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0 22:28:43
巴基斯坦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的穆斯林国家，两国于1951年5月正式建交。建交初期，由于两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交往比较谨慎。60年代初期，美国为遏制苏联和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加紧与印度改善关系。中印边界冲突期间，美国紧急向印度提供了大量军经援助。巴对美的做法不满，明确表示支持中国。1963年，中巴签署了边界协定，奠定了中巴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1964年2月，总理访巴，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达成了一系列经济、技术和文化协定。1965年3月，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访问中国。
70年代初，巴领导人为中美高层的直接接触牵线搭桥，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做出了突出贡献。1971年7月，在巴总统叶海亚・汗的精心安排下，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取道伊斯兰堡秘密访问中国，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使命，为尼克松总统访华的“破冰之旅”铺平了道路。巴还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中国是巴基斯坦最值得信赖的朋友。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时中国就明确表示支持巴基斯坦。1971年12月，印度发动了肢解巴基斯坦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国又在道义和外交上支持巴基斯坦，谴责印度的侵略行为。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中国支持巴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要求苏联无条件撤军，并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量物质援助，帮助巴缓解因阿富汗难民涌入造成的经济负担。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变，苏联解体，巴失去了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缘优势，巴美关系降温。在新的形势面前，中国调整了南亚政策，在保持与巴基斯坦传统友谊的同时，寻求发展与印度的关系。巴基斯坦最初担心会受到冷落，但中国以一系列的实际行动使其很快打消了顾虑。
近年来，巴基斯坦政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但无论是民选政府执政还是军政权上台，都把中巴友谊视为巴基斯坦外交的基石。谢里夫总理和贝・布托总理当政时，都数度访华。1996年底，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1年1月，巴基斯坦首席执行官穆沙拉夫应邀访华，巩固了中巴传统友谊，拓展了经贸关系。2001年5月，中国总理朱基访巴，与巴方达成了在石油管道及港口、沿海高速公路等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合作的协议。2001年12月，在印巴关系紧张之际，穆沙拉夫总统再度访华，中国为缓和印巴紧张局势积极地做劝和工作。
中巴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文化和信仰各异，但中巴关系建立在坚实的国际准则和地缘战略利益的基础上，国家利益超越了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差异。因此，五十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巴关系一直保持良好发展的势头，双方在国际斗争中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建立了涵盖政治、经贸、军事、科技和文化各个领域的亲密关系，成为“全天候”的朋友。但比较而言，两国政治和安全关系更为密切，经济关系则相对滞后，去年双边贸易额仅为11亿美元。在新的世纪里，经贸关系的发展空间还有待中巴两国进一步开拓。
巴美关系跌宕起伏
巴基斯坦与美国是冷战时的盟友，冷战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巴美关系经历了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跌宕起伏，9.11事件使巴美再度携手。
巴基斯坦与印度是因宗教矛盾不可调和而分治的。印巴之间的对抗决定了巴基斯坦对外战略的主要精力是对付印度。独立之初，巴基斯坦一度奉行不结盟政策，但随即出于安全与战略利益的考虑而与美国结盟以借美抗印。
1954年，巴美签订了《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并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1959年，巴美又签订了《双边防御协定》。这期间，为了遏制苏联势力南下的战略目标，美国慷慨地向巴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巴则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支持美国。
但由于双方结盟所谋求的利益和战略目标不同，所以即使在两国关系非常密切的时期，也有不和谐之音。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冲突，美国向印度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并警告巴不要乘机对印度挑起事端，巴对此感到震惊和不满。1964年巴宣布不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军事活动，巴美关系渐行疏远。1965年，印巴爆发第二次战争，美国停止了对印巴的援助。1971年，当印度发动第三次印巴战争、肢解巴基斯坦时,美国只派航母到孟加拉湾游弋一圈，而并无实质性的行动。巴对美非常失望。1976年，由于巴拟建一座核加工厂，美国取消了计划向巴提供的所有投资和项目援助。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地位骤升，美国把巴基斯坦作为抗击苏联的“前线国家”。里根入主白宫后，批准了一项总额32亿美元、为期六年的对巴一揽子援助计划，巴美关系迅速升温。此时，巴则利用美国的军经援助，加紧核研究，增强了抗衡印度的能力，提高了国防现代化程度。
1989年苏军撤出阿富汗，巴基斯坦在美国南亚战略中的地位随之下降。冷战结束后，美国调整南亚政策，从“疏印亲巴”转向“印巴平衡”。由于巴长期军人执政，又与伊斯兰国家关系密切，美国担心巴的核技术和原料会落入伊斯兰手中，对美造成威胁。因而在防核扩散方面对巴的制裁比对印度更严厉。1990年，美国以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为由，拒绝交付巴已付款的F－16战机，又不退款。此举在巴国内引发强烈的反美情绪，巴美同盟关系名存实亡。
近年来印度崛起迅速，美国出于战略和经济利益考虑再次调整南亚政策，从“印巴平衡”转向“重印轻巴”。1998年5月印度核试验后，美国诱压并重，试图阻止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巴基斯坦顶住美国的压力进行了核试验。美国对印巴实行经济制裁，美巴关系再度降温。1999年10月穆沙拉夫军政权上台后，美国根据对军事国家进行制裁的505条款对巴基斯坦实行制裁，巴美关系更是雪上加霜。2000年3月，克林顿总统访问南亚时只在巴基斯坦逗留了五个小时。布什政府上台后，更加重印轻巴。去年5月，布什政府派特使周游列国，推销其“国家导弹防御计划”（NMD），向中国和印度都派出了要员，而巴基期坦这个美国冷战时期的盟友则被彻底“遗忘”。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把消灭以本・拉登为首的恐怖组织和阿富汗政权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巴基斯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一夜之间发生戏剧性变化，再次从被冷落的边缘变成举世关注和美国借重的“前线国家”，巴美关系绝处逢生。
【关键词】美国；对外援助；印度；国家利益
对外援助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经济手段的重要内容。它泛指资源（包括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以优惠或无偿形式进行的跨国流动。其主体（援助国和受援国）不仅包括国家、准国家实体，而且包括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问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国内机构乃至个人。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这一定义意见不一，基于不同的层次和种类会有不同的结论。同时，对外援助按不同的角度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
美国大规模的对外援助行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兴起。1951―1971年，经历了启动、缓慢发展、升温、高潮、跌落几个发展阶段，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被贸易领域的合作取代。
美国对印度的援助，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背景下，影响因素是不同的。援助的动机和目的也是多重的，概括起来，影响美国对印度援助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国家利益
美国对外援助常常披着人道主义的外衣，但事实上，美国从来都是将现实的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在他的《政治学的困境》一书中写道：“只要世界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关系到“外交政策的本质以及全部政治学说的基本问题”。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目标是为美国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服务。
美印两国虽然在很多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但也存在利益矛盾，当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印度的国家利益相抵触时，美国对印度的援助就会受到一定影响。
二、文化及宗教因素
印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又是宗教发祥地之一，国内居民绝大多数信仰印度教。这种特殊的文化和宗教，孕育了印度人有别于美国的独特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在近代，印度沦为英属殖民地后，独立发展的道路被中断。二战后，随着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风靡，印度通过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印度人对此成果异常珍惜。
由于印度长期处在英国的统治之下，美国一直将印度看成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对印度缺乏足够的了解，在肯尼迪执政时期虽然情况有所改善，但缺乏深入细致地研究。在外交政策等很多方面也存在一定的误解，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对印度的援助。
三、涉入其中的相关国家因素
二战结束后，南亚地区局势动荡，除印巴两国自身矛盾外，美国、苏联、中国也牵涉其中。
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在这一地区有重大国家利益。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调整了对外政策，试图通过向印度等不结盟国家提供经济与技术援助，以改善关系。于此同时，美国为争取主动权也费尽心机，竭力拉拢第三世界。印度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两国的边界争端时有发生，美国对印度进行军事援助对中国的边境安全无疑会产生重要影响。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不再需要利用印度牵制中国，印度重要性下降，美国对印度的援助也就相应减少。作为印巴争端的当事国，美国对其中任意一国的援助，都会引起另一国强烈不安，使南亚陷入“安全困境”。这些都对美国对印度的援助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四、领导人因素
在一国对外政策的诸多影响因素中，领导人因素虽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不可否认，在特定时期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在1951-1971年间的历任美国总统中，肯尼迪总统对第三世界的发展尤其关注，他提出的援助印度的相关政策也使美国对印度的援助达到高潮。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位17年，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非常强调国家问题，倡导不结盟运动。国务卿艾奇逊认为，尼赫鲁是他遇到的最难打交道的领导人之一。这对美国对印度提供援助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
[关键词]美国 尼泊尔 后冷战时期
在美国的传统安全战略中，尼泊尔并非重要地区。冷战结束后，随着尼泊尔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对尼政策处于不断调整之中。本文拟对这一时期的两国关系进行梳理，以此管窥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南亚战略的调整和美国的国际反恐战略。
一、冷战期间美尼关系概述
美国和尼泊尔的关系是在冷战时期建立的。基于全球遏制战略的考虑，美国向尼泊尔提供了大量援助，并把维护尼泊尔独立和领土完整视为南亚安全的重要因素。
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致信尼泊尔国王特里布文：“美国以此承认尼泊尔的独立。”美国的这种外交承认较为特别，既无涉及建交程序的外交谈判，亦无例行的外事新闻会，只是用一封信函表达了建交的愿望。同年4月25日，两国签订了《商业和友好关系条约》(Agreement of Commerce and Friendship)。两国在建交之后不久就缔结如此实质性的条约预示着双边关系有逐步升温的可能。
1949年，美国杜鲁门政府提出了援助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第四点计划”，尼泊尔很快成为该计划扩大后的受援国之一。1951～1961年间，美国对尼经济援助总额为4550万美元，每年大约400万美元。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对尼提供援助的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前一直是向尼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1962～1982年间，美国对尼援助年均为1300万美元。1983～1990年间，美国对尼援助则上升为年均1900万美元。
美国对尼援助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即贫穷会导致共产主义。通过鼓励经济增长等政策来打消处于贫困之中的尼泊尔人民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幻想与渴望，并在尼泊尔进行民主制度的试验。基于这一理论，美国对尼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维持非共产党政府执政”、让“尼泊尔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美国指出了实现这一根本目标的三个主要途径：(1)鼓励尼泊尔向代议制政府迈进；(2)倡导尼泊尔在印度的帮助下加强国内安全和武装力量；(3)推动尼泊尔为了人民的利益继续努力，重组和改进其经济和金融制度。值得关注的是，在尼泊尔安全保障方面，美国鼓励印度参与其中，足见美国对中国在尼泊尔影响的警惕和严加防范。1951年，当美苏两国的冷战达到顶峰时，美国与尼泊尔签订了第一个援助协定――《技术合作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从此，美国以技术援助为手段，希望通过发展尼泊尔经济、保持其领土完整以及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将尼泊尔甚至南亚地区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
美国之所以将维护尼泊尔领土完整和独立视为这一时期对尼政策的出发点，其原因正如尼泊尔前外交秘书卡纳尔(Y.N.Khanal)所言：“如果由于外部原因而导致即使是像尼泊尔这样的国家的均势被打乱，那么全球稳定将倾斜到危及美国利益的程度。”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写给尼泊尔驻美大使的信中曾说：“美国对尼泊尔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感兴趣。”为此，美国一改反君主专制的传统，在对待尼泊尔君主制方面采取了极为实用主义的态度，因为马亨德拉和比兰德拉两位国王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内心反感共产主义，因此尼泊尔的君主制也被美国视为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稳定制度。
美国对尼外交战略也在随着冷战期间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由于尼泊尔是中印之间的“缓冲地带”，美国不希望尼泊尔因政治混乱、经济虚弱而造成中印渗透或控制该国的机会。不过，在尼中关系和尼印关系方面，美国更倾向于看到尼印关系的密切，理由是美国在尼泊尔的情报和技术援助活动引起了印度人的担心，“应该让印度人赞赏我们的目标以及我们正在做的一切”；“与印度密切磋商，制定一个有限的技术援助方案，这样，南亚地区最脆弱的国家尼泊尔就可以在自己的发展中发挥作用。”此外，在对付来自共产主义势力的潜在挑战方面，美印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共同的立场。
随着20世纪70年代南亚事态的发展，美国的上述立场有所变化。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此举给南亚局势带来复杂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美国对尼泊尔的政策。尼泊尔强烈谴责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行径。1983年12月，里根总统对比兰德拉国王的行为称赞有加：“阁下在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道义上的领导能力应受到高度赞赏。”尼泊尔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赢得了美国对比兰德拉国王提出的尼泊尔作为“和平区”倡议的支持，而印度对“和平区”倡议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美国的这一立场表明其放弃了以印度眼光来看待尼泊尔政策的事实。
总之，冷战期间美国在南亚地区致力于同苏联进行意识形态对抗。此间美国对尼外交政策的总体目标就是支持一个非共产党执政并朝着西方民主化前进的政府；在具体操作上就是帮助尼泊尔在与其两大邻国发展关系时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寻求尼泊尔在区域和全球问题上对美国立场的外交支持。
二、冷战后初期的美尼关系
冷战结束后至九一一事件前，美国的主要精力不在南亚，美尼关系也处于低潮。
首先，冷战的结束使尼泊尔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下降，其地位与冷战期间不可同日而语。苏联的解体使得在南亚地区对美国的威胁不复存在，美国在该地区的防御目标一度变得不确定。从战略上讲，尼泊尔对美国已不像冷战时期那样是一枚重要棋子。此时，“南亚是一个在战略上不需要美国给予紧急关注的地区”。
其次，美国将主要精力放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对南亚地区关注甚少，尼泊尔自然遭到冷落。美国对尼援助亦随之大幅减少，双边的官方交往呈消极状态。美国对尼援助的绝对数额也在攀升，但在对各国援助的总额中所占比例下降了很多。除此之外，美国援助的重点也发生改变。如在1995年财政年度国会援助方案中，美国对尼援助政策放在扩大经济发展基础方面，目的是稳定尼泊尔人口增长、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美国对尼援助额的相对下降也影响到援助项目的落实。与此同时，美尼双方的官方交往也处于消极状态，这种局面直至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访问尼泊尔时才有所改观。
再次，出于冷战结束后总体对外战略之需要，美国开始关注尼泊尔国内的民主进程。
冷战初期，美国曾希望尼泊尔实行民主。不过，那并非其真正和唯一的目标。正如1950年早期流亡印度的尼泊尔革命运动领袖柯伊拉腊(M.P.
Koirala)所言：“美国的战争设计者并不想在尼泊尔实行民主。他们希望尼泊尔在他们与俄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计划中站在他们一边。”所以，冷战期间，在尼泊尔推行无党派的潘查亚特体制期间，美国一直相信这种实质上的君主制是抵御共产主义最好的挡板。
1990年尼泊尔各党派发起了长达30年的民主运动后，尼泊尔政府为此逮捕了一批游行示威的群众。美国对尼泊尔政府的做法表示不满。1990年3月6日，美国东北亚和南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凯利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就被捕者和犯人受到虐待一事与尼泊尔官员进行磋商，对尼泊尔的言论自由和对人权的尊重明确表示我们的支持。”“作为尼泊尔的朋友，美国相信，如果尼泊尔能够认真地对待外界对其目前政府体制的关注，那么，它将作为国际社会受人尊敬的一员而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指出：“美国与尼泊尔有着友好的关系，自1951年以来，美国向尼泊尔提供了3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对尼泊尔的民主推进和对人权的尊重有着浓厚的兴趣。”
可以看出，东欧共产主义世界的剧变以及苏联的解体使得美国的遏制战略不再是其对外政策的主要考虑，对国际共产主义打压的政治目标被支持“赞成民主”的运动、人权和良好治理等和平演变的目标所取代。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面对美国对整个南亚以及特殊的尼泊尔的兴趣一度减退的现实，一位尼泊尔学者不无遗憾地说：“在冷战后的环境里，华盛顿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忽视这一地区，即使它现在很好地满足了美国的民主标准。美国的决策者并未充分注意到南亚对美国长期经济利益的影响。”
三、九一一事件后的美尼关系
1996年，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发起了武装起义，他们在挑战传统君主制的同时，也再度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尼泊尔。美国将尼共(毛)的“人民战争”定性为恐怖主义活动。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对国家威胁的看法，反恐成为美国外交的优先目标，这为美尼关系的再度密切提供了契机，两国的高层互访开始变得频繁起来。
2001年尼泊尔实行“紧急状态”之后，贾南德拉国王、尼泊尔大会党和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曾共同请求美国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用以打击毛派武装，并向国际社会宣称毛派武装是“”。美国把帮助尼泊尔镇压毛派视为打击恐怖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很乐意给予尼泊尔财力、情报和军事上的援助。2002年1月，当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声讨方兴未艾之际，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应邀对尼泊尔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鲍威尔进一步重申了华盛顿方面对尼泊尔政府用军事手段打击毛派武装的强烈支持，并承诺美方决不允许毛派采取暴力手段来改变尼泊尔现行的政治体制。美国高调支持尼泊尔王国政府打击国内反政府武装，试图借机将尼泊尔纳人国际反恐联盟阵营。同年5月，尼泊尔首相德乌帕对华盛顿进行了回访，美国表示愿意增加援助，并计划提供2000万美元的援助来加强尼泊尔安全力量。2002～2003年度，美国向尼泊尔提供了7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和14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无论停火是否坚持下去，美国将继续向尼泊尔提供援助，使其不致失控。美国给予的援助不仅增强了尼泊尔政府打击毛派武装的信心，而且使尼在国际反恐领域对美国的支持变得毫无保留。
在反恐的大旗下，美尼关系似乎步入九一一事件后发展的最好时期。2003年3月初，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卡普(Donald Camp)专门就美国对尼政策发表专题讲话，其要点如下：第一，美国欢迎尼泊尔的停火协议，希望尼由此走上和平之路；第二，毛派给尼泊尔带来了巨大灾难，也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国不希望看到其蔓延，否则尼泊尔就会像阿富汗一样轻而易举地成为恐怖主义的天堂；第三，美国增加经济和军事援助，培训尼泊尔军人和警察，改善装备，以提高其对抗毛派的能力。这一讲话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尼泊尔国内问题的深切关注，同时预示着两国将深化在反恐领域的合作。2003年4月25日，尼泊尔内务秘书与美国驻尼大使代表双方政府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的协议，重点讨论如何加强美尼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反恐合作。4月30日，美国正式将毛派反政府武装列入“恐怖组织观察名单”之中。
由此可见，反恐成为这一时期美尼关系发展的新基础，双方各取所需、各有所得。美国需要国际社会的同情、理解和政治支持，尼泊尔则需要借此获取大量的军援与经援，以此增强皇家军队与政府的实力。另外，有美国做后盾，尼泊尔政府也就坐拥了可靠的宣传优势和心理优势。然而，由于毛派是反政府的“人民武装”，不同于其他国际公认的恐怖组织或力量，尼泊尔人自己对如何看待这支力量也存在分歧。尼政府更多的是拿毛派作为筹码，以期获得美国更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所以，美尼之间的反恐合作有别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四、走向共和前后的美尼关系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连续数年为尼泊尔提供了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坚定的政治支持，但毛派武装活动非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其占领区或“解放区”已达到甚至超过尼泊尔国土面积的一半。面对尼泊尔国王及其政府的无能，美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为打击毛派武装而过分迁就王室的政策，逐渐倾向于将毛派问题和民主问题同等对待，甚至希望在尼政府与反政府力量之间奉行更为客观和中庸的立场，并呼吁尼泊尔各派政治力量敦促毛派回归政治主流。
2005年2月1日，鉴于政府在打击毛派武装方面表现不力，且政府内部现象严重，贾南德拉国王借机解散政府，独掌大权。尼泊尔政局的变化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和印度等周边国家反应强烈，均要求尼泊尔国王结束“紧急状态”，释放被捕的政治犯，恢复多党政治体制。随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民主进程倒退”为由终止了对尼泊尔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一切援助。然而仅仅四个月之后，美国又一次率先做出恢复对尼援助的决定。这一决定表明美国在尼泊尔内部事务问题上尚未下决心改变其支持王室政府、遏制共产党势力的既定立场。不过，这也透露出美国对尼泊尔政治走势的极度焦虑与不安。
首先，美国希望尼泊尔尽快恢复秩序。一个因共产党活动而陷于动乱的尼泊尔与美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是不相符的。美国驻尼泊尔大使莫健(James F.Moriarty)甚至断言：“如果一个暴力的、有意识形态观念的‘毛派’暴动并控制这个国家，然后再把它的革命输送到和平的邻国，那么我们就有更多的担心。”这正是美国外交战略家和决策者潜意识中最为忌惮之处。
其次，美国将恢复尼泊尔民主放在最优先位置。美国在支持尼泊尔王国政府打击毛派武装的同时，也对其民主进程表示急切关注，并将对尼援助与恢复民主进程打包销售。这一时期，美国明确规定了下列对尼援助的先决条件：只有通过适当的法律程序、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抗议自由以及尼泊尔王国政府做出如下承诺一与各政治党派对话并回到与1990年宪法精神相一致的
多党民主政府时，尼泊尔才能得到美国的援助。2005年11月16日，布什总统就下一年度向尼泊尔提供军事援助签署文件。该文件就提供援助附加了非常严厉的条件：尼方如想得到美方的援助，就必须在公民权与人权尤其是在言论、新闻、集会和政治运动自由方面满足美方提出的九个条件。新的援助法律文件显而易见将民主置于首位。美国认识到尼王室接管政权后尼泊尔政治危机的严重性，暗示王室政府不要以打击暴动为名而行民主倒退之实。
美国政府此时虽对毛派势力充满担忧，但对王室政府则更加失望。这表现在对尼泊尔王室政府的公开批评越来越经常化和毫无保留，而对毛派武装的态度则有所缓和。美参议员帕特里克・李海(Patrick Leahy)称，无情的毛派暴动和腐败高压的君主把尼泊尔推向了灾难的边缘。他抱怨在贾南德拉国王继位并兼任军队总司令的四年半时间里，毛派从一个小麻烦变成了全国性的威胁。他认为毛派没有力量击败王国军队，而他们也不能被武力消灭。既然认识到毛派叛乱是一个不能通过军事手段来加以解决的政治问题，美方便转而鼓励毛派与七个主要党派进行政治对话。美国立场的微妙变化对尼泊尔政局的走势产生重要影响。很显然，如果各政党能与君主和平共存于一个民主政府之中且彼此制衡，就可以克制国王或任何党派的集权与专制倾向。
2006年11月，尼共(毛)终于同政府签订了和平协议，并于2007年参加了临时议会和政府。2008年4月10日，尼泊尔举行了制宪会议的选举，毛派出人意料地赢得了601席中的220席，成为制宪会议大选中的第一大党。5月28日，尼制宪会议第一次大会投票通过实行共和制的议案。7月和8月，尼泊尔又分别顺利地选出了总统和总理，尼泊尔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一度作为恐怖主义者受到谴责、围攻和打压的毛派，却被尼泊尔人民选举为国家的领导者，这是美国曾担心却也无奈的结局。
由于毛派参与了尼泊尔的政治进程，美国也改变了先前不同毛派对话的政策，承诺将与毛派领导的新政府进行合作，以促进尼泊尔的稳定、民主与和平。尽管如此，美国仍未将其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删除，美国对尼泊尔政局的未来走势仍持观望态度。很显然，毛派领导的新政府虽不是美国心目中最佳的选择，但只要它支持多党民主，那就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在尼泊尔问题上就一定会采取功利主义的务实态度。
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度日益提高的今天，非洲的贫困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承诺，要在15年内将全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一半，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非洲。事实上，国际社会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便开始对非洲提供援助，非洲国家自身也做了一系列努力，虽有一定成效，但并未根本改变非洲贫困状态。
非洲贫困的原因
造成非洲国家长期贫困，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历史原因就是西方国家长期的殖民奴役和剥削。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列强控制了非洲的贸易和军事，逐步将其演变成自己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市场，造成许多国家出现单一畸形的经济结构，从而长期限制和影响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殖民者当局根据宗主国的需要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人为划分国界和行政区界，制造民族矛盾，挑拨宗教冲突，从而导致社会动荡，这也成为非洲目前民族、宗教和地区矛盾激化的历史渊源。
由于党派、部族、宗教之争，地区、边界问题以及争夺自然资源等原因，非洲地区战乱不断，频仍。据统计，在过去10多年里，3/4的非洲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卷入战乱，战乱共夺去800多万人的生命，使600多万人沦为难民，许多儿童成为孤儿。长年累月的战乱使得许多非洲国家难以维持从事正常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稳定局面，基础设施遭受重创，经济萧条，物价剧烈波动，投资者望而却步，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非洲的贫困。
综合而言，内部的战乱不断，经济结构不合理，资金、技术、人才短缺，市场体系不完善，外债负担沉重，政府管理力度欠缺，文化教育水平低，以及外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在非洲攫取原材料，倾销制成品等诸多因素造成了非洲的贫困现状。而持续的贫困又导致了进一步的动荡，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继而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发达国家在关注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时，更需要关注贫穷地区的发展问题。
西方国家援非历史与现状
1.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末发达国家对非援助概况
自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要求下，联合国规定富国必须向穷国，特别是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在197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达国家也曾公开承诺，其官方发展援助额将不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0.7%。发达国家在农业、卫生、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援助和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扶助和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的博茨瓦纳，80年代末的加纳和90年代的乌干达的经济复苏和发展过程中，国外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对外援助稳步增长，到1991年达到最高峰，690亿美元（按1995年价格计算）。然而到了90年代，由于自身的财政困难及本国的政治经济战略调整需要，各国的对外援助都逐渐减少，对非洲穷国的援助和投资也相应减少。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包括优惠贷款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在内，富国向穷国提供的援助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24%，与其所承诺的比例相差甚远。非洲所得到的官方发展援助也从1990年的266.2亿美元降至2000年的163.8亿美元左右，下降幅度达38%。而且一些西方国家向非洲提供援助时，往往附加许多苛刻、不符合受援国实际情况的条件，使得援助有名无实或者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开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最不发达国家设立了“结构性调整贷款”，要求受援国在取得国际贷款的同时，必须承诺减少政府开支特别是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实行民主体制改革，开放国内市场。在国际组织援助下实行的以经济结构调整为核心的脱贫战略，转变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为非洲经济引入了有效、合理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增强了经济活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构调整方案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结构调整方案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对于调整造成的社会发展问题关注不够，也没有明显解决贫困阶层的脱贫问题。
2.近年来发达国家对非援助的新动向
尽管外部援助不是非洲国家消除贫困的惟一措施，但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减免债务和实行公正的贸易政策则是帮助他们向贫困作斗争的重要手段。在第三届联合国最不发达会议上通过的《2001年至2010年支援最不发达国行动纲领》呼吁发达国家采取切实措施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并减免其债务。2002年6月在加拿大召开的八国首脑会议也把援助非洲作为一项重要议题。会议上通过的《非洲行动计划》表示，支持非洲国家提出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在未来4年里对非洲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再增加120亿美元，为22个非洲重债贫困国家免除190亿美元的债务，以及帮助非洲国家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医疗条件和开展艾滋病防治等。在2003年的法国八国首脑会议上，这一计划得到重申。近两年对非援助开始有所增加，2001年为177.29亿美元，2002年为186.15亿美元。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爱尔兰、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瑞士、瑞典等国1/4以上的官方发展援助都用于援助非洲。
增加的发展援助主要投入到几个重要领域，尤其是卫生和教育领域。在卫生领域，有的援助国又主要把援助资金用于消除小儿麻痹症、艾滋病、结核病及疟疾等疾病。例如，美国宣布将在今后五年在12个非洲国家和两个加勒比国家投入120亿美元用于抵抗艾滋病。在教育领域，许多援助国都着力于提高低入学率国家的小学入学率。
此外，一些西方国家对非洲国家的债务减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些国家的财政负担。加拿大已经承诺减免17个重债贫穷国所欠的11亿美元债务，其中的14个国家是非洲债务国；德国减免的20亿美元债务中有10亿美元是非洲国家的债务；意大利承诺减免非洲重债贫穷国约45亿美元的债务；日本已经免去了非洲国家所欠的近30亿美元债务；科威特免去了4个非洲国家的债务；澳大利亚也免去了1个非洲重债贫穷国的债务；英国和北爱尔兰也承诺加强对重债贫穷国信托基金的融资。
除官方发展援助额增加外，国际社会对非援助的模式也有所改进。2002年6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了《2002年最不发达国家》的报告，提出了以增加穷国的决策自、将脱贫战略的核心由结构调整转变为可持续发展，以及改善国际环境等作为全球49个最不发达国家的脱贫新模式。其目标是通过宏观经济的增长、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及融入全球经济等措施，使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生活水平翻番，从而有望在2015年前将全球贫困人口减半。这种新模式力求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避免无发展的增长，有利于推动社会整体进步与全面发展。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措施：扩大各国的决策自，让有关国家自己负责脱贫战略的制订、调整和执行，而不再由世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各国应确保经济的快速和持续增长，使更多的穷困人口能分享经济增长成果。
虽然近年的对非援助形势有所好转，但远不足以支持非洲达到“千年发展目标”。而且西方国家的对非援助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它们包括：（1）发达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市场，设立了重重贸易壁垒。经合组织近期公布的报告显示，2002年发达国家提供的农业补贴金额达到2350亿美元，比上年提高3.5%，远远高于其对非的援助额。农业是非洲很多国家最具出力的部门，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补贴抑制了国际市场农产品的价格，使非洲国家农产品的出口难以扩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脱贫的进程。（2）尽管有的国家采取措施减少援助中的附带条件，但是很多发达国家还是在提供粮食援助和技术援助时提出额外附加条件，从而降低了援助的效果。（3）对于非洲国家所关心的市场准入、农业补贴、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及公共卫生等方面，大部分西方国家并没有做出明确承诺。对非洲国家的特殊优惠政策也没有得到真正落实。要使对非援助真正落到实处，西方国家还需要做出进一步努力。
中国对非援助状况
中国与非洲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之间友谊源远流长，双方的友好交往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始于1956年，至今，中国对53个非洲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
在援款项下，我国在非洲承担了850个成套项目，已建成的达714个，项目涉及农牧渔业、水利电力、交通运输、广播电视、文教卫生、食品加工等领域。绝大部分项目产生了良好的政治与经济效果，为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些六七十年代建的援外项目目前仍在一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除提供成套项目援助外，中国还在援款项下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物资和技术援助，为非洲国家培训了大批技术人员，培训专业涉及水稻种植、蔬菜栽培、综合养鱼、肉制品加工、中医针灸、农业机械、太阳能及气象预报等。培训班深受受援国的欢迎，得到广泛好评。
自199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对援外方式进行了改革，积极推行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方式等。截至2002年底，中国与21个非洲国家签订了48笔优惠贷款框架协议；实施了60个援外合资合作基金贷款项目。新的援外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所接受。
2001-2002年间，我国与31个非洲友好重债贫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签定免债议定书，共免除到期债务156笔，免债总额约105亿元人民币，占这些国家对中国到期债务的60%。
1964年总理访问非洲时提出了著名的援外八项原则，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特别是对非援助的指导方针。四十年来，我国一直坚持这一原则，对非援助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充分体现了我国的援助诚意，受到各受援国的广泛称赞。去年12月，总理在埃塞俄比亚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政府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逐步增加对非援助；进一步开放市场，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给予免关税待遇；对“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增加33%的资金投入，今后三年为非洲培养、培训1万名各类人才”，“积极开展与非洲国家在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等传染病防治和预防自然灾害、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今年2月，主席在加蓬国民议会上发表的演讲中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是中国对非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领导人的访问和讲话充分表明中国在自身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忘记非洲的老朋友，显示了中国加强对非援助，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
非洲国家自身的改革
国际社会的援助和债务减免是非洲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外在条件，但非洲国家自身经济体制和政策的改革才是使其经济复兴的内在关键因素。受援国自身的改革也使国际援助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一个拥有良好经济管理体制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可以帮助它更快速地发展，减少贫困，而且效果明显。然而对于政治经济环境混乱的国家，援助的影响力要小得多。具体而言，在体制良好的国家，增加100亿美元的援助一年就可以帮助2500万人脱贫；相反，在体制差的国家，增加100亿美元的援助只能帮助700万人解决访问温饱问题。
事实上，非洲国家也早已意识到自身努力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联合行动，以促进稳定，发展经济。
2001年7月9日，在非洲统一组织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第37届首脑会议上，非洲联盟取代原有的非统组织正式启动。非洲联盟统管非洲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是世界上继欧洲联盟之后的第二个重要的国家间联盟。它的成立充分表明非洲人民决心加强联合、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
这次会议上还通过了由非洲国家自己制订的、旨在使非洲全面复兴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突出非洲国家对该计划的主导权；确定以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农业生产、环境保护和科技发展为重点发展领域的长期战略，争取今后15年内全非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以上和贫困人口减半；重视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平等互惠的新型伙伴关系，努力争取西方国家向非洲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援助。计划强调，要实现这些目标，非洲国家必须首先做到：结束战乱，实现和平，加强地区性合作和加速经济一体化；改善政府的管理能力，全面开发人力资源；制定有关方针政策来带动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增加对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投入；大力发展交通和能源等基础设施，建立完善的金融管理体制等。
非洲联盟成立一年来的实践证明，非洲正在逐步走出困境，沿着联合自强的道路继续前进。目前，非洲总体形势更趋缓和，热点问题明显降温。非洲各国增强了结束武装冲突的紧迫感，在联合国的支持下，非洲有影响的区域性组织、地区大国以及著名政治家采取积极行动，加大了解决地区冲突和消除内乱的力度，一些持续多年的冲突与动荡基本得到控制。
随着政治局势逐步趋于稳定，非洲经济也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去年，非洲地区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6%，比最近5年的平均增长率高出0.5个百分点，其中非洲有17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高于5%。由于采取了改善财政状况的适度措施，去年非洲的平均通货膨胀率由2001年的31%降至11%，财政赤字控制在占国内生产总值3%以下。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王总监把两位销售助理召至办公室，把全国经销商资料一打开，发现公司去年有经销商200多家，目前留存的却不足120家，有90家“另觅前程”或者不辞而别了。而且，据销售助理陈述，还有不少经销商在作着与公司是否继续合作的“思想斗争”……公司的经销商合作系统已处于摇摇欲坠之中，必须尽快想办法将其“平稳”，甚至“茁壮成长”起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王总监马上召开部门会议，形成专项小组，对此进行专项、深入的调查研究。经过一周的努力，发现经销商不再“礼尚往来”的原因，主要是：
1、 新产品研发缓慢，总是慢竞争对手半拍，坐失众多良机；
2、 品牌传播力度不够，很难“出人头地”，加大了终端销售的难度；
3、 对经销商的支持力度不够，原来的10%综合推广费，也时不时的拖欠；
4、公司对经销商的关心程度非常的“微薄”，除了进货和打款有联系外，平时仿如陌生人，这样做起来非常没劲，了无“前程”。
问题还真不小，但总算把它们给“撵”出来了。尤其是王总监亲自通过传真、电话对现有经销商的深入调查，使他基本上了解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可以长舒一口气了。
很快，王总监就展开了真刀真枪的实战操作了。一方面，他向董事会提交的《关于增强研发力量和迅速提升品牌形象的报告》和《关于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报告》两份文件，得到了董事会的认可和批复，按其执行。另一方面，确定了每一工作的负责人，全面负责其工作。
经销商是音美公司发展的基石，尤其现在危机四伏，王总监对与广大经销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为的关心。此外，根据公司的特点，也利于与广大经销商建立更为宽泛而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音美公司目前仍旧是世界为数不多的，能同时生产高级家庭影院、专业音响器材、迷你音响、公共广播系统、卡拉OK系统和Hi-Fi精品的公司之一……众多的优质产品，广阔的消费市场，为广大经销商专心致志做好音美公司，捆绑在一起，从事共同的事业奠定了扎实地基础。虽然有难度，但前提条件已是非常的好，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王总监为此也倾注了大部分的精力，他希望建立的是广大经销商与音美公司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数百个实力强劲的经销商与音美公司一条心的做好音美产品，形成强大的音响事业发展的基础力量，而不是音美公司“孤单”的“当家作主”，与经销商仅为简单的买卖关系。简单的说，就是协助有实力的经销商转型，与音美紧密的捆绑在一起，在该区域市场上形成自己的销售品牌，共同发展音美音响事业，实现完美的双赢局面。
与经销商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不是每个经销商都可以的。为了音美的发展，王总监对此作了严格的规定，即必须是在该区域市场上较具销售实力、商业运营理念先进和极具发展潜力的经销商。此要求达不到，将不考虑。同时，针对实力较弱的经销商，公司主动的与其中止合作。通过整合，王总监将已有的一百多家经销商“浓缩”成了78家，但这是音美公司强劲发展的第一批希望所在。此外，音美公司又马不停蹄展开了空白市场合格经销商的寻觅与加盟。
与广大经销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音美公司主要从以下方面完成的：
1、教授组建专业的音美产品销售公司与团队。由于以前音美公司的部分经销是专业经销民用音响的，而另一些是专业经销专业音响的。因此，在一个区域市场上民用音响和专业音响不能统一、有效地去传播，销售效果欠理想。同时，因为专业音响的利润大，导致音美民用音响发展越来越缓慢，这在整个音响销售市场上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音美公司必须尽快将其解决。
为此，王总监提出了由每个区域市场的经销商统一经销音美公司的民用产品和专业产品，互相带动，共同发展。音美公司将在众多方面给予强力的支持。这一提议得到了董事会和部门员工的一致认可，通过召开全国经销商会议，王总监全面阐述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观点和民用与专业音响在同一区域市场上统一由一经销商经营的观点，获得了与会经销商的高度认可。
意见统一了，经销商的资金实力也具备了，但在科学经营方面仍旧有不少“漏洞”存在。因此，音美公司聘请10名专业人员，在区域经理、销售助理、市场人员、策划人员的帮助下，教授经销商建起专业的音美产品销售公司以及非常具有实战的团队。这其间，主要包括公司部门的规划、人员的聘请、工作流程的制定、优秀的实战执行力等等方面，为经销商做好音美民用和专业音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教授认知与研究市场。经销商们天天浸泡在市场中，是否对市场很了解？是否有良好的办法解决存在的问题？显然很多经销商没有做到。这不能怪经销商，毕竟经销商是商人，不是市场运营专家。
但是，市场运营对经销商又非常的重要，只有经销商了解了市场，知道存在的问题，竞争的压力，又懂得如何去“分忧解难”，才能有效地把市场做好。一般情况而言，经销商们很难有机会获得对市场认识与研究方法的系统认知。为此，音美公司首要的就是教授经销商们真正的认知市场，了解市场所处的地理位置、优势特点、当地消费水平与消费习惯、竞争对手的情况、自己网络的优劣势等等众多方面，然后教导他们通过分析这些信息：发现存在的问题、存在的危害、哪些是可以利用的优势、竞争对手的整体做法是怎样的、市场最需要的是什么、自己应该如何做才能独树一帜等等方面。举一反三，让他们真正掌握这一技巧。
通过这一方面的教授，使得音美公司的经销商对如何做好市场有了更深刻地认识，也增强了其做好市场的信心。这在音美公司系列市场运营与管理培训课程中属于最基本的课程之一，所有经销商都需要掌握——用先进的知识武装自己，战胜对手。
3、教授市场传播策略与方法。经销商虽然与市场传播并不陌生，但对其认识也不够深，更没有系统性，要他们自己独立使用，效果往往不会很理想。不过，在市场传播方面，很难单纯依靠区域经理的个人力量，或者让总部的策划人员每月进行帮助——关键还得依靠经销商自己，毕竟他们处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环境。为此，音美公司对经销商们进行了系统的市场传播策略与方法的培训。
例如在广告方面，怎样的媒体最有利于音美公司的品牌传播与产品销售，报纸、杂志、户外大型广告、电视、网络等等如何选择，优劣性是哪些，等等。培训师都为经销商们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以及能达到的效果，并且教导了最佳的组合投放模式——这使得经销商们对广告传播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改变了打广告就是白花钱的错误认识，销售“成绩”从此稳步上升。
4、教授先进市场管理技术。中国人一直弱于管理，对于经销商而言更甚。经销商真正要管理的内容非常的多，如专卖店管理、进货管理、存货管理、出货管理、人员管理、日常运营工作管理、二级市场开拓管理、促销活动管理、市场竞争发展管理，等等，大多数内容经销商都来不及管理，甚至还没有发现需要管理，结果放任自流，钻满了“窟窿”。
在这个方面，音美公司特意聘请了多位管理专家和营销专家对经销商们进行联合培训，使他们能在市场运营中很好的管理各项工作。例如进货管理，并不单纯是向总部打电话说要进货，然后打款，收货，点数确认后放入仓库或者专卖店。这是最为传统的做法，越来越不适合现在和未来的发展。
因为现在市场竞争激烈，每个区域市场的消费群都有着独特的喜好，厂家也因此在产品方面形成系列化，多样化，但并不等于每个区域市场都欢迎音美公司的所有产品，往往受欢迎的只是几款或者十几款。如果经销商不根据市场的消费情况进行进货选择，一次性什么产品都进，最终就会产生巨大的库存量，对自己和总部都是不利的。所以，进货管理要上升到新的高度，而不是原来固定化的格式。
显然，太多的细节需要科学、先进、有效的管理，充分做到堵塞节流，其销量和效益就会越聚越高。
5、教授将单店做成销售冠军店。每个经销商都希望自己的店是区域市场内同行业的销售冠军店。但希望归希望，要行动才有机会，而且还需要方法对路，即节省资本，又实现目标，还要长久的保持第一的位置。
由于销售冠军店是一个品牌综合努力的结果，包括本身的品牌实力、区域市场的知名度、美誉度、忠诚度、专卖店的整体形象、产品陈列的优质与否、产品质量的优质与否、价格情况、导购水准、服务水准、促销活动、特价信息等等众多方面。
除了品牌在全国的传播实力外，区域市场的情况更重要，也更易于掌握。为此，音美公司教导经销商们展开“区域市场销售冠军店行动”，帮助经销商在区域市场里把音美公司的品牌打响亮，终端做生动，服务更全面，促销更有赚头，等等。
当各个方面做足了，再加上时间的“沉淀”，经销商的执着努力，销售冠军店就会出现。目前，音美公司的区域市场销售冠军店的果实开始成熟，不少的区域市场已抢夺到了这一宝座。
6、教授将整个区域市场做深和做透，培养强健的发展竞争力，帮助经销商打造自己区域市场的销售品牌。音美公司的目的是要帮助经销商，把经销商打造成所在区域市场的知名销售品牌，这也是音美公司与经销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们关系的重要一点。
要达到这一点，首先是要把已有的网点做强、做深、做透，使得每一个店都像肯德基、麦丹劳那样红火的赢利。在这一基础上，又需把网络扩大，伸张到其区域市场有消费实力和潜力的任何一个点，同样将其点做强、做深和做透——一张强势且巨大的销售网络就在其区域市场形成了，有了这一基础，执着的坚持下去，经销商自己的销售品牌就将形成，对其未来的发展更是帮助无限！
“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这一概念，主要强调由政府来主导甚至包揽对社会成员“福利”的保障，其途径包括对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和维持教育、卫生或者养老和收入保障等社会支持系统，甚至提供财产。可能最为有名的福利国家模式就是所谓“北欧模式”，而北欧国家中最为有名的是瑞典。瑞典的做法是，政府为个人从摇篮到坟墓提供全套社会保障。
虽然谁都喜欢获得福利待遇，但是天上掉不下免费的馅饼。福利国家问题的症结在于侵犯个人的基本自由，背离个人同意和责任原则。在经济学家巴斯夏眼里，国家对个人基本自由的侵犯，或者背离个人同意和责任原则，就成为“压迫”和“相互抢劫”的工具。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汤姆・G・帕尔默的看法，福利国家是这种“相互抢劫”的制度化。
福利国家貌似只涉及对个人财产权的侵犯，不过这种侵犯最终导致个人其他权利的侵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因此强调两点：首先，离开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就绝不会存在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其次，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没有意义的。
福利国家的政府维持福利政策的运作，需要通过制造大量的“财政幻觉”来向每个人提供福利。“财政幻觉”使得纳税人觉得自己为福利国家所承受的负担比实际负担要轻，受益比提供给他们的实际受益要大，从而混淆每个人对自己所承担成本的敏感性。这样，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纳税人对于任何给定的税收水平的反抗。在福利国家，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个人是否需要，都能享受大量的政府福利，“财政幻觉”使得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其失去了更为可欲的减税甚至低税可能性：在减税或者低税模式的背后，是个人可以支配更大份额的个人收入和财富，也就是可以有着更大的选择自由。 欧美福利国家做法
欧美国家的福利国家做法五花八门。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德国俾斯麦时代推出的社会保险制度。当前的欧美国家的福利国家做法可以列举如下：
第一，政府提供住房福利。美国政府通过其拥有的“两房”公司干预住房市场，放松对住房市场和相关金融市场的监管，制造一种低利率环境，支持不合房贷资格者获得低息住房贷款和廉价住房。由此，政府放松了对住房市场纪律和市场原则的遵守，把住房市场政策与住房福利政策混同。美国“次贷危机”就与此密不可分。
小布什总统当时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所有权社会”，倡导公民们通过获得住房所有权来控制自己的生活和财富，以此推进公民的独立意识和责任感。但美国政府当时并没有依托交换住房私有产权的自由市场来达到这一目的，而是通过政府干预的手段，使得本来不符合房贷资格者可以通过美国政府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即“两房”来拥有低息住房贷款和购置廉价住房所有权，而且这样做相对于通过市场合约关系来说更加有利。“两房”在2004年左右放出了它们将购买任何贷款的消息，这是怂恿银行和其他机构开始发放次贷和准优级贷款这两类“垃圾贷款”的主要原因。在2003年，“垃圾贷款”占据了美国抵押贷款8%的份额，但是在2006年的三季度进一步变成了22%。“两房”在2005年至2007年间有40%的抵押贷款是次贷或准优级。
房利美和房地美对于住房市场的联合财务风险是巨大的。在2007年末，其负债和它们担保发行的抵押担保证券的总和与美国国债数量相等。对于每100美元它们担保或者通过证券借出的钱，它们只有1.2美元的权益。2008年8月，两房所拥有的“垃圾贷款”和基于“垃圾贷款”的证券总值达到了超过1万亿美元。
第二，政府为了维持福利政策而债台高筑。根据社会福利问题专家麦克・坦纳的分析，福利国家本质是“庞氏骗局”。如果将国债细化到个人身上的话，每一位德国在职人员身负42000欧元（折合52565美元）的国债。每一个英国家庭承受着惊人的90000英镑（折合140332美元）的国债。每一个法国人都负担着24000欧元（折合30037美元）的国债。此外，在当前的计算方法下，国家养老金系统和社保体制的无资金准备负债（也就是社保空转额）不计入国债总额，这使得这些国家债台高筑的情况被严重低估。欧洲国家平均的无资金准备的负债占据了GDP的285%。
根据美国学者坦纳的分析，在某些国家，这些隐性负债在未来将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以希腊为例，假如它承担起未来的一切无资金准备债务，希腊的债务总量就将超过其GDP的875%，接近年生产总值的9倍。如果将当前法国承诺分发的养老金考虑在国债内，法国的债务总量就会大涨到当年GDP的549%。而德国若是完全负担起无资金准备债务，其债务总量将会飞升至GDP的418%。美国的负债总额也同样不容乐观，如今已超过15.3万亿美元，占GDP的102%。美国福利体系仍在快速扩张，其中很大一块就是美国奥巴马总统的医保方案。美国联邦政府目前的开支超过GDP的24%，而到2050年，这一数字预计会增长到42%。如果加上美国各个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各级政府的总开支将会超过GDP的59%，这比目前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高。
第三，推行强制性的法定养老保险制度。很多欧美国家采取“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现收先付”制不实行个人账户积累制度，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收统支，现收现支。养老金领取者不断要求增加国家的养老金支付，甚至认为这只是在偿还他们所缴纳的金额。根据坦纳的分析，美国政府告诉美国人，他们的社保税被“投资”到了一个“信托基金”。但事实上，这不过是联邦政府用明日税收支付明日福利而开出的欠条。政府实际上往往需要增加负债来维持养老金制度，由此加重了未来一代人的负担。政府运作养老金项目的做法，是收取在职职工的钱用于支付给退休者。然而在老龄化社会里，这样的办法越来越行不通。“现收现付”的模式有着与“庞氏骗局”别无二致的资本结构。随着进入老龄化社会，退休领钱的队伍愈发壮大，支撑养老金的在职人口随之减少，系统就会岌岌可危。
第四，推行强制性的义务医保体系。根据坦纳的分析，即便保守估计，根据奥巴马医保法案中对老年人医保开支的预测，未来社保和医保造成的无资金准备负债，将导致美国欠下72万亿美元的债务。但更现实的数据则表明，届时美国政府承担的负担至少将达到137万亿美元。所以即使是做最好打算，这样计算的美国国债总数也将超过GDP的480%。而在最坏打算下，美国政府收支间的鸿沟将达到GDP的911%。
此外，对人员流动和经济过程的各种过度或者不当干预也是重要的福利国家因素。严格限制移民的政策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移民是美国创新动力的重要源泉。劳动力市场的过度管制不利于创造就业，也不利于维护就业，反而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雇佣。最低工资制就是一个实例。2014年4月30日，美国共和党在参议院阻止了主导的提高最低工资法案。该法案旨在把美国的联邦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从每小时7.25美元提高到10.10美元。提高最低工资的结果必然是雇主对工作岗位的成本和收益做新的计算，往往容易考虑削减低端的现职岗位，节制雇佣新的雇员，引入机器设备来替代部分劳动岗位。的这一民粹主义举措实际上会牺牲很多工人的利益，但是最适合于获得不知就里的大众的支持。 互助组织与“智利模式”
一个人格完整者，是责任人的概念，要为自己的行为和生活负责。政府也是责任政府，其运作总体上需要征得个人的同意和授权。根据帕尔默的观点，福利国家强调政府有法定义务为个人的社会福利负责，尤其是政府包办医疗、教育、退休和收入保障等。其结果是政府强制从经济中攫取大量资源，破坏个人的基本权利、同意和责任。由此，个人不成其为责任人，政府不成其为责任政府。
根据历史和政治学家大卫・格林的研究，“私人慈善”和“自愿保险”在欧美历史上曾经有着广泛的存在和作用。大量民间自组织的慈善组织和带有自愿保险职能的“互助组织”，为当时的各阶层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其实，中国在古代也有广泛的私人慈善活动，到了民国时代，私人慈善和社会自治发挥了越来越大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作用。而中国乡土社会中一直存在的人情，就有着类似于民间互助保险的功效：你所付出的人情，在你需要的时候可以回收，而且一般大致考虑到了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
根据历史学家大卫・贝托（David Beito）的研究，美国人在历史上利用结社自由创造出巨大的互助组织网络。在大萧条之前，互助组织可能是除教会以外，美国最主要的社会福利提供者。当时，互助组织的会员数量占到了全国成年男性人口的三成左右，而且尤其受移民和非裔美国人欢迎。与政府福利计划和私人慈善的施舍性质不同，互助组织提供的福利是以捐赠者与受助者之间的互惠为基础的。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各种兄弟会与其他互助组织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并再也没能复苏。引发这次衰退的原因，可能包括福利国家的崛起、各州限制性的保险法案，以及来自私立保险公司的竞争。
福利国家用“政府责任”替代了“私人慈善”，用政府组织的强制社会保险替代了欧美国家过去在民间自组织的自愿保险。自力更生和私人慈善并非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福利国家仅有的替代选项。就像格林所认为的那样，“正如私人合作建立的互助组织能够维护社会的团结，为参与人提供紧急援助、医疗和其他方面的福利，并提供一个传播道德价值的框架”。坦纳也指出：政府要放弃这种“现收现付”的养老制度，放手个人通过投资在产业中来养老；全世界的公民和政府都应该开始让强迫性的、家长作风的、充满操纵却又缺乏延续性的福利国家，朝着有效、公平、高效并可持续的民间解决方案过渡。
显然，人类发展到当代，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需要复兴各种互助组织来组织自愿的保险和救助。与此同时，可以结合以私人商业保险机构，后者在互助组织之外也可以发挥重要的私人商业保险功能。至于政府，可以发挥辅的支持作用，而不是包揽社会保障。
无论是国内国外，“现收现付”的养老制度也应该及早抛弃。替代“现收先付”方式的成功模式目前业已存在。比如智利养老保险模式值得研究和借鉴。“智利模式”比较强调遵循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原则和个人责任原则。
智利在社会医疗保险或者社会养老保险中推行个人公积金制度。它于1981年开始实施以个人账户和由私人养老基金管理公司代替政府管理养老金为主要特征的养老保险制度。该制度采取完全的基金制，雇员个人的缴费全部进入个人账户，退休后养老金待遇也完全取决于个人养老账户的积累额和投资收益。雇员个人缴费的资金来源来自于自己的工资收入和企业的配套缴费。由于实施了商业性的基金管理模式，智利的养老金投资收益率在改革后的最初10年年平均收益率达到13%。据统计，经过20年的发展，智利的八家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水平不断提高，从1981年到2000年，平均收益率在11%左右。到2000年底，智利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经营的养老基金的总额已经达到358.76亿美元，其中35.73%投资于智利政府和央行发行的各种债券，18.72%投资于定期储蓄，14.35%投资于商业抵押票据，17.57%投资于企业发行的股票和债券，10.89%用于国外金融市场的投资。此外，还有部分投资用于金融机构发行的股票和债券等。
据统计，到2008年，智利雇员年度缴费总额占GDP的3.49%，当年支付的养老金占GDP的1.92%，私人养老基金的累积资金已经达到GDP的52.77%。当然，智利的私人养老制度也不是没有问题，但是其总体方案是可执行的。2008年开始，智利政府对智利的私人养老制度做了些改革，增加了对年满65岁、至少在智利生活了20年的未加入私人养老保险的老人，用税金提供养老支付。 欧美福利国家问题与中国关联
市场经济是权利经济、同意经济和责任经济，基于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保护、同意和责任。市场经济实现个人收入的初次分配，这种分配体现绩效原则：在充分竞争的市场，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边际回报，就是其边际贡献。因此，市场经济体现了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好的“装置”，同时它也是“社会”的，不是“”的。如果社会上存在一部分人员由于自己的原因无法参加收入创造，那么可以从其家人或者从他人的自愿慈善获得一些收入再分配。而政府组织的收入再分配反而要靠后，发挥辅的作用。这属于一种有运作能力的、合乎人的尊严的自然秩序。从这一点来看，把慈善业提供的再分配作为三次分配是错误的。慈善业应该至少与政府一样属于二次分配。按照这里的自然秩序，慈善业属于二次分配，政府涉足的再分配需要限定在三次分配。
有人会以为，福利国家问题与国人无甚关系。他们认为，中国还不是福利国家，批判福利国家为时过早。但这是一种误解。很多福利国家因素在中国早已存在，各种社会保险均在铺开，其中多数是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劳动合同法已经在2007年通过，最低工资制也已推行，地方政府社保资金空转额巨大，地方债台高筑，社会福利性住房建设规模空前。我国从上届政府开始，计划由政府提供3000万套保障房，以解决1亿左右人的住房问题。
为了长远保障每个人的根本利益，我们需要警惕“福利国家”，弘扬市场伦理。为此，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原则、辅原则、法定授权原则，以及法治原则。根据辅原则，个人和市场能够承担的事务，政府不予以越俎代庖；下级政府能够承担的事务，上级政府也不能如此行事。法定授权原则是指政府根据公民的依法授权和明确列举的权能履行其职责。如果能够遵循好上述原则，差不多就遵奉了哈耶克所提倡的“法律下的自由”原则。
美国历届政府一直把维护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作为一项基本政策，而提供军事援助则是落实该政策的重要举措。
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到1960年，美国执行的是限制向以色列提供军援的政策。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任总统任内，美国开始积极向以色列提供军援。尼克松上台后的20世纪70年代，军援开始成为美国影响以色列政策的重要手段，美国对以色列军援政策由主要向以色列提供军援变为向阿以双方提供援助。1981年里根上台到1991年冷战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援趋于制度化，并逐步放宽了对以色列的军事技术转让，不断强化两国在武器研发方面的合作。
冷战结束后，以色列作为美国遏制苏联势力扩张的战略伙伴的角色不复存在，但美国对以色列的军援却继续保持了增长。
奥巴马政府2009年上台后，放弃了小布什政府孤立、打压“问题国家”的做法，转而采取“接触战略”，把和谈作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轴，以柔性政策改善与宿敌伊朗的关系。为将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奥巴马在中东力推伊核、巴以和叙利亚问题和谈。但奥巴马的中东战略与新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捍卫以色列利益的政策相向而行，导致美以关系持续紧张。
2015年3月，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称伊核协议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协议”，是在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路。内塔尼亚胡公开批评奥巴马，被外界解读为与奥巴马关系进一步紧张。
2015年3月16日，以色列大选的前一天，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了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这是内塔尼亚胡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的一次倒退。“两国方案”作为美国中东政策的基石之一，内塔尼亚胡此番言论自然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
美国与以色列在伊核问题和巴以问题上的分歧，直接造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冻结了美以新军援协议的谈判进程。随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2015年10月18日访问以色列，美以重启军援谈判，两国在安全关系方面重回正轨。
美国和以色列产生分歧并非偶然。从根本上讲，随着全球及大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的重构，美以之间互相依赖和倚重的“利益基石”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松动，迫使双方重新审视和调整彼此的关系定位。对美国而言，通过策划2010年的北非中东“”，以埃及、叙利亚为代表的阿拉伯世界力量已大不如前。而伊核问题的阶段性妥协及伊拉克的亲美化，令美国暂时遏制了两股传统反美力量。以色利对美国的重要性和战略价值在下降。
对以色利而言，周边阿拉伯国家联手与以作对的能力已遭大幅削弱，以色利的生存环境有所改善，对美国亦不再事事逆来顺受。
美国与以色列的军援关系也存在争论。对以色列来说，接受美国的援助就意味着受制于美国，降低了决策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但正如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斯坦利・菲舍尔所言，由于国防预算占以色列国民生产总值约10%，美国的援助对以色列“至关重要”。对美国而言，长期支持以色列虽使美国在中东地区获得了一个可靠有为的战略伙伴，但也招致了阿拉伯世界的不满与愤恨。特别是普通民众对美国的愤恨和仇视所引发的恐怖主义更是影响到美国自身的安全。
尽早尽量解决四大难题
应对旧金山韩亚空难，我们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困难：事故当天是星期六，而且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从4号到7号，美国休长假，许多人在外地休假，解决问题找不到人，馆里同事也在休假中；美国不少部门和机构以安全、技术或法律原因为由拒绝外人进入；我到旧金山担任总领事，还只有3个月，人脉有限；我和同事们都是第一次遇到空难，都没有处理空难善后的经验，事情太突然，都缺乏这方面的心理准备。然而，空难一发生，全馆立即停止休假，全力以赴，很快解决了4个刻不容缓的紧迫问题：
一是尽快核实遇难乘客的国籍和基本情况。事故发生后，我们很快获悉有2位乘客遇难。这2位乘客是不是中国人？总领事馆向旧金山市政府、医院、美国国务院旧金山领团办公室、机场、韩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等多方面核实。易先荣副总领事在事故发生当晚紧急约见韩国驻旧金山副总领事，希韩方尽快协助确认遇难人员身份。当晚9点，从韩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传来消息，证实遇难的2位乘客是中国国籍，但姓名、年龄等仍不清楚。为尽快摸清2位遇难同胞的详细情况，我们想了许多办法。到晚上11点多，我们通过多种途径联系上了验尸官，从他那里得到准确消息：2名遇难的女生都是浙江衢州人，一名是17岁的王琳佳，一名是16岁的叶梦圆。因为2人面容毁损，无法确定谁是王琳佳，谁是叶梦圆，我们连夜通过国内找到她们的指纹资料，为验尸官作出准确结论提供了帮助。为确保信息准确无误，总领事馆深夜联系有关负责人，经多次沟通，最终拿到当地法医部门书面提供的遇难人员信息。
二是尽快核实中国旅客受伤情况。事故发生后，我们先后派出多批领事官员前往9家相关医院核实情况，探望伤员。但核实情况，探望伤员并不顺利。医院从维护救死扶伤的环境出发，既拒绝媒体采访，也禁止任何人，包括总领事馆人员的探视。但是，进不了医院就无法核实中国国籍伤员的情况，就不能及时转达祖国对伤员的关心，也无法回应国内的关切。最后，通过美国国土安全部协调，当天宋如安副总领事等终于先后进入中央医院等医院，看望了李姓女生等重伤员，获得了伤员的第一手情况材料。经我们核实，韩亚洲航空214航班共有291名乘客及16名机组人员，其中中国旅客共有141名。空难导致来自浙江的3位女中学生死亡（其中1名伤重不治），181人受伤被送往旧金山总医院等处进行救治，其中82名伤员是中国人。
三是加快核实中国旅客的下落。空难发生后，国内方方面面，特别是旅客的亲友急于得到是否安全的确切消息。于是，事故当天总领事馆第一时间成立应急信息中心，对外公布2部24小时值班电话并安排专人轮流值守，耐心回答所有提问。同时，总领事馆夜以继日地搜集、核实、确J中国乘客信息，通过总领事馆网站《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关于韩国民航坠机事件的公告》，千方百计找到了141名中国乘客的下落。总领事馆核实一批，公布一批，先后了20批确认安全的中国公民名单。
四是帮助滞留机场的中国旅客通关，协助他们找到安身的地方。空难发生后，一批轻伤和未受伤的中国乘客，因护照等证件丢失或被毁损，无法办理出关手续，空难发生后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被迫滞留在机场。机场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让空难乘客出关或不让他们出关在他们看来都不妥。夜幕来临，乘客惊魂未定，饥寒交迫，身心疲惫。帮助这批乘客出关，给他们安排好安身之地是总领事馆的当务之急。6日下午，宋如安副总领事和几位领事在机场经过3个多小时艰苦交涉最终获准进入机场，同滞留中国乘客见面，带去了中央领导和祖国人民的亲切慰问，同时得以了解事故情况，现场核实人员信息。宋如安副总领事现场约见机场有关部门负责人，强调不少中方滞留人员旅行证件在事故中丢失、损毁这一特殊情况，促使美方破例同意中国乘客暂不办理入境手续即离开机场。他并积极推动有关方面解决中方滞留人员住宿问题，安排全部滞留中国旅客入住机场附近酒店。
尽心尽力满足四大关切
尽量满足伤亡人员家属的关切，协助伤亡人员家属和工作组处理善后事宜。7月8日深夜，我会同美、韩有关部门代表前往旧金山国际机场停机坪迎接韩亚航空坠机事件中中方伤亡人员家属和浙江省善后工作组。为最大程度为他们提供便利，我推动美、韩有关部门作出特殊安排，确保中方人员从飞机后舷梯下机后，不经办理出关手续，即搭乘美方提供的巴士离开机场，直接入住酒店，行李则由美方机场人员直接送至他们下榻的酒店。虽然已是零点，我和易先荣副总领事、徐永吉教育参赞陪同中方遇难人员家属立即会见美国法医部门代表，听取情况介绍，回答家属提出的问题。会见持续近3个多小时，至9日凌晨3点方结束。当晚，通过美方的特殊安排，领事们陪同中方受伤乘客家属赴旧金山总医院同住院的重伤员见面。从这天开始，易先荣副总领事率部分领事驻扎酒店，为中方伤亡人员家属提供一对一定向协助与服务。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和总领事馆其他领导，与浙江省善后工作组一起，与中方伤亡人员家属多次见面，就遇难者后事处理、伤者治疗、人员安置、各国处理空难惯例、事故理赔等事宜沟通协商。我3次和中方死者家属一起吃饭。总领事馆帮助中方死者家属在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和旧金山市长等一起出席，我致悼词。所有这些，对于抚慰死伤人员家属受伤的心灵起到了明显作用。
尽量满足学生乘客的关切。韩亚空难中国乘客中，有浙江、山西学生团组71人，他们人地生疏，目睹同学伤亡，惊魂未定，迫切希望得到关心照顾。我们把关心照顾好学生乘客作为空难善后的重点之一。7月7日、8日，我和徐永吉教育参赞分别到旧金山和圣荷西两市看望浙江、山西学生团组，听取师生想法，鼓励他们从悲伤和恐惧中走出来。考虑到一些学生在空难中丢失了行李和美国酒店一般不提供洗漱用品，我特别嘱咐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带去牙膏、牙刷、毛巾等生活必需品。总领事馆还向每位师生赠送了印有旧金山特色地标的T恤衫和中美友谊徽章。随后，总领事馆又积极推动美方和韩亚航空公司派专业人员为学生提供心理关怀和辅导。
7月10日晚，我邀请师生近70人到官邸做客。师生们感慨：“我们回家了。”考虑到师生们多日吃西餐不习惯，我特别嘱咐厨房备足中餐，让孩子们吃饱吃好。师生们做客官邸几个小时，我自始至终站着，与大家聊天，因为感觉这样会让他们觉得自在些。师生们在官邸享用了自抵美以来第一顿地道可口的中餐。多数学生情绪明显改善，露出久违的笑容。活动结束后，总领事馆领事们充当导游，陪同师生们观赏了旧金山夜景。
7月12日，山西学生团组师生共35人离开旧金山，继续他们的美国行程。上午11时，宋如安、易先荣副总领事为他们送行。徐永吉参赞致电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等地中国使领馆教育处，请其为中国学生团组在当地活动提供协助与便利。
浙江省学生团组师生31人原定搭乘12日美联航班机回国。不料当天早上7点多，韩亚航空公司告，美联航班机因机械故障取消。总领事馆紧急联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驻旧金山办事处，请国航安排学生乘机事宜，并要求美方为学生离美提供协助和便利。在总领事馆大力推动和协调下，国航和美方做出特殊安排，于当天上午在酒店为师生们办理了行李托运、出境、登机等手续。手续办妥后，全体人员乘巴士径赴旧金山机场停机坪直接登机。宋如安、易先荣副总领事等到飞机舷梯前送行。
尽量满足中国伤员的关切。81位中国乘客受伤，其中重伤员分别住在旧金山总医院和斯坦福医院。伤员们身在异国他乡，面对飞来横祸，语言不通，人地生疏，心理特别脆弱，渴望关心和帮助。8日上午，我赴旧金山总医院看望慰问受伤中国乘客。面对一位受伤的老人，我拉着她的手和她唠起了家常，劝她不要有心理负担，安心治疗，表示总领事馆将提供一切必要协助，这给了老人家极大心理安慰。我还特意向老人赠送了鲜花，并把我本人的联系方式告诉了她。我和宋如安副总领事先后3次特意看望一位受伤的李姓女生，安慰和鼓励她，夸她勇敢坚强，说总领事馆将全力帮她渡过难关。到第三次去看她时，她已能慢步行走。总领事馆不仅看望住在医院的伤员，对伤员的治疗、陪护、索赔、翻译等事宜给予综合考虑，还在他们出院后，在韩方安排的酒店养伤期间，一如既往地对他们给予关心和帮助。例如，韩亚空难40天后，我专程看望了韩亚空难留医中国乘客6户13人，再次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介绍了总领事馆参与韩亚航空坠机事件处置与善后有关工作的新进展，听取了部分乘客的倾诉与要求，希望大家“安心养伤”“放心明天”，表示总领事馆将继续同大家一道“齐心维权”，并向每位伤员家庭赠送了果篮。
尽量满足中国乘客补办旅行证件的关切，为他们开辟绿色通道。一些乘客在空难中丢失了护照，他们迫切希望能为他们补办旅行证件提供方便。事发第二天（星期日），总领事馆特事特办，在签证大厅专设快捷窗口，集中办理证件补发手续。考虑到部分学生在事故中受伤，行动不便，且旅途劳顿，我让领事们到同学们所住酒店集中办理。领事们加班加点，当天忙到晚上9点才回家。很快，总领事馆为数十名有需要的中国乘客补办了旅行证件，且全部免费。
尽职尽责处理好四大关系
处理好与美方关系。空难发生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克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等对遇难者家属表示了慰问。美国国务院旧金山领团办主任帕特丽莎・海斯告诉我，领团办将全力为救助中国乘客提供协助，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可24小时与其联系。旧金山市长李孟贤在空难发生后不久打来电话，说东航航班安全降落，言下之意坠毁的是韩亚航班，不是中国航班，嘱我不必紧张。了解到乘坐韩亚航班的中国乘客重大伤亡情况后，他又打来电话慰问，通报事故情况，表示旧金山市政府将全力配合中方做好救援、善后工作。李孟贤市长、旧金山参事会主席邱信福还致函中方遇难者父母，表示沉痛哀悼和慰问。中方伤亡人员家属和浙江省善后工作组抵旧金山前，我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代表迈克尔、国务院旧金山领团办主任帕特丽莎・海斯见面，就中国乘客善后处理有关事宜达成共识。7月11日，我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局主席赫斯曼女士见面，与其就韩亚航空公司空难相关调查、处置工作交换意见。总领事馆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还多次约见美国国务院旧金山领团办、圣马特奥郡法医办公室、交通安全管理局、机场海关等机构和部门负责人，就事故处置工作沟通协商。美方对中方要求均给予了积极回应与协助。为及时有效沟通信息，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韩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建立了三方定期会晤机制，为事故处置工作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旧金山驻华办公室（China SF）还向中国乘客免费提供了食品和衣物。
处理好与韩方关系。空难救援和善后期间，我馆同韩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及韩亚航空公司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我先后2次约见韩亚航空公司总裁尹永斗，就中国乘客善后处理等事宜同对方交涉，敦促公司重视对中国乘客尤其是伤亡人员的救治和善后工作，积极改善相关服务，特别是尽量提供中餐，在充分考虑到独生子女不幸遇难对其家庭的影响等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尽快启动善后理赔工作，确保所有空难受害者和乘客的正当权益得到维护。易先荣、毕刚副总领事多次分别同n国总领事、副总领事就坠机事件沟通协调，并10余次约见韩亚航空高层，就空难有关处置工作提出要求。
处理好与侨界关系。侨团主动配合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做好空难善后工作，华侨华人和红十字会、救世军等美民间组织一起纷纷为空难中国公民提供协助，许多义工服务在救死扶伤第一线。旧金山华埠国际狮子会向每位中国学生乘客赠送了巧克力和饼干。华人佛教界举行法事为中方死难学生祈祷。数十位侨领出席中方遇难者遗体告别仪式。
处理好与媒体关系，全力做好信息和媒体应对工作。韩亚空难发生后，数十家新闻媒体联系我馆，希从我馆得到第一手信息。总领事馆尽量有求必应，来者不拒。我3次同CNN、BBC等数十家媒体记者集体见面，通报中方人员伤亡情况和总领事馆所做工作，回答提问。同时，我还接受了《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湖南卫视、凤凰卫视等媒体专访。易先荣副总领事、总领事馆新闻发言人王川领事等亦现场或电话接受各类采访百余次。新闻组还将总领事馆参与事故处置有关情况第一时间以中英文简讯形式在网站公布，并实时通报各大媒体。我馆还主动提供新闻线索，协助媒体全面深入报道空难有关情况。总领事馆主动、透明、开放的形象受到各界广泛赞誉。美国广播公司旧金山电视台知名新闻主播、艾美新闻奖三度得主谢瑞尔・詹宁斯等知名媒体人对总领事馆的信息工作表示了感谢。
尽善尽美展示四个形象
展示了亲民的形象。空难发生后，主席立即指示外交部和中国驻美使领馆等全力做好受伤中国公民救治和未伤亡中国公民安置工作，妥善处理好遇难中国公民善后等事宜。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马凯，国务委员杨洁篪就有关部门做好空难相关处置工作分别作出具体安排。副总理、杨洁篪国务委员出席中美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专门听取了我就有关空难救援和善后处置情况的汇报，嘱我转达对遇难者家属和伤员的问候，并问候参加空难善后的总领事馆同事们。此外，教育部长袁贵仁、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山西省长李小鹏等均亲自高度关注救援和善后工作。祖国的关怀在海内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旧金山方方面面对中国政府为帮助海外中国公民付出的极大努力表示钦佩。太原五中全体赴美师生回国后，给总领事馆写来感谢信，说：“我们不会忘记，在几十个中国孩子恐惧、孤独、惊慌无助时，是你们伸出了温暖的双手；我们不会忘记，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我们没有亲人陪伴时，是你们的真诚关心与热心带来了家一样的温暖；我们不会忘记，看到使馆门前的五星红旗飘扬在美国领土的上空时，来自内心的亲切感与自豪感激荡着我们的心灵；我们更不会忘记，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不必再担心害怕，因为在我们身后，永远有强大的祖国！ 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激上路，在将来的某一天，用自己的努力去回报他人，回报社会，回报我们伟大的祖国！”
展示了开放的形象。可以说，总领事馆处理空难善后的日日夜夜，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关注。因而，总领事馆应对旧金山韩亚空难的过程，是开放透明的过程。空难发生后，我的私人邮箱公开，我的手机号码公开，方便外界直接找我，既提高了善后处理的工作效率，也大大提升了应对空难的透明度。空难善后的重大进展与举措，都是第一时间对外。总领事与3位副总领事，都与媒体保持了密切的互动，总领事馆多次主动给媒体报料或提供采访方便。一些不便媒体采访的事情，如探望重伤员、到机场迎接伤亡人员家属、遗体告别仪式，总领事馆就把拍摄的资料主动提供给媒体。美国甚至世界主流媒体对总领事馆空难善后工作体现的开放性给予了高度评价。
【年会总结(一)】20**年1月27日，我公司的年会如期而至，全体员工欢聚一堂，细数20**年一年中大家风雨同舟，奋力拼搏的点点滴滴，聆听各部门对于去年的工作总结，展望公司未来发展的蓬勃蓝图，在喜悦、欢快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 1月27号下午2点，我们从山西、湖南、重庆、泰州、成都等各工地相继赶回来的员工， 都来到了联欢现场，会议开始时，我们李总做了鼓舞人心的动员，对我们20**年的工作做了肯定，极大的鼓舞大家的士气;接着，市场部经理，工程部经理分别对本部门工作做了总结和20**年的展望。
表扬了20**年度的优秀员工，在热烈的气氛中，我们全体员工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文艺演出中穿插举行了掰手腕、萝卜蹲游戏。全体员工积极参与，整个气氛热烈欢腾。 文艺汇演特别是 串烧，由公司员工自编自导自演，何美美、吉娃娃、宗哥、美女主持等，幽默风趣的语言，生动形象的表演，极大限度的体现了我公司员工多才多艺的一面。节目还有“老当益壮”的市场部经理表演的霹雳舞，工程部员工齐唱的气势磅礴的“精忠报国”，财务部纤柔美女演唱会的“说爱你”，“浮夸”。不同风格，体现了我们不同的风采，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为了公司美好的明天，我们全力以赴，努力拼搏。
此次活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高全体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更体现员工坚强意志，拼搏进取的精神;体现了同事之间良好的合作精神。期待马年里，我们全体员工为了公司美好的明天，策马扬鞭，马到功成。
公司新闻稿： 20**年1月27日，我公司的年会如期而至，全体员工欢聚一堂，细数20**年一年中大家风雨同舟，奋力拼搏的点点滴滴，聆听各部门对于20**年的工作总结，表扬奖励了20**年公司优秀员工，展望公司未来发展的蓬勃蓝图，全体员工还进行了精彩的文艺表演，举行了热闹非凡的游戏，在喜悦、欢快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
此次活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高全体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更体现员工坚强意志，拼搏进取的精神;体现了同事之间良好的合作精神。期待马年里，我们全体员工为了公司美好的明天，策马扬鞭，马到功成。
【年会总结(二)】20**年2月**日，由我园和交警一大队联合主办的“共建和谐校园迎春联谊晚会”，在大家的期待中圆满结束。这次活动从策划、筹备、舞蹈排练、道具制作等花了不少时间，虽然很累，但更多的是收获和成长。在活动中大家相互协作、各司其职，为晚会的顺利开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让我充分感受了团队的力量。
本次活动，由于我们人手不足，每个人都身兼多职。除了舞蹈表演，充当礼仪，我还担任了主持，这对我来说是是一次非常好的锻炼和展示自己的机会，晚会的顺利完成得益于和其它三位主持的默契搭档。虽然时间紧迫，但我们忙而不乱，圆满的完成了晚会，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成功，充分展示了斯宾塞教师的风采，但在活动中我们仍然存在不足：
1、礼仪接待时，羞于表达，待人不够热情;
2、场面掌控不够好，导致道具遗失;
3、对活动会产生的风险评估不够，如到场人数没有达到预期，导致游戏衔接不好;
4、收尾工作做得不好，活动结束后没有及时完整的整理服装及道具。
举行这次联谊会给我带来了很多感动和收获，通过这次活动我深刻的感受了团队的力量，也从中发现和总结了我们的不足之处，有了这次的经验，相信在以后的工作中，不论举行什么活动，我们都将更有信心，能做得更好。
【年会总结(三)】一、20**年商会工作汇报
基本情况;曹宅镇商会现有会员86名，会员企业占全镇经济总量的80%以上，商会执委**名，根据商会章程的有关要求，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定期召开执委会，认真组织会员开展活动，充分发挥商会优势，全心全意为会员企业服务，今年我镇商会进行了换届，产生了新一届商会执委，在新一届商会会长带领下，曹宅镇商会出现了勃勃生机。
商会活动情况
(1)、积极参政、议政;商会会员中有3人是区人大代表、有7人是区政协委员，商会会员代表委员今年向区人大、区政协提交议案**件，反应了我镇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如环境污染治理问题、土地流转问题、园区建设与失地农民保障问题、科研创新等等，议案都得到了上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采纳，积极为非公企业代言，使商会会员企业的问题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为非公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2)、组织开展活动;一是发展会员企业，坚持入会自愿原则，今年已吸收了新会员2家，还有**多家企业要求加入商会组织。二是组织了会员外出考察进行互相交流，组织会员到恒电工材料有限公司和开尔公司及凌龙化工公司参观学习，该企业是我镇科技创新的榜样，学习他们如何在困境中创新发展。三是帮助企业调解村企冲突税企关系。四是帮助企业协调劳资纠纷和工伤事故纠纷处理等等。五是为30多家入园企业全程代办服务，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增强了企业凝聚力。
(3)、积极投身光彩事业、回报社会;受**年国际金融风暴的影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会员企业在创造经济效益努力克服各重困难的同时，不忘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光彩事业和公益活动，在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同时创造更多的是社会效益。
一是开展了“村企结对”帮扶活动;商会有**家会员企业与**个村进行了结对结帮扶，今年资助新农村建设落实帮助结对村解决新农村建设资金28万元，为经济条件差的村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得到村民的拥护和支持，村企关系得到了有效的改观。
二是支持金东消防建设;建立消防中队是为了能够快速出警，尽量减少国家和人民财产损失，虽然经济形势非常严峻、企业资金并不宽裕，但会员企业仍心系消防建设，商会执委会员单位纷纷捐助、捐助金额达20.2万元，如：凌龙化工、鸿泰文具、恒飞电工、李子园、开尔实业、龙鼎混凝土、大新电源，金牛砖瓦、方源砖艺、不倒翁、大圣玩具、禾景天食品公司等，为金( )东消防安全贡献了一份力量。
三是投身光彩事业;一年来，会员企业为社会公益事业、支持农村道路建设、资助教育事业、残疾人事业、为敬老院送钱、送物、扶贫济困、为困难群体捐款捐物等达捌拾多万元，给弱势群体送去温暖，为新农村建设添砖加瓦，为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美国总统演讲；隐喻意义；概念合成理论
[中图分类号] H019 [文I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04-0104-02
引言
国内外很多学者已对美国总统的演讲分别从文体、语篇、时态和评论等方面进行研究。例如，Erickonren认为，美国历届总统的就职演讲事实上是陈诉美国的政治文化特点；Ritter认为，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演讲中习惯引用生动的演说词，注重使用词语去感染听众；肯尼迪所做的不仅仅是通过演讲赢得民众的支持，而且将演讲作为行政中的一种语言工具，等等。在本文中，将用概念合成理论对隐喻意义的构建进行阐释。
一、概念合成理论介绍
概念合成理论是在综合了概念隐喻理论及心理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对概念隐喻理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80年，由 Lakoff 和 Johnson出版发行的著作Metaphors We Live By。概念隐喻理论把隐喻看作跨域映射的输出结果，是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过程。概念隐喻理论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学范畴，把隐喻看作是一个跨空间映射的概念现象，强调两个思维空间的结构关系，是始源域到目标域的直接映射。Fauconnier随后发表著作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并于1985年提出心理空间理论。Fauconnier认为，心理空间的构建不同于语言结构，心理空间的构建需要借助语言表达，也就是说一个人需要借助语义成分、关系作用和策略等去构建语域。为了理解语言组织和语言构建，在说话或者理解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上句提到的成分。心理空间的合成过程本身并不是完整的，需要语义框架和认知模式的指导。心理空间不是语言的必要成分，也不是语法构成的成分，但却是语言存在的基础。心理空间的提出主要是为了理解在隐喻表达中在线意义的构建。
二、美国总统演讲中隐喻意义的构建
现代社会的政治家为了赢得人们的信任，劝说人们接受他们的政治观点，并让人们支持他们的行政主体，需要借助具备强吸引力和鼓励功能的政治演讲。演讲作为一种典型的政治语篇，能够表达清晰的政治观点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美国的政治中，政治人物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民众的政治态度，美国人把总统看成政策的创造者和国家的最终代言人。总统在竞选或国内外宣传他们的观点、态度时，需要借用人们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去表达，在这种独特的情况下，隐喻就被广泛地使用了。政治演讲中，隐喻的表现形式一般为口语，在分析了24位美国总统的80篇政治演讲中的各种隐喻后总结出，隐喻中使用了4种主要的始源域类型：人类隐喻、旅途隐喻、战争隐喻和家庭隐喻。
（一）人类隐喻
人类隐喻在政治演讲尤其在总统演讲中出现频率最高。原因可以归结为人类非常熟悉自身的特点，将人类本身投射到目标域中，能够更好地传达演讲者的意图，而听众也更能接受演讲者所传达的观点、主张与思想感情。因此，人类本身就是经常见到的始源域。用人做始源域，就可以把人类所特有的动机、行为与情感赋予非人类实体上。在政治演讲中，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就可以寓意为一个国家的成长过程。人要经历“出生―幼年期―青少年期―壮年期―老年期―死亡”这个过程，而一个国家的成长初期通常是指国家的建立或者是新时期的开始，例如，自由、民主等新时期的到来。因此，可将国家的发展历程投射作人的成长过程。在政治演讲中，美国总统用人的成长经历来寓意一个国家的成长历程，更能够触动民众内心，更容易得到民众的支持。
...that the torch has been passed to a new generation of Americas―born in this century， tempered by war， dis-ciplined by a hard and bitter peace， proud of our ancient heritage... （John F. Kennedy， 1961）（王建华，2008）在此例句中，美国被比喻为一个新生儿，在成长过程中需要被教育、被引导。美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被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与新生儿有共同的特性，因此，可以用 born， tempered， disciplined 来形容美国。
（二）旅途隐喻
在总统演讲中，旅途隐喻也经常被使用。旅行范畴与国家发展范畴拥有同样的图示结构，也分享着部分概念，这两个范畴的交互部分发生在合成空间。在旅行这个始源域范畴中包含：旅行者、导游、方向和目标等。国家的发展进程作为目标域，包含：美国政府与民众、政治、宗教政策不同时期的目标等。把对一个国家的管理过程比喻为一场旅行，在旅途中，会借助某种交通工具到达目的地，会遇到十字路口，会有各种阻碍。将旅途映射到国家的发展中时，美国与民众就是旅行者。领导人要鼓励民众去征服苦难，选择正确的道路一直前行到终点。旅途中的苦难可能是恐怖主义，也可能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来自竞争者的诬陷等。这两个输入范畴的共同特性映射在类属空间，两个输入空间在前进的过程中都需要时间、行为者、目标等。
And we will move this year a step toward ultimate goal ―the elimination of all nuclear weapons from this Earth. （Jimmy Carter， 1977）（王建华，2008）在此例句中，美国总统Jimmy Cater把消除核战争作为他的目标，为了完成这个目标需要鼓励民众共同努力。在旅行过程中，需要有目的地，人们为了到达目的地会坚持努力，所以用到step， goal等旅行范畴的词汇。类属空间对两个范畴交互部分的融合反应在合成空间，也就是旅行隐喻意义的形成。
（三）战争隐喻
随着政治学的频繁出现，战争隐喻被大家熟知，它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竞选时，已成为演讲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战争隐喻中，战争、保护、防御、威胁、牺牲等都是始源域的范畴，可以分成光明勇敢的一方与血腥残忍的一方。政治被比喻为战争，f明政治是一个残忍的过程，美国总统在演讲中，经常把美国比喻为勇敢的一方，并且能够带来光明。
Our nation is at war， against a far-reaching network of violence and hatred. （Barack Obama， 2009）（王建华，2008）此例句描述美国政府在与暴力和邪恶势力做斗争，美国作为正义的一方，暴力和邪恶势力是它的敌人。美国政府作为行政机关，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需要对犯罪势力做出惩罚。在战争隐喻中，正义的人们为了维护公平，需要与邪恶势力做斗争。因此，美国总统为了赢得人们的共鸣，把自己比作正义的一方，用到at war， against等属于战争范畴的词汇。
（四）家庭隐喻
家庭是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国家这个架构中，有政府、公民、国家要履行的职责与公民应尽的义务等元素。在国家这个目标域中，美国政府有保护美国民众的责任，而美国民众也有听从美国政府安排的义务。这两个输入空间共同的架构出现在类属空间，而在合成空间中，美国政府履行父亲的保护责任，这个隐喻意义就形成了。
We cannot hope only to leave our children a bigger car， a bigger bank account. We must hope to give them a sense of what it means to be a loyal friend； a loving par-ent； a citizen who leaves his home， his neighborhood and town better than he found it. （George H. Bush， 1989）（王建华，2008）此例句中，美国政府把美国民众当成自己的孩子。在家庭这个始源域中，父亲有照顾孩子的责任、有给孩子创造良好生活环境的责任。在美国这个目标域中，美国为了更好地发展，需要带领民众努力，给民众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需要民众的支撑。始源域与目标域中，责任成为两者的共性特点，反映在类属空间。把美国政府比喻为父亲，民众比喻为孩子的这个隐喻新意在合成空间中形成。
三、结论
政治演讲已经成为近些年的研究热点问题，也是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因素。总统演讲作为一种典型的政治模式，已然成为他们执政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总统会在国内外发表演讲来宣传自己或国家的思想。概念合成理论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理论，本文用四个思维空间解释了总统演讲中经常出现的隐喻意义构成，进一步描述了人类如何运用头脑中已有的知识、文化模式和记忆去填补层创结构。
[ 参 考 文 献 ]
[1] Coulson， S. & Fauconnier， G. Fake Guns and Stone Lions：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Primitive Adjectives [A]. Daniel Juraf-sky， Laura Michaelis & Barbara Fox. Stanford. C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Publi-cations， 1998.
[2] 田聪. 概念合成理论评述[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关键词：多元智能 英美文学 阅读
1.引言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更为关注英语学习，而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阅读一些经典的英美文学作品，不仅能够帮助学习者深入了解英美国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习俗，同时也能够提高学习者本身的英语应用能力，因此，本文结合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从人们的智能角度出发，提出将多元智能理论应用到英美文学作品阅读之中，同时就阅读效果的评价提出了三种途径，为英美文学作品阅读的过程和结果环节做出了补充。
2.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
多元智能理论由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博士1983年提出。该理论认为，智能是多方面的，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人体的智能主要可以分为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交往智能、自我认知智能和自我观察智能。[1]各种智能彼此相对独立，同时又可以互相组合，使个体体现出不同的智能差异和优势。该理论还认为，人的智能既具有普遍性和差异性，又具有可发展性，但是，智能的发展受到个体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影响，因此要想全面了解一个人的智能情况，必须充分考虑该个体所处的环境，多元化地对其进行评价。
3.多元智能理论的研究现状
多元智能理论认为，阅读内容如果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并对效果采用多元评价，那么，具备不同能力或特性的各种类型的阅读者，就会有更好的理解与表现。阅读的各个环节都应当将多元智能理论渗透其中，从多个领域展现阅读者的优势智能，以此来弥补其劣势智能，这样，才能够帮助阅读者扬长避短，发挥潜力。近二十年来，与多元智能理论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得到了较快发展，并有大量著作出版，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许多学校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在教育、管理等方面进行广泛应用，成立了多所多元智能学校。
自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引入我国以来，对我国的教育学者在心理学研究和课程教学研究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理论视角独特，充实了传统智能观的缺陷，不仅帮助教育者更加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也有助于推动我国的教育教学改革进程。但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 可以看出虽然该理论在国外己经形成了一定的系统和规模， 取得明显成效， 但与国外的研究相比， 国内在研究深度和质量上还有距离， 研究也多集中在基础教育阶段。
4. 多元智能理论在英美文学作品阅读中的运用
4.1 通过多种手段达成阅读目标
多元智能理论应用于英美文学作品阅读有助于开发阅读者的多元能力，应注重发挥阅读者的优势智能，发展其劣势智能，发掘他们的潜势智能，帮助他们达成阅读目标。
在阅读者进行文学作品阅读的过程中，可以鼓励其采取多种手段来理解作品的基本内容和内涵。阅读者可以采取精读泛读相结合、目的性阅读和欣赏性阅读相结合、快速阅读和理解阅读相结合、跳跃式阅读和递进式阅读相结合等多种手段，帮助自己快速达到阅读目标。
4.2以多种方式呈现阅读内容
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世界上没有两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智能组合，这就需要采用多种方法手段展示阅读材料，努力开发和利用多种阅读材料，让阅读者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地选择阅读内容，以满足各自的不同需要。
在阅读文学作品前，可以鼓励阅读者通过多种方式客观认识自身的智能水平，尤其是语言智能水平，选取符合自身智力能力的英美文学的阅读材料，这样能够保证其在阅读过程中，不会由于语言水平不足而产生过多的阅读障碍。其次，可以根据阅读者的智能特点，设计一些能够重点锻炼阅读者智能的阅读方式。
4.3 站在多种角度设定阅读任务
多元智能理论提出了人的八种智能，这就便于我们能够站在多种角度帮助阅读者设定阅读任务。我们可以根据阅读者的不同智能水平，将选定的英美文学作品阅读材料划分为若干部分，将能够帮助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锻炼自身优势智能的部分筛选出来，并根据这一智能的基本特点制定阅读任务。
4.4 文学作品阅读效果评价的多元化评价
4.4.1对阅读过程进行形成性评价
在评价内容上，根据阅读者现有的英语水平，通过多种途径鉴别学生的智能优势，将人际交往、自我认知、视觉空间等智能融入语言教学，筛选出涉及不同智能的阅读材料并设计多种阅读任务，对阅读者的各种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评价，将其阅读前的预习情况、阅读过程中的参与情况、阅读后的任务完成情况以及在阅读活动中的表现纳入评价范围，对其阅读过程进行记录。
4.4.2 对阅读者的阅读能力进行分项目评价
在阅读者完成阅读任务后，根据实际的阅读任务对其进行阅读量、阅读速度等方面的评价，并根据不同阅读者的完成情况结合其自身的智能特点进行总结分析。
4.4.3 对阅读者的语言进步程度进行发展评价：
将阅读者每个阶段的阅读效果进行对比，认真记录阅读者在阅读前、阅读中期和阅读后期出现的问题和解决对策，并将这些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阅读者的阅读能力及其语言智能水平的发展变化，从而达到对阅读效果进行发展性评价的目的。
5.结语
总之，多元智能理论应用于英美文学作品阅读有助于开发阅读者的基本能力，帮助其发挥优势智能，发展劣势智能，发掘潜势智能，运用多种方式展示阅读内容，以多种视角设定阅读任务，对于激发每位阅读者的文学阅读兴趣，增强他们在阅读方面的自信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霍华德·加德纳. 多元智能[M]. 沈致隆.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一、思想品德教育贯穿在整个体育教学之中
通过体育教学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品质，树立正确的体育道德观，具有勇敢坚强、团结进取、活泼开朗的精神面貌，以及诱导学生养成维护道德规范、遵纪守法。体育教学的思想品德教育是教学中结合课的内容和传授进行的，不能空洞说教和脱离教材生拉硬扯，要细心构思巧妙安排，以画龙点睛的揭示，引导学生去感悟，使学生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不知不觉的收到思想品德教育。
体育教师是教学中美的引导者、传导者，教师本身的活动就成了学生的审美对象。教师的一举一动，就会对学生产生影响。教师在教学中要言传身教，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
二、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注重学生体育意识的培养
传统的体育教学往往以教师为主，学生没有自由表达的机会，总是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练什么，从而使学生对体育活动产生冷淡，甚至厌倦的心理，这样时间一长，就会扼杀学生个性的发展，不利于学生参与体育活动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实施素质教育，必须以学生的活动为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主动精神，变“要我学”为“我要学”，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使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在总结评比中延伸兴趣
总结评比重在表扬鼓励，使学生体验成功，延伸练习的兴趣，但是在总结评比中要注意一下几点：
1，表扬动作优美的同学。这样可以满足他们成功的欲望，对于其他同学可以激发兴趣，产生再做一个超过他的念头。
2，鼓励认真的同学。有的同学由于身体体质差，动作不大优美，但是上课训练能够认真积极参加，并在练习中进步较快，对于这样的同学教师也要给以积极的鼓励和表扬，这样有助于他们进步和发展激发其他同学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