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5 05:04:06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笔者对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变化和存贷差额数据进行统计并观察，发现有以下两个变化：从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持续7年出现存差，而且存贷差额呈递增趋势，从1996年的743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亿元。这两种变化完全符合麦金农和肖M-S模型中的信贷配给特征，说明在我国信贷配给现象确实存在。但笔者认为我国信贷配给的形成原因有两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贷配给的成因，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动员金融资源向有特权阶层的企业配给资金的麦金农和肖式的“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很显然，第一层信贷配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行为。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构成上看出，笔者首先把全国的企业类型分为两大类：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然后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中的信贷又细分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信贷额，这样计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间的数据，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贷款总额增长了将近2倍，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从中获得贷款额比例很不均衡，虽然非国有经济获得贷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国有经济从国内贷款中还获得了56.26%的份额，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国有经济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通过银行转贷给对国企的预算内资金。
我国信贷配给第一个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金融体制依附并服务于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要优先考虑对国有经济的扶持与发展，在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出现困难时，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也就不足为奇了。（2）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不光担负经济任务还有许多社会功能：国企必须对地方经济增长，雇员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问题负责，同时履行许多“政治任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要企业甩掉这些“包袱”，轻装上阵，其中包括：下岗分流冗员，医疗、住房等福利费用的削减等等。那么这部分改革成本在国家出于安定团结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现代化企业的建立要求他们随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但在国企效益好转有盈余资金支付这些开支前，政府作为他们的所有者，肯定要从资金上加以支持。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财政无力负担或“赤字”财政亦无成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转而求助于金融体系，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信贷扶持。
我国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场主体型”信贷配给，它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这一点可从我国近年来金融机构存差日益扩大，银行“惜贷”看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授信对象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加强。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增强主要表现在：对非国有经济信贷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第二个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大幅削减人员，精简机构，消化不良债权，为早日上市融资创造条件。这样，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场行为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们需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决定贷款时必须考虑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民营经济的评估不仅缺乏，而且信息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三、结论及建议
1．中国国内的金融体制仍然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体制，正如麦金农等描述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那样，这种体制一开始产生就表明它是为了高度集中金融资源，保证政府有效地动员全国金融资源来支持“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而实行的一种“计划分配式”信贷配给制度。直到目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国内金融体系替国有企业融资的格局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这样的金融制度安排如何能够保证国有企业高效益，且实际上能够体现出“集中资源干大事”的效率——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整个国家都是有益的，但实际情况不令人乐观。
2．目前在我国尽管仍然存在存、贷利率的国家严格管理，但商业银行改革继续推进的结果是：信贷主体开始追求自己效益的最大化。一部分代表现代部门的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其技术和效益处于领先地位，它们在间接融资过程会得到银行优先考虑；而那些缺乏市场和技术，更缺乏企业家和效率的国有企业，除了政府的强迫干预外，它们从金融机构融资的比例将日益减少。
参考文献：
1．杨咸月，何光辉．金融自由化、金融抑制与信贷配给．上海经济研究，2000，（1）．
2．Joseph．E．StiglitzandAndrewWeiss，（1981），CreditRationinginMarketswithImperfectInforma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June，393-410．
【关键词】 家庭特征； 金融机构； 信贷配给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07-0053-04
一、引言
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导致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是一个普遍现象（Jaffee & Russlle，1976；Stiglitz & Weiss，1981；Williamson，1988）。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金融信贷配给研究主要围绕信贷配给对农村经济和农村信贷市场的影响来展开。其中，研究信贷配给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主要从对经济发展的意义、造成的经济影响等方面（林毅夫，2000；徐忠、程恩江，2004；钟笑寒、汤荔，2005；张龙耀、江春，2011）。研究影响农村信贷市场主要从微观角度展开实证研究（朱喜、李子奈，2006；褚保金等，2009；李庆海等，2012）。
这些研究无疑非常重要，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农村金融市场，特别是正视信贷市场的现状，并为破解当前农村金融困境和寻求合适的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路。但是这些研究没有很好地探讨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与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行为的关联性。事实上，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是正式金融机构作出信贷供给行为非常重要的参考信息，金融机构在贷款发放前，都要依据申贷农户的家庭特征及以往的信贷记录对申贷农户的信用进行审查，如果信用审查结果不好，金融机构自然会对农户进行信贷配给并据此确定信贷配给的程度。基于此，本文将尝试弥补这方面的空白。
二、理论模型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数据来源于2011年初笔者在山东泰安农村地区收集，采用了三阶段分层抽样策略。第一阶段，按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采取分类抽样的方法，随机选择了山东泰安的两个乡镇，分别是满庄镇和伏山镇；第二阶段，在每个所选的乡镇中再随机抽取两个村，共计四个村，分别是满庄镇的曹家寨村和新庄村，伏山镇的马家庙村和朱家庄村；第三阶段，在每个被抽取村庄中随机选择50～70户农户发放问卷或入户调查，共问卷220户。数据库中，收集了这些农户2006—2010年间的金融信贷活动、家庭基本情况等方面的经济社会数据。这些农户中，未参与金融信贷调查、未在2006—2010年间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农户有30户，在此期间向金融机构申请信贷的190户农户中有19户提供的信息不全，因此，本文分析中将这些农户剔除掉。最终本文采用的样本农户为171户。其中，102户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59.6%，这同我国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即中国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程度至少在50%以上的情况相吻合（田俊丽，2006）。在遭受信贷配给的农户中，84户遭受完全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49.1%；18户遭受部分信贷配给，占总样本的10.5%，这表明农户遭受的信贷配给主要是完全信贷配给，这一点也同国内许多学者（例如李庆海等，2012）的调查相类似；其余69户的信贷申请均获得满足，不存在信贷配给。
（二）变量选择
本文所用的被解释变量是：信贷配给的程度是多少？这一变量是连续变量（Continuous Variable），用Level表示。解释变量反映农户的家庭特征，主要有：（1）农户自有的土地规模（Land）。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承包的土地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衡量信贷农户的期望收益。（2）农户信贷前的家庭全部资产的市场价值（Asset），包括房屋，土地，银行存款，农机具，农产品等。家庭资产值越大，其可被用作抵押、担保的资产就越多，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可能性越小。（3）户主的受教育水平（Education），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信贷申请农户家庭的综合能力。（4）户主的性别（Gender）也是非常重要的变量，国外学者Fletschner & Kenney（2011）的调查研究发现，女性借款者信用往往好于男性借款者，因此，户主为男性的家庭可能较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更容易遭受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5）户主的年龄（Age），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农户家庭的家庭结构，农户的家庭结构越年轻，其农业生产能力和效率相对要好些，从而较少遭受信贷配给。（6）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总数（Labor1）。显然我国目前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一个家庭劳动力越充裕，农业生产的期望收益才会越高。（7）农户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总数（labor2），外出务工劳动力越多意味着农户家庭收入来源越多，抗击风险能力就越强，有助于信贷的偿还。（8）农户家庭无劳动能力成员总数（Nonlabor）。相对于劳动能力，无劳动能力通常意味着无法创造财富。因此，家庭成员中无劳动能力成员人数越多，就意味着家庭消费支出越大，这样的家庭遭受信贷配给的可能性也越大。（9）户主是否具有非农专业劳动技能（Skill）。作为一家之主，在我国农村地区户主通常意味着家庭经济的顶梁柱，因此户主具有非农的专业劳动技能意味着这样的家庭获取财富途径和手段多元化，这样的家庭也可能较少遭受信贷配给。表1给出了所有变量的定义、说明及统计特征。
（三）实证结果分析
农户家庭特征对信贷配给程度影响的估计结果见表2。实证分析表明信贷申请农户家庭自有土地面积（land）对金融机构信贷配给度有极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农户家庭自有土地面积越大，遭受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程度的概率越小；农户家庭自有土地面积越小，遭受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程度的概率越大，这与褚保金等（2009）和李庆海等（2012）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们的经验分析表明农户的耕地面积对其受到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的概率有统计上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这一发现也说明金融机构对信贷资金的供给更倾向于种植大户。另外，户主的年龄（age）对金融机构对其的信贷配给程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户主年龄越大，越容易遭受信贷配给；户主的年龄越小，越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这与褚保金等（2009）和朱喜等（2009）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们发现农户户主的年龄对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决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其他家庭特征变量如户主的教育水平、年龄、是否具有非农专业劳动技能，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非农劳动力人数和无劳动能力人数等对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程度的影响不显著，这反映出调查地区的正规金融机构对上述变量不敏感，可能的原因是正规金融机构并没有把向农户提供贷款真正作为自己的经营方向，而且其在信息收集成本方面也较高，因此没有动力去了解或评估样本农户的信用状况。
农户的家庭资产市场价值大小也没有显示出显著性，这虽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显著反映了家庭资产价值越高的农户很少遭受信贷配给不同，但却暗示调查地区样本农户的家庭资产价值主要由其拥有的土地和建于宅基地上的住房市价构成的事实。由于中国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正式金融机构无权在农户违约时没收其土地和宅基地（含住房），因此，土地的抵押功能基本无法实现，因而无法提高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意愿。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山东泰安地区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家庭特征对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程度的影响。本文发现，样本农户中有59.6%受到了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户主的年龄和农户家庭自有的土地面积对金融机构信贷配给程度分别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其中，农户家庭自有土地面积有着极显著的影响（1%水平显著）。因此，在农村地区，能够减低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最重要因素便是农户自有的土地面积，这一代表农户未来收益率的数值越大，越能降低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概率。
本文的结论也为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未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深化离不开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我国当前法律明确禁止农业用地和宅基地进行抵押或者转让，这导致农户在信贷申请中能够提供给金融机构的抵押物相当有限，以至于相当部分涉农贷款只能开展小额信贷业务，虽然此类金融产品符合我国农村基层的信贷生态环境，但从建立现代金融业的理念看其成本收益比不佳，而且无法满足种养大户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对资金的有效需求。因此，如果允许农户将土地作为抵押品进行融资，那么金融机构会更主动地开展涉农贷款业务，因为相对于其他抵押品而言，土地无论是在价值稳定性还是市场接受程度上都较高，能极大地降低银行的信贷管理风险，进而可以发展出具备可持续性的农村金融商业模式。总之，鉴于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上信贷配给现象依然严重，除了继续加大农村金融体制自身改革以外，农村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也需要同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 Dwight M. Jaffee，Thomas Russell. Imperfect Information，Uncertainty，and Credit Rationing[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6，90（4）：651-666.
[2] Josephe E. Stiglitz，Andrew We-
iss.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71（3）： 393-410.
[3] Oliver E. Williamson. 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Finance，1988，43（3）：567-591.
[4] 林毅夫.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 徐忠，程恩江. 利率政策、农村金融机构行为与农村信贷短缺[J]. 金融研究，2004（12）：34-44.
[6] 钟笑寒，汤荔. 农村金融机构收缩的经济影响：对中国的实证研究[J]. 经济评论，2005（1）：109-115.
[7] 张龙耀，江春.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中非价格信贷配给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2011（7）：98-113.
[8] 朱喜，李子奈. 我国农村正式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一个联立离散选择模型的实证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3）： 37-49.
[9] 褚保金，卢亚娟，张龙耀. 信贷配给下农户借贷的福利效果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9（6）：51-61.
[10] 朱喜，马晓青，史清华. 信誉、财富与农村信贷配给：欠发达地区不同农村金融机构的供给行为研究[J]. 财经研究，2009，35（8）： 4-14.
[11] 李庆海，李锐，汪三贵. 农户信贷配给及其福利损失：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8）： 35-48.
关键词：信贷配给；金融抑制；金融约束；信贷配给双重性
一、信贷配给及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理论研究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笔者对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变化和存贷差额数据进行统计并观察，发现有以下两个变化：从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持续7年出现存差，而且存贷差额呈递增趋势，从1996年的743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亿元。这两种变化完全符合麦金农和肖M-S模型中的信贷配给特征，说明在我国信贷配给现象确实存在。但笔者认为我国信贷配给的形成原因有两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贷配给的成因，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动员金融资源向有特权阶层的企业配给资金的麦金农和肖式的“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很显然，第一层信贷配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行为。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构成上看出，笔者首先把全国的企业类型分为两大类：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然后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中的信贷又细分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信贷额，这样计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间的数据，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贷款总额增长了将近2倍，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从中获得贷款额比例很不均衡，虽然非国有经济获得贷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国有经济从国内贷款中还获得了56.26%的份额，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国有经济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通过银行转贷给对国企的预算内资金。
我国信贷配给第一个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金融体制依附并服务于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要优先考虑对国有经济的扶持与发展，在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出现困难时，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也就不足为奇了。（2）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不光担负经济任务还有许多社会功能：国企必须对地方经济增长，雇员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问题负责，同时履行许多“政治任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要企业甩掉这些“包袱”，轻装上阵，其中包括：下岗分流冗员，医疗、住房等福利费用的削减等等。那么这部分改革成本在国家出于安定团结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现代化企业的建立要求他们随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但在国企效益好转有盈余资金支付这些开支前，政府作为他们的所有者，肯定要从资金上加以支持。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财政无力负担或“赤字”财政亦无成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转而求助于金融体系，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信贷扶持。
我国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场主体型”信贷配给，它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这一点可从我国近年来金融机构存差日益扩大，银行“惜贷”看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授信对象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加强。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增强主要表现在：对非国有经济信贷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第二个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大幅削减人员，精简机构，消化不良债权，为早日上市融资创造条件。这样，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场行为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们需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决定贷款时必须考虑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民营经济的评估不仅缺乏，而且信息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三、结论及建议
1．中国国内的金融体制仍然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体制，正如麦金农等描述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那样，这种体制一开始产生就表明它是为了高度集中金融资源，保证政府有效地动员全国金融资源来支持“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而实行的一种“计划分配式”信贷配给制度。直到目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国内金融体系替国有企业融资的格局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这样的金融制度安排如何能够保证国有企业高效益，且实际上能够体现出“集中资源干大事”的效率——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整个国家都是有益的，但实际情况不令人乐观。
2．目前在我国尽管仍然存在存、贷利率的国家严格管理，但商业银行改革继续推进的结果是：信贷主体开始追求自己效益的最大化。一部分代表现代部门的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其技术和效益处于领先地位，它们在间接融资过程会得到银行优先考虑；而那些缺乏市场和技术，更缺乏企业家和效率的国有企业，除了政府的强迫干预外，它们从金融机构融资的比例将日益减少。
参考文献：
[关键词]信贷配给；市场失灵；适度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9-0060-03
作为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早在18世纪斯密等西方学者就开始关注信贷配给，此后的新凯恩斯主义者更是借助这一现象提出了比较完善的信贷配给理论，为凯恩斯主义的市场非出清观点提供了新的论证。我国学者也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关系型信贷观点。本文将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分析信贷配给产生的原因以及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影响，进而为新一轮经济改革进程中政府在破解信贷配给难题时如何进行适度的干预，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1信贷配给现象产生的原因
1.1信息不对称
该理论以斯蒂格利茨和维斯1981年提出的S-W模型为基础，后经威廉姆森等学者的不断补充，是目前为止解释信贷配给问题最为完善的学说。其主要观点包括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率的双重效应。
1.1.1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
一般的商品交易中消费者直接获得商品的所有权，而信贷交易是以签订合同契约的方式确定的，由借款人在一定期限内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使用银行提供的资金，作为对贷方的补偿，借款人需支付利息，合同到期后还需归还本金。尽管银行在放贷前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对潜在借款人的资产状况、信誉，以及贷款用途进行调查，但是借款人总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因为借款人在申请贷款时，已经清楚贷款用途以及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收益，而银行面临众多借款人时无法确定哪些借款人会违约，而且在借款人收到贷款后不能有效去控制贷款的使用情况。
1.1.2利率的双重效应与信贷配给的产生
（1）逆向选择效应
在信贷交易发生前，由于银行无法充分识别借款人的信息，为了弥补风险当银行提高利率时，低风险的借款人往往会放弃借款；最后资金提供给了高风险的借款人。于是发生了与“劣币驱除良币”类似的现象，这便是利率的逆向选择效应。
（2）激励效应
因为存在高昂的监督成本，银行无法完全掌控借款人的资金流向。因此在利率上升后，一些低风险的借款人往往会改变自己的投资行为，转而去追逐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一旦成功，借款人不仅可以弥补利率上升带来的损失还可以获得高额的收益；而失败时却可以把一部分投资风险转移出去。这种激励效应也可以称为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
由于利率的变化会带来以上两种效应，贷款利率的上升反而会降低银行的预期收益。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银行通常会选择低于市场出清时的利率，即便借款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银行也不增加信贷，因而产生了信贷配给现象。
1.2关系型信贷配给
考虑到特殊国情，长期以来，我国的商业银行在放贷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往往是银企之间的关系亲疏，而不是利润最大化原则。银行更倾向于将贷款贷给熟悉的或者有特殊关系的客户，从而形成了特有的信贷关系网。比如每年我国商业的贷款大部分都流向了国有企业、中央企业，而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则面临严峻的融资难问题。
1.3其他解释
1.3.1制度和法律因素
一些学者尝试将信用信息共享制度、法律因素等引入到信贷市场的分析中，并运用博弈论方法来探讨合约执行和信贷配给之间的关系。例如夏普曾在1991年从委托―人的角度来解释信贷配给。
1.3.2银行业市场结构
Peterson、Guzman等人认为一个国家的银行业集中度越高，该国信贷市场出现信贷配给现象的可能性越大。
1.3.3成本因素
银行业的监督成本和破产成本会导致信贷配给的产生。威廉姆森（2001）认为只要信息不对称，即使不考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监督成本也会导致产生信贷配给。Hung-Jen Wang（2000）认为只要破产有成本，就会存在信贷配给问题。
2信贷配给与市场失灵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新一轮的经济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将更加完善，通过上述分析可以预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的信贷市场上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均衡信贷配给和关系型信贷配给将会同时存在。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得以解决，将会对经济运行带来如下的影响，从而导致市场失灵。
2.1资金配置效率低下
在我国信贷市场上，由于双重信贷配给的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异常突出，致使资金配置的效率十分低下。比如近年来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向房地产行业，一旦房价走势低迷，银行将面临巨大的风险。一些行业出现的严重产能过剩问题也与信贷问题密切相关。而另一方面，信贷资金被集中分配给了大企业或者大项目，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的融资极为困难。一些地下钱庄、非法集资等现象层出不穷，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2.2货币政策效应受限
当资本市场出现信贷配给时，货币政策的效力不仅取决于传统的利率机制，还将深受信贷政策的影响。从西方信贷配给理论中可以看出利率本身可以通过筛选潜在的借款人和影响借款人的行为来影响贷款项目的风险程度。但是，利率的提高在增加银行利息收入的同时也将诱发逆向选择效应，促使企业投资于高风险项目，于是银行不得不采取信贷配给行为，从而导致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失效。同时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公开市场操作，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作用有限，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效力。
2.3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根据斯蒂格利茨的信贷配给乘数效应理论，一个非常小的冲击和信贷配给的相互作用，便可产生较大的经济波动。例如当宏观经济走向衰退阶段时，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化，企业破产概率提高，从而导致商业银行坏账增长，预期利润下降。因此商业银行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做出行为选择，后果便是产生严重的信贷配给，使得企业的信贷额度下降，进而引起投资减少，更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衰退。相反，宏观经济走向繁荣时，伴随着企业经济效益的好转，商业银行放贷规模增加，信贷配给减弱，进而引起投资增加。在乘数效应和加速原理的推动下，宏观经济将更加繁荣，甚至会引发经济过热。
学者穆争社（2005）认为我国信贷市场上存在的关系型信贷配给具有自发抑制宏观经济进一步衰退的作用，这一观点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得到了一定的验证。中国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政策成功阻止了经济下滑的压力，其中关系型信贷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虽然关系型信贷可以自发抑制经济进一步衰退，但是当宏观经济繁荣时，其自发抑制经济过热的作用有限，反而会和均衡信贷配给一起加剧经济的繁荣程度。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近年来房地产行业陷入了越调越热的怪圈。而且随着改革的继续推进，政府角色的转变，我国信贷市场的关系型信贷将逐步减少，信贷配给乘数效应在中国也将越来越凸显。
3政府进行适度干预的政策建议
3.1保持对利率的必要控制
根据金融深化理论，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政府应当放松对金融的管制，尤其是利率。只有当利率能充分反映资金的供求，投资者才会考虑筹资成本和收益，从而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但这一理论基于完全信息市场的假设，由于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利率市场化后银行预期收益最大化的利率往往不等于市场出清的利率，因此出现信贷配给现象。比如当商业银行根据借款人出价高低来配置资金时，将会使得大量的信贷资金用于高风险的项目，此时违约的风险加大，从而损害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此外利率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利率自由化，任何一个经济体对其利率都有不同程度的管制和干预。比如美联储时常通过贴现率来操纵市场利率的变化，以此来加强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因此我国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以及实现市场化以后，应始终保持对利率的必要控制，最大限度消除信贷配给带来的不利影响。
3.2加快构建基础信用信息共享机制
西方国家信贷配给产生的主要原因不是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而是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为了消除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以美国为例，经过近100年的发展，形成了以《公平信用报告法》为基础和16部专门法律所构成的信息管理法律体系。此外美国还拥有为银行、证券公司以及上市企业提供信用评级的穆迪和标准普尔等世界著名的评级机构，以及覆盖全美所有企业数据的邓白氏公司。
相反我国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才刚刚起步，基本还处在探索阶段。因此相关部门应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规，为信用信息的使用和共享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另外，通过财政补贴建立一个非营利性的专门政府机构来负责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的构建也十分必要。我国学者李应清（2009）、安瑞萍（2011）等曾提出政府应鼓励和培育市场化征信公司的发展，但是目前我国大量的信用信息集中在中央银行、工商局、税务局、统计局和法院等政府部门，此外我国一些行业还存在着大型的国企和央企，因此笔者认为市场化的征信公司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难保证信息的公正性和完整性，而由政府组建专门的征信机构则可以很好弥补这一缺陷。
3.3大力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
由于政策性金融机构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且对于政策信息等往往拥有垄断优势，因而能够有效利用信息客观公正地审查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以及投资项目的可行性，从而甄别优质企业。此外政策性金融机构一般实行贷后管理，有很强的信息溢出效应，商业性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其释放出来的信息去筛选客户，从而有利于降低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因此政策性金融作为政府介入金融市场的主要形式之一，可以通过提供政府信用担保、利率优惠、政策性资金等，弥补整个金融市场信用缺口，以减少信贷配给造成的市场失灵。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对现有的政策性金融体系进行完善，明确各自的定位，拓宽筹资渠道，从而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另一方面要加快组建新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中小企业融资为例，由于信贷配给的存在，各国的中小企业融资普遍存在劣势，但发达国家在自己的政策性金融体系中都有专门扶持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比如美国的中小企业管理局、法国的中小企业设备信贷银行、日本的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以及韩国的中小企业银行等。此外发达国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还涉及住宅、科技和环保等领域。反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仅有的三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显然已不能满足当前的发展需要，而在弥补信贷配给所导致的市场失灵面前更显得捉襟见肘。
参考文献：
[1]程卫红.评述信贷配给论[J].金融研究，2003（11）.
[2]张静琦，古文威，朱疆.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及启示[J].财经科学，2000（4）.
[3]穆争社.论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J].金融研究，2005（1）.
[4]尹志华.我国的信贷配给：现象、原因及影响[J].经济师，2007（11）.
[5]安瑞萍.美国征信业发展和管理经验对我国的启示[J].征信，2011（1）.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迅猛，与此同时，我国信贷市场的发展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政府以及相关机构非常重视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作用，出台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投资了大量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推动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积极影响作用，如今，如何更好的实现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积极影响作用已经成为我国信贷市场以及社会经济能够大力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就我国信贷配给的内涵以及非对称信息和信贷配给的形成作了简要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原理以及影响作用作了详细分析，相对加强我国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积极影响能够有所帮助。
关键词：
论信贷配给；宏观经济波动
信贷配给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它使得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动，商业银行贷款环境恶化，融资企业的信贷可得性发生变化，信贷配给是宏观经济波动的加速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体制的不断改变，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要求越来越严格，监管部门要平衡信贷市场的整体利益，所以，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作用更为重要。
一、信贷配给的内涵
商业银行给融资企业贷款时，不仅依靠利息的高低进行贷款，利息达到一定的标准就给融资企业贷款，而是还要根据融资企业具体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信贷风险的行为进行准确判断，确保信贷风险在一定范围内的情况下才将资金贷给融资企业。也就是说，信贷配给是指商业银行通过对贷款利息和融资企业的信贷风险的判断，不完全依据利息率机制，从而决定对融资企业的贷款金额，进而实现对融资企业的贷款，重要的一点内容是，商业银行对融资企业的贷款金额一般情况下少于企业要求所需的贷款金额。
二、非对称信息与信贷配给的形成
(一)融资企业的“逆向选择”行为商业银行在给融资企业借贷的过程中，融资企业对自己的内部实际情况非常了解，但是商业银行对融资企业的具体情况和实力以及真正质量就不了解了，这就造成商业银行信贷配给的非对称信息的形成，这种非对称信息主要分为事前的非对称信息和事后的非对称信息两种，事前的非对称信息是指融资企业借贷投资项目未来收益的具体相关信息，融资企业投资的未来收益情况取决于融资企业自身的具体情况、企业的自身实力、投资类型、投资风险程度等因素，而这些因素都是融资企业自己所掌握的，商业银行能真正了解到的具体情况非常之少。事后的非对称信息是指融资企业达到融资的目的之后，违反与商业银行的融资约定，擅自改变投资方向和项目，改变资金的用途，对投资的收益实际情况有所隐瞒，对偿付义务的相关信息熟视无睹，严重损害了商业银行的切身利益，这些情况都属于融资企业的“逆向选择”行为。其实，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融资企业的还款概率和预期收益做出让融资企业还款的具体方案，但是另一方面，融资企业的还款概率和预期收益商业银行都属于其机密信息，这些信息商业银行都无从获取，从而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最后导致，融资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还款概率低于平均水平，预期收益又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平均水平的不良现象，这种现象对商业银行的收益非常不公平，融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都占有优势，商业银行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就减少对融资企业的贷款，甚至不贷款和融资企业，造成了信贷市场宏观经济的衰退，从而又提升了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形成恶性循环。
(二)融资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融资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是在事后的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发生的，具体有三种表现。其一是商业银行给融资企业借贷之后，企业就拿资金去投资风险高、成功率小的投资项目，但是投资一旦成功，将获得巨大的收益，而投资一旦失败，从银行贷款的资金就很难还上，从而造成一定的“道德风险”行为。其二就是融资企业有足够的资金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但是在权衡还款与不还款的相对利益下，融资企业选择获取更大利益的不还款的行为，也造成一定的“道德风险”行为。还有就是融资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成功后，为了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采取消极的工作态度进行投资工作，从而严重造成了融资资金的损失，从而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融资企业由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合发展的鼠目寸光，导致商业银行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从而对信贷配给进行调整，采取少贷款或者干脆不贷款给融资企业的策略，从而导致市场经济萧条，信贷配给情况不容乐观，宏观经济衰退，而且商业银行给融资企业借贷的利息率一度提高，进一步导致融资企业“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
三、信贷配给作用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原理
宏观经济发生波动变动时会影响商业银行成本，而商业银行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会对信贷配给做出适当的调整，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
(一)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化所引起的宏观经济变动当宏观经济处于衰退期时，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就会随之上升，这样影响到银行本身本金的获得，因为商业银行的前期利润直接决定着其本金获得的情况，所以宏观经济的衰退会导致商业银行的本金获得。商业银行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就会对信贷配给做出适当的调整，但宏观经济衰退导致的借贷风险有时是银行自己无法承担的，严重时可能会导致银行破产，走向灭亡。而当宏观经济处于繁荣期时，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性就会相对降低，资本充裕，从而银行之间互相挤兑的情况也会相对减少。
(二)商业银行的贷款环境的变化宏观经济衰退时，促进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会降低，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商业银行与融资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大转折，一般情况下企业融资借贷是为了更多的投资，拓展企业业务，但是这种特殊时期，企业向银行借贷完全是为了生存，为了保全自己，这种情况下，企业几乎没有能力偿还贷款，导致信贷配给形成非常严重的不对称性，进而促使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程度大大提高，贷款申请人的实力下降，从第带来资本运行风险。
(三)借贷配给起着加速器的作用在宏观经济的波动中，借贷配给在一定程度上还起着加速器的作用。宏观经济一旦出现衰退的现象，对企业的投资造成严重的阻碍作用，企业的发展和投资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中，从而影响了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宏观经济衰退的进程。
四、浅析论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一)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动宏观经济衰退时，融资企业的实力和质量都有所下降，投资能力不容乐观，从而造成融资企业与商业银行的借贷违约情况发生率升高，导致银行借贷风险提高，预期利润得到的本金回收下降，所以，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就会降低，严重到一定情况时商业银行无法承担起贷款风险，资金无法流转，银行间的挤兑现象严重，甚至导致商业银行破产走向灭亡，从而影响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商业银行为保全自己的利益采取策略，相关的监管部门也会提高对商业银行资金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为了保全大局，避免金融秩序紊乱，损害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
(二)商业银行贷款环境恶化商业银行贷款环境恶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融资企业的贷款的“道德风险”行为增多。其二是融资企业和商业银行的非对称信息，由于商业银行对融资企业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多融资企业的贷款风险和预期收益信息都无法掌握，导致商业银行和融资企业在借贷配给上的非对称信息。其三是，贷款申请人的质量下降，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体制的变化，导致没有实力而喜欢高风险投资的人不断增加，从而使得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提高。这样当宏观经济衰退时，有实力的融资企业和没有实力的融资企业相比，受到的损失相对较小，其自有资本高于临界水平，从而成功的避免宏观经济衰退带来的风险而没有实力的融资企业借着非对称信息的空档增加对商业银行的贷款申请，造成恶性循环的现象。也就是说，宏观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有实力的融资企业会减少贷款申请，而没有实力的融资企业则增加贷款申请。所以，宏观经济衰退时，商业银行贷款风险升高，从而恶化商业银行的贷款环境。而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时，商业银行的贷款环境会相对优化，借贷风险降低，贷款金额就会相对提高。
(三)融资企业的信贷可得性发生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融资企业自身就是一个商业银行，需要融资时，融资企业可以给自己的消费者和供应商提供信贷。宏观经济衰退时，融资企业经营情况恶化，企业向消费者和供应商的信贷也会减少所以，企业要减少在各个方面的投资行为所以说，其实融资企业的可得性是一种扩散效应。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时，融资企业要减少自己的投资项目，缩小投资范围，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对企业正常运行进行恢复，并且减少了相关产品的供应，导致与之合作的企业的正常运行受到阻碍，从而造成累积效应和扩散效应，进一步恶化了宏观经济的衰退，从而导致融资企业信贷可得性降低。所以说，宏观经济与融资企业信贷可得性相互影响，通过扩散效应造成恶性循环的现象。
五、结束语
总之，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稳定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变化情况。我国宏观经济衰退时，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升高，预期利润下降，融资企业贷款环境恶化，而且商业银行为了保护自身利益，采取一定的措施调整信贷配给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发抑制宏观经济的衰退程度。我们一定要重视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给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认真分析信贷配给的特征以及其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原理，以掌握商业银行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机理。从而在宏观经济的变动波动过程中，有效利用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行为，发挥其最大的作用，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进一步促进我国信贷市场的有力发展，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论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J].商业经济,2014（24）
[2]论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J].中国商论,2015（07）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资源； 违约风险； 金融排斥；收入分层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5-0008-06
一、引言
我国的农民承担着自然、市场、政策等多重风险，贷款是农民抵御风险、缓解流动性约束和平滑消费波动的重要途径，也是农民增加农业投入的重要支撑力量。但是，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并不理想，金融资源错配、信贷分配失效、金融资源利用效率低、金融排斥严重等问题使金融资源支持“三农”的功效大打折扣。我国农村金融供给采用的基本方式是政府主导带补贴性质的指令性信贷方式。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村金融机构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导致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难以权衡。从需求角度分析，不同收入层农户的资本积累状况、风险承受能力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对金融资源的需求强弱不一，但农村金融机构通常将其统一定义为高风险、低收益群体，从而在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排斥农村，割裂了农村金融需求与供给之间的联系。
国内关于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研究多集中于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是否有效，配置效率对农业经济增长、农民收入提高的作用效果等方面，如钟笑寒（2005）、朱喜（2006）、杨栋（2007）等人的研究。鲜见有人对不同收入层农户的金融资源配置进行研究，而专门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引发的金融排斥的研究更是一项空白。当前金融机构面向农村市场时，无视不同收入层农户金融需求的差异，先验地统一定义农户“高风险、低收益”的信贷特征假设，可能恰恰是农村金融资源配置错位、利用低效的症结所在。基于此，本文拟从农村金融（本文研究中的农村金融仅指农村正规金融，并未涉及到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出发，分析在农村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不同收入层农户的违约风险和借贷收益，对不同收入层农户的金融需求和金融机构的供给优先进行配对，并根据配对结果来揭示不同收入层农户的金融排斥类型，进一步从提高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缓解农村金融排斥的角度提供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随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学术界纷纷围绕农村金融相关的问题展开研究。特别自农村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以来，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更加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我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低效也已成为各界共识。相关的研究表明，一个功能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在提高农村资源配置效率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但是，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缺乏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国家的财政、金融部门对农村资源的配置效率是低下的。OECD（2001）通过对我国农村经济体系进行研究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他们认为我国农村金融的主要问题是农村信用和风险管理市场不完善，地方政府的趋利行为、寻租行为造成财政、金融资源低效配置和大量转移。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资金配置功能，我国缺乏合适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已经成为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国，政府常常被赋予扶持农业信贷的重任，指令性的农村信贷模式导致他们为农民所提供的越来越低息的信贷对于刺激农业发展的效果微乎其微。在缺乏稳定的农业资本形成机制的大环境下，支农资金的增加不仅无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还起到了抑制作用。农业对政策信贷依赖性强，金融机构的农村贷款投入在长期与农民收入、农村投资之间不存在均衡关系，在短期也未能有效地促进农村投资的增加和农民收入的增长，从而致使农村经济发展存在资金投入不足和资金配置效率低的双重瓶颈。另外，地方政府“政绩至上”所引发的投资冲动和不规范行为往往使大量的农业信贷资金和财政支农资金从农业流向其他行业或者被挥霍浪费掉，造成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资金短缺的状况一直难以得到有效缓解。特别是在农信社的改革中，当地方政府介入后，农信社的信贷资金供给出现明显的“错配”现象，“错配”的程度也随着地方保护主义的强化而加重。在农业信贷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中，二者之间的弱相关性、单向传导性及农业弱质性与信贷资金逐利性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农业对信贷资金缺乏吸引力，阻碍了信贷资金流向农业。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不仅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加剧了农村受到金融排斥的程度。农村金融机构为了缓解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压力，大幅度地撤并其基层分支机构，导致了农村金融的空白。由于这一空白未能被其他农村金融机构填补，“撤并事件”对农村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农村金融机构“脱农变异”、信贷配给不足现象普遍。据银监会的统计显示，截止到2007年末，获得贷款支持的农户数占到全国农户总数的32.8%。但在真正有贷款需求的农户中，仍有近40%农户的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大量农户被农村金融机构排斥在外。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涉及我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各个方面，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为本文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经验和方法上的借鉴。但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对农村资源配置的影响上，研究视角和切入点也大多集中于农村金融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针对农村金融资源的直接配置对象农户的影响分析较少，对不同收入层农户金融资源配置分析也仅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出现过。因此，在现行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对不同收入层的农户制度安排是否适当？哪一个收入层最容易在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受到排斥？回答清楚上述两个问题，可能对重新设计农村金融的供给方式、提高农村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更有意义。所以，本文研究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从不同收入层农户的信贷资金需求特征这一视角出发，探讨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对农户金融需求的影响及其受到金融排斥的状况。
三、不同收入层农户借贷违约风险结构模型
（一）Black-Scholes-Merton违约风险结构模型
1973年美国金融学家布莱克和斯科尔斯（Black和Scholes）首次提出了后来被称为B-S模型的期权定价公式。1974年默顿（Merton）提出了将期权定价理论应用于公司价值评估的方法，并利用期权理论进行了定价分析，形成了Black-Scholes-Merton股票期权定价模型的基础。在该模型中，对违约风险的测度表述为：如果只存在单一的账面价值为D、到期日为T的债券，假设在T时刻，当AT≤D时发生违约。其中，AT为公司总资产价值的买方期权。该模型认为，公司资产的市场价值符合对数正态分布。资产A的总价值大约等于股票市场价值和债务账面价值之和。在时间t向T运动的过程，从资产价值在到期日T的概率分布中就可以得出违约概率（见图1）。
（二）不同收入层农户借贷违约风险结构模型
金融机构信贷决策是一项复杂的金融工程，金雪军等（2008）通过研究违约风险与贷款定价的内在关联、贷款定价中违约风险的理论、违约风险与贷款定价的实证分析等问题发现：违约风险通过降低信贷市场效率和信贷合同价值影响金融机构贷款定价决策。因此研究不同收入层农户的违约风险，对分析农村金融机构信贷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构建不同收入层农户借贷违约风险结构模型基于两个基本假设：
假设1：农户资产总值符合对数正态分布。
对数正态分布的机理是当某个随机变量受到许多独立的随机变量“均匀”影响时，该变量是服从对数正态分布的。相关研究证明反映系统规模大小的社会经济指标可以用对数正态分布来描述。其中，社会经济指标是反映社会经济系统状态的特征量，其绝对量可以从总量上反映系统规模大小，如人员总数、产值、资产总值等。农户资产总值可以作为描述农村社会经济指标的绝对量。依据上述推理，可以认为农户资产总值符合对数正态分布。
假设2：农户是厌恶风险的。
2. 放宽假设条件，仅假设[μ1=μ2]，由于[A1=A2]，相同额度的生产投资，较低收入层的农户需要借入更多的资金满足生产，即[D1
四、不同收入层农户金融需求与供给配对及金融排斥类型划分
相对经济效益而言，“三农”事业的社会效益更为明显，但是金融机构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追逐经济效益也无可厚非，利益驱使农村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资源服务的过程中，明显排斥低收益的农村地区。即使服务农村地区，金融资源也倾向于流入高收益低风险客户群、排斥低收益高风险客户群，重视商业化最优、忽视社会化最优。在初始资本、风险收益、信贷成本三大因素影响下，农村金融资源需求主体对金融资源需求差异化特征明显。所以同质化的金融资源供给和差异化的金融资源需求无法达到合理匹配，需求与供给的严重错位，使本来就遭受金融排斥之苦的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排斥程度愈发严重。
（一）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供给方面
（二）农村金融资源配置：需求方面
假设农户的借贷违约概率为[ρ（X，m）]，其中[ρ（X，m）∈[0，1]]是[X]和[m]的函数，则农户借贷者取得预期最大收益的概率为[1-ρ（X，m）]，需要支付的利息成本为[i]，交易成本和其他隐性成本为[z]，收益为[R]。为了分析简便，假设农户借款数额为1。
农户不同收入层的借贷需求决策为：
（三）小结
从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在农村金融交易市场上，最容易达成的交易组合为（[E1，R1]）。此时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高收入层均达到了效用最大化，这也解释了在农村金融信贷配给中，富裕农户更容易获得贷款的现象。在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中，高收入层相对其他收入层显然更不容易受到农村金融机构的排斥。
2. 最难达成的交易组合为（[E3，R3]）。由于最低收入层农户违约风险最高，农村金融机构对其提供借贷也更为谨慎，申请条件也较为苛刻。比如提供抵押物，低收入层一般都无法提供有效的抵押物作担保。对于低收入层，他们获得信贷的目的可能更倾向于平滑消费，而当前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服务于农户的生产投资资金需求。从供给角度看，低收入层的金融资源供给明显不足，受到了严重的信贷资源约束。农户中的低收入层出于对借贷收益性和风险规避性的考虑，即使投资机会有利可图，也不愿意向农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信贷资金的有效需求不足。这就在供给和需求之间形成了一个“真空地带”。巴德汉和尤迪曾经提出，农村居民越是贫困，利用信贷平滑其波动收入流的动机就越强。但是，由于“真空地带”中缺乏金融资源运动，这种平滑作用可能会无法实现，这也就大大降低了农户中低收入层的借贷动力。在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中，低收入层存在双向金融排斥，一方面是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机制排斥，另一方面是低收入层的自我排斥，自动放弃获得金融资源的机会。
3. 介于中间的交易组合为（[E2，R2]），主要体现了中收入层农户在农村金融交易市场中的地位。这一收入层有借贷的动机，但是受到了违约风险和借贷收益的限制。农村金融机构在其有限的金融资源配给中优先考虑的是高收入层。因此，中收入层的借贷需求很难得到满足。现实的情况是，在农村金融交易市场上，高收入层有借贷需求并能够得到金融供给；低收入层没有借贷需求或借贷需求不足，并且也得不到金融供给；中收入层是有借贷需求，但是难以获得金融供给，成为当前农村金融供给排斥的主要对象。朱喜、李子奈（2007）的研究显示，从借款的收入分布来看，可用资金的分配明显偏向于富有的农户。收入最低的15%的农户得到的借款只占到总量的6.0%，而收入最高的30%的农户得到总借款的48.3%，借款向富有农户集中的趋势十分明显。借款对最贫困和最富有的农户的收入作用不明显，但是显著促进了中低收入农户产出的增加，其产出弹性约为0.08。以上表明，目前我国农村金融资源的这种配置方式，导致了最有活力的中收入层难以得到信贷支持，受到严重的金融供给排斥，这明显降低了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置机制导致农户中占多数比例的中低收入层无法获得资金支持，迫使其在需要资金支持时更多地转向非正规金融。根据马晓青（2010）对5省1412个农户样本融资偏好的调查，发现80%以上的样本农户在具有资金需求时首先选择求助于非正式渠道，只有不到20%的农户会优先考虑向正式机构融资。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基于农户收入分层的视角，本文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与农村金融排斥特征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得出如下结论：（1）不同收入层的农户信贷违约风险存在差异：高收入层农户的违约风险最低，低收入层农户的违约距离最短、违约速度最快、违约风险也最高。（2）在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中，低收入层农户并不是受到金融排斥最严重的阶层。从金融供给方面看，低收入层农户受到的金融排斥最严重，但从金融需求方面看，由于低收入层农户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匮乏、风险承受力低、维持生活的意愿高于扩大生产的意愿，因此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较低。低收入层农户实质上不是受到了金融供给排斥，更多是源自于有效需求不足的金融需求自我排斥。（3）从风险收益性来看，中收入层农户是农村金融市场上最具活力的一个阶层，也是受到金融供给排斥最严重的一个阶层。一方面他们信贷需求旺盛、信贷边际效用显著，另一方面由于风险高于高收入层而使他们受到严重的金融供给排斥。与高收入层相比，中收入层农户主要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取得收入，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大，他们只有很少的个人财产，几乎无法提供正式的贷款抵押物。因此，信贷资源倾向于流向高收入层，中收入层信贷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这种农村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的错位，明显降低了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取决于农村金融资源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相互作用，农村金融排斥无论是信贷约束还是自我约束都离不开对金融资源需求主体的特征差异分析。在没有明确不同收入层农户金融资源需求特征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增加农村信贷投入的数量，而不考虑信贷分配效率，不仅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对准确定位农村金融排斥主体、缓解金融排斥程度也是低效的。因此，建立多元化格局的农村金融体制、改变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基本模式、适应农户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对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缓解金融排斥可能更为有效。
具体而言，对于高收入层农户，他们有一定的资本积累，能够满足信贷抵押要求，借贷资金多用于生产性投资，经营风险相对较小，更适用于现有商业性的农村金融模式。但是相对服务城市而言，服务农村的金融机构的比较收益仍然是较低的，这就需要政府按照农村金融服务“三农”的业绩提供一定扶助和补贴，调动商业银行服务“三农”的积极性。
对于中收入层农户，他们资本积累不足，几乎无法提供正式的信贷抵押物但又具有一定的偿债能力，其借贷资金既要用来维持生产又需要平滑消费，不确定性较大，但是信贷的使用效率却最高。目前，我国农村地区设立的中小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的经营特点对这一阶层更为有利。但是，为了降低借贷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避免逆向选择问题，中小金融机构常发生“偏农脱农”行为。因此，需要通过给予政策性优惠，建立金融保险配套机制，降低中小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增强其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对于低收入层农户，他们的资金需求主要是用来维持生存性消费。对这一阶层，任何具有商业属性的金融模式都不适应，他们一方面表现为信贷需求弹性为零，不接触任何信贷资源，仅维持现有生存状态，变动意愿不强，另一方面表现为信贷需求弹性为无限大。为了平滑突发性消费，他们可以接受高成本的信贷资金，并且多数情况以违约而告终。对于以营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而言，这一阶层绝对不会是他们首选的目标客户群，扶贫式的资金支持模式可能更为有效。但是也要防止产生过度依赖行为，扶贫资金支持模式要从“输血模式”转化为“造血模式”。综合看来，只要理顺了农村金融资源配置过程，明确农村金融排斥的主要群体和排斥类型，也就确定了不同收入层农户受到金融排斥的程度和类型，从而可以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制、探索一对一的资源配置模式来有效缓解供需错位所导致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的现实压力。
参考文献：
[1]陈雨露，马勇.地方政府的介入与农信社信贷资源错配[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4）.
[2]林毅夫.金融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J].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讨论稿，2003，No.C2003026.
[3]张杰.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吴恒煜，张仁寿.结构化模型中违约概率的比较静态分析及实证[J].系统工程，2005，（5）.
摘要：关于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及作用在理论界早已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并为各国政府所重视。目前，虽然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已经普遍建立起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仍然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本文根据转型时期我国银行和企业的基本特征，建立了一个包括家庭-企业-银行的三部门两期模型，从我国国有银行的体制积弊出发，运用路径依赖的理论，对不良贷款在造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时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讨论了单纯的贸易部门开放和贸易金融部门的同时开放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不同效果，以期对将来的改革有所启示。
关键词：不良贷款中小企业路径依赖对外开放
一、导言及相关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个堪称世界性的难题却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另一方面，在信贷市场上金融机构基于普遍的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对中小企业融资呈现“惜贷”行为，表现为在中国的银行体系内部形成逐年递增的巨额存差。此外，由于历史和银行自身的经营行为问题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中还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而由于害怕产生新的不良贷款而出现的银行“惜贷”与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的结合就构成了当前改革的一个两难困境。随着中国加入WTO和银行业全面开放的日益临近，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压力将进一步的增大，如何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加速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而解决银行体系中存在的巨额不良贷款则是另外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既有的相关文献中将中小企业与民营经济一般都未做出严格的区分，本文同样将二者等同。实际上基于金融制度的内生性，探讨中小企业融资的逻辑起点理应是企业的融资需求。目前国内的研究大多关注中小企业的资金供给，而对其实际需求有所忽视，而对融资需求的研究大都以Myers(1984)的融资次序理论为逻辑起点，而张捷等（2002）认为这一理论无法解释企业成长过程资本结构的动态变化规律，而Berger和Udell(2002)的金融成长周期理论可部分弥补这一缺陷，此外在他们那份实证研究中还发现我国的中小企业同美国相比对债务融资的依赖性更强。尽管有人强调资本市场欠发达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周兆生，2003），但考虑到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的现实，这种解释显然还不能令人完全满意（杨思群，2000）。林毅夫等（2001）曾以资源禀赋为出发点，指出我国经济的特征是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所以通过资本市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方案对多数中小企业是没有太大帮助的。
考虑到中小企业的外源融资主要来自金融中介的事实，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就转变为金融中介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问题，而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了分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标准范式（张捷，2002,2003）。如李扬、杨思群（2001）认为地方性中小银行由于在了解中小企业信息方面的优势可以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林毅夫等（2001）运用“长期互动理论”和“共同监督理论”对这种信息优势做了更好的阐释。李志赟（2002）基于中小金融机构在中小企业融资具有比较优势的论断，在银行业垄断模型中加入中小金融机构后的分析发现其可导致中小企业可获信贷和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
信贷配给是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境的又一重要问题（StiglitzandWeiss,1981）。王霄等（2003）基于对传统信贷配给理论模型的考察，将抵押品和企业规模纳入到信贷配给的内生决策变量中发现在信贷配给中规模歧视的存在，同时发现放松中小银行市场准入有助于增加信贷配给总量并降低抵押品及贷款额度门槛。Perotti(1993)和Wunner(2000)则各自发展了一个包括不良债务对银行借贷政策影响的模型，主要强调不良贷款对银行信贷行为和企业融资的影响。沿着他们的思路，我们将发展了一个包括家庭-企业-银行的三部门两期模型，从国有银行的体制积弊出发，运用路径依赖的理论，对不良贷款在造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时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大量不良贷款的存在内生的决定了作为民营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并讨论了单纯的贸易部门开放和贸易金融部门的同时开放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不同效果。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将发展一个存在不良贷款的银行信贷模型。而对该模型所采用的信贷政策对信贷市场均衡及其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将在第三部分中被讨论。第四部分讨论单纯的贸易部门开放对信贷资金配置和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第五部分则讨论贸易和金融部门的同时开放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最后第六部分则提出当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政策建议并结束全文。
二、模型假设与构建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发展一个简单的两期模型对不良贷款在我国银行体系中大量存在的事实对中小企业融资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一个全新的解释。由于我们的分析目的在于解释银行扭曲的信贷决策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所以我们将尽量简化我们的模型。这样做虽然会使得银行的信贷决策和企业的融资决策缺乏深厚的微观经济理论的支持，但是我们的模型仍然俘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经济国家信贷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程式化的事实，即在这些国家的信贷市场上都存在某种扭曲，这种扭曲客观上造成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
1、模型的基本假定：本模型包括两个生产部门，一个由大企业构成的国有部门和一个由中小企业构成的私有部门；一个银行而且它的唯一目的就是从居民那里吸收存款并为生产部门提供融资。家庭则通过在两期内选择消费和储蓄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企业为了在第2期进行生产而在第1期到信贷市场上为自己的投资项目融资，由此可知企业的信贷需求可以从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中推导出来。企业无法进入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而只能从银行那里获取贷款，这反映了我国金融体制中银行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此外我们还假设银行也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即贷款收益和存款成本之间差额的最大化。企业被假设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进行竞争的，这个假设虽然与我国经济中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但它却有利于我们澄清不良贷款对银行借贷行为和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
2、银行存在信贷扭曲的原因考究：在计划经济时代银行向国有部门的贷款，在现期由于各种原因已经在银行体系中累计形成了数额巨大的不良贷款。而这些不良贷款又会进一步激励银行向老债务人提供展期贷款，因为对银行来讲，通过向老债务人提供贷款不仅能够从新增贷款中获取利息而且还会提高前期不良贷款回收的概率。在此有两种机制可能同时发挥作用，一方面对老债务人提供的新贷款可能会使企业的生产活动得以继续并在将来获取利润以偿还债务，另一方面这些贷款有可能为企业将要进行的重组活动提供金融支持，而使得企业在生产中改善效率，提高产品质量，从长期来看变成富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3、对银行信贷行为的进一步说明：银行为什么会为在过去有违约行为的企业提供新的贷款，也就是说银行为什么会预期过去不赢利的企业在将来有可能赢利，这种预期是否得当？实际上要使这种预期得当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企业在过去的违约和其内生的长期赢利能力无关，这符合我国转型经济早期的事实，因为在转型的早期，企业由于受到太多的逆向冲击而变的极其脆弱，所以迫切需要这些新增贷款来抵消这部分冲击；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使企业扭亏为盈而进行的重建活动也往往需要新的资金，虽然这不能构成成功重建的充分条件，但至少会是一个必要条件。只要企业存在成功重建的可能性，银行就存在为老债务人提供新贷款的激励。实际上，还有一点或许更重要，那就是存在某种政治机制，使得银行最终会依赖于政府的救助，而银行为了获取这部分救助的利益而不得不为老债务人提供新贷款直到救助行动开始。而且这种需要和救助的概率越高，老的债务人存活的越多，银行的呆帐坏帐问题越严重，而作为新生部门的中小企业的融资就会越困难。因为一方面老的债务人存活的越多，债务人违约的溢出效应就会越大，甚至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会危及到整个金融系统，危及到整个生产部门的自生能力；另一方面背负不良债务的企业数目越多，这些企业破产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会越大，政府出于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考虑对这些企业实施救助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4、基本模型的构建
（1）家庭
假定家庭的跨期效用函数采取如下形式：
（1）
其中代表家庭在1期和2期从消费商品1和2中所获得的效用，代表家庭在2期结束时从储蓄中所得到的效用。代表将第2期的效用贴现到第1期的贴现率。
因此家庭在第2期的最优化行为可以描述为下式：
其中代表时期1的存款利率，此外家庭还在第2期从部门1、2和银行那里获取利润。通过求解这个最大化问题我们可以将对商品的需求和对储蓄的供给表示为如下形式：
将上述二式带入上面的效用函数便可以得到如下的第2期的间接效用函数：
而家庭在第1期的最优化行为可以描述为：
而这又可以推导出对商品1、2的需求函数，家庭的间接效用函数为，由此家庭的储蓄可以通过最大化下式得到：，考虑到S1是两期的价格水平、贴现率以及存款利率的函数，所以S1可以表示为下式：
（2）
并且在此我们假设。
（2）企业
假设企业的生产函数采用如下形式：
产出完全依赖于投入的资本，并且投资是先期进行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完全折旧，投资只能通过借贷来进行。相应的在某一期的资本是同质的且从上一期获得，因此Kj也以可解释为企业所获得的用来购买其他生产要素和中间投入品的生产性资本的总称。我们假设企业在生产中存在固定成本而且企业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获得正利润。
在当前我们的分析框架内，只有企业在第1期的投资决策（等同于第2期的生产决策）才是有意义的。表示企业部门j向银行借款时银行对其索要的贷款利率，由此部门j在第2期的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
（3）
最大化上述利润函数可以得到下面的对资本的需求函数，它是利率和商品价格的函数：
（4）
（3）银行
考虑到我国经济中金融市场不发达的现实，我们假设企业无法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而完全依靠银行来融资，银行充当家庭和企业的中介，银行的利润来自对企业贷款所获收益与对家庭吸收存款所支付的利息成本的差额。银行的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
对银行来讲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在完全有效的信贷市场上（即不存在不良贷款）的条件下，银行对部门1（国有部门的大企业）和部门2（私有部门的中小企业）将索要相同的贷款利率，并且银行的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相等。而在银行存在大量呆坏帐的条件下，他们对不同部门的借贷激励将有所不同。我们假设国有部门以概率q在第2期会获利，并且该获利大于某个临界值d,且d足可以保证企业清偿未偿还的贷款以避免企业破产；以1-q的概率企业的利润位于临界值d以下。虽然在第1期企业可以避免破产，但在第2期由于破产法的强制实施而使得破产不可避免。事实上在破产的情况下，破产企业的所有者没有激励去揭示第2期的正利润，而只会将所拥有的全部租金都侵蚀掉，结果是银行将只能排它的得到由于第1期的信贷而产生的支付。
第二个关键性的假定则是q的大小依赖于向国有部门提供的新贷款的多少，因为新信贷一方面有助于继续维持国有部门的存活，另一方面能够为企业的重建活动提供金融支持，最后正如前面所言为老债务人提供新贷款能够提高政府救助的可能性并最终增加银行的收益。贷款给老的债务人至少在一定水平上会增加国有部门将来的盈利能力并清偿债务。但是新贷款如果提供的过于慷慨也会产生负激励，因为此时负债的企业由于缺乏足够的激励去进行重组活动，而这就降低了企业对旧的债务进行偿还的可能性。而且由于政府在救助问题上可能存在一个上限，即如果超过这个上限，银行从旧帐中获利的能力将会下降。
扩展的新贷款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对q产生影响，相应的q和K1的函数形式也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而在此我们的分析目的无非是要俘获我国信贷市场中存在的支持老的债务人（国有部门）的信贷偏见的事实，而这一点对我们讨论不良贷款处置以及金融市场改革的政治经济逻辑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而为了俘获这一点我们假设q是一个严格的凹函数，表示如下：
，当，表示临界值，这个函数反映了在正向影响占主导时向老债务人提供新贷款将提高q值，而如果反向影响占据主导作用，负向激励将非常显著的事实。例如如果负向激励作用始终占据主导作用，q就会随着K1单调减少。但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为了分析的方便假设在一定范围内q和K1存在正向关系，该假设虽然限制性比较强，但考虑到我们观察到的社会现实，也并非不无道理。
在以上假定下银行通过向国有部门的大企业和私有部门的中小企业贷款所获得的利润可由下式确定：
（5）
（6）
（5）式意味着银行对私有部门的贷款利率恰好等于存款利率。将（6）式进一步简化可得到，从该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只要，银行向国有部门索要的贷款利率就会低于存款的利率。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银行为国有部门的大企业提供了补贴，因为银行通过向老企业提供新贷款可以提高其偿还不良债务的可能性。
三、信贷市场的均衡分析和信贷资金的配置
1、完全信贷市场
由于我们分析的目的是讨论不良贷款的存在对信贷资金在不同部门之间配置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如何造成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的，所以我们首先考虑不存在不良贷款的情况下信贷市场的均衡，因为它将为我们接下来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比较的基点。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利润最大化条件会使得下式成立，银行在存款市场上对存款的需求仅仅是企业在借贷市场上对银行贷款需求的镜像而已，而存款利率由银行对存款的需求和家庭对存款的供给决定，即：
信贷市场的均衡结果和信贷资金在各部门的配置可由下图表示：
图1完全的信贷市场和信贷资金的配置
其中K1和K2分别表示对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信贷，Kb表示银行对存款的衍生需求即总的信贷市场需求，该市场均衡的市场利率由决定。在没有不良贷款的条件下，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所发挥的作用相当于企业可以进入信贷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的情况，所导致的信贷资金的配置结果将由各部门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的条件决定。
2、存在不良贷款下的信贷市场均衡
在存在不良贷款的条件下，银行提供给国有部门的贷款的边际收益为而不是。对于任何的，银行对国有部门索要的利率都要小于，因为这是银行的利益所在。对于任何给定的存款利率，企业实际上都会比在这样的利率水平下应该投资的要多（对于，相反的结论成立）。这意味着只要，对于任何给定的，银行对国有部门的贷款都要比完全的信贷市场的条件下大，而对于，相反的结论成立。这可以通过下面的图2来表示。曲线表示银行向国有部门索要的利率为的条件下，国有部门对信贷的需求。但是在存在不良贷款的条件下，银行向国有部门索要的利率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会比较低。这反过来意味着在任何给定的存款利率的条件下，国有部门对贷款的实际需求要比在完全信贷市场的情况下要大（而对于，相反的结论成立）。考虑到银行对存款的需求实际上是国有部门对银行的贷款需求的衍生需求的事实，银行对存款的衍生需求曲线可以通过将曲线沿点顺时针旋转得到。
图2存在不良贷款条件下的银行对存款的需求
那么这种对国有部门的借贷偏好又是如何影响信贷市场的均衡和信贷资金的配置呢？很明显由于银行的贷款偏好，在的条件下，对任何给定的存款利率，银行对存款的总需求要比完全信贷市场的情况下大。相应的存在不良贷款条件下的均衡存款利率与不存在不良贷款条件下的均衡的存款利率的比较可由图3表示。此时，均衡的存款利率要比不存在不良贷款的完全信贷市场的均衡利率要高，相应的银行对私有部门索要的利率与此高利率相等，私有部门的对银行信贷的需求较少，向私有部门有效配置的信贷数目也相应的减少（代替了B，代替了），与此相比国有部门在更低的贷款利率水平下获得了与不良贷款不存在的条件下更多的信贷（代替了，代替了）。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之间的差异恰好反映了我国银行在向国有部门提供贷款时为其提供了某种隐性补贴的事实。
该模型虽然简单但是反映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转轨国家信贷市场的基本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信贷对于私有部门的企业来讲是稀缺的，为了获得信贷支持他们不得不支付较高的贷款利率或者在信贷需求方面接受配给的限制。银行对国有部门所存在的借贷偏好不仅限制了私有部门信贷的可获得性而且加剧了整个金融部门的脆弱性。此外，银行实施的通过向老债务人提供新贷款以提高不良贷款收回率的做法看似比较诱人，但其动机可能并非是看到了国有部门有效重建的可能性，而更多的是出于对政府救助的考虑。正是出于对这种政府救助的考虑，使得银行至少可以部分的收回其在第1期发放出去而在2期形成的不良贷款，因此继续向国有部门即老债务人发放新贷款也就成为了银行理性选择的结果。
但是银行所实施的这种继续向老债务人提供贷款的战略所产生的成本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是相当大的，因为这不仅限制了新兴的私有部门的信贷的可获得性，而且会严重阻碍在这些国家中的结构变迁。此外整个银行部门的稳定性也将受到极大的影响，这一点从其他转轨国家政府实施救助和不良贷款持续积累的实践中可以看的一清二楚，而且现实已经证明为了阻止不良贷款的继续增长是何等的困难，而这又内生的决定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
图3存在不良贷款条件下的信贷市场均衡
四、贸易部门开放与信贷资金配置和中小企业融资
考虑到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现实，使得我们在思考中小企业融资这个世界性难题时不得不考虑对外开放的影响。下面我们就考虑单纯的贸易部门的开放对信贷资金的配置和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而贸易和金融部门的同时开放的影响将在下一部分中被讨论。
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如图4。在自给自足条件下，信贷市场的均衡由部门j(j=1,2)的资金需求曲线，由银行对部门1的信贷行为所衍生出的对存款的需求为，对存款的总需求由和储蓄供给曲线S决定。而信贷配置的均衡点在图A和图B分别由Aa和Ba表示。
A)国有大企业
B)私有部门的中小企业C)存款的需求和供给
图4贸易部门的开放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
贸易部门的开放在这个模型中将会产生三种影响：首先由于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这将改变国有大企业和民营中小企业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其次它将影响到银行的信贷决策；再次它将影响银行对衍生存款的需求，下面我们就对他们依次进行讨论。
由于我们先前假设的国有大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所以在贸易部门开放以后，自由贸易将会损害国有部门的利益而使作为民营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受益因为自由贸易提高了私有部门的商品的相对价格。因此这就会导致私有部门对信贷需求的增加，在此用代替了，而国有部门的贷款需求则从图4A中的下降到了。如果这是贸易部门开放的唯一影响的话，较多的信贷资金将被配给到私有部门，贸易部门的开放将部分缓解银行信贷扭曲的影响。
然而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上述分析忽略了自由贸易的推进将会影响到银行贷款给老的债务人以攫取上期不良贷款的回收的有效性。当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的时候，给老的债务人提供新的贷款对于他们是否能继续生存至关重要。这就意味着对于而言，将会上升，而且贸易部门的开放将会影响到由于银行对国有部门的放款而衍生出的对存款的需求。这可以通过将图4A中的曲线旋转到来表示。
透过图4我们还可以看出单纯的贸易部门开放会导致存款利率从提高到，分配给国有部门的资金从的上升到了（即点Af），而分配给民营部门的中小企业的资金则从了下降到了（即点Bf）。从这个意义上讲，单纯的贸易部门开放不但不会缓解信贷市场的资源配置扭曲，反而通过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加剧了这一进程。最终如果新贷款仍旧被配置到违约率很高的国有部门的话，作为对贸易部门开放的反应，私有部门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私有部门就会逐渐萎缩，而且金融部门的脆弱性也会进一步增加。
五、贸易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同时开放与中小企业融资
前面我们考虑了单纯的贸易部门的开放对信贷资金的配置和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得出结论贸易开放不但无助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而且有可能加剧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的结论。而如果我们将同时考虑金融部门的开放得出的结论可能大相径庭，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之。
金融部门开放的影响如图5
图5金融部门的开放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
该图看上去和我们前面论述的图2很相似，事实上金融部门开放的影响恰好可以通过该图来加以阐释。首先，新进入的金融机构由于没有不良贷款对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其经济行为就会类似于完全信贷市场中的银行的经济行为，而不会像现存的国有银行一样对作为民营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实施“所有制歧视”。
其次，新的金融机构的进入，尤其是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增加整个信贷市场中的可贷资金的数量，而整个信贷市场可贷资金的增加就表现在S曲线的右移，这会使得在同等条件下国有大企业和中小企业获得的资金量都会绝对的增加。
再次，新的金融机构的进入还可能加剧整个金融部门的竞争，改变原有金融部门的垄断的市场结构，在图5中表现为曲线向曲线的逆时针旋转，而这反过来又会形成对原有金融机构信贷行为的有效约束，减少对国有大企业的救助，避免形成新的不良贷款。
最后，由于贸易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同时开放，可以为国内输入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而这个合理的价格体系可以为企业的重建活动提供一个合理的信号，形成对信贷资金的合理配置，避免对资源的浪费。而且对外开放它可以使得国内企业，无论是作为生产企业的国有大企业还是民营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乃至金融部门的银行都将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而这种竞争有利于他们各自预算约束的强化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六、结论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政策建议
银行信贷政策的扭曲以及所导致的备受指责的信贷市场的均衡不但自身意义重大，而且会反作用于其他领域的改革政策。通过我们的简单模型可以看出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大量不良贷款会进一步强化银行继续向上1期就存在不良债务的国有部门的贷款的行为，而这反过来在国有部门的企业大量不具备自生能力的条件下，又会累积形成新一轮的不良贷款。然而向国有部门提供新贷款如果不是出于对国有部门的企业会在将来获利的理性预期，而是出于对国家会基于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考虑对受困的企业和银行自身实施救助的理性考虑的结果，那不良贷款在我国银行体系中的累计就会存在内生化的倾向，而这又造成了作为民营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事实上的融资困难。对金融部门尤其是银行的改革要从多个方面考虑问题，更具体的讲对包括我国在内的转型国家金融部门改革的思考不能不考虑我们从中央计划经济以来所继承的各项遗产，也就是说初始条件是重要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银行不良债务的清理，因为那里继承了太多的从计划经济时代就累积的不良贷款，而包括对银行进行正式的民营化在内的各项改革不得不考虑银行此时已经存在大量不良贷款的现实。
按照上面的讨论，要解决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首先必须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在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就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而只要我们采取措施妥善处理了国有银行的现存不良贷款，银行改革从而整个金融体制改革就不在存在任何障碍，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所有制歧视”也会大大缓解。
其次，大力发展和完善我国的中小金融机构，同时渐进有序的放开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改善银行业的垄断市场结构，努力建立一个存在多元化市场主体的金融体系，同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他们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再次，建立和发展中小企业的贷款担保机构，并加强对担保机构的监管使其有能力和动机对中小企业进行甄别和监督，避免单纯的风险转移。同时严格执行企业结算银行的限制性规则，制止企业多头开户的现象，鼓励中小企业与银行保持长期业务关系，并加快覆盖全社会的信用登记体系的建设，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信息壁垒。
最后，政府应该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而其中的重点不在于为其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和补贴，而在于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一个良好的信用制度环境，努力为中小企业的融资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如大力发展“创业版”市场和风险投资市场、鼓励民间风险投资基金的发展等等。
综上，造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关键就在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落后，而造成这种改革迟缓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在我国存在一个由各种不同利益主体组成的联盟，它们没有动力通过彻底的金融改革去硬化企业和银行的预算软约束。然而这种制度锁定的锁定或者说路径依赖是有成本，而且其成本首先要由所有的纳税人承担，这表现在政府对商业银行的注资救助计划和对不良贷款进行处置的资金都是来源于所有的纳税人，其次，这一成本将由新兴的私有部门来承担，因为他们在金融市场上的融资手段受到了限制。银行和国有部门侵吞经济租金的大量机会的存在和政府为寻求政治支持而尽量避免企业大量破产的努力的结合构成了迅速及时的处置商业银行所存在的大量不良贷款的最大障碍，使得延缓对大批不良贷款的处置乃至整个金融市场改革的步伐成为各方利益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而这又反过来造成了今天作为民营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
参考文献：
[1]李扬、杨思群：《中小企业融资与银行》[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上海，2001.
[2]李志赟：《银行结构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
[3]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4]王霄、张捷：《银行信贷配给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
[5]杨思群：《小企业金融：理论与政策》[J]《财贸经济》,2000年第3期
[6]张捷：《中小企业的关系型借贷与银行组织结构》[J].《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
[7]张捷：《结构转换期的中小企业金融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2003.
[8]张捷、王霄：《中小企业金融成长周期与融资结构变化》[J].《世界经济》,2002年第9期
[9]周兆生：《中小企业融资的制度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3年第5期
[10]Berger,A.N.,Udell,G.F.,"SmallBusinessCreditAvailabilityandRelationshipLending:theImportanceofBankorganizationalStructure".EconomicJournal,2002,112:32-54
[11]Mayers,S.c."TheCapitalStructurePuzzle",JournalofFinance,1984,39:pp.575-592
[12]Stiglitz,J.E.andWeiss,A.,"CreditRationinginMarketwithImperfectInforma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1,71(3):393-410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资金市场上普遍存在着因供需方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资金不合理配置（逆向选择）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借鉴Spence的信号传递模型，运用Bester的结论——抵押品数量可以充当甄别贷款项目风险的机制，构建了一个具有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特征的抵押品信号传递模型．内生化了贷款抵押品数量和银行贷款利率，分别讨论了银行风险中性和风险厌恶下混合均衡和分离均衡出现的几种情况，为银行提供了一种相对更高效率的识别企业风险的机制。
关键词 ：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抵押品信号传递：企业风险识别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2. 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7-0107-07
收稿日期：2015 -03 -06
基金项目：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中小企业融资信息平台建设与体制创新”(2012GGE27002)
作者简介：黄少安（1962 -），男，湖南邵阳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产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E-mail：shaoanhuang@ sdu. edu.cn
张帅（通讯作者）（1988 -），女，山东潍坊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研究。
一、引 言
中国现阶段中小企业融资普遍困难的现象促使我们关注和研究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观察发现，在资金市场上，不仅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其他各类资金供需方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于是，资金供给方会对资金需求方保持警惕，从而提高贷款利率。而资金市场上的那些总体信贷风险较低的资金需求方不愿意承担过高的贷款利率，相反那些信贷风险比较高的融资者却比较愿意接受较高的贷款利率。根据逆向选择原理，在资金市场上“格雷欣法则”也会出现。因此，研究资金市场上一般化的资金供需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具有更大的意义。
国外的一些学者利用信贷配给模型解释了信息不对称能够导致资金市场失灵。Stiglitz和Weiss认为信贷市场上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产生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逆向选择又是产生信贷配给的根本原因。S-W模型证明由于存在逆向选择，银行会在一个低于竞争性均衡利率水平上对贷款申请者实施信贷配给，被配给出信贷市场的贷款申请者即使给出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Wette证明了在借款人风险中性的条件下，银行的抵押品要求同利率一样也可以成为信贷配给的内生机制，因为对于风险中性的借款人而言，抵押品要求的增加同样可能引起逆向选择，从而减少银行的期望收益。Bester利用Wette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一个考虑利率和抵押品要求的信贷配给模型，将抵押品和贷款利率同时充当银行分离贷款项目风险类型的甄别机制，即银行可以通过企业对抵押品数量和利率变动的反应敏感程度来分离高风险和低风险的贷款项目。
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有两种渠道：一种是信息优势方主动通过其可观察的行为把相关的不可观察的信息传递给信息劣势方；另一种是信息劣势方设计机制甄别拥有不同私人信息的信息优势方。Bester是从信息劣势方即银行的角度出发设计信息甄别机制，以便主动识别贷款项目的风险类型。但是，在现实中，银行没有动力设计信息甄别机制，因为这样会大大增加银行的贷款成本，因而需要设计一种低成本的市场机制来帮助银行识别企业风险。所以，在本文中我们将利用上文提到的第一种解决逆向选择的途径——信号传递机制。
信号传递模型源于Spence的研究成果，他在劳动力市场上设计一种市场机制——企业通过观察工人受教育程度来识别工人的生产力水平。由于具有不同生产力水平的工人接受教育的边际成本不同，Spence发现专用教育作为传递工人不可观测的生产力水平信号，将出现如下均衡：高能力工人比低能力工人选择更多的教育，并且企业正确利用教育水平差异中包含的能力差异的信息。通过传递能够显示工人类型的信号，使劳动力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实现帕累托改进。
我们从Spence提出的劳动力市场信号传递模型中得到启发，运用其基本逻辑，在抵押贷款市场上设计类似的一种市场机制以帮助银行识别企业风险。在这个抵押贷款市场上的信号传递模型中，我们还要运用Bester的一个结论——抵押品数量也可以充当分离贷款项目风险类型的甄别机制——我们通过将企业提供抵押品所花费的成本非线性化，把企业愿意提供给银行的抵押品数量充当传递企业风险的信号机制，然后重点讨论该模型设计的合理性以及其可能实现的均衡。
二、抵押品信息传递模型
1．假设银行风险中性的模型
本文首先构建银行风险中性假设下的抵押品信号传递模型，基本假设如下：
假设1：有一个完全竞争的抵押贷款市场。经济中存在大量同质的银行，由于银行业的内部竞争，所有银行不存在超额利润。
假设2：银行是风险中性的。
假设3：在这个抵押贷款市场上，银行贷款利率是市场化的，即银行可以自行设定贷款利率。
假设4：企业有足够的抵押品，或企业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他们想要提供的抵押品。
假设5：银行和企业之间存在签订契约前的信息不对称，即当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银行不了解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假设经济中有大量同质的企业，但是这些企业的风险（包括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是不同的。在这里，笔者把企业的风险定义为投资某一项目成功的概率，用t来表示。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假设该经济中只有两种风险类型企业：低风险型企业，用t1表示；高风险型企业，用t2表示。假设所有企业中，总有一定比重是低风险的或高风险的，用入表示低风险型企业的比重，λ=p(t=t1)∈(0，1)。假设企业现有一个投资项目，而且企业只能通过银行贷款来投资该项目。该项目的初始投资额为B．若企业投资项目成功则可获得净收益R，若投资项目失败则可获得净收益-B，若没有获得贷款则无法进行投资，获得净收益0。
Bester认为抵押品同利率一样也可以充当银行分离企业风险类型的甄别机制。我们运用Beste的这一思想并稍做改进，将抵押品内生化并作为企业的决策变量来充当信号机制。即两种不同风险类型的企业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可自由选择他们向银行提供的抵押品数量s，满足s∈[0，B]。银行观察到企业选择的抵押品数量s之后，再决定贷款利率i (s)。一般地，s和i(s)之间是反向替代关系。令风险类型为t的企业提供抵押品s所花费的成本由函数C(s，t)给出，该函数具有连续二阶偏导数，其中，所有的s>0，C(0，t)=0，Css(s，t)>0，C1(s，t)>0，Ct(s，t) <0且Ctt(t，t)<0（角标代表偏导数）。因此，根据上述对成本函数的假设，我们可以推导出：低风险型企业提供抵押品的单位成本和边际成本均较低，因此，其可能会发现，提供某种较多数量的抵押品而使贷款利率下降是值得的；而高风险型企业提供抵押品的成本较高，其可能不愿意为了利率的下降而提供较多数量的抵押品。所以，银行把企业选择提供的抵押品数量s作为传递企业风险类型
该模型的博弈树描述如图1所示。随机的自然行动(Nature)决定了一个企业是高风险型还是低风险型，企业根据它的风险类型选择想要提供的抵押品数量s (t)，并作为信号传递给银行，银行再根据所观测到的抵押品信号确定贷款利率i (s)，最后，企业决定接受贷款或不接受贷款。
式(1)即为推导出的银行最优策略函数，其图形如图2所示。随后，我们再讨论企业的最优策略，即企业选择的抵押品数量s (t)以及最终是否接受贷款。先研究企业对(s，i)组合的偏好，两种风险类型企业的无差异曲线如图3所示。
从图3中可以看出，两条无差异曲线交叉，在交叉处，低风险型企业的无差异曲线具有较小的斜率（斜率为负）。同一组无差异曲线的位置越靠近左下方，其所代表的效用水平越高。
下面我们分别考察可能出现的两种不同的均衡：分离均衡，两种风险类型的企业选择不同的抵押品数量：混合均衡，两种风险类型的企业选择相同的抵押品数量。
假设如果高风险型企业效用水平为0的无差异曲线如图5中的曲线4所示，那么高风险型企业一定会选择贷款，而且会表现出自己真实的风险水平，选择的抵押品数量为s(t2)；低风险型企业也会选择贷款，而且也会表现出自己真实的风险水平，选择的抵押品数量为s(t1)。这是因为，如果高风险型企业选择不贷款时，其效用水平为0；如果高风险型企业选择贷款而且抵押品数量为s(t1)时，其效用水平小于0；如果高风险型企业选择贷款并且抵押品数量为s(t2)时，其效用水平大于0。冈此，高风险型企业的最优选择就是表现出自己真实的风险水平，选择的抵押品数量为s(t2)。同样地，可以得到低风险型企业的最优选择是抵押品数量为s(t1)。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分离均衡。
进而，我们将上述情况进一步扩展。假设政府给银行贷款利率规定了一个上限，如果银行与企业间达成的贷款利率高于这个上限，那么这笔借贷不允许发生。我们假设这个利率上限是公共信息。我们用图6来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分离均衡出现的情况。
当存在一个政府给出的贷款利率上限i时，在假设情况下，高风险型企业如果表现出自己真实的风险水平，即选择s(t2)，根据政府的规定，这笔借贷是不允许发生的。因此，高风险型企业会比较两种情况下的效用水平，即其不接受贷款时的效用水平以及隐藏自己真实风险水平时的效用水平，然后做出决定。如图6所示，如果高风险型企业选择s(t1)，那么其效用水平会小于0，因而高风险企业选择不接受贷款是理性的。低风险型企业仍会表现出自己真实的风险水平，选择s(t1)，从而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亦出现了分离均衡。因此，笔者修正了图6，使分离均衡消失，由此得到了分离均衡不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如图7所示。
如图7所示，如果那么高风险型企业在比较不接受贷款和隐藏自己真实风险水平两种决策的效用水平时，会发现选择s(t1)获得的效用水平大于0，此时高风险型企业会选择冒充低风险型企业。低风险型企业的行为不变，仍选择s(t1)。在这种情况下，两种风险类型企业选择同样的抵押品信号，分离均衡不会出现。
分别把式(3)的两条直线描绘到S-i坐标系中，如图8所示。用图9分析混合均衡出现的情况。
如图9所示，假设s*=s1*。因为高风险型企业选择则s*=s1*时的效用水平会高于其不选择s*时最大的效用水平，所以高风险型企业会选择s+。同样，低风险型企业也会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的抵押品s*，这样就出现了混合均衡。
2．假设银行风险厌恶的模型
一般来说，银行不是风险中性的，而是风险厌恶的。所以，我们放松银行风险中性的假设条件，讨论当银行风险厌恶时分离均衡出现的情况，并与银行风险中性假设下的分离均衡做比较分析。当银行是风险厌恶时，银行要求的期望利润等于无风险收益再加上一个风险升水，即E
具体信念函数赋值下银行的最优策略函数，如图11所示。同样地，我们重点比较银行在两种风险态度下分离均衡出现的可能性大小，如图12所示。
从图12中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在银行风险厌恶时，高风险型企业更容易选择不接受贷款，分离均衡更容易出现。因为在银行风险厌恶下，高风险型企业能够实现的最大的效用水平要低于在银行风险中性下其能够实现的最大的效用水平，也就是说，银行风险厌恶使得高风险型企业获得的效用水平更容易低于0，因此，高风险型企业也就更容易选择不贷款。因此，在银行风险厌恶时，该抵押品信号传递模型的分离均衡比银行风险中性时更容易实现。
三、结论及讨论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想要解决在资金市场上各类资金供需方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资金供给一方无法准确估计为资金需求一方融资的风险水平，从而产生逆向选择的结果。所以，本文构建了一个模型——抵押品信号传递模型，该模型运用了Spence在劳动力市场上构建的信号传递模型的基本逻辑，将企业提供的抵押品数量作为资金市场上传递风险的信号，模型把抵押品数量与银行贷款利率同时内生化，分别举例讨论了混合均衡和分离均衡出现的情况，为银行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地识别企业融资风险的市场机制。该模型还讨论并比较了风险中性和风险厌恶这两种银行风险态度下分离均衡出现的可能性：在银行风险厌恶时，该抵押品信号传递模型的分离均衡相比于银行风险中性时的分离均衡更容易实现，银行能够更轻松地识别企业的真实风险水平。而且在现实资金市场上中，一般来说资金供给一方的风险态度都是风险厌恶的，因此，本文构建的抵押品信号传递模型在现实中更具有实用性，资金供给一方可以高效地识别资金需求一方的真实的融资风险。这就是本文的现实意义。例如，可以用抵押品信号传递模型分析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对中小企业来说，从大型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尤其困难，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型银行与中小企业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中小企业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导致大型商业银行很难了解中小企业真实的风险水平，而且大型商业银行也没有动力去主动收集、甄别中小企业的真实信息。运用本文构建的抵押品信号传递模型分析该问题，可以发现银行能够花费极少甚至不花费成本就能甄别出中小企业的真实风险水平，如此，银行就有足够的动力为低风险类型的中小企业融资。
本文构建的模型是基于经典的信号传递模型，并综合了运用资金市场上信贷配给问题的研究成果，但是它在理论研究上也有所拓展和创新。目前研究资金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文献基本都是从信息劣势方的角度出发设计复杂的甄别机制来识别信息优势方的真实信息，但是本文构建的模型中不需要信息劣势方（即资金供给方）设计甄别机制，可以直接通过企业提供的抵押品的数量来判断信息优势方（即资金需求方）的风险类型。可以说，本文是通过使信息优势方主动传递真实信息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
参考文献：
[1]Stiglitz，J.E.，Weiss，A.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71（3）：393-410.
[2]Wette，H.C.Collateral in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3，73（3）：442-445.
[3]Bester，H. Screening Versus Rationing in Credit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 （4）：850-855.
[4]Spence，M. Job Market Signaling[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3，87（3）：355-374.
[5]Bester，H.The Role of Collateral in Credit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87，31（4）：887-899.
[6]David，M.k ，Robert，W. Reputation and Imperfect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82，27（2）：253-279.
[关键词] 信贷配给生态工业园区共生融资模式
一、生态工业园内企业的界定
根据生态工业园区对入园企业的客观要求，生态工业园区内企业的组建原则应是围绕某一主体企业，且是由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而组成的群落。这里的所围绕的主体企业，就是指园内关键性大型企业，就是园内企业的总体构成必须能够形成组织模式所围绕的中心。而其他的下游企业，包括制造企业和服务类企业统称为园内非主体的中小企业。虽然生态工业园区内所包含的主体企业并不一定只有一个，但从总体上看，可以概括的认为生态工业园区是由两种类型的企业所构成，即主体企业和非主体企业。
二、通过信贷配给理论解释中小企业贷款融资难问题
按照Stiglitz和Weiss在“信贷配给”理论中的分析，信贷合约与其他交易合约的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在于其面临着“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与“逆向选择效应”(Adverse Selection Effect)的制约。Stiglitz和Weiss将信贷合约中的道德风险及其逆向选择效应归结为信贷市场信息不完全这一性质，或信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特点。而这种信息不对称现象在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非上市公司范畴的中小企业，其产权多为私人所有，企业形式多为独资或合伙，其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二为一，财务报告的主要使用者――投资者已经内化为企业的内部人，他们对自己资金使用的效率和信用能力有内部财务信息优势。
具体可以通过数学模型加以阐述。信贷配给的基础是违约风险，霍奇曼模型考察了一个风险中性的银行与企业签订的单期贷款合约。企业投资项目的可能结果为x，其中k
其中δ为完全竞争存款市场上固定利率，第一项为出现违约时银行的收人X，第二项是货款全部偿还时的收人(1+r)B，第三项为银行的资金成本，第四项是银行监督成本。银行的决策变量为贷款报出利率r和贷款规模B。银行对借款人的贷款提供曲线即为在每个借款利率r上相对应的所提供的贷款规模。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上并存许多金融机构可视之为近似完全竞争)，提供曲线就是银行预期利润Φ为零的合约的零利润轨迹；如果银行处于垄断时，该提供曲线可看作是银行预期利润Φ为某一常数的合约的固定利润轨迹。
三、生态工业园区内企业共生融资模式抑制信贷配给
1.园内企业联盟抑制信贷配给
生态工业园区内各个企业之间，出于共同的交易利益和彼此相互需要而实现联合，通过物料流、能量流和信息流而形成了工业共生的企业联盟关系。园内共生企业所形成的借款人联盟实际上是虚拟企业联盟，并不具有实体性，而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园内企业（特指非主体企业-中小型企业）在与银行发生信贷关系时，并不是以群体的状态出现，而是以个体的形态接受银行贷款 ，但是园内形成的虚拟借款联盟可以影响其借款融资的程度。
生态工业园区的虚拟借款者联盟能降低贷款利率，降低信贷配给。在借款者联盟体里，这些借贷市场的集体特征尽管每一组的个体实质上依然有信贷配给的存在，因为导致信贷配给的逆向效应和道德风险依然存在，但虚拟借款者战略联盟可引发低利率和信贷配给的清除。在每一个联盟里，参与借款的中小企业者虽然没有偿付每个联盟企业债务的责任，但他们自己受到园区整体声誉的影响，这种影响形成一种潜在监督作用，敦促并且激励着借款人偿还贷款。
2.园内企业共生信用减少信贷配给
(1)园内企业之间的共生信用。共生信用外部性，即共生信用的积极效应(或信用网络经济)，突出表现为交易成本的降低。交易过程是交易双方的动态博弈过程，由于交易各方对劳动分工知识和交易知识掌握的有限性，使得他们在面对复杂的交易时，无法穷尽所有的可能。交易环境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引发了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问题。交易双方对有关副产品及供求信息了解的不充分，使得协商和决策的成本增加，这是共生网络存在的前提；交易的一方对另一方信守契约程度的缺乏了解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使得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存在，而且有可能很高。生态工业园的信用网络可以减少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使影响交易各方的各种因素和行为成为可预见的或部分预见的，以促使交易双方顺利完成交易。这样，有效降低银行贷款前的信息成本，扩大了园内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放松对企业的信贷配给。
(2)园内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用。生态工业园追求的目标是从原料、中间产物、废物到产品的物质循环，达到资源、能源、投资的最佳利用和园区内整体发展的集合效益而不仅仅是单个企业的最佳效益。生态工业区在最大化企业经济绩效的同时最小化参与厂商生产与服务行为造成的环境影响，亦即最大化其生态效益。所以，园内企业整体具有较强的社会效益和良好的企业形象。根据KMRW定理――声誉模型得到：将参与人外生的假定具有合作倾向并非合理，但是大多数的合作发生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于一些长期的交易关系中，交易各方都会致力于建立形象与声誉的建立和维护，这些声誉在短期看来是无论如何也是不经济的，但是长期的合作收入流的补偿说明，这种声誉的建立是最优的选择。
对于缺乏抵押物和没有完善市场化的担保机构的中小企业，加入生态工业园区可以减少银行对其的信贷配给，是有效解决企业融资困难的重要创新。
参考文献:
[1]Sriglitz，Joseph E and Weiss，Andrew:1981.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1(3) pp393～410
利率市场化是将利率的决策权交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自己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最终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始于1996年6月1日人民银行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随后，人民银行又多次扩大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自2013年7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同时对存款利率管制也在进一步放开。回顾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历程，以利率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自由化在使发展中国家经济获得巨大活力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杨咸月和何光辉，2000）[1]。利率市场的放开对金融体系的多个方面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利率市场化的初期，利率改革对银行的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有着显著的改善（Dabo，2012）[2]。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其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金融机构的信贷扭曲，使得信贷利率不能更好的匹配其潜在的风险，如若发生重大风险点，金融机构的信贷能力将遭受重创，因此改善商业银行的利率扭曲以及合理引导信贷资金的配置就变得非常紧迫（许承明和张建军，2012）[3]。同时随着贷款利率的完全放开，贷款过度增长将给商业银行带来较高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应谨慎行事，规范经营的同时注重对于风险的管控（陆静等，2014）[4]。
现有对于利率市场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很少有专门针对中小商业银行的研究，故本文选取中小型城市商业银行为数据样本，进一步丰富了对中小型商业银行的研究，可为我国商业银行的治理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其次，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贷配置的研究尚且较少，本文则建立实证模型来详细研究了利率市场化和信贷配置之间的关系效应，同时检验了其作为利率市场化对银行风险影响的中介传导作用，增加了与利率市场化课题相关的研究。最后，本文有别于以往有关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贷配置和风险的研究视角，从诸多外部环境因素角度出发来研究其对银行信贷配置和风险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
余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贷配置
在利率市场化的初期，其对于正规信贷市场资金配给的影响更为显著，直接体现是存贷比的持续下降和民间融资总额的持续攀升。由于受金融工具种类的限制，利率市场化对居民的金融资产选择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导致在低利率时期银行的负债依然处于较高水平，同时在信贷上不得不保持足额的资源配给（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6）[5]。金融自由化能优化信贷配置，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降低成本费用，提高投资效率（Bekaert et al，2005）[6]。尤其是利率市场化对银行短期信贷和经济增长都产生了正向影响，能够提升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这种作用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王舒军和彭建刚，2014）[7]。正是因为金融自由化中的利率市场化会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投资质量与效率，从而才能将资本从低回报项目转移到高回报项目，最终能够积极改善信贷市场的配置效率（Odhinambo，2010；Abiad et al，2004）[8-9]。之所以可以优化银行的信贷配置效率，是由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可以抑制信贷资源在不同企业中的错配效应（黎齐，2016）[10]。尽管利率市场化降低了信贷资金的错配效应，但同样这种作用较为有限（罗良文和雷鹏飞，2011）[11]。同时金融自由化对存在资本约束的信贷市场的影响取决于之前国内银行的市场结构，在国内信贷市场自由化之前是完全竞争的，而自由化导致较低的国内利率，反而会导致信贷渗透的可能性增加，最终导致中小企业被挤出信贷市场，转向其他融资渠道（Balmaceda et al，2013）[12]。而国内利率市场化管制放开较晚，一直是不断地循序推进，其对商业银行的冲击应不甚明显，同时应具有积极作用。鉴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1：限定其他条件下，利率市场化程度与银行信贷配置之间呈正相关，即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将会提高银行信贷资源配置效率。
（二）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
利率市场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银行出现财务困境，同时由于财务困境增加的约束将会间接引致银行违约风险的增加，从而激化了银行的非系统性风险（Kumar和Pranab，2012）[13]。同时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程度与银行风险呈倒U型关系，资本监管力度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关系（Angkinand et al，2010）[14]。在从金融管制向金融自由化过渡的过程中，由于监管部门和金融从业人员在管理经验和技巧上的欠缺，從而暴露了金融体系的风险（Demirgüc-Kunt和 Detragiache，1998）[15]。金融自由化会是银行经历初期快速、低风险增长到风险逐渐升高的过程（Daniel和Jones，2001）[16]。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利差收入会发生较大波动，虽然贷款利率市场化不会导致净利差缩小，但是在存款利率市场化后，如果缺失存款保险制度且法律约束不强，发生银行危机的风险较大（Harry et al，2002）[17]。在金融制度环境尚未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推进利率市场化，更会加剧银行危机出现的概率。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注重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的同时应尽量减少利率市场化产生的风险对于那些风险控制能力较差和管理绩效低的银行的冲击效应（Porter et al，2009）[18]。过度的贷款增长将导致高风险的产生，且大银行和贷款增长激进的银行风险敞口更大（Foos，2010）[19]。利率上限的取消并不直接影响银行的风险调整行为，不过却可能造成其阶段性的经营风险（张宗益等，2012）[20]。目前国内商业银行虽然总体风险承担呈下降趋势，但股份制和区域性银行的风险水平却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李仲林，2015）[21]。鉴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2：限定其他条件下，利率市场化程度与银行风险水平呈正相关，即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将会增加银行的风险敞口。
（三）外部环境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贷配置关系的影响
利率市场化对于银行信贷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必然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区域位置的差异，其所处的金融市场环境定有所不同。东部沿海区域商业银行的金融生态环境较好，故而信贷资源的配置行为更为有效，而中、西部地区的商业银行处在金融生态较为劣势的环境中，或致低效率的信贷配置行为。以存贷比作为银行信贷调配指标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时发现，区域经济增长与银行信贷调配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较好的区域经济环境需要足额的信贷配给，同时信贷的高效配置亦会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曹凤岐和杨乐，2014）[22]。研究还发现不同商业银行的价格竞争指数差异很大，大银行受“风险转移效应”主导，竞争有助于提高其稳定性，而中小型商业银行受“利润边际效应”主导，竞争加剧时倾向于追求高风险项目来弥补利润损失，但却会导致信贷资源配置的扭曲而产生低效率的行为（李春红和周曦冉，2015）[23]。货币政策对银行贷款规模的作用受银行竞争程度影响，并且银行竞争程度的增加削弱银行贷款渠道的作用，这一效应主要通过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等中小型银行传导（高勤，2016）[24]。此外，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境外战略投资者较为成熟的公司治理结构、先进的经营理念和风险控制技术，能有效完善中国上市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张宗益和宋增基，2010）[25]，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可以抵抗利率波动带来的经验风险，进行更为有效的信贷配置行为。综合以上，外部环境中的区域位置、经济形势、市场竞争和引入境外投资者持股等因素均会对利率市场化下的银行信贷配置行为产生影响，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限定其他条件下，外部环境会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贷配置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
（四）外部环境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关系的影响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尤其是在贷款利率的上限完全取消后，价格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导致了银行风险承担的增加，而且上行的经济环境会助推银行业的风险承担。市场竞争力越强的银行其风险承担越低，中小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对其贷款价格竞争和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则相对更强（王耀青和金洪飞，2014）[26]。大型商业银行受“风险转移效应”主导，竞争有助于提高其稳定性，中小商业银行受“利润边际效应”的主导，竞争加剧是倾向于追求高风险项目以弥补利润损失，在利率市场进程中更要注意对中小银行的引导，注意规范对于风险的防控工作（李春红和周曦冉，2015）[23]。贷款利率市场化会减弱银行风险承担，而存款利率市场化会加剧银行风险承担，即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银行风险承担呈现先降低后提高的U型趋势，同时东部区域市场势力较强的商业银行对利率市场化的敏感性更强（吴国平，2016）[27]，中西部地区银行面临着更大的利率风险冲击。此外，少数外资股权的引入，为中资商业银行带来了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国外应对利率市场化的措施，故而对约束银行风险行为发挥了积极作用，外资持股比例越高则风险约束效应越强（王涛和蒋再文，2012）[28]。综合以上分析，外部环境中的区域位置、经济形势、市场竞争和引入境外投资者持股等因素同样会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的关系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限定其他条件下，外部环境会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8～2014年度40家城市商业银行数据样本建立非平衡面板。为了降低数据“杂音”对處理结果稳健性的干扰，我们对主要变量进行了1%的Winsor缩尾预先处理。数据主要来源于手工收集的各城市商业银行的年度报告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经济变量GDP变量数据来自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最后用STATA 14.0对各模型进行了OLS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二）研究模型与变量设置
为了有效的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1和假设2，即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贷配置和风险之间的关系效应，我们参考了李斌等（2015）[29]和左峥等（2014）[30]的研究成果，同时希望了解董事会治理对于银行信贷配置和风险的影响，我们在原有模型基础上加入了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会会议次数变量（吴成颂和钱春丽，2014）[31]，最后得到了以下基础回归模型：
LDi，t=α0+α1IRLi，t+？撞αControlsi，t+εi，t （1）
RISKi，t=β0+β1IRLi，t+？撞βControlsi，t+φi，t （2）
同样地，为了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3和假设4，我们在以上两个基准模型中添加了外部环境调节变量与利率市场化的交叉项IRL*Area、IRL*GDPG、IRL*Lerner以及IRL*For，主要是为了分析外部环境对利率市场化和银行信贷配置和风险的关系效应的影响。具体操作过程中分别用以上四个交叉项替换公式中的X变量以及用外部环境变量替换Envir变量：
LDi，t=γ0+γ1IRLi，t+γ2Xi，t+γ3Enviri，t+？撞γControlsi，t+？准i，t （3）
RISKi，t=δ0+δ1IRLi，t+δ2Xi，t+δ3Enviri，t+？撞δControlsi，t+？谆i，t （4）
其中α、β、γ、δ为变量回归数，ε、φ、？准、？谆则为误差项。
在本文的研究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信贷配置LD和银行风险RISK，分别用银行存贷比例和基于ROA的Z-Score得分来表示，Z-Score得分越低则破产风险越高。
解释变量为利率市场化程度指标，具体是用银行的净利差来描述利率市场化程度。
在控制变量方面，银行资产规模Size可检验商业银行的“大而不倒”现象在城商行中是否存在；资本充足率Car是为了研究资本审慎监管对于信贷配置和风险的影响；不良资产率Npl可以分析不良资产的治理能否改善银行风险敞口和提高信贷效率；资产负债率DA可验证银行的负债情况对于信贷能力和风险的影响；净资产收益率Roe是为了观察银行的盈利能力能否改善风险现状和信贷配置效率；最后选取了董事会治理变量IDP和DNum来研究董事会治理是否对信贷配置效率和风险的缓释具有积极效应如表1。
（三）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主要报告了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从表2中可知，城商行的存贷比例均值为0.449，信贷配置效率不高，其信贷行为可能在在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中得到了抑制。城商行的破产风险敞口均值为7.890，总体来说破产可能性不大，但个别银行的Z-Score值较小，风险控制问题应予以重视。利率市场化程度也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出深化的现象，表明我国存贷利率的市场化在持续不断的稳步推进。其他主要变量方面，银行业的价格竞争在不断加剧，我国银行业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可能存在恶性的利率竞争现象；不良贷款率不断下降，可见城商行近年来对于不良资产的重视和积极治理。境外投资者持股比例下降，表明了少量境外投资者的退出以及中资持股控制的加强。
四、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利率市场化对银行信贷配置和风险的影响研究
本文使用STATA 14.0对城商行2008～2014年度面板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析过程中选择了OLS模型对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表3主要报告了对于研究假设1和假设2进行验证的结果，即利率市场化与银行的信贷配置和风险的关系效应。同时按年份进行分组，之所以按2013年为界，主要是因为2013年后贷款利率管制完全放开，我们想要观察其前后的区别。由表3中的模型1可知，利率市场化程度IRL回归系数为0.512，利率市场化与城商行信贷配置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同时由于利率市场化程度为负向指标，亦即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时值变小，可见城商行的信贷配置能力得到了抑制。且在按年份时间分组后发现，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放大了对城商行信贷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选取样本的城商行多为中小型银行，在存贷利差收窄的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可能受到了大银行的“挤出效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故而其信贷配置的能力得到了抑制。所以，假设1未得到实证检验的支持，利率市场化的深入并没有提高城商行的信贷能力，反而其信贷配置效率有所削弱。
同样地，从表3中的模型2可知，利率市场化变量IRL回归系数为9.521，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同时利率市场化变量与破产风险变量均为负向指标，即破产风险变量值越大，风险越小；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其存贷差收窄。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之间呈正相关，即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会放大城商行的风险敞口，加剧了其破产风险。且按年份时间进行分组后发现，利率市场化初期对于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但近年来其对风险的影响在不断地加强。中小型城商行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处于劣势地位，竞争能力较弱，其盈利能力和抵抗风险能力均弱于大型商业银行，故而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深入的今天，中小型商业银行对于风险的敏感性更强，应加以重点疏导。
在控制变量方面，城商行中资产规模变量Size对信贷配置和风险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5与0.188，资产规模较大的城商行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经营出现了困境，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资本充足率变量Car回归系数分别为-0.005和0.085，可见过多的资本缓冲并不能提高城商行的信贷配置效率与降低其破产风险，“缓冲资本池”的深度应适量；不良资产率Npl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2和-0.021，不良资产的增加会显著提升城商行的信贷能力，但对其风险承担的作用并不明显；资产负债率变量DA回归系数分别为-1.049和-8.521，且均通过了显著型检验，负债率的提高将增加城商行的破产风险同时会削弱其信贷配置效率；净资产收益率Roe回归系数分别为0.298和-31.698，可见较好的盈利能力会显著的提升其信贷配置能力的同时抑或放大城商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董事会治理变量IDP和DNum对信贷配置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48和-0.005，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会增加城商行的信贷配置能力，但董事会会议却存在低效率；同时董事会治理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二）外部环境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贷配置关系的影响研究
表4主要报告了对研究假设3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检验了外部环境因素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贷配置关系的影响。从表4中模型3可见，利率市场化与区域环境变量的交叉项IRL*Area的回归系数为-0.465，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东部地区的城商行在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过程中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有着更高的信贷配置能力，应是东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较好，为城商行的信贷行为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从模型4可知，利率市场化程度与地区的GDP增速的交叉项IRL*GDPG回归系数为-0.089，表明了较好的经济形势可以显著地抑制利率市场化对于城商行信贷配置的削弱效应。较快的经济增速应需要较多的资金支持，所以在这一环境下，城商行的信贷配置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样地，从模型5可以发现利率市场化与市场竞争变量的交叉项IRL*Lerner的回归系数为13.088，激烈的市场竞争显著的抑制了城商行的信贷配置能力，并且进一步放大了利率市场化对于信贷配置的抑制作用。最后，從模型6可知，利率市场化程度与境外投资者持股变量交叉项IRL*For的回归系数为-1.875，并通过了显著检验。引入境外投资者的少量持股可以提高城商行的信贷配置效率，并且能够积极的化解利率市场化对于城商行信贷配置的抑制作用。综合来说，外部环境对利率市场化与城商行信贷配置关系具有显著的影响，故假设3成立。具体来说，较好的区域环境和经济形势以及引入境外投资者的少量持股可以化解利率市场化对银行信贷配置的抑制性影响，能够积极提高其信贷配置的效率。
（三）外部环境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关系的影响研究
表5主要报告了对研究假设4进行验证的结果，主要分析了外部环境因素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之间关系的影响。从表5中模型7可知，利率市场化程度与东部区域变量交叉项IRL*Area的回归系数为-1.515，与银行风险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表明了东部较好的区域环境下，利率市场化对于银行风险的加剧效应得到了抑制，较好的区域環境下城商行的破产风险处于较低水平，处于经营稳定状态，可见利率市场化对银行风险的加剧效果在中西部城商行中应更为明显。从模型8中可知，利率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速的交叉项IRL*GDPG回归系数为-2.549，与银行风险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在经济形势较好时，利率市场化对与城商行风险的加剧效果被削弱，处于较好经济形势中的城商行经营稳定，其出现破产危机的可能性也很小，可见维持较好的经济环境对银行风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样地，从表5中的模型9可知，利率市场化与市场竞争的交叉项IRL*Lerner的回归系数为15.113，显著地增加了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激烈的市场竞争会进一步放大利率市场化对于银行风险的加剧效应，而中小型城商行显然在价格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其竞争能力有待提高；最后，从模型10可知，利率市场化与引入境外投资者持股变量的交叉项IRL*For的回归系数为-1.256，存在境外投资者的少量持股会化解一部分的利率风险，存在境外投资者持股的银行学习了国外较为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在面对不断推进的利率市场化时有着较好的应对方式。综合来说，外部环境因素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效应有着明显的影响，具体来说，较好的区域环境和经济形势以及存在境外投资者的少量持股能够一定程度上化解利率市场化的风险，而价格竞争则会加剧这一现象，故而假设4得到了实证的支持。
（四）进一步研究
通过进一步研究利率市场化、信贷配置和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时发现，利率市场化对于城商行风险的影响路径可能是信贷配置的部分中介作用。从表6可知，在利率市场化对风险影响的基准模型中在添加信贷配置变量（LD）进行回归分析后，其对于风险的影响能力变弱，同时信贷配置对银行风险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从中易知，利率市场化加剧城商行风险承担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其对信贷配置效率的削弱造成，即利率市场化的风险效应或是由于低效率的信贷配置行为传导的。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前文得出的结论，我们做了以下的稳健性分析：分别用贷资产比例和基于Roe的Z值得分来对信贷配置与银行风险变量替换后进行上述模型的回归分析，均得到了与前文基本一致的结论。此外，还应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对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实证分析结果同样验证了以上各研究模型的主要结论。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为了进一步丰富对于中小型商业银行的研究，论文在提出四个研究假设的基础上，选取40家城市商业银行2008～2014年度样本构建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主要研究了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贷配置和风险之间的关系效应。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贷配置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即利率市场化会抑制城商行的信贷配置能力；而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之间显著正相关，即利率市场化会加剧城商行的破产风险，面对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城商行处于劣势地位。此外，外部环境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贷配置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影响：外部环境因素中的区域环境、经济形势和引入境外投资者的少量持股能够削弱利率市场化对于城商行信贷配置的抑制作用，同行能够化解利率市场化对于城商行破产风险的加剧效果，对城商行的稳定经营具有积极影响。而激烈的市场竞争则会加剧利率市场化对城商行信贷配置的抑制作用和对风险的加剧效应，城商行的竞争能力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否则在利率市场化的大环境下难以维持稳定。
基于以上的结论，本文得到了以下启示：①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城市商业银行应提升自己的信贷配置能力来获取一定的利润，同时要积极地化解自身的破产危机风险。②中西部地区城商行由于区域环境处于劣势地位，在面对利率市场化时更应积极提升自己的信贷配置能力以及加强风险承担的管控，积极开展创新业务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③引入境外投资者的少量持股对银行具有积极效果，城商行可以引入少量外资持股或积极开展学习国外银行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④在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中政府部门应维持经济形势的稳定，保持区域经济积极稳步地发展。⑤银行监管部门要避免恶性的市场竞争，保持良好的市场秩序，同时审慎监管大银行对于中小型银行的非正常的“挤出行为”，从而维持整个银行体系的良好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 杨咸月，何光辉.金融自由化、金融抑制与信贷配给[J].上海经济研究，2000（11）： 44-51.
[2] DABO.Z.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Banks in Nigerian[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2（62）： 548-554.
[3] 许承明，张建军.利率市场化影响农业信贷配置效率研究——基于信贷配给视角[J].金融研究，2012（10）： 111-124.
[4] 陆静，王漪碧，王捷.贷款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基于盈利模式与信贷过度增长视角的实证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4（6）： 50-59.
[5] 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市场分割与信贷配给：利率市场化的体制及经济效应[J].金融研究，2006（1）： 127-138.
[6] BEKAERT，G.，HARVEY，C.R.，LUNDBLAD，C. Does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Spur Growth？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1，77（1）：3–55.
[7] 王舒军，彭建刚.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测度及效果研究——基于银行信贷渠道的实证分析[J]. 金融经济学研究，2014（6）： 75-85.
[8] ODHIAMBO，N.M. Interest Rate Reforms and Credit Allocation in Tanzania： An Application of the ARDL Bounds Testing Approach [J].International business & economics research journal，2010，9（5）.
[9] ABIAD，A.，OOMES，N. AN，UEDA，K. The Quality Effect： Does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mprove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 [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2004，4（2）： 270-282.
[10] 黎齐.货币政策、利率市场化与信贷资源错配——基于非平等市场地位的信贷市场资金供给平衡模型[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6（2）： 3-13.
[11] 罗良文，雷鹏飞.利率市场化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J].经济问题，2011（10）：20-23.
[12] BALMACEDA，F.，FISCHER，R.D. ，RAMIREZ 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Market Structure and CRedit Penetration [J].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2013，23（1）： 47-75.
[13] KUMAR，S. ，PRANDAB，K.D.A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 to Model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 in Firms： An Application to India [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12，36（5）： 1311-1319.
[14] ANGKINAND，A.P.，SAWANGNGOENYUANG，W.，WIHLBORG，C.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Banking Crises： A Cross-county Analysis [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2010（2）.
[15] DEMIRG.C-KUNT，A. ，DETRAGIACHE，E.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1998，22（10）： 4259-4299.
[16] DANIEL，B.C. ，JONES，J.B.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Banking Cris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J].General information，2001，72（1）： 202-221.
[17] HARRY，M.，MAKLERA，WALTER，，NESS L. How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Challenges National Sovereignty in Emerging Markets [J].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2（45）.
[18] PORTER，N.，TAK.TS，E. ，FEYZIOGLU，T.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in China [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9，58（9-10）：1-28.
[19] FOOS，D.，NORDEN L. ，WEBER M. Loan Growth and Riskiness of Banks [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10，34（12）：2929-2940.
[20] 张宗益，吴恒宇，吴俊.商业银行价格竞争与风险行为关系——基于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经验研究[J].金融研究，2012（7）： 1-3，5-14.
[21] 李仲林.利率市場化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J].财经科学，2015（1）： 36-46.
[22] 曹凤岐，杨乐.银行信贷调配与区域经济增长[J].金融研究，2014（6）： 50-66.
[23] 李春红，周曦冉.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不同类型银行竞争度与风险行为关系的差异性研究[J].商业研究，2015（4）： 64-71.
[24] 高勤.银行竞争对货币政策的贷款渠道的影响——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研究[J].金融论坛，2016（7）： 11-21.
[25] 张宗益，宋增基.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中国上市银行的效果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0（6）： 106-114.
[26] 王耀青，金洪飞.利率市场化、价格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J].经济管理，2014（5）： 93-103.
[27] 吴国平，谷慎，郭品.利率市场化、市场势力与银行风险承担[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5）： 33-43.
[28] 王涛，蒋再文.少数外资股权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J].经济体制改革，2012（1）： 144-148.
[29] 李斌，黄治国，彭星.利率市场化会降低城市商业银行投融资水平吗？ ——基于中国24家城市商业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1）： 40-47.
关键词：小微企业；融资需求；融资结构；信贷配给；宏观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4-0108-03
1 融资需求与融资结构
1.1 权衡理论
Modigliani和Miller（1958）以无信息成本和税收等为假设，提出MM定理，认为小微企业的价值与资本结构无关，只与其盈利能力有关，因而不存在最优的资本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引入税收环境因素，对MM模型进行修正。认为，小微企业的负税率越高，其负担的债务就越多，从而导致债务的“税盾效应”（Modigliani&Miller，1963）。之后，Miller（1977）又进一步考虑了个人所得税，提出了“米勒模型”。该模型指出，对小微企业征收个人所得税会打消小微企业追求税盾优惠的积极性或激情。随后Masulis（1980）对米勒模型进行扩展，提出了静态权衡模型。提出，小微企业负债水平与其破产风险成正相关关系，边际利息率就会随着小微企业债务负担的加大，破产可能性的提高而上升。因而，他指出，小微企业最优的资本结构由两部分决定即新增债务的边际税收减免利益和边际破产成本。为此，Myers（1984）在以上研究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静态权衡理论（STO）。他指出，小微企业资本结构类型依赖于它所要达到的目标，需在负债收益和成本之间进行取舍。Ang（1991）运用权衡理论分析小微企业，他认为小微企业由于大多为独资和合伙企业，其破产成本大部分由个人负担，因此，小微企业基本上没有追求税盾利益的倾向，其最优融资结构也只能依赖于自身。当小微企业向银行或富有亲友借款筹资时，需对借款利息收益缴纳个人所得税，在一般情况下，使其花费的累计利息要比靠借债所获得的避税收益要大。并且，Pettit&Singer（1985）也得出相关解释，他认为，小微企业盈利能力低于大企业，小微企业很少选择税盾效应来进行债务融资。而关于负债的成本，一般认为，小微企业由于破产的风险比大企业更大，应尽可能避免用债务融资的方式来筹资。
1.2 新优序融资理论
Myers（1984）提出融资次序理论（POH）。该理论认为小微企业的融资选择是先内源后外源，即先选择无交易成本的内源融资，然后再选择外源。而外源中，先选择交易成本较低的债务融资，然后再是股权融资。
该融资次序理论主要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短期融资需求，只强调信息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未考虑中小微企业的规模和信用条件等影响因素，加之中小微企业信息的不对称，该理论的基础假设不能被经验数据所支持。为此，Ang（1991）考虑了所有者资金注入的问题，提出了修正的融资次序理论即新优序融资理论。该理论强调：小微企业融资顺序先是未分配股息的内源融资，然后再是进一步向所有者筹集资金，最后才是外源债务融资。该理论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比较适用，已成为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研究的主要理论模式（Holmes&Kent，1991；Ang，1991；Norton，1991）。并且有很多相关研究都认为中小微企业的融资行为比较符合新优序融资理论（Gallo&Vilaseca，1996；Poutziouris，2001）。但Garmaise（1997）作出相反的解释：新优序融资理论是以信息不对称为基本假定前提的，如果风险资本家比中小微企业主掌握的信息更准确、更真实、更及时，先外源债务融资、再外源权益融资的正常次序就有可能会反过来。此外，Howorth（2001）的研究也作出了相似的解释：由于很多小微企业害怕控制权的丧失，不可能完全遵循通常所说的融资次序。
新优序融资理论比较适用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结构问题。由于它解释的是中小微企业在特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对增量资金的短期融资需求，很难揭示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的资本结构动态变化趋势，但张捷、王霄（2002）指出，Berger&Udell的融资周期理论能大部分弥补新优序融资理论的缺陷。
1.3 金融成长周期理论
Bsahlman（1990）&Wetzel（1994）认为，刚创立的企业绝大部分主要是靠初始贸易、内源和天使融资方式来筹集资金，并对其产生强烈的依赖性。这是因为初创小微企业信息不对称、不透明问题严重，很难从银行等中介机构获得外源融资，在创立的初始阶段只能靠初始内源融资，之后步入成熟稳定阶段才是向商业银行借款的外源融资。Berger&Udell（1998）研究表明：中小微企业在成长的不同阶段，其信息限制要求、规模、资金需求是不同的，它需要不断更新来适应中小微企业不同阶段的实际，各个成长阶段的融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并调整与之相适应。在中小微企业成立的初期，只能靠内源融资、贸易信贷或天使融资来解决融资难题；当其进入成长阶段，中小微企业可以利用间接融资筹集资金；当企业在进入稳定增长的成熟阶段后，则可以获得公开权益和债务市场进行融资。此外，他们还指出，由于小微企业的经营规模、年龄及市场信息存在差异，小微企业在成长的不同阶段所选择的融资渠道次序、融资方式等是不确定的。因此，这种成长周期路线，并不适合不同产业的小微企业。此外，Fluck（2000）采用博弈论方法进行分析表明，中小微企业在发展初期的资本结构应该先是外部权益融资，之后是留存收益融资，最后才是长期债务融资。他还认为，公募融资渠道不仅仅只用在小微企业发展的最后阶段。张捷、王霄（2002）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我国中小微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融资结构进行统计分析表明：我国中小微企业在成长的初期到中老年期，债务融资的利用是先上升后下降，而股权融资却相反，我国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结构是符合金融周期成长理论的。同时，他们还对我国631家中小企业进行访谈调查，并利用调研采集到的数据，将我国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结构与美国作对比分析。他们认为，我国中小微企业在各个成长阶段的融资结构与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不尽相同，但中美两国中小微企业的总体变化趋势与金融周期理论的基本规律是相吻合的。并且，他们进一步揭示了金融周期理论在我国中小微企业中的适用性。同时，陈晓红、刘剑（2003）对我国12个省、市、自治区中小微企业不同成长周期融资结构的实证分析也再次论证了这个观点。而大部分学者如杨思群（2000）却从我国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特点的角度分析认为，我国中小微企业利用外源融资的次序是先债务融资后股权融资，而且，对金融中介债务融资依赖性极强，因为股权融资弥补金融缺口存在较大的困难，因而股权融资并不能解决融资的当务之急。然而，Flucketal（1997）对威斯康辛州的企业进行经验检测后得出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威斯康辛州的企业在初创阶段外源融资的利用超过内源融资，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到8年及之后，内源融资超出外源融资，在融资总额中的占比不断上升。这表明，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利用的外源融资趋势呈现出一种“U”形的发展态势。
该金融周期理论揭示小微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融资结构变化规律：越是处于早期成长阶段的企业，外部融资约束越紧，渠道也越窄；反之则相反。而大多研究学者从动态的角度和实证分析中较好地解释了小微企业融资结构的变化规律，因而小微企业金融周期成长理论可以作为我们分析中国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
1.4 控制权理论
Mishra and Mcconaughy（1999）认为，小微企业主偏好控制权的原因在于其经营能力具有较高的资产专用性。而李新春和胡骥（2000）认为，小微企业主没有控制权就表明个人未来的发展受到阻碍或其命运不能由自己掌控，哪怕企业家能够获得与自身人力资本相等数量的货币补偿，但他们同样不想放弃控制权，于是他们面临两种取舍：一是在积累财富和稀释控制权之间进行取舍；二是在小微企业是稳定增长还是快速增长之间进行取舍。这两种取舍会影响小微企业追求不同融资来源的倾向。Chittenden（1996）认为，小微企业主为了更好地拥有和掌控控制权，更偏好于内源融资和保守的方式融资，不愿采取外源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Westhead and cowling（1997）指出，由于绝大多数小微企业是生命周期性的，其所有者、管理者都喜欢安于现状，坚守“小富即安”的观念，偏好短期资金融通，尽可能地避免采用长期融资的方式，只有极少一部分以增长导向为目标来融资资金。除此，Davidsson（1989）抽取瑞典小企业所有者、管理者作样本进行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小微企业以“预期金融回报”和“独立性的增长”作为最重要的增长动力，当小微企业主要在企业的独立发展与所有者的控制权之间作选择时，小微企业的所有者会选择小微企业的独立发展。
综上所述，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理论在国内外学者对其深度检验、实证研究以及积极修正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了起来。但大多都是从信息不对称以及企业层面与所有者个人层面来探讨的，并且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理论在很多层面上还未达成一致的观点和看法，研究学者和专家的实证检验很难得到相似的结论。因此，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理论并未形成完善的体系，存在的许多问题还需要作出更深层次的研究，需要更多的学者对小微企业融资理论做更全面、更广泛、更深度地探究和实证分析。
2 信贷配给
2.1 信贷配给生成原因
baltensperger（1978）提出信贷配给的概念，是指小微企业的信贷需求即使在某些借款人愿意满足合同约定的价格及非价格条件时也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形。但在一般情况下，借款人的贷款需求未被审查通过，主要原因是没有足够的抵押品、担保品或担保人，为此出现贷不到款的现象不能被认为是出现了信贷配给。Stiglitz和weiss（1981）以信息不完全对称的信贷市场的基础上建立了提出了S-W模型。他认为信贷配给是建立在信用评级的基础之上，一部分借款人可以得到全额贷款或部分贷款，而另一部分借款人因信用基础不好或信用虽好，但出于对某些风险因素的考虑，即便支付更高的利息也得不到贷款的现象。该模型证明了逆向选择是产生均衡信贷配给的基本原因，而信息不对称则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whette（1983）的信贷配给模型改变了Stiglitz&Weiss（1952）模型的假设条件即借款人为风险厌恶者。他认为，当借款人不管是风险偏好者还是风行厌恶者时，银行对有抵押品作抵押的借款人也要求同样的利率会造成信贷配给。原因是风险中性的借款人对抵押品数量和质量要求增加了，从而使逆向选择现象的产生成为可能，进而对银行的期望收益减少了。Cressy（1996）认为，人力资本是小微企业存活率的“真实”决定因素，企业拥有的人力资本越高，向银行申请贷款就越有可能被银行所接受，而人力资本比较弱的小微企业却只能对融资进行自我选择。从这个意义上看，企业新建期不存在信贷配给。王霄和张捷（2003）考虑了企业规模因素，在传统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起以抵押品为主导的信贷配给机制。指出，中小微企业存在相对大企业更为严重的信贷缺口是因为小微企业资产规模小，不能满足银行借贷所要求的最低抵押品价值，在向银行借款时贷被剔除。此研究有力地解释了信贷配给中存在规模配给。
2.2 缓解信贷配给
近年来，小微企业与银行间建立关系型贷款已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研究的新课题。
Green baum&Thako（1993）认为，当小微企业无法向商业银行获得正式贷款或无法获得无条件承诺的贷款合同时，企业就会寻求其他变通的办法与银行建立紧密的关系。Hauswald和marquez（2006）指出，小规模的地方性银行由于与不透明的小微企业在信息是互通联系的，因而拥有从事关系型贷款的比较优势。Berger&Uden（1998）、stdn（1999）的研究发现，规模大而复杂的银行机构往往对关系型贷款的提供缺乏倾向，关系型贷款更适合小银行融资。林毅夫，李永军（2001）认为，关系型贷款在长期交易中形成了各种软信息，一方面能弥补中小微企业因没有健全的财务信息和抵押品所产生的信贷缺口，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不利的信贷条件的改善。与大银行相比，小银行由于基于与小微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在向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方面具有信息优势。Berger和uden（2002）认为，当银行与长期来往的中小微企业达成融资交易的准市场行为时，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成本就降低了，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就加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提供关系型贷款就可以解决银企关系中的“软信息”问题。张捷（2002）利用企业组织理论，将Berger等人的关系型借贷作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解释力更强的理论模型。张捷认为，小银行的决策权配置倾向与大银行相比，小银行贷款决策分权化有利于获取软信息，因而小银行对中小微企业提供关系型借贷更有比较优势。Peterson&Rajan（1994）利用有关数据对关系型贷款问题作系统性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与银行之间形成良好的关系对于企业贷款成本和信贷可获得性都会产生正面的影响。中小微企业与产业集中度越高的银行合作，获得贷款的概率就会越大。
综上所述：一般情况下，小微企业实际得到的贷款额度与希望得到的贷款额度不相符时，信贷缺口就产生了，而这种信贷缺口随着小企业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现实中，国内外学者对中小微企业债务融资中存在的严重信息不对称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国外学者立足发达市场，从不同的角度对小微企业关系贷款理论进行不断的研究和实证分析，但其所做出的理论解释和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并不完全适应我国的实践。因此，国内学者应对中小微企业的关系型贷款理论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进行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实证检验。
3 宏观经济政策影响
3.1 货币政策对小微企业融资的影响
Berger&Udell（1998）认为，货币政策的调整使小微企业遭受的冲击更大，因为在小微企业的融资中抵押贷款占据非常重要的作用。Bernanke&Gertler（1995）；Bernanke，Gertler&Gilchrist（1996）指出，小微企业对资产负债表渠道传导的支持多于对银行贷款渠道。Gertler&Gilchrist（1991）通过对小企业制造业进行经验研究证明，小型制造业企业对利率反应特别敏感，更容易遭受经济周期的间接影响，因而，货币紧缩政策对小微企业的影响更大。
3.2 金融自由化对小微企业融资的影响
McKinnon&Shaw经过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促使投资增加和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提高利率和增加储蓄的方式来实现的。而Taylor（1988）却指出，利率提高会促使资金供给从非正规部门向正规部门流转，致使总借款额不会出现净增加，因而，金融自由化不会造成资金供给总量增加。Steel（1994）则补充认为，小微企业向正规部门申请贷款时受到诸多的阻碍，原因在于其交易成本和风险较高、抵押品短缺。
3.3 银行业合并及结构调整对小微企业融资的影响
有关经验研究发现，大银行与大银行合并时，小微企业向大银行申请得到的贷款会大幅度减少，反之，小银行与小银行合并时，小微企业向小银行申请得到的贷款会增加。但Cole&Walraven（1998）却得出不同的结论：银行间合并和银行规模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影响并不显著。Bergeretal（1998）认为，当本地区的其他银行存在“外部效应”时，银行业合并对关系型贷款的影响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银行业合并对小微企业融资的负面影响。此外，Berger&Udell（2002）还研究了跨境银行间合并问题，表明，外资银行的效率低于国内银行的效率是因为关系型贷款问题的存在。Peterson&Rajan（2002）则认为，银行业合并及结构调整因素会促使银行业管制放松或生产力过剩，还会促进信息技术的革新，信息技术的革新使银行对远距离客户贷款成为了现实，因而，小企业在信贷市场上的竞争以及向银行获得贷款的可能性都将会提高。此外，程惠霞（2002）则指出，银行并购不仅会造成中小银行消失而且还会由于因为服务真空地带的出现引发更多中小银行产生。张捷（2003）基于银行内部组织结构的微观视角，认为金融业整合必将造成贷款决策层上移从而加重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困难；夏英（2002）则认为我国国内银行间的一些购并例子已对中小微企业融资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综上所述，小微企业更容易受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影响和冲击。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经济政策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应对小微企业的发展加以特别的关注，以便促使不同规模的小微企业协调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思群.小企业金融：理论与政策[J].财贸经济，2000，（3）.
[2]张捷，王霄.中小企业金融成长周期与融资结构变化[J].世界经济，2002，（6）.
[3]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1，（1）.
[4]程惠霞.国际浪潮与中小银行发展[J].当代经济科学，2002，（1）.
[5]陈晓红，刘剑.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结构与融资方式演进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5，（12）.
[6]林汉川，等.中小企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3.
[7]Pettit，R.& Singer，R.Small Business Finance： A Research Agenda[J].Financial Manage-ment，1985，（14）：47-60.
[8]Myers，S.C.The Capital Structure Puzzle[J].The Journal of inance，1984，39（3）：575-592.
[9]Myers，S.C.& Majluf，N.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Firms have Information That Investors Do Not Hav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4，（13）：187-221.
[10]Ross，S.The Determination of Financial Structure：The Incentive-Signalling Approach[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7，（8）：23-40.
[11]Ang，J.S.Small Uniqueness and the Theory of inancial Management[J].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Finance，1991（1）：1-13.
[12]Norton，E.Capital Structure and Small Growth Firms[J].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Finance，1991，1（2）：161-177.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预期贷款成本；信贷规模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B
一、引言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税收接近国家全部税收总额的50%，解决了80%的城镇就业［1］。发展中小企业是实现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中小企业发展却面临着资金短缺的瓶颈。特别是从2010年10月开始至2011年7月末，国家已8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2011年在国家“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坚持“区别对待、有扶有控”的原则下，中小企业的贷款虽然相对得到一定保障，但仍不得不面对高额贷款利息，企业经营景气度及支付能力降低双下降矛盾环境。
目前，面临中小企业融资难困境，政府、银行、中小企业积极探索解决之道，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第一，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服务的专门金融机构，加之民间中小金融机构或将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导力量。工行和建行陆续成立了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服务的专门金融机构，目前在全国合计已有700多家。其它商业银行及地方商业银行主要是招商银行和吉林银行，经银监会的批准，招商银行和吉林银行，陆续成为获准筹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的银行。第二，无抵押、无担保以及票据融资、品牌融资等新的银行融资模式，成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重要手段。花旗银行是外资银行第一家设立专门机构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服务的银行，探索了一种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服务的新模式――应收账款融资，变重贷前审查为重贷后审查。包商银行也是探索无抵押、无担保贷款的先行者，其运用德国微中小企业贷款技术，建立一套用于分析中小企业的指标体系，以还款意愿和现金流的交叉分析替代抵押和担保，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提高银行业务收益上均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截止2010年末，境内中小企业贷款总额达3 884.18亿元,境内中小企业贷款占境内公司贷款的比重达49.72%，中小企业不良率1.46%。但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情况并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我国企业融资的80%来自于银行信贷，信贷总量的80%贷给大企业，有80%的中小企业从未贷过款。尤其是近来银行准备金率连续提高和利率提升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中小企业融资的步伐可能将会举步维艰。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产生本质上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该条件下探讨其产生的微观成因才有可能发现问题的根源。 二、文献回顾
本文研究的相关理论主要是均衡信贷配给理论（equilibrium credit rationing），它是指在一般利率及其它附加条件下银行出于利润最大化目标而引起的信贷市场不能出清的现象。信贷配给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在银行特定利率条件下，所有贷款申请人的借款需求只能部分地得到满足；另一种是银行对于部分贷款申请人主要是信息不透明企业的贷款申请予以拒绝。杰弗和罗瑟（Jaffee and Russel,1976）通过建立一个包括还款额、违约成本和借款人现金流三因素的简单模型分析了中小企业是偿还贷款还是违约的选择问题。该模型得出结论：如果银行能够观察到违约成本的值，则银行通过限制贷款来降低企业不还款意愿，从而出现信贷配给；如果银行不能观察到违约成本的值，则会发生中小企业的道德风险问题［2］。
关于信贷配给生成机理，最著名的解释是斯蒂格利茨和韦斯（Stiglitz and Weiss,1981）的理论模型，该模型证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逆向选择问题是导致信贷配给产生的重要原因。当银行提高利率时，低风险的企业会退出市场即出现逆向选择。为避免逆向选择的的出现，银行不会提高利率，而会在一个低于竞争性均衡利率且使银行预期收益最大化条件得以满足的利率水平上，实施对贷款人的信贷配给［3］。以斯蒂格利茨和韦斯模型为基础，一些西方学者包括维特、巴斯特等人（Whette, 1983；Bester，1985）通过加入抵押品条件进一步探讨了信贷配给的内生机理［4-5］。
国内也有学者对于均衡信贷配给理论进行了研究。王霄、张捷（2003）在斯蒂格利茨以及巴斯特等人的模型基础上，通过放宽企业规模均等的条件，建立了一个内生化抵押品和企业规模的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在信贷配给中无法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低风险中小企业，它们由于企业的资产规模无法达到银行的临界抵押品价值因而不能得到贷款；另一类是部分高风险中小企业，它们的资产规模可达到银行所规定的临界品值，但由于它们不愿意提供相应价值的抵押品因而也无法获得贷款［6］ 。通过建立一个包含银行、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模型，李志（2002）分析了银行垄断市场结构下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的因素，并在模型中引入中小金融机构，得出了引入中小金融机构将使中小企业得到的信贷增加，以及中小金融机构的信息优势，数量与中小金融机构的融资总额存在着正向关系等结论［7］。在我国为适合特定时期经济发展战略而建立的以大银行为主的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下，林毅夫、李永军（2001）认为大型金融机构天生不适合为中小企业服务，这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中小金融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比大型金融机构拥有成本和效率的优势，提出大力发展和完善中小金融机构是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根本出路［8］。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周武彪（2009）认为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前提是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9］。
以往的国内外文献并未将预期因素作为重要因素予以考量，中小企业所考虑的预期贷款成本与银行所考虑的预期利润（银行信贷规模）可能是当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中决定中小企业能否成功贷款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所出现的新情况，考虑预期贷款成本与信贷规模，建立不对称信息条件下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博弈模型。
三、 理论模型
（一）模型假设
假设银行处于垄断地位，银行只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中小企业向银行贷款是有成本的，并且随着贷款规模的减小，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越大。银行不知道企业风险高低Pi的类型，企业知道自己属于Pi的类型，这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二）模型构建与理论假说
1.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的问题可以表述为： =xi pi
xi是中小企业从银行得到的支付，Ri是企业向银行支付的固定总利息。U(R,i)≥0表示参与约束，即中小企业是否贷款的决策取决于它们的预期收益是否大于0。
下面的一项是激励相容约束，表明在银行获得贷款之后由于利率及贷款成本原因如果预期收益小于从事其它项目的预期收益，中小企业存在不还款的可能。Pi表示项目风险，风险越大成功概率越低。即1＞Pa＞Pb＞0。假设PaXa＞PbXb＞I,Xa为低风险的项目，Xb为高风险的项目。Xb＞Xa，即越是风险高的项目获得的支付越高。C0(I)表示中小企业单笔贷款的预期成本，I越大则预期成本越小。
当I足够大时，C0(I1)=0,此时，银行使预期利润最大化：
Max(PaRa-I,PbRb-I) ［R/i］i=a,b］（6）
银行此时要求R=Xa,由于C0(I1) =0,于是Pa(Xa-Ra)=0。此时银行贷款给企业，企业实现预期利润。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当银行将资金贷给企业时，企业会寻求利润最大化，即 i∈Max U(R,i) ≥U(R0,i0),因此令Pa(Xa-R) ≥Pb(Xb-R),于是有: PaXa-PaR-PbXb-PbR ≥0（7）
移项得: PaXa-PbXb ≥R(Pa+Pb)（8）
整理得到:R≤PaXa-PbXb／Pa+Pb（9）
令R′=PaXa-PbXb/Pa+Pb ，当R≤R′ 时，由于PaXa-PbXb ≥0,企业选择a,当R＞R′ 时，企业选择b,银行面临的情况为:
∏b(R,i)=PaR′-I 0RR′
PbXb-IR′RXb（10）
由于银行处于垄断的情况，银行总是选择最大化它的利润。当0≤R≤R′ 时，如果Pa R′＞PbXb则银行选择R = R′; 当R′＜R≤Xb时，如果Pa R′＜PbXb ，则银行选择R=Xb。
当银行选择R=Xb时，有：
U(Xb,b)=Pb(Xb-Xb)=0（11）
此时不存在信贷配给，即中小企业获得贷款并得到0利润，银行获得最大化的利润。但是，上述条件成立的前提是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很大，因此预期的贷款成本趋近于0。如果企业贷款的数额并不大，即存在着C0(I)＞0。当银行选择R=Xb时，企业的预期利润U(Xb,b)
假说1：若申请贷款的预期成本大于企业从其他途径获得资金的成本，中小企业将选择不去银行申请贷款。
推论1：当银行以高利率覆盖风险时，除非贷款规模足够大以至企业贷款成本趋于0，否则，有还款意愿的低风险企业会退出市场。
所有企业都会申请贷款，都愿意支付较高的R′ 的利率。由于现实的情况是信贷的规模不能满足所有企业的资金需要以及银行为维护垄断利润不提高利率，因此仍有一部分企业无法获得贷款，即出现信贷配给。
假说2：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规模越低，低风险优质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越小。
则中小企业的还款意愿就会很低，且存在着不还款的可能。
假说3：当中小企业贷款规模不大时，中小企业需要支付的利息越低，中小企业的还款意愿就越高。
综上，模型将预期贷款成本、信贷规模作为重要变量引入，分析了之所以很多中小企业没有向银行贷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预期贷款成本较大于从其它途径获得贷款的成本。银行的信贷规模越小，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就越小;银行利率越高，中小企业还款的意愿就越低。
四、实证分析：基于吉林省中小企业的调查
吉林省中小企业年融资需求为600亿元，其中企业通过自有资金和民间拆借解决的大约200亿元，通过间接融资解决的约200亿元，全省担保机构每年新增的担保额大约100亿元。因此，仅吉林省中小企业每年的资金缺口就在100亿元以上，25%-30%的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导致停产、半停产或开工不足［10］。从笔者走访的吉林省中小企业的情况看，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仅从吉林省乡镇企业来看，吉林省乡镇企业数量近几年呈缓慢上涨之势，而其获得的银行贷款数额却在持续下降［11］。
笔者在走访过程中通过发放调查问卷以获取第一手资料，共发放问卷150份，收回148份，有效问卷131份。设计题目共20个，经过前期数据处理，列出主要的题目与数据。
（一）问卷设计与计算
首先，对中小企业获得贷款与未获得贷款的原因进行调查，问卷的设计与计算结果见表1。表1的问卷调查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小企业认为其能获得银行贷款的原因按重要性程度依次为银行有大量可贷资金给予中小企业、有抵押品及担保、与贷款银行有长期密切的往来及人脉资源和贷款数额小。在表1中选择贷款数额小的31人中有90%以上选择了低利率是决定到期还款的重要因素，这也基本上验证了模型假说3的论点。
从表2的调查中看出中小企业到期还款的最重要的因素仍是利率，利率低则中小企业还款的可能较大，企业信誉的驱使和需要与银行进行长期的往来排在其后。
表3的结果与笔者的预计有所出入，无抵押及担保是没有获得贷款的最重要原因，但结合表1可以看出有总计达25%的受访者认为是否获得贷款，其中银行有无大量可贷资金给中小企业是最主要的原因，其略高于有无抵押及担保的24%。这也表明了中小企业的贷款可能与银行信贷规模的正相关关系，从而验证了模型假说2。结合表3和表4对变量作处理，将向银行贷款预计支出(预期贷款成本)作为被解释变量Y，将获得抵押担保的支出X1、利息负担X2、与银行及相关人员往来支出X3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计算与回归进而验证假说1。
（二）问卷调查主要内容与结果
通过相关变量的选择，得到问卷的主要内容及其回归结果。表5设计了四个主要变量，以向银行贷款预计支出作为预期贷款成本（Y）的衡量，以及获得抵押担保的支出（X1）、利息负担（X2）和银行及相关人员往来支出（X3）。问卷内容要求问卷回答者选择：3=大2=较大1=不大，从而进一步进行表6和表7的结果整理与计算。对表6的问卷调查计算结果进行回归，有表7的结果，得到回归方程：
Y=0.188X1+0.415X2+0.382X3
从表7的回归结果来看，获得抵押担保的支出X1、利息负担X2、与银行及相关人员往来支出X3构成了中小企业的预期贷款成本，获得抵押担保的支出X1越高，企业的预期贷款成本越高，利息负担越大预期贷款成本越高，与银行及相关人员往来支出越高预期成本越高。中小企业在是否申请贷款的决策时，考虑其中的某一点或某几点因素，若认为向银行的预期贷款成本大于从其他途径获得贷款成本时，将可能做出不向银行贷款的决定，从而验证了假说1。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加入中小企业预期贷款成本和银行信贷规模因素，本文构建了一个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博弈模型，认为中小企业不去申请贷款的原因是中小企业预期向银行的贷款成本，大于从其它途径获得贷款的成本，中小企业的预期贷款成本由获得抵押担保的支出、利息负担以及与银行及相关人员往来支出三个主要部分组成，中小企业认为任意组成部分成本过高都有可能做出不向银行贷款的决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规模越低，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越小；中小企业需要支付的利息越低，中小企业的还款意愿就越高。
在当前利率提升压力增大以应对通胀的环境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或将雪上加霜。利率提高将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银行也将增加呆账坏账的可能；银行法定准备金多次上调，大大收紧了流动性，银行的信贷规模无疑将会减小，而这势必会对本已缺乏资金的中小企业带来沉重的打击；抵押担保制度不改变，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就难以解决。银行内部人员“寻租”问题越严重，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就会进一步恶化。
在货币政策日趋向紧，企业经营景气及支付能力下降的情况下，银行业金融机构适当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以及降低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将十分必要，将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内，并在区间内根据企业实际盈利水平、所属行业发展状况综合衡量银行贷款的风险与收益，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定价弹性，从而降低中小企业的利率负担。
参考文献：
［1］ 英英，萨如拉.金融工具创新之夹层融资［J］．中国科技论坛，2011（3）：67-72.
［2］ Jaffee D.and Russel T.Impefect Information,Uncertainty,and Credit Rationing［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6，90(4):651-666.
［3］ Stiglitz,Joseph E.and Weiss,Andrew.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wiew,1981，71(3):393-410.
［4］ Whette,H.C.Collateral in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3，73(3):442-445.
［5］ Bester, H. Screening vs. Rationing in Credit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75(4):850-855.
［6］ 王霄，张捷.银行信贷配给与中小企业贷款［J］．经济研究，2003（7）：68-75.
［7］ 李志.银行结构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2（6）：38-45.
［8］ 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1（1）：10-19.
［9］ Zhou, W.Bank Financing in China PrivatSector: The Payoffs of Political Capital［J］． World Development, 2009,37(4):787-7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