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0 04:59:24
一、时事政治的学习
高中政治与时事政治之间密切相连、互通有无。时事政治的学习是帮助学生了解国内外大事的主要渠道和途径，能够扩充学生的知识面。但学生大多把它看作为是一种新的负担，由于国际上发生的大事很多，学生为了应对考试必须要把这些牢牢记住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这时，时政反而会给学生留下枯燥、无味又无用的坏印象。所以，在课堂内外，必须调动学生学习时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时政学习变得游刃有余，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目的。突围策略：优化教学方式与时俱进、日新月异是时政的显著特点，但大多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甚少，让学生感到生疏、提不起兴趣也实属正常。但如果教师能优化教学方式，以一种新的方式代替死记硬背，来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就可以拉近时政与学生的距离。例如：2014年3月5日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会议上国务院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教师应提前让学生查找相关资料，并在课堂上首先让学生谈谈对此次会议的感受，做出简单点评，如在此次会议上明显少了官话套话，多了与群众间的联系，让人倍感亲切、真实，这就是学生在自主学习中所得到的收获和心得体会。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让学生多关心国家大事。在课外了解在课内加以巩固，让时政在学生脑子里的印象更深，达到更好的记忆效果，并给学生创设活跃、宽松的课堂气氛，以便更好地提高课堂效率，更加游刃有余地学习时政。
二、教学内容无味
虽然政治课本与其他课本不同，它为了与时俱进，几乎每年都有修改，但主要内容变动不大。在多数学生眼中，政治教材内容不仅索然无味，而且大多是在讲套话、空话、大话，很难与实际生活接轨，也很少能在生活中得到应用。此外，政治书本上的文字大多生硬，语言过于官方，学生读起来反而觉得“如同嚼蜡”，出现了读不懂、不想读等情况。所以，教学方式多样、政治课堂“生活化”、应用多媒体教学等，都是提高学生对政治学习兴趣的合理方式。突围策略：催生学生学习兴趣传统的教育理念早已不适合当今“时髦”的学生，教师应及时转变教学理念，研究出多种教学方案，采用多媒体教学，在课堂中引入情境等方式来催生学生学习政治的激情。例如：在学习《影响价格变动的因素》中，如何让学生分清并理解，价值决定价格与供求影响价格？此时，教师可以举一些生活实例，借此使教学内容更加易懂、教学对象更易接受。如以苏州为背景，在前几年，由于房屋需求量增大，房价一路飙升，紧接着“炒房”行为严重，国家决定严厉打击，出台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包括加强国有土地调控、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等，所以近年来房价得到控制，再加上人们的购买热度减弱，房价有所下降。试问：如果你是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会为了紧急出售房屋而将房价降到十年前的价格吗？此时，学生大多笑了，因为这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在这个事例中，学生可以体会到供求关系对于房价有影响，但真正决定房价的是房屋本身的价值，由于房屋建设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它的价值基数很大，房价下降到十年前的价格是不可能的事。教师可以尽量为学生举出一些与生活联系紧密的事例，在学生的生活实际中融入所教的知识，让书本更加贴近生活，催生学生学习政治的热情。
三、课后练习如何选择？
新授知识的巩固离不开课后的练习，在课后习题中，学生可以逐步掌握解题技巧，发散思维，增加学习效率。但是，当今各大书店辅导资料浩如烟海，如何从中选择真正适合学生的？一直以来都是让学生及教师关心且头疼的问题。题海战术耗时耗力，还会让高中生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在一些无价值的题目中。“一听全懂，一写不会”的情况也出现在大多数学生的身上，学生对刚接触的知识生疏，学习就像是走迷宫，而教师对于这个迷宫十分熟悉，课堂上教师带领着学生边走边记路，慢慢摸索着最佳通道，所以学生感到轻松，但是课后的练习需要学生独立完成，他们需要回忆课堂上所学到的，如果教师能够精心遴选习题，就像是给了迷宫中的学生一张地图，让他们能够快速走出迷宫。
四、突围策略：课后习题精心遴选
教师应先熟知考纲和课程标准，在布置作业前删去质量低劣的习题，多多选择有代表性、针对性、能力性和探索性的题目，采用科学的方式，达到巩固知识、发散思维的目的。引导学生合理有效地结合书本使用教辅，让题目充分发挥功效，使得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无限的收获是每个教师的愿望。除此以外，一些教师更愿意自己编题或是找相关练习给学生做，针对自己学生存在的问题尽可能采取更佳的方式进行有效解决。这种选择习题的方法也十分值得借鉴。总而言之，时代在发展，教师教育当今“时髦”的学生更应该选用“时尚”的教学方式，在实施新课程改革之初必然会遇到较多的问题，我们要做到直面困境，并整合、分析，让学生及家长重视政治学科，在课堂上教师改变理念，优化教学方式，催生学生学习兴趣，在课后精心遴选习题，研究策略走出困境。唯有如此，学习热情才会被点燃，以便今后更好地学习政治。
作者：陈春艳 单位：江苏省昆山市文峰高级中学
【关键词】时事政治；高中政治教学；结合
高中政治课作为宣扬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理念的综合课程，是指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念的方法论，对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提升有重要意义。作为一门涵盖多领域的课程，单纯的进行理论学习已经不能满足教学发展的需要，当代高中政治教学需要将时事政治讲学融入进来，让学生从对时政的分析中全面系统地理解政治课程内涵，提升教学质量。
一、时政分析对高中政治教学的影响
（一）学生更易剖析问题
高中政治教学以课本内容解析为主，习题练习为辅，属于纯理论的教学模式。学生只有在不断的背诵和做习题中才能加深巩固理论知识，这种模式的学习使得学生缺乏对当前时政的分析，将自己局限在固有的答案中，只会总结过去的经验，而不能提出创新性的理论。将时政分析运用到高中政治教学可以有效的促进学生对当前政治局势的新观察、新研究，在实践的基础上，有理有据的提出新观点，不被固有的答案所限定，开放思维更加有利于学生对政治的理解分析。
（二）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高中政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四大部分，理论知识点多，学生大部分会将理论全部背下来，在答题时多写理论，缺少实践分析，而高考政治考点针对的都是当前时政的分析，学生如果缺少对时政分析的经验，就会陷入迷茫。所以，在教学中，将时政运用到政治中，是对学生进行实践性的指导，让学生从对时政的分析中，不断总结经验，找到时政题型的答题思路，提升学生的实践性学习，以此促进理论知识的运用。
（三）提升教师的政治素养
原有政治老师对政治理论内容理解深刻，但是缺乏对时事政治的客观评价，一是因为教师平时没有时间关注时事政治新闻；二是带领学生做的习题都是主观性很强的政治理论，已经有固定答案但是缺乏创新性评价；三是传统政治教学的模式根深蒂固，难以改变，一旦改革，就需要打乱原有的教学内容，所以，导致老师缺乏时事政治分析。
但是现代政治教学非常注重时政分析，因为教育部已经将对时政的分析列入到高考考纲中，所以，教师在理论不断巩固的时候，再加上对时事政治的时刻关注，能够将对时政的分析与政治理论相互融合，融会贯通，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
二、时政与高中政治教学相结合的措施
（一）教师与学生讨论时政
每天新闻都会实时播报很多事件，所以时政新闻的案例很多，教师应该督促学生关注新闻动态，在政治课抽出十分钟时间与学生讨论时政新闻，这可以有效的促进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关系，也能让学生了解每天的时政动态。并且老师的思维与学生的思维是存在代沟的，老师更偏重于政治理论，但是学生喜欢自成一格，形成一些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样的讨论形式有利于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学生可以提出新观点。对于国庆阅兵就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比如中国的武器装备不断更新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主席提出的和平理念体现在哪？
（二）历史时政分析
时政分析除了针对当前之外，还应对历史中的大事进行分析，因为历史与政治是分不开的，要学会综合思维理解。比如分析商鞅变法的政治作用和哲学思想，商鞅变法作为改变了战国政治格局的重要举措，对于当时的时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让学生对历史时政的分析一是加强学生多方面的时政理解力，二是针对不同时代的时政有一个总体把握，三是巩固理论知识，有效的将理论活用于案例。从而促进学生的政治分析能力，也让老师的教学内容有新意、有突出，激发学生兴趣。
（三）教师加强时政分析能力
高中政治教学还是以教师为主，所以对于时政的分析，教师需要有较强的理论知识功底，并能对时政分析有独到的见解。高中生学习压力大，每天缺少关注时事政治新闻的时间，而政治老师每天只针对政治学科进行研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时政，这就需要教师每天关注民生、社会新闻并进行记录整理，便于在课上对学生进行讲解。这样教师既能够对每天的时政有了解，也能够加深专业能力，再给学生讲学时更加轻松，活学活用。
（四）理论教学联系时政
在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讲解的时候，应该针对课文内容适时加入时政案例，比如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内容的解读。近期人民币汇率下调，那么对泰国的哪些方面有影响？从新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每年去泰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人民币贬值，那么就会降低旅游经费，使更多的人去泰国。并且泰国每年都从中国进口零件、原料、农产品等，人民币汇率下调会降低泰国的进口成本。教师可以先行分析，然后让同学举出反例分析对中国的影响或是继续加深对国际市场的分析。这样更加有利于教学与时政的结合。
三、结语
时事政治与高中政治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是对政治教学实践性加强的表现，在政治教学中，只有多加实践，才能让学生更加了解政治的内涵。所以，教师在教学时，应该不断引用时政案列，让学生加以分析，使学生在对时政了解后，更好的将政治的理论点表达出来。
【参考文献】
[1]刘闯.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分析[J].考试周刊，2013（60）
[2]杨秀艳.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探析[J].考试周刊，2014（67）
[3]王泽敏.高中时事政治教育教学调查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15
【关键词】高中政治时事政治作用不足对策
高中政治与时事政治，两者互通有无，联系密切。根据这一特点，教师在讲授高中政治的过程中，既要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又要抓住时政特点加以运用。同时，时事政治的运用并不是生搬硬套，要讲究方式方法。在高中政治课教学中如何运用时事政治更好地为学生学习服务，更好地达到教学目的，本文将结合两者的关系展开论述。
一、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作用
1 扩充高中政治教材知识
传统的高中政治教材比较重视理论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一旦编订之后，就具有一定的固定性与连续性，即使每一次修订之后，也仅仅是增加了一些图片、更新了一些案例，与现实社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且高中政治课程考试中，所呈现出的背景材料几乎都是新近的时事政治以及相关术语，而这些时事政治、术语在高中政治课程教材中却完全没有，如果高中政治教师不在课堂上对时事政治相关内容进行补充，高中生根本无法应对课程考试。
2 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现代教育体系下，高中政治教学不再是简单的考察学生知识的记忆与理解，而是培养学生可以运用理论知识，以时事政治为载体，分析、解读材料的综合能力。但是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高中政治教师的教学重点都放在如何教会学生答题并力争将答题的知识点模式化，而较少涉及时事政治教育。而这种教学模式，导致高中政治成为学生负担，枯燥而乏味。将时事政治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去，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产生内在学习动力，变被动为主动的探索与思考时事政治政治事件，促进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思维能力的提高与扩展。
3 转变教师角色
传统的高中政治教学中，教师是教学的主体，而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课题，教学模式采取灌输式或者填鸭式的应试教学模式，老师讲的很精彩、很累，学生听的无趣，结果就是教师的孤芳自赏与学生学习效率的低下。这种教学模式势必成为师生间的鸿沟，无疑是低效的。发觉教科书引领教学活动的功能，尽可能提供多种活动设计，引导学生主动收集资料。这种新型教学理论产生的就是探究式教学、案例式教学、问题式教学，而将时事政治引入到课程教学中去，就可以让教师走出说教怪圈，将课堂还给学生，解放教师，上升到引导归纳总结的高度，让教师与学生在智慧碰撞的舞台上共同进步，共同转变师生角色。
二、高中政治课堂中时事政治教学的现状
1 社会热点选材不恰当
当前很多高中政治教师在选择社会热点时没有仔细甄别，加以分析，眉毛胡子一把抓。这样就容易忽视不同事件之间微妙的联系，选出的新闻既不贴近课本知识，又不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造成学生不感兴趣，不愿去了解的现象。
2 对时事热点的关注过于形式化
高中政治教师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课堂教学时间教授课本知识， 通常仅用课前或课后一两分钟的时间把时事新闻一带而过，教学随意性强，对学生没有说服力。另外，教师往往会忽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时事新闻在整堂政治课中所起的贯穿作用，不能合理利用这些时事热点对学生进行教育，教学效果差强人意。
3 对于时事新闻的评价不够客观
某些政治教师在对时事新闻进行评价的时候， 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主观意图对事件本身的错误认识而带给学生错误的信息，导致学生思想观念存在误区。再者，由于高中生面对高考的压力，教师不愿将时间浪费在时事政治的教育上，只是在高考前的最后冲刺时挑一些自认为比较重要的时事事件， 强迫学生记忆。
三、时事政治与课堂政治的搭配与互补
1 以政治课本为主，以时事政治为辅
现如今学生对抽象的概念性的知识，掌握理解能力比较弱，但是他们对于重大事情的参与意识与责任心却比较强。同时时政的内容与教材理论之间也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首先，时政资源是课本内容的具体体现，它的全部内容都是来源于课本基本理论知识；其次，课本中抽象、空洞的内容要通过时事政治一个个真实的例子来说明，以促进学生的理解。两者相辅相成，成为政治课堂融洽的“伴侣”。把时事政治引进政治课堂，不仅解决了学生们学习知识难点的困境，而且还有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增强他们的综合分析能力，避免了学生们课下死记硬背难题。
2 时事政治的引导下开展新课教学
如何让学生对即将学习的内容产生兴趣，让学生在每一节课上都有新感觉、新发现、新体验，并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在时事政治的引导下开展新课教学不失为一项最有效的途径。在时事政治引导下开展新课教学，首先需要寻找相应材料，只有相宜的时事材料，才能为课堂教学设计良好的开局，比如在学习立志做祖国需要的人才时，列举吴文俊和袁隆平院士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事实，我们国家提倡“尊重知识、崇尚科学，依靠科技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科技人才”，以此来激励学生立大志，树宏愿，鼓励学生将自己的理想与祖国的未来相结合，为国家的荣誉和建设贡献力量。
3 多样性时事政治素材
在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素材来源是广泛的，但时事政治素材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从承载素材材料上来说，包括声音、图像、文字、以及由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多媒体资料，从具体内容上讲，可以是文字、图片、漫画、音乐、相声小品、视频声像等，单就时政问题而言，不仅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科技、民生教育等细问题，还包括国内政治和国际时政等大问题。所以说，时事素材具有很多来源途径，它可以丰富学生们的阅历，增加学生的课本以外的知识。
总之，高中政治课堂教学要将理论知识与时事政治结合起来，为课堂教学营造丰富的认知环境，唯有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以提高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1]游庆红.刍议高中时事政治教学策略[J].文学教育（中）2011（07）
[2]袁忠典.浅谈如何在思想政治课堂渗透时事政治教学[J].学周刊2013（01）
文学与政治互相渗透，构成了生态学的协同演进关系。文学通过叙事的方式对政治合法性进行原初建构。文学经由文化政治为精英和普通公民的政治行为提供了剧本，而国家权力对文学的介入的主要策略是对文学的经典化过程的干预。但是，文学“元叙事”对言说的质疑，又构成了对意识形态的解神秘化。
【关键词】 文学与政治/叙事/经典化/拟剧/政治文化/政治无意识
应该从“账面”与真实两个方面分别论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们先来从“账面”的关系说起。长期以来，文学和政治是“熟悉的陌生人”，都自以为对对方知根知底，但实际上误解重重。文学家往往把政治当作运用权利对自己进行压制的怪兽（利维坦），忘记了文学与政治的种种玄妙的渊源关系。政治家又往往拒斥文学的复杂性，总想把文学简化为工具（传声筒），或者变为建构自身的砖瓦，或者作为解构他人的弓弩。文学家和政治家实际上在进行一种“平行游戏”（注：平行游戏指儿童游戏时靠得很近，但并不一起游戏，每个儿童的游戏都互相独立。见[美]詹姆斯·卢格：《人生发展心理学》，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页。）。
但是，在实践中，二者的关系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政治不是文学的简单目的，文学也不总是处于被钳制的地位。文学促进了政治的多向度发展，政治的发展也为文学的多样性提供了空间。在“符号秩序”的生产和流通中，文学与政治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各自都是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套用福柯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
在文学中，有什么不是对罗马的赞扬？
在文学中，有什么不是对革命的召唤或恐惧？（注：福柯指出：“权利问题不可能再与奴役、解脱和解放的问题分开。佩特拉尔格曾思考：“在历史中有什么不是对罗马的颂扬”那么我们思考：“在历史中，有什么不是对革命的召唤或恐惧？”见福柯：《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文学与政治互相渗透，互相缠绕，互相影响，构成了生态学的协同演进关系。
一 叙事——文学对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方式
利奥塔把科学与其他各种知识都归结为叙事：“科学希望它的陈述是真理，但是它没有将其真理的合法性诉诸它自身。”（注：转引自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 政治也是如此。而叙事的功能恰恰在于提供了人类所有知识的原初合法性。利奥塔说：
叙事（如神话、传奇或寓言）讲述了某些英雄的故事，这些英雄的业绩直接赋予故事发生时的社会机构以合法性，而间接地牵涉到现存社会的机构的合法性。“叙事”通过故事的讲述提出了一些评价事物的标准，根据这些标准，人们能够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注：Lyotard，Jean-Francis，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Geoff Bennington&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 xxiii.转引自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页。）
文学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叙事形式，例如利奥塔在上文中列举的神话、传奇或寓言都属于今天知识类型划分中的文学的范畴，因此，叙事的功能可以看作文学对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中所起的“上行作用”。
一切政治家所“耿耿于怀”的，总是大众对其政权是否有认同情感。人心向背，是一切国家、政府和统治秩序的存亡之本。“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老，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正义》卷三十七）。礼乐“同民心”方可出政刑之“治道”。
中国有“盛世修史”之说，而修史就是通过对以往的社会实践、尤其是政治实践进行叙事，建立政治合法性的工程之一。根据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叙事决不是完全客观的记述，它是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历史重新编织的过程，它是通过讲述的权力试图建立新的秩序的重要途经。在中国，《史记》以来的历史著作的编纂表明，修史甚至已经成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文学也加入了这种大合唱。洪子诚指出：50年代开始，就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出现。……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107页。）
洪子诚教授在复述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中有关“革命历史小说”的观点时说：“他指出，我们在过去评论文革时，认为权力往往压抑真相，创造弥天大谎，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事情可能要复杂得多。‘权力’并不害怕、回避‘真实’，而是非常需要‘真实’这种东西；收集、控制‘全部真实’，然后加以分配、流通、消费和‘再生产’。当代叙述的秘密不在于凭借‘弥天大谎’，而在于界定‘真实’的标准，对‘真实’的组织编排，以及分配享受‘真实’的等级。”（注：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1页。）之所以把历史与小说这两种现代知识论中完全不同的类型混为一谈，根本的原因不仅在于真实更在于政治的合法性，因为，小说一般是以虚构为特征的，推导到“真实”还需要一些迂回曲折的勾连。当政治转换为叙事的时候，它就会弥散为在人们的信仰和观念、行为与习惯中的“流动的秩序”，变得亲近而温和甚至优美起来。
所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红岩》等长篇小说，已经发生的中国当代史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景象。
二 拟剧理论——文学与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成为一种视角和方法，起源于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维尔博（Sidney Verba）1963年发表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人民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一书。根据阿尔蒙德的观点，该书使用的政治文化概念“强调政治知识和政治技巧，以及对于政治物和政治过程——对于整个政治制度、对作为参与者的自我、对政党和选举、科层机构等等——的感情和价值取向”（注：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eds.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Toronto， 1980， p. 27.转引自童世骏：《政治文化和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第52期。）。
实际上，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注：[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徐江敏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经典和整个文学的主要功能是为社会（包括）这个“剧场”提供剧本。设计剧情发展，规定人物台词和动作。而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经典和文学就是人们政治行为和态度的剧本。
那么在政治和其他社会过程中人们（包括政治精英和普通公民）所依据的剧本是什么？是周围人们的行为“示范文本”（不成文的习惯、惯例）和各种成文文本（包括法律条文、文学经典等）。而由于行为文本的零散性、流动性，人们在其中往往无法直接观察和体会政治行为的规则，因此，才有《红楼梦》第五回中的一副对联：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实际上，这副对联道明了“剧本”（学问、文章）与“演出”（世事、人情）的对应关系或者“互文性”，不仅仅是什么“封建阶级陈腐的说教”。贾宝玉采取了“去政治化”策略，似乎学问和文章是永远不会与仕途经济纠缠的，但这种策略的恰恰反衬了政治的神秘化。
据《宋史·赵普传》记载，北宋著名宰相赵普曾经对宋太宗（赵匡胤）说：“臣平生所知，无不出此（《论语》）。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此即后世“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来历（注：罗贯中：《宋太祖龙虎风云会》杂剧第三折《倘秀才》：“卿（赵普）道是用论语治朝迁有方，却原来只半部运山河在掌。”）。显然，赵普是把《论语》当成了战争和治理的手册，虽有夸张，但其言仍然不谬。
因此，中国的传统经典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剧本。而这种典籍所培育出的政治文化生产了两种相辅相成的意识，一是君王意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即国家”。二是臣民意识，事君如事父，分享“天下”的“幻相”，“做稳奴隶”。二者之间又构成了“合谋”的关系，天下于是“其乐融融”。
所以，政治上的角色也是“做成”的，而不是天成的。政治学里的精英和公民这两个词正好可以合并为哲学里的“主体”范畴，而且分解了它的两个义项，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现代社会里，公民首先是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主体”来定义的，主体表明了自由的主观意志，主体做出行为。但是，这种所谓的“权利”本位论遮蔽了另一个真实，主体同时也是一个服从者，是被决定的。后现论一般认为要成为主体，就必须要成为各种制度（政治制度、科学话语）的服从者。文学中有两个词分别指涉主体和臣民——性格和命运。每个人的实际境遇都是性格和命运互相作用互相生成的结果。没有纯粹的性格悲剧，也没有纯粹的命运悲剧。好的作品总是深刻地反映了两者的纠葛。
现代政治中核心的角色是公民。它在很大程度上也由文学生产的。文学通过“描写”现代政治与社会的场景，在这种场景里人物的行为模式，积淀出许多惯例，提供新的公民角色认同，同时纪录和改编了政治过程潜在的“演出脚本”。文学的新类别——小说与新时代的公民几乎是伴生而来的：“美国批评家南希·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认为18世纪的小说和行为指南创造了‘现代的个人’，这个个人首先是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现代人的属性和价值都是从感情和个人的品质中生成的。……到后来才扩展到男人。阿姆斯特朗认为这个概念是通过小说和别的捍卫情感和个人价值的话语得以发展和拓宽的。如今这个关于（主体的）属性的概念通过电影、电视和各种话语得以延续。这些电影电视和话语的设计和情节都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人，一个男人或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注：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文学使《人权宣言》中的抽象设想成了具体生动的形象。
所以文学是培养精英（政治精英的亚文化来源于更高的教育程度，也即更多的文化文本）和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土壤，是政治文化再生产的主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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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治对文学的介入——文学的经典化过程
政治权力对文学的政策除了极端的文字狱和绝对的放任外，主要的策略是对文学的经典化过程的介入。“介入”一词完全是中性的。政治扶持主流文学的发展。而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为政治的多向度发展提供了空间，文学的多样性促进了政治的发展，文学与政治构成了生态学的协同演进关系。
政治介入文学的目标为什么选择经典呢？因为经典是文学的“关键种”，对整个“文学群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它的涨落演替决定着文学群落的涨落演替。经典既是阅读和教育的中心也是作家和大众学习模仿的源泉和典范，同时，经典还有跨文学的泛文化功能：
经典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49页。）
因此，经典的主要功能是为社会这个“剧场”提供剧本，编写情节，指派人物角色，设计台词和动作。
佛克马、蚁布思在《文学研究与参与》中讨论西方经典的重要性时指出：文学经典在中世纪的重要性来源于它统治着整个的教育。除了学校之外，只有其他两种社会机构被授予了权力：教会和政府。或者如恩斯特·罗伯特·古提斯的简要的概述：“存在着学校的文学传统、政府的司法传统和教会的宗教传统：这些是中世纪的三个世界性权力机构：教育权、帝权、神权。”（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125、126页。）
而中国古代的教育主要是围绕“四书五经”来展开的。
因此，文学与政治之间事实上是通过“成规”连接起来的：成规是行为之中或行为与信仰之中的规律性，它们是任意的，但却使自己永存，因为它们符合某些共同的利益。过去人们对它们的遵奉，使得他们将来也会遵奉它，因为它给予了一个人继续遵奉下去的理由；但存在着可以选用的另外的某种本可以取而代之的规律性，而且一旦开始了就会以同样的方式使自己永存。（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125、126页。）
施密特指出：“一个社会中规定在某种情况下采取某种行动的一条成规必须是社会成员中共同预设了的一种知识，因此：对于采取这种举动存在着一个先例或者协议；由于这个先例，该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期待他人采取此种举动；由于这一期待，所有社会成员在适当的情况下都将会采取这种举动”（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125、126页。）
所以，成规也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政治介入文学实际上就是建立和修订社会“成规”的行为推进公众（读者）对社会规范的认识、认同和理解。遗憾的是，在大众的刻板印象中似乎法律的规范才能影响社会的成规。
经典生成后它的边界仍然是流动的，即经典本身还有演替的过程。而政治往往是经典演替的环境因子和目标。例如，德国在1859年对席勒和歌德的经典化，二战期间的苏联对伟大的古代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注：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4—45页。）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产生了经典构成的新的样式。与经典的原生过程和涨落不同，因为那的确是一场革命，几乎所有的传统经典都被当成了“四旧”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去经典化），新的经典在革命的加速器中生产着，真正的“断裂”出现了。整个过程我称之为“再经典化”。但是，就文革而言，决不应该看成政治对文学的胜利，那实际上是一个荒漠化时期，政治尤其是政治中的民主和自由都受到了践踏。首先是政治的退行性演替，接着引起了文学的退行性演替，结果是政治与文学的“双败”。
文革结束后，被“去经典化”的许多作品又重新被发掘出来进行“再经典化”，起因仍然是政治本身的转变，而当“生活政治”兴起的时候，沈从文、钱钟书、周作人、张爱玲等人的作品又成了出土文物，经典的结构又重新回到多元化的格局。
四 文学对政治的祛魅
文学对政治的解构，与其一般地理解为对某种政治派别或者政治主张的否定或反对，毋宁在于将政治无意识文本化，使我们有机会看清它的真面目，终于文学对政治的祛魅，拆穿政治仪式的神秘性。杰姆逊（又译詹明信）指出：“历史不是一份文本，不是一种叙事，也不是主符码或其他符码，不过作为一个不出场的原因，除了在文本的形式中对我们却是不可及的，我们要对它即真实本身进行研究，只有先通过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文本化和叙事化。”（注：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5、12页。）政治的文本化导致了政治与审美构成了错综回环的关系。
杰姆逊从“文本意识形态”归纳出了一般的“政治无意识”，指向三种不同层次的语境，提供给人以不同的认识事物的框架。即1.直接的社会历史层面；2.更大的阶级间的互动关系；3.生产方式。（注：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5、12页。）
因此，在政治过程中乃至文学中，政治的合法性能够以“温和的方式”施展符号暴力权力（注：[法]P．布尔迪约J－C.帕斯隆：《在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26页。）。同时也正是文学在自我解构中渗透了对政治的解构。在文学的实践和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理论特别值得关注。文学中的所谓元叙事不同于利奥塔所谓的元叙事，即“把所有的证明规则整合成一个总体性证明”的陈述。利奥塔已经指出了这种元叙事的不可能性，并且将它转换为“去合法化”（delegitimation）问题（注：[英]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姚大志 赵雄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47页。）。文学中的元叙事是关于叙事的叙事理论，它揭露了言说的“我”与行动的“我”分裂的事实，质疑言说的权威性和真理性。文学的元叙事因而也构成了对文本意识形态的解神秘化过程，或者说是对政治的解码。政治的美学风格主要是崇高，优美兼之。而文学的元叙事使文学总是呈现出反讽的风格，充满对语词与言说的质疑，充满对语言所指称的世界的质疑。甚至“作者”也走进小说指指点点。这样，文学作为精神圈里的不同“群落”又的确和政治发生竞争和“争辩”的关系。
目前，我们应该把文学所有的错综性和复杂性都看成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机制和社会实践。……不论什么正统思想、什么信仰什么价值观，文学都可以编排出各种不同的、怪异荒诞的故事来嘲笑它，以模仿的方式戏弄它。文学一直有通过虚构而超越前人所想所写的东西的可能性。从萨德侯爵那些描绘出一个行为产生于欲望不受任何约束的社会里会发生什么的小说到萨尔门·拉什迪的《撒旦诗篇》，那些诗作因为在讥讽和戏谑模仿的语境中使用了神圣的名字和主题而引起了轩然大波。不论任何看似合乎情理的东西，文学都可以使其变得荒谬不堪，都可以超越它，都可以用一种向其合理性和适当性提出质疑的方式改变它。（注：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阿多诺甚至认为：“艺术作品的伟大性，单单在于这一事实中：它们向意识形态掩饰之物发出声音。它们的成功超越了伪意识，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注：阿多诺：《文学笔记》Vol. I， 39，转引自[加拿大]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陈永国、汪民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77页。）
利奥塔思考了文学的否定性，它的一个来源是：“在后现代状况下，优先性被赋予了崇高的情感，而崇高的情感同语句所表达出来的描述是连在一起的，这也就是同事件相连的情感。这种情感把行动的冲动和任何行动都不会是正确的行动这种情感聚合在一起。”（注：[英]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姚大志 赵雄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146—147、147页）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证明迥异（deferend），也就是说，证明一般的事件与我们关于这些事件的表述和理解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差异。”结果产生了“不可公度的语言游戏和风格（genres）。”（注：[英]詹姆斯·威廉姆斯：《利奥塔》，姚大志 赵雄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146—147、147页）
历史上，柏拉图非诗，孔子删诗都是极具“远见”的，他们参透诗（歌）与（政）治之间的张力。
文学家和批评家们往往强调文学的“自足性”或者“超越性”神话，这里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新写实主义流派（按文学生态学的术语可以称之为文学群落），通常批评家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流派的政治意味。
吉登斯在传统左派的“解放政治”中，添加上他所称的“生活政治”，即将统一的社会认同瓦解为分散的个体化的生活政治。“解放政治”关注的是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意图建立正义、平等、民主的社会秩序。“生活政治”更加关注每个人“自我”的整体性（personhood）、个体性（inpiduality），呼吁重新关注道德和存在的问题。“生活政治”是一种更为宽容的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七章“生活政治的兴起”；[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0年，第2章。）这不正与陈晓明对新写实主义特征的指认相符吗？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一定要暗示两者的一致性，而是说明“没有经典的那种强调和暗示”的新写实主义仍然不能逃脱与某种政治理念或明或暗、或远或近的关系。
汉朝是在经历了秦王朝“暴兴速亡”的历史演绎，楚汉战争的杀伐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统一王朝。然而，朝代的更替也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思索。因为，秦末农民大起义，迅速推翻了秦王朝，这_事实引起了汉初统治者深入思考。周王朝“积德累善十余世”才统_了天下，秦国“奋六世之余烈”才完成了一统大业。但是，强大的秦国被农民起义摧垮，而刘邦则借农民起义的力量统一天下。农民起义如此巨大的力量，这是刘邦统治集团前所未闻的。他们获得政权之后，如何避免重蹈秦亡的覆辙，总结秦亡的教训，研究巩固新兴的封建大帝国的策略，就成了统治集团思考和议论的中心政治问题之_。而这种需要,就为政论文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加之，“此期的文人士子继承先秦士人的人格传统，具有奋发向上的精神，他们关心政治，与政治亲近”[1]以思考政治问题。其思考的结果表现在文本上,就是论说性文章中现实政治成分的增加。朝廷文人本着“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士,察盛衰之变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的思想，兼采诸子学说，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总结秦王朝迅速崩溃的教训，为西汉王朝的巩固及长治久安出谋划策，陈古论今，揭开了汉代政论文辉煌的序幕。
因此“自汉初始，陆贾、叔孙通、贾谊、贾山、董仲舒等人直到盐铁会议上的贤良文学们，就对刑德、治乱、藩国、边防、选官、赋税，盐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根据儒家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他们的阐说当然有许多不切实际之处，但如果比较_下先秦儒家的著作，我们依然看到，汉儒所面对和思考的东西已大为具体化了。”]因此，汉初的文人知识阶层或在朝廷任职的文人，为了适应这种政治需要，纷纷以“政论文”为手段，陈说自己对新王朝兴衰的关怀。“汉儒对国家、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而且“在思想领域，士人积极地为新政府服务。他们自觉地拜倒在天子脚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丨”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悻而有慚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
刘邦对于自己为什么能够得天下,秦为什么失天下,并不十分清楚，所以，当陆贾在他面前称道“诗书”之时,他却以为“马上得之”实在用不上“诗书”当陆贾建议“逆取顺守”“文武并用”时，刘邦才开始思考“得失成败”问题，便让陆贾著文以回答这一问题。其他文人与陆贾_样，适应这种政治需要，便以政论文的形式表达对政治的思考，这就有了陆贾的《新语》®和贾谊的《新书》。
陆贾之《新语》，如前文所引《史记》载，系作给刘邦的，共12篇。分别是：《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辨惑》、《慎微》、《资质》、《至德》、《怀虑》、《本行》、《明诫》、《思务》。
在《新语》中，陆贾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分析历史上各时期、各朝代、各国家得失成败之理;列举历史上的政治人物，并陈述这些政治人物所涉及到的政治事件、社会影响、治世方略、处世方式等，从中归纳总结出自己所要表明的治国大略。这种论说，时时在为重建汉初社会秩序着想,为刘邦集团的现实政治统治服务。
总观陆贾的《新语》,他首先强调治国要以仁义为本，反复论说行“仁义”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他说：“握道而治，据德而立，席仁而坐，仗义而强。”这样，他就把先秦诸子用以规范人行为的“仁义”这_道德伦理规范，从统治者施政层面将其提升为国家治理策略。其次，陆贾提出，要治理好国家，就要处理好德教与刑罚的关系,应当尚德轻刑。秦朝因酷法残暴，二世而亡，乃是因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但他并不绝对排斥刑罚,而强调要“宽刑尚礼”要“因天时而行罚”“进退循法，动作合度”“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再次，陆贾《新语》重在言政治，总结历史得失的经验教训。正如王充《论衡案书篇》所言：“《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6]也就是说，《新语》中涉及治国策略和治国理念，都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思考。正如任继愈所说，陆贾的思想，“首先不是对某家的继承，而是对现实的反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7]因此，陆贾是从历史事实出发，分析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原因，从而寻找治国策略，其目的是探究统治方式，改造刘邦的统治思想。如果把《新语》与先秦诸子著作相比，就会发现，《新语》的政治性要强得多。与《老子》、《论语》相比,它不是探究世界本原的哲学论说，也不是在追究物质构成的精辟论述,而是从社会治理需要层面探讨“仁义”“道”对于社会规范的作用;与《荀子》人性论相比，它不是探讨人的本质的善与恶，而是从人的社会性方面探讨社会政治对于人的规范性要求。因此,“把陆贾和贾谊归为任何一个学派都不准确,两人是汉初的政治人物。”这也说明，从先秦到汉初,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得政论散文也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们说，《新语》中过多的政治内容，陆贾本人被称为所谓的“政治人物”都与汉初社会政治治理需求有关。也可以说，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为“政治人物”的政论文的生长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正因为如此，陆贾才在《新语》这样的政论文中增加了更多的现实政治因素。
除陆贾的《新语》以外，贾谊《新书》也是适应统治者治理需要而出现的政论文。贾谊的《新书》是在西汉后期由刘向整理编辑而成。目前所见《新书》篇目为：《过秦(上、中、下)》、《宗首》、《数宁》、《藩伤》、《藩强》、《大都》、《等齐》、《服疑》、《益琅》、《权重》、《五美》等等。多数为政论文，也有一些答问和告诫之语。与陆贾《新语》_样，《新书》是为探索更有效的治国之道而作。贾谊的《新书》，主要贯穿“民本思想”和“礼法”观念。《新书大政》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贾谊的民本思想。“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战之胜也”“民欲胜也”贾谊深刻地认识到，秦朝曾经“席卷天下”‘‘威震四海”而到了“万民离叛”的时候，就会出现“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合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杰并起，而亡秦族矣”的状况和结局。因此，贾谊向汉初统治者提出警告‘夫民者，事之本也。”]这是贾谊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贾谊认为古代的贤君圣王，以礼义治国，统治持续六、七百年，而秦国专恃严刑峻法，结果只存在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贾谊据此反驳那些认为“法”比“礼”更重要的人,他认为，要实行礼治，必须有一套符合“礼”的制度。所以贾谊提出改制，“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贾谊虽然把礼治社会作为治理国家的最高目标，主张以礼治国，但他并没有摒弃法治的作用，只不过他反对如秦那样片面强调严刑峻法。就“法治”和“礼治”的关系而言。贾谊强调“礼”。法”二者均不可偏废，而应以“礼”为首。他说:“礼,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为功，始治天下为德，因顾成之庙，为天下太宗，承天下太祖，与汉长无极耳。”[10]贾谊认为，建“顾成(文帝)”之庙，是标志文帝不苦民，以德治天下的开始。所以，夺取政权靠武功，巩固政权赖德治。他认为，“礼”和“法”对于取得了政权的统治阶级都是需要的，二者“交若缪缠”缺一不可。“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力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巩固统治。总之,贾谊也是从帝王统治的长治久安来论说政治。
因此，汉初，由于治理的需要，才出现了这种关怀历史事实和现实政治的政论文。然而，这些发论，使得政论文多为反思秦亡的教训，提出治世策略，这“已不像战国散文主要探讨未来社会的建设方案，而是主要阐述重建大一统强国的种种措施。”也就是说，政论文是以内容上总结秦亡教训、提出治国主张来适应政治治理需要的。
到了西汉后期，政治逐渐走向衰败和没落。自汉元帝即位之后，西汉中央政权日益削弱，大权渐渐到了外戚、宦官的手中。这些外戚、宦官和朝中的_些大官僚，既互相争斗，又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朝政日益腐败，政治越来越黑暗。早在元帝后期，便出现了外戚许氏、史氏和宦官弘恭、石显等交结乱政的局面，上层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已经表面化了。成帝即位以后终日游乐，不理政事。他任用舅父王凤(成帝之母王皇后之弟)任大司马大将军,操纵军政大权。王凤与另外四个兄弟王谭、王立、王根、王逢时把持着朝廷。所以班固在《元后传》中说:“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阳朔元年(前24年)，有人向成帝推荐刘向的儿子刘歆“通达有异才”成帝召见了他，“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成帝没有办法，只好让人报告王凤，王凤果然不同意，此事只好作罢。15]社会的衰败，带来了严重的矛盾。西汉末年，出现了_种新的土地占有形式，即大商人、大官僚通过购买或者兼并的方式占有大土地，如《汉书匡张孔马传》:成帝时身为丞相的张禹：“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价，它财物称是。”《后汉书阴识传》载:西汉末年阴识，“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17]这些土地被当作商品买来并非只是一种聚敛的手段，而要在土地上进行固定的经营。如《后汉书樊宏传》载，樊重的田庄：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吏,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力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18]这些人交结官府，称霸一方,高利盘剥，贪得无厌，上层统治者过着穷奢极侈、荒淫无度的生活。他们大兴徭役，加重赋敛,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社会隐藏着严重的危机。
适应这一形势，西汉中后期，又有《说苑》、《新序》等属于专论性质的政论文。《说苑》共二十卷,刘向撰著。刘向曾领校秘书，《说苑》就是他校书时根据皇家藏书和民间图籍,按类编辑的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有作者的议论，以之阐说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有一定的哲理性。《说苑》原二十卷,后仅存五卷，大部分已经散佚，又经宋曾巩搜辑，复为二十卷,每卷各有标目。二十卷的标目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其意在劝诫汉帝，振作朝政,从而确保刘氏江山。这一动机，也决定了《说苑》一书所关注的重点，即在如何治国理政。刘向认为，治国之道的关键在于“君道”(为君之道)和“臣术”(为臣之术)两个方面。关于为君之道，刘向借师旷的话作了说明：
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
就为臣之道来说，刘向指出：
人臣之术，顺从而复命，无所敢专，义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很显然，无论为人君，还是为人臣，最为根本的就是要做到：“建本”刘向认为，“君子贵建本而重立始”无论君臣，都要注重个人道德的修养，以之作为治国理政的基础。因此，“君道”“臣术”和“建本”就构成《说苑》_书思想体系的中心。也就是说，统治者们应当重视治国理政与道德修养的_致性，只有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以巩固统_的封建政权，使得国家长治久安。在治国策略上，刘向认为应当“爱民”《说苑》主要在阐述治国之道和为君、为臣之术，也是为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政论文。
《新序》为刘向作®其内容大都和政治有关，多为劝诫统治者，为统治阶级提供借鉴,通过历史故事，来表现自己反对暴政，反对奢侈的思想倾向。《新序刺奢》认为：桀纣不惜民力，施行暴政，杀戮无辜,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结果走向了反面，天下背叛，身死人手。这是刘向在告诫统治者罢省严刑峻法，爱惜民力。此外，《新序》中还有对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规范的系统论述。可以说《新序》_书的出发点就是为挽救西汉王朝覆没的命运而作，以维护和巩固汉朝的统治政权。卢元骏在其《新序今注今译》中说““其曰治国，则必为人君者率之以正，赏人之善，博采民隐,而师事之，国乃可治;其曰任贤,则必为人君者，能知贤善任，敬之礼之，以兴国政，以抑强邻;而退不肖，乃克免于战乱。故《新序》_书，其为兴教化、宏治道者，岂惟为汉规鉴，亦足为万世致太平也。”21]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新序》的“谏书”性质。作为汉朝王室的一员，作为饱读诗书的儒家知识分子，刘向面对西汉政治的曰益衰落，其内心固有的忠君意识和忧患意识愈发强烈。在内容上，《新序》记录先秦至汉政治家们的德行修养、用人之术、治国之道、功过是非、成败得失、智谋韬略以及守节之士、义勇之士的典型事迹，用以说明政治治国的方略。
1.1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
政治教育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课程，是培育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一门课程。高中阶段是学生学习成长的重要阶段，政治课程在高考中占有一定比重。但是我国的政治教材内容较陈旧，实时性的政治教育内容更新困难，每一版的教材要使用上很多年。当然，时事新闻更新的速度极快，教材的编纂是没有办法及时跟上步伐的。所以就导致很多学生对于政治的学习提不起兴趣，政治内容的陈旧枯燥，消解学生学习政治的热情。这个时候时事政治就发挥比较好的作用，时事政治的时效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上对于时事新闻的探讨分析，提高学生的参与感，加上与教材上的理论相结合，很好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1.2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高中生正处于人生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因此对于高中的思想价值观的引导还是比较重要的。政治教育中本就有对人生价值观培养的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考查学生利用已学知识和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考查学生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认知水平。同时，时事政治教育中提高学生的学习与感知能力，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对于即将踏入大学的中学生来说十分关键与必要。
1.3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时事政治教育中很多时事新闻事件需要深入分析与思考。这样的思考对于高中生来说，是书本上学不到的。课堂上的时事政治教学，能够很好地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每一个时事新闻，都有其深刻的政治深度，老师在与学生讨论某一时事新闻的时候就会有很多观点的碰撞。加上信息社会，网络的发展，学生有更多渠道获取时事新闻信息，并且吸取网络上关于很多时事新闻的评论性文字，丰富自己的认知。教师的积极引导，是政治教育的关键，在时事政治的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发挥好自己的作用，对学生所吸取的不恰当的信息给予纠正。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
2.时事政治教育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注意要点
2.1时效性新闻的选择
在高中政治教学过程中，政治老师应注重对时事新闻的捕捉与掌握，随时注意搜集、整理、筛选重大新闻。实时获取最新信息，与学生分享，让学生有新鲜感，以便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不能将所有新闻都引入教学，应该在众多新闻事件中选取代表性事件，以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同时，教师应该具备对于时事热点的敏感性。当前，高中生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但是很多信息的准备性还有待商榷，所以老师应该在教学中给予积极引导。老师在自己所获得时政信息的基础上，给予合理恰当的解读，与学生讨论分析，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启发学生思考问题。
2.2全方位开拓学习
时事政治的学习是一种灵活性较强的学习模式，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只让学生关注某一方面的新闻，而是包括多方面的，例如文化、经济等，都需要学生给予一定关注。只有多方关注学习才能够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及思考问题的全面性，否则就不能让学生全面认识社会，不利于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高。在教学过程中，要创造开放的空间，加强师生互动、学生互动，让学生真正深入探讨，发掘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学习方法也要注意理论是实践的结合，教师可以适当地举行一些时事政治方面的辩论及演讲比赛等，丰富时事政治学习的方法，开阔学生视野，以通过这样的时事政治的学习全方位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2.3理论联系实际
在高中时事政治教育中，要注重理论知识与实践的具体相结合。高中时代，学生的课业压力较大，给予政治学习的时间并没有想象中多，但是政治的学习依然非常重要，对于它的学习要紧扣教材，才能够真正对高中生有所帮助。所以高中时事政治要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促进学生政治成绩的提高，并且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时事政治的理论基础要立足于教材，这样才能给学生以政治理论的支撑，让他们在实践中学到更多政治理论知识，并且印象深刻。这样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不仅有利于学生提高政治学习与领悟能力，而且能够促进学生其他方面的学习能力的提高。教师要常常将时事新闻的热点带入政治课堂中，并引入考试中，这样就能让学生在纸上表达出自己的政治理论。
2.4时事政治与考试的切合应用
对于高中生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高考，因此，时事政治的学习当前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一方面还是对于考试能力提升的帮助。所以说，时事政治的学习，不能够脱离教材的理论支撑，不能片面追求时事政治的学习，而要将其与教材做到最好的结合。这就需要老师与学生共同努力，老师与学生的思考问题的方法不尽相同，老师要在日常政治教育中要给予正确的引导，把时事政治切实落实到政治教学中，在课堂讨论及模拟考试中可以把当前的时事政治热点作为考题，引起学生关注的同时，进行与教材理论相结合的思考与分析。只要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学生提高政治学科成绩。
3.结语
关键词： 事业单位 思想政治工作 科学化水平
一、现阶段事业单位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1.极端论―“无”思想政治工作论和“唯”思想政治工作论。
这种观点将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极端化，片面忽视或重视其作用，导致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认识。“无”思想政治工作论认为只要有活干，员工有钱拿，其他什么都用不着，把思想政治当成“棉被”，冷时盖，热时揣，单位困难时想到思想政治工作，兴旺时忘却思想政治工作，员工闹情绪时想到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稳定时又排斥思想政治工作;“唯”思想政治工作论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事业单位的第一要务，忘了事业单位是以政府职能、公益服务为主要宗旨，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到主要职能之上。
2.忽视工作对象―人的实际需要。
传统观念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以人为对象的工作，必然会以人为本，但实际工作中，对人的个体利益和价值是不重视的，很多时候不是根据“人”(对象)的需要，而是根据“事”的需要、工作程序的需要去开展工作，没有把工作目标放在对象本身。由于习惯用政治的考量取代价值判断，用理想化的人格模式去规范每个人的言行，因此造成对现实的、具体的人视而不见，只能面对泛指的人群进行政治的和道德的说教;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注重做给上级看、说给外界听，把工作当成自我宣传和政治表白的需要等现象。
3.缺少科学理论的运用，激励方式单一。
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习惯于“以经验代替科学”的做法，其激励方式基本上以物质激励为主，激励手段单一，无法适应经济主体多元化、主体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新形势，远远不能适应单位发展的需要，无法起到激励的作用。
二、如何创新提升事业单位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1.贯彻“以人为本”，转变思想政治工作观念。
总书记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坚持教育人、引领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这一论断为新形势下我们贯彻“以人为本”，转变思想政治工作观念指明了方向。
（1）思想政治工作要从“以人为载体”转向“以人为目的”。
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最高价值取向。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贯彻“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当作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目的，营造符合“人”成长特点的环境，创造宽松和谐的环境，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加大力度激发员工的参与意识、主观能动性和创新精神，这样才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2）思想政治工作要从“面对大众”转向“关注个体”。
传统的集中进行思想工作也是需要的，但是由于个体的差异，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把所有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都统一为一种模式，而是一切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都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从关注对象的人格心理和素质差异实际情况出发，尽最大努力满足员工的个性化需求，满足个体差异需求。
（3）思想政治工作目标的设置，要从“宏大、高远”的工作目标向“具体分层次、区别对待”的工作目标转变。
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目标设置定位缺乏弹性和实际针对性，而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则需要根据工作对象的不同、工作目标的不同、工作内容的不同，有区别、有针对性地设置工作目标，只有当思想政治工作目标设定得能够满足先进性和广泛性的要求之后，思想政治工作中拥有了层次清晰的目标体系，才能使不同的群体和个体都能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从而更有利于增强工作效果。
2.贯彻“以人为本”，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凸显人文关怀。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应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在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可重点从以下方面着手来凸显人文关怀。
（1）营造人文环境，实施环境关怀。
营造人性化生存环境，以体现用“公平、正义、团结、友善”的价值观念，统领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设；营造和谐关爱环境，在事业单位中营造一种诚信关爱环境；营造民主参与环境，充分发掘全体员工在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中的聪明才智。
（2）构建和谐文化，实施思想道德关怀，从道德层面推进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人文关怀。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员工和谐的思想观念和正确的价值取向，培育诚信精神和责任意识，提升员工的思想境界，在员工中形成共同理想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加强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伦理道德建设，从道德层面推进人文关怀。
（3）提倡在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实行心理疏导，实施情感关怀。
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就是做情感沟通的工作，只有充分投入了感情，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达到最好的效果。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时既要避免“冷面孔”，同时还要选择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来开展工作，多说暖心话，多做暖人事，让整个思想政治工作充满人情味，使整个事业单位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从而体现出对工作对象感情的尊重和重视。
3.贯彻“以人为本”，创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和手段。
（1）在事业单位的中高层领导骨干中，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
党的十七大以后，中央加大了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推进力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将其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理论武装的时候，强调真学、真信、真用，切忌形式主义。在广大党员中，要通过理论学习，在理解的基础上推动政治认同；真正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运用的自觉性。
（2）在事业单位中推动网络思想政治是事业单位站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思想工作的发展，也有利于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覆盖到全单位。
互联网是一个形式和内容非常丰富的平台，能够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和巨大的空间。利用网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通过在网络上跟踪教育对象的网络行为，挖掘其思想上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指明方向，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提升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水平，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意义非常深远而又急需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我们将继续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坚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优良传统，不断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国政治哲学;宏观理论建构;微观政治主体;述评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马克思主义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着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四、结束语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即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学术界分别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形成及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等各种角度展开分析，这对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神秘面纱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文在梳理学术界不同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描述和争论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认识分歧从不同的维度可以概括为一元本质论与多元本质论的分歧、工具性本质与目的性本质的分歧、德育政治化与德育非政治化的分歧。产生这些分歧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与本质属性概念混淆不清、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分歧争议大、对思想政治教育定义界定争论不休、对当前社会思潮和社会形势不敏感等。探讨差异性的原因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界定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从而更自信地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分歧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关系到其内容和范畴、价值和方法、载体与资源、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及其关系、过程与规律等的建构。从不同的维度看，笔者认为大致可分为一元本质论与多元本质论的分歧、工具性本质与目的性本质的分歧、德育政治化与德育非政治化的分歧。
一、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认识分歧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1.一元本质论与多元本质论分歧
“政治性”说、“阶级利益性”说、“转化论”说、“灌输论”说、“人学论”、“精神生产说”、“社会化”等是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一元本质的代表性说法。如杨威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①杨宇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质是对人的理解和尊重,是对人的价值和地位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质是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平等,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解放人的思想、启迪人的智慧”②王升臻从文化视角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人类社会精神生产实践活动，即人类精神生产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统一。”③余亚平认为“可以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概括为推进一定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化过程。”④多元本质论如郑永廷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性、具有超越性的实践活动。”⑤目的性、超越性、实践性是其本质属性。李辽宁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度立体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可以从政治维度、伦理维度、社会维度和个体维度等进行综合考察。”⑥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就可分为阶级性、服务性、工具性、启蒙性。杨世卓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三个本质属性，实践性、阶级性和教育性。”⑦
2.工具性本质论与目的性本质论分歧
工具性本质论与目的性本质论的分歧实际上是社会本位说与个人本位说的分歧。“依据相关研究成果，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现状大体可以归为两类，即“社会本位说”和“个体本位说”。”⑧社会本位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是教育者所代表的一定的社会要求同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现状之间的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不仅在国家中政权中占据统治地位，在思想领域里也毫不放松控制。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与社会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统治阶级必定会调动一切有利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为自己的现行统治服务。如政治性、阶级性、意识形态性、灌输论等都是工具性本质的体现。个体本位说伴随着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应推进以人本身的存在和发展作为价值旨趣，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在社会哲学范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更着眼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阶级的利益，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是统治的工具。
3.德育政治化与德育非政治化分歧
德育非政治化主张德育只应该是道德教育，把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排除在外，并认为当前德育投资大效果微的根源就是德育泛政治化倾向。德育泛政治化的表现有德育目标高大全，过于理想化、政治化、概念化，没有考虑受教者的需要和接受能力；德育内容常随着国家形势政策的变化而变化，没有提出融合中国文化特色和吸引力的一些简单明了的稳定的基本要素，也没有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德育方式主要是灌输，隐性教育方式还在探索期；德育环境混乱，诚信缺失、拜金主义、贪污腐败、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恶流与学校提倡的东西背道而驰，导致学生在学校五天的教育抵不住家庭和社会一天的影响。迫于德育低效的现实和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催生出德育非政治化的主张。由于公民教育内容具有宽泛性和普适性，教育对象具有广泛性，方式具有隐蔽性和渗透性，认为公民教育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比拟的优势。主张用公民教育替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主张德育非政治化的一种极端地表述。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认识分歧探源
1.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与本质属性概念混淆而用
在西方哲学史上，本质最初是指一个事物真正所是的意思。从柏拉图时期就认识到肉眼所见和感觉到的事情具有多变性和不确定性，于是提出理念论，认为理念是可见事物的本质，是可见事物产生、变化、发展的动因。亚里士多德也提出唯有事物的本体才能确证事物的正真所是，他们都追求对事物确定性的把握。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对于“多中之一”和“变中的不变”的追求中把本质的观念催生出来了。”⑨本质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是事物是其所是的内在规定性.“首先，本质作为事物的一种属性总是在任何状态下都自始至终地存在于该事物之中，并将该事物与其他任何事物区别开来；其次，事物只有唯一的一个本质。”⑩本质属性是表现本质的属性，本质的外延要比本质属性的外延窄，本质决定本质属性，本质属性表现本质。本质和本质属性处于不同的层级上，不应该将二者等同起来。“事物的本质是共同本质和特殊本质的矛盾状态，因此，事物的本质属性有两组:一组是共同的本质属性,另一组是特殊的本质属性。共同的本质属性就是一事物相同于其同类的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特殊的本质属性就是一事物不同于其同类的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从数量上来说,事物每组的本质属性最少有一个,多至若干个;而从整体上说，一事物的本质属性最少有两个(一个是共同本质属性,一个是特殊本质属性),多至若干个。”??????
2.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分歧争议大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实践活动，它的起源与人的语言、思想、行为的产生有着天然的联系，也与社会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文化条件相关。我们关心是思想政治教育起源的动力因素或者说是根源因素。厘清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的历程，对其历史场景进行溯源，把握其历史走向，既可使界定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工作有史可依，又要求我们以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3.对思想政治教育定义的界定争论不休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没有形成一致观点也是造成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争论不断的原因之一。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反映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建设等相近概念有很大的内在关联性，不同术语表达的范畴和内容有具体的指向。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定义“大致经历了“施加论”、“转化论”、“内化论”和“发展论”四种模式。”前三种论述阐释的逻辑思路基本上还是社会本位的，个体兴趣、动机、人格特征和需要常常被湮没。施加论、转化论、内化论背后其实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观点和思维模式。“面对无法认识与解释的自然世界，人类逐渐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用于简化、认识自然与社会世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特殊的教育实践活动，必定会受一定社会文化模式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形成二元对立，其假设和逻辑出发点也必然是社会与个人的对立。提出“个人与社会两大行动主体间相互建塑与型构关系”的理论主张对界定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定义有借鉴意义。4.对当前社会形势和社会思潮不敏感
由于社会转型，人们的思想活动具有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各种社会思潮激荡，冲淡主流意识形态。比如“价值无涉”、普世价值、无政府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去意识形态化”等。宣传普世价值是为了动摇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宣传公民社会，是为了动摇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宣扬新自由主义，是为了改变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国外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个科目，有公民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时展，必须用公民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这样才能取得实际的效果。其实各种思潮仅仅作为学术探讨和交流对学界是有利的，我们要警惕的是被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化的思想观念，它对国民具有腐蚀性。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认清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唯一的，本质属性在数量上至少是两个；（2）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离不开人的需要；（3）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界定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社会互构论对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有借鉴意义；（4）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现状看，这个问题还亟待更深的研究讨论。当然探讨差异性的原因本身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界定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从而更自信地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引文注释
①杨威. 思想政治教育发生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63.
②杨宇. 正确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质特征[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07(2).
③王升臻. 文化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新论[J], 探索, 2012 (2).
④余亚平主编. 思想政治教育学新探[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⑤郑永廷.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及其发展[J]. 教学与研究,2001(3).
⑥李辽宁. 解读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四个维度[J]. 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 2007(11).
⑦杨世卓.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本质属性[J] . 现代企业教育, 2004.
⑧李月玲,王秀阁.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述评,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4)
⑨俞宣孟. 本质观念及其生存状态分析—中西哲学比较的考察[J]. 学术月刊,2010(7).
⑩杨红玉.四谓词理论中的本质—兼论现代哲学中本质主义的困境[J] ,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13(1).
11郑毅男. 论本质属性[J]. 学术月刊, 1964 .
12张国启,张皓. 改革开放30年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的擅变及启示[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9(4).
13徐晓军. 社会互构论:超越经典二元对立社会学方法论的新探索[J].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12(5).
【关键词】孙子兵法；战争论；政治；战争；比较
中图分类号：D033
《孙子兵法》和《战争论》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战争环境和不同文化土壤下产生的两部经久不衰的军事理论名著。2500多年前，作为东方兵圣的孙武，透过对冷兵器时代战争规律的敏锐观察，以独特的视角思维从用兵之道、追求全胜思想、以情带兵、重间用间等，写下了《孙子兵法》这篇历史光辉巨作。而作为19世纪有西方兵圣之称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则根据从古代到拿破仑战争的历史经验，以及自己亲历战争的体会，写下了《战争论》这部近代西方军事思想的奠基之作。作为不同军事理论体系的代表作，《孙子兵法》与《战争论》都不同程度的提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中西方两位兵圣孙子和克劳塞维茨都也各自在自己军事著作中进行了阐述，两人对政治对战争的影响认识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对战争对政治影响的认识异同竟究表现在什么地方？本文将从多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说明两者在认识政治对战争影响方面的异同，为今后研究与认识、指导战争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孙子和克劳塞维茨都把政治作为影响战争进程的首位因素，认为政治是战争中最为重要的元素
所谓的政治就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极大的影响经济的发展。而在《孙子兵法》里孙子把政治讲成是“道”，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政治，讲的是从政治上使民众与君主的思想一致，这样，民众就能与君主生死共患难，誓死效命，毫无二心，孙子把政治作为影响战争胜负五个方面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来论述，并把它位于影响战争进程几个因素之首。而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则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争战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指出政治决定战争、产生战争、操纵战争，并贯穿于战争始终。同时战争也会反作用于政治。如果政治向战争提出违背其性质的要求，那么一切作战计划和企图都会招致失败。在分析政治对战争的影响时候，孙子始终把所谓的政治“道”贯穿全文，上至全局的安军固国思想，下到将帅带兵之道，把战争中含道（政治）的多少，而决定作战应采取伐谋、伐交、还是伐攻等，从而影响战争的进程。而克劳塞维茨从唯物辩证法入手，文中多次从事物的绝对性谈到相对性，反复阐明为什么战争不能走向绝对战争，归根结底政治是战争的幕后操纵手，影响战争的进程，才有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战争。
二、孙子和克劳塞维茨都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手段的继续”，政治的目的决定了战争的方式
“战争无非是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个观点，虽然克劳塞维茨率先提出了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成为经久不灭的话语。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而已。“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一切战争都可看作是政治行为。”这是克劳塞维茨对“战争无非通过另一手段的继续”意思的表述，政治目的决定了战争的方式。然而在具有几千年的《孙子兵法》经典著作里，对战争无非是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目的决定了战争的方式，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谋攻》篇里经典名句“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说的是最好的用兵策略是以谋略胜敌，其次是以外交手段胜敌，再其次是通过野战交兵胜敌，最下等的是攻城。攻城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取的（办法）。战争的最终取胜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阐明了开明的政治主张、能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会为战争的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作为中西方两部具有较高成就的兵书，中西方两位兵圣在对政治对战争影响的认识时，也表现出两者在这一认识上截然的不同：
一、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对政治影响战争程度认识不一致，前者把政治因素看作战争胜负决定因素，后者把政治看作战争胜负的从属因素
《孙子兵法》中孙子把政治看作战争胜负决定因素，孙子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可以说把“道”（政治）看作举足轻重的地位，老百姓的政治意愿与帝王的意愿是否一致决定国家的安危和战争的民心士气。接着又把“道”（政治）列为五事之首，以及后续篇章里提到“修到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正”，不言而喻指明了平时注重加强政治建设方面对战争胜负均有决定性作用。而克劳塞塞维茨在看待政治对战争影响的认识上，把政治作为战争的从属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认为战争只不过是政治手段表现形式，当政治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才开始了战争。甚至克劳塞维茨在文中提到“在战争中，任何源于慈悲的错误思想都是有害的。在提到民众战争时，克劳塞茨也把民众战争，即使具有较强政治因素的民众战争，也只是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辅助作战手段，没有把民众战争提高到一个较高的程度来认识，把民众进行战争中所包含的政治因素也只是作为影响战争的一个从属因素，没有看到像所说的战争的伟力在于民众之间。
二、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对政治决定战争性质认识不一致，前者通过政治来判断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而后者几乎没有涉及到
在《孙子兵法》和《战争论》中，孙子和克劳塞维茨两者都提到了政治贯穿于战争的始终，但两者考虑的角度不同。在《孙子兵法》中，孙子通篇几乎考虑的是对待战争要慎战、备战、重战，考虑较多是以谋取胜，几乎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认为作战既要符合本国的利益，又要不使敌国生灵涂炭，所以在其作战方式上，考虑的是伐谋、伐交等智慧的运用，最终的结果都要是安国全军（注：安定国家，保全军队），双方百姓都能够正常生活。虽然古代多数战争是为帝王之战，但孙子始终把政治贯穿战争始终，阐明了敌对双方都不要随随便便对一个国家开战，对战争的性质，战争正义性还是非正义性均有个清醒的认识，认为战争要考虑战争的正义性，才会得到民众支持，否则的话只会给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克劳塞维茨在认识政治决定战争性质的过程中，可以说几乎没有提到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虽然他也把政治作为影响战争的结局因素来考虑，但只是认为政治影响战争的局部，考虑最多的是政治对战争的胜负的影响，而没有通过对政治的考察去认识一下战争背后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而考虑最多的是通过政治怎样去为统治阶段服务。观其《战争论》著作，几乎没有提及到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德勤石宝江，细品《孙子》，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6（1）
[2]邱崇丙，《孙子兵法》，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7（1）
[3]薛国安，《孙子兵法》与《战争论》比较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1（1）
一个争论不已的话题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它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有密切的联系，还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前途。建国前后，我国学术界、理论界、文艺界曾经就这一问题展开过多次讨论。从70年代末开始，我国文艺理论界对此又进行了更加广泛和热烈的争议。这次讨论最初由文艺是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开始，提出“必须为文艺正名”。后来又转入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的讨论，认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提法，比提“为基础服务”、“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都好。随后，这个讨论又延伸到文艺是不是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等问题上。
郑伯农在《要讲政治，要重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一文中，回顾以往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讨论时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中央调整了文艺政策，不再要求“文艺从属于政治”，提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文艺工作的总口号。这一调整适应了新形势的需要，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但是，井非所有的人都能正确对待党对文艺政策的这一调整。有人借着纠正过去在处理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某些偏颇，宣扬文艺与政治的彻底分家。后来，就从非政治化发展到非意识化，否定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而疏远政治，非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并没有使文艺成为思想上的真空。“削弱、取消了社会主义思想，必然给各种消极。腐朽的思想提供了此退彼进的机遇。这些事实，这几年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1期）这个概括和评价，不但符合关于这个问题多年来讨论的实际，同时也指明了重新关注这一问题的起因和必要性。
梁光弟在《文艺界也要讲政治》（《文艺报》1996年3月8日）的文章中也说：我们的文艺事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不能要求文艺从属于政治，但是，从总体上说，文艺脱离不了政治，躲避不了政治，这是中外古今文艺发展的实践所证明了的。文艺界要讲政治，特别是文艺界的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要讲政治。李伦在《中流》1996年第5期发表的《讲政治，要解决好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中认为：新时期伊始，党总结历史的经验，不再用“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不再以“为政治服务”作为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总方针。这是非常正确的。同时，这并不意味着文艺工作者可以不讲政治，可以脱离政治。这又是非常显然的。事实上，近几年来文艺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如果服膺于所谓“淡化政治”、“远离政治”的虚伪口号，就会削弱乃至丧失自己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在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和“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和“自由”强加给我们的挑战面前丧失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就会在自己的文学艺术活动中脱离人民群众，甚至违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连艺术生命也会越来越枯竭。所以，有必要强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不要脱离政治，而一定要讲政治。当然，这绝不是要求所有文艺作品都只能表现政治斗争，不是要求文艺去简单地配合具体的政治工作或重复一些政治口号。显然，文艺界重新研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强调文艺也要讲政治，是对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作出更广泛也更深入地回顾和总结。
怎样理解“文艺也要讲政治”
从最近一段时期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来看，作者们对文艺如何讲政治有着自己的理解。有的是从整体上来把握文艺也要讲政治的内涵，有的则是从当前存在的问题从多方面提出文艺如何讲政治的具体做法与措施。例如，睿桓在《深入学习五中全会精神努力繁荣文艺创作》中写道：“讲政治，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自觉维护，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要通过自己创作的作品，对广大的读者和观众实行正确的引导，充分发挥文艺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们审美趣味的功能，激励人民群众同心同德，为实现五中全会绘制的宏伟蓝图努力奋斗。”（《理论与创作》1996年第1期）郑伯农则从“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角度，提出文艺工作要以繁荣社会主义生产。特别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为中心环节。同时，他又表示“重在建设”不等干取消一切思想斗争。一段时期以来，很大的教训就在于有些同志把“破”和“立”对立起来，削弱以至取消了必要的思想斗争。仿佛搞建设只能立不能破，甚至连批评与自我批评也不能多。盖房子还要“破土动工”，修铁路还要劈山打洞，搞爆破，怎么能取消一切“破”呢？意识形态领域的特点就是充满着竞争和斗争。在人民内部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谬误的思想斗争，也有两种思想体系的斗争。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对我们搞“思想渗透”，要以宇宙观、人生观、历史观、价值观瓦解我们，他们从未放弃过思想斗争。我们在斗争中要讲政治、讲方式方法，但取消斗争是不行的。许多人坚持了正确的宇宙观、人生观、历史观、价值观，也有一些人把对立统一规律扔在一边了，用折衷主义、中庸之道来取代矛盾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回避矛盾，掩盖矛盾，对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采取姑息、放任的态度。他们自以为这有利干社会的“稳定”，其实这正是助长了不稳定的因素。思想腐蚀是无形的，不一定都能“立竿见影”，但一点一点的腐蚀积累起来，就要造成巨大危害。江泽民同志说：“不警惕不斗争行吗？”这句话非常值得深思。
李伦在文章中说：“什么叫政治？从根本上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我们说的讲政治，这政治——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的那样——‘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邓小平同志也反复强调，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要有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这就是人民拥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因此，我们讲政治，就要经常检查自己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怎么样、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文艺工作者讲政治，主要就是要解决好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处理好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他还认为，社会主义文艺是属于人民群众的文艺。这是我们的文艺的基本特征和政治方向。它规定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必然是相信、尊重和热爱人民群众的，必然是热忱地投身和歌颂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创造活动的，必须是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努力用自己的作品去鼓舞人民群众开创美好的未来的。我们当然应该这样去对待人民群众，而绝不能对亿万群众为之奋斗的四化大业漠然置之，甚至以“零度感情”去“消平”它的价值，在作品中把它扭曲为芸芸众生无意义的、黯淡而烦恼的生之挣扎；也绝不能标榜什么“躲避崇高”、“反崇高”，硬要把人民群众充满理想和激情的英雄壮举加以“非英雄化”，把他们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崇高精神斥为“虚伪”，甚至用痞子文学去加以百般调侃、冷嘲热讽。<?XML:NAMESPACE PREFIX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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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光弟则从四个主要的方面，阐释了在文艺领域讲政治的内容：一、“在文艺领域讲政治，最根本的是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吗’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要进一步把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同文艺发展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研究和解决文艺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二、“在文艺领域讲政治，要注意按艺术规律办事。而绝不是又要在文艺创作中搞标语口号概念化，将政策图解。”“在文艺作品中，不可能因为一种主题思想、精神和题材的重要、重大就自发地形成主旋律，就必然要使这一作品在入们的文艺欣赏世界和文化市场上占主导地位。只有真正满足广大读者、观众精神文化需要和审美欣赏情趣，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才能奏响主旋律。”三、“在文艺领域讲政治要把繁荣创作、活跃理论作为中心任务，关键是要树立和引导正确的创作思想。”“有必要引导文艺工作者，在体察和认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生活时，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在反映和表现错综复杂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时，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四、“在文艺领域讲政治，就要加强文艺队伍的建设。”“文艺界讲政治，就要不遗余力地培养德艺双馨、品学兼优的文艺人才，培养跨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新人。加强文艺队伍建设，要重视对文艺领导干部的培养教育和领导班子的建设。领导干部首先要讲政治，要掌握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领导干部要头脑清醒，是非分明，奋发进取，清正廉洁，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理论的深化和丰富
对于他们思想转变的原因，学界已有一些论述。如许纪霖先生认为：新式独裁的鼓吹者"绝非满脑忠君念头的旧派人物，而是堂堂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前不久他们还在热情地要求民主，而今一旦发现民主与统一的现实悖论，就以国家统一为轴心由民主转向了独裁。"i
陈先初先生亦在论述张君劢的转变时指出："近代中国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最初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追求都是英美式的自由主义。30年代，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他们暂时降低了自由主义的要求而迁就权力主义，企图以支持现存政权的方式统一全国，抵御外辱，同时换得自己入朝参政的机会。"ii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以现实政治压迫、民族主义情绪和统一稳定诉求等客观原因解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变，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我非常赞同。但同时认为，还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即中国传统的"精英政治"观念的影响和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后者）的隔膜。本文试就这两个方面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
当我们讨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知识构成和思想倾向时，往往会注重其留学英美的教育背景和经历，而忽略了传统观念和意识对他们潜在的影响。
笔者认为，正规、系统的学校教育，对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社会实在是一所大学校。社会环境、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对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养成，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考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观念之形成的时候，我们既要看到他们特殊的西方学校教育背景对其政治理念的影响作用，同时也要看到他长期所处的中国社会环境对他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式的影响。毕竟，他们在出国前和归国后，是长期处于传统文化氛围浓烈的中国社会之中。传统价值理念的附载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语言、文字、文学作品、传统典籍、生活习惯、社会风俗、道德观念等等，都是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有形的或无形的载体。
格里德在论述胡适思想时曾经指出："在美国作学生的时候，胡适满怀热情欣然接受的，是那些他的早期教育已为他奠定下根柢的思想，而且，他只是吸收了与他到美国之前虽未坚定于心，却也显露端倪的观点最为合拍的那些当代西方思想。"iii
胡适对此也有一定的自觉，他在1927年2月所写的《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中说："平心说来，我们这一辈人都是从古文里滚出来的，一二十年的死工夫或二三十年的死工夫究竟还留下一点子鬼影，不容易完全脱胎换骨。"iv
我想，他们的这种判断，几乎适用于每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活跃于20--30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有"旧学"的知识背景。在传统文化氛围中接受启蒙教育的时候，一些传统的政治观念，如"国家"观念、"政治精英"意识、封建士大夫的政治道德观等等，也被深深地植入他们的思想深处。虽然后来的西式教育冲淡稀释了这些观念，但有些东西是很难根除的，它们常常存在于潜意识中，并会在言论和行为举止中不经意地自然地流露出来。
通过考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强烈的政治抱负，部分地植根于儒家的入世思想和读书人的优越感（精英意识）。这种源自传统文化的思想的、精神的基因，实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观念相抵牾。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精英意识，反映在他们对中国广大民众"劣根性"的深恶痛绝。就连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也曾经流露出这种情绪。他在1917年归国后不久在日记中写到：
"国事危殆，民情混沌，仍无异于我五年前未去国时。。。。。。。我国情去共和资格远甚远甚，百人中不可得一人识书字，千人中不可得一人可与道常，百万人中不必得一人可与言外情，达治理。众愚如此，吾诚不知与谁言共和也！即真得共和矣，亦数十人之共和，而非国民之共和也。"v
因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往往是以一种拯救者的姿态来自我定位的。对民众的轻视，和对自身的期许，使得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幻灭、绝望之后，极易唤起关于个人英雄主义和精英意识的记忆。再进一步，就可能发展成为对有限专制（或开明专制）思想的共鸣。因此，方有胡适"不但勿以帝制撄心，即外患亡国亦不足顾虑"vi的悲叹！
从20年代初一度盛行的"好人政府"的主张，到30年代甚嚣尘上的"新专制主义"，具体主张不同，但这些主张背后的动因是一样的，它们都部分地植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精英政治观念，反映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治缺乏信心。只有明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的这层底蕴，才能更深刻地揭示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倾向"新专制主义"的内在动因。
二
其次，对西方现代民主政治认知方式的不同，也会造成认识的差异和分歧。
分析起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认知，存在两种不同的方式。大多数人是从书本上获得这种认知的。这种认知方式的结果偏重于形而上的价值判断。这种认知方式在使他们获得关于民主、自由的抽象理念的同时，造成他们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形而下部分--即民主政治的实践部分--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他们关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我们甚至可以断言，有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以自然科学为专业研究领域的人，虽然在观念上是趋新的，但他们对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本质和若干要素并不了解。这样，一旦遇到如何在中国实施民主政治改革的现实问题时，难免会产生种种疑问。30年代有关"民主与专制"的争论中所表露出的种种谬见，即根源于此。
胡适属于另一种类型。他坦承自己有关民主政治的知识主要来源于对美国民主政治实践的即时观察，而非源自书本。vii这的确是他不同于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地方。由于这种独特的认知方式，他坚决反对把民主政治看成深奥莫测的高头讲章，而极力强调民主政治的平民性和实践性。（当然，为了说服国人采纳民主政治的主张，他不惜把民主政治说成是"幼稚园水平"的政治。其心可鉴，但细究起来，他的说法也未免失之偏颇。正因为如此，他的说法遭到主张"新专制主义"的政论家的质疑。）
笔者以为，现代民主政治应该包含形而上（理论）和形而下（实践）两个层面。而在实践的层面里，又包含着基层直接民主和更高层次上的代议制民主两个环节。胡适所谓的"幼稚园"民主政治观，实际上更多地是指的实践环节中的基层直接民主这个环节。胡适的政论文章似乎没有清晰完整地给出上述关于民主政治的总体结构图，所以引发了一些认识上的混乱。
此外，从他当时的言论看，胡适民主政治观的另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他在大量论述民主政治的实践程序的同时，却忽略了政治的一个本质内容。他反复申明民众自决是民主政治的根本要义，但他没有揭橥公民权利的实质内涵。
曾经指出："盖人生有欲，政治亦达其欲之一术耳。"viii此真可谓至理名言。政治的本质是调处社会关系，直白地讲，就是确定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人们对政治事务的态度，最终是以个人的、具体的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民主政治也不例外。民主政治以"人性恶"理论和法治观念为基石，明确承认"民主"、"自由"的私利性，不过同时主张以公共法律的手段加以必要的、合理的限制。民主社会以法律的形式肯定每个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而公民权利不是虚幻的、抽象的东西，它必须落到实处。公民在行使他的权利的时候，总要围绕一个中心目的，总要有一个取舍的依据和标准。这个中心目的，这个依据和标准，在我看来，就是每个公民的切身的经济利益。换言之，在民主政治模式下，一个公民在对一项法案或一项政府人事变动实施表决时，他所考虑的，绝不是"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这类抽象的目标，而是他个人的、切身的经济利益之得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政治与个人主义和法权观念是互为表里的。是否承认并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实在是真假民主政治的试金石。任何否定个人权利的政治主张，在本质上都是反动的。
我不知道胡适是受到"君子耻言利"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愿挑明现代民主政治的这个本质，还是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本质，总之，他没有详细地论述过这个问题，反而说："普通人的知识和能力究竟有限，我们不能期望人人都懂得自己的权利是什么，也不能期望人人都能够监护自己的权利。"ix这不能不说是胡适民主政治观的一个重大缺陷。 至于站在他的对立面反对他的主张的人，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从30年代主张新式专制的政论家的观点看，中国民众现代民主意识的匮乏以及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茫然和淡漠，是中国必须实行专制的主要理由。实际上，这是一种逻辑上的本末倒置。
关于这个问题，中共的理论先驱恽代英有过精辟的论述：
"农人工人的不问国事，却实在是引导农人工人去进行革命事业的大障碍。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农人工人必然与政治绝缘；他们所以发生绝缘的现象的，是因为一般所谓政治，不曾注意农人工人切身利害的原故。我们今天所鼓吹的政治知识，都是国际的，或全国的大问题，有时还偏于抽象的理论去了。这自然对于农人工人没有兴趣。我们要引农人工人注意政治，须从一县、一乡、一区、一厂的公共事务说起。我们要请他们大家讨论这些事务的利弊，并告诉他们在事实上与理论上曾经有甚么更进步的方法。……我们自应特别提醒农人工人注意他们自身的利益，使他们为自身的利益帮助 ，而且亦夹持革命政府，使他能够实践这种任务。这样的事，农人工人没有甚么不能够做的。"x
胡适也指出："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xi
作为补充，笔者以为，只有在把公民权利抽象为空洞的、"高尚"的"政治权利"之后，才会使得民众对自己的各种"天赋的"权益一无所知。30年代民众对政治事务的茫然和淡漠，是公民权利概念泛政治化的结果，而不是必须实行"训政"和"开明专制"的原因。
如果我们确认民众自决是民主政治的要义，而且确认现实的、具体的、个人的经济利益是民众抉择的主观依据和中心内容，那么，借口民众的文化水准和思想观念落后而强调民主政治不合中国国情的主张，就显得十分荒谬。广大民众可能无法理解关于民主的高头讲章，但如果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就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作出理性的判断和抉择，完全是可能的。
以解放后各地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为例，农民不识字的事实，并不妨碍直接选举的进行，只要将填表格、填选票的程序改为往候选人身后的碗里投黄豆，一样可以产生活生生的基层民主政治。这或许是胡适"幼稚园"民主政治观的一个有力的注脚。
三
当然，基层直接民主并不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全部内容，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内容绝不单单局限于地方社区事务的决策。因此，直接民主的实施范围必然是有限的。诚如胡适所言："治国是大事业，专门的问题需要专门的学识。"xii现代民主国家在决定国家内政外交的大政方针的时候，需要专门家的智慧和远见卓识。职业化的政治精英是现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资源。代议制是民主政治的高级形态，是确保国家政治生活理性化的重要的制度创设。
那么，如何理解直接民主与代议制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如何理解普通民众与政治精英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的角色定位和相互关系？3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现代民主政治的隔膜，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所反映。
格里德认为："胡适的思想中，存在着民主思想和杰出人物论思想的矛盾。一方面，他赞同以大众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体系，另一方面，他拥护受过高等训练并具有向前看精神的政治领导人的统治。直到30年代，胡适以一种尝试性的方式建立了一种这两者可能在其中共处的双重政治结构理论时，这种矛盾的局面才得以和谐共处。"xiii
格氏所论及的胡适的思想矛盾，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具有普遍性。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最终在各自的思想中达成"民主思想"和"杰出人物论"的自恰，也可能是事实。但必须指出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种主观的自恰，并不必然地表明他们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深刻理解。有时，情形恰恰相反。就连胡适本人也不例外。
胡适在他的政论文章曾经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常识政治"，而开明专制则是"特别英杰者的政治"。这里，他显然把民众自决与精英政治看成相互对立的两个范畴，分别与"民主"和"专制"（他称为"开明专制"）两个概念相对应，而没有厘清中国传统的精英政治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实践中的精英政治之差异。这样，他与论敌的争论焦点，就不再是是否应该反对专制的问题，而是专制在中国是否有可能实现的问题。xiv结果导致他的观点与其论敌观点的逻辑同构性。
胡适上述关于专制和精英政治之关系的表述，对于他当下致力的张扬民众自决、反对独裁专制的目标，颇有助益，但对于理性认识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在不同层面上的运作，效果适得其反。这是他无法说服他的论敌的一个关键所在。
而他的论敌之一的丁文江，则按照"中体西用"的思路，把传统的精英政治观演绎为专制体制下的"专家治国"（或曰"技术官僚治国"），给专制政治罩上了一层"现代"的外衣。丁文江在1934年12月发表的《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一文中曾经流露出如下的观点：专制政治的好处是，它对于"现代"国家的本质具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因而它能相应地渴望最充分地利用有文化的杰出人才非常熟练的专门知识。它不仅能避免会削弱国民政府活力的分裂性派别活动，而且它的领导力量，还可以通过把民族利益置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利用中国当前的困难，作为把所有能参加到这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团结在其周围的聚集点。xv而且他认为"假如做首领的能够把一国内少数的聪明才德之士团结起来，做统治设计的工作，政体是不成问题的。"xvi
笔者认为，传统专制政治和现代民主政治都包含精英政治的因素。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模式下的精英政治实践与传统专制集权政治模式下的精英政治实践的区别，在于政治精英的产生方式和精英政治的运作方式。在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中，民意是代议制的基础，代议制在民众授权的基础上运作。具体地说，代议制下的精英政治具有以下特征：一、政治精英必须具备必要的文化素养和关于政治的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行政工作能力；二、政治精英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而不能自封代表民众利益；三、政治精英在竞选中获胜以后，必须实现他对选民的承诺以继续获得选民的支持；四、在制度上保障民众有权罢免和替换不称职和的政客。
代议制的实行，使得广大普通民众不必人人具备政治家的素质和才干，不必人人变成卓越的政治思想家和民权运动专家，正如在现代社会中，不必人人成为会计师和律师那样的专门人才的道理一样。胡适说"并不须人人'躬亲政治'，也不必人人都能够行使'创制、复决、罢免'各种政权"，就是这个意思。xvii在代议制政治实践中，选民只要确认某一特定的候选人能够代表他（选民）的利益行事，至于到底他（人）采用哪些具体办法，如何实现既定目标，一概不必过问。这种全方位的政治委托，颇有一点"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味道。当然，选民对人的罢免权不在其中。这是悬在政治精英颈项上的一把尚方宝剑，是普通民众对政治精英的行为举止实施有效控制的一种途径和制衡因素。
直接民主与精英政治的这种有机结合，是现代民主政治优异于其他政治模式的关键所在，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现代民主政治务实、易行的特点。实现理性的民主政治并不需要普通民众都具备特殊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只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胡适关于"幼稚园政治"的说法，才能与民主体制下的精英政治观念并行不悖。
然而可悲的是，在30年代，能够理解并接受这种认识的人实在太少。因此，当执政者提出民主政治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政治必须奉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原则的荒谬论调后，竟然在广大国人中--甚至在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应者影从。"新专制主义"终于演化为一场全民族的大合唱。
更可悲的是，时至今日，"国情论"的鼓噪依然此伏彼起，"新专制主义"的论调依然不绝于耳，隐约可闻。由此可见，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政治现代化事业真是任重而道远啊！
注释：
i 许纪霖：《无穷的困惑》，第13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
ii 陈先初：《评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
iii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4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iv 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2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v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73页
vi 同上，第76页
vii 胡适：《再谈谈》，见刘军宁主编之《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第172--175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viii ：《民彝与政治》，见《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第46页
ix 胡适：《民权的保障》，见《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第113页
x 恽代英：《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27页
xi 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见《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第179页
xii 同上
xiii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257页
xiv 胡适：《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见《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第225--230页
xv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2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