设等问题促使着我们广大学者开始反思我们走过的路程。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思想领域的危急，这都需要我们重新思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魅力，中国要想实现伟大复兴，就需要我们建立健全本民族的精神和信仰，发展和完善儒学思想也就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现代公共管理涵义和特征
公共管理是指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依法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以保障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活动。[1]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管理，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呈现出自身的特征：
1．社会性。社会性是公共机关的基础。政府机关要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统治秩序，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能。更多地体现在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卫生、社会福利、社会治安等等事务的管理上。尤其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要求我们公共管理者更要提高社会主义政治觉悟，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人民生活稳定、安居乐业，保持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2．法制性。任何一个国家机关的建立、撤销与合并都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开展活动。公共管理的职能是由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是人民权利的让渡，所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法制性是国家机关的权威基础，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反之一旦离开法律空谈公共管理，也就失去了公共机关存在的法律意义。
3．参与性。在传统的行政模式中，偏执的保密成为一种规范，现代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不断变得更为公开和紧密。随着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公共机关出台新政策的透明度、履行职能的质量、自身的廉政建设等等方面，这就要求公共管理者更有效地正面地及时地与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良好的互动，不断促进决策的科学化、事务公开化，适应并接受公民和媒体的参与和监督。
三、儒家思想对现代公共管理的贡献与启示
第一，创建了以“仁“为核心的公共管理学说。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学说，提出了“仁者爱人”，“爱人能仁”，[2]134“见贤思齐”[2]37，荀子也主张“人为万物之灵”，“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3]77，把人从宗天神学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在国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表达出了丰富的尊重人、关爱人、培养人的思想，建立起了系统的公共管理模式。孟子认为，人具有先天的“善端”，即善的萌芽，人的善端表现出来就有善心和善德。人所具有的这种善德是人从事一切有利于社会行为的内在依据。表面看来，荀子所提倡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是完全不同的，其实他们只是出发点不同，孟子从善的愿望出发，荀子从人的生理欲望出发，其所要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即人都具有善心和善德的。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儒家重视公共管理的道德性，强调道德在公共管理有序化中的重要作用。要求行政领导者怀着“仁爱”之心处理人际关系，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处理好上下级和左邻右舍的关系，使下级努力工作，同级乐于配合，上级大力帮助，并且相互关心，相互尊重、相互了解，从而形成一个和谐仁爱的工作环境。
第二，注重公共管理的道德性，把“道之以德”作为公共管理的主要手段。“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10孔子是最早洞悉法律的局限性和道德规导的优越性的思想家，“道之以德”是儒家独具特色的公共管理方法。儒家认定人为万物之灵，人是宇宙的中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人的本性是善而应该是文明的，按人性的本质规定确立与之相应的公共管理手段。“道之以德”是符合人性本善的公共管理手段。所谓“德”包含有“仁义”、“孝悌”、“忠恕”、“诚信”、“礼仪”等。“仁爱”是德的核心。通过道德教育使人们保持着仁爱之心，使公务员和民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加强道德义务感和责任感，增强为社会作贡献的自觉性。
第三，诚信为本，“义利”相合的儒家思想价值观。《礼记•乐记》记载“著诚去伪，礼之经也。”[4]自古以来，就有“人无信而不立”的说法，从商鞅辕门立木到曾子杀猪教子，都强调“言必信，行必果。”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37的观点，就如孔颖达的解释：“利者，义之和也，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5]。公共管理者要具有“仁爱”思想和良好的道德素质，努力实现自己的有效价值选择，并加强人民内部团结和增强人民内部的凝聚力。正确处理好道德与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公利与私利的关系，从而实现义利合一的效果。儒家推崇“见利思义”，主张“义以导利”、“义以生利”，反对“见利忘义”。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成人矣”[2]153。在我们今天的管理中，既要坚持“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又要反对重德轻利的倾向和“见利忘义”错误。为此，要用辩证方法来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义与利”之间的关系。正确把握个人与集体、社会、国家的利益关系。因此，作为现代公共管理，一方面不能忽视公共管理的道德性，不能忽视对人的道德素质的教育和提高，不能忽视道德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强“硬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把自律管理和他律管理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合乎时代的要求。
第四，举贤荐能，建立了一整套的人才公共管理体系。儒家历来重视人才的培养、识别、选拔、任用和考核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人才公共管理体系。孔子坚持“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2]17，“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2]134就是说用正直的人治理邪佞之徒，就能起到以正压邪的社会正效应，儒家的用人之道重视德才兼备，它主张用发展教育的方法来培养人才，所以有一套十分科学的培养人才的方法；它重视人才的识别，认为认识人是很难的问题，要“听其言观其行”，[2]44“巧言令色，鲜矣仁”。[2]2任用人才时，人的德行最为重要，要“量才授职”，“因能授官”，使其发挥其自己的长处。从今天国际公共管理发展的新趋势，各个国家把人力资源的开发作为首要战略来看，儒家丰富的人才学理论对当今公共管理人才的开发，必将是一份宝贵的公共管理学财富。
第五，提出了“和为贵”与“中庸之道”的社会生态平衡和谐的指导原则。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合体，天道和合、人道和合、人与自然的和合、人的生理与心理的和合，和合是宇宙共生共存的普遍规律。社会生态和合平衡的核心是人际和谐。孔子：“礼之用，和为贵”[2]7，孟子则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6]65，也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6]83；荀子也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3]77。“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6]132只有互敬互爱，才能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用“中庸之道”来认识和处理人际之间的关系是实现人际和谐的方法论。社会生态的平衡与稳定是实现公共管理目标的基本条件之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7]的新要求，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深化和创新，蕴含着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从而努力构建一个富裕、稳定、和谐、健康的社会主义中国。
第六，以“阴阳互补”的方法论为指导，提出了“刚柔相济”、“宽严结合”的领导原则。儒家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阴与阳，刚与柔、宽与严、君与臣、天与地、尊与卑等，都是对立中的同一，是相互依存而互补的。由此，在实施公共管理的过程中，上级与下级、公共管理者与人民群众、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差别只是相对的，它们处在同一的互补的状态之中。因此，公共管理者认识问题、处理问题、实施管理的最佳方法是全面的、中道和合的、“刚柔相济”、“宽严结合”的。针对管理对象区别对待，对人民以及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柔”“宽”的公共管理办法；而对待敌对分子则用“刚”“严”的公共管理办法加以处理解决。这样的领导方法，容易上下沟通，容易化解矛盾，实现有效的管理，从而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第七，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富民”“安民”的公共管理目标。儒家思想有着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在论及为政、治民、兴邦、创业等问题时，十分推崇人本主义，并始终把“惠民”、“富民”、“安人”作为公共管理的目标，把“善政”、“仁政”、“王道”、“大同”社会作为其政治理想，把希望营建一个祥和、协调、均平、公正的社会作为其努力的方向。归旨为“养民以惠”，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2]219；为政者要“所重：民，食，丧，祭。”[2]217；说重民食是惠民政策的低层次要求，“富民”便是高层次的追求：“子适卫，冉有仆。子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说：‘教之’。”[2]139孔子劝戒统治者要尽量“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3“使民如承大祭”[2]125。在儒家的治理目标和政治理想中，始终贯彻着人本主义的精神，把民众的生存、欢乐与疾苦放在重要的地位。孔子的富民安人的公共管理目标，希望通过德政，其中包括德治、均富和教育等方法来达到。孟子的公共管理目标是“保民”、“仁民”、“养民”，他希望通过“仁政”、“制民之产”、教育来实现。荀子的公共管理目标是“求治去乱”，进而实现王道政治。他希望通过“平政爱民”、“隆礼致士”、“尚贤使能”[3]77三个环节来达到。儒家富民安人的公共管理目标则是他的民本思想的重要表现，也是儒家公共管理思想的重要特色，它对于今天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四、传统儒家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1．“仁爱”的思想冲淡了公共管理的制度化。人伦、人情关系，冲淡了严格的法律制度管理。法制性是与现代公共管理运行机制相一致的，说服教育和自觉行动不能从根本上促使公关管理的有效实现，在实际运作中需要严格的法律制度加以规定。虽然裙带关系、亲朋关系、同事关系等，使人与人之间更富有人情味，但常常使法规失灵，使既定的法律制度变形，使公平公正缺失。如在人员录用、升迁时，考虑当事人的社会关系背景；处罚犯罪时，考虑说情者的情况等等，这些都已经成为公共管理的一大障碍。中国传统倚重情理的倾向，实质上是取消人的平等地位和社会活动的机会均等，很不利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
2．“和”的思想有时压抑了个性。在“和”文化影响下的宗族思想在今天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培养个体对群体的责任感、义务感，正确处理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宗教思想本身就带有忽视个体的倾向，再加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的需要，对宗族思想加以曲意引导，使之逐渐偏离了群体与个体之间辩证关系的轨道，将群体意识发展成为畸形的单向服从主义，片面强调社会、群体的价值，否定和扼杀了个体的尊严。在群体面前，个体失去了应有的地位，这就严重挫伤了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这种片面的思想在协调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就阻碍了个人发展，进而阻碍了社会发展。独立人格是社会道德的细胞，离开了个性鲜明的个体及其自主活动，就不会有社会的发展。
3．“德治”思想反思。“为政以德”，“道之以德”，[2]10即所谓“德治”，是儒家公共管理思想的最典型特征，它的产生有其深厚经济基础和独特社会文明背景。但是，儒家“德治”公共管理思想也有重德轻力、重德轻利的倾向。重德轻力，即重内在的道德修养而轻视向外力的奋争。儒家虽然也讲“勇”，但是这个“勇”不是勇于奋斗、勇于抗争、勇于向外求索、勇于向自然进军，而是强调战胜私欲、克制自己的那种属于道德范畴的“勇”；在《周易•易传》中虽然也讲“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8]，但这不是儒家德治思想的本质和核心。儒家的德治强调道德教化，强调内心修养。对人实行道德教化是对的，进行内心修养也是对的。但是，在实践中往往走向反面。内修的功夫走向极端，就滑向了“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9]、“心外无物，心外无事”[10]的绝对唯心主义的境地。“德治”强调道德教化，忽视外部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制约，有忽视法制的倾向，虽然也讲“齐之以礼”，虽然在先秦时期“礼外无法”，在一定的场合下，“礼”即是“法”，但是“礼”不等于“法”，儒家讲的“礼”多偏重于“德”的方面，所谓“礼治”更多的是“德治”的补充。因而影响了国家的法制建设。重德轻利。儒家讲“见利思义”，“以义取利”，“义以导利”，[2]153这些思想任何时候都是完全正确的。“义”与“利”是人所必须具备的两种追求，如果只求“义”不讲“利”，人就无法生存；如果只求“利”不讲“义”，就不成其为人。正确的利益观，必须是“义与利”的统一，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后世儒者把这种辩证关系割裂开来，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宣称什么“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1]甚至把追求利益的合理行为看成是不道德的可耻的，使之走到了荒谬的程度。把“以义取利”的正确的价值观变成如此荒谬，是不合乎先秦儒家管理思想原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