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1 03:03:0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公共管理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的共同性
(一)全新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公共管理所提出的全新管理手段和措施在明确公私部门没有存在实质差异的前提之下，全新公共管理逐渐开始应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来提升工作效率。全新公共服务不是反对效率价值，其仅仅是在批评公共管理、否认公私部门实质差异性的基础上，逐步开始承认全新公共管理中提升效率的一些技术和创新性方法，譬如人事管理中使用短期雇佣替代公务员终身制，采用科学合理的招聘程序，建立逐层划分工资的绩效制度，加强结果的灵活操作性等相关的内容。
(二)全新公共管理中蕴含的服务理念通常来看，全新公共管理与全新公共服务分属于不同的治理方式，然而，本研究对二者进行具体的研究后发现，全新公共管理存在以下几种性质:首先是全新公共管理落实了工具主义的理念，主要使用经济学理论与市场竞争规则，在严格的制度与程序范围内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其次是全新公共管理中弱化了公共权力，使其逐步向社会分化;最后是新公共管理培养了社会自治力量，行政开始从客体向中心演变。全新公共管理主要是缩减政府规模，降低不必要的规制，让政府管理从大量繁杂的公共事务中得到解脱;使用公共政策来引导公共产品的生产与竞争，以期提升公共产品的生产效率与质量，在整个过程中都会让社会组织等相关人群开始主动提高自治能力，而社会自治力量的演变也在这一方面显示出服务理念的提升。因此，新公共管理同新公共服务之间有着非常多的相似点［2］。
二、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的区别
(一)公共行政的回应目标差异全新公共管理的主体是顾客，将普通群众视为顾客，同之前的公共行政相对比，更加注重普通大众的地位和价值。新公共管理提出政府的行为必须要向企业学习，最大限度将政策建设成顾客可以从中自由的选取，可以让顾客进行全方面的监督和检查。然而，顾客本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群，全新公共管理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将政府的公共政策从政治领域逐步纳入到市场中，但是，从新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考虑，把普通大众作为顾客，同时从经济学方面来研究政治问题，其实就是注重顾客的短期盈利。因此，全新公共服务通常从反面出发，以尊重公民的权力为基准，将人民看成存在相同利益的群体。所以，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在认识回应目的特点上存在差异，使得其中存在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通常前者针对顾客选取爱好的回应，借助的是企业家精神，公民仍处在客体的地位;新公共服务强调普通大众应该参加到行政中、成为政策制定的主要群体，让公共行政成为一种非常民主的治理模式。
(二)追求利益的差异新公共服务主要注重多元化治理，任何公民与团体都可以协同管理公共事务，相对于政府而言，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同机构组织以及公民共同找寻代表公众的利益，同时为实现这些利益而努力。从新公共服务对于行政规范性问题的分析过程中可以很容易的发现，政府的目的与企业的目的存在较大的出入，政府是实现公平与正义的手段和保障，必须保证公共利益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让公共问题的处理方案与产生过程都能够较好地满足正义、公正以及公平的标准和准则。而新公共管理主要利用市场的方法处理政府遇到的困难，若将政府比作是企业，则是借助企业的精神和理念来控制公务员的行为，在容纳私人部门管理技术的同时，也相应地汲取了私人部门的价值观念。所以，从二者的利益来分析，本身存在着较大的冲突，一边是新公共管理不承认存在公共利益，另一边则是公共管理同公共利益间没有丝毫的联系。
(三)理论思维取向上的差异全新公共管理的私人部门管理手段与经济研究角度都是为了改善政府工作效率低下与呆板的形象，以更加有效与灵活的形象面对普通大众。所以，全新公共管理主要以理性为改革准则，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集中提升政府工作效率与方法等方面，通过理性的手段实现公共管理的效率。而新公共服务延续了新公共行政“民主行政、社会公平”等价值观，关注公民的权利。如某位学者所说，公共管理人员必须追求回应性的提升与公民信任度的加强，将公民参与政府管理视为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公民会积极注重公共利益，政府必须协助公民提升整个过程中不同方面的能力。新公共服务关注公民参与和民主治理，将公共利益放置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政府的职能必须从控制管理转到服务，让全新公共服务理论基础更加具有群众基础，所以是以民主为主要的改革形式［3］。
(四)价值取向差异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存在差异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价值取向不同。新公共管理关注的价值主要是经济和效率。在效率价值的引导之下，新公共管理将政府的服务对象视为顾客，在管理上可以良好地使用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表现出绩效与结果。目前，顾客服务与绩效衡量等相关思想理念逐渐成为公共行政用语的构成因素。新公共服务本质上是对新公共管理等主要以经济理论与自我利益为主导模式的深思;从价值取向来看，新公共服务注重的主要价值是社会公平、回应性等相关内容;新公共服务注重服务的使命与价值，关注公民参与以及公共责任制等内容。因此，从本质上来看，新公共服务体现了行政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民主价值取向。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从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入手，具体研究两者间存在的异同点。研究认为，实践生活中必须要加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扩展和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理论，全面分清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的异同，这不但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非常必要的程序，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推进政府的依法行政。
作者：陈继伟单位：黄淮学院社会管理系
为了实现公共利益，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公共管理这种新型治理模式一定会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取向，公共管理是伦理行为，而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会对公共管理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伦理和公共管理具有一致性。首先公共管理伦理化能推进市场经济伦理的发展。公共管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诞生并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伦理一定会让公共管理产生新的伦理价值取向。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分离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领域。只有在利益发展分化和冲突时，道德和伦理的作用才能显示出来，讨论和研究应当、善、正义、公平等概念才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公共管理要协调因为利益冲突和分化引起的不同利益关系的紧张状态，对社会的和谐氛围予以维护，展示出人们追求“善”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化要求。其次现代管理所具有的人本主义倾向推动公共管理伦理化的发展。现代管理发展过程中出现明显的人本化趋势和倾向，每一个管理者在管理时都会对其他人产生一定影响，而管理行为能够体现出管理者的人性。因此完善管理者的人性，能够促进属下人性的发展。公共管理也有较强的人本主义倾向，要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充分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体现出人的价值。公共管理的人本倾向形成以道德为主干的管理方式，体现出公共管理的伦理化。
二、公共管理伦理建设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一）公共管理者以及管理组织在对待社会利益和自身利益时运用了不恰当的态度公共管理缺乏伦理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内心充满侵占和淡化公共利益的想法，出现此想法是以公共管理的组织者和执行者的道德水平较差为基础的，此伦理道德水平高低和管理者具有的价值观念和是非观念有直接关系。组织的价值观和是非观受管理者素质的影响，而管理者的价值观和是非观受工作阅历、受教育情况、家庭环境的影响。公共管理者以及管理组织对待社会利益和自身利益所运用的不恰当态度，其原因在于，首先公共管理组织的宗旨、使命、目标和社会要求不一致，例如在选择管理者时重视对其业绩、勤奋、能力进行考核，轻视对其廉洁、德性的考核。其次公共管理者在工作中没有对自己的道德进行严格要求。
（二）公共管理环境中不同因素成为加重伦理的缺失外部力量公共管理环境中具有的刺激因素，一些是组织内部环境产生的，如对于政策、信息、物、财、人等资源调配和控制的权力以及由此造成的身份和地位的变化；一些是组织外部环境产生的，如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对公共管理者以及管理组织的影响。形成组织内部环境因素的前提是组织的文化色彩和组织传统；形成外部因素与社会及其所在的历史时期有直接关系。功利化组织的诱因对管理者有较大影响。大部分公共组织的性质是非功利化的，管理者应该抵制功利化因素带来的影响。但现阶段功利化不渗透到公共管理中，部分组织和管理者也逐渐倾向功利化，造成公共管理中伦理的缺失。
（三）公共管理教育制度和伦理的精神建设比较缓慢世界大部分国家发展社会经济的实践证明，公共管理教育制度和伦理精神的建立与发展速度是导致公共管理伦理缺失的原因之一。我国公共管理教育制度和伦理文化的建设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城市化进程逐渐发展、人口快速流动、社会大众要求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社会改革和转型期间，社会投入到公共管理伦理领域的精力较少。政府部门是公共管理服务和产品的提供者，个人和企业是服务和产品的使用者。这种单一性的公共管理产品和服务方式造成消费生产间的伦理冲突，而公共管理组织和个人更加重视传承而轻视发展。公共管理伦理教育制度落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比较轻视公共管理伦理，理论界没有透彻、系统、深入的对公共管理伦理进行分析和研究，造成伦理建设没有明确的目标，伦理工具也比较缺乏。第二、部分公共管理组织运用赢利性组织的规范管理和聘任员工、处理和社会间的关系，进而降低了公共管理的伦理水平和服务水平。第三、伦理教育没有鲜明的公益性特点，媒体和政府部门的宣传不到位，很多公共管理伦理的相关教育受到利益的左右。
三、根据公共管理中伦理缺失等问题而采取的策略
目前公共管理中伦理缺失的现象比较严重，具有特殊性的同时存在普遍性，在公共权力大的领域，问题就更加突出。所以降低和杜绝公共管理中伦理缺失的关键对象是能够行使公共权力的个人和组织。应对公共管理中伦理缺失要运用以下几种策略。
（一）对公共管理伦理的规范标准和作用领域予以明确随着公共管理领域的逐渐扩大，政府部门和机构要提高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分析和研究，对其伦理标准和活动范围予以明确，根据公共管理组织和管理者的具体要求进行明确区分，同时规范社会公众的伦理道德。按照不同公共管理组织对群众生活产生影响的强弱不同，制定不同级别的道德规范和考核标准，提高公共管理伦理的覆盖范围和体系层次。增强公共管理伦理分析和研究的力度，拓展精神教育的具体内容。应对公共管理组织和个人对社会利益和自身利益运用不恰当态度的问题，要从增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修养和提高组织文化两个方面来降低不道德思想和行为。所以要加强对公共管理组织的监管，提高对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考核和约束。伦理建设要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不能运用普通组织的评价和考核标准。要特别重视公共管理者的廉洁自律、对正义事业的忠诚度以及道德责任感等情况，运用伦理管理和教育方式控制管理者的私欲。在建设教育制度和伦理精神的过程中，要根据时展的要求有选择的继承传统伦理思想，如义、仁、智、礼、信、耻、廉等。同时学习和借鉴国外伦理思想，如幸福、善、德性、大方、勇敢、快乐、机智、诚实、坚强等。让公共管理者成为正义公平的守护者和实践者。
（二）公共管理领域要提高监控伦理环境的力度现在我国正经历着社会转型，和公共管理具有密切关系的活动逐渐增多，所以要提高监控伦理环境的力度，降低社会环境中不良因素对公共管理组织的负面影响。构建起能够将所有公共管理领域进行覆盖的伦理环境，对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以及具有经济利益的各级公共管理组织的做法，提出科学合理的伦理要求，并客观真实的评价实施效果。行业协会要管理和监督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对没有履行公共管理义务的个人、部门制定惩罚措施。在公共管理伦理中添加民众意志和理性精神，增强全民参加民主决策和社会治理的主人翁意识，制定并实施反腐的远期战略规划。根据社会转型时期不同外在因素影响和冲击公共管理组织和个人的伦理道德，要建立起全角度、全方位覆盖的道德规范机制。构建起可以在决策中彰显公共意识的科学化、民主化管理机制，要求全体管理人员在工作中体现出依法办事、平等、公道、公正并控制欲望的素质，让他们在对待公众利益时展示出实践精神并善待弱势群体。让廉洁意识、法治意识、责任意识、诚信意识深入到每个公共管理工作者的心中，将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作为评价和考核公共管理组织和个人的论据，提升组织的非经济性特征，用服务型管理代替传统的统治型管理，运用道德伦理评价标准对组织进行人性化管理。
（三）树立起道德典范，推动公共管理伦理的建设和发展公共管理是社会治理的主要模式，是为社会大众提供社会制度安排和道德人格自律等精神产品和服务。公共管理组织的目标是引领大众追求幸福，也就是西方伦理中的“善”。公共管理组织不能围绕经济效益来制定功利化目标，而要提供和公众具有密切关系的服务和产品，所以该组织和管理者不能运用经济标准来对自身的获得和付出进行衡量，其工作成绩因为具有长期性和非显著性的特点，容易产生社会评价不真实、不客观的现象。所以应该按照组织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特点，实施针对性较强的教育和宣传。运用塑造公共管理者以及组织伦理典范的方式，提高公共管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在对公共管理进行规范的过程中，要将已经开展的传统活动和创新活动结合起来，将公共管理伦理提高到国家管理的宏观层面上予以考虑。进一步明确各种公共管理的主体，制定出可行的、具体的服务标准、管理方式以及管理理念。
四、结束语
1问题选择受到外部条件的影响
1.1复杂外部环境下的问题选择
现阶段，公共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公共管理者在政策制定上也进行了适度干预。因受到处理技术、问题识别等因素的影响，公共管理问题选择也逐渐转移至管理者方面。公共管理者可以利用理性抉择、环境分析，把自己偏好的问题划入政策议程的范畴，同时还可以通过优化策略，改变环境约束，在问题构建上要有创造性，扩大问题选择支配权。在处理事务较多、缺乏激励、精力有限的条件下，政治决策人员可能会因为偷懒，导致问题选择中的个人投入与分析减少。实际上，政治决策者更希望管理人员可以保持热情，善于发现公共问题的存在，并且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对于单个政治决策者而言，并非所有在这一区间内的问题选项都是他所想要的，但每个问题选项都可以接受，这就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在均衡问题区间范围内，公共管理者能够充分发挥政治决策的制衡关系与偏好差异作用，在问题选择上把握自。若均衡问题区间较小，则表明自主空间也相应较小，如果均衡问题区间较大，那么自主空间也较大。
1.2公共管理者在问题选择上具备偏好性
在环境可能产生变化的条件下，管理者能够利用自身行动，积极应用策略，对公共管理问题的不利外部条件进行处理，在均衡问题区间内，使其朝着对管理有利的方向发展，扩大选择空间。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政治决策者偏好产生变化，公共管理者需要掌握其中的某些方面，同时改变自身状态。例如政治决策人员在他人说服下，或者在政策实践、学习过程中获取了新知识、新信息，可能导致他们的问题选择产生变化。如果政治决策者在确立理想点中不够理性，盲目确立，则可能降低社会关注度。公共管理者便需要抓住机遇，选取自己偏好的问题选项，并将其纳入选择范围中。公共管理人员具备主动性，可以采取策略性行动，使决策人员的偏好产生变化，从而有利于扩大选择空间。
2问题选择的创造性
2.1创造条件
改变外部环境公共管理人员可以使创造条件、外部约束条件发生变化，扩大问题选择空间与自由度，通过一定条件，超越外部约束，选取其偏好的问题。在先发制人过程中，公共管理人员要及时预测事物发展趋势，政治决策者偏好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公共管理问题选择，他们可选取自己偏好的问题，公共管理人员可通过劝说，使政治决策者与自己的偏好一致。公共管理者在问题选择中，可能会选取政治决策者偏好，但自己并不喜欢的问题，该问题选择与未来发展趋势相符，符合发展需要。公共管理者必须充分意识到自己对社会认知的不足与公共问题的复杂程度，了解自己的能力。公共管理的问题选择需要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同时外部条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辅助管理，两者属于相辅相成的关系。
2.2公共管理问题的选择
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若公共问题在创造性建构、客观形态两方面有差异，则问题选择可能被多重定义，公共管理者、政治决策者在公共问题选择定义方面，都希望采用自己偏好的方式，就形式上而言，是对同一问题进行表述，就语义上来看，表达的含义可能不同，不同的行动者在表述问题过程中，可能会表现出不同异质性，会采用多个维度陈述问题。某一问题多重定义会受到个人观察角度、所处位置与个体差异的影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问题维度数量与人的偏好、认知、信念也有着较大的关联，通过增加问题维度数量，公共管理者可以合理运用策略，将某因素中所包含的重要部分凸显出来，从而有利于加强管理。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可以充分利用信息优势，对候选问题维度进行评估，公共管理者在利用维度数量时，要给予相应的空间，通过劝说、修辞艺术、宣传等手段转变，明确当下环境需要关注的重点，以此完成问题选择。另外，公共管理者还要及时了解政治决策者的关注点，明确他们的观察角度与观察范围。管理者在公共管理中具备创造性、能动性与自主性，要善于抓住工作重点，明确当下亟需解决的公共问题，并采取措施解决，达成公共管理的目的。
作者：江涛单位：上海理工大学
一、公共管理中沟通与互动的要求与原则
1.要求
有形性: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定期保养与整备、供应适当与充足等。即实体设备定期维修与整备的数据须建文件,适时更新换代。可靠性:公共行政人员作业应兼具效能与效率、在约定时间内完成服务等。即公共行政人员要有事先预防的观念,执行服务时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反应性:公共行政人员能立即回答民众的问题、提供快速服务、积极协助民众解决问题等。即要有系统导向的观念,公共行政人员需清楚整个团队的运作,才能立即回答民众问题,不要有一问三不知的情形。胜任性:公共行政人员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改善质量的能力等。即公共行政人员要有质量管理的专业知识,并不断持续改进。礼貌性:公共行政人员的清洁和整齐仪表、礼貌应对、亲切回答等。即公共行政人员均能以民为尊,对民众体贴、友善。信用性:公共行政人员的人格特质是值得信赖的、积极与民众互动等。即公共行政人员对民众做好质量承诺,以追求更好的服务质量。安全性: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严防保密资料外流等。即所有公共行政人员均肩负民众资料保密的责任。接近性:容易电话联络、较短等候时间、便利的服务作业时间等。即民众容易且方便联系到相关的公共行政人员。如落实民众抱怨申诉处理渠道。沟通性:公共行政人员随时与民众沟通、倾听民众意见等。即公共行政人员秉持民众导向的理念,了解民众意见以持续改进。了解性:探知民众需求与期望、提供个别服务等。即公共行政人员运用品质管理的方法探知民众满意程度,以提供良好的服务。
2.实施原则
公共管理中,实施良好的沟通与互动,必须遵守下列五项原则:以客为尊:以民众满意为核心,民众又分内部民众和外部民众两部分,其中内部民众指参与政府机关各项设计、生产以及服务的相关部门或人员;外部民众指政府机关服务的普通大众。全员参与:全面质量管理强调组织中的所有部门、所有人员均肩负着服务管理的责任,也享受产生高质量服务所带来的福利,这种伙伴关系(partnership)的建立,是实施全面服务管理的重要策略。事实管理:组织随时搜集、处理与解读有效信息,以持续改善质量、满足民众需求。该信息包括内部工作表现和外部民众需求。可持续改进: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政府机关内部的持续性质量改进,如设计、制造、服务过程及人员、制度的不断自我改进,第二部分为不断了解外部民众的需求情形,推出新的服务形式。服务质量承诺:全面服务管理的推动,首重政府机关管理人员的认同、全力推动,营造追求质量气氛,使所有人员齐心一致,共同为提升服务质量努力。
二、我国公共管理中沟通与互动工作促进措施
为了提升行政服务质量及民众满意度,导入全面服务管理理念来消除不同互动所造成的落差,先提出以下几种做法。
1.追求精益求精的服务质量
一是政府机关必须有前瞻思维及动态导向的概念,要能掌握先机,以符应外界环境需求不断创新、求新求变。公共行政人员需秉持以民为尊的理念,适时且定期调查民众满意程度,并能搜集、掌握有效信息,以寻求改善。二是建立良好的沟通模式,不只扩大参与,更能由上而下全员参与,借助内外部的有效沟通,更能了解民众的期望。建立PDCA“循环圈”等团体服务质量提升的方式,加强公共行政人员、对质量管理的重视,通过团队合作及讨论,不但可找出服务管理主要障碍并加以解决,也可以借此来减少认知上的差距。三是行政服务质量的提升需要上层人员的认同、全力推动,且所有成员需齐心一致,共同为追求提升行政服务质量而努力。建立客观、公正评估者及被评估者所接受的衡量标准,在制定效标时,相关人员需全员参与。行政服务质量改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过程。服务管理的作法是强调可持续改进的历程,不断精益求精,以求达到最好质量。
2.建立行政服务运作的标准化流程
标准化流程是一项有益的工具,它可帮助公共行政人员思考一步一步的过程,并且提醒公共行政人员正确的步骤。建立行政服务工作标准化也即建立一个完整而周到的工作依据,对有经验者而言,可以做为自我管控的参照点,对新手而言,则可做为开展工作的工具。实际的制作过程包括:分析相关的规定以及理想的原则与做法;进行分析找出工作要素,如工作目标、工作人员、工作时间、工作事项、注意事项;依据时间先后及工作逻辑,排定顺序;将行动要项建立成为工作模板,说明工作内容、相关人员(或单位)、时间及注意事项;将以上要素组织完成后,绘制成流程图。政府机关工作标准化的建立应以人员流动率高、工作内容复杂、工作较具争议性的事项为优先。标准化建立之后,必须让一位新任人员能马上进入状况,才算成功。标准化作业程序的建立,只是最低质量保证,为使机关行政工作确实负起服务民众的任务,政府行政工作必须不断改进、调整,建立更高的质量,并以谋求民众满意为最终目标。未来除了需要优质的公共行政人员之外,更应不断建立政府各项行政业务标准化的作业程序,一方面让整个机关业务的推动有标准作业程序可资遵循,不致因人事异动,产生青黄不接现象,影响工作的持续开展;另一方面公共行政人员根据作业程序准则进行工作,可避免摸索和减少时间浪费,进而提高工作的质量、效率与效能。
后现代主义是伴随着上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社会转型和环境变革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思潮。作为现代主义的辩证的“反面”，后现代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和鲜明的解构特征。它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自启蒙运动以来到20世纪现代主义的思想文化成果，倡导与现代性理论、话语和价值观相决裂，并致力于对现代性的发展理念、范式进行廓清和修正[1]。相对于以理性、高效著称的现代工业文明所彰显的同一性、本质性和封闭性等发展特点，后现代主义则扮演着反叛和纠偏的角色，将被现代性所忽视的诸如：差异性、开放性、去中心化、边缘化、创造力等特征作为其研究的焦点，深入挖掘和反思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从而以更加独特的视角全面地审视社会的发展。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是在后现代文化思潮和话语体系出现并跨领域进行传播、使用的背景下形成的。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转型都强有力地冲击着传统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石，导致现代公共管理遭遇着巨大的理论危机。以福克斯、米勒和法默尔等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公共管理学者遵循后现代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对传统公共管理理论体系和方法论进行了深刻的质疑和批判，目的旨在消解传统公共管理的思维禁锢和理解障碍，探寻其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失范之成因，通过建构全新的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和发展模式，为社会的多元发展提供新的范畴、理论和机理。后现代公共管理核心的创新在于将公共管理活动的本质定性为一种话语范式，通过真实、坦白和真诚的对话和沟通，以达到反抗等级制度、反对权威话语、释放民主价值和超越僵化理性的公共管理目标，最终使公共管理的前进方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
二、后现代公共管理分析方法的框架和功用
后现代公共管理的分析过程就本质上而言是对作为“元话语”的现代性理论在宏大叙事制约的背景下进行的怀疑和否定过程，事实上是文化代码在语言层面上的解码和再编码。作为以否定和批判为特色的研究方法，后现代公共管理拥有自身独特的话语分析框架和研究模式。以福克斯和米勒为代表的建构性后现论认为，随着行政环境的变革，传统行政管理运作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大量社会问题已然无法在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内获得解决。更有甚者，传统的治理“惯性”还强大地消解着诸如主义、社群主义等替代模式的发生，为此必须用后现代反思和批判的理念去重构公共管理的价值体系，以此引导和塑造行政体系新的行为模式、管理方法等。建构性公共管理分析方法的核心在于“倡导开放、平等、注重培养人们倾听、学习、包容和尊重他人的美德，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提倡对世界采取家园式的态度等。”直击现代性行政统治所导致的“单向度独白”和异质性“次文化”盛行所造成的语言和理解障碍，有针对性地构建了后现代的分析架构。首先，引入了“公共能量场”的概念，为话语的沟通打造了良好的情境。“公共能量场”是公共政策得以制定和修改的社会场所，即将公共事务还原到由人的意向性控制的现象学的在场[2]。通过这一场所，公民和政府可以进行各种对抗性的讨论和“面对面”坦诚的交流，使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话语在实践语境中有目的地进行争论。其中，“对话的基础是充分的信任、学习和倾听，其话语规则是交谈者的真诚、表达的清晰、表达内容的准确以及言论与讨论语境的关联性。”毋庸置疑，该话语体系和对话机制的确立能够有效地保障公共管理公正、民主的发展价值，从而端正公共管理的发展航向。其次，建构性公共管理理论还对现实中的政策对话种类进行了剖析。它认为“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形式都存在着客观的缺陷而无法满足公共治理和政策话语的要求。
而“一部分人的对话”形式因为拥有切合情景的意向性与真诚性等突出的优点，故其更加接近真实话语形式和政策网络建构的要求，在现实中更具有应用价值和可操作性。解构性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默尔，他将后现代公共管理视为“对现代性之核心思想的否定”[3]，认为后现代的研究方法的本质是一种解放的尝试，它要求公众积极参与公共管理并实现充分的对话，提倡一种反行政的精神，打破传统公共管理中僵化等级体制和非人格化管理模式，消除官僚独占话语的种种特权。法默尔认为采用解构性的后现代方法能够质疑据以建立现代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开辟一种新的思维观念，为摆脱传统理念之定势束缚而扫清障碍。同时，随着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治理性日益增加，作为一种解释和催化的力量，其能够用一种反思性的话语分析视角去超越和弥补现代性行政范式的缺陷。为了给后现论构建一个分析架构，法默尔深入考察了现代公共管理之特殊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企业精神以及解释学在具体应用中的偏失，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解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四个核心要件，据以推动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其中，“想象”作为后现代主要的特征语词，是一种不依赖现代主义正统规则和程序的行政精神，它对于拒斥官僚体制范式的影响和培育新的理论作用巨大。“解构”的价值在于透视和反思现代公共管理的支撑理论和基础假定，使我们更好地认知当代政治和官僚体制的符号特征，从而在批判的基础上扩大公共管理的语言体系。“去领地化”的本质在于消解现代公共管理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管理理念，结合公共问题的情境破除垄断和隔栅，从而为探索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创造力服务。“变样”则通过反行政概念的描述，鼓励一种公共管理体系反叛态度的塑造，即以质疑和批判的思维去审视所有现存的政府制度和官僚机构。上述四大要件彼此作用和相互配合，促使公共治理活动持续突破传统统治思维和方式的限制，也为公共管理改革路径的探索提供了不竭的研究动力。尽管两种研究方法在分析路径和视角上存在着差异，但就总体上而言，二者在“反”的理论立场上却是相同的。其目标都在于将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公共政策的运行置于崭新的研究框架之中，从而推动其研究视阈的转换和价值的重塑。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做出了变革。后现代一改传统公共管理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结合客观情境提出了更为系统的研究方法，即知识获得的解释方法。该方法“更加关注价值（而不只是关注事实），关注主观的人类意义（而不只关注客观的行为），并且更加关注现实人们之间的关系所蕴涵的各种情感”[4]。从而促使人们以更加全景的视角透析公共管理的演进规律和发展目标，从而纠正了将民主、公正等价值排除在公共管理研究之外的狭隘思维。后现代分析认为，当前公共管理面对着的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复杂化和公众需求的多样化，必然要求公共管理在发展目标中全面回应效率、民主、公正等多种价值追求，在管理和宪制之间寻找平衡，做到事实与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并行发展。其次，在治理方式上进行了创新。后现代公共管理反复强调了多元参与的重大价值。面对着复杂多变的行政环境，传统公共管理所强调的中心性、一元性以及等级观念、权威统治的理念已然过时。对此，无论是建构性还是解构性后现代主义都认为必须要开辟新的思维模式，摆脱传统行政发展定势之束缚。在其研究方法中更加强调多元共生，主张打破绝对主义，消解一元化垄断和等级隔栅，实现对立面间的差异共存和互动参与，使其后现代时期碎片化、开放化和多元化的生态特征相匹配。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从“公共领域”到“公共能量场”的转向，即通过公共能量场的打造，实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互交织、彼此博弈，使具有不同意向性和利益诉求的群体得以对抗性的交流和争论，在广泛参与和真诚对话中决定政府行为与公共政策的内容，保证公共管理的平等、公平和正义。再次，在管理重心上实现了转移。传统公共管理的研究基础是自由主义，其以代议民主为其治理模式，并始终将理性和高效作为公共管理追求的目标，从而过分关注其工具性价值。而随后产生的社群主义，则以集体主义为其理论的基石，以参与式民主为治理模式[5]，一定程度上批判和纠正了自由主义的“效率至上”价值偏颇，但由于其在制度设计上缺乏统筹理念以及在应用中脱离体制的路径依赖，最终也变为了空洞的政治理想。后现代分析方法对前述两种模式均进行了批判和解构，认为攻克上述难题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新的话语体系。
福克斯、米勒等人认为在传统公共管理效率至上的目标规制下，导致行政权力至上，政府和官员垄断了公共话语权，而公民往往处于被支配的状态，这种“单向度独白”的对话形式与治理的要求背道而驰。对此，建构性后现代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必须摒弃以往自身作为唯一话语者的角色，推崇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广泛倾听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呼声，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话语交流来实现善治。同时，解构性公共管理也持类似的观点，法默尔认为后现代公共管理作为对现代性的反叛力量，其应当致力于深刻解释和修正传统的官僚体制，而最有效的途径便是反思性语言范式的应用，即通过一种具有游戏性和协调性的对话过程，来弱化传统公共管理的正统教条，彰显公共管理的民主价值，从而为公共管理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最后，在研究范式上进行了转换。后现代公共管理分析方法通过自身的语言体系和话语系统的构建，推动了公共管理认知和研究范式的转变。在批判传统公共管理认识论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提倡将语言和话语作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其中，法默尔将公共管理视为一种独特的语言体系，认为可以通过对行政信息的解释、整理和安排来分别从公共管理语言的表层和深层探讨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这种新的范式作为语言的解码和再编码，其实质就是公共官僚机构语言的潜在内容进行反思、协商和交流的过程，进而为公共管理的发展探寻解释和提供催化之力量。而福克斯、米勒等人则从另一视角论证了语言、话语体系对于认知和建构公共管理理论的重大价值。他们在梳理和归纳现存话语体系和对话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网络中的“一部分人对话”的核心理论，修正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理论中“元话语叙事”的框架。他们认为在公共能量场中，对话的达成必须有规则，这些规则必须确保公共话语的正当性，而“一些人的对话优于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其针对特定语境的话语和不愿遭受愚弄与任意差遣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参与，切合语境的意向性和真诚性的提高大大超过了它的缺点[6]”。因此，部分人的对话形式一方面消解了自由主义的范式，使单向度的独白让位于了切合语境的多元对话；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缺乏制度规约的社群主义以及无政府状态，最终形成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对话平台和共治系统，推动了现代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的转型。
三、后现代分析方法对我国公共管理发展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性发展的一种辨证的“反”，其开放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话语分析视角，以及所提出“去中心”和“多元化”的建构主张均对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学研究和发展产生着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其中以下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第一，后现论及其研究方法与公共治理的理念和分析框架自然吻合，有助于推进我国治道变革之进程。后现代研究方法高度关注客观行政环境的特征考察，结合公共事务复杂化和公共利益多元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其尤其强调开放化、差异性和多元整合的价值理念，致力于打破一元化垄断和等级隔栅的传统统治模式，提倡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多元共存和合作共治。它在科学地整合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之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主张构建“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定共同的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致力于推进社会权力分配格局的重大改变。上述分析思路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和行政改革攻坚阶段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后现代分析方法力图使公共管理变成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话语系统和行动体系，政府在其中不再是公共资源唯一的享有者和分配者，也不是公共管理的“元话语”，而应当将自身的职能收缩在理性的疆域之中，并积极支持和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将垄断的权力合理地分放、让渡于市场和社会，整合各种力量，将各类民间资源有效地导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行列，打造权力共享、责任分担、各司其职、各守其位的合作治理局面和多中心互动的公共话语体系，从而高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和最大化地增进公共利益。
第二，后现代研究方法有助于科学探索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模式和策略。后现代的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批判了传统公共管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信奉“对话”的理论基础上，尤其强调解释方法的应用，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公共管理发展的终极价值。它科学地调试了管理主义和宪制主义辩证关系，将民主、正义等价值植入公共管理的范式研究中，纠正了公共管理发展的偏向，并在批判和整合多种分析理论的前提下，结合情境设计了合理的发展范式和对话方式。我国的行政发展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的唯理性的行政模式，也不能重新回到古老的唯价值的社群模式。而正确的方法是将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和社群主义的合价值性统筹起来，寻找一条居间的改革、发展道路。具体而言，行政改革要始终遵循行政发展的民主化价值取向，即在公共管理中始终坚持开展广泛和真诚的对话，建立政府和民众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关系，做到以民为本、以民为先，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公共服务的高品质。另外，应加大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的力度，积极借鉴工商业界和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策略、技巧和方法，从而持续管理的水平和绩效，彰显公共管理的工具性价值，以在效率、民主、公正的关系统筹和平衡中，稳步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之步伐。
第三，后现代研究方法所建构的全新的公共管理话语理论，对于我国公共决策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后现代研究方法将“公共能量场”作为其话语理论的核心，“场”具有显著的意向性和目标性，其反映到实践层面便是政府的行为、政策和公共物品必须符合特定的情境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能量场”的提出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修改以及各话语主体进行对抗流提供了场所，秉持着开放、民主的治理思维，后现代方法倡导多元主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能够持续进行互动参与和坦诚讨论，从而彻底改变传统模式下政府垄断话语权之“独白”状态，要求政府制度化的保障民众的知情和参与权，认真倾听一切人的“声音”，真正做到集思广益。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科学的结构模式，其功能在于持续协调和整合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形成多元主体权力共享、责任共担的合作格局，从而有效推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最终消除政策执行中的各类阻滞因素。同时，后现代研究方法还对公共政策中管理者单向决定和民众多元选择两种模式的矛盾境况做出了分析，其中，作为精英政治的“少数人对话”，往往使公共政策制定权过于集中，从而令其民主性、正当性丧失，并且直接影响其科学性；而“多数人的对话”是理想化的政策模式，但由于实操性差和规则的欠缺，又往往易于导致无政府和无秩序之状况。因此，两者均无法与现实环境的要求相对接。基于此，后现代便提出了“一部分人对话”的理论，即从特定的语境出发将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反馈置于由一定数量的政治参与者协调、对话和博弈的过程之中，克服了集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双重弊病，使做出的公共问题解决方案既不失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又确保了公众的意向性和目标性，从而有效地拓展了公共政策理论发展的路径。
第四，后现代分析方法向公共管理者和参与者提出了更高的权责要求。后现代研究方法的中心目标是要打破管理的绝对主义、独占和等级隔栅，并通过对抗流和真诚的对话，实现公共部门和社会力量的良好合作，从而最大化地增进公共利益。这一目标的实现客观上要求公共管理者必须具备更高的行政伦理水平，即“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应积极地为‘公共能量场’的形成创造条件。”政府应保障公民参与的权利不受非法干预，并调动一切手段促成对话的实现。政府人员的公共责任不仅仅在于满足民众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进行理念的更新，即由管制性思维向服务性思维转变，牢固树立服务为民、民生为先的伦理观念。政府应当确保政治对话的自由度和对话空间的开放性，倾听公民的心声、获悉民众的诉求，将与民众良性的沟通和合作内化成自身的职业习惯。同时，充分采用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和技术手段，消除时空、层级、等级之限制，形成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相互尊重和相互协调的共赢治理状态，推进善治之进程。另外，政府应当大力培育和强化民众的权利意识。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应以回应公民需求为导向，通过不断提升其服务的品质和效率来增强民众的主体意识。同时，民众的政策主张和意见表达应切实地为政府等管理部门所重视和尊重，其知情权、话语权、表达权、协商权、辩驳权应受到制度和法律的严格保障，真正营造权为民所享、利为民所谋的社会氛围。此外，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还要凸显便民之精神，通过制度的配套和机制的跟进，切实增强民众参与的热情和监督的效度，实现权利逻辑的合理回归。
1、政府职能转变的着力点
一是要明确政府是什么、干什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在宏观领域诸多缺位、不到位的现象。在微观层面又存在越位、错位的诸多现象，并有固化的趋向，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制度。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要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界定各自的职责边界。政府要管住管好应管的事，市场能办的多放在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二是通过“回分开”，政府职能回归本位。政企分开，把主要精力和资源放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经济改革发展的内生动力。政社分开，就是要遵循强政府大社会的思路，让渡社会空间，还权社会组织，使社会组织成为社会主体，在政府主导下构建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只有政府职能回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位，才能真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上来。
2、工会的社会组织特征
(1)工会是非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也称非营利性组织、非政府组织。美国学者萨拉蒙和安海尔对非政府组织的界定较为经典，他们认为，凡是具备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特点的组织，就是非营利性组织。国内一些学者大多以此为据提出社会组织有六大特征或十大特征。实际上社会组织的根本特征在于非营利性（公益性）和自治性。联合国的国际标准产出分类体系把工会归为非营利性组织，一些国家的研究机构也把工会列入非营利性组织。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但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组织，是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职责，是非营利性组织，符合非营利性组织的基本特征。强调工会是非营利性组织，其目的在于把工会与党政和企业等组织区别开来，在社会结构体系中具有独立性，对社会公共事务有自己的立场，对审视和处理相关问题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方法，不谋取职责之外的特殊利益。当然工会自身应进一步克服机关化行政化,在依法依章程独立开展工作上有所创新、有所作为，回归社会组织的本来属性。
(2)工会是现代社会组织体系中的核心组织。组织基础雄厚。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2万个。2012年9月底，建立基层工会组织266.6万个，覆盖企事业机关单位616.6万个，工会会员达2.8亿人。这些资料表明工会规模大、覆盖广，是全国最大的社会组织。组织系统完备。中国工会是以区域工会为主，与行业工会相结合，以全国总工会为中央枢纽和指挥中心，以基层工会为基础的组织系统。组织构架合理，组织网络畅通，便于统一行动，形成合力，取得社会实效。组织骨干成熟。工会与职工有着天然联系，广大工会干部植根生产一线和职工之中，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服务职工的实践中，在固本强基激发基层工会活力的活动中，广大工会干部的宣传、组织、引导、协调、服务和维护能力全面提升，相当数量工会干部成为工会工作和社会工作的行家里手。组织协调有力。协调能力是工会的基本能力。协调与党、政府的关系，找准位置、发挥作用；协调劳动关系，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协调社会关系，找准利益结合点，聚拢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资源。协调是工会参与社会建设的基本方式，正是协调使工会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得以显现。总之，工会是社会组织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建设中不可替代的核心组织。
3、工会的社会结构
“结构”这个概念是指任何事物的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社会结构是社会组织、社会群体或社会基本构成部分的相互关联的方式。社会结构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各个构成要素相互作用，呈现出社会的整体功能，并在互动过程中把自身与其他构成部分区别开来，展现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和特定的社会功能。工会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是职工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这是我们国家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其实质就是党、政府（国家政权的人）和工会的内在关联方式和相互行为模式。工会社会结构的设置基于两点：一是工会的本质特征。工会是以阶级性为前提，以群众性为基础的，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组织。工会是阶级性与群众性的统一，政治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体现出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和执政基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会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性、鲜明的阶级性和广泛的群众性内在统一的组织。二是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为了维系社会运行秩序，依据社会组织的特征和功能，以政治或法律权威的形式确定、规定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职责。工会的社会结构确定了工会是党领导下的工会，是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工会，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工会。但工会不是政治组织,不是国家行政机关的附属物，而是遵循社会组织的运行规律，以社会组织的身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会是具有政治属性、制度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的组织。作为基本的社会结构，其核心价值取向、关联方式和相互作用形式是稳定的连续的。由于政府职能转变，工会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必将引发工会社会活动空间的拓展和维权领域的延伸，工会的社会属性凸现出来。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是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社会组织是党领导下的真正主体，是社会治理的主要角色，是处理社会事务的主要承担者，也是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主要合作者。作为现代政党，必须拥有广泛的深厚的牢固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党与社会应该紧密融合。刚刚结束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初衷也在于此。工会作为党靠得住信得过的组织，坚持政治属性和制度属性是工会的政治方向和资源优势，是必须坚持不可动摇的。但也要高度关注工会的社会属性。党要继续保持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领导权，必须重视对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掌控，扶植社会组织，支持工会在自主、自治、自律的基础上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主体作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工会与政府是合作伙伴关系。政府是国家发展和管理的主要承担者，不应当包揽操办社会领域的具体事务，本着党政所需、职工所盼、工会所能的原则，把更多的资源和手段赋予工会组织。把哪些资源和手段赋予和以什么程序方式赋予应有一个制度设计，赋予工会组织应视为是工会的一种权利，必须进行相应的权利匹配和设置，这样才是现实的可兑现的。双方的合作应是身份平等的，由于职责和角度不同，主要方式是协商共谋以求共识，但出现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否则就没有协商的必要了。对此双方要以诚意为基础，相互包容，对一些重大的意见分歧也可以用谈判的方式，在相互妥协中取得共识。
二、工会参与公共管理的理论要点
1、公共管理的内涵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是社会建设的两大支撑点。社会管理体制、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社会组织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都是以其为基础，为中心提出、形成和构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两个既有区别又紧密关联的概念。社会管理是政府制定提供法律、制度、政策等权威性的规范，保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各项权利，维系、保持和创新社会秩序，使社会处于和谐稳定的运行状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基础。公共服务属于二次分配的范畴，是政府通过制定出公共政策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一定的资源配置结构决定社会利益结构和公民利益实现的状况，对人们的生存、发展和幸福体面具有重要影响。社会管理关注的是社会秩序，公共服务关注的是社会利益。在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公共服务是社会管理的前提，只有优质高效公共服务改善民生，良性的社会秩序才能形成公共服务又是社会管理的内容，只有把公共服务纳入社会管理之中，公共服务才会有法律、制度保障，取得应有的预期效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互为因果、融合共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有机结合成为公共管理或公共治理。公共管理是政府职能从对社会的管理转向民主治理的分界线。
2、工会参与公共管理的理论重点
(1)公共管理的民主特征。其特征是：一是由于经济社会关系复杂化和利益诉求多元化，必须建立有效平衡社会利益关系的民主法制程序。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建立民意的通达渠道，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保障社会组织的参与权、协商权和谈判权。二是市场经济的衡量标准是效率和利润，社会建设的衡量标准是公平和正义。要保证全体公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尤其要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进行帮扶救助，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组织的责任。与此相对应必须建立一个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相协调、相平衡的经济社会体制结构。三是社会组织是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中介，是双向沟通的关键环节。公共管理只有充分体现社会各个阶层、群体及其所代表的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才能形成社会共识，凝聚社会合力，为改革发展稳定奠定广泛的民意基础。
(2)参与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概念，本质上是一种意义关系，即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有意义，双方才能构成内在的价值联系。在公共管理领域，政府各级决策者的价值取向是在一定价值观的指导下，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对社会行为、社会政策做出选择。参与作为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有以下几个要点：一是政府的公共管理方式必须要和社会进程、社会心态相适应。幸福经济学的奠基人伊斯特林1974年曾经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未必会换来生活满意度的改善，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如果公共管理与社会进程和社会心态不适应以致发生脱节，政府投入再多的努力，也难以获得理想的效果。现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人均GDP已达61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在社会绝大多数人解决温饱之后，人们的社会心态发生了质的变化，更加关注自身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更加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共参与意识开始觉醒并正在逐步增强。对此政府必须在转变职能的过程中，自觉调整思路，赋予公共管理新的内涵，以适应新变化，体现时代性。二是我国公共管理中的主要矛盾是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增强与参与的途径、制度机制阻塞不畅。其社会表现就是“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症结何在，根本还是公众参与不足造成的“心理对抗”。政府在公共管理中要整合组织资源、制度资源，搭建对话平台，创新诉求载体。社会组织要把自己所代表的社会成员分散的、模糊的、甚至情绪化的诉求，通过组织、引导、教育、约束，在体制内有序理性的进行表达，不断满足其诉求的合理部分。经过努力建立具有鲜明的多元参与、政府合作、民主治理、生机活力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的公共管理。三是公众参与的程度是分层次的。普通公众大多关注与其自身生存发展相关的最直接最具体的利益。组织引导公众参与公共管理必须要找准政府和公众的利益结合点，激发参与的兴奋点，提高参与率。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的目的是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以实现和满足其利益诉求。这就有一个参与与政策产出的关系问题，即参与的结果如何。如果参与与出台的政策无关或相背，没有打上参与的烙印，其参与的热情就会下降或成为摆设，影响政府公共管理的效果和公信力。
(3)参与中的权利和利益关系。参与是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法定权利，参与背后的驱动力是权益。权益的基本内涵是权和益的统一。权利既是人们参与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的前提和条件，又是人们力求获得的某种资源和力量。权利是权益的根本属性，受法律保护，不能随意剥夺，而利益则是权利的物质基础，是权利的具体内容和外在表现。在权利和利益的关系中，权利伏于利益，制约利益。因为权利是利益的归属和所有的证明，规定着利益的正当性、合法性。没有权利作为前提，利益就可能产生随意性，或成为一种临时性措施，或成为一种恩赐，或成为一种虚假的扭曲。政府职能转变，界定社会组织的职责，首先要匹配与职责相应的权利，而参与权是获得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参与其中，才能展示作为，发挥作用。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就是维护其权利和利益。依据工会参与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点，可以作出清晰的判定：政府的管理正从集中走向分散、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垄断走向参与。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参与是公共管理的内在要求，是公共管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主要的影响力。参与的理论基点使工会参与公共管理更具自觉性、合理性和持久性。在参与的过程中，一方面维护职工的法定权益，提升职工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工会与政府的合作，与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利益协调。这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危机，减低运行成本，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是一个增加社会正能量，积累社会资本的过程。
三、维权服务是工会参与社会管理的切入点
1、维护职工的企业权益
(1)劳动关系是利益关系。企业是生产社会财富的经济单位，是职工赖以生存的场所。劳动和资本是两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只是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结成劳动关系，把双方的利益统一在企业之中成为利益共同体。职工的利益与劳动关系的和谐程度成正比关系，恩格斯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赖以旋转的中心。”这一论断的现实意义是劳动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对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有决定性影响，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基本尺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是劳动和资本的利益交换关系。在交换过程中，劳动者唯一有用的东西是劳动力，作为利益主体可以选择资本，但由于资强劳弱的态势余地不大。市场经济有三个固有属性，即经营活动的自主性、经营环境的竞争性、经营目的的趋利性。这三个属性使市场经济有两重性：一方面是积极作用，用市场经济原则合理有效配置资源，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活力，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消极作用，市场主体出于追求利润的动机，可能会压低劳动力的成本价格，损害职工的公共利益，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作为劳动者一方为了自身利益也会采取合法或非理性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力图使客观利益最大化。劳动关系是一个共生共荣、相生相克、平衡有序的矛盾概念，是一个为了利益而依存，为了利益而分离的矛盾关系。单个的工人难以维护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维护工人的利益是建立工会的本原性原因。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是工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否则工会就失去了根基，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履行基本职责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维护职工的就业、工资、劳动安全卫生等基本利益,把职工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另一方面，缓解、化解劳动关系中矛盾冲突因素，使劳动关系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中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这是工会参与公共管理的基本途径和核心手段。
(2)劳资利益相对均衡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关键环节。公平正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公共管理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状态。公平正义的内涵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其本质和现实的体现就是社会和谐。“和谐”的词义是“配合得适当和匀称”，也就是说事物构成部分，要素位置得当、实力相宜、利益均衡、运转协调的状态。就劳动关系而言可做两点理解：政府、企业、工会（职工利益代表）的体制、制度结构科学合理，职责清晰、依法履职、到位有力；劳资双方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利益相对均衡，不能差距过大。要实现劳动利益相对均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必须具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法律保障。在现实的劳动关系中，政府、企业和工会之间互动时，政府必须秉持中立立场，并依法规范政府、企业和工会的行为。由于资强劳弱是一种社会常态，劳动立法、劳动政策必须向劳动者倾斜。如果政府与资本结合，官员与商人勾肩搭背，必然会产生权力寻租，行贿受贿，这是某些官员腐败的重要根源。为一己私利或小集团的利益推出的制度、政策必然会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损害职工的合法权益。扩张是资本的本性，追求利润是其内在的驱动力，但这是有限度的，其底线就是不能侵犯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一些聪明的有远见的企业家视和谐劳动关系为资源，是竞争和招商引资的重要载体。但也有一些不良企业雇主为了降低成本、追求利润，违背法律、丧失良知,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实践证明，权力的失衡必然导致利益的失衡，受损的一方是职工，这就为劳资冲突埋下隐患，或直接引发突发事件，对社会和谐构成威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公共管理、稳定社会秩序、平衡劳资利益关系必须构建法律制度保障体系。法律具有规范性、权威性、强制性。规范性是指，以法律形式将市场主体的合法地位、合法权益定型化，市场竞争规则定型化，市场运行秩序定型化，避免权利寻租和不恰当的行政干预；权威性是指，法律规定为全社会的所有组织和个人所接受、所遵循，具有普遍的社会约束力，不允许任何个人和组织拥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极强制性是指，一切违法行为都要予以追究，依法惩处，违法行为必须付出相应代价。当前已经大体有了一个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的框架，应进一步整合法律资源，完善劳动立法的法律体系，应把利益协调、表达诉求、矛盾调处和社会保障的有关内容法律化，在立法中体现出来。工资协商共决是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核心举措和基本方式，应以此为中心，尽快推出完善相关立法，如工资法、集体合同法、工资协商共决条例等。要做好相关法律条例之间的衔接，加大执法检查和监督的力度，确保工会参与公共管理的法律地位，提高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效。动关系矛盾的产物，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工会职责的内在要求。工会依据关于工会的理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关系性质做出科学判断：劳动关系是利益关系，是劳资双方的利益差异，但劳动者和雇主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劳动关系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主张用协商谈判的方式，不提倡、不支持、不鼓励用对抗激化的方式解决劳动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为此，提出了“规范有序、公平合理、互利双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理念，提出了“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的企业工会工作方针，从其中的内涵显示出工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就是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这是在资强劳弱的企业环境中的利益平衡，是通过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实现的利益平衡。平衡才能稳定，失衡就意味着职工利益屈从了资本的利益，成为雇主的附庸，可能引发劳动纠纷或利益冲突。平衡是相对的，动态的，是以劳资双方博弈的实力为后盾的，职工利益的后盾就是工会。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会需要诸多条件，就工会自身而言，应着重把握两点：首先取决于工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程度。我国工会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又自上而下成为组织体系。统一的工会组织体系，便于用一个声音表达职工的利益诉求，用统一的行动表达职工利益诉求的力量。企业工会是工会的工作基础和组织基础，处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前沿，是工会的力量之源。工会十四大以来，全总推出多项举措,大力加强基层工会特别是企业工会的建设。2007年出台的《企业工会工作条例》是一个有创意、系统的可操作性的内部法规。虽然在全社会宣传力度欠缺，有些条款还未真正落实，但其方向性指导性是不容置疑的，是有标志性意义的。经过各级工会的共同努力，企业工会对组建工作进入到质量并举、量扩质优的新阶段，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能力大幅提升。截至2012年，全国签订集体合同224.3万份，覆盖企业579.43万家；职工2.67亿人，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122.8万份，覆盖企业308.2万家，职工1.5亿人。各级工会建立1.3万个法律援助机构，近10年来累计受理职工法律援助案件44.4万件。企业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主体地位、基础作用充分彰显出来。当前,非公企业成为劳动关系的主体，非公企业职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农民工成为职工的主体，由于体制和企业工会的维权能力还有不适应之处，工会组建空间依然很大，切实维权难度尚存。应进一步贯彻“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会工作方针，组建工会的重点应放在小微企业和农村乡镇企业，维权重点应放在非公企业（因劳务派遣用工国有企业也面临阶段性维权难题）。要固本强基加强企业工会的制度建设。全总应对企业工会的制度提出一个顶层设想和基本要求及大项的制度目录，同时给企业工会留有自主量裁的空间以适应企业的实际情况，要把企业工会的日常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和维权制度结合统筹起来，构成企业工会制度的整体合力，既要保证企业工会的运行秩序，又突出企业工会的维权实效，发挥制度建设的最大作用和功能。工会是职工自己的组织，应进一步确保和落实职工的主体地位，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企业工会主席的直接选举，切实解决非公企业工会主席身份独立的问题。再次是会员和职工的“讨价还价能力”。所谓“讨价还价的能力”是指工人在经济系统的位置而形成的力量。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劳动力市场讨价还价的能力,会员和职工有雇主所需要的稀缺技术，具有职业转岗和自我创业谋生的能力；另一种情况是在工作现场讨价还价的能力，会员和职工在严密整合的生产过程中处于关键部位和工作节点上，对生产的运转流程起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提升职工的地位和份量，令雇主不敢小觑。工人有知识有技术有能力才有力量。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建设一流的产业大军是工会的历史责任。从一定意义上说，工会帮助解决职工日常生活困难是“小帮扶”，提高职工的技术能力是“大帮扶”，是从根本上长远上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不断扩大职工的人力资本，提升职工“讨价还价的能力”，会对雇主形成一种强大压力，能有效制约扼制资本的贪婪，促使企业善待尊重职工，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在工资协商共决中增添了工会谈判的实力，促使不想谈不愿谈的企业走向谈判桌。会员和职工“讨价还价”的能力是工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力量之源。提升职工“讨价还价的能力”重点是农民工，我国现有农民工2.6261亿人，60.5%是初中文化程度,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愿望非常迫切，继续学习的心情非常迫切。知识技术能力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立足之本、创业之基。这有利于积累工人阶级素质，优化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有利于提升职工获取收入的能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为实现体面劳动创造前提；有利于阻止和消除利益固化和代际社会身份的固化，实现机会、权利、规划和结果平等，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社会有序流动，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提高职工特别是农民工的知识技术能力要以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为指导思想，职业教育与岗位培训相结合，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统一，建立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建立健全向农民工免费提供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制度，确保培训质量，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创新培训载体，大力开展岗前、岗中、岗后培训，开展劳动竞赛、技术协作、技术攻关活动。创新职工成才通道，合理确定职工的发展预期，创新劳动模范工作室的职能，使之成为广大职工成才的孵化器。
2、维护职工的社会权益
(1)公共管理是工会的维权领域。公共管理中的公共服务是公民权利与国家责任之间的社会关系。界定公共服务有两个标准：一是使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向公民及其家属提供的各项服务；二是满足公民的直接需求，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生存和发展及博物娱乐等公共设施。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导和主体，是提供公共产品的基本承担者，是任何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公共服务的基本特征是普惠性和均等性。公共政策是公共服务的实践形式和基本手段，以法律、政策、方法和措施等形式对公共服务进行制度设计和调控。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事关人民的福祉，与职工的权益、生活紧密关联。职工是公共服务的受益体，工会要时刻关注公共政策对职工利益的影响，凡是涉及职工和社会利益的问题要有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主张，通过政府协商合作，谈判博弈，使之成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职工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工会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对公共政策的补充和丰富，修正和完善，这与政府的初衷是一致的。
(2)工会社会维权应把握的基本关系。一是关注民生与工会维权的关系。关注民生就是社会成员如何从社会和政府那里获得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是党和政府社会建设目标和价值取向，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明确回应和表达。民生领域可以说是阶层、群体利益差异凸现的领域，也是社会公平正义与否表现明显的领域。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对GDP崇拜的惯性，地方经济与改善民生对立起来，冷漠忽视民生，甚至压制挤掉民生。现在的问题是公民日益增长的民生需求与政府公共政策不到位，提供公共产品不充分成为民生领域的主要矛盾。普通的生产工人、农民工、退休工人是工人阶级主体，但在社会分层结构中都处于弱势或相对弱势，是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社保难等诸难的主要承担者。工会关注民生，在尽其所能为职工提供帮助的同时，更要积极参与，在社会源头上维护职工的权益。二是职工的社会权益与企业的劳动权益的关系。职工劳动权益面对的是资本，社会权益面对的是政府，这实际是一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一次分配是职工劳动力的付出，获取的是工资报酬，再分配是职工的公民身份，社会权利获取的是社会利益。在一次分配中有四个要素参与，但要确保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保持职工工资与企业利润同步增长。就业和工资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是职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职工的社会权益是企业权益在社会领域的延伸，是由政府作为调节主体，以经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依法律政策来贯彻实施的。与一次分配相比政府作为的空间是相对较大的，在政府公共服务中占有基础性地位。一次分配要公平，再分配更要公平。职工劳动权益与社会权益相辅相成、相互叠加，形成职工的利益链条，这对降低职工的生活压力，舒缓心理焦虑，维持平和心态是有意义的。当然职工的社会权益只是发展权益的一部分，社会权益也不是职工权益的整体。在公共管理领域工会关注是与职工相连，与劳动相关，尤其是公共政策中涉及职工具体利益的部分,这应成为工会维护职工社会权益范围界定。三是工会帮扶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关系。工会作为职工群众自己的组织，关心职工的疾苦，满足职工的需要是工会的责任。各级工会大都建立了帮扶中心和帮扶体系，职业介绍、职工素质工程、法律援助、金秋助学、困难患疾职工救助等成为工会的品牌，在职工和社会中产生广泛影响。这些都是公益性的，是工会社会组织本质属性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会帮扶中心提供了一定范围的公共服务，是公共产品重要的提供者，是政府公共服务的有益补充。政府的公共服务是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构建保底线、广覆盖的社会服务体系，但职工有不同于社会公众的特定需求；同时工会不是行政权力组织，且经济资源有限，难于进一步拓展帮扶领域和帮扶内涵。政府再大也是有限政府，难以包揽一切，政府购买服务是国际上的普遍作法，与社会组织合作成为潮流。政府职能转变，政社分开其主要的价值指向就是从社会的具体事务中分离解脱出来，运用一定的权力和经济杠杆，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把社会的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承担公共责任，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实施载体。逐步形成不花钱也办事，少花钱多办事，花了钱办好事的局面，引导社会聚集正能量，释放正效应。据此，应把工会对职工的帮扶纳入公共管理范围，成为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有利于政府把更多的资源和手段赋予工会组织，增强工会帮扶的经济实力，使之常态化；有利于满足职工的特定需求，增强工会帮扶的针对性；有利于工会与政府有关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协调合作，增强实效性。这里需要注意几点：一是确定购买范围，主要是职工职业介绍招聘、技能培训、生活困难救助、患病致贫、社会工作者聘用（这是解决非公企业工会维权瓶颈的关键环节）等；二是做好政府购买和工会承担的续接传承，把民政部门承担的有关职工的公共服务交给工会来办；三是可以考虑建立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由政府主导，以政府、工会、企业和社会共同出资构成；四是还应进行制度设计（应把农民工包括其中），完善相关法律，加强监督管理。
（一）新公共管理的内涵
针对新公共管理的内涵，胡德从管理过程的角度将其归纳为七个方面：
（1）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专业化管理。
（2）明确的绩效标准和测量。
（3）格外重视产出和控制。
（4）公共部门内由聚合趋向分化。
（5）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
（6）对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重视。
（7）强调资源利用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节约性。我国学者张成福和党秀云认为，“从总体上来看，新公共管理以自利人为假设，基于公共选择人理论及其交易成本理论，以传统的管理主义和新泰罗主义为基点而发展起来的，其核心点在于：强调经济价值的优先性、强调市场机能、强调大规模使用企业管理的哲学与技术、强调顾客导向的行政风格。”这种观点简洁而又抓住了重点，概括了新公共管理的实质内涵。
（二）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
一是重视绩效管理。绩效管理即是通过绩效评估和绩效衡量，推动绩效持续改进的活动。通过绩效指标的设计，对政府的活动和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估，从而追求政府管理的经济、效率和效能，落实政府责任。二是主张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公共服务的民营化。由于政府机制存在本质上的缺失，容易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即政府失灵。而新公共管理主张引入市场机制，借助市场的力量来弥补政府治理的弊端。竞争机制的应用还可以打破政府的自然垄断现象，促使其提升效率。三是采用私人部门管理方式。传统的行政模式主要强调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不同，排斥将私人部门的管理经验应用于公共部门中。而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借鉴私人部门的管理经验，比如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效率导向等等四是强调顾客导向。顾客导向的理念主张将企业管理中顾客至上的精神应用于政府管理，以顾客需要为施政方向，以顾客的满意为目标。政府以顾客为导向，改变了传统上政府的权威心态，重新定位了政府职能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中国行政改革
（一）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必要性
1.对改革开放来中国历次行政改革的回顾和问题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推行了很多轮机构改革。第一次规模较大的行政改革是在1982年，主要是针对机构臃肿、部门职责不清、工作效率低下等方面。故这次改革以“适应工作重点转移，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为核心。第二次改革开始于1988年，主要目标是进一步转变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行政效率等。第三次改革发生于1992年，为了适应党的十四大上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坚持政企分开、精简机构编制等几个方面。第四次改革是在1998年，是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等。第五次改革是在2003年，主要是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调整和完善政府机构设置等，以建立一个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些政府机构改革伴随着我国的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虽然中国的行政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1998年以前的政府机构改革因为没有将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联系起来，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之后的几次改革作用明显，但仍没有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依然存在政府职能配置不合理、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另外，这些改革缺乏新公共管理理念的指导，也没有很好的运用新公共管理。我国一直未能走出行政改革中存在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所以合理运用新公共管理推动我国行政改革势在必行。
2.中国现阶段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中国行政部门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弊端。第一，行政部门缺乏绩效管理。比如政府不以绩效为导向，导致政府事务庞杂、效率低下、机构臃肿等。由于预算约束不足和缺乏成本与收益的考核，很多地方政府变成了纯粹的“吃饭财政”，造成人员膨胀和预算支出过多。第二，政府管制太多，市场发展不充分。政府职能范围过于宽广，包办所有事务，成了竞技场上的“运动员”而非“裁判员”，限制了自由市场的发展，政府失灵严重。再加上政企不分，使得市场自由发挥的空间受限、市场参与不足。政府的自然垄断排斥了市场的竞争，导致公共服务效率低下，比如国企的问题。另外，很多可以民营化的产品和服务却被政府牢牢控制。第三，政府的官僚体制问题严重，导致管理的恶性循环。政府的决策权威集中化，使执行人员自由裁量权较少，不能适应环境的需要。讲究层级节制，束缚了行政人员的个性发展，从而影响行政效率。总体来说，中国行政部门的问题集中在低效率和低效益。这些问题都与行政部门缺乏管理理念密切相关，亟须政府运用新公共管理加以解决。
（二）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借鉴意义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改革中的普遍应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效益，增强了政府的治理能力，同时也满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务需求。所以，这些改革的成功经验对我国行政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实行绩效管理。在行政管理中引入了绩效管理中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方法，有利于减少政府部门的资源浪费现象和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并落实行政人员的责任。同时，绩效管理提供了一个政府与公民互动的平台。政府把绩效的信息公开，便于公众了解和监督，并反映自己的意见。二是借鉴市场的力量，推动公共服务民营化。市场机制是改善政府绩效的一个重要手段，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借用市场的力量改造政府，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效益。由于政府机制存在本质上的缺失，难免出现政府失灵，比如成本与收益的隔离、内部性问题等等。而市场机制的应用可以改进政府资源配置的无效率状况，减少政府的失灵。三是合理运用企业的管理技术，建设企业型政府。大规模的借鉴企业的管理技术和哲学是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之一。在实际中，政府中的很多公务人员办事拖拉、敷衍塞责，导致效率低下和民众的不满。所以，可以利用企业管理中的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绩效管理等先进的管理经验来促使行政人员提高办事效率和效益，建设企业型政府，以实现高绩效的政府。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即服务于人民的政府，以人民的满意为政府的施政目标。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看，也就是把民众视做顾客对待，政府人员应全心全意为其服务。而当前，我国官员腐败现象频发，部分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而不是为造福社会，造成了官员的信任危机。所以，必须严惩腐败，规范官员的公共行为，提高其公共服务意识，建设服务型政府。
（三）新公共管理在中国行政改革中运用的原则
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斯图亚持?尼古认为，公共政策分析就是根据政策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各种备选的公共政策中确定何种政策将最有效地实现一套既定目标的过程。这一分析过程，是政府“政策主张的先决条件”，亦即政府决策、主张及其实施的前提，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性质。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是指既实现人类经济发展的目标，又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并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地发展。笔者认为，尽管不是每个具体而微的政策问题都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有关，但至少从宏观而言，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必须遵循“公共”原则，才能使公共政策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公共”原则的内涵
我国台湾学者张世贤、陈恒均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处理或解决公共问题或公共目标”的。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也认为，公共政策就是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可见，“公共”指向的目的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公共政策分析只有遵循“公共”原则，才能真正体现这一本质属性。这里所谓“公共”原则，一是指政策问题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原则。公共利益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各利益主体间的此得彼失，影响着公共利益的实现，甚至影响着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机构”，在借助政策手段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解决公共问题的过程中，必须谋取公共利益，而不能在私人领域侵犯私权，或为少数人甚至政府自己谋取私利。“公共”原则要求，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问题为纲领性的政策问题进行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能够更有效地约束、引导各社会主体，包括政府自己在公共领域内以其秩序化的活动增进公共利益，并“中立”地使之为现实和未来的各社会主体所平等分享。
二是指政策目标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代际目标的实现为原则。从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公共”原则要求，通过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得以把政府的行为目标，规范、约束在既立足当代人的利益要求，又确保未来人可发展的基本条件的取向上。唯有如此，才能体现政府行为在代际之间的公共性、公平性，而不是偏执于当代的自私性、狭隘性。“发展才是硬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当代和未来连续、不间断的发展，即持续发展，才能真正确保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这种代内和代际的持续发展，是当代人和未来人公共利益的根本体现。因此，从另一角度也同样可以说，以代际目标为取向的公共政策分析，同样是在公共利益实现意义上的“公共”原则的体现。
三是指政策问题范围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整个发展系统全面、协调的发展为原则。根据前面的结论，持续发展问题也应该是当代政府纲领性的政策问题。持续发展是整个发展系统内各因素的全面、协调发展。目前，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威胁着持续发展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剧增、生态破坏等严峻问题，正是由于当代政府违背“公共”原则，默许甚至鼓励人们对公共资源“各取所需”式的无节制开采与利用，才造成了发展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尤其是人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失调，使符合持续发展需要的公共资源的供给呈现出间隙性，甚至短缺或中断。因此，从政策问题认定的范围来看，“公共”原则就是要求政府就所有制约持续发展的问题，包括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当代人到未来人的各种有关发展问题的有序而系统的解决，既尊重人类的利益，又尊重自然界的利益；既尊重当代人的利益，又着重作为利益主体目前尚还缺位的未来人的利益。
还需提及，如上所述，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并’原则，实际上已内在地与持续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可持续发展既是一种持续发展的状态，又是当代人类在发展问题上的一种价值取向。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共”原则之间，是内在相连的。可持续发展理应成为人们透视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共”原则的基本角度。
二、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从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角度看，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在若干环节上的局限，使公共政策难以真正体现公共利益要求，实现代际发展目标，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内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偏离甚至违背了“公共”原则。
（一）公共政策分析理念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个人利益先于公共利益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现代政府的决策理念，以致于发展为约瑟夫?雷茨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原则，认为纵使公民的所作所为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所不赞成或违背了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只要不侵犯他人权利，国家也不得干预。美国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甚至专门论证了“不可能定理”，认为社会一般不可能形成某种一致的选择，或对事物进行一致的优劣排序；即使这里的所谓“一致”仅理解为“多数决定”，也是不太可能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共利益，至少，不存在一种能够明确定义，在现实中能够实际起作用的公共利益。这种否定公共利益的存在，片面强调国家中立，而不得干预所谓不损害他人利益的个人利益的决策理念，无法使公共政策分析体现“公共”原则，必然损害公共利益，当然也影响着体现了公共利益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公共政策分析过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不少学者认为，“公共物品生产的资源配置问题不能通过经济市场来解决，而要通过政治市场来解决”。因此，当代政府的政策分析过程，多是凭借政治市场进行博奕的过程。一方面，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尽管政治市场在起点上具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性，但在终点上受“少数服从多数”的主导，表现出了“多数”强制“少数”的不平等。并且，“国家在过去被看作是大公无私的，现在则被当成参与政治活动者进行交易的市场”。因此，作为有“经济人”特征的选民与政治家，其政治市场上的价值取向，不能不受组织良好或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使政府常常不得不制定有违“公共”原则的政策，把公共资源的利用导向对公共利益的破坏，或者反过来，借公共利益之名，据公共资源为非“公共”之用。另一方面，受认知能力的局限，当代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按政治市场的要求去准确地收集信息，并形成与整个社会的公共要求相一致的偏好。这就使政府与其各个部门之间难以获得有效的沟通，形成对公共利益的共识所需要的充分信息。其结果是，政府及其部门之间政出多门，难以协调发展系统内部诸因素间的矛盾，误导出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社会主体对公共资源的无序利用，最终使发展失去其可利用的资源而被迫中断，无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是指“政策执行之后，政策的标的团体，所分配到的社会资源，所享受到的效益，所负担的成本等公平分配的程度”。公平应该是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统一，是政府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满足社会公共利益要求，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及其政策权威的重要目标。它既是一种客观状态，又是一种主观判断。从伦理上讲，公平是指未来各代人与当代人分享资源与环境利益的平等权利。然而，当代人的认知局限及其难免的功利主义倾向，使他们难以克服代内公平的目标偏好，很难理性、自觉地从未来人的角度，要求公共政策分析能着眼于在代内和代际之间公平地分配公共资源，并使之成为其政策诉求的主要取向，谋求从当代指向未来的持续发展。
一目前公共管理专业学生课程学习现状分析
该研究已对本年度在公共管理专业开设的该课程效果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从授课开设时间、课程授课进度、课程数学基础、课前对SPSS的掌握程度、课堂教学手段、数据分析能力、作业量和难度、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调查。样本量是50个，从收集回来的数据资料分析结果来看，该专业学生在学习定量研究方法课程呈现下述特征：第一，多数同学认为课程最佳开设时间是大学二年级下学期，目前是开设在大学三年级下学期，课时安排也过于紧凑。第二，多数同学认为授课进度适宜，并且大多数同学在课程开设前对SPSS软件不很了解，或者仅仅是听说过。第三，多数同学反映课堂教学采用视频教学、课堂电脑操作和课后安排上机更有助于提高学习效果。当前的情况是未能开设上机实验课程，这也影响了上课授课进度和授课效果。第四，多数同学认为学习该课程能够提高一定的数据分析能力，统计学基础对数据分析结果的理解影响较大。第五，多数同学认为作业量适中、难度适中。当前作业布置以与学生实际生活相关的调查结果为依据，既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将课程学习与实践相结合，解决实际问题。第六，多数同学认为希望的考核方式是上机操作与开卷相结合。当前采用的仅仅是开卷考试，这种考核方式也未能全面考核同学对SPSS软件掌握能力。
二定量分析方法课程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改革意义及方案设计
1定量分析方法课程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改革意义定量分析
课程属于方法论类课程，为科学研究和管理决策等提供数据分析方法和技术，其实践性很强。通过定量分析方法课程在公共管理专业中的理论和实验教学改革和实践，对于促进教学工作改进、提高教学质量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项目研究对于教学对象的作用和意义在于：第一，从教学手段、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评价多方面改革着手，提高教学对象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第二，作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核心专业课，主要通过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的教学形式使得学生理解和掌握“数据处理技巧”，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去分析和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提高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三，加强实验教学改革，使学生不仅具有扎实的定量分析理论功底，还具有较好的实践动手能力，能够使用数据分析软件解决实际问题。项目研究对于教学工作改进的作用和意义在于：第一，能够系统地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的、教学方式、教学考核方式、教学评价等内容全方面设计定量研究方法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方案。第二，设计与公共管理专业相关的实验内容和方案，将课程教学和实验与专业学习紧密结合。第三，改善评价方式，将过程性评价引入到课程教学中来，提高课程教学的针对性、应用性及创造性。
2定量分析方法课程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改革方案设计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及几年来的定量分析方法课程教学实践经验，主要从以下方面设计公共管理专业定量分析方法课程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改革方案。第一，明确理论教学内容和实验教学内容的联系和区别。解决理论课教学、案例分析和上机实验部分如何有效的联系的问题。第二，实验设计方案。以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为背景，单项实验与综合实验相结合，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和统计软件综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三，转变考核方式。探讨理论学习成绩、平时成绩、实验成绩的有效考核方式，考核方式应该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查，由一次性考试转变为全过程考核，激发学生学习定量研究方法的学习动力。第四，配套教材的编写。针对公共管理专业的相关数据资料和教材较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普通反映教材方面的不足，在该教学改革方案下，需要编写与专业相关的实验教材和课程理论教材。第五，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可以通过对学习效果长期追踪，对毕业论文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比率和使用程度进行评价。对于课程教学而言，预期能够通过教学改革达到以下效果：第一，通过系统化地设计该课程理论和实验教学方案，为课堂教学实践提供全面的指导。第二，为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定量研究方法学习提供有价值的数据资料。第三，以考核促进学习能力提高为目的，由传统的试卷考核方式转变为过程导向的考核方式。第四，为其他讲授定量方法类课程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提供实践经验。
作者：陈娟单位：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近年来，鉴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持续升高，城市公共管理问题也接二连三的涌现。由于城市公共管理问题的不断升级，传统的城市公共管理方式已然无法适用中国社会的发展，社会呼吁城市公共管理进行技术创新。数字化城市公共管理可借助多项数字技术的使用完成对管理目标空间上及时间上的精准定位，缩减巡查及处置人员，节约管理成本，促进管理效率的提升，最终推动节约型城市的发展。由此可知，数字化城市公共管理的推行对于城市公共管理方法、技术的创新及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都是特别重要的。
二、当下数字化城市公共管理存在的不足
1.公共机构职能重叠，办事效率特别低。就我国数字化城市公共机构而言，它们所具有的职能重叠及办事效率低下的现象是特别严重的。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各公共机构职能划分不明确；其二，机构改革不彻底；其三，上级机构管理不科学；其四，基础机构认识不正确；其五，内部诸多因素的制约等。
2.发展不均衡，资金短缺，高科技人才匮乏。事实上，我国城市管理机构的信息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然而基层机构的信息化水平却特别低，同时各机构间还存在发展极不均衡的情况。大多数机构没有，抑或仅有特别有限的可利用专项资金。熟悉信息化建设的人都知道：信息化建设除了开展项目时需进行一次性投入外，还应进行系统的日常管理及维护、设备的更新等，这些均需要资金，所以政府的投入及支持对于数字化城市公共管理的发展是特别重要的。此外，我国高科技人才匮乏这一现状也给数字化城市公共管理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许多阻碍。
3.数字资源未进行统一的规划，未实施相应的整合。城市数字化属于一个特别庞大的系统，其信息量特别大，同时其信息也来自许多部门，因此其信息整合的任务便特别繁重，当然所牵涉的范围也特别广，比方说软件、人才及服务等等。现实生活中，与城市公共管理有关的机构在实际管理时均存在以自我为中心展开信息化建设的现象，尤其是市政、交通及公安等机构，创建了诸多面向行业主管机构的纵向信息项目，此类信息化项目均由机构自主决策，各机构间缺乏必要的协调，最终便导致了各信息系统相对独立，缺少应有的共享机构及信息交换平台的局面出现。
4.公共机构服务管理意识低下。众所周知，公众需求系数字化城市管理的核心。然而我国在进行数字化城市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公共机构服务管理意识低下的情况，就算是基础的数字化对外服务组织，其员工的服务管理意识也亟待提高。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由于传统政府机构受强化管理、弱化服务意识影响特别深的原因造成的。
三、促进数字化城市公共管理效率提升的措施
1.科学规划，创建完备的数字化城市公共管理体系。数字化城市公共管理所牵涉的内容特别多，它不但涉及到了信息技术的运用、各政府机构，同时还涉及了人员及职能的整合。完备的体系是数字化城市公共管理得以顺利开展的可靠前提及有力保障，而先进的技术则是数字化城市管理得以正常进行的手段。为了更好地推动数字化城市公共管理的有序开展，政府理应统一牵头，创建完备的数字化城市公共管理体系，如此我国的数字化城市公共管理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此外，鉴于搞好数字规划系数字化城市创建的基本原则之一，同时其也属于进行现代城市规划必须要做的事情，因此城市公共管理者理应展开统一规划，解决管理及标准等方面必须解决的问题，以推动中国数字化城市公共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2.优化城市公共机构职能，促进其工作效率的提升。为了促进数字化城市公共管理的发展，城市各公共机构不但应改掉机构繁多、人员冗杂及办事效率低下的不足，同时还应优化机构自身职能的划分，以提高自身工作效率。相关部门理应以数字化城市政府机构为着眼点，优化城市政府机构的性质及职能，促进机构管理层次扁平化，优化对外服务窗口，促进机构人员工作主动性及积极性的提升，最终实现提高其工作效率的目的。
3.强化城市公共机构服务管理意识，促进其服务管理水平的提升。群众满意系数字化公共机构服务管理理念的重心，数字化公共服务机构的工作均应围绕群众满意度展开。鉴于群众对于公共服务机构提出的审美、服务及产品等诸多需求，所以，数字化城市公共机构理应于强化服务管理意识及提高服务管理质量的前提下，做好群众服务管理，明确关键服务管理策略，并借助各方面的创新提高群众对自身服务的满意度，最终促进自身服务管理水平的提升。
4.强化城市公共管理团队信息素质建设，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信息化人才。数字城市并非仅牵涉技术及工程，它属于一个兼容性特别强的概念，主要涉及如下领域：其一，技术；其二，管理；其三，人文；其四，经济。数字城市建设并非高新技术产品和信息基础设备的简单堆砌，它更重视体制的改革及机制的改革，以对现行政府组织机构、运行方式及行政流程展开重组及再造，让它在信息技术的引领下，进行更好地运转，所以管理团队的信息素质建设所具有的作用是特别巨大的。为了更好地实现数字化城市公共管理，城市公共管理者还应跳出传统思维的限制，以现行信息化要求为依据组织及协调管理。此外，信息技术人员还应给予业务工作应有的重视，并借助信息技术的使用进行数字城市化管理。
四、结语
1.学情的变化要求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必须转变传统教学模式。
成长于社会转型期，很多是独生子女的90后大学生思维独立、自我意识强，他们大都喜欢自主展示思想，不喜欢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他们渴望成熟独立、崇尚自由，积极务实，不喜欢被动地接受知识和观念的传递，而希望能与老师进行平等的交流和沟通，在交流过程中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个学校的好坏不在于它所使用的教材，也不在学生获取了多少信息量，而在于能否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学习知识的主要方法。教师需要及时掌握各类信息，并进行甄别和深入思考，以应对学生不断提高的求知欲望，并需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范式，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而网络教学平台则成为教学范式改革的重要载体。
2.网络时代的发展要求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必须由传授知识向能力培养转变。
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以互联网和手机上网为平台的新媒体蓬勃发展，青年学生成为新媒体使用者中最活跃的群体。大学生上网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和学习方式。网络时代的海量信息及新鲜的资讯使大学生眼界开阔，与此同时网上信息非常庞杂。作为人生观、世界观正在形成时期的年轻学生容易受各种思潮的影响，迫切需要引导。同时学生信息量的增大对传统课堂教学，尤其是包括公共管理类课程在内的人文社科类课程教学构成重大压力。新媒体时代，信息量呈爆炸式增长，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加快，以往需要记忆的大量知识，以及通过检索书报刊才能获取的信息，如今通过网络唾手可得。此外，世界名校网络公开课在国内走红也对国内高等教育网络化水平的提高构成巨大压力和动力。教学环境的变化促使高校教学必须由单纯传授知识向如何学习，如何获取有用信息、筛选信息、使用信息等方式转变，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目的。即由“授人以鱼”转变为“授人以
3.网络课堂建设是优化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体系的需要。
目前，在专业教育方面，教材编写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因此会出现课程之间存在着内容重叠或内容之间衔接较差的现象。通过网络课堂建设，教师们可以掌握学生前置课程与后置课程开设和讲授情况，从而避免出现同一知识、理论反复讲授和有的内容哪位老师都不讲的尴尬局面，从而形成完整、鲜活、新鲜的课程体系，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4.网络课堂建设是公共管理类专业发展的需要。
随着高校改革的推进，有的高校把学生入学后转专业的比率提高到50%以上，还规定流转后班级人数不低于20人。对连续3年无法组班的专业，学校将予以停办或撤销。学生当然会倾向于选择较好就业、实用性较强的专业，因此公共管理类专业在未来也会受到较大冲击。专业的生死存亡将直接关系到教师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进行教学范式改革，深入参与、追踪教学的整个过程，为专业的发展出谋划策，为学生的未来和职业进行规划。网络课堂为课程教学范式改革提供了平台。
二、网络课堂在公共管理类课程改革中的难点
1.网络教学平台建设中师生主动性、自主性不足。
各高等学校通过购买软件建立网络教学平台作为传统教学的辅助教学方式。作为新的事物，在倡导应用方面乏力。根据笔者观察和调研，公共管理类课程专业教师中年轻教师的积极性要高于老教师的积极性。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从国家到各省每年都设有网络课堂大赛，获奖在评职称时教学方面可以加分。与此同时，学生在网络课堂参与中呈现了被动的特征。
2.网络教学平台建设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
随着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的推进，高等学校教师在教学方面主要有课时、教学质量评价等方面的约束，科研在绩效考核中成为重要的指标，科研成果、课题、获奖都有要求。因此，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会努力完成科研任务。学校一般没有开设网络教学平台的硬性要求。尤其是公共管理类课程，国家的政策变化快，教学素材每天更新，因此网络课堂的内容要不断更新。打理网络教学平台不仅需要占用教师大量的时间、精力，对学生来说也会成为一种负担。因此在没有政策激励的现实情况下，网络教学平台建设缺少动力。
3.高校网络设备及运行环境制约着网络教学平台的建设与应用。
高校教研室，尤其是地方院校的教研室办公条件非常简陋。很多学校的教研室只有一间房子。有的教研室甚至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而必须和行政人员，如辅导员等合用办公室，因此实际上等于没有办公室。可能有一台电脑，多数是老得掉牙，吱吱扭扭上网很慢，没法用。学生角度也普遍存在缺乏网络设备，花费时间、金钱等客观因素。所有这些制约着教师网络教学平台的应用和学生参与。
4.网络教学平台建设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
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推进，传统上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师各自为战的局面不可持续，而必须增强凝聚力，并形成合力，以应对更强势、更具有实用性的专业的冲击。当前各类教学改革举措，仅仅依靠一位老师自己的努力远远不够，而是需要一个团队的支持和配合。因此，无论是进行国家或省级本科质量工程的建设、教学范式的改革，还是网络课堂、网络公开课的建设，都需要群体的配合和努力才能实现。但现实是教研室的作用发挥不足，缺少人力、物力、财力，不能在教学改革中发挥应有的统筹、资源整合、社会动员作用，因此网络教学平台建设缺乏有效的载体支撑和制度推进。
三、推进网络课堂教学平台建设的对策
1.要树立教学为本的管理理念。
教学出题，科研求解。在教师教学考核和科研考核方面，学校需要树立教学为本的理念，平衡好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高等学校要树立以教师为本的管理理念，应将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放在首位。要明确教师的主体地位，千方百计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清华大学流传着一句话“：学生是老虎，教授是神仙，校长是条狗。”这句话明确定位了学生、教师、行政领导之间的关系。因此，在高等学校管理中应提高教师和学生的参与程度，增加透明性，增强回应性。要通过制度建设切实去行政化，为教师教学活动的开展、教学实践活动以及课程教学范式改革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2.为专职教师配备助教，帮助打理网络教学平台。
建议学校或学院层面提供一定的政策或资金支持，为教师配备优秀本科生或研究生担任助教，协助教师做好课程辅导、网络课堂建设、学生论文写作督导等工作。课堂教学从来就是教与学两个方面的内容。单纯的授课不能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专职教师与学生联系很少，往往上课来，下课走，和学生感情也比较疏离。鉴于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不仅承担着传授学生知识的任务，而且对于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通过建立学生助教制度，可加强学生与教师的互动，及时了解学生所思所想，了解学生思想动向，引导学生情绪，在学习和生活方面给学生以支持和帮助，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3.激发专业教研室的活力。
公共管理类专业教研室目前仍然在延续传统教研室的功能，教研室承担着制定教学计划、教学任务、专业教育等基础性的功能。但是随着国外名校以及国内名校的大规模招生，很多地方性院校的发展将面临巨大挑战。慕课时代的到来，也使得传统教学面临严峻危机。在这种情形下，原来以教学正常运行为主要功能定位的教研室，从专业发展、实践教学、学生职业规划以及学生自主学习等层面来看，已不能适应现代大学的办学要求。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发展也必须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公共管理类专业教研室需要充分发挥和整合教研室全体教师的作用，充分发挥网络课堂这一教学平台的作用，同时需要以网络为载体加强对本专业的宣传，增强影响力，以应对网络时代、网络公开课以及慕课时代的冲击与挑战。良好的办公环境是教研室活动开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从学校和学院两个层次，应加大对教研室的资金投入和设备更新。同时应该为教研室及教师提供单独的办公经费，为教师探索网络课堂在教学、科研活动的运用提供较为宽松的环境。
4.整合现有的网络教学资源，实现网络课堂功能的拓展。
数字化城市管理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集中体现。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关部门理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达到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及公共服务职能的目的。而数字化城市管理便是一种借助高科技信息管理系统，积极处理对社会公共利益及人民群众利益有直接影响的城市公共问题，以促进城市管理水平及管理体制革新的管理方式，它的出现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需求。近年来，鉴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持续升高，城市管理问题也接二连三的涌现。由于城市管理问题的不断升级，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已然无法适用中国社会的发展，社会呼吁城市管理进行技术创新。数字化城市管理可借助多项数字技术的使用完成对管理目标空间上及时间上的精准定位，缩减巡查及处置人员，节约管理成本，促进管理效率的提升，最终推动节约型城市的发展。由此可知，数字化城市管理的推行对于城市管理方法、技术的创新及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都是特别重要的。
二、当下数字化城市管理存在的不足
1.公共机构职能重叠，办事效率特别低。就我国数字化城市公共机构而言，它们所具有的职能重叠及办事效率低下的现象是特别严重的。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各公共机构职能划分不明确；其二，机构改革不彻底；其三，上级机构管理不科学；其四，基础机构认识不正确；其五，内部诸多因素的制约等。
2.发展不均衡，资金短缺，高科技人才匮乏。事实上，我国城市管理机构的信息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然而基层机构的信息化水平却特别低，同时各机构间还存在发展极不均衡的情况。大多数机构没有，抑或仅有特别有限的可利用专项资金。熟悉信息化建设的人都知道：信息化建设除了开展项目时需进行一次性投入外，还应进行系统的日常管理及维护、设备的更新等，这些均需要资金，所以政府的投入及支持对于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发展是特别重要的。此外，我国高科技人才匮乏这一现状也给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许多阻碍。
3.数字资源未进行统一的规划，未实施相应的整合。城市数字化属于一个特别庞大的系统，其信息量特别大，同时其信息也来自许多部门，因此其信息整合的任务便特别繁重，当然所牵涉的范围也特别广，比方说软件、人才及服务等等。现实生活中，与城市管理有关的机构在实际管理时均存在以自我为中心展开信息化建设的现象，尤其是市政、交通及公安等机构，创建了诸多面向行业主管机构的纵向信息项目，此类信息化项目均由机构自主决策，各机构间缺乏必要的协调，最终便导致了各信息系统相对独立，缺少应有的共享机构及信息交换平台的局面出现。
4.公共机构服务管理意识低下。众所周知，公众需求系数字化城市管理的核心。然而我国在进行数字化城市管理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公共机构服务管理意识低下的情况，就算是基础的数字化对外服务组织，其员工的服务管理意识也亟待提高。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由于传统政府机构受强化管理、弱化服务意识影响特别深的原因造成的。
三、促进数字化城市管理效率提升的措施
1.科学规划，创建完备的数字化城市管理体系。数字化城市管理所牵涉的内容特别多，它不但涉及到了信息技术的运用、各政府机构，同时还涉及了人员及职能的整合。完备的体系是数字化城市管理得以顺利开展的可靠前提及有力保障，而先进的技术则是数字化城市管理得以正常进行的手段。为了更好地推动数字化城市管理的有序开展，政府理应统一牵头，创建完备的数字化城市管理体系，如此我国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此外，鉴于搞好数字规划系数字化城市创建的基本原则之一，同时其也属于进行现代城市规划必须要做的事情，因此城市管理者理应展开统一规划，解决管理及标准等方面必须解决的问题，以推动中国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2.优化城市公共机构职能，促进其工作效率的提升。为了促进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发展，城市各公共机构不但应改掉机构繁多、人员冗杂及办事效率低下的不足，同时还应优化机构自身职能的划分，以提高自身工作效率。相关部门理应以数字化城市政府机构为着眼点，优化城市政府机构的性质及职能，促进机构管理层次扁平化，优化对外服务窗口，促进机构人员工作主动性及积极性的提升，最终实现提高其工作效率的目的。
3.强化城市公共机构服务管理意识，促进其服务管理水平的提升。群众满意系数字化公共机构服务管理理念的重心，数字化公共服务机构的工作均应围绕群众满意度展开。鉴于群众对于公共服务机构提出的审美、服务及产品等诸多需求，所以，数字化城市公共机构理应于强化服务管理意识及提高服务管理质量的前提下，做好群众服务管理，明确关键服务管理策略，并借助各方面的创新提高群众对自身服务的满意度，最终促进自身服务管理水平的提升。
4.强化城市管理团队信息素质建设，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信息化人才。数字城市并非仅牵涉技术及工程，它属于一个兼容性特别强的概念，主要涉及如下领域：其一，技术；其二，管理；其三，人文；其四，经济。数字城市建设并非高新技术产品和信息基础设备的简单堆砌，它更重视体制的改革及机制的改革，以对现行政府组织机构、运行方式及行政流程展开重组及再造，让它在信息技术的引领下，进行更好地运转，所以管理团队的信息素质建设所具有的作用是特别巨大的。为了更好地实现数字化城市管理，城市管理者还应跳出传统思维的限制，以现行信息化要求为依据组织及协调管理。此外，信息技术人员还应给予业务工作应有的重视，并借助信息技术的使用进行数字城市化管理。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