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3 21:48:5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环境法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环境法价值实际上意义上指的是，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环境法在其社会作用发挥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对生存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可用性与满足性。首先，它强调的是作为调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社会规范，环境法应当将其具有的“有用性”这一功能发挥出来。然而这种有用性的体现需要以环境法的实施、适用、实际效果的获取为依据，实际上是对环境法外在价值的反映。另外，环境法律发展具有的一般规律，以及自身具有的内在特质与基本精神都会在环境法价值中得以体现。并且环境法天然的特质就是体现在这些本质与基本精神上，在其本身上就将实施与使用环境法时带来的必要性的实际意义与效果排除了。总而言之，一方面环境法价值可以通过环境法在对外部现实社会的作用下，将其功效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又会以自身的内在精神特质为立足点，与内外价值相融合进而形成整体并将其功效发挥到极致。
二、环境法价值对环境司法具有的意义
作为所有环境法律活动的理论基础与思想先导，环境法价值对我国司法机关对正确方向的坚持、对环境司法实现公正的思想来说，其起到了价值指引与保障的作用，对我国环境司法的实践来说，其指导意义十分重大。首先，环境司法的先觉醒性因素就是环境法具有的价值精神以及其内在的规律。环境法能够得到良好适用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环境法本身上具有的那些良好价值精神。环境司法活动在恶法下是不会真正良好的。另外，司法过程以及结果判断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受到环境司法者内心确认以及价值认知的影响。徒法是不能自己运行的，就算环境法律规范制定的再好，没有司法机关和司法审判人员对适用性的实践，就不能使其制定的初衷与期待的效果在社会中得到实现。
三、我国环境司法对环境法价值背离的表现
（一）风险社会背景下缺乏对安全价值的认识
伴随环境问题以及风险的不断增多，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时，司法权也显得越发羸弱、无力。法院并没有在环境司法的实际过程中，将自有裁量权充分的行使出来；也没有在遇到纠纷、冲突与矛盾时有效的利用司法建议或者是司法解释等方法和手段进行处理与解决；甚至在遇到违法行为时，没有及时的对其进行制止、没有对违法人员进行处置、没有赔偿与救济受害者。使得那些由于环境破坏而受到殃及的受害者没有投诉与状告的对象，不能使生态环境有效的得到治理与恢复，也就使得资源破坏与环境污染变得越来越严重。
（二）处于诉讼环节时背离正义的价值
当人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在我国可以通过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以及行政诉讼这三种途径来寻求司法上的救济。同样的，当环境的权利遭到侵害时，也可以使用这三种途径来实现司法救济的寻求。但是由于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涉及到环境方面的诉讼同普通人事诉讼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可以具体的将环境诉讼分为环境刑事诉讼、环境民事诉讼以及环境行政诉讼这三种诉讼形式，而且它们在各自司法实践活动的开展上，都会遵守各自不同的程序法和实体法的规范。在数十年的环境司法的实践下，环境诉讼因着司法机关在应对环境冲突与矛盾时采取的各种方法、手段和措施得以平稳、公正、有序的进行。然而，环境问题和环境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在解决环境问题时，法院仍然不能将其具有的作用与功能发挥的着实与有效，有时甚至会显得较为无力，司法状况难以令人满意。在处于诉讼环节时，严重的与环境法的正义价值要求相背离。
（三）在对权衡利益时不重视可持续发展观
司法人员在权衡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或者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时，往往只顾及当前的利益，不重视长远的利益，更有甚者还会只重视自身的利益而不考虑受害人的利益；优先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而对环境保护不予以重视，没有以可持续发展观来维持人类社会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法官通常都是已经形成定势的一般社会思维对环境纠纷案件进行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调查与审理。从严格意义上讲，实际上这属于实质内容的审查，很有可能引发不公正的审判，其原因就是由于该过程倾向于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在长时间经受优先发展经济这个观念的影响与束缚下，施加实际上我国环境司法在考量权衡利益这一环节中，已经优先被经济发展占据了，一旦发生了利益冲突，其他利益便不能得到首要的重视。
四、我国环境司法对环境法价值的回归策略
（一）遵循风险预防原则来保证环境安全在风险社会环境
这一背景下，应对与环境有关的风险，一定要使环境法展现出应有的作为，为了防止一些不能对其不安全性进行确定的因素变成现实威胁，应当对风险预测原则进行确立，以此来为环境司法以及环境执法提供出相应的依据与保障。尽管我国尚未在相关环境法中建立该项原则，但是鉴于环境风险日益严重化的趋势，司法机关需要对其有所作为，使环境的安全得到保障。面对由于环境问题而引起各种社会损害以及巨大损失时，环境司法机关一定要对风险预测原则具有的极端重要性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还要在灵活的运用于环境司法中，在司法审判的威慑力下，避免使环境遭受损害。故此，法院有必要在环境司法实践中将环境具有的指导思想进行强化，重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
（二）完善环境法来彰显环境正义
由于现行的环境法律存在一些缺失与不足，因此在对环境司法进行实践时经常会出现很多疑难问题，很难令社会公众长期期待的环境正义得以实现。因此必须要将相关的环境法律完善，将充足的法律依据提供给环境司法，进而切实的做到有法可依，将环境正义彰显出来。鉴于法院审判工作具有的特殊性，也就促成了法官钟情于为断案提供依据的法律规范具有的可具体操作性以及可适用性。同时还因为现行的相关法律在处理纠纷的范围上、方式上以及赔偿数额和责任认定等一些方面仍然存在很多冲突、模糊、空白等原则性规定，使得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也就为审判具体环境案件带来了较大的难度。由此，期待未来修订资源与环境的保护立法时，能够多加注重制定禁止性、义务性以及授权性等方面的规范，具体、明确与细致的对行为后果加以阐述，进而将实践操作性增强。在有关环境要素方面的法律规范中，详细、直接、明确的规定出环境刑事责任制裁条款与环境民事赔偿责任条款，保证在环境纠纷的正确处理时，能够有充足的法律依据依靠。
（三）正确衡量利益冲突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在可持续发展中可持续性价值指的是人类能够得到永续不断的世代繁衍生息以及大自然的良好和可持续的更新，进而使人类不断发展的需求得以满足。该价值要求我们不仅要使当前的发展满足时代的要求，将暂时的利益期待实现，还应当对未来发展的长远利益予以关注；要求我们在重视当前利益的同时还应当对未来长远的利益语义重视；要求我们在追求经济快速、高效发展的同时，重视对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不能单单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还需要的要环境司法实践的努力配合，因此可以说广大司法机关与工作人员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五、总结
上升为法益的生活利益中，包括物质方面的财产利益等;生命财产方面的利益包括健康利益等;相应的环境方面的利益上升为刑法利益层面后，即应出现相应的环境法益。环境法益是刑法中关于环境方面的利益表达和实现，而我们现代社会，由于生活层次的不断提升，环境方面的利益要求也就不断变化。如传统型能源企业在进行生产活动中，会消耗大量的传统能源，例如煤、石油，一方面由于技术公关会使得在此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水、废料;另一方面可能造成能源开发过度，导致能源危机;再者也可能造成大气、水体和土壤污染，如果此时我们只将其行为侵犯的客体定性为环境法益，则无法明确使行为人认识到其危害行为具体侵犯的环境法益中的具体类属。笔者认为应该将环境法益进行细化，从而形成不同类属的具体法益，其理由如下:
(一)任何事物都是地球生态圈的组成部分
部分功能的毁损有可能导致整体功能的异常。最常见的事例就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而温室效应又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从而会有海平面上升、病虫害增加、相应的沿海城市还有被淹没的可能、南北极生物圈变化，气候异常又可能给农耕等农作活动带来损失。因而在鉴定环境法益的时候，不能着眼于整体，而应将目光微观化，这样才更有利于微观的环境法益诉求得到实现，从而保障宏观的环境法益，即整个生态圈法益的和谐可持续实现。
(二)当大环境受到污染时
其不同组成部分的法律保护途径和治理方式也就有所不同，这种细化方式能够为归责提供理论支持。例如，A地区的污染情况比较复杂，同时在A地区既存在可能造成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的不同企业，如果环境法益的客体不明确加以区分的话，就存在判断可能侵犯的客体不明确的情况。如果将环境法益具体细化为水体法益、大气法益、土壤法益等具体法益就将为定罪和归责提供更明确的依据。
(三)我们国家地大物博
各地区的污染类别有所差异。北方主要是陆地地区，空气污染的可能性大于南方沿海地区，北方冬季的煤电取暖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而南方沿海地区，由于靠近海洋，港口、海运作业造成的海洋污染的可能性也很大。如果将不同环境组成的客体，具体细化为不同的法益客体，这样就能够使法律运用者更具针对性地选择适用条款，同时也使得环境污染者能够根据具体的法律法规规定去使自己的行为更加适法。
(四)对不同污染类型进行区分有利于因地制宜
突出重点。如果将各环境组成部分细化为不同法益然后加以区分编排，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就应该高于噪声污染、光污染、热污染，这样可以起到突出重点的作用，且根据客体的不同特点，建构不同的法律保护机制，以达到保护整体环境的目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该将环境中的各组成部分，按类属划分为不同的法益客体，在此基础上，着重对典型的环境领域中的犯罪进行法益分析。
二、环境法益分类细化的内容环境污染
早在人类文明出现就已然存在，只是当时人类的破坏行为小于环境的自净能力，污染没有明显的恶性结果，随着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开启了现代生活，经济的发展似乎从未与消费环境分开，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在二十世纪普遍存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当然那时的人类还没有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现如今环境污染的程度已超过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新型的噪声污染等已经使得人类不得不停下脚步去衡量发展与环境的量化关系。在众多污染中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是人类致命攸关的三大污染，本文拟对这三种法益进行分析阐述。
(一)大气法益
大气法益可以从《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找到相关的答案，2000年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包括: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制度;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排污收费制度;防治特殊污染源、污染物的措施等等重要制度。但其制定的目的是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大气法益就是保障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从而达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气在自净能力范围内代谢由工业社会造成的污染，对于造成大气污染或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达标排放的收费都是对大气法益的法律保障措施。当然情节严重，触犯刑法的，应根据刑法分则第338条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二)水体法益
这里所说的水体法益是将海洋水体除外的。鉴于海洋对地球生物圈和气候的特殊影响，因而应该将海洋水体的法益单独分类，形成特殊的海洋法益，其内涵和外延应区别于非海洋水体，且根据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适用范围也可以清楚分辨，海洋污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本文的观点是将环境组成的各不同部分按类属分类，因而不将不同于一般水资源类属的海洋法益进行分析。此处的水体法益仅指我国领域内的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法律诉求，具体从水污染防治法中可得出水体法益为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饮用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以及对工业水污染、农业水污染、城镇水污染、船舶水污染的防治，对水体法益造成侵害的，应同时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并视情节严重程度依据刑法追究相关责任。
(三)土壤法益
我国现阶段还没有颁布类似于《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专门针对土壤法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但从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可以得到土壤法益应是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土壤安全，保护人体健康和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利益诉求应是土壤法益的应有之义，关于处罚，除按照相关的法规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应追究刑法上的责任。
三、结语
本文作者：刘继勇作者单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国际环境法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
第一，法律属于上层建筑，必须要适应客观现实的挑战。我们要明确地认识到：人类赖以生存的水、空气是没有国界的，保护臭氧层、稳定气候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全球性环境问题惟有通过国际合作、一切遵守共同的规则才能得以解决。保护环境已经成为国际立法的必然趋势和首要任务。第二，国际环境法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发展到对环境的影响大规模地超出国界，影响到他国或不在国家管辖之下的地区。尤其是现代高科技的高速发展和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达到了空前的全球化规模，以及世界人口的膨胀，使环境污染成了全球问题。此外，核武器的发明、宇宙空间的飞行表明人类有改变地球环境的能力；大规模环境灾难的发生，使人们普遍认识到人类环境有不断遭到灾难性祸害的危险。人们开始深刻地认识到：长此以往，大自然将在不久的将来衰亡乃至崩溃，将失去供养人类的能力“；伟大”的人类将无立足之地、藏身之所；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危及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根本问题。为了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为了拯救我们自己，全世界的人们必须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进行广泛合作，制定规章制度，规范环境行为。为适应这种生产的全球化和在世界范围保护环境的需要，国际环境法必然得以产生并发展。第三，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其表现和特点之一就是调整范围不断扩大、出现了许多新领域[3]。国际环境法便是这些正在蓬勃发展的新领域之一。可以说，国际环境法是在国际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它为了改善和保护国际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而产生，是国际法进步和发展的必然产物。
国际环境法发展壮大的可行性
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国际环境法与其他学科一样，也在不断地丰富、发展，在茁壮成长中。从其诞生近40年来，经历了异常迅速的发展。从寻求保护环境的部门，主要规范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物质到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对环境进行综合的保护，到越来越多的法律手段将对环境的法律保护建立在多方面的人类活动基础之上，无不体现出这一国际法新领域的强大生命力。追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全球环境意识的普遍提高，环境理念的逐步确立。近年来，低碳、节能等词汇的频繁出现,表明环保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保护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对环境问题也越来越重视。1992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有116位政府首脑、172个国家的8000名新闻记者、3000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我国当时由总理率队参加。这标志着新的环境保护运动的到来，国际社会可以说进入了“环保时代”。世界环境日为每年的6月5日，它的确立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它是联合国促进全球环境意识、提高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并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关于环境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环境法研究中心主任林灿铃教授曾指出：环境理念就是人们对环境的认识与实践的高度理论概括而形成的思想观念和信仰，是环境行为的指针，是环境教育的方针、灵魂。我们要在环境教育中确立现代环境理念，并以现代环境理念指导自己的环境行为。并以此十传百，百传千，以至无穷地影响和引导地球家园的每一分子。他还强调，法乃存养善性、实现美好的外在必由之路。国际环境法的立法理念应该反映和揭示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法律关系，理念是灵魂！唯以此“善”为念，才能使环境立法和环境法的实施得以顺利推进。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环境意识和理念，指导着人类的环境行为，同时要求制定一套全人类共同遵守的规则来约束这种环境行为，于是国际环境法诞生了。可以说，环境意识和理念为国际环境法规则的制定提供了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第二，人类环境会议为国际环境法提供了发展平台。1968年12月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2398-XXIII号决议，决定召开关于“人类环境”的世界大会，这一决定产生了强烈影响，为各国协调其利益和意志提供了平台。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是国际环境保护运动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制定一套国际环境法基本规则的首次尝试，是国际环境法诞生的标志。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许多重要的文件，尤其是《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宣言》、《环境行动计划》等，此外还产生了诸多重要的国际环境法习惯规则。此后，为纪念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每隔10年国际社会都针对当时的环境问题召开国际会议，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标志着人类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认识有了质的的进步，对后来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国际环境组织是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协调者和催化剂。环境保护的实质是关系人类存亡的关键问题。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众多的国际组织，包括全球性的和区域性的，政府间的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全球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及其相关的专门机构；区域性的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联盟等；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自然保护同盟、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等。这些国际组织在环境保护工作的连续性与永久性以及环境保护工作的国际合作等领域发挥着及其重要且不可缺少的作用。在上述国际组织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无疑是首屈一指的。根据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建议，1973年1月1日成立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是联合国系统内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专门致力于国际环境事务的机构。自成立以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充分发挥了其全球环境保护工作的协调和催化作用，唤起了各国政府和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警觉和重视，并促成了一系列国际环境保护指导原则和国际环境保护公约及议定书的通过，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第四，国际司法实践在国际环境法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际环境法的实践中，司法判例已经成为国际环境法发展的一个最重要因素。“特雷尔冶炼厂案”“、拉努湖案”“、核试验案”等案件的判决或裁决虽然是国际法院或仲裁法院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意见，但它的原则、依据和方法，都孕育着国际环境法的原则，成为国际环境条约的重要补充，同时也是国际环境法的催生力量之一。因此，加强对国际环境法案例的研究，将有利于完善国际环境法的理论与体系，因为在案例的解决过程中总会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新的法律对策，从而推动法律改革。如“特雷尔冶炼厂案”使禁止跨国环境损害第一次清楚地被提出来。该案在此后的关于跨界环境损害责任的国际法上的准则具有了特别含义：国家不仅要禁止和避免发生损害第三国的行为，而且有义务采取严格措施以消除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作为今天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上稳定的法律基本原则，作为最早的案例，特雷尔冶炼厂案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受到了多方极高的评价。此外，在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一门法学学科，众多的国际法学者、专家不断地潜心研究以完善之，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壮大奠基铺路。
国际环境法的未来任重而道远
应该说，国际环境法自诞生以来，经历了飞速发展。但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许多新的环境危机和环境纠纷不断涌现。如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核泄漏使日本环境“很受伤”，并可能殃及邻国。正当各国人民抱以同情并伸出援手之时，4月日本却擅自排放核污水入海，显然是一种违法国际法的不当行为。但是专家也指出，核污染调查取证难度较大。再如，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法律文件，《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到期。如何迅速形成一份规范第二承诺期的国际法律协议，以续签《京都议定书》，确保实现“本世纪末将气温升高控制在2℃”的全球目标成为当务之急。然而，发达国家的责任缺失、迟疑消极，南北阵营的意见不一，使得哥本哈根黯然落幕，坎昆再次陷入迷局猜想。时下，德班成为了“拯救人类的最后机会”。2011年12月11日德班终于步履艰难地落下帷幕，被定位是“不完美的里程碑”。原因在于，一揽子决议没能解决最紧急议题，在减排方面没能采取更迅速、更深入的行动。环保人士认为，如果今后几年内无法扭转减排局面，全球可能陷入灾难境地。可见，尽管气候大会进行到了第17届，气候问题仍然看不到光明的解决路线，而近年甚至遇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困难。另外，2011年6月，美国康菲公司在中国渤海湾油田的钻井平台发生重大泄漏原油事故，造成大面积海洋严重污染，给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及周边产业带来巨大损害。时至11月中旬，蓬莱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才公布事故原因，康菲公司违反总体开发方案，出现事故征兆后未采取必要防范，导致造成重大海洋溢油污染的责任事故。我们在关注、声讨、问责渤海漏油事件的同时，仍需要反思经济发展和政策、法规之间的协同问题，法律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痛定思痛，康菲事件还远远没有结束，对它的法律追问才刚刚开始。在这一事件中，重大跨界环境损害的归责与赔偿问题如何解决？中国的环境保护法能起到什么作用？康菲公司应承担哪些法律责任？问题纷繁复杂，如何有效应对，不仅向中国国内法、更向国际环境法的各项机制提出了挑战。我们也应当看到，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尚未达到满足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水平。实施国际环境法的国际组织机构尚不健全，一个强有力的、保证各国平等参与的、对全球环境与发展事务予以监督协调的国际机构尚未出现，国际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激励和制裁机制亦未最后形成。各国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巨大差异妨碍着国际环境保护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发展中国家增强其环境与发展能力的政治意愿还需进一步加强，国际环境合作的实际效果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同时，如何将政治意愿变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文件，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可操作的执行、监督和惩罚机制来实现国际法律规制的目的，还将是一个艰巨而渐进的过程。同时在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淡水资源、外层空间、自然文化遗产、湿地和山地、气候变化、大气污染与地球温暖化、臭氧层空洞、海洋环境、有害废弃物及危险物质的控制与管理、森林与生态环境、土地荒漠化、全球公域保护等环境问题。如何对这些环境领域进行切实的国际法律保护，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在全球环境意识高涨的新时代，如何取得世界主导权，便成为国际政治生活的中心。各国家、不同利益的国家集团以及不同的政治集团为此开展了争夺新的世界主导权的新型外交———环境外交。对于中国而言，国际环境法的研究还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开展环境外交、处理国际环境事务、进行国际环境问题决策的需要等。因此，从事国际环境法研究的高校、研究机构应当加强国际环境法科研梯队建设和专门人才培养，提高国际环境法在各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的地位，形成国际环境法学研究的科学的方法论，突出重点，并应集中精力开展对上述若干重点问题的研究。
环境法价值实际上意义上指的是，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环境法在其社会作用发挥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对生存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可用性与满足性。首先，它强调的是作为调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社会规范，环境法应当将其具有的“有用性”这一功能发挥出来。然而这种有用性的体现需要以环境法的实施、适用、实际效果的获取为依据，实际上是对环境法外在价值的反映。另外，环境法律发展具有的一般规律，以及自身具有的内在特质与基本精神都会在环境法价值中得以体现。并且环境法天然的特质就是体现在这些本质与基本精神上，在其本身上就将实施与使用环境法时带来的必要性的实际意义与效果排除了。总而言之，一方面环境法价值可以通过环境法在对外部现实社会的作用下，将其功效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又会以自身的内在精神特质为立足点，与内外价值相融合进而形成整体并将其功效发挥到极致。
二、环境法价值对环境司法具有的意义
作为所有环境法律活动的理论基础与思想先导，环境法价值对我国司法机关对正确方向的坚持、对环境司法实现公正的思想来说，其起到了价值指引与保障的作用，对我国环境司法的实践来说，其指导意义十分重大。首先，环境司法的先觉醒性因素就是环境法具有的价值精神以及其内在的规律。环境法能够得到良好适用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环境法本身上具有的那些良好价值精神。环境司法活动在恶法下是不会真正良好的。另外，司法过程以及结果判断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受到环境司法者内心确认以及价值认知的影响。徒法是不能自己运行的，就算环境法律规范制定的再好，没有司法机关和司法审判人员对适用性的实践，就不能使其制定的初衷与期待的效果在社会中得到实现。
三、我国环境司法对环境法价值背离的表现
（一）风险社会背景下缺乏对安全价值的认识
伴随环境问题以及风险的不断增多，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时，司法权也显得越发羸弱、无力。法院并没有在环境司法的实际过程中，将自有裁量权充分的行使出来；也没有在遇到纠纷、冲突与矛盾时有效的利用司法建议或者是司法解释等方法和手段进行处理与解决；甚至在遇到违法行为时，没有及时的对其进行制止、没有对违法人员进行处置、没有赔偿与救济受害者。使得那些由于环境破坏而受到殃及的受害者没有投诉与状告的对象，不能使生态环境有效的得到治理与恢复，也就使得资源破坏与环境污染变得越来越严重。
（二）处于诉讼环节时背离正义的价值
当人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在我国可以通过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以及行政诉讼这三种途径来寻求司法上的救济。同样的，当环境的权利遭到侵害时，也可以使用这三种途径来实现司法救济的寻求。但是由于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涉及到环境方面的诉讼同普通人事诉讼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可以具体的将环境诉讼分为环境刑事诉讼、环境民事诉讼以及环境行政诉讼这三种诉讼形式，而且它们在各自司法实践活动的开展上，都会遵守各自不同的程序法和实体法的规范。在数十年的环境司法的实践下，环境诉讼因着司法机关在应对环境冲突与矛盾时采取的各种方法、手段和措施得以平稳、公正、有序的进行。然而，环境问题和环境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在解决环境问题时，法院仍然不能将其具有的作用与功能发挥的着实与有效，有时甚至会显得较为无力，司法状况难以令人满意。在处于诉讼环节时，严重的与环境法的正义价值要求相背离。
（三）在对权衡利益时不重视
可持续发展观司法人员在权衡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或者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时，往往只顾及当前的利益，不重视长远的利益，更有甚者还会只重视自身的利益而不考虑受害人的利益；优先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而对环境保护不予以重视，没有以可持续发展观来维持人类社会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法官通常都是已经形成定势的一般社会思维对环境纠纷案件进行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调查与审理。从严格意义上讲，实际上这属于实质内容的审查，很有可能引发不公正的审判，其原因就是由于该过程倾向于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在长时间经受优先发展经济这个观念的影响与束缚下，施加实际上我国环境司法在考量权衡利益这一环节中，已经优先被经济发展占据了，一旦发生了利益冲突，其他利益便不能得到首要的重视。
四、我国环境司法对环境法价值的回归策略
（一）遵循风险预防原则来保证环境安全
在风险社会环境这一背景下，应对与环境有关的风险，一定要使环境法展现出应有的作为，为了防止一些不能对其不安全性进行确定的因素变成现实威胁，应当对风险预测原则进行确立，以此来为环境司法以及环境执法提供出相应的依据与保障。尽管我国尚未在相关环境法中建立该项原则，但是鉴于环境风险日益严重化的趋势，司法机关需要对其有所作为，使环境的安全得到保障。面对由于环境问题而引起各种社会损害以及巨大损失时，环境司法机关一定要对风险预测原则具有的极端重要性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还要在灵活的运用于环境司法中，在司法审判的威慑力下，避免使环境遭受损害。故此，法院有必要在环境司法实践中将环境具有的指导思想进行强化，重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
（二）完善环境法来彰显环境正义
由于现行的环境法律存在一些缺失与不足，因此在对环境司法进行实践时经常会出现很多疑难问题，很难令社会公众长期期待的环境正义得以实现。因此必须要将相关的环境法律完善，将充足的法律依据提供给环境司法，进而切实的做到有法可依，将环境正义彰显出来。鉴于法院审判工作具有的特殊性，也就促成了法官钟情于为断案提供依据的法律规范具有的可具体操作性以及可适用性。同时还因为现行的相关法律在处理纠纷的范围上、方式上以及赔偿数额和责任认定等一些方面仍然存在很多冲突、模糊、空白等原则性规定，使得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也就为审判具体环境案件带来了较大的难度。由此，期待未来修订资源与环境的保护立法时，能够多加注重制定禁止性、义务性以及授权性等方面的规范，具体、明确与细致的对行为后果加以阐述，进而将实践操作性增强。在有关环境要素方面的法律规范中，详细、直接、明确的规定出环境刑事责任制裁条款与环境民事赔偿责任条款，保证在环境纠纷的正确处理时，能够有充足的法律依据依靠。
（三）正确衡量利益冲突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在可持续发展中可持续性价值指的是人类能够得到永续不断的世代繁衍生息以及大自然的良好和可持续的更新，进而使人类不断发展的需求得以满足。该价值要求我们不仅要使当前的发展满足时代的要求，将暂时的利益期待实现，还应当对未来发展的长远利益予以关注；要求我们在重视当前利益的同时还应当对未来长远的利益语义重视；要求我们在追求经济快速、高效发展的同时，重视对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不能单单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还需要的要环境司法实践的努力配合，因此可以说广大司法机关与工作人员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五、总结
诊所式法律教育（ClinicalLegalEducation）发端于美国，是一种旨在使学生通过实践和经验学习法律执业技能、培养法律道德和职业责任感的法律教学模式。②诊所式法律教育遵循主体性原则、参与性原则、服务性原则和实践性原则，③其特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在目的上，诊所式法律教育旨在培养学生运用律师的思维方式去思考法律问题、解决实际法律问题；在内容上，诊所式法律教育是一种以参与法律实践为主要途径、从而掌握法律知识和法律执业技能的学习方式，在授课过程中使用真实的案件材料，以学生为主导办理真实案件；在社会效应上，诊所式法律教育是一种服务于社会的教育形式，通过学生直接为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使当事人和弱者群体直接或者间接受益。诊所式环境法教育，是采用诊所式法律教育理念、模式和方法，在教师或者环境律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办理实际环境案件培养执业技能和职业伦理的教学模式。④诊所式环境法教学，通称环境法诊所（EnvironmentalLegalClinic，下文将“环境法诊所”与“诊所式环境法教学”在同一含义上使用），是诊所式环境法教育落实到高校教学体系的具体形式。诊所式环境法教学的授课过程通常由集中授课和分组办案两个环节构成。在集中授课环节，由富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环境法教师、资深法官、环境法律师、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学者型官员、国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等为学生授课。在分组办案环节，学生定时到实践基地（通常是有环境诉讼业务的律师事务所，⑤或者专业的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机构⑥）值班，参与热线答疑、回复来信、接待来访、实地调研、收集证据、查阅法律法规、访问技术专家、走访行政机关、法律文书、诉讼与非讼案件等活动。在此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将课堂上所学的法学知识特别是环境法学知识用于实践，掌握律师办案技巧，还能真实地了解环境法的实施现状，维护污染受害者维护的合法权益。
二、诊所式环境法教学的核心内容
诊所式法律教育应着重训练法律执业技能，促进学生对法律的理解，并以不同的视角和方法观察、分析、处理和评价所处理的案件。⑦在此理念下，根据上述诊所式环境法教学的宗旨和特征，诊所式环境法教学的内容应至少包括电话咨询、会见当事人、案件事实调查、获取证据、出庭、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环境司法及其专门化、环境律师职业道德引导等八个专题。
第一，电话咨询。通过环境维权热线电话咨询寻求帮助，往往是污染受害者首先想到的维权方式。因此，诊所式环境法律教学的首要环节，是使学生掌握接听咨询电话的技巧。在授课过程中，应至少使学生掌握如下要领。首先是接听电话的步骤，包括如何介绍自己、如何倾听和询问、如何快速记录和同步分析、如何给出专业的答复等。其次是通过电话咨询应掌握的事件发生的核心信息，包括何人（Who）、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事（What）、为何（Why）、过程（How）以及结果（Result），即所谓的“WHR理论”。再次是在接听电话实践中经常发生的问题，如了解信息不全面、未记录当事人联系方式、未听清问题的主要内容、记录过于简略、缺乏后续咨询计划等，这些内容应通过实例讲授和分析进行提示，避免在电话咨询过程中发生。
第二，会见当事人。会见当事人，是诊所式环境法教学的核心内容，是法律诊所学生提供法律服务的前提，是法律诊所的工作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也是法律诊所学生感流与理流的有机结合。⑧由于参加环境法律诊所学习的学生是以“准律师”的身份与当事人接触，所以首先要使学生了解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区别，譬如：律师具备专业的环境法律知识、判断力和法律实践经验，而当事人往往不具备这些特征。基于此，明确学生会见当时人的目标，包括但不限于了解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确定法律关系、确定应当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制定下一步的跟进计划和步骤等等。这一专题还要使学生掌握会见当事人的注意事项，包括通过认真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以掌握案件的关键环节、随时总结纠纷的焦点、根据法律要素合理引导当事人的陈述等。
第三，事实调查。办理案件过程中所调查的是“法律事实”，⑨这一点是在诊所式环境法教学过程中应特别提示学生的问题。根据案情的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调查路径，如按照时间顺序、因果关系、法律要素或者其他逻辑顺序展开。当然，在实践中，很少有严格遵循其中一种顺序进行调查，往往以一条线索为主线、辅以其他线索进行。在调查过程中，应当注意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设计合理的方案，采用正当合法的手段，同时避免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益。⑩这些是学生在这一专题下应予特别重视的内容。
第四，获取证据。《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等形式，应与学生逐一分析这些形式的证据之于环境法律实践的意义。这一专题可重点讲授原告和被告应收集哪些方面的证据。就原告而言，应收集证明污染事实存在的证据、证明污染危害事实存在的证据、证明污染损害大小的证据、证明污染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据等。被告应收集的主要包括证明自己没有实施排污行为、证明自己排放的污染物无法到达受害地点、证明原告损害由污染以外的原因造成等方面的证据。在这一专题中，还应特别强调收集证据过程的合法性、客观性、及时性等。
第五，出庭。这一专题可以按照庭审的时间顺序进行讲授，特别应当重视庭审材料的准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调解等环节。需要准备的庭审材料包括发问的问题清单、词提纲、证据清单或者说明、需要引用的法律法规和证明文件、科学证明材料等。在法庭调查阶段，应着重强调特别授权时陈述事实和回答问题的技巧、举证要领，以及如何提出对对方证据的质证意见。法庭辩论环节需要重点讲授，强调辩论应依据法庭调查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展开，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同时应注意语言文明，不强词夺理。关于调解环节，应强调在不损害当事人利益的前提下积极争取调解结案，但在未经特别授权的情况下不要轻易提出或承诺调解条件。鉴于这一专题的重要性，可以采用视频资料等多种形式的材料来说明相关问题。
第六，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在我国，行政处理在解决环境纠纷过程中发挥着非常大的积极作用。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对环境行政处理作出了更加有利于执行的规定，更加提高了行政处理在环境保护和维护污染受害者合法权益中的重要性。在诊所式环境法教学过程中，应使学生熟练掌握以行政处理方式解决环境纠纷的技巧，尤其应当特别强调如下方面：注意搜集保留证据，及时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申请处理；明确污染损害赔偿责任，提前了解相关法律知识；合理确定污染损害金额，提出赔偿请求；行政处理失败后，及时做好运用其他法律手段开展环境维权工作的准备；积极运用环境举报等制度和媒体力量维权，配合环境行政处理手段的运用。
第七，环境司法及其专门化。环境司法专门化，即国家或地方设置专门的审判机构，或者现有的人民法院在其内部设置专门的审判机构或组织对环境案件进行专项审理。近些年来，以环境法庭为代表的专门环境司法机构发展较快。201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必将大大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步伐。在诊所式环境法教学中，应使学生掌握通过环境法庭解决环境纠纷的途径，特别是环境法庭与一般审判机构的差异之处，如环境法庭主要形式、案件受理模式、基于不同类型的环境法庭制定有利于环境维权的诉讼策略等。
第八，环境律师职业道德引导。在诊所式环境法教学中，学生以“准律师”的身份参与办理真实的环境案件，因此，为其提供适当的律师职业道德指引，为必需环节。除了一般的律师职业道德之外，这一专题还可以以讨论的形式关注下列问题：律师职业道德之于一般人行为准则的差别；如何面对污染受害者和污染者的委托意愿；如何处理行政权力干预环境司法问题；如何面对当事人“疏通关系”的请求；如何面对自己客户的弄虚作假行为；等等。
三、诊所式环境法教学内容的实施途径
为了在诊所式环境法教学中有效实施上述教学内容，应在授课过程中不断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储备，同时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诊所式环境法教学的有效开展，要求学生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其中至少包括法学理论基础、环境法学理论和实践知识、基本的环境科学知识以及相关学科知识等。首先是法学基础理论知识，包括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部门法的知识。例如，民法侵权理论为环境法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重要法律资源；诸多环境法律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许可制度等，均以行政法理论和制度为基础；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理论和制度，在环境法律实践中亦有广泛的应用。其次是熟练掌握环境法学理论和实践知识。不仅要深入理解环境法的价值追求、目的和原则，而且要将这些理念基础与环境法律制度相结合，并能够应用于环境法律实践之中。再次是环境科学知识。与其他学科相比，环境法具有显著的科学技术性特点，其产生和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涉及大量的技术规范，并且其实是需要科学技术予以保障。掌握环境科学知识，对于顺利开展环境法律实践工作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最后是相关学科知识。在环境法律实践中，社会学调查研究、试验、观察、二手资料分析等研究方法，不仅在环境法学研究中被经常采用，而且在环境法律实践往往也发挥重要的作用，应予重视。
四、总结
在许多方面，WTO的国际贸易规则面临着国际国内保护环境法律的挑战，两者难以协调一致。
第一，实行非歧视原则与不同环境标准的矛盾。非歧视原则，又称为无差别待遇原则，是WTO的基石，主要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表现出来。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基本含义是：缔约国一方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贸易上的特权、优惠和豁免，也同样给予缔约对方。国民待遇原则是指缔约国保证给予其他成员的公民、企业和船舶在本国境内享受与本国公民、企业和船舶所享受的同样的经济贸易待遇。
非歧视原则要求WTO成员方之间的贸易一视同仁，不应有所差别对待。但是，WTO成员方的环境保护标准是不同的，这样相同的产品在不同的成员方会受到不同的待遇；同一个成员对来自其他成员方的相同产品可能采取不同的环保限制措施和技术标准，这样就会影响非歧视原则的落实。
第二，实行最惠国待遇原则关于“相同产品”问题上的不同认识。确定是否属于相同产品是适用最惠国待遇院原则的前提。但是，WTO对什么是相同产品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在实践中，主要采用《布鲁塞尔税则商品分类目录》中排列在同一税号下的商品就属于相同产品，否则就适用不同的税率。这种对相同产品的认识没有考虑到生产同样产品中不同的生产方法可能导致对环境的不同影响的因素，因而导致了一些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贸易争端。
从保护环境法律的角度看，生产相同产品的不同生产方式和技术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的影响，对环境造成有害或较有害影响的相同产品应当受到成员方贸易政策的管制，而不应当与对环境无害或较少危害的相同产品享受同样的待遇，否则就是不公平的。
而WTO认为，只要最终产品的用途和特性能够满足消费者的相同需要就是相同产品，生产方法、工艺和技术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等因素不能作为是否相同产品的判断标准，如果一个成员方以出口国没有与之相同的技术和环境标准为理由就可以限制进口，那就会破坏WTO的市场准入原则，导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和领域，WTO不承认技术和环境壁垒对贸易的限制的合法性。即使对那些通过有害环境的技术和方法生产出来的产品，只要该产品符合WTO的自由贸易原则的要求，成员方就不能对其实行歧视性限制措施。虽然WTO对环境保护有一些规定，但这并不表明WTO允许任何缔约国以环境保护为理由强迫其他成员方采用与其相同的环境和技术标准，否则就是违反了WTO的非歧视原则，对相同产品实行不公平的待遇。
第三，在对国际投资实行国民待遇与适用保护环境法律问题上的分歧。按照WTO的要求，对成员方之间的国际投资企业应当实行国民待遇，跨国公司应当实行东道国环境标准，遵守东道国的保护环境法律。但是，从保护环境法律的角度看，如果东道国的环境保护标准低于跨国公司母国的标准，适用东道国的保护环境法律可能给跨国公司转嫁环境污染造成方便，从而破坏东道国和全球环境保护。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设立国际企业，适用较低的环境保护标准，就会大大降低其产品的成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环境造成冲击和破坏，使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和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影响其可持续发展。从公平的原则出发，应当要求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适用较高的环境保护标准，要求发达国家对环境保护承担更多的道义和经济责任。WTO规定发达成员对发展中成员提供技术援助，以使发展中成员更好地履行义务。
第四，WTO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普遍优惠制度与适用国际保护环境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WTO规定对发展中国家成员予以照顾的原则，允许其在履行义务时采取一定的灵活性，有较长的履行期限和过渡期限。但是，在适用国际保护环境法律问题上是否也同样享受普惠待遇？发达国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品是否应当给予降低环境标准的优惠？事实是，国际保护环境法律对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什么优惠。发达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对生存与发展迫切要求，强迫发展中国家实行他们难以达到的环境标准，甚至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民族工业的发展权利，只发展绿色农业。这样必然造成发展中国家永远也不可能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永远受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绝大部分企业本身无力承担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政府有时给予一定的补贴，但是发达国家又以这种补贴违反WTO的规定为由，对来自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
谁应当对当今世界严重的环境问题负最主要的责任？当然是发达国家。全球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是发达国家，是它们造成了全球70%以上的环境污染问题，它们欠下的环境债务没有理由要求发展中偿还，它们没有理由剥夺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权。发展中国家应当注意环境保护问题，既发展经济又保护环境，在发展中创造保护环境的条件，但不可能让它们马上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1.1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随着发达国家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和产业结构调整，大量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跨国公司从发达国家向低环保要求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跨国公司还采取付高额处理费用等方式，将那些难以处理或处理成本大的垃圾输往发展中国家，再者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制定对己有利的环保规则，甚至影响其他国家环保政策及法规的制订，从而规避自身环境责任。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已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美国也将40%左右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2]
1.2地方政府政绩观的错位由于历史的原因，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资金缺乏。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各发展中国家都迫切地引入外资，招商引资成为重要的政绩指标。这本是一件双赢的事，跨国公司获取利润，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然而现实总是异于理想，正如马克思对资本逐利性精辟的描述：……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在利润面前，跨国公司的环保自律变得十分脆弱，必须依靠当地政府的强力监管，但GDP至上的思维反而使一些地方政府成了跨国公司的帮凶，在利用外资的战略上，只求经济上的短期增长，对长远的环境危害视而不见，[3]客观上纵容了跨国公司毫无顾忌大肆排污，导致发展中国家环境的急剧恶化。
1.3公众环保意识的欠缺近年来，虽然公众的环保意识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欠缺。根据民意测验，77%的美国人表示企业及其产品的绿色形象会影响其购买欲，尽管其价格要高；94%的德国人在购物时会考虑环保问题。而在我国，公众更多还是考虑价格，同时还存在对外国产品的迷信；而在公众的环保参与、集体维权、环境公益诉讼方面则更是欠缺，个体在跨国公司面前处于绝对弱势地位，这一定程度上也是跨国公司敢于无视环保的原因。
2跨国公司环境法律责任承担的阻碍
当前东道国在试图追究跨国公司环境法律责任之时，最大的阻碍在于责任主体的确定，其法律上的障碍便是有限责任原则。再加上其跨国性，在管辖、法律适用尤其是法律责任的落实上也会存在诸多的问题。在前述案例中，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中的持股比例为：美国联合碳化公司占50.9%的股权，印度政府占股约为22%，其余股份属于2万多名印度人[4]。该公司只是一个子公司，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为其母公司，拥有绝对控股地位。大部分的跨国公司都有子公司的身份，其母公司则在东道国以外，一方面通过子公司扩大控制权，一方面则借助有限责任降低风险。虽然跨国公司子公司拥有独立法人地位，但跨国公司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天然甚至是紧密的关系并不能被完全割裂开来，跨国公司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管理决策以及各种资源都可以在公司内部实现共享。
2.1责任主体认定的现行法律阻碍：有限责任原则有限责任制度起源于12、13世纪在地中海沿岸诸城市兴起的一种新型组织“康孟达”（Commenda），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对于近现代公司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克服了无限公司股东因公司破产而导致个人破产的风险，便于人们投资入股，是广泛募集社会大量资金、兴办大型企业最有效的手段。美国学者巴特勒更是将有限责任制度认为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就连蒸汽机和电的发明都不如它来的重要”。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法的基本原则，跨国公司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成立子公司以扩大自己的规模与增强自身实力。子公司是根据东道国的法律设立的，能够独立地进行诉讼，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独立地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因而，当发生环境问题时，该子公司才是环境破坏的直接责任主体，由该子公司承担环境侵权责任并没有什么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仅追究直接加害者即子公司的责任并不能体现法律公平的本质，子公司往往缺乏足够的能力独自承担由此给东道国造成的损失。前述案例中，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在事故发生时，其净资产仅有9530万美元，根本无力全部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如果坚持有限责任的原则，对受害人、特别是环境侵权案中这样的非自愿债权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对东道国的环境利益也会构成相当大的威胁。
2.2现实阻碍：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巨大影响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截至2001年，跨国公司已控制着世界生产总值的近50%，国际贸易的60%和技术转让的70%，国际投资的90%。[5]目前，全球跨国企业数量已超过8万家，其外国子公司达到80万家以上。2012年，跨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创造了价值26万亿美元的销售额，较2011年增长了7.4%。外国子公司贡献的增加值达6.6万亿美元，增长了5.5%，同期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为2.3%。外国子公司雇员总人数为7200万，较2011年增加了5.7%（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13）。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巨大。由于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巨大经济影响力，以及对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东道国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吸纳外商直接投资12000多亿美元。以跨国公司/全球公司为主要代表的外资企业创造的工业产值、税收、进出口额分别达到全国的30%、20%、55%左右（其中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约占80%），直接吸纳就业约5400万人。[6]东道国往往会对这些跨国公司给予相当大的优惠，追究他们的相关法律责任之前也不得不多方权衡利弊。甚至在某些国家，跨国公司还会与当地政府勾结，此时东道国追究其环境法律责任就更不可能。例如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的子公司就曾在当地居民抗议环境污染时，勾结当地武装部队非法迫害、屠杀当地居民，完全无视当地居民的利益。再者，就算最终成功追究跨国公司母公司的责任，法律责任如何落实也会是一个问题。前述博帕尔事件中印度政府的最终被美国法院以“不方便法院”原则为由驳回，最终只是由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1989年向印度政府支付了4.7亿美元的赔偿金了结此事。[7]
3跨国公司环境法律责任承担机制的重构
3.1完善环境侵权责任中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对于如何追究跨国公司的环境法律责任，并且能使东道国得到足够的补偿，学界提出过许多理论，如“整体责任论”。但这一学说太过极端，以企业实体论来取代法律实体论作为普遍法律规则是不现实的，这是对公司有限责任理论的背离。另一种理论是“直接责任论”[8]，即在以股东有限责任为一般原则的前提下，考虑到整体责任论对母公司责任过重，仅强调特殊情况下母公司才需对子公司的债务直接负责，最为典型的就是“公司法人格否认”，俗称“揭开公司的面纱”。我国《公司法》第20条也有类似规定，但较为模糊，实践中需要法院针对具体案例进行认定。鉴于实践中由此造成的环境侵权往往危害巨大，波及范围广且损失难以预料，有限责任原则不应概括适用于作为子公司股东的跨国公司母公司。对跨国公司利用控股子公司的有限责任，滥用公司人格的环境侵权行为，致使社会公众和国家的环境利益遭受损害的，应当直接追究跨国子公司背后的母公司责任。问题是判断母公司是否有滥用行为的举证责任如何承担。笔者认为，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和公司的社会责任，子公司的债权人（包括受害者）或作为公众代表的政府可以直接向母公司提讼，除非母公司能证明其子公司有足够的自决定自己的事务，否则只要原告能提出证据证明其所受损害是由子公司造成，法院就可推定母公司对此损害负有责任。通过让跨国公司母公司就自己没有滥用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一方面维护了有限责任原则———保护了母公司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减轻了东道国对母公司滥用控制权的举证责任（东道国实际上往往很难举证，将该举证责任赋予母公司是合理的）。如此一来，既平衡了双方的利益关系，也能督促母公司加强自身对内部公司治理的关注。
3.2建立并完善跨国公司的准入机制环境问题影响深远，一旦受到破坏，损失往往难以用金钱衡量，而且政府向母公司追偿，能否最终落实其法律责任也是一个问题。因此，政府必须注重事前预防，在招商引资之时就应该把好准入关，对跨国公司设在本国的子公司的资金、内部管理、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等多个方面进行严格的审查和评估，决不能为了引进外资而对跨国公司的环境责任能力不作要求，甚至把可投资于污染项目作为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如此一旦发生严重的环境污染，发展中国家的东道国作为经济上的劣势者，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将很难维权。环境保护法制也必须完善，当环境保护代价高而违法成本低时，跨国公司权衡利弊后选择违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防止地方政府执法的随意性，必须建立一套从跨国公司进入到最终产品销售的、完备的环保法律体系，跨国公司必须证明其所从事的生产行为不会对所在地区产生负面影响，一旦发生环境问题，跨国公司也必须就其行为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举证，否则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4结语
一、环境法博士生培养之特点
在高等教育体系中，针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具有不同的培养要求。比如本科生的阶段，应当主要强调对其综合素质的培养;在硕士生的阶段，应当更注重对学生的专业教育;在博士生的阶段，学生一般为有志于从事科研工作的群体，除了需要继续加强专业教育外，培养其学术科研能力是最主要的目标。
环境法学作为新兴的法学二级学科，其博士生培养相对于法学本科生、硕士生的培养，也具有以上特点。除此之外，它还具有明显的“实践导向”性 ——必须紧密结合实践，以“环境问题的解决”作为研究目的。因此环境法博士的培养，要兼顾“理论”与“实践”。这就决定了环境法学博士点在制定培养方案时，必须立足于自身的特点。
我国环境法博士生培养已有二十年，但整体效果仍不理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历次全国法学一级学科评估排名中均排第一，是国内较早设立环境法博士点的法学院系，因此通过对其培养方案进行考察、反思，将有利于提供普遍性的借鉴。
二、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培养方案之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每个招生年度都会出台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方案，笔者在2010年9月入学时，也收到了学院教务下发的《法学院2010级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内含环境法的具体方案)。这一培养方案与笔者入学前、后年的方案相比，在细节上或有区别，但大体保持了稳定。
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培养方案的内容共分十一项，它们分别是：适用学科专业;培养目标;学科专业研究方向：学习年限;培养方式及主要培养环节学习进度要求;知识结构和课程学习的基本要求;资格考试;学术讲座、社会实践;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科学研究和学术：学位论文工作及要求。这十一项中，除了“适用学科专业”、“培养目标”、“学科专业研究方向”、“学习年限”等目标性、概括性规定外，其余项分别以强制、非强制要求两种方式，对环境法博士生的课内、课外培养进行了规定。
根据以上培养方案的规定，一个已正式被中国人民大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录取的博士研究生，一般来说需要在3年内完成所规定的学业任务—— 其中第一学年需要完成所有的课程学习：第二学年之初，在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后，教研室会组织论文开题，之后博士生即进入毕业论文的具体写作过程;第三学年的第一个学期末，环境法教研室将组织博士论文的“预答辩”工作，博士生将根据“预答辩”中老师所指出的问题，继续完善博士论文，并预备第二学期5月份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如顺利通过答辩，则将获授博士学位。
上述3学年的安排可谓紧凑。在此期间，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除了必须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外，还应当修满包括公共课、方法课、专业课、选修课等在内的23个课程学分并通过考核，应当在学校承认的期刊杂志上发表至少2篇的学术论文，并应当通过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无法满足这些要求的，将无法顺利毕业。除了这些强制性规定外，环境法的博士生还可以进行许多自主学习安排，比如积极争取国外联合培养机会、参与导师主持的研究课题、自主申请学校研究课题、努力发表更多学术论文，等等。
由于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方案区分课内、课外，区分强制、非强制，因此博士生的最终培养质量，一方面固然与培养方案有莫大关联，另一方面也与博士生在培养方案“管辖”之外的个人能动性密切相关。
三、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培养方案之评价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目标，是使博士生“掌握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敬业精神;掌握本学科领域全面而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可以说，这一目标囊括了政治、道德、专业素养等全面的要求。虽然尚难看出这一目标是否能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跻身世界一流法学院行列”的自身定位相符，但可否实现这一目标，却是对培养方案进行评价的首要依据。
从整个培养方案的具体设计来看，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方案形式和程序均规范、完整，对于3年的学习期而言，它强制要求的任务量适中，而培养内容也体现了较高的针对性，比如要求完成的23个课程学分中，环境法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主文献研读课、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前沿问题研究、能源法等专业课程占据了绝大部分，因此在课堂教学上给专门教授环境法专业知识提供了较大空间，体现了将培养重点集中于环境法的“专业性”要求。如果能严格按照该培养方案完成学业任务，那么中国人民大学的环境法博士生基本上都能达到上述培养目标。
但结合自身的学习经验，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方案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仍未做到“高标准、严要求”。作为在教育部2004、2009年两次正式公布的全国一级学科评估排名中均排第一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本应是“最高标准、最严要求”的，但是从培养方案本身，尚难看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环境法博士生培养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比如除了通过论文答辩外，博士生只需要修满学分、发表2篇论文、通过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即可顺利毕业，这相对于更为“高标准、严要求”的兄弟院校，可能还是宽松的。
2.专业课程设计有待优化。目前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的博士生必修的专业课程包括环境法方法论、环境法学主文献研读、环境法学前沿、法学方法论、法学前沿等，它们涵盖了方法、文献、前沿课几大类，因此结构安排基本合理。但是目前这些课程的功效并不明显，比如其中的方法课，由学院开设的“法学方法论”主要由本院各学科教授进行“讲座”式大课教学，而“环境法方法论”的授课体系也尚未成熟，博士生其实很难从这些课中领会一套明晰、行之有效的研究 “方法”;此外专业文献课对基础、经典文献的重视程度仍然不足，其实不利于扎实学科基础。因此，为了提高培养针对性，有必要优化课程设计。
3.“教学相长”的格局仍未形成。目前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专业承担教学任务的主要有三位老师，其中两位博导、一位硕导。虽然教师人数少，但却需要同时为本科、硕士、博士生开课，此外还必须指导学生论文等等，可谓任务繁重。但是如果教学任务过于繁重，确实不利于老师们更游刃有余地安排教学、科研工作，也不利于学生们更好地从老师长年的科研沉淀中充分汲取知识精华。因此确实有必要减轻教师负担、提高学生学习质量，实现“教学相长”。
4.培养及考核机制仍流于形式。目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对博士生培养进行强制要求并直接干预的有三个事项——修满课程学分、通过候选人资格考试、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其实鲜有学生因未修满学分、未通过资格考试而无法毕业，因此这两个机制恐有“流于形式”之嫌。较有实质意义的考核机制其实是论文答辩，但由于论文答辩已到培养“末端”环节，万一学生无法顺利通过答辩，那么学院即便想再加大培养力度，也已经有些“于事无补”。因此如果学生培养质量不佳，那么培养及考核机制流于形式可能也是部分原因。
5.自主学习的引导机制仍然不足。高质量的博士生培养，固然与教师的课堂教学，以及学校、学院的考核机制密不可分，但在3年时间里，毕竟仍然主要依靠学生的自主学习。学生的自主学习，一方面与每个学生的自觉性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学习氛围有关系。目前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方案中，在强制考核机制之外，对于如何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引导学生们“勤学、好学”的良好学风的生成，其实关注不够。这必然直接影响大环境中学生们的求学状态以及最终的培养质量。
以上问题如不解决，固然可能无碍于方案“目标”之实现，也无碍于博士生们顺利毕业，但如果要提高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就必然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
四、如何完善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培养方案?
为了提高博士生培养水平，近来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开始着手进行改革，比如限制招生人数、限制在职人数、更注重考生综合科研能力等。相信这些举措将在不同程度上提高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但是为了更具针对性地应对分析指出的问题，笔者认为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在完善培养形式的同时更注重培养质量。目前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的培养除了仍未做到“高标准、严要求”外，更在一些重要培养及考核机制上“流于形式”。因此，形式规范固然需要继续坚持，但在此前提下，仍然需要注重培养品质。真正高质量的博士生培养，可能并非在于是否修满学分、是否通过候选人资格考试、是否记诵了更多知识点，而主要在于是否开拓了知识广度和深度、是否在学风做派上更为严谨和扎实、是否提高了独立思考和科研的能力，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就无异于是在“低水平重复”前阶段教育。因此，在继续完善培养形式的同时，应当更为注重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2.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更好地结合。针对目前课程方案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改革目前法学院内的“讲座式”大课教学(尤其是方法课)，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将其分为小班，由多位较为固定老师分班讲授，再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授课班级;此外环境法各专业课也可以继续优化，方法课的授课体系应当更为成熟，并真正能够将老师们多年的科研经验传授给博士生，此外环境法主文献课应注重基础、经典文献的研读，着力于提高学生的“读书能力”以及 “分析、利用材料”的能力，而非仅仅开阔视野。除了课堂教学外，还可以考虑在专业内、兄弟院校之间开展“环境法博士生沙龙”等活动，努力培育优良学风以带动博士生的学习质量。
3.减轻教师负担，提高学生科研参与度。从各方面考虑，如果要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就有必要考虑减轻教师负担。由于笔者硕士阶段也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专业，因此发现博士生与硕士生，甚至与本科生的课程之间多有交叉，因此对于一些较为灵活的课程，比如热点前沿课，其实可以面向不同学生群体统一开设，在强调博士生主导、主动的前提下，一个班里既可以有博士生，也可以有硕士、本科生，思维灵活的本科生、具有专业基础的硕士生、需要追求精专的博士生之间，完全可以互动、互助，也可以避免因为授课重叠而给教师带来不必要的负担。但是除了前沿课之外，基础理论课、文献课等“精专”课程，仍然应当坚持博士小班授课，在这些课程中，要强调博士生的参与程度，比如要求开展专题研讨、专题演讲等等。如此，才可以使“教、学”都更精炼、更分层次、更灵活。
五、结语——关于完善环境法博士生培养方案的启示
以上对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法博士生培养方案所做的评介，难免不全面、不深入。但是该方案存在的优缺点，能折射出当前我国环境法博士生培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唯有继续立足于环境法学科的特性，继续在各环境法博士点培养方案中贯彻质量要求、促进课堂与课外的结合、促进“教”与“学”的良好互动，方可从整体上提高我国环境法博士培养的质量。
论文关键词：资源环境 资源与环境法 课程
论文摘要：目前，资源与环境法课程已经在资源环境类专业中开设，这门课程虽说是法学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但是对于资源环境类专业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开设资源与环境课有利于丰富教学授课形式，有利于学生了解常识，有利于强化学生的法制教育，有利于完善资环类专业的科学体系，有利于大学生参与保护环境的实践活动等等。
一、引言
由于城市化，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世界人口的迅速膨胀，全球的环境急剧恶化，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比如：土地的退化，水资源的缺乏，大气污染，温室效应等……中国作为全球的一个发展大国，更是面临这样的环境问题，我国的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了367万平方千米，并且还在增加。荒漠化也在迅速扩展，每年由于酸雨的破坏造成50亿美元的损失，并且殃及其他相邻的国家。1997年，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每年由于水、气的污染，经济损失高达540亿美元，这还仅仅只是间接损失。若是更为详细全面的考虑，直接经济损失2-3倍，甚至10倍。环境问题影响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国民尤为关注。为此，我们国家将保护环境制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资源与环境法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一种边缘学科，也是交叉学科。其内容涵盖了伦理，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知识，所以在高校中开设资源与环境法是很有必要且具有意义的。
二、开设资源与环境法课的作用
（一）开设资源与环境法课程有利于帮助大学生了解环境法常识
资源环境法中有许多基本的常识问题，人们通过资源环境法了解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自觉加入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了解了这方面的常识，详细分析我国目前的环境问题如此恶劣，开设资源与环境法课程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
意义。
（二）开设资源与环境法课程有助于强化学生的环境法制教育
开设资源与环境课有助于强化学生的法制教育。环境问题如此的严重，进行保护和管理必须采取有效的手段：法律手段用其强制性，权威性等特征，成为主要手段。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较高的法律意识，更容易的约束其破坏行为，在高校开展能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三）开设资源与环境法课程有助于完善资源环境类专业的学科体系
开设资源与环境课有助于完善资环类专业的科学体系，资环类专业课程开设多方面学科，而资源与环境法内容与其密切相关。如环境管理制度制定，农用保护，总体规划等解决环境问题，涉及了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要加强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的相关知识学习……要想保护环境，纯粹的自然学科知识远远不够，因为它涉及到了人口、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方面。所以，社会科学的知识学习也是必不可少的。法律手段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手段，以及资源与环境法教育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改变，法律意识，知识水平等能力的提高等重要作用。资源与环境法应该作为高校的一门必修课开设，去增强大学生的保护环境的意识。
（四）开设资源与环境法课程有利于大学生参与保护环境的实践活动 人类要可持续发展下去，必须推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大学生扮演着主要角色，通过开设资源与环境法课程树立大学生价值观、环境观、伦理观。积极开展资源与环境法，有助于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推进素质教育。而如今，许多高校正在扩招，校园就得增设面积，校园就得规划，其中包括环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通过多方面的措施，引导大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比如说，爱护花草树木，垃圾分类投放，尽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和塑料袋，节约用水，用电等等。在实践过程中养成保护环境的日常行为习惯。
（五）开设资源与环境法有助于优化校园环境，创建“绿色大学”
“绿色大学”的创建，需要我们每个人自觉的保护环境，保护我的的校园。在环境幽雅，有着丰富文化底蕴的校园环境下我们能够更好的学习知识。古语曾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创建好的校园环境，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和谐价值观有机的结合，也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不可以只让创建“绿色大学”只注重形式，要付出实际行动，让校园成为学生们发展的良好平台。
总之，在高校中开设资源与环境课程非常有必要。在资源与环境法课中，有些比较抽象的理论，所以可以采用非富多彩的方式授课，寓教于乐。大学生代表着祖国的希望，进一步加强校园环境的改善，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在我们加大立法执法和宣传力度的同时，在高校的教学过程中，加入提高大学生的环保意识，改善客观生态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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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才惠莲，王宗廷．高校环境法制探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6，(1)．
[3]金瑞林主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会计职称论文高级会计师，高会评审，财会论文，工业企业制造企业商业外贸房地产建筑施工交通，行政事业单位，医院，学校，高校财务管理，会计教育教学论文论文写作指导。
一、环境问题与环境会计
（一）环境问题与环境会计在环境与社会经济领域,有再次重要的国际会计具有里程碑性质:一次是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另一次是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这两次由世界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参加的会议之重要性在于，人们开始认真思考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以及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环境问题成为政府议事日程中的重要项目之一，各国在解决环境问题上开始协调行动。
在近30年中，环境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各阶段都有若干主要标志：第一阶段，1968年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一书；1972年联合国举行人类环境会议。第二阶段，1987年被确定为欧洲环境年；联合国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第三阶段，1992年联合国举行环境与发展大会；英国政府著名的《绿色经济计划》。第四阶段，英国颁布世界上第一部有关环境管理制度的国家标准文件BS7750，欧共体颁布第一部有关环境管理和环境审计制度的国际性标准文件EMAS；国际标准组织开始起草全球性环境管理和环境审计的标准文件ISO1400系列。由上所述可见,国际上对环境与经济、环境与社会之关系问题的关注，正在日趋具体化和标准化。
在环境会计领域，首先进入实务的是环境信息披露（环境报告），即披露公司各种活动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信息。在80年代中期，首先提出的披露方式是在公司年度报告中的“管理分析与问题讨论”部分，以后成为年度报告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并最终成为独立的年度环境报告。最近几年中，联合国关于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的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对跨国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问题作了连续的追踪调查和分析，并将其作为每届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秘书处每年的国际会计与报告专题年度评论，在1996年就是以环境会计作为主题。
以斯堪的那维亚（北欧）航空集团公司（SASGroup,由瑞典、挪威、丹麦三个国家的若干航空公司组成，均为上市公司）为例看，1995年SAS单独编制并其第一份年度环境报告,该报告涵盖其航空运输业的机场、机上贸易业务的相关环境信息（旅馆业务的环境信息另外处理），与公司的年度报告同时。这份年度环境报告的内容非常详细，主要包括：（1）SAS的环境战略；（2）SAS在飞行，机上服务,地面服务的各种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环境平衡表，分为投入与产出两方）；（3）总裁就环境事项的年度总结；（4）董事会就环境事项的年度总结；（5）分别各种业务的环境信息;（6）对大气影响的专题分析;（7）公司环境管理实务；（8）为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而进行的新技术开发工作；（9）各种有关的知识栏目；（10）公司环境管理机构及通讯联系，等等。
我们知道，公司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其年度报告，其中与财务会计有关的内容均需经过注册会计师进行独立审计并出具审计意见书（审计报告）。由此，对于公司的环境信息(特别是与财务会计有关的环境信息)，就顺理成章地提出了环境会计法规及环境审计问题。
（二）环境会计与相关法规当环境信息披露（环境报告）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除了引伸出环境审计问题以外，也引伸出了对公司在环境治理、保护、预防、管理等方面费用支出的会计处理(包括确认、计量等)问题。环境会计问题较之环境报告要涉及到更多的方面，如环境会计对象、环境会计基本原则、环境成本计量等，并且最终会落实到是否需要专门订立环境会计准则。可以说，环境会计问题是目前会计界面对着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其困难之处在于，既要适应不断增加、变化和完善着的环境法规（国际的、国家的、地方的），还要建立和健全有关的会计标准，同时还与环境核测和计量技术有关。
二、环境成本之界定及计量
对于环境成本，很难给予精确的定义（从国内外文献资料看，讨论环境成本时往往有其特定的立足点），可是在会计领域讨论成本项目，又不能不给出较为明确的界定。这里首先从不同的视角对环境成本概念加以阐释，进而讨论其确认与计量。
（一）不同空间范围的环境成本不论怎样界定环境成本的内容，从一个企业看，总是可以区分为内部环境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这种区分是基于当期（会计期间）是否由本企业承担可计量的环境成本。这里的“是否应当由本企业承担”,并不是一个会计问题,而是一个法规问题。内部环境成本指应当由企业承担的环境成本，包括那些由于环境方面因素而引致发生，并且已经明确是由本企业承受和支付的费用，比如排污费、环境破坏罚金或赔偿费，环境治理或环境保护设备投资，等等。
内部环境成本与外部环境成本相比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其已经可以作出货币计量（尽管并非一定合理和精确），从而才可能作为内部成本。外部环境成本是指那些由本企业经济活动所引致但尚且不能精通计量，并由于各种原因而未由本企业承担的不良环境后果。正是由于对这些不良环境后果尚未能作出货币计量，所以尽管已经被认识，却不能追加于始作俑者，因而还不能称之为会计意义上的“成本”。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环境质量确实已经受到了影响甚至破坏，即事实上已经发生了环境成本。
环境成本的“内部”、“外部”之分，并不是绝对的，对此可以从下述几点理解：
第一，某些情况下内部和外部环境成本同时并存。譬如“排污费”是由于本企业向外部排放有害气体、污水中废弃物质而向环境管理机构交纳的费用，由本企业负担，因而属于内部环境成本。但是外部环境成本亦同时存在：从数量上说，计算交纳排污费是按照环境管理机构制定的标准，在实务中，这种标准往往偏低，不足以弥补环境污染引致的各种损失。从性质上说，即使全部排污费都用于治理环境，也存在污染和恢复之间的一段滞后期。在这段时间内，环境污染的破坏作用已经漫延开来并导致新的更大的环境成本。
第二，某些情况下内部环境成本会早于或晚于外部环境成本而发生。譬如，本企业考虑到某经济事项对环境的潜在损害可能性而提取准备金，在会计处理中先发生了内部环境成本，而外部环境成本此时尚未发生。再譬如，对环境污染受害者的赔偿金，往往由于法律程度而耽延一段时间，而会计处理总是要等到实际赔偿时才作为内部环境成本，这时显然已经晚于外部环境成本。
第三，从会计配比原则讲，外部环境成本最终都应当转为内部环境成本。但是在会计实务中，两种环境成本之间既存在“转化时间差”，还存在“转化数量差”。而且象空气污染导致酸雨以及生态破坏等引发的社会环境成本，几乎不可能做到“会计配比”。因此，究竟外部环境成本在多长时间内和有多大比例可以转化为内部环境成本，取决于环境法规的完善程度及环境会计标准的可操作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法规的建设与环境会计体系的建立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
（二）不同时间范围的环境成本
着眼于对环境成本的会计处理与其实际发生的时间吻合性，可以将环境成本作三种类别划分：过去环境成本，当期环境成本及未来环境成本。换句话说，在会计期间内作为环境成本而确认处理的有关费用支出项目，其所补偿的可能是以前的环境损失，也可能是当期环境损失，还可能是预见到的将来环境损失。
1.对过去环境成本的当期支出，指本会计期间内发生的环境性费用是基于清理以前造成的环境污染或补偿以前造成的环境损失。当具有追溯效力的新环境法规或会计法规生效时，这种会计事项就会增多（有时也可能是法律诉讼的结果）。也就是说，企业以前的经济活动在当时并未与环境法规不合，或者在当时的环境检测水准下企业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在今天的新条件下情况有了变化，企业不得不为过去的负面“产出”承担后果。在会计处理中，这就引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会计盈亏是分期计算的，当期因为以前若干年的经济活动之不良环境影响而增加了了环境性费用，事实上的结果是当期的和以前的会计盈亏都不完全符合实际，那么怎样评价企业的财务业绩才为合理？第二，企业当期的经济活动及产品都可能与以前年份有所不同，如产品已升级换代，甚至已转产完全不相同的产品，这在实务中会有千差万别种情况，那么在实施会计配比原则时，当期的环境支出怎样与以前的活动及产品相对应？可见，对过去环境成本的当期支出，既引发了财务会计方面的经营业绩计量甚至税赋疑问，也引致了管理会计方面的业绩考评疑问。
2.对当期环境成本的当期支出，指本会计期间内发生的环境性费用是基于清理当期环境污染或补偿当期环境损失。从一般意义上说，在会计实务中不会对此产生认识上的疑问，可能存在的难点是怎样在测定环境影响的基础上合理地分配和归集环境性费用。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具备较好的的环境管理和会计计量基础。
3.对将来环境成本的当期支出，指本会计期间内发生的环境性费用是基于对将来环境污染和损失进行清理和补偿的经费准备。就会计处理特点而言，这使我们联想到了各种会计准备金（如坏账准备金），因而或许可以为了叙述的方便而暂且称其为环境成本准备金。
在会计处理中，设立环境成本准备引出了两个问题。第一，由于环境成本准备金是以对将来不良环境影响的估计为基础，当期并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会计支出，而环境成本准备金列为费用成本项目，会影响当期盈亏进而影响纳税，所以需要有可操作的法规依据。如果企业是以纳税以后净利润中的一部分提取作为环境成本准备金，则需要以企业内部法规（如章程，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等）为依据。第二，当期环境成本准备金的数额提取之估计，与各种经济活动或产品的配比对应,既需要环境测量标准,也需要合理的会计处理方法。可见，对将来环境成本的当期支出，并不仅仅是一个会计问题，还涉及到环境法规和企业规章，并且与如何判断将来的环境事务趋势有关。
会计职称论文高级会计师，高会评审，财会论文，工业企业制造企业商业外贸房地产建筑施工交通，行政事业单位，医院，学校，高校财务管理，会计教育教学论文论文写作指导。
（三）不同功能的环境成本着眼于企业所发生的环境性支出的功能,可以将环境成本作三种类别划分：弥补已发生的环境损失，维护环境现状、预防将来可能出现的不利环境影响。这种功能分类也可以表达为基于环境支出动因的分类。
第一种弥补已发生的环境损失所引致的环境性支出，所弥补的可能是以前时期的环境破坏后果，也可能是当期的环境破坏后果。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环境损失已经发生。企业所支出的环境性费用，其目的仅在于或只能够用于弥补已经发生的损失（现实中往往不足以弥补！），而不可能形成任何资产增量或收入增量。针对实物的支出只是对因污染而导致的物质耗损的弥补，针对人的支出则是对因污染而导致的健康耗损的补偿。可见其补动性支出的明显特点。
第二种用于维护环境现状的环境性支出,与不良环境影响是同步发生的,用以维持环境现状而不致于恶化。从会计处理看，应当认识到这样两点：其一，这类环境支出虽然不会形成企业的生产能力增量，但是会形成其他资产增量或收入增量：用于环境保护设施或环境治理设备时增加了资产存量，用于环境保护人员的工薪支出则增加了人员收入。其二，当支出是针对环境保护或治理设施（备）时，本会计期间应当承担的应当只是其一部分，即会计处理中的费用化与资本化之区分问题。总起来看，这类环境支出仍然是被动性支出，但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主动性。
第三种用于预防将来可能出现的不良环境后果的环境性支出，是发生在环境损失出现之前，并不是专门用于弥补性项目，所以属于主动性支出。会计处理中需要考虑到这样三点：其一，这类环境支出不但会形成资产增量或收入增量，而且可能会增加或改善生产能力（比如购置了有助于改进产品环境属性的设施或设备）。其二，对于形成的物持资产增量之会计处理,显然会有分期摊销或折旧计提,这时会与环境法规及会计法规有关。其三，总起来看这类环境性支出更象是一种投资行为，只是其目标具有特殊性，既不属于生产能力投资，又不属于非生产性设施投资。
三、环境成本的会计处理：追踪与分配
由前所述可以联想到，在现行的会计准则框架下，对环境成本的会计处理会遇到许多疑问，不能不涉及到会计界以外的环境法规根据。毋庸置疑，环境成本的追踪与分配应当作为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的一个主题，从而对环境管理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考虑环境成本的会计处理，目前需要着重讨论环境法规和会计法规两方面问题。
第一，所依据的环境法规。没有环境法规就不会有会计意义上的环境成本。在经济社会中，利润是企业经济活动的第一导向作用力或内在基本动力，没有来自社会的环境法规压力，环境会计不可能在企业内部自然生成。回顾环境会计在欧美发达社会的产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即使是许多自觉计量环境影响后果和披露环境信息的大型跨国公司，也是在其长远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下而行事，绿色（环境保护）形象与企业长远经济利益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各个国家的环境法规都会逐渐增多。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内部的高层管理人员及财务会计部门主管人员必须对环境法规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关注其对本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的影响，关注其对本企业远期及近期财务业绩的影响，制定相应的措施。
从务实的角度看，立足于环境法规对企业会计核算的影响，可以作这样三种判断：其一，现行环境法规。这是指那些已经由立法机构或政府部门公布并生效的环境法规。当然必须不折不扣地遵守；其二，可预见到的环境法规。这是指那些已经由立法机构或政府部门提出的草案文本(征求意见稿)，其实施之日已经可以预见。企业对此应当做积极主动的准备；其三，潜在的环境法规，这是指那些虽然尚未有正式的草案文本，但是已经被人们广泛注意到，并且在专业部门，实务界及各种媒介（如广播、电视、报纸、刊物）成为讨论内容的环境法规题目。企业对此尚不需要在行动上有所准备，但是企业在制订长远战略中不能不予以考虑。
第二，会计法规及原则。从会计实务角度看，大多数环境法规对于会计事项处理并不具有可操作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会计界就可以因此而忽视环境法规，因为环境法规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企业经济活动，从而影响企业的经济利益，并且必然或迟或早会落实到会计实务中。在会计实务初始阶段，对各种环境事项的处理可能做法不一，久而久之，无论从企业内部还是外部，都会提出对会计法规及会计原则的需求。
从前面所述可以归纳，环境成本的会计处理在会计方法论上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会计期间引出的资本化与费用化之划分；二是由配比性（可追踪性）引出的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之划分。
关于环境成本的资本化与费用化处理，一般而言比较清楚。企业用于环境有关项目的支出，从受益期间看总会有短期性与长期性之分，从而引出环境成本的资本化与费用化处理之划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不同会计处理的后果,即对当前及未来财务业绩的影响,以及对企业持什么态度开展环境管理活动的影响。换句话说，环境成本的资本化或费用化处理之分，其核心问题并不在于会计技术，而是在于后果判断和比较。对此，只要回顾一下研究与开发（R&D）支出在会计处理中的资本化与费用化之几十年争议，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环境成本的追踪，在环境成本核算中，如何针对不同的环境费用起因去追踪环境成本，即针对不同的环境成本核算对象，对已发生的（会计）环境成本鉴别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并加以分配归集，这是一个会计技术问题，也是环境会计中的主要难题。
从设计思想看，立足于环境费用的可追溯性，可以对已经发生的环境费用作这样四种判断：其一，很确切属于直接费用，即费用发生动因很清楚，譬如在某种产品过程中排污量超标发生的环境费用，又譬如针对某种产品生产过程而增加的环境保护设备投资。其二，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直接费用，但不很确切，即若干种费用发生动因有所交错。譬如某种材料使用于若干种产品生产，在该种材料初加工阶段发生的环境费用，就具有这种特点。其三，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间接费用,但也与直接生产有关,譬如仓库等建筑物改建工程引致的环境费用。其四，很确切属于间接费用。对于上述四种情况,会计处理中对第一和第四很清楚,对第二和第三则比较复杂。特别在环境费用金额比较大时，怎样对之处理，直接关系到企业财务业绩和内部责任业绩评估。这时应当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费用？与哪些产品或设备有关？有没有相关的生产作业记录？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是建立和健全成本会计基础工作，特别是各种基本记录。有了完整详细的工作记录，对成本费用的追踪、计量及分配归集才会有根据。
四、环境成本管理
如同成本会计具有双重目标
生命周期评估(LifeCycleAssessment,LCA)是在环境经济问题研究中建立起来的一个特定概念,它是指这样一种环境分析体系：对一种产品，一种作业加工或一种作业活动的全过程中对环境施加的负面影响作全面分析和评论，目标在于将其减小到最低取度。与LCA类似的一些概念也常在有关文献资料中看到，包括：LifeCycleAnalysis,GradletoGraveAnalysis/Assessment，Eco-balanceAssessment，EnvironmentalImpactAssessment,等等。
会计职称论文高级会计师，高会评审，财会论文，工业企业制造企业商业外贸房地产建筑施工交通，行政事业单位，医院，学校，高校财务管理，会计教育教学论文论文写作指导。
作为一种环境影响评估体系，LCA包含四个组成部分：设立目标，存量分析，影响分析，改进分析。作为一种实施系统，LCA由三个阶段组成，即上述后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阶段存量分析涉及面很大，对某种产品或作业之生命过程全部环境性能源、资料以及排放物加以确认和计量。第二阶段影响分析，针对第一阶段的存量测定，测算和评估潜在的生态环境影响。第三阶段改进分析，对通过诸如产品和加工的重新设计等各种途径，减少、消除所测定环境影响的潜在可能性作出判断。
3.FCA与LA
全部成本会计（Full-CostAccounting,FCA）将产品带给环境的未来成本（如废弃物的处理）纳入会计核算范围，并追溯分配予各该产品，是一种全新的成本会计架构。就功能而言，FCA的作用在于：（1）从远期看，为公司发展战略提供完整的成本信息基础，让企业管理者对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现时成本和未来成本有清醒的了解和认识；（2）从近期看，为企业产品定价及生产经营调整，提供成本信息基础。在企业会计实务中，尽管已有企业接受全部成本概念（如英国石油公司年度报告），但是显然还看不到全面运用FCA的案例。因为企业在产品定价中以FCA信息为基础，显然不利于自身的竞争地位。所以FCA作为企业制定长期发展战略中的一种信息工具可能更为现实。这时全部成本可以从几个角度分析：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现时成本和未来成本；生产成本与环境成本。
作为FCA的一种替代，遗留物成本计算（LegacyCosting,LC）出现在了成本会计领域。LC是对企业产品及生产经营活动之环境影响（后果）的专门核算。遗留物成本包括：（1）为了将负面环境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而发生的预防性费用；（2）评估环境影响程度的评估费用；（3）修复环境损失的费用。这里，第三种涉及到的环境损失，又可以分别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本来可以通过产品设计、生产、工艺使用等环节的预防措施而避免的损失（但未能避免），另一种是由意外因素导致的损失。
五、环境审计及国际“六大”的实践
环境审计（EnvironmentalAudit）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并且目前对其存有许多争议（争议不在于应不应该进行环境审计，而是在于其内容、方法和实施）。一般而言，环境审计是对任何商业性生产经营活动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关系及后果的系统性考察和分析评估。环境审计当然应当有其基本的法规依据，但又不仅仅限于符合法规要求。
环境审计的提出有两个起因：一是作为社会审计延伸出来的一个新的分支，主题在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其中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当就业压力较大时，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怎样对待维护环境标准和生产增长造成的环境破坏（污染）这对矛盾。由于社会审计涉及面非常广泛，社会审计方法又缺少其特性，所以环境审计位于其中也受到了一定局限。环境审计的另一个起因是越来越多的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环境报告)。由于缺少关于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技术标准，当越来越多的大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纷纷加入到环境报告的行列中时，人们就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疑问：怎样对不同公司的环境报告加以比较呢？如何看公司环境信息的可信程度呢？前一个疑问是针对环境会计（即环境会计标准或准则），后一个疑问是针对环境审计。由于公司年度财务报告是经过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公司、会计师行）和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于是很自然地，会计师们也就对环境审计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注册会计师能够担当环境审计职责吗？毕竟环境审计并不是只针对环境会计事项。第二，注册会计师对所审计的公司财务报告出具审计意见书（审计报告）并签署后，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鉴于环境事项的复杂性和环境效应的长期性，以及环境标准的变动性，对公司环境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签名审计报告，也能承担其法律效应的责任吗？这是目前争议较大的两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再展开讨论。，但是可以提出一些基本想法：（1）注册会计师不可能当然地具有从事环境审计工作的资格和能力，但是对与环境相关的财务收支事项则具备审计能力。（2）环境审计涉及面很广泛（不象财务收支审计那样专门化），应当由一个审计团队集体负责（不同专业的人员）。（3）对环境审计的结果（审计报告）之法律责任要求，可以分别期限，比如在几年以内承担何种责任，几年以后承担何种责任，并辅之以比较清楚的条件界限（比如有重大的法律修改就应除外）。
国际“五大”会计公司在会计和审计各方面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包括实务和研究两方面），在环境会计方面也是如此。近年来，“五大”会计公司都雇用了环境顾问，并积极开拓环境会计方面的业务和开展环境会计方面的问题研究。
ArthurAndersen(AA)会计公司开发出了一种“生态会计”（Eco-Accounting,1994,Chicago）”模型及配套软件程序。其功能在于，帮助企业对环境总成本及其主要组成部分进行确认、追踪、累积、估算及管理。该模型定义了一百多种环境活动，以成本矩阵形式组织和表达所有数据，并对所有各种主要环境活动的业绩加以计量。整个程序包含三个阶段：一是确认环境成本，二是计量环境业绩，三是分析评估并提出替代方案。各个阶段中都包含有一系列的实施步骤。AA生态会计模型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它并不试图取代现行的企业会计体系，而是一种补充和延伸。
DeloitteToucheTohmatsh（DTT）在1992年为一个全球性企业环境管理组织开发出一项“环境自我评估规划”，一方面帮助适应国际商会（ICC）的可持续发展战备，同时帮助公司优化环境改进措施。DTT还在1993年进行了一次公司环境报告实务及动机的调查（对70多家跨国公司），并了详细的分析报告。
KPMG在1992年进行的环境报告国际调查，包含十个国家的近七百家公司。据回答，有四百多家公司将环境话题融入了其年度报告，有一百多家公司编制单独的环境报告。调查表明，大多数公司都将环境信息置于年度报告中的管理分析部分。
PriceWaterhouse(PW)，已经在1990、1992、1994作了数次连续性环境报告及环境会计问题调查，每次调查都详尽的调研报告，并且从调研报告之题目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其主题进展：“EnvironmentalCosts:AccountingandDisclosure(1992)”，“AccountingforEnvironmentalCompliance：CrossroadofGAAP,Engineering,andGovernmant(1993)”,
“ProgressontheEnvironmentalChallenge：ASurveyofCorporateAmerica’sEnvironmentalAccountingandManagement(1994)。”先是环境成本核算与披露，进而由环境会计实务延伸到会计准则及政府行为，再进一步将环境会计与环境管理相系。
综上所述，国际性大会计师公司对环境会计问题予以了相当大的重视，这对于推动环境会计实务和理论的发展非常重要。
六、借鉴和启示
如何考虑建立我国环境会计体
系这一课题呢？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环境会计实务及环境法规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更要依据技术处理方面的专业标准。环境会计的建立与发展，有赖于政府有关部门及职业团体的有组织的行为，即建立环境法律（法规），制订和实施专业标准。进入90年代以后,环境会计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社会团体（如绿色和平组织）和学术界所关注和探索领域，而是进展到了具有政府组织行为的行动领域。
会计职称论文高级会计师，高会评审，财会论文，工业企业制造企业商业外贸房地产建筑施工交通，行政事业单位，医院，学校，高校财务管理，会计教育教学论文论文写作指导。
1.以英美为例看政府行为
先来看英国。英国的“环境管理制度BS7750”作为一项国家标准于1992年正式颁布执行，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正式颁布实施的环境管理法规。BS7750对公司环境管理系统的开发、实施及维护都提出明确要求，督促公司实现其已确定的环境目标和政策。在环境报告方面，环境信息披露最早是作为社会责任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入90年代以后，官方和公众接受并强化“绿色化”意识，也对公司信息披露产生了更大的压力，所以大公司纷纷在年度报告中增加环境信息部分，甚至单独编制环境报告。1996年7月11日《会计时代》介绍，根据KPMG的一项调查，披露环境信息的大公司，1994年为65%，1995年增长为77%，而最大的100家公司则全部编制和提供环境报告。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第一，众多公司编制和披露环境信息，并没有共同接受和依据的专业标准。正如《每日电讯》1996年12月19日一则短评所说，大公司的“绿色”报告中充满了晦涩的专业词汇表述。第二,目前环境报告中还缺少比较有效的财务信息,因而环境会计及环境审计都有待发展。有鉴于此,英国政府环境部在1997年2月颁布了一份适用于所有企业的文件“环境报告与财务部门:走向良好实务”。它虽然不是强制遵循的，但作为政府部门的一份文件，自然是发挥其规范化的作用。
再来看美国。美国的环境会计法规建设分为联邦、州及地方政府三级。与环境问题有关的法规可以大体上划归两类：一类是关于环境破坏之清理与复原的责任；另一类是关于环境监测与污染控制，以及与标准有联系的个人或财产损失负债。
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制定的会计准则架构下，企业对环境事项进行会计处理时，主要依据1975年的第5号准则(SFAS5)或有负债会计，以及与之配套的财务会计准则指南FIN14。由于这两个文件都是针对一般性或有负债，所以在确认和计量（估计）环境负债方面并不具体。FASB从1989年起，指定工作小组(EITF)专门研究环境事项的会计处理，并很快提出了“EITF89-13石棉消除成本会计”和“EITF90-8污染处理费用的资本化”。按照这两份文件，环境污染的处理费用，一般都应作为当期费用支出处理（即费用化），只有在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时，才允许资本化处理：（1）延长了资产使用寿命，增大了资产的生产能力，或改进了其生产效率；（2）减少或防止以后的污染；（3）资产将被出售。以后，1993年提出的“EITE93-5环境负债会计”，要求将潜在的环境负债项目从一般的或有负债中单独列出并加以估计。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在环境会计方面也作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其组织编写的《环境会计导论：作为一种企业管理工具》一书，不但从概念上澄清了环境会计的三种含义，而且在环境成本计算、成本分配、环境会计信息应用等方面为企业管理实务提供了技术指南。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针对上市公司规则，规定其环境事项的披露要求。
2.国际组织的努力
自从1972年联合国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以后，许多国际组织都设立机构或工作组，研究环境问题。
先看联合国。联合国有一个关于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的政府间专家工作组（SIAR），每年开一次工作会议，环境会计是每届会议的主题之一，并且是1995年会议的核心议题。该工作组也组织专题调查，调查研究报告，内容一般集中在跨国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相关问题。SIAR的工作无疑大大推动了环境会计的推广，但其工作本身主要是讨论和调研，尚无有约束力的规则性文件产生。
再看欧共体。欧共体国家环境部长会议于1993年3月达成共识(1990年第一次提出草案),通过并了“环境管理与审计计划（EMAS）”，并于当年7月生效。在此之前，1991年曾提出了两项重要的草案“生态审计(Eco-audit)”和“生态认证(ECO-labeling)”，鼓励成员国和成员组织在“自愿”的基础上接受。EMAS鼓励成员国企业设立环境目标和政府,并由外部独立审计师验证其执行结果,为合格的企业颁发“绿色证书”。EMAS被认为是有关环境管理体系的第一份国际性标准。
最后看国际标准组织(ISO)。ISO于1993年5月成立了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计划在5年内建立若干重要标准作为一般行动指南,这就是ISO-14000系列。其中包含六方面内容：（1）环境管理制度;(2)环境审计;(3)环境标志；（4）环境业绩评价；（5）生命周期分析；（6）环境方面的产品标准。1995年,作为ISO-14000系列之一的“国际环境管理标准ISO-14001”和“ISO-14004”的修订稿完成，经过最后征询后正式生效（由于各国意见不尽一致，生效日期计划表一再推迟，正式颁布于1996年9月)。与此同时，三项审计标准草案“ISO－1410，ISO-14011,ISO-14012”也开始被审议。
以上所述,最重要的是欧共体EMAS和国际标准组织的ISO-14000系列。这两套国际性环境管理标准的基本目标和基本内容都比较接近，但也存在很多差别，以致于已经出现了专门比较ISO-14001和EMAS所谓“桥梁文件(bridgingdocument)”1997年在欧洲和美国举办了一系列的工作会议和学术会议专门讨论研究这两个标准系列，以及环境会计和环境管理的其他问题。由此可见，环境会计和审计法规（标准）的建立，的确不是在短时期内就很容易完成的参考文献：
3.会计职业团体的努力
关键词：环境权；环境权利论；应然权理论；公民环境权论
一、公民环境权研究的现状
自我国著名环境法学家蔡守秋先生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环境权初探》以来，关于环境权的讨论至今已有25年。众多学者都加人了环境权的大辩论，而且大部分关于环境权的论文都涉及到公民环境权论题。关于公民环境权的权利形态，我国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初将公民环境权定位为法律权利;90年代，又有学者将公民环境权的权利形态定位为人权、应然权利和基本权利;21世纪初，又有学者认为公民环境权本质上是习惯权利。
1.20世纪80年代的法律权理论
20世纪80年代公民环境权的法律权利论的代表是蔡守秋。早在1982年，蔡先生就分析了环境权的产生过程，并得出下述三个结论:第一，从社会发展的历史看，环境权的提出是人类环境问题发展的必然产物;把环境权规定为国家和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各国宪法、环境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一种发展趋势;环境权这个规范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之中。第二，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环境诉讼的基础;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的环境权表现为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第三，有关环境权的理论正处于发展时期，我国的法学工作都应该为建立环境权的科学理论作出贡献。总之，蔡先生将环境权视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弱势地承认了环境权与人权的关联。在他看来，环境权只是在发生学上与人权相连，其在社会生活中主要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
2.20世纪90年代的应然权利论
20世纪90年代应然权利论的代表是吕忠梅教授和陈泉生教授。吕教授从传统法律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出发，将环境权视为一种应有权利。用她的话来说:“环境权是为克服和弥补传统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在环境保护中的缺陷和不足而产生的一项新的权利。”吕教授主张，环境权应该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人权。吕教授的环境权利理论设计倾向于将环境权具体化，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她实质上将环境权民事权利化。
3.21世纪初期的公民环境权学说
公德近是21世纪公民环境权论的一位代表，在谷德近看来，环境权的实质是调整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他因而反对把自然、后代和人类整体视为环境权的主体。他认为，公民环境权本质上是一种习惯权利。他眼中的习惯权利是一种制度事实，由约定俗成的生活规则支撑。公民环境权只能是习惯权利的理由有:(1)环境权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2)环境权依靠社会习惯得以保障。
徐祥民教授是义务先定论的代表，义务先定论者则从根本上否定公民环境权的存在，主张环境权是一种以环境义务的先行履行为存在条件的人类权利。。在徐教授看来，公民环境权论者所论述的以对环境要素和环境功能的使用为内容的环境使用权，都可以归人财产权和人身权;公民环境权论者所主张的公民环境权不能构成对那些可能造成环境损害的权利的制约。徐教授主张，环境权是一种自得权，它产生于环境危机时代，是以自负义务的履行行为实现手段的保有和维护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的人类权利。在他看来，人权发展的历史经过了初创期、发展期和升华期，三个时期的核心性人权分别是自由权、生存权和环境权。自山权的实现要求国家履行消极不妨碍的义务，生存权的实现要求国家或社会积极地提供保障，而环境权是自得权，是保有和维护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的人类权利。所谓自得就是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等待其他主体来提供方便，也不需要排除来自其他主体的妨碍。它的实现以人类履行自负的义务为条件。因此，在徐教授看来，现有的环境保护法以确认义务和督促履行义务为实现保护环境目的的手段是正确的。
二、关于公民环境权研究的反思
论文摘要：环境法是现代国家保障公共环境利益的制度形式之一。受个体行为、政府行为以及违法人者与执法机构之间的不合作博弈等因素影响，环境法规实施的效果往往并不理想。通过讨论破坏行为数量与执法者发现违法行为的概率、惩罚强度以及其它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环境法规实施过程的内在机理，并据此提出了提高环境法规实施效率的建议。
环境法是调整人类在开发利用和保护环境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1)(p40)建国以来，我国先后建立起以《环境保护法》等为基础，以包括“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在内的八项环境管理制度为核心的环境法规体系。这些法规在遏制生态环境危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环境法规的实施效果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其中效率较低的问题尤其突出，以致我国每年的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基调总是“局部好转，总体形势仍在恶化”。本文运用经济学原理，对影响环境法实施效率的因素及其内在机制进行了分析，并据此提出了提高环境法规实施效率的策略和建议。
一、影响环境法规效率的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影响环境法实施效率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个体在行使其环境权利中的“外部性”问题，是影响环境法实施效率的重要因素。生态环境物品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它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的属性，个体的环境权利彼此间是相关联的，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公共产权。随着人口数量的急速增长，以及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对环境的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生态环境物品日益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由于存在负的外部性，出现了企业生产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2y r2-;a}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企业往往过度地排放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后果。众多企业对于土地、水资源等环境资源的争相利用，对草地、森林等生态资源的滥垦、滥砍、滥伐、滥樵，往往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公地悲剧”。[3](p1243-48〕另一方面，由于环境物品的公共物品属性以及个体环境权利的公共产权属性，在环境治理活动中，个体间存在着“搭便车”的动机，大大影响环境治理的绩效。以制止环境污染为例，为了争取公共环境利益，本可联合起来与污染者进行集体谈判以避免效用损失，但作为理性经济人，每一个体都希望自己不参与或少参与，尽量地将制止污染的成本转嫁给他人，即企图通过“搭便车”来实现自己的环境权益，结果使污染者得以逃避制裁，公共环境权益遭到侵害。
其次，作为人，政府对于环境目标的偏离甚至背离，也会影响到环境法的执行效果。环境效益具有正的外部性。事实上，由于自然条件和技术因素的限制，治理者基本不可能向享受者收取费用。这意味着治理主体以外的其它个体可以无须付费而免费享用环境利益。因此，要使个体成为治理主体尚存在相当困难。环境治理必须通过委托人指定的人来进行。在现代社会，政府往往扮演这种人的角色。在委托一关系下，由于缺少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人可能违背委托人的意志，形成“道德风险”，使委托人的环境权益无法完全实现。作为人，政府有着多元化的目标，除生态环境治理目标外，政府还不得不兼顾其他诸如经济增长、就业、社会稳定等经济政治目标。在决定政府行为的综合目标体系中，并非所有的目标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由于人力、物力及财力资源的稀缺性，它们更多地被用于解决与国计民生相关的近期目标，当众多发展目标发生冲突的时候，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活动中有意地采取投机行为，作为远期目标的生态环境效益往往被忽视。另一方面，在环境效应的外部化的前提下，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可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获得gdp的增长。地方政府之间如此博弈的结果，同样会产生“公地悲剧”的结局。许多跨流域、跨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就是不同地区政府间的不合作博弈造成的。
第三，在理性人假定之下，环境法所提供的行为准则并非直接决定人们的行为，也不可能强制性地改变环境破坏者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违法者的行为取决于它对其行为结果的收益与成本的理性计算。如果环境行为收益大于成本，则理性的个体的选择必然是行动;若收益小于成本，则个体必然选择放弃。根据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理性的假定，个体是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符合“经济人”的全部特征。个体虽不乏对舒适的环境和清新的空气的追求，但在其效用体系中，经济利益仍居于首位。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上述个体会不惜损害其它人的环境权益。虽然无法脱离环境法的约束，但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并不只是被动地服从法律规定，也会与执法者进行不合作博弈。表现为这些破坏者不仅不服从环境法，而且会通过“钻空子”、逃避制裁等方式有意地实施违法行为，导致环境法规的实施效率大打折扣，公众的环境权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二、环境法规实施过程的机理
贝克尔认为，犯罪或违规活动不必归于道德或者个人的素质，它纯粹是一种经济行为。[4](p63)根据“经济人”假定，当某人从事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此人便会从事违法活动。企业或个体有意破坏环境的行为是否会发生，同样取决于其行为的收益与代价(违法的成本)的对比。
假定某一违背环境法者的违法行为数量c s;)与其被发现并被惩罚的可能性(p;)与被判定违规后接受的惩罚(f)，以及与他从事其它活动可得到的收入、逃避被发现和惩罚、违法意愿等其他变量之间(综合为混合变量u;)存在着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可用下面的函数形式表示:
s一艺s;}p}}.}}u})(，，
因为只有被发现而且被认定违背环境法规，破坏者才会受到惩罚，所以对违规者而言，违规是否会受到惩罚是不确定的:如果判定有罪，那么他将因此而为每次违规支付关，否则他将分毫无损，而且还会因从事违法活动而获益。p，和关的任何增加都会减少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因而减少违法数量，即:
sp;二as; < o ap;，及sf二as~-一上<0(2)a};
一般认为，对于那些对风险持喜好态度的违法者而言，他们对于违规行为被发现并被惩罚的可能性的变化的反应比对接受一定惩罚的反应更为敏感，违规行为发生的数量对于被发现并被惩罚p‘的弹性要大于个体对于惩罚本身关的弹性，
即:
as;>as;ap; al;-
另外，综合变量u‘的某些要素如个体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以及执法过程中的惩罚形式等，也会影响s;。如果个体能够通过合法经营和生产活动而不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取得经济收入，那么违法数量就会减少;同样，如果提高个体的遵纪守法程度，也可降低违法数量。
上述分析表明，要减少违法数量，提高违法者被发现并被惩罚的可能性(p})是一种最有效的途径。但问题在于，受执法成本(c)、环境监测技术(t)以及自然条件，如环境行为者的空间分布(g)等因素的限制，p‘的提高是有限的。
即:
p}=p; }c} t} g)(3)
在监测技术和自然条件确定的前提下，执法成本(c)是影响p‘大小的重要变量。如果c增
，._‘、___._.as
大p}将趋于递减。又由(2’知，蓄<0，则“f将增大，环境法规的实施效率将降低。
一般说来，违法者属于风险喜好型。他们对关的反应弹性要小于对p‘的反应弹性。尽管如此，在环境法的实施过程中，关同样是改变个体环境行为的重要约束条件之一。在不违背“罪罚相当”的原则下，适当地提高惩罚强度是有利于减少违法数量s‘的。这可以解释现实中为什么罚款或行政处罚不能从根本上制止污染和破坏行为，而若将处罚上升为追究刑事责任，则可大大提高环境法的威慑力。当违法者面对刑事责任而不是少量的罚金时，意味着违法的预期成本加大。成本—收益计算的结果，必然引导个体的行为符合环境法要求的规范。
三、提高环境法实施效率的策略
提高环境法实施效率的目标，在于通过改变约束条件，使违法行为的数量最小化。即:
min艺s;(，，，f,,u;)(4)
提高p;大或改变u‘都可以有效地降低违法数量。其中“，属于综合变量，可以视为外部环境因素。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条件下，u‘可视为常量，这时减少违法行为数量的关键就取决于执法者与违法者的博弈。对执法者而言，可以通过调整pr关来改变违法者的行为以降低违法数量，达到保护公众环境利益的目的。
提高p，是提高环境法实施绩效的最为有效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改进技术和手段，扩大环境监测的时空范围;强化监督机制，督促执法者尽职尽责;通过界定资源的环境产权，以市场化的方式调动个体维护环境权益的积极性等。
但p‘的提高要受制于执法成本c的限制。由于企业、农户等生产者、消费者个体在空间分布极广，其环境破坏行为类型又呈现为多种方式。特别是在执法者和违法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导致信息障碍。另外，由于技术水平和实施条件所限，大量的生态环境事件还处于不可观察性的状态。如对污染企业的污染状况的监测，存在着很多技术障碍。要实现对所有违法者的行为的监督与检查，其成本之高可想可知。当生产企业或农户与执法部门进行不合作博弈时，这种成本会更大。如现实中环保部门在对污染企业进行排污浓度的监测时，就经常遇到巨大的操作困难，企业往往和环境监测部门“捉迷藏”，使后者防不胜防，徒唤奈何。
在这种情形下，通过改变f的方式，如提高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强度等来影响个体的环境行为就成为一种更可行的选择。在我国环境法的执行实践中，经常出现以罚款或行政处罚替代执法的现象，即对违规者只进行罚款处理或行政方面的批评教育，且罚款数量远远低于其所产生的生态环境破坏的治理成本，根本不能制止违法者的污染和破坏行为，甚至在客观上还纵容了企业的破坏行为。如果增大罚款的强度，使违法者承受巨大的经济惩罚，以至倾家荡产，或者将惩罚方式改为追究刑事责任，则必将增加违法者的风险预期，促使其改变其环境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环境执法中实行“严管重罚”、“杀一做百”，应该是一种不错的策略。1997年，我国首次在刑法中规定了破坏环境罪，包括污染环境方面的犯罪、有关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方面的犯罪、有关植物方面的犯罪以及破坏资源方面的犯罪等四个类型共12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这无疑标志着我国环境法更趋于科学和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