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1 19:41:11
一、虚拟经济、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涵义
实体经济是指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生产、销售、及提供相关服务的经济活动，不仅包括农业、能源、交通运输、邮电、建筑等物质生产活动，也包括了商业、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
虚拟经济是指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虚拟资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动。虚拟资本是市场经济中信用制度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包括银行信贷信用如期票和汇票、有价证券如股票和债券、产权、物权及各种金融衍生品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活动占总经济活动的比例也越来越大，金融深化的程度日益提高，其结果是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大量创新。由于证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中存在大量的投机活动，金融市场的交易额和金融活动本身的产值迅速增长，形成规模不断扩张的虚拟经济。
泡沫经济是指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致的股票和房地产等长期资产价格迅速的膨胀，是虚拟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实体经济增长速度所形成的整个经济虚假繁荣的现象。其形成过程为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过程中陡然涨价，价格上涨的预期吸引了大量新的买主，这些新买主一般只是想通过投机获取价差、牟取利润，而对所买卖的资产的实际使用价值或盈利能力不感兴趣；由于新买主的不断介入，价格节节攀升，形成泡沫经济现象；一旦价格上涨的预期发生逆转，价格暴跌，泡沫破裂，便引发金融危机并导致整个经济衰退。历史上著名的泡沫经济案例有1636年发生的荷兰郁金香泡沫、1791――1720年发生的巴黎密西西比泡沫、在伦敦发生的南海泡沫等，近年来发生的典型的泡沫经济案例拉美地区的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危机等。
在讨论泡沫经济时应严格区分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泡沫经济并不等于经济泡沫。经济泡沫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不均衡现象，具体表现为上下起伏的经济周期。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市场机制会对经济泡沫起制衡作用，无论速度快慢，最终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总会出现一个均衡点，突出表现为价格上升，需求将下降。但市场机制对泡沫经济则无能为力，因为泡沫经济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均衡点，突出表现为价格上升，需求随之上升，市场充溢着买涨不买落的投机气氛，泡沫经济运行不遵循市场的基本运行原则，是市场失灵的特殊典型。1846――1847年英国铁路狂热，1919――1920年伦敦和纽约股票和商品价格暴涨暴跌，1920――1923年德国物价剧烈波动，1982年黄金价格从每盎司850美元跌至350美元等，均是比较典型的经济泡沫的案例。
二、虚拟经济的特征
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随着虚拟经济迅速发展，其规模已超过实体经济，成为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的经济范畴。与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等四个方面。
1、高度流动性。实体经济活动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即使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其从生产到实现需求均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但虚拟经济是虚拟资本的持有与交易活动，只是价值符号的转移，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其流动性很高；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股票、有价证券等虚拟资本无纸化、电子化，其交易过程在瞬间即刻完成。正是虚拟经济的高度流动性，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效率，使其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不稳定性。虚拟经济相对实体经济而言，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这是由由虚拟经济自身所决定的，虚拟经济自身具有的虚拟性，使得各种虚拟资本在市场买卖过程中，价格的决定并非象实体经济价格决定过程一样遵循价值规律，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虚拟资本持有者和参与交易者对未来虚拟资本所代表的权益的主观预期，而这种主观预期又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前景、政治及周边环境等许多非经济因素，增加了虚拟经济的不稳定性。
3、高风险性。由于影响虚拟资本价格的因素众多，这些因素自身变化频繁、无常，不遵循一定之规，且随着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交易规模和交易品种不断扩大，使虚拟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变得更为复杂和难以驾驽，非专业人士受专业知识、信息采集、信息分析能力、资金、时间精力等多方面限制，虚拟资本投资成为一项风险较高的投资领域，尤其是随着各种风险投资基金、对冲基金等大量投机性资金的介入，加剧了虚拟经济的高风险性。
4、高投机性。有价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虽然可以作为投资目的，但也离不开投机行为，这是市场流动性的需要所决定的。随着电子技术和网络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巨额资金划转、清算和虚拟资本交易均可在瞬间完成，这为虚拟资本的高度投机创造了技术条件，提供了技术支持。越是在新兴和发展不成熟、不完善、市场监管能力越差，防范和应对高度投机行为的措施、力度越差的市场，虚拟经济越具有更高的投机性，投机性游资也越容易光顾这样的市场，达到通过短期投机，赚取暴利的目的。
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内在联系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经济范畴，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虚拟经济的产生源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无论虚拟经济发展多快、规模多大，其根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则虚拟经济将无从谈起，即实体经济是第一性的，虚拟经济是第二性的。同时，实体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中的货币、资金、电子货币、股票、债券、ABS等金融工具，已经渗透到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快速发展，离不开虚拟经济的支持，落后的虚拟经济会成为快速发展的实体经济的障碍。
但是，我们应看到，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虚拟经济的超前发展，并不能带动实体经济的超速发展，反而会引发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破裂又会引致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以EdwardS.Shaw为代表的众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金融深化而不断增加，因此主张通过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这一主张是片面的。西方发达国家自80年代以来已相继实现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资产总量迅速膨胀，目前均已大幅度超过本国的GDP，但在金融资产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GDP并没有随之快速增长，其增长速度反而有所下降，而且，在欧洲还引发了90年代的货币危机，在日本则产生了严重的泡沫经济现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在80年代中后期推行金融自由化之后，金融深化程度迅速提高、虚拟经济膨胀速度超过发达国家，经济的泡沫化现象日益严重，并引发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这些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对本国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损害，还通过国际贸易、汇率变动以及资本流动等渠道，对周边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形成区域性或世界性金融危机。
四、虚拟经济的功能及其对实体经济运行的影响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不仅可以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而且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的套期保值等服务，还为实体经济提供了稳定的经营环境，降低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和因价格或汇率波动引致的不确定性经营风险，使实体经济能够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虚拟经济自身产值的增加本身即促进了GDP的增长，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直接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具体而言，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本的配置效率。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实现资本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发现的虚拟资本所代表的权益价格，是实现增量资本在实体经济各部门之间优化配置的主要诱导工具。通过发行并交易虚拟资本，使发行主体如企业等能及时并充足地获得发展所需资金，促进优良企业的快速发展，同时获得社会资金的企业有义务提高其经营透明度，由广大虚拟资本投资者予以监督和审查，通过市场的力量，自动调节资金流向，使社会资本流向前景好、发展潜力大、经营效益好、管理规范的行业和企业，使没有前途的企业由于资金匮乏而自生自灭，提高社会资本配置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金融市场还为存量资本优化配置提供了有效途径，通过资产重组等产权交易，可以实现存量资本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再次优化配置，盘活因投资决策失误或市场需求结构转变而闲置的存量资本，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效率。在这一方面，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子是美国经济近十年的强劲增长。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与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结构的成功转换有关，但风险资本市场提供的巨大支持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风险资本市场为美国的网络经济等新兴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充足的发展资本，使其在短期内能够迅速发展，并成为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2、有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其一，虚拟经济在促进社会资本优化配置的同时，也带动了劳动力、技术以及自然资源在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使有限的经济资源流向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实体经济部门，提高整个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其二，股票、债券等证券市场的发展，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为企业的规模扩张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股权置换、控股收购等产权交易方式的创新，为企业低成本规模扩张提供了便利渠道，有助于社会规模经济的发展。其三，制度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虚拟经济的发展是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源泉。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对社会经济发展最具影响也最具推动力的企业组织形式就是股份制，而股份制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股权的分割、设置和股权交易，这些均是虚拟经济的重要范畴。
3、有助于分散企业经营风险。其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企业制度的创新，使企业的投资主体多元化、社会化，同时也使企业产权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受益权相对分离，企业所有权的转让与处置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影响弱化，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增强。其二，资产证券化、ABS（资产担保证券）、期权交易等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对企业资金安排、投资选择、规避经营风险等具有重要影响，如通过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和外汇掉期业务，可使企业有效规避市场价格波动和汇率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等。其三，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反映了现货市场供求关系的未来转变，有助于企业及时调整经营战略，选择正确的经营方向；股票市场的价格发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也有助于企业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规避投资风险。
4、虚拟经济规模的扩张，在增加GDP规模的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虚拟经济日益发挥出对实体经济巨大的促进作用的同时，虚拟经济自身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1980年相比，1996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总额均成倍增长，特别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的增长迅猛，并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1980-1996年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金融资产
1980-1996年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增加值的变化（1995年不变美元）
1980-1996-年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中经网数据处理中心整理。
五、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将储蓄有效地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实现的。但虚拟经济的发展与投机活动始终是共存的，虚拟经济所提供的资本配置的高效率，取决于虚拟资本的高度流动性，而虚拟资本的高度流动性是依靠投机活动实现的；虚拟经济所提供的风险规避功能如套期保值和外汇掉期业务等，风险也是通过投机者分摊的。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所具有的高风险、高收益特点，很容易吸引大批资金滞留于虚拟经济领域进行投机活动，而投机过度会引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并形成泡沫经济。从日本、东南亚各国以及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经验看，泡沫经济的产生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直接结果，但与实体经济也有密切关系。引发泡沫经济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货币政策失误与金融监管不当是产生泡沫经济的体制性因素。在金融监管不利的情况下，低利率和超量的货币供给会使大量资金流入股票、房地产等容易产生泡沫经济的领域，导致投机活动猖獗，引发泡沫经济。如日本货币供应量在1982――1985年期间十分稳定，经济也稳步增长，出现大量外贸顺差，导致本币升值；且由于日本居民储蓄率始终很高，银行拥有大量过剩资金。为了继续保持其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日本央行在坚持零利率政策的同时，多次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应量，1987――1990年日本货币供应量（M2＋CD）超过了10％；日本银行积极向房地产经营者提供贷款，1985－1987年间对房地产的贷款增加了20％以上。由于大量新增资金并未投入实体经济部门，而是流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导致投机活动日益猖獗，并使日本经济迅速泡沫化：日经指数1985年为12000点，1986年开始急剧上升，到1989年底已突破39000点，四年之内翻了二倍多；日本土地价格以1980年为100，1985年上升为154，1990年上升为626，日本土地面积只有37万平方公里，按当时市值计算，1990年日本的土地总值已达15万亿美元，比美国土地资产总值多四倍（美国土地面积为93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倍多。日本的泡沫经济与其货币政策的失误是密切有关的。
2、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扩张过度，金融资产质量低下，大量呆账、坏账的存在是引发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追逐高利率的利益驱动下，放松金融监管和金融审查，银行信贷过度扩张，大量信贷缺乏必要的可行性论证，贷款抵押品手段非常软弱，许多贷款以被高估的股票和房地产作抵押，当泡沫经济迸裂，股票和房地产价值回归其合理价格时，被抵押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股票和房地产等抵押品出现大量缩水，不仅高息无法收回，而且贷款本金亦难以到期收回，致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帐面出现大量呆账、坏账，金融资产质量低下，当广大民众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失去信心，便会发生挤提，致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危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如泰国银行坏帐占银行总信贷的比例，1996年为9.8%，到1997年就上升为11.9%，1997年8月国际债信评价机构认为，泰国金融贷款中25%付不出利息。银行体系存在的大量呆帐、坏帐已经严重扭曲了泰国的金融体系，积聚了极大的金融风险，引暴了金融危机。
3、发展中国家在实体经济实力不强、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情况下，金融市场过度开放，会导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发泡沫经济。七十年代以后，拉美和东南亚等地区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受金融深化理论的误导，上述各国相继开放金融市场，企图通过金融完全自由化，依靠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刺激实体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由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偏低，且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虚拟经济过快发展超过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最终引发了泡沫经济并导致了一系列金融危机。以泰国为例，泰国在工业基础设施落后、建设资金匮乏、出口以资源型产品而非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虽然泰国政府力主投资并着重发展重化工业和高科技产业，但受教育和科技水平限制，严重制约了泰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实体经济存在比较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和金融监管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泰国政府却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管理上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加速了金融自由化和对外开放步伐，使虚拟经济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该国实体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短期外资大量流入，且被投入到房地产和股市炒作而非实体经济领域，使泰国经济的泡沫化现象日趋严重，并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1980-1996年期间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占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7》
4、国际游资的大量存在也是产生泡沫经济的重要因素。国际游资属于短期投机资本。从新兴工业化国家泡沫经济的形成及其破裂过程看，国际游资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较快，金融市场开放度较高，且在金融监管方面经验不足，使国际游资有了大肆进行投机牟取暴利的机会。
1988-1997年新兴工业化国家股票证券投资流入（亿现价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99年世行发展指标》
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必然引发泡沫经济，但并非说虚拟经济快速发展中形成的经济泡沫即为泡沫经济。由于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举足轻重，且美国股市最近持续高涨，引致全球经济学界对美国经济是否泡沫化的担忧。事实上，美国目前仅仅是存在一些经济泡沫，整体经济并未泡沫化：其一是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是由实体经济中高科技、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带动的，80年代之后一直维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80年代后为5％，90年代为1－2％，目前为1.5％，失业率不断降低，98年跌至4.3％，消费持续旺盛，兼并收购浪潮风起云涌等，使美国实体经济稳步、持续增长，足以支撑美国虚拟经济中的金融泡沫；其二是美国虚拟经济中存在一些金融泡沫是合理的。首先，美国股市虽然频频创出新高，但主要是由NASTAQ科技股的强劲上扬所带动，工业、运输业、银行业等行业的股票走势较为平稳。NASTAQ的平均市盈率虽已经高达90倍，但以美国工业类股票的平均PE（市盈率）仅为25倍，运输业股份的PE平均为12倍，银行业平均为13倍，公用事业股平均为20倍，均处于合理区间，不能仅仅因为一个科技股板块市盈率偏高而认为泡沫成分过大。其次，科技股板块整体市盈率偏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现代的现金流量模型，股票价格更多地反映了投资者对该企业的成长性的预期，股票的内在价值由拥有这种资产的投资者在未来时期所预期并接受的现金流所决定，等于预期现金流的贴现值。其公式为：
V＝D1÷〔1＋K〕
若按此方法计算，除个别市盈率过高的股票，如有的科技股市盈率达2900倍，存在过度投机现象，大多数科技股若长期保持现在的增长势头，则美国科技股的定价尚不太高。其三，美国拥有全球最为健全、规范、高效的金融体系，具有较高的金融监管水平，金融机构资产质量较好，抗风险能力普遍较强。因此，美国经济虽然存在一定的金融泡沫，但并未泡沫化。
六、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危害
在看到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促进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致的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巨大危害。泡沫经济产生后，无论其持续时间有多长，最后均会发生破裂并引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构成多方面的损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扭曲资源配置方式、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阻碍农业、工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在泡沫经济兴起阶段，投资于股市、汇市和房地产等可以得到远非实体经济能够企及的很高的回报率，高回报率使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部门流入股市、汇市或房地产，使股市、汇市和房地产异常繁荣，资金供求失衡又会引致利率大幅上升，使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因融资成本过高而萎缩甚至停滞；同时，股市、汇市和房地产业的高收益使大批人才流入泡沫经济领域，使劳动成本因人力资本短缺而迅速提高；生产成本的过度膨胀会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国际竞争力，阻碍出口贸易的增长。泡沫经济所扭曲的资源配置方式，会严重损害一国的综合经济实力，阻碍一国的经济增长。
【论文摘要】《关于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的颁布实施,从政策上明确了对高校后勤企业的有关经营活动实行减税和免税,但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却遇到很多问题。因此,研究中国高校后勤领域税收政策的历史和现状,对于深化高校后勤实体社会化改革,加强高校后勤实体税收管理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高校后勤实体改革税收政策规范化
随着高校“教育产业属性”的提出,高校后勤不再只是高校内部一个封闭的特殊市场,正日益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税收角度来说,这就意味着高校后勤经济实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纳税人,享受和承担税法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这不仅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还可以为国家贡献税收。同时,高校后勤社会化后,可将主要精力用于教学和科研,减轻我国长期以来计划体制模式下高校办学形成的沉重负担。
1高校后勤实体改革涉及的现行税收政策
(1)增值税。对高校后勤实体为高校师生食堂提供的粮食、食用植物油、蔬菜、肉、禽、蛋、调味品和食堂餐具,免征增值税;经营此外的商品,一律按现行规定计征增值税。对高校后勤实体向其他高校提供快餐的外销收入,免征增值税;向其他社会人员提供快餐的外销收入,应缴纳增值税。
(2)营业税。对从原高校后勤管理部门剥离出来而成立的进行独立核算并具有法人资格的高校后勤经济实体,经营学生公寓和教师公寓及为高校教学提供后勤服务而获得的租金和服务性收入,免征营业税;对社会性投资建立的为高校学生提供住宿服务并按高教系统统一收费标准收取租金的学生公寓取得的租金收入,免征营业税。但利用学生公寓向社会人员提供住宿服务而取得的租金收入,应按现行规定计征营业税;对设置在校园内的实行社会化管理和独立核算的食堂,向师生提供餐饮服务获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3)所得税。《关于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明确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2006年8月18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100号文《关于经营高校学生公寓及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彻底取消了高校后勤享受的免征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4)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收的征收规定。对高校后勤实体,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对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中因建学生公寓而经批准征用的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对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费附加,由于是以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税税额为计税依据,按照一定的比例附加征收的,在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税的同时,也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2高校后勤实体改革税收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高校后勤社会化的税收法规滞后,政策法规不明确、缺乏连续性,直接了税收征管工作的有效开展。政策法规不能及时反应和规范高校的后勤改革。2000年以来,以高校扩大招生这一政策背景所带来的高校大发展和引发高校投资多元化,以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引发的高校资产经营盈利性,在税收政策层面上开始把高校纳税主体从免征范围放置于实际征收范围中去。
严格说来,文件通知并不等于法律法规,其严肃性和刚性都严重缺乏。随着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不断发展,原有的《通知》已不能适应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税收征管中存在一些不明确问题,难以保证税收征管及时到位。
(2)高校后勤实体自身的改革不规范、不彻底,客观上为税收征管带来了难度。税收征管的规范化与否,与高校后勤实体的改革是否规范,是否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表面上看,几乎所有高校都已完成了后勤系统的剥离,实现了独立纳税人的过度,但实际上,有些学校的后勤改革是在走过场,实质上并未发生变化。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我国高校后勤资产的所有权在国家,占有权在高校,后勤实体对后勤资产只有不完全意义上的经营权,没有对其所经营资产的占有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后勤实体不是真正的法人主体,也就不可能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这一切从根本上妨碍了高校后勤改革,客观上为税收征管带来了难度。(3)税收征管和手段滞后,管理不及时、不到位,漏征漏管现象严重。税务机关对高校后勤活动的税收征管基本上仍限于对高校后勤对外服务部分,而对于由学校后勤部门直属的、专门为学生提供食宿及日常生活服务的机构,这一部分潜在的税源,未能进行有效的登记和管理,造成该部分税源疏于监管,造成税收征管对高校后勤社会化服务的管理不到位。
3高校后勤实体税收规范化管理的思考
(1)完善税收、行政法规,为高校后勤社会化税收规范化管理提供法律保障。关于高校后勤实体的税收立法,应本着有利于征收管理、有利于依法治税、减少涉税争议、加强监督管理的原则进行。对高校后勤社会化的税收管理,要本着有利于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服务于、服务于社会的原则进行,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税收对高校后勤社会化的规范化管理,促进高校后勤组织的规范运转。
(2)改进税收征收管理手段,加强税收信息化建设,逐步使高校后勤实体的税收征管进入正规轨道。对高校后勤社会化的税收规范化管理必须以信息化管理为手段,把税收信息化建设作为规范化管理的切人点,完善税收管理信息系统。税务机关要积极构建功能齐全、提升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加强系统管理,确保信息安全,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3)加强相关部门联合,健全和完善社会综合治税机制,全面加强对高校后勤实体的税收管理。因为高校后勤实体的经济活动涉及到工商营业执照的领发,涉及到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多个税种的税款征收和缴纳,涉及到对高校的财政拨款等诸多问题,涉及到国税、地税、财政、银行、工商等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为了更好地促进高校后勤改革,带动高校发展,完善税收管理,需要上述部门之间加强协调与配合,扩大信息交换的范围,实现社会信息资源共享。
自2000年国家出台对高校后勤实体的政策以来,几经变更,形成了对高校后勤实体相关税收政策的不断修改和变化,也加重了税务部门对于高校后勤实体税收管理的难度。面对这样的现实,加强对高校后勤实体的税收规范化管理,亟待解决。这不仅关系到税务机关对高校后勤经济实体的税收管理,更关系到如何发挥税收调节经济、服务于经济、服务于社会的作用。在我国税收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今天,加强对高校后勤实体的税收管理作为国家税收工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经济的运行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一方面，金融经济助推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活动的过程是不断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金融发展促进了闲散资本集中，通过货币资本的充分有效配置促使实体资源流向新兴产业部门，进而促进实体经济部门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对实体经济走向起到良性循环的作用。另一方面，金融经济规模的过度膨胀会破坏实体经济发展。金融经济的运行无序混乱扭曲资源配置，降低市场运行效率，也会增加市场风险，导致经济泡沫的积累，并可能诱发泡沫经济，严重破坏实体经济发展。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的创伤就是例证。
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现实路径
全球经济仍处于缓慢复苏阶段，国内经济发展又出现了产能严重过剩问题，金融风险也在不断积累和加剧，金融想要取得持续健康发展就得根植于服务实体经济。
1、调整金融资源流向，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金融为实体经济所提供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决定整个经济体的综合发展水平和潜在增长能力。我国的金融资源主要流向大国企、大项目和地方融资平台，而目前大量国企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地方政府的债务也隐含风险，相反，中小微企业却很难享美羹。所以，我们的首要选择是把握好金融资源的流向。一是支持先进制造业。制造业创新空间无上限，扩容潜力巨大，吸纳就业多，最适合我国国情。欧债危机中德国也因为制造业的强大而一枝独秀。所以，作为正处在工业化过程中并且享有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中国更应该继续做强制造业，形成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条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这就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金融垂直供应链。就是金融不仅支持核心企业，也包括支持上下游企业。二是，服务中小微企业。目前，我国中小微企业对GDP贡献已达到60%以上，税收占比50%、承载了80%的就业，但同时又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贵问题，从政府角度来讲，发挥政策性金融银行的支持力度，构建与之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机构，还可以发展民营银行，例如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等。
2、发展债券市场，提高实体经济融资效率
债券融资具有规模大、成本低、期限长，投资者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特点，使得债券市场具有庞大的容纳量，并且能够有效发现价格，促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股票市场的主要功能绝非资金融通，而是风险的分散和分担，改善企业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西方成熟资本市场上的债券市场融资规模远大于股票市场融资额，企业债券融资是股票融资的3-10倍。而我国的社会融资结构是以银行体系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中又具有“股强债弱”的特点。间接融资方式加大了银行系统性风险。所以，我们应该扩大直接融资方式，重点是加快债券市场的发展。需要从制度层面放宽公司债券的准入条件，简化审核流程提高审核效率，逐渐推进银行间债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互联互通。
3、扩大消费金融，拉动内需促进实体经济增长
消费金融就是促进民众生产生活水平为目标的金融发展模式。消费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短板”，消费金融具有小额、分散、普及面广的特点，发展消费金融旨在突破居民收入约束，借未来的钱来消费，它既可以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也可以提高广大基层消费人群购买力，进一步推动整个社会群体的消费升级。目前房贷、车贷已经取得成效，可进一步拓展到教育、旅游等服务消费领域推广金融消费。当然，可以在结合网络技术，推网络金融产品的开发，助推网络消费的升级。新型城镇化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它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也就是说金融不仅要为城镇化的建设提供中长期的资金支持，而且要关注以农民工为主体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多样性消费需求。
4、推进利率市场化，激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基础作用
金融改革创新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金，实现真正市场化的资源有效配置，也就是通过价格客观地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利率市场化。同时，在发达的经济体中，利率通过对货币的供需、市场的总供需、物价水平的升降，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汇率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当然也可以迅速将货币政策通过利率传导给实体经济，利率市场化提高央行的政策操作水平。目前，国内银行的存贷利率不能反映资金的真实价格，致使资金的价格出现了“双轨制”，即银行和“影子银行”的两种价格，所以需要推进利率一体化的制度创新，最根本的就是要利率市场化。然而，利率市场化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我们已经在利率市场化做了一些工作，最近又放开了银行的贷款利率，随后的改革需要稳步、渐进式地推进，不可操之过急，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
5、预防金融风险，确保实体经济运行安全
关键词:高等教育；教育思想；高教管理
教育理想是指教育信仰，也即是一种教育价值取向。在大学教育发展的历史上，出现过多种教育理想.如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科学研究的教育理想、实用主义的教育理想、专家型的教育理想。它们在不同时期和国度里都曾经居主导地位。知识经济时代，使我们重新认识大学。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市场.对大学的理解是传授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地方，相应的教育理想有实用主义的教育理想、专家型的教育理想。而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的最高层次的教育理想则是文化为主体的教育。大学追求文化多元性、文化的高品味，注重文化选择、批判、创新的教育。同时，以文化作为辐射源向其它方面辐射，以提高社会的经济上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平衡，社会文明程度的迅速提高。
1.对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阐释
教育本身是一种文化，现在提出学校以文化为主体作为教育理想似乎是废话。其实不然，学校的教育活动都是一种文化活动，但文化高品味却从来没有作为一种教育理想去追求过。从前学校追求的人文教育，科学教育，专业教育等都是比较狭窄的文化，而不是一般文化的含义。
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其涵义在于对文化的理解上，是在最广泛的文化概念基础上考虑教育问题，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外显形式的客观文化和内隐形式的主观文化，从社会文化整体的层面上研究教育规律、形成价值取向和目标。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必然是把学校教育定位在文化上，这种文化为体、经济为用的教育理想就被称为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
2.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作用
教育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身发展的需要，因此人们认为，社会和人都是教育的主体。教育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延续和发展，但它是通过培养社会所要求的人来实现的。因此，人们认为大学教育是以人为本，也可认为以社会需要为本，同时这两种主体观是统一的。事实上，也会经常有矛盾，冲突的时候，当处理不好二者的统一关系，就会造成教育上的偏离，降低教育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处理教育上的各种主体观的矛盾统一关系呢?那就是应该以文化为主体，就能保证以人为本的教育主体观的实现，也能使教育很好地满足社会需要。因此，当代教育发展，应该提出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将是更有意义的事。
以人为主体，以人为本的教育，这一提法往往忽略了社会需要，因而会造成教育对社会的不适应性，减少社会对教育的支持，不利于教育发展。而把教育看作是以满足社会需要为主体，往往会忽视对人的全面培养、素质的提高，因而降低教育的育人功能。而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将更加充分地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因为文化是和人密切相关的，文化即人化和化人，人的本质是文化，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包括以人为本的教育。同样，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也包括了以社会为主体的教育，因为文化是人和社会的中介，人走向社会依靠文化，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沟通都要靠文化。文化实际是社会深层次要素，是社会的基石。以文化为本的教育必然也能满足社会需要。
由于文化内涵十分深刻，涵盖内容非常广泛.教育中的许多思想、观念被包容在里边，比如高校有四大职能: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化，每一种职能都可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职能。这样，高校的四种特定的文化职能就可以概括为文化职能。
对文化的研究，使我们对教育更有深刻的认识。把研究教育的注意力、思考方式转移到对文化的理解上来，因此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教育和文化的关系，研究教育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即教育文化。这样就可以形成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有利于教育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解决。
3.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意义
第一，使得学校教育具有长远的价值取向。文化不像经济那样更直接，而是体现着一种精神，具有长远的、持久的价值取向，正是这种精神力量和久远的价值取向能够鼓舞人们去努力奋斗，有更高的追求，更大的理想，更多的是从战略上去思考，从而能够克服急功近利的狭隘的教育观和人才观。我国教育专家认为，真正会对教育产生长期危害的则是教育目标的过份功利化倾向。实际上，我国教育在质量上是很下功夫的，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是精雕细刻、认真负责，很少有马虎懈怠现象，但为什么培养出来的人才的创造力不强，这是因为把人才培养局限在知识教学方面，是教育目标功利化造成的误区所致。所谓教育目标功利化就是把教育目标仅仅看作是培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工具，而不是把它看成是造就有文化的知识创新的人，进而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学校教育功利化倾向与教育价值取向不长远有直接关系。因此，通过以文化为主体的现象.克服教育教学中的短期行为，树立长远的教育价值取向，必须在人才培养、为社会服务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效益和效果。
第二，具有宽阔的文化胸襟。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处于文化之中，但教育往往缺乏文化的自觉性和多元性、选择和批判性。树立起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就会更多的以文化视角去思考问题。
事实上，回顾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虽然教育和文化关系最密切，教育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身处文化之中而不自觉，教育本身对文化认识的就不够，因为教育存在几千年，而文化概念的提出仅有一百多年历史，且定义150多个，至今还在不断更新。可见教育对文化认识不够，因而不能主动地适应文化规律，而缺乏自觉性。而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有助于这种文化自觉性，也正是有了文化自觉性才能提出这种理想，并能把这种理想作为一种最高的形式.处于学校教育的主导地位。
文化作为一种最为复杂、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一个概念堂而皇之地进人教育殿堂，使得教育活动不再被局限于各个专业领域之中，不再是被分割为许多分支，而是一种整体统领着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文化视野将会变得无比宽阔。教育中有博大的文化胸襟，对人才培养、教育自身发展都将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在教育中能够形成文化力，具有很强的辐射功能和穿透力。文化力量和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相比，在短时间内不会表现出多么强大和优势，但长时间来看，则会显示出其强大力量，表现出辐射能力和穿透力。教育的特长在于利用文化力，而不是经济力盆或政治力量。教育正需要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鼓舞着教育活动去提高人的文化力量。
文化力也即是文化释放的能量，人的文化力包括智力因素、精神力量、文化网络和传统文化。其中精神力量包括理想、信念、道德、价值观、求实创新、奉献精神等。教师和学生都需要提高文化力。而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正是培养他们的文化力的一种支持力量，也能帮助探索出培养和提高人的文化力的方法。
第四，便于运用文化学方法去研究教育规律与教育方法。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科学技术等都能提供研究教育的方法，并能形成相应的教育理想、教育理论和模式，形成相应的教育思维方式。同样，文化学方法比起上述其它那些方法，更具抽象概括性，从而能够统帅、更新原有的许多概念、思想和方法，使得传统教育思维和方法作出重大转移，也将形成新的教育逻辑和思考方式，使得教育问题的研究和文化学研究结合起来，相互借鉴、沟通，形成新的教育理论与发展思路。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将使文化学更快地和教育结合起来。
第五，在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支持下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将会不断提高教育教学的文化品味，增强人才的文化素质，不仅能够使学校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也为社会发展注人更多的文化活力，能更好、更快地提高社会文化素质，从而也就提高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家质，提高了综合实力。
4.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实现
首先，坚持以人为本、育人第一的教育思想。因为人是文化的载体，培育质量高、数量多的人才是以文化为主体的最大体现，是实现这一教育理想的最高层次和境界。
人是万物的尺度，培育出人才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而培养人才也不能停留在技能、智育的训练上，而是全面的，特别是人格塑造。从文化角度看人才培养，就是在教育中突出由知识内化为人格，让知识变成精神生活的因素，吸引人的思想，激发人的兴趣和热情，使思维方式、心理要家得到品质上的改替，从而使精神得到升华，文化品味得以提升，较好地实现用知识文化、社会文化去化人的这一过程，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提升，并能进行外化为一定的文化产品，形成受教育者的文化呼与吸的运动，从而使学生具有文化自觉性，主动地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实现人生价值。
其次，学校应始终强化学术氛围。学校教育不能是平庸的、毫无学术价值的活动，也应最大限度的减少功利主义活动，需要更多地体现出学术价值，突出学术研究。大学的学习过程往往应和研究、学术活动联系在一起，研究往往是最好的学习。学生参与研究活动，通过学术氛围燕陶学生，使学生尊重学术、感悟学术，树立起浓重的学术意识，这是学校教育具有文化高品味的重要表现形式。
其三，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应充分利用学校的文化资源，培养学生的精神品格，包括科学精神、人文精神。
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必须依靠高质量的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教师们专心致志的从事科学研究，用自己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率先垂范去影响、带动学生的科学与人文思想和精神，有好的译程内容和教材，开设出高质量的课，形成良好的教学实践。这样繁重的任务需要教师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这就需要有政策保证和良好的校风。可见，这是艰苦的工作，绝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作得到的，这需要有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精神鼓舞。
其四，学校在进行专业教育的同时，应开展文化整体教育。培养文化高品味的人才，靠某一专业领域的教师是难以完成的，必须从文化整体上和各个学科课程的联系上形成整体，进行跨学科的教育，使学生不仅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也有横向的、跨学科的专业知识，形成知识整体和宽阔的文化视野，从而具有文化选择、适应能力，增强文化自觉性，以后能主动地进行文化创新活动。
（一）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输血功能
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主要体现在拓宽政策性银行信贷服务上，这特别表现在农业基础建设的资金输入方面。在我国农业是基础性产业，具有弱质性。政府通过开发性的政策性金融对其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和战略性产业给予多元的、维稳的、强大的直接信贷扶植，在政策性金融的带动下充分发挥其发展主体的生产经营主动性和创造性，给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输氧造血”。政策性金融发挥着主体或主导，而不仅是补充商业性金融的不足或纠正某些偏差。
（二）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农业经济的先导功能
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处于成长前期、发展前途不明的农业重点方向先行投资，表明了政府的宏观部署和扶持意向，从而提振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投资信心。农发行坚持以农为本，恪守业务边界，服务“三农”是农发行的根本职能。农发行通过不脱农多惠农，心无旁骛发挥“领头羊”的强农作用，促进国家农业政策的顺利实施，提高整个农村的投资效益。
（三）农业政策性金融对区域、梯度整合的调节功能
农业政策性金融承担政府赋予的城乡区域调控职能，根据生产力的梯度分布，把区域信贷政策和产业倾斜政策结合起来，从而有效调动经济资源，推进实体经济发展。政策性融资活动对农业、中小企业、某些基础性产业以及边远落后的地区和行业领域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产业结构调整、地区均衡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农发行坚持市场化和政策扶持相结合，以市场化为导向，以政策扶持为支撑，绝不干不沾农的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和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通过加强引导金融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坚持优惠支农、让利于农。
（四）农业政策性金融对市场经济的补缺功能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承担无利或者微利的涉农领域中长期资金信贷业务，主要是补充完善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功能。处理好政策性和银行一般性的关系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对技术、市场风险较高的领域进行政策性引导和补充性投资，对商业效益差、资金回收期过长的项目及低收益的基础设施补充投资；另一方面，按银行规律办事是农发行在推动改革进程中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加快发展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现代种业发展基金和租赁业务。
（五）农业政策性金融对金融危机的稳定功能
商业性金融对经济信号往往有正向反馈，越是经济过热越会出现泡沫，经济越不景气越会收缩。这种正反馈机制会加大经济运行的振荡，严重将加剧形成金融危机。农发行广泛筹集支农资金，完善政府主导、实体承贷、财政资金和政策性信贷资金合力支农的运营模式，积极探索在传统农区依托城镇化辐射带动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方式，研究支撑农村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的课题。对破解二元经济结构难题，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发挥支持和引导社会资金的作用。另外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般具有负反馈机制。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加深，经济体不稳定性提高了，也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引导境外资金回流“三农”建设，起着稳定金融系统的作用。
（六）农业政策性金融对国家利益的强化功能
依托国家政策行使职能，政策性金融机构具有明显的非盈利性。经过多年发展，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股份制改造提高市场化程度。政府作为主要的股东或所有者，在政策性银行出现亏损的时候有责任和义务为其注入资金保证其健康运转。实际上政策性银行要加强顶层设计，支持粮食优质化发展，保证重要农产品供给；紧紧围绕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确保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上，中国人的饭碗中主要装中国粮。农发行不仅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办精品银行“、百年老店”，最终的经营目标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二、完善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路径
金融发展的根基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发展的保障则是金融市场。既要防止出现经济过热的通货膨胀，更要防止经济过度虚拟化。因此，农业政策性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路径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坚持“两轮驱动”业务发展战略，优化内生性增长
通过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路径研究，经济发展是一个内生的增长过程，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内生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着根本作用，且这些变量存在政策敏感性。因此，我国的宏观调控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政策，积极引导农业产业化经营，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不断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与此同时，国家应从长期战略的角度制定支持经济内生性增长的配套政策，使金融资源更多地投向粮棉油生产、加工和流通环节为重点，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遵循“政策引导、择优扶持，科学高效、精细管理，严控风险、持续发展”的原则，积极做好对贫困地区特色农业、农副产品加工、旅游、民族文化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的金融支持，不断完善承接产业转移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配套金融服务，促进新农村建设和水利设施为重点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中长期信贷业务的发展。
（二）加快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优化负债结构
在金融脱媒的大背景下，我国银行业需要更新理念，提升对大型企业综合服务能力，逐渐降低对信贷业务的依赖。面对资本市场发展和投资渠道丰富的全新经营环境，商业银行在利用传统网点吸收存款和继续发展传统信贷业务的同时，可以通过金融债券、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手段满足大规模融资需求，优化资金来源结构，改变高度依靠存款支持业务发展的现状。农发行作为发起机构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是在存量信贷资产中按一定标准（包括贷款种类、贷款性质、单笔金额、利率、期限、资产质量及借款人评级等）筛选出一组合格贷款组成资产池信托给受托机构，由受托机构以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向各投资机构发行证券的结构性融资活动。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信贷资产周转率，回笼现金。提高政策性银行内部或行际之间调拨资金的流动性，挖掘内部资金潜力，减小利息负担。除此之外，还应该积极推广现代支付结算系统和产品，全面开展网银和银行卡业务，推广收购资金非现金结算。加快国际结算和保险等中间业务创新，发展扩大非利息收入。
（三）深化制度改革，完善组织机构
2014年9月24日，国务院第6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实施总体方案，这是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翻开里程碑式的一页，进一步深化改革体现了中央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要求。要按照打造一流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战略目标，适应农村改革发展的客观需要，履行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基本职责。要坚持正确改革方向，准确把握业务范围，严格贷款投向和准入管理，恪守政策边界，依法合规经营，不断强化农发行的政策性职能定位。政策性银行要能有效运转，需要具备完善的组织机构体系。一是政策性银行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设立或撤并分支机构。二是改变由政府指定行的做法，引入竞争、择优机制，通过竞标决定行，同时制定相应的规则，严格规定行的资格和条件以及授受双方的权利、责任等事项。既不能脱离国情照搬照抄国外政策性银行的运营模式，也不能消极等待，贻误大计。形成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协调配合、共同参与的金融扶贫开发新格局。进一步加大力度金融支持农业经济，是促进“四化同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内容，是履行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农发行支农职责的应有之义。
（四）加大对农业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利用“有形之手”营造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
中小微企业是实体经济的细胞，国家应出台具体措施鼓励在注重信贷安全的前提下，建立向涉农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在保证贷款质量的同时，切实提高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比例。农发行不断强化支农支小功能，2013年累放2847亿元支持小微企业，年末贷款余额6456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5%，支持小微企业1.3万户、占客户总数近一半。在现有业务范围内，农发行支持符合国家农业政策、有市场前景、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农业中小微企业与履行政策性支农相结合。根据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特点，及时完善授信制度，合理确定各级银行贷款审批权限，减少贷款审批环节，提高工作效率。同时，积极与国家林业局和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合作争取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贷款贴息项目，进一步改善农发行对中小微企业的结算、融资担保、联合增信等金融服务。不仅要坚持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优选项目，独立审贷，加强管理，努力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坚持按银行信贷资金的运作规律办事，还需要实现讲求社会效益和农发行经营效益的有机统一，确保信贷资金安全和财务上的可持续。在规范政策性银行经营行为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的互补优势，助推农业经济发展。积极依托地方政府的资源条件和行政组织优势，深化政策配合、优势互补、良性互动，拓展政策性业务的范围和空间，应对市场“无形之手”失灵的问题。
（五）坚持办行根本导向，规范农业政策性银行经营行为
【正文】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6-0055-04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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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关键词：复杂适应性系统；基于智能体建模；经济仿真；Swarm
中图分类号：TP3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0-0-03
一、引言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博弈论学科基础和理论体系建立伊始，博弈论就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领域，并逐渐成为研究社会、经济主体行为与利益关系的有力工具。在博弈理论发展的同时，另一项加速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技术诞生了，那就是计算机科学。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计算机的体积越来越小，运算速度越来越快，功能越来越强，在计算机环境模拟经济系统运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约翰·霍兰于1994年提出了著名的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Complex Adaptive System，简称CAS），为人们研究经济系统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路与方法，该理论同时成为目前经济系统仿真研究的理论基础。在具备了理论基础与技术基础之后，计算机环境下的虚拟经济系统仿真方法成为一种全新的研究手段。以霍兰提出的CAS理论为基础的，基于智能体建模的系统仿真方法成为博弈论研究的有力扩展，用以验证博弈理论的正确性，研究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并推演新的结论。现在，经济仿真方法作为实验经济学的一种研究手段，广泛应用于经济、金融各领域的研究，对于经济系统演化、经济主体特征和政策模拟等领域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国外经济仿真研究综述
基于智能体建模的经济仿真方法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较为前沿的经济理论研究手段。由于国外计算机技术、系统科学等基础理论发展较为成熟，因此对于经济仿真的应用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美国的ASPEN模型可以说是经济仿真方法应用最早、成就最大的经济系统仿真模型。ASPEN模型是美国Sandia国家实验室开发的基于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仿真模型，主体自学习与自适应特性的引入使得该模型对经济系统的模拟更加接近于真实情况。ASPEN模型作为一个政策模拟平台，对美国的财政、金融领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Strader、Lin和Shaw（1998）①对分散式装配供应链的订单执行情况进行了仿真研究，对经济仿真方法在供应链管理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尝试。Bruun和Luna（1999）②利用开放性的Swarm仿真平台建立了一个用以模拟宏观经济系统运行的仿真模型，并通过该模型对经济的内生增长理论进行了仿真研究。Sapienza（2000）③建立了人工劳动力市场，模拟了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在市场中的流动，将经济仿真方法引入到了人力资源研究领域。Corazza（2000）④利用随机非线性动力学系统研究了垄断市场中供给方造假问题，对特定市场结构中的经济主体行为特征进行了研究。Tout和Stender（2001）⑤建立了一个具有适应性的经济仿真模型，研究指出了霍兰提出的遗传算法仿真模型的某些限制，及该模型与博弈论、控制论和进化论之间关系的缺陷，探讨了仿真模型在不同研究领域的适用性问题。Luna和Perrone（2001）⑥在综合了一系列学者在Swarm仿真平台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基于智能体的经济金融仿真模型在Swarm仿真平台上的应用，为Swarm仿真平台的推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Francesco Luna 和Benedikt Stefannson（2001）⑦编著了一部系统全面的在Swarm仿真平台上进行经济仿真研究的专著，该著作系统论述了基于智能体建模和面向对象设计在经济仿真中的运用，同时也较为详尽地在技术层面上探讨了Swarm仿真平台的应用，并综合了各个领域的Swarm仿真研究成果，成为日后经济仿真研究的重要参考。LeBaron（2002）⑧建立了人工股票市场，将基于智能体的建模运用到了股票市场投资者行为的研究领域，使经济仿真方法的应用逐渐从宏观系统演化层面深入到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研究层面。Foster（2005）⑨对经济系统的复杂性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研究指出，对于经济现象的研究不能过于简单，要从系统的整体性和复杂性深入分析经济现象的实质和内在联系。Jeffrey（2006）⑩指出目前的经济仿真研究中的经济变量大都具有排外性，如果要引入某些非经济类变量，通常要以效用函数的方式，基于此种情形，Jeffrey建立了一个用以引入非经济类变量的模型框架，扩展了经济仿真模型中对于非经济类要素变量的应用范围。
三、国内经济仿真研究综述
论文摘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既是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迫切需要，也是大力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准，从当前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的情况看，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过程中，强调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习与借鉴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是有现实意义的。
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不同，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防止“生搬硬套”。中国古语讲，“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理论的产生和运用是有条件的，如果不顾客观实际将其普遍化和绝对化，难免会导致理论指导和实践成效上的偏差。以个人主义为基本理论倾向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政治、社会制度休戚相关。它以相对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适用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体制和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健全，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等等，都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比如，长期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重视对经济问题进行量化分析，在研究中采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和推导，但这些模型大多是建立在假定前提基础上的，与我国的现实相差甚远。如果不顾我国的具体国情而拿来指导我国实践，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现实中有些人明知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并不适用，却硬要生搬硬套，这只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总之，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必须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经过认真分析，科学地予以辨析、选择、改造和利用。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社会制度与具体运行机制的关系，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可“本末倒置”。由于根本社会制度的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是对等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基础、是主体，市场经济是手段、是工具。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在我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只能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前提下，将那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西方经济学理论有其自身的明显缺陷，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饥不择食”。富裕之邦，并非就是真理之地。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但这并不等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应灵药。须知，西方经济学是以维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为根本着眼点的，其研究视角无不是面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实际的。毫无疑问，仅仅是这种特定时空背景的限制，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更不用说其中为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始终存在的理论盲点甚至误区了。比较典型的是，新古典主义学派在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时，忽视了实践中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市场失灵”，常常使经济运行处于混乱无序状态；西方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往往视农业为不发达经济部门，忽视了农业中非农业部门的存在，忽视了农业通过自身的改造发展起来的现实可能；在西方经济学中还形成了诸多流派，不同流派往往侧重于某一方面的理论研究，相互之间壁垒森严，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忽视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影响等等。 西方经济学理论自身存在的这些缺陷和不足，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不能“饥不择食”，不分优劣正谬照单全收；更不能盲目崇拜，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缺陷和不足也看成金科玉律。事实上，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经典作家没有论及，前人没有实践过，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更不可能找到答案。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善于对其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和筛选。
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防止“邯郸学步”。经济活动不能离开特定的政治、文化、历史背景而孤立存在。事实证明，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既取决于经济自身的因素，同时也取决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其他方面的因素。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应当立足于我国的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的丰厚基础，努力做到“洋”为“中”用，综合创新。反观现实，发人深思的是，一些人对西方经济理论盲目崇拜，醉心于引进西方经济学而又“食洋不化”，结果将一些本来易懂的概念说得花里胡哨，将一些原本比较明了的问题阐述得艰深玄奥，到头来，不仅没有学到别人的长处，反而迷失了自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制度上的本质区别，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谨防“偷梁换柱”。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要特别注意有人以假充真，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某些概念、原理去置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时，还要警惕有人打着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旗号，大肆输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应当看到，时代在进步，实践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原理、具体论断到个别观点，始终有一个发展创新和与时俱进的问题，但更要看到，当前的确存在着个别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之不深，误解曲解，甚至恶意歪曲，以期用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的现象。历史和现实都说明，不能科学地对待西方经济学理论，甚至简单地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然会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甚至致命的伤害。
中央提出的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思想认识从对“洋教条”的盲目崇拜中解放出来，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各种纷繁复杂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学习借鉴有用的知识，拒绝无用的乃至糟粕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构筑得更加宏伟。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实际上很难在空间范围上进行限定，相反，却是带有一定意识形态色彩的指称。而在本文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则是指在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社会摆脱封建经济制度，逐步发展资本主义，到后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失败而使得中国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 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
一、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总体脉络
辛亥革命以来，随着封建经济体制被推翻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为实现富国强民的时代梦想，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以及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均做出了艰难的探索，从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扶助农工，从三大改造到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 体现了基于中国国情的本土经济理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及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秉承为中国经济现实服务前提下的融会贯通、兼收并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各经济理论在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地位是不同的。
辛亥革命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系统宣传和适用于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全面的理论体系以及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以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经济理论一直占主导地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1949 年以后， 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推崇， 外加其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积极探索而逐步形成了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较全面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以前， 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而西方经济学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沉寂状态。主要表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研究及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并在理论上进行创新形成科学严谨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同时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结合中国实际对苏联模式政治经济学进行若干修正以指导中国经济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解放、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以促进经济社会进步成为时代主旋律，为西方相对成熟的经济学理论逐步对指导中国经济实践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上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形成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所形成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是以中国国情为基础， 试图将中国本土经济理论、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或西方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分析、研究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实际问题而形成的一门具有独立形态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
二、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阶段性研究
当前，理论界对于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研究在阶段性划分上多以历史重大事件为依据，本文认为，经济理论是为研究并解决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经历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以及现代化建设等一系列的历史事实，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对于经济理论的阶段性划分以历史上重大事件为依据是比较贴近事实的。
(一)辛亥革命与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1911-1921)
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沉重打击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及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对于中国社会思想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中突出体现经济学思想的是民生主义理论，其撼动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经济思想的基础，体现了人民是历史、社会发展的主体，只有广大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同时，孙中山先生早期的民生主义将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大同与西方的社会主义相联系，设计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最初形态。在这个社会主义里，其强调实业建国，主张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又主张经济、技术开放，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引进高效的管理机器、设备和人才，促进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形成我国第一个经济现代化思想，开启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先河。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发展和继承了旧三民主义的思想，在其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形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其中最具代表的便是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内容的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体现了孙中山在如何使中国走向富强道路选择上的重大转折，即通过唤醒并依靠社会主义力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中国工农业，实现振兴中华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目标。
(二)五四运动后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1921-1949)
苏俄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传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空前高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 试图寻找中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俄十月革命经验下的出路。而五四运动将这一思潮推到了顶峰，并为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传播创造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起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民主和科学是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全面体现了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与创新过程的巨大推动作用。尤其在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深入，中国本土商品经济思想获得了长足发展的机遇，也使得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形成必然离不开商品经济的认识更加明确。
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当时黑暗现实的一次正面较量，开创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的新局面，进一步推动了立足于本国经济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解决本国现实问题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体现了早期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旺盛生命力。
(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1949-1966)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的现实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均将注意力集中于变革生产关系上。其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稳定，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好转，经济理论的研究者继续沿袭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本土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更加深入的研究，并结合当时战争后急需恢复经济生产、解决民生的社会现实，分析并解决经济社会问题。同时还表现为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系统引入，形成一些在当时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如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规律、政治经济学对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等。此时，中国经济理论界相对活跃，形成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但也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良好态势加上发展社会主义缺乏经验，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隐隐出现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的思想诟病。
(四)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影响(1966-1978)
其后的十年， 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在这一时期几乎陷入停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被一些伪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所代替，科学的经济理论研究受到唯心主义说教的排挤，由于缺乏科学经济理论作指导，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几乎陷入倒退的漩涡。该时期已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于本国经济发展实际， 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解决中国实际的经济学研究，而所谓的经济理论则是出于政治目的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歪曲和篡改，几乎丧失科学性。
但同时，在这场文化浩劫中，尚有清醒的学者，在艰难的环境中仍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在各种势力的压迫下坚持尊重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 重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加强国民经济调整、整顿的重要性，着力将四个现代化列入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中，积极构建科学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正是基于这些学者的努力才使得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经济能迅速地实现拨乱反正，走上正确的道路。
(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一度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选择。诚然，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一直坚持计划经济，在一定时期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且计划经济似乎也确实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式的要求。但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对中国经济发展之路探索更应该深入中国社会的本质，在当时生产力不发达等一系列社会背景下， 传统的计划经济或纯粹的市场经济是否真能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当时中国客观上存在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及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现实， 决定了任何企图放弃计划性主张或完全否定市场性的主张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因而改革开放注定成为体现中国特色、结合中国实际、把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起来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也是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创新。
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市场经济学间相互促进，共同指导中国经济实践，形成了丰硕的经济理论成果。如中国政治经济学中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产业结构理论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一大重要成果，体现了立足于中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深入发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前提下，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收入分配理论及产权理论均是研究经济理论成果中重要的部分。
[关键词]计划经济 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1978年，我们党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而经济改革，可以说一开始就是朝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走的。但从最开始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经历了一个曲折演变、不断突破和深化发展的认识过程。
经典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列宁和斯大林开始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因片面理解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和受前苏联的影响,也一度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只有利用、限制、排斥和消灭商品经济,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统的过多、管的过死,难以做到资源配置优化的弊端日趋明显。在50年代中期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已有所觉察,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批评了斯大林模式。之后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和“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重要论断,并号召全党学习尊重价值规律。但由于对当时中国经济性质认识上的局限性以及受传统理论的影响,对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存在着深刻的偏见,使这一思想没能坚持下去。1966-1976年“”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及其理论的发展再一次被粗暴地压制和推迟了。真正从经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中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前，突破大一统的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观念，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谈话时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指出,必须通过政策建立起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党的十二大更加明确指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承认了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必要性和有益性，从过去计划经济完全排斥市场经济转向容许市场经济存在,并试图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引入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上的一次大突破。
第二个阶段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一九九0年，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市场取向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并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备条件”。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联系在一起,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石破天惊的大突破。邓小平多次高度评价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又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邓小平高兴地称这个文件是个“纲领性文件”。说“全世界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认识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具体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突破了把商品经济排除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外的陈旧观念,第一次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把商品经济当作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属性。二是突破了把指令性计划当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根本特征的传统观念,肯定了指导性计划也是计划的一种形式。但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只承认商品经济而不承认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1987年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为什么一谈到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十三大报告放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明确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特别是明确提出深化改革的任务主要是“……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这种新的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进一步接近,使我们对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再认识又推进了一步。
第三个阶段从一九九0年到十六大前，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三大以后,我国改革加快了步伐。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改革目标，等等。当然，在那个时期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还是存在不少不同看法与观点，争论的关键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的问题。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及时总结改革开放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和理论探索成果，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1990年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这一系列科学论断，纠正了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消除了人们对计划和市场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顾虑，打开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思路，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市场与计划关系问题上的认识以及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有了新的重大突破。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正式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从原则上指明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和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解决了一个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经济体制全面向市场并轨，改革举措由过去的小步推进、单项实施变为整体推进、综合配套改革，改革的重心开始由“破”而“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了全面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宪法》第十五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次写进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所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和系统化,进一步构画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蓝图和基本框架。1997年9月年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理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理论，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回答了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具有突破性的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四个阶段主要是党的十六大以后，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如果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基本框架和基本要求,那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主要重点在于我们要实现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方面面。《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在充分总结改革开放25年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国内外形势后反复酝酿制定的，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又一突破和创新。
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不断丰富和完善进程，可以看出，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突破了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创造性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科学思想，从理论上非常明确地回答了长期困惑人们的一个重大问题，即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由此也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一段话的丰富内涵，更加坚定了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心。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83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91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08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03页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新文化经济学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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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管理科学；发展方向；历史责任
改革开放30年间，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形成；同时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活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从封闭、半封闭到令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的伟大转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间接调控为主要手段的经济调节体系正在促使政府职能快速转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的提高；全民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正在深入；中国经济正在以一个崭新的开放体的形式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格局，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推动了社会制度改革，使我国综合实力有了本质性的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显著增强，消费结构逐步得到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有了极大的改善。中国的崛起对世界金融、产业和技术，以及对它们藉以运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都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也正是这30年，为我国的管理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思想、社会制度、经济运行模式等各方面宽松的成长空间，在这种环境下，管理学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和成就。30年后的今天，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变革以及更高的发展目标也给管理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科学在我国又迎来了一次新挑战，同时也孕育着一次新的机遇。
一、当今我国管理学所处的历史背景
1．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迎来了知识经济社会
科技进步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作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的根本力量，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给生产力带来了质的升华，并引领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时空。科技进步已经超越传统生产要素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通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科技进步不断向外扩展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可能性边界，并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优化产业结构的主导力量。知识生产要素化已经成为现实，一个技术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已经形成，世界已由工业社会进入知识经济社会。同时，信息的价值特征日益显现，它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已经成为生产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信息流的管理已经成为对物质流管理的主要手段。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企业运作方式，要求各种生产方式建立在高效率的信息基础上。
知识与信息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显著。知识经济的框架业已形成，并将人类带入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中，传统的资源如劳动力、土地、资本和自然资源支撑了经济的发展，而在知识经济中，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必定来自于对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积累、应用和管理。
2．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虚拟化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市场、组织和文化的全球一体化促使许多国家的多个社会经济单元，如金融、投资、制造、运输和通讯等，都已经打破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正在全球范围内逐步融成一体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体系正在形成。在这一点上，中国经济受益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而获得高速增长、全球经济也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中获益，同时美国金融风暴对全球经济的扩散型冲击都是明证。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生产、消费倾向、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参与者将其生产和市场要素在三维空间里的开放。此刻经济全球化所涵盖的生产要素和市场的总量是恒定的，且每个参与者所得到的平均份额与参与者的总数成反比，因此合作是表象的竞争是永恒的。而借助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经济虚拟化却将这种开放引入了更深远的四维空间。此刻由于信息可被复制的特性，参与者的市场和生产要素的平均份额与参与者总数呈正相关，自发的合作和追求帕雷托均衡的可能性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显现在人们眼前。
3．管理哲学思想的演变
人类的管理哲学思想及相应的实践活动正处于从经典的还原论向系统论和整体论的转变中，将复杂的系统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再通过求和来了解整体特性的还原论，因其机械性，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和科学的发展需求。而系统论和整体论强调不仅要注意系统的构成要素，更要了解系统的整体有机特性，同时将客观事物对象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对待，综合考虑内外部因素以寻求各子系统能更好地发挥协同作用的帕雷托均衡这种哲学思想的革新正在动摇还原论的根基。
这种思想的变迁体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最明显的就是社会生产分工的综合性趋势。分工曾经推动了人类社会步人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标志也是还原论发展到巅峰状态的表现。而系统论和整体论却表现为专业分工的综合化，因为越来越长的职业分工清单从本质上讲不是专业分工的详尽，而是不同分工间界限的模糊化，这也正是信息社会注重功能整合和整体效益、强调柔性管理和应变能力的组织形式上的表现。
人类社会及其思维的上述变化必然影响管理科学的发展方向，并反映在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上又体现为多学科的交叉渗透和不同学科理论的融合。一方面，管理科学向其它学科渗透，形成了管理经济学、工程管理学、教育管理学等一系列新的学科；另一方面，管理科学又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吸收成为自己的研究手段和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强调系统论和整体论并不意味着摒弃还原论，这是因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复杂的社会系统，一方面基于系统论和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尚不完备，而另一方面基于还原论社会学研究已经发展到了几近巅峰状态。发展基于系统论和整体论的管理学是我们的追求，但此刻就抛弃还原论会使我们失去手中现在最为有利的工具，同时也只有通过对基于还原论的管理学无以复加的应用所带来的思考与不满足才有可能形成实质性的突破。在这一点上，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观，须知任一高度的系统论可能是更高层次系统的还原论的构件，而任一层次完整的还原论都是该维度系统论的综合。
同时，本着“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则，管理科学存在将传统的理性管理理论与人性管理理论、当代西方管理思想和东方古代管理思想相互融合的趋势。
4．自然资源的短缺性
各种自然资源的短缺，特别是以石油为代表的传统能源的短缺正极大地制约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短缺和伴随而来的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达成可持续发展终极目标的巨大障碍，这也是以自然资源为经济增长推动力的工业经济发展到极致的自然表现。这种短缺呼唤狭义和广义两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其狭义一方面指的是对新能源和可替换能源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指为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而对“绿色”能源的追求。其广义指的是将知识和信息作为产要素引入生产过程而降低自然资源所占比重。
二、创建“中国模式”管理科学
管理科学从本质上讲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反映，是社会文化的结晶，且服务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管理科学在中国所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在不放弃既有的社会体制一基本价值体系一意识形态的综合体和管理科学传统观念的前提下，接受世界先进文明的优秀部分，即吸收自由市场经济方式，并使之高效率地服务于现有的社会经济系统，这是明智的选择，我们所面临的历史性的创造性变革给我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1．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
管理科学的诞生和发展一直和西方的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这个领域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鲜有中国的声音。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平衡，因此我们急需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科学。一方面我们要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营养源，充实和发展自己的管理科学；另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理论。从古代到现代，西方管理学强调的是效率以及所依靠的技术和设备等客观条件，追求的是更大的效益；而有浓厚东方色彩的管理学则更注重人文效果，追求天、地、人的共存与和谐。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这种东方管理理念的核心。30年前，有西方人士断言，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天敌，中国的改革必然会以失败告终。而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傲立于世人眼前。马戛尔尼勋爵早在1794年就说过：“没有什么事情比用任何欧洲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更为谬误的”。从中国的国情发，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将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总结提炼经验，并借鉴国外的先进思想、模式和方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决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是“中国模式”的第一次成功，也是我们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减然，这种求变也不是我国管理学的“专利”，西方管理学也存在由崇尚自由转为加强控制，由管理“行为”转为“人本”管理的趋势。这种综合的趋势体现在中国与西方经济实体间的相互关系正在转化。首先，中国经济依旧包含着严重的中央计划体制色彩，正缓慢而艰难地向市场经济转型，也正是受到保护和控制的银行及外汇体系使得中国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相反，美国和欧洲等老牌西方经济实体已经不得已迈不了加强政府控制的道路。这样中国与西方经济实体的最终日标有可能是一致的，即实行一定程度政府计划控制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可能在具体的操作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引起这种转变的原因依旧是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在巨大的外部扰动干扰下，任何经济实体也难以独善其身，而具体的措施不外乎摒弃原有的极端做法，吸收其它经济实体的可借鉴之处，兼收并蓄，加强相互理解，共渡难关。
2．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理论来源
管理学的两重性决定了其理论来源必然依其包括生产关系和文化传统在内的社会属性及其自然属性。相应地，中国管理学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是基于其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马列主义中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是我们创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石，其关于文化传统的理论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和提倡和谐的精髓。而其自然属性的来源是西方管理学中自由的市场经济对高效率和高回报率的追求。这其中，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基本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其平台，而西方管理学中有益的部分是其方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此者相辅相承，共同作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理论来源。
3．创建具备东方文化底蕴的管理科学
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以追求丰富的物质为目的，基于“经济人”概念的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得到了大规模的研究和运用。在其“理性”的框架中，所注重的是计划、组织、控制和决策等管理职能的发挥，其目标是提升效益和效率。这在实现“温饱”的目标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在奔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征途上，这种较为机械的模式应该得到改进、完善和发展。我们应该摆脱“经济人”的头衔，去追求“以人为本”的梦想。汲取东方传统文化的精髓，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现阶段文化背景的管理科学理论势在必行。东方传统文化作为管理学社会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得到管理学界的重视。即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管理哲学而不存在管理科学，那么发展具备东方文化底蕴、适用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管理科学依然具有空前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此，选用“具备东方文化底蕴”这个表达方式，而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虚拟化要求我们所发展的管理科学必须具备跨文化、跨制度、跨地域和跨国度的特征，这同样也就要求我们对传统文化采用“批判地继承”的态度。不同文化和制度下的合作和竞争是人类赖以和平共存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所以将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管理和东方人本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要求我们必须具备跨文化、跨制度、跨地域和跨国度的感悟能力、理解能力、综合能力和运用能力。古今融合、东西融合，建立符合中国现阶段社会经济运行体制的管理科学势在必行。
4．踏实严谨的学术作风
管理学在中国经历的高速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一些带有地域特性和社会体制特性的鲜明之处，但无法否认，我们现有的管理理论的框架依然停留在描述性和启发性的层面上，缺乏非决定性和规范性的特性。现有的管理学研究成果还缺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层次的哲学支撑。空乏的理论构架由于缺少经验实证而无法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现有的管理学研究中存在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但凡开始实证性研究就全然不顾社会制度、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大胆照搬西方管理学的体系和方法；而一旦开始理论研究，又摒弃西方管理学的成熟范式，重起炉灶，自说自话。殊不知，只有通过新旧理论体系的充分碰撞，辅以严谨的方法论支撑和大规模的经验研究，才能使我们所要创建的“中国模式”管理科学具备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一致、强有力的物理解释能力和相当的预判性，以满足一个理论体系所应该具备的基本要求。
总之，“继承一融合一存疑一批判一探索”是我们创建“中国模式”管理科学应有的学术态度；定性与定量手段综合并用是我们的基本研究方法；实证支撑理论研究是我们的研究路径；在实践中升华理论，并用理论指导实践，寻求最大化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我们的目标。
5．中国管理科学需要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管理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具体表现之一。日益强大的中国要求我们必须肩负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应该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而不应该仅仅是规则的遵从者。这一点正在慢慢变成现实。美国《商业周刊》撰文说：“中国正在所有方面造成令人震惊的巨大影响……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她正在进入并改变着全球市场——在某些情况下它正在形成它自己的规则”。_42001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2000亿美元，2008年初的统计数据已超过14000亿美元，而同期石油价格却从30美元涨到了120美元。可见这一时间段内，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幅为700％，而其真实购买力的涨幅仅为175％。这种购买力黑洞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国对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全球货币体系的摒弃。可见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如果我们不能切实地对现存的框架体系做出有效的修正，如果我们不能提出并确立有利于我国也有利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我们快速增长的国力将会以几乎相等的速度消弭于无形。我们殷切地希望，能在世界管理科学理论及应用领域见证到与中国政治和经济相匹配的主动权和引导权。
最后，必须强调建立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的管理科学理论离不开具体的实际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管理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缺乏中国企业基于我们所发展的管理科学理论的成功经验和案例，只能使我们的理论研究成为空中楼阁。
三、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人员的历史使命
宋代学者张载有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撇开这句“宋明理学”纲领的正误不言，借用并重新诠释这句话，可以很好地说明我国管理学研究人员目前的历史使命及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