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9 11:48:30
关键词:心理史学;群体心理研究;美国独立战争
心理史学是心理学与历史学交叉渗透所形成的跨学科研究｡应该承认,人们的心理对历史的发展必定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与分析手段去考察和理解人类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行为,可以使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更加丰富､更加深入､更加实际,也为历史研究开辟新的视角,提供新的思路｡当然,心理史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完善,仍然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在此,试对心理史学的应用略作探索｡
一般认为,心理历史学始于精神分析学说对历史学的渗透,而且这一渗透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者弗洛伊德首开其端的,以《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为其标志｡精神分析学说在心理史学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尽管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各派非精神分析心理学也逐渐进入心理史学的领域｡
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进入历史研究并非偶然,两者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最显而易见的是,心理学和历史学都是以人的行为､思想､动机等为研究对象的;此外,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心理学其立论根据必须来源于可信的资料与证据,只是历史学家收集史料,精神分析学家探究患者的经历与深层心理因素;两者在认识论上也有相通之处,心理学家需要追溯研究对象的历史,历史学家的研究也离不开对研究对象心理的分析(将有关心理学的内容纳入历史研究绝对不是弗洛伊德的首创,在心理史学作为一个流派被确定之前,历史研究对相关心理学内容的引入必定早已开始)｡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可行的｡
从心理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看到心理史学虽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引起的争议､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容易走入理论模式去硬套历史的误区｡埃里克森说:我们必须接受“半是传说半是历史”的历史,他的意思就是根据精神分析理论,要探究历史人物的心理必须了解其童年和青春期的遭遇,这些往往是史料中鲜有记载或没有记载的,这种情况下,精神分析家应该根据自己所受的训练去采纳一些传说作为历史证据,哪怕是无真实根据的也无关紧要,只要不与已知的事实相矛盾,并与心理学理论相符合就可以了｡不加批判地承认现代证据在历史上的有效性,并将其作为历史证据的替代物,这样对待历史研究,显然是不严肃的｡大量的心理史学较好的作品基本上是由精神分析学家完成,而非历史学家,且存在着将理论套事实之嫌,对历史资料考证不详,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加于其中,按著者自己的方式来重构历史,结果造成心理史学无真实性可言,这与历史追寻的真实性相悖｡这种缺陷的造成,很大原因在于,把人看作“生物的人”超过了“社会的人”,用生理原因解释所有的社会活动｡它往往把人生物化,只重视人的自然特征心理的生理基础,却忽视了人的社会特性心理的社会基础,片面夸大遗传对人类行为的作用,却忽视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发展对人类行为改变的作用｡从心理史学的诞生来看,它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学家用历史证明其理论的产物,而且因而出现上述缺陷就不足为奇,但将心理史学作为一门进行历史研究的史学方法的话,这种缺陷可能是致命的｡应用心理史学作历史研究,必须依据不同的历史情境考察社会､文化､环境等多重因素对历史人物心理的影响｡集体心理心理状态是一定群体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相对于个人传记式的心理史学研究,集体心理的分析可能更稳定､更有代表性､更可信,能更好地避免套用理论的弊端｡特别是战争､动乱､饥荒､瘟疫等历史事件,集体心理较之个人心理对历史研究更有帮助｡大卫•斯坦纳德提出“从理论上说,个人德感知性质乃是独一无二的,但事实上,同一文化和社会群体中则经常存在着对象感知上广泛的相似性,它与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间存在着的巨大的对象感知差异性同时并存”,“虽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也不会留心)一个13世纪的公民,一个中世纪的阿日本武士,或一个17世纪教友派信徒的会如何独特地解释米勒-莱尔错觉,但是我们能够知道并应该注意过去不同社会中盛行的一般感知和认知假定的巨大差异”｡在此,试着从宗教､环境､社会结构等方面来把握集体心理,进而分析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心理原因｡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原因涉及到诸多层面,这里,试图将目光集中到一个特殊的群体——新英格兰地区即独立战争爆发地的英国移民,从这一移民群体的身上来发现､分析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心理原因｡
首先,宗教,特别是17､18世纪时期的宗教,对当时的公共活动和私人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出生､成人､结婚､死亡､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等无不与宗教有着密切关系｡最早到达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也就是被后世尊称为“移民始祖”的群体,最初的移民动机便是问题｡他们是一批来自英国的清教徒,由于在英国主张清洗国教内部的天主教残余影响而受到王室的压制,惨遭迫害,不少清教徒被国王囚禁,当时的国王詹姆士一世声称,如果清教徒不顺从,就把他们统统赶出国外｡“移民始祖”是为了逃避宗主国宗教迫害,实践自身宗教理想而来到北美的｡所以说,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从一开始心理上便与宗主国有着一定的离心倾向｡而且,这一群体特殊的移民背景和决定了他们总是雄心勃勃,怀有强烈的使命感或救世意识,这点可以从移民领袖温斯罗普在向他的清教徒旅伴们宣讲教义时的预言得到体现,“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因此,我们如果在已经着手的事业中欺蒙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赐予我们的庇佑,我们就将成为世人笑柄,天下丑闻”｡肩负神圣使命感来开拓新大陆的新英格兰人在殖民地追求独立的重要时刻,也必将责无旁贷,视之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可见,宗教情感为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的独立意识打下基础｡既然在这里提到了温斯罗普,那么顺便说一下对历史上领袖的理解｡埃里克森认为领袖和被领导者是十分近似的,领袖创造性地利用客观世界､社会制度､语言文化区解决自己的问题,就会引起成千上万要求外部世界满足自己需要的人们的共鸣,他与众多的追随者在本质上别无二致｡显然,埃里克森对领袖的解释很难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样板,但在此处,对于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领袖来说,这一解释是合理的｡
其次,环境因素也影响到新英格兰移民的生活方式､社会发展等｡先来看气候条件,位于北部地区的新英格兰气温较低,冬季漫长而寒冷,“波士顿1月平均气温为零下3度,最冷达到零下29度,而南部1月平均气温在10度以上”,2北美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南部比较炎热,弗吉尼亚夏天白天气温在32度左右,最热时可达40度,因为此时各种疾病流行,许多人死于夏季｡因此,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反而使得新英格兰地区较少受到热带疾病的袭扰,各种致命疾病不易流行,人的寿命较长,因而人口的增长稳定而有序｡到达北美后新英格兰居民比较顺利地移植了他们在宗主国时的家庭模式,人口稳步增长,建构起正常的社会关系,并进入良性循环｡家庭是社会结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对于它的重要性可以引用埃里克森在群体研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来说,他认为家庭及其对儿童的抚养形式是将社会价值和社会要求传递给下一代的主要手段｡新英格兰从移民社会向本地人社会的转变比较短暂｡这一转变可谓意义重大,因为第一代移民总会和英国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对故土的思念､对宗主国的留恋使他们或多或少有一种漂泊感,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情感上很难把北美当作他们真正的家园,所以他们对英国有一种归属感,并且仍然会致力于保卫英帝国的利益,使得移民社会仍带有浓重的宗主国特点｡但在北美出生的第二､第三代人不同,他们适应当地的气候与环境,更何况他们没有祖辈的英国背景和故土情结,与宗主国在情感上和血缘上都日益疏远,他们把北美当作自己真正的家园,关心的是本地利益而非英国的,应该说他们的心理已经是美国化的,而非英国式的,产生独立的愿望是必然的｡
再来看地理因素的影响,新英格兰的土地比较贫瘠,土壤中多石块,可耕地很少,在新英格兰地区发展农业的潜力不大,此后的事实也证明这里从来不是美国的主要农业区｡地理环境的限制决定了新英格兰不可能发展南部种植园形式的经济,但与农业条件的恶劣相反,新英格兰发展商业的条件非常优越,新英格兰沿海的山地多与海洋相接,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大小港湾｡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这里的移民更具开放性,眼界更为开阔,经济交流也带动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共同的民族心理也在交流中逐渐形成｡
新英格兰移民的离心倾向在此后应对英国对殖民地的各项法令､措施中愈演愈烈,其中的过程在此不加赘述了｡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说”似乎解释了这一成长过程,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个层次的需要可以概要地解释新英格兰地区从最初接受英王特许状的殖民地走到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爆发地的演变——早期依附英国的殖民统治是出于移民自身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人口的增长､社会结构的稳定促进了社会交往需要;随着共同的民族心理的形成,尊重需要应运而生;为达到自我发展的最高能力,必须争取独立,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自己对于心理学理论的认识十分肤浅,分析可能有误,因而在此不再展开论述｡但在个体或社会遭受挫折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防御机制,当自身的发展已经到达相当高度,而且宗主国的压迫已经难以忍受之时,北美移民所作出的攻击性反应机制是可以理解的｡
针对前文中谈到的心理史学的研究容易陷入理论模式去套历史的弊端,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很有借鉴的价值｡他主张,不应当用头脑中预先准备好的理论框架去硬套历史,而应借助头脑中的心理学只是增加对于历史问题的敏感性,虽然可以借助理论来加强对于历史的解释,但却不能用理论来证实对历史的理解,要证实这种理解应该用历史的证据｡而且,广泛使用心理分析术语可以掩盖作者的混乱､矛盾及对心理学掌握上的欠缺,然而,却使读者望而生畏,使得心理史学著作有心理学上简单化和历史学上倾向归纳主义的趋势｡历史家和精神分析学者处理他们所研究的人类对象的方式基本相同,他们又具有共同的理解和解释问题的方法,因此以历史家惯常应用的方法便可探知过去历史的心理侧面,因此心理历史也可以写成一般的历史｡应用传统的史学方法,配之以对人类心理的敏感,能够产生,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历史学科标准的研究著作｡就如何寻求对人类心理的理解,托马斯•科胡特提出了威廉•狄尔泰的人文科学方法论——靠神会地理解(empathicunderstanding)去认识,就是“在彼中重新发现我”,尽管神会的方法往往被认为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摒弃,但历史学能够回答的最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因而神会理解仍然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唯一实际可行的方法｡总之,历史家在研究往昔的心理侧面时既不需要也不应当依靠心理史学方法,但心理侧面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问题,每个历史实践,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心理侧面,不存在“不合理的”心理史学问题,也没有任何“合理的”历史问题不包括心理侧面｡所以,托马斯.科胡特建议将心理史学成为一般史学,让心理史学家返回历史家的行列｡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某种程度上过于极端甚至被批判为反科学的,但对于心理史学的在实际中的应用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当然,如果心理史学家能够接受心理学与历史学的双重训练,或者能够加强有志于心理史学的历史家同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的密切合作,都将有效促进心理史学的研究｡
随着心理史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对群体心理研究的加强,心理史学所应用的理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主要趋势是突破心理学的局限,走向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与交叉｡彼得•洛温伯格对心理史学所下的定义表达了这种认可——心理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是将“历史学分析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以便形成对往昔更为完满的观念｡类似的观点,也可以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定义中得到,“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就是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部分思想､方法和结论对过去进行考察｡”由此可见,尽管心理史学研究仍以精神分析为主要理论,但其他理论(心理学范畴的和非心理学范畴的)的介入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和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心理史学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更不可能只应用心理史学的方法来作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必须综合心理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以及其他一系列知名的､不知名的研究方法来进行｡
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是可行的､有启发性的,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必须谨慎,不能走到心理决定论的极端,必须勇于探索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尊重历史的真相｡最后,引用理查德•舍恩沃尔德的话来结束本文对心理史学的初探——心理学家敢于再现过去,并声称“我叙述了历史事件”,而心理史学家甚至还要加上“我揭示了过去的心理”,这看来真是荒唐之极｡但是,如果心理史学家不懈地努力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感到:“我从人的心理活动中,发现了人的真相｡”
参考文献:
[1]罗凤礼.“美国的心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2]彭卫.“试论心理历史学的主体原则与理论层次”.载<史学理论>1987.2.
[3]大卫•斯坦纳德著,冯钢等译.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丹尼尔•J•布尔斯廷著,时殷弘等译.美国人——殖民地的历程[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5]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
[6]李剑鸣.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M].人民出版社,2001.
[7]R•C西蒙斯著,朱绛等译.美国早期史——从殖民地建立到独立[M].商务印书馆,1994.
[8]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
[9]托马斯•科胡特著,罗凤礼译.“心理史学与一般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10]彼得•洛温伯格,转引自罗凤礼.心理史学.“美国的心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11]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
[12]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再来看地理因素的影响,新英格兰的土地比较贫瘠,土壤中多石块,可耕地很少,在新英格兰地区发展农业的潜力不大,此后的事实也证明这里从来不是美国的主要农业区｡地理环境的限制决定了新英格兰不可能发展南部种植园形式的经济,但与农业条件的恶劣相反,新英格兰发展商业的条件非常优越,新英格兰沿海的山地多与海洋相接,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大小港湾｡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这里的移民更具开放性,眼界更为开阔,经济交流也带动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共同的民族心理也在交流中逐渐形成｡
新英格兰移民的离心倾向在此后应对英国对殖民地的各项法令､措施中愈演愈烈,其中的过程在此不加赘述了｡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说”似乎解释了这一成长过程,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个层次的需要可以概要地解释新英格兰地区从最初接受英王特许状的殖民地走到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爆发地的演变——早期依附英国的殖民统治是出于移民自身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人口的增长､社会结构的稳定促进了社会交往需要;随着共同的民族心理的形成,尊重需要应运而生;为达到自我发展的最高能力,必须争取独立,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自己对于心理学理论的认识十分肤浅,分析可能有误,因而在此不再展开论述｡但在个体或社会遭受挫折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防御机制,当自身的发展已经到达相当高度,而且宗主国的压迫已经难以忍受之时,北美移民所作出的攻击性反应机制是可以理解的｡
针对前文中谈到的心理史学的研究容易陷入理论模式去套历史的弊端,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很有借鉴的价值｡他主张,不应当用头脑中预先准备好的理论框架去硬套历史,而应借助头脑中的心理学只是增加对于历史问题的敏感性,虽然可以借助理论来加强对于历史的解释,但却不能用理论来证实对历史的理解,要证实这种理解应该用历史的证据｡而且,广泛使用心理分析术语可以掩盖作者的混乱､矛盾及对心理学掌握上的欠缺,然而,却使读者望而生畏,使得心理史学著作有心理学上简单化和历史学上倾向归纳主义的趋势｡历史家和精神分析学者处理他们所研究的人类对象的方式基本相同,他们又具有共同的理解和解释问题的方法,因此以历史家惯常应用的方法便可探知过去历史的心理侧面,因此心理历史也可以写成一般的历史｡应用传统的史学方法,配之以对人类心理的敏感,能够产生,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历史学科标准的研究著作｡就如何寻求对人类心理的理解,托马斯•科胡特提出了威廉•狄尔泰的人文科学方法论——靠神会地理解(empathicunderstanding)去认识,就是“在彼中重新发现我”,尽管神会的方法往往被认为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摒弃,但历史学能够回答的最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因而神会理解仍然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唯一实际可行的方法｡总之,历史家在研究往昔的心理侧面时既不需要也不应当依靠心理史学方法,但心理侧面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问题,每个历史实践,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心理侧面,不存在“不合理的”心理史学问题,也没有任何“合理的”历史问题不包括心理侧面｡所以,托马斯.科胡特建议将心理史学成为一般史学,让心理史学家返回历史家的行列｡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某种程度上过于极端甚至被批判为反科学的,但对于心理史学的在实际中的应用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当然,如果心理史学家能够接受心理学与历史学的双重训练,或者能够加强有志于心理史学的历史家同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的密切合作,都将有效促进心理史学的研究｡
随着心理史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对群体心理研究的加强,心理史学所应用的理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主要趋势是突破心理学的局限,走向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与交叉｡彼得•洛温伯格对心理史学所下的定义表达了这种认可——心理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是将“历史学分析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以便形成对往昔更为完满的观念｡类似的观点,也可以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定义中得到,“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就是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部分思想､方法和结论对过去进行考察｡”由此可见,尽管心理史学研究仍以精神分析为主要理论,但其他理论(心理学范畴的和非心理学范畴的)的介入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和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心理史学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更不可能只应用心理史学的方法来作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必须综合心理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以及其他一系列知名的､不知名的研究方法来进行｡
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是可行的､有启发性的,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必须谨慎,不能走到心理决定论的极端,必须勇于探索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尊重历史的真相｡最后,引用理查德•舍恩沃尔德的话来结束本文对心理史学的初探——心理学家敢于再现过去,并声称“我叙述了历史事件”,而心理史学家甚至还要加上“我揭示了过去的心理”,这看来真是荒唐之极｡但是,如果心理史学家不懈地努力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感到:“我从人的心理活动中,发现了人的真相｡”
参考文献:
[1]罗凤礼.“美国的心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2]彭卫.“试论心理历史学的主体原则与理论层次”.载<史学理论>1987.2.
[3]大卫•斯坦纳德著,冯钢等译.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丹尼尔•J•布尔斯廷著,时殷弘等译.美国人——殖民地的历程[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5]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
[6]李剑鸣.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M].人民出版社,2001.
[7]R•C西蒙斯著,朱绛等译.美国早期史——从殖民地建立到独立[M].商务印书馆,1994.
[8]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
[9]托马斯•科胡特著,罗凤礼译.“心理史学与一般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10]彼得•洛温伯格,转引自罗凤礼.心理史学.“美国的心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论文关键词：新历史主义；特征；文本性；政治性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舶来品，它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文学界。20世纪80年代，在渡过了西方“历史主义危机”之后，人们又重新追问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以反抗形式主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征。
一、历史与文学
(一)历史是什么。从历史理论来说，新历史主义的“新”是相对于传统历史观而言的，这最主要表现在它对历史的性质的再认识上。而对“历史是什么”的回答，构成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传统的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历史是独立于历史研究者认识主体的、独立于他的研究手段(“发现”)和工具(“语言”)的实际存在。如果历史研究者在把握历史的过程中能够克服和排除主观因素，透明地运用其语言工具，他就能够再现般发掘出埋藏在时间风尘下的“史实”，并由此获得关于历史的不容置疑的“真理”性发现。在新历史主义看来，上述的历史观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它本身就是非历史的。历史研究者的主体(“人”)和他的工具(“语言”)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任何具体的人在借助语言而把目光投向过去的时候，他的视点和视野都已经被限制在某一现刻历史、语言的历史沉淀以及它们错综的复合影响之中。
展现在他眼前的不过是他所看见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本身”。因此，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现时的人对过去的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以话语的形式存在，它是被写出来的。至于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他们则不管，他们认为历史主要由一些文本和一种阅读、阐释这些文本的策略组成。
对此美国文艺理论家海登·怀特说：“从这种观点看，‘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在这里，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描述，而这种描述并非纯粹的客观再现，而是语言对事件的再度构成，其中必然渗透着语言运用者对事件的解释。
因此，历史被看作一个文本。海登·怀特还进一步论证道：“不论历史事件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它们都是实际上发生过的事件，或者被认为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件，但都不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件。作为这样的事件，为了构成反映的客体，它们必须被描述出来，并且以某种自然或专门的语言描述出来。后来对这些事件提供的分析或解释，不论是自然逻辑推理的还是叙事主义的，永远都是对先前描述出来的事件的分析或解释。描述是语言的凝聚、置换、象征和对这些作两度修改并宣告文本产生的一些过程的产物。单凭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说历史是一个文本。”
历史是一种话语，或一种文本。这种历史观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社会的色彩，是后结构主义者历史观的延续。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把历史称为一种“历史叙述”或“历史修撰”，正是突出了历史的文本性，用福柯的话说就是，原先的一个大写的单数的“历史”(History)被小写的复数的“历史”(histories)取代了，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历史，只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的历史。福柯的这种历史观正应和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信念，即人们只有通过文本才能思想和感知，而文本之外的世界对于人的思想来说是不存在的，没有意义的。
作为话语或文本而存在的历史，带有一般文本的特征，想象和虚构因此而成为历史文本无法摆脱的特质。海登·怀特曾说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便是基于对历史文本的想象与虚构特质的理解而作的评论。这也就是说，历史从来就不能脱离想象而存在，历史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语言阐释，它不能不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与此相关，所谓历史真实并不等于事实，它是事实与一个观念构造的结合，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绝对的真实，一种离开具体观念和阐释语境的真实。历史话语中的真实总是存在于一定的观念构造之中。
(二)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当海登·怀特把历史的深层结构解释为“诗性”的时候，他已经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建立起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的联系。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相似。在传统历史学家那里，历史的特质是“真实”，它记录的是真实的事件，而这种“真实”与文学的特质“虚构”恰成对比，两者是格格不入、不容混淆的。但新历史主义者打破了历史的“真实”假象，他们认为，历史文本的运作方式是“编织情节”，即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的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这种编织情节的方式与文学话语的虚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
因此，在旧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中，文学文本被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认为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映。那么，旧历史主义批评家所从事的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任务就是一种“还原”历史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通过把文学作品放到它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中，来试图再现出作者的原来的意义，从而把握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意义。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因为它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一种简单的说法就是，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或者说历史是背景，文学作品是前景。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而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由特定文本构成。在他们看来，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在新历史主义者眼里，文学与历史并无明显的界限，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复杂的相互纠缠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他们所关注的，并非通常人们理解的那种虚构的、想象的、狭义的文学，而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换句话说，新历史主义批评从事的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而在具体批评行为的实施过程中，我们既能看到“用文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也能看到“用历史的方法研究文学”。
二、文学与政治
当新历史主义用“文本性”和“互文性”填平了历史文本与非历史文本间的鸿沟，拉近了历史客体与当代主体间的距离时，并不意味着要把历史文本理解成凭空捏造，新历史主义的目的是揭开作为教科书或史书的“历史”的神秘的面纱，让人看到其形成轨迹，发现文本的“历史性”。在这方面，它对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多有借鉴。福柯用“话语”连接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中的整个社会机制、惯例、习俗等，这就使文本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指向社会历史。话语实践植根于社会制度之中并受其制约，总是体现着权力的关系。由此，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指出，不论历史或文学，作为文本，它们都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场所，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传统和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
同时，福柯挑战现存历史定论的勇气也给了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以莫大的鼓舞。福柯说，在任何一个看似处于某种统一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历史时期中，都充满了被压抑的它异因素，历史学家必须在他的谱系研究中对它异和断裂给予格外的关注。研究断裂就是研究特定的话语、社会形态的形成条件，并由此对它进行批判，而不是认可；昭彰它异不仅否定了统一意识形态的神话，而且通过历史定论对它异因素的压制过程和方式可以透视出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的机制运作情况。
因此，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批判也就必然包含着对现今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目的不在于马上颠覆现存的社会制度，而在于对此制度所依存的原则进行质疑。新历史主义批评所关心的不只是主导意识形态所维持的表象，而更重要的是这表象下被压抑的它异和破坏性因素。
摘要：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只有当学生学习有了兴趣，才能表现出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才能在学习中发扬开拓和探索精神，以顽强毅力去克服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不仅要把日常生活、生产劳动中发生的现象、问题与教材紧密联系起来，使学生认识到学习的现实意义。
还须把历史引入教学中。把科学理论的建立，科学发现的过程，科技发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用生动事例展示给学生。并通过了解物理学家的生平、各学派间的争论以及尚未解开的物理课题来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让学生从中学习到物理学家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方法，不断提高自身科学素质、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变被动学习为主动获取知识。
有助于对物理知识的理解和把握。
根据教材编排特点，分单元讲解、分析发展史不仅有助于学生了解各概念、定理、定律的来龙去脉和科学知识的运动过程，而且有助于学生按规有的形式和体系来理解和把握物理知识，从而逐步掌握正确的科学思维方法。例如，在讲高二年级“磁潮和“电磁感应”的时候，以奥斯特发现电流的磁效应为线索，向学生介绍人类对磁及电和磁关系的认识过程。通过讲解安培、法拉弟和愣次等人在揭示电磁关系工作中的艰辛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使学生在有了对电磁发展总体认识基础上，加深对教材的理解和对左、右手定则、法拉弟电磁感应、愣次定律、磁通量等关键点的把握。
有助于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物理学的理论和实践有着辉煌的成就。例如，在理论著作方面，《墨经》中对力学、光学的论述；《天工开物》中关于简单机械的记述；《梦溪笔谈》对磁角的论述，《考工记》中关于工程技术，声音传播的记载等在当时都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就是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在实用技术方法，更是举不胜举。指南针、地球仪、浑天仪、船闸、石拱桥、火箭等，都是我国最早发明的。教学中结合教材内容，介绍我国在物理学方面对世界的杰出贡献，可以使学生了解祖国古代灿烂文化，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有助于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中学物理教学内容中，概念、定理、定律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教学中，有意识地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物理学发展历史，阐明概念、规律。结合物理学特点，进行物质第一性、物质的运动性和对立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教育，可以使学生从中领会其中所包含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犎纾籂介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我们就可以把“新生事物不可战胜”这一哲学观点渗透进去。相对论的建立打破了统治三百年之久的牛顿时空观，开辟了物理学新领域。但是，在相对论最初提出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大多数物理学家所承认，反而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甚至出现对爱因斯坦进行声讨和人身攻击的事件，然而，真理是不可战胜的，不管反对的势力如何强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理论和实践日益证实了相对论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在今天，它被广泛应用于天体物理学、字宙学和原子核物理，而目不断被实验所证实。
在科学分类中，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伦理关系历来都被看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在一种有着相似文化类型的社会中，大致有着相类似的伦理关系，以及由这种伦理关系构成的社会结构类型。即使同一文化类型的社会分属于不同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差别也往往表现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对于社会的存在来说，往往还是相对表面的现象，在更深的层次上，他们的伦理关系、社会的伦理结构及其伦理观念，有着不可怀疑的一致性。所以说，伦理学的话题往往是一些永久性的话题。在一定的同一文化类型的社会中，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在重复地谈论着同一话题。这表明，在历史的纵向维度上和在现实的横向维度上，伦理话题都是最具普遍性的话题。
但是，伦理话题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普遍性其实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在20世纪，一个明显的社会发展趋势就是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和科学的分化，社会生活在以往的历史发展的前提下进入了加速分化的阶段。同样，科学的学科分化也令人目不暇顾。在这种情况下，伦理话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开始得到证实，存在着一般性的伦理研究和特殊的伦理研究并存的科学事实。一方面，重复着以往时代的伦理话题继续加以研究，依然是伦理学的主流，甚至出现了更为系统、更为深入的伦理哲学省思。另一方面，关于具体的社会生活领域的伦理考察也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兴趣，人们深入地分析一些具体的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特殊的伦理关系类型，提出职业道德规范体系的建设。这就是在20世纪后半期开始成为伦理学研究热点的职业道德研究。公共管理伦理学就是在这种科学和社会发展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一门科学，它是作为对公共管理领域中的伦理关系作出专门研究的科学，并根据这一专门研究对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道德规范作出规定。
“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一门新学科，它的前身可以看作为“行政伦理学”。在稍早的时期中，人们曾经试图通过对行政体系作出伦理思考去建立行政伦理学，但这个尝试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根据韦伯等人经典的官僚制理论，行政体系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的，它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对科学性的追求，所以，以谈论价值问题为宗旨的行政伦理学一时很难得到人们的认为。近年来，行政管理的问题开始出现了社会化的趋势，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政府专有的管理形式，而成为一种扩展到许多非政府的社会公共部门的管理形式。当行政管理的方式被推广到非政府部门的时候，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出现了许多不适应的情况，因而需要改革和调整。一方面，使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被改造为适应非政府公共部门管理的管理方式；另一方面，这种管理方式在非政府部门的成功又对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要求政府部门的管理也采纳非政府部门的管理经验。这样，就出现了公共管理这个特殊的管理形式。可见，公共管理是从传统的行政管理中发展而来的，但又不能根据传统的行政管理的理论和观念来认识它，它是一种新型的管理形式，根据管理学的术语，干脆把这种管理形式称作为管理的新模式。
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与公共管理联系在一起的，是公共管理这种新的管理模式提出了建立公共管理伦理学的要求。就公共管理自身而言，它的出现决非历史的偶然，更不是一些标新立异的学者们的杜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管理模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逻辑上讲，管理的历史是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的，有了人也就有了管理。因为，人在今天已经被公认地称作为社会的动物。从人类历史的形成来看，单个的人是不能被称作为人的。我们无法设想，一个单个的人可以从猿进化为人，从猿到人的转变必然是一个整体进化的过程。人是在社会的整体中才能成为人和被看作为人，离开了社会的整体，就无法理解人与动物还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而人作为社会的人，他的最为基本的存在形式就是他们之间的集体活动和协同作业。这之中，必然包含着管理关系。也许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这种管理关系是极其简单的。但无论它多么简单，毕竟是作为一种管理关系而存在的。所以，我们说，即使在最为原始的人类社会中，也必然存在着管理关系，有着管理活动。
行政管理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当然，在一些“类国家”的原始部落中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行政管理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原始部落称作为“类国家”的话，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把这种初级形式的行政管理称作为“类行政管理”。因为我们谈论行政管理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把包含着这样几项内容的管理形式称作为行政管理的：(1)有着相对固定的行政等级序列；(2)有着相对固定的行政管理人员；(3)有着相对稳定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授
权；(4)最为根本的，还是出于社会秩序的需要而从事的管理，这一点是它区别于其它形式的管理的根本。用现代观念来看，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一种以非盈利为目的的管理，它所服务的是社会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在迄今为止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这种所渭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也可以被直观地理解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的那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
行政管理的出现标志着管理领域和管理类型的分化，或者说，行政管理的出现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当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领域，社会成员生活内容的多元化以及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多样化，都提出了多重管理形式的要求。如果说在国家形成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行政管理都是服务于一个特定集团的统治的要求的，是服务于阶级利益的实现的。这种行政管理的范围，也主要表现为以对官吏的管理为基本内容的管理，它的外部功能极其有限，在国家政权的运作体系之外，存在着相对自主的经济生活、家族式的社会团体生活、宗教团体生活等等，这些管理与行政管理联系并不紧密，同时存在很大差异。当然，从历史上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惟有行政管理发展比较充分，其它形式的管理对于管理史的研究来说，都具有加以考察的价值。
从抽象的意义上说，行政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在近代社会出现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内，行政管理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存在，一切行政管理的活动都从属于统治的目的。所以我们把这一历史时期中的行政管理称作为统治行政。这一行政管理类型的主要特征是它的职位继承制和强烈的排外性，虽然在中国发明了科举考试，对于校正行政管理的排外性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并不意味着在本质上改变了统治行政的排外性特征。近代社会以来，随着服务于统治目的的行政管理的出现，出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要求的行政管理开始迅速增长。我们把这种历史趋势的成熟形态称作为管理行政。在管理行政服务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这一目的之中，包含着行政管理更多地接受公共的参与，更多地接受社会的监督，甚至存在行政管理社会化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管理行政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公共行政了。所以，近年来，人们把近代成长起来的管理行政称作为公共行政。但是，管理行政并不是人类行政管理的终极形态，更高级的行政管理模式应当是服务行政，对于这种全新类型的行政模式来说，国家的行政体系对于社会的作用不仅远远告别了统治的功能，而且也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而对社会所实施的管理，它是一种从属于服务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不仅在客观的制度或体制设置上体现了为社会服务的目的，而且在行政人员的主观动机中深深地蕴含着时时处处从公共利益出发，为公众、为社会服务的强烈愿望。服务行政是完成了的公共行政，只有这种行政模式
才能充分体现出自身的公共性质。服务行政并不是空想，在20世纪后期的行政改革中，我们常常看到这种理论渴求和呼吁，而且行政体制的重塑，在许多方面反映出了这种趋势。
二、在行政学的演进逻辑中看“公共管理伦理学”
近代行政管理的发展大约在18世纪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论陈述，而系统原则的制定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作出的。1887年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行政之研究》的论文，提出了建立专门的行政管理科学的构想。威尔逊建立行政管理学的构想，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行政管理专业化的总结性意见，被我们称作为管理行政模式的理论表述。然而，行政管理学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行政管理从自然发展走上了自觉建构的进程。也就是说，自威尔逊开始，行政管理的组织、体制、程序以及行政人员的作用，都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范围，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这样一来，行政管理的经验可以得到及时的总结和概括，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又极大地促进了行政管理实践的发展。所以，对20世纪行政管理的研究，往往可以通过研究它的理论形态而得到一个完整的概观。
我们说威尔逊的论文《行政之研究》提出了建立专门的行政管理学的构想，这决不意味着它的贡献仅仅在于提出了这样一项建设性的意见，而应当理解成整个人类行政管理历史的继往开来。威尔逊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基于对人类行政管理的历史的深刻认识下提出的，反映了行政管理实践的客观要求以及人们希望对行政管理的规律和技术进行专门探讨的要求。比如，行政管理与其生态环境的关系、行政管理专门化中的法制建设、行政管理殊的技术性要求、行政管理自身的特殊目标等等，这些问题都被涵盖在威尔逊的建议之中了。所
以，威尔逊关于建立专门的行政管理科学的建议能够得到热烈的响应。
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出现以后，为学者们开辟了一个巨大的科学畅想空间，使学者们积极地投身到行政学理论模型的建构中来，从而推动了行政学的发展。近年来，人们开始研究行政（管理）学100多年来的发展历史，提出了所谓行政学的范式转型的历史构想。其实，近100多年来，行政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虽然这种渐进与其它学科相比，速度是极快的，但如果说在这100多年中已经存在着多次范式转型，则有着夸大的嫌疑。因为，就其根本来说，行政学的理论一直还停留在对管理行政模式的描述和理解上。即使在今天，行政管理的概念已经泛化，行政管理的形式已经社会化，人们不满足于沿用行政管理这个称谓来对这种管理形式加以描述，而是发明了“公共管理”这个概念。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是行政管理内容的扩展和形式的推广，与库恩所讲的“科学结构的革命”这样的要求相比，还不能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范式革命。只有当服务行政的观念和科学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我们才能说，行政管理学实现了一场范式革命。
在这里，我们也按照当前流行的“范式研究”的学术倾向来思考行政学发展的历史。我们认为，在这期间并不存在着5次或更多的范式转型。根据我们看法，在管理行政的理论模式中，如果根据不同理论之间的一些差异而把它们称作为不同的理论范式的话，那么，是存在着三个理论范式的。他们分别是“威尔逊—韦伯范式”；“西蒙范式”；新公共管理运动所代表的“公共管理范式”。它们一道构成了行政学从宏观建构到微观思考、从制度安排到个人价值的张扬、从管理的效率目标到管理质量评估、从管理者的自我中心主义到管理对象中心化等等这样一个发展进程。
威尔逊—韦伯范式是现代行政学的传统范式。如上所述，威尔逊提出了建立专门的行政管理学的构想，并提出了政治与行政二分的理论原则。威尔逊认为：行政与政治不同，“行政管理的领域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的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行政管理是置身于‘政治’所特有的范围之外的。行政管理的问题并不是政治问题。虽然行政管理的任务是由政治加以确定的，但政治却无需自找麻烦去操纵行政管理机构。”“政治是‘在重大而且带普遍性的’方面的国家活动，而在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则是‘国家在个别和细微事项方面的活动。因此，政治是政治家的
特殊活动范围，而行政管理则是技术性职员的事情’，‘政策如果没有行政管理的帮助就将一事无成’，但行政管理并不因此就是政治”[1]。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要把政治与行政区别开来。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是在古德诺那里得到了系统的理论阐发的。古德诺在他1990年出版的《政治与行政》一书中认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而行政是这种意志的执行。他说：“在所有的政府体制中都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或基本的政府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和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在所有的国家中也都存在着分立的机关，每个分立的机关都用它们的大部分时间行使着两种功能中的一种。这两种功能分别就是：政治与行政。”[2]而行政的职能无疑就是由专门的行政机关来执行的。正是在威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的二分原则下，关于行政体系的专门研究才能成为可能；也正是在这一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前提下，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才成为行政管理组织模式的典型形态。因为，在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原则下，行政管理可以被作为专门的技术化领域来看待。
虽然威尔逊把行政管理的领域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提了出来，但这个领域的体系、结构、运行机制是什么样子？行政程序应当从属于什么样的具体原则？行政人员之间应当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都由韦伯来作出了回答。韦伯的官僚制(bureaucrscy)理论就是首先被作为行政组织理论看待的。韦伯是以社会史比较研究的方式提出他的官僚制理论的，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韦伯特别关注古代那些伟大的文明国家中所存在过的组织方式，以及在那些组织形式中所存在着的具有共同性的行为类型。通过对古代埃及、罗马、中国、拜占庭帝国以及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的官僚制进行历史考察，韦伯找出了理想的官僚制模型：它在组织形式上，从属于科学性的原则；在体制设置上，从属于形式合理性的原则；在运作程序上，从属于合理—合法的原则；在组织成员的行为方式上，属于建立在权威基础上的集权类型；在组织成员的关系上，属于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模式……学术界一般把韦伯的理想官僚制模型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1)在职能专业化的基础上进行劳动分工，按权力自上而下排列成严格规定的等级层次结构体系。每一个下级机关在上一级机关的控制和监督之下，同时，由下到上又有着申诉和表示不满的权力。(2)有明确划分责权的规章制度。按系统的劳动分工确定机构和人员的职责领域。为了履行这些职责，提供必要的权力，需要有明确规定的必要的强制性手段，其应用的条件也予以详细规定。(3)指导一个机关行为的规则、包括技术性规则和行为准则两个方面。为了合理地应用这些规则，必须对有关人员进行专门训练和培训。(4)系统化的工作程序与公私分明的界线。管理行为都依据
一套严格、系统而明确的规则，管理当局的成员与组织财产要明确分离，办公场所与居住场所也要分开。(5)严格的公事公办。非个性化的机构赋有特殊的权利与义务，它们是组织而不是职位占有者的财产。任何任职者都不能滥用其正式的职权，只受有关准则的指导，但合法权力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行使。(6)对官员注重知识和能力。每个机构都通过竞争
性选择来招聘人员，根据技术以及非个性的标准确定职位侯选人，基于资历、成就或两者兼而有之进行晋升。正是由于韦伯对官僚制作出了如此具体的描述，才使威尔逊关于行政管理是一个专门化的领域的设想得到了系统的理论证明，才使行政管理体系的完善成为一个自觉的进程。
但是，我们也看到威尔逊—韦伯范式是建立在两个理论假设之上的：第一，政治与行政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政治的领域是国家意志的表达领域。国家意志的表达，无疑是通过公共政策进行的，也就是说，政治的领域是制定公共政策的领域即决策的领域，而行政管理则属于对国家意志的执行，这样，决策与执行是分属于不同的领域的，被看作是可以分割开来的一个总的过程中的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二，在得到充分发展的威尔逊—韦伯范式中，我们看到，行政管理的体制功能、组织结构等具有可操作性的要素得到了强化。围绕着行政管理的效率目标，服务于科学化、技术化的形式合理性，被突出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一切个人的主观判断和价值因素，都被作为一种“巫魅”而加以祛除。根据这种理论所提供的原则去推动公共行政实践的发展，只能有一种结果，就是追求公共行政体系的科学化、技术化，否定伦理的、政治的等一切价值因素在公共行政运行中的作用。近代社会的发展，作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个不断突出人的历史发展进程。在公共行政的领域中，突出法律制度的因素，用科学化、技术化的工具理性追求来排斥人的价值和意义，是与整个近代社会的历史进步趋势不相协调的。所以，威尔逊—韦伯范式受到怀疑甚至挑战都是合乎情理的。
我们提出“西蒙范式”，是由于西蒙的管理思想中包含着一个可能会从根本上提出要求变革威尔逊—韦伯理论的内容。这些内容的核心表述就是所谓“管理就是决策的”的论断。从行政学的角度看，西蒙关于“管理就是决策”的论断的意义就在于提出了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科学与价值的统合问题。尽管在微观的管理活动中，管理学家们强调研究目标的科学依据问题，但是，认真地考虑起来，任何目标的指向都只能从价值的意义来加以把握。而且，我们可以说，目标本身就是一定的价值体现。管理活动愈是在宏观范围内展开，其价值特征也就愈益突出。所以，任何决策都是以突出价值因素为特征的，无论怎样强调决策的科学化，都无可否认决策的价值考量和决策的价值旨归。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来说，价值考量和价值旨归是首要的和第一位的。可见，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持有价值的视角是无需置疑的。问题是传统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是把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公共政策的执行孤立开来了，就在理论上导出了公共行政排斥一切价值的考量，只有在公共行政之外，即为公共行政的行为体系提供动力的源头，才会考虑价值的问题。西蒙的论断却打破了这种二元分立的神话，虽然他并没有对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发表更多的意见，只是在《管理行为》等著作中对
政治与行政二分这一经典原则作了一些象征性的批判。但是，当西蒙的理论认为决策与执行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时，实际上是逻辑地包含着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一个统一过程的内涵的。而进一步的逻辑推论就是，对于整个公共行政的体系而言，科学与价值是相统一的。
属于“西蒙范式”的意见也包含着政治学家们的看法，罗伯特·达尔从政治学的视角来考察行政管理的问题时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在《经典公共行政科学的三个问题》中，对行政学研究排除价值的考量表示了极大的怀疑，认为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片面追求效率目标而不考虑价值因素是不可能的。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学家，他对管理的认识是片面的，他以为纯粹的管理是可以不考虑价值因素的，而公共行政不是纯粹的管理，它必须考虑价值的问题。其实，作为科学抽象“原本”的现实社会实践，是一个综合为一的总体，何尝存在过纯粹的管理，即使对于管理而言，价值因素也是必须加以考虑的。当然，达尔关于公共行政要比私人管理更多地考虑价值因素的意见是对的。[3]因为在公共行政的领导中，人的社会行为更多地是从属于公共目标，要求行为的主体尽可能地提供更多的公共支付，以适应公共行政在历史的承袭过程中所拥有的文化环境等因素的要求。
“西蒙范式”中要求突出管理以及公共行政中的价值因素的思想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得力于一批年轻的行政学家们，那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所谓“新公共行政运动”。“新公共行政运动”把“西蒙范式”中要求突出价值因素的愿望具体化为公共行政能否维护社会公正和促进社会公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和考察现实，他们发现，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行政人员的“价值中立”只是一个神话，回避社会公平的问题，不仅不能使公共行政在效率方面做是更好，反而会做得更坏。根据新公共行政运动的看法，与其回避这个问题不如正视这个问题，那就是在提出公共行政的效率目标的同时，也要提出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目标。“新公共行政”的这种立场可以看作是“西蒙范式”的典型化，它把西蒙等人在公共行政中考虑价值因素的要求明确化为公共行政价值目标的提出。对于一切行为体系来说，目标的转变也就意味着行为方式、方法的重大转变。“新公共行政运动”在确立公共行政的价值目标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它提出了一系列从属于这一目标的公共行政体系的改造方案。对于行政学这门学科的发展来说，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出现给人们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是“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一下子成了时尚。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新公共行政运动”实际上已经可以看作是“西蒙范式”的完成形态。
继“新公共行政运动”之后出现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不仅是一场行政改革运动，而且与实践中的行政改革相伴的理论探索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行政学范式。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理论实现了对20世纪行政学发展成就的整合。它之所以不同于“西蒙范式”，是因为它不想在理论上实现对既有的行政学理论作出全面的批判性反思，不是希望通过提出新的理论原点来实现对已有理论的突破，而是着力于解决现实所提出的问题，根据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来对已有的理论作出评价。所以说，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突出了美国传统的实用主义精神，是美国文化开始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张扬的典型表现。由于新公共管理不注重理论建设，只着力于解决现实问题，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缺乏理论的理论范式。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有着自己的特点，既模糊了不同领域和不同学科的边界。从学科的角度看，当新公共管理把视线放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的时候，它是不考虑学科之间的区别的，无论是经济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和管理学的，任何理论、观点，只要是对于解释和解决公共行政实践中的问题有所启发，它就毫不犹豫地加以吸收和利用，从而模糊了专门研究政府管理的行政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界限。从实践的角度看，当新公共管理解决现实问题时，它并不考虑这些问题的性质，不考虑它是属于哪
个领域和哪个部门，它只考虑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性方案。这样，政府中存在的问题并不被看作是与政府的性质联系在一起的，而是与其它部门的问题都一样的，所以，解决其它部门中所存在的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可以应用到政府部门中来解决政府中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在观念上模糊了政府与其它部门之间的界限。结果，政府只是被放置在与私人部门的区别中，才有着自己的特点，在公共领域中，它也被作为一个公共部门来加以看待，其它公共部门的运行方式、处理与私人部门之间关系的经验，也可以被吸收到政府中来，政府在管理方面的经验以及任
何一个方面的创新，都可以推广到其它的公共部门中去。以致于行政管理这个概念已经不再适应于描述行政人员的行为体系，只有使用公共管理的概念才能反映出这种泛化了的行政管理的特征。可见，新公共管理所意味着的是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是对传统的行政管理的突破。不管今天或以后人们对新公共管理运动作出什么样的评价，它泛化行政管理的成就将会作为一种历史趋势而保留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在研究与政府相关的问题时，以及在从事相关的学科建设的时候，必须立足于这样的学科发展现实。必须从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来考虑问题。
通过上述的考察，我们看到了行政学的发展和从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的演进历程。“西蒙范式”的积极意义是提出了公共行政中的价值问题，提出了对政府进行伦理考察和定位的可能性。而新公共管理则进一步把政府公共部门化，在模糊政府与其它公共部门的界限的同时，也突出了公共管理的公共特征。所以，新公共管理是悄悄地把价值问题放在了现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之中了，如果对这个过程加以理论思考的话，那么，建立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现实根据就变得非常充分了。
【参考文献】
[1]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M].****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14-15.
心理学史是对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历史研究，是心理学的核心课程之一。对于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心理学史是必备的知识基础，也是学习和未来从事研究的起点。而对心理学的学科发展而言，心理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更是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心理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学科。这种特殊与研究对象——人的心理与行为的高度复杂性有关。人的心理与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个体的生理与遗传基础、社会与文化环境、家庭与学校教育、心理与行为的客体或对象、业已形成的人格与个性特征、身体与心理健康状况、特定的心理状态、特殊的时空境遇等。心理学对于人的行为和心理原因的解释分不同层面。在宏观层面，主要从遗传基因（秉性变量）和社会文化（环境变量）两方面对人类行为和心理做出概括性解释；在中观层面，则以某一特定个体的机体变量如高级神经活动类型以及该个体的成长经历对其个体性的心理和行为给以解释；在微观层面，则试图对构成行为的每一细小动作的原因做出内在神经和心理机制及过程的解释。由于心理学的学科体系由出自不同文化立场的多种不同理论构成，因此，无论是就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总体而言，还是对某一具体行为的原因而言，都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以攻击为例，心理生理或生物学试图从女性的月经周期、暴力凶杀犯的脑机能障碍等方面做出解释；心理动力学则认为攻击行为是对挫折的反应；行为主义认为攻击行为源自过去经验过的对攻击性反应的强化；认知理论则强调个体对于暴力和攻击所形成的认知观点和态度的重要性。上述各种解释无疑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究竟哪一种解释更合理则无法给出最终的结论。
心理学从未成为一门统一的学科。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来说，心理学缺乏一个稳定的“范式”，从未像其他规范科学那样形成为学科共同体普遍接受的理论基础。在心理学创立之初，学科内部便同时存在着四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或研究模式：以冯特、艾滨浩斯和铁钦纳等心理学家为代表的，以意识内容为研究对象，以实验内省为研究方法的实验心理学研究模式；布伦塔诺为代表的，以意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非实验研究模式；以弗洛伊德和荣格为代表的，以潜意识为研究对象和使用临床方法的精神分析研究模式；以英国心理学家高尔顿和美国心理学的创立者詹姆斯为代表的，以适应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研究模式。上述几种研究模式各自强调人类经验的不同方面，构建出不同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心理学内部早期的分裂。在心理学随后的发展中，又先后出现了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新精神分析等不同的学派，学派纷争使得心理学的学科分裂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当代心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出现多元化趋势，出现了后现代心理学、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女性主义心理学、话语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积极心理学、进化心理学、叙事心理学、生态心理学、解构主义心理学、本土心理学、主体心理学、意识心理学、多元文化心理学和联结主义认知心理学等多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或研究模式。
如培根所言，鉴古而知今，读史以明智。面对如此纷繁复杂、林林总总的心理学学科体系，任何一个即将以心理学为业的人必须首先对前人的研究严加辨析，对心理学史上先后出现过的各种流派或研究模式及其发展有一个系统的领会和把握，而心理学史便是为这种思考过程提供导引。对于研究者个人而言，这种思考将帮助他选择未来的研究立场，而对于心理学而言，这种史学思考和理论研究无疑将决定学科未来的发展走向。
二、心理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丰富和加深了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认识和理解
心理学史不仅仅是心理学一门学科的历史，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缩影。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人总是有意识地追求某种目的的。“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由于任何一种历史事实的发生都是人类的内心世界驱动的结果，对任何时期的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对历史人物心理的研究，人的心理因此成为“历史研究的正当内容，是历史学家能够加以探究的人类过去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有历史学家对此明确指出：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一个心理的事实，历史问题其实也是心理问题。从心理学的立场看，这里存在着一种逆向逻辑：心理事实反映着历史事实，心理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多、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等为背景，心理的文化历史性和社会建构性逐渐成为心理学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之一。社会建构论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取向正在从不同的侧面向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心理咨询与治疗、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领域广泛渗透。新方法论的核心特征是强调心理的社会文化建构性。新方法论认为，个体为了被社会承认和接受，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学习，不断地将那些指导和确定思想、行为的社会文化模型内化为自己的心理模型。与此同时，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和体现，对人的思想、行为起着结构性作用。个体在接受一种语言的同时也在接受一种相应的文化和行为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构造了人的感知，甚至构造了人的感官、构造了人自身。
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社会心理学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学科分支，称为“历史的社会心理学研究(HistoricalsocialPsychologyinquiry)”，致力于探索心理发生的语言、哲学、社会、历史、文化之根源，其研究成果为当前正在发生的心理学方法论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理论根据。该种研究认为，由于社会文化总是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心理作为社会文化的投射，便具有历史性。正如俗话说，“不同年代谈不同的恋爱”。最简单的现象中往往隐藏着最深刻的原理。20世纪50年代的我国，人们对新社会充满了新奇与热爱，思想单纯，择偶重人品、少功利。“”特殊的社会背景使得政治条件成为择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找对象看出身，吃香的是军人或工人。70年代末高考恢复之后，知识成为“第一生产力”，大学生、知识分子一度成为青年人追捧的对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和物质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拜金主义开始盛行。目前，房子、车子、票子等经济和物质生活条件成为很多人心目中最基本的择偶条件。可见，人的心理确实是“历史的”。
以人的内在心理作为一极，以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作为另一极，两极之间构成一个系统，彼此以人的社会行为、活动或社会实践作为中介相联系。外部世界的变迁通过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内化进入人的心灵，引起人的心理的变化。而个体心理的变化又通过人的行为体现和释放出来，反馈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促进或影响后者的发展。传统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主要局限于个体内部，即个体内在的心理要素、结构与机制等，其弊端在于不能很好地解释人的心理的发展变化、主体与客体、人与社会的交互关系等问题。以多元文化价值理念为宗旨的新的方法论则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由个体内在心理结构和外部社会条件相互联系构成的完整的生态系统，其中重点关注人的心理与外在社会现实之间如何实现相互建构的过程与机制。个体内在的心理结构作为传统的心理学研究对象，被纳入新的系统之中，充当其中的一个部分或子系统。
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人的心理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隶属于同一社会历史发展系统，二者始终处于相互联系与不断作用的过程中，它们的发展具有同步性和谐变性。所以，某一历史时期人物的心理可视为对同一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映射。随着时代精神的发展、思维模式的改变，人的心理不断发生历史性的变异，导致反映人的心理特征与规律的心理学理论不断面临失效与被更新的命运。如在20世纪50年代，费斯廷格提出一种著名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称为“社会比较理论”。该理论认为：人总是希望准确地评价自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个体往往选择某些他人作为标准，将自己与对方加以比较。社会比较理论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普遍接受。但随着时代精神的变迁，特别是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拒绝或反对以他人的观点和意见定义或评价自己，相反要求以自己的标准改造他人与社会。这说明随着历史与文化的变迁，社会比较理论所赖以建立的人的心理事实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异，该理论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
不仅人的心理是历史的，各种心理学理论同样具有历史性。当代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意义心理学、话语分析、叙事研究等都是基于对心理和心理学的文化历史性的认识。这些新的研究模式希望借助于文化、语言、意义特别是时代精神的媒介理解和解释人的心理，代表了当代心理学发展的最新动向。因此，心理学史作为对心理学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记录及其研究，不只是一部心理学的学科史，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也是为什么说心理学史与其他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的学科史相比，具有特殊的意义和重要性的原因。
三、重视心理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是双重意义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然而，心理学史的双重意义远未得到充分发挥。这种现状与我国大学心理学系长期以来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有关。比之西方心理学，即便是在实用主义与操作主义盛行、理论研究相对不受重视的美国，心理学史也一直是大学心理学系的主干课程之一。而在我国，由于多种原因（主要是观念原因），在某些大学，心理学史甚至没有列入心理学系的必修课目。即便是那些已经将心理学史列入专业必修课的大学心理学系，教学时数也最多安排一学期，一般不超过60学时，多数为40学时。在这样短的教学时数内，授课教师不得不将深厚庞杂的心理学历史与体系加以高度浓缩，以概略的方式向学生介绍在什么时代、由什么人、创建了哪一种心理学流派等心理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心理学史作为一门史学课程的专业特点从中丧失殆尽，不仅不能帮助学生系统掌握心理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与体系，培养他们学科理论素养和批判性，历史性思维的能力，更为糟糕的是，在学生心目中普遍造成一种错误印象，即心理学史的学习就是死记硬背那些生硬的历史知识，除了考试取得学分之外别无益处，心理学史于是成为纯粹的学习“负担”。
本文作者：袁丰华 单位：江西省新余市第一中学
历史课程作为一门专业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讲座历史知识的同时，应进一步挖掘、提升历史教育的功能，在课堂教学中逐步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开发学生的心理潜能，健全学生人格。同时，历史学科中蕴含的教学内容也非常丰富，在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精神，增强学生承受挫折、适应社会、生活和学习等生存环境能力，预防和矫正各种错误的心理和行为，消除心理和行为障碍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如：历史教材中众多名人言行、杰出人物成就的取得、重大历史转折的成功等等史学知识对学生健康心理品质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强教师自身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的健康心理，努力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历史教师自身的心理健康是培养学生健康心理的前提。一个心理健康的历史教师，性格上应该是开朗、乐观、有朝气、有毅力、有恒心，敢于面对各种挑战，能勇敢面对困难和挫折；情绪上遇到挫折能善于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情绪稳定，不浮躁；生活和工作上能以身作则，任劳任怨，爱岗敬业，为人师表，自觉防止和克服各种不良嗜好，对教育事业尽心尽力，尊重、关爱每一位学生学生，只有这样，才能教育学生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特别是担任了班主任工作的历史教师，就更应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教师品德越高尚，学识越渊博，身心越健康，教师人格魅力就越大，教师对学生的吸引力也越强。
教学过程中应以杰出的历史人物为主要教学内容，引导学生以历史人物为榜样在历史教学中，要注意挖掘和组织好对学生心理产生重要影响的教学内容，并将内容与学生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结合起来，使其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心灵，从而使历史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心理教育效果。历史课教学内容中有很多伟大饿历史人物及其成功的事迹，这些具体生动人物和事迹能极大教育和感染学生，对学生意志的培养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样，“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李清照，“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张载等。
通过历史教师课堂上的讲解，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深深的思考，从内心迸发出对这些人物由衷的钦佩，产生对真善美高尚情操的向往和追求。他们有的不畏艰难，持之以恒，如东晋著名大书法家王曦之，废寝忘食，苦练书法，不管是酷暑盛夏，还是三九严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决不半途而废，“工夫不负有心人”，王曦之终于成为一位大书法家。他们有的不怕困难、性格坚毅，如司马光耗费大量心血，十九年才写成《资治通鉴》；司马迁受尽非人折磨，著《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鉴真不畏艰险，东渡日本，讲授佛学理论；李时珍历尽千辛万苦，经过27年写成《本草纲目》，为人类的医学事业作出重大贡献。通过在课堂上讲述这些人物的事迹，引导学生要以他们为榜样，学习他们执着追求科学和真理精神，学习他们在逆境中坚定信念和理想，从而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
教学中以注意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合作精神为主线，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现在的中学生，由于社会家庭环境的变化，绝大多数是独生子，一部分人以自我为中心，冷漠、狭隘，缺乏竞争意识，克服困难的能力差，表现出明显的人格适应不良。那如何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与合作精神呢？这主要是通过历史教材中蕴含的强烈竞争意识的历史史实来实现对学生的教育。如春秋争霸、战国争雄、楚汉之争、玄武门之变、靖难之役等都是历史上竞争的结果。
这些竞争充分体现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理念，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秦朝；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鼎盛局面———汉朝；唐朝的李世民登上皇位施展雄才大略，呈现了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的繁荣局面。通过这些史实，增强培养学生敢于承担风险，敢于参与竞争的意识，提高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克服困难的能力。同时历史新教材增加了许多活动课，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活动，模拟场景，给学生创造更多体现合作精神的机会，使学生在竞争中学会真诚待人，宽厚待人，学会与人合作。
一、“公共管理伦理学”是公共管理的伦理学 在科学分类中，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伦理关系历来都被看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在一种有着相似文化类型的社会中，大致有着相类似的伦理关系，以及由这种伦理关系构成的社会结构类型。即使同一文化类型的社会分属于不同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差别也往往表现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对于社会的存在来说，往往还是相对表面的现象，在更深的层次上，他们的伦理关系、社会的伦理结构及其伦理观念，有着不可怀疑的一致性。所以说，伦理学的话题往往是一些永久性的话题。在一定的同一文化类型的社会中，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在重复地谈论着同一话题。这表明，在历史的纵向维度上和在现实的横向维度上，伦理话题都是最具普遍性的话题。 但是，伦理话题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普遍性其实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在20世纪，一个明显的社会发展趋势就是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和科学的分化，社会生活在以往的历史发展的前提下进入了加速分化的阶段。同样，科学的学科分化也令人目不暇顾。在这种情况下，伦理话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开始得到证实，存在着一般性的伦理研究和特殊的伦理研究并存的科学事实。一方面，重复着以往时代的伦理话题继续加以研究，依然是伦理学的主流，甚至出现了更为系统、更为深入的伦理哲学省思。另一方面，关于具体的社会生活领域的伦理考察也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兴趣，人们深入地分析一些具体的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特殊的伦理关系类型，提出职业道德规范体系的建设。这就是在20世纪后半期开始成为伦理学研究热点的职业道德研究。公共管理伦理学就是在这种科学和社会发展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一门科学，它是作为对公共管理领域中的伦理关系作出专门研究的科学，并根据这一专门研究对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道德规范作出规定。 “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一门新学科，它的前身可以看作为“行政伦理学”。在稍早的时期中，人们曾经试图通过对行政体系作出伦理思考去建立行政伦理学，但这个尝试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根据韦伯等人经典的官僚制理论，行政体系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的，它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对科学性的追求，所以，以谈论价值问题为宗旨的行政伦理学一时很难得到人们的认为。近年来，行政管理的问题开始出现了社会化的趋势，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政府专有的管理形式，而成为一种扩展到许多非政府的社会公共部门的管理形式。当行政管理的方式被推广到非政府部门的时候，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出现了许多不适应的情况，因而需要改革和调整。一方面，使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被改造为适应非政府公共部门管理的管理方式；另一方面，这种管理方式在非政府部门的成功又对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要求政府部门的管理也采纳非政府部门的管理经验。这样，就出现了公共管理这个特殊的管理形式。可见，公共管理是从传统的行政管理中发展而来的，但又不能根据传统的行政管理的理论和观念来认识它，它是一种新型的管理形式，根据管理学的术语，干脆把这种管理形式称作为管理的新模式。 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与公共管理联系在一起的，是公共管理这种新的管理模式提出了建立公共管理伦理学的要求。就公共管理自身而言，它的出现决非历史的偶然，更不是一些标新立异的学者们的杜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管理模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逻辑上讲，管理的历史是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的，有了人也就有了管理。因为，人在今天已经被公认地称作为社会的动物。从人类历史的形成来看，单个的人是不能被称作为人的。我们无法设想，一个单个的人可以从猿进化为人，从猿到人的转变必然是一个整体进化的过程。人是在社会的整体中才能成为人和被看作为人，离开了社会的整体，就无法理解人与动物还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而人作为社会的人，他的最为基本的存在形式就是他们之间的集体活动和协同作业。这之中，必然包含着管理关系。也许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这种管理关系是极其简单的。但无论它多么简单，毕竟是作为一种管理关系而存在的。所以，我们说，即使在最为原始的人类社会中，也必然存在着管理
一、对公私范畴的早期认知
在中国伦理学史上，伦理学家为解决人们获取公共资源以满足自身需求——这一活动是在个体与群体关系中进行的——时产生的价值冲突，提出了“公”和“私”的道德范畴。从对这两个范畴的认识过程可知，古代伦理学家对公私概念进行的语义界说是完全不同的，在每个时代也对其中包含的不同问题有所侧重。
在先秦到两汉阶段，先是作为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公与私两种价值现象的认知，主张公与私要分明，不相混淆。《左传》哀公5年记载春秋时人说：“私仇不及公……义之经也。”汉代的《淮南子·修务训》说：“私志不得入于公道。”“义”和“公道”就是社会正义，是道德所确立的公共标准。这一区分必然伴随着将个体从公共生活中区分出来，视作一种独立的和具相对性的道德存在；而公共生活也必有一种作为实体支撑的存在，即国家的存在。国家通过确立公共的道德标准，让人们对共有的公共资源进行选择，以满足个人欲求。国家对公共资源确立公共的选择标准，就是对公共资源赋予公共价值，而个人在选择公共资源的过程中也会随之产生出一定的价值立场。由此，人们从对公私现象的认知，过渡到以公私范畴为两种选择公共资源时的价值立场。
就公私两个范畴的现象与价值诠释，韩非、许慎从语义学上对它们进行了说明。《韩非子·五蠹篇》说：“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之谓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韩非看到了公私范畴从现实的共有的公共资源分配上说，公私之辨意谓公与私是相对立的，表达了人们在现实道德生活中对待生活资源享有上存在着的冲突。从名与实上区分，韩非明确指出了这一冲突的起因皆由于不同个人之间存在着欲求相异的事实。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中采用了韩非的界说。在界说“私”字的语义时说：“厶，奸袤也。韩非曰：‘苍颉作字，自营为厶’。”据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解释，私是自利或利己的行为。在界说“公”字的语义时说：“公，平分也。从八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公是公平、公义、公道的概念[1]。这类解释表明，公私范畴是个人在处理生活资源时所持有的不同道德态度。私是个人以自我为中心来处理公共生活中的个人欲求，因之韩非所说的“自环”和“自营”都是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选择立场。后来人们所说的“自私”就是由解说而来的。与私相对、相背的公，就是平均分配共有的公共资源、公平地对待公共生活中的个人欲求。公就是在整体的共有资源分配结构中充分地考虑每一个人的权利。重要的一点是，韩非发现了国家确立的整体的共有资源分配结构是作为与个人欲求至上论者相对的一种“公”，他谓之“社稷之利”。韩非说：“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遣社稷之利。”（《韩非子·五蠹篇》）
在明晰了公共资源分配上的公义和私欲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之后，思想家们开始区分公义与私欲孰先孰后、孰主孰从的问题。早期思想家大多主张以公胜私。战国末的荀子明确提出：“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荀子·修身篇》）主张做人、为官要懂得将公共道德和私人欲求分开，并以公共要求克制私人欲求，将公共要求摆在首位，将个人的私欲摆在次要位置。荀子将从事公职并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称为“公士”，指出：“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事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荀子·不苟》）韩非主张道德立法者要明公和灭私。他说：“明君使人无私，以诈而贪者禁；力尽于事归利于上者，必闻，闻者必赏；污秽为私者，必知，知者必诛。”（《韩非子·难三篇》）他的这一主张和商軮的主张相近。《商君书·修权》说：“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他所说的明分，其实就是指的“社稷之利”。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共有的公共资源推高到“国家利益”，或者说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对公共资源的个体欲求。
此外，早期的公私之辨还由社会领域引入到政治领域，认为是君王与臣僚所必备的处理公与私问题的政治德行。古人分别从君王和臣僚两个政治主体的角度来解释“公”。对于君王而言，汉代学者刘向在《说苑·至公篇》中解释说：“《书经》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尧是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传之，不私于其子孙也……此盖人君之公也。夫以公与天下，其德大矣。”汉王符《潜夫论·忠贵》说：“明王不敢以私爱，忠臣不敢以诬能。夫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己乎！”对于臣僚而言，公就是主持公道，忠于职事，不以权力谋取个人私欲的满足。《左传》成公9年记载范文子说：“无私，忠也。”又《左传》襄公5年载：“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汉刘向《说苑·至公篇》说：“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自己的）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忠于事君，仁以利下。”将公私之辨引入政治领域，成为所有从政者处理公私利益必备的政治价值和基本操守，这是古代社会的一次重大的思想进步。
二、 宋明理学与明清实学中的公私之辨
在宋明理学中，公私之辨衍变成为普通人需要加以识辨的两种社会基本道德价值，公私之辨被视为道德修身的“成圣”的重要入门功夫。
为了揭示了公私两促现象和价值的起源，宋明理学家引入了人性善恶的理论。认为公私源于人的天然本性，是包含在道德中的人性因素①。程颐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遗书·卷三》）但是，人不能直接地运用得自于自然本性而又没有经历社会道德化的私心，来选取个人所需的公共资源。这是因为，“以私己为心者，枉道拂理，謟曲邪佞，无所不至，不仁孰甚焉。”（《粹言》卷二）程颐举例说，人们处理一件事情，当他以自然的本心去做，这便是私；而以道德化之后、使自身具有了道德性时再来处理此一事体，这便是公了。二程指出：“父子之爱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遗书》卷十八）“虽公天下事，若用私意为之，便是私。”（《遗书》卷五）因此，在个人行为中只要按照社会道德标准行事的便是公，没有按照社会道德标准行事的便是私。或者说，只有通过克制自身私心、私欲的自然欲求，使之达到了道德的标准，这才是公的行为。“克己则私心去，自然能复礼。”（《遗书》卷二）礼，就是社会道德标准。关学的代表人物张载强调自我克制在公私转化中的作用。他说：“克己要当以理义战退私己。盖理乃天德，克己者必有刚强壮健之德乃胜己。”（《横渠易说·下经》）这种胜己，是对自我欲求、欲念能够完全实现自我控制，这完全来自于道德化后获得的对公的全面认同。只有克己，才使人达到了心无私系的境界。张载说：“圣人无私无我，故功高天下，而无一介累于其心。”（《性理拾遗》）“心无私系，故能动必择义，善与人同者也。”（《正蒙·有司》）克服了私欲的人，才能做到依“公”而行。
宋明理学家认为，公私范畴里包含了对仁爱美德的崇高道德追求。程颐说：“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即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做仁，而以人体之，故为仁。”（《伊川学案·语录》）私，作为心性的原初始基，在经历了不懈的道德修养之后，使心性发生了变化，原初始基在新的被提升了的心性中为道德所制约和主宰。私虽然一直存在着，但它终乎不能有所活动。换言之，作为道德来制约和主宰私欲的，便是仁、理。受到仁、理制约和主宰的私，已经将自然性提升为社会性，从而转化为“公”。程颐认为，“公则一，私则万殊。至当归一，精义无二。人心不同如面，正是私心。”（《伊川学案·语录》）二程后学朱熹具体论证了经公私而达到仁的问题。他说：“公不可谓之仁，但公而无私，便是仁。”（《晦翁学案·语要》）说明了公私与仁的相互规定的特征，“谓之无私欲然后仁则可，谓无私欲便是仁，则不可。盖惟无私欲而后仁始见，如之所壅底而后水方行。”又说：“无私是仁之前事，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廓然大公——引者），是仁之后事。惟无私然后仁，惟仁然后与天地万物一体。”（《朱子语录》）理学家用前后来定义私和公，论证了公私范畴相转化的原理，说明了两种道德范畴已经演变为普通人以社会道德规范来对公共资源进行公共选择的价值立场，并且特别看重了以社会道德标准来制约个人私欲这一点。
那么，在宋明理学中，公私范畴相转化的原理是如何通过个人发展过程来最终得以实现的呢？在宋明理学家看来，公私之辨是每个人通过道德修身而“成圣”、成长为君子的重要入门功夫。在他们看来，私作为心性的原初始基，正是自私才阻碍了天人合体、物我合一。只有经过心性的社会道德化（“成圣”）的修身过程之后，这一原初始基受到外在的道德制约和主宰时，才能成为一个道德的人。对此，心性学家陆象山说：“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象山学案·语录》）程颢在《定性书》中说：“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大公，物来而顺应……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也。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明道学案》）宋明理学家们所说的“成圣”和“君子之学”，就是个人的道德化，也即人从自然人过渡到社会人、道德人。道德人具有道德价值理念，依照国家确定的道德规范来行动，以此来有限制地满足个人欲求，不使之无限膨胀。
与宋明理学过分遏制个人私欲的理学不同，明清实学家论证了个人的“私”中存在的自然欲求的合理性。在理家和心学家的学说中，心是指心体，是人的理性本体；而诚，则是表达心体具备道德性的规范。明清实学家认为，个人具合理性的自然欲求正是“公”的基础，只有合理地追求自然欲求的人，才会做事用心；有私的人，才能通过诚而达到公。明末思想家李贽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藏书·德业儒臣后论》）明代儒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说，“有生之初，人各有私也。”承认个人私欲来自天然的合理性质。清儒程瑶田说：人“如其不私，则所谓公者必不出于其心之诚。然不诚，则私焉而已。”（《清儒学案·让堂学案》）明清实学认为，作为理性本体的心体，和作为道德化之后形成的诚的道德心体，都是在承认人的自然性基础上才形成的道德本体，它们是按照道德的“公”来进行价值选择的主体活动的根基。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顾炎武《日知录》卷三说：“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大公。”这就从另一学理高度克服了宋明理学中忽视人的自然性地位的学理缺陷，以承认人的自然性为出发点重新论证了公私之辨问题。
明清实学家尖锐批判了作为政治德行的公私之辨中出现的部分君王和臣僚假公济私的问题。在长期的政治历史中的确出现了战国法家担忧的情况，即部分君王和臣僚假公济私，从公共资源的分配者身份暗中转换为被分配者，“公”成为掩盖君王和臣僚无限膨胀私欲的外衣，具有了虚伪性和欺骗性。黄宗羲批判了“朕即国家”的观念。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说，“岂天下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一人（君王）的大私由政治权力转化为“大公”，即“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这种公的虚假现象的出现表明了政治制度在公共资源分配结构上的缺陷。王夫之则进一步区分了天下之公与一姓之私的公私转换逻辑，认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读通览论》卷十七）又说：“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读通览论》卷一）在他看来，共有三种大私与大公相转换的形态，“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读通览论》卷十四）在政治领域出现的以一人之大私假冒为大公，是公私之辨中应该加以明辨的。
三、 公私之辨的理论含义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伦理学家对于公私范畴的研究，揭示出当时人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公共资源与满足个人需求之间所有的两种冲突现象与价值立场，是社会价值问题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综合言之，古代伦理学家对于公私范畴的考察研究，其重要成果可归纳为以下三个内容。
1.公私之辨的本质，是如何看待公共资源与个人欲求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且对立的个人的价值立场。一种是个人以个人的立场为主来看待共有资源，这是一种“私己”的——即现代所称之为“自私”的立场——这一以私己为中心而不顾及他人的同等权利的立场是不道德的。但是，古代伦理学家也承认，在这种源自于个人自然需求的“私欲”中也有合理的成分，它们需要得到满足。只不过这种私欲需要建立在公共道德的基础之上才是合理的。另一种是个人以社会的立场来对待共有资源，这被称为“公”、“天理”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立场的揭示，对于我们今天科学地、合乎道德地认知同类问题仍然是有价值的。
2.对真正具现代意义的公私之辨，其重要落脚点或其基本观点是，公是私的实现的前提。为此，个人要懂得并积极寻求公私关系人性化的公私统一。也即在面对共有的公共资源时，个人能够理性地、科学地认识到个人需求的满足要能够与社会公共规则相吻合。既能够合理地满足个人需求，同时也不伤害他人所享有的同等权利。抛开公私之辨中关于“君德”“臣德”的政治德行的讨论，仅从个人道德的领域来看，公与私成为衡量人性善恶的基本道德标准，同时也是判断公共资源选择上存在价值冲突孰是孰非的道德标准。
3.公共资源的社会属性是决定公私之辨性质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社会制度对于解决公共资源与个人欲求两者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也就是说，公与私问题的性质是由社会制度的性质来决定的。《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晚清思想家康有为在分析公私问题时，认识到了社会制度是人们产生公私观念的客观根源，认为在公有制社会中人们所面对的公私问题将获得某种统一。他说：“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举天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私买卖之……一切出于公政府，绝无竞争，性根皆平。”（《大同书》）他所说的“公政府”，是一种与一人一家之“私政府”的性质完全不同的国家。“夫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同有之器，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礼运注》）这一理论的出现，意味着我们所讨论的公私之辨自古代到现代，都是私有制之下才会发生的问题。只有保证分配制度是公平的，才能使得个人都能秉持共同认可的观念和行为模式，由此保证个人行为的公平性质，摒弃只关注一己私利而否定他人同享权利的利己主义。这就是说，如果在私有制国家的先决条件下，选取另一种完全与之不同的公有制国家的先决条件来反观和反思，那么必定会出现一种完全新型的公私观念和公私关系。
这一见解对于我们今天探讨公私问题仍然具有理论价值。从道德角度看，所谓“私”，即个体的道德就成了“私德”；而所谓“公”，即社会的道德就成了“公德”。实际上，这一见解和划分也正好出现在康有为的学生、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道德理论中。他说：“为我也，利己也，私也，中国古人以为恶德者也。是果恶德乎？曰：恶，是何言？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而立者也。”。（《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他反对的是那种“妨公益以牟私利”的“利己”，而对于从“群己相推之理”出发的“知有爱他之利己”则大加提倡。他说：“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之利亦从而进焉。以一家论，则我之家兴，我必蒙其福；我之家衰，我必受其祸。以一国论，则国之强也，生长于其国者罔不强；国之亡也，生于其国者罔不亡。故真能爱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爱国，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人、爱国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在此，“私”与“公”得到统一。他所说的私德和公德，是相统一的。他说：“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则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2]梁启超所说的公德与私德的内容虽可再讨论，但其所论证的公私相统一在道德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公私之辨演化为人的两种重要的和基本的道德要求，这对于确立现代国家道德体系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关于传统历史成本会计理论被修正的思考 一、传统历史成本会计两个理论问题 传统历史成本会计是指以历史成本作为资产计价依据的会计实务。传统会计有两个理论问题： （1）费用的确认标准问题 佩顿和利特尔顿认为：费用是对努力所作的计量，收入是对成就所作的计量。其差额就是收益，是对企业所获得成就或经营管理成果所作的计量。费用表现为企业资产的减少，或企业负债的增加，费用的确认称为费用的配比。传统会计所应用的费用配比原则包括以下三项确认规则：①联系因果关系确认费用；②系统地和合理地分配费用；③成本发生时立即确认费用。第一项规则认为，费用确认的最理想的办法，是找出收入和费用的相互关系，即费用的发生是与产生某一个会计期的营业收入相关联。对第一项规则不能完全规定的其它费用，在第二项规则中提出两种选择：①在以后的各会计期中，将成本合理地和系统地分配为费用；②当成本发生时立即确认为费用。在现实情况下不可能采用第一、二两项费用确认规则时，可采用立即确认的第三项规则。 （2）资产的确认标准问题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阐述资产的确认必须具备三个标准：①有可能提供未来经济效益；②必须为企业单位所拥有或控制；③必须可以用货币进行计量。 美国会计学家布诺默特，在1970年的《会计师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在公司年度报告的总经理致辞中，通常有这样一句老生常谈的话：‘我们的全体员工是最重要最宝贵的财富。’但是随着这一致辞之后，人们不禁要问：作为最重要最宝贵的公司人力资本为什么没有反映在报告中，它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是对传统会计较早的质疑。传统会计观念仅承认实物资本而不承认人力资本，会计人员在会计帐簿和会计报表所记录和反映的也是实物资本，而不包括人力资本。直至60年代初期，会计学家才开始研究人力资本问题，以修正传统会计中的有关缺陷。 二、人力资源会计对传统会计的修正分析 人力资源会计或称人力资产会计，按美国会计学会人力资源会计委员会定义为：“人力资源会计是鉴别和计量人力资源数据的一种会计程序和方法，其目的是将企业人力资源变化的信息，提供给企业和外界有关人士使用。”美国人力资源会计学家埃里克·弗兰霍尔茨认为：“人力资源会计是把人力资源成本和价值作为组织的资源进行计量和报告”的活动。前一概念指出了人力资源会计的核算对象、核算方法和核算目标；后一概念指出了人力资源会计的核算内容和核算空间。自1964年美国赫曼森教授在《人力资源会计》中提出人力资源会计观念以来，国际会计学界为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并对使用数百年的传统会计作出以下修正： （1）修正传统会计对成本和费用的界限 在传统会计中将花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支出作为一项费用来处理，可能使企业花费大量货币支出而获得的人力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因为在人力资源费用化的条件下，是基于短期成本节约观念的设想，即假定在人力资源损耗的情况下，短期内可能产生超额利润。因而片面地强调节约人工成本，而不注重人力投资。但正确地计量人力资源，把人力资源支出作为一项资产，将其作为一项投资，列入资本性支出，才可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生产经营决策。根据是： 首先，作为人力资源载体的人，本身不是会计资产，其资产性在于他具有取得未来收益能力的潜力，这种潜力是通过在人身上的投资而使人力资源的素质提高和生产能力增强体现出来，这种潜力的价值可以认为是资产。作为资产处理的并不是作为人力资源载体的人本身，而是提供未来经济效益的服务能力和潜力所付出的人力资源投资构成的会计资产。由于这种人力资源投资是在作为人力资源载体的人身上发生，人只是会计资产的一种表现形式，仅能称之为&
关键词：解释学；理解与解释；本体论
解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源于希腊神话中赫尔默斯（Hermes）的名字。赫尔默斯是诸神信史。信使通过语言来达到理解、转换和传达意旨。解释学的研究对象是以理解为基础的一门学科。“解释学”这一术语作为书名，最早出现在1654年J·但豪泽（J·Danhauser）的《圣经解释学或圣经文献解释方法》。早期的解释学就是解释文献的方法论，是方法论的解释学。解释学的早起代表人物阿斯特，他相信有一个世界万物的精神本原存在，类似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人与人的精神是可理解的，因为人们的本源是一样的。所以，理解精神使人类精神统一，使人类脱离偶然性凝聚在一起，彼此得到相互理解。
1 施莱尔马赫：创立作为文本解释方法的解释学
施莱尔马赫与阿斯特相比哲学素养更高一些，他认为解释学是思维方法的一部分，他的方法论基础建立在天才论的基础上，是受康德想的影响。他建立起了理解与解释为基础的文本解释的方法论，达到了一种哲学的水平。在他的解释学理论中，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一是，理解文本，比作者更好地理解文本。他认为在解释学作为避免误解的艺术与过去整个解释学传统不同，他的解释学出发点是误解。他说过“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诠释学。”[1]他认为误解成为常规的解释。因为浪漫主义天才创作有无意识成分，即作者本身并不知道这种无意识成分。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与解释要比作家创作的文本有更好的理解，通过理解可以把握作者有意识、无意识的精神活动，可以重现作者的内在精神活动。二是，他认为理解是重构作者思想，作家的解释就是重建作家的原意。但完全重建作家的原意是不可能的，一个作品产生后有某种意义，如果它的语境丧失，它的意义就跟着丧失，原来的意义也丧失。重构作者思想是完全不可能的，但不能说毫无意义，也不能否认我们不应该向这方面努力。
2 狄尔泰：将解释学扩展为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的方法论
狄尔泰生活在尼采的年代，19世纪末继承“康德的传统”（主张自然科学），他毕生的努力为人文科学奠定认识论基础。他认为解释学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语言文本的理解上，而应该关注历史。他把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建立在生命哲学的基础上，认为理解精神产品，生命才会有意义。首先，他将理解与解释作为精神科学的一般方法论，把解释的重心放在了理解上，这是为了强调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理解与解释是各门精神科学所普遍使用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汇集了各种功能，包含了所有精神科学的真理。在每一点上，理解都打开一个世界”[2]此说明理解与解释是他的解释科学的认识方法。其次，他认为体验既是艺术创作的前提，也是理解和解释的前提。生活体验，揭示生活特征的体验，对创作是有效的。读者理解与解释作品需要体验，要有和作者相似的体验。他认为通过移情来体验，设身处地的来理解作品。我们要理解作家的作品，需要理解作家的生活处境，否则我们难以理解作家所表达的意义。
3 尼采、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
尼采是以其强力意志和重估一切价值的超人学说闻名于世。尼采的“透视主义”实际上是典型的哲学解释学观点，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本体论解释学非常相类似。首先，他认为解释即透视，用透视学命名自己的认识理论，而透视学是一种认识论。尼采的透视与从特定角度看事物是不一样的，他的透视学是受角度、视角、人生条件与实践的需要限制来影响人对世界的看法。理解的认识即是解释，如人把自己投射在对象中，一般可以自由自在的认识，每一种解释就是赋予世界的不同的意义。其次，他认为解释与强力意志的强度密切相关。尼采认为种种解释并不是等价的，解释的价值取决于强力意志的强度，在《论历史对于生命的利弊》有所体现。总之，世界没有真理非真理，但一切都有解释，存在好差之分的。尼采解释学的核心是想办法强化人的生命力，而不是弱化它。
海德格尔受胡塞尔现象学影响，将现象学认识论改造为存在本体论，同时将传统上作为方法论意义的解释学改造为现象学解释学。后期，他的存在解释转变为一种对语言解释的“语言本体论”。首先，他认为理解即是此在的存在方式。人类独特存在就是此在，人关心自己的存在，此在具有优先地位，那么，语言就是存在的家。人的特性也就是对存在及存在意义的理解。人只有理解存在的意义的时候才是此在，理解是此在的存在方式，此在就是对存在的理解。此在是人类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其次，他对理解与解释概念作了总结：“（1）理解先行于所有生存论行为的行为。（2）理解总是联系到未来，这就是它的筹划性质，但这个筹划有一个基础，即在一个人所处世界的位置的领域内揭示此在具体可能性。（3）解释不是某种在理解出现之后而发生的东西，理解就是解释，解释无非是把理解中所筹划的种种可能性整理出来。”理解存在是此在的本体论条件。人只有理解存在，才有此在的认识活动。此在筹划不是给定的，而是根据自己的可能性理解存在。人生总是处于有可能性之中，总是在筹划之中。筹划自身的可能性就是解释，解释是展示人生和世界而不是文本。最后，他得出我们把握事先给定的事物的时候，解释是有前提的，有前结构、有前理解的。总之，海德格尔的存在是本体论的存在，探寻存在本身的意义。作为存在之的存在是此在（人）通过解释着对象世界，其才赋予意义！而在此在存在之前，他称之为前结构存在，前结构提前存在人的意识世界中，前结构是由前有，前见（视角），前设构成，先意识存在于人脑。
在《真理与方法》里，伽达默尔把自己的思想视为海德格尔解释学的继续和发展，这部论著标志着哲学解释学的诞生。他把解释学当作哲学本身来看待，关心的是人生在世与人生在世的意义，而不是解释学的方法问题。首先，他认为理解与解释是同一的关系。施莱尔马赫认为理解与解释不是一回事，而伽达默尔的认为是一回事，“理解不能离开解释，解释是理理解本身的实现。因为一切解释都具有语言，理解只有在解释的语言性中才能实现。”解释学的范围包括文本，历史以及任何活在历史中的东西。其次，他认为成见是理解的必要前提。成见，理解事物的前提条件，成见不是坏的东西，是一种预设预想、先入之见与预先理解。他所说的成见不是受传统权威影响的偏见。在这里指出的是，他过分肯定成见，认为没成见任何理解的事情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应该对成见进行批判性思维。再次，他得出理解或解释者的历史性是无法消除的——效果历史。人们对世界理解不同，表面看是人们理解的不同，实质上效果历史本身在起作用。人是历史的人，历史对人总是产生一定效果，人总是在一定历史的影响下去理解和解释世界。虽然，读者与理解者也有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但是他们也要受到当时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影响。最后，他称理解和解释是一种视界融合。人们带着自己的视角和立场，处境与文本的交融就是一种视界的融合。融合后又会有新的视界，在不断融合后，视界不断丰富、扩大。理解也会随着进一步加深，意义会更丰富，但是不会更客观。这种观点局限性在于，人在表面上进行解释着，但受历史效果的影响，实际上取消了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没有了，自由就没有了，那么，何谈责任与道德，人对文本的责任性就弱化了。
4 解释学的多元发展
赫希的解释学在当代具有反潮流性质，与伽达默尔思想相对立。他认为解释必须是有效的，应该有好的与坏的解释，要有标准。作者的原意对解释是决定性的，解释的有效性要对作者原意的把握，不顾作者原意，解释的有效性就丧失了。“人们何以能理解某些东西，而是人们何以能就他理解的东西做出判断和批判性的考察。”理解某个问题就在于判断，做出的理解是否可靠，这是解释正确性确定的标准。我们理解某个表述不可避免在其固有的术语与符号中来理解意义。人们必须以这些惯例为前提来理解语言符号构成的含义，即要熟悉文本的语言来理解某个文本。
却尔对赫希理论的继承与批评弥补不足，认为作者原意不能直接从文本中看出，解释者必须对作者原意有所假设。他认为一件艺术作品不仅有一种正确的解释而且有多种多样的解释。安尼·谢泼德对解释学的调和，认为两种解释都是正确，解释既受读者观众的解释，也要依赖作者原意的解释。
本文回顾了以理解与解释为研究对象的解释学发展历程，每一个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解释学代表及其对解释学研究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解释学在当代已经成为显学，人们对这门学科越来越多重视了。理解与解释作为人类交流的基础。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人类交往日益频繁。人类亟需解释学来阐明影响理解和解释的因素寻找理解和解释的方法，确立衡量理解和解释正确与否的标准。
参考文献：
常设仲裁法院的组织机构是： （一）国际事务局(International Bureau)：作为常设仲裁法院的书记处，由秘书长和其他官员组成，负责该院的联系事项，保管档案并处理一切行政事务。 （二）常设行政理事会(Permanent Administrative Council)：由各缔约国驻海牙的外交代表和荷兰的外交部长组成，由荷兰外交部长担任主席。理事会负责指导和监督国际事务局的工作，制定理事会议事规则及其他必要的规章，决定仲裁法院可能产生的一切行政问题，管理事务局官员及雇员的任免或解职事宜，规定薪金和监督开支，就该院日常工作、行政工作、经费情况等向各缔约国提出年度报告。（三）仲裁法院：事实上仅是一份仲裁员名单，由每一缔约国至多选定四名公认精通国际法问题，享有最高道德声誉，且愿担任仲裁职务的人，作为该院仲裁员，列入该院一项名单中。这项名单由事务局通告各缔约国。仲裁员任期六年，连选得连任。遇有缔约国发生争端并希望托请常设仲裁法院解决时，由各当事国在该院仲裁员名单中选定两名仲裁员，再由他们共同选定一名仲裁员，组成仲裁法庭，以处理争端案件。法庭仲裁员在行使职务并在本国以外时，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 同时，海牙公约并不禁止当事国通过协议在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以外，另行选任人员组成特别仲裁法院，处理争端案件。所以，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并不是一个有固定的常任仲裁法官处理案件的真正法院，也不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裁决案件的。1899年的《海牙公约》经16国批准后，法院得以成立，经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修正，该约又有31国批准或加入。前后批准或加入两公约或其一的国家共有47个。这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已属不易，但距离国际法治的理想还是甚远。加上争端当事国大多不愿意承担把争端提请法院仲裁的法律义务，法院自身也有非常设、效率不高等不足，其作用受到了一些质疑。1920年，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第一届大会时，阿根廷提议撤销常设仲裁法院，未获通过。反对撤销的理由是某类国际争端，较易经由仲裁方式处理，不宜严格拘泥于有关法则来解决。1922年根据国联通过的规约，建立了国际常设法院，二者并立存在。到讨论成立联合国国际法院时，也有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存废的问题。仲裁与司法毕竟各有所长，而且常设仲裁法院无需为名单上的仲裁员支付任何东西，只有国际事务局需要常年经费，数量极小；仍有许多条约规定将有关争端提交该法院解决；此后国际法院的法官选举如要尽量减少政治上的影响，由各国在该法院的仲裁员组成提名的国家团体负责提名，也有其好处。绝大多数人认为应予保留。二、常设仲裁法院与中国中国是两海牙公约的原始缔约国。1899年和1907年召开的两次海牙和平会议，均有中国清政府的代表与会，并先后签署、批准了两公约。两公约对中国的生效时间分别为1904年11月21日和1910年1月26日。此后，清政府向常设仲裁法院指派了仲裁员。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接受了海牙公约，成为缔约国，并继续指派仲裁员。1928年，中国诉美国广播公司广播电讯合同解释案（China v.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 Interpretation of a contract of radio-telegraphic-traffic ）提交到常设仲裁法院，并在1935年4月获得胜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由于台湾国民党当局窃据海牙公约缔约国地位，并继续向法院指派仲裁员，新中国未与常设仲裁法院发生关系。1963年，印度曾打算将中印边界争端交付常设仲裁法院解决，遭到中国政府拒绝。 1971年10月25日联大第2758号决议决定驱逐台湾当局并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4月6日常设仲裁法院行政理事会第121次会议召开，39国驻荷兰外交代表出席了会议。在讨论法院当年年度报告草案时，罗马尼亚代表提出应在报告中删去“中华民国”字样和它指派的四名仲裁员的名单，代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这一建议得到了南斯拉夫、苏联、法国、荷兰、芬兰、丹麦、挪威、波兰及瑞典等国的支持，加拿大和 意大利表示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则明确表示反对，称会议无权讨论政治问题，并得到西德、泰国的附议。讨论结果，多数国家代表同意授权海牙公约保存国荷兰政府同缔约各国进行磋商，并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在磋商取得结果以前，在年度报告中删去“中华民国”字样和它指派的仲裁员名单。
（1）引导学生勇于面对挫折和困难
中考的失意或许是这些懵懵懂懂的孩子人生道路上遇到的第一个挫折点，学校要积极引导学生正视挫折与困难，让学生懂得越挫越勇，努力学习，把自己培养成合格的人才。在课堂上，可以结合一些历史名人面对困难不低头的案例对学生加以引导。例如，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在遭受羞辱与痛苦之后，仍然坚持创作出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著作《史记》，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曹雪芹在家道中落、穷困潦倒的时候仍然写出了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奥斯特洛夫斯基更是在瘫痪在床、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口述完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后来无数面对困难、处在迷茫时的人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人生道路遇到挫折困难在所难免，但是必须要正确面对，中学生正处在青春的迷茫时期，历史学科的经典案例可以对学生进行启发。
（2）加强学生自信自强的培养
很多中学生面对中考的失意显得有些自卑，很多同学都把职业学校看做是差生的集合，给其心理上带来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心理健康教育自信是成功的前提，老师在历史课堂上可以穿插一些自信自强的例子。
（3）塑造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
历史这一门学科记录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通过课堂教学可以让同学们真正学习到伟大劳动人民是如何封建社会获得自由，如何抗击外来侵略保护家园，感受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爱国热情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引导学生们继续保持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并努力发扬光大。在历史课堂授课时，老师可以通过生动的讲解以及电影播放、照片回顾等方式，加强对中职学生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认同，让同学们更加了解我国国情，从而可以激起学生们学习历史的兴趣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奋斗的激情。
（4）培养学生的诚信敬业的职业态度
中职学生大多数毕业后即参加工作，在就业时，有很多隐形的东西来考量你的品质和能力。善良、诚信、担当、合作等都是一个人在参与社会竞争时所需要的基本品质。中职学生如何能够达成这样的目标？教师可以利用历史课本的知识，培养学生的诚信品质和敬业态度。商鞅“徙木立信”，变法成功，国势强盛；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言而无信，自取灭亡；铁人王进喜爱岗敬业，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历史学科与政治学科互相联系，可以为学生在未来职业道路指明方向。历史学科以其独特的优越性，在对中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等职业学校历史老师要承担起学科育人重任，不断挖掘历史教学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素材，不断创新教学方法，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作者：龚德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