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9 00:54:41
作文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平时作文试卷中发现，学生作文普遍存在着选材老套，思路狭窄这样一些现象。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呢？笔者认为可以运用美育操作原则改革小学作文教学，调动学生作文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学生的作文能力。一、根据体验原则，指导感受生活所谓体验就是指主体对审美好象的特征所进行的观察和体验，并形成积累经验的一种心理反应。生活是习作的源泉，要让学生写出有真情实感的好习作，就必须引导他们在广阔的生活天地里去体验生活，认识生活并学会用美的眼光去感受品味自己生活中的“映象”。1、引导感受自然美自然美，是现实生活中自然物的美。如高山流水，日月星辰，花鸟鱼虫等的美，都属于自然美。教师要善于引导他们去观察和感受这些审美对象的审美特征，观其形闻其声，尽可能地去体验由此而引起的审美感情，并形成审美积累，把握审美特征，以便于习作时自由地倾吐自己的感受。2、引导感受社会生活美社会生活是一个大课堂，是学生感觉美、体验美、创造美的源泉。强调引导对社会生活美的感受，是习作最根本的源泉。从美的角度去感受社会生活，首先要求掌握社会生活现象的本质特征，引导学生从日常的平凡事件中去深刻挖掘美。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学校、家庭、社会，从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发现出美来，这样才有可能写出文质兼美的佳作。二、根据个性化原则，指导自由表达个性化原则就是在教学中要尊重学生的个性特征。要根据学生的需要、兴趣及审美发展水平设计教学过程，从而减轻学生的心理压力，敢于自由表达，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要如何指导学生自由表达呢？首先要放缓坡度，由放到收，让学生由喜欢写到自由写到能写；其二，让学生写熟悉的人和事，熟悉的景和物；其三，作文命题范围宽些，学生自由轻松；其四，让学生在愉悦的情境、氛围中去写，学生不吐不快。教师还要善于引导学生打开“记忆仓库”的大门，沙也好、金也好，捞上来再说，因为没有沙就无所谓的金。其五，要鼓励学生写自己的想象，望着春花秋月，学生也许想编织个童话；望着悠悠白云，也许学生会到九天神游……当然，要让学生敢于自由表达，教师应创设民主宽松的氛围，给学生提供一个安全自由的心理环境。三、根据交流原则，指导欣赏作文交流原则是美育的基本原则，也是美育的过程本质，是以情感为核心的体验的交流和沟通。据此，教师可指导学生欣赏作文，广泛吸取别人的长处，体验习作成功的欢乐，激起习作的欲望。1、指导欣赏教师的“下水文”。临写作前，教师可先指导，大家研讨后，教师和学生在一起写。写完后引导学生欣赏，不但能给学生以启迪和鞭策，还能激起学生习作的上进心和好奇心，长此以往，能调动学生习作的积极性。2、指导学生欣赏自己的佳作。学生的每篇习作都从不同的方面表达了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是智力活动的成果。教师可引导学生欣赏自己的佳作或习作中的佳段或优美词句等。这样不但沟通了教师和学生的情感，体验成功的喜悦，而且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鼓舞了学生的写作热情。教师还可以通过佳作展示，互改作文等来让学生相互交流，欣赏对方乃至多位同学的成功，自己也从别人的赞赏中得到激励。以上方法，只要长期坚持使用，一定能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从而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提高作文能力。
关键词：美育 嵌入 提升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1216（2015）07C-0010-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阵地。以前学者的研究大都是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体系架构内探讨如何去完善教学内容与方法，而受制于时代环境、分析模式、课程主旨和课程内容的制约，效果总是难以达到预期。本文将探讨把美育嵌入“原理”课，以建构一个更为充实和完善的理论架构和方法体系，提升教学效果。但因为美育内涵在不同文化和背景下会呈现巨大差异，我们需要先明确“原理”课视野下“美育”的基本内涵，这样我们的探讨才能在一个相对明确的范围内进行。作者认为，“原理”课视野下的美育应是一种“人文思想美育”。因为：（1）“原理”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最终目的是要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原理”课背景下所有的教育形式都不能脱离人文和思想的内涵，美育也不能例外。这决定了“原理”课上的美育绝不仅仅是“美学理论教育”“美的形式教育”或艺术教育，上述的教育方式都仅仅是完成美的价值教育和情感教育的手段和工具;（2）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礼乐一体”文化。中国人认为最美的东西往往都必然包含价值和道德因素。如孔子说“兴于礼，立于诗，成于乐” “尽善”方能“尽美” ;孟子说“……故理义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因此，本文所述“原理”课视野下的美育是指通过具象的美的形象和方式来传递美的价值的一种人文思想美育，是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一种居于各实用美育、理论美育之上的哲学美育。
一、 美育教学在视野关怀上对“原理”课的提升
“原理”课主要是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决定了其主要内容是对客观规律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揭示;其探讨主题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其分析视野是宏观上的建构与把握。因此，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归宿是人――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原理”课中的每一个范畴、理论、命题也都蕴含着思想、情感、道德、人文和价值观的追寻，很多的教师也在讲授的过程中不断将规律的揭示与价值的分享相结合，但“原理”课的主要内容、探讨主题、分析视野决定了其很难去更多地关注个体的生存体验和情感状态，很难去关注学生差异化的生活焦点和兴趣指向。而当今中国市场化、民主化、网络化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导致人们利益的个体化，进而形成学生关注焦点的微观化和具象化。因此现代学生关切点和情绪的激发点一定是自我的利益、情感、兴趣和梦想，而与学生生存状态无直接关联的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状态，往往很难直接激发学生的兴趣。很多学生在谈到为什么不喜欢“原理”课时，都会说“原理”课的内容“过于宏观，脱离实际，不能激发兴趣”。而梁启超先生曾说过“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用理解来引导人，顶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用情感来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般……所以情感这种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因此，“原理”课应从关注个体情感、个体趣味入手，然后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和社会，最后达致对规律的揭示，但宏观化、理性化、理论化的“原理”课又很难直接实现这一点。因此需要把一种充满个体化、情感化的介质融入“原理”课的教学过程，而美育恰恰符合这一特征。
我国美育的积极倡导者蔡元培先生明确指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我国当代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也认为：“美感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审美虽然不是对现实要求的直接回答，也不是对某一文化信念的简单认同，但是能在无功利性情境中创造属于个人的完整人格的审美空间。因此，美育的嵌入可以较好地弥补“原理”课在激发学生情感和微观关注上的不足，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我们的感情总是被生动的形象引起的，而不是被一般的概念引起的。”美育的个体关怀与“原理”课的宏观视野，美育的情感切入与“原理”课的理性揭示是互补的，美育的嵌入必能提升“原理”课的吸引力。
二、美育教学在分析模式上对“原理”课的提升
“原理”课往往是通过概念、推理和归纳的直线性分析模式来论证理论和解释现实。这保证了“原理”课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但是这样的一种分析模式也会给许多学生理解和掌握这一知识体系带来一定的挑战。
（一）“原理”课的最大特征和魅力是其整体性
只有让“学生从整体上了解马克思主义，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实效性和生命力，才能走出当前教学的困境”。但通过概念界定和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讲授“原理”课，一是在内容方面由于学时及教师的专业限制，教师很难去讲深、讲好每一个问题，从而破坏了知识之间的联系，损害“原理”课的整体性和有机性。二是当教师在进行概念讲述和逻辑推理时，由于概念本身的本质细分性、逻辑空间性和社会功利性，学生得到的知识必然是碎片化的。再加上概念、推理、归纳等这些纯粹知识性的讲授，很难使学生进入一种“怡然”和“忘我”的状态，进而从具体的知识中超脱出来，形成完整的思维方式和整体性的价值取向。这是很多学生在学完“原理”后会变成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通过具象的美来触发学生的直觉体悟，在体悟的基础上达致对抽象规律把握的美育却能克服上述缺点。“对世界或人类社会的事物形象掌握得越多，越有助于抽象思维”，“人类心理中最基本的特征是在意识经验中显现的整体性，整体性也是我们直觉思维最显著的特征，直觉思维从认识过程一开始就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因此，20世纪上半叶法国生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直觉是通往实在之路，是真正能获得关于实在的内在知识的方法。
（二）“原理”课直线型概念推理模式的不同
中国的农耕文明和宗法文明背景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必然是“天人合一”的整体直觉思维。儒家的道德直觉（如孔子的“默而识之”、孟子的“不虑而知”、苟子的“大清明”，朱熹的“豁然贯通焉”）、道家的自然直觉（如老子主张“涤除玄览”，庄子主张“心斋”“坐忘”）、佛家的宗教直觉（如禅宗的“不立文字”“见心见性”“无念为宗”等），都是通过直觉体悟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因此，即使谈论的是哲学上的抽象存在，中国人也不习惯于从界定概念入手，而是会通过情境化和体验化的方式来获得认知，而美育恰恰就是一种情境化和体验化的教育方式，一首音乐、一张图片、一座雕塑、一首诗都是要大家进入情境，运用直觉忘却自我才能真正体验。因此，美育的直觉体悟性往往更符合中国学生的心理特征，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
三、美育教学在内容体系和教学体系上对“原理”课的提升
“原理”课虽然是大学才开设，但当中的部分内容、基本规律，学生往往从中学就已经开始接触并有了适当了解，再加上“原理”课规律性和浓缩化的特征，导致当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如物质、意识，实践、认识，生产力、生产关系，对立统一，联系、发展等会反复出现，而在“边际效用递减”原则的作用之下，学生对“原理”课内容的兴趣必然会受到抑制，甚至感觉疲惫。因此，必须嵌入一种具有多元性、丰富性的表达方式，来提升“原理”课对学生的吸引力。而美育的方式、介质恰恰具有这一特征，因为美的教育方式可以是各式音频视频、各种图片歌曲、各类故事案例，也可以是学生能直观感受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或社会现象，且美育传递的内容可以是美术、音乐、雕塑、建筑，也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还可以是人生哲理和终极关怀，因此通过具有多元化和丰富性的美的切入，往往能够通过不断变动的新鲜元素来打破“原理”课给许多学生留下的单一不变的重复感和疲惫感，调动学生的兴趣。
“原理”课的内容高度理论化、抽象化和简洁化，但教材的受众群体大多是大一、大二的学生，这些学生往往感性具象思维能力较强，理性抽象思维能力较差，这导致很多学生觉得“原理”课过于艰涩难懂，从而失去对这门课的兴趣。再加上人的思维特征往往是由个别到一般，没有具象的切入引导而直达抽象和一般，很多学生接受起来必然较为困难。因此，要想使“原理”课的抽象化和理论化的内容被学生接受，就必须寻找一座很够很好沟通微观与宏观、个体与社会、具象和抽象的桥梁。而通过具体的美的形式来进行启发、引导、把握整体的美育恰能较好地契合以上需求。中国自古就有“立象以尽意”“应物象形”“澄怀味象”“意象”“兴象”等说法，都是强调美的具象性。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认为“美只能在形象中见出”。不论是社会美、自然美还是艺术美，作为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它的内容都要通过由一定的色、形、声等物质材料及其组合构成的外在形象来加以表现，从而才能成为人的直观对象，被人感知。因此，“形象性”或“具象性”是美的基本属性。这样一种具象性的美的教育方式对抽象与宏观的“原理”课的嵌入，就能够很好地实现具象切入与宏观把握的统一。
综上，美育在视野关怀、分析模式、内容体系和教学体系上都能与“原理”课进行互补，进而提升“原理”课的教学效果。因此，美育对“原理”课的广泛嵌入，必能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思想、价值和信仰支撑。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华美学・美学四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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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4]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关键词]曾永成；美学；生态美学
[作者简介]陈定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青，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732）。
曾永成教授从事文艺学、美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近四十年了。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勤勤恳恳，以中国当代学者的人文关怀为己任，致力于对当代文艺学、美学的学科建构，不遗余力地推进中国文艺学、美学事业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感应论美学”“文艺学生态化”“回归实践论人类学”等，都是他立足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时代危机，如科技理性危机、环境危机、生态危机、人性异化等，所提出的富有针对性的论题，填补了当代文艺学、美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诸多理论盲点，实现了理论结构的进一步完善。作者力图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前瞻性解决思路，较好地体现了一位当代学者的时代担当精神和理论创新意识。
曾永成在《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三十年》一文中指出：“从1981年到2011年整整30个年头，是我真正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的30年，也是我从运用系统原理到运用生态哲学研究审美，最后走进了人本生态美学的过程。”①围绕《以美育美》《感应与生成》等所论述的以“节律感应”为核心范畴的感应论审美观，以《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等为中心主张的文艺生态学思维，以及《回归实践论人类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学原典的新解读，可以看作曾永成理论研究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三部曲，同时也是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艺理论建设过程中极富个性特征的代表性著作。作为当代学者的雅范，他在三十多年间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的著作，呈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审美文化精神嬗变的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期以来当代文艺思想研究的时代风貌和精神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史意义。
一、审美探本：感应论美学
1982年，曾永成发表《运用系统原理进行审美研究试探》一文，从系统论角度研究美学问题，从自然与人相统一的大系统出发，解读“自然向人生成”理念，指出美和美感生成这一过程中的系统性，并在各种系统中考察具体事物的审美性质、审美感受、审美关系实现条件等，具有开创性意义，在理论界产生较大影响。在这篇文章中，富有创新意义的“节律形式”的观点已经萌生。
在1986年发表的《审美特性“初感”再思》一文中，他提出了一系列与审美感应相关的创新性想法，其中有关“节律感应”的论述，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他认为：“审美来自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节律感应，审美活动是一种节律感应活动，审美关系也就是一种节律感应关系。”①他从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的“气”“气韵”论以及达尔文的“动物美感”说等观点出发，借助宗白华等现代美学家的卓见以及现代物理学的启示，联系审美活动的实际对审美特性的“初感”进行再思，力求更具体地揭示审美活动的本体特性在于节律感应。
曾永成对“节律感应”进行更为充分的阐述则是在1989年6月主编出版的《以美育美――美育理论和实践》一书内。该书从马克思关于“自然向人生成”和“美的规律”等观点出发，以“节律感应”的生命活动机制为基点，对美育的独特规律展开积极探索。全书分为原理篇与实施篇两部分。由他执笔的原理篇论述了美育的目的任务、特殊功能、系统工程和实施原则。实施篇则论述了表演艺术、造型艺术、语言艺术、综合艺术、现实美和科学美的美育问题等，其中“科学美的美育”一章由他执笔，提出了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美育观点，如对科学美的构成、审美特点、美育功能和美育实施的系统论述等，发前人之所未发。他在书中以“大美学观”的理论视野关注审美文化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的中介作用和整合功能，关于美育的直接目的是培育审美的人，审美活动功能的目的和享受相统一的二重性，美育过程和效果的系统控制等内容，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对美育认知的深化与开拓。
曾永成所提出的“以美育美”以“节律感应”为基本原理，阐明了美育的基本理论和有关知识的同时，更从实践角度出发指出如何进行美育，突出美育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方法。这一理论与实践内容，不仅为从事美育教学相关工作的人员提供专业视野，更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美育理论乃至美学理论的深入探索；不仅拓宽了美育理论的观照视阈，并有助于推进理论与实践生活相结合，实现具体实施过程之中的有效指导。
1991年出版的《感应与生成》，以与《以美育美》不同的方式，对以“节律感应”为核心范畴的“感应论”审美观进行了更加系统化的阐述。《感应与生成》实际上是曾永成对此前未能正式出版的《普通审美学》一书的改写与补充。曾永成提出，节律是力度、气势、节奏、旋律及其“力的模式”（或张力结构）的总称，审美对象的具有节律特征的形式可称之为“节律形式”；节律是沟通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必要中介，这一中介通过相互感应的方式推进主客体之间的交流、互动与融合。
《感应与生成》一书引用西方“内模仿”说、“异质同构”说等美学、心理学观念，以及中国古代的典型事例作为依据，以音乐、舞蹈、绘画、建筑、日常娱乐活动等具体形式，证实审美活动都是以节律形式引起节律感应而产生美感的。他在融通古今美学精义的同时，将中国和西方美学在内在命脉上进行对接，把节律感应定位于审美活动的本体特性和生态本性，并对节律形式的类生命特性，它对意义表征和生命体验以及整合与超越的价值和功能，以及功利内容如何被赋予节律形式而转化为美等问题都进行了详细阐释。在这本书中，曾教授对“节律感应”这一审美本体特性问题的探索大体完成。
从1982年《运用系统原理进行审美研究初探》到1991年的《感应与生成》，曾永成对围绕“节律感应”的论述层层深入，逐步系统化，并将之定位于审美活动的本体特性，形成较为完整的感应论美学观。首先，他将系统论的基本原理运用到审美研究中，作为探索审美研究的新课题和新角度，明确人类的审美活动也是一个特殊的系统性领域。接着，他从马克思“自然向人生成”的规律出发，发掘出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价值内涵，其肯定性的感性显现就表现出事物运动和结构的节律，这就是所谓美的基本特征。然后，他将人的生命系统节律体现于自然与社会、感性与理性、个体与整体、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之中，并阐述在审美活动中，通过对有限对象之无限意蕴的感悟及其节律的感应，审美主体产生与审美对象无阻隔的感应契合，物我界限于情感间消弭。由此，审美主体在节律感应的和谐中达于精神自由之境，获得感性的享受，生成真正的审美美感。这就是他审美探本的积极成果。
曾永成所主张的感应论美学观强调，审美活动不仅归结为一种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论观照，而且本质上是主客体之间的感应活动。长期以来，传统美学倾向于把审美仅仅看作静态的认识论观照性活动，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由主体直接参与活动的审美方式，忽视了审美的节律感应特性。曾永成的感应论美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点，在马克思关于审美活动的“对象性”“美的规律”和“自然向人生成”等观点的指导下，打破了传统主客体两分的认识论美学，摒弃人类以往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惯性，解构人类中心论的古老论调，以“节律感应”理论揭示审美活动的本体性特征，将对美的形式表现性、意义感悟与生命的动力性体验相结合，突出感应论美学的内涵与特征实质。
感应论审美观强调，在审美过程中不可忽视对象和主体之间有两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即作为主体对对象的反映的审美意象，以及作为对对象与自己关系的反映的审美认知。而后，审美主体才有情感反应，即审美态度的情感表现。也就是说，审美对象本身的性质同审美主体所见到、感到的意象并不能等同，对象的自身性质与对象与主体关系的性质也绝非等同。简单的认识论观照难以解决主客体之间复杂的系统论联系。
基于“自然向人生成”理论，曾永成认为，“自然向人生成”说体现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审美论的统一，并且指出世界本体是生成着的，“生成”乃是世界本体所拥有的内在属性。因此，人与对象世界之间的种种关系包括审美关系必然被包含于生成之中被不断地调整、修正和推进。生成本体论基础上产生的感应论美学，避免了把人作为绝对主体置于自然之外或其上的认识论思维惯性，而是把人置于自然之中，把自然看成是互相包含、渗透、交融的整体存在，强调美感生成的过程性、爱悦性、共享性等特征。感应论美学突破了传统认识论美学的固有看法，无论从美学理论的发展还是实际运用来看，都满足了现代化美学需要克服传统狭隘观念的现实要求。
在对感应论美学的论述过程中，虽然尚未自觉运用生态思维审视审美活动，但为审美活动生态本性的认定寻求到了明确的落脚点，即“节律感应”。“感应”是审美活动的本体特性，揭示了审美的内在规律，其中蕴藏着审美活动与世界的生态整体性和生态进化的重要秘密。因而，以“节律感应”为中心的“感应论”美学是曾永成后来的人本生态美学的核心命题与特色所在。同时，源于“自然向人生成”规律的“生成”法则几乎贯穿了整个人本生态美学的学理过程，以生成本体论为哲学根基可以以更开阔的视野与更深邃的眼光，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所面临的生态难题。
由此，围绕“节律感应”等美学观点逐步系统化的感应论美学可以看作曾永成的美学研究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第一阶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以说，当初从系统思维对审美的研究，乃是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真正起点。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一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精义所指引的思维大道上探索前进。”①
二、绿色之思：生态学思维
2000年5月，曾永成的重要著作《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出版。这部著作被视为国内第一本文艺生态学专著，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作者受马克思“自然向人生成”思想启示，从文艺与人类及世界的生态关联着眼，以一种生态世界观或哲学观看文艺，在纷纭复杂的文艺现象与观点背后发现一种统一的内在秩序，从而实现了对长期困扰人类理性的人本主义美学与科学主义美学分裂与对峙的整合。
在这部著作中，曾永成以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即节律感应为理论核心，建立了自己的文艺生态学理论构架。作者的理论由一系列文艺生态学观念组成，如含有生气、生机、生命、生殖之意的“生”的观念，含有和平、和善、和谐之意的“和”的观念，含有合作、合谋、综合、融合之意的“合”的观念，含有进取、进化、进步之意的“进”的观念，以及对与之对应的“生态气象美”“生态秩序美”“生态功能美”三种生态美形态的概括，都合理地汲取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中的生命观念，契合文艺的本体特征，能准确揭示文艺与人类生态真实而微妙的关系。他给出的一套文艺生态学范畴，如总体性的文艺生态场范畴，作为子系统的文艺主体生态系统范畴、文艺本体生态系统范畴、文艺功能生态系统范畴，以及文艺生态资源、文艺生态结构、文艺生态位等范畴，作为其理论构架的“网”上之“结”，也都达到了艺术哲学与生态学的自然融合，能恰切地表达其文艺生态观念。而作为整个构架理论基石的“节律感应”概念，其学理内涵的阐发相当深入有力，起到了贯联各理论板块的枢纽作用。
将自然、社会、文化作为人类生存整体来看的人本生态观，所建构的文艺美学理论构架，是一种一元论的文艺美学理论构架。它以“自然向人生成”的生成论观点看待文艺作品这种客观之“物”，对科学主义美学进行了人本主义的综合；它以生态观念看待文艺作品的“主体性”，对人本主义美学又进行了科学主义的综合。这种综合思维，既贴近人类的生命本源，也贴近文艺的本性，称得上是对文艺美学的返本之思，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曾永成历时六载，殚精竭虑，忧患幽思，为我们揭示出文艺作为生态存在的真实景观与基本特征，开启了文艺美学研究的新途径，其理论贡献值得肯定①。
“文艺的绿色之思”是一种诗意化的说法，其基本内涵是在对文艺问题的考察过程中引入生态学思维，面向世界，继承传统，综合创新，将富有时代特色的前沿学术观念与生机勃勃的文艺当代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以期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生态学。在作者看来，以“自然向人生成”的整体规律的提出，为生态学提供了最广阔的视野和最深刻的理论立足点，在生成本体论的基础上揭示其人本生态观的基本内容，是对马克思学说中的生态学内涵的深刻阐释。作者以此为基点，展开对文艺的生态学思考，对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及其生态功能进行了富有创建性的学理考察，寄寓了著述者诗意栖居、守护绿色的人文情怀。
有评论认为，《文艺的绿色之思》中所显露出的生态学思维最突出的意义无疑在于从自然中寻求审美的生态根源。如倪明在《“生态论文艺学”的开创之作》一文中指出：“‘文艺的绿色之思’，正是向大自然的绿色世界吸取生命的营养与活力，寻求文艺生存和发展的启示。”②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金钱主义”将激烈的竞争关系笼罩于自然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等领域接连面临不可避免的失衡与难题，同时，人性生态的失衡与分裂更加严重，人与自然的冲突日益激烈。自然、社会、文化这个多层级的生态大系统，以其内在的生态关联生成并制约着文艺的需要和功能，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它的变化和演变，甚至会导致文艺领域出现畸形或异化。无论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来看，还是基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发展目标来考虑，我们的文艺都应该在自然的绿色之中探求审美的生态根源，维护和优化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人性生态的绿色。
从自然中寻求审美的生态根源，使文艺研究开启一条从自然生态吸取营养的“绿色通道”，推动生态学化的文艺科学的建构与完善。文艺领域在市场经济中对绿色的坚守与培育，有利于促进生态意识与绿色情怀的确立，为市场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实现生态平衡和优化，使经济、社会、文化在生生不息的创生中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真正自觉地珍惜和维护文艺的绿色本性，有助于推动物质与精神、理智与情感等多方面的生态和谐，实现人与自然、社会及其自身的和谐共生。从自然中寻求审美的生态根源，也有利于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态环境，促使尽早走出以人性危机为核心的“人类困境”，在中国和世界、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互补共生的绿色格局中推动生态文明的建构与实现，优化人类生态的绿色家园。
在此之前，曾永成已发表不少文章，直接或间接地探讨过马克思“自然向人生成”说的生态哲学思想。例如在《从生成本体论到人本生态观》一文中，他旗帜鲜明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生成本体论的内涵，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人本生态观的特征与实质①。
曾永成在该文中提出“自然向人生成”，更简练地表达了“自然界成为人”的内涵，鲜明地揭示了自然生成运动过程中的“向人”属性。“自然向人生成”被马克思用来概括自然史运动过程的规律性，马克思把自然看作与人相联系的存在，并且认为即使是在人类诞生之前它也是向人生成的。马克思“自然向人生成”说揭示出关于世界本体的图景，一个从自然到人，由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到和谐，直至“社会化的人”即真正的人的生成过程，即自然在运行中由物质生成为人及其精神的过程。这是一个开放的、有目的、有方向的，以物质及其能量和信息为本原、以实践为自觉能动因素的生成过程，它最终实现了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以及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达到了真正人的即“类存在物”的水平。
在曾永成看来，“自然向人生成”的哲学内涵揭示出了世界本体的“生成”属性，“生成”是世界本体的内在本性，由此，“生成本体论”应运而生。与哲学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本体论”相比，“生成本体论”的理论内涵具有诸多独特性，如：把本体看成从自然到人的生成过程，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内在地肯定劳动实践在自然向人生成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在以物质为基础、以实践为中介的前提下，理所当然地肯定精神的本体地位；充分肯定人自身的本体性，并揭示人在自然生成运动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对既有本体论合理因素的吸收和序化建构，突出了世界本体的生成性，肯定了世界的进化趋势，等等。“生成本体论”主张世界本体以人及其生成为本，在“为了人”和“通过人”的双重统一中确立人类的生态主体地位，即“人本生态观”。“人本生态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观，其根本特征在于树立了与“自然向人生成”的世界本体相对应的整体性的真理观和价值观；人本生态观肯定了人的存在和生成的生态性，即人是“自然―社会―文化”的生态产物等。
对“自然向人生成”“生成本体论”与“人本生态观”内在联系的阐述，标志着曾永成的人本生态观念的形成，开启了将自然、社会、文化、人性囊括在内的系统性视域，实际上挖掘出一种把终极视域与终极关怀结合于一身的世界观，这就为从总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生态思想提供了基础性平台。“人本生态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切入点，打开与现代人类生态学之间的沟通渠道，使之介入到当代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实践之中。对人本生态观的发掘和阐发为人本生态美学提供哲学世界观的前提，为当代美学、文艺学领域生态学思维的兴起与活跃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接着于1999年发表的《人本生态观与美学问题》中，曾永成将人本生态观与审美研究结合起来，向生态思潮吸取智慧，开始自觉地对美学学理本身进行生态学化的改造。他明确指出：“只有从人本生态学出发的美学，才可能对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努力给予切实有力的学理支持。而这也正是关系着21世纪中国美学理论走向的重要课题。”这是他面对生态思潮对“美学革命”的呼唤。他运用生态思维，论述了四个基本问题：“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审美价值的生态尺度”“精神之美的生态定位”和“自然之美的生态意蕴”。对于这些问题，作者都作出了明确的具有生态学特征的回答，因此，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曾永成人本生态美学理论的奠基之作。
《从生成本体论到人本生态观》和《人本生态观与美学问题》等文，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生态观对美学学理本身进行生态学改造，形成了“人本生态美学”的基本思路。可以说，以《文艺的绿色之思》等为中心主张的文艺生态学思维，作为曾永成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第二阶段，具有独创性意义与深刻价值。如宋坚认为：“曾永成先生另辟蹊径，其专著《文艺的绿色之思》从人类生态学和美感的自然生成这个独特的视角，系统地论述了文艺的本色、文艺的生成与发展，还原了文艺理论应有的终极关怀精神，从而给传统的、僵化教条的文艺理论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使文学和文艺理论重新回到它的原初本体――那就是生命之流奔腾不息、审美之花常开不败的艺术本体。”①
三、解读原典：回归人类学
2005年12月，曾永成所著《回归实践论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文艺新解读》出版。他在书中立足于当代语境，摆脱已有的流行性阐述，从实践论人类学对马克思主义原典进行全新解读，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认知，为文艺理论界提供新的哲学思路与研究视角。
21世纪以来，整体性的人类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受到普遍质疑，市场经济与网络技术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带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失衡以及深刻的精神危机。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警惕狭隘化、片面化甚至歪曲化的阐释倾向。这就需要从当今语境出发，立足于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原典进行深入解读，与时俱进地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认识。只有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适合新的现实要求，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展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就是从根本上调整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哲学基础的认识。曾永成关注马克思主义早期作品中关于人类学的论述，并以之为理论起点，在“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的基础上，认识到实践和人的“类本质”生成的独特重要性与整合效用，从而阐发其“实践论人类学”内涵，以此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整体形态的重新认识。“实践论人类学”契合了世界本体的生成论与生态属性，消解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绝对割裂，表现出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以实践论人类学为文艺学理论基础，可以有效避免对马克思主义原典内容的屏蔽以及某些原则性的误解，更能够接近马克思原典的本意；可以帮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文艺学顺利找到进入21世纪现实语境的切入点与适应性，推动对其学理阐释的与时俱进，充分发挥其时代功用；有利于文艺学理论基础的人类学回归，使其以一种更具包容性与整合力、更有价值导向意义的阐释模式展示马克思主义原典中更加广阔深邃的内在含义。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进行“绿色解读”。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传统阐释大多都从意识形态性开始，很少从人类生命根基的角度阐明文艺需要这一文艺活动的出发点，文艺的功能问题探讨难以深入。曾永成以这个根本问题为切入点，本着实践论人类学的整体精神，对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进行学理分析，再回归到基于两者统一的实践论人类学解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内涵。他回归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并将其最终落脚在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化建设上，在生态思维中建构具有实践论人类学精神的文艺学新形态，将生态论文艺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的当代课题。
曾永成以“走向类的融通”为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跨越中西文化的思维优势。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融合中西方文化的思维优势走向类的融通，不仅表现在“艺术掌握方式”论、“更加莎士比亚化”的自然性精神和“性格”与“意境”的类意识通观等具体问题上，也体现在关于文艺需要和功能这个文艺人类学思维和生态思维的核心问题上。由此，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就从原典出发被揭示出来。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最好的思想基础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人类学及其文艺思想，这为我们展示了最真实的世界图景、最根本的价值观念以及最开放的思维空间。如高云涌在对《回归实践论人类学》的评论中所说：“在由于生态危机而使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的今天，这种基于“返本”进而“开新”的解读，无疑有助于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的内在基因所固有的生命力，有助于使其更加深入而且有力地介入21世纪人类创建生态文明的历史性实践。”①
曾永成所著《回归实践论人类学》一书，整体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即在以往对生成本体论的阐释的基础上，从实践论人类学对之加以更加深入的考察，明确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新理解，即“生成本体论”说，而鲜明地区别于流行的“实践本体论”。
首先，曾永成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与流行的实践本体论不同，认为不仅要如以往的权威性解读一样，强调人与自然通过实践发生的共时态联系，更需要创新性地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也存在着历时性的生成关系，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前提。实践对于审美活动的意义不在于其是美与审美得以产生的根源，而在于将其从动物的对象性联系提升为主体性的关系。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将这种生物性活动提升为主体性活动，并将主体性建立在对象性的基础之上，以此说明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历时性的生成关系。而这种联系先于实践，修正了以往实践是审美产生的内在根源的误读。
其次，实践本体论对旧唯物主义合理内涵简单摒弃，对这些已经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具有重要理论内涵的观点不予理睬，不可避免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化。而生成本体论重新唤起对马克和恩格斯的自然史观的关注，纠正了实践本体论的这个思维误区，不仅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成性联系，更高度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观点，形成“自然―人”大系统的整体观念。
再次，曾永成从马克思主义原典出发，对“自然向人生成”进行科学解读，立足于整体性观点形成“生成本体论”主张，对自然本体论、人本体论、精神本体论以及实践本体论等本体论观点加以序化综合，将世界本体解读为不同形态内在联系的生成过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这种生成本体论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而深邃的视域，既将传统意义上的实践本体论纳入其中，又避免了它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并有利于真正吸收其合理内核和美学上的积极成果。
最后，在生成本体论的整体格局中，实践从审美根源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充当自然、人、精神和历史等诸种形态间能动综合的中介。这打破了长期以来审美本体论所默认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体现出自然生态规律对于人类实践的深刻制约性。在生成本体论中考察实践，对于今天的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极为重要。
以曾永成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人类学作为思维框架进行考察，实践本体论所秉承的可贵的生态关怀与其基本理论内核之间的内在矛盾显露无疑。实践本体论美学追求表达人与自然发展和谐统一，较早意识到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表达了生态关怀理念。而实践本体论的基本观点是强调从实践中寻求美和审美的本质和根源，这种片面高扬主体性的实践正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根本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把实践本体论回归到生成本体论，回归到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相融合统一的人本生态观，在实践论人类学中对其加以科学的阐释，乃是实践本体论美学克服其生态关怀与基本学理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出路。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学回归原典的新解读，是在实践论人类学思维框架内对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的科学阐释，可以看作曾永成走向人本生态美学过程中的第三阶段。此外，阐释达尔文审美思想、研究杜威经验论美学的生态精神等系列文章，则是他扩展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学理思维、丰富和充实其学理内容的积极努力。
中国现代美学从王国维始，于古今转换的大变关头，受西方与日本的双重影响，得学术与文化的相互激荡，产生了一花（美学）开四叶（四种基本模式）的景观：一是梁启超的社会学模式，要求美学为政治服务，服务于中国现代性的国民性转换，让中国人民由臣民变成新民。二是蔡元培的教育学模式，把美育作为现代性人格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以美育代宗教，让美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人生境界。三是朱光潜的现象学模式，朱光潜摘取西方心理学美学诸流派的思想，融距离说、直觉说、内摹仿说，移情说为一完整体系，向人们指明了，在现实中如何才能获得美。审美现象学在这里得到了明晰的说明。四是宗白华的文化学模式，把中国古代的各门艺术（诗、书、画、乐）与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体会其中的文化统一性，并在这种统一性中突显出中国文化的特质，进而把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的差异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比较，并在更高境界上达到一致。宗白华模式其实内蕴了两种向度：美学史和比较美学。
严格地说，以上四种美学模式还称不上理论意义上的模式，但却可以够得上成为中国美学的四大基点，这是20世纪前期中国美学的四大基点。以后的美学可以说都是在某一基点上，或以某一基点为主兼容他点而变异、高扬、展开。这四大基点，哪一点得到发展，是与中国现代性的整体演进相关联的。中国现代性的革命性高扬，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模式漫进中国，提高了社会学模式的政治性一方面，以文学艺术为主体的美感形式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美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美学化成了从延安到北京、从建国到文革的主要美学形式。当这样一种在政治中心推动下的美学形势于1950年代起从文化整体推进到学理的时候，美学的复杂性又使之产生了新的一花四叶的效果。在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美学的学理研究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马列主义使美学的学理原点成了美的本质问题，美学对马列原理的运思框架进行了最大的穷尽，形成了美的本质的四派：美是客观的，美是主观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在这一花（美学）四叶（本质四派）中，犯了理论“错误”的是主观派，取得了创新成就的是社会派。主观派把审理美现象学错认为美的本体论，一旦成为本体论，就变成可恶的唯心论。历史和理论地讲，主观派一方面来自朱光潜模式，但在新的思维结构中，这种模式由美即美感的审美现象学精粹，变形为美是主观的本体论命题，这一命题形式是在新的思维结构必然要产生而又必然要加以否定的。社会派从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把美学基点从辩证唯物主义转移到历史唯物主义，在1960年代通过马克思《1844年手稿》的支持，在1980年代在《手稿》之上又加了康德的助力，在马克思的路线上是从社会-历史到主体实践，在康德的路线上是变“主观”为“主体”，完成了中国美学从社会派到实践派的理论修炼。形成了自1980年代以来声势浩大的实践美学。要用最简约的话来把握实践美学，可以为：两个理论预设，一个美学综合。两个预设，一是起源决定本质，二是本质决定现象。实践美学通过实践哲学来解决美的起源问题，通过解决美的起源问题来解决美的本质问题。一个美学综合就是把美学历史上出现的各个方面综合为三大方面：美的本质，审美心理学，艺术。实践美学真正的成就是对美学三范围的划定。一本本的美学原理著作在这一基本结构下出现了。两个预设是建立在西方近代思维模式上的理论原则，这很早就遭到了现代思想毁灭性的批判：从起源推不出本质，用本质不能本质地说明现象。因此20世纪西方美学不讲美的起源，也不讲美的本质，至少不用古典的方式讲美的本质。实践美学用实践把这两个预设统一起来，建立在苏联-中国式历史唯物主义上的实践观念，统一两个理论预设的结果，产生了两个基本原理，一是这个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其直接的效果是用粗级的工艺学产品的美来代替高级的精神生产的美。二是为了用实践去综合主客二分反而固执于主观二分。由于第一点，用生产活动去找美的起源，结果实践美学的美的起源论变成一个纯理论的逻辑清谈，得不到任何一个文化人类学个案和原始艺术个案的支持。由于第二点，固执于主客二分，结果把美学史上本已讲得很好的审美心理学（距离、直觉、内摹信、移情，还有精神分析和完型美学、现象学美学，等等）退步为苏式普通心理学的机械演绎，同时也把艺术部分变成了创作、作品、欣赏三分的艺术学老生常谈。因此，实践美学的美学套路可以用三句话来总结，用生产劳动讲美的起源，用普通心理学来审美心理学，用普通艺术学讲艺术。不管实践美学有着怎样的弱点，它用实践功劳卓著把美学三大块综合起来，构成了中国式的美学原理。
实践美学形成以后中国美学演进又呈现出一花四叶的景观。实践美学的定型是第一叶，1980年代末审美活动论的出现是第二叶。虽然审美活动无论是在审美活动论者那儿，还是在实践美学的范围之内，从审美活动论与实践美学一样先在苏联出现，后在中国出现，就可以感到其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尽管对审美活动有多种讲法，什么叫审美活动，论者也未作令人信服的定义。但从纯学理上说，“活动”这一概念减少了“实践”概念在实践美学体系中包含的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逻辑理念。以致后实践美学可能毫无困难地接过“审美活动”这一概念而轻松自如地在非实践美学的意义上使用。1990年代初出现宣布彻底告别实践美学的后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的主要代表，一是生存美学，二是生命美学。可算作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美学之花上绽开的第三和第四叶。后实践美学说自己是对实践美学的继承、批判、扬弃与超越。确实，从实践美学到后实践美学，其主要概念：实践、生存、生命，都是一种哲学话语，因此后实践美学掀起的是一场哲学战争，这场战争主要围绕着基本的哲学基础和基本的哲学对子进行。实践美学是历史本体论，后实践美学是生存本体论和生命本体论。两种本体论都承认如下一些共同的对子作为自己的思维工具：理性与感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社会与个人，现实与超现实，规律与自由。只是强调的重心不同。实践美学强调在理性基础上的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在物质基础上的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在社会基础上的社会与个人的统一，在现实基础上的现实与超现实的统一。在规律基础上的自由与规律的统一。后实践美学强调感性、精神性、个体生命、超现实、自由在美学上对理性、物质性、社会、现实、规律的绝对重要性。实际上，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抓住的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美学：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社会的、建构的、主流的）美学和非意识形态的（生存的、生命的、超越的、非主流治的、社会的、建构的、主流的）美学和非意识形态的（生存的、生命的、超越的、非主流的）美学。从学理上说，后实践美学更接近审美的本质性追求，但实践美学却更接近社会大众普遍性的审美活动。实践美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后实践美学有利于社会的革新变化。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是西方古典的实践哲学，后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是西方现代的存在哲学和生命哲学。但这两种美学都抱着同一信念：解决了哲学问题就可以解决美学问题。从而都是在哲学的大概念上做文章，正是在这一点上，实践美学的问题同样也是后实践美学的问题。正如审美是实践活动，什么又不是实践活动呢？审美关系到生存、关系到生命，什么又不关系到生存、不关系到生命呢？正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实践论一旦运用到美学上总是问题多多，生存和生命一旦运用于美学同样的问题多多。可以想一想，生存论和生命论会如何运用了美学的三大部分，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和艺术，而形成自己的美学原理体系呢？种种后实践美学在扩大美学的研究角度和推进对美学本质的理解上是有很大功劳的。但当其把扩展角度和推进理解提升为一种本体论转向，想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批判实践美学，想重给美学一个新的本体论基础，其结果会与实践美学一样，是远离美学的。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美学，在学理层面从实践美学到后实践美学，在文化整体上从1980年代的启蒙主潮到1990年代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浪潮，在全球互动中从1980年代末的后现代到1990年代末的全球化，美学受到影响是全方位的。如果说，实践美学的形成受惠于《手稿》的人化自然和康德的主体性，审美活动论的出现在理论上得益于《手稿》（参蒋培坤《审美活动论》可知），在生活中得益于审美领域的扩大（参叶朗《现代美学体系》可知），那么，生存美学和生命美学在理论上受西方生存哲学和生命哲学的巨大影响，在实践中受1990年代以来生活世界与生命世界丰富多彩的展开的巨大影响。一个新的全球互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从实践美学到后实践美学的一花四叶仅仅是中国美学走向未来的报春早花而已。我们知道，从实践美学、审美活动到生存美学、生命美学，就其自身的状况来看，尚未解决美学的主要问题。存在、生命等，与实践一样，虽然与美学有关联，但不是美学的本体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存在论、生命论与实践观一样，在思维定式上是寻找一个实体性的本体，在思维方式上是从本体到现象，这两点都不适宜于解决美学问题。其实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本身已经讲得很清了，任何人为了弄清一种现象，而在现象之外去找出一个本体，都不是真正的本体，而只是与这种现象相关联的另一种现象。当我们把一种与美学相关联的东西认作“本体”之后，一方面突出了美学现象与这一“本体”的联系，但是同是也遮蔽了美学与其它“本体”（其实是现象）的联系，这种为美学找哲学本体或哲学基础的活动是一种对美学进行的呈显/遮蔽（突出/歪曲）活动，并不能使我们更接近美学。这正如西方的存在哲学和生命哲学并没有产生一个好的美学原理一样。可以说，在思维方式和对美学的学科理解上，生存美学和生命美学还停留在与实践美学相同的水平上。从学理上说，只要对实践概念重新定义，它完全可以等同于生存与生命，同样，只要给生存与生命一种界定，也完全可以等同于实践。而对美学来说，重要的不是进入一个哲学本体，而是直接面对美学问题。
由于实践美学、审美活动、生存美学、生命美学，在美学学理上还有种种困难，后现代与全球化的理论世界的动荡和生活世界的动荡潮去潮来，新世纪以来，一方面现实和理论方方面面都在摧促着美学的更新：有因消费文化而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呼唤（参陶东风等的文章），有地球生态问题而来的生态美学的招摇（参曾繁仁等的文章），有文艺美学一浪一波的讨论（参杜书赢等的文章）……这些从理论对学理的摧逼加深着美学研究模式的更新，另方面，理论界瞻前顾后，有王德胜等回到宗白华的高唱，有潘知常等回到王国维的歌吟，有滕守尧等用西方美育新论对蔡元培的推进……这一切是否意味着中国现代美学在新世纪要实现决定性的突破？
美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问，可以被方方面面地言说、讨论、研究，突破，它的真正成功一定要体现为一种好的美学原理。一体好的美学原理至少要讲好四个问题，一是审美现象学，这与朱光潜模式相关，二是审美类型学，这与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理论都有关，三是审美文化学，这与宗白华模式相关，四是形式美，这涉及非常广的领域，虽然这四个问题都在前人的讨论之中，更在世界主要文化的理论资源之中，但如何综合，将是一个需要经过异常艰苦努力才做得好的事。
关键词:商标 翻译 美学特征
语言是一种信息传递工具， 它不仅能承载句法和语义信息， 还能携带社会、文化等附加内容。现代商标名称为满足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需求，除承载并传递商品详尽信息外，还要充分考虑不同文化消费者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意识的差异，尽可能地展示商标的美学特征以刺激消费者感官，引导其购买欲望并促使其采取购买行动。因此，商标翻译中，合理运用翻译美学理论，使商标译名更好地体现其美学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
翻译美学理论阐释
20 世纪70年代，美国翻译学家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合著了文化转向的著作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用描述性方法研究翻译，深化了对翻译研究的认识，以文化转向为背景，翻译美学理论呼之欲出。Bassnett 和Lefevere说:“对研究对象再次予以界定;在源语文化符号与目的语文化符号所构成的网络中，对内嵌于其中的文本进行研究。这样一来，翻译研究既能够运用语言学的方法，也能够不拘于此，运用他法”。
1995年刘宓庆著《翻译美学导论》，构建了翻译美学的理论框架，从翻译艺术的基础层级审美原则到综合层级审美原则进行翔实论述，提出文学翻译审美的三个特征:翻译审美必须整个心理结构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即畅与物游;必须用想象校正对原文的理解即视野融合;必须与作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即感同身受(隋荣谊、李锋平，2007)。
2005 年毛荣贵著《翻译美学》，以美学思想为核心宏观分析翻译美学，以英汉两种语言为媒介，从语言学角度包括音、形、意、句和词汇进行审美比较，提出翻译实践中的相应方法;探讨了接受美学理论，把读者和作品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主体，探讨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反应和接受以及阅读过程对创作过程的积极干预，并研究对作品产生不同理解的社会的、历史的、个人的原因;同时指出德国的格式塔心理学，又称“完形心理学”、“形式在感觉中生成”、“通过整合使之完形”的意蕴(毛荣贵，2005)。
翻译美学理论追求形式美、意蕴美和接受美的有机统一，继承和借鉴了接受理论和格式塔心理学理论，将美学理念全方位渗透到翻译实践中，用审美的视角去理解、欣赏和接受原文和译文。
商标翻译的误区
商标，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由文字或图形共同构成商品符号，在音、形、意等方面蕴涵了许多美学特征;在商标翻译中，应充分考虑中西方文化审美心理和审美意识的差异，让商标译名达到和商标原名同样的审美效果，以便在国际市场中树立良好形象，博取更多消费者的青睐，进而激发他们的购买欲望。
而商标翻译涉及到语言学、营销学、心理学及美学等诸多学科，商标译名要想成功保存原名的风格、韵味及内涵，译者必须摆脱商标翻译只求字面意义对等的误区，充分考虑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及不同文化大众的审美心理，成功体现商标的美学价值。如美国婴儿用品品牌Johnson's(强生)，最初译名对等直译为“庄臣”，让人无法和婴儿用品联系起来，而译名“强生”响亮、上口，表达了对孩子的祝福，让人联想起孩子们健康、强壮、快乐地成长，体现了商标的意境美和文化美，最终使品牌家喻户晓，销量大增。又如隐形眼镜Bush&Lomb(博士伦)，原名是公司创立者的姓名，若直译会让人无法理解，译名结合消费者近视人群对知识的渴望以及争当博士的心理，从情感上贴近消费者，展现了译名独具匠心的情感美。
商标翻译的美学体现
为了激发产品的品牌形象销售，商标译名中应充分展示其独特的美学特征，以获得新颖、与众不同的效果，博取消费者的青睐，让产品走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
(一) 意境美
商标译名通过形象描写再现商标原名的境界和情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诗情画意般的弦外之音引人入胜，诱发和开拓了消费者的审美想象空间，引发了消费者忘我的联想与遐思，形成了商标深远、悠长的意境美。如世界知名体育和运动品牌Nike (耐克)，源自古希腊神话中胜利女神的名字，这一译名让消费者联想到在运动竞技中，每个人都希望胜利女神降临，通过自身坚忍不拔的精神和顽强的斗志最终获得成功。
(二)文化美
商标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有效媒介，既要体现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又要迎合不同消费者的文化审美取向，商标译名应恰当地将文化美予以再现或拓展以感染消费者。如法国连锁超市Carrefour(家乐福)，译名表达了超市为千家万户造福的意愿，符合中国消费者幸福美满的家庭意识。服饰品牌Goldlion(金利来)，其原名和译名就是珠联璧合的典范。Goldlion没直译为“金狮”(和“金失”谐音，丢失黄金的意思)，而译为“金利来”(直译gold为金，音译lion为利来)，其文化内涵近似于原名，又符合中国文化“财源滚滚来”的寓意。其他译名如饮料seven-up( 七喜)、Pespi(百事)等均展示了文化美。
(三)音韵美
音韵美指商标译名发音响亮，节奏明快，具有较强的伸缩性，在传达原名主旨信息的同时，满足了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多采用头韵、尾韵、叠韵、拟声的翻译方法，使译名读起来琅琅上口，富有感染力，易于记忆。如饮料CocaCola(可口可乐)，摒弃了原名Coca(药用植物，名古柯)，Cola(西非可乐果树，或不含酒精的饮料)的直译，译名可口可乐运用双声叠韵再现了原名押头韵的音韵美，读起来韵律和谐， 富有乐感。
(四)情感美
情感美指商标翻译应重视消费者的审美情感心理，迎合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译名的情感美更利于沟通消费者的民族心理认同感，在感情上亲近消费者，引起他们的共鸣并激发他们的尝试心理和购买欲望。如紫色香水Poison(百爱神)，原名直译为“毒药”，强调香水香型独特，品名大胆而奇特，紫色色调颇具神秘意境和氛围;但在国内，毒药暗指女性使用香水后会野性奔放、妖艳迷人，不符合传统习俗，无法开拓市场;译名百爱神，既有化妆品特性又具特定含义，广博众爱，获得了消费者心理认同感，体现了情感美，投入市场大获成功。
(五)简洁美
商标译名大多简洁明快，避免生僻字眼，充分运用汉字所蕴含的多义信息，激发消费者无尽的想象，易于上口，便于记忆。如洗发水Head&Shoulders(海飞丝)，原名直译为头和肩膀或海伦仙度丝，冗长复杂，让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译名海飞丝简洁清爽，让人联想起柔美的发丝如大海波涛般散落在美女肩上，体现了产品特色及功效。又如德国汽车Mercedes-Benz(奔驰)， 原名直译为梅塞得斯本茨或宾士，毫无特色，译名奔驰简洁生动，体现了产品属性及驰骋万里的良好性能。再如快餐Kentucky(肯德基)，打印机Hewlett-Packward(惠普)等也展示了译名的简洁美。
综上所述，商标翻译的美学体现包括意境美、文化美、音韵美、情感美和简洁美等。翻译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消费者的文化习惯、审美情趣和心理，灵活运用翻译美学理论，让商标译名充分体现其美学特征，激发消费者的购物欲望，不断地拓展产品的销售市场。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文学；翻译；美学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204-02
一、文学翻译与美学
“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创造的。”这是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它说明美与人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联系当然也包括人所创作的文学。在文学的各种社会功能中，能够充分体现其本质的就是它的美学特性。文学作品，跟一般应用文（如经贸信函合同、法律文本、政府公文、新闻报道评论等）是不一样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能给读者以审美享受，并且具有一种只有美学才有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种艺术美，一种能将语言美、情感美、形式美、内容美等汇聚融合的艺术美。文学翻译，作为一门审美的艺术，它所展示于人的美学效果正是它的独特性所在。让译作读者能有跟原作读者拥有相似的美感，让文学作品的审美得以再现，以及用其他国家语言把这种艺术美如实地展现给读者，这是文学翻译的目的和任务所在。文学翻译的独特性以及它的目的和任务都离不开译者的审美意识。文学翻译的过程，既是创造美和再现美的过程，也是译者对原作审美理解和审美再现的过程，它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相互交流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一个译者与原作者的交流过程；另一方面，它还是一个译者与译作读者的交流过程。这两个方面既需要读者用美学的原则去赏析和评鉴，也需要译者在遵循美学规律的同时去进行一次具有创造性的劳动。一般说来，译者对文艺学、修辞学以及语言学领域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会影响到文学翻译的好坏优劣，这一点人们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文学翻译是不是会受到美学的影响，这一点则很容易受到忽视。美的理论性研究是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属于哲学的一部分一艺术哲学，这就决定了评鉴文学作品及其翻译价值的一个方法可以是美学。文学翻译的一大趋势就是从美学的角度对其展开分析和解释，美学可以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归人在文学翻译理论中，这一点已经被人们所关注和认可。
二、翻译与美学研究现状
在西方，不管是哲学家、翻译家还是文学家，他们都有自己的美学思想。“理念”是柏拉图最出名的美学思想的基础之一；“模仿说”则是其弟子亚里士多德最看重的美学理念；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对美的看法是“美是和谐与比例”；古罗马著名的哲学家西塞罗，提出了一个极有影响力的主张，即“辞章之美”；早在17世纪，歌德就倡导通过文学翻译建立“世界文学”；英国的德莱顿则将“翻译是艺术”的论断明确写入《论翻译》（On Translation）。到了20世纪，托尔曼就在《翻译艺术》（Art of Translation）里提出了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再创造，可以根据翻译与绘画的比较去了解文学翻译的本质、过程和标准；译者的审美感知，特别是对文学作品“真值”的感知，可以用于确定译作翻译的好坏，这是法国译论家瓦勒利（Paul Valery）观点；费尔斯蒂纳在《翻译聂鲁达》（Translating Neruda）中指出，从本质上来说，诗歌翻译是一种批判的艺术和行为，它既是一种艺术创造行为，也是一种批判，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双重性活动。从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历史来看，译界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随着翻译活动规模的扩大，翻译学家们从早期对文学翻译艺术本质的主观印象式经验之谈转入了另一个阶段，即开始正式地系统地去研究翻译与创作之间在艺术规律上的内在联系。在意大利，20世纪20年代出版了一本《美学原理》，作者是克罗齐，它直接提出，“文学翻译是艺术的再创造”。而吉里・列维则在60年代提出文学翻译的目的：原作相应的艺术感染力要能够被读者感受得到，并且可以使读者在译作里体验到美的享受。由此可见，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视角去剖析与讨论文学翻译，这并非不正常现象，而让翻译问题进入美学的范围也是正常的。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的接受程度以及原作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倾向会受到读者、译者以及安德烈・勒费维尔（Andre Lefevere）“赞助人”的美学原则的影响，这种影响自始至终贯穿着整个翻译过程。正因如此，美学对翻译理论的影响已经被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关注，把美学理论当做一项工具以便深入研究文学翻译的种种问题也已经成为一个趋势。如今，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探讨翻译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著作多如牛毛，但是关于文学翻译或是翻译美学的专著或是文章却是凤毛麟角，人们所知道的国外较为著名的就是出版于1999年的Translating Life：Studies in Translational Aesthetics，而国内仅有《翻译美学》、《文学翻译比较美学》、《翻译美学导论》以及《实用翻译美学》等几部把翻译和美学联系在一起进行探讨的著作。
三、翻译美学的归属问题
文学翻译的美学问题，就其本质而言它属于翻译美学范畴内的问题。我国翻译美学研究在理论上觉醒的标志是傅仲选先生出版于1993年的《实用翻译美学》，因为它是我国第一部以独立形式出现的翻译美学专著。紧接着，翻译美学课在一些高等院校如湖南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等大学正式开设，从此，翻译美学得以正名，并开始了它的发展历程。可是，如果从美学的角度去探讨和践行文学翻译，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其历史可以追溯一千年以前，古代很多大师级学者留下了许多经典而又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美学财富。如孔子的“尽善尽美”；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孟子的“充实是美”；荀子的“不全不瘁不足以为美”；支谦的“文质说”，等等。近现代严复的“信达雅”、朱光潜的“艺术论”、林语堂的“美学论”、许渊冲的“三美论”、傅雷的“神似说”等等理论都包含着许多美学元素。
文学翻译的美学问题到底是该把它归于翻译问题还是把它归于美学问题，这是许多学者一直以来都在探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笔者认为从文学翻译的本质和它的过程来看，将它归为美学范畴可能更好。罗新璋先生曾经明确提出：“文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艺术；文学翻译，自然也应该是一种艺术实践。在充分理解原作的基础上，文学翻译，应该按照美的规律去进行融合再造，以充分发挥它的艺术再现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翻译既是一种美的创造也是一种艺术创造。文学翻译理论的基本框架在张今先生的《文学翻译原理》里得以初步展现。他也曾明确指出：“文学翻译原理是文学翻译理论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文学翻译的性质和一般规律，它是一门理论科学，研究的是它作为一个艺术创造过程的实质和一般规律，所以可以把它称为翻译艺术学或是翻译美学。”而《译介学》的作者谢天振先生则直切要害：“在中国，翻译史上的文学传统，翻译与民族文学发展的特别密切关系，使得从文学研究的立场出发去研究翻译，不仅有此可能，也有此必要。”
一、接受美学理论
接受美学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德国康斯坦茨学派,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姚斯(又译尧斯)、沃·伊塞尔等。两位中坚人物分别发表了《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和《文本的召唤结构》,于是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研究从此进入文坛。
接受美学以解释学、现象学、美学等为理论基础,其根本特征是把读者放到了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的中心位置,重视读者与阅读接受理论研究。这一理论的提出与当时西方文学理论、美学研究由作者转向文本,再由文本转向读者这一大背景契合,因此当接受美学作为一种新理论一出现,就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从马克思主义者到传统批评家,从古典学者、中世纪学者到现代专家,每一种方法论,每一个文学领域,无不响应了接受理论提出的挑战。”[1]
(一)“读者中心说”
在姚斯看来,在作者—作品—读者的三者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作品的存在与读者的阅读阐释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不经读者阅读的作品,不过是一堆毫无生机的语词材料。
读者以阅读实践使作品从语词符号中解放出来,赋予其以现实的意义。接受美学认为:文本的意义既不是作者赋予的,也不可能由文本自动完整地生成。文本最初由作者创作,并赋予意义,随后读者给文本注入了新的意义,作者原意渐渐湮没,读者成了文本意义的生产者。只有通过读者,作品才能逐渐被丰富、充实并展示其价值和生命。
(二)“期待视野说”
阅读作为一种认识活动,根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在文本进入读者阅读之前,读者心理上已经有了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所谓图式就是一种认知结构,用海德格尔的话就是“前结构”,而姚斯的接受美学术语则称之为“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姚斯的期待视界就阅读而言主要是指阅读前读者所拥有的生活体验、审美体验以及文学素养等,包括对文学作品类型和标准的经验性掌握;对文学作品的了解和把握;读者在阅读文本时带入的是对生活世界的心理体验。
(三)“召唤结构说”
在接受美学理论中,“读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接受美学把读者放在了第一性地位而将文本放在第二性地位。伊瑟儿提出了“隐含的读者”一词。在他看来“隐含的读者”既非现实的读者,也非理想的读者,而是一种可能出现的读者,这样的读者“既体现了本文意义的预先构成作用,又体现了读者通过阅读过程对这种潜在性的实现”[2]206-216。意义的预先构成即文本的“召唤结构”。伊瑟儿认为文学作品具有召唤性,召唤性源于作品中的意义空白和不确定性,期待视界与文本的差异所引起的心理空白就构成了文本的“召唤结构”。“召唤结构”无疑会激发起读者的创作冲动即潜在性的实现,这样读者的主体性就最终凸显出来。
二、接受美学理论在诗歌翻译中的运用
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之间有着一种本质的内在联系,集中反映了二者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上惊人的交叉重叠性。接受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文本和文本的意义、作者和作者的意图、理解的心理过程和思维过程、理解的主体(即读者)、主体在理解过程中的参与作用、主体通过理解活动所形成的最终产品(如评论文章、普通读者对理解对象的接受效果)与作者或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等。
而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原作者和原作、理解的主体(包括原语读者、译者和目的语读者)、主体的理解过程(特别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理解活动)、主体通过理解活动所形成的最终产品和原作者(或原作)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译作和原作是否等值,是形似还是神似,译作是否忠实于原作或原作者,目的语读者阅读译作是否与原语读者阅读原作时效果等同)等,这些都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文本是否具有开放性,译者对文本的翻译是否也可以有译者主观意识的积极参与[3]。因此,接受美学可以用于翻译问题的解决。接受美学从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三个维度对当下的诗歌翻译提供了诸多启示:翻译应结合译者的期待视界,体现译者对原文本意义的主动建构,同时也应反映以审美为核心的价值系统。
(一)认识论: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
诗歌翻译同样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在原文本进入译者翻译活动之前,译者心理上已经有了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即“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
译者所拥有的生活体验、审美体验以及文学素养等,包括对文学作品类型和标准的经验性掌握;译者在翻译文本时带入的对生活世界的心理体验等都被译者以已有思想、文化、知识与经验等所形成的阅读模式带入对原文本的认识、理解和阐释当中。译者的期待具有选择、求同的定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说,译者的期待视界已经预先决定了译本的最终产出。正如朱光潜先生在谈关于看古松的不同态度:面对田园里那一棵古松,木商所知觉到的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思量怎样去买它,砍它,运它———他读解的是实用价值,是谓译其善;植物学家所知觉到的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心里决定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思量它们何以活得这样老———他读解的是科学规律,是谓译其真;画家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松,他在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的颜色,它的盘55屈如龙蛇的线纹以及它的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他读解的是美,是谓译其美[4]。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期待同样具有选择、求同的定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说,译者的期待视界已经预先决定了译本的最终产出。#p#分页标题#e#
耕地人累了,回家走,脚步踉跄,把整个世界给了黄昏与我。
郭沫若译:暮钟鸣,昼已暝,牛羊相呼,迂回草径,农人荷锄归,蹒跚而行,把全盘的世界剩给我与黄昏。
丰华瞻译:晚钟殷殷响,夕阳已西沉,群牛呼叫归,迂回走草径,农人荷锄归,倦倦回家门,惟我立旷野,独自对黄昏。
三位译者的期待视界、审美角度不同,在表达形式上有一定差异。前两位的译文在情感表达方面表现的不够强烈,而郭沫若译文的一个“独”字与教堂的晚钟声、夕阳组成了一幅画面,很好地表现了老农内心的苍凉感。
(二)本体论:走向意义生成的译者
传统诗歌翻译认为原文本是客观的,翻译就是对作者意图的理解和再现,追求一种客观、普遍理解,以原文本为第一性,置译者的期待视界于不顾,扼杀了译本解读的丰富生成性。实际上,译本的意义应该是原文本和译者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隐藏在原文本之中、等待阐释学去发现的神秘之物。作品意义的不确定性、多义性与意义的空白,召唤不同译者依据各自的知识、阅历、观念做出相近、相异的解读,这就是伊塞尔高度重视的文本“召唤结构”。文学作品是一个充满未知和空白的、并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来加以填补的未定结构,文本唤起译者的期待视界并在翻译过程中使之不断更新。翻译是在译者的期待视界和原文本“召唤结构”的互动中完成,翻译过程就是译者的期待视界与原文本潜在意义相互激发、构建的过程。诗歌翻译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再创造,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成为创造的主体,逐步走向译本意义生成的前台。
在二者互动的过程中,要注意二者之间的平衡,避免两种偏误的出现。
一是要重视期待视界在诗歌翻译中的意义与功能,并加以合理发挥和利用。在一些翻译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缺乏译者期待视界的译文所存在的问题。如对“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翻译的两个不同版本的比较。
译文1.Seek,seek;search,search;Cold,cold;bare,bare;Grief,grief;cruel,cruel,cruelgrief.
译文2.IlookforwhatImiss;Iknownotwhatitis.Ifeelsosad,sodrear,Solonely,withoutcheer.(许渊冲译)译文1的直译版本看起来象是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词语堆砌,虽然有评论者认为这是“译文形式与原文内容辨证的统一”[4];而事实上由于译者期待视界的缺失,没有让原文本的审美意义得以再现。许均认为:“……在文学翻译这个领域,绝对的忠实是行不通的,愚忠的结果必然导致死路。
译出的东西非马非驴,读者读不懂,与原文看似相等,实则相去甚远,传了形而走了神。”[4]译文2第二行说“不知寻觅什么”,是译者结合自己的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结合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审美体验以及文学素养对原文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在前三行里出现了四次“I”,两次“what”,后两行中连续有三个“so”字结构———sosad,sodrear,solonely,与withoutcheer形成一体,强调了心神无主、愁绪满怀的苦闷。译者通过结合文本本身所想传达的意境和自己的诠释,刻画出一幅人倚黄昏、细雨洒窗愁更愁的秋景。整个译文自然流畅、主题明确、富于旋律美,再现原文本的情感意义。译文2显然比译文1更能体现原文本作者意义与译者期待视界结合的产出效果。可见译者的主体性,译者的期待视界在诗歌翻译中的意义与功能应该得到高度的重视,并加以合理发挥和利用。
二是要防止期待视界在诗歌翻译过程的滥用,导致一种过度诠释而丧失了作品原有魅力。
有一些翻译由于太多专注于译者本身的理解,翻译完全以译者的理解为基准,意译失去了对原著的体现,从而导致一种由于过度诠释而造成译文脱离了对原作者的意义诠释。如:对李商隐《乐游原》的翻译,有的译者基于自己的理解想采用一种散体的形式进行创造性的翻译。原文:“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势。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译文:It’salreadylateintheday.Nonetoohappy,Idriveouttothehistoricfieldsborderingtheim-perialcity.Whataglorioussunset!Itwouldbeperfectiftwilightwerenottofollow.译者的翻译脱离了对格律体诗的翻译框架,使得译文看起来缺乏诗意且又松散寡淡,没能把原作的韵味体现出来。因此,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和期待视界的介入应在一定的限制之下,不能脱离原文本的意义。有人把翻译比喻成“戴着镣铐的舞蹈”,也正说明了原文本、原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关系。
(三)价值论:多元价值系统的创造
译者不同的期待视界在翻译过程中的介入预示着对文本解释的多元化价值取向。就文本本身而言,“文学作品也不是一个单元的价值载体,而是一个负载着以艺术(审美)为中心的多元价值的复合系统”[2]267-268。对于同一作品,不同时代的译者的期待视野不同,也会对这一作品进行新的认识,翻译应注重对原文本共时和历时的考虑。因此,对原文本的翻译应该是一个开放、生成的过程,是译者个体精神与原文本潜在性的激荡、融合的过程。
译者应该放弃对原文本理解的惟一性、确定性追求,用多元、开放的眼光容纳其它不同观点的响应。
即当译者原有图式与原文本出现审美距离而不能同化文本时,就要求译者必须打破先前的习惯模式,调整视野结构,以开放的襟怀去接纳新事物。
在自己期待视界与其它多元视界两者对立、统一的过程中用超越静态、发展的眼光观察各种现象,不断提高、扩大译者的期待视界。
【 作 者】郑工
【作者简介】郑工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 正 文】
一、学科系统
我不知道现代的学科系统是否也像电脑的界面一样，变幻无穷。有些评论家用“寓言的机器”描述寓言叙述的多向性，把玩着语义。不过，任何一个寓言的界面呈现，极易成为文本的想象游戏。当中世纪但丁的地狱之行进入现代电脑的编码程序中，其途径经过在线数据库，得到的却是一张神秘的魔法般的空间图像。
美术理论，顾名思义，是对美术之理（或曰道）的思考与论述。道，既是规律又是途径，涉及本质问题，是通向形而上的思辨之途——以“道”为题，必然进入哲学的发问与解答。故理论一词，往往追究本质，探讨美术的发生意义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审美关系，探讨造型艺术自身构成的诸种要素及组合规律。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美术理论与美学最易接近，甚至被认为是美学的分支，似乎等同艺术哲学（英文ART就是指视觉的造型艺术，即我们所谓的“美术”）。当人们企图用“艺术哲学”这一学科概念代替“美术理论”时，是否表明他们就是站在哲学的立场研究造型艺术呢？
美学，德文Asthetik，最初叫“感性认识的科学”，（注：此为德国鲍姆加登在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哲学的沉思”，1735）文中所提出的学科概念，词源来自希腊文αíσCησíS（感觉、知觉）；1750年，又著附图一书。1742年，Metaphysica（《形而上学》，第二版）一书亦如是说（"scientia sensitive cognoscendi"——感官鉴别的科学），至1757年第4版时，改称“美的科学”。参见［日］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池学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研究感性认识的规律。“美学”成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一种学术意向——将一个哲学的认识论问题提升到科学层面上。稍后，康德就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将人们的感性判断纳入理性原理之中，并探讨其所谓科学的规则是一种错误的希望，它只能在“先验感性论”中得以保留。（注：康德以“统觉之先验统一”的原理，否认表象在经验直观中的必然联系，而认为“表象之相互关系，实由于直观综合中统觉之必然的统一”。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式译，商务书馆，1960年3月版，第105-106页。）但在20世纪初，康德的意见在东方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那时“科学主义”正风靡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中国。日人以汉名“美学”对译德文Asthetik，并在1907年以前传入中国。（注：1907年10月创刊的《震旦学报》第1期“美学”栏目，刊载侯毅译的《近世美学》（［日］高山林次郎著）。）时至1918年，北京美术学校创办，即在高等部中国画和西洋画两科设置“美学及美术史”公共课程，美术史分设中国绘画史和西洋绘画史，“美学”课程实为美术史学概论，近似美术理论。（注：《北京美术学校学则》（教育部指令，1918年7月5日），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5月。参见章咸、张援编《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21-127页。）
若回溯中国美术理论的传统，始终未曾进入哲学内部，与其建立系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理论向美术理论渗透，是单向度的外部关系），更无“科学”一说。古代中国，具备理论形态的造型艺术，主要是画论与书论（雕塑业和建筑业，其理论多在技术规范，尽管亦有审美的文化的诸种意识贯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国的画论与书论自六朝后历代不断，前后相系，是专论，号称“画学”、“书学”，或“画论”、“书论”。以“理论”的性质而言，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一种阐释体系，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思辨体系。因为是阐释，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观念，四讲品位，史论评三者共为一个理论整体，且与创作实践形成辩证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系统定位。
美术学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新学科概念，意味着“美术”研究将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系统。但国人最初使用“美术学”，着眼点却在美术史学。1907年，国粹派的刊物《国粹学报》第26期“美术篇”栏目，发表刘师培的文章《古今画学变迁论》；第30-31期连载刘师培《中国美术学变迁论》（未完稿）；第31期还刊登刘师培《论美术援地区而论》一文。（注：参见《国粹学报》第26期（第2年第1号）、第30-31期（第3年第5-6号），上海国粹学报馆，1907年3月4日、6月30日、7月29日。）这是由传统“画学”、“书学”概念转向“美术学”概念之最早例证。刘师培所用“美术学”，就是美术史研究，或称美术史学。这是当时的风气，受西学影响，对各种对象的研究，均以“学”名冠之（含有科学的名义）。所以，刘师培的“美术学”概念，并不是将传统的中国美术理论整体提升到学科层面上，而仅仅将中国美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若认真考究，中国人“理论”的概念弹性很大，可指称某种学问或学说，也可指称某种学科或某一领域相对于实践的知识部分。中国古代的美术理论多归学理研究一类，与创作实践相关。所谓相关，一及创作实践，二级欣赏与批评实践，故其技法原理、创作观念及评判标准等，都在此列。究尽中国画学，古时品评议论及理法文章，均属“理论”。1937年，于安澜将中国古代绘画典籍分三，先后编辑出版《画论丛刊》、《画品丛刊》和《画史丛刊》，其“论”、专指“画法画理”，而欣赏与接受理论，则以“品第鉴别”之类单列。1942年，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将理法著作与品评著作一并收入。这是在现代学科意义上，对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第一次系统的知识整理。
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建制的还是美术史学（在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美术史系），它基本沿用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美术理论因无学科建制，相关研究人员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学系、艺术系，或美术学院的理论教研室、美术研究所等单位，——作为纯粹思辨形态的造型艺术理论，往往进入哲学或美学系统；而作为一般造型技艺理论或与本体形态相关的阐释理论，往往以课程的方式出现在专门的美术院校。1978年后，在专业美术院校和艺术研究院设立了“美术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名称（简称“美术史论”），至此，美术理论才进入学科建设的门槛。
“美术历史与理论”正式改称“美术学”是1990年的事（这里无意将两者等同，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尚待讨论），而将“美术学”确定为“二级”或“三级”学科，则到了1992年（注：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目录调整会议决定，将“美术历史与理论”改称“美术学”，并向全国正式颁布。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学科代码表》，“美术学”以二级学科的名义出现，包括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等下属三级学科，原“美术历史与理论”亦以“美术学（三级学科）名之，但内涵有变。）。二级学科的“美术学”，基本上包含原先术科的“美术”系列，从术科到学科，意味着增强学术含量，全面提升学术品质。原先依附创作实践的美术理论同样提升到“学科”层面，而且和美术史学合并成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二级学科的大系统内，美术理论和创作实践还是一个整体，只是更强调了美术的本体性研究和学科独立性，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关系，促使技艺性学科在建制上不断完善。同时，作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概念的内涵上，绝不等同于刘师培时代的“美术学”（注：参见邓福星《关于美术学及其它》，《美术观察》1998年第1期，第55页。），在学术立场上，重新确立了中国美术理论“史论评”三位一体的传统。由此，美术理论亦开始以学科的名义真正进入学术系统，但问题也接踵而来：其学科性质如何？学科规范何在？学术阈场如何界定？
如果说，美术理论进入艺术理论系统或美学系统，还有既成的规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术学”的新建系统，所有的一切必须重新链接，重新规范，重新定位。
高等院校专业教学课程的设置是学科最明显的标识。在美术学院，除了美术史外，有关的理论课程为艺术概论、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等，均作为专业基础理论的共同课，这种状况几十年不变。作为学科的基本理论，我们主要关注“概论”。早期的《美术概论》，有黄忏华的著述（1927年，参照日人及欧洲人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则搬用苏联教材（如涅陀希文著的《艺术概论》），事隔二十多年，又出几本国人编写的《艺术概论》，特别是80年代初文化部组织编著的《艺术概论》，几乎是通用教材。直至1994年，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教研室才编写出一本《美术概论》。一门学科，如果连“概论”的课程都不完备，还能说些什么？
概论者，一为基本原理的阐述，二是历论的通诠，三是基本范畴的解说，藉此进入历史文本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代的美术理论，关注的不会是概论，而是时论。无论中西，真正能体现彼时彼地他者理论观和价值观的，不在概论而在时论。概论是总结，时论是现状研究，关注时下美术现象，以既定价值标准，审视与评判美术实践之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时论既是批评文本，又是历史文本，在历史片断中直接传达创作观念与审美意识。事实上，在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概论之寂寂与时论之煌煌，对比极为鲜明。无怪乎，中国文学理论史，常冠名以“中国文学批评中”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注：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版；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评，是西方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如文论、画论、乐论等）并不相符。理论不等于批评。若论中国的美术批评，与其说它接近理论，毋宁说它接近品鉴。中国古代的品鉴就是一种时论，是理论最直接的应用与表述，其方式可点评可议论，可指正可判断或褒贬、品第。
二、学科概念
常言，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与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研究者必须将他对美术现象的感受与体察之经验转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将它整理成首尾一贯的合理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我国美术理论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贯的知识系统？
我们可以对美术理论进行整体描述，但总是模糊的。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要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在高校还要有相应的教学实体，包括教材。中国的美术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有教学和研究实体，却无教材无规范（技法理论除外），且研究领域涣散，一直无法走上正常的学科建设轨道。如果检测近20年来我国所有美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你会得出什么结论？你能看到一个学科的外轮廓么？不可能。众多选题中，既有美学问题研究，也有形式本体问题研究、形态研究、批评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还有一些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选题。我们什么时候能从边缘地带划出一道清晰的学科界限？或在学科内部建立一道学术底线？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系统性处理，即将现有的各种知识系统化，寻找各个知识系统（小系统，模式块）间的相互链接。链接的情况还得进一步处理，分析其知识导向与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学科图表上显示其内在的与外在的各种关系。
不可否认，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历史学复杂，可是否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就造成美术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就是将复杂的问题有序化。一个系统的学科会建立自身的研究基点，确立基本范畴，建构一系列的学科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一再提倡美术本体研究，可为什么还是一再徘徊在学科边缘而无法进入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似乎学派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每一学科都存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但都不会影响其学科的整体规范，不会淡化以至解构学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时期如此。每一学科也都会出现新兴的交叉学科，都会模糊、淡化甚至重复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样也不会改变本学科艺术质。美术理论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学科概念，却无明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呢？因为历来中国美术理论就缺乏一个大的系统建构。
当我对自己所接触的知识进行整理时，发现中国历史上所谓“美术理论”，都只是一个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没有自己的学科归宿，或者说缺乏一个系统网络接纳这些知识。追求系统知识，并非就是“唯科学主义”。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关系到人文学科(humanities)。显然，美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研究重点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严及其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个体性和审美价值观，是关于美术现象的整体价值评述。但是，美术理论也涉及到人与对象物，人或对象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统计与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科学”，涉及到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的美术理论，几乎都是品评赏鉴，或者说都在某种价值预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理论评判（即“你能观察到什么，说明你拥有什么样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先于观察，有时则交替进行，先发现而后评价（不过是既定理论体系的补充、拓展与完善），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将现象定性定位，构成知识点，随后便发生转移。以价值观为基点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应有一个时间维度。但我们又无法辨别当一个系统理论出现时，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抑或完结？譬如，我们该如何评价顾恺之的“形神论”与谢赫的“六法论”？顾恺之是历史的决结，而谢赫是新时期的开端？我以为，无论何者，都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未成体系。理论体系与时期并无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一个时期的实践状况，也可以跨越几个时期，而一个时期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根据理论表述自身的性质决定体系的存在。文化系统比较好确认，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和区域空间的标定。美术也一样，作为人类造型的活动和现象，也从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研究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美术理论，也必须成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在“美术学”、“美术理论”等学科概念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有着比较接近的看法。
可以对证以下两个文本：
文学批评的标准及方法有其终结性和适用性,作家的生活体验与文学体验,如同流动不居的河水不可能恒定不变,多样性的文学创作决定了文学批评不存在恒定的理论。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是80年代波及全国的“文化热”历史背景,在活跃的“文化热”背景下,1985年3月厦门召开全国文学批评方法讨论会。之后,扬州、武汉、深圳等各地展开文学批评观念及方法的研讨,批评观念的变革成为文学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陕西文学批评的变化势在必行。总体来看,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依然在传统现实主义批评范畴内进行,变化停留于个别局部,尽管触及具体文学现象研究时,研究视角明显地游移于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然而这种批评视角的游移表明文学批评理念内核在发生着微妙的裂变,而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革有待于文学阵地、文学批评队伍等诸多条件的成熟。
1985年1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办下,《小说评论》在西安创刊,它是全国唯一的专事小说研究的杂志。随着刊物的顺利发行,《小说评论》周围很快荟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说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省内外学者:胡采、阎纲、张韧、缪俊杰、蒙万夫、吴亮、白烨、肖云儒、陈孝英、曾镇南、何镇邦、费秉勋、刘再复、乐黛云、肖云儒、刘建军、王愚、雷达、何西来、季红真、蔡葵、刑小利、贺绍俊、周政保、吴秀明、畅广元、李健民、邰尚贤、李星、徐岱、孙豹隐、管卫中、李运抟、赵俊贤、王仲生、李国平、朱寨、秦兆阳、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洁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宝、韩鲁华、孟繁华、鲁枢元、温儒敏、王彬彬、孙绍振等等,他们及时评述当代小说创作、发表小说理论研究成果,很快《小说评论》杂志成为陕西小说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90年代,陕西文学的批评队伍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活跃在80年代文坛上的笔耕文学组成员,二是来自学院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与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批老中青三代批评者依托《小说评论》、《延河》文学月刊,从批评的理论基点、方法、风格等多方面展开多维的探索。陕西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动在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废都》的面世,在当代陕西文学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超越,引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批评模式的深层反思与话语策反。90年代文学批评阵地《小说评论》的成长以及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壮大,表明文学批评多元化发展条件已经具备。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4]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着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陈忠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陈忠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着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着《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
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陈忠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陈忠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陈忠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陈忠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陈忠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5]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陈忠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着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着)、《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6]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风骚。
文化诗学批评段建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陕西文化诗学批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专着《白鹿原的文化阐释》是这方面的力作。段建军多年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对西方哲学美学烂熟于心,萨特、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响着其学术的建构。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西方文论的交汇中,他提炼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题:“长期受封建主义和理性主义压抑贬损的人类肉身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独特的肉身化思维,把整个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体结构、情感愿望、生命追求。这个人化的世界实际是人肉身的诗意创造物。”[7]段建军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将“肉身化存在”文化命题贯穿于陕西小说乡土经验的文化阐释中,并生成一套话语体系和审美理想。段建军文评的风格质朴、自然,没有西方文论的艰涩生硬,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散发着智性,充满文学批评的创造性。王刚曾这样评述段建军的文学批评:“既遵循和重构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审美趣味和伦理价值,又融汇应用了西方文论的方法论工具,生成了自身亲和、朴拙、兼具形象性和学理性的批评话语。”[8]
此外,女性主义批评和地域文化批评也颇有起色,这些批评在大文化视野的影响下,有机地汲取了哲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成果。陕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和于全国文学批评,有屈雅君的《对传统男性形象的女性主义注视》、《执着与背叛———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等文,而屈雅君倡议创办的“妇女文化博物馆”馆存的性别文化表征的女书、嫁衣、三寸金莲等,对女性研究的深入展开具有实践性的意义。地域文化批评方面,李继凯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是90年代的重要收获,李继凯从历史、现实和心理三个维度对20世纪秦地小说进行阐述,涉及到秦人的生活方式、心态变迁、精神结构、文化传统、人文地理,专着融合了人类历史学、民俗地理学、精神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是走向个性化审美“兼收并蓄”[9]的地域研究专着。此外,冯肖华的《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本体论》、赵德利的《情缘黄土地———新时期陕西文学的民间文化阐释》、孙新峰的《贾平凹作品商州民间文化透视》等专着、李春燕的论文《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研究》也是陕西地域文学批评取得的硕果。
陕西文学批评不标新立异、趋新赶潮,多立足于陕西现实主义传统创作的本土,研究方法基本在社会历史批评的框架下展开适度地调整、突破,面对迭起的新潮抱着看看再说的姿态。神话原型批评起
[关键词] 和谐翻译 文学翻译 审美和谐 适中
一、引言
众所周知，翻译活动的开展能够大大地丰富人们的交流，促进人类的文化和谐。翻译本质论的研究一直是翻译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它既是翻译研究的基础，也直接关系到翻译学的学科建设。然而在翻译本质论研究中，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区别研究人们往往较少涉猎。人们常常把从广义翻译本质论研究中得出的认识不自觉地运用于文学翻译的研究中。那么，如何将文学翻译与原作更好地相结合呢? 长期以来，翻译一直被人为地设置了两极:“形式”与“内容”、“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同化”、“形式对应”与“功能对应”等,这两种途径常常是水火不容、非此即彼的。翻译中的各种要素——原作与译作之间、作者与译者之间、文本与意义之间也彼此对立、互争高下，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阻挠着翻译的健康发展。（杨平，2008：1）文学翻译表现出非常丰富、复杂的内涵，它不仅是对原作语义的传达，更是对原作美学整体的再现；它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流。既要追索原文的意向性，原文意义的确定又离不开译者主观经验世界介入。文学翻译在本质上就表现为多种矛盾因素之间寻求协调统一的过程，既含有审美性、形象性、创造性的本质特征，又具有追求译作和原作文本之间相似性和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协调性这样二元对立统一、和谐融洽的特征。因此，和谐翻译观为缓解二元对立局面,促进翻译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
二、和谐翻译观
北京师范大学郑海凌教授提出的“和谐理论”是专门针对文学翻译的一套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并独创性地提出了“和谐”的文学翻译原则。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同时兼采西学，深入分析了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理。他在1999年发表的“和谐说”一文中提到：翻译的艺术贵在“和谐”。文学翻译应以“和谐”为审美标准，是两种有差异的事物的有机结合，和谐产生于对立。从文学翻译活动的本质特征来看，“和谐”作为翻译标准，符合翻译艺术自身的规律，处理好翻译过程中的一切对立关系才能达到“和谐”。（郑海凌，1999:2-6）这种和谐理论旨在让译者养成高度自觉的和谐意识，译者是最主要的翻译主体,是整个翻译活动的执行者,担当着协调各方、促进文化交流的重任。和谐思维是和谐翻译的基础,译者首先要具有和谐意识,主动培养自己的和谐思维，这样才能很好的协调主体之间的和谐、促进文化之间的共存。文学翻译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又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为原作和原语束缚手脚，发挥译者的创造性空间。而非文学翻译的局限性，在科技翻译和应用文翻译变现尤为突出，使译者“戴着手铐跳舞”，缺乏能动性。
三、和谐翻译的阐释
中国传统哲学与传统美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前者具有整体性、求同性特点；后者关注的是和谐性和同一性；前者讲的辩证思维比较注重对立的统一,尤其注重统一、和谐,认为和谐、对立的融合是最重要的。(张岱年, 2004: 467) 自古以来，人们就推崇各种和谐，无论是皇家帝王，还是黎民百姓，均以“和”为贵，只有在和谐的环境中才能孕育太平。儒家以“和”为贵,孔子宣扬“和而不同”,孟子重视“人和”。儒家的“中庸”哲学和“中和”美学观强调适中而不偏颇,孔子指出“过犹不及”（《论语?先进》）。道家讲究太和,崇尚自然之道；老子指出,万物由“道”所生,在本质上是和谐统一的关系；庄子也把和谐视为“大本大宗”；荀子提出了“善美相乐”(《荀子?正名》)；这些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和谐基调,积淀在国人心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除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到处渗透的“和谐”，西方的哲学、美学中也同样体现着和谐思想。西方哲学和美学观点体系中自确立之日起就隐形涉及到了“中”、“和”思想,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都认为万事都是过犹不及,我们应该遵循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毕达哥拉斯认为和谐是宇宙本质的特征,而哲学则是对事物间和谐关系的思索。笛卡尔从美学角度分析：美是恰到好处的协调与适中。中西方的这一系列和谐理念为构建和谐文化及和谐翻译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翻译界中引用“和谐”观点既是一种新的突破，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谈到和谐翻译，必然会涉及到如何辨证地看待翻译的基本问题。首先，翻译是一门科学、艺术,还是一种技巧。第二，翻译涉及科学层面,需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翻译研究,探讨中西翻译理论和构建翻译学。然而文学翻译更多地是一门艺术,是一种派生的技巧,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再创造能力尤为重要。第三，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翻译和转换是完全可能的,但这种转换是限定在一定范围中的,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被传达和翻译,翻译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追求最大限度的等值。中国古代翻译家所说“五失本、三不易”以及所引用的哲学思想“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就包含翻译不可能完全忠实的辩证思维,与西方学者“翻译即叛逆”、“翻译的不确定性”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杨平，2008）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翻译是模仿和创造,最终忠实和再创造可以做到和谐统一。
四、“和谐理论”下的文学翻译观
正如社会主义国家所强调和谐社会的概念一样，和谐翻译也是一种宏观的理论框架，对我们翻译研究有指导意义,这就要求在各方面都要做到统筹兼顾、圆满调和。文学翻译是艺术化的翻译，是译者对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的审美把握，是用另一种文学语言恰如其分地完整再现原作的艺术形象和艺术风格，使译文读者得到原文读者相同的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和谐”作为翻译标准,蕴涵着译者的审美认识和审美追求,也反映出文学翻译活动的自然规律和特性。“和谐”的关键在于“适中”，译者在审美创造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正确地理解原作,另一方面要恰当地表现原作,以其敏锐的分寸感把握“适中”,最终达到“和谐”的审美效果。同时，文学翻译也存在有一定的局限性，即译者的审美与创造活动是有原作作为依托的，译者发挥创造的艺术空间是有限的，必须以贴近于原作为前提。下面请看一组译例很好的说明了文学翻译的和谐理论：
原文：
Between her agitation and her natural awkwardness in getting out of the cart, Peggoty was making a most extraordinary festoon of herself but I felt too blank and strange to tell her.(Charles Dickens: David Copperfield)
译文一：
在她心中的激动和下车时生来的笨拙之间，辟果提把自己弄成一个最奇特的彩球，不过我觉得太扫兴太惊奇了，未告诉她这一点。（董秋斯译《大卫?科波菲尔》）
译文二：
坡勾提心烦意乱，再加上她本次下车就笨手笨脚的，所以她把身子弄得歪扭曲折，成了样子挺特别的彩绸了。不过，我当时心里一片茫然，满怀诧异，不顾得跟她说这个。（张若谷译《大卫?科波菲尔》）
（摘自姜秋霞，权晓辉，2000: 29）
原文将Peggoty笨拙之态描写的栩栩如生。译文一照搬了原文的句法结构形式，意思让读者很难理解与想象它所要转达的意象，无法给读者与原文和谐的审美感受。译文二摆脱了原文的语句结构，既拆分了首句，也添加了衔接的小句，看似不忠于原文的形式，却创造性的把原文意思形象的转达给了读者，达成译文与原文的和谐统一，给读者以审美感受的空间。
所以，在和谐翻译理论的框架下，文学翻译的目的就是要在矛盾的对立中寻求统一。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翻译是应用性很强的经验科学,重视实践和技巧是理所当然的,但不能轻视理论和思想的指导；其二是要冷静客观地对待各种翻译理论和流派,带着批判和吸收的眼光,取长补短,去伪存真。无论是语言学派、文艺学派、阐释学派等传统翻译流派,还是文化学派、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当代翻译思潮,都包含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东西。但是这些理论毕竟只是从某个角度、某个时期针对某种问题提出的初步探讨,往往存在有极端的偏见,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就要求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发扬。
五、结语
总之，和谐翻译是一种理念和追求，是中国文化理想追求的最高境界，就像我们一直所追寻和要达到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和谐文化的建立自然离不开世界文化这个大熔炉，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同样也需要翻译来搭桥牵线，翻译行为与翻译作品更应该与文化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紧密相连。和谐翻译观超越传统翻译的“直译”、“意译”二元对立以及传统的“信达雅”、“神似”、“化境”等翻译标准,更加追求圆满、调和、至上的目标。文学翻译在本质上就表现为多种矛盾因素之间寻求协调统一的过程，它既含有审美性、形象性、创造性的本质特征，又具有追求译作和原作文本之间相似性、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的协调性这样二元对立统一、和谐融洽状态的特征。因此，把和谐观与翻译相结合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创新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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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郑海凌.译理浅说[M]. 郑州:文心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张姝，女，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英语教学与电影文学。
关键词： 接受美学 《论语》英译本 译者能动性 制约因素 误译
一、《论语》英译情况和接受美学理论简介
《论语》是中国第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它的英译是西方国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歇1809年的英译节译本，伦敦会传教士柯大卫1828年出版的首次全译本，理雅各的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1893）译本都是早期的英译本。从19世纪末到现在，还有亚瑟·韦利的译本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1938），辜鸿铭的译本The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1898），等等。据估计，目前《论语》的英译本或节译本大约有50个。
近20年来，对《论语》译本的研究成为《论语》英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则相对较少。本课题着重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比研究理雅各和韦利的《论语》英译本。
接受美学亦称“接受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由康斯坦茨大学的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教授和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教授在他们的研究中率先创立。
该理论指出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审美功能只有在读者的审美过程中才能表现出来，把作品和读者的关系放在文学研究的首位，确立读者的中心地位。重视“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的一大特征。所谓“期待视野”，是指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各种理想、经验、趣味、素养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读者在接受活动开始前已具备的特定期待视野，姚斯称之为“前理解”。姚斯指出读者的“前理解”具有一种使人产生潜在反射审美态度的机制，也就是说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作品有许多“不确定性”与“空白”而留待读者在阅读活动中依靠想象去填充空白，确定意义，去进行作品的再创作，这也就是伊塞尔提出的文本的“召唤结构”。这种“召唤结构”自然会导致读者对文本的不同理解。因此，对于同一部作品，往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意见分歧很大。接受美学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是读者的知识结构，而且有作品本身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与空白点。
接受美学为文学翻译接受者即译者和目的语读者从以往被忽略的地位重新找到主体性地位提供了全新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从此，文学翻译活动不应是原作者或原作的独白，而是译者带着“期待视野”在文本的“召唤结构”作用下与隐含的作者进行对话和交流后形成的“视域融合”。接受美学将翻译模式从之前的“原作译作”间的简单对等变为了“作者原作译者译作读者”间多方的动态互动过程，强调读者在作品的存在和意义构成中的作用。接受美学认为，译者，作为特殊的读者，在阅读理解源语文本时在具有能动性的同时也有制约其能动性的因素，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误译。（包风兰，2006）
二、译者能动性及其制约因素
接受美学认为译者首先是一位读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沟通原作者与读者、原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的桥梁，他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作优劣，因而成为翻译过程中最积极、最主动的因素。
作为特殊的读者，译者的能动性表现在：
1.能动地理解原文。由于原作存在“不确定性”与“空白”，在文本的“召唤结构”作用下不同的译者对原文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而对原文的不同理解正是导致译文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览两个英译本，笔者发现两位译者对《论语》中的基本概念词的理解和翻译有很大不同。“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最多。“仁”字寓意深刻、一词多义，在英文中很难找到对等词。理雅各认为“仁”与英语中的“benevolence”相近，他在译文中也用“virtue”或“perfect virtue”“virtuous manners”译“仁”；韦利在他的译本中使用“good”或“goodness”译“仁”，这里扩大了词义，与原文中的“仁”的意义有些偏离。对于“君子”，理雅各的译法有：“superiorman，scholar，the students of virtue，men of complete virtue，the virtuous man，man”等，而韦利则统一译为“gentleman”。王辉（2001）撰文指出“superior”作定语时具有贬义，用以讽刺那些自以为是高人一等，具有优越感的人。因此，“superior”在西方读者心目中唤起的负面反应必然与“君子”一词在中国读者中引起的美好联系大相径庭，此处宜选“gentleman”更为恰当。再如，“小人”一词，理译为“the mean man”，而韦译为“the small man”。古汉语中的“小人”通常指心胸狭窄，卑鄙俗气之人。“mean”基本能够传达汉语的含义，但“small”指的是“morally mean”，突出了“精神”、“道德”层面的“小气”，正与“gentleman”所蕴含的“胸怀宽广，和善有礼”相对，无疑是“小人”在英语中最对等的词语了。（徐芳，2008）
从上面给出的例子可以看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同时考虑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尽量选用与原作对等的词语，才能忠实地翻译原作。对于译者而言，能否正确理解这些基本概念词所传递的儒家思想会直接影响到译文的质量。
2.具有自己的翻译原则。每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有一定的指导原则。有的译者在翻译时尽量贴近原文，无论句子结构还是表达方式都严格地与原文一致；有的译者则尽量使译文通俗易懂；有的多用一些本土色彩很浓的词；有的则倾向于使用富有异文化情调的表达方式。
通览两个译本，笔者发现两者的语言风格不尽相同。理译语体属于书面语，措辞古雅，行文结构近似原文；韦译语言口语化，语体风格与《论语》的语录体相似，读来直白易懂。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理译：The Master said，“To be poor without murmuring is difficult.To be rich without being proud is easy.”
韦译：The Master said，“To be poor and not resent it is far harder than to be rich，ye not presumptuous.”
理译保持了原文的句式风格，工整对仗，而韦译则偏口语化，直白易解。
3.能动地表达译文。在表达译文时，虽然心目中没有具体的读者，译者可能已经下意识地受到了某些潜在的译文文本读者群的影响。和其他的消费活动一样，译文读者的需求也会成为翻译生产活动的一部分。为了满足不同的读者，译者会改变译文的语言和风格。
作为传教士，理雅各翻译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经典》的目的之一就是使基督教传教士了解几千年来一直统治中国的儒家思想，从而让基督教义取代儒家思想。由于把《论语》奉为严肃的经典著作翻译，自然认为译文也应体现原文的典雅特色。相反，韦利翻译《论语》的意图在于让欧洲读者了解《论语》作者的初衷，了解《论语》的真实面目，以普通的欧洲读者为对象，旨在体现原文的原貌，即《论语》的语录体特点，因此采取近似口语语体翻译。
再者，从两位译者对基本概念词的选择方面也可看出两者的读者群差异。理雅各对核心词采取多种译法并注有大量注释，力求让传教士对儒家思想有全面、深刻的理解。而韦利则保持了核心词的统一性，给译文读者留下系统的、整体的印象，可能是更多地考虑到普通读者的接受能力。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确实发挥着自身的能动性，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理解源语文本。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译者的能动性和制约能动性的因素是同时并存的。
（一）前理解
在文本意义的实现过程中，译者的前理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译者的前理解条件和能力决定着他对文本世界的理解。
前理解的重要性使得译者自身的文化素养、文学理想，翻译思想等方面的水平以及个人审美偏好显得尤为重要。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本，译者必须更多地学习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才能具备充足的前理解条件和能力，以填补文本理解上的空白，纠正理解上的错误，真正达到与跨文化语篇的交流与对话。
理雅各出生在信奉新教的农民家庭，自小接受神学思想。后在英华学院任教之余开始研读中国经籍。理雅各著有多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其中有《孔子的生平和学说》、《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等，在欧洲汉学界引起很大反响。阿瑟·韦利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时便有志于东方文化的研究。毕业后曾到大英博物馆整理中国敦煌书画、雕刻。后因健康原因辞去工作，全力投入汉学研究，专攻中国思想史、中国绘画史和中国文学史。但韦利从没到过中国。（刘洪涛，2007）
由其生平可知，两位译者均对中国文化有着翔实的研究。理雅各的在华传教经历使得他有机会深入接触中国的社会现状、民俗民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韦利虽未来过中国，但他的汉学研究也为日后翻译《论语》奠定了文化基础。正是因为两位译者较高的“前理解”水平，虽然由于文化差异、社会背景等因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误译，但无可否认两个英译本仍呈现出较高水准的翻译质量。
（二）社会历史背景
除了前理解，译者还受到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接受美学认为人处在一定的生存的环境中，必定有一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西文化是差异很大的两大文化类型。因此，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必然也会不同，甚至有时相差很大。而这种差异正是不同的读者运用各自的想象力，赋予文本的未定性以不同的含义并进行具体化的结果。
译者对原著的解读是一个无法终止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对事物认识的提高，对原著的解读也会有新的领悟。并且由于译者的主观情感，所处不同价值体系以及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不同，他们对原著的解读仅仅是整个文本意义的一个部分。
两位译者所处的年代不同。理雅各译本于1861年在香港出版，带着殖民时期的传教士动机和大国偏见，该译文大多采用直译，几乎是按照中文逐字翻译，尽量遵循原文的思维形式和句法结构，用的是19世纪书面语体英文，措辞古雅，译笔严谨，注释详尽，考证周全。韦利的译本比理雅各的晚70年问世，其间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加深了，因而韦利的误译要比理雅各少。加之英语语言本身的发展，韦利用流畅的现代英语将《论语》再现，他的译本中异化策略既传达了原文的思想，又不失译文的流畅通顺。（王毓芳，2011）
三、误译及其原因分析
接受美学认为源语文本的受约性是造成“经无达诂”和“译无定法”的原因之一。且上述译者具有不同的前理解和社会历史背景，不可避免地对《论语》产生不同的阐释、误读和误译。由于篇幅所限，以下选择几例加以分析。
1.原文：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理译：The master was wishing to go and live among thenine wild tribes of the east.Some one said，“They are rude.How can you do such a thing？”The mater said，“if a superiorman dwelt among them，what rudeness would there be？”
此处误译有两：首先，“陋”并非“粗鲁”的意思，而是指“不开化，不文明”。其次，“如之何”应该解释为“怎么好住”，由于当时中西文化交流不够深入，理译本出现了对原文的误解。
2.原文：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韦译：The Duke of She asked about government.TheMaster said，when the near approve and the distant approach.
原文中的“悦”和“来”都是使动用法，“使近者悦，使远者来”。作为外国人，韦利对复杂的汉语字、词、句意的理解仍有局限。此处误译主要是由于对原文中某些特殊句式和语法结构的误解。
3.原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终乎？与朋友交不信乎？传不习乎？”
理译：The philosopher Zeng said，“ I daily examinemyself on three points；—whether，in transactingbusiness for others，I may have been not faithful；—whether，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I may not havebeen sincere；—whether I may have not mastered andpracticed the instruction of my teacher.”
韦译：Master Zeng said，“ Every day I examinemyself on these three points：in acting on behalfothers，have I always been loyal to their interests？In intercourse with my friends，have I always been trueto my word？Have I failed to respect the precepts thathave been handed down to me？”
此处两位译者都将“三省”理解为每天在三个方面进行反省。但原文中“三”并非指具体的三次，而是泛指“屡次”。此处因后列举了“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三件事，所以容易误解。
理雅各和韦利的两个英译本各有所长，瑕瑜互见，均为国外通行的版本，也都在国外汉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本文从接受美学角度对这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旨在减少《论语》英译的误译，扩大《论语》的阅读群体，从而加快儒家思想的传播，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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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文学理论；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071-09
《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是2015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本论文从“我所理解”的角度，阐述对此课题若干方面的基本理解。因为着眼课题涉及的最大外延和最基本问题的初步规划和设想，所以，粗线条提出的可能研究的若干问题不可能也不打算详细展开。目的是得到同行学者的讨论与批评，以便后续深入研究。
一、如何理解价值体系
体系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体系有怎样的特质特征？体系自身以及与外在环境有怎样的关系？
1.体系的概念
汉语的体系/系统，体制（名词）在英文中均对应为“noun”。英语中此词语的基本意思有两个：第一个意思，一整套同时运作的事物，通常被看作是某个结构或某个具有内部联系的网络的组成部分的总和；一个复合的整体。例如国家铁路系统：液体经由管道系统进行传送。第二个意思，按照已经完成的部分制定的整套规则或程序：有组织的计划或方法。例如政府的多党制体系；公立教育系统。从英文原来的涵义，翻译成汉语后，在不同场所，分别有体系、系统以及体制等表述。
我国《辞海》的“体系”条目说：“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如理论体系；语法体系；工业体系”。从该辞条的关键词“构成”可知，体系是人类为实现某方面目的的人为建构，即有意识的主观行为。虽说是人为建构，也必须依赖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例如语法体系，说话是人类原本既有的自然行为，于不自觉状态中遵循特有规律。语法学家将这种规律总结提升概括为“语法体系”。因此，所谓体系，是基于对于客观存在事物或者事实的准确认识和把握之后有意识建构的整体。
如上介绍均出自“体系”的本体论角度界定和理解。那么，方法论角度，关于体系会有怎样的说法呢？“所谓系统方法。就是要求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认识和改造的方法。就是把系统和环境的关系联系起来看成一个更大整体来考察对象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是从整体出发。始终着眼于整体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相互作用，从而综合地处理问题，以达到最佳目的的一种方法”。这里的“把系统和环境的关系联系起来”是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让我们再借助皮亚杰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中曾经就“结构”这个概念的讨论，来看体系和系统就更清楚了。皮亚杰说。机体即“―个活的结构构成一个‘开放’系统。也就是说，它在与外界不断的交流中保存了自己。但它并不因此而不含有一个自身封闭的系统，其要素在从外界吸取给养的同时通过相互作用而得到维持。……这样一种结构就能作静态描述，因为它尽管永远活动着，仍保存着自身，但原则上它是活动的，因为它构成种种不断变化的相当稳定的形式”。由于结构本身可理解为是一个系统/体系。所以，可将皮亚杰关于“结构”的“与外界不断的交流中保存了自己”的思想借用来认知系统/体系。
2.体系的特性与特征
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角度的界定，让我们看清楚了体系的特征和特性。
第一，体系是人为建构的结果。体系是人类为了某方面目的而有意识建构的一个整体。当建构的一个整体诉诸逻辑性的文字表述时，即为该体系的理论形态。缘于人为建构，所以，系统必定具有不断调整的任务和可能调整的机制。比如，公立教育系统，就要不断调整到符合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对教育的需求。还要与社会其他部门协调和谐等。质言之，体系建构与调整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为，建构与调整都遵循其相应规律。规律是客观的，体系建构是主观的，因此，体系是主客观相互吻合的产物。
第二，体系具有稳定性、整体性和活动性。体系遵循自己所属的规律。人类建构体系有目的，在尊重规律基础上期望体系稳定和完整。比如，公有教育体系，一旦形成就具有各层次教育的搭配协调。以保证其稳定和完整。此即稳定性和整体性。稳定性和整体性如何得到保障？依靠其活动。活动的涵义，包括体系内部的各层次和组成部分之间的调整，也包括“把系统和环境的关系联系起来”，根据环境变化而对体系进行调整。这就形成了活动性。活动性乃为体系的重要特性之一：体系之内各个部分以及各部分均分别地与整体具有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维持其活动性、稳定性和整体性的保证。
第三，体系的相对性。体系多大呢？从如上皮亚杰关于结构的理解和表述中可以看出来，体系是相对性概念，不是大小概念。对外在环境来说，它是一个整体即体系，对它内部的某个部分来说，这个整体相应地又成为了外在环境。即任何一个体系都有其内外两个方面的相对性。比如公有教育体系，其外在的社会整体是一个体系，其内在的某个层次的教育也自成一个体系。相对特性决定了它的活动性，对内对外的活动，以维持其稳定与完整。体系的相对性，要求体系的设计者具有辩证思维。
那么。什么是价值体系？这就需要首先确定文艺评论。文艺评论的性质和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价值，都与文学观念密切相关。而对于体系的准确理解，才能准确理解以怎样的文学观念为基石建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所以，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是三个互相牵制的概念范畴。此部分只好暂且放下“文艺评论”和“价值”两个概念。在如下几个方面，基于体系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两方面综合性理解，来探讨建构价值体系必须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及相关问题。
二、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
“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建设是人为的有意识的理论工作，有怎样的文学观/文艺观，就有怎样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的逻辑起点。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种文学观，文艺观，认可和选取哪种？笔者以为，我国新时期是文学研究广泛汲取中西方历时与共时的文学思想资源并加以反思、批判与创新的重要时期。也最具系统论思想方法，是最值得关注和珍视的理论时期。这个时期文艺学重要的理论成果可以作为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
1.系统论视野中的新时期文艺学重要理论成果的考察
新时期30余年，我国文艺学界建设当代文学理论有四个方面的资源：其一是当下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其二是“五四”以来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学理论；其三是中华古代文学理论；其四是西方文论中具有真理性的成分。在如此理论资源及其继承创新实践背景下，我国新时期文艺学创获了诸多理论成果。其中得到学界共识并在批评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的重要理论成果有：文学审美特征理论、文学反映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观念、文学活动论、文体诗学、比较诗学、文艺心理学等理论。那么。这些理论之间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具有关联性并且自洽，则表明这些理论可以与一个关于文学的共同本质的原理相统一。或者说。以某种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论与相关理论可自成一体地成为文学基本原理。
获得学术界共识的文学理论成果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如下：“审美特征”论。确认了“审美”是文学整体性结构关系生成的一种形而上的新质。审美是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所缔结的一种特殊关系。……审美的根本功能是为了创造人的完整的精神生活，为了获得完满的人性，为了使人成为“全面的人”。审美特征论探究起步于文学本质的理论反思。反思之结果是取代了“形象特征”说。最后落脚于文学基本特征理论。文学反映论，此理论是从文学与整体性生活关系的角度，以文学审美特征区别于一般认识论的对于整体性生活的审美反映。这就决定了存在与意识、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关系的维度，可顺乎学理地得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的观念，此观念被有的学者看作新时期文艺学第一原理。朱立元等在总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工作中，也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论不仅是新时期文艺理论对于文艺极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反拨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肇始于20世纪初我国现代文艺理论意识形态论和审美论两脉的扬弃与重建，代表了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成果”。当然，关于审美意识形态概念及其思想辨析，需要单独研究。而且此概念在钱中文教授和童庆炳教授，以及其他一些教授的理解和表述中也有差异。但诸位学者以此为文学的基本性质这一点上没有大的分歧。童庆炳教授将文学认定为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双重性质，而且表述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这样，文学审美特征论、文学反映论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三者就构成了关于文学本质的基本理论。他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活动”思想引入了文艺学理论，认为文学以活动的方式存在，是整个人类活动中一种高级的特殊的精神活动：这样的审美活动。是人与对象的诗意情感关系，导致人的自觉能动的文学创造，同时确认了文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这就构成了文学活动论思想，文学活动包括作家的创作、创作之结晶的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接受者的一般读者和批评家。构成这个活动得以运行的是人类生活的世界。文学活动处于运转中，活动的各个环节并非直接连接，新时期文艺学充分注意学理性。认为作家与作品、作品与接受者等各个部分之间，以及各个部分内部，均存在若干尚不十分清楚的需要探索的过渡性因素。这些过渡性因素恰恰是文学基本理论更加细化的部位。从文艺学界既有探索和研究成果来看，业已发现并论证了世界与文学活动中的主体（笔者认为包括作家和接受者）的“一般中介”――社会心理，以及文学活动中的主体（笔者认为包括作家和接受者），以及该主体与作品之间的“特殊中介”――艺术文体。仅从作品这个组成部分自身来说，则存在着形式与内容的互相征服说，相互征服之结果的文体，则具有若干层面，这些理论涉及到新时期颇有成就的文艺心理学理论、文体诗学理论以及中西比较诗学等理论领域。文学审美特征、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等关于文学本质的观念与思想，均合乎逻辑地渗透在文学活动过程中。童庆炳教授所著的《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一书全部四章的题目最准确地标示了如上理论逻辑：“第一章：文学活动的审美本质”，“第二章：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第三章：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第四章：文学接受的艺术规律”等。从如上梳理和辨析，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从文学活动论切入，可以顺乎学理地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以及细部的文体学、文艺心理学等相关的具体理论相互兼容与支持。由此。笔者尝试从文学活动论切入，考察从该活动系统可否延伸出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的内在要求。
2.文学活动的系统性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问题
如果说，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是一个人为的任务，那么，这个任务是怎样提出来的？从上面介绍的新时期各种得到共识的文学理论成果来看，它们相互之间圆融自洽，体现了文学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其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作为本质，渗透于文学活动全过程，这就形成了一个以审美意识形态为本质的文学活动的概念。那么，文学活动的内涵与特征如何？
文学活动的内涵是：“第一，文学活动是满足人的高层次需要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第二，人的需要作为人的活动的动力，决定着活动的本质。文学活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审美需要而产生的。因而文学活动的独特本质是审美。”文学活动具有哪些要素呢？“人的活动的要素共有两个：主体及其能动性，客体及其属性。所谓活动就是这两个要素之间所产生的复杂关系。具体到文学活动，其要素是四个：第一主体及其能动性（作家），第一客体及其属性（生活），第二主体及其能动性（欣赏者），第二客体及其属性（作品）。这四个要素，构成了两组关系，即第一主体及其能动性与第一客体所形成的关系（作家与生活的关系），第二主体及其能动性与第二客体所形成的关系（欣赏者与作品的关系）”。这个文学活动的思想与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的“艺术批评的诸座标”即四要素的思想，殊途同归。
艺术接受者包括哪些主体？童庆炳教授在《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的第四章《文学接受的艺术规律》中提出“审美接受可分为一般读者的欣赏性接受和批评家的批评性接受两种。欣赏性接受更重感性，批评性接受更重理性，但审美则是它们的共同特征”。由此可知，在文学活动思想中，批评家处于接受者位置，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欣赏者。批评家秉承怎样的文学观念、评价标准。以及批评发生怎样的效应等，都将存在于文学活动中，并且与整个文学活动的其它部位发生内在联系。在我看来。第一，批评家对于作品的批评、对于文学发展整体的把握和评价、对于新萌芽的文学思想和思潮的警觉与表述、总结等，其中影响较大者，均推动了特定时代的文学思潮、审美追求等，并以各种方式和渠道渗透并影响到作家创作的各方面。无论作家认可与否。第二，一般读者虽然不是批评家，但是他们有自发性的评论。即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区分出的三种批评之一的自发的批评。街头巷尾、亲人聚会等都随时议论自己看过的电影、电视剧和阅读的文学书籍，这是自发的评论。自发式批评是构成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软性存在方式。批评家与一般读者同为接受者。但是批评家对作品的品鉴与评论对一般读者的艺术接受都会发生影响。第三，批评家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艺术作品。批评既有对于艺术魅力程度的评鉴，更有对于其艺术价值构成机制的分析，并通过分析而合乎学理地转向审美价值的评价。第四，批评家对作品做学理性分析与评价，作为对于文艺作品内部艺术规律的不断发现和逐步深入，对于艺术作品的理论凝炼产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第五，无论对于作家、一般读者。还是对作品的品鉴、评价和判断，都以审美评价的方式，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影响到社会生活。特别关涉到人文理想等精神价值领域。质言之。与世界发生了联系。当然影响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经过“一般中介”――社会心理所发生的。既然批评家在文学活动中处于如此位置，有其特定功能，并且与其他各部分有内在关联。那么，在批评实践中，批评家以怎样的文学观念及融汇于其中的价值取向予以批评实践？这种实践是否有益于文学活动健康发展和人的审美需要？这些问题需要理论来回答，即应建设批评家可秉持的价值取向、立足点、评价标准等理论，质言之，从文学活动论的读者接受部分，以及批评家部分，自然可延伸出文艺批评价值体系的理论问题。换个角度说。即这种理论问题的提出，缘自文学活动论逻辑链中的作家创作论、艺术作品论、鉴赏论等理论，当然，更是来自文学活动的各个部位的实践。
3.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逻辑起点
第一，文学活动论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制约关系，是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问题提出的理论依据，活动的实践则是问题提出的现实依据。第二，文学活动论本身的“世界”因素，就是以一个更大于文学活动的外在环境即社会环境及其活动为条件的。质言之，文学活动论体现了系统论思想方法，具体涉及到价值，则给予价值产生于关系的思想方法。第三，因为文学活动论以系统论为思想方法。所以，可以恰当地解决文艺，文学的区分和关联问题。
三、从两种批评理论的关系与内在悖论看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
文艺评论是有意识的理性活动。涉及文学观念和不同层次的批评理论等诸方面。文学观念问题，通过前面的理论梳理，确认文学是审美活动，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以此文学观念为基石延伸出来的文学理论各组成部分具有自洽性和内在逻辑性。
1.既有文学批评理论及其实践的现状分析
既有文学批评理论，蔚为大观的主要为探究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批评理论。我们承认，文学以审美特质即其艺术魅力而掌握住读者，换个角度说，读者被其艺术魅力所感染使其价值得以实现。因此，批评以确认作品艺术魅力为前提，但是，批评家与一般读者的不同，在于他要继而说清楚，这样的艺术效果是如何获得的，如何获得就是艺术作品的艺术魅力形成的内在机制，也可表述为艺术价值形成机制。那么，与这样的批评目的相关的具体批评理论有哪些种类呢？笔者从自身研究经验和对诸如叙事学等理论的掌握和理解，认为可以分为如下两种。
第一种，具体文体的作品本体理论。比如诗歌艺术本体论、小说艺术本体论等。一块金币的这面是本体论，另一面就是方法论。例如叙事学，就是关于叙事作品构成的本体理论，叙事学关于叙述人称、视角和叙述时间等形式方面的理性探究，关于叙事作品作为一个陈述句，它有怎样的故事语法的说明等，如果批评家将之用来批评叙事性作品，即为探究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学理性批评理论。运用叙事学理论可以分析叙事性作品如小说“怎么样”（有没有艺术魅力）、“如何”（艺术效果有哪些）等，即能说清楚该小说作品如此吸引人感染人的审美效应的原因。从工作原理和方法说，这种理论和运用此理论的具体批评。必定是分析性质的。新时期以来，由于广泛地借鉴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和西方古典和现代文学理论，这样的具体文体的作品本体理论。成果非常丰硕。
但是从如上理论，自然引发出了一个问题：探究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批评理论，毕竟属于分析性理论。分析性理论可否与评价性理论衔接？如果可以。那么，分析性批评就可以自然地转换为评价性批评，即可理解为，分析性理论和评价性理论具有学理的自洽和兼容性。评价性理论也就应该归属于文学理论范畴。而不是文学之外的用来评价的什么理论了。如果不可以，那么，就可认为分析性批评理论属于文学理论范畴。而评价l生批评理论则属于文学理论范畴之外的其他理论领域。笔者认可前一种，当然具体论述和形成系统理论的任务非常复杂。
第二种，分析性批评理论学理性地转向评价的批评理论。文学理论已经区分出诗歌学和解释学两种文学研究模式。“诗歌学以已经验证的意义或者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而解释学则不同，它以文本为基点，研究文本的意义、力图发现新的、更好的解释”。前述的第一种，目的就是研究作品的意义或者效果是怎样取得的。从逻辑上说。如果一部作品经得起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分析，说明它确实具有艺术价值。那么，所谓的艺术价值是什么呢？是合乎人类与现实的诗意情感关系，确证了人类对于向往的精神家园的审美追求，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那么，应该说，这样的作品就是有价值的。由此可知，分析性和评价性理论的衔接以及评价性理论的具体内涵和内容，就是笔者所说的第二种理论。目前这种理论尚未存在。笔者基于经典文学作品文本分析理论与实践，逐步产生这个理论设想。认为“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怎样进行价值判断和评价？不是主观随意地、无根据地判断和评价，而是基于分析的判断和评价。即从学理分析自然转换至判断和评价”。有了此判断和评价。分析性批评才真正落实在文学的人文属性之上。笔者既往对叙事性作品的研究中曾经做过若干探索，诸如文本内外方法互相结合转换：以及晚近的故事理念文学批评观之下的“作品内外精神同构的故事批评方法”、“系统观视阈的故事批评方法”、“‘宏隐喻’视阈的故事批评方法”、“口头与书面相通的故事批评方法”、“互文视阈的故事批评方法”、“品味与辨析讲述者的故事批评方法”、“文学文体学视阈的故事批评方法”等。笔者表述为“此书所谓方法论是以故事为切入点的文学批评方法论”。但这个探索性研究的论题限定在叙事性文学作品批评方法论范围，尚未提升到一般文学原理层面。现在，从如上两种批评之间的关联性来看，文艺评论价值体系视阈中重新探究的理论任务自然提了出来。
目前的批评实践中侧重分析陛的批评，一般具有学理性，属于学术性批评。侧重价值性的批评，常与分析分开而脱离了学理。即直接介入评价和判断。笔者以为。这呈现为理论上的自相矛盾，乃为悖论，作为一个问题需要研究。
2.既有批评理论及其观念的悖论分析
既然既有批评理论存在上述问题，那么，与文学理论的既有观念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
我国学术界有学者认为。应该区分出“一般文学观”和“文学价值观”两种观念。认为“一般文学观念侧重于认知对象‘是什么’方面的问题，……一般文学观念属于‘事实认知’，……是一种以思维方式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阐释性的、说明性的、其最高层次是科学的、系统的文学知识体系”。侧重认知对象“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属于“事实认知”。文学价值观侧重于认知对象“应该如何”方面的问题，属于“价值认知”，是一种以基本评价标准为核心的价值信念。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尺度，其最高层次是审美理想，即内在的、稳定的评价模式。以“事实认知”为主要目的的批评理论，置于一般文学观念之下。以“价值认知”为主要目的的批评理论。置于文学价值观之下。笔者以为，如此区分必定会相应产生一些理论困难。
认为“事实认知”为主要目的的批评为分析性的、知识特性，这点笔者没有任何异议。但是，如果认为“价值认知”不属于知识，自然不能属于文学原理范畴，对此我有异议。因为，这涉及了若干问题：一般文学观念是否含有价值成分？对作品价值评价的理论是否可纳入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笔者进一步整理了我国目前的批评理论，以为目前将一般文学观和文学价值观分而置之的理念和思路有一定问题。如果从文学审美特性角度和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论来看，一般文学观念就是文学价值观念。文艺作品“应该如何”的理论理当属于一般文学观念覆盖之下的批评理论。我国新时期的文学审美特征论认为。“文学的对象和内容必须具有审美价值，或是在描写之后具有审美价值”。这就可推导出，文学是与审美价值相关联的事物。文学具有审美价值。不仅取决于“文学的对象和内容必须具有审美价值”，诸如与人的精神具有感应的优美、壮美、崇高等感情，而且，还取决于那些经过描写之后具有审美价值的生活。可见文学审美在对象、内容以及反映方式两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性。从审美反映的对象看待对象，总是以审美情感来判断与评价。以对象能否契合和满足主体自身的审美需要为原则。从审美目的看，“由于审美的对象是事物的价值属性，是现实生活中的美的正负价值（即事物的美或丑的性质），而美是对人而存在的，是一对象能否满足主体的审美需要，从审美对象中获得某种满足而引起的。所以，从审美愉快中所反映出来的总是主体对对象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即通过对丑的否定来肯定美）肯定的态度，亦即‘应如何’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审美反映不可能以陈述判断，而只能是以评价判断来加以表达”。质言之，作家艺术家面对创造题材和对象内容，以审美原则为选择评价之根本。读者阅读和接受文学艺术作品，也以审美原则为选择和评价之根本。文学本身即关涉人们的精神家园的审美活动，其发生本身就有实实在在的功利性，或者按照康德所说的，其呈现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表面超功利无目的，内在本质上却合乎人们追求自由、美好生活的总目的。这是一般美学表述，文学原理的表述，则是“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不仅由于意识形态与人们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的互融渗透关系，还因为意识形态会反作用于社会生活，不断改变人们精神生活环境等，由此自然地具有了功利性。因此，从文学本性来说，作为原理的文学理论，也就具有价值特性。所以，作为文学原理的文艺批评理论应该含有两种义项：担负搞清楚“应如何”的艺术是如何构成的？其艺术价值形成机制如何？从批评任务自身来说，就包含价值判断和评价。
笔者以为，恰恰是从目前批评理论的现状出发，我们发现了这个观念性问题。也再次证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之必要。
3.文艺评论价值体系视野的批评理论假设
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中题中应有之义的批评理论，应是怎样的理论？
在尊重既有具体文学批评理论基础上。探寻价值体系范围之内的某种衔接批评理论，以便与既有具体文学批评理论兼容。这种理论既是从文学活动中的批评家延伸出来的，同时，又遵循文学基本原理范围内部各种因素特质的逻辑联系，因此，也具有文学原理之本质。它的特性应该具有两个方面：其一，从体系来说，它是知识性的、原理性的、稳定性的。其二，此批评理论用于文学批评，即可体现“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与引导的功能。质言之，将以往脱离学理的直接价值判断和评价的文学批评，纳入到学理性批评范围之内，从非学术活动转变为学术活动。
这既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论设想，也可理解为是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呈现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假设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与批评实践的关系
1.价值体系与批评实践的印证关系抑或例证关系
为什么提出这样的区分性问题？所谓印证关系，就是说本文列出的四个批评实践性子课题，对批评实践历时与共时的考察应该能够印证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那么，可以印证吗？根据托马斯-阿奎纳的看法。形而上学或存在论所探讨的固有对象即是“是”自身。他在论证“是”自身的时候。指出“是”包括本质与存在两种形态。存在形态先于本质形态，存在的“是”是“是”最具体、个别的、实体的独一无二的完美实现。这是他区分出“原初性存在”和“逻辑性存在”的基础。因为。他认为存在形态先于本质形态，所以，他强调“原初性存在”的“是”重于“逻辑性存在”的“是”。对应于我们的话题，具体的批评实践是原初性存在，而价值体系则是逻辑性存在。这符合事实，因为批评总是分散的自发性存在。价值体系则是在考察和归纳、总结批评实践基础上，并依据一定理论起点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但是，这样的体系一旦成型，就不再直接与批评实践直接对应了。从实践到理论的体系性，中间经历若干范畴的、具体理论环节的转化，由此，已经不可能互相对应，根据此原理，本文不取印证式关系，而采取例证式关系的研究逻辑。所谓例证式关系，是指在考察具体批评实践的时候，根据这些批评各自特点并从某个侧面可以证明价值体系的理论。就表明作为体系的理论具有合理性。因为普遍性具有最大覆盖性和包容性。理当能够覆盖住各种批评实践的特殊性。或者说，批评实践的特殊性中因为具有普遍性因素，才可被普遍性的体系所覆盖。
2.实践性批评对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的意义
如果说实践性批评对于价值体系是例证式关系，那么，实践性批评自身的本体性意义在哪里？明了了这一点，即为抵近“实践研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实践性批评的意义在于：第一，实践性批评涉及到文学的各个门类、各个阶段及其意识形态环境、各个民族和各种文体，所以，它自身携带着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向价值体系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就实际地规约着价值体系理论的外延、范围和覆盖性。比如，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其口头文学的模式、母题、类型等，在当下作家书面文学中依然占有很大比重，特别是对于叙事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批评如果尊重这个特点，那么，少数民族叙事文学批评的实践性个案。就要求价值体系建设要考虑此因素。第二，实践性批评自身就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横向地与当下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意识形态背景等密切关联。最突出的例子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在当代依然有大量读者，特别是被如香港、台湾和澳门的人们阅读，则可能出现不同价值观背景下的审美判断差异乃至相反理解。这就向价值体系提出了历时的纵向的动态因素问题。也提出了不同语境的差异问题。再如。儿童文学随着生活的变化，文体、传播和媒介都不断发生变化。以往界定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本质的时候，几乎是将儿童文学忽略不计。儿童文学似乎不存在意识形态性成为历来的潜意识。但其实不然。比如，围际知名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彼得・哈林戴尔（Peter Hollindale）在1988年提出“童书与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儿童文学，哈林戴尔由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就此话题发言的专家。再如，杰克・齐普斯（Jack Zipes）侧重童书/童话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问题研究，极有影响。贺伯特・寇尔（Herbert Kohl）举西方孩童耳熟能详的童书《大象巴巴》的故事为例，深入剖析成人、童书与儿童的权利运作关系问题。贾桂琳・罗丝（Jacqueline Rose）撷取精神分析理论，以西方儿童文学名著《彼得潘》为例，阐明“儿童”概念乃是成人欲望的想象。这些遍布世界各地的儿童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相对于价值体系，是实践性的，但给予我们以灵感：儿童文学和童书，在孩子价值观形成中的地位和机制是什么？非常值得研究。需要纳入价值体系思考中。以往我们理解的儿童文学就是孩子睡前的讲故事，现在则必须放置于文化传播重要手段的地位来思考了。
价值体系与批评实践的关系，概而言之，体现了关于系统/体系的特质和特征。最主要地是体现了前面所述的体系/系统只有在与外界交流互动中才能保存自身的特质和特征。但它并不因此而不含有一个自身封闭的系统。批评实践则是作为环境/外界与价值体系交流最密切相关的方面：由此可见，“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选题，具有内在科学性、合理性和实际可操作性一作了如上几个方面的大致讨论和理论设想，现在可以初步给予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一个定位了。
五、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必要说明与定位
1.说明及其简要论证
说明之一：关于文艺评论。
文艺评论，字面看应该指包括文学、影视、绘画、音乐等所有当代艺术分类所可囊括的所有艺术样式。但是，考虑到倘若顾及所有艺术样式。势必分散力量，与“有限规模”的要求不符，故而将“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界定在文学评论（批评）的价值体系。
那么，如何理解并解决以文学评论（批评）的价值体系界定“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并能体现包含各艺术门类的“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的应有内涵？
首先，历史依据。受苏联学术命名和规范的影响，建国初期，我国将研究文学发生发展、文学创作以及作品形式和文学接受活动等原理和规律的学科，认定为文学学。照顾汉语习惯称之文艺学。
其次，学理论据。关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1988年童庆炳的《文学理论导引》从三个层次讨论文学的本质特征，分别为，第一层次。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有共同的本质。都是社会生活的能动的反映。第二层次，文学这种意识形态在内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它的特殊本质：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以人的整体的具有审美属性的生活为独特内容，以艺术形象为反映生活的独特形式。第三层次，作为语言艺术，文学又有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性，即艺术形象的间接性，描述生活的宽广性、蕴含恩想的深刻性和语言媒质的韵律性。这个论证逻辑显示出，仅在第三层次上，才区分文学与其他艺术的不同，可倒向推导出，所有艺术门类均具有第一、二层次的属性。那么，如果具体到文艺/文学之关系，笔者以为，在认可审美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可以将层次作些调整。即可否把文艺价值最基本的审美情感设置为第一层次。这是超越于时代、民族具有共同性的因素。意识形态则为第二层次，第三层次为艺术形式等技术方面因素。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在1980年发表的《美和美的创造》一文提出，“艺术的本质和美的本质，基本上是一致的。美具有形象性、感染性、社会性以及能够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特点。艺术也都具有这些特点，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说，美是艺术的基本属性。不美的‘艺术’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不管他办不办得到，但从本质上说，他都应当是创造美的艺术的人，创造美和创造艺术，在基本的规律上是一致的”。我以为，蒋孔阳教授的表述可为支撑。倘若如此理解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并兼顾到其他艺术门类，在逻辑上如果行得通，是否可解决以文学代替或者代表文艺却不周延的问题？
最后，理论发展事实的依据。中国和西方，指称文学的诗学，都是发源最早到目前为止也最成熟的艺术种类的理论。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对诗人的理解、界定与态度，以及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等理论的着重点均为文学。中国先秦有儒家和道家，虽然也有文学之外的如音乐理论《乐记》，但非常侧重音乐的感物而动与乐察民心的价值。总体来说，是综合性讨论艺术。艺术观念与思想中对文学的关注非常明显。现代门类艺术概念的发生是18世纪的事情。1746年法国神学家和艺术理论家阿贝・巴托（Abbe Batteux）以认识论哲学为基础，在《归结到同一原则下的美的艺术》一文中，首次对艺术进行了分类。其“美的艺术”含有音乐、诗、绘画、雕塑和舞蹈等五个艺术门类。与“美的艺术”并列的还有“居中的艺术”（含有建筑和论辩术）以及“机械的艺术”（含有纺织等）。可见艺术门类区分及其理论比文学理论要晚得多。其理论成熟程度自然要有所不同。至于影视艺术、摄影艺术等依赖现代技术而出现的艺术门类，其理论更为晚近。所以，以成熟的文学为讨论艺术的本体有其合理性。
说明之二：关于价值。
何为价值？
《辞海》的“价值”辞条表述为：“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如参考价值：有价值的作品。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基本属性之一。”。辞条乃为最基本与客观的表述。其实，关于价值为客观自在存在，还是在关系中存在，始终是价值理论的不同思想。
价值理论从古希腊的柏拉图起就诞生了，但是。直到19世纪初，超越于经济范围的价值论，作为哲学分支的独立理论和学科方才诞生。马克思主义价值概念，起步于经济学并超越于经济学，进而转向了并进入一般价值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在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马克思关于价值的最值得关注的思想，是他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价值对象性”概念。马克思把物的社会存在描述为物的“价值对象性”。并且把价值的对象性和价值予以区分。将价值看作是价值对象性的表现形式。捷克哲学家弗-布罗日克汲取了马克思的这个概念。将其提升为价值论的基本范畴：“这是个富于独创性的见解。他所谓的价值对象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我之物’（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对社会的人具有的功能。”即“价值对象性”是建立在价值和价值需求评价主体之间的关系性概念。由于价值对象性是与人有关系的概念。方可理解为是“为我之物”。概而言之，凡是和人类建立了功能性关系的事物。就是价值对象性存在物。这就应和了马克思关于价值与价值对象性相互区分的思想。而且可以概括为：表现为一定价值的价值对象性，是由客体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地位和功能所决定的。由此，关于价值，可概括为：其一，不存在自在的孤立的价值，所谓“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一定是指事物对谁有用途或积极作用。即“将价值看作价值对象性的表现形式”。其二，价值存在于和需要评价主体的关系中。在这个角度看，价值的存在即价值对象性存在。其三，价值因为与人的需求关系密切而具有类别和等级。
如上介绍了价值产生于关系的思想，在价值哲学中的体现和表述。其实，本论文以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并存在于文学活动论为本课题理论基点，已经蕴含了审美价值产生于关系的文学思想和思维方式。
2.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的定位
第一，定位于文学基本原理。
由于从文学活动延伸出来的理论与实践性问题，而文学活动业已有自身的基本性质的规定，关于此性质的理论即为文学原理，所以，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定位于文学原理，逻辑上应该说得通。按照逻辑，如此定位应该具有下面一些特点：首先，它具有自律性，也就是说，它自成体系，又与既有文学原理具有兼容、贯通、内在逻辑关联性，由此而具有整体性。其次，它也受其他诸多因素影响而出现他律特征，因为外在环境会有变化，文学原理内部和理论之间相互衔接部位的若干新理论的出现和更加细化，都需要不断有所调整，由此具有活动性。最后，因为与文学原理各部分有互相兼容贯通和内在逻辑联系，所以，它总是通过学理论证而获得的。由此而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这些乃为人文科学的特点。质言之。该体系建立后属于文学基本原理，即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是具有稳定性、完整性、活动性、科学性与知识性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