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31 05:54:07
论文关键词：综合性科技期刊；地方经济；舆论引导；信息传播；沟通协调
科技创造财富，科技引领未来。作为展现当地科技工作的窗口和知识传播的平台，地方综合性科技期刊要在科技发展的浪潮中顺势而行，发挥自身特点，将杂志的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这要求期刊有一个明晰的办刊思路，将科技两字贯穿始终，做深、做透科技这个大文章，只有心系地方经济发展才是期刊生存和发展的活力所在。
1地方综合性科技期刊发展现状
一直以来，综合性科技期刊在传播党和国家的科技方针、政策，科技法律、法规，科技发展动态和科技管理工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科技事业的日益繁荣，综合性科技期刊普遍存在着规模小、体制落后和思路狭窄等问题，已经难以适应发展的需求，亟须走出“小科技”，融人“大科技”。
1．1地方综合陛科技期刊存在的问题
1)办刊意识不强。目前，多数有着政府背景的综合性科技期刊还依赖于靠上级管理部门给予一定的补助、收取微薄的论文版面费来维持生存，对于刊物的未来．办刊人缺乏统一、明晰的办刊思路，市场经营意识和杂志品牌意识淡薄，严重影响着刊物的发展。
2)内容与风格缺乏特色。许多综合性科技期刊的刊名大同小异，杂志的整体风格类似，基本以刊登职称论文为主，缺乏自身风格和亮点。Www.133229.cOM此外，为了降低运营成本，还人为地将杂志采访、报道、活动策划等功能省略，取而代之刊登文件、领导讲话、过时消息等一些枯燥乏味的内容，严重影响着刊物的可读性。
3)脱离实际、视野狭隘。一方面，关系稿、人情稿、职称稿等充斥版面；另一方面，缺乏必要的调查研究和实践探讨，无法从更高的角度深层次挖掘和展现当前的科技发展成就。及时分析当前社会经济热点、难点问题等。
1．2地方综合性科技期刊承担的责任
1)社会责任。综合性科技期刊既是党和政府重要信息的者，也应是社会公共信息的者，起着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作用，既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也有产业的性质，因此，也必须要有社会公益意识，承担社会责任。
2)分析报道的责任。虽然杂志的特点决定了它不能像报纸那样及时报道瞬时新闻，但应借助于专业学科的背景知识，更深层次地挖掘内涵，详尽阐述所涉及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综合性科技期刊要在众多杂志中脱颖而出，更应牢牢把握与科技相关的各个领域，发挥杂志特点，确立自己的地位。
1．3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综合性科技期刊助力
1)在综合性科技期刊缺位的情况下，对地方经济发展研究较多的还是大众期刊，关注的焦点也只是集中在现象报道、宏观建设、观念改变等方面．缺乏专业背景的它们在遇到具体问题时仍无法深入解决。所以，综合性科技期刊应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从科技的角度担当起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任。要针对当地经济解决实际问题。
2)一批综合性科技期刊的探索已初现端倪。《华东科技》《今日科技》《太原科技》等杂志纷纷改版，引进大众期刊的成功经验，一改过去“论文期刊”的面貌，以各地指导科技工作窗口、企业科技顾问、科学生活向导为主要内容，使杂志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有了一定的指导性和权威性。用事实证明了综合性科技期刊可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力支持。
2综合性科技期刊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大有可为
2．1宣传典型为自主创新营造良好环境
1)宣传区域科技经济发展焦点。把握区域经济命脉，结合科技发展动态，破解发展难题，积极探索符合地方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杂志内容，宣传报道各地推进自主创新、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建设方面的新思路、新举措，以及在产学研合作，促进技术、市场与资本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案例。
以《今日科技》杂志为例，作为浙江省科技厅主管的一本综合性科技期刊，该杂志自2005年改版以来，不断在科学技术厅、科学技术局、科技型企业和科学大众之间寻求平衡点。开辟了“资讯·观察、产业·财富、研究·创新、科普·时尚”四大栏目，一方面，报道全省科技动态，宣传各地科技局的重大科技举措；另一方面，广泛联系科研工作者，关注大众焦点。其中，每期的一大看点就是对县域科技经济发展亮点的宣传，这是编辑人员在结合当地区域特色和政府部门的汇报材料的基础上，经过策划、提炼而来的，如“景宁创业富民名茶科技强县”“鹿城：打造自主创新温州模式”“汽车科技涌动路桥”等一系列展现区域发展特色和风采的专题，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成为各地交流经验的平台。
2)宣传企业自主创新典型。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一旦选择好典型案例，大力宣传企业自主创新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就能引导企业从重视基本建设、技术改造的扩大再生产转移到重视技术创新上来，进一步促进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为地方企业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氛围。以《今日科技》杂志为例，《飞跃集团——核心技术创新战略》《海正集团——博士后创新战略》《“珠光”为世界刺绣无限光彩》等系列文章在“自主创新浙江行”栏目中的集中反映，展现了浙江民营企业“在自主创新中迅猛发展”的新风貌。同时，激励了更多的企业转变观念，积极投身到自主创新上来。
3)宣传科技相关部门的成功经验。重点宣传地方政府、科技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构筑公共科技创新平台的成就和打造一流区域创新体系，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环境方面的新举措。这对新时期转变科技行政部门工作职能和工作方式，提高科技管理工作效率和科学决策水平，扩大科技工作影响力有着特殊意义。《今日科技》杂志在2006年第6期，以较大篇幅刊登了位居“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第5位的慈溪市在开展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基本做法，即“政策引导、主体培育、平台打造、载体带动”，从科技工作的角度归纳和总结了近年来慈溪市委、市政府以自主创新推进慈溪率先实现科学发展的成功经验。同时，与各地科技局密切联系，为当地的科技局长开辟了“创新大讲堂”栏目，使科技局长的工作思路和声音能在杂志上进行广泛地交流、引起争鸣，为其他地区开展科技工作提供了借鉴。
4)宣传科技创新人才。综合性科技期刊应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加强对科技人才、科技先进集体、科技系统先进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的宣传报道，在科技创新方面树立学习典型，为广大科技工作者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舆论环境。
2007年，《今日科技》杂志开辟了以反映科研人员的历程、风采、成就为主要内容的特色栏目“科研人生”。宣传报道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中国计量学院院长林建忠，执著追求再造龙泉青瓷冰裂纹绝技的工艺美术大师叶小春等人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深入挖掘、真实再现”，科技杂志以其特有的角度宣传科技工作者，树立了科技创新人员的典型。
2．2传播信息为区域发展提供信息支持
1)政策信息。针对政府部门最新的方针政策、发展规划、调研统计等重大信息，深入解读其中涉及科技发展的政策措施，及时回答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综合性科技期刊背靠的就是“科技”，对政策解读的优势是其他刊物无法比拟的。
例如，《今日科技》开辟了“本期特稿”“权威推荐”等栏目。作为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的舆论阵地，该杂志对浙江省科技发展新举措、科学技术厅政策法规、重大决策等都能够及时分析解读。
2)农业科技信息。当前，我国农业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时期，农民对技术、管理、经营等知识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为农民提供农业科技信息必将为我国传统农业注入新的活力。
《今日科技》杂志的“聚焦三农”栏目应运而生。《宁海“紫甘薯”种出“生命软黄金”》《创新科技特派员服务机制提升支农水平》《稻鱼共生：一号农业文化遗产》等文章深受农户欢迎。一方面，探索了农业科技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为转变农民思想观念，宣传科普知识，提高农民种养殖水平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国内外发展动态。就浙江经济而言．虽然经济发展迅猛，但仍是资源小省，问题突出。众多企业缺乏长远目光，在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利润不断下降，缺乏竞争后劲。因此，作为杂志媒体就应关注、追踪前沿，甚至预测趋向，帮助企业在产业转换升级当中发挥导向作用。同时，还应以媒体的宽广视野为区域科技发展决策提供参考。
“科技要闻”“科技在线”“科技广角”等栏目就针对国内外最新技术、产品和动态予以报道．透视其中的关键。如《科技时代资讯前沿》综合反映了国外最近科技产品，让读者了解与掌握了最新国际化产品。
2．3策划活动积极发展版外经济
1)策划评选活动。2006年，《今日科技》杂志社承办“2006年浙江省百名科技自主创新青年标兵”推选表彰活动，正式启动后，反响巨大。来自全省各地的科技部门、科技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都踊跃推荐，积极争取国内首次科技自主创新青年标兵的推选名额。
通过评选活动，《今日科技》杂志发挥了科技期刊整合不同资源的优势。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杂志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推选、表彰高素质的、具有蓬勃创新精神的青年科技人才，展示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树立标兵和模范，引导更多的青年科技人才积极投身于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建设中。
2)举办论坛。目前，众多媒体都通过承办论坛来共同为社会经济发展献计献策。《今日科技》杂志通过承办“首届浙江省科技企业家论坛”，为浙江省的优秀科技企业和优秀科技企业家提供了一个展示自主创新成果、总结自主创新经验、交流自主创新思想、畅想自主创新未来的崭新舞台。通过杂志的影响力，邀请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们做精彩演讲，多角度地讨论了浙江省企业如何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科技强省战略的实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科技下乡。综合性科技期刊可以借助自身的信息资源优势和集中的科技网络，为地方经济发展牵线搭桥。《今日科技》杂志在数次科技下乡中，不仅给广大农民带去了丰富多样的科普书籍．而且根据当地特色带去了一些实用技术。甚至．编辑部还组织人力，对口与地方政府创办试点性质的企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科技结对枫树湾”就是典型的例子。不仅给该村农民送去科技书籍、科教光盘等科技物品．还与村干部和广大农民进行面对面的座谈．心与心的沟通。特邀科技特派员到枫树湾村为该村杨梅种植户举办了一期别开生面的培训讲座；畅谈科技结对的3年计划和近期具体事宜，设计推出枫树湾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杨梅礼品包装盒：提出“科技结对，产业创新．典型引路．跨越发展”的战略思路；商讨枫树湾村杨梅市场招商引资、申请省级绿色农副产品认证、开办杨梅技术培训班、举办杨梅大会等内容，得到了当地村民的热烈欢迎。
一、梁启超对科技体制化的贡献
晚期洋务派已经认识到单纯器物层次的技术引进达不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主要是因为缺乏大量的科技人才。“时事孔亟，首重人才”〔1〕，“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2〕。于是他们开始派遣留学生，开办新式学堂。以期培养大量的科技人才。但“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贴括，以取富贵”〔3〕，那里，只有科举才是获得名利、提升地位的唯一正途，这些措施根本吸引不了优秀人才。维新派和梁启超循着人才救国的路线，看到了科举制度是科技人才培养的巨大障碍。公开提出废除科举的变法主张。梁启超写道：“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4〕围绕着科技人才的培养。维新派和梁启超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废除科举、创办新型学校。必修自然科学。在百日维新所颁布的新政中，这方面内容最多。维新派是通过《时务报》向大众层面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的，而梁又是主笔。他的《变法通议》系统论述了变法的缘由及具体主张，由于他优美畅快的文风和精辟透达的论述，使得维新思想广为流传。形成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局面，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他在《变法通议》里专辟《学校总论》，论述新式学校的重要性及其内容、功能，普及了中国社会对新式学校的了解。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创办。标志着科技教育在中国体制化的真正开端。从而极大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这其中，梁启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梁启超对科学体制化的另一大贡献，是他认识到了学会对科技发展的作用并加以倡导和宣传。他说：“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会。矿学会……有化学会，有电学会，有声学会……”〔5〕。“会中有书以便翻阅，有器以便试验。有报以便布知新艺，有师友以便讲求疑义，故学无不成，术无不精，新法日出。”〔6〕科学学会在科学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从科学社会学角度来看，学会的形成是科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梁启超的《论学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全面介绍学会的专门性文章。加上《时务报》的广为流行，使得学会的观念深入人心。梁启超写到：“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7〕在他的号召下，一时间学会林立，如雨后春笋，“除去与维新运动直接有关的学会，自然科学方面着实是‘有一学即有一会’，有农学会、矿学会、工艺会、化学会等”〔8〕，“一年之间，设会数百”。学会大都以“兼采中西各法与天地自然之利”。“互相讲习”。这些学会是中国近代科技团体的最初发端，在开风气、广民智和中国近代科技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对科学体制化的贡献还在于他大大促进了西方自然科学书籍的翻译和自然科学期刊的发行。梁启超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习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9〕“今夫西人光化电声算之述作，农矿工商史律之记载，岁出以千万种记，日新月异，应接不暇”〔10〕，“苟处于今日之天下，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11〕梁启超十分重视翻译西方自然科学著作的重要性，在新政期间。他亲自主持译书局的工作。他强调科学教育的普及“指授初学融贯中西” 〔12〕使之“略识门径”〔13〕，因此，在维新期间，编译了大批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内容的教科书，从而大大提高了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这是洋务运动所无法比拟的。梁启超十分重视报纸的作用。在《论报馆有益国事》中，他较为全面向国人介绍了报纸的种类作用。他认识到报纸可以“去塞求通”，开启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15〕。并且，“朝登一纸·夕布万邦”〔16〕是传播知识最快捷的路径。“西人格致制造专门之业。官立学校·士立学会，讲求观摩。新法日出，故亟登报章·先睹为快。”〔17〕报纸期刊是自然科学知识传播最重要的手段，梁启超对报纸的重视和宣传·大大促进了科技期刊在中国的创办和流行。维新期间，以宣传自然科学为主要宗旨的报刊也是层出不穷，如通学报、农学报、新学报，处学报、求是报、格致新报等。这些报刊实际上是中国近代科技期刊的肇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对中国近代科技体制化作了极大贡献，是中国科技体制化的伟大先驱。
二、梁启超的科技观念
同维新派其他成员一样。梁启超首先认识到科技同国家富强的关系。有关这方面梁启超发表过许多言论。他强调近代科技对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重大作用〔18〕，尤其强调铁路在国民经济与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19〕。他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求得印书之法，而文明普遍之开，求得航海之法，而世界环游之业成。凡我等今日所依所食、所用所乘、所闻所见。一切利用前民之事物，安有不自学术中来。”〔20〕他还从人和自然关系的角度看到了科技的本质，“今日机器之力大进，人力可以胜天”〔21〕，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能力大大提高，“我们不是马，也可以腾空，不是鱼也可以入水。不是神仙，也可以和几百千里外的人答话。”〔22〕他热情地讴歌科学巨匠。赞美了哥白尼的天文学，瓦特的蒸汽机、富兰克林的电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看到了这些成就对人类社会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3〕。“今日光明灿烂如荼如锦之世界。何自来乎？实则诸贤之脑髓之心血、之口之笔锋所组织之而庄严之也。”〔24〕他认为以自然科学为核心的近代学术是决定世界发展的最重要力量。这在当时不能不算是深刻的洞见。梁启超已经明确觉察到了科学技术水平是决定一国强弱、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他写道：“欧洲人其竞争力之强悍”〔25〕。“其所由来与其所终极”“是自前世纪以来。学术日兴机器日出，资本日加，工业日盛”〔26〕的结果。学术的兴旺、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富强是国家竞争力的源泉。他明确指出：“今日之竞争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市场。”〔27〕这充分展示了梁启超目光的远大和深邃。试想近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不是才刚刚认识到这一点吗？
梁启超同样认识到科学在开展民智方面的巨大作用。“科学之力日盛，则迷信之力日衰”，他学习和宣传西方自然科学。并希望国民成为可以独立思考和不盲目信仰的“新民”。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深切感受到：“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28〕，因此，他在《新民丛报》上大力宣传国家、民权、三权分立学说。抨击封建制度。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的学术和科学，发表了介绍心理学、医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方面的文章。可以说，梁启超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先驱。
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对世界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近代文化的基础。梁启超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在一次讲演中说到：“现代文化根底在那里，不用我说。大家当然都知道是科学。”〔29〕他从多方面考察了科学思想对近代文化的影响，最突出的就是他对生物学的考察。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达尔文生物学被恩格斯称为十九世纪人类三大发现之一。梁启超则稍具体考察了它的影响，他仔细列举了生物学所带来的观念上的变革，准确评价了这些变革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并称之为生物学家的“惊人事业”。他紧接着指出：“社会学的产生可以说全部建设在生物学基础之上”。而且。“法律学、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历史学都受了它的刺激。”〔31〕他的说法虽略有偏颇，但表明了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尤其让人叹服的是梁启超对科学的精神气质有着极为深刻地理解。“人们常说治科学可以使人虚心静气。忍耐努力忠实不欺，寅旭便是极好的例子。”〔32〕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道出了科学研究所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在《美术与科学》中，他深刻地洞察到实验观察和创造力对科学的根本性作用。看到了科学研究同艺术创作根本意义上的相通性〔33〕,具有深刻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意蕴。
三、科学史及其他
梁启超的学术活动跟科学本身直接相关的就是他的科学史的研究工作。他在《格致学沿革考略》一文中，对上古、 中古、近古（近代）科技发展的情况、成绩和代表人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在《墨子学案》中他给予墨子逻辑学思想和其他科学思想以相当的重视和论述。不过，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还是他对中国近代科技史的研究工作。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用部分章节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明清以来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历史。他非常重视明清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详细列举了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知识，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回答。他考察了以历算为主的中国传统科学在这一时期的进展。严格来讲。梁启超的科学史工作并不全面和系统〔34〕。但考虑到他的知识背景，我们不能以科学史家的标准来衡量他，但他的工作无疑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1．他在中国第一次把中国科技史的内容写进学术史之中。标志着科学史地位的初步确立。而几乎在同时或稍晚，萨顿正在美国报怨科学史的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2．他对中国近代科技史进行了分期。并客观评价了清代许多科学家的工作和意义。对其功过作了恰当的评价。直至今天还不失为有说服力的看法。
3．他从多方面论述了中国近代科技为何落后的原因，以他自己对科学的深刻理解，通过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从而较早开辟了中国科学文化比较研究的先河），认识到了政治经济制度、教育体制以及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对科学发展的影响〔35〕．从而较早明确地认识到科学发展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而这却是三十年后诞生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内容。
四、科学与传统
科学给予了梁启超很多。然而科学却是西方人的发明，这对于对祖国的古老文明深深依恋的梁启超来说是一种尴尬。梁启超尊重科学，同样他也尊重自己由以生长的传统。当很多人在君临的科学面前顶礼膜拜、古老的传统在科学的狂飚中风雨飘摇之时，他毫不犹豫地起来维护传统的尊严。
梁启超从没忽视过自己的传统文化，即使在他思想最激进的时候，在他高举破坏主义大旗、高唱西学的时候，他也不会忘记传统的价值。他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者，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36〕．反对盲目崇拜西学而弃传统以不顾，“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37〕在科学方面，他有办法维护传统的尊严。
他认为科学在西方的兴起，只是近二百多年的事情。科学原则只是从那时起才被信奉，而中国早在六朝和唐代就已具有了科学精神，所以“科学精神的有无。只能用来横断古今文化，而不能用来横断中西文化。”〔38〕中国科学的落后，只是“先后之差”，“犹旦暮也”。中国人今天缺少的东西。西方人昨天也缺少它。虽然“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的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民族”〔39〕，但是，“此非前辈之责而今人之责也”〔40〕。他充满敬仰地论述着古贤墨子所具有的理性精神。特地指出墨子的逻辑学比培根和穆勒早一千多年〔41〕。他相信自己的民族·“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他对自己的民族的科学能力有充分的自信，“后起者若能率由前辈治古典学所用之科学精神而移其方向于人文自然各界，又安见所获之不如欧美。”〔42〕
如果说以上勉强的辩护即中国传统并不缺乏科学精神难免显得脆弱，那么。梁启超通过西方科学文化的破产的描述而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理直气壮的优越性。一次大战后欧洲普遍的穷困潦倒和精神饥荒。击碎了欧洲人的科学之梦，同样也破裂了粱启超以前对以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敬仰。他亲眼目睹了欧洲的混乱状态。这大大激活了他灵魂深处久久压抑的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他开始带有优越感地描述欧洲人科学信仰破产的状态：
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向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他批评对科学的盲目崇拜〔44〕．看到了科学带来的物质进步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遍枯愈甚”〔45〕‘人们生活在紧张、焦虑、疲劳、空虚当中。“不惟设得到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46〕（他开始在许多场合指责达尔文主义的流行是酿成战祸的种子）。他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精神的缺乏，他说：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和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人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47〕
通过对文化进行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划分，使得他可以对以物质为特征的西方文化进行贬斥从而树立起以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文化的尊严。他承认中国文化缺乏物质，他认识到“科学之发明进步，为吾侪所不能拒且不应拒”，“吾侪若置现代物质情状于不顾；而商谈古代之精神，则所谓精神者，终久必被物质压迫，企丧失其效力……吾侪今所欲讨论者，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下。如何而能应用儒家之‘均安主义’，使人人能在当时此地之环境中，得不丰不＠①的物质生活”。达样根据他的二元论他提出了新的文化整合原则，“西方的物质＋中国的精神”。而西方的物质显然只处于附属的地位。他早期曾提出“淬历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50〕的文化整合原则，那时他更强调对西学的吸收。这种文化整合原则的实质性演变，展现了他对以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由敬仰到冷膜的心理态势转换和对传统文化由衷自豪感的勃发。他晚年更是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弘扬，并希望把中图的文化推向世界以解决西方人的精神饥荒，他感到这中国人无法推卸的责任。
在科玄论战中，梁启超仍然坚持限定科学所能及的范围，从而继续为传统文化保留地盘。尽管梁启超在科玄论战中努力以调和的面孔出现，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反对玄学，但还是受到了科学派的攻击。毕竟由于他巨大的声望，他的论点实际上强有力支持了玄学派的观点，从而对科学的声望造成一定的破坏，影响了青年学习科学的热情，但是．梁启超并不反对科学本身，正像他自己所指出的。相反，他为科学在中国取得的进步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加以赞美〔51〕。只不过他认为科学应该被限制在它应该所属的范围，这样科学和传统才不致产生冲突。
我们看到，在科学派对传统文化进行无情的批判时，梁启超努力调和二者的冲突，他那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对科学万能的怀疑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弘杨，在我国目前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时期，应该值得我们借鉴。
注释：
〔1〕闽浙总督李鹤年奏．同治十三午十一月十四日。转引自杨益茂：《洋务远动时期的新式教育》，北京社会科学，1996第i期。
〔2〕李鸿雄：《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第一册．第52—53页。
〔3〕〔4〕〔5〕〔6〕〔7〕〔10〕〔14〕〔15〕〔16〕〔17〕〔20〕〔22〕〔23〕〔24〕〔25〕〔26〕〔28〕〔36〕〔37〕〔38〕〔43〕〔44〕〔45〕〔46〕〔47〕〔48〕〔49〕〔50〕《梁启超选集》．1987年第121313、19、19、53、24、24、25、25、26—270、792、274、118、323、212、211、799、724、718、724、819、849、211页。
〔8〕可参见曾近义、颜泽贤：“维新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发展”《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4一125页。
〔9〕〔11〕〔18〕〔19〕〔27〕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1卷，123页．第2卷，38页；第10卷．26、26页。
〔21〕梁启超：《饮冰室专集》，第2卷，113页。
〔29〕〔33〕〔30〕〔31〕《梁任公学术讲演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一辑53—61页，第二辑129—133页。
〔3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138页。
〔34〕例如其中对物理、化学的讨论几乎没有，而仅偏重历算。
〔35〕钟珍维，万发云：《梁启超思想研究》，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224—232页。
关键词:中国古代技术文化；四大奇器；复制；文化自信
1“奇器”成为传说的论证
江晓原先生及其对武王伐纣历日的推算，是引领历史学出身的笔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产生兴趣的“第一功臣”。他新近出版了大作《中国古代技术文化》，笔者读后获益匪浅，但是也有不敢苟同之处，最典型的就是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指南车、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和司南这“四大奇器”基本都是传说这一议题。江先生书中的观点是，要真正复制这些古代仪器，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复制品要达到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功能；(2)复制品不能使用古代记载中不存在的技术手段。据此，司南不符合第二条；候风地动仪至少不符合第一条（近些年地震频发却未能预报）；水运仪象台复制者众多，而且往往缩小了比例，但至今没有一座能够真正依靠水力运行。江先生遂将“四大奇器”的情况归纳如下,见表1。于是，江晓原先生在最新出版的《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一书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只有指南车复制成功，可以相信古代确有其物；而司南、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三器，迄今为止只能认为是古代的传说,即使确曾有过，其功能也只是传说。除非今后司南得以出土或真正复制成功，结论才有可能改变。
2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
笔者有幸聆听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所长《知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讲座。张所长在讲座上首先讲解了“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和“中国古代有多少发明和创造”两大问题，并且结合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挂图，介绍了中国古代诸如水稻、丝织、瓷器、造船、机械等发明创造，从全新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命题。在张所长看来，中国古代的数学和天文学，不仅有“历算”这门学问，还有记载“历算”及其发展的“律历志、天文志”，这些内容都是科学，只不过有别于近代实验科学而已。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江先生的这一议题忽视了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存在的差异。这个条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时代因素（古代和近现代）与科技发明的基础（经验与实验）。在某种意义上，按照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为依据，中国古代许多发明创造只能属于技术，甚至是传说。此外，笔者从治史角度出发，还考虑到三条重要的因素，也可能使江先生得出“四大奇器”（特别是候风地动仪）大多属于传说的结论。其一，张衡是否将候风地动仪的内部结构交给了当时的统治者和史官；其二，就算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内部结构被官方存档，但是这在中国古代属于“奇技淫巧”，因此也未必会记录到文献中；其三，近代以来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改造甚至是破坏，也许是导致候风地动仪“失灵”的间接因素。
3文化自信要讲究理性
笔者的观点与张岂之先生在几个月前的演讲异曲同工。张老认为，当今有些人只承认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否认中华有自身独特的科学精神。而在某种意义上，将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文化论证为“传说”，本质上是缺乏文化自信。这种做法如今应当加以澄清。紧接着，张老以屠呦呦得奖与《黄帝内经》作为例证，以战国时期的儒、墨、道、阴阳学说为佐证，论证了自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来的“天人之学”就囊括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算、中医药学、古地理学、古化学、古建筑学，这些学问都取得了卓越成果。有鉴于此，张老强调：中华文明中独特的科学精神必须加以肯定。当然，在重拾文化自信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从缺失文化自信这一端走向另一端,即把西方近代以来的科技成就强行附会到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概念、术语上，以显示中国科技文化的先进。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因此不能只承认中国古代科技文化，西方古代的科技发明也是耀眼夺目的。我们要记得历史的教训：乾隆盛世的“天朝上国”大梦是闭目塞听的结果，而这一美梦在坚船利炮面前终究是不堪一击的，如今的“中国梦”不能重蹈覆辙！笔者治史出身，学识有限，又是为加强国人的文化自信而发此议论，浅显之处期待行家指正。
参考文献
[1]江晓原.中国古代技术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7.
[2]杨永清.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刍论[J].创新科技,2016(4):46-48.
今年，我县科技工作坚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以促进我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深入实施科技兴县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扎实开展好各项工作。大力推进优势传统产业升级、打造科技合作交流平台，加大科普宣传和科技培训的力度，科技管理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现就2010年科技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1、进一步强化科技培训工作提高农牧民科技意识
（1）、加强理论学习，深入贯彻国家、自治区、自治州科技大会精神
今年，我局进一步加强了干部政治理论学习教育力度，根据上级的安排部署开展了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学习实践活动，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十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党章》和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等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开展了解放思想，转变作风，加快发展，树立党员干部新形象大讨论活动，认真学习了《姜英同志的先进事迹》、王乐泉书记在自治区党委七届五次会议上的讲话、科技厅厅长张晓雷在自治州科技大会上的讲话、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内容，组织干部职工上天山网收看抗震救灾英模事迹报告会。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学习5场次，撰写心得体会3篇，召开座谈会3次。通过政治理论学习使党员干部职工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有所提高，思想道德观念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增强了使命感和责任感，强化了公仆意识和为民服务意识。
在3月9日自治区召开的科技工作年总结会议上，博湖县获得XXXX年年度自治区科技工作年先进集体，奖励万元。在5月8日召开的自治州科技大会上，博湖县获得自治州XXXX年度党政领导目标责任制考核良好县荣誉称号，奖励万元，荣获自治州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受到自治州人民政府的表彰，奖励万元。
（2）积极开展第十八届科技之冬活动
博湖县第十八届科技之冬活动，于XX年年开始，在全县共举办各类实用技术培训班03期。参加培训农牧民35438人次，绝对人数59人，编印发放教材、资料49463份，购进发放教材、资料645份，光盘98盘，参与培训工作科技人员54名，总投入资金54800元。
新评定农牧民技术人员64名，新建农牧民专业技术协会6个，新增科技示范文明户7户，发展科技传、帮、带经济效益联系户96户，建立科技培训种植生产示范基地个。建立科技培训牛羊育肥生产示范群3个。
博湖县反邪教协会和医学会被评为自治州科协系统先进集体。
（3）积极开展科技活动周活动
今年在科技活动周期间,我县转变了以往以授课、咨询为主的活动模式，展开了形象生动、易于接受的现场观摩会，分别于5月5日、日、3日，8月3日，组织近660余人在本布图镇再村、博斯腾湖乡闹音呼都克村、乌兰再格森乡、才坎诺尔乡哈村召开了小拱棚蔬菜、膜下滴灌设施农业、移动式带压滴灌、辣椒工业番茄种植科技现场观摩会4场，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阿不力孜克衣木、副县长江建勇、科技副县长马艳文到会指导，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科技副乡镇长、专业技术人员、部分种植户等参加了现场观摩会。
（4）举办高标准节水灌溉技术培训班
今年3月日，县科技局在局会议室举办了高标准节水灌溉技术培训班，县直涉农部门专业技术人员、各乡镇分管农业的领导、科技副乡（镇）长、相关站所领导、村委会主任及县科技局全体干部共60余人参加了培训。县政府副县长江建勇同志到会并就举办高标准节水灌溉技术培训班的目的和重要意义作了重要讲话，5团团长助理、农艺师丁国英为此次培训班授课。他首先介绍了近些年来5团实施高标准节水灌溉一些好的做法、经验和已取得的成效，二是讲了节水滴灌技术的关键操作环节，管道铺设的注意事项；三是分析了移动式膜下滴灌技术对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作用；四是详细讲述了移动式膜下滴灌技术在操作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和以及可产生的经济效益。
2、加强党建和精神文明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局党支部今年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如制定了严格的考勤制度、学习制度、分工负责制度等。实行了政务财务公开，做到重大事情集体讨论，杜绝独断专行，民主风气日渐浓厚，在博湖科技信息网站上公开了项目申报程序、表格等，增加了办事的透明度，有利于广泛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更好地开展工作。
我局领导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工作，按照分工负责责任到人的原则，积极完成了统计、文体、信息、挡案、保密、安全生产、民族团结、综合治理、计划生育、平安建设、普法等各项工作任务，并按要求完成县委、县人民政府交付的各项工作任务。干部职工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转变，积极踊跃为四川灾区捐款共计00元。『 1
3、积极创建自治区科技进步先进乡镇
为落实自治区第六次科技兴新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乡镇科技进步工作在博湖县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今年初，由自治区组织开展的XXXX年年度科技进步先进乡镇创建活动得到了各乡镇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强了农村科技进步环境的营造，促进了乡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今年3月，县科技局组织人员,按照自治区科技进步先进乡镇检查验收标准，对本布图镇、乌兰再格森乡、才坎诺尔乡、查干诺尔乡、XX年两年来创建自治区科技进步先进乡镇工作进行了初步验收，将达到考核验收标准要求的本布图镇、乌兰再格森乡上报州科技局进行进一步考核评审。
“2013年京台青年科学家论坛”于2013年8月19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两岸科技工作者交流合作的一次重要聚会，400余位两岸青年科学家在5天时间里，围绕农产品物流和食品安全、测绘与地理信息技术、水资源管理等城市发展热点问题进行广泛探讨，积极推动京台两地青年科技工作者和基层科技组织的深度对接，为北京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建言献策。
本届论坛设立了“京台农业物联网技术论坛”、“京台智慧城市建设论坛”和“京台大城市水资源管理论坛”三个分论坛；组织了“精装农产品”、“测绘仪器”等科技成果展；建立和巩固了长效交流机制，北京测绘学会和台湾宜兰大学，北京瑞正园农庄和台一生态休闲农场在论坛上签订了合作协议，实现了京台两地相关领域的对接和互补。
“京台农业技术培训”是2012打造的品牌项目，主要依托台湾休闲农业方面的资源优势，介绍台湾农村“三生”（即生产、生活、生态）“三力”（即创力、活力、魅力）的新理念，为北京的新农村建设注入新生力量。今年培训继续做深做实，主要针对北京食用菌的生产和经营者，授课团队包括台湾农会总干事、生物科技公司总经理、休闲农场场主等不同主体，就食用菌的栽培技术、营销策略、产业应用、业态发展等多个角度进行全方位的辅导和培训。
智慧城市建设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大趋势，台湾地区于20世纪90年代末启动智慧城市建设，多座城市获国际智慧城市组织（简称ICF）评比奖项。本次论坛邀请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和台湾宜兰大学测绘领域的专家学者，从“3D台北智能平台”、“物联网应用与智慧城管”、“多尺度三维数位城市建置及应用”、“车载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首钢工业遗址保护中的应用探讨”、“‘制图六体’的文献解读-兼谈中国古地图测绘技术”、“智能交通发展与地理信息技术应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等方面，为北京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新思路和新信念。此次台湾测绘参访团由宜兰大学校长赵涵捷带队，成员包括台湾测绘领域的政府官员、高校学者、知名企业等共计40余人。
北京水科学技术研究院与台湾水文资讯学会、台湾财团法人农业工程研究中心首次对接，探讨台湾在城市防汛方面的做法和经验，还就城市雨水管理、城市内涝、都市防灾等北京亟待解决的问题开展学术讨论。此次论坛恰逢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成立50周年，京台两地专家通过本次论坛共同研究今后合作和交流事宜。
京台青年科学家论坛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创办于2004年，迄今已经走过十年的发展历程，逐步成为在京台两地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品牌活动。十年来，论坛一直紧扣两岸科技热点，从“奥运科技”到“能源环境”，从“城市减灾”到“文化创意”，从“休闲农业”到“物流信息”，从“园林绿化”到“食品安全”，紧密联系实际，不断创新发展，为推动北京经济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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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科技部在中央部委中率先在财政拨款支出说明中，以文字的形式公布了“三公”经费：2011年，核定科技部用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项经费预算4018.72万元。
相比于去年74个中央部门首次向社会公开部门预算收支总表和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科技部将“三公”经费晒于阳光之下，无疑又前进了一步。此前，尽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从制度层面明确了信息公开的义务，但是，理应公开的“三公”消费，要么隐匿于“其他预算”支出中，要么以“”之名未响应民意予以明确公布。
任何改革，迈出第一步者都不容易，科技部的“率先”值得褒扬。
实际上，“三公”经费一日不公开，民众的质疑就一日不会消弭，也正是因此，今年3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中央部门今年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要将“三公”经费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而今科技部的率先公开，不仅首次打开了行政成本的“暗窗”，也为今年6月中央部门的全面公开先行积累了经验。
当然，“率先”也意味着将会受到公众特别的关注，甚至特别的“挑剔”。不管是科技部，还是随后公开“三公”的其他部门，都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既然公开，就要经得住质疑，并尽可能地回应公众的疑惑。需要申明的是，公开“三公”开支，虽然容易“授人以柄”，却也是“自证清白”的唯一举措。从这个意义来说，科技部能够敢为人先，也是自身有底气的一种表现。
科技部公开的“三公”经费是4018.72万元，就总数而言，不少人在网上评论说“太高了”。但是，这个数字到底高不高，仅靠一个“总数”恐怕也难以下结论。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科技部公开的支出说明中，涉及“三公”经费的也仅就是一行标题式的文字，下面没有任何具体的解释和说明。而这可能也是引发网民疑问的重要原因，“三公”经费是民众极为关注的内容，理应越详细越好，仅仅用这50余字，显然不能把支出情况说清楚，也无法满足民众的知情权。
因此，这个数据还有进一步细化公开的必要，比如，这三项经费预算具体各是多少，出国（境）费将用在哪些方面，是否必要；公务接待标准是多少，具体数目是如何确定的；车辆购置与运行费分别是多少，乃至配备的公车数量与规格情况如何。只有附上这些更为细致的说明，公众才能判断这些支出是不是恰当，“三公”经费公开也才有实际意义。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作为首先公开“三公”经费的部门，科技部也许很难一下子做到尽善尽美，我们不妨多一些宽容和期待。而科技部率先公开所引发的舆论关切，也再一次说明：“三公”经费早公开比晚公开好，详细公开比含混掩盖好。
论文关键词：崇智求真；技术功利主义；道技合一
“墨子是公元5世纪末中国具有独创精神的伟大思想家”，他所创立的墨家学派爱科学，求真理，利天下，尚法仪特别是有关科技伦理方面成果闪耀着其他学派难以企及的光彩。
一崇智求真的价值追求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道、法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儒家虽然没有公开反对科学技术，但是认为君子应当致力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科学技术为“小道”而不为：“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所不为。”(《论语》)道家以崇尚自然为宗旨，主张小国寡民，安贫乐道，对科学技术持漠不关心，甚至抵触的态度。老子就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技)术，奇物滋起”，只有“绝圣弃智”、“绝巧弃利”，才能回心归真，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家基于农战的要求，看到了科技对于富民强国的重要作用，但是法家并不特别推崇科技。
唯独墨家表现出对科技的一种与众不同的价值追求《庄子·天下篇》说墨家创始人墨子“好学而博”，《韩非子·八说》说墨子“博习辩智”，这应当是十分确定的事实。就“好读书”(《小取》)而论，墨子本人提倡“学而能”(《尚贤下》)即学而知，主张“精其思虑，索天下之隐理遗利”(《尚贤中》)，信奉“务为智”(《修身》)。《贵义》载：“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也表明墨子好学。就广博而言，墨子应当通晓数学力学、光学、声学，在机械、土木等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能制木鸢、大车，精通木工技巧。墨子开创墨家崇智求真的优良传统，后期墨家继往开来，发扬光大。《小取》说：“摹略万物之然”，即是要探求万事万物本来的样子。《经上》进一步提出：“巧传则求其故”。“巧传”是世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求”即求取、探究。《孟子·告子上》说：“求则得之”。“故”是原因、规律，“求其故”，是对世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询问“为什么”，揭示其原因本质和规律。“巧传则求其故”，道出了《墨经》建构科学，形成理论的过程、方法和机制，说明墨家有高度自觉的理论意识。崇智求真的价值追求使墨家取得了突出的科技成就。正因为如此，李约瑟博士评价说：墨家“和同时期的古希腊一样，达到了非常高的科学理论水准。有一种想法是很诱人的：如果墨家的逻辑和道家的自然主义相融合，中国可能早已越过了科学的门槛。”
在诸子百家中，墨家为何一枝独秀，崇智求真呢?首先，战国时期冶铁技术的普及和铁器的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铁器的明显优势直接推动了手工业各个不同行业和商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农业、水利、交通、建筑等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给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和实践的沃土；另一方面也对科学技术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这是墨家崇智求真的历史背景。其次，这是由墨家身世决定的。墨者大多是工匠加学者身份，他们与大自然关系最为密切，在平日劳动实践中积累并总结科学规律。再者，从根本上说，墨家崇智求真精神是与他们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墨家的核心主张是“兼爱”，目标是“尚同”，即大同世界。他们希望通过总结劳动中经验或制作生产工具，以指导和便利人民大众的生产劳动。他们对机械和工艺制造也投入了格外多的关注，想借此来保卫和平，建立一个大同世界。
墨家崇智求真的价值追求与中国传统文化重政治伦理实践轻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主流意识大相径庭，而与古希腊哲学家重视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精神酷似。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率先表达了贯穿于西方文明的科学精神，他说：“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而不愿获得波斯的王位。”墨家对真理采取一种与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相似的态度，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文化与西方科学技术文化接轨的自然基础。
二义利统一的技术功利主义
墨子技术功利主义是以墨子的义利观为其理论基础的。义利观在墨子的思想中首先是个何为至善的问题，也就是道德价值问题。不过对于问题的回答却与儒家有着原则的分歧。在儒家那里，义与利是对立的，主张“仁者安仁”、“何必日利”，走向了道义论。墨子既贵义又尚利，主张“义”以“利”为内容、目的和标准；而所尚之“利”主要是指“天下之利”，认为“利人”、“利天下”是仁者从事的最高目的，达到了义利统一。
墨子认为，凡是符合于“利天下”、“利人”的行为，就是“义”；而“亏人自利”、“害天下”的行为就是“不义”。一切善恶之名的区别也都以是否利人为标准。“若是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无所不利，是谓天德。故凡从此事者，圣知也，仁义也，惠忠也，慈孝也。是故聚天下之善名而加之。”(《天志下》)这里所谓“三利”，实即“一利”；“利天”、“利鬼”不过是对利人的神圣化或对象化罢了。这就是说，有利于天下人的现实利益的，就是至善的标准；世间一切“善名”都须以此作为价值标准。反之，凡是有害于人的，就是恶。“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利而无所利，是谓天贼，故凡从此事者，寇乱也，盗贼也，不仁不义，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天下之恶名而加之。”(《天志下》)可见“利人”还是“害人”，“利天下”还是“害天下”，是墨子用以区别义与不义(善与恶)的标准。一切行为之或善或恶的道德价值，就在于行为本身对于他人和天下所产生的是利还是害的功效，据此，墨子提出了一条可以“法乎天下”的行为准则或行为路线——“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充分体现了墨子在回答什么是至善的问题，即道德价值观上的功利主义的特点。
墨子“尚利”，视“利人”、“利天下”为“义”的内容、目的和标准；反过来，墨子又把“义”看成是达到“利人”、“利天下”的手段，所以又提倡“贵义”，这是墨子义利观的又一层含义。墨子认为：“义”是天下之可贵的“良宝”，而“义”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可以利人，利天下。他说：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异，“此诸侯之所谓良宝也”，但不能“富国家，美人民，治刑政，安社稷”，即“不可以利人”，因此，“非天下之良宝也”。只有可以“利民”者，才是天下之“良宝”；而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良宝也。”(《耕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墨子提出了“天下莫贵于义”(《贵义》)的命题。这个“义”，就其具体形式而言，即指“圣王之法”的兼爱原则，当然也包括“忠”、“惠”、“孝”、“慈”等道德规范。
墨子把义利统一观贯彻到技术领域，提出的技术功利主义的主张。
墨子的技术功利主义主要体现在下述两段话：
《鲁问》：“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日：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刈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弟子日：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墨子日：不如为车鞔之巧也，用咫长之，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蜚一日而败。惠子闻之日：墨子大巧，巧为鞔，拙为鸢。”
从上述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墨子的技术功利主义有以下三层含义：第一，从质上看，“利人”是衡量技术“巧”与“拙”的标准。即合乎民利的技术就是善的，不合乎人民利益的技术就是恶的。第二，从量上看，“利人”的多少和“利人”的久暂是衡量技术“大巧”还是大“拙”的标准。“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的技术是“大巧”，而“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的技术是大“拙”。第三，凡是“利人…‘利天下”的技术就是“义”，凡是不“利人”、不“利天下”的技术就是不“义”。这里我们可以从墨子的科技实践中得到验证。墨子及其后学的科技实践是围绕‘义’这一核心来进行的。其努力的趋向就是实现‘义’这一功利性的目标。墨子科学研究和实践是他的‘义’的思想在科技领域的投射和外化。
墨子提出以“利”作为技术的价值标准，同时又对技术以“义”的价值规定，这在理论上具有较大的合理性。一方面，墨子虽然承认技术的功利性，但是没有把技术的价值标准归于个人利益的满足，而是给了“利人”、“利天下”的目的和功效。这种价值观，与西方技术功利主义往往把利己视为技术目的，而利人只是达此目的的手段的观点大相异趣。另一方面，墨子在肯定技术功利的同时，并没有否定道德原则的作用，而是充分肯定了道德原则对技术的规范作用。墨子的技术功利主义既“尚利”，又“贵义”，达到了技术上的义与利的统一，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技术功利主义，具有十分宝贵的理论意义。
墨子技术功利主义的片面性在于偏爱实用技术而排斥高超技术，将“不费一朝之事”而成的普通技术视为“大巧”，而将“三年而成”的高超技术视为小巧，不是从技术内在的标准即技术本身的难度来衡量，而是从技术的外在标准即眼前的功利用途来褒贬，可以说是缺乏远大目光的技术实用主义。幸运的是，墨子的这一致命的弱点在后期墨家身上得到了克服，在《墨经》诸篇中，后期墨家扬弃了墨子的技术实用主义，“在中国科技文化史上第一次将纯粹理性的科学主义价值观与注重实用的工具主义价值观融为一体。这种融合虽然缺乏高度自觉性而只是自发的融合，但它毕竟为中国科学文化史开辟了一个最有生命力的科技价值方向——科学主义与工具主义相结合的系统科技价值观方向。”
三道技合一的科技共同体规范
科学共同体是从事科学认识活动的主体，是生产科学知识的集团。在科技哲学史上，库恩较早地提出了“科学共同体”这个概念。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是由一些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综合在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这种共同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看法也比较一致。同一共同体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引出类似的教训”。用库恩的上述理论来考量，基本上可以把墨家学派视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共同体的雏形。首先，在众多的学术团体中，墨家学派最具有科学修养。墨家的成员尽管不是今天意义的科学家，却是当时具有较高科学技术水平和素养的能工巧匠和工匠理论家。例如，墨子会做木鸢、大车，精通木工技巧，及谙熟其他各种工匠技艺。其次，墨家学派在条件异常艰苦的环境下，自发自愿地研墨家，行墨道，学墨术，拥有共同的科学“范式”，这就是《墨经》中的“科学范式”。再次，墨家学派注重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广招门徒，施教四方。据《淮南子·要略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第四，墨家学派组织管理严密，科学思想的传承畅通，使得墨家取得了可与古希腊相媲美的科技成就。这不能不说是依赖墨家科技共同体合力之功。
墨家作为古代技术共同体，具有哪些特征呢?朱亚宗先生认为，墨家集团成功地实现了人类社会早期难以具备的两个结合，一是学者与工匠的结合，二是辩术与技术的结合。这大致可以看作是墨家学派的特点。所谓“学者与工匠的结合，其奥秘在于将学者在空闲的读书与思索中发展起来的想象力与理解力用于提炼工匠积累的技术经验，由此而创造出新的科学知识。在这种结合中，学者的有闲与工匠的实践都是缺一不可的条件。”而“这两方面的条件恰好在墨家学者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因此，“墨家集团是实现学者与工匠相结合的理想组织”。就辩术与技术的结合而言，“实现这一结合的奥秘在于，他们找到了两者之间可以相互作用的结合点：辩术中的类、故与技术中的法……正是在‘同异交得’、‘法’、‘类’相求的过程中，墨家学者创立了许多科学技术的理论知识。”除了上述两个特征之外，笔者认为，墨家科技共同体还具有第三个特征，这就是墨家科技共同体实现了另外一个结合：道技合一。所谓道技合一，是说墨家学派既重道，又重术，要求门徒“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从而实现了“德行”与“道术”的结合。为了实现“道技合一”，墨家学派创设了技术规范和技术伦理。
××年我们在省科协学会部的领导下，在广大理事的共同推动和努力下，学会工作有声有色，取得了较大的进步。首先我们认真学习“关于推进省级学会深化改革的实施要点”，结合学会的实际情况，加强学会自身建设和规范管理工作，积极为我省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回顾一年，我们做了如下工作：
一××年月底我们在威海召开了“山东计算机学术年会”。为了开好年会，我们在年初就向各位理事布置学术年会的论文征集工作，在各位理事的大力支持下，工作开展得十分成功。由于由各位理事亲自把关，这次论文征集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高。本次年会共征集到论文篇，由《山东科学》和《信息技术与信息化》两份杂志支持出版，共录用篇，是我们学会成立以来收到论文最多的一次，这既反映了我们学会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同时也反映出我省信息技术和信息化建设的蓬勃发展。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省学术水平，会上我们邀请了我国智能机器人首席专家蔡鹤皋院士作了“智能机器人的发展现状与展望”的学术报告；我们还邀请了世界著名密码学专家，因破译和密码引起世界轰动，现为清华大学和山东大学双聘教授，博导，清华大学杨振宁研究中心特聘专家，长江学者王小云教授作了“和密码破译”学术报告；我们还邀请了国家专家并参与航天五号设计的专家杨孝宗教授作了“可穿戴计算系统”的学术报告。这三个报告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将学术年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只有组织这种高水平的学术活动，才会取得社会的信任，才会增强学会的凝聚力，才会使学会工作开展得更加生机勃勃。本次年会到会人员多人，是学会历次年会参加人员最多的一次。
二．我们完成了省科协的重点科研课题“山东省青少年信息技术教育现状与发展研究”。该课题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兴趣和意识，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了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对人类日常生活和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通过信息技术课程使学生具有获取信息、版权所有!传输信息、处理信息和应用信息的能力；教育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文化、伦理和社会等问题，负责任地使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素养，把信息技术作为支持终身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手段，为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础。顺利地开展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是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要求的需要；是迎接世纪国际竞争，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需要；是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公民素质，培养新型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为了完成课题，我们对山东省的信息技术教育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对反映山东省信息技术教育的现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由于中小学计算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些看法只能反映我省的一般情况。通过对现有问题的分析，对山东省信息技术的发展规划策略，在普遍意义上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三加强组织建设和规范学会管理。今年月日我们在威海召开了山东计算机学会第四届第三次理事全会，会议由秘书长李文华研究员主持，理事长曾广周教授做了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通报了一年来我们队伍的发展情况，今年又有山东神思电子系统公司、山东经贸职业学院、临沂市计算机协会、山东滨州学院等单位成为了我们学会的新成员，并且又有嵌入式系统和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两个专业委员会相继成立；理事全会上还选举增补了常务理事和理事。我们坚持每个季度召开理事长扩大会议，学习上级文件精神，总结前段工作经验教训，讨论学会工作安排，决定学会重大事项，加强联系，交流思想，增进学会的团结和凝聚力，带动学会工作蒸蒸日上。
四．加强奥赛领导，扩大奥赛影响，提升奥赛品牌。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活动，作为我们学会的金字品牌，多年来常抓不懈。自去年以来，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性进步。在××年月举行的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山东赛区）竞赛复赛中，我省有人获高中组一等奖，即获得高考保送资格，与全国各省赛区相比，位列第四。今年⒌月份我们先后进行了第一、二次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山东队组队选拔赛，最后确定由五名选手组成山东代表队于今年月在郑州参加了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年月日举行的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山东赛区）竞赛复赛，在省科协科普部的直接指导下，我会青少年教育专业委员会全力以赴，参赛选手多人，考场纪律严明，秩序井然，得到了中国计算机学会的充分肯定。考试成绩好坏的关键是教练员的水平高低，因此，我们特别注重信息学奥赛的教练员培训工作，已经举办了多期教练员培训班。今年月日到日，我们承办了“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指导教师培训班”，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杜子德先生亲临指导。我省共有二十多名教师获得一级指导教师证书，这必将对提高我省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水平大有裨益。今年月底，我们学会的副秘书长、山东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刘培玉教授在青岛举办了“山东省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夏令营”活动，此次夏令营共吸引了全省多名学生参加。
整个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活动，对于推动我省信息技术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青少年信息技术教育方面我省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我们将长期不懈地抓好奥赛的组织与推广工作，将这项活动越办越好。
五．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山东计算机学会网络与信息安全专业委员会，于××年月日在济南长清召开了“驻济高校教育城域网暨长清大学园区网络建设研讨会”，大会由山东计算机学会副理事长、山东省教育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杨波教授主持，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轻工业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交通学院等院校的网络中心主任，省教育信息化专家委员会部分成员和有关专家技术人员等出席了会议。研讨会结合我省教育主干网的建设规划及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就省教育主干网济南地区网的拓扑结构、路由协议等有关技术问题进行了研讨，并重点就长清大学园区网络中心节点的建设、校际互连、主干技术选择记录有规划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供决策部门和有关高校参考。这次会议的举行对于交流园区主干网络建设技术、保证山东教育网的长期稳定发展、推动长清大学园区的网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这次会议开得及时有效，将对山东教育网济南地区主干网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今年月，我们学会的副理事长王海洋教授在青岛主持了全国数据库会议的审稿会议。
我们计算机学会还有一项开展得生气勃勃、十分活跃的活动——青年计算机科学工作者论坛（济南），即。我们学会的副理事长杨波、王海洋、王英龙，常务理事孟祥旭、徐群、刘宏等都是论坛的主要组织者，他们每个季度都就计算机技术的最新发展展开热烈的讨论，论坛每年推举一位轮值主席主持，今年由杨波担任。轮值主席更好的保证了论坛的活力和思维的新颖，领导整个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的计算机科技工作者参与到中来，并且希望有条件的城市在中国计算机学会的指导下也把这项有意义、有特色的活动开展来。
回顾过去，看看现在学会的工作一年比一年活跃。今年我们学会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这离不开省科协学会部的领导和全省计算机科技工作者对学会工作的支持，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工作离上级领导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我们在面向基层服务方面还做得不够，应该多听取会员单位的呼声，版权所有!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使大家真正产生一种学会就是科技工作者的家的感觉，同时也应该借政府职能改革的有利时机，争取政府部分职能向学会转移，为学会寻求更多的工作机会和生存空间。
以上汇报，不当之处，请领导批评指正。
××年工作计划
一、山东计算机学会××年工作的核心，是按照省科协沂水秘书长会议的精神，抓好、抓实学会工作的改革。我们理解，学会工作改革的内容很多，但最核心的一点，是抓好为基层会员单位的服务，只有对会员单位的服务工作做好了，学会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学会的凝聚力也就增强了。××年学会对会员的服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⒈把学会的网站办得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更新及时，我们的网站将收集各会员单位在科研、教学、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最新动态，使得会员单位只要点击我们的网站，就可以了解兄弟单位的情况，同时，我们也将介绍国内外计算机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并提供技术咨询和研讨对话功能，把我们的网站办成会员单位沟通的桥梁，科研交流的园地。
⒉明年起，学会将出版一份内部通讯，初步确定每季度一期，即将网站上有长期保留价值的内容汇集成册，免费发往各会员单位和有可能成为我们会员的单位。
⒊继续做好学术论文的收集、审阅和推荐工作。不仅是学术交流的重要途径，也是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技术职称晋升、研究生毕业的必要条件，我们将利用学会和省内外计算机期刊的广泛联系，帮助会员单位。
二、××年的学术年会已决定在七、八月份于烟台召开，这必将是检阅我省计算机技术进步的一次盛会，届时，我们也将邀请国内在计算机领域最为突出的专家到会作学术报告，以开拓思路，启发灵感。
三、两年一度的全省高校计算机教育研讨会将于××年金秋在枣庄举行。
四、随着济南长清高校园区的建成，各高校的校园网的建设也日臻完善，××年将在适当的时间，由我会的网络专业委员会组织探讨整个园区网络互联的建设问题。
不久前有人提论文联盟出了一个颇大胆的创意——要在珠穆朗玛峰北坡的山壁装上登山电梯，以图让更多的普通人能够轻易到达世界之巅。今天的科技力量完全能够把这个设想变为现实，可是如此“盛举”应当吗?值得吗?可行吗?
中国百姓开始谈论“设计”并且把“设计”这个词生活化大约始于1997年。
科技最终服务于市场，科学理论和技术结论一旦准备进入应用阶段就特别需要借助于设计的力量。设计既是一个技术创造过程又是一个艺术创作过程，设计师的贡献在于如何将某种技术与市场的需求结合起来，而这种需求包含着功能、审美以及人体工程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以往的设计重在构建“功能”。在进入“后工业时代”的今天，人们的生活需求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精神因素的制约及影响。今天的设计任务不只是为了让科技产生功能作用，还必须考虑到美学、市场学、人体工程学和营销学等方面的多元信息因素。
商品必须认真考虑美学要素并通过工业设计来完成其审美实现，但美学并不是唯一的设计要素。在我考察日本当代商业之后归纳出来“商业地产一千性”，我们发现其中相当多的内容是在美学因素之外的。例如——在场性、互动性、玩购性、回游性以及体验性等等。
进一步，设计必须照顾当代人正在变化的特殊生活方式。彼得·德鲁克曾说，“企业的惟一目的是满足顾客和创造需求，其中最重要的是为顾客设计适合他们需求的生活方式”。“后现代”时代的基本设计理念正在发生根本的转变，设计必须注意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那就是要有节俭意识和环保观念。传统的工业设计主要考虑功能和美学的因素，而今天我们还必须考虑意义更加深远的社会综合因素。从灵感到现实是一个负责任的
转贴于论文联盟
过程。
科学技术成果进入应用阶段时也会因为设计的不当而出现失误，这如同发明理论中的“误发明”一样，很有可能在发明的光环之下潜藏着重大的失误。科学技术如一柄双刃剑，善可造福而恶可致祸。在我们身边不乏这样的例论文联盟子。
北京的新央视大楼是一个例子。我们今天已来不及评说这座外形扭曲怪异的大楼如何会被允许存在于我们首都的核心部位，在技术上它肯定是一座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大楼，其投资和能耗都将比一般同体积的楼宇高很多。
不久前有人提出了一个颇大胆的创意——要在珠穆朗玛峰北坡的山壁装上登山电梯，以图让更多的普通人能够轻易到达世界之巅。今天的科技力量完全能够把这个设想变为现实，可是如此“盛举”应当吗?值得吗?可行吗?
对成本的失算和失控也可能导致科技成果应用上的失误。大凡采用新的科技成果都需要增加投入，但是当开发商只是为了营销噱头而推介某些新的技术概念并且因而引起成本和售价的陡增时，科学技术有可能失去它本来的目的而成为一种增加消耗、制造浪费和滥为奢侈的追求，科技产品也可能因而沦为一种缺少真实效用的技术堆砌物。
采用科技成果来改变生活状态需要把握适当的尺度。我们要有明确的目的并需要考虑到“性价比”和“效费比”等因素，充分地利用科技的力量为人类营造一个绿色的、生态的和可持续发展的明天，而不是为了少数人在短时间内享受某种奢华的生活。
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科学技术和教育摆在事关国家兴衰的战略地位上给予高度重视,通过大力扶持,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生产转化率高,这其中都离不开教育活动的积极参与。由此,科学技术成为教育的主要关注对象,而它们对教育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也使它们成为现代教育中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如何称谓这一教育思潮,使它既能反映出思潮的实际情况,又不至于扭曲或狭隘?有学者称之为科学主义思潮或唯科学主义思潮,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叫法,取与人文主义思潮相对之义,但它恰好有与人文主义相隔绝之嫌,并且不符合此教育思潮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学者认为可以肯定科学主义中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故取名为科学思潮,但它却忽略了教育中的“技术”部分;还有学者称呼它是科技主义思潮,照顾到了“科学”和“技术”,但它同样也与人文主义思潮相对,显得封闭而不能通融。毕淑之和王义高教授在《当今世界教育思潮》中称它为“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很贴切的称谓,既表明了思潮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持有一种开放性,符合当今科技与人文思潮相融合的大趋势。
一、教育科技取向思潮产生的背景及现实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P35教育思潮是社会文化意识的表现,也是社会的产物,一定的教育思潮,是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条件上,由人们的需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
(一)文化方面的原因
古希腊时期,科学是孕育于哲学之中的,柏拉图的“理念”就含有一定的科学之义。到了亚里斯多德,他开始强调人的理性,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他还把人的知识一分为三,其中一类便是“制作的知识”,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讲的技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因为已有经典的欧几里德几何学、天文学、力学以及形式逻辑、修辞学等知识作为基础,所以,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人们的理性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人们要求摆脱神性,使自己能够科学、自由地探索自然的奥秘。到了16、17世纪,崇尚科学和技术的一大批思想家应运而生,培根、霍布斯、笛卡儿、洛克等是典型代表。培根是科学技术的主要倡言人,他说:“科学的真正合法的目标,就是给人类生活提供新的发现和力量。”[2]P12与培根相似,霍布斯直接提出了“人类最大的利益就是各种技术”的口号。笛卡儿则认为科学是人类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当一切知识都成为科学知识之日,就是一切人生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之时。为此,他还特地构想出了一棵“人类科学之树”,其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树枝是医学、机械学及伦理学。洛克为科学教育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论述了科学教育的心理学原理,为科学教育提供了心理学基础。
18、19世纪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主要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潮,确立其合法地位。这种思潮起源于17世纪的法国,当时,人们凭借感性经验,认为科学和技术就是追求真理、有效地控制自然以及能够高效解决人生问题的一种正确途径。而他们的反对者,则把他们的这些主张贬斥为“科学主义”。到了18世纪,实证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孔德总结人类知识的发展过程是形而上学阶段、神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实证阶段即科学阶段。他认为,在这一阶段,一切知识都应该遵循实证的原则,而且,只有观察到的以事实为根据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独立于科学之外的哲学是不存在的。科学主义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重视,到了19世纪,科学主义终于完成了其理论形态的变化,在整个哲学领域获得了一席之地,并逐步演变成具有一种完整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潮,而它也成为了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和技术在很多领域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日趋紧密。作为它们理论基础的科学主义在20世纪初也发展成为逻辑实证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历史科学主义等流派。它们继续对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发生影响,同时,也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经济方面的原因
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之前,科学和技术并没有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从劳动中分离出来,它们只是作为一般的知识和技能附着于劳动者身上。到了18世纪中后期,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以及随后开启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使技术对生产力的作用突显出来,“资产阶级在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P256而此时,科学还落后于技术。“这种情况持续到19世纪中叶之前,其间人们沿着生产经验———技术发明———科学总结的路子逐渐突出科技的生产力作用,科技仍未作为独立生产力要素发挥作用。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第二次产业革命起步之后,出现了科学先导于技术和生产的现象,人们开始遵行科学———技术———生产的逻辑公式。”[3]P65
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一般是起联结科技与生产的中介作用,但这个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科技还处于原始、粗浅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状态时,教育作为科技与生产间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当科技前进了一步,即以高于这种经验和技能之上的技术形态出现的时候,教育作为科技与生产的中介作用也随之提高;而当科学领先、技术继后、生产尾随科学和技术之后这一逻辑顺序(科学→技术→生产)出现了的时候,教育作为科技与生产间的中介作用便空前提高。”[3]P66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情况下,教育联结科技和生产的作用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表现出来:第一,教育促进科技的发展。科学是基础,技术只是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方法,因此,要寻求科学的突破、理论的创新,首先就应该大力发展科学,这就需要依靠教育的科研功能。第二,教育培养合格的人才。由技术转化为生产,这其间需要懂得一定科学原理和技术技能的人才,而这些人才的培养是离不开教育的。所以,基于以上两点,现在世界各国为了发展经济,都将教育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而在教育的诸内容中,科学和技术又格外地引人注目。
(三)政治方面的原因
1957年,前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朝野为之震惊,普遍认为苏联教育的成功带来了科技实力,而科技实力的增强意味着国防实力的提高。在美、苏两国争霸的大背景下,美国于1958年颁布了《国防教育法》,开始基础教育的改革。由此,两国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在科技取向的教育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取向的教育在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人们普遍认为,21世纪是高科技、信息化时代,科学技术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程度介入人们的生活。科技的发展需要人才,人才的培养需要教育,未来世界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教育的竞争,所以,世界各国都把教育的重点放在科技人才的培养上。美国于1983年了《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又一轮“新基础”教育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加强“科学”、“数学”、“英语”、“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教育,以提高美国的科技教育质量。#p#分页标题#e#
1989年美国提出了更专注于科技取向的《美国2061计划》,该“计划”认为应重点发展“数学”、“科学”和“技术”等核心课程,其期限是从1985年至2061年。因为哈雷彗星曾于1985年接近地球,2061年哈雷彗星将再次接近地球,制定者希望他们尔后的孩子再次见到哈雷彗星时能带着领先的科学和技术。苏联从官方到民间,以及到教育主管部门,都采取了不同形式表达对科技教育的重视,如苏联教育部门为了分别指导普教、职教、高等教育和中专教育改革,于1984年了《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改革的基本方针》、1985年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立法纲要》、1986年了《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等文件,这些文件虽然由于1991年苏联的解体而没有看到实施效果,但文件本身所反映出来的对科技教育的重视却是不容置疑的。除美、苏(包括现在的俄罗斯)两个超级大国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如英、法、德、日以及亚洲“四小龙”等,都通过各种形式强化教育的科技取向,以达到增强经济、军事和综合国力之目的。
二、教育科技取向思潮的主要内容
现代意义上的科技取向思潮虽是在近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产生的,但它发轫久远,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均有深厚的背景,并持续到现在,所以,它对现代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并不仅局限于教育,例如,影响广泛的未来主义学派就对未来社会的科技发展趋势有很多预测。本文只选取科技取向思潮中对教育影响较大的内容加以论述。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教育的科技取向广泛宣传
成立于1946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站在时代的前沿,多次召开世界级科技思潮与教育改革的研讨会,发表了大量涉及教育的科技取向问题的报告和论文,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1972)和《世界教育危机———80年代的观点》(1985)。根据学者毕淑之和王义高教授的研究,现将这两本著作中有关教育科技取向的观点归纳如下。[3]P73
1.《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
(1)科学和技术从来未像现在那样显示它的威力和潜能。在20世纪后半期,知识爆炸性增长,整个人类史上90%以上的科学家与发明家都生活在这个时代。(2)科学发现和技术创造影响力惊人,其影响范围扩及全世界,其影响面涉及物质、精神、教育、文化、艺术、伦理等一切领域。(3)当前最能代表这个科技时代特征的两大革新系统是大众传媒和控制系统,而它们又都与信息相关,因此,这个科技时代也可以称为信息时代。(4)在此背景下,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科学和技术要成为任何教育中基本的、贯彻始终的要素,提高每个人控制自然力、生产力和社会力的能力,帮助每个人形成科学的世界观。(5)在此背景下,所有国家应将教育由科技以前的时代转到科技时代,建立满足人们所需要的科技教育体系。(6)科技革命带来的通讯网络,将改变传统的教育体系和方式,包括建立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教育模式。(7)科技教育的目的是走向科学的人道主义,培养完人。
2.《世界教育危机———80年代的观点》
(1)反对“回到基础去”的保守质量观,着力在以科技为主的前提下提高教育质量。(2)肯定了教育的科技取向措施,那就是突出数学和科学课程的教育;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回避的问题,即缺乏这些学科的合格教师。(3)区别对待“科学”和“技术”,科学是技术之源,它比技术具有更大的普遍性。(4)肯定国际教育合作中的科技交流,但强调要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5)科技时代的教育应不断加强改革。(6)强调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运用的重要性。总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两部著作,以其全球化的视野和它的权威性、感召力,加上它较为贴近教育实际的充分论述,使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广泛而深入地在世界各国传播,成为指导当今及未来教育不可或缺的研究文献。
(二)学校教育的具体践行
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并不只停留在人们的思想领域,它在学校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已有充分的体现,主要表现在科技取向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以及教育研究方法。
1.科技取向的教育目标。[4]P6920世纪60年代,基于美、苏两国争霸的需要,美国的科技教育目标大致限于少数“天才儿童”的培养。80年代后,在美国的《美国2061计划》中,科技教育目标转向了全体学生。这个由美国促进科学协会制定的计划,其全称是《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它的主要目标是:使所有的美国学生都能够从感情上和智力上参与到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和技术的实践活动中去。我国科技教育的研究者认为,在教学中,应使科学和技术相结合,基础教育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培养科学家,而是塑造有科学素养的公民和一技之长的劳动者。
2.科技取向的教育内容。[4]P71科技取向的教育内容通过相关的课程和学科体现出来,著名的国际教育课程STS就是一种科技取向的教育内容。“STS”是“科学、技术和社会”(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的英文缩写,最初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后来被其他西方国家接受,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中小学科技教育所推荐的一种课程模式。进行科技教育,首先是传授科技知识,这些知识是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在科学实践中所获得的关于客观世界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它们往往是通过一系列的概念和命题表达出来。学生学习这些内容,不但可以形成科学世界观,还可以获得充分的理论知识,为自己今后的研究奠定基础。科技取向的教育内容还包括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培养。在科学发展史上,无数科学家在以他们的卓越贡献造福人类时,在科学探究过程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也时刻激励着后来的年轻人。这些精神一般包括怀疑、求实、进取、创新、严谨、公正、合作、奉献等,我国科技协会把科学精神归纳为:求实、创新、协作、献身。这些概括为我们进行科学精神教育提供了很好的依据。除此之外,科技取向的教育内容还包括科学思维训练、实践技能培养等。
3.科技取向的教育方法。[4]P74常用的方法有四种。一是发现法。它是指教师不直接告诉学生问题的答案,而是由学生自己去主动探索,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能够像科学家那样发现规律或答案。布鲁纳非常推崇这种方法,他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探索的过程,学生从中可以获得全面的教育。二是创造性探讨法。由美国学者威廉姆斯、帕尼斯、泰勒等提出,其基本顺序是“发问———思考———探讨———创造”,这种方法主要是为了强调学生对问题的思考,进而提出创造性的想法。三是实验法。它也是进行科技教育的基本方法之一,它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运用一定的仪器设备对预先设定的假设进行判断,从而肯定假设或提出新的假设,直到得出一定的结论。实验法能够使学生直观地感受到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实验技能以及实验兴趣。四是模拟创造法。它是根据科技教育的需要,向学生提供必要的工具和材料,指导学生按自己的构思,独立或协作完成某种科技作品,如模型、实物、论文或图形等。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应能说明制作过程中所蕴涵的科学知识或原理。模拟创造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考力、想像力和动手制作技能。除上述方法外,我国在科技教育活动中还探索出了其它一些有效模式,如“科学实践模式”、“少儿科学院模式”、“产业科技模式”、“多渠道并进模式”等。#p#分页标题#e#
4.科技取向的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研究方法的科技取向主要体现在教育研究方法的范式转换上,即由“哲学———思辨”的研究转向“科学———实证”的研究。在近代科学思潮的影响下,以康德、赫尔巴特、贝克莱等为代表的教育研究者一直梦想将教育学变成科学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但他们的这种努力却始终停留在“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之上,这种方法强调从已有哲学思想出发,推导出适合教育运用的各种理论,而这些理论一般和研究者的经验相符合。20世纪初,拉依和梅依曼开创了“实验教育学”,追求“科学———实证”的研究范式。他们认为,“思辨”的方法往往具有很大的抽象性,且与研究者的主观经验密切相关,并不具有科学所需要的精确性和客观性,因此,他们认为教育学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挤掉教育研究的思辨性,而要采用实验、实证的方法。实验教育学对后来的教育研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世界各国,包括我国,都开展了普遍的教育实验研究,追求研究的科学化。
三、教育科技取向思潮对我国的启示
(一)我国教育科技取向思潮的发展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教育思想起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19年,爆发,“科学”和“民主”成为当时的最强音,陈独秀、、鲁迅等人都从不同角度论及了科学教育思想。到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打破国外对新生中国的封锁,我国又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响亮口号,其中,最典型的成果就是1964年试爆成功第一颗原子弹。十年“”结束后,“科学的春天”重新来临。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科学技术顿时成为舆论界的热门话题,同时,这一论断也为我国今后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随后,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教育主管部门了一系列关于加强科技教育的教改文件,如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在教育。”1998年5月4日,总书记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的大会上强调:“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初现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也明确指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是本届政府的最大任务。2001年教育部颁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对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目标作了明确规定,课程目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有学者在解读这些课程目标时认为:知识与技能,就是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过程与方法,就是强调科学方法的掌握;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就是注重科学精神的培养。[5]P10由此可以看出,与世界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相呼应,我国注重科技教育的思想正在我国教育界全面展开,并日益深入到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去。
(二)世界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对我国的启示
（广西财经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3）
摘 要：日本依据国土情势、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国际竞争需求不失时机地积极推进海陆经济一体化，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日本推行海陆经济一体化的经验有所认知，有利于我国当下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海陆经济一体化建设。
关键词 ：日本海陆经济；一体化；经验
中图分类号：F13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6-0269-03
一、一以贯之推行海洋国家战略
日本基于典型海洋国家国情，一以贯之地推行海洋大国、海洋强国甚至海洋霸国战略。2006年4月，日本成立政界、学界参与的海洋基本法研究会。根据 2005年11月日本财团向政府提交的《日本 21 世纪海洋政策建议书》，研究会于2006年向当时安倍晋三首相提交了《海洋政策大纲——寻求新的海洋立国》、《海洋基本法草案》。2007 年4月20日，日本参议院通过《海洋基本法》。《海洋基本法》立足于海洋和人类共存思想，确立了七项具体原则：海洋环境保护、海洋合理利用和安全、海洋可持续发展、海洋科学文化的提升、海洋综合管理、国际海洋合作。《海洋基本法》主要包括十二项措施：确保有效管理国家海域；加强开发、利用和管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加强海洋环境保护；推动海洋可持续利用；确保海洋运输安全；确保国家海洋安全；确保海域主权；促进海岸带开发和管理、发展海洋产业；加强海洋科技研究，提高全民海洋意识；积极参与国际海洋事务i。
围绕日本《海洋基本法》的出台及其内容，可以发现：
一是日本强调其海洋大国形象和海洋战略思维。日本学术界不遗余力地巩固和强化日本海洋大国思维及形象。日本自明治维新始即强调海洋空间战略意义。1892年佐藤铁太郎撰著《国防私论》，倡导“海主陆从”军事战略；1901年佐藤铁太郎又著《帝国国防论》，主张日本师法英国强化海军。20世纪60年代，受马汉《海权论》影响，高坂正尧著《海洋国家的日本构想》，主张日本走出“岛屿国家”思维，建构“海洋国家”思维和形象，实行海权制胜战略，走“通商国家”发展道路。ii战后，日本学界和政界秉承高坂正尧等日本海洋战略家思想，一方面，强调海洋战略的重要意义，认为“海洋国家”是通往“近代文明”和“现代化”的普遍路径，日本的独特性和本源性在于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既非东方亦非西方；另一方面，拓展和深化对“海”的认识，认为“海”包括空间、宇宙，从水体延伸到海上、海底、南极大陆和宇宙空间及因特网信息世界。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重建和腾飞，日本在海洋战略思维下力图重构其国防战略。日本各界反思战后秉持的“专守防卫”政策，认为该政策等同“国土防卫”，不利于“海洋防卫”和海洋强国构建；主张实行海洋大国、海洋强国战略。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海洋国家——日本的大战略》中认为，21世纪国际政治结构是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两个对立系统。日本海上自卫队参谋长石川亨在题为《海洋国家日本的未来》的访谈中认为，日本国防战略重中之重是守卫海洋国土、维护“海上生命线”及其他海洋权益。当今，“海洋日本论”在日本业已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思潮。iii2001年日本内阁会议批准的科技基本规划中把海洋开发和宇宙开发共同确立为维系国家生存基础的优先开拓领域。
二是日本集全民之力强化海洋国家、海洋大国、海洋强国战略意识。日本设立海洋开发审议会，作为最高咨询和决策机构，主导海洋问题。文部科学省内设海洋开发分科会建构和推进中长期海洋开发构想和方略。该会2002年制定日本文部科学省《立足长期展望对海洋开发的基本构想和推进方略—— 21世纪初叶的日本海洋政策》，分析日本国内外海洋形势，确立日本海洋政策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及推进方案。2004年6月根据自民党《维护海洋权益报告书》，日本设立“海洋权益相关阁僚会议”，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保护领土、领海和海洋权益的战略。
日本政府注意政府、学术界、经济界乃至军界的广泛参与以推进海洋战略思想和重大海洋战略问题研究。1987年设立的日本国际论坛设有“海洋国家研讨组”，成员包括大学教授、研究员、评论家、财团和企业首脑或顾问、原海军将领和现职国会议员。该研讨组定期举办讨论会和报告会，向政府提交研究报告并出版各种书刊。
日本政府注重通过媒体强化国民海洋意识。2001年2月，外务省召开“21世纪海洋国家日本的外交政策”研讨会，讨论如何应对海洋秩序新问题，例如海洋法与外交、偷渡、海盗以及渔业等问题，通过NHK电视台播放，吸引上百万国民收视，加深了国民对国家海洋政策的理解。
三是日本力图通过海洋强国战略推进其政治大国战略。日本推行海洋强国不仅缘其国情即对海洋资源、国际经济的高度依赖，且力图以此实现其国际政治“大国化”抱负即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抱负。为此在国际海洋政治领域，日本尤其积极参与维护本国权益的国际海洋秩序的构建，积极应对海洋非传统安全（海盗、恐怖袭击、偷渡等）、保障海上生命线及海岸安全，积极强化岛屿和海域争端优势。
日本海洋战略具有摆脱战后所谓“普通国家”地位和形象的政治诉求。有日本学者甚至主张通过由海岛构成所谓“日本联邦”和西太平洋“海洋国家联邦”构想重塑日本形象。日本海洋战略具有明显的“中国威胁论”因素，着眼点在于台湾问题、东海问题，认为中国既是“现状维持势力”，又是“现状变更势力”。iv
四是日本海洋战略内容侧重适应时代而转换。日本以往海洋战略强调海洋开发利用即现实经济利益，当今海洋战略兼重“认识海洋”、“保护海洋”和“利用海洋”即更具全球性、战略性视野和更强调“海洋可持续利用”和海洋综合管理。再者，当今日本海洋战略更强调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政治和塑造更有利于维护和拓展日本海洋权益的海洋法秩序。在具体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时，日本以美国为师，通过国内法形式确立海洋权益，以国内法优先原则和行政司法分立原则应对外国异议；日本也借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口实关注全球性和地域性共同课题，迂回地拓展其海洋权益。
五是日本力图以非法或合法手段强力扩张海洋权益。日本自明治维新始，就强力扩张其海洋权益。近代以来，日本屡次发动侵华战争，无不力图鲸吞中国海洋权益、兼并中国海洋国土。其吞并琉球、殖民台湾、非法窃据中国钓鱼岛，无不显示其一以贯之地强力扩张海洋国土、拓展海洋权益的企图。当今日本假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罔顾事实，曲解“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顽固地主张采用陆地间等距离中间线划分中日两国间东海大陆架，企图蚕食中国海洋专属经济区权益。
二、大力推行海陆经济一体化战略
日本大力推行海陆经济一体化战略。在此战略大力实施前，日本着力实行陆域经济系统现代化战略。在陆域经济系统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继续向海域延展时，日本不失时机地推进陆域经济系统海域化，通过实施海陆经济一体化战略，为日本海陆经济系统持续发展注入动力、提供各种海域资源。
20世纪60年代始，日本面向海域经济系统调整海陆经济系统结构。其举措有：将大力发展重工业、化工业等陆域产业重心转向大力发展海域经济系统。因此迅速形成以海洋生物资源开采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建筑业等海洋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的现代海洋经济结构。随着不断推进海域经济系统发展，日本现今已构筑起包括海洋旅游业、港口及运输业、海洋渔业、海洋建筑业、海洋油气业、船舶修造业、海底通讯电缆制造业、海水淡化业等近20种海洋产业的新型海洋产业体系。v
三、注重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日本注重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注重从政府层面适时、有效地出台指导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和保护的长期性、指导性和战略性纲要。其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不断完善多部合作进行海洋事业规划的体制。日本实行海洋事业多部门管理体制，其涉海部门有国土厅、运输省、农林水产省、通商产业省、建设省、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厅、环境厅等。2001年日本调整海洋事业规划体制，重组涉海机构为国土交通厅、通商产业厅、农业水产厅、文部科技省和环境省，并由国土交通厅负责海洋发展规划制定、海域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海域国土开发。
二是实行高层海洋政策综合协调机制制定相关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其机制主要包括：1969年成立的海洋科技开发推进联络会议、1971年成立的海洋开发审议会、海洋开发关系省厅联络会议及2004年成立的海洋权益相关阁僚会议。这些机构或由各相关省厅官房长官及首相官方审议室长构成（海洋科技开发推进联络会议、海洋开发关系省厅联络会议、海洋权益相关阁僚会议）、或由直接向首相负责的专家、学者组成（海洋开发审议会），负责海洋技术研发、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海洋权益保护和发展规划、海洋政策咨询的多项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三是日本长期不懈地适时出台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日本持续不断地出台了多项海洋经济发展规划。1968年日本出台《深海钻探计划》（1968-1983）、1979年出台《日本海洋开发远景规划的基本设想及推进措施》、80年代出台《海洋城市计划》vi和《大洋钻探计划》（1985-1994 ）。90年代日本接连出台《海洋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海上走廊计划》、《天然气水合物研究计划》、《日本海洋开发基本构想及推进海洋开发方针政策的长期展望》、《日本海洋开发计划》、（海洋研究开发长期规划》（1998-2007 ）等。21 世纪以来日本又相继出台《综合大洋钻探计划》（2000年）、《21世纪海洋发展战略》。vii
四是日本海洋发展规划重视科技引领、海洋战略权益维护及海域空间战略意义。日本历来出台的海洋发展规划表明，日本始终重视海洋高科技发展及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和经济效益贡献viii。日本也强调海洋空间战略意义，强调通过围海造地扩展海域陆地面积，并为此出台多项海洋建筑规划（70年代的《海上机场计划》，80 年代的《海洋城市计划》，90 年代的《海上走廊计划》）。ix而且，日本重视海洋战略权益规划，由“拦截对策本部”负责制定海洋权益争夺计划及采取具体行动，并投人大量经费支持与周边国家争夺海洋权益x。
四、持续地实施海洋经济发展促进政策
日本持续地实施各种倾斜性政策，大力扶持海洋经济发展。其举措包括：
一是实行优惠财税信贷政策，促进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日本根据海洋新兴产业投资大、风险大的特点，积极地调整信贷结构、拓宽海洋新兴产业融资渠道。同时，将信贷政策与优惠税收政策挂钩。现今，日本政府通过政策投资银行及通过贴息、担保等方式吸引商业银行，大力向海洋生态环境产业、海洋循环经济贷款xi。日本也通过优惠税收政策鼓励海洋经济发展（对某些海洋产业优惠14-20%的税收）xii。
二是增加海洋科技财政投入，大力推进海域科技发展。日本高度重视海洋科技发展，不断增加海洋科技财政投入。1960年，日本大幅度提高海洋科技研发经费。1978年，日本提出海洋开发设想和科学研究调查报告。20世纪90年代日本在经济增长不景气时期仍持续增加海洋科技研究经费。日本也将海洋科技研发经费与税收政策挂钩，对新增海洋科技研发费实行一定的税收减免。
五、重视海陆产业集群化、海陆空间联动化、利用集约化
日本重视海陆产业集群化、海陆空间联动化、集约化发展。2002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出台《产业集群计划》，推进海陆产业集群化。该计划实施取得良好效果，至2004年，日本已有19个地区如火如荼地海陆产业集群化建设，已有18个地区正式实施知识产业群。
日本海陆产业集群化建设与海陆空间联动化、集约化利用同时展开。日本倡导“海洋开发区都市构想”、“知识集群创成事业”等海陆产业集群化与海陆空间利用联动化和集约化相结合的产业-空间一体化发展构想。日本已经形成了空间结构相对优化的海陆产业关联、耦合群，形成了以大型港口城市为核心区、以其区域为腹地区的关东区海陆经济集群、近畿地区海陆集群等9个海陆经济区域集群。
日本注重海洋空间向立体化开发。在《21世纪海洋政策》中，日本提出应立体开发和利用海洋空间资源，大力推进海上港湾、海上机场、海上桥梁、海底隧道、海洋能源基地、海洋牧场等建设。xiii
六、重视海岸带综合管治及海洋资源生态环境保护
2001年日本提出实现“环之国”国家目标。“环之国”理念强调可持续发展、建设循环经济社会。2002年日本制定《立足于长期展望的海洋开发基本构想及推进方策》，提出“认识海洋”、“保护海洋”、“利用海洋”，实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
日本采取一系列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日本《海防法》规定对油污、有害液体及废弃物排放与焚烧等进行规制及对船舶结构、设备等与环境保护相应的技术标准。日本也采取健全油污染防除体制、充实油污损害赔偿保障制度、加强海洋环保的调研与技术开发、对海上环境违法进行查处等政策措施等。xiv
七、大力发展海洋循环经济
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视为可持续发展重要途径。日本循环经济政策贯彻“事前预防”、“以社会为本位”、制度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经济活动全方面（涉及生产、流通与消费等经济活动领域）的理念。
日本通过银行信贷手段支持海洋循环经济发展。积极地调整信贷结构，加大海洋循环经济信贷投入。日本积极引导商业银行组团贷款，降低贷款风险xv。日本银行通过利率利率杠杆促进海洋循环经济发展。xvi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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