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4 06:00:1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艺术意义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试图探讨艺术的意义问题，首先要从否定“艺术是什么”这一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提问方式开始；在中止这一提问的前提下，才能追问艺术之所以存在的意义；这种追问必须要建基于人的艺术活动之上，进而才能对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活动等传统的问题进行探讨，最后从人的心灵出发，将艺术的意义问题归结到对心灵的思考。
关键词艺术意义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活动
谈到艺术，我们毫不犹豫地可以说出一系列艺术作品，同时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艺术家。但是，当我们真正追问是什么使他们（它们）成为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问题，艺术的内在本质究竟是什么时，我们又变得茫然起来。艺术是什么？对于此，前人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而且接着他们的思考，我们仍可以继续回答下去。在前人已经提出的所有解释中，任何一种解释都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任何一种解释也并不是有道理，我们即使将所有的解释加在一起也还无法说明什么是艺术。
“艺术是什么？”这一艺术定义问题本身作为一个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命题，与“美”的定义等问题一道，在西方现当代美学尤其是英美分析哲学美学中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并且已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实体的自我循环的假命题而多被诟病。此前从狄尔泰已经开始对艺术的本体问题不作追寻，他的探讨退出了本体问题而讨论艺术的意义。他认为艺术在上下文中才有意义；艺术在特定的历史中才有意义；艺术在人们的兴趣（关注）中才有意义，因此不存在没有前提（先决条件）的艺术。分析哲学的先驱乔治·E·摩尔认为，“美”不是一个自然客体，故不能采用像自然科学下定义的方式来加以界定，而只能采用直觉来把握；早期维特根斯坦也认为美属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对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只能保持沉默。著名分析哲学家艾耶尔则断定，由于美学的命题基本上没有实指，所以都是“妄命题”。因此，美国美学家莫里斯·韦兹和肯尼克，都根本否定给艺术下定义的做法，宣称艺术是不可定义的。所以，在这些理论来看，艺术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是的就是艺术，艺术的本体在它的宾词后没有成立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没有可能的可能性，恰恰是我们思考的起点。对艺术的本质问题的追问的不可置否性，在现代艺术中显示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显示着并不具有实体的艺术，也就是这种无有的存在，如何在人的心灵中变现为实体的艺术活动、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很显然，面对“什么是艺术”这类问题，我们并不是要放弃对艺术的追问，而是要改变这种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必须首先思考艺术之为艺术的心灵特质，放在对人的艺术活动的考察上，使我们的思考直接从“什么是艺术”的问题前的问题开始。通过艺术活动的分析，进而从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接受等所有的艺术活动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艺术与心灵的关系中去寻求艺术的意义。
一、艺术和艺术作品
探讨艺术问题，通常我们首先从分析艺术作品入手。根据经验，我们很容易判断出艺术品与非艺术品，我们在聆听音乐、欣赏绘画、阅读小说、观看舞蹈等艺术活动中，不假思索地认为它们都是艺术品，而且我们会有意识地去评判它们的艺术水平的高低。但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我们凭什么说它是艺术品或是非艺术品，如果作为艺术品，它们的水平高下是如何确定的，我们判断的基准在于什么，也就是说，艺术作品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内在含义也就是，在我们所面对的众多物品面前，如何判断哪个是艺术品，艺术品符合什么条件才能被称为艺术品，我们怎样确定艺术品的水准的高低。显然，我们通常的判断是建立在对作为艺术品的基本构成的涵义的理解上，这种判断在我们当下的话语系统中是有效的，比如在特定的时限或氛围中，可是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问题可能会变得复杂起来。究其实，我们对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追问，回到根本上也就是对艺术问题的追问。因为我们在划分艺术品和非艺术品时，我们已经存有了艺术的观念在指导着我们这样做，不管这种观念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支配着我们。这就是说，我们对艺术品本身的追问，也就隐含着对艺术问题的追问。所以，探讨何为艺术作品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成了艺术探讨的奠基性问题。但这一探究从一开始就显得困难重重，问题遍布。
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的艺术“模仿说”是雄霸西方千年的艺术理论，模仿说被作为经典的艺术理论在东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实际上这一理论是直接以艺术作品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柏拉图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理念，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作为艺术的艺术品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这种模仿也就是不真实的、虚幻的。另一位哲人亚里士多德则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因而也就肯定了模仿它的艺术的真实性。后来古罗马美学家贺拉斯也继承了艺术模仿说，直到17世纪，古典主义艺术家们还提出了“艺术模仿自然”的原则，以再现现实为宗旨的现实主义文艺可以说是模仿说的最高发展阶段。虽然，随着西方现代艺术的崛起，在各种全新观念的冲击下，这一理论遭受严重的挑战而变得如此不堪，但在我国当代的一些僵化和陈旧的艺术理论中还有极大的市场，以一种变形了的“反映论”艺术观的面目出现。这一理论探讨的是艺术的本质问题，但实际上却是从艺术作品的问题开始的，分析了艺术作品和自然、理念、事物的关系。模仿说把艺术与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把艺术看成是再现和认识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方式，从艺术作品产生的源泉来把握艺术本质。然而，其根本问题在于，一方面它把艺术局限于“模仿”世界的认识论范围；另一方面，它忽视了艺术创造的主体性。根本的问题也就在于把对艺术的探讨以艺术作品为逻辑起点，这样自然就把艺术的问题置换为艺术作品的问题。显然，严格地讲，艺术和艺术作品是有差别的，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含混了起来。
因此，从艺术作品作为逻辑出发点来探讨艺术的本质的主要问题就在于，这种探讨首先就预设了艺术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认为艺术品是一种区别于自然、理念等的存在物，然后去探讨它和世界的特殊的联系。但在这其中有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一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在艺术之所以成立的预设中也就包含着艺术之为艺术的本质主义假定，反过来正因为有了这种预设和前提，艺术作品才得以成立和显现。显而易见，这自然就导致了对艺术的真实意义问题的掩盖，其所探讨的出发点即逻辑起点是艺术作品而不是艺术，但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这些艺术作品存在的逻辑前提又是什么？艺术作品是怎样从世界中剥离出来的？我们怎样认定这些悲剧、史诗、雕塑等就是艺术作品而不是其他？这样，艺术的意义的真正问题就掩盖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之中了，艺术的问题就变为艺术作品的问题。其二，既然艺术作品是艺术的现实存在物，它是对世界的模仿，它所体现的是艺术作品和世界的关系，那么，在这种关系中，艺术家作为这种活动的直接介入者，他的意义又何在呢？艺术家在这种模仿世界或理念的活动中，不介入自己的任何理解而机械、本真地模仿自然或再现理念，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反过来，恰恰是艺术家的活动，使得本真从遮蔽中绽出，使得艺术作品充满了生气，这样，艺术家的活动正是决定艺术作品水准高低的主导因素。所以，单方面地从艺术作品出发来探求艺术问题，显然就掩盖和遮蔽了艺术的最基准的问题。也就是艺术的意义的真实问题。
艺术模仿说以艺术作品与世界的关系为其探讨的主要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艺术的这种无限多样的自由创造性，因为它一味地强调艺术和现实世界的完全的符合。但事实情况是，艺术就是艺术，它和现实就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颜色在现实中我们可能根本见不到，小说总归是一种编造的故事，但它们却又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使人神情激荡，思绪飞扬。为什么又会如此呢？显而易见，用艺术作品和现实之间的这种生硬的关系来说明这些问题，已显得极为力不从心了。这样，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又向前迈进一步，把探索的目光聚焦于艺术作品的现实来源，也就是艺术的制作者，即艺术家。
二、艺术和艺术家
艺术家，通常认为，就是艺术的制作者。艺术首先是艺术家制作出来的物品，自然地，是艺术家使艺术成为艺术，没有艺术家，艺术似乎是不可能的，艺术家以及他的艺术制作活动是艺术的主导因素。逻辑地看，艺术活动首先是艺术家的制作活动，艺术作品也是艺术家的制作活动的最后结果。
随着西方近性主义的高扬，人的价值，个性自由，人的主体性等问题得到了普遍的关注，浪漫主义艺术潮流也随之勃兴，艺术强调艺术家个性的自由张扬和展现，自由、创造、天才等概念成了这种潮流的主导性范畴，艺术家成为艺术的主导因素。与之相应的是艺术“表现说”对传统的“模仿说”的反叛。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标榜“自我表现”，冲破了“模仿说”的罗网，“表现说”于是兴起。表现说批评模仿机械复制，强调艺术必须以表现主体情感为主。康德最早提出“天才”论，强调艺术是天才的创造和表现，提出天才是和模仿精神是完全对立的观点。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主体性问题被强调到了极致，人是目的的问题是康德哲学的基本出发点，这样，他就是从艺术家的活动出发，肯定了天才和创造在艺术制作中的巨大意义，他认为天才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天赋因素是艺术的决定因素，这样艺术家在艺术制作中的作用被康德充分地加以肯定了。德国浪漫派画家德拉克洛瓦认为，人即使练习作画，感情的表达也应该放在第一位。德国直觉主义哲学家柏格森认为，诗意是表现心灵状态的。意大利表现主义美学家克罗齐更是干脆宣称艺术即直觉，即抒情的表现。表现说把艺术本质同艺术家主体情感的表现联系起来，突出了艺术的审美特性。中国的言志说、心生说和缘情说大致上是与表现说相类似的观点。较之模仿说，表现说不是从艺术作品而是从艺术家作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意义问题，更明确地来说，就是把艺术家的情感作为艺术的核心和关键性问题。但同样可以看出，在这种以艺术家以及艺术家的情感为主导的艺术问题的探讨中，照样包含着对艺术更为极端的本质主义化的倾向。
首先，艺术活动是以艺术家为主体的活动，我们绝对不否认艺术家对艺术制作活动的意义，正因为艺术家的存在以及艺术家的制作活动的水准的高低，就自然决定了艺术作品的产生和水准的高低，否则那些非凡、伟大的艺术作品是不会产生的。但是，我们把问题拓展开来看，如果说，艺术家的制作的结果是艺术作品，推而广之，就是艺术。那么，是什么使得艺术家的制作得以成立？也就是说成为艺术作品，成为艺术，是他赋予的他的制作品的风格，还是情感，还是其他？这些都无法说明这一问题，而且会使问题再一次陷入到循环论证中而无法自拔。进一步的问题也就是，在艺术家的制作活动开始之前或进行中，他是否明确或已意识到他正进行着艺术活动，是否明确他的制作的结果将是一件艺术品而不是其他，如果是这样，那他已经就是按照艺术的模式和规则来进行艺术产生，那么，艺术的创造性又怎样灌注其中，艺术家的主体性又如何体现出来呢？这些问题又涉及到了艺术的意义问题，这就促使我们从其他方面而不是从艺术家出发去探究。显然，从艺术家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意义，认为艺术家就是艺术的立法者，艺术家使艺术作品得以成立的观点，同样使得问题简单化了。不难发现，艺术创造并非艺术家为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实际上只是为了某种艺术创造才去遵守这样或那样的规则，艺术家不是遵循了某些规则而成就了艺术。因此，需要有另一种线索来研究艺术家是如何赋予艺术品的艺术性或者艺术质量以及艺术规则的艺术质量。
其次，艺术是一种以情感为主的活动，情感的激荡构成了艺术活动的基本意义。但是，如果仅仅承认只有艺术家具备情感的表现能力，只有艺术家的天才能力才能超越事物的表面，捕捉到那最为动人的情感，那么，问题是这种情感能表现出来吗？即使能够表现，我们又如何体验到这种表现呢？这里问题还是不少。正如我们前面已否定的，艺术本来什么也不是，我们不要试图给艺术负载什么文化、情感等的因素在其中，但情感表现主义却把模仿说中的再现自然或理念暗换为表现情感，这种情感中心主义，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反而以一种模糊的情感来惑乱视听，使艺术被一种不知所云的神秘主义面纱所笼罩，或是成为肤浅的弗洛伊德主义者的某种阴暗、病态心理的暗示，把崇高的艺术变成了类似原始巫术一样的神神道道的东西。本来情感使艺术充满活力，但情感表现主义所要求的情感的意味和表现，实际上是对情感的一种贬低和严重的曲解。
从艺术家出发探讨艺术的基本思路是，因为存在艺术家，艺术才成为可能，不管来自于理念还是自然，还是表现历史、情感等，它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艺术就是艺术家的制作。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就是艺术家以及他们的这些有意识地向自然或理念模仿或是表现情感的活动，艺术才赖以成立，艺术品才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这样，艺术家成了艺术制作的主体，相应地，艺术家之外的与之对立的自然、理念或情感则成了艺术的源泉和来源，是为客体。这是一种表面化的探求和本质主义的预设，因为根据这一观点，我们自然可以推出，在艺术之前，已经存在着所谓的艺术之为艺术的实体，不管它是在自然或是理念、历史、甚至情感之中，只不过是艺术家把它抽取出来而已，艺术家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抽取的角色。这样，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因素：艺术的本体和艺术的诸现象，即艺术作为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家、作品等，艺术之为艺术的东西自然地隐藏在事物背后，艺术家将它开掘出来，艺术家就成了艺术的代言人。
以艺术家为逻辑起点出发对艺术的意义的追问，使得艺术的意义探寻问题向本质主义更深地推进了一步，沿着这一思路下去，艺术欣赏或艺术接受就成了二次开掘的工作，作为艺术接受者的活动就是猜谜式的或是破译密码式的工作，我们面对艺术，就要愁眉难展、费尽心力地再次去找寻艺术家植入到艺术作品中的这种意义，但是，是否存在这种永恒的意义呢？这种寻找意义的活动是否构成了艺术活动呢？这种寻求意义的意义又是什么？解释学艺术理论便试图从艺术接受方面来完成这样的工作。
三、艺术和艺术接受
当从艺术作品和艺术家出发对艺术的探讨充满问题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于以往的理论中关注甚少或根本没有关注的艺术接受问题上来。艺术接受包括艺术接受者及其接受活动，是对艺术作品的一种体验、感悟和评价；在这种接受活动中，通过对艺术作品的现实的存在的感受和思考，我们可能会和艺术作品一起构成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获得一种情感上的体悟和评价。显然，这不单纯是个体当下的评价、接受的行为，同时也是在文化和文明的作用下产生的行为。因为这种接受、评价、体验的行为的复杂多样性和易变性，就使得这一过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难以把握，所以，因其无序性和随机性的特点，以往的研究多不予关注。但它确实是艺术活动中十分重要的组成因素，而且是艺术活动的直接发生者。20世纪以来的解释学艺术理论便试图以此为出发点来读解艺术、艺术作品。
解释学艺术理论把艺术接受作为艺术活动的主体，其基本观点在于强调从艺术接受者出发的对“文本”阐释和读解的多样性，肯定了艺术接受中“前结构”和接受中的误读和解释的合法性，由此达到对传统的艺术理论所认为的艺术的中心意义的消解。解释学艺术理论从艺术接受出发探讨艺术，是针对传统的艺术表现论而言的，这一理论首先要询问的是艺术中究竟有没有这种恒定不变的意义中心，作为艺术接受活动的实质究竟是不是对这种恒定的中心意义的寻找。在这一前提下，他们认为，在艺术接受活动中，这种“前结构”，也即“历史视阈”是影响接受的基本因素，它构成一种“合法的偏见”，所以，对于接受来说，不存在所谓的与文本符合或发现中心意义的问题，而是由文本和接受构成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一世界中，文本向接受者敞开，接受者也向文本敞开；故而，艺术接受中对艺术的理解，不是要指向那意义，进入艺术之中，绝对占有艺术所构成的世界，而是将自己是“非现实化”，将自己“暴露”给文本；在艺术接受中，是力图和自我构筑的“他者”不断地对话，形成一个不同的世界和新的视野。所以，解释学艺术理论强调艺术接受对艺术的意义，不但主张艺术接受者对艺术意义的占有，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占有对接受者自己的创造和激发。这样，传统的艺术的永恒、普遍的中心意义消解了，艺术不再是反映现实或表现情感的东西，它没有普遍的标准，永恒的意义，一切都在解释和对话中不断地展现，不断地开启着新的世界。在这一理论中，他们提出“读者中心主义”的口号，力图解构艺术作品、艺术家的在艺术中的意义，这样，艺术作品的范围大大扩展，艺术家的创造不再对作品具有决定意义，甚至作者彻底地从接受视野中消失了。
但解释学艺术理论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果真像他们所描述的，任何文本，在认识视界中是真理，而在审美视界中是艺术，全由接受者的读解来决定，那么，艺术的意义的规定性几乎等于零。这样，艺术创造、艺术家甚至纯粹的艺术作品都会从人们的视阈中消失，我们可能面对的一切都会成为艺术的世界，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可能会成为艺术化的活动，在我们随意性的指称中，艺术就诞生了，那么，艺术还有什么意义和规定性而言呢？所以，这又不得不迫使我们把问题引向纵深。
从艺术接受出发来探讨艺术的意义，对艺术的本质和中心意义的消解，强调艺术接受的意义，从而强调艺术阐释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这是现代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在艺术理论中的体现。这样，在艺术接受的误读和敞开中，“我”和“艺术”构筑着世界，艺术活动成了艺术的意义探究的核心，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则是艺术中主要强调的因素，对艺术的意义的探讨就直接指向了人的心灵的意义的探讨。在这里，艺术不再是模仿现实或理念等事物，或不再是情感的不断表现，艺术没有这个必要，艺术的意义变成了一种行动，一种构筑着“别样”世界的活动，艺术的意义在于将自己“暴露”在世界中，世界向自己的一种展开和敞亮，正是在这种沉沦和上升中，艺术的意义开启了。所以，解释学艺术理论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将艺术的意义的探讨最终指向了艺术活动，指向了人的心灵。
四、艺术和艺术活动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出，不论是模仿说还是表现说，不管是从艺术作品还是从艺术家出发来探讨艺术，都包含有一个不可克服的问题，都企图从让艺术来负载一些什么东西在里边，不论是作品中对世界的反映，或是艺术家感情的宣泄，都试图把理念或情感的内质强加给艺术，这是一种本质主义对艺术的否定，它在给艺术赋予一定的本质的时候，恰恰就将艺术彻底背离了。所以，我们认为，对艺术的意义的阐释的最大的问题是极端的知识化。人的任何活动都有相应的知识，归纳性的、解释性的或是反思性的等等，艺术作为人的一种活动，也被限制在知识的规范中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美学理论。作为艺术的规范性理论，美学理论已严重地背离了艺术，由于它过分的和极端的知识化倾向，使艺术被淹没在空洞的理论中。而要试图探讨艺术的意义，除了摆脱这种空洞理论的束缚外，最主要的还在于溯本逐源，从艺术活动的本初谈起。而解释学艺术理论的努力则扭转了这个方向，它更重视艺术是一种活动，在这种阐释的行动中，艺术和接受对自我和世界的意义的构筑和开启。因此，我们强调，艺术什么也不表现，什么也不反映，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的就是艺术！所以，对艺术的意义的探讨，从艺术作品、艺术家或是艺术接受出发，最终都要归结到对人的艺术活动的探讨中去。
艺术活动的根本所在就是构筑另一个世界的活动。我们之所以提出艺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的就是艺术的极端的观点，并不是彻底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遁词，而是要彻底否定所谓的艺术批评和美学理论对艺术是什么的概念化和知识化的思考，艺术开启的本来是一个非凡别样而不同平常的世界，而我们的理论总是试图将它纳入到我们正常的世界中来思考，这就从根本上将艺术背离了。所以，我们所要否定的就是对艺术是什么的提问。因此，问题最后会变为艺术可能的意义，艺术能够给予什么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只能再回到艺术活动中去探究，因为艺术活动是艺术的基本的和原初的起点。
如果我们以艺术活动作为艺术的意义问题的起点，那么我们又如何来描述艺术活动呢？人的活动纷繁复杂，究竟那些属于艺术活动？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又会变得困惑。但是，我们先验地认为人就是一个活动的主体的话，那么艺术活动也就是人的所有活动中的一种，这种活动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再造另一世界的活动，它是一种心灵构筑意义的活动。
首先，人的活动的特殊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创造“第二自然”的活动，活动本身是自然向人生成的过程，马克思在这里看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但人的活动不仅仅体现为人和自然之间的活动，人也不仅仅是使自然向着他自己，他的活动的内涵应该更广阔，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创造“第二自然”的观点却为我们提供了思路。由此可见，人的活动具有某种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就体现为人对另一世界的探视的努力，在这种探视中，他不是还原现存世界，而是力图去开启和敞亮可能的世界，这种可能的世界只能是艺术世界。不管是艺术制作还是艺术接受活动，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所以，不管怎样，艺术活动是一个使我们的世界“陌生化”的活动，这是一个极为朴素的事实，但这正是我们思考艺术的真正出发点。正是在这种制造陌生事物的活动中，我们在不断地超越，超越现存世界有和无的隔离，在心灵中出现了另一世界，这就是艺术世界。艺术世界是心灵不断地展示自己的运动，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接受都可以包含在这个心灵的运动之中。艺术活动的本意就是心灵自我改造的意义，面对一件非凡的艺术作品，我们感悟到的东西，绝对不是现有的知识告诉我们的，或是艺术理论告诉我们的应该是什么的东西，而是对我们心灵的改造；艺术作品也不是一个常规的现实存在的物，它绝对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一个开启我们的世界面向心灵的物，艺术作品的本意是激荡起我们的感受，是艺术作品驱使着我们，而不是我们审视艺术；所以，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以及他的作品，应该就是不断地刺激着我们的感觉，使我们进入到“我—艺术”的世界中，使之在思考中感受，在感受中思考，艺术就是着力于激发塑造新的心情，新的感受方式，是艺术的方式在制造着我们感觉的方式，而不是我们在不断地规定着艺术的方式。
注重情感激发，提高课堂英语口语的生动性。
在注重英语口语教学的准确性，从而在打牢小学生发音标准的基础上，教师还应注重英语口语表达方式的艺术性来激发学生的情感，只有调动学生的情感因素，激发起学生积极的情感因素，才能增强小学生英语学习的效果。小学英语教师应提高对英语的语音感受、语义的感受和语言情感色彩的感受的能力。大量阅读并积累语言材料，对精彩的英文对话、演讲、诗歌，以及电影片断，会背，会说，会演，努力做到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模仿得惟妙惟肖。
特别是教低年级，也应该掌握语言的技巧，哪怕是一个简单的词语和一个单词，甚至一个字母也不要轻易放弃，应该把它读得更好，并能根据每一个单词的情感色彩读出不同的语调。一些描述性的但又很抽象的词语，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感受词语，可将其夸张一点呈现，如:interesting，beautiful，nice之类的词，读时要带着赞赏的语气来读，语调比较兴奋，并可借助一些“很有趣”或“很漂亮”的事物来辅助表达。再如，在一堂课上要教授一些感受方面的词语如：angry，tired，scared，happy等时，教师根据不同的意义做出各种有趣的表情，并根据词语的感彩念出不同的语调，时而低沉，时而激动，而此时的学生都已经跃跃欲试，个个都想展示一下，他们用热情充分表达对这些单词的理解，原本枯燥的单词学习在教师的情感调动下充满了乐趣。
而对于课文，即使是最简单的对话，读起来也应抑扬顿挫，引人入胜，使学生展开思维的翅膀去想象、体味文中所描述的情景和形象。例如Whereismyshaker?教师要尽量说得神秘一些，注意强调where，学生的注意力也会很容易被吸引过来，如果平平地把它读出来，其语言效果就很差，学生既不会感兴趣，又形成不了语感，更谈不上用语言表达思想。口语的生动，还应结合眼神、表情、手势和肢体语言。教师首先应该用各种不同的表情，有趣而又通俗易懂的肢体语言让学生真切而印象深刻地感觉到老师要表达的意思。如前面所说的angry，tired等词，就可以借助face和body来帮助表达，并与音质的粗细高低强弱相结合。
生气时可以双手叉腰，眉头紧皱等；累时可以做打哈欠，伸懒腰状，对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记忆都是很有效的。语言交流是要通过lips，faceandbody三种方式一同来完成的。同时也可以准备一些实物，让学生去接触，边说边做，引导学生去感受，提高学生的语言理解力，这样语言表达就会流畅得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学习语言的高效率，教学就会更生动、更形象。例如：品尝食物，先摸，再闻，再尝一尝。在对食物的酸甜苦辣、色香味形的感受后，进行语言描述，给学生一个语言空间，相信学生会声、情、意并茂，在表达的同时各种感官都得到刺激，这种表达才能淋漓尽致，从而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注重引导，加强教师语言对学生思维的启迪。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教育的艺术首先包括谈话的艺术。”这充分说明教育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教学语言。在教师的教学语言中，有着判断、指引、激励的功能，对学生的身心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小学英语教学是一门以语言交流活动为主的课程。作为课堂教学的引导者，在指导学生交流探讨过程中，教师应细心呵护学生的好奇心，激励他们对英语的兴趣和求知欲，引领他们学习与周围生活有关的语言知识，帮助他们体验语言活动的过程和方法。因此，教师的引导语言甚至每一个问题都显得尤为重要。不是随意打断学生的表述，而是将教师的评价与学生的展示过程有机地融为一体，使学生参与学习过程的内部动机不断地被激发，不断地被激励。
小学英语的课程特点使课堂充满诸多评价因素：“感知”中形成的困惑、“表述”中的亮点、“交流”中带来的发散……教师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帮助学生主动参与、积极展示，促进学生的发展。小班化的英语教学是为了鼓励每一位学生都大胆自信地说英语，在适当的时候给予一些鼓励性的引导也是不可缺少的，像Who’dliketotry?Don’tbeshy.Whatdoyouthinkthepictureis?Whatcanyouthinkofwhen..?一句话，可以发散学生的思维。一句赞赏能让学生产生表达的自信与乐趣，一个好的提问可以使学生调动主动思考的积极性。
注重效果，教学手段多样化。
公共艺术论文
谈及公共艺术，除了圆雕、浮雕、壁画等传统样式，国内的民众似乎很难找到关于这个名词的其他印象。在很多人的眼里，仅城市雕塑大概就可以成为公共艺术的代名词。并且，在此情况下，这些好不容易冠以“公共艺术”大名的作品，一部分以“宏大叙事”和纪念性为主，占据了城市中大大小小的广场；另一部分，则以平民化、通俗化去解构精英艺术的话语霸权，使公共艺术更多的以娱乐、玩赏的寻常状态出现，并使之迅速融入城市的商业、旅游景观之中。
在笔者读到的有关公共艺术的书籍以及本专业的硕士论文当中，许多同仁深感中国当代公共艺术的匮乏与混乱，一致推崇“百分比艺术”这样的公共艺术实施框架。但通过查找和阅读，笔者发现国内公共艺术的文献当中，对立法和实施及视觉审美方面谈得比较多，对介入形式的选择和人文关怀方面谈得比较少。尤其处在今日“图像时代”，在如何让当代艺术介入我们的城市生活的问题上，国内几乎很难找到一本专著。中国当代艺术虽如火如荼，然而仍有自居象牙塔之嫌，与城市公共艺术实际上是脱节的。
此选题是面向创作者的，即讨论在中国城市的有限空间里，如何将当代艺术中的新观念引入公共艺术，拓展公共艺术的介入形式，以及在此之上如何体现人文关怀。
“小品式”是个自造词，用于“公共艺术”一词之前，是笔者在对国内公共艺术概貌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对一类形式的公共艺术的暂时性统称。具体特点由两方面组成：一、是指非纪念性、非功能性、非主题性；二、在空间上的占用较小。这类公共艺术是在普通市民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呈现的，是一种“亲民”的艺术。笔者之所以要谈“小品式”，第一，是因为这种类型的公共艺术不牵涉到过多的功用意义，没有过多意识形态上的约束，给艺术家和公众更大的发挥空间；第二，是因为此类公共艺术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大城市中鲜有奇葩，往往都有“假”、“大”、“空”的弊病。有些作品大张旗鼓，对空间的要求苛刻，而其结果是使之如同天外来客一样突兀；有些过于个人化，在公共空间很难与大众进行“对话”；有些则过于通俗化，没有艺术的前瞻性。
艺术的介入形式是十分重要的。人们谈论一件公共艺术作品，与谈论博物馆里的一件米开朗基罗的圆雕在情感上应该是有所不同的。与艺术不期而遇所产生的效果远远超过有着事先渲染的参观，对于城市中为生存而奔波的人，那绝对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尤其于当下的中国，那种从右至左不带标点的竖排文的淡然几乎消逝，城市中充满了“惊叹号”和“下划线”。人们是否需要一种邂逅，一种生活的微微停顿，在没有任何先前提示的情况下来接受艺术家献上的一份礼物，来分享这浪漫的“逗号”与“问号”所带来的灵光？
“人文”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而又难以确切指陈的概念，“人文”与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独立人格、人的个性、人的生存和生活及其意义、人的理想和人的命运等等密切相关。
“人文思考”从其根基说是一种对存在的抽象玄思。它的根本性观念是从人类的角度来思考人，思考人的存在根基，由此才会有一系列超越性问题，如：人的本性、人的本源、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它把人作为类来思考，所以我们说它的思考是超越具体人伦事功，超越有限存在的。
“人文关怀”就是对上述人文问题的关注与爱护。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反映。并且，它的内涵并不是一陈不变，而是与时俱进的。
毫无疑问，公共艺术是需要体现人文关怀的。艺术家在某种层面上扮演着一个社会组织者的角色，有能力通过作品，给大众带来精神上的援助，把在“自我疗伤”中的灵魂接到集体中抚慰。然而，如何体现人文关怀？这种对大众需要的满足，在形式上，难道仅仅是低等的，原始的，只顾及一般意义上的“喜闻乐见”吗？笔者认为，绝不是这样。之所以用“人文关怀”而非“物质关怀”或“人文思考”，意味着“精神性”和“主动性”。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不仅仅在于去“融合”、“折中”或“妥协”，而是在于寻找世界中的“永恒”与“本质”。艺术家应该运用智慧在最大的限制中依然保持艺术的纯粹性而非把它变成妥协的产物。公共艺术应具有引领性，是一种指向，而不是一目了然的结果。
歌唱作为一门艺术，它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专门训练，以形成一种自觉掌握歌唱规律的能力，并满足专业歌唱在表达思想感情和自如地运用声音技巧的各种需要。
在西欧歌唱艺术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很多优秀的声乐大师就对歌唱发声训练提出过权威的见解。如美国维克托.亚历山大.菲尔菲所著的《训练歌声》中就提到了嗓音练习的重要性，并列举了各种嗓音教学法；弗.兰皮尔蒂在《嗓音遗训》中提出了元音发音初论，并以法则的形式重述练习歌唱过程中应严格遵循的要点；意大利花腔女高音歌唱家迦丽.库琪在嗓音训练方面的经验之一就是把大部分时间专注于简单的，慢的发声练习中。在国内，李晋媛在《沈湘声乐教学艺术》中就提到了声乐练习曲应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对声乐教学目的起到良好的效果;周维民由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喻宜萱、沈湘、郭淑珍及保加利亚著名声乐专家的指导下，依照歌唱医学基本原理，总结了十八字的“发声三字经”，即气息深、音位高、共鸣混、腔体开、喉结稳、下颚松；联想到我国戏曲界对于如何发声的问题也有类似的口诀：“头顶虚空，两肩放松，气走丹田，全凭腰转，唱要栓腰”等等。
根据国内外对歌唱发声的研究动态来看，说明了发声练习是培养歌唱者掌握科学的歌唱方法的重要基础训练之一。它是歌唱者的发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并器官在合乎自然生理规律的状态下，通过科学正确的指导，纠正错误的发声方法和不良习惯，确立正确的发声方法，为歌唱打下良好的基础。
歌唱发声练习的意义，简要地说，就是调整巩固科学的发声状态，把良好的歌唱状态保持到歌唱中去，使学唱歌的人把普通的声带磨练成能发出优美动听、有持久力的、合乎科学方法的及有艺术感染力的声音来，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发声练习的基本作用
1.改善音质;
2.扩展音域;
3.调节音响;
4.丰富音色;
(二).发声练习曲的基本类型
1.连音练习
2.顿音练习
3.母音练习
4.力度控制练习
5.带词练习
(三).发声训练的基本方法
1.歌唱发声的姿势和要求;
2.发声训练的三个阶段:
a.自然声区的练习;
b.在巩固自然声区的基础上扩大音域;
c.进一步扩大音域，练唱较复杂的练习;
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论文写作的目的，主要是通过科学正确的发声训练，纠正错误的发声方法和不良习惯，确立正确的发声方法，为歌唱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1.研究步骤
(1)依据论文参考题目查阅资料
(2)根据对收集到的资料的阅读，构思论文提纲写出开题报告
(3)根据选定的论文题目继续进行资料收集与分析
(4)进行论文撰写
2.研究方法及主要措施
(1)到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及前人写的相关文献
(2)网上查阅相关资料及文献
(3)与同学相互讨论
(4)请教论文指导老师(或走访专家)
3.进度安排
（1）11月查询相关资料
（2）11月28日确定研究方向，继续在网上、图书馆查阅资料
（3）12月开题报告并作好开题答辩准备
（4）2006年1月开始正文的写作（草稿）
（5）2006年3月中旬接受中期检查
（6）2006年4月修改完善文稿
（7）2006年5月准备参加论文答辩
四、主要参考文献：
[1]《科学练声》甄立夫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
[2]《怎样练习歌唱》汤雪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月
[3]《声乐学基础》石惟正著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
[4]《沈湘声乐教学艺术》李晋媛著华东出版社2003年
[5]《训练歌声》（美)菲尔兹著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
一、论文页面设置
1、A4纸打印
2、页边距：上(2.5cm) 下(2.5cm) 左(2.7cm) 右(2.7cm)
3、行间距：28 磅
4、段前：1行
二、论文字体 字号
1、封皮(直接下载)
2、题目：黑体 小二(副标题：黑体三号)
2、摘要和关键词：(见下要求)
2、标题：(见下目录要求)
3、正文：宋体 小四
4、表题、图题：宋体 五号
5、引文注释：宋体 五号
6、参考文献：宋体 五号
三、论文正文
正文是论文的主体和核心部分，具体要求如下：
1、字数：音乐学系、艺术管理系不得低于8000字，其他系不得低于3000字。
2、绪论
引言、概述、前言。包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问题的提出，选题的背景，文献综述，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安排等。用简短的文字进行概括，一般在300字左右。
3、本论
具体章节。本部分是论文作者研究的内容，是论文的核心。各章之间互相关联，符合逻辑顺序。
4、结论
是论文最终总体的结论，应明确、精练、完整、准确。着重阐述作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学术领域的作用、意义，也可以进一步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和建议。
三、论文目录
目录(黑体 三号)
引言(黑体 三号)………………………………………………………1
一、×××(黑体 三号)……………………………………………1
(一)×××(黑体 四号)……………………………………1
1.×××(黑体 四号)……………………………………1
2.×××(黑体 四号)……………………………………2
……
(二)×××(黑体 四号)……………………………………5
1.×××(黑体 四号)……………………………………5
2.×××(黑体 四号)……………………………………6
……
……
二、×××(黑体 三号)…………………………………………10
(一)×××(黑体 四号)…………………………………10
……
……
……
结语(黑体 三号)……………………………………………………20
四、中文摘要、关键词、英文摘要、关键词
【摘要】(黑体 四号)×××××××××××××××××××××××××××××××××××××××××××××××××××××××××××……。(宋体 四号)
【关键词】(黑体 四号)×××…… (宋体 四号)
【Abstract】×××××××××××××××××××××××××××××××××××××××××××××××××××××××××××……。(Times New Roman 四号)
【Key word】×××……(Times New Roman 四号)
五、论文的装订
第一部分 封面
第二部分 任务书;开题报告(音乐学、艺术管理)
第三部分 指导情况记录
第四部分 审阅表
第五部分 答辩记录
第六部分 论文题目页
第七部分 中文摘要、关键词;英文摘要、关键词
第八部分 目录
第九部分 正文(包括：绪论、本论、结论)
第十部分 参考文献
第十一部分 致谢
第十二部分 附录
第十三部分 封底(空白纸页)
关键词： 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 相关研究 发展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告设计实践发展迅猛，开设广告设计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超过1000所，但当前广告设计实践发展和广告设计人才培养严重脱节，广告设计教育问题丛生。目前我国虽然拥有10万多家广告公司，但是广告产业还处于粗放式经营阶段，至今没有一家本土广告公司可以进入世界级跨国大型广告公司的行列；虽然1000多所高校设置了广告设计相关专业，但是尚没有一所大学可以引领世界广告设计教育的学术潮流……这些广告现实问题都可以从广告设计教育中找到回应。新一轮产业竞争环境下，我国广告设计教育何去何从？其中，重要的经验，来自对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历程的总结。
对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史”这一专题的研究，迄今为止，仅有零碎的研究而鲜有发现专门研究。与该主题相关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国内外传播学、广告学领域关于广告教育、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设计学领域对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以及历史学、教育学领域关于艺术教育史、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其具体理论形式表现为专著、个案研究、专业期刊杂志上的论文、相关调研报告及资料汇编等。国内外与该课题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如下。
一
国外学者历来重视广告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工作，他们从各自的文化背景出发，对本国的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及其演变规律加以总结、概括，达到完善广告设计教育史理论体系和促进广告设计产业健康发展的目的。比如二战后以汉斯·M·温格勒的《包豪斯》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研究性著作和专题性论文，从理论上对先进教育经验及时总结研究，奠定了今天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包括广告设计教育蓬勃发展的基础。1959年由美国“卡内基”（Carnegie）和“福特”（Ford）基金会分别资助而独立发表的两项关于大学广告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掀起一场广告教育研究的学术。1967年日本成立“日经广告研究所”，相继出版《日经广告研究所报》和《广告报告》期刊，对日本业界广告教育的诸多理论问题做了深入研究；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于1990年表《广告教育白皮书》和新世纪初叶发表《2001年广告教育峰会报告》等，对当代美国广告教育的状况与社会效应问题等进行了深入调研、客观评析和深度展望；美国著名学者BillyI.Ross于2006年出版的《广告教育：昨天、今天与明天》，则对百年来的美国广告教育做了开创性的梳理、总结与前瞻；英国的“英国教育”、“英国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等国家教育网站则专设了广告教育研究栏目，对英国近百年来的广告教育展开了多向考察与深入探究……（参见查灿长著.《国外高校广告教育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部分）概言之，西方学界或业界的这些具有重要意义与实践价值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其本国范围内的广告设计教育，而从国际视野角度来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进行探讨的成果，仅见有零星论文，如日本株式会社电通企业计划局副局长坂本直规的《关于中国广告教育的现状与课题》（《中国广告》，2004.9），点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的种种问题，如缺乏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等等，但专门的“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专题成果还鲜有发现。
二
“广告设计教育史”作为一个研究专题在中国的萌发，是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学科分工制度中的“专门史”的建构，以发达国家的广告设计教育研究为中心的学术热潮的打破，发展中国家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告产业环境和广告设计教育实践大发展的形势下，有关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学术论文日渐积累而逐步萌蘖、发展起来的。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广告通史类著作中“广告研究与教育”的专题叙述。中国第一本广告史著作——1948年如来生撰写的《中国广告事业史》包含了初步的广告教育和教育家的个案研究。他的著作将广告教育与学术研究机构纳入广告事业的系统的结构之中，其中有陆梅僧、林振彬等广告人的个案研究资料，由此开启了在广告通史类著作中研究广告设计教育史的先河。这一研究范式一以贯之，迄今为止较为著名的成果有：陈培爱的《中外广告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年版）（虽然这本著名的广告史著作影响广泛，但陈培爱本身的文学研究学术背景影响到其在广告史研究过程中对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的渗透）；樊志育的《世界广告史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余虹、邓正强的《中国当代广告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刘家林的《新编中外广告通史》（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寇非的《广告·中国（1979—2003）》（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版）；刘家林的《新编中外广告通史（第二版）》（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孙顺华等的《中外广告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黄升民、丁俊杰、刘英华的《中国广告图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概括起来，这些著作均把广告业分为“广告媒介”、“广告公司”、“广告行业组织”、“广告制”、“广告主”、“广告管理”、“广告研究与教育”等几个不同的专题，并在整个广告产业环境中对广告研究与教育进行描述、分析。虽然叙述极为简略，在很多方面缺乏史料的支持，很多观点只是根据二手资料得出的常识性论述而缺少一手的实务文献和文本文献，教材的体例也决定了对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方法本身不可能作出更加深入的探讨，但是，前辈们把广告设计教育置于宏观的“广告生态”大环境之中，从广告产业的整体环节的立场去考察广告设计教育及其发展规律，开辟了中国广告设计研究者对本土广告设计教育史的研究之路。在这些著作中，对当代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部。
著名文艺美学家余虹教授的著作《中国当代广告史》侧重于从美学和艺术的角度，作者通过实地调研、访谈等研究手段，走访了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数十位广告人，在广告设计学术史上自创以分期为纲、每期内以“专题”为线索的写作体例，详述并评论了中国广告史上1979—1996年间的众多大事件、主要学术论争和广告营销现象。该著作对于一手文献的把握、基本历史框架和一些基本的判断，是广告设计教育史分期的重要参考。
陈刚主编、姜弘担任顾问的《当代中国广告史1979—199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在分期方面从广告自身的产品竞争、价格竞争、渠道（通路）竞争、品牌差异化的竞争入手，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在研究方法上，这部广告史注重采取大量图像—文本的一手资料，并且采用了深度访谈、口述历史等人文—社会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形成一种夹叙夹议的写作方式，这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的研究方法具有深刻指导意义，对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提供某种“范式”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2.设计史、设计教育史中广告设计教育史的专题研究。在设计学领域，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仅有零散的论文和片段式的理论成果。虽然当今中国广告设计历史研究的相关著作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如王受之的《世界平面设计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夏燕靖的《中国设计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版），等等，但关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的专题性研究，尤其是从设计学本身的视角出发所进行的研究，目前还属空白。
截至2012年5月12日，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以“关键词”为检索项进行“广告设计教育”的关键词搜索，共有学术文章77篇。以“全文”为检索项进行“广告设计教育”的关键词搜索，共有学术文章220篇（其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3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5篇，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篇），而且论文的选题主要集中于当前广告设计教育的课程结构设置，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以及广告的创作手法层面。从宏观的设计艺术教育的视角进行的涉及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的研究性著作、论文，仅有袁熙旸所著《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0届博士论文，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以及2004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专业田君的硕士论文《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萌发——民国工艺美术教育研究》。但这两篇论文的视角是整个艺术设计专业，虽然有关于广告设计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翔实史实、资料，但没有形成系统的关于广告设计教育的专门论述，对广告设计教育本身缺乏一个长期的规律性专门研究。
2004—2009年邬烈炎主编的《设计教育研究》（1—7）是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论文汇集，该丛书有专门的设计教育史研究栏目，还有专门一册设计教育史研究专辑，其中不乏国内外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论文。
由于中国设计学学科的发展，一批硕士博士论文开始关注广告设计教育方面的研究，如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搜索获得的南京艺术学院2008年博士论文庞蕾的《构成设计研究》，作者对广告设计教育中基础教学的主要课程之一的构成课程的历史、发展和出现的问题做了系统考查，并就构成教学改革与设计基础教学整体实验的关系进行了设想与讨论，提出了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课题设计与作业编排的路径与方式，是广告设计教育中构成课程的集中理论成果。南京艺术学院2009年硕士论文李晓慧的《广告设计教育的社会适应性问题研究》借助广告学的理论支持，通过对当前高等院校广告设计教育现状的分析和对广告公司相关人员的调查，归纳出当前高等院校广告设计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应对措施。此外，还有2012年南京艺术学院的部分学位论文，如易菲等就中国设计教育史上的某一组织进行研究的专题，虽然这些具体的个案研究对于丰富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毕竟缺乏广告设计教育的专门性系统性叙述、解读、分析。
另外还有国外的广告设计教育方面的学术论文作为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如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董占军的《德国广告教育札记》（《现代广告》，2005，（9））介绍了德国的广告设计教育的综合大学的广告设计，实用性专科学校的广告设计，职业性培训学校的职业培训，以及各自特点。还有相关研究见于晚清、民国时期广告文化史、广告设计史中关于“广告设计”的研究与教育方面的一些名家、个案，如张燕风所著《老月份牌广告画》（《汉声》杂志社，1994年版）对“月份牌广告画”及相关广告画家，广告画技法的探索，以及广告画人才培养的追溯。又如赵琛的《中国近代广告文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1月）对当时著名的广告画家徐永青冠以“近代广告教育家”的称谓并提供了相关史料论述。
3.专门的广告教育研究中的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近三十年来，关于广告教育的研究逐步展开，如张树庭所著《广告教育定位与品牌塑造》（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对我国高等广告教育规律进行了探索，对广告专业定位、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课程体系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法与教学管理进行了初步论述，并组织了《2003年广告教育调查的研究报告和数据报告（高校卷）（毕业生卷）（在校生卷）（广告公司卷）》，具有珍贵的实证资料价值；查灿长著《国外高校广告教育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本书主要研究当今世界上广告产业最为发达的美、英、日等国广告教育发展之历史脉络与现实状态、广告人才培养的理念目标与价值指向、广告教育实务的多元模式与个性特点、广告教育衍生的社会组织与学术活动、广告教育发展的趋势走向与前瞻思考、国外广告教育对中国广告教育的启示。这些专著总结了前人对于广告教育的研究成果，在大量数据的支撑下分析了中国高校广告教育。但其对广告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的广告教育方面，对于生活中的广告、公司的广告培训探讨较少，而对于广告设计教育的论述更是放在广告教育的一个从属地位，仍然是从广告学的专业背景出发来论述广告设计教育。另外还有相关论文，如韩志强的《对传播类广告学专业设计教育的思考》（《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3））提出构筑传播类广告学专业设计教育的新模式；吴琪的论文《广告职业的专业性初探——以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内地广告职业为例》（北京广播学院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就“广告职业化”对广告职业教育、院校教育等情况作了梳理，等等，但缺乏对广告设计教育史本身的理论思考。
4.广告设计综合研究工具书与资料汇编中的广告设计教育相关实证资料。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被称为“研究中国广告业发展的编年史册”的《中国广告年鉴》是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指导下，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广告监督管理机构、广告协会组织、全国广告界参与编写的大型行业资料工具书，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广告业发展概况，中国广告业统计资料，广告法规、条例、方针、政策，广告界大事纪要，广告学术论文选登，广告专业名词注释，广告教育，国际广告交流活动，等等。该年鉴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1995年起每年编辑出版的《中国设计年鉴》，梁梅编著的《中国当代设计图典》（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各种《中国广告作品年鉴》，等等，往往作品图片丰富并配有简要介绍，具有很重要的资料价值。朱铭、奚传绩编著的《设计艺术教育大事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从设计学的角度考查了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史上的若干大事件。现代广告杂志社出版的《中国广告业二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0年版）收集了1979—1998年间“全国广告业各项经营统计数据”和“中国广告20年札记”相关资料，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提供定量与定性研究的重要资料。另外，还有范鲁彬著《中国广告2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及其相关论文。这些成果都或多或少包含广告设计教育方面的第一手材料，但其资料性胜于学术性及思想性，只能提供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背景素材。
5.历史学、教育史学科领域关于艺术、设计教育史的研究。我国历史学、教育史学科相对发展完善，理论成果比较丰硕。其宏观的教育史研究成果，包括大的中国教育发展阶段阶段划分等，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1840—2012）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如：何东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导语和结束语（《高校理论战线》，2007，（9），（12）），其教育史学术视野和分期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的分期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在这些教育学、历史学学科领域出现的新的视点、理论关注点和研究方法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课题有着新的启发、借鉴意义。在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课题本身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借鉴历史学、教育史学科的理论成果十分必要。其中，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中国教育史专业中国教育发展方向2009年博士论文贺晓舟的《近代中国艺术教育研究——清末学堂艺术教育的发生与演进》，从教育学的背景考查了近代中国艺术教育，但由于专业不同，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史课题来说有“隔”的感觉。
综上所述，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还没有系统的专门理论归纳，其成果散见于国内外传播学、广告学领域关于广告教育、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设计学领域对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以及历史学、教育学领域关于艺术教育史、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其具体理论形式表现为专著、个案研究、专业期刊杂志上的论文、相关调研报告及资料汇编等方面。可以认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薄弱是阻碍学科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于中国现代广告设计教育历程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分析和研究近代中国广告设计教育的历程，总结中国广告设计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中探索广告设计教育的性质及发展规律，可以清楚地认识影响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各种因素，有助于当代广告设计教育的理论积淀，有助于思考和解决当代中国广告设计教育问题，有助于为现实中国广告设计教育改革的决策提供服务，有助于阐明现在和将来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可能趋势。
参考文献：
［1］奚传绩.设计艺术经典论著选读［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 偶像剧；叙事研究；新十年
作为叙事模式化而备受部分专家诟病的偶像剧，从21世纪初算起，已经走过了10年的历程。2001年首部偶像剧《流星花园》播出后创下当年最高收视率并风靡东南亚，掀开偶像剧热潮的序幕。从此，偶像剧如雨后春笋般争相而出，2002起，每年均有20部左右的偶像剧登陆荧屏，产量之丰可见一斑。且每年均有一两部偶像剧伴随着高收视率而成为两岸青少年或粉丝群讨论的热点。在论述过程中，如没有特别说明（如日本、韩国偶像剧），所出现的“偶像剧”均指台湾偶像剧。偶像剧作为海峡两岸青少年和粉丝群最受欢迎的电视剧类型之一，诞生十年尚无系统的研究总结。丰厚的台湾偶像剧创作实践和不断形成的观赏热潮极大地推动了相关的理论研究。电视剧作为当代社会最有影响力的艺术传播形式，有着不断建构当下文化现实的突出作用。偶像剧叙事对形成当代青少年的情感价值与道德价值取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力图以叙事为切入点，遵循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对十年来台湾偶像剧做一全面探索。
与本论题相关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电视剧叙事研究和偶像剧研究，以下就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分述。
电视剧叙事研究
叙事学在发展中发生了一些变化，研究对象不仅仅局限于虚构性的叙事作品，非虚构性的叙事作品进入叙事学的研究视域，如罗兰・巴特认为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除了文学作品以外，还包括绘画、电影、连环画、社会杂闻、会话，叙事承载物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固定或活动的画面、手势以及所有这些材料的有机混合。①电视剧也属于这一范畴。
电视剧叙事研究主要分为叙事学研究、叙事类型研究两方面。电视剧叙事学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专著论文均有一定系统性。研究专著有《电视虚构叙事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围绕电视剧叙事的核心元素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影视剧作的叙事艺术》(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关注影视剧的叙事特质，从叙事视点、叙事时空、情节、冲突等方面，对影视剧创作进行了叙事学的理论总结。《电视剧叙事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在多学科比较中确立电视剧叙事的艺术特质，从而建构起电视剧叙事理论体系。《电视叙事学》(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关注电视叙事学符号的构成，电视叙事学的声音、画面、声画关系，是对电视叙事的总括性研究。《电视剧叙事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分别从叙事模式、情节、样式、技巧、人物认同等方面，对电视剧创作及其模式的特点进行了叙事学的技术分析和理论总结。《电视剧叙事情节》(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主要从情节角度入手，对电视剧进行研究。《电视剧叙事话语》(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则从叙述空间、叙述中的“时空结”造型和人物塑型等层面形式美学角度上考察电视剧叙事话语的深层规律。
电视剧叙事类型研究在国外已有一定的成果，如劳拉・斯・蒙福德的《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肥皂剧、女性及电视剧种》就具体地论述了肥皂剧的叙事特点及其性别意义。国内的研究还远没有开展起来，对于各种类型剧的批评琳琅满目，但是系统的科学的研究类型电视剧的叙事和构成的著作较少，如《新语境中的中国电视剧创作》（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关注1990年以来我国各类电视剧创作的特征和发展趋向。《电视剧艺术类型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围绕电视剧类型的形成原因、各种类型电视剧的发展概况及特征进行了全面介绍和分析。关注于具体类型剧的研究专著仅有《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05月）。相对而言，类型电视剧的叙事研究尚处于一个拓荒期。一方面，类型电视剧的叙事研究是与整个电视剧研究状况相适应，即总体并不令人乐观。②在国外学界，实际上是把电视节目的类型化与电视媒介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关于这一方面的重要文献，包括贾森・米特尔的《电视类型理论的文化研究》、布莱恩・罗斯的《电视类型研究》以及莫里・福曼的《电视类型出现之前的电视流行音乐的个案》③等。米特尔反复强调的是要把类型分析放置到一个更为广泛的文化语境中。
当前电视剧叙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结合叙事研究具体电视剧的论文和专著大都拘泥于内部形式分析而略显单薄；另一方面，在宏观理论层面上探讨的专著和论文，又容易缺乏微观研究，且存在概念体系上以及各种理论之间的众声喧哗、各自为政。研究类型电视剧的叙事和构成的著作很少，主要限于家庭剧和历史剧等研究，其他类型的研究尤其是偶像剧的研究呈现空白状态。
偶像剧研究
（一）中国内地研究
中国内地研究人员对台湾偶像剧的研究，目前尚无专著，只有论文。如2002年《我看〈流星花园〉――兼议青春偶像剧的价值取向》，关注偶像剧的价值取向；2003年《浅析台湾新一代偶像剧的市场化走向》，认为台湾偶像剧成功的市场化运作,值得大陆的偶像剧制作者们去关注去研究；2007年《台湾偶像剧的本土化实践》，探讨台湾偶像剧扎根本土的策略与努力；2010年《2009海峡两岸暑期偶像剧比较研究》，比较海峡两岸暑期偶像剧的异同；《台湾偶像剧中的青春镜像对青少年身份认同的影响》，侧重偶像剧的影响研究。
中国内地研究者对各国和地区偶像剧的研究论文比较多，截至2010年底共计217篇（据中国知网统计数据），尤其对韩国、日本偶像剧的研究不少，已经出了一些硕、博论文。博士论文如《1980年后日韩影视剧在中国的传播》（暨南大学，2006）；《大众叙事与精神家园――韩国电视剧叙事文化研究》（四川大学，2007）。偶像剧研究论文偏重于概述式探讨。
中国内地对电视剧的研究已较成熟，专著不少。其中，对日韩偶像剧的研究有一定基础，表现为论文多专著少。对台湾偶像剧的研究，无专著且论文较少，呈现出研究状态的空白化，其湾偶像剧叙事方面的研究最少，而市场分析与价值影响的研究偏多。价值影响的研究倾向于极性思维，在偶像剧影响的判断上，一些选项或观念过于二元和对立。这种选项在字面上明显造成一项是可取(积极、向上、健康)，另一项则暗示（消极、腐蚀、有毒）。赞成后者的论文明显较多。④2009、2010两年，对台湾偶像剧研究的论文有增多之势。现象描述和规范性研究居多，但理论分析及其深度不够，所以解释力不足，对偶像剧创作实践指导作用不强。和偶像剧日益掀起的制作播出相比，研究明显滞后。
（二）台湾研究
台湾关于日、韩剧的研究相当多，范围也相当广，对于台湾偶像剧的研究也在渐渐发展当中。如以消费、认同的角度来检视日本偶像剧对于台湾年轻人的影响；以文化认同的方向来检视韩剧对于阅听人的影响，诸如爱情价值观和消费行为等的影响；以流行文化的角度来解读日本偶像剧的文本等。
而关于台湾本土偶像剧研究所涵盖的面向比较局限。台湾地区对台湾偶像剧的研究只有硕士论文，尚无博士论文和专著。台湾地区的研究论文多忽视电视文本的分析，有三种取向，一是针对制作与播出生态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如徐玉青（2006）《台湾电视连续剧评估准则之研究――从编剧及制作人角度分析》，台湾铭传大学传播管理研究所硕士毕业论文；再如张正芬（2008）《话题营销在偶像剧营销之应用――以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为例》，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硕士毕业论文。二是对收视观众的接收与影响进行收视影响分析,如连丽雅（2008）《国小高年级学童偶像剧收视经验之研究》世新大学公共关系与广告系硕士论文。这类研究论文均是透过接受者的书写与口语陈述，作为诠释实践的来源，研究重心在于阅听众本身，而不是偶像剧文本。⑤这一种分析取向走着类似于人类学研究的路径，细致地梳理和研究了各个年龄层的观众对偶像剧的收视及其相关影响，虽然研究重心不在偶像剧文本，但对偶像剧文本的再生产有一定指导意义。三是对偶像剧的形式或内容进行分析。第三类取向的论文非常少。著名的有赵庭辉教授的《电视偶像剧〈熏衣草〉：爱情神话的建构与再现》，（台湾中华传播协会2004年年会论文）；《电视偶像剧〈吐司男之吻〉：写实主义的建构与再现》，（台湾《传播与管理研究》第五卷第一期）；《偶像剧〈流星花园〉的文本分析：青少年次文化的建构与再现》，（台湾《艺术学报》，第78期）。台湾地区对电视剧研究的专著较少。对传统电视剧的研究，“绝大多数电视剧研究者的基本立场，事实上受到实证主义（positivism）与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的影响，相当强调电视剧在传播过程中的社会功能。”⑥如果去系统查看台湾的大学图书馆馆藏和台湾各网络书店，均无法看到有偶像剧研究的专业书籍（娱乐八卦书籍不少）。台湾地区关于偶像剧的研究大多倾向于经济学与收视影响分析，缺乏电视文本分析，故而台湾地区的研究状态呈半边倒趋势。台湾地区价值影响的研究倾向于理性思维，在偶像剧影响的判断上，一些选项或观念不再二元和对立。这与内地研究形成反比。
综上，海峡两岸的偶像剧叙事理论研究明显落后于偶像剧的创作实践。其中，台湾方面倾向于对各个年龄层观众进行非常细微的梳理（如精确到某地的大、中、小学的某年级），偏重于探讨观众对偶像剧文本的接受和影响等内容。内地研究偏向于偶像剧文本的市场分析与价值影响且对价值影响的判断上倾向于否定或对立。目前国内外对偶像剧的研究尚属于起步期或空白期，因此，加强相关研究有弥补理论空白的积极意义。
注释：
① ［法］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符号学美学》，张裕禾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② 曲春景、朱影编：《中美电视剧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1页。
③ 上述三篇文献参见《世界电影》，2005年第2期。
④ 《电影艺术》2004年第3期刊登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青春偶像剧研究的文章，大多集中于对偶像剧的表现形态及表现内容的分析及价值批判，批判其情节虚假及疏离现实的层面。
摘 要：一般来说，生命意识既包括浅层的生命本体观，即囿于个体乃至群体生命本身性质的认知，更包括深层的生命价值观的判断与把握，即自觉探求生命的根本，关注人类的命运或生存境遇，去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与永恒，力求实现生命的理想境界。《典论・论文》对生命意识的强调主要通过“文气”说，强调文章与作家个人气质、风格的关系，体现作家创作对个体生命意识的超越。
关键词：生命意识；文气说
在《典论・论文》里最能体现生命意识的就是“文气”说，“文气”说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线性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气”的概念范畴引向文学领域的结果。从目前学术界对“文气”的研究来看，“文气”论可谓是源远流长，基本上贯穿了从先秦到清朝末期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致使“文气”说的含义非常广泛。一般的说来，中国“文气”说的发展历程基本可以概括为先秦子学，集大成于魏晋六朝，到唐代时分为古文之“气”和诗文之“气”，宋、明、清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气”论文诗学话语体系。
任何一个时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无不与该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该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则具有更为根本性的决定意义。汉末魏初以来土地兼并呈现加速的趋势，大量土地集中在新兴的豪强世族手里。这种经济形态与秦汉以来的国家分封制不同，是一种封建社会的新型的经济形态。它必然引起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审美文化等的相应转变。可以说，庄园经济的发展为士人的精神文化活动提供了物质的保障，他们不仅追求物质的豪奢享受，同时追求生活的典雅精致与生命的诗意境界。当然这时期的文人士子也大多表现为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沉担忧和热爱。
“文”与“气”的关系，其实很早已被注意，《论语-泰伯》记曾子说：“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孟子更提出知言与养气，言与辞本质是相同的，况且战国中期以前，言辞是表达个人意志的主要媒介，辞的观念相当于后来文的观念，因此孔子说：“辞达而已矣”，成为后世论文的主要据点之一。说到“气”就会想到孟子说的“浩然之气”，不过曹丕所说的“气”并没有道德理性上的意义，因为他对“气”的观念并非来自孟子，而是来自汉代以来普遍流行的气性观念。作为一个基本的诗学范畴，“文气”学说严格地说是从曹丕开始的，曹丕在《典论・论文》里首次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命题，标志着“文气”论的正式产生。在原文中曹丕提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在这里曹丕强调了文章与作家的个人气质、风格的关系。这种“气”是在先天基础上与后天各种环境共同培养出来的，这是一种不能遗传或者传授的东西。文学创作的表现是由作者的才性所决定的，各人的才性有一定的限制，便有一定的差别，因此所表现的文学艺术形象便有不同。曹丕以音乐演奏为例，说明作者才性与作品体貌的密切关系：在乐曲的速度、节奏等客观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由于演奏者才性的差异，所表现的效果便不相同。同样的道理，不同的作家即使以相同的体裁、题材和方法来写作，他们的作品也会繁复多态，各有不同的面貌，这自然是才性差异所致。曹丕还说道：“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在《左传》、《论衡》里都涉及到“齐地”的地方风俗里有舒缓之气。徐干的《哀别赋》：“秣余马以俟济兮，心恨而不尽。仰深沉之掩蔼兮，重增悲以伤情。”抒发别离的哀伤之情，语气低婉，声音低沉，形成纡徐的风格，与曹丕所谓“齐气”有关。他的诗歌抒发低沉哀婉之情的有《室思》（六首）、《情诗》。其中《圆扇赋》是子桓在《典论・论文》中提及的，他是伟长之赋的代表。原文“惟合欢之奇扇，肇伊洛之纤素。仰明月以取象，规圆体之仪度。”客观地对静态事物作描绘，不带感情的起伏跌宕，给读者是平稳缓和的感觉。“琳、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应和而不壮。”则是子桓对德琏的文风批评。《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朝雁鸣云中，音响一何衰。……良遇不可值，伸胥路可偕。”前文十八句叙述自己从前行迹之苦及今天幸获知遇的心情。感激之情没有直说，而以“云雨”、“良遇”来暗示恩泽，吞吐低徊是语气和情怀的综合表现，即是“和”。“刘桢壮而不密。”曹丕《与吴质书》曰“公有逸气”，是对刘桢的文气定位，“不密”则是壮里缺乏气的绵密。由《赠五官中郎将》（其一）可观刘桢与曹丕在谯地的欢宴盛景：“金含甘醴，羽觞行无方。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太康。”酒酣后的畅快淋漓，融叙事、抒情于全篇，言辞恳切，情笃意长，喜忧相会，悲凯相催，无不在笔端自然流出。这也从创作实践论的角度分析了作家的个体生命意识对文章的影响，曹丕探索作者才性与作品艺术性的关系，阐明的非常的独到，不过他的观点稍微有点不周密。第一，综合他对体裁与表现效果、作家和作品两方面的理解，可以看出体貌，一方面是与体裁均调的统一，另一方面是作家才性的表现。当体貌与体裁均调的时候，它是客观的艺术形象的标准，当体貌与作家的才性结合时，它是主观的艺术形象的表现。而客观和主观的艺术形象的关系曹丕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刘勰《文心雕龙-养气》直接从作家的生理生命、生命状态与文学创作规律的角度入手，对“气”展开了研究，但曹丕和刘勰所论虽然都强调了主体的生命意识对文章创作的影响，却不是从作品生命的角度入手的，直到北齐颜之推，才点到了作品生命力与“气”的关系，他说：“文章当以理智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他把文章的构成与人体的构成进行比照，表明了气调是文章的内在力量，文章有了气调就好象人体有筋骨。从此，文章的生命之喻正式成形，“文气”论中所充盈的生命意识也以一种明确、有形的姿态初露头角。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揭示了文人相轻的这一社会现象，体现出了文体之气的观念，在文中他指出：“盖君子审己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这主要是为了使人明白文学创作的基本问题，扫除文学鉴赏的一些障碍，进而处理文学批评的问题，但是初期的文学批评很少是以作品文对象的，而曹丕的批评对象也只限于建安七子。曹丕对应、刘桢和孔融三人的批评，同时涉及他们的才性与文章的体貌，而且对人的品味成分比对作品的评价更多。
文章最后一部分指出著书立说，立言不朽是中国的传统观念，这也为从古至今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甚至所趋从。这是一种个体生命意识延续的重要手段也是重要的途径，他们对生命的感悟，对时光易逝的感伤，所以急于建言立说，而曹丕当然也有这种感触，所以他在《与大理王朗书》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至于“文章经国之大业”曹丕评价由为高瞻远瞩，曹丕对文章地位的推崇，对建安以后文学蓬勃有极大的启示和影响，而文学创作能使个体生命超越生死的藩篱而传世不朽的信念更为人们广泛接受。（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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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侯文宜：文气说辨――从郭绍虞《文气的辨析》的局限说起[J]；文学评论.2010年05期
（一）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视阈问题
《集古印谱》的流传，说明元代文人喜好印章的风气在明代被延续下来；王冕、文彭使用石材刻印之后，印章艺术创作在吴门文人中纷繁开展，且不断摸索创新。与此呼应，印史、印论的研究与发展在明中后期亦成绩斐然。而印论中“尚意”思想的滋生，与文人画的发展有直接的关联：
“文人作画主张‘尚意’，画成之后常感意犹未尽，因此在画面上首先出现了题款，以诗文补画之未尽之意。其次便出现了闲章。于是诗、文、画、印四者的结合，便成了文人画的重要特点。这一特点间接、直接地促进了印章艺术的发展，成为明代印章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外因。”ii
文人画的这种“尚意”思想，对印章“尚意”思想的产生具有当然意义上的启发作用。从时代大背景来讲，李贽、三袁、禅宗思想等，其影响自是无法避开。从印坛本身而言，则有两个实际原因：一是王冕、文彭而后，易刻易镌的石质材料成为印章艺术的主要材质，这就结束了文人篆字、工匠刻印的历史，方寸天地，气象万千，小小的印章日益成为文人们任意刀笔、抒情写意的一种艺术形式；二是自元赵、吾以下，印尚古质，嗣后明代《集古印谱》盛行，尤其是1572年顾氏《集古印谱》一出，明后期印坛仿汉热潮又起，却带来缓冗沓、了无生气的拟古主义和摹仿主义倾向，与万历前期公安派抨击文艺界复古主义一样，印坛亦掀起探索真理、追寻“精神”的热潮，一股清新的“尚意”思想便随之蔓延开来。
“言意之辩”自魏晋玄学发端之后，“意”遂成为中国传统艺术领域里的一个极重要的审美命题。在书法里通常指书家的主观意识在书法创作中的表现，是一种通过作品所表达的气质、风度、意义和精神境界。“意在笔前”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随意所适”赵构《翰墨志》、“意书之本也”刘熙载《艺概》）等等，都是强调“意”在书法创作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或者说是一种统率作用，正如此句所说：“心意者，将军也。”传王羲之语宋代书家为了超越唐法束缚，摆脱因袭靡弱的帖学笼罩，自创新格，喊出顺应时代潮流的“尚意”口号，从而取得了高山仰止的成绩。明代后期的印人似乎从中看到世界循环的相似大背景，以及宋代书家所取得的成就，故尔他们亦不失时机地举起“尚意”的大旗，以期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尚意”思想的明确提出者，当是周应愿。周氏在被黄先生誉为“明代印论的标帜”――《印说》一书的“大纲”中说：
“下笔如下营，审字如审敌，对篆如对垒，临刻如临阵。以意为将，以手指为卒，以坐落为形制，以识藻为粮饷，以意义为甲胄，以毫管为弓矢，以刀挫为剑戟，以布算为指挥，以配合为变动，以风骨为坚守，以锋芒为攻伐，以得意为奏凯，以知音为赏功。”iii
这段论说，显然是受书法史上王羲之题《笔阵图》后的沾溉。“以意为将”，明显是“心意者，将军也”的缩语。刻印的一切过程和印作的审美欣赏，均须在“意将军”的统领之下，才能刀枪不入“以意义为甲胄”，无往不胜，最后高奏凯歌而归“以得意为奏凯”，创作出意韵高古、趣味盎然的杰作。尽管此说并不新鲜，但这是首次在印论中明确地加以论说。其后“意”说泛滥，不可万一，从而汇成明末印论思想的主要潮向。
搜索疏检之下，其实在此前的印论如徐官《古今印史》、顾从德《集古印谱》诸序当中，“尚意”思想即已初露端倪：
“夫何后世专取姿媚以悦人，而不求古人之心画，理晦而道厄矣。”iv
“古人制字极简易，惟取意胜者为之。”v
“唯兹印章，用墨、用朱、用善楮印而谱之，庶后之人，尚得亲见古人典型，神迹所寄，心画所传，无殊耳提面命也已。”vi
作印不应专取“姿媚”，墨守古法，徒摹形式，而应明乎古理古道，领略“意胜”，求诸古人心画，方是印学正途。这里虽未言明“尚意”思想，但意旨无异也。惜造化弄人，顾从德的原意旨在弘扬古法，振兴印道，谁知适得其反的是，因《集古印谱》的大量翻刻，却带来摹拟形式、泥古不化的恶劣影响。但这恰恰也给“尚意”思想的扩大提供了机遇。其后多部印论如甘D《集古印正》、沈野《印谈》、程远《古今印则》等，均借挞伐拟古主义之机而高扬“尚意”思想。vii
周应愿的“尚意”思想在《印说》中的多处地方、多个侧面都有阐发。讲述刀法时云：“刀之害六：心手相乖，有形无意，一害也；……意骨虽具，终未脱俗，五害也；……”；讲述字法时说：“意在笔前，字居心后”；讲述印法时说：“毫发少不如意，不妨全体重磨，至于再，至于三。”又云：“速飞取情，缓进取意”等。周应愿从印章创作的多个方面对“尚意”的内涵进行了很好的挖掘和深化。总之，周应愿认为印章创作应以“意”为核心，创作之前要定心凝神，成竹在胸；创作之时要用情驭意，缓速如意；创作之后的作品不能有形无意，否则“终未脱俗”耳。印章惟有雅趣幽韵，方能免俗，并很好地传达作者的精神意蕴。
在周应愿之后，很多印人印论均附会其说，或推而广之，形成洋洋大观的“尚意”思想。综而论之，主要是从三个大的方面进行释读：
第一个方面即是从印章创作本身展开。
“篆故有体，而丰神流动、庄重典雅，俱在笔法。”甘D《印章集说》
“须在篆法端方，刀法持重，如商彝、周鼎何等庄严，亦自有神采。”杨士修《印母》
“笔有意，善用意者，驰聘合度；刀有锋，善用锋者，裁顿为法。”程远《印旨》
“果如朱文，亦宜清雅得笔意，毋重浊而俗，毋曲叠而板。”“包处有皮，实处有肉，血脉其通，精神其足。”徐上达《印法参同》
“夫作篆凝神静思，预想字形，须相亲顾盼，意在笔前，刀在意后。”潘茂弘《印章法》
上论字法与笔法，谓作字须丰神流动，端方典雅；使笔须意在笔前，清雅得意，才能字有“神采”、笔有“意”也。
“惟刀法之妙，如轮扁斫轮、佝偻承蜩，心自知之，口不能言。”沈野《印谈》
“刀法曲则婉转而有筋脉，直则刚健而有精神，勿失死板软俗。”甘D《印章集说》
“印有正锋者、偏锋者，有直切急送者……无不自然如意。”程远《印旨》
“刀法古意，却不徒有其形，要有其神。”徐上达《印法参同》
“心手不齐，意后刀前者败，须要飘扬洒落，出入精神，玄妙之艺也。”潘茂弘《印章法》
上论刀法，谓运刀须如庖丁解牛，意在刀前，遗形取神，不可死板软俗。笔、刀二者均统摄于“意”，此为作印圭臬，诚如徐上达所言：“印字有意，有笔，有刀。意主夫笔，意最为要……若徒师刀而失笔，事笔而失意，不几于师亡而卒乱耶”viii此论至切。
“细文劲易，满白劲难。满白之劲，不但剞劂，恐识者亦不易得也，妙在形骸之外。”沈野《印谈》
“布置成文曰章法……使相依顾而有情，一气贯串而不悖，始尽其善。”甘D《印章集说》
“窃以为字之相集于一印，即如人之相聚于一堂。……得其情，则生气勃勃；失其情，则徒得委形而已。”徐上达《印法参同》
上论章法，谓章法之妙，当在“形骸之外”，亦即宋郭熙论画之“景外意”、“意外妙”也。有情有意，章法便活，反之则死而俗矣。
第二个方面是论印章的品评。
“藏锋敛锷，其不可及处全在精神，此汉印之妙也。”沈野《印谈》
“印之佳者有三品：神、妙、能。然轻重有法中之法，屈伸得神外之神，笔未到而意到，形未存而神存，印之神品也。”甘D《印章集说》
“有古貌、古意、古体，貌不可强，意则存乎其人，体可勉而成也。”杨士修《印母》
上论印章品评。印之上者，当为意足神存者，貌古而失意、形似而神阙，均不足论。否则“笔不联属，刀不圆活，其病为死”ix也。
宋晁补之《鸡肋集》曾谓：“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x书家的学养胸次和情感意趣是书法雅俗的关键，是书法精神意趣的原发点。作品所透露的情感趣味，得依靠艺术家这一创作主体所赋予，如此才能变古而创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应愿之后的印论“尚意”思想有所拓展。此即第三个方面：
“印虽小技，须是静坐读书，凡百技艺，未有不静坐读书而能入室者。”“自古无不读书之人，故不但篆隶，更须读书。古人云，画中有诗。今吾欢古人印章，不直有诗而已，抑且有禅理，第心独知之，几不能言。”沈野《印谈》
“情者，对貌而言也。所谓神也，非印有神，神在人也。”杨士修《印母》
引文至此，似不用多说，宋黄庭坚的那句名论可以代言：“学书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xi无怪乎杨士修在《印母・总论》中述“渐进之法”有五，其中三法均论识见和修养。正是基于此，在驳难拟古守旧之时，当特别地指出师古当师“古意”而非“古形”，“光阴流电无须计，自有苍然古意深”，xii应深通其法，晓悟其理，“善摹者，会其神，随肖其形；不善摹者，泥其形，因失其神。”xiii要于汉印矩E之外，注入新意与活力，就必须“始于摹拟，终于变化。”xiv惟其如此，才能不至于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人有千态，印有千文，吾安能逐一相见摹拟，其可领略者，神而已。”xv一语道破天机，学古不能化，不能“通变”，则不能脱去俗气。“雅而不变，则但知其一，莫知其他，亦终拘泥，而不足语通方”，xvi此当为等而下之者也。清初以碎刀短切开创浙派的丁敬有一首诗，“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即是篆刻家们超越古法、矢志创新的内心独白。而朱简的“笔意”入印、苏宣与何震的借古开新等，皆受这一思想的沾溉。演至清代，流派纷争，观念迭出，但皆不出其藩篱。
纵上所述，明后期印坛的“尚意”思想，是以会意通神为核心、入古出新为方法、避俗求雅为目的的一种时代审美潮流，系统而全面，在我国印论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其开创之功戛戛千古。这一思想对明末及有清迄今的流派印章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注释：
i 黄《中国书法史・元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ii 黄《中国古代印论史》第36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
iii 周应愿《印说》，参见《历代印学论文选》第99页，西泠印社1999年8月第二版。
iv 徐官《古今印史》，参见《历代印学论文选》第33页，西泠印社1999年8月第二版。
v 徐官《古今印史》，参见《历代印学论文选》第34页，西泠印社1999年8月第二版。
vi 沈明臣《顾氏〈集古印谱〉序》，参见《历代印学论文选》第429页，西泠印社1999年8月第二版。
vii 参见黄《中国古代印论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
viii 徐上达《印法参同》，参见《历代印学论文选》第129页，西泠印社1999年8月第二版。
ix 杨士修《印母》，参见《历代印学论文选》第91页，西泠印社1999年8月第二版。
x 转引自《中国书论辞典》，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
xi 黄庭坚《论书》，见《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10月第一版。
xii 甘D《古铜印》，参见《历代印学论文选》第824页，西泠印社1999年8月第二版。
xiii 徐上达《印法参同》，参见《历代印学论文选》第111页，西泠印社1999年8月第二版。
xiv 苏宣《苏氏印略》，转引自黄《中国古代印论史》第106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
中国戏曲与西洋歌剧是戏剧在不同文化下发展成具有本土特色的两种戏剧形式,中国戏曲是从中国戏剧中慢慢发展演变而来的,西洋歌剧也是从希腊文明中的戏剧文化发展而来,它们有着共同的祖先——原始戏剧,探索二者的起源,我们发现其有着惊人的相似过程,不仅仅是起源,它们的发展过程、表现形态、艺术内涵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似之处。
1.1课题的研究意义
对中国戏曲与西洋歌剧的比较研究提出新的看法,希望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可以填充中国戏曲与西洋歌剧之比较研究的一个空白内容,同时也将中国戏曲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使更多的学习者把关注点投向中国传统声乐文化。
戏曲是我国传统声乐艺术的一大精髓,其中蕴含了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性格特点、精神文明和独特语言的最集中、最表象的体现;西洋歌剧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广泛的古典艺术之一,经过了几个世纪,到今天,它仍占据着各大舞台的中心地位。将二者放在一起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乂。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国外研究现状
笔者查阅了校图书馆的相关外文学术期刊及专着,未发现同样的课题研究。外文涉及的主要是西洋歌剧的作曲家、作品背景、咏叹调演唱分析、和声曲式分析等,内容较多;对中国戏曲的研究在百链上以“ChineseOpera”为关键词搜索到了 230篇外文期刊,外文图书仅34本。研究的内容多是人文层面的,以介绍中国戏曲为主,关于二者比较的内容尚未查阅到。
1.2.2国内研究现状
根据校图书馆百链链接搜索以“西洋歌剧”为关键词的图书有452种,其中内容以史类研究与歌曲集为主;以“中国戏曲“为关键词搜索到的图书有13185种,涵盖了各个方面的内容。以“中国戏曲与西洋歌剧”为关键词搜索到的期刊有62篇,其中关于中国戏曲与西洋歌剧比较研究的期刊有10篇,搜索到的学位论文仅两篇。首先,从数量上看,这一课题的研究还属于非常薄弱的环节;再从内容上来看,所涉及的书籍内容较为单一,且内容大多停留在表面,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内容较少。
1.3课题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课题的创新性
1.3.1课题的研究目标
此课题的研究是对两年来学习的理论知识与演唱实践的一个总结,也是主要的研究领域,旨在通过研究这一课题,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以致用,相辅相成,从二者的发展现状中发现其存在的问题,通过比较二者的艺术特点,总结出其存在的相同点与演唱上的共通性,从而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1.3.2采取的研究方法
1、查询法:查阅相关书籍及文献,上网浏览相关资料;
2、观察法:通过观察日常生活和演出活动,了解最前沿的音乐理念、表演方式等,获得研究所需的相关材料;
3、音像资料分析法:收集大量音像资料进行观摩学习,整理课题所需资料。
搜集论文相关资料,对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总结相关资料,对论文进行初步构思;列出论文提纲,书写论文内容,对论文进行修改,定稿。在此课题上,通过本科四年以及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已具备进行该项研究的客观条件;并通过平时的理论学习与实践经验,可较好的完成该项课题的研究。
第2章中国戏曲形成的历史沿革
2.1中国戏剧文明形成的三个阶段
《中国戏曲史》中提到关于戏曲的起源:“戏剧的起源,无论中外,都承认大致由三种力量促成:1、初民的宗教情操2、祖先及英雄崇拜3、人类的模仿天性。”将这三点放到戏剧艺术当中来看,循序渐进的形成了一条戏剧诞生之路。在很多的文章中我们看到,有些学者将中国的传统戏剧艺术称之为“中国戏剧”,有些又称为“中国戏曲”,对此,我尝试从时间的划分上来将二者的内涵进行区分。“中国戏剧”是中国戏剧文明形成以来到发展至今,所包含的总的艺术内涵,是一个总称;而“中国戏曲”则是指在宋杂剧形成之后,所包含的综合性的舞台艺术,“中国戏曲”包含在了 “中国戏剧”之中,下面将通过几段历史来界定“中国戏剧”与“中国戏曲”。
2.1.1原始歌舞中的拟态表演
中国戏曲形成的渊源最早课追溯至原始社会时期的原始歌舞,原始歌舞作为一种美的因素存在于中国的戏曲艺术当中,在戏曲艺术真正完全形成时,歌舞仍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原始歌舞主要与原始社会中人们的狩猎活动有关,有的歌舞直接来源与人们的狩猎活动以及狩猎之后的庆功宴,这一说法可在《吕氏春秋?古乐》1当中得到佐证:“拊石击石,…,以致舞百兽,”指人们装扮成百兽的样子击打石头,应着节拍而舞。除了在古书上有记载,我们还可以在世界各地的壁画中得到考证,这是最早的原始歌舞形态,通过模仿动物们的形态,并按照自己的情感、意志加以整合,形成了一种拟态的表演,这种拟态的表演可以作为中国戏曲歌舞表演的一个基石,之后在此基础上逐渐丰满成熟。
2.1.2原始宗教中产生的场面与程序的组合
小学教育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
信息化时写作字教学问题及对策分析
教师推荐题目√自拟题目
选题的目的、意义(理论意义、现实意义)：
选题目的：《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应用祖国语文，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培养学生识字写字能力是语文教学首要任务之一。识字写字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阅读写作、学习语文的基础，是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是学生终身学习的基础。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手机电脑的普及，手写体汉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信息化书写工具的冲击，学生写字现状不容乐观，写字教学面临空前的挑战。本论文致力于探求写字教学的重要意义，发现写字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对症下药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改善写字教学现状提供相应参考。
选题意义：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写字是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之一，写字教学也是教学任务的重中之重。当世界三大古典文字中的北非埃及的圣体字、西亚两河流域的楔形字早已淹没在时展的浪潮中，汉字却依然生机盎然。我们骄傲的以为汉字能经受住高科技的挑战，在信息化的冲击下站稳脚跟，然而，事实却不容乐观。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电脑手机等信息化交流工具的普及，传统的手写交流方式被Email、QQ、短信等所取代，手写体汉字逐渐被方便快捷的键盘输入所取代，甚至连作业都大兴打印稿之风。学生写字质量愈发下降，出现了写字兴趣淡化、提笔忘字、字迹潦草凌乱、错别字连篇等现象，有人戏称为“电脑失写症”。如何保证学生的写字质量，如何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瑰宝在信息时代中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对于学校、老师、家长、学生乃至全社会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2011年8月26日，教育部发出《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的通知：要求在义务教育阶段按课程标准开展书法教育，三至六年级每周安排一课时的书法课，一至三年级着重培养学生硬笔书法能力；三年级开始，过渡到软硬笔兼学，还要临摹名家书法，学习书法知识。此通知一出台，引起各方热议。可见，写字教学已引起各界关注。导致写字教学问题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信息化的冲击，对写字教学的认识不足、应试教育下沉重的课业负担等也是制约写字教学有效开展的因素。开展写字教学并不是盲目的，我们首先要明确写字教学的重要意义，然后去发现写字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导致问题的原因、再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才能更有效地指导写字教学的开展。
选题的研究现状(理论渊源及演化、国外相关研究综述、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通过在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中检索，从获得的“写字教学”相关研究的信息来看，主要集中在写字教学意义、写字教学现状及写字教学的策略研究上，论述写字教学的意义的重点多在写字教育的功能上作了一些论述，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汉字不仅有着鲜明实用性，而且具有丰富的艺术性，还蕴含着丰富的德育与美育因素。认为写字教学具有育德、益智、健体、审美、养心、博学等功能，对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与高尚的精神品质，提高审美能力及创造能力大有益处。在写字教学的现状和策略研究中，大都提到了电脑、手机等信息化工具对学生书写汉字的冲击，很多学者认为频繁使用电脑打字已对学生的汉字书写和学校开展写字教学造成了不良影响，汉字书写有着电脑打字不可替代的优点和特点，写字教学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些研究认识到电脑等信息化工具对写字的影响，却没有探究信息化工具对汉字书写影响的具体表现，更没有从造成问题的根源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以提出运用好电脑等信息化工具促进写字教学的策略。总之，这些研究强调了意识的提高，但缺乏具体的方法对策和实践探索。
为改善写字教学现状，教育部做了很多努力：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明确提出了义务教育阶段写字教学的总目标和阶段目标。2011年8月，教育部发出《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的通知中也明确要求在义务教育阶段按课程标准开展书法教育，三至六年级每周安排一课时的书法课。除此之外，国内很多学者也在探求写字教学的出路，提出改善写字教学现状和解决写字教学问题的策略。
江平主编的《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第五章第一节详细论述了识字写字教学的意义、识字写字教学的教学目标、识字写字教学关注点及识字写字教学的教学方法，提出把现代教育技术和传统蒙学相结合促进写字教学开展。
刘永康主编的《语文教育学》第三章论述了识字写字具有提高学生语文素养、促进学生智力发展、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培养学生创造意识和创新能力、有利于学生使用电脑的意义，并结合课程标准论述了识字写字教学的原则和策略，论述了错别字产生的原因和教学措施。
王振刚《对键盘时写作字教育困境的思考及其教学探索》一文中从造成写字教育困境的原因出发，确认科技对书写技能的影响和基础教育中写字教学的弱势地位是造成写字教育陷入困境的原因。认为全球化的背景使汉字书写文化出现了认同危机，新媒体技术形成了对传统审美文化的强烈冲击，电脑的广泛使用在客观上造成了书写技能的弱化。现实中应试教育难以撼动的强势地位，造成学生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写字教育变得无足轻重，甚至名存实亡。对写字教育如何走出困境，提出了见解并在教学实践中作了尝试和探索，试图为写字教育的生存、发展找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和途径，使写字教育在“键盘时代”充分发挥它的文化传承和综合育人价值。
魏南疆著的《语文教学散论》第三章论述了汉字具有简洁明确、构词灵活、达意迅捷的特点，并评价了童俐俐的《识字与写字5》的示范教学。
孙熙春在《对中小学书法教育现状的思考》一文中提到中小学书法课“虚位”现象极其严重，并指出应试教育、师资不足是制约学校书法教育开展的重要因素，最后从转变思想观念、做好师资培训、培养学生兴趣等方面明确中小学书法教育的努力方向。
刘伟在《从电脑打字对青少年汉字书写的影响谈汉字书写教育》一文中从电脑打字会导致青少年汉字识记能力下降、导致手写汉字附带信息的减少甚至丧失、增加青少年写别字的几率几方面论述了电脑打字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并要求社会、家长、学校互相配合提高对写字教育的认识，重视键盘的同时不应忽略了手指。
总之，很多学者都意识到了写字教学所面临的困境，并从多方面提出了改进策略。可见，写字教学还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解决写字教学所面临的问题，改善写字教学现状，让中国的传统文化瑰宝继续屹立于信息化时代浪潮中，还是很有希望的。
论文(设计)主要内容(提纲)：
一、识字写字教学的重要意义
(一)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二)手写体汉字有着电脑打字无法取代的特点
1、个性化特点
2、艺术性和观赏性
(三)识字写字是学习的重要基础
1、汉字是人们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基本工具
2、识字写字是阅读写作、学习语文的基础
3、识字写字是学生终身学习的前提
(四)写字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1、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
2、培养学生耐心、恒心
3、培养审美情趣、陶冶情操
4、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
二、写字教学所面临的问题
(一)学生书写现状令人堪忧，远未达到课程目标
1、写字兴趣淡化
2、写字习惯不良
(二)学校写字教学开展有待加强
1、写字课落实不到位
2、写字教学师资力量单薄
3、大部分教师书写水平偏低
三、导致写字教学问题的原因
(一)社会各界对写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1、错误的写字观：电脑输入能代替手书
2、社会对写字要求减低
3、教师重写字质量，轻写字教学过程
(二)应试教育的桎梏影响写字教学开展
1、学校片面追求考试成绩，忽略写字教学
2、沉重的学业负担导致学生无暇练字
3、对“减负”的错误理解：把写字课当“负”减掉
(三)交流工具信息化的冲击
1、手机电脑等信息化产品减少了手书的几率
2、多媒体教学的普及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教师板书示范行为
3、打印稿作业增多导致书写能力下降
四、写字教学对策分析
(一)多方协作、端正对写字教学的认识
1、社会、学校、家长应提高对写字教学的认识
2、学校应确保写字教学课时，明确写字的要求和目标
3、教师应做好表率，并充分利用第二课堂指导学生写字
(二)从源头抓起、标本兼治
1、把“三笔字”纳入教师考核范围
2、做好在职教师培训，优化教师队伍
3、师范院校应加强对准教师写字能力的培养
(三)科学合理利用信息化媒体资源
1、学校避免盲目推崇多媒体教学
2、教师应有目的有选择地使用信息化媒体资源
3、家长应监督孩子正确使用信息化工具
拟研究的主要问题、重点和难点：
主要问题：当前信息化时代下写字教学存在的问题，导致该问题的原因及其对策分析，尤其是信息化对写字教学的冲击及其如何科学合理利用信息化媒体资源来促进写字教学。
重点：提出改善现阶段写字教学问题的对策
难点：如何合理利用信息化媒体资源来促进写字教学
研究目标：
论述写字教学的重要意义，分析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写字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导致该问题的原因，并提出科学合理利用信息化媒体资源等对策。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可行性分析：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通过广泛查阅、分析、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精华，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
技术路线：
第一阶段：前期文献准备，确定研究方向和选题，制定研究计划，撰写开题报告。
第二阶段：整理和分析资料，撰写论文初稿。
第三阶段：根据导师建议修改和完善论文。
第四阶段：完成论文设计。
可行性分析：
首先，通过四年的专业学习，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对该课题相关理论有所了解，而且近年来关于写字教学的研究很丰富，通过搜集、分析、整理，能找到充足的资料支撑该论文的论点。
其次，研究成本低，该论文不需做问卷调查、实验，我坚信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以及同学的帮助下，我能按时完成毕业论文写作。
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分析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电脑、多媒体等信息工具对写字教学的冲击，并从学校、教师、家长三方面提出合理利用信息化媒体资源的对策。
进度安排及预期结果：
进度安排：
第七学期：第一至二周选择指导教师
第三至七周选题，收集文献资料
第八至十周整理文献资料，撰写提纲
第十一至十三周撰写开题报告
第十四至第十五周论文开题答辩
第十八至第二十周完成论文初稿
第八学期：第一周至第五周论文修改
第六周至第十周论文定稿
第十一周至第十五周论文答辩
预期结果：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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