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刑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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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查处犯罪收益的协助 （1）追查及临时措施。 香港和外国的刑事司法协助协议规定：如果要求方提出要求，被要求方须致力查明是否有任何违反要求方法律的犯罪得益或犯罪工具存放于被要求方管辖区内，并须把调查结果通知要求方。要求方在提出要求时，须把据以相信犯罪得益或犯罪工具可能存放于被要求方管辖区内的理由通知被要求方。被要求方如据此找到怀疑为犯罪得益或犯罪工具的财物，须采取本地法律容许的措施，防止任何人就这些怀疑为犯罪得益或犯罪工具的财物进行交易、转让或处置，以待要求方的法院就这些犯罪得益或犯罪工具作出最后裁定。 （2）充公及没收。 关于充公及没收，有关协议规定：（1）如要求方要求协助没收或充公犯罪得益或犯罪工具，被要求方须采取适当方法提供所需的协助。协助的方法可包括执行要求方法院作出的命令，或就有关的要求提起诉讼，或在涉及该要求的诉讼中提供帮助；（2）负责保管犯罪得益或工具的一方须按照本地的法律处置该等财物。缔约一方可以在该方的法律容许的范围内，并按照双方商定的条件，把该等财物或出售该等财物的得益转移给缔约另一方；（3）被要求方的司法协助中心机关须把根据上述规定采取的任何行动通知要求方的中心机关。 （3）自动提供的数据。 香港与外国签订的刑事司法协助协议还规定，当一方认为向另一方透露有关犯罪得益或犯罪工具的资料可能会有助对方进行调查或诉讼，或可能会引发对方根据双方签订的刑事司法协助协议提出要求，则在不妨碍其本身的调查或诉讼的情况下，可在对方未作出要求前先把上述数据交予对方。 四、关于移交被判刑人的制度 （一）概述 移交被判刑人，又称"外籍囚犯的移交"，或称"囚犯移管，" "被判刑人移管"，"被判刑人移交"、"转移" 或"移送" 等。移交被判刑人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一种新方式，是一国将在本国境内被判处自由刑的犯罪人移交给犯罪人的国籍国或常住地国以便服刑，犯罪人的国籍国或常住地国接受移交并执行所判刑罚的活动。 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由判刑国将被判刑人移交给被判刑人的国籍国或居留国，另一方面是由接受国对移交的罪犯执行判决。 在国际实践中，移交被判刑人是作为外国刑事判决的执行的一个补充被提出来的。 如欧洲国家在《关于刑事判决国际效力的欧洲公约》（1974年7月26日生效）的基础上，于1983年3月21日签订了《欧洲移交被判刑人公约》（1985年7月1日生效）。在移交被判刑人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一方称为"移交国"、"判刑国"、"移交方"或"判刑方"，另一方称为"接收国"、"执行国"、"接收方"或"执行方"。"被判刑人"也可称为"被判刑的罪犯"、"外国囚犯"、"囚犯"、 "罪犯" 等。从执行方的角度讲，经向判刑方申请并获同意，执行方的主管机关将被判刑方定罪判刑的本国公民或居民移至本国执行刑罚，因而是对外国刑事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一种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形式；从判刑方的角度讲，经被判刑人的国籍国或居留国请求，判刑方主管机关将在本国定罪判刑的他国公民或居民移交他国执行刑罚，是一种对判决执行的司法协助形式。 1．移交被判刑人制度的意义 一般认为，移交被判刑人这种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方式可以使移交方、接收方、被判刑人等方面都获得各自相应的利益：就移交方来说，把被判刑人移交给有关国家执行，可以妥善解决因罪犯的民族特点、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语言障碍等诸种因素所造成的执行困难，既减轻了管教改造罪犯的国家负担，又体现出国家刑事政策中的人道 主义精神，是一项两全其美的执行方式；从接收方的角度来看，把在外国犯了罪的本国国民接管过来，放在自己国内服刑，有利于实现对其国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促使被判刑人及其家庭和社会的各项利益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还可以使国家更好地履行保护国民的责任；从被判刑人方面来考虑，能够在自己的祖国服刑，既能得到较好的生活环境，又会得到家庭和社会的照顾，既有保外就医或监外执行的条件，又有取得假释的可能，因此，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执行方式。 所以，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方式，移交被判刑人正在逐渐受到重视和关注，一些国家在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加入了移交囚犯的内容，部分国家之间还签订了专门的移交被判刑人条约。如奥地利与南斯拉夫、加拿大与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墨西哥与美国、泰国与美国、法国与非洲一些国家之间都订立了类似协议。一些国家还制定或增补了国内立法，对移交被判刑人问题作了规定。如联邦德国与瑞士分别于1981年和1982年制定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葡萄牙于1990年12月10日颁布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法》、加拿大于1978年7月17日开始实施《囚犯移管法》等立法中，都包含有关于移交被判刑人的内容。联合国也对移交被判刑人的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在1975年第五届、1980年第六届、1985年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都对移交被判刑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第七届大会还通过了《关于移交外籍囚犯的示范协议》。大会的决议指出，考虑到外国囚犯由于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等原因而遭遇到的困难，为了使他们能在熟悉的环境中进行改造，并有利于重返社会，各缔约国应提供方便让在国外被判刑的人尽早返回其本国服刑，特制定了这个示范协议，其目的是敦促联合国各成员国制定类似的双边或多边协议，以便促进外国囚犯返回其本国服刑。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移交被判刑人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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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参见黄肇炯着：《国际刑法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页。 注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移交罪犯及合作执行判刑的协议》第1条。 注 参见甘雨沛、高格着：《国际刑法学新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3页。 注 参见马进保着：《国际犯罪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注 参见黄肇炯着：《国际刑法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页。 注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移交罪犯及合作执行判刑的协议》序言。 注 如《香港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移交被判刑人的协议》。 注 参见徐宏：《简论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外国的司法协助》，载司法部司法协助局编：《司法协助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注 参见甘雨沛、高格着：《国际刑法学新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4页。 注 参见黄肇炯着：《国际刑法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247页；另见马进保着：《国际犯罪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注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移交被判刑人的协议》第6条第3款。 注 例如，移交被判刑人不得突破接收方法律为同一种刑罚规定的最高刑期。如果接收方法律规定的最高监禁刑是20年，而判刑国对被执行人所科处的刑罚是20年以上刑期，那么，就只能执行20年监禁刑期。特别是在香港已经取消死刑的情况下，移交被判刑人时修订有关刑罚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香港方作为移交方，对罪犯所判处的是自由刑，而依照接收方的法律，此种行为可判处死刑，接收方不得将自由刑改为死刑。 注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斯里兰卡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移交被判刑人的协议》第6条第3、4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意大利共和国政府关于移交被判刑人的协议》第6条第3、4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移交被判刑人的协议》第6条第4、5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移交罪犯及合作执行判刑的协议》第6条第5款；《香港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移交被判刑人的协议》第8条第3、4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移交被判刑人的协议》第6条第4、5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移交被判刑人的协议》第6条第4、6款。 注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移交罪犯及合作执行判刑的协议》第6条第3款。 注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移交罪犯及合作执行判刑的协议》第6条第4款。 注 参见《香港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移交被判刑人的协议》第8条第5款。 注 参见《香港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移交被判刑人的协议》第6条。 > 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移交被判刑人的协议》第6条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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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法 原则 主义 确立标准 例外规定 法律规范 理论规则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3月，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震惊中国金融界的广东开平大案作出判决：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前行长余振东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按数罪并罚，判决执行有期徒刑12年。在本案里，余振东贪污金额达6亿多元人民币，挪用公款达13亿多元人民币，他之所以仅被判处区区12年有期徒刑，是因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美国政府有关部门达成了有关协议。该协议产生的基本过程是这样：余振东逃往美国后被美国司法当局以涉嫌欺骗手段获取签证罪逮捕，并被内华达州法院以非法入境、非法移民及洗钱罪判处144个月监禁。由于中美之间没有签有遣返条约，也未参加关于贪污、挪用公款罪遣返的国际公约，美方不存在将余振东交给中国政府的国际义务。为了能抓拿余振东归国审判，经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协商，美方同意将余振东按难民遣返程序遣返回中国（这不是引渡——笔者注），同时，中国政府对余振东回国后涉及的有关刑罚及权利和待遇问题出具了正式书面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判机关判处余振东不超过12年的有期徒刑。①

余振东贪污、挪用公款的涉案金额数以亿计，按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有关规定，其罪该判死刑或至少判无期徒刑，但是，该案涉及政府的承诺而得以从轻判决，这一判决违反《刑法》第3条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段规定，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余振东贪污、挪用公款的数额惊人巨大，其罪行的重大与其被判的12年有期徒刑显然不相称，这一判决又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我国，许多犯罪分子贪污了几十万元或几百万元被判死刑，而余振东贪污数额超过亿元，但因有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对美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承诺而仅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这明显地违反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综上所述，余振东案的判决违反了刑法的三个基本原则，其判决的合法性值得质疑。虽然如此，但是，从法理上说，司法机关对这一案件的处理过程和审判结果具有合理性。因为我国与美国之间并无引渡或遣返条约，也未参加有关对贪污、挪用公款犯罪遣返或引渡的国际公约，如果我国要惩罚余振东，就不得不作出妥协。

中国与加拿大于2001年就开始通过外交等途径谈判讨论特大走私犯赖昌星遣返中国审判的可能性，假若赖昌星被遣返中国审判，可能将遇到与余振东案类似的问题，即判决的结果违反刑法基本原则与处理过程和审判结果具有合理性的矛盾问题。

余振东案引发了笔者对刑法基本原则的重新思考，并使笔者产生了困惑：刑法基本原则是否应不折不扣地绝对执行？是否允许存在例外规定？除此之外，笔者对刑法基本原则的其他问题也进行了深思，并产生了更多的困惑，例如，刑法基本原则是理论范畴？还是规范范畴？刑法基本原则确定的标准是什么？刑法基本原则是否是立法和司法均应遵循的原则？等等。在思考过程中，笔者觉得人们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诸多问题产生了误读，同时，发现我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在立法上存在着重大缺陷，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刑法基本原则进行重新研究。

二、刑法基本原则的困惑

依通说，刑法基本原则是指刑法这个部门法所特有的、贯穿全部刑法并指导和制约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的准则。判断是否是刑法基本原则的基本标准是：1、它必须是刑法所特有的，而不是其他部门法所共有的。2、它必须是贯穿于全部刑法的，而不是局部性的具体原则。此外，从前述概念还可推断出第3个标准，即：它是具有指导和制约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的准则。只有全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的原则才可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人们还普遍认为，刑法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除了上述三个基本原则以外，罪责自负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惩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也属于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②在研究刑法基本原则过程中，笔者产生了诸多困惑：

（一）刑法基本原则是理论范畴，还是规范范畴？

我国刑法学界的许多学者在论述我国刑法基本原则时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即罪刑法定主义，罪刑相适应原则即罪刑等价主义，但是，从字义说，“原则”和“主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就“原则”而言，“原”是指最初的、开始的，或原来、本来。③“则” 是指规范或规则。④合二为一后，“原则”的意思应是最根本的宏观性规范。就“主义”而言，它是指人们对于自然界、社会以及学术、文艺等问题所持的有系统的理论与主张。⑤若仅从字义分析，原则是指一种规范，主义是一种理论，因此，刑法学界将“原则”等同于“主义”的做法令人困惑：刑法基本原则究竟是规范范畴？还是理论范畴？

（二）刑法基本原则必须是刑法所特有的，而不是所有部门法所共有的原则？

我国刑法学界认为，确立刑法基本原则的标准之一是，它必须是刑法所特有的，而不是与其他部门法所共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法的一般原则，这一原则是各部门法所共有的。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这一原则在文字上作了处理后作为其基本原则。同样，我国现行刑法也明确规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为刑法基本原则，这实际上是将法的一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作了文字处理后作为其基本原则。从外国刑法立法例看，有些国家也将法的一般原则作了适当的文字处理后作为其刑法的基本原则的，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4条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作为其刑法基本原则。⑥既然如此，确立刑法基本原则时还能以“刑法所特有而不是与其他部门法所共有”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之一吗？

（三）刑法基本原则必须是贯穿于全部刑法的原则吗？

依通说，能够成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原则必须是贯穿于全部刑法的原则。若以此为标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不是刑法基本原则，因为，这一原则无法贯穿于追诉时效领域、以及刑罚执行制度的假释、减刑等领域，严格地说，这也仅是一个量刑适用原则。

我们知道，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则、合法原则等。我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婚姻自由原则、一夫一妻原则、男女平等原则、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原则、计划生育原则等。在这些基本原则里，并非每一个原则均是贯穿全部民法或全部婚姻法的原则。同样，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等法律的所有基本原则也并非都是贯彻于这些法律的全部的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大多数是这些法律中某些方面的重要原则。既然其他法律也未将“贯穿法律的全部”作为其基本原则的标准之一，为何仅刑法的基本原则有此要求呢？

从其他国家的刑法立法例看，“贯穿于全部刑法”也不是其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之一，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除了规定法制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公正原则（近似我国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外，还规定了罪过原则、人道原则为其基本原则。⑦因此，我国刑法学界将“贯穿于全部刑法”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标准之一同样是令人困惑的？

（四）刑法基本原则是否是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均应遵循的原则呢？

人们在阐释刑法基本原则时，一般都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指导和制约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的原则。如果我们将“原则”等同于“主义”，将刑法基本原则看成是理论范畴，那么，以刑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内容去指导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是正确的。但是，其理论内容属于法理层次的东西，并无强制力，若人们不遵循，司法机关也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假若我们将“原则”看成是“规范”，将刑法基本原则作为法律规范范畴，那么，刑法基本原则对刑事司法工作肯定具有指导和制约的作用，但是，由于制定刑法典之前刑法基本原则尚未存在，我们怎能说刑法基本原则对刑法立法工作具有指导和制约作用呢？

（五）刑法基本原则是否应不折不扣地绝对执行？刑法基本原则可否有例外规定？

当我们将刑法基本原则作为法律规范范畴时，我们普遍认为，刑法的适用和解释都必须严格遵循刑法基本原则。但是，我们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刑事案件，如果完全都遵循刑法基本原则，那么，我们将无法抓拿犯罪分子予以处理或出现其他难题或负面影响，例如，在余振东案里，如果我国司法机关一定要严格遵循刑法基本原则处理该案，就无法抓拿余振东或失信于国际社会。既然在有些情况下违背刑法基本原则也有合理性，那么，刑法基本原则是否还应不折不扣地绝对执行呢？刑法基本原则可否有例外规定呢？

三、刑法基本原则的解读

刑法基本原则问题是刑法中一个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只有准确地理解刑法基本原则的真谛，才能更好地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秩序。为此，笔者尝试对前面所提到的对刑法基本原则的种种困惑予以解析，以期科学地掌握刑法基本原则的内涵。

（一）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里的宏观性法律规范

笔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法律规范范畴，而不是理论范畴。它是明文规定于刑法中的宏观性规范，这种规范是刑法里具有根本性影响的重要法律规范，它指导和制约着刑事司法工作。既然刑法基本原则是法律规范，司法机关在适用刑法或解释刑法时就必须严格遵循这些原则，除非法律另有特殊规定。

一些刑法学者将“原则”等同于“主义”，这是错误的。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主义分属两个不同范畴，同样，罪刑相适应原则和罪刑等价主义也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具体而言，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属于法律规范范畴，而罪刑法定主义和罪刑等价主义则属于理论范畴。归纳而言，刑法基本原则属于法律规范范畴，罪刑法定主义等刑法基本主义属于理论范畴。由于刑法基本原则属于法律规范，因此，它同样可能存在立法缺陷的问题。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各国所确立的刑法基本原则体系可能不同，对同一基本原则的规定也可能不尽相同。刑法基本主义属于理论的主张和见解，对于某一个刑法基本主义，不同学者的理解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只有科学的刑法基本主义才能指导人们制定出科学的刑法基本原则，才能指导司法机关准确地适用刑法。

因为刑法基本原则是法律规范，刑法基本主义是理论主张，因此，刑法某一基本原则和其相对应的某一基本主义（例如，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法定主义）在内涵上也可能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从理论上说，罪刑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有：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的构成要件是什么，都应由法律明文规定；有哪些刑种，各种刑种如何适用，以及各种具体罪的具体量刑幅度如何等也都应由法律明文规定。简而言之，它包括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罪刑法定主义指导着刑法立法工作。而罪刑法定原则是指导和制约着刑事司法的工作原则，它明文规定在我国现行刑法第3条，从第3条规定看，罪刑法定原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定罪量刑依刑法规定，二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得定罪处刑。在这里，罪刑法定原则也可读为：定罪量刑依刑法规定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得定罪处刑原则。由此可见，罪刑法定主义和罪刑法定原则在内涵上是不完全一致的。

（二）各部门法所共有的法的一般原则在赋予刑法特有内涵后可内化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基本原则是具有指导和制约司法工作的法律规范。各部门法所共有的法的一般原则往往需要在各部门法中重复明文规定并赋予特有内容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立法法也未规定法的一般原则不能作为各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既然如此，我国刑法学界将“必须是刑法所特有的，而不是其他部门法所共有的”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必备标准，这是否科学呢？

笔者认为，法的一般原则在赋予部门法特有的内涵后而形成的原则也可成为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由于这种基本原则已赋予了该部门法的特有内容，因此，它们已内化为该部门法的特有原则。在《刑法》里，现行刑法第3条前段“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是“依法治国”（即法治原则）这一法的一般原则在刑法上的具体表现，它实际上是将“依法治国”这一法的一般原则赋予刑法特有的内涵而形成的刑法基本原则，同样，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也是法的一般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刑法上的体现，它实际上也是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这一法的一般原则赋予刑法内容后而内化为刑法特有的基本原则。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刑法学界将“必须是刑法所特有的，而不是其他部门法所共有的”作为刑法的必备标准也是合理的。

其实，许多部门法也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赋予其特有内涵后作为其基本原则，这说明根据各部门实际情况将一些重要的法的一般原则在部门法里内化为其基本原则予以规定，是具有一定立法价值的。

（三）未贯穿于全部刑法但是对刑法具有重大影响的局部性原则也可成为刑法基本原则

通说认为，可成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原则必须是贯穿全部刑法的原则，换言之，它必须是指导和制约刑法每一部分、每一制度的原则。对此，笔者不以为然。笔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对刑法的适用和解释具有指导和制约作用的重大原则，即使是局部性原则，也可能成为刑法基本原则，只要它对刑法的适用和解释具有重大的指导和制约作用。刑法各基本原则并不是孤立地单独起作用，刑法各基本原则作为一个体系、一个整体对刑法的适用和解释起着全局性、根本性的影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没有贯穿于追诉时效领域以及假释、喊刑领域，是一个量刑适用原则、一个局部性原则，但是，它同样可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它和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构成了刑法基本原则体系，共同对刑法的适用和解释起到宏观的、根本性的指导和制约作用。

纵观各部门法，笔者无法找到一个部门法，其所规定的每个原则均是贯穿于该部门法始终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贯穿于全部刑法”不是刑法基本原则的必备标准。

（四）刑法基本原则仅是指导和制约刑事司法工作的原则，它不是指导和制约刑法立法工作的原则。

关于刑法基本原则是否是指导和制约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的原则的问题，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刑法基本原则和刑法基本主义是两个不同层面的范畴，刑法基本原则是宏观性的法律规范，刑法基本主义是理论范畴，是宏观性的理论规则。刑法基本原则是在刑法基本主义指导下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出来的，刑法基本主义是刑法基本原则的理论依据，例如，罪刑法定原则是罪刑法定主义指导下而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罪刑法定主义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依据。罪刑法定主义不但指导着罪刑法定原则的制定，而且指导着整个刑法典的制定，当刑法典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了立法缺陷，也应在罪刑法定主义指导下进行修改和补充。可见，指导刑法立法工作的是刑法的基本主义。

刑法基本原则是在刑法基本主义指导下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它作为刑法典的一部分，与刑法典同时诞生，因此，刑法基本原则不可能指导和制约刑法典的立法工作。当刑法典存在缺陷，需要修改和补充时，应由科学的刑法基本主义来指导修改和补充，而不能在刑法基本原则指导下修改和补充，因为刑法基本原则属于法律规范，其本身同样可能存在缺陷，而且作为法律规范的刑法基本原则，其本身还需理论的阐释，当然，在对刑法典进行修改和补充时，除了在刑法基本主义指导下修改和补充外，还应考虑刑法基本原则的规定。

笔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主要是为了指导和制约刑事司法工作而制定的原则，同时，它们也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公民、单位抗辩或质询司法机关的法律原则。由于刑法基本原则是法律规范，因此，司法机关在适用和解释刑法时应严格遵循它们，除非有例外规定。

在刑法学界，有学者提出，我国的刑法基本原则，除了刑法明文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外，还应包括罪责自负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等。笔者认为，由于罪责自负原则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等没有在刑法上明文规定，因此，这仅是一种理论主张，它们不是刑法的基本原则。

（五）并非所有的刑法基本原则均应绝对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刑法基本原则存在着例外规定

刑法基本原则应否绝对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可否有例外规定？这是一个被刑法学界所忽略的问题。笔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一种宏观性的法律规范，在一般情况下均应严格执行，但是，在法律社会里，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形势的变化发展以及刑法适用对象复杂多样，因此，刑法在制定之时既要考虑普遍性，也要考虑特殊性。在建立科学的刑法时，立法者必须考虑刑法内在的各个制度、各项原则和各条条文的合理配置，让各方面楔合，以更好地发挥刑法的效用。正因如此，我国刑法基本原则存在例外规定。

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刑法典里有独立的条文予以专门规定，例如，《刑法》第11条规定“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规定是与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相冲突的例外规定。此外，《刑法》里关于自首、立功和累犯的规定属于刑罚个别化的情况，这些规定是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抵触的例外规定。至于《刑法》第十二条有关溯及力的规定以及追诉时效的有关规定是否涉及刑法基本原则例外规定的问题，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另一种情形是其他涉及有刑罚内容的法律（例如，宪法和各有关部门法）的例外规定。

我国《刑法》第101条规定“本法总则适用于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但是，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根据这一规定，其他法律可以作出一些有别于刑法总则的例外规定，其中，包括制定有别于刑法基本原则的特别规定，当然，这些特别规定必须经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依法定程序批准。这些例外规定主要有：

1、 我国《宪法》的赦免规定

我国1982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七项和第八十条规定了赦免制度。当一人犯罪后，如果他的罪和刑均被赦免，就会与现行刑法第3条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段“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相抵触，而赦免又不属于第3条后段“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的情况，可见，赦免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例外规定。在处理时应依例外规定。而当犯罪人仅有部分刑罚被赦免时，这一赦免则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未被赦罪也未被赦刑的犯罪分子来说，赦免规定是违反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但是，赦免在国家统治中具有其独有作用，因此，其存在是有合理之处的。

2、我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或协定所作的例外规定

基于外交和其他原因的考虑，我国与外国可签订条约或协定对罪刑法定原则等刑法基本原则作出类似赦免的例外规定。2006年4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引渡条约》，该条约规定“根据请求方法律，被请求引渡人可能因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被判处死刑，除非请求方作出被请求方认为足够的保证不判处死刑，或在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不执行死刑”，否则被请求方“应当拒绝引渡”。根据这一条约，当某人触犯了我国现行《刑法》里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犯罪，而且其罪依现行刑法应判死刑（且不符合死刑缓期执行的规定）时，在该人逃往西班牙情况下，如果我国欲引渡该犯罪嫌疑人，必须作出保证对犯罪嫌疑人不判处死刑或不执行死刑。审判机关也应依据该条约及我国所作的保证，不能判处被告人死刑或不执行死刑，这样的判决显然违反了刑法的三个基本原则。但是，这一引渡条约为中国境外逮捕逃犯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并震慑了外逃的犯罪分子，它的规定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见，我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或协定所规定的内容可能存在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

3、其他部门法所作的例外规定

2000年12月28日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该法第50条规定“被请求国就准许引渡附加条件的，对于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可以由外交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被请求国作出承诺。对于限制追诉的承诺，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于量刑的承诺，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对被引渡人追究刑事责任时，司法机关应当受所作出的承诺的约束。”根据这一规定，如果被请求国家准许引渡附加的条件违反了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那么，在不损害我国主权、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国可作出承诺，司法机关受该承诺约束，司法机关可根据这一例外规定作出与刑法基本原则相冲突的判决。

通过前述的解读可知，刑法基本原则是指刑法中规定的、指导和制约着刑法适用和解释的重大而宏观的法律规范，它属于法律规范范畴，仅指导和制约刑事司法工作，而不指导和制约刑法立法工作。这一解读有利于人们准确把握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及其作用。

通过前文解读可知，刑法基本主义属于理论范畴，它和刑法基本原则是具有明显区别的。这一解读让人们准确地理解到刑法基本主义是指导刑法立法的理论规则。

通过前文解读可知，刑法基本原则并非均应不折不扣地绝对执行的原则，刑法基本原则也可能存在着例外规定。这一解读有利于人们更完整地理解刑法基本原则，以更准确地适用刑法。

通过前述的解读可知，通说所称的确立刑法基本原则之三个必备标准是不妥的。根据前述分析，笔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确定的标准有两个，第一，能成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原则必须是具有指导和制约刑法适用和解释的重大原则。第二，能成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原则是刑法所特有的原则。“贯穿于全部刑法”不应是刑法基本原则确立的必备标准，对于有些局部性原则而言，如果这些原则对刑法的适用和解释具有重大影响时，立法者也将其上升为刑法基本原则。这一解读有利于人们准确地把握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以建立完善的刑法基本原则体系，更好地发挥刑法基本原则对刑事司法工作的指导和制约作用。为了更好地适用和理解刑法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司法人员还应正确认识现行刑法三个基本原则的以下关系。

我国《刑法》第3条明文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该条文是这样规定的：“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条文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积极的罪刑法定，二是消极的罪刑法定。该条文的前段“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属于积极的罪刑法定，它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社会保护机能，而该条文的后段“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属于消极的罪刑法定，它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所具有的防止刑罚权滥用、保障无辜者不受惩罚和保障犯罪人合法权利不受非法侵害的人权保障机能。⑧对于司法机关的定罪判刑行为而言，一般来说，如果其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那么，其定罪判刑行为肯定是违反法律的，具体而言，它违反了积极的罪刑法定（即违反《刑法》第3条前段），同样，如果其定罪处刑行为违反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那么，这行为也肯定是违反法律的，它同样是违反了积极的罪刑法定。但是，如果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各自均有例外规定，那么，在遇到例外规定的情形时，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或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并不必然违反罪刑法定的原则。因为《刑法》第3条前段所说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中“法律”包括《刑法》中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也包括其他法律中有关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依照这些例外规定定罪处刑，同样属于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在适用刑法基本原则时应了解这三个基本原则的前述关系。

四、立法建议

通过对刑法基本原则困惑的解读，我们知道，刑法基本原则也存在着例外规定，但是，是否所有的刑法基本原则均应有例外规定呢？从前述分析看，我国现行刑法三个基本原则均有例外规定。在本文开头所说的余振东案里，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和美国政府有关部门之间达成临时协议后将余振东按难民遣返程序遣返（因不是引渡——笔者注），人民法院在该协议约束下作了判决，这一案件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从国际现实情况看，该案的处理结果具有合理性，但是，它却违背了我国现行刑法的基本原则，可见，我国刑法还应增加一些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让刑法内部的各个原则、各个制度、各条条文得以合理配置和楔合。此外，我国现有的刑法基本原则体系尚不够完善，为此，笔者提出以下立法建议：

（一）建立完善的刑法基本原则体系

刑法基本原则体系是指由刑法典明文规定的、为全面实现刑法任务所必需的诸刑法基本原则组成的有机整体。科学的刑法基本原则体系应与宪法精神、刑法基本精神要求相一致，各个基本原则作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对刑法功能的实现起作用。⑨目前，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体系共有三个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均是指导和制约我国刑法适用和解释的重大原则，符合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它们均理应是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体系中的原则。但是，我国许多学者已进行科学论证的刑罚人道、罪责自负、主客观相统一等三项理论规则，对刑法的适用和解释也将起到重大的作用，它们也符合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因此，笔者建议，在今后的刑法立法中应将这三个理论规则确立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二）增加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

为了更好地打击重大的国内犯罪和跨国犯罪，我国必须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协作，但是，我国的国情、传统、意识形态、法律文化等方面和外国存在着不少差异，因此，在国际刑事司法协作中，我国在有些情况下作出适当的妥协是必要的。在国际司法协作中，我国与外国就刑事司法协作问题所签的条约协定或临时协议，对遣返、引渡和审理犯罪人将起到较大作用，而以这些条约，协定或临时协议所作的判决可能会与刑法基本原则相冲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刑法应增加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国家就刑事司法协作签订有条约或协定时，应依条约或协定的有关规定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没有签订有条约或协定时，在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可由外交部或最高人检察院或最高人民法院与外国相关部门就个案的定罪量刑问题临时签订刑事司法协作协议。在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时，司法机关应当受临时的刑事司法协作协议约束。”

注释：

①参见王小明、郑文文《余振东被判12年徒刑背后：中方为将其遣返作承诺》

② 王作富主编:《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6页。

③《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出版，2004年1月第10版，第591页。

④《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出版，2004年1月第10版，第602页。

⑤《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出版，2004年1月第10版，第635页。

⑥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编（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5～6页。

⑦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编（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5～8页。

外国刑法论文范文4

内容提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在理论研究、立法服务、组织建设、人才培养等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在回顾、盘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取得成绩的同时，总结其间的经验得失，有利确定今后几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重点。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辉煌成绩的3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取得显著成绩的30年，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和刑事诉讼法制建设在互动中取得令人鼓舞的成就的30年。现就刑事诉讼法学研究30年的成就作一概括性的回顾。

一、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成果丰硕

改革开放以来，刑事诉讼法学领域出版了一大批框架比较定型、内容比较成熟的教材。据粗略统计，1978年以后公开出版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教材达200多个版本，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张子培主编的《刑事诉讼法教程》、严端主编的《刑事诉讼法教程》、王国枢主编的《刑事诉讼法学》、程荣斌主编的《中国刑事诉讼法教程》、徐静村主编的《刑事诉讼法学》、陈光中主编的《刑事诉讼法》、樊崇义主编的《刑事诉讼法学》、崔编的《刑事诉讼法教程》等[1]。除了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教材以外，外国刑事诉讼法教材也多有问世，其中王以真主编的《外国刑事诉讼法学》、程味秋主编的《外国刑事诉讼法概论》、卞建林和刘玫所著的《外国刑事诉讼法》以及宋英辉、孙长永、刘新魁等著的《外国刑事诉讼法》较具代表性。[2]在证据法学教材方面，先后出版逾60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巫宇甦主编的《证据学》、陈一云主编的《证据学》、卞建林主编的《证据法学》、樊崇义主编的《证据法学》、裴苍龄所著的《新证据学论纲》、刘金友主编的《证据法学新编》、何家弘和刘品新所著的《证据法学》。[3]从内容上来看，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经历了从单一性到多元化，从偏重法条注释到强调学理阐述的逐步发展过程。在形式上，刑事诉讼、证据方面的教材版本众多、风格各异，既有集体合作完成的，也有个人独立完成的；既有结合实际案例的，也有图文并茂的。这些教材不仅很好地满足了高等院校的教学之需，而且对理论及司法实务部门的研究工作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专著方面，改革开放30年来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学专著呈逐年递增之势，从一开始的每年出版几部、十几部逐渐发展到现在每年出版几十部专著，其中不乏具有一定质量、一定深度的学术精品。据粗略统计，2005年、2006年和2007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学专著数量均达到了90部以上。从内容来看，这些专著题材丰富、涉猎广泛，其中代表性专著包括：张子培等著《刑事证据理论》，陈光中、沈国峰著《中国古代司法制度》，陈光中主编《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程荣斌主编《检察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王桂五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李建明著《冤假错案》，崔敏、张文清主编《刑事证据的理论与实践》，李心鉴著《刑事诉讼构造论》，卞建林著《刑事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左卫民著《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宋英辉著《刑事诉讼目的论》，陶髦等著《律师制度比较研究》，沈德咏著《司法精要》，陈瑞华著《刑事审判原理论》，熊秋红著《刑事辩护论》，张慜、蒋惠玲著《法院独立审判问题研究》，龙宗智著《相对合理主义》，王敏远著《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检讨》，孙长永著《侦查程序与人权——比较法考察》，孙谦著《逮捕论》，谢佑平、万毅著《刑事诉讼法原则——程序正义的基石》，陈光中主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批准与实施问题研究》，锁正杰著《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杨宇冠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徐静村著《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研究》，沈德咏著《司法改革精要》，樊崇义主编《诉讼原理》，谭世贵著《中国司法原理》，顾永忠著《刑事上诉程序研究》，叶青著《刑事诉讼证据问题研究》，卞建林主编《刑事证明理论》，朱孝清著《职务犯罪侦查学》，陈瑞华著《程序性制裁理论》，杨宇冠、吴高庆主编《〈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解读》，汪海燕著《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张毅著《刑事诉讼中的禁止双重危险规则论》，陈卫东著《程序正义之路》，张建伟著《司法竞技主义》，姚莉著《反思与重构——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审判组织改革研究》，宋世杰著《刑事审判制度研究》，汪建成著《理想与现实——刑事证据理论的新探索》，崔敏、陈存仪主编《犯罪证据研究》等。[4]

在论文方面，发表数量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近40种有代表性的学术刊物在1978年至1988年共刊载刑事诉讼法学论文近900篇；1989年至1998年共刊载刑事诉讼法学论文3000余篇；1999年至2008年9月共刊载刑事诉讼法学论文超过4100篇。[5]在内容上，这些论文既有专门论述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主题的，也有涉及检察学、律师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成果。在形式上，除了公开发行的法学期刊外，一些学术单位还定期出版“以书代刊”的刊物，用以专门登载诉讼法学乃至刑事诉讼法学、证据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例如《诉讼法论丛》、《诉讼法学研究》、《证据学论坛》、《刑事诉讼与证据运用》、《刑事诉讼前沿研究》、《刑事司法论坛》等，这些刊物为刑事诉讼法学者交流学术观点、展示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

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理论成就突出

（一）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不断突破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研究逐渐得到恢复，并不断取得突破和创新。学界对刑事诉讼法学诸多基本理论范畴进行了大胆而富有成效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展，探索日益深入，理念不断更新，对立法、司法实务界的影响也日益彰显。30年来，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研究集中于目的论、构造论、公正论、真实论、效率论以及刑事和解理论等范畴。

关于刑事诉讼目的，学界最初根据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规定，认为刑事诉讼的目的就是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打击罪犯。随着人权保障意识的不断提高，一些学者提出了刑事诉讼应具有“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目的的新论断，并在如何阐释“人权保障”的内涵方面进行了探索，也有学者主张刑事诉讼目的就是或主要是保障人权。总体而言，刑事诉讼双重目的性理论被学界和实务界多数人接受，单纯的犯罪惩治论已经无人主张。不过，人权保障的对象主要指被追诉人，抑或被追诉人与被害人并重，认识并不一致。

关于刑事诉讼构造，多数学者对我国过去采用所谓“超职权主义”诉讼构造进行了反思与批判，认为应当同时吸收职权主义和对抗主义的合理因素，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筑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诉讼构造。学者们还认为，在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过程中既要传承历史积淀下来的精华，例如马锡五审判方式，也要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经验，这样才能形成既具中国特色又符合世界潮流的刑事诉讼构造。

司法公正，是刑事诉讼法学界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通过不断的探索、反思、争鸣，过去“重实体、轻程序”的主张在理论上已不复存在，而代之以“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程序优先”、“程序本位”等不同学说，其中“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已被政法领导机关文件所确认。通过对公正问题的讨论，“程序公正的价值不仅仅限于保障实体公正、为实体公正服务，同时还具有独立的价值”以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当在观念上更加重视程序公正”等观点，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同时，为了确保诉讼程序公正，学界进一步开展了对程序性违法、程序性裁判和程序性制裁等新课题的研究，从而推进了正当程序理论的研究深度。

围绕诉讼真实问题，刑事诉讼法学界掀起了参与人数众多、各派观点林立的热烈争鸣。传统的“客观真实论”受到了广泛质疑和挑战，形成了“客观真实论”、“法律真实论”、“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结合论”、“相对真实论”等多家学说。随着讨论的深入，在理论上逐步深入到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基础理论范畴，在制度规则上直接涉及证明标准的改革。在争鸣中，刑事证明标准具有层次性的观点逐渐得到多数学者认同。

关于“诉讼效率”，多数观点认为诉讼效率是诉讼中投入的司法资源与所取得成果之间的比例，而有别于“诉讼效益”（包括对结果社会效益的追求）。在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关系上，则形成了“公正优先说”和“两者并重说”等不同观点。在如何提高诉讼效率的问题上，学者们就刑事简易程序、辩诉交易、普通程序简化审等程序完善与建构问题进行了广泛探索。虽然在具体问题上观点不一，但通过讨论，当代刑事诉讼要重视效率价值的追求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

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刑事和解理论近年来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开展了广泛的学术研讨，在多个地区进行了刑事和解的实证性试点研究工作。学者们一致认为，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刑事案件进行和解是实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体现，有利于平衡刑事诉讼多元价值，也反映了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学界已提出从立法上将刑事和解作为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予以明确规定的观点。

刑事诉讼法学者们围绕“目的论”、“构造论”、“公正论”、“真实论”、“效率论”以及“刑事和解理论”等范畴展开的深入研究，很大程度上丰富、发展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同时对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助于提高人权保障、司法公正特别是程序公正的意识，有助于促进在刑事司法改革和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进一步合理改革诉讼构造，正确处理“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也积极顺应了使我国刑事诉讼法制朝更加符合和谐社会构建目标推进的时代要求。

（二）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法治化研究日益深入

改革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诉讼制度，使之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中，侦查程序、程序、审判程序、辩护制度、证据制度等是研究较为深入、成果较为集中的几个领域。

在我国，侦查程序不仅对案件终局形成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其中追究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关系也体现得最集中、最尖锐，而且我国侦查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因而，侦查程序中的授权与限权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学者们普遍认为，一方面应当通过立法授权的方式进一步完善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如明确规定特殊侦查手段的适用；另一方面，更应当强调对侦查权行使的规范与制约，特别是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遏制。

方式和裁量权是程序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学界多数观点认为应当对我国目前采用的移送有限证据资料的方式予以改革，并提出了实行书一本主义、卷宗移送等诸多改革路径。在裁量问题上，多数学者主张扩大检察机关的裁量权，提出了放宽酌定不的条件、建立附条件制度等建议。此外，学者们也围绕公诉审查方式、警检关系等其他有关程序完善的热点问题展开了广泛探讨。这些研究，不仅为立法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也直接推动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实践中的贯彻与落实。

刑事审判程序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居于核心地位，刑事审判程序的改革与完善是刑事诉讼法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刑事一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是其中研究较为深入、成果较为突出的重要领域。其中，证人出庭难这一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学者们通过深入研究，提出了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许多具体主张。在有关死刑复核程序的研究中，如何通过程序来控制死刑以落实我国“慎杀”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广大刑事诉讼法学者研究的重点，由此形成的诸多研究成果，为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提供了理论导向。

刑事辩护制度的发达与完善程度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与国际标准相比，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仍然存在不小差距。针对刑事辩护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学者们通过著书立说、研讨交流等多种形式展开了深入研究，并形成了“必须强化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的共识。在理论研究的指导、推动下，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及2007年律师法修改都对刑事辩护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完善，而刑事辩护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也成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

证据规则对于规范刑事诉讼证明活动、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证据规则的研究是学界有关证据制度研究的重点。面对我国现有证据规则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难以满足司法实践需要的状况，应当构建中国特色的，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规则、自白规则、疑罪从无规则和推定规则等在内的刑事证据规则体系成为学界的共识。有关证据规则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我国证据理论，也对立法、司法实践部门近年来确立证据规则的努力与尝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证据立法模式上，尽管坚持现行证据法统一于诉讼法典的大陆法模式占主流地位，但美国式的统一证据法典模式的学术主张也发出强音，并推出几部统一证据法典草案。

此外，刑事立案程序、执行程序等诉讼程序与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也是刑事诉讼法学者积极探讨、不断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偏重于采用概念推理、理论辨析等传统方法，缺乏实践调查与数据分析，以致产生理论设想与实践操作之间的偏离与脱节。基于对传统研究方法的反思，近年来，多位刑事诉讼法学者结合课题研究内容，不仅采用阅卷分析等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而且通过直接进行试点实验的方式，来回答和检验理论研究中的特定问题，其中樊崇义教授主持的“建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录音、录像制度试验项目”影响更为显著。[6]这种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不仅是对过去“座谈会”式调研方式的革新，而且增加了学者理论主张对立法、司法界的说服力。

（四）外国刑事诉讼法学、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研究成绩卓著

改革开放以来，刑事诉讼法学界在研究、探索外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司法实践经验以及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等方面开拓进取、不懈努力，取得了卓越成绩。

刑事诉讼法学界通过多年努力，先后翻译出版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韩国等9个有代表性国家10余个版本的刑事诉讼法典以及证据法、执行法等法典、规则[7]；翻译出版了近20部外国刑事诉讼法、证据法方面的经典著作、教材及大量论文；[8]出版、发表了10余部系统介绍、比较研究外国刑事诉讼、证据法学术理论、法制情况及新近司法改革趋势的著作、教材及数量可观的学术论文。[9]此外，也形成了多部专门介绍我国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证据法理论及实践情况的学术成果。[10]这些成果的问世，不仅大大开阔了刑事诉讼法学者的研究视野，拓展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空间，同时也对我们更好地吸收、借鉴外国法制建设文明成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依据。

在我国和平崛起、日益融入全球的进程中，我国签署、加入的刑事司法国际公约越来越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刑事诉讼法学界开始系统、全面地研究联合国有关国际公约确立的刑事司法准则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问题，形成了多部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11]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出版，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国际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及发展趋势的了解，对于推进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刑事司法准则国际公约在我国的生效做了积极准备。

此外，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深入，在积极开展国内学术研讨活动的同时，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组织的国际学术交流和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活动也日益频繁，这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外国刑事诉讼法制及国际刑事司法动态提供了良好契机。1994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以“刑事诉讼制度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为主题的“1994北京刑事诉讼法学国际研讨会”，是我国首次举办以刑诉法学为专题的、较大规模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此后，由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主办的国际和港澳台地区学术研讨会逐年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学术交流形成了蓬勃发展之势。据粗略统计，2005年至2007年3年间，由国内理论及实践部门主办的较大规模的刑事诉讼国际研讨会就达10多次。此外，赴外国及我国港澳台地区进行学术交流、考察与访问的刑事诉讼法学者人数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五）为国家立法作出重要贡献

积极为国家立法服务是刑事诉讼法学界深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指导方针的最重要方面。从1979年《刑事诉讼法》制定到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再到2003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启动，刑事诉讼法学者在各个阶段都热情参与，积极献计献策，在为国家立法活动服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1979年《刑事诉讼法》制定时，陈一云、张子培、严端、王国枢等刑事诉讼法学者积极参与，为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作出了贡献。

1991年以后，刑事诉讼法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并在诉讼法学年会上就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必要性及如何修改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有力地推动了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进程。1993年10月，陈光中教授接受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委托，组织中国政法大学多名刑事诉讼法学者研究并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该修改建议稿提出的重要立法建议大部分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采纳和吸收。

2003年10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列入了本届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由此也掀起了学界探讨改革、完善刑事诉讼法的又一轮高潮，涌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陈光中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徐静村主编的《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学者拟制稿及立法理由》、陈卫东主编的《刑事诉讼法模范法典》、田文昌和陈瑞华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律师建议稿与论证》等立法建议稿，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问题进行了全局谋划和具体设计，受到了立法和司法部门的重视。

近几年，学界也对证据立法给予了高度关注，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条文、释义与论证）》{1}、《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论证》{2}、《〈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及论证》{3}等成果。此外，有的学者参与了《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工作，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专家意见稿》{4}等课题研究成果。在国家修改《律师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过程中，学者们通过发表文章、提供立法咨询等方式，积极阐述观点、提出建议，供立法决策部门参考，也有效地实现了理论研究成果的及时转化与应用。还值得一提的是，澳门特区《刑事诉讼法典》正在准备修改，内地刑事诉讼法教授应澳门法律改革办公室和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之邀请组成了陈光中教授主持的专家组，就若干专题提出了《修改建议书》并赴澳门参加座谈。此举为澳门媒体广泛报道，其对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的修改有一定助推力。

三、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组织发挥重要作用

1984年，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成立。2006年，诉讼法学研究会根据进一步繁荣诉讼法学的需要分立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和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作为全国性的学术团体，诉讼法学研究会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组织全国刑事诉讼法学者开展了大量学术活动，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提供了宽广的交流平台，在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以及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86年起，诉讼法学研究会及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年会，围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重点、热点问题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出版年会论文集，有时还将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务建议经中国法学会向中央领导和中央主管部门报送。同时，诉讼法学研究会及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组织召开了多次有关刑事诉讼法修改与完善方面的学术研讨活动，使得学者们对改革刑事诉讼制度并使之朝民主化、法治化方向发展发挥更大作用。此外，根据中国法学会的委托，诉讼法学研究会及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先后组织了7届全国中青年（刑事）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活动，并组织了多次“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初评活动。这些活动，促使一批又一批后起之秀脱颖而出，对整个刑事诉讼法学科研队伍的水平提升也起了推动作用。除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成立了诉讼法学研究会，组织开展了多项学术研讨、交流活动，也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2000年，依托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科这一国家重点学科成立的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现改名为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成为第二批入选“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科研实体之一。2005年，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为教育部迄今为止在文科院校设立的第一批两个综合实验室之一，也是我国惟一的法学与理科相结合的研究实体。在教育部的各项政策支持下，诉讼法学研究院和证据科学研究院在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提供立法服务以及组织学术交流活动等多方面起了良好的带头、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全国政法高等院校成立了多个研究刑事诉讼、证据及司法体制问题的非在编科研机构。这些研究机构的成立，也对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繁荣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四、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伊始，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科研力量较为薄弱、单一，多数研究人员是后归队的中老年刑事诉讼法学工作者。30年过去了，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力量不断扩大和成长，形成了一支数量可观、力量雄厚的教学、研究队伍，其中既有来自全国各法律院、校、系和科研机构的教学科研人员，也有从司法实际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单从高等院校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科研人员来看，在我国设有法学本科的近600所高等院校里，一般至少有一、二名刑事诉讼法学教师，多的如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在职的刑事诉讼法学教师及科研人员就达20—30人。除了数量庞大，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队伍也呈现了“老中青结合、理论与实务部门结合”的显著特征，其中，老一代研究者继续发光发热，一大批中年的研究者成名成家，还有很多青年研究者开始崭露头角。

刑事诉讼法学在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形成了较完善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自1986年国家首次批准在中国政法大学设立诉讼法学博士点以来，全国已有13所高校设立刑事诉讼法学博士点[12],59所高校设立诉讼法专业硕士点[13]。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7月，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科累计培养了逾300名刑事诉讼法、证据法方向博士研究生，每年公开出版多部博士学位论文，其中龙宗智著《刑事庭审制度研究》、孙长永著《沉默权制度研究》两篇博士学位论文先后获得国家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称号。通过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刑事诉讼法学科为社会输送了大量高层次的专业人才，他们中有的在实务界取得了突出成绩，有的已经成为国内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其中陈卫东获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谭世贵、左卫民、陈瑞华、孙长永被评为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

改革开放以来，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某些热点选题存在重复研究的现象，而对某些基础性、规律性的内容关注不够；单学科的理论研究较多，交叉学科的研究较少；对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研究较多，对中外刑事诉讼制度史研究较少；对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理论和制度研究较多，对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理论和制度研究较少等。这些不足之处，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改进、完善。

结语、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经验与展望

（一）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经验

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发展繁荣的经验，我们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四条：

第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理论方向。所谓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和刑诉法学。所谓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强调应用性的部门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一方面要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要坚持理论研究直接、间接地为实践服务，为不断推动立法、司法发展而服务。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不断推进实践，也才能使理论研究不断深入。

第三，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和百家争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30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在刑事诉讼法学今后的发展中，我们仍要坚持继续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不断创新。所谓创新，就是要有新资料、新观点、新方法和新体系，而不能固守老套路，拘泥于现实。只有这样，才能把刑事诉讼法学科不断推向前进。而在解放思想、自主创新的探索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流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营造“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宽松氛围。

第四，坚持继承与借鉴。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一方面我们要积极研究外国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吸收其进步成果，又要了解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努力与其接轨或拉近距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立足中国实际，在自主创新中坚持传承历史文化、弘扬民族精华，从而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刑事诉讼法学。

（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展望

展望今后几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我们认为应以以下几个方面为重点：

第一，要重点研究如何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使其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和安定。我们要认真研究“公正”、“高效”、“权威”本身丰富、深刻的内涵，还要深入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以公正为灵魂，构筑“公正”、“高效”与“权威”之间有机统一的关系。

第二，要进一步深化基础理论范畴的研究。基础理论研究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视角深化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公正、人权保障、诉讼构造、诉讼真实等范畴的研究。

第三，要深入研究和谐社会语境下宽严相济政策与刑事和解原则在刑事诉讼具体程序及制度上的落实与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催生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刑事和解原则，理论与实务部门也就如何适用这两项政策和原则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但仍未达到体系化、制度化的完善程度。因此，如何改革、完善刑事诉讼具体程序及制度来更好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和解原则，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研究的重点之一。

第四，要继续进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研究。近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将刑事诉讼法修改列入五年立法规划之中。对于刑事诉讼法学者来说，应当义不容辞地积极投入到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研究中去，结合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积极为此次立法修改献计献策，不断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朝更加科学、民主、法治化方向迈进。

第五，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处理构建中国特色刑事诉讼制度与适应世界潮流、借鉴外国经验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中国特色”并非无视世界潮流，也不是拒绝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只是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克隆移植。实际上，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结合中国国情、借鉴吸收外国经验的30年。这个问题如何看待有待我们认真考量。

第六，要以求真务实的态度进一步研究党的领导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关系。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是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重要司法原则，其精神在于保证司法机关客观中立地处理案件，是实现司法公正、维护法制尊严的重要保障。当然，我国的司法机关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这是中国司法制度的特色所在。但党如何既要加强领导又要改善领导，防止有的党组织和个人不顾大局滥用党权搞地方保护主义和单位本位主义，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极具现实性的课题。

【注释】

[1]所列教材按出版时间顺序排列。张子培．刑事诉讼法教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2；严端．刑事诉讼法教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王国枢．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程荣斌．中国刑事诉讼法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上下册．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崔敏．刑事诉讼法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2]按出版时间顺序排列。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程味秋．外国刑事诉讼法概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卞建林，刘玫．外国刑事诉讼法．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宋英辉，孙长永，刘新魁．外国刑事诉讼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3]按出版时间顺序排列。巫宇甦．证据学．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陈一云．证据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卞建林．证据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樊崇义．证据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裴苍龄．新证据学论纲．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刘金友．证据法学新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4]所列专著按出版时间顺序排列。张子培，陈光中，张玲元，等．刑事证据理论．北京：群众出版社，1982;陈光中．沈国峰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陈光中．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程荣斌．检察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王桂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李建明．冤假错案．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崔敏，张文清．刑事证据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卞建林．刑事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左卫民．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陶髦，宋英辉，肖胜喜．律师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徐静村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沈德咏．司法精要．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熊秋红．刑事辩护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张慜，蒋惠玲．法院独立审判问题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王敏远．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检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比较法考察．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孙谦．逮捕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谢佑平，万毅刑事诉讼法原则——程序正义的基石．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陈光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批准与实施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锁正杰．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沈德咏．司法改革精要．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樊崇义．诉讼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谭世贵．中国司法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顾永忠．刑事上诉程序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叶青．刑事诉讼证据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卞建林．刑事证明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朱孝清．职务犯罪侦查学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杨宇冠，吴高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解读.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汪海燕为，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张毅．刑事诉讼中的禁止双重危险规则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张建伟．司法竞技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姚莉．反思与重构——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审判组织改革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宋世杰．刑事审判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汪建成．理想与现实——刑事证据理论的新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崔敏，陈存仪．犯罪证据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女学出版社.2007.

[5]刊物范围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政法论坛》、《人民司法》、《人民检察》、《中外法学》、《中国司法》、《比较法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法学》、《法学评论》、《法学家》、《法律科学》、《法律适用》、《法商研究》、《现代法学》、《政治与法律》、《环球法律评论》、《法学杂志》、《河北法学》、《当代法学》、《中国刑事法杂志》、《金陵法律评论》、《北京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华东政法学院学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甘肃政法学院学报》、《政法论丛》、《法学论坛》、《刑事法评论》、《诉讼法学研究》、《证据学论坛》、《诉讼法论丛》、《刑事诉讼法与证据运用》、《刑事诉讼前沿研究》等。

[6]如，陈光中教授牵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课题组分别在浙江、四川开展了“未成年人取保候审、酌定不试点研究”及“证人出庭作证试点研究”；由樊崇义教授牵头的课题组从2002年开始在北京、广东、甘肃、河南等地开展了历时5年的“建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录音、录像制度试验项目”；宋英辉教授在河北、江苏等地开展了取保候审、刑事和解方面的试点研究；陈瑞华教授在山东开展了有关取保候审的实证性研究；陈卫东教授开展了刑事证据开示等方面的实证性研究等。

[7]主要有：法国刑事诉讼法典．方蔼如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卞建林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谢朝华，余叔通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黄道秀，李国强，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加拿大刑事法典．卞建林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苏方遒，徐鹤喃，白俊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日本刑事诉讼法．宋英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英国刑事诉讼法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编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黄道秀，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新版．黄道秀，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孙长永．《英国2003年刑事审判法》及其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陈界融．《美国联邦证据规则（2004)》译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8]著作和教材主要有：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土本武司．日本刑事诉讼法要义．董璠舆，宋英辉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卡斯东？斯特法尼，乔治·勒瓦索，贝尔纳·布洛克．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张凌，穆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石并一正．日本实用刑事证据法．陈浩然，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爱伦·豪切斯泰勒，斯黛丽、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陈卫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麦高伟、杰弗里·威尔逊．英国刑事司法程序姚永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伟恩·拉费弗、杰罗德·伊斯雷尔．刑事诉讼法．卞建林，沙丽金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米尔建·R·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刘晓丹，姚永吉，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罗纳德·艾伦．证据法．张保生，王进喜，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米尔吉安·R·达马斯卡．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吴宏耀，魏晓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诉讼法．丁相顺，张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K．古岑科．俄罗斯刑事诉讼教程．黄道秀，黄志华，崔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等。

[9]在著作和教材中，除前文已提及的外，主要还有：欧阳涛．美英刑法刑事诉讼法概论．北京：中国社科科学出版社，1984；孙长永日本刑事诉讼法导论．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汪建成，黄伟民．欧盟成员国刑事诉讼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江礼华，杨诚．外国刑事诉讼制度探微．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彭勃.日本刑事诉讼法通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支撑21世纪日本的司法制度——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编译．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所有人的正义——英国司法改革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编译．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等。

[10]著作类成果主要有：赵秉志．香港刑事诉讼程序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徐京辉，程立福．澳门刑事诉讼法．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甄贞．香港刑事诉讼法．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柯葛壮．刑事诉讼法比较研究．澳门：澳门基金会，1997；赵秉志澳门刑法典、澳门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周伟．中国大陆与台港澳刑事诉讼法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刘玫．香港与内地刑事诉讼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周士敏．澳门刑事诉讼制度论．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1等。

[11]除前文已提及的外，主要还有：陈光中，普瑞方廷．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杨宇冠．人权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陈光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陈光中．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反腐败公约程序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慕平，甄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国内法协调机制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杨宇冠我国反腐败机制完善与联合国反腐败措施．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等。

[12]分别是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科院法学研究所、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吉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厦门大学。

[13]中国教育在线网站．诉讼法学专业招生信息查询[EB/OL]．[2008-11-27]．/pro2school.php?prov-ince＝&searchword=%CB%DF%CB%CF%B7%A8&searchtype=schoolpro&pronamecode=030106&searchword=诉讼法学＆page=.

【参考文献】

{1}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条文、释义与论证）[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2}毕玉谦，郑旭，刘善春．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论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外国刑法论文范文5

［9］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9－110页。［10］ 林山田：《刑法特论》，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第11页。［11］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71页。［12］ 笔者认为，并非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犯罪形态就是既遂的形态，如有的国家刑法规定的阴谋犯，就是以犯罪的预备形态为标准形态的，如德国刑法第80条、第83条，参见《德国刑法典》，徐久生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97页。又如日本刑法第78条、第80条，参见《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0页、第31页。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形态，只是一种标准的以供定罪量刑用的犯罪形态，对于危害性大的犯罪，不必要以其既遂的形态为其标准，如危害公共安全罪，有的以行为实施至一定程度就符合刑法分则条文的规定的形态，就可以直接依据其法定刑论处。［13］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总论》，第126页。［14］ 马克昌：《犯罪通论》，第94页。[15]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61页。［16］ 肖中华：《犯罪构成及其关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页。［17］ 马克昌：《犯罪通论》，第86－87页。［18］ 肖中华：《犯罪构成及其关系论》，第130页。［19］ 李晓明主编：《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57页。［20］ 张旭：《减轻刑事责任探究》，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21］ 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271页。［22］ 肖中华：《犯罪构成及其关系论》，第83页。［23］ 《德国刑法典》，徐久生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45页。［24］ 刘树德：《罪状建构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第25页。［25］ 刘树德：《罪状建构论》，第41页。［26］ 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75页。［27］ 学者们普遍认为刑事责任不同于刑罚，说刑事责任的主要形式是刑罚，参见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15页。笔者赞同这种观点，但在这里为了表述的方便，这不再严格区分刑事责任与刑罚。［28］ 陈兴良：《刑法哲学》，第544页、第593页。［29］ 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第569页。［30］ 陈兴良：《走向哲学的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301页。［31］ R?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0页。［32］ 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69页。[33] 王勇：《定罪导论》，转引自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第656页。[34] 田宏杰：《中国刑法现代化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第216页。[35] 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第565页、第566页。[36] 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第569—570页。Research on the constitutive facts of crimeAbstract: Modern theory of the constitution of crime in criminal law is develop on the basis of the fact of criminal act, but, the constitutive facts of crime, which is important to crimin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penalty, is not given much concern in research and is confused with facts of crime and the fact of crime that confirms t o constitutive elements and even constitution of crime.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clear distinction among these problems and discusses the status of the constitutive facts of crime in criminal law. The author approves than the constitutive facts of crime is the grounds of criminal liability and proposes that the constitutive facts of crime is the objective substance base of the 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crimin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penalty. It is important to criminal prosecution and judicial adjudication and is conjunction between the protective function and the guarantee func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In the end,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clearly investigate the constitutive facts of crime to ensure justice of criminal prosecution.

外国刑法论文范文6

,死刑这种自人类野蛮时期开始的残酷刑罚方法,愈来愈受到人民的质疑,死刑的废止和限制已成为今天文明世界的共同愿望.中国是

一个历来以“严刑酷法”威震于世的泱泱大国,在今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行法治,重视人权的现代文明的新形势下,死刑的废

止和限制是必然趋势，是时代进步的客观要求。它的正确适用与改革有利于昭彰法治的公正，有利于社会向更文明方向发展。

关键词：死刑；死刑的存废；必要性；展望

[张俊龙]

前言

二百四十多年前，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所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从理论上挑起死刑存废之争，引起重大的学术争

议。死刑存置论者与死刑废止论者从不同的角度抑或同一角度得出死刑应当留存或废止的结论，而且两论均有权威刑法学者的支持

。时至今日，这场延续了二百年的争议似乎还没有给人满意的结论，但是由这场争议所带来的影响却随处可看，因为这场争议给了

人们一次对于死刑存废的利弊重新思考的机会。2007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01]

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使得死刑存废的问题进一步成为中国法学界关注的焦点，同时这也引发了本人对

中国死刑存废问题的思考。

死刑这种自人类野蛮时期开始的残酷刑罚方法，在当代这个高度文明发达的社会的意义何在？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行

法治，重视人权的现代文明的新形势下是否应该废除呢？以下是本人就此问题的思考。

一、死刑的渊源、概念及存在的现实基础

死刑是刑罚之一，这种刑罚方法毕竟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与原始社会的一些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继承或转化的关系，这些社

会现象，便成为死刑的直接渊源。[02]

（一）中西方死刑的渊源

西方死刑渊源通说认为于活人祭祀，牺牲者多为战俘，奴隶部族内的童男童女，标准是年轻貌美，因为是奉献给神的。所以这

样残忍的仪式，还有一种唯美的欲求。到其演变为纯然的惩戒行为时，这种唯美的欲求似还残存着，自然其残忍更是有增无已。而

古代中国死刑渊源有两种，通说认为：死刑以原始“食人”习惯为渊源。我国古籍中素有“古人相食”的传说：“近佛国遇有商船

至其国，群起擒之，以巨竹夹而烧食之。”在上个世纪，南美大陆和太平洋岛屿中的一些土著人中还存在着食人的现象，这的确可

以说明，“古人相食”的传说并非虚构。据蔡枢衡先生考证：死刑与远古时期食人兼惩罚的习惯有关。五帝时期有五种死刑，其中

有一种叫“有邦”，即用火烧熟后食之。[03]宁汉林先生进一步指出：“有邦确实烧炙。也就是用火将罪犯烤死，并将其肉烤熟，

然后将其吃掉”。[04]这是最野蛮的死刑，显然是原始社会吃人旧俗而采用的死刑。而另一种说法是中国最初的死刑从战争行为中

产生。[05]首先，中国的刑罚是战争的产物，即“刑起于兵”“兵之于刑，二而一也。”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法律一般称为“刑”

，战争(征战)则称为“兵”。法律与战争的关系也就是“刑”与“兵”的关系。我国历来就有“刑始于兵”的说法。

（二）死刑的概念及存在的现实基础

死刑是国家为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而实施的一种刑罚，因其是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所以又被称为极刑或生命刑。

[06]

死刑是凭借从肉体上消灭犯罪分子的手段来惩罚犯罪，从而达到防卫社会的刑罚方法。正是因为死刑通过消灭犯罪分子来达到

惩罚犯罪和防卫社会的手段，其严厉性和巨大的威慑功能，历史上各国统治者无不重视死刑的使用，把死刑作为对付危害其统治最

严重的犯罪的惩罚手段，因此那时的死刑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07]而当今死刑存废之争的最大局限性是学者们坐而论道，双方的

观点都是建立在形形的理论基础上脱离了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无论是保留死刑一方还是废除死刑一方，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

于更好地维护和保障人权。但是如何维护和保障人权是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定的。所以我认为，无论是死刑，还是任何一种刑

罚制度，都不能脱离它的社会基础，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国民的法律信仰或者说是国民的法律感情。虽然有些不当，但这一点不

论是死刑保留论者还是死刑存置论者来说应该都是承认的。因为若全然不顾之，刑罚即便存在，其施行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如日本

刑法学家宫本英修博士认为，刑罚的作用有二：一是实际效果，二是感情效果。感情效果主要指：（1）犯罪被害者及矛盾的复仇心

；（2）社会公愤；（3）一般性报应。可以说这三者都属于国民的法律情感的范畴。[08]前田雅英教授认为：“在现代社会，如果

离开国民的规范意识和道德观念，刑罚就不能发挥职能，刑罚要达到一定的目的，该目的必须是国民认可的目的；违反国民正义感

的刑罚制度会导致社会不安定。”[09]另一位当代著名日本学者大谷实教授认为：“刑罚在维持社会秩序，满足该社会中的一般人

的报应感情，保证国民对法秩序的信赖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样说来，作为国民的一般法律信仰，对于一定的罪大恶极的

犯人应当科以死刑的见解与支配的地位无视这种现实是极为不当的。”[10]我国部分学者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如台湾地区的韩思

谟认为：“各国之有死刑由来已久，每与正义观念的联系不可分，一般人咸认犯死刑犯罪者应处死刑，如属公允，未有以之为苛者

，现代刑罚虽不以报应为基础，但群众心理如斯，未足语以高尚的法律思想，故为维护一般民众对法律确信，死刑仍有保留的必要

。”[11]死刑有无保留的必要容后再论，但必须考虑群众心理的说法是值得赞同的。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教授也认为：“在一个国

家死刑是否废除的议论，绝对不能脱离该国国情，特别不能脱离该国的严重犯罪的发案率和国民对于死刑的感情和观念；”[12]“

同一时代、同一类型的国家，有的废除了死刑……这都不能说单纯的依据抽象的刑罚理论来对待，而是需要以各国的国情、民情来

作分析，还有一条，要根据国民和民族的确信，尤其需要改变传统刑罚的观念的确信。”[13]以上观点均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说

明了刑罚，包括死刑在内都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与其国民的法律信仰之间的抽象联系。

二、死刑制度在中国的现状

我国对死刑在理论上的共识是减少死刑而非废除死刑。保留死刑而坚持少杀、慎杀，反对多杀、错杀，是我国的基本态度。这

一基本政策是根据死刑思想确立的。同志的死刑思想主要包括：a、“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b、“必须坚

持少杀，严禁乱杀。”c、“判处死刑一般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d、提出死刑缓期执行制度。[14]这是建国之初新中国

领导人根据历史和现实作出的冷静而正确的抉择。这一思想的产生和确立同当时的历史现实有着必然的联系。建国之初，各种矛盾

相当尖锐，为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必须严厉打击各种严重的犯罪活动，保留死刑是一种必然，事实上在当时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但是又必须坚持少杀、慎杀，以确保死刑的正确适用，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服务。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基本坚持了

这一基本思想。直至今日，不管我国的刑事政策、立法还是司法，对于死刑都是情有独钟的。

我国现行《刑法》即1997年《刑法》，是在对1979年《刑法》修改的基础完成的。这次修改不仅是因为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

，对有关《刑法》中死刑的规定应作现相应的修改，同时也是对国际日益高涨的人权运动所作的回应，因为中国存在的死刑与人权

存在着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导致中国的人权问题受到一些国家的指责。因此，1997年的《刑法》便在这种国内及国际新形势的压力

下，开始对死刑作了相应的调整。有关死刑的罪名共计68种。《刑法》分则的十章犯罪中，除第九章渎职罪以外，每一章都规定有

死刑罪名。修订后的《刑法》对死刑的适用范围、主体、程序作了一些限制。在范围方面，《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

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在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方面，《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

女，不适用死刑”；在死刑核准程序方面，《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报请最高人民法

院核准”，另规定了死缓制度，《刑法》第48条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

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总体说来，我国的死刑制度属于保留死刑，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社会治安情

况不好，严重犯罪较多，每年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数量仍相对较大，一些西方国家总是指责我国滥用死刑，这是带有偏见的。我国

关于死刑的政策，可用“不可不杀、不可多杀、防止错杀”三句话来概括，在适用死刑的问题上我国一直保持慎重的态度。

三、现阶段中国实行死刑的必要性

目前来说,中国不适宜废除死刑。

死刑废止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死刑的废止不应限于抽象性的讨论，而必须结合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

正如日本学者正田荡三郎指出：“死刑作为理念是应当废除的。然而抽象的讨论死刑是废除还是保留，没有多大意义。关键在于重

视历史的和社会的现实，根据该社会的现状、文化水平的高下等决定之。”[15]因此，讨论中国死刑存废问题不能脱离中国所处的

历史阶段和社会阶段。

从目前中国现实来说，中国还不具备废除死刑所应具备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中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

条件还很落后。在这种物质条件还很落后的情况下，生命价值同样保持在一个与物质条件相对应的较低水平上，而物质文明提高后

，抗制犯罪的物质条件大为改善，社会可以采取刑罚以外的条件措施有效地防范犯罪；实际上，防范犯罪要难于惩罚犯罪，这个道

理是易懂的，但惩罚犯罪远比防范犯罪省钱省力，因此在物质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人们往往将惩罚犯罪放在第一位，而死刑则被

视为一种最节省成本的刑罚支出，因而屡屡滥用。[16]因此当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还没发展到一定程度，当权者是不可能放弃

死刑这一刑罚的。对于精神文明程度来说，在一个精神文明较低的社会，报应观念愈强烈，对于死刑的认同感也越强。而只有精神

文明发展的一定水平，超越报应的刑罚人道主义思想才具有存在的社会土壤。我国目前精神文明程度还不高，公民整体素质也不高

，大部分民众还不认同废除死刑思想。因此，从物质文明程度和精神文明程度两个方面来看，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

另外一点，在中国提倡废除死刑的几乎都是学者，对于绝大部分普通民众来说，中国绝对不能废除死刑，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

统中，无论是古代的儒家、法家，还是近代、现代的思想家，还没有一个人明确提出要立即废除死刑。从我国文化的角度来看，传

统的正义是非观念在我国仍占主流地位，尤其在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杀人者死之类的报应观念源远流长，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社

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死刑的废止起着强烈的阻却作用。“对罪犯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一观念目前仍深入人心

，保留死刑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对于一些动机恶劣、手段残忍、危害重大的罪犯，群众会认为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事实上，“民愤”在大多数时候反映了一切善良守法公民的意愿和公益，在立法中应当有所体现，否则便有可能背离了“公益应当

是立法者的推理基础”（边沁）这一基本规则。民意虽然不能成为完全的法律，但法律更不能完全无视民意的存在，否则法律便不

能得到民众的尊重和认同，从而有丧失公正性的危险。因此，目前在中国，死刑应当被保留。

从民众和学者对立的观点看，两者一直处于不同的角度和高度，学者们一直是站在高于现实的角度，进行一种理论研究，他们

往往接受的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文化思想。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长期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法律意识，他们考虑问题

往往很现实，“杀人者死”从古至今对他们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同时对目前中国司法减刑被滥用的不满，也是造成民众反对废除

死刑的直接原因。

四、对中国死刑制度的展望

由于死刑直接涉及了“生命”这一神圣的权利而成为了人们争论的焦点，它的存废也成为一个久争不下的问题。直到今天，死

刑保留论者与死刑废除论者仍然是各执一词，谁都没有充分的理由去说服另一方，他们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两个多世纪。我认为不论

死刑存废的问题在短期能否得出一个结果，仅就争论本身而言，这场争论既丰富了刑罚学说，又给世界性的死刑立法与司法实践带

来了极大的影响，同时启发人们的理性思考与激发人们的人道精神，对于促进我国法治的发展与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从中国

的实际出发，对中国的死刑制度做出下面的分析。

从长远看，中国最终会废除死刑。死刑走向废止是历史规律。死刑的历史在每个国家是古老而漫长的，在每个国家都经过了一

个由滥用到慎用，由苛苦到轻缓的沿革的过程，并且在为数不少的国家已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国，我党确定的死刑政策是“

不废除死刑，但要少杀，慎杀”，“不废除死刑”是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要少杀、慎杀”是因为认识到了死刑的不合理本质。

虽然在目前，我国的死刑立法和死刑适用都进入了一个数量较高的时期，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来看，这只是短暂一瞬间的反复

，可以肯定的说，无论哪个国家，由原始社会以血复仇制度演变而来的死刑制度，都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走向衰落，而绝不会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扬光大。[17]死刑的最终废止，是历史的大趋势，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必然结果。

死刑走向废止是世界潮流。目前全世界已有111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自1990年起，平均每年有3个国家废除死

刑。我国的香港、澳门也已废除死刑。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仍执行死刑的，现在仅剩日本和美国部分州。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根据1997年4月3日的1997/12号决议敦请所有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从完全废除死刑着眼，考虑暂停处决，并号

召《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有签约国考虑加入或批准该公约的志在废除死刑的第二任择议定书。欧洲理事会大会对死刑

的反对特别强烈，欧盟也将死刑的废除作为成员资格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致力与废除死刑的重要国际组织。经济发展与

对外开放，必然使中国迅速融入废除死刑的世界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唤醒了民众对生命价值的关注和尊重，而对外交流的频繁和涉外法律冲突，也必然给国人的刑

罚观带来强烈的冲击，同时，国际社会的影响和学者的讨论呼吁，也会促使决策层和民众对历史潮流和世界潮流的了解和顺应。如

此，中国死刑最终走向废止是会得到民众的支持。

五、结语

综上所述，废除死刑是一种国际趋势，长远来看，我国最终必将会废除死刑制度，但是现行死刑制度继续存在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在充分借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且吸收国际先进理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虽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从总体制度上讲

是基本合理的。今后我们的目标是限制死刑并加以完善，最终废除死刑。

注释

[01]田雨,邹声文,张宗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公告,2006年11月

[02]胡健,《中国死刑起源探究》载于《政法论丛》2003年卷第1页

[03]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65、57页

[04]宁汉林,《中国刑法通史》，1986年版，第60页

[05]曾宪义,《中国法制史》，第21页

[06]中国法学会刑法研究会组织编辑，《刑法学研究精品集锦》法制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07]郭晓东,《浅谈死刑存置的条件》，2006年11月11日,聊大校报

[08]参见李海东,《日本刑事法学者（上）》，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国成文堂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09]李海东,《日本刑事法学者（下）》，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国成文堂1995年版，第340-341页。

[10][日]大谷实,《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版，第377页

[11]韩忠谟,《刑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页

[12]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44页

[13]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4页

[14]刘日,《我国死刑适用要坚持"少杀慎杀"原则》,《人权杂志》2004年4月

[15]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44页

外国刑法论文范文7

20世纪初，刑事诉讼法学第一次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在中国出现并伴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巨大变革在艰难坎坷中逐步发展，包括刑事诉讼法学在内的法学各学科的研究活动都进入了繁荣活跃的新阶段，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是历史给予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份丰厚的馈赠。

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世界多数国家的法律制度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相互借鉴、相互接近的趋势日益明朗，两大法系之间的法律特别是诉讼法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作为程序法的诉讼法在各国法学研究领域备受重视。国外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成果，拓展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视野，对于探索21世纪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脉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继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日臻完善，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力度将进一步加大，这些都将成为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发展的基础和动力。面临划时代的变革和发展机遇，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将更加广阔和深入，并将走向新的辉煌。

一、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中国法治化进程正式启动，为刑事诉讼法学这一程序法学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契机。既存的思想禁锢逐渐被打破，探究刑事诉讼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日渐成为显学。随着人们人权保障观念与程序意识的增强，对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的合理性、公正性要求日高，尚不发达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际遇机缘，而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更为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时空舞台。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法治化，以刑事程序法治化为目标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将以程序正义为灵魂生存、生长，并将具有以下主要发展趋势。

（一）人文关怀精神的萌生与洋溢。传统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更多地把刑事诉讼法视为惩罚犯罪的工具，在学者眼里（一般民众更是如此），刑事诉讼就是国家运用各种手段实现刑罚权的活动。刑事诉讼与“抓住罪犯戴上手铐押进囚车送上刑场”这一过程等而视之，一切都是冷酷而冰凉的，没有一丝温情与宽容。刑事诉讼法学更多地把目光投向控制与惩罚犯罪，而对刑事程序自在价值以及它保障人权的功能视而不见，重实体轻程序乃至程序虚无主义以及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漠不关心就是其突出的表现。21世纪的中国将逐步走向法治化。法治社会中的公民个体都是应当尊重其各种权利的社会主体与价值主体，应当成为刑事诉讼法学关怀的对象，刑事诉讼法学必须给予这些道德主体与目的本身以应有的人文关怀。刑事诉讼关涉公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利以及人格尊严，如何有效地保障公民的上述权利不受非法侵犯，将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我们认为，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将以权利分析、权利保障为基本立足点，通过对刑事程序的限权性及其人权保障功能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刑事程序的公正性与民主性，关注人的权利的实现，从而彰显其人文关怀的优良品质。

（二）学术品格的凸显与张扬。中国传统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往往受制于政治需要与现实制度，可变因素大量存在，缺乏稳定性，没有获得独立的品格，学术性不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有所改观，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学术性渐趋浓烈。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将逐渐摆脱注释的老路，回归学理，回归学术，逐步提升自己的学术品位。独立的学术品格是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作为一门科学的重要特征。这一独立品格获得的前提在于刑事诉讼法学者精神自由的享有与批判力的获得，也有赖于刑事诉讼法学自身学术尊严的确立以及学术规范的严整建构。刑事诉讼法学是应用性学科，应当关注刑事诉讼实践，但要与实践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学术政治化及一味世俗化；要保持自身的科学性，应当具有解释刑事诉讼法的理论权威，具有评价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原则与维护程序正义、推进刑事程序法治的理性力量。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将积极探索自身的发展规律，孕育新的思想，拓展新的理论领域，逐步提高学术自主性，从为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原则与程序解析、辩护的注释型刑事诉讼法学转变为法理型刑事诉讼法学。这是中国刑事诉讼法学脱离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飞跃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真正迈入科学殿堂的唯一蹊径。

（三）刑事诉讼法学体系将建立并臻于完善。毋庸讳言，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体系至今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现有以“刑事诉讼法学”命名的教科书无不是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制度、原则和程序的解释说明，虽有少数学者不满于此，而把一些刑事诉讼范畴罗列进去，但并没有改变其注释法学的本质。刑事诉讼基本原理研究的滞后，制约了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并使为刑事诉讼实践问题提出的对策仅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没有正确的理论支持而造成“痼疾”丛生。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将继续关注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顺应刑事程序正当化的世界潮流，根据刑事程序法治原则的要求，为刑事诉讼实践建构科学的诉讼制度与原则体系，提供合理的刑事程序模式。这体现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也是理论成熟后的必然结果。同时将更加关注刑事诉讼基础理论、基本范畴、学科规范以及研究方法的探讨与建设，将对刑事诉讼背后蕴藏的各种基本理念与制约动因进行深层的探索。随着上述研究的深入进行，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体系将真正建构起来并臻于完善。这一体系应当包括三大块内容：第一，刑事诉讼基础理论以及包容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评判要素的理论阐释；第二，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刑事诉讼制度与原则体系；第三，刑事诉讼程序正当性、合理性的理论论证、技术解析以及实证描述。

（四）国际化趋势将增强。21世纪的中国是开放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将更加频繁。在这一世界大趋势下，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必将走向国际化。国际间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相互吸收和借鉴会更多，彼此融合的趋势将进一步增强。进入新世纪，中外刑事司法实践面临着许多同样的问题，如案件的增多与司法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对提高诉讼效率的要求，使得简易程序等速决程序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学家关注的焦点，刑事诉讼如何实现保障人权的功能，等等。而且随着刑事司法国际标准的逐步确立与推行，各国刑事诉讼法学家有了更多相同的研究课题。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应当成为世界诉讼文化的一部分，应当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具有刑事诉讼法学学科的共同概念、范畴以及基本的普遍性原则、规则和研究方法。国际化趋势下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既要注重理论的内发性，又要兼顾刑事诉讼法学理论发展的世界趋势，将自己置身于国际刑事诉讼法学体系内，才能真正建构起现代化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

二、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主要研究课题

21世纪的中国，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更加完善，刑事诉讼法学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通过以上对新世纪刑事诉讼法学发展趋势的探索并结合当前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状况，我们认为，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应当着重解决以下重要课题。

（一）进一步发掘程序的价值，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程序观念，强调程序正义对法治建设的保障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关注法律的公正，普遍把侧重点放在实体公正方面，即实体法的适用是否正确，是否产生了好的案件处理结果等等，而相对忽视了司法程序适用的公正性问题，忽略了法律程序本身恰恰左右或影响着参与者所应得的公正待遇。事实上，程序具有独立的品格，以及不依附于实体的自在价值，程序在更深的层次上决定着实体法创制的权利义务的实现状况。正确地理解程序的价值有助于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法治原则、理解法的本质，在我国特殊的国情条件下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正当程序原则不仅体现了公平与正义的基本理念，而且更是这些理念对法律程序的必然要求。这一原则的确立，会使得程序优先于实体，从而基本上杜绝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近现代的程序公正观念特别是正当程序原则虽然产生和完善于英美国家，但是它在20世纪已逐步扩展为世界多数国家所公认的基本人权保障标准，并且为联合国的一系列法律文件所确立。比较而言，我国不仅没有确立这一原则从而实现程序的优先性，甚至对正当程序问题的重视也远未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我们强调对程序正义的问题予以足够的关注，不仅仅因为它体现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公正和理性程度，对防止司法腐败、保障人权，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因为对它的研究近年来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新起点，虽仍显单薄，但是无疑有助于丰富整个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内容，转变其在人们心目中单纯“注释法学”的形象。未来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将通过对刑事程序自在价值的更加深入的研究，引导人们树立一种正义的程序理念，重视程序自身规律，进一步完善程序立法并进而构筑公正、科学的刑事诉讼程序，从而保障程序主体在诉讼体制内获得的权利得以充分地实现。

（二）加强对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自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以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刑事诉讼法学界开始对刑事诉讼法学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虽然总体上说这些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无疑开拓了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领域、深化了研究层次。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应当对这些基础理论问题从哲学的高度继续进行探索。总体上主要有如下一些问题：

1.刑事诉讼目的论。这是关于刑事诉讼的产生根源及其存在意义的理论。目的论的研究是一个抽象性、理论性很强的课题，相对于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的其他部分来说处于一种基础性、前提性的位置，它指导着我们对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设计，因而进一步研究的现实意义也很强。

2.刑事诉讼价值论。刑事诉讼活动具有多元价值，如自由、秩序、公正等等。价值论旨在就刑事诉讼价值进行分析，合理规制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分配关系，并在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充分地研究刑事诉讼法与刑事诉讼程序在整个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3.刑事诉讼职能论。刑事审判活动作为多方参与的活动，具有不同的职能结构，一般来说，不同的审判程序模式决定了控诉、辩护、审判三种诉讼职能的不同形态，对诉讼职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审判体制。

4.刑事诉讼构造论。刑事诉讼构造论以一系列诉讼方式所体现的控诉、辩护、裁判三方的法律关系及其矛盾与调和为研究对象。我国刑事诉讼构造既有自己的个性，又与国外刑事诉讼构造基本类型有共性特点。应当以刑事诉讼目的为指导，继续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的构造。

5.刑事诉讼文化论。以刑事诉讼文化现象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刑事诉讼文化论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以来，学科理论框架和学科内容都尚待未来的刑事诉讼法学界通过广泛开展研究进行丰富和完善。

6.刑事诉讼主体论。主要研究刑事诉讼主体的范围与职权或权利以及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我国刑事诉讼法学对于刑事诉讼主体、客体、行为以及法律关系的研究没有深入进行，因而刑事诉讼主体理论尚未形成完整、深刻的理论体系。

7.刑事诉讼法律关系论。它以司法机关与诉讼参与人的诉讼上的权利义务为研究对象，尤其是以刑事诉讼行为理论作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的核心。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化。

（三）研究和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诉讼原则与诉讼程序。

无须讳言，刑事诉讼制度和原则理论许多都是由资产阶级法学家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在过去很长的时期里对其中一些领域未予涉足或涉足不深，留下了令人遗憾的空白点。与此同时，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的一些诉讼制度和原则理论却在我们解放思想、全面开展研究刑事诉讼理论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等等如今都面临颇多的争议。面对刑事诉讼法治迅猛发展的要求，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必须着重研究我国诉讼制度与诉讼原则的重新建构，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为基础，破除条条框框的束缚进行理性的思考和重新审视，求真务实，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事诉讼制度、诉讼原则和程序。

1.确立注重保障诉讼主体程序权利原则，是诉讼法的国际标准之一，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治的发展方向。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赋予公民保护自己基本权利的资格和能力，其对诉讼提出的要求，也不限于解决纠纷，而更加强调通过解决纠纷实现对人权的保护。诉讼机制必须能够充分、平等地保障当事人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否则不仅得不到当事人的信任，而且极易引起当事人的敌视和破坏，从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意义。

综观世界各国诉讼制度在“二战”后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被告人权利内容的扩大及加强被告人权利保护无疑是最为重要并至今仍在持续进行的一个趋势。许多国家大幅度地修改刑事诉讼法典，将人权保护列为刑事诉讼的主要目标，设定了无罪推定等大量体现保护被告人权利精神的原则和程序。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是，随着对犯罪现象认识深化和人权保障运动的发展，刑事被害人的地位经历了由高到低再逐渐提高的历史过程。被害人权利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人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共识：被害人是刑事诉讼的启动要素之一，与被告人一样都是刑事诉讼应予尊重和保护的中心人物，其权利也是完全独立并不可代替的；维护国家利益与维护被害人的利益应当兼顾。这无疑已经对传统的以被告人和国家相对立为研究支点的刑事诉讼理论构成了革命性的挑战，也使据此构建的诉讼模式受到了一定冲击。因此，进一步探索兼顾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均衡被害人权利与被告人权利的诉讼权利保障的理论已经成为跨世纪刑事诉讼法学的重大课题之一。

2.公正审判是审判制度的最高价值目标，也是刑事诉讼中的核心问题。尽管我国为实现公正审判所进行的改革和努力是多方面的，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不可否认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具体来说主要有，没有真正做到法官独立，法院体制行政化，审判独立容易受到法院内外多种因素干扰；控辩关系不对等，造成诉讼结构严重失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正裁判；彻底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均有很大的难度；庭审中的辩护权受到很大限制，缺乏诸如证据开示等制度的保障等等。解决公正审判这一重大课题，需要立法、司法和法学研究领域的共同努力，刑事诉讼法学应当为实现公正审判进行科学论证和总结，并不断提供强大的理论前导和理论支撑。

3.刑事诉讼对查明案件事实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双重需求决定了强制措施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实施强制措施的过程中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要性。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从总体上强化了被追诉者的诉讼主体地位，但是在对强制措施进行司法审查以及切实保障被追诉者的人身权利等方面仍存在不少缺陷。应当以人权保障作为适用强制措施的核心，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

4.反对被迫自证有罪原则是在反纠问式诉讼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一项诉讼原则，也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这一原则及沉默权的规则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所确认并实行，具有广泛的影响。我国在诉讼立法上未规定沉默权，而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对于采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的效力也没有作明文的排除规定，这在客观上助长了为追求实体真实而牺牲程序公正的做法；而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界对是否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长期以来也有争议。我们认为，肯定反对被迫自证其罪原则、赋予被追诉人以沉默权符合刑事诉讼发展的国际潮流，也是我国在保障人权方面应尽的国际义务，学界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它们的研究。

5.诉讼效益的最大化是通过尽可能科学地配置司法资源、合理地设计诉讼程序来实现的。国家在既定条件下所能投入的司法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提高诉讼效率以取得最大的案件处理量就至关重要，由此，许多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广泛采用了简易程序或其他速决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设置，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但毕竟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在理解和适用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待于理论上探讨和实践中摸索解决。

6.在证据理论方面，我国尚未形成覆盖采证、取证、质证、认证等证据的采纳及运用的各个环节的证据规则及违法后果的系统的证据制度，与众所周知的证据在诉讼中的灵魂作用很不相称，必须加强对适应诉讼体制转型要求的证据制度的研究。相对于介绍得较多的国外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研究在法理上能够成立而且为司法实践所普遍认可，既反映诉讼规律又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证据制度缺乏大的突破，扭转这种徘徊不前的局面应当成为刑事诉讼法学急待研究的课题。

7.关于建构新型侦检关系、上诉不加刑原则、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死刑执行程序等具体制度、原则、程序的研究日趋深入，成果颇丰，这里难以一一细述，但无疑是今后继续进行理论研究的可喜的开端。

（四）密切关注国外刑事诉讼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加强对刑事诉讼国际标准的研究。

跟踪和研究国外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经验，开拓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视野，扩大了诉讼法学的研究空间，也是跨世纪的刑事诉讼法学的重要使命。联合国大会及其所属组织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刑事司法准则的国际公约和其他文书，如《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一系列法律文件，基本上反映了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大趋势，也是司法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更是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共同财富。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迫切需要研究有关国际准则的内在合理性及其与我国法治状况的协调问题，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我国的司法改革进程。另一方面，国外刑事诉讼中许多先进的制度和程序往往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实践，虽不能说其不具备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有些制度不仅在发源国的发展变化很快，而且同一种制度在不同的国家明显地有着不同的用法和效果，要避免南橘北枳式的移植，就必须注意与法律本土资源的亲和问题。

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要研究的课题还有很多，任务光荣而艰巨。本文所提出的问题难免挂一漏万，但是毋庸置疑，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将通过研究这些课题取得扎扎实实的进展，从而不负时代的重托，创造出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新的辉煌。

三、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充满了机遇和挑战。迎接挑战，抓住机遇，是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再创辉煌的关键。为了推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深入进行，保障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顺利发展并取得切实的成就，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树立适应新世纪法治要求的诉讼观，积极开展理论研究。21世纪是法治的世纪。刑事诉讼法学者应转变传统的刑诉观，树立崇尚法治理性和程序正义的现代刑诉观。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积极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挖掘新的范畴，不断丰富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应具有学术自主性与超然性，鼓励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并应保持宽松的学术空间，主张学术无。学者应结合本国实际及世界刑事程序的发展趋势，研究刑事程序法治的原理原则，并通过参与立法指导和影响实践。事实上，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刑事诉讼法学家的作用已经受到重视，学者已成为影响立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21世纪，刑事诉讼学者应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此外，就现状而言，中国学者对外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动态关注不够，受语言等因素的制约，与国外同行尚不能进行及时的信息交换。为此，应积极创造条件，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对话，让开放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不断吸收、借鉴别国先进、合理的理论成果，从而不断走向成熟，并向外国同行展示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就。

（二）加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主体的队伍建设，造就一大批从事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专门人才。队伍建设是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顺利进行及取得成就的保障，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目前，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开始转变，刑事诉讼法的程序价值日益凸显，其魅力吸引了一批学者加盟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队伍，而刑事诉讼法学的硕士、博士的培养体系也已形成，相当一批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中青年学者视野新颖开阔，为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了扩大刑事诉讼法学的影响，仍应继续大力培养高层次、高素质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人才，应注重其创新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培养。刑事诉讼法学者亦应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应注意从法哲学、法理学等部门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汲取营养，要不断扩大研究领域，做到视野开阔，而不能局限于仅在本学科内研究问题。刑事诉讼法学者之间应加强内部联系，迅速反映研究状况，传递研究信息。还应加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组织机构的建设，有针对性地、经常性地组织学术研讨活动，或达成共识，或形成争鸣，以活跃研究气氛，扩大刑事诉讼法学的社会影响。

（三）逐步实现学术规范化。目前，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规范化不足，尚未建立起一套本学科的学术规范以规范术语、概念与范畴的使用。在实践中，人们往往各用自己的语词。如关于庭前证据公开制度的表述，就存在着诸如证据开示、证据展示、证据先泄、证据先悉等各种术语，再如对日本的“状一本主义”就有唯书主义、一张书主义、书一本状主义等多种用法，当然，这里主要是由于翻译不一致造成的。此外还有的是因学者之间缺乏沟通造成的。刑事诉讼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应当具有自身的逻辑体系以及概念与范畴系统。唯此，方能体现出本学科的科学性与严谨性。为了保证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顺利开展，急需对现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使用的基本范畴、概念、术语进行系统的分类整理，强化使用时的规范性。刑事诉讼法学者亦应自觉规范学术研究，在相同的语境内进行对话与交流，共同推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

（四）不断开创新的研究方法，坚持多元方法论的指导。结构优良的方法论体系对科学的发展至关重要。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欲取得重大进展，必须借助于多元方法论系统。目前，注释的方法仍居主导地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层次的提升，注释的方法必不可少，但应当从主导地位退下来。阶级分析的方法在某些领域中必须坚持，但不应制约刑事诉讼法学的应有发展，应更多地看到刑事诉讼中具体程序与规则等的普遍性。人类早期的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是现代刑事诉讼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因此历史的方法不能抛弃。比较的方法对了解国外刑事诉讼理论动态以及吸收、借鉴外国刑事诉讼理论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亦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对于应用性强的刑事诉讼法学而言无疑永不过时，等等。此外，也是更为重要的，为了提升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学术品位，使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法哲学、价值分析、结构功能分析、综合研究等方法必须引入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之中，并应占据重要的地位。这些方法对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更为根本，不仅关系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化、学术化水平的提高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未来在国际刑事诉讼法学界的地位与影响。

【参考文献】

[1]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1、2、3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外国刑法论文范文8

录

一、目录……………………………………………………1

二、论文摘要………………………………………………2

三、正文……………………………………………………3—11

四、参考文献………………………………………………12

论文摘要：

我国现行刑法典确认了普遍管辖原则。普遍管辖原则是指，凡是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罪行，不论犯罪分子是中国公民还是外国公民，也不论其罪行发生在我国领域内还是我国领域外，只要犯罪分子在我国境内被发现，我国都有权根据我国刑法对其行使刑事管辖权。普遍管辖原则是在突破地域、国籍、利益保护三种管辖联系的基础上形成的，本身具有较强的国际性。普遍管辖原则在一国内的刑事实践，既涉及刑事实体法又涉及刑事程序法。由于立法体系、法律传统的差异及在国际罪行的起诉和审判上必须取得相关国家合作，因此，普遍管辖原则在实施的过程中困难重重。针对普遍管辖原则实施中的障碍和我国在普遍管辖原则方面刑事实践为时不长的现状，我国仍需在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以利于对国际罪行实施着进行有效的打击和惩治。

关键词：普遍管辖原则；刑事实践；实施障碍

我国《刑法》第九条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管辖权的，适用本法”。根据这一规定，普遍管辖原则应是指，凡是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罪行，不论犯罪分子是中国公民还是外国公民，也不论其罪行发生在我国领域内还是我国领域外，只要犯罪分子在我国境内被发现，我国都有权根据我国刑法对其行使刑事管辖权。

一、普遍管辖原则的内涵

普遍管辖是在突破地域、国籍、利益保护联系基础上形成的，本身具有很强的国际性，在界定普遍管辖原则的问题上，理论界存在三种不同视角的理论概括：其一是指从国内刑法确定普遍管辖权的范围角度对普遍管辖原则所作的传统解释，认为犯罪行为不论发生在何地，也不论指罪犯的车籍所属，国家都有权根据国内公诉法对该罪行加以追诉；其二是指西方传流国际法理论以犯罪是文化界的连带性的观念为基础所作的解释，认为普遍管辖原则是一切国家对侵害其保护的超国家的文化利益的犯罪行为，不问罪行发生于何地及犯罪人国籍如何，均可适用国内公诉；其三是从现代国际法的规定出发，认为普遍管辖原则应严格限定于国际条约规定的罪行，主张无论是国内公诉法的角度还是从传统国际法的角度理解普遍管辖原则的观点存在不足，笔者赞同第三种角度的界定，国际刑法中的普遍管辖是指，针对国际罪行，不论犯罪地、犯罪国籍如何，只要能实现实际控制，各国有权根据国内公诉对犯罪分子加以管辖。

理解普遍管辖原则，首先需要澄清三个问题：（1）实际控制，是指普遍管辖原则适用的前提，按照一般刑事管辖原则，对于与罪犯逮捕地在地域、国籍、受害人等方面无任何关系的犯罪人，罪犯实际控制地法院则无权管辖。但普遍管辖原则适用弥补这一缺漏。对于国际罪行，只要在其领土上能够实现对该罪行实施者的控制，不论犯罪人是否具有本国国籍，不论犯罪行为是否在国内，也不论受害者是否本国公民，实际控制罪犯的国家都有权对该罪行提起诉讼并做出裁决。（2）国际罪行，是指以国际条约的形式明确规定的、危害国际的犯罪行为。国际罪行不同于国内犯罪，其包括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主观要件上表现为故意，客观要件为实施了危害国际共同利益而为国家条约禁止的行为。这种犯罪由于违反了国际的共同利益，因此被称为国际法上的犯罪行为，所有国家逮捕和惩办这种犯罪1。国际罪行的实施，不仅是针对某个国家，某类组织，某个自然人的犯罪，而且同时对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形成侵犯、构成对整个人类的安全和秩序的破坏。由于各国参加的条约范围不同，在其所参加公约中是否存在保留条款亦有差异，这种差异从而导致对国际罪行在不同国际刑法中确认范围的差异。（3）国内公法，是指实际控制国际罪行实施者的国家对其追诉和惩罚适用的法律依据。

二、普遍管辖原则在我国刑事实践及发展

普遍管辖原则的国际实践，始自对海盗的起诉和审判，当时的国际法学通说认为：海盗是全人类的敌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命令并武装起来反对他们2。普遍管辖原则在一国国内的刑事实践，既涉及刑事实体法又涉及刑事程序法，为了对国际罪行实现有效的打击和惩治，我国刑事法在探索中对普遍管辖原则不断完善。

（一）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规定国际犯罪行为的国际条约

到目前为止，我国参加的公约可分为四类：一是关于禁止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制裁反和平，反人类罪，非法使用武器等战争罪犯的国际条约；二是关于保护人权、制裁国际贩卖人口、种族歧视、酷刑等方面的犯罪的国际条约；三是关于维护公共安全，制裁危害民用航空秩序、危害海上航行，侵害受国际保护人员等方面的犯罪的国际条约；四是关于禁毒、制裁各类毒品犯罪的国际条约。根据我国参加公约确定的范围，国际罪行包括：侵略罪、战争罪、反人道罪、非法使用武器罪；灭绝种族、劫持人质、国际贩卖人口、酷刑罪；劫持航空器、危害民用航空安全、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破坏海底电缆、管道罪、海盗罪；毒品犯罪，非法获取和使用核材料罪等。

（二）刑法典分则罪名体系与国际罪行的联系。

我国理论界对于国际罪行是否需要有国内刑法分则加以具体规定的问题，存在不同观点。有观点主张国内刑法分则不必规定国际罪行，我国司法机关审理国际罪行可以直接使用相关的国际条约3。笔者认为国内刑法分则应当规定国际罪行。国际刑法规范的国内化问题，是国际法从规范到实践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并且相关国际条约也明确要求各缔约国应当在国内刑法中确定某种国际犯罪行为的规范。如何实现国际刑法规范的国内化，我国刑法学界也存在不同看法：一是主张国内刑法具体规范将所参加条约中的国际罪行逐一规定，使条约义务在国内能得到一并遵守4；还有学者采取折衷方法，认为国内刑法可采取空白罪状规定国际罪行，同时规定明确具体的罪名和法定刑。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具体分析我国刑法典分则的罪名体系，参照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的罪行加以区分，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予以解决。通过对此分析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罪名体系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的国际罪行，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三种不同情况：

（1）刑法分则对有关国际刑法规范所规定的国际罪行不存在相应规定。例如，侵略罪、战争罪、灭绝种族罪等。这类犯罪行为相关规定在我国刑法规范中都没有规定。对于此类犯罪行为应当在我国刑法中明确加以规定，并设定相应的法定刑。一方面，可以向国际社会表明我国政府与上述犯罪行为作坚决斗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立场；另一方面，可以为我国司法机关在按照保护管辖原则的审理外国势力针对我国国家和公民实施上述犯罪行为的案件时，提供国内法的依据。同时，在我国刑法中明文规定这类犯罪行为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按照普遍管辖原则审理此类案件所必须的，否则，司法机关将无法适用普遍管辖原则审理案件。

（2）刑法分则对有关国际刑法规范所规定的国际罪行存在相应的规定，但具体构成要件与国际法规范不尽一致。例如，虐待俘虏罪、遗弃伤病军人罪、战时掠夺居民财物罪等。我国《刑法》第四百五十条规定，此类犯罪的主体只能是我国现役军人、文职干部、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及执行军事任务的预备役人员和其他人员；但国际罪行的实施主体依条约规定，则包括本国军人和外国军人。对于我国司法机关如何按照普遍管辖原则审理外国人实施的这类国际罪行，有学者主张对此类规范作目的性解释：犯罪主体既包括中国军人，也包括外国军人或作战双方的军人5。这一解释能够顺利解决国内刑法规范与国际刑法规范脱节的问题。但针对此类国际罪行的犯罪主体不一致的情形，最彻底的方法就是修改现行刑法，重新界定军人范围来解决这一问题。

（3）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将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罪行完全包容在内。这种可分为三类：一是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与有关国际刑法规范的规定相同，例如毒品犯罪、劫持航空器、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等。二是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罪名包容有关国际刑法规范的规定，例如抢劫罪包容海盗罪，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设备罪包容破坏海底电缆罪等。三是刑法分则的数个具体罪名与相关国际刑法规范的一个罪名对应，例如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罪与酷刑罪对应；故意伤害、绑架、非法拘禁罪与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罪相对应。对于刑法分则明确规定的国际罪行，在按照普遍管辖原则审理案件时，我国司法机关可根据具体案情直接适用我国刑法分则的有关规定，确定国际罪行触犯的罪名和法定刑。

（三）或引渡或起诉原则

“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是普遍管辖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是指在其境内发现被请求引渡的犯罪人的国家，按照签订的有关条约或互惠原则，应当将该人引渡给请求国；如果不同意引渡，则应当按照本国法律对该人提起诉讼以便追究其刑事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自立案始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如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不必移送起诉机关。虽然在国际社会惩治国际犯罪行为的实践中，行为人被侦查或者起诉之后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少有发生，但笔者认为，对该原则的理解应当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对犯有国际罪行的嫌疑人实施起诉和审判并不是行使刑事管辖权和启动刑事诉讼程度的必然结果。

（四）适用普遍管辖原则的程序问题

（1）司法管辖的确定。依普遍管辖原则审理的案件，犯罪地不在我国领域内，被告人也非我国公民，如果依“犯罪地为主、被告人居住地为辅”的一般管辖原则，则无法实际操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对于按照普遍管辖原则审理的案件由被告人被抓获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由于此类案件具有不同普通刑事案件中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而且一般需要借助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才能使审判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如果此类案件更适宜在其他法院审理，则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由被告人抓获地中级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指定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2）适用普遍管辖原则应遵循的原则。司法机关适用普遍管辖原则案审理案件时，除必须遵循我国刑事诉讼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外，还应遵循以下几项特有原则：第一，国家主权原则，即对于一般外国人的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理，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第二，指定或委托中国律师参加诉讼的原则6。第三，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即外国公民在我国参加刑事诉讼，我国司法机关应当给予他和本国公民同等待遇。第四，信守国际条约的原则。即凡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除声明保留的条款外，都必须坚决信守。第五，使用我国通用的语言文字诉讼的原则。

（3）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运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的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包括：代为询问证人、被害人、鉴定人；进行搜查，鉴定、押解、勘验、检查以及其他与调查取证有关的诉讼行为；移交物证，书证和赃物赃款，允许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出庭作证；送达诉讼文书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规定，我国依照普遍管辖审理国际犯罪案件，寻求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存在在三条途径：一是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存在关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规定。例如《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第十一条规定，各缔约国对国际罪行提起的刑事诉讼应互相给予最大限度的协助，包括提供它们掌握是为了诉讼程序所需要的一切证据。二是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刑事司法协助协定。据此，我国司法机关在按照普遍管辖原则审理案件时，可依照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请求有关国家给予刑事司法协助。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六条规定，请求与我国签订司法协助的国家的法院代为一定诉讼行为的，必须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同意。三是依照互惠原则提起刑事司法协助。如果我国司法机关请求进行刑事司法协助的国家既不是有关国际刑法规范的缔约国，也没有与我国签订双边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就应按照互惠原则与其协商进行刑事司法协助问题。互惠原则要求，一国给予另一国司法协助，被施惠国应承诺给予协助国相同或者相似的待遇。我国目前尚无比较完备的关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国内法，《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确认的刑事司法协助的基本原则远不能满足刑事司法协助实践的需要。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范围、原则、程度等没有法律规定，导致司法机关进行国际刑事协助没有具体法律依据可遵循的困境。因此，应该尽快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协助的国内法。

（4）国际刑法规范对依着普遍管辖的案件的特别程序要求。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刑法规范对缔约国行使刑事管辖权在诉讼程序上的特别要求主要体现为：其一，要求行使管辖权的缔约国通报对国际犯罪行为的查处情况，包括犯罪的情况、对犯罪人采取的措施、引渡程度或其他法律程序的结果等。其二，要求将诉讼结果通知有关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对于这些国际刑法规范在诉讼程序上的特别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有关刑事诉讼程序具体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因此，依照普遍管辖原则审理国际犯罪案件时，对于相关国际条约中我国未声明保留的关于刑事诉讼程序特别要求的条款，司法机关应当遵照执行。

三、普遍管辖原则中的障碍

制度的实施必然存在障碍，普遍管辖原则在实施过程中也不例外。一方面，由于立法体系、法律传统的差异导致各国刑事制度的不同，我国在国际犯罪的确认、刑事管辖权的确定、引渡制度的确立、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等方面均与国际法规存在差异7；另一方面，适用普遍管辖原则虽然确定了刑事管辖权，但在罪行的起诉和审理上必须取得相关国家的合作才能有效打击和预防国际犯罪。立法与司法双重障碍导致普遍管辖原则在实践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1）管辖冲突。严格按照普遍管辖原则，各国都享有对国际罪行的刑事管辖权。如果各国均主张对同一国际罪行的刑事管辖权，应如何确定管辖权？虽然国际公约规定当有关国家之间不能以谈判方式解决时，其中任何一方可以交付仲裁或者提交国际法院裁决，但有些国家在加入国际条约时对这些条款加以保留，因此必然会形成刑事管辖争端8。这种刑事管辖争端往往导致对国际罪行的惩处久拖不决的现象。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管辖体系，普遍管辖原则能够克服世界各国基于国家主权与国际罪行作斗争的漏洞，但在这种特殊的管辖体系内，是存在优先次序还是并行管辖、不分先后，国际刑事法规未对此作出规定。有学者研究了普遍管辖权、属人管辖权、属地管辖权与保护管辖权的冲突，从权力优先的角度分析，认为解决冲突的是应当优先适用属地管辖权、属人管辖权和保护管辖权；同时又认为，仅从普遍管辖本身出发，考虑到便利诉讼原则，对国际罪行享有管辖权的数方可以参照犯罪地国，犯罪人国、受害国、实际控制地国的依次顺序决定管辖权的实际归属。

（2）我国刑事法规与国际公法差异。国际公法对国际罪行规定的实体上的差异和程序上的不同，往往导致普遍管辖原则适用的不便。在实体立法上，在些国家既没有规定普遍等管辖原则，也未确立相应的罪名体系，从而导致间接适用国际刑法的障碍。我国1979年的刑法典没有规定普遍管辖原则，当时的国内立法与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就不相衔接。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行使管辖权的决定》，该决定以刑事特别法的形式确认普遍管辖原则。1997年的刑法典明文规定了普遍管辖原则，并确立了包含部分国际罪行的分则罪名体系。设立普遍管辖原则的目的是便利对国际罪行的追诉和审判，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世界各国对刑法理念的基础性达成共识，但由于价值观念、法律传统的差异，各国对国际罪行规定的刑罚轻重幅度悬殊较大，以致于在审判中往往可能因法律规定的不同，而对同一罪行做出刑罚轻重悬殊极大的判决。

（3）刑事管辖豁免权的限制。外交代表享有外交待权和刑事管辖豁免权，是国际法上的一项古老规则，同时该规划也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确认。该公约规定，外交代表人身不得侵犯，并不受任何方式的逮捕或拘禁，外交代表对接受国的刑事等辖享有豁免。由此可见，外交代表在驻在国犯罪时不受驻在国刑法的管辖。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始自进入接受国国境前往就任之时，终于该人员离境之时或听任其离境的合期间终了之时。外交特权和刑事管辖豁免权构成普遍管辖原则的例外。但滥用外交豁免权已严重影响到正常的国际关系，妨碍到普遍管辖原则的适用。从滥用外交豁免权的有关内容来看，涉及到使馆馆舍、外交人员和外交邮袋。外交豁免与其滥用相互关联，只要存在外交豁免权，就有可能出现滥用问题。欲完全消除滥用外交豁免权的情形，既不符合现实情况，也不具有理论基础。对于外交豁免权的问题，应当承认东道国只能通过外交途径，根据国际公约的有关条款和一般国际规则解决刑事管辖问题。

综上所述，现在，普遍管辖原则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普遍接受的国际刑法原则。针对普遍管辖原则实施中的障碍和我国在普遍管辖原则方面刑事实践为时不长的现状，我国仍需在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以利于对国际罪行的实施者进行有效的打击和惩治。 参考文献

1《刑法新探索》，赵秉志，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

2《新中国刑法学五十年》，高铭暄，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3《现代国际法》，韩德培，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中国刑事法律冲突论》，陈正云，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5《国际刑法问题研究》，林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刑法诉讼学》，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国际刑法通论》，张智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外国刑法论文范文9

关键词 死刑存废 死刑政策 联合国死刑价值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

《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13项罪名的死刑，相对于前七次修正案对死刑改革的不作为，本次修正案在废除死刑上还是迈出了一大步。不过这些本来便基本备而不用的死刑的废除其实并不影响目前死刑的高适用率。高适用率源于我国的死刑制度和政策存在的巨大问题，本文将从联合国死刑价值选择的视角探讨我国死刑政策的出路。

一、我国关于死刑存废的分析

自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首次高举废除死刑之大旗以来，两百多年来，关于死刑存废的论战一直未停止过。废除论和保留论，两个完全对立的观点都能对自己的主张进行充分论证。并且他们是从相同的价值观前提出发，两者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可见，无论是从秩序、公平或个人自由的角度，都难以绝对地得出死刑应予保留或应予废止的结论。尽管死刑废除论与死刑保留论都有一定的实证研究作为各自的依据，但这些统计结果都难以得到绝对的证明。总览死刑存废的诸多理由，我们会发现，死刑废除论者所主张的废除死刑的绝大多数理由同时也成为死刑保留论者主张保留死刑的理由。比如，同样是从社会契约论这一视角出发，贝卡里亚认为废除死刑的理由是公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没有交出自己的生命权。卢梭则认为保留死刑的理由在于“正是为了不至于成为凶手的牺牲品，所以人们才同意，假如自己做了凶手的话，自己也得死。” 同样是从维护正义出发，废除论认为动用死刑是非正义的，而保留论认为这是为了实现朴素正义观。同样是从预防犯罪这一视角出发，废除论认为死刑并没有威吓力，保留则认为死刑具有最大的预防效果，如此等等。“死刑的存废、去留，并不取决于其自身无法辩明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以及无法证实或证伪的威慑性。” 也就是说，单纯的从理论上去进行讨论或者争论，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结果。因此，有学者指出，“死刑具有不人道性，与文明社会的价值观相违背，但在某种程度上应否废除死刑仍然是一个‘伪问题’。”

尽管死刑存废的理论争议是没有办法直接证实或者证伪的，但是废除死刑是历史发展必然的结果，这是现今世界的主流观点。因为自从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并宣布以来，半个多世纪不断发展的人权运动使废除死刑基本成为了主论调。只是笔者认为废除死刑的原因并不是废除论的学说优于保留论的学说，也就是说并不是废除论论证了死刑不具有正义性，并不是废除论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死刑没有威慑力，或者没有预防功能。废除死刑的原因是其他非单纯理论上的因素。国际社会真正废除死刑或者限制死刑的原因是联合国死刑价值选择的影响。一个国家选择怎样的死刑政策，保留还是废除，限制还是扩张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联合国的死刑价值选择，以下几个原因可以说明这一点。

第一、联合国自身的特性决定的。联合国是集政府性和民众性为一身的机构，它体现了各成员国政府的意愿。但是，同时由于各国之间利益的博弈，政府基本都是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所有行动出发点。因此，联合国开展工作不能单纯的依靠各国政府，必须依靠一些非政府组织，因此同时体现着许多公众的意识。梁根林教授认为，决定死刑政策的根本原因是公众意识和政治意志。因此，体现了政府意志和公众意识的联合国在一国死刑政策的选择上起着决定性作用。

第二、死刑存废问题选择更多是由现实原因决定的。死刑问题存废问题自身超越了单纯的理论研究范畴，对此上文也已经论证了，单纯理论推导论证的不可行性，在这里便不赘述。法律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死刑也有着不断演化的历史。我们不应将死刑从具体的历史背景中抽象出来，站在经院哲学的立场上论证死刑的正当性，而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其存在的价值。 所以，我们在讨论死刑存废问题时更多的是考虑现实的原因，也就是说，决定死刑政策的选择的因素必然是现实因素。当今世界最大的现实便是全球化，哪个国家不能融入全球化的队伍之中，将会在国际社会竞争中处于落后之地位。全球化虽然不否定各个国家的个性，全球化虽然不能抹杀国家自身的，但是全球化同时要求国家之间存在基本的主流价值观，这些主流价值观一般是牵涉到人性的或者人权的问题。因此，死刑作为剥夺生命权的刑罚，其存废的问题自然是主流价值观讨论的问题。联合国对于死刑政策的价值选择当然深刻的影响着一个国家死刑政策的变化。

第三、单纯的公众意识不是废除死刑或者限制死刑的根本原因。有论者认为，死刑废除的功劳应该归功于公众对于人权意识的觉醒，并认为所谓的联合国价值，实质是公众意识的表现形式而已，因为联合国许多问题的价值选择实质是由非政府组织推动的，而这些组织实质是公众意识的代言人。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只需举以下几组数据便能否定其合理性。1949年德国制定基本法时，民众支持死刑的比例远远超过反对死刑的比例。在基本法废除死刑后的第2年即1950年，调查发现公众支持死刑的比例仍为55%，反对死刑的比例为30%，另有15%的人没有表示意见。法国于1981年正式废除死刑，其废除死刑的过程反反复复。 另外，“集体意识对死刑的广泛认同虽然为死刑制度提供了正当性和合法性资源，但是集体意识特别是以民愤、民意、舆论、正义感等表现出来的公共意志，往往又是交织着理智与情感、意识与潜意识、理性与非理性、正义与非正义的矛盾统一体，具有相当的情绪性、不可捉摸性，甚至可能陷入歇斯底里和集体无意识的状态。” 所以，决定着国际废除死刑潮流的不是单纯的公众意识，应该是体现着民众意识和政府意识的联合国死刑价值选择。

第四、单纯的人权运动也不能决定死刑政策的改变。有论者认为，国际社会死刑废除或者限制的滥觞是由于人权运动的高涨。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只看到了表面的现象，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不可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人权运动的高涨，各种违背人权理念的刑罚（包括死刑）都受到了废止或者限制。同样，此论者不会否认的是，二战刚结束时是国际社会人权意识最高涨之时。但是，1948年12月10日通过并宣布的《世界人权宣言》在死刑间题上的沉默是显而易见的。这最明显地反映在《宣言》不但没有提及死刑问题，而且，不包括任何直接或者间接地与死刑相关的条款。 尽管《宣言》第三条将“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作为人的三大基本权利予以了确认，也尽管其第五条规定了“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但是，从《宣言》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背景来看，这里所说的人人所享有的生命权是不适用于应处死刑的犯罪人的，而这里所禁止的“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刑罚”也并不包括死刑。 因为，《宣言》的颁布与钮伦堡军事法庭以及远东军事法庭对二次世界大战战犯的审判相隔不久，此二军事法庭都对重大战犯毫不犹豫地判处了死刑，而《宣言》的发起国主要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亦即二战战犯的命运的决定者，同样是今后联合国各种价值选择的主要决定者。因此，单纯的人权运动并不是决定死刑政策走向的根本原因。决定着各国死刑废除政策的是联合国死刑价值的选择，亦即国际主流社会根据自身利益对死刑价值的选择。

二、联合国死刑价值选择对我国死刑政策选择之影响分析

上文我们理论上论证了，决定一个国家死刑政策选择的实质原因是联合国死刑价值的选择，笔者在下文将从实例上加以说明并具体分析我国死刑政策之出路。

（一）联合国死刑价值选择影响的实例介绍。

1948年12月10日通过并宣布的《世界人权宣言》在死刑问题上并没有涉及，原因前文已述。在《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18年，即1966年12月16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应运而生。尽管差不多整整10年以后即直至1976年5月23日它才正式生效，但是，无疑自它产生之日即标志着国际人权运动对死刑的态度不再是沉默而是转向了限制。具体而言，联合国死刑价值选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强调生命权的特殊性突出对生命权的特殊保护。（2）将死刑的适用限于最严重的犯罪。《公约》第六条第二项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3）从追诉时效的角度将死刑的适用限于行为时的犯罪。（4）授予死刑的受刑人以赦免或减刑请求权。（5）严禁对未成年人或孕妇实施死刑。

最先响应联合国这一号召的是欧洲的政治家们。1982年12月，欧洲理事会通过了《欧洲人权与基本自由保护公约第6议定书》，并在1983年4月28日供开放签字。该公约第1条提出废除和平时期的死刑，但是第2条却规定允许一个国家在战争时期或者在面临战争的紧急威胁时使用死刑。1989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其第1条明确规定：“在本议定书缔约国管辖范围内，任何人不得被处死刑”；第2条还确立一个重要原则：“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不得恢复适用死刑”。然而，该议定书正如《欧洲人权与基本自由保护公约第6议定书》一样，允许保留战争时期适用死刑。不过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明确指出：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废除死刑的所有措施应被视为是在生命权方面的进步。1990年6月，美洲国家组织通过了旨在废除死刑的《美洲人权公约议定书》，其第1条号召各国废除死刑，但是并没有要求各国从法律上彻底清除死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进步是1994年欧洲理事会议会大会通过了《关于废除死刑的建议》，明确规定彻底废除死刑，不允许在任何特殊情况下保留死刑，也不允许在加入此议定书时提出保留死刑。至今，欧盟成员国已经完全废除死刑，并把废除死刑作为加入欧盟的一个必要条件。

（二）我国死刑政策选择的出路。

我国目前在死刑政策上与联合国死刑价值有许多相悖之处，我们应该改变目前的死刑政策，与国际主流趋势相接轨，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是为了更好的对外开放。改革开放是我国的既定国策，也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而在国际社会中，中国的高死刑率已成为他国攻讦我国的重要借口。有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往往将死刑问题与人权问题相联系，在对我国交往中设置障碍或提出苛刻的条件刁难我国。所以，保留死刑并保持高死刑率，既有损我国的大国形象，又不利于与世界正常交往，更何况死刑并不能给我们带来所设想的利益，政治家们有什么理由固守不放呢？同时，别国的经验也充分论证了改变我国死刑政策的可行性。俄罗斯是具有长期死刑传统的国家，在其前身苏联时期，更有滥用死刑的历史记载。但俄罗斯在加入欧洲理事会后，服从理事会的要求，顶着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从1994年至1999年未执行过一起死刑。原属苏联的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更于1999年彻底废除了死刑。

其次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对外交流中发生的涉外冲突。频繁的中外交流也必然引起更多的涉外法律冲突，而这些法律冲突，又往往不可能完全按照中国人的法律价值观来解决。例如目前我国正在面临的一些重大外逃犯罪嫌疑人的引渡问题。如果对方是废除死刑的国家，必然要求中国作出引渡后不判死刑的国家承诺。这样，我国就只有两种结果可以选择：其一、做出并信守国家承诺，引渡后不论罪行多大均不判死刑；其二、不作承诺或不信守国家承诺，导致引渡不成让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或引渡后判处死刑而断绝以后的一切司法协作途径。事实上我国只能选择前者。但选择前者，国民就得承受连赖昌星这样的重大走私犯都不判死刑的结果，那么，以后公众还会认为数十万元的贪污、判处死刑是公平的吗？又如，在处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中国犯罪的案件时，按照中国法律和中国司法惯例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能否做到完全不受外国法律的影响？有些案件判处死刑可能与当事人母国的法律、与当事人母国民众的价值观念差异悬殊，会引起国际争端。这种情况下为国家利益考虑，就有可能不判该犯罪嫌疑人死刑。但这样就造成了内外有别、用刑不公、这种冲突解决的结果，必然也会引发国民对中国人犯有同等罪行时是否有必要适用死刑的反思。

联合国死刑价值上也没有要求成员国完全废除死刑，而是要求对适用死刑在适用罪名范围、适用对象上和准入条件时加以严格限制。同时，既然我国目前主流观点认为死刑是不能马上废除，而是需要有步骤慢慢的废除。那么我国在死刑政策选择上充分考虑联合国死刑价值不但具有理论的合理性同时具有现实的可行性。笔者结合我国具体实际与联合国死刑价值，提出了以下几个建议：

第一、进一步严格限制死刑适用范围。修（八）虽然废除了13项罪名的死刑，但是在死刑适用范围上仍然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是备而不用的死刑数量仍相当多，比如一些违反军人职责的罪名。其次，我们罪名范围不能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限制于“最严重的犯罪”的规定，比如一些经济犯罪和贪污贿赂罪。因此，我们在死刑政策的选择上首先要限制死刑适用范围。

第二、司法裁量上，限制死刑的适用。死刑的司法限制主要是严格死刑适用条件。我们刑法总则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至于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属于罪行极其严重，刑法并未作具体规定。在刑法分则中，往往有对个罪适用死刑条件的规定，例如情节特别严重，对国家和社会危害特别严重等。这些死刑适用条件过于概括，使得司法机关在死刑使用上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陈兴良教授认为，应当通过司法解释，对各种犯罪适用死刑的条件加以具体化，提供统一的死刑裁量规则。

第三、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死缓制度的立法初衷视为限制死刑的适用。 司法实践中，被判处死缓的犯罪人除极个别外，在2年后几乎都能成功获得减刑而免于处死。因此，在审判最严重的犯罪案件时，如果通过该法定刑的可选择性的严格考量，仍不得不判处死刑的，若没有极其充足的理由必须立即执行的，仍然应当尽量考虑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以充分发挥“死缓”制度对于限制和减少死刑执行的特殊功能。

第四、建立和完善赦免制度，减少死刑执行。赦免，既可以是对罪的赦免，也可以是对刑的赦免，还可以是对刑的减轻。事实上，在一些国家或地区，人们常常利用赦免制度的减刑来减少死刑的适用。

第五、公布死刑统计数据，接受舆论监督。我国每年到底有多少死刑案件？尽管保守死刑案件统计数据属于正当的司法机密，然而我国刑法规定的可适用死刑的罪名太多，判处的死刑案件过多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法院将判案件数包括死刑案件数列为国家秘密的法律依据和必要性何在？无非是死刑案件数量太多，公诸于世有损我国的国际形象。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我国至少道义上有义务遵守和执行联合国关于前述死刑适用和执行情况要公开的法律文件。其实，公布死刑判决数和死刑执行数，至少有两点好处：（1）有利于就死刑对严重犯罪的威吓效果进行全面的实证研究，从而为正确认识死刑的功能和作用提供客观、科学的依据。（2）使死刑的适用置于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监督之下，有利于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

（作者：陈美锦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专科 2011级工商管理学院会计专业硕士；陈秋燕，深圳大学文学院学士）

注释：

冯军.死刑、犯罪人与敌人.中外法学.2005.5.

梁根林.公众认同、政治抉择与死刑控制.法学研究.2004.2.

田禾.论死刑存废的条件.法学研究.2005.2.

梁根林.公众认同、政治抉择与死刑控制.法学研究.2004.2.

邱兴隆.国际人权与死刑——以国际人权法为线索的分析兼及中国的应对.现代法学.2001.4。

谢望原.联合国死刑价值选择与中国死刑政策出路.国家检察官学报》，2007.2.

贾宇.中国死刑必将走向废止.法学.2003.4.

外国刑法论文范文10

【摘要题】监狱法学研

中图分类号：DF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246(2002)06-0037-05

行刑社会化是当今世界行刑制度发展的趋势，甚至成为衡量一国先进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犯罪学界、尤其是监狱法学界对此给予了热切的关注。但与国外的理论及实践比较起来，我国仍显得非常薄弱，很有必要加大研究的力度。笔者不揣浅陋，就行刑社会化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加以探讨，以抛砖引玉。

一、行刑社会化的概念

(一)关于行刑社会化概念的不同认识

目前关于行刑社会化的概念，无论国内外的立法还是学术界，都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国内学者对行刑社会化的定义也有各种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行刑社会化指的是自由刑的执行中注重社会因素在矫正工作中的作用，放宽对罪犯自由的限制，加强罪犯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使之易于复归社会。[1]

2.行刑社会化指的是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通过放宽罪犯的自由、拓宽罪犯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和有关的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的正常的信仰和人格，最终促成罪犯复归社会。[2]

3.行刑社会化指的是监狱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为最大程度的减少自由刑的负面效应，将监狱资源与社会资源有效的结合起来，教育转化罪犯的思想，促使他们最终适应社会而采取的行刑措施。[3]

4.行刑社会化指的是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为避免自由刑的不良后果，通过放宽监狱与社会的隔离程度，拓宽罪犯与社会的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与相关的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最终促成罪犯复归社会，而采取的确保罪犯与社会生活相接近的行刑措施。[4]

5.行刑社会化指的是不把监狱单看作国家的机关，而把它看作社会事业的一种，社会有过问的权利，并有协助的责任，社会团体替监狱分担一部分行刑事务的现象。[5]

从上述对行刑社会化的不同理解可以看出，它们都揭示出行刑社会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包括：(1)行刑社会化发生在行刑过程中，这说明行刑社会化的工作是在对犯罪执行刑罚的过程中进行的，其对象就是被执行刑罚的犯罪人；(2)反对传统的“封闭式监狱管理模式”将罪犯完全隔离起来的做法，强调罪犯与社会外界的交流和联系，将社会资源充分地利用到监狱的教育改造罪犯工作中；(3)行刑社会化最终的目标是促使犯罪人能够顺利复归社会，成为守法的社会公民；(4)基本上都以社会正常的信念、观念为标准来衡量犯罪人，将这些观念灌输给罪犯，使之能够接受。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方面。

但是也存在一些差异和分歧，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对行刑社会化的定性上，第三、四种概念认为行刑社会化是一种刑罚执行措施，而其他几种概念基本上都认为行刑社会化是一种活动或者现象；(2)在行刑社会化的执行主体方面，这几种概念都没有明确，前四种观点倾向和强调监狱本身的作用，而第五种观点比较重视社会参与力量的作用；(3)在行刑社会化的范围上，是限于自由刑、监禁刑还是其他，意见不一。

(二)行刑社会化概念的界定

我们认为，对行刑社会化的内涵可以从行刑社会化的主体、行刑社会化的适用范围、行刑社会化的目标等几个方面加以揭示。

1.行刑社会化的主体

行刑社会化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或者社会现象，其展开要依赖于一定的主体采用适当的措施。而关于主体，一般认为监狱是行刑社会化的主体，争论主要在于社会组织能否成为其主体。从我国的社会实践来看，假释、缓刑是由公安机关来执行的，而且都是在监狱之外进行的。即使是监狱犯人，监狱外的学校也会进入监狱协助进行社会罪犯的文化教育、技术教育等等，并不是完全依靠监狱来完成这样的工作。就外国的实践来看，社会团体、公司企业很早就介入到了监狱的工作中，出狱人在社会团体的照顾之下逐渐地进行正常的社会生活，公司、企业到监狱中招收技术上合格的工作人员，有些犯罪比较轻而刑罚也很轻缓的人在社区中有关人员的监督之下进行社会服务，接受社区矫正。有些国家里还实行监狱罪犯自治的制度。国内外的实践都已经明确地说明，行刑社会化的主体不仅仅是监狱，而且包括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

在这里有必要对行刑社会化中的“社会化”进行正确的理解。社会化，是社会学上的一个概念，从严格的角度说，是指人接受社会文化的过程，也就是作为个体的生物人成长为社会人，并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经由这一过程，社会文化得以积累和延续，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和发展，人的个性得以形成和完善[6]。社会化的基本意义在于：人与社会总是处于复杂的相互联系和制约的过程之中，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双向的适应和改造的关系。因此，社会化反映了社会与作为个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社会化过程中，显性的主体是具体的自然的人，而隐性的主体则是社会。二者并不能明确的区分主体与客体。但是就行刑社会化而言，则并非如此。行刑社会化讲求行刑方式的社会化，因而行刑是社会化的客体和作用对象。即，一定的主体改变行刑本身，在行刑的内容中增加社会因素。因此，行刑社会化中的“社会化”并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化，而是一种人们通俗和惯常的说法，是指将行刑活动推入社会，从而使之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既然如此，行刑活动就会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一方面监狱向社会开放，就接受社会因素的介入，另一方面社会也成为某些行刑活动的场所。就监狱而言，工作的内容中就有了接受社会团体进入监狱、改变行刑方式的内容，而社会外界也就有了接纳各种罪犯并对之进行教育的任务。从当前国内外的行刑社会化实践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如瑞典、丹麦都很重视监狱犯人的休假制度，后者在1971年的刑法改革中专门作了规定。美国一直以来实践社区矫正制度，努力使犯罪人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改造。法国、德国实行“监外走廊”，允许罪犯受雇于监狱之外的公司企业。另外，很多国家也努力推行犯人分类制度、中间监狱制度、建立犯罪人的自治制度、观护制度等等。罪犯的改造不再仅仅是监狱的工作，也是社会事业、社会生活的部分。不仅如此，出狱人的保护问题也一直是行刑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因此，行刑社会化并不是某一种或者某几种具体的刑罚执行方式的变革，而是一种综合性的行刑变革的观念。

有学者认为，行刑社会化是从三个方面着手的：行刑场所的社会化、行刑主体的社会化以及行刑内容的社会化。[7]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行刑社会化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审视行刑社会化的概念就要从这几个角度出发。事实上，行刑场所的变更必然要引起行刑主体、行刑内容的变化。因为行刑社会化强调罪犯与社会外界的交流，强调社会(团体)参与对罪犯的改造活动，必然会让犯罪人从监狱中走出，走向社会，因此行刑社会化就要求执行刑罚的场所并不仅仅限于监狱(或者其他的封闭机构)，即场所必须可以是社会的开放性或者公共性的场所。场所的变更就会涉及执行主体的变化问题，因为：(1)监狱的工作人员到监狱之外对罪犯进行工作，实践中难以实现，监狱工作人员本来已经担负大量的在监狱里面的任务，人员数量难以满足这种要求，本来行刑社会化的目的之一就是减轻监狱的压力，如果再派监狱工作人员监外工作的话，会进一步加大监狱的工作压力。(2)有些工作，监狱一般来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承担，例如，出狱人的保护问题，监狱本身在社会人力资源、财力资源以及工作机会、技术培训能力上远远不如有关的社会组织，罪犯或者出狱人到了社会后这些问题如果再由监狱来解决，与没有实行社会化一样不会减轻监狱的压力。监狱本身并不是一个兼顾学校、家庭、企业的全能的社会单位，其社会功能也是很单一的，很有限的。既如此，就应当利用其他的社会单位来加以补充。(3)从经济资源上讲，监狱在经费方面往往会面临“僧多粥少”的困境，这样的花费不仅用在罪犯的身上，而且要支付工作人员的相应花费，和一般的社会单位相比较，并没有相应的减轻压力的功能承担者。而社会组织一般可以利用“积少成多”的优势，动员社会力量的总体关注，借助社会一般成员对社会稳定、安全感的看重而集聚社会的力量。(4)从良好环境的创造上，社会组织本身有一种监狱难以比及的优点，具有一般性的社会亲合力，能够理解罪犯在受到法律否定评价的情形下的实际需要，而罪犯在被以社会化方式执行刑罚时，往往处于社会组织的“控制”之下，给社会组织以主体地位和主动性，显然有利于社会组织本身发挥积极性，真正地配合好监狱的工作。因此，行刑社会化的主体必然会发生变化。当然，随着场所、主体的变化，其内容也必然不同于在监狱中的刑罚执行。这说明，三者之间是一致的，行刑社会化的基本概念应当反映这一点。

2.行刑社会化的适用范围

刑罚的执行方式与刑罚的特点有关，不同的刑罚有不同的执行方式。从我国的刑罚体系看，有死刑、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四种，而死刑有两种执行方式(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中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和自由刑都要限制或者剥夺罪犯一定期间内的人身自由，而死刑、财产刑并没有规定时间，资格刑中的驱逐出境是立即性的，剥夺政治权利有一定的时间。

行刑社会化中的罪犯是否指被判处任何一种刑罚的人呢?显然不是。从上述各种概念可以看出，行刑社会化与监狱的工作有关，而监狱中的罪犯是被判处有一定期间的监禁刑的。但是，本身就在社会上执行的刑罚是否谈不上以社会化的方式进行呢?不是的。从国外在这方面的司法实践来看，行刑社会化原来是针对一味关押监禁罪犯这种模式进行改革的。在理论上的一个根据就是反对将监狱犯罪人“监狱化”[8]，主要表现为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注重犯罪人跟社会发生联系，接受社会上的正常观念。实际上不仅如此，还表现为刑罚本身的改革，设立和完善短期自由刑，有的还注重限制自由刑，例如我国很早就创立了“管制”这种限制自由刑，并且日臻完善，较之于短期自由刑更有优势。[9]其作为我国的独立刑种，是将刑罚执行置于社会之中的典范，也是刑法执行社会化原则的生动体现。社会力量参与行刑工作，在方式、模式、方向上都有一定的难度，所以社会力量的参与，开始于对出狱人的保护工作。但是这样的出狱人也都是曾经被判处一定期间的刑罚的犯罪人。刑罚的法定执行机关能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的刑罚执行活动，只能是对罪犯有一定被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间，而这段期间需要社会力量介入，促使罪犯与社会正常生活的交流和接触，一些即时性的刑罚执行活动没有必要让社会力量参与，而且社会力量也无法参与。例如，罚金刑的执行，法律规定由法院执行，必要的时候由公安机关协助，社会力量难以取得执行的主体地位。所以，行刑社会化中的罪犯是被判处一定法定期间刑罚的犯罪人。具体到我国，笔者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以及在监狱之外执行的剥夺政治权利都可以适用行刑社会化。

3.行刑社会化的目标

要界定行刑社会化，还需要考虑其最终的目标。在这方面，我们基本同意国内学者的看法，即认为其最终的目标是促使犯罪人能够顺利复归社会，成为守法的社会公民，保证和巩固刑罚执行的效果，确保行刑目的实现。一般认为，只有罪犯回到社会后在自由生活中的表现才能作为完成改造任务的客观标准，而不能简单地认为在服刑过程中没跑、没死、不违反纪律便改造任务完成。当今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在极其闭塞的环境下罪犯落后于时代的距离越来越远，回到社会后其生存竞争能力与社会上的人不是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往往成为生活的弱者，虽深知触犯法律的严重后果，但由于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和生存方式，有可能重新走上犯罪道路。为巩固刑罚执行的效果、确保行刑目的实现，减少和避免重新犯罪，必须激发罪犯改造的积极性，培养乐观、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并使之贴近时展的脉搏，切实学会某些专业知识和实用技术，为顺利复归社会成为守法的社会公民打下扎实的基础。行刑社会化最终的目标是影响其定义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准确界定行刑社会化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谈到行刑社会化的目标，有必要澄清行刑社会化与罪犯社会化这两个范畴的关系。罪犯的社会化问题，简单地说就是罪犯出狱之后适应社会生活的问题。相对于罪犯在进入监狱之前的社会化，也可以说是罪犯的再社会化。罪犯再社会化的过程，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都是在监狱中进行的，实际上进行了“监狱化”，“监狱化可能制造有监狱人格的人，即对一切都抱有疑忌、仇视的阴暗心理，或在生活中处处表现卑微、顺从，近乎丧失判断是非的能力，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均以权威者的号令为准。”[10]而且社会生活本身瞬息万变，发展很快，对罪犯来说，单纯实行封闭的监狱管理更不利于罪犯适应社会生活。这说明对罪犯进行“再社会化”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将犯罪人转变为真正的社会人。但是，罪犯社会化与行刑社会化并非一回事，行刑社会化的目标之一可能是让犯罪人社会化，但其本身更强调在行刑过程各个方面社会力量的参与，罪犯社会化的途径之一是行刑社会化。

综上所述，我们不妨对行刑社会化的概念作以下界定：行刑社会化就是说监狱与社会组织积极合作，采用多种方式促进监狱罪犯与社会进行正常的交流活动，或者让社会组织在监狱之外相对独立地承担一定的罪犯改造工作，使犯罪人不与社会相隔绝，接受并且实践正常社会生活的基本观念，以便在刑期结束时顺利复归社会，同时做好出狱人保护工作的一项综合性社会活动。因此，行刑社会化不仅仅是一种刑罚执行的措施，而是包含了这些措施的综合性的活动。

二、行刑社会化的理论基础

我们认为，作为一项行刑原则，行刑社会化是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外国刑罚理论中的合理因素，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而确定的，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内容，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共同作用、合力支持着行刑社会化理论。

(一)国外的不同学说

1.刑罚人道化思想

刑罚人道化思想体现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是指要把罪犯当做人看待，充分尊重其人格尊严，不体罚虐待罪犯，实行文明管理，保证其享有各项法定权利，切实关心日常生活并给予相应的物质保障。当代西方监狱学理论强调犯人的为应将犯人视为具有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人，应保障犯人生活、学习条件和探视权、申诉权以及信仰自由的权利等，不能因为犯人被剥夺自由而导致其身体、财产和名誉的损害，除非法律有明文规定以剥夺某项权利作为额外惩罚，应废除使用残酷的戒具和有悖人道的独居制等。刑事法律是以人权为基础的，在行刑法律运作领域中，罪犯人权保护具有特定的法律意义。[11]而人权是以人道为社会进步目标的，从人权、道义的角度看，刑罚人道化思想对行刑社会化具有深远的影响，是其理论上的依据。行刑社会化强调对于受刑人处遇条件的改善与保护，是人道化思想在刑罚适用上的具体体现。

人类迄今为止的刑法史表明，犯罪本身的残虐性程度变化不大，罪与刑之间关系的根本改变，总的趋势是：刑罚向文明、人道、轻缓的方向发展。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只有天道、王道。人道主义作为刑罚执行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伴随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兴起而出现的。从中西方刑罚的发展演变来看，刑罚体系的中心由死刑、肉刑转向自由刑，刑罚也由繁到简，基本上遵循了由严酷到缓和的趋势。继17、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人权运动的兴起，维护人权、尊重个人的价值、平等博爱的人道观念深入人心，文艺复兴后，资本主义自由、平等、人道观念得以广泛传播，人们日益认识到死刑、肉刑的残酷性、野蛮性，强烈要求刑罚的人道化，废除、限制死刑、肉刑等非人道的刑罚。这样自由刑及其执行自由刑场所监狱应运而生，自由刑开始成为刑罚体系中最重要的刑种。自由刑具有可分性、隔离性、伸缩性等优点，符合刑罚人道精神，有利于预防犯罪和矫正罪犯，但自由刑存在罪犯交叉感染、出狱后不适应社会生活、矫正成本巨大等诸多弊端，仍然需要进一步进行人道主义化。这种学说充分考虑作为社会的个人的尊严、价值，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2.教育刑理论

从刑事法理论的发展来看，19世纪前注重考察的是犯罪行为，而不是犯罪人。19世纪后，随着刑事人类学派的兴起和刑事政策学的滥觞，刑事法学者逐步重视对犯罪人的研究。[12]从刑法科学史而言，刑法理论总沿着两条主线发展着：其一，强调客观之罪，注重报应之刑，学界称之为客观主义的刑法理论、刑事古典学派、旧派；其二、强调主观之罪，注重教育之刑，学界称之为主观主义的刑法理论、刑事近代学派、新派。[13]受旧派报应刑思想的影响，近代的西方监狱仅仅是惩罚赎罪的场所，造成监狱中犯人退化和相互交往严重，累犯难以抑制的增加，[14]并不可能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适应时代客观需要的新派教育刑理论把刑罚当作教育犯人的一种方法，认为人的可塑性很大，在一定的条件下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必须扩大教育力量、巩固其为善方面，缩小、防止其作恶方面。对于违法犯罪者，必须加强教育和矫正的力度，使其弃恶从善，重新做人，并防止再犯。因而，为达到教育和改造犯罪人的目的，就应当选择各种适宜的方法，不仅运用监狱的措施，而且广泛施用监外的处遇方法，在其获释后的一段时间内，对其进一步加强教化保护，真正起到巩固行刑成果和预防再犯的作用。

教育刑理论由以李斯特为首的刑事社会学派创立。一般来说，教育过程是从根本上培养造就被教育人从事社会生活的过程，教育刑理论可以说是培养、造就罪犯回归社会从事正常社会生活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人适应环境生存的同时被生存环境所塑造，罪犯不是天生的犯罪人，往往是由于不良因素的影响才走上犯罪道路的，但是人具有很大的可塑性，绝大多数罪犯都可以通过教育感化改造成守法公民。因此，在刑罚执行过程中贯彻教育刑理论，对罪犯重新找到正确的人生观和社会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从教育罪犯改邪归正的角度看，可以说教育刑理论是现代社会行刑社会化的重要理论基础。

3.刑事政策学理论

刑事政策学是有关刑事政策的理论研究，是关于犯罪、刑罚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关于行刑上的价值判断的系统科学。[15]刑事政策学是李斯特等人在刑事社会学派的理论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主要研究社会保安措施、刑满释放犯的更生措施和刑罚具体运用问题，注重非刑罚措施的运用，对轻刑犯、初犯、偶犯、青少年犯在可能的情况下，多适用非刑罚措施，在家庭和社会的保护、教育下弃恶从善。

因此，从依靠社会力量的角度，研究行刑社会化是刑事政策学的内容之一，而刑事政策学又为行刑社会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理论学说具有较强的实效性和实践性，从其注重依靠社会力量方面看，可作为行刑社会化的理论基础之一考察。

4.深化的复归理论

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是复归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复归理论认为，所有罪犯都是可复归的；监狱是一个提供矫正罪犯的富有建设性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惩罚罪犯、剥夺犯罪能力的场所。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反思和检讨复归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延伸和深化了有关理论，认为“将一个人数年之久关押在高度警戒监狱里，告诉他每天睡觉、起床的时间和每日每分钟应做的事，然后再将其抛向街头并指望他成为一名模范公民，这是不可思议的!”[16]因此，“矫正的任务包括在犯人和社区之间建立或重新建立牢固的联系，使罪犯归入或重归社会生活中去，恢复家庭关系，获得职业的教育。就广泛的意义而言，即在于为犯人在社会政党生活中获得一席之地提供帮助。这不仅要求必须努力改变每一名罪犯——这一点曾经是复归模式的惟一目标，而且这需要发动和改造社会及其各类机构。”[17]

犯罪是社会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改造罪犯必须使其置于由多种社会关系构成的特定环境中，从事多方面社会实践的体验。在罪犯复归社会前后，只有充分调动社会一切积极因素，合力救助、教育改造和防范犯罪分子，才能保证和巩固刑罚执行的效果，确保行刑目的的实现。由此可见，从依靠社会力量教育改造、防范罪犯的角度，深化的复归理论是行刑社会化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正是复归理论的延伸和深化促成了行刑的社会化。

5.行刑经济化观念

行刑经济化，讲求以最小的投入来获得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的最大社会效益。这一观念与行刑社会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法学、社会科学领域之后，经济分析法学成为当今法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行刑的经济化观念也正是这一法学理论在行刑过程中的充分体现。行刑的经济化成为当今行刑社会化理论与实践所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当然，行刑经济化不能背离罪刑法定和罪刑相一致的原则。对于犯罪行为作出“经济化”考虑的同时，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绝不能无限扩大。行刑经济化是有严格规定的，要求首先考虑可否适用非监禁刑，如果依照事实和法律不适用，则考虑可否适用缓刑、假释等；对于必须适用自由刑的，也要求尽量适用短的刑期，以便留给罪犯重返社会的最大机会。行刑社会化既保持了定罪量刑的严格标准，在客观上又减少了入狱人数，降低了监禁刑的负作用，有利于将罪犯早日改造成功、重返社会。这样既合法又“经济”，充分体现了行刑效益，可以说行刑经济化观念是行刑社会化的理论依据之一。

6.刑事补偿理论

一般而言，犯罪直接侵害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为弥补犯罪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各国法律均规定犯罪分子应给予受害人相应的补偿。正如贝卡利亚所言：“有些人免受刑罚是因为受害者方面对于轻微犯罪表示宽大为怀，这种做法是符合仁慈和人道的，但却是违背公共福利的。受害的公民个人可以宽免侵害者的赔偿，然而他难道也可以通过他的宽恕，同样取消必要的鉴戒吗?!使罪犯受到惩罚的权利并不属于某个人，而属于全体公民，或属于君主。某个人只能放弃他那份权利，但不能取消他人的权利。”[18]因此，依照这种刑事补偿理论，在判令罪犯对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进行赔偿的同时，还应判令犯罪分子对社会进行赔偿。但传统的执行方法很难对社会作补偿，只有在行刑社会化的情况下，犯罪分子为社区提供无偿或低酬的社区公益性劳动，或参加社会化生产等，才具有社会补偿的性质。由此可见，从补偿社会的公正角度，行刑社会化与刑事补偿理论相符合，而且刑事补偿理论是其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一。

上述诸多理论学说和思想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先后为行刑社会化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这些理论一旦产生之后又相互影响，彼此作用，进一步强化了行刑社会化的合理性根基，因而从沿革意义上，上述六种理论思想共同构成了行刑社会化的理论基础，但是具体到一国，是否上述理论都可以直接作为本国实践行刑社会化的理论基础，则还需要有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

(二)我国实行行刑社会化的理论基础

关于我国行刑社会化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我国长期实行教育改造罪犯的方针政策，是对刑罚人道化思想的贯彻和体现。刑罚人道化思想是我国教育改造罪犯、使之顺利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所一贯遵循的原则，是行刑社会化基本的理论基础之一。我国政府一向重视对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坚信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世界，强制罪犯劳动、接受监督的本身就是思想教育的过程，体现了与西方国家的教育刑理论有不同之处。我国监狱法所规定的依靠社会力量改造罪犯的原则，就是行刑社会化的具体体现。通过建立监所内部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或依法在一定条件下将罪犯放到监所外执行刑罚，使被释放者缩短与社会的距离，尽快适应社会，也让社会在短期内接受被释放者以巩固刑罚执行的效果。

我国监狱实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工作方针，“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本质决定了行刑的社会化。而且犯罪是在社会多种因素支配下产生的独特社会现象，罪犯来自社会又必须回归社会，因而救助、矫正罪犯和教育改造罪犯，必须使其置身于由多种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特定社会环境中，从事多方面社会实践的体验，最终融入社群生活之中。同时，监狱改造罪犯必须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们的需求变化，这就需要依靠社会力量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和防范，在其复归社会前后，都要坚持社会化原则。行刑社会化为罪犯提供了亲自接触社会、适应社会的机会，并能逐步使他们重新参与社会、顺利地回归社会，成为适应社会规范的劳动者。行刑社会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尤其我们国家刑罚执行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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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刑法论文范文11

内容提要: 旧刑法中有主观主义的反映，新刑法中也的确有明显的客观主义表现。但是，张明楷教授据以得出“旧刑法向主观主义倾斜，新刑法向客观主义倾斜”这一结论的论据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在用“向客观主义倾斜”来表述新刑法的立场时，不能忽略新刑法中同样突出的主观主义表现。只有我们对主观主义真正重视起来，全面、透彻地认识和了解刑法中的主观主义传统，才能更好地剔除其中的消极因素，顺利地继续“向客观主义倾斜”。 

  当前，在论及新旧刑法基本立场的问题时，不少学者都支持张明楷教授的论断。按照张明楷教授的说法，我国的旧刑法（1979年刑法）是向主观主义倾斜的，新刑法（1997年刑法）则倾向于客观主义，因此旧刑法更重视主观要素，新刑法更重视客观要素[1]60-78。在相对的意义上，笔者基本赞成这一观点，但对张明楷教授据以得出上述结论的论据却存在诸多怀疑。本文拟专门针对张明楷教授的观点进行剖析，以就新刑法的基本立场问题略作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张明楷教授关于新旧刑法基本立场的观点

张明楷教授认为，旧刑法是向主观主义倾斜的，其论据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旧刑法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比较简单，多处使用“等”“其他”之类难以限定行为范围的用语，过多地将“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作为构成要件，对法定刑升格的条件没有具体规定，而是代之以“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表述。这些都是主观主义所赞赏、而为客观主义所反对的立法体例。Www.133229.CoM第二，旧刑法对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设立了一般处罚规定。与犯罪既遂相比，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在客观危害上要轻得多，故许多国家只处罚几种严重犯罪的预备行为，对未遂的处罚也限于刑法分则有明文规定的情形。对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一律处罚以及只是“可以”从宽处罚的规定，表明立法者主要考虑的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第三，许多犯罪在客观方面相同或基本相同，罪过内容也相同，甚至犯罪性质相同，但旧刑法根据行为人的目的（或动机）不同，规定为不同的犯罪。例如，同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根据是否具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规定为不同的犯罪。又如，在旧刑法分则中，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导致相同的客观行为具有不同的性质：“以营利为目的，制作、贩卖淫书淫画的”，构成制作、贩卖淫书、淫画罪；以流氓动机制作、贩卖淫书淫画的，构成流氓罪。这也表明立法者重视主观要素。第四，在限定犯罪成立方面，旧刑法的许多条文也只是从目的（或动机）着手。例如，罪的成立要求“以营利为目的”，而许多国家的刑法则是从的地点、方式等客观方面进行限定的。再如，旧刑法第164条的制造、贩卖假药罪，也是从目的上进行限定的，而没有从方式、结果等客观方面进行限定。重视主观因素的思想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第五，旧刑法规定了类推制度，而设立类推制度除了由于立法技术不够成熟之外，更重要的是担心出现了犯罪不能绳之以法。类推反映出主观主义的根基，是主观主义较为赞赏的制度[1]61-62。

与此相对，张明楷教授认为，新刑法明显反映出向客观主义倾斜的态度。主要论据有以下几点：第一，新刑法的规定相当具体。如新刑法将原来的一个罪分解为许多具体的犯罪；对一些新类型犯罪的构成要件作了具体规定；对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作了具体规定；法定刑的幅度进一步缩小；一些刑罚制度的适用条件（如减刑、假释的条件）更为具体。这种具体规定，正是客观主义理论所赞赏的。第二，新刑法对客观行为相同、罪过内容相同的犯罪，一般规定为一种犯罪行为，而不规定为不同的犯罪。例如，取消反革命罪，代之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而且取消了关于反革命目的的规定；将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各种具体规定，进行了修改或者调整，如将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伤害罪，归入普通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类似这种目的犯的减少，正是重视犯罪的客观要素的表现。第三，新刑法的许多条文，通过对客观行为的描述来限定主观内容。例如，新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规定了金融诈骗罪，其规定的具体犯罪实际上都是以非法占有（不法所有）为目的的，但其第194条至第198条是通过对客观行为的描述告诉司法机关，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只能通过客观行为认定，而不能在客观行为之外认定。类似的规定还有不少，也说明新刑法重视的是客观因素。第四，新刑法对常见、严重犯罪中影响法定刑升格的因素作了具体规定，但影响法定刑升格的因素只限于客观因素，没有任何条文明文规定将犯罪动机卑鄙、主观恶性严重等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此外，新刑法只规定了两种常业犯，而没有规定常习惯犯。犯罪动机是否卑鄙、行为人是否具有犯罪的常习性，是主观主义刑法及其理论十分重视的问题。而新刑法却不重视这些问题，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新刑法向客观主义倾斜。第五，新刑法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取消了类推制度。罪刑法定原则是向客观主义倾斜的最重要表现[1]66-67。

二、批驳的展开：关于新旧刑法基本立场问题的再探讨

综观张明楷教授的上述立论及论据，可以看出，张教授是在对比新、旧两部刑法典的基础上，通过列举刑法典中的某些特点，进而总结出“旧刑法向主观主义倾斜，新刑法向客观主义倾斜”的结论。应当肯定的是，旧刑法中确有主观主义的反映，如规定了类推制度。尽管立法上对类推制度作了严格限制，而且实践中很少应用，但这种制度毕竟表现了主观主义一定程度上缓和罪刑法定的意图；同样，与旧刑法相比，新刑法中也的确有明显的客观主义表现，如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废除类推制度的举措便体现了客观主义刑法限制司法擅断、要求保障公民个人自由与基本人权的理念。另外，新刑法取消了常习惯犯的规定，这说明立法者在这一问题上摒弃了根据行为人的危险性格惩罚犯罪的思路。但是，反观张明楷教授据以得出结论的其他论据，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旧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简单、新刑法规定的具体为由，就认为旧刑法倾向于主观主义、新刑法倾向于客观主义，不免有些牵强。实际上，旧刑法之所以在构成要件的规定上较为笼统，一方面是受到“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影响，更重要的还是受到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的限制，实属不得已而为之。1979年刑法典是在“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立法工作与理论研究停顿多年的背景下仓促制定出来的。由于缺乏刑法理论的有效指导与实践经验的积累，因此不可能制定出比较科学、完备、系统的刑法典。1997年刑法典是在旧刑法典实施十几年的基础上，通过理论界不断地探讨与反思刑法典的利弊得失，积累大量的司法实践经验后修订出台的，因此自然要比1979年刑法典规定得更为合理、明确、具体。这本身说明刑事立法工作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理论积淀与经验积累，粗疏型立法必然要为细密型立法所取代。因此，新旧刑法典在构成要件规定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立法者立法技术与经验不同造成的，其与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这一刑事责任基础理论并无必然联系。况且，1997年刑法典的规定也并非尽善尽美，在构成要件的表述上仍然存在大量“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的规定，虽然分解了投机倒把罪、流氓罪，但又出现了如非法经营罪等新的“口袋罪”。所以说，根据刑法规定的粗疏与细密很难得出旧刑法“向主观主义倾斜”、新刑法“向客观主义倾斜”的结论。

第二，如果说旧刑法对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设立了一般处罚规定，因此旧刑法是“向主观主义倾斜”的；那么新刑法对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处罚规定一字未变，完全沿袭了旧刑法的规定，却为何得出新刑法“向客观主义倾斜”的结论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况且，在笔者看来，张明楷教授根据旧刑法有关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规定得出旧刑法“向主观主义倾斜”的结论，其本身是草率的，恐怕是误读刑法关于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规定的结果⑴。必须明确的是，新刑法第22条和第23条（旧刑法第19条和第20条）有关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规定，实际上是对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如何处罚的规定，即只是对处罚原则的概括规定，而不是对究竟应当处罚哪些罪的预备与未遂的规定。也就是说，刑法总则并没有规定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处罚范围。经笔者考证，这一问题实际上早在1950年代草拟刑法典草案时即有说明，只是现在很多学者曲解了立法原意。1950年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第13条规定：“于着手实施犯罪前，准备工具，打听路线，调查对象，或用其他方法为自己着手实施犯罪之准备行为者，为预备犯，其处罚以本大纲分则有明文规定者为限。”第14条规定：“已着手实施犯罪，而因与犯罪人无关之事由，致未完成行为，或未发生结果者，为未遂犯。未遂犯之处罚，以本大纲分则有明文规定者为限。”[2]140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只是在总则对处罚预备犯与未遂犯作出一般规定，其具体的处罚范围由刑法分则明文列举。1956年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草稿）（第13次稿）》第21条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对于预备犯，有特别规定的才处罚。”第22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不遂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有特别规定的才处罚。未遂犯一般应当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192-194。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草稿）（第13次稿）》对预备犯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基本一致，即预备犯的处罚由刑法分则明文列举；但对未遂犯的规定，则明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不同：其规定未遂犯的处罚原则由总则规定（“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具体处罚何罪的未遂则交由分则列举。也就是说，未遂犯的处罚原则规定在总则，具体处罚范围则由分则规定。但前述两个立法文献资料的共同点在于，对预备犯与未遂犯的处罚范围在分则中予以明文规定。据此，究竟哪些罪的预备与未遂具有刑事可罚性便是非常明确的。到1957年，立法草案中有关预备犯与未遂犯的规定却出现了很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草稿）（第21次稿）》第20条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21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遂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228。至此，有关预备犯与未遂犯的处罚范围由刑法分则列举的规定被取消。对于这一变化，相关立法人员的解释是：“对于预备犯、未遂犯的处罚，我们原拟采取在分则中具体规定的办法。对于预备犯，在应当惩罚预备犯的条文中，具体规定出法定刑（轻于既遂犯的法定刑）；对于未遂犯，在分则条文中只规定哪些罪的未遂犯应当处罚，而不具体规定法定刑，让审判机关按照总则规定的‘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原则，灵活判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草稿）（第13次稿）》的规定方法——引者注）。这样规定的好处是具体、明确，便于适用。但是经过研究之后，感到根据当前的主客观条件，规定得这样详细，具体执行起来是有困难的；如果不能把其中的许多问题都予以妥善的解决，反而会发生不合理的现象，并束缚审判机关的手足。因而后来又改变了这种办法，而采取了只在总则中规定处罚原则，不在分则中作具体规定的办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草稿）（第21次稿）》的规定办法——引者注）”[3]1958。

由此可见，草案的起草者之所以改变立法体例，放弃了在分则中明确列举预备犯与未遂犯的处罚范围的做法，主要是考虑到审判实践的复杂性，唯恐具体案件的处理中出现不合理现象。因此，只在刑法总则对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处罚原则作出一般规定，至于具体需要处罚哪些罪（或者某个具体案件）的预备与未遂，则交由司法机关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草稿）（第21次稿）》关于预备犯与未遂犯的立法模式一直被后来1957年的第22次稿、1962年的第27次稿、1963年的第30次稿、第33次稿、1978年的第34次稿所坚持，并最终写进了1979年刑法典，1997年修订刑法典时仍旧保留了这一立法体例。因此，对1979年刑法典和1997年刑法典中有关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规定的理解，同样应当与上述说明保持一致。也就是说，虽然立法者只在总则中规定了处罚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一般规定，并没有在分则中明确列举哪几种犯罪需要处罚预备犯与未遂犯，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国刑法对一切直接故意犯罪的预备与未遂都要处罚。恰恰相反，我国刑法从立法之初就考虑到预备与未遂的处罚范围问题，只是没有采取分则列举的模式，而是将其交由司法机关酌情掌握。因此，刑法总则中只是规定了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处罚原则，没有也不可能明示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处罚范围。

从理论上讲，处理预备与未遂时，必须考虑刑法第13条特殊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对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做出实质解释，将那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预备与未遂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换句话说，只有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超出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程度时，才能将这种未着手的预备行为或着手后未完成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而按照“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处理，也只有这时才可能适用到刑法总则规定的处罚原则。从实践来看，最高司法机关已在司法解释中对于诈骗未遂、盗窃未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未遂的处罚做了严格限制，即只有在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才以未遂犯论处⑵。司法实践中处理的绝大多数犯罪也都是既遂形态，对预备犯和未遂犯定罪处刑的情况并不常见。值得注意的是，张明楷教授一方面以1979年刑法中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规定表明对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一律处罚为根据，来说明旧刑法是“向主观主义倾斜”的，另一方面又在同一著作中认为，由于刑法总则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故事实上只有少数严重的犯罪才处罚未遂。尽管刑法总则对未遂犯的处罚没有规定以分则有明文规定者为限，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犯罪的未遂都没有作为未遂犯处罚[1]203。这一前后矛盾的论述让人颇为费解：既然张教授已经认识到新刑法有关犯罪未遂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处罚所有的未遂行为，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认为1979年刑法中有关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规定会导致对预备行为与未遂行为一律处罚的结果呢⑶？相应地，以1979年刑法中有关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规定为根据来说明旧刑法倾向于主观主义，还能说得通吗？

第三，1997年刑法典将1979年刑法典中的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取消了“反革命目的”的规定。在笔者看来，这是中国刑事立法摆脱意识形态桎梏、朝着立法科学化迈进的重要标志，但却与客观主义并无多大关联。实际上，学界对反革命罪的讨论由来已久，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即应把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不过，这并非学界贯彻刑法客观主义理论使然，而是基于其他多种原因：一是反革命是一个含义不确定的政治概念，不宜作为严格的法律概念来使用；二是修改反革命罪是适应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变化的需要；三是将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是适应改革开放政策的需要。反革命罪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政治犯罪，根据国际惯例，政治犯不引渡。因此，继续沿用反革命罪类罪名，不利于对实施这类犯罪而逃到国外或者中国人在国外实施的这类犯罪的犯罪分子的打击；四是反革命罪是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而按照“一国两制”政策，在我国的某些地区范围内将允许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反革命罪的规定极不符合“一国两制”政策的需要；五是国外刑事立法中很少、几乎没有规定反革命罪名，将反革命类罪名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能够适应国际大趋势；六是将反革命罪类罪名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类罪名，并不影响对相应犯罪行为的打击[4]57-58。可见，1997年修订刑法时立法者之所以将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出于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打击该类犯罪等现实需要的考虑，刑法客观主义理论并未起到任何作用。至于新刑法典取消“反革命目的”的规定，则是将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必然选择。不另外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目的”，也是为了更加有力地认定和打击该类犯罪，基本上与客观主义无关。

此外，如果说在旧刑法中，由于主观目的不同导致相同的客观行为被规定为性质不同的犯罪，那么，新刑法中又何尝没有这种现象呢？如根据是否“以牟利为目的”，现行刑法将客观上相同的传播淫秽物品行为分别规定为第363条的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和第364条的传播淫秽物品罪，并规定了轻重悬殊的法定刑。因此，以主观目的不同是否导致相同的客观行为被规定为性质不同的犯罪，并不能说明旧刑法向主观主义倾斜，新刑法向客观主义倾斜。

第四，关于罪的成立，新旧刑法都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据此无法判断新旧刑法的立场倾向。此外，新刑法关于金融诈骗罪的规定也不能表明客观主义倾向。我们知道，在新刑法第三章第五节所规定的八种金融诈骗罪中，第192条（集资诈骗罪）和第193条（贷款诈骗罪）明文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第196条（信用卡诈骗罪）的恶意透支的行为方式中也载明了这种目的，而第194条至第198条关于其他金融诈骗犯罪的规定中并没有载明这种目的。张明楷教授认为，这说明第194条至198条的非法占有目的有无只能通过客观行为认定，而不能在客观行为之外认定。但在笔者看来，不独在此处未明文规定非法占有目的的犯罪中需要通过客观行为来认定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就是第192条和第193条明文规定的非法占有目的，乃至一切犯罪中的主观目的，都是根据行为人已经实施的客观行为表现予以认定的。原因很简单，主观目的属于行为人精神世界的范畴，没有客观的直接物质载体，只能通过客观行为进行推定。实际上，又有哪个行为人主观心理方面的要素不是通过客观行为认定的呢？

此外，金融诈骗罪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这种立法规定模式，已经在学界引起很大争论。例如，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犯罪是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与诈骗罪之间存在特殊条款与普通条款的关系，兼具金融犯罪与财产犯罪双重属性，侵犯的是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双重客体，因此，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正是该类犯罪的题中之意[5]。但也有学者认为，无论是基于立法本意，还是金融诈骗罪相对于普通诈骗罪的特殊性（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侵犯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抑或出于打击金融犯罪的需要，刑法未明文规定非法占有目的六个金融诈骗犯罪都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6]。还有学者认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不是所有金融诈骗罪主观方面的必备要件，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一般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但部分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不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为主观要件。例如，“占有型”金融诈骗罪的构成就无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要件[7]。如果说新刑法第194条至198条的规定反映了刑法重视的是客观因素的话，这种“重视”却导致理论上争议不断，实践中无所适从，最后只能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予以解决⑷。那么，就此看来，这种体现客观主义的做法也并非什么高明之举。

综上所述，张明楷教授据以得出“旧刑法向主观主义倾斜，新刑法向客观主义倾斜”这一结论的论据大都难以成立。这些论据要么与客观主义没有什么联系，要么恰恰说明新刑法也有突出的主观主义表现。当然，“新刑法向客观主义倾斜”这一判断整体上还是能够成立的。在笔者看来，新刑法较之旧刑法确实更为“客观主义”一些。除了前文已经述及的罪刑法定原则、常习惯犯的取消等表现外，还体现在关于中止犯处罚的规定上。1979年刑法第21条第2款规定：“对于中止犯，应当免除或者减轻处罚。”1997年刑法第24条第2款将其修改为：“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由此可见，旧刑法只是笼统地规定对中止犯减轻或免除处罚，没有区分不同情况。只要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志没有完成犯罪，都可以减轻甚至免除处罚。新刑法则在考虑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行为客观上是否给法益造成现实的侵害，这表明立法者更为重视客观因素。

三、结论：不应忽视新刑法的主观主义传统

需要注意的是，“向客观主义倾斜”并不代表在新刑法中客观主义压过了主观主义，更不能理解为是客观主义“一边倒”。“向客观主义倾斜”是在比较新旧两部刑法典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在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的一种说法⑸。这里，笔者想要说明的是，在用“向客观主义倾斜”来表述1997年刑法典的立场时，不能忽略新刑法典中同样突出的主观主义表现。实际上，根据1997年修订刑法时的指导思想，一方面，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将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中的相关规定纳入刑法典，对于新出现的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经过研究认为比较成熟、比较有把握的，尽量增加规定；另一方面，考虑到保持法律的连续性，对刑法的原有规定，包括文字表述和量刑规定，原则上没什么问题的，尽量不做修改⑹。这样的立法背景就决定了新刑法在修改原有规定、增加新条款的同时，必然会保留旧刑法中很多“没什么问题”的规定，这里的规定中难免有主观主义的表现。

例如，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增加了特殊防卫的规定。1997年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重视防卫人在面对暴力侵害时特殊的紧张心理，为了鼓励公民同犯罪做斗争，强调只要是出于防卫意图，即便造成侵害人伤亡，同样可以免除防卫人的刑事责任。可见，特殊防卫制度强调行为人的防卫意图，淡化客观损害对防卫性质的影响，进一步限制了防卫过当的成立范围，这无疑是刑法主观主义在正当防卫问题上的体现。再如，新旧刑法在未遂犯的处罚问题上，都坚持“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原则，并没有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此可见，无论是旧刑法还是新刑法，在犯罪未遂的处罚问题上都相对更重视行为人的主观因素，即特殊情况下可以按照既遂犯的法定刑处罚未遂犯。又如，1979年刑法第26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种重视行为人主观恶性的立法规定，明显是主观主义的表现。然而，1997年刑法第29条第2款原封不动地沿用了这一规定。以上这些还都是犯罪论中关于刑法主观主义表现的实例。如果考虑到刑罚论中诸如累犯、自首、立功、缓刑、减刑、假释等一系列刑罚制度，我们确实很难判断在现行刑法中到底是客观主义还是主观主义占据上风。也许，正如有学者所言：“实际上，我们的刑法制度已经糅合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合理成分，很难说两者孰多孰少，或者说我国的刑法是采什么样的立场”[8]。

可见，新刑法在向客观主义迈进的同时，也保留了相当浓厚的主观主义传统。这是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否则，如果只看到新刑法的客观主义倾向，忽视主观主义的存在，可能会出现在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问题上价值判断的绝对化，而且难以解释现行刑法中的众多立法规定。反过来说，只有我们对主观主义真正重视起来，全面、透彻地认识和了解1997年刑法典中的主观主义表现，才能更好地扬弃其中的消极因素，顺利地继续“向客观主义倾斜”。

 

 

注释:

    ⑴据笔者所知，与张明楷教授持类似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在总则中规定了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三种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但对于三种犯罪形态的存在范围，既没有通过分则条文予以明确，也没有在刑法总则中作明确限定，这意味着我国刑法全面确认了犯罪预备、未遂、中止行为的刑事可罚性。参见刘之雄著：《犯罪既遂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有学者以预备为例指出，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处罚故意犯罪的预备行为乃是一项基本原则。也就是说，一切故意犯罪的预备行为，都为刑法严加禁止，并要承担刑事责任。参见谢望原主编：《台、港、澳刑法与大陆刑法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还有学者在分析危险犯的预备犯的处罚问题时指出，我国刑法仅在总则中规定了对预备犯的处罚原则，而对于哪些犯罪的预备行为应受处罚，分则中没有具体规定，因此，处罚预备犯是我国刑法原则性规定，尤其是对于危险犯来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原则上应追究危险犯的预备犯的刑事责任。参见鲜铁可著：《新刑法中的危险犯》，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⑵具体参见1996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2001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

 

⑶如前所述，1979年刑法关于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规定被1997年刑法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此外，1979年刑法第10条的犯罪概念中同样也有特殊的规定。

 

⑷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第10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在笔者看来，这一立法修正将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各种金融欺诈行为犯罪化，从反面说明了刑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八种金融诈骗罪，不论是否明文规定非法占有目的，都是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必备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这可以说是对长期以来理论争论和实践难题的一个回应。

 

⑸张明楷教授也同意这一点，认为由于1997年修订刑法的重点在于刑法分则，故旧刑法总则中体现向主观主义倾斜的规定基本上没有修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得出新刑法向客观主义倾斜的结论。因为新刑法只是向客观主义倾斜，而没有全面向客观主义方向发展。正因为新刑法中还存在部分倾向于主观主义的规定，才采取“向客观主义倾斜”的表述。参见张明楷著：《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注⑴。

 

⑹参见1997年3月6日王汉斌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2]高铭暄，赵秉志．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

 

[3]高铭暄，赵秉志．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下册[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

 

[4]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5]刘宪权，吴允锋．论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j].法学，2001（7）．

 

[6]顾晓宁．简析票据诈骗罪的主观要件[j]．中国刑事法杂志，1998（1）．

 

[7]卢勤忠．金融诈骗罪中的主观内容分析[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3）．

外国刑法论文范文12

【关  键  词】刑诉法学/研究样式/嬗变/前瞻……

依赖几代人数十年之努力，当代中国刑诉法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然而，站在客观角度冷静沉思，诸如理论体系建构的缜密化、基本范畴的精确化、学术规范的科学化等众多问题仍是制约刑诉理论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亟待加以解决，这一切都与理论研究样式的创新和突破密切相关。本文试以当代中国（指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刑诉理论研究样式的嬗变为主线，在简要评述的基础上勾勒其未来发展的脉络，以求教于同仁。

一、既往

对“既往”的界定，无法从时间维度加以精确化，我们只能将其大致限定在建国后至80年代中期。按照国内通行的观点，这一范围大致涵盖了新中国刑诉法学研究的创立与初步发展时期、萧条时期、恢复发展时期。综观这一阶段的理论著述，大致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模仿性。建国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中国第一批刑诉法学者大多接受过前苏联专家的培训，第一部刑诉法草案系模仿前苏联的立法体例编撰而成，第一批教材也大量借鉴和吸收了前苏联相关教材的内容，因此，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刑诉理论研究深深打上了前苏联刑诉理论的烙印。二是适应性，即与计划经济体制与集中化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直到80年代中期，尽管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已开展起来，但国家整体经济政治结构仍然带有大一统的计划性、集中性。囿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传统理论，当时的刑诉立法和理论研究都是为促进和维护既定体制服务的，从内容到形式概莫能外。与上述特点相对应，刑诉理论研究在样式上主要表现为：

（一）意识形态的研究

我国的意识形态的研究是指对法律的研究，其出发点和归宿都以阶级斗争论为中心。其时，意识形态构成了库恩所谓的一门学科的“硬核”。这种样式沿袭了维辛斯基等关于法的概念，其理论预设是：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除此之外，法没有其他功能，即便有，最终也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在这一前苏联模式的法学语境中，号称“无产阶级刀把了”的刑法、刑诉法首当其冲奉阶级斗争论为圭臬，与此相对应的理论研究自然言必称阶级，以阶级分析法为主要的研究手段。50、60年代的著述自不必言，即便是文革后80年代中期编撰的统编教材也大多未能跳出这一窠臼，如许多教材一提到资产阶级刑诉法，就认为其是资产阶级统治专政的工具，与社会主义刑诉法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各自的功能和作用也不相同，不能相互混淆等等。

根据演进理性观点，任何一种制度、观念得以长期且普遍的坚持，必定有其语境化的合理性，因而，阶级分析法要客观分析，它可以成为刑诉理论研究的方法之一，因为它在本质上是用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与对抗理论来解释刑诉立法与司法实践，这当然有着实证社会科学上的参照物和依据。但是，阶级分析法独占统治地位十分有害，它忽略了法律分析的其他理论传统。实际上，根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析，意识形态往往是“颠倒的、虚假的”认识，（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以下。）因此，仅仅用意识形态的观点去分析，往往会导致诸多背离学术本身的后果。后果之一是容易导致学术研究的泛政治化。由于阶级分析法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成为当时条件下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故对阶级分析法不运用、不重视就会被扣上“右倾”、“资产阶级化”的帽子，正常的学术论争被上纲到政治斗争的高度，基本的学术自由便无法保障，学术研究的深入更无从谈起，文革前多次学术论争（如关于无罪推定、审判独立的讨论）演变为政治斗争的事实已经深刻说明了这一点。后果之二便是导致法律解释、法律建构及运作过程中一种漠视人的权利、注重权力发挥的绝对化犯罪控制观与司法模式的倡行。因为阶级分析法中的斗争哲学与“权力本位”的思想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和亲和性，而与“人权保障”的现代诉讼理念则格格不入。后果之三便是带来重实体、轻程序的“程序工具主义论”。既然刑诉法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是“刀把子”，那么，只要最终结果是“刀把子”砍向了敌人，敌对阶级被打倒，那么就认为大功告成，至于“刀把子”如何砍，敌人被打倒的过程则成为退而求其次的事了。这样，实体的最终结果决定一切，程序的独立价值和内在正义被忽视，程序工具论和程序虚无主义便应运而生了。这种观点在既往的论著中屡见不鲜。

（二）注释性的研究

法学中的注释学派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任何一门部门法学的研究和发展须臾也离不开运用注释的方法进行描述式的研究。它蕴涵的理论预设是：任何一种事实上可行的制度都必须首先为人们所了解，必须在智识上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和可行性。通过对法条的分析、标注、诠释，旁征博引，寻微探幽，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才得以开展和深入，刑诉法学研究也不例外。建国以来，特别是随着79年刑诉法的颁行，我国刑诉学界对注释方法的运用达到一个高峰。各种论文、教材、专著使用注释的方法，对79年刑诉法展开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阐释；或深入浅出，对刑诉法进行全民的普及宣传；或系统全面，以刑诉法体例为基础编撰教材开展法学教育；或博古论今，在肯定刑诉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操作建议，指导司法实践。这一时期注释性论著数以百计，蔚为大观，注释法因此也成为当时刑诉理论研究使用频率最高、最常见的研究样式。

应该指出，注释性的研究方法，对于我国刑诉法的宣传普及，对于早期的法学教育，以及对今后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司法人员本身素质不高，需要学习法律知识的背景下，对于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更是功不可没。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注释方法都是刑诉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具有其他研究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但是，注释法学往往堕落为纯粹的概念法学，在概念的天国（耶林语）自我建构与麻醉，而不关心法律的实践。同时，因为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注释法学往往倾向于保守，丧失了法学研究的反思与批判精神。所以，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的研究层次有限，注释方法“仅为其他方法的补充，而不能再保持其优先地位”，（注：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因为，理论研究的目的和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与论证既存制度的意义与正当性，更重要的是进行反思和批判，以前瞻式的研究指明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随着研究的深入，客观上要求实现研究样式上的突破和升华，唯如此，刑诉理论研究的品格才能得到提升，才能在更高层次上指导立法和司法实践。

二、现状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的扩大，国家民主政治日益完善，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客观上对刑诉立法和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经过学界同仁们的不懈努力，刑诉理论研究旧有的、传统的样式逐渐被打破，新的研究样式已初露端倪。自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转型与嬗变主要表现为：

（一）改革对策式的研究

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79年刑诉法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为此专门通过了一些特别法进行修正，但这种技术层面上的修修补补只能实现局部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无法从根本上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一场大规模的立法修正势在必行。此时，刑诉法学界肩负起理论先行的重任，一场以刑诉法修正为中心的研究活动自80年代末期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此时的学术界，在“变法”的旗帜下开始了破旧立新的研究：他们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开始设计诸如完善取保候审、废除收容审查、设立简易程序等制度方案；他们对国外的立法及理论研究倍加重视，多次召开国际性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外专家前来讲学，翻译出版大量外国刑诉法典；他们不再拘泥于姓资姓社的唯阶级论，提出对诸如无罪推定原则、沉默权等西方具体刑诉制度应大胆借鉴、吸收，并着眼世界刑诉立法的发展趋势，提出修正我国刑诉法应在弱化强职权主义因素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当事人主义的一系列做法等等。

这一时期研究重心、研究样式的转变虽然直接出于“变法”的功利性动机，但无疑对旧有的以“歌功颂德”为主旋律的传统研究样式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不可低估。正是在这种讨论中，刑诉学界整体理论素养得到提升，研究问题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诞生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等一批颇具改革意味的论著，为新刑诉法的出台作出了贡献，刑诉学界的专家学者也以此而在中国刑诉立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比较式研究

社会科学中，比较是较为常见的研究样式，有比较才能分优劣、见长短。应该说，既往的刑诉理论研究中，比较也是学者们经常提及和运用的，但那时的比较过于粗浅、表面化，范围也很狭窄，且由于论证不充分，得出的结论往往过于偏颇，无法令人信服。如许多论著将资本主义刑诉法与社会主义刑诉法相比较、将国外的无罪推定原则与我国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比较、将沉默权与我国刑诉法中的“如实供述义务”相比较，几乎无一例外地得出否定前者、肯定后者的结论就是如此。

此处我们所说的比较式研究，是一种全方位、多侧面的观察对比，既有制度层面上的高低优劣之分，更注重观念深入的文化背景、社会心理、历史传统、民族习惯等多方面的比较透析。从广度来看，既有溯古及今的对比，更多的还是中国与外国、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比较；从深度来看，既有宏观的全景似的审视，也有微观的特写似对照。从理论成果来看，既有一些以教材形式出现的比较刑事诉讼法学专著，如陈光中主编的《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王以真主编的《外国刑事诉讼法学》、程味秋主编的《外国刑事诉讼法概论》等；也有一些学者有意识地将比较方法运用于自己的专著中，如宋英辉的《刑事诉讼目的论》、左卫民的《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陈瑞华的《刑事审判原理论》等。此外，在比较研究的促动下，这一时期国外的刑诉法论著、刑诉法典也被陆续翻译出版。

应该说，比较式研究的昌盛在客观上丰富了刑诉理论研究的种类和方式方法，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在比较中能更加清楚地看到存在的差距和问题，同时又通过对外交流，引进和吸收国外的优秀成果，使我们的理论研究更具包容性，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刑诉法学的向前发展。

当然，这种比较至今还远远不够，由于我们的学者迄今都未能对国外司法制度作长时期、近距离的深入观察，对国外刑诉理论和了解也不具体，缺乏与国外一流刑诉学者的直接深入、具体细致的交流与探讨，所以我们对国外理论与制度的把握在相当程度是雾中看花。不仅如此，对支撑制度的各种背景性因素我们同样了解不多，而这种了解的缺乏对主张借鉴、引进国外制度者的危害有可能是致命的，因为这会直接导致南橘北枳的后果。

（三）实证的研究

刑诉理论研究的素材和对象来源于司法实践，对司法实践的密切关注和深刻体验能历久不衰地赋予理论研究以生机和活力。长期以来，我们的理论研究长于注释式而短于实务式，在“纸面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呈现二元化的格局下，法学研究也以“纸面上的法”为主，而欠缺“实务法学”，即或有所谓的实务性研究也不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社会学、人类学意义的观察与了解之上，而大多是以片面的、局部的，因而也是感性的经验认识为前提（这当然与长期的“注释传统”有关）。由此，理论研究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往往隔靴搔痒，过于苍白无力。这一现状的改变要求广大理论工作者既了解与掌握社会学、人类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又高度认知“司法二元化”的普遍性，重新调整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样式，重新训练与获得这些手段与工具，用传统的话语表达即：要真正深入实践，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运用科学的方法收集和整理第一手素材，写出有份量的成果来。目前，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可喜变化，在司法改革逐步深入的大背景下，一些学者深入基层，尝试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收集整理素材，并与之相伴随发表了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提出了完善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设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等贴近实际的改革措施。

（四）多学科研究的勃兴

伴随学科之间融合、渗透的加剧，日益精密发达的学科分工促成了理论研究中各种边缘交叉科学的出现。与这一趋势相呼应，刑诉学界许多理论工作者也开始尝试借鉴、引进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知识谱系开展研究，如关于法律的经济学的分析就是一例。

法律的经济学分析是“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法律制度的有关实质性知识结合起来”。（注：Posner,  R.  A:The  Law  and  Economics  Movement,  AER  papers  and  Proceedings,May  1987,P.4.）目前，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分析法律问题在国内正方兴未艾，俨然已独立发展成一门边缘性的“显学”。随着国外一些法律经济学名家如理查德·A·波斯纳、罗纳德·M·布坎南、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等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出版，国内法学界许多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经济学——这一在现代社会更适当地被看作方法论（注：Veljanovski,.C.G.:The  Economics  Approach  to  Law  ,Butterworths,  1981,p.3.）的学科理论和工具进行分析和著述。经济学中的大量语汇如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益、生产与消费、边际效益与交易成本、资源配置与资源短缺等正被广泛移植并运用于法学研究的各领域，刑诉法研究也不例外。笔者也曾指出，刑事司法活动也是一个大量消耗社会资源的过程，在社会供给有限的情况下，为了更好的完成诉讼任务，必须合理配置司法资源，高效利用现有的司法手段，追求诉讼效率的提高。（注：参见左卫民：《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57页。）还有学者为了突出经济效益在诉讼中的重要地位，将“诉讼经济原则”归纳为反映刑事诉讼程序一般规律的十大原则之一。（注：参见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200页。）由此，既然刑事诉讼要求提高经济效益，追求诉讼经济，就理所应当考虑运用经济学的观点、方法研究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在这方面，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大胆尝试，在诉讼模式的选择、简易程序的完善、诉讼手段的节制等方面提出了研究成果。

多学科的研究虽然在刑诉理论研究中刚刚起步，但其影响不可低估。它突破了传统理论研究样式的束缚，深化了人们对诉讼活动的认识，必将为刑诉法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三、前瞻

站在现实的土壤上，勾勒和远眺未来刑诉法学研究样式及相关之学术准则、研究类型，我们期待着：未来的刑诉理论研究继续倡扬个性，鼓励多元化思维，拒绝平庸和媚俗化倾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注释式、比较式等仍将是我们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但同时我们更应侧重多学科、多背景的法哲学、法社会学式分析，将多元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具体地说，应当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发展：

（一）法社会学实证的研究

随着近年来社会学在中国的复兴，我国一些学者开始运用法社会学研究诉讼。法学界（尤其是法理学界）逐渐对韦伯、涂尔干等一些社会学家的理论有了深入了解。受近年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影响，法学界也开始进行田野调查。

真正意义上的实证调查是一项十分艰苦细致的工作，一方面需要制度、政策、物质等客观方面的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更需要学者们在智识上的不懈努力。过去那种浅尝则止的走马观花式调研，或者赶时髦、凑热闹的“流感式”资料收集，危害甚大。不仅不能为理论研究提供“价值无涉(value  free)”的客观素材，而且还会导致对实践认识的偏差与轻率化，造成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相互轻视。对“刑讯逼供”问题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开展过所谓的实证研究，结论往往如出一辙，分析成因时大多提到由于封建社会遗毒的影响、司法人员素质不高、客观物质条件匮乏、监管不力等等，一提到对策无非就是消除封建遗毒的影响、提高司法人员素质、改善侦查的物质条件、加强内外监管等几条，而对刑讯逼供中双方当事人的心态、社会对这现象的容忍度等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结果是理论与现实严重脱节：不管学者们如何大张旗鼓呼吁消除刑讯逼供，并为此出主意、想办法，司法实务中依旧屡禁不止，问题严重。再比如对“司法腐败”的研究也是如此。

因此，可以说包括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在内的实证研究虽然已经为业界部分学者重视并运用，但从已有的成果来看，尽如人意的不多，相关的理论专著更是缺乏。与此同时，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像朱苏力、贺卫方等一批其他法律专业的学者已开始大规模运用田野调查对诸如中国农村的基层司法制度等课题展开研究，并对改革现行司法体制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观点，而这里有很多工作本应由刑诉学界来完成，这一现象应当引起刑诉理论工作者的深刻反思，看来至少在许多方面上我们是落后了。实际上，我们还未建构起关于当今中国刑事诉讼实际动作机制真实图景的深切、全面的认知体系，对其中的各种实际作用的角色，各种司法技术与技巧、运作策略都知之不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不足与遗憾，理当花大力气去弥补。

此外，目前关于法社会学的研究还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即法是韦伯所谓的“形式理性”，无论是何种法学流派，都强调法的可预期性与普遍性，在现代民族——国家里，法律的这一特征较以往更为突出。或许是受人类学田野调查理论的影响，目前关注的并不是现代社会关系的集中之地——城市，而转向了农村。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农村的司法实践不值得研究，而是说，对城市司法实践的研究被忽略了，而司法制度改革的中心却在城市。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关系的客观化和可计算化，城市与农村目前在司法运作中的差别是否会继续下去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二）法经济学的研究

正如国内学者早已指出的那样，“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的一切领域，都是以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的”，因而，经济学“可以用来分析人类的一切行为或人类行为的一切领域”。（注：樊刚：《经济文论》，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页。）这当然是从最广义的角度理解“经济”的内涵，但也非常精辟地点出了经济学的研究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日益紧密的亲缘关系。随着法律经济学日益成为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而且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或称微观经济学），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其未来发展的学科，（注：参见波斯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文版序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用此进行理论研究的刑诉学者应当成为通晓经济学主要流派基本知识的“杂家”，能够使用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刑诉领域的具体问题。如科斯将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视作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代价，即交易成本(transaction  act)，认为，只有当政府矫正手段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收益促成有关当事人的经济福利改善时，这种矫正手段才是正当的，而那种认为市场交易需要成本，政府矫正手段没有任何代价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并被认为是虚假的结论。这一理论对我国研讨刑诉具体制度的设计不无启示。刑诉法本质上也是政府调控社会的一种手段，它的使用同样需要支付成本，如何使这种成本降至最低，能否设计具体的标准将其量化，这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课题。再比如布坎南和塔洛克的公共选择理论、贝克尔将价格理论用于非市场行为的研究都可堪称对法律进行经济学分析的经典，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应该在准确了解的基础上不断加以吸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