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26 10:15:21
关键词：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中国特色论
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门学问形成的历史并不长。在西方，如果从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les）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政治讲座算起，国际政治学还不到80岁，比“寿命”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老”学科差远了去；依照某些欧美学者的评价，它仍是一门“落后的学科”。[1] 在中国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研究只是在近一、二十年才刚刚出现，不要说同传统的学科（如所谓“文、史、哲”等领域）比较其完整性相差甚远，就是与本世纪初陆续引进的其它西方学问相比也显得单薄。作为一个知识门类，国际政治学的不成熟是理所当然的。[2] 研究对象的探讨，对于中国大陆的国际政治学之发展的必要性显而易见。本文试图梳理一下与这门理论有关的若干问题，侧重点在知识的结构和方法等方面。
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什么？
尽管说起来国际政治研究已有几十年历史，但国际政治理论的对象似乎远没有被清楚说明和取得共识。追究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种主要看法，它们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但重心的不同却是明显的：
1．“国际政治实质上就是外交斗争”。换句话讲，国际政治研究的目标，是政府的对外方针及其各种战略策略，是各国外交的合纵连横之术。它基于下述认识之上：国际关系实际上是（或者主要是）国家间关系，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非国家行为体是次要的和从属性的；因此，不论全球化过程如何发展，也不管所谓“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怎样加深，民族以国家为基本代表的事实不会改变，国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行为体的事实不变改变，国家利益始终是各国追求的主要目标的事实不会改变，这一切构成了国际政治斗争、从而也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这当然不止是外交部的官员或政府特别支持的一种见解，它也在学术界和一般老百姓中也有比较广泛的认同基础。在中国，“外事无小事”的说法得到了广泛宣传，国外各种民间组织（NGO）－－如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女权组织、新社会运动等－－传入的影响有限，国内大众传媒对世界事务的报道主要着眼于国家间关系、尤其是政府间关系，因此，人们很自然把国际政治与外交斗争划上等号。在大学和研究所，讲授或分析“国际政治”时，外交事务占有最大的份量。
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也有相当多的人持类似的看法。例如，在近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源地－－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有外交头脑和治国方略的思想家和战略家，多认为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应当以政府的对外决策和对内治理为对象。从马基雅弗利到但丁直至法国的一批“新潮”的政论家、法学家、高级僧侣和神学改革家，均提出过此类的见解。当代美国一位学者的归纳是：“全部国际关系可以描绘成显赫人物或者由他们构成的集团的外交决策过程。…通过聚焦决策过程，（国际政治研究）才有可能为国家设计出更加有智谋的对外政策。”[3] 一本流传于80年代的美国的国际政治教科书介绍说：“某些作者认为，对外政策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是同义词，或者说不应当在二者差别问题上大作文章。即使他们没有把本国的对外政策同国际关系等同起来，他们仍认为国际关系领域等于（从理论上说）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和，或者等于对他们有利害关系的那些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和。”[4]
“国际政治等同于外交斗争或者至少以后者为主要内容”，可能是影响力最大的一种看法，也绝对是应用面最广的一种见解。从外国情况看，国家对外战略研究－－如国际博弈分析、国际危机分析、国际冲突和国际干涉分析、核战略、“遏制”战略或“接触”战略等等－－被政府、国会和多国公司等“重要决策机构”，视为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所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从我国情况看，按照笔者的调查，[5]在近年来12个被研究得最多的国际课题里，有7个直接与国家的对外政策有关，它们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后果分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探讨；国际范围“主要矛盾”问题；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问题；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干预问题和联合国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间接与国家的对外战略有关，即国际冲突分析和民族主义分析。全球化问题、国际研究的方法论及对国外理论思潮、流派人物的介绍评述等三个课题，只占很小的比重。必须承认，以往学术界对这一角度的优点谈得较多，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带来的问题。国际政治学界（不论外国中国）的大多数人注重的是理论的“有用性”，而且这种功用特别与政策层面挂钩。“外交学派”的定义有很多长处，但也容易造成研究者的眼界狭隘，尤其是它有可能造成所谓“跟风现象”，即一味盯着外交决策层的动向而丧失必要的学术独立性；学术损失不说，有的时候，学术独立性的丧失反过来造成决策层被误导的后果。
2．“国际政治是一般政治的延伸”；也就是说，国际政治学是从政治学派生出来的，是后者的子系或放大。按照这种见解，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是“母子关系”：政治学是国际政治学分析的基础，是后者之理论和概念的基本来源。这种见解基于一个逻辑的推理：政治学是纯粹理论，它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运用就形成了政治学的各种分支，例如：政治学应用到心理分析，便有了政治心理学；应用到地理问题上，便有了地缘政治学；应用到经济现象中，便有了政治经济学；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便有了国际政治学。“政治”是什么呢？经典的解释是：政治是权力，或者说权力关系，政治学是有关权力或权力关系的学问，权力则是人对人以各种形式的控制和支配。这种解释似乎特别适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因为第一，国家及政府是政治学的典型分析对象，而国家又是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行为体；第二，权力（当它与国际关系相联系时常被译成“实力”或“力量”）是国家间斗争的关键目标，所以摩根索称国家间政治是“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第三，国务活动家通常被称为“政治家”，很少听到地方或企业领导者被赋予同样的称谓。
对此，中外学术界有许多认同。在我国，各大学国际政治系把“政治学原理”、“政治学说史”等作为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国际政治研究室在吸收新的研究人员时，多半是从大学政治系和国际政治系（而不是经济系或国际经济系）招募；在典型的美国大学里，国际政治专业一般设在政治系或政府系，国际政治学协会与政治学协会的会员经常是兼任的，有的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担任过政治学协会的主席或被认为是政治学领域某个学派的代表，两个专业之间从人员到思想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与交往。从理论上讲，很多中外人士都强调，国际政治说到底是用权威方式或者运用实力基础分配国际地位、价值和资源的过程；如毛泽东所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国际政治学的著述中不难发现，研究者们使用的语言，很多与政治学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它们要么直接来自政治理论，要么由此派生而来，如：决策过程，博弈理论，权力及其均衡，秩序和等级，冲突、战争与威慑，地缘政治，国际组织、谈判和裁军，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解放斗争和独立运动，恐怖主义与国际制裁，联盟与庇护，国际法与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和国际宣传，国际道德，国际革命，国际暴力，国际民主，国际和平与国际侵略，等等。把国际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观点的盛行，与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学派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的长期主导地位有关。不过，近些年来，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对“政治学派”的支配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动摇：其一，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两极格局的结束，对以固守两极、提倡势力均衡和自助哲学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怀疑大大增加，前述定义相应受到抨击；其二，随着国际事务中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过程的加强，国际研究的范围明显超出传统的权力政治学所及，主张扩大分析领域的声音或重新思考研究对象的立场，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中国学术界，尽管程度不如西方，类似的现象及批评也显著增多；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新近崛起，和由Huntington的论文引起的“文明与国际关系”持久不衰的争论，均为明证。
3．“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确切地说，是国家间关系史，是近代民族生成以来的各种重大记录、文献、历史人物演讲或传记，是反映在不同单元（个人、集团、政府、组织等）那里的、被记录下来的国际活动和交往－－如战争、革命、联盟、外交斗争。按照这种见解，所谓“国际研究”并不是像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那样的独立学科，它并没有自身的概念体系，而是对国际范围业已发生的各种事实的精确和有选择的记载；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国际政治研究只是一种历史大事记，它应当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律，有筛选史料的网络与方法，有独到的启示及教训。
在中国，依笔者管见，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国际政治分析家均出自于史学家或对中外历史有深刻了解的思想家。例如，陈乐民先生对“欧洲观念”之历史哲学的总结，对苏联东欧解体之教训的讨论，对英法政治哲学思想渊源的分梳和对欧洲文明扩张进程的探测，以及他对中外近当代发展进程和中外近代思想的比较，无论在思想的深度或是知识面的广度上都首屈一指；李慎之先生关于“全球化”命题及它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冲击的多篇杰出论文，不仅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全球化现象的争论之门，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思索（如民族主义在当代的世界性复苏、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东西文化的异同等现象的讨论）。他们都以历史分析见长，都特别强调史学意义上的“国学”和“西学”的价值，也都十分反对某些貌似时髦的“新学”的非历史态度；他们对当代国际政治现象的深刻分析，主要不是来自学科方法论或各种工具性的理论，而是源于历史知识的渊博和哲学智慧的启迪。历史对他们无疑是国际研究的第一要素。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起源；西欧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019-02
一、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概要
托布约尔・克努成在《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中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16世纪作为第一阶段，以文艺复兴为契机，确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概念；第二阶段则贯穿了17世纪至19世纪的整个近代，在此期间，相关的基本概念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三阶段则始于1900年左右。
进入20世纪后，国际关系理论又先后经历了现实主义革命和行为主义革命，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以及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三次激烈论战之后，国际关系理论逐步形成了现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三足鼎立、其他非主流学派共同繁荣的局面。
当前的国际关系基础理论主要分为两大方向，一方包含了国家利益论、权力论、均势论、霸权稳定论等权力政治观，另一方则以合作论、体系论、相互依存论为主要观点。冷战结束后，学者们又提出了国家软权力、地缘政治经济学、国际安全以及理性威慑等新的概念和理论。然而，不论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发展、怎样演变，其最根本的观点、最精髓的理念都根植于西欧这片现实土壤中，历史上曾被称为“蛮族”的西欧，在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强大推力下，产生了现代意义的国家，同时也孕育出了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
二、国际关系理论源于西欧的现实条件
国际关系是指处于世界体系内各国家和其他独立实体之间的多层次关系――集团、国家、跨国公司、区域共同体、国际组织等之间的关系和多维性关系――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关系。由此可见，自从产生了国家，自从各个国家之间开始了交往，国际关系也就同时产生了。但是将国际关系的日常实践上升为系统理论，则需要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国家以及古代中国都创造出了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并未发源于这些地方，而唯独青睐海岸曲折、分崩离析的西欧，究其原因，是因为西欧融合了领土的民族国家、民主自由的商品经济以及从宗教文化演变而来的道德与法律约束。
（一）领土与民族国家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形态也从古希腊的城邦、封建国、大型帝国最终发展为近代的国家。国家的构成要素包括确定的领土、定居的居民、一定的政权组织以及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其中则是近代国家的灵魂。近代国家也可以称为领土国家或者民族国家，它的出现是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正如克努成所说，“罗马的崩溃可以被大致看成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这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崩溃使得整个欧洲开始了另一种政治生活。
强盛的罗马帝国由盛转衰，在公元9至10世纪出现了以独立领土国家为代表的政治分化局面，从而出现了取代帝国的多国体制，这为日后的民族国家、国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在阿拉伯人无力征服而拜占庭人不屑一顾的西欧，散落着大大小小的蛮族国王，他们忙忙碌碌费尽心力地在未开化的土地上勉强维持着国家秩序，政治大一统的观念早已失散在异教徒大迁移和裂土分治的浪潮中。罗马帝国的衰败打破了欧洲统一帝国的政权形式，使这里没有了政治的统一和信仰的归属。自此，西欧从未形成过以宗教权威为中心的单一的、统一的帝国，相反，始终是一个政治多元化的区域。众多民族国家在独立自主处理本国内政的同时，还作为国际关系的主体，平等地进行着广泛而密切的外交活动，这一方面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实资料和实践来源，另一方面，又为思想家和学者们创造了学术空间，他们可以在各国间迁徙、游学，这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是很有益处的。可以说，民族国家林立使西欧拥有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必需的而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不具备的基础条件。
相比之下，由东罗马帝国演变而来的拜占庭帝国对于国家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关注都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它拥有优秀军队，但在军事战略上以守为主，与周边的斯拉夫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相比，拜占庭人并不尚武，剽悍好斗、崇尚武力被视为粗鲁无知和野蛮的表现，这也使得他们对于研究国家间事务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十分重视。实行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君权神授和代治思想暴露无遗。在这样一个宗教控制一切的伊斯兰世界，其实与拜占庭帝国是一样的：宗教依旧支配着战争和外交，宗教与世俗机构交织在一起。这就注定以研究世俗事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会源于此处。
而在古代中国，长期的中央集权形成了多民族融合的统一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中国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内部治理上来，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使统治者一人独揽大权，各级官吏不过是统治者内政外交的执行者而已。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中国自古就重内政而轻外交。即便是在战国时期，整个中国被分割成众多国家，但这些国家却基本上是由汉族百姓构成的，所以我们还是拥有统一的民族。因此各国的关系类似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是一种分裂状态下的统一，因此也无法形成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
（二）商品经济与民主自由
西欧地区北邻波罗的海，西邻大西洋，南面地中海，向东则进入欧亚大陆。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使得其远洋航海盛行，同时百姓多从事工商业，而非农业，这就造成了经济上以商业贸易尤其是海上贸易为主。航海贸易使西欧人更具冒险精神、更勇于开拓，经济的富裕还促进了百姓对政治地位的更高追求。于是教会的愚民政策受到了王权的严峻挑战，世俗国家、民族国家便应运而生。没有了统一的帝国，没有了共同的信仰，西欧各国只能在均势思想下经历着战争与和平。众多独立的民族国家在长期的结盟、毁约、媾和、战争中积累了大量的外交经验，思想家、外交家、政治家们共同书写了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西欧各国将国内公民的民主自由诉求也应用于国际关系当中，主张国际交往的自愿平等原则，随后还产生了均势、结盟等思想。而商品经济又促使西欧各国必须频繁往来，不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这都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
在古代中国，农耕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农业大国的现实环境使得我国一方面不需要过多的国际贸易就可自给自足，另一方面，也无法培育出勇于冒险、追求自由的民主精神，因此，古代中国缺乏国际关系理论形成的主客观条件。
（三）宗教文化与道德法律
西欧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政治的发展。政教分离之后，宗教不再完全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而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国公民的日常生活和国家间的各种往来。
基督教提倡的和平与平等观念深深扎根于信徒内心深处，而原罪说迫使人们制定相互制约与监督的法律。将这些运用于国际关系中，就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最初的、最基本的内容。无论是神法（早期的限制战争），还是习惯法中某些与教义相吻合的要素（尤其是商法以及规范领主和国王行为的法规），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
而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多年来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天主教与东正教的选择上，即便在正式信仰东正教后，教权与王权的争夺也并未真正停止。所以整个帝国对于国家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关注都是远远不够的。在宗教依旧支配着战争和外交的阿拉伯国家，宗教的束缚使得它没有成为真正的国家，所以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也并不大。面对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国家被宗教束缚的情况，古代的中国则恰恰相反。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还是本土的道教，都从未能够真正支配国家的政治事务。传统的儒家文化虽然备受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但中国也从未出现像拜占庭和阿拉伯国家那种“宗教绑架国家”的状况。
事实上，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包括两方面：对外形成的文化优越感和对内形成的文化等级制。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们以天子自居，与其他国家只进行商贸往来，而在文化上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地位，从而轻视外国文化，认为他们不过是蛮夷之邦，因此对国际关系不够重视。对于国家内部，最盛行的就是儒家和道教文化。儒家文化注重等级和伦理，更适合于治理国家内政，因此，对国家外交并未有太多建树。道教文化提倡无为之治，不鼓励军事外交，因此，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仍然没有帮助。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学者、政治家们其实都在为王朝的统治者一人服务，各种理论学说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帝王政治思想的表达。民间和学术界的声音无法真正表达，必然不会形成丰富多彩的国际关系理论。
三、总结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出现较晚的社会科学，它真正作为一种理论被系统地加以研究，也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而它的繁荣兴旺，更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是在欧洲主要国家的思想家、学者、战略家的思想基础上获得的，是在20世纪之前的四五百年间，沿袭欧洲历史、法律和宗教文化的一贯思想传统，并在中世纪之后欧洲列强全方位拓展扩张的背景下，通过对政治现象的思索、对强权行为的抨击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由此可见，长期的政治多元格局、繁荣的商品经济发展、文艺复兴对人们思想的极大解放以及宗教改革对人们信仰的重新确立，都注定西欧必定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源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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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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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关键词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 全球政治、世界政治
中图分类号:G423文献标识码:A
1 “国际政治”综述
这是该学科最为通用的名称,也是该学科的重镇美国所称呼的。该学科的开山宗师摩根索作了如下的定义:国际政治是大国、强国为追逐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他认为:“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在摩根索的体系里,国际政治只是各国在国际相互交往时发生的大量行为(如法律、经济关联,慈善、文化交流)中的一种。他和他的学生肯尼斯・汤姆逊强调,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国际政治,而国际政治的主题是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
马丁・怀特也认为:“权力政治乃口语中的国际政治。”这直白的阐述指出了国际政治是一国行为主体采取某种方式手段对另一行为主体施加影响的努力。
中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梁守德有自己精彩的论述:“行为主体间,特别是国家间相互政治作用形成的整体。它包括全球范围内战争与和平、强权与民主、剥削与发展、结盟与不结盟、动乱与秩序等战争现象政治关系。”“指国际社会行为主体(主要是国家)的对外战略和相互作用形成的政治活动的总称。国际组织主要表现为国家间政治,但不等于国家间政治,因为其他行为主体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独立活动。国际政治离不开各国外交,特别是大国外交,但不是各国外交之和,它主要涉及各国对外战略和利益。”
在广义上,“国际政治”是指发生在世界上任何可以归结为政治的事件和关系,泛指任何跨国问题。其主体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而在关系种类方面,则包括国家间双边和多边政治关系以及其他各种关系(如经济、军事、文化、法律等)。其中,政治关系最为关键,也最灵活。而就其狭义概念而言,仅指国家之间在政治安全等高层领域的相互关系的总和。
2 “国际关系”综述
1789年,边沁在《立法原理和道义概论》中首先使用“国际关系”一词。
中国学者倪世雄认为国际关系“通常仅指拥有的民族、国家、政府、人民之间的关系……是涉及拥有固定领土的各政治团体之间的关系。”它还指处于世界体系内各国家和其他独立实体之间的多层次关系――集团、国家、跨国公司、区域共同体、国际组织等之间的关系和多维性关系――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关系。
斯坦利・霍夫曼认为,国际关系“可以看做是国家之间发生的实际关系,或看作是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任何特定时期里这些关系的知识实体。”
张季良在其主编的教材中有如下清晰的阐释:“和其他社会关系一样,其实质是各种国际行为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广义国际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关系,而以政治关系为主。广义看,国家之间的各种关系都是政治关系,其中建立外交关系、互相访问、举行会谈、缔结条约等,这些重大事件,集中反映了各个国家多方面的利益要求和相互关系内容。”
综合以上学者的阐述,“国际关系”概念从广义上可以总结为,是国家之间的一切相互关联的关系,涵盖了跨越国界而发生的一切利益关系的总和。
在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两个概念做了分别的总结后,我们可以较易得出二者的区别。区别有二,其一是强调的重点不同:国际关系突出“关系”,指各国际主体跨越国界发生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状态或某种性质的联系;国际政治则强调“政治”,以国家实力、权力为核心,突出的是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其二是行为主体的差别:国际关系主体和国际法的主体是一致的,指具有独立参与国际关系并能承担国际法权利与义务的集合体,其中,国家是完全主体,国际组织是派生性主体,而民族解放运动是过渡性主体;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较为广泛,除了以上的行为主体,还包括跨国公司、非政府国际组织、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组织等,甚至连一些利益集团、社会运动、精英分子等有国际影响力的个人和人群也能成为国际政治的主体。
3“全球政治”综述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新现实主义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派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使用这一概念。西方全球政治学的先行者认为,人类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民族国家时代,国家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
近数十年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和其他各方面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交流不断增多,因为工程科技和信息科技的发达使得空间和时间都被压缩,地球已经被称作地球村,全球化步伐不断迈进,世界各个角落之间的联系也空前加强,国际社会各个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特征。然而,全球化的程度还不是很深,而且也主要局限于经济层面。全球政治概念揭示的是全球化发展趋势下世界各行为主体的未来图景,指向了人类社会关系发展的未来道路。 (下转第75页)(上接第70页)
戴维・赫尔德认为,全球政治描绘了政治关系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扩展与延伸,以及政治权利和政治活动跨越现代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无处不在的一种现象,全球政治概念对传统的几个区分的对子提出了挑战,如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内部政治与外部政治、领土政治与非领土政治。
德国学者乌・贝克的理解是,全球政治涉及一种生产状态的政治,不能理解为民族国家正在的延伸,因为它在内容上扭转了民族国家的利己主义和地方主义,坚持自己独特的跨国立场、价值和决定,反对各种民族偏见。
安东尼・吉登斯从领土政治的角度来分析此概念。他认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始于它们从模糊的“边疆”发展处的明确“边界”,而全球化浪潮让当代国家的边界又逐渐变回边疆。
马丁・阿尔布劳是从全球主义的价值和意义来阐述全球政治。认为全球时代的政府关系无所不包,是一种全球性关系,国家所处的范围内已经有更多的空间是在全球的语境下进行解读,因而全球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时期,各种社会公共事业向各个层次的人开放而没有一个权威的中心,各国是人类行为的条件而非限制,所以地球变成了人类新的参考系。
俞正认为全球政治形象地描绘了政治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与延伸,形成复杂的政治决策和政治互动全球网络。全球政治已分化为全球市场、国家、全球民间社会三大独立自主且又相互作用的人类生存的组织领域。
王逸舟强调全球政治是一种同时涵盖了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国家间政治和非国家间行为体政治等多个对子的大政治范畴。
从以上学者的综述中,可以得出,全球政治是全球层次的政治学,站在全球角度,以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对政治的主体、规模、规则、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着重强调全球利益、全球关系和全球价值,试图探索国家之后的世界秩序和模式。
4 “世界政治”综述
冷战以后,因为美苏两极对抗格局瓦解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美国一超独大的局面,美国在众多国际事务中都奉行一种单边主义的方式,认为全世界的事务都与美国有关,在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实践理念方面,也萌发出“世界政治”的概念。该概念强调打破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唯一性,为非国家行为体及其相应的机制、议题能进入国际关系的事业和议程提供论证和说明,但它侧重于对零碎的各种国际政治现象的描述,本质是一种拼盘式的国际政治。
全球政治与世界政治相比,强调在世界政治的图景或拼盘里,政治生成这种以全球为本体和向度的新型政治,这种政治的主体、范围、架构以及理念都锁定于全球性,从而超越了国家中心主义,也超越了扩过主义,在理论上完成了从国家政治、国际政治、世界政治向全球政治的跃升,真正实现了政治向全球的扩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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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陈玉刚,苏长和.21世纪全球政治范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78.
一、主流理论的无政府状态假设
对于从事国际政治的人员来说，无政府状态一词无疑是国际政治理论的关键词，被置于国际政治学的中心地位。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通过国内与国际的比较，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来分析国际政治的本质，认为国际政治的其他现象都是从这一特征中派生出来的。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对合作的分析也是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开始的，他要论证的是即使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自助体系中，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体也可在霸权国并不存在的情况下，通过国际制度的安排，仍能够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在阿特和杰维斯主编的《国际政治》这本论文集中，第一部分就从无政府状态的意义、无政府状态的摆脱和无政府状态的缓解三个方面论述了无政府状态的环境，他们认为，“无政府状态代表了国际政治环境的持久概念和现象..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事实，要处理无政府状态的后果，或者改变它，就必须首先理解它。”2肯尼斯·奥耶（KennethOye）在其主编的《无政府状态的合作》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由于没有中央权威对利益的追求进行限制，国家处于永久的无政府状态中，并且明确地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的中心条件，书中的作者都是以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的中心背景条件来展开对合作的探讨”3秦亚青教授对无政府状态在理性主义学派中的意义作了简明归纳：“首先是其本体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是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既然是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特性。只要国家体系存在，无政府性就是这个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其次是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成为国际政治的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就是无需质疑即可以认为属真的东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几乎所有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都以这个假定开始。如新现实主义从无政府性开始考虑生存的竞争，新自由主义则从无政府性开始讨论为的合作。第三是学科意义。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这两个政治学的基本次领域也是以这个基本假定分解的。这样，无政府性就具有对国际政治定义的功能。”4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它被查尔斯·利普森称为国际关系的罗塞塔石碑。5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都是从这里开始他们的理论演绎。没有人否认国际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也是“新新综合”的一个方面。但应该注意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对无政府状态并没有统一的定义。米尔纳给我们提供了国际关系理论关于无政府状态的两种定义。6第一种定义是指缺少秩序，意味着混乱和无序。即霍布斯所描述的人反对人的状态。这样一种定义遭到了国际关系学者的广泛质疑。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尔则从国际的角度来理解国际体系的秩序，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没有秩序。在国际社会中，广泛地存在着各种规则和安排，如对使用武力的一定限制；对契约神圣性的尊重和对财产权保护的某些共同安排。“现代国际体系也是一种国际社会，至少在一定意义上说，国际社会一直是国际体系中起作用的因素之一。”7因而我们不能说无政府状态就是霍布斯描绘的自然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一书中，作者们认识到：“国际社会虽然处在一种碎化状态。但是，无政府状态的世界政治并不意味着它完全缺少组织。在一些事务领域，存在对各个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较为细致的安排，即使其它一些领域仍是松散的。”8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虽然认为国际体系处在无政府状态中，但同样存在着秩序。这种秩序是和均势联系在一起的。均势以两种方式为体系提供秩序。一是通过力量的平衡来防止战争的发生，二是国家之间反复组织起来的均势表明，在国际政治动荡的背后存在着秩序。就像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无形之手支配市场一样，国家的行为总是受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无政府状态的第二种定义是指缺少政府。这是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但由于国际关系学者对政府的理解不同，因而对无政府状态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华尔兹借用韦伯的观点，把政府定义为拥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权：“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别，不在于武力的使用，而在于两者处理暴力的组织方式不同。一个有效力的政府，垄断了对武力的合法使用。”9英国学派的学者则把政府与确保秩序的制度和而不是与武力联系起来。马丁·怀特指出：“无政府状态具有将国际政治和一般政治相区别的特性。国际政治研究的前提假设是缺少政府体系，正如国内政治研究的前提是存在这样的体系一样。但大致的事实是，国内政治中追求权力的斗争是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限制和支配下进行的；而在国际政治中，法律和制度是受追求权力的斗争限制和支配的。”10奥耶认为国际体系缺少特定的政府功能，没有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中央权威去强制国家实施承诺或协定。这三种关于政府的观点反映了不同派别的学者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尽管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这三种观点存在着质疑和争论，但基本上都同意无政府状态是指国际关系中缺乏明显的政府特征。11
新现实主义的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从国内和国际二分法的类比角度说明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的区别，从中推导出无政府状态的逻辑。主要区别表现在三个方面：121、国内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上下级关系，某些部分有权指挥，其它部分要服从。国内体系是集中的和等级制的。国际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同等关系。在形式上，每一个国家与其它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国际政治体系是分散的和无政府状态的。2、在国内，一个政府的武力是在权利和正义的名义下使用的。在国际上，国家则是为了保护自身和自己的利益使用武力。在国内，与权威的各种关系建立起来了。在国际上，产生的只是实力关系。3、国内政治是权威、行政和法律的王国。国际政治是权力、斗争与和解的领域。国际领域显然是政治领域。人们描绘出国家领域各种各样的特征：等级的、纵向的、集中的、异质的、受领导的、由人设计出来的；人们把国际领域描绘为无政府的、横向的、分散的、同质的、不受领导的和相互适应的。这种区别使国际政治体系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华尔兹从国际体系结构角度建立起属于这一领域的理论，即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按照华尔兹自己的说法，他虽然保留了现实政治的主要内容，但对现实主义有两项重要修正：1、现实主义把国家的行为视为对权力的至死方休的追求，理性的政治家就是不断地积累越来越多的权力。而新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2、现实主义把因果关系看成是单向的，即主要从处于相互作用的个人和国家的单位（unit）层次上寻找原因，而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行为的后果是双向产生的，既有单位层次的原因，也有结构层次的原因。而且结构层次的因素是单位层次因素发生作用的背景。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这种特征决定了国家必须时刻关心自己的生存与安全。而由于在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所以在一个现实威胁随处可见的世界中，国家不得不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安全困境，一方聊以的源泉成为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国家不得不在对外政策中推行权力政治，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因此华尔兹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推导出来的唯一逻辑就是自助，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权力政治。二、建构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再认识
自从华尔兹以简约的方式建立起国际大厦后，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这一理论虽然受到了不同的批评，但其核心假设和基本命题并没有撼动，依然处于霸主地位。13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国际政治理论的新思维的产生，主流理论的根基开始动摇。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命题提出了大胆的质疑，要超越无政府的难题。14他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只有一种特性：自助，而是存在自助和他助两种特性。体系的性质到底是他助还是自助取决于体系中的行动者的身份。身份不同，体系的特性也不一样。如果体系的成员之间是敌人，那么，行为体的存在和安全就会成为最重要的。彼此之间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在这种情形下，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才表现为自助的性质。但是如果体系的成员之间是朋友，行为体就不会担心对方对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胁，反而会形成一种安全共同体。在这种情形下，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则表现为助他性。因此，在温特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无政府逻辑。15国家的身份并不像华尔兹所假定的那样，在互动之前，在形成国家体系之前就是考虑自我的，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体。恰恰相反，国家的利己性并不是它的天生特征，而是在一种相互关系中产生的，由相对于他者的特殊身份建构而成的特征。尽管国家易于接受利己的身份，但是国家并非天生具有这种身份。国家的身份是在国家互动的过程中确立的。在互动的实践过程中，行为体通过文化选择的方式建立起主体间性的意义。不同的主体间性的意义造就了不同的体系特性。自助并不是无政府状态的逻辑特性，而是一种制度，只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认同结构中的一种而已。所以，国家体系的特性与无政府状态没有关系，换言之，从无政府状态中并不能推导国际体系的特性就是自助。“无政府状态是一个空的容器，没有内在的意义。使无政府状态产生意义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构。”16如果我们接受了国际体系的特性既可以是自助也可是他助，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导致自助的观点，那么，国家和国家的关系就不一定陷入到安全的困境中。这样，国家的行为并不一定就是不断地追求权力政治。也就是说，华尔兹的权力政治是由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论点是有问题的。权力政治并不是赋予的，无法改变的行为。如果国际体系是自助的体系，那么，国家的对外行为就是追求权力政治，以确保自己的生存。如果国际体系是他助的体系，那么，国家的对外行为并不是权力政治的行为，不仅不会陷入安全两难中，反而，还可以建立安全共同体。因此，权力政治是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国家行为的构成特征。温特以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展示了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假定自我和他者是两个行为体，以前不存在互动的经历，如果第一次相遇，是否像新现实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对方是对自己的威胁，会发起对自己的攻击。温特认为并非如此。我们可能会保持高度警觉，但我们是发动攻击还是保持警觉取决于对对方意图的理解。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威胁性的，自我经过接收，解读和赋予意义后，也被理解为威胁，那么，威胁感就会产生；如果自我采取一种针对他者的威胁行为，那么，行为体通过不断地再现他者和自我的威胁感，就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形式。这样，安全困境就会孕育而生，并不断地加以强化和依赖，权力政治就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友好的，自我经过认知的加工过程后，也把他者发出的信号理解为友好，那么，他者和自我对情景的定义就是友好的，而不是威胁。因此，第一次相遇并一定造就出一个安全的困境。他者和自我通过发出信号，解释和反馈的过程完成了一次社会行为，并开始创立主体间性意义的过程。主体间性的意义赋予了行动者身份和利益。通过这种实践活动，行动者在无政府状态中，既可成为朋友，亦可成为敌人。因此权力政治是在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
这样，温特就通过对华尔兹的无政府状态的解构，破除了新现实主义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无政府状态并不像现实主义所描述的那样，它本身根本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17没有国家的实践活动，就没有国际结构，也就没有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虽然在国际体系中不断地表现出来，但它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不是其内在的构成特性，而是行动者在互动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因此，从无政府状态中不能推导出自助和权力政治的体系特性。无政府状态不过是一种形式，国家的鲜活互动创造了丰富的。从无政府状态演绎出来的并非只有一种逻辑，而是存在多种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只是其中的一种。温特为我们刻画了三种理想类型的无政府状态，或者说三种无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逻辑。所谓文化就是社会共有知识。社会共有知识是个体之间共同的和相互关联的知识。共有是指社会意义上的共有。共有可以是合作性质的，也可以是冲突性质的。互为敌人和互为朋友同样是文化事实。18文化形式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角色结构，即共有观念是指这些观念的行为体所具有的主置格局。无政府状态的核心不过是一种主置。主置是由自我和他者的再现建构的，这种再现是对自我和他者作为以某些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特别类型施动者的再现，它又建构了独特文化体系的逻辑和再造条件。角色结构不同，无政府状态的文化也不一样。在温特看来，国际体系中存在三种角色结构：敌人、对手和朋友。敌人角色结构建构了霍布斯文化，对手角色结构建构了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结构建构了康德文化。无政府体系的结构和趋势取决于三种角色中哪一种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逻辑。
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文化是敌人角色结构。它的核心内容是敌意。国家的相互角色定位是敌人。19敌人是由对他者的再现建构的，这种再现把他者表现为具有如下特征的行为体：1、不承认自我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存在的权利；2、不会自愿限制对自我使用暴力的程度。敌人的角色结构使国家的对外政策姿态和行为表现出以下的含义：1、国家往往会采取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方式来对待敌人，即试图摧毁或制服敌人。这并意味着国家的利益在于改变现状。一个国家的利益可能是维持现状，但是敌人的威胁可能迫使国家根据“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原则，采取看起来好象是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行为。2、决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未来前景，向最坏处做准备。3、相对军事实力至关重要，实力是生存的关键因素。因为敌人一旦有着取胜的实力，就会发动进攻。要想和平，就需要准备战争。4、如果真正爆发战争，国家就会以敌人的方式来进行战争，就会无限制的使用暴力。如果战争没有爆发，但是迫在眉睫，国家必须准备先发制人，尤其是当进攻性技术处于领先地位的情况下，这样，可以避免敌人通过第一次打击取得决定性的优势。霍布斯无政府状态的逻辑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行为体的行为原则是不顾一切地保全生命。国际体系是真正的自助体系。在这种体系中，行为体不能求助于其它行为体，甚至不能采取最小的自我克制。生存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国家间的安全是一种高度竞争的零和游戏。在霍布斯的无政府文化中，产生了四种宏观层次模式或趋势。1、常年不断的无限战争。这不是说国家总是处于战争状态，而是说只要国家之间的相互集体再现是霍布斯式的，战争就会“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2、消灭不适应的行为体。3、国家一旦强大到不至于被消灭的地步，就会制衡相互的权力。4、趋于把所有体系的成员全部拖入战争状态，使中立和不结盟十分困难。霍布斯无政府状态逻辑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刻画了一段国际关系的特征。第二种理想类型的文化是洛克文化。20洛克文化的角色结构是竞争，不是敌对。竞争对手像敌人一样是通过对自我和他者涉及暴力行为的再现而建构的。但是，这样的再现却不像敌人角色的再现那样具有威胁意义。竞争对手不像敌人，他们有相互行为的基础，即对的承认，而不是消灭对方。但这种基础并不排除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如果体系的角色结构是竞争对手，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至少有四种意义：1、无论国家之间有什么冲突，但作为一种国家共同享有的制度得到了普遍的遵守和维持。即国家不会试图夺取相互的生命和自由。2、的存在使得安全变得不那么紧迫，绝对收益成为国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就不担心安全问题，但这种担心已经大为减弱。3、军事实力的作用下降。虽然武力在解决争端中仍发挥重要作用，但这种力量对对手和对敌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军事实力不再主宰一切政策。4、如果争端真正导致战争，竞争对手会限制自己的暴力行为，不以消灭对方为目的。战争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这样的限制表现为在正义战争理论和文明标准之中。这一体系界定了国家相互使用暴力的条件和程度。洛克文化的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在温特看来，华尔兹所描述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洛克体系，而不是霍布斯体系。因为他对市场的借鉴，对均势的强调，对国家低死亡率的认识，对国家寻求安全而不是寻求权力的假定等都是与一种相对自我约束性质的洛克文化联系在一起。
康德文化则由朋友的角色结构决定，核心内容是友谊。21在这种角色结构中，国家期望相互遵守两条基本规则：1、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非暴力规则）；2、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双方将共同作战（互助规则）。友谊的两条规则产生康德文化的逻辑：大家为我，我为大家。多元安全共同体和集体安全就反映了这种逻辑。在多元安全共同体中（一种诸国家组成的体系），国家所持有的相互和平的共有知识使得战争不再被认为是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而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虽然不能保证在共同体中不发生冲突，但是一旦发生冲突，成员会以谈判、仲裁或诉诸等方式解决，即使战争的代价不大的时候也是如此。武力不是实现目的的合法手段。因此，军事力量在安全共同体中所具有的意义与在竞争状态下不同。对于竞争对手之间的争端，军事力量是决定结果的重要因素，对于朋友之间的冲突，其他种类的权力（如话语、制度、）则可以成为更加重要的因素。在集体安全体系中，互助原则是其安全的基础。当一个体系成员的安全由于侵略而受到威胁，其他体系的成员应该帮助这个成员，即使是他们自己的安全没有受到威胁也要这样做。集体安全和结盟不一样，在表面上看来，它们都是以军事力量来维护成员的安全，而实际上，两者具有质的不同。在结盟关系中，国家从事集体行动是因为结盟中的国家自身都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他们之间的合作是出于利己目的，一旦威胁不复存在，结盟就随之解体。因此，结盟的动力来自外部的威胁之剑。集体安全不是与具体的威胁或具体的时间联系在一起。成员之间的互助是因为他们认同自己属于同一个安全单位，是一个团队，与外在的压力（如威胁）没有多大关系。这样，军事力量对集体安全的成员与对结盟的成员是不一样的。在结盟关系中，成员知道，一旦结盟瓦解，盟友的军事力量反过来就会成为打击自己的力量。在集体安全体系中，一国的军事实力不仅不是对自己的潜在威胁，还是自己的安全财富。在这里个体与集体融为一体，自助也是他助。
三、对结构变化的再解读
当建构主义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文化，是国家建构的时候，它所理解的结构变化就与新现实主义的结构变化大不相同。在新现实主义的结构中，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因素组成：单元（国家）的排列原则、单元特征和权力分配。排列原则指结构中的因素是处于平等地位还是处于等级地位。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具有平等的地位，因而其排列原则是无政府状态；单元特性是指体系中的成员所具有的功能。在国家体系中，国家在功能上是相同的，即维护国内秩序和对外防御，国家的差异只是力量的不同，而不是功能的区别。权力分配是指物质力量在体系内的集中程度，即极的多寡。在这三个因素中，只要其中一个发生变化，体系的结构就发生变化。不过，新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常量，这是国际的基本特征。单元的功能是相同的，可以不考虑。因此，只有权力分配这个变量了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虽然权力分配是单元层次特征的集合，但它是结构体系的特性，其作用不可能还原为单位层次。至于与物质实力无关的其他国家特征如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敌对还是友好都被排除在结构之外。因此，华尔兹的结构是权力分配，结构的变化是权力分配的变化，从一种权力分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权力分配形式，即极的变化。国际体系往往是由一个在物质上属于霸权国的大国所主导，大国的兴衰决定了国际体系的演变。温特认为，华尔兹的结构是一种结构物质主义理论。他定义的国际结构实际上恰恰不是国际结构。国际结构不是物质现象，而是观念现象。国际体系的结构不是物质力量的分配而是知识的分配，是一种文化。因而，建构主义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是指文化的变化或无政府状态的变化，即行动者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出新的文化，从霍布斯的文化向洛克文化的转变，从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建构主义的结构变化是可能的，但并不意味着其变化是容易的，因为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具有自加强的作用。一旦一种文化形成，行动者的身份就会被不断的再现，从而使国际体系的结构被再生产出来。“国家越是像现实主义那样思维，利己主义及其在体系层面的连带结果——自助——就越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22
因此，虽然建构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涉及到结构变化，但其内涵是不同的。新现实主义展示的结构变化是单元物质力量的分配变化，而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性质不会发生变化，国际政治的自质也就保持不变。冲突和战争是国际社会的固有现象和组成部分。建构主义呈现的结构变化是观念分配的变化。虽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在继续，但每一次变化都使国际社会发生质的变化，使其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国家不断地使无政府状态具有新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性质在实践活动中可以发生改变。物质力量变化的意义取决于国家处在何种文化状态之中。这种对结构变化认识的差异使得建构主义认为的结构变化如封建体系到国家体系的转化，冷战的结束和欧洲联盟的产生等在新现实主义看来都不是体系结构的变化，因为它们要么没有改变权力分配状况，要么没有超越无政府状态。建构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源于对国际体系的本体论的理解。本体论指身份和利益是被看做需要社会因素支承的进程，还是被看做在某种意义上置身于社会时空范畴之外的固定客体。23新现实主义认为，行动者的身份和认同是不变的，与国家互动进程无关，由于新现实主义把行动者的互动层次看成单位层次，而不属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因而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被排除在结构之外，即外生于体系的结构。因此，结构对行动者的作用只是约束它的行为，而不是改变它的身份。结构一旦从行动者中脱离出来，就成为凌驾于行动者之上的力量，行动者不过是结构的木偶。所以，不管力量分配如何变化，行动者的自利性质不会变化。新现实主义的这种结构-行动观类似于涂尔干的功能主义的观点。24华尔兹的结构与行动者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即从结构推导出行动者的行为。建构主义认为行动不断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不是外生于体系的过程之外，而是由体系的过程所支承。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也是体系结构层次的内容（微观结构），而不是属于单元层次。当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在互动进程中发生变化的时候，宏观上的结构（文化）就会产生变化，因为，结构变化是附着于身份变化。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就不只是结构对行动者的约束，而且还有使动的一面，即行动者和结构是相互建构的。这种结构-行动者观点的社会学来源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如果进一步追溯为什么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对待身份和进程有不同理解，这种追问就变成了对国际政治的本体论思考：国际体系是什么构成的，结构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物质主义，权力和利益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是一种物质事实，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决定的。有目的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国家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类别。它不仅仅是事物，而且还是进程。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义和作用，是观念使然。单纯的物质力量和利益不可能解释国家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国际政治学 研究综述 理论创新 方法论
国际政治学是揭示国际体系中各种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政治互动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的学说。①理论和实践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体两面，国际政治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讲，理论能够把握实践的规律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并实现对实践的超越。2015～2016年，国际政治学领域在理论研究方面推陈出新，尤其是相关中国学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为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全球各国的外交政策创新和实践、国际政治行为主体间的关系互动等因素形成的合力不断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演化发展，中国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在问题导向、方法论应用和经验研究等方面继往开来，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围绕国际关系理论及方法论、大国竞合态势、全球治理和中国角色、外交政策和行为的复杂系统效应4条主线，对2015～2016年中国国际政治学的理论研究进展和实践焦点问题分析作简要梳理，以供学界参考和指正。
国际关系理论及方法论研究
致力于提出原创性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更加提倡和注重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是近年来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多元化思想成为趋势、多元文化成为共识、非西方群体崛起成为一种力量为国际关系理论实现创新发展提供了条件。②从中长期看，在非西方语境下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依然任重道远，不仅需要广博的实践基础，也需要科学的方法论支撑。
中国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展。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和话语权分布看，欧美学者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消化、吸收、借鉴和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为非西方学界国际政治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在可预期的将来，这种趋势仍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其依托的意识形态、服务功能及其具备的解释力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适用性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质疑。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政治学科自觉性和成熟度的不断提高，呼唤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或“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声音日趋高涨，广大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学者就建立中国学派的思路、着重点、方法和条件等议题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相关学者依托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基础，呼应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求和时代特征，尝试提出新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以此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建设的创新发展。
近年来，诸多中国学者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生成提供了创新性的具体理论、议程和动力。秦亚青把“关系性”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硬核中的形而上要素，把元关系与中庸辩证法作为关系理论的认识原理和方法原则，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该理论试图从不同视角解读国际关系现象，是一个体系层次理论，重点强调国家间的互动实践以及社会过程的独立本体地位，提出社会过程在建构国际规范与国家身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阎学通依托“道义现实主义”概念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为世界中心转移的原理（崛起国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地位），认为中国应以“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指导建立国际新秩序。唐世平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综合人类学、进化生物学和国际关系学等诸学科的知识，对国际政治的宏观历史和一个国际政治大理论的辩论进行社会进化论的诠释，认为国际政治应该成为真正的进化论科学。此外，王逸舟提出的创造性介入理论、上海学者讨论的全球共治和共生理论等，都是中国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方面的典型代表。③
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中定量方法的运用。相比于定性方法在当前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运用程度，定量方法的运用明显处于“弱势”和不足的地位。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从研究方法角度讲并不存在本质好坏、孰高孰低的问题，也不存在国家属性，但从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现状看，定量研究方法越来越被广泛使用是一种趋势。以《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科学》、《政治学》这3种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于2001年到2012年间所刊载文章使用的研究方法为例，有将近半数比例都使用了统计方法，有近1/4使用了形式模型方法。④就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而言，《国际组织》、《国际安全》、《冲突解决杂志》等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期刊对于定量研究方法也相当重视和青睐，2009年发表在《国际组织》上的论文有58%是定量文章。⑤
在上述背景下，有更多的中国学者致力于定量方法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庞就国际政治领域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中国国际政治领域在定量研究方面的问题和不足、国际政治定量研究在中国发展的前景等问题作了系统的介绍；漆海霞就国际政治青年学者如何撰写定量研究论文作了指导性阐述。刘丰介绍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作为新兴量化研究方法在战争、冲突、威慑、外交决策等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应用情况，阐述了定性比较分析的操作程序。庞、何j考察并解释了美国对地区开发银行操控程度的差异及其原因，并以统计方法研究地区开发银行在选择受援方以及决定援助额度分配等重要决策上与美国政策偏好和利益的契合程度；庞、权家运通过网络分析方法，对国家的社会性权力进行了分析和测量。吴志成、陈一一以考克斯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了国家间领土争端缘何易于复发的问题。此外，迟永基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有贸易数据，运用大样本统计方法，对中国同相关国家双边贸易额度或比例的增加可以提高两国外交政策相似度这一假设进行了检验。陈兆源、田野、韩冬临以1982年至2013年中国签订过的134份双边投资协定为样本，对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作了定量分析。
虽然已有部分学者致力于将定量研究方法应用于国际政治研究，并结合相关议题进行了若干有益尝试，但这并没有成为中国国际政治学界普遍的现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学界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的地位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许多学者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在学术研究日趋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背景下，严格遵守科学方法论是做出高质量研究的重要前提；目前相关高校在国际政治学方面开设了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课程，从研究问题的选取、问题的概念化、核心概念的可操作化、因果关系的控制等方面对学生进行专门讲授；近几年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涌现了一批能够熟练运用最新统计方法的青年学者，专门从事国际政治定量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和趋势。
大国竞合态势研究
大国是国际体系中的最主要行为主体，是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发展变化的最主要力量。2015～2016年，大国间的竞合态势较以往更加突出，美国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的深度博弈仍在继续，中美之间在亚太地区的互动纷繁复杂。总的看来，美欧日发达国家的总体实力较以往虽有下降，但在国际体系规则制定、话语权掌控、相关议题的主导权方面仍占有优势；以中俄印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呈上升趋势，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发展的持续性进程中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美俄围绕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的深度博弈。乌克兰问题是近年来美俄关系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变量，美俄关系因乌克兰问题带来的负面损伤在很长时期内难以恢复。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则是导致乌克兰政权更迭和国内政治安全形势动荡的重要推手。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联合西方盟友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这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创伤，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美国利用其在国际体系舆论引导中的优势地位，在外交上孤立俄罗斯；同时，美国利用乌克兰问题积极推动北约东扩，挑拨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关雪凌、张猛认为，美国借乌克兰危机再次检验和行使了对欧洲的政治领导权，强化了北约对欧洲的军事保护权，并通过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阻止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和欧亚联盟的形成。基于乌克兰之于俄罗斯在地缘安全、历史文化渊源、民族认同等方面的极端重要性，俄罗斯以“收回”克里米亚、支持乌克兰东部顿巴斯武装力量与乌克兰中央政府对抗等方式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进行了强烈回应。但从客观上讲，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版图等举动无疑具备双刃剑作用，李秀蛟认为，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是危险下注行为，此举虽然彻底解决俄海军驻扎克里米亚以及继续控制黑海的战略问题，但此举也带来一系列后续风险。目前，新明斯克协议的签署为乌克兰问题起到了降温作用，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虽然俄罗斯与西方围绕乌克兰问题不会上演一场新的“冷战”对决，但同时它们也不会很快“化干戈为玉帛”甚至重新走上一条关系“重启”之路，⑥美俄仍需要寻找双方能够在乌克兰问题上相互妥协的有效路径。
与在乌克兰问题中所处的相对“被动”态势不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了更多的主动态势来增强对于俄欧、俄美关系的主导力。高飞认为，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客观上揭露了美国反恐战略的失败，俄罗斯空袭“伊斯兰国”两周取得的成果胜过美国一年多的努力。自2015年9月开始，俄罗斯开始针对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采取军事行动，这一方面展示了其支持巴萨尔政权的决心，保护自身在地中海地区的军事、经济和安全利益，另一方面有助于缓和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打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制裁孤立俄罗斯的不利局面。就反恐问题而言，欧盟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共同的安全利益诉求，这源于欧盟一方面要面临“伊斯兰国”带来的直接性的恐怖主义威胁，另一方面要承受叙利亚国内战乱导致的大量难民涌入欧盟而产生的经济、社会和安全等方面的压力，因而欧盟成员国特别是法德在叙利亚问题、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问题上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立场。但在安全方面，欧盟并没有俄罗斯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方面表现出来的“善意”而缓解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压力，反而是西方延长了制裁期限。此外，北约在2015年底启动了接纳黑山成为成员国的程序，该举动从战略层面讲意在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在巴尔干岛的影响力，这又直接损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引发了俄罗斯的反弹。高飞认为，叙利亚无疑是俄罗斯创设一种约束美国和西方的新世界战略的有力抓手，尽管挑战重重，俄罗斯未来仍将继续积极介入叙利亚，寻机与西方妥协，最终彻底摆脱乌克兰危机以来的外交困局。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议题。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是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符合时展特征以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处理的现实需要。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是当前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关于中美关系研究的核心框架性议题。当前，美国延用冷战思维看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带来的综合国力发展⑦，加之无政府体系状态下现实主义权力观在美国决策精英层思维中的根深蒂固，导致美国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态度“暧昧”。中美关系要真正做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建立起真正的战略互信，就需要把中美之间的一系列负向议题处理好。这些议题有的是老议题，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贸易问题；有些则是近些年涌现出来的新议题，主要为南海问题、网络安全、第三方因素、地区领导权竞争、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等议题。
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学者围绕中美关系的新议题展开了持续的探讨。在南海问题方面，李岩认为，“航行自由”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发酵源于中美对国际海洋法内容的不同解读，中美须倒逼信任措施机制建设来促使双方理性管控分歧。在网络安全议题方面，汪晓风认为，“斯诺登事件”后美国全球网络战略的调整包含防范和规制中国的内容，中国应将网络议题纳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战略框架，设置切实有效的议程。在第三方因素方面，陈永认为，中美在东亚的安全竞争将一些域内国家置于第三方的关键地位，这一战略优势使这些国家能够获得与其自身实力不相符的利益，为了利用和维持关键地位，一些东亚国家作为第三方因素对中美东亚安全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中美应依据不稳定的东亚安全三角关系的特性，抑制第三方陷阱的生成。在地区领导权竞争方面，潘亚玲认为，当前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明显表现出动力不足态势，中国需要有效利用这一动力“换挡”期，设计全面和长远的大战略方案；王在邦认为，美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启的中美关系转型期是划时代的，此次中美关系转型期相对漫长，转型过程充满高频度、高强度和高风险的博弈，呈现某种“箱体形态”；达巍认为，在中国需要加入国际体系并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上，中美拥有战略共识，这一共识在过去10年逐渐松动，面向未来35年，中美亟需建立“同一体系内共同发展”的新战略共识。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议题方面，金灿荣、王博认为，中美军事关系发展中的限制因素包括国家属性差别、国家利益博弈、军事实力差距、国际体系结构变化及台湾问题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军事关系应从扩大合作、正视分歧、控制冲突的角度去寻求路径。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中美关系的处理提供了科学的路径。回顾中美建交以来的两国关系发展历程，虽然几经波折，但从总体上看，中美关系发展呈现“螺旋形”上升轨迹。中美关系的全球性影响早已超越了双边关系范畴，双方须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坚持增进战略互信、尊重彼此利益和关切，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创新合作模式，推动中美关系得到更大发展。⑧
全球治理与中国角色研究
一是关于如何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研究。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既有的主要国际机制安排在总体上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这不可避免地使国际制度带上鲜明的“阶级烙印”，即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利用制度的规制权尽最大化地追求和实现其国家利益，这也是造成当今国际体系不平等的根源之一。这从侧面反映出了两个问题的重要性：一是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制度安排需要改革和创新，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二是国际体系需要一些新的机制，这些机制可以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创立，也可以由发展中国家主导创立。如此，方能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卢静分析了全球治理面临的制度困境，指出改革全球治理体制需要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的积极互动。黄薇通过对国际储备格局变动以及国际储备货币构成与币值变动趋势的分析，探寻现行储备货币体系的主要问题，对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的倡议及未来改革的可能方向进行了综合性评述。谢来辉通过在实证与规范的不同意义上区分“扭曲的全球治理”与“真正的全球治理”，对二战以来的全球发展治理历史进行了回顾，认为联合国成为全球发展议程的核心领导者、全球治理主体多元化、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等新理念占据发展理念的主导位置是2008年以来全球发展治理的新变化。薛澜、俞晗之以公共管理研究视角构建治理“问题―主体―机制”的分析框架，将二战以后的全球治理实践活动归纳为全球治理旧范式，以此分析过去二三十年世界变化所引发的治理问题和治理主体的变化及其导致的传统治理机制失灵与不足。
二是关于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国所选择的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渐进过程，从某种角度讲，就是中国逐步融入、参与、完善和构建现有国际制度体系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对待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问题上，中国坚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的立场，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体系持批判态度。在进入到改革开放阶段之后，中国认识到自身在国际机制创设的基础和能力方面有诸多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应客观看待那些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国际规则体系，为我国的生存和发展争取到有利的国际环境。近年来中国对参与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清晰的立场，国内政界学界“在与国际接轨”等方面已经形成广泛共识。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坚持原则性立场的前提下，中国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态度实现了由“革命者”到“积极参与者”、“创建者”的角色转换。邢广程认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是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的应有之义。胡键认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是从学习、适应到融入的过程，其指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不仅受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工具、制度的制约，也受中国自身的国际角色定位和一系列外交理念的束缚，对于如何解决自身存在的障碍性因素给出了对策和建议。陈友骏认为，“中国梦”的提出以及中国全球经济治理观的输出，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完善明确了的核心交汇点―改革创新，而改革创新的核心理念是中国治理国内与全球两个不同层级经济对象的同一精神纽带。曹亚斌从安全、经济、社会、环境4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活动中的身份和角色变化。王金波认为，亚投行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多边开发机构和国际发展议程的有益补充，也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有益尝试，其分析了亚投行的工作重点、治理体系目标、运营模式的原则、规则与标准。赵庆寺认为，G20为中国提高全球能源治理领导力提供了重要契机和组织形式，除了加强国家能源治理之外，中国需要积极推进G20的改革，不断提高G20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决策效率与执行力。张红力立足金融专业视角，探讨了新时期下中国金融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实现问题。
三是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相关具体议题研究。其中，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和“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关系是与中国有关而又为学者所重点关注的3个议题：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身份与角色研究。王学东通过分析世界众多的智库与学术评价机构公布的数据以及多项综合评价，认为中国在气候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与积极政策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薄燕通过分析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相互协作的意愿、内容、渠道后指出，中美双方对于新的全球气候协议的原则、规则和法律性质等方面存在分歧，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是中美在责任和能力等方面的认知差异。曹慧比较了中国和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理念和行动，分析了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及合作前景。李慧明认为，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气候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沿着制度内和制度外两条轨道发展，这种特征使得国际领导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以联合国气候制度为核心的绿色国际合作领导体制正在显现。中美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的互动研究。沈逸分析了大国围绕全球网络的指导原则之争，认为这种指导原则竞争折射的是如何看待主权国家在网络空间关键资源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确立管理网络空间关键资源的实现方式。庄贵阳、周伟铎认为，全球互联网领域治理的“中国方案”把握了互联网高度全球化的根本特征，治理规则的制定、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安全和秩序的维护及各国网络主权的尊重四个方面是其核心要义和精髓所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关系研究。王明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包含了国际制度的合理诉求，如能把“一带一路”倡议落实为具体的国际制度与组织，不仅有助于减轻“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打破美国施加的制度羁绊，进而推进全球治理结构的完善。马学礼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被视作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即在合作机制低制度化、经济规则低标准化、规则执行软约束化的条件下推动沿线各国走向深度一体化，并着重解决影响经济自由化的自然障碍。
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力已今非昔比，在此背景下，除了参与和遵守现有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中国应尽最大程度地提供国际机制的公共产品，而这其中的核心点便在于对现有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经济秩序进行修正和创建，使之朝着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和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
外交政策和行为的复杂系统效应研究
从广义上讲，国际政治体系是复杂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系不同层次的组成单位不断产生互动，这些互动产生的结果具有可预测性/不可预测性、确定性/不确定性辩证统一的逻辑特征。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强调国际政治体系中互动行为进程及其结果的可还原性，旨在剥离纷繁复杂的国际体系表层现象并精简出通用的理论内核，以此来分析、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主体、国际政治行为、国际政治体系在历时性和共时性方面的演化机理和内在逻辑。不可否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在观察和解释以稳定、均衡和线性为主要特征的因果关系方面具有生命力，但其在学理区域的霸权地位并不能掩盖一种可观察的国际政治科学事实：即对于国际体系中以非线性、自组织和涌现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因果逻辑，主流国际理论范式缺乏应有的解释力。由于混沌性和不可确定性在国际政治体系的发展变化中是广泛存在的现象，因而以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人提出的复杂系统理论具有无疑开创性意义，创造性地实现了复杂系统科学研究范式在国际政治科学中的运用。然而，虽然学界提出运用复杂性科学研究范式来分析和解释国际政治系统的发展变化规律已有若干年时间，但到目前为止，运用复杂系统理论来观察、分析和解释中国外交政策和行为、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互动的研究成果相对稀少，而复杂理论和系统效应的相关研究在客观上又是非常需要的。
事实上，当前的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不确定性。以中国周边外交为例，关于采用复杂系统理论来分析、解释和评估中国的周边外交转型问题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基于善意的战略意图（行为）为何会产生负向的非本意结果？在此背景下，探索运用复杂系统理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来分析、解释和评估中国外交转型中的复杂性、混沌性和不可预测性，无疑具有积极的学理和实践意义，相关中国学者在此方面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李少军强调了观念因素和复杂系统导致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不确定性问题，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既要运用排除其他因素的单一机制解释方法，又要考虑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张旗从中国外交理念、人道主义干预规范和国家利益三个维度入手，分析了中国对冷战后人道主义干预问题的反映变化和行为逻辑。尹继武对于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作了一个基本评估，此外在专文中分析了战略匹配与中国外交的诚意信号表达之间的非线性逻辑关系。吴宇运用“嵌入―自主”模型分析了国家治理模式对群体性外交冲突处理的影响。卢凌宇、林敏娟介绍了外交决策分析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强调了人（尤其是政治领袖）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
从总体看，2015～2016年的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紧紧围绕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紧跟时代潮流、热点焦点问题、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进程，做出了丰富的成果。在理论创新方面，中国若干国际政治学者依托长期的学术积累，结合中国文化体系的思想精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征，致力于提出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践研究方面，除了从框架性议题、宏观性角度入手进行研究外，更加注重国际政治的微观层面、非确定性、复杂系统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研究方法方面，虽然有更多的学者加强了对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但质量高的科学实证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在研究主题方面，政策性热点焦点议题的分析相对较多，深层次的理论探讨相对较少，这些问题值得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权衡和思考。
【注释】
①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②秦亚青：“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人民日报》，2016年2月15日。
③赵可金：“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与角色担当”，《人民论坛》，2016年第2期。
④程同顺，邝利芬，孙迪：“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最新进展―基于美国政治学三种期刊的研究（2001～2012）”，《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2期。
⑤漆海霞：“浅谈国际关系定量文章撰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17日。
⑥黄登学：“新‘冷战’：臆想抑或是现实？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俄美博弈透视”，《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3期。
1979年《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出版，引起了国际政治理论界的轰动。据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理论》已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著。而该书也使其作者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赢得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的地位。〔1〕全面了解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对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利于理解国际政治中一些重要现象。本文将阐述《国际政治理论》的假设、观点与推论，并选取针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最具代表性又最具争议的批判进行归纳并做出回应。
一、假设、观点与推论
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最主要的目的便是建立起一个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首先在第一章对规律与理论进行区分，界定了理论的含义并明确了建构理论的重要性。第二章到第四章则对一些流行的传统主义理论以及系统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犯了还原主义的错误。第五章到第六章沃尔兹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系统理论，而在该书的最后三章，将这一系统理论运用到经济、军事和国际事务管理中。下面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假设与观点，并集中解释为什么沃尔兹忽略国家、个人两个层次，而着重关注国际系统层次作为其建构理论的基础这一问题。
（一）前提假设
结构现实主义的最重要假设便是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这也是现实主义者的一个共同假设。这一假设主要吸收了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的论述和约翰?赫兹所提出的“安全困境”的概念。正是在这一假设下，沃尔兹认为，在国际政治的自助系统中，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对抗与竞争，合作很难达成。首先，国际无政府状态解释了为什么单元层次因素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但战争和冲突的发生仍然同主权国家的存在有关；其次，国际无政府状态揭示了为什么国家的对外政策不能以普世的道义原则为基础，而必须以维护国家在国际权力分布结构中的相对实力地位为首要出发点的根本原因。〔2〕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假设是沃尔兹在体系层次上筛除国家与个人因素，而只关注国际因素的基础。
（二）体系层次
采用还原法来建构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是沃尔兹大加批判之处。所谓还原法，其实质就是通过研究各组成部分来理解整体，只关注单元层次的因素。由于沃尔兹想要建立的是关于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因此他强调“研究的是在国际层次上，而不是在国家层次或个人（人性）层次上起作用的力量”。〔3〕虽然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不同地区的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但国际政治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恒定，相同的事件（比如战争）无休止地重复发生。因此，单单从个人或国家的单元层次来寻找解释国际政治的原因是不足的，在此之上必然存在“某种能够影响结果的约束力量”。“这一约束力量可对所有自变量施加作用，而且随着系统的变化，其作用方式也随之变化”。〔4〕这是沃尔兹在建构理论时去除了国家和个人两个层次的因素，而单单保留国际层次因素的最主要原因。
（三）结构概念
沃尔兹认为在国际政治系统内包含两个要素。从一个层次来说，系统包括一系列互动的单元；从另一层次，也就是在国际层次上，系统包括一个结构。系统的结构便是充当了约束性和分配性的因素，在各单元行为体的互动中产生，又对单元层次的行为产生约束。结构概念的明确界定可谓是结构现实主义最突出的成果。沃尔兹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对结构进行了界定：国家在系统中的排列原则、不同单元的特定功能（在无政府状态的系统中，由于该系统是由同类单元构成的，其功能具有同一性，因此这一标准不具有意义）、单元间能力的分配。在这样一种界定下的结构是一种选择器，而非行为体。结构通过奖励某些行为，同时对某些行为进行惩罚来进行选择。结构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某种结果，而是间接地影响系统内的行为。
以上是从理论假设、研究层次、分析架构这几大重要层面概述了结构现实主义的主要内容。为构建起一个系统的国际政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就是单独挑出国际系统层次作为其建构理论的基础。字里行间，读者可以感受到其巨大的解释魅力，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可谓是为国际政治理论界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第一，在现实主义发展方面，结构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既一脉相承又更为严密。沃尔兹用结构要素弥补了传统现实主义在国家行为动机（国家利益）阐述上的模糊性；用安全取代权力最大化作为国家追求的目标。第二，在理论建构方面，沃尔兹借鉴了埃米尔?涂尔干的社会学观点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观点，第一次将结构这一体系层次因素同国家和个人的单元层次分离开来，从而建立起一个高度简洁、科学的系统理论，以解释国际政治中具有连续性的现象。作为一个极富批判精神的开创者，沃尔兹对传统的还原法、行为主义进行了批判，从而推动了国际政治理论科学化、系统化的发展。第三，在政策指导方面，尽管沃尔兹并不致力于构建外交政策理论，但结构现实主义为国家的行为描绘了一幅广阔的图景。只要美国仍然以增强国家实力与影响力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结构现实主义无疑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一定的指导。
二、对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
自《国际政治理论》问世以来，其受到的批判之声可与赞美之声相较。由于学者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出发，批判的种类之多难以在本文全部阐述。因此，本文选取最具代表性又最具争议的针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高度简约型的批判进行归纳并做出回应。另外，笔者按照主流与非主流理论的批判进行分类，并将主要阐述更具影响力的主流理论批判及其发展趋势。
（一）针对理论高度简约性的批判与回应
第一，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力有限，它无法对国际政治中特别是外交政策中的许多现象做出解释以及预测，尤其是对于冷战结束的预测失败。
这类批评是出于对系统理论功能的模糊不清。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反复强调，系统理论解释的是经常发生和重复出现的现象；它解释的是跨系统的变化，而非系统内部的变化。由此，沃尔兹将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严格区分。外交政策理论是国家层次的理论。它预期不同的政治实体将如何因应外部的压力。而国际政治理论只是对国家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做出解释，它告诉我们各国政策必须应对的国际环境是什么。因此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不要求对国际政治现实的解释与预测面面俱到，而追求一种高度的宏观化、简洁性，相信现实不会与理论一致，理论越是远离现实，越是精简越具有解释力。
第二，在建构国际政治理论时，只将国家，尤其是大国作为单元行为体，而忽略个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作用。这类批评主要由新自由主义学者提出。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认为，国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都是重要的行为体，现代国家权威的非中心化导致国家之间“多渠道接近”。〔5〕
值得注意的是，沃尔兹建构其理论的一个前提假设是承认国家不是而且从来不是唯一的国际行为体。但是界定结构的不能是活跃于其中的所有行为体，只能是主要行为体。这其中包含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国家是构成国际政治分析单位的合适单位？第二，在各类国家中，为什么建立国际政治的普遍理论必然要以大国为基础，而非小国？对于第一个问题，沃尔兹解释道，首先，国家的存在相当稳定，消亡率低。其次，尽管非国家行为体的活跃程度与影响日益上升，但其实力仍不能与国家相匹敌，更不必说超过大国。再次，由于每个国家都拥有主权，即在处理内外事务上拥有自主性，因而国家是一种同类单元。〔6〕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沃尔兹则简洁地指出，主要行为体的行为以及互动对所有国家或公司命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次要行为体的影响。由此，对于两个问题的回答，沃尔兹将其他行为体全部筛除，只留下国家作为研究的唯一单元行为体。
以上的几类批判其实可以总结为对于结构现实主义过于简洁的一种批判。由于沃尔兹追求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的高度简约性与科学性，他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体系层次，忽略了来自国家内部以及个人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因素，因而难以“面面俱到”。针对以上的批判，笔者认为，国际政治学界应鼓励多种理论的存在与发展，不同种类的理论关注不同的研究领域，致力于不同的解释目标，不应对某一理论过分苛求。而在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层次）与外交政策理论（次体系层次）的分类方面，笔者认同沃尔兹的区分。这样既有利于追求国际政治理论的科学性、简约性，也能兼顾对于国家内部以及个人因素的研究，从而实现国际政治理论界多种源流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繁荣盛况。
（二）主流理论的批判与发展趋势
综合国际政治学界对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来自非主流理论的批判，第二类是来自主流理论的批判。非主流理论的批判集中表现为第一部分中所归纳的几类批判。笔者认为非主流理论不能与之对垒，原因在于大多数非主流理论只是从次体系层次出发，与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理论建构并不在一个层次上。对此，新自由主义学者也承认非主流理论提出的深刻见解，但基本上把非主流理论称之为“非客观的”和“非科学的”。因此，主流理论学者对这类批评不予重视，也很少做出回应。〔7〕
来自主流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两大理论流派。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后期，第三次国际关系学理辩论在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展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基欧汉和奈的理论与结构现实主义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以现实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去构建国际体制变迁的结构模型”，试图提高结构现实主义解释国际体制变迁的能力。〔8〕从两人加以改造后的“结构研究计划”来看，他们同样致力于发展一个高度简约的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在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核心争论上，遵从了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仍然是国家这一假定，只不过更加强调非国家行为体、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跨国家的和跨政府的关系。由此可见，新自由制度主义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判，显示出二者在某些方面逐步走向趋同的趋势。其重要意义更多的在于承认结构现实主义的合理部分，同时促进了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90年代中期以来，建构主义进入国际政治的主流理论。由于建构主义打破了之前国际政治学界关于无政府状态先定的理论，因此建构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围绕因果关系和建构关系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如果系统结构从一开始便是自定义的东西，它是不会产生动因的”。〔9〕这一新的批判与之前学界的各种批判呈现大不同的态势，也为国际政治理论学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结论
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通过批判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的不足之处，建构了一种比早期现实主义者更为严密的国际政治理论。在将单位层次同结构要素（体系层次）严格区分的同时，也指出如何将两者联系起来。同时，沃尔兹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检验，并提出了两极稳定论的推论。正是由于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开天辟地的创新研究，赞美与批评并存，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竞相向结构现实主义发起了挑战。必须承认的是，结构现实主义也存在自身的弱点。作为一种理论，不能要求其在解释和预测的能力上面面俱到。批评本身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推动国际政治理论的不断发展。
关键词：古典政治学；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解读；批判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12.2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0)12-71-03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学派在考究其学派传统时，往往会将之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并将修昔底德视为是“第一个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等人都受到了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简称《战史》)一书的深刻影响，因此，这三人也被公认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传统理论大家。本文主要使用后现代主义的“双重阅读”(Double reading)方法，以此深入分析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对古典政治学文本的相关解读。这一分析方法，主要借鉴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福柯所开创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分析具有话语权的现实主义理论如何进行文本解释，对传统支配性解读进行“重复”和“再现”，从而揭示出文本、话语、制度中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着或排除掉的“内在张力”，以此揭示传统理论对于文本的垄断解释。
一、文本解读的“知识考古”：继承关系的主观性偏差
从人性的视角来论证国际关系的特点，这是古典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其中，以汉斯・摩根索为主要代表。摩根索在著名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中，将修昔底德拉人到其理论解释的框架之中。他认为，利益是国际关系中永恒不变的诉求，其不受时空条件的影响，并引用《战史》中的语句指出，“从古希腊的经验中，修昔底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论是城邦之间或是个人之间，利益一致是最好的保证。”此外，在论述国家行为体对权力的追求时，摩根索也引用《战史》中的语句来加以佐证。有鉴于摩根索将对于权力和利益的追求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假定，而且多次在其理论的核心部分中引用《战史》中的相关观点和语句，因此可以认为，摩根索将修昔底德视为自我理论的一大基础和先驱。
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之一，这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核心假定之一。而修昔底德被称为现实主义学派的先驱者，主要是因为在《战史》的第一卷中，包含了现实主义学派的3个核心假定：(1)国家(或城邦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为基本的行动单位；(2)国家为了追求权力，要么将权力本身作为目标，要么将其作为追求其它目标的手段；(3)国家大体上采取理性的行为方式。对此，基欧汉引用《战史》第1卷第23节中的名言来解释上述3个核心假定：“我认为这场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几乎被表面现象所遮盖了。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从体系的视角来解读修昔底德文本，其中最有影响的学者当是肯尼思・沃尔兹和罗伯特・吉尔乎。无政府体系是新现实主义的主要出发点，新现实主义将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体系与《战史》中所描述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两极体系相比较，得出了极为相似的结论。沃尔兹认为，《战史》为其“国家相似性”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例证。吉尔平对修昔底德的著作更为热衷，他认为其全部理论均与修昔底德的理论相联系。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修昔底德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之间的继承关系得到了很多国际关系学者的认同。他们均将修昔底德的《战史》视为是现实主义学派的重要起源。但是，对于修昔底德与自我理论的渊源关系，几位学者的论述角度却多有差异。这些学者往往倾向于从自己的学说出发去解释修昔底德的著作。比如，摩根索和沃尔兹将《战史》中的内容作为支持自己理论的重要例证，吉尔平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思想都与修昔底德的著作相联系。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国际关系学者对修昔底德文本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
现实主义学派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的方法是有理由被质疑的。现实主义往往片面地截取古典政治学文本中的只言词组来证明自我理论的正当性，而不是还原政治学文本以本来的面貌。英国思想史学家昆汀・斯金纳和波考克认为，对文本进行解读时，“真理依赖于情境、社会，而非作者和文本”在理解某个时期的政治哲学时，必须要把哲学中评价或规范的那一面――也就是首先与历史偶然性的那一面加以考虑，读者要了解说话者的真实意图，就必须掌握说话者的运用常规。而现实主义者却忽视了这一重要问题，不仅对文本的分析断章取义，而且也完全割裂了其他理论对于文本解读的可能性，从而垄断了对古典政治学文本的解读。
二、文本解读的谱系分析：现实主义的话语霸权
上述“知识考古”再现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对于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的支配性叙述，通过“双重阅读”方法，可以揭示文本互动背后的权力关系，从而批判类似的文本解读中的“现实主义思维”。后现代主义强调发掘文本之间互动背后的权力结构，揭示文本建构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从而消解传统文本解读的“中心主义思维”。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福柯曾经指出，“知识是权力的眼睛。凡是知识所及的地方也是权力所及的地方。知识总是以真理的形式为权力作辩护。”后现代主义认为是权力创造了知识，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方面，常使用“谱系分析”方法。系谱学的任务是恢复被整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自主话语、知识和声音。本文尝试使用这一方法，从而揭示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以消解现实主义中心论思维。
对于现实主义文本解读中的知识和话语的关系问题进行诠释，首先要厘清现实主义言说和古典政治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及其互动，以及古典政治学文本中包含的很多异质性的内容。除了现实主义学派所强调的符合其理论视角的诸多观点之外，还有一些被现实主义学派“人为化”的边缘观点。以对霍布斯的分析为例，“现实主义通常从逻辑和描述两个维度来运用霍布斯”，并认为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为国际关系提供了范式”，国家之间交往的现实，同霍布斯所描述的个人在自然状态中的描述相类似。然而，奴里，尤德瑟夫认为，与其说霍布斯是现实主义者，不如称其为理性主义者。他指出，将国家之间的关系类同于霍布斯所谓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显然是有巨大缺陷的。迈克尔・威廉姆斯在《霍布斯和国际关系：一个再考虑》一文中，也极力反对现实主义学派的相关解读方法，转而用怀疑主义的方法来解读霍布斯的文本，并得出了异于现实主义者的结论。同样，大卫，布歇在
《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团体间关系和国际关系》一文中，通过研读霍布斯另外一本著作――《论市民》，得出霍市斯所谓的自然状态在现实中是团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所谓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外，霍布斯的国际政治主张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扩大贸易，规避战争，其观点脱离了现实主义的主张而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观点。这些解读在同现实主义解读的互动中处于劣势地位，由于现实主义对文本解读的霸权地位，致使古典政治学的相关文本被解读为主流的现实主义版本。
文本解构背后所隐藏的实际上是权力结构。知识和权力是紧密相连的，知识本身无法避免权力的运作，知识的论述机制也反映了权力的变化关系。文本霸权的存在，其实源自于国际关系理论权力关系中所存在的霸权状态。无论是对古典政治学文本的解渎，还是对国际关系现实分析来说，始终是由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占上风的话语模式所决定的。自二战以后，现实主义学派成为既得利益者维护现有秩序的有力工具，其依靠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的支撑成为主流话语，并取得了对其他理论的话语霸权，成为支配性的叙述，其他的理论言说受到主流话语的忽视、压抑和边缘化。因而，在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进行解读的过程中，读者往往只听到了现实主义的声音，也只接受到现实主义的布道，从而以现实主义的观点来支配我们的思维和行为。
三、现实主义文本解读的实用主义批判
现实主义者总是将其学说与古典政治学传统文本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理论视为对政治思想史中现实主义学派的传承，并试图证明这一传统相对于其他理论传统的优越性。在此基础上，现实主义者坚称与修昔底德、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一脉相承。然而，现实主义不过是众多与古典政治学家对话的学派之一，现实主义者通常以自我的立场和偏见来解读古典文本，从而证成自我理论，彰显其普世性。
目前，国际关系理论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的主流声音是由现实主义者发出的。以修昔底德的《战史》一书为例，国际关系理论界几乎达成共识的认同该书是现实主义学派的开篇之作，现实主义学者都从中找到了证成自我理论的言说。然而，“近代社会科学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结构。及其一系列特定的关注，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以受益于修昔底德”，问题在于“他无法自己约束我们针对他著作的诠释，所以我们太容易使自己确信，我们在他这里发现了我们所要寻找的东西。”一切类型的文本都是历史和背景使然，但在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进行解渎时，由于很难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因此难以掌握巨著的本真。对文本的解读实质上是理论者的再创作，这种再创作使原有文本受到理论者论点与偏见的玷污，显现出理论的强词夺理元素与实用主义意图。
通常，古典文本包含大量的信息。学科指向也往往明确。就修昔底德的《战史》一书而言，历史学者将其视作一部宏篇的历史巨著，而国际关系学者却能从中汲取大量的国际关系理论。且不论不同学科之间固有差异能否使之共同受益，国际关系一个学科内部更是如此。正如《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所言：“任何一个国际关系研究者都能从修昔底德的历史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得到启发。”如《战史》这样的古典文本并未包含唯一的理论指向，不仅是现实主义，其他学派也可以从此文本中汲取养分。而现实主义对文本解读是在权力关系中造就出来的论述的实践，这种论述的机制反映了权力的变化。作为具有主流话语权的现实主义，其借助古典政治学家著作中提供的庞大体系和丰富内容，得以攫取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理论具有深厚传统的佐证。
国际关系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环境来解释一切的人类历史。现实主义的产生源于20世纪的国际关系现实，在更深层面上依赖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大环境，将这种现论与古典政治学著作相联系，使研究者忽视了局限性而过于强调其解释力，甚至热衷于以某些抽象概念和原则构建起永恒性的理论模型。现实主义“自觉”地跳人了这个“陷阱”，对于古典政治学家的智慧奉行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套用现论简单地对古典政治学文本加以诠释来证明历史传统的存在。因此，对古典文本的解读实质上是各学派将古典理论加以主观化并为我所用的过程。
四、结语
知识常常是主观性的，其不依赖于客观的对象和实体。每个人在阅读时，由于主观性的存在，都会产生彼此有差异性的阅读结果。对文本的解释，只有撇开一己之见，深入到“文本”以及情境本身之中才是最可取的。现实主义者对于文本的解读，往往是从自己的立场和视角出发，从而使“文本”服务于自己的理论。正如理查德，阿什利和罗伯特・沃克尔所言：“真理的可能性是受到质疑的，每一个呈现并不是复制或恢复其在其他时间或空间所真正出现的事物，而是呈现其他各种的呈现，没有一个是原版的，每一个都是独断的，并且没有一个能排除其他的各种呈现。”其实，对于古典文本的解读亦是独断之思，是学者们建构出来的。因此不能就对古典文本的解读呈现出统一或定于一尊的共识。即然如此，在对国际关系著作进行文本解读的过程中，我们就需要有一定的认知，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或神圣的，古典政治学家著作的指向是庞杂和多元化的，我们需要反对单一的占支配地位的话语。因为任何单一的话语都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实在的清楚轮廓。只有各种声音同时存在，才能扩展我们谈话的视野，才能充实我们关于古典政治学文本的理解。
参考文献：
[关键词]政治学 学科建设 国际化 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5-5843（2013）05-0056-03
[作者简介]谢桂娟，延边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吉林延吉133002）
近年来，随着中国发展模式在世界影响力的增强，政治学研究本土化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中国政治学并未真正实现本土化，目前政治学界所使用的基本概念、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方法等仍然来自西方，即便是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但解决问题的方法仍是西方的。正因为西方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学这种根深蒂固的、源自“学科霸权地位”的影响力，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中的本土化任务格外艰巨。政治学的“补课”任务到底应该补什，西方政治学原理是否是政治学的普遍原理，中国能否有自己的本土政治学，全人类是否有共享的政治学范式？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处理好政治学学科建设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笔者根据多年从事政治学教学和研究的经验以及思考，试图探讨政治学学科建设中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是否能够和谐发展以及如何和谐发展的问题，从而构建中国本土的政治学学科体系。
政治学学科建设是从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角度而言的，并非是指大的学科门类，即政治学为一级学科。国际化与本土化，不仅仅是政治学面临的问题，而且是当代中国学术界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自19世纪中叶国门洞开之后，文化发展几乎被笼罩在西学的话语权之下，本土化和国际化（西化）的问题就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一、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的国际化
通常意义上，谈到政治学的国际化无非就是西方化或美国化。事实果真如此吗？众所周知，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奠定的。古希腊时期，政治学与哲学、伦理学混杂在一起，政治学在总体上从属于哲学，特别是很难与伦理学区分开来。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19世纪末的美国，美国政治学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研究传统。自政治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伊始，现代政治研究的中心就从欧洲转移到美国，政治学逐渐美国化了。但这些事实也只能说明，西方政治学或是美国政治学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阶段，并非人类政治文明的全部，更不是唯一。诚如有学者所言：“所谓西方的、美国的政治学说是‘完全的政治科学’，是政治学普遍原理的看法，并不符合现代世界政治发展的客观实际，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把西方政治学说当作理论基础和判断标准教育和引导我们的学生，那只能使他们陷入歧路，走向自我否定。这种状况应当改变。”而且，西方政治学植根于西方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其基本观点、理论假设及研究方法并不完全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的国际化并非西方化或美国化。
那，政治学的国际化就是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吗？对此，有学者曾把政治学国际化的含义归纳为三点：一是中国政治学将成为世界政治学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具有与国外政治学对话的地位和能力；二是中国政治学者能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高度来诠释中国社会的政治实践，从而建构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体系；三是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扩大视野，积极研究全球性的政治现象。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强调，政治学的国际化不仅在于理论观点的国际化，更为重要的是研究价值的国际化。显然，这种对政治学国际化内涵的概括是较为客观的。但笔者认为，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的国际化并非仅指政治学的科学化、客观化，也并非西方化或美国化，而是政治学学科范式的开放性，即世界政治学。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本来就是世界性的，应把西方带有普适性的政治学理论融入本土理论体系之中，把具有世界价值的本土理念推向世界，还原政治学作为世界性学科的本来面目。笔者较为关注的是如何把中国政治学推向世界，把研究中国政治和中国学者研究世界政治的成果推向世界，即从对中国政治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着手，探讨中国政治学和西方政治学可以共享的学科范式。
二、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的本土化
相对于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的国际化来说，政治学自身建设中的本土化就是中国化。中国政治学（“中国政治学”指的是政治学的中国类型，而不是说在不同国家或地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学是唯一的）的理论源头大概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留下了大量的政治学遗产，但并没有孕育出近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19世纪中叶，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开始流入中国，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近代中国，政治学始终处于翻译和介绍西学的“拿来”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过程中取消了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也不允许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政治学走上了恢复和重建之路。纵观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政治学既不能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资源中生成，也不能从西方照搬或移植过来，而是要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摒弃中国传统落后的观念，逐渐使政治学本土化。
多年来，我们虽然一直在努力探索政治学的本土化，但由于西方强势话语的“搅扰”，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目标始终没有实现。当前，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中国已经成为当代人类政治生活的一个伟大试验场。对于中国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一种新的奠基性解读，而这种解读只能用我们自己的话语。这就更彰显了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作为中国本土的政治学，它“必须能够正确描述并科学解释中国社会的现实政治生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规律，预测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但也必须承认，关注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也只是政治学本土化的一个层面而已。
政治学自身建设中的本土化并非要将视角局限于中国，放弃对外交流。恰恰相反，中国政治学应该制定走出去的战略，逐步将中国政治学的本土性和原创性成果向国外推介，同时加强对政治学前沿问题的研究以提升中国政治学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尤其在吸收西方政治学先进成果的同时，要有清晰的本土化意识，要从我们独特的视角对全人类的政治现象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并能够把这种思考的结果上升到理论性层面，即“要有意识地在理论化过程中创造新的关键词、概念体系、基本假设、分析框架、研究方法，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政治学者对话，将中国人看中国和世界的心得与各国政治研究者共享”。因此，政治学本土化绝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强调政治学理论的建设与研究方法的选择要关注中国的政治实践，尤其要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实践和发展，以此确立中国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路径，避免陷入全盘西化的误区。
综上，政治学学科建设中的本土化即中国化，是以中国政治文化资源的研究为依托，从中挖掘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政治理念，以中国学者科学的创造性思维建构中国的政治学学科范式。其根本宗旨是以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一方面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范式的建设，另一方面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自我、观察世界，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政治学者对话，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政治学学科的重建。
三、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和谐共生
在欧美各国，政治学已是理论成熟、体系完整的独立学科。而在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创建中国自己的政治学学科范式，就必须借鉴西方各国政治学已有的理论成果，这必然涉及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关系问题。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的国际化和本土化不是二律背反的关系，只有二者的和谐发展，中国政治学才能尽快跨越介绍西方政治学理论的起步阶段，改变当前理论研究中“西主中附”的格局，才能为世界政治学研究提供属于中国的实证材料，主动将西方政治学理论运用到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之中，并从中培育出中国本土化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这涉及到政治学国际化与本土化如何和谐发展的关键问题。
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和谐发展并非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扬此抑彼，即避免或坚持国际化的唯科学化、客观化，或坚持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倾向，而是走向二者的统一，超越两种模式的自溺和封闭，坚持把国际化、本土化作为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的两种互补性旨趣，也就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和谐共生。
目前，在我们的政治学研究中不乏带有普适性的西方政治学理论，但明显缺少具有世界价值的本土理念。中国政治学能否有普适性理念，如何把具有世界价值的本土理念推向世界，即如何把中国政治学推向世界，把研究中国政治和中国学者研究世界的成果推向世界，需要深入挖掘中国的政治文化资源。众所周知，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创立基于西方的文化土壤，同样，政治学理论之中国范式也应该基于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底蕴。中国古代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如“民本”、“和为贵”等理念。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不仅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理论的知识谱系，同时也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和选择。不仅如此，历史上的中国也不乏普适性的话语体系，譬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数千年一直就是东亚世界的普适性话语。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阐释，以儒学的内在脉络作为建立普适性话语体系的依据，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通过与西方政治学概念的部分对接，重建中国的政治学。进而言之，就是在西方普适性与东方普适性之间寻求融合与折衷。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代中国也不乏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话语内容，如中国的“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等。但不容否认，这些话语首先不是来自于学术界的思考。由于我们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西方相比在总体上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政治学界的主流话语都是西方的，几乎没有一个核心概念是“中国”的。中国政治学界输入了大量的西方概念和话语，而极少输出我们自己原创而富有影响力的概念和话语。与中国经济对外大幅“出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政治学界在与西方的交流之间存在严重的话语“逆差”。因此，中国的政治学重建有赖于中国政治学界提出一种新的政治准则和规范，并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同。
[关键词] 台湾政治走向 结构分析 马英九 政策优先 序 政策干扰序 政策优化序
自马英九上台后,台海关系出现了持续趋缓、向好、和平发展的态势。如何保持这种好的态 势,服务于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摆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 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需要探讨台海关系变化的内在根据,分析台湾政治的走向,并针对 性的采取相关政策措施,本文尝试从国际政治的结构视角对此进行探索。
结构分析在台湾政治走向研究上的适用性
1.什么是结构分析的视角
所谓结构分析的视角,就是从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政治。结构,根据国际政治理论,是 指“一系列约束条件”,它“通过奖励某些行为,同时对某些行为进行惩罚来进行选择”。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77因此, 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政治事件或进程。
2.台湾政治走向结构分析的适用性
台湾政治走向结构分析的适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由于政治生活的系统性,对政治包括国际政治进行结构分析是必要的与可行的。政治生 活的系统性,在于政治是人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而社会生活本身是一个复杂的人类生存 系统。这种人类系统“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 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24。作为社会子系统,政治也 是多种系统因素——如政治权力、利益、制度、文化、组织等相互 作用的统一。“政治学”需要“研究结合在社会里并相互依存的人类”。休谟.人 性论.商务印书馆,1996:6.7
对政治生活进行系统分析,可以发现:政治生活本身是“一个行为系统,它处于一个环境之 中,本身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又对这种环境产生反作用”,也即一种对来自社会与自身的 输入进行转换并输出的结构过程。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第2版.王浦劬译. 华夏出版社,1998:21这种结构过程理论,正好简洁而准确地揭示了民主社会 政府或政治系统回应社会要求进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本质。因而,迅速成为现代政治学 研究的流行框架。
由于国际政治的“政治”属性,因此可以从类比的角度得到一个推论,即国际政治也可以 进行系统分析。事实上,在国际政治研究学术圈,将国际政治看成不同层次的国际政治行为 体的相互作用,已经是一个基本的研究出发点。与之相应,当代主流国际政治理论都不约而 同从结构角度探讨国际政治问题,主张或者物质因素、或者制度因素、或者观念因素主导的 国际政治结构或国际体系规定了国际政治行为体——国家行为的后果。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译者前言 :11、17
总之,由于政治生活的系统性,从系统理论对政治及国际政治进行结构分析是必要的,也是 可行的。
二是由于台湾政治具有的政治属性与国际因素的双重特征,因此可以对其走向进行结构分 析。台湾政治的政治属性主要表现在:虽然它没有主权,只是一个地区性的政治共同体,即 作为与大陆分治下的一个中国的地方政治实体,却拥有自己指挥的军队、由本行政区域公民 选举产生的政府以及管理特定区域的人口与领土。在现实地行使政治管理权力,提供政治 管理对内与对外的相关职能。
所以,仅此一点,就可以对它进行政治学上的结构分析。但是由于本文不是要对台湾政治走 向进行一般政治学意义上的结构或系统研究,而是要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展开探讨,因此,还 需要进一步分析台湾政治是否具有国际因素。
虽然台湾问题是一个中国下国共双方内战形成的两岸分治问题, 是一个国家内部如何结束分裂走向统一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由于台湾问题的历史因素 与现实影响,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无法避免它曾经作为殖民地留下的影响,如日本的影响,这 种影响如日本文化的渗透与经济上的关系、日本在台湾地区安全上的作用、日本对台湾民进 党包括****人士的作用等; 日本对台湾文化的影响甚至在部分人中形成了一种媚日心态,在军事上则相当仰 仗以前的美台军事联盟及当代美日的安全防御系统,在****人士的发展上早期日本曾是**** 分子大本营。另一方面,在国共内战期间及更早时期,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影 响与事务的介入,它在台湾问题上历史与现实地都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外部角色,一个 难以忽视的国际因素。事实上,在历史上,如果不是美国直接向台湾海峡派遣军舰,大陆可 能早就打过台湾海峡,以武力统一了祖国。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以美国第7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称此举是为 了保护朝鲜战场侧翼的安全,同时阻隔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同年8月1日美国又决定增派第 13航空队常驻台湾。由于美国军事的直接介入以及美中之间长期存在的军力悬殊,使大陆武 力解放台湾的策略受到严重挫折。
基于台湾政治以上双重属性,从结构角度研究它是需要的与可能的,或者说适用的。
3.台湾政治走向结构分析的方式
在国际政治的结构分析方式上,华尔兹指出:“对国际政治的解释,尤其是关于确定战争的 原因及和平的条件”,可以“按照原因所在的层次——人、国家或者国际系统——加以区分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9奈 则进一步建构起三个层次结合分析国际政治的结构框架,在他看来“个人层次的解 释是不够充分的,因为国际政治的性质是由国家而非个人所决定的”,因此,“有意义的解 释通常都把第二个(国家或社会)和第三个(国际体系)分析层次结合起来”,并且根据 简约原则,在分析时以体系层次的解释为起点,“如果体系层次的解释被证明是不恰当的话 ,那么我们把就可以把注意力转向体系内部的单位,增加分析的难度,直至得到合理的解释 ”。 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6、 48.49在具体层次的内涵上,奈在个人层次上指领导人的个性,国家层次上指国家的利益与 权力等现实主义因素,在国际体系层次上指制度、观念与物质等综合方面。 同上书:97“图3.2”、77.82、64、50、240同时,他还指 出,三种层次之间,体系是影响国际政治的深层原因,国家是中间原因,个人是突发原因。 同上书:98.99
根据奈的框架,下面分析台湾政治走向时,从个人——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个性、台湾 地区的政治共同体的现状、台湾与大陆关系及国际政治等方面探讨。具体认识马英九的个性 时,又从其形象建构、政治行为或历史、政治认识等方面来归纳,因为人的目标或需要—— 形象,是通过其行为建构,受其认识引导的。对台湾作为一个地区政治实体则从其社会结构 与政治体制方面来研究,因为政治是耸立社会之上的上层建筑;对台海关系及国际政治则主 要基于现实主义的影响力依其观点来讨论。
另外,在奈对国际政治原因间关系分析的基础上,这里主张以领导人代表国家的决策为主线 ,将个人、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及国际体系的层次原因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动态的三种层 次之间有机统一的解释框架,即认为国际政治,不过是多元互动视角下民众与领导互动由领 导代表国家选择,利用现有国际格局、文化与制度,来追求国家利益、行使国家权力、维护 国家合法性的过程。 任何统治阶级都以政治合法性为基本目标,这是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是 以社会为基础的,必须回应社会的要求,获得民众对统治的认同。
台湾政治走向的结构分析
1.马英九的个性
可以在总体上以两个字来概括:务实。表现在他的认识上,他作为政治人物,一贯地讲“台 湾优先”;在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前,讲过台湾前途的多种选项; Fjskyfass.马英九“****选项说”掀风波.福建社会科学院,2006.11.22当选后,则突出了“九 二共识”这个主题。之所以这样,在不同时期讲不同的话,在于马英九是一个务实的政治人 物,他需要根据政治形势与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台湾优先”是与他作为台湾 地区的政治人物的身份相一致的;台湾前途的多种选项,则是一种选战策略——争取不同政 治观点的人投自己的票;“九二共识”则关切到台湾与大陆的血肉联系特别是经济上的共生 关系。
马英九的务实性,还表现在他的行为上。作为台湾地区活跃的政治人物,青年时代马英九是 保钓先锋,也当过台湾地区最受推崇的“总统”蒋经国的秘书,后来作为******的副秘书长 ,担任过李登辉时代的“政务委员”,然后是竞选台北市长、******主席,及现在的台湾“ 总统”。马英九一路走来,官位不断攀升。在和平年代,政治人物的上升管道显然首要的不 是英雄时代的理想与魅力,而是一种现实的竞争与政绩。
一、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关联
19世纪，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学说影响，人们对政治学的独立地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较一致的看法，当时主要以国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与机构、政治理论与原则、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等为研究对象。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也产生于20世纪初，是现实国际关系发展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是人们对国际关系认识日益加深的产物，相对来说是新学科。传统上，国际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国际关系学则是国际政治学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范围内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矛盾的第一次总爆发，国际关系成为学者们必须密切关注的焦点。1919年，威尔士工业家戴维斯在威尔士大学资助建立了国际政治系（TheDepartmentofInternationalPoliticsattheUniversityofWales），并为国际政治专业设立了伍德罗•威尔逊讲座教席（WoodrowWilsonChairofInternationalPolitics），这种设置标志着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科的诞生。显然，国际关系学（IR）最初是以国际政治学（InternationalPolitics）的面目出现的，并且被许多政治学领域的学者看作是政治学的子学科。1949年在巴黎，各国的政治学者共同建立了“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协会确定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有五项：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党和政治团体、国际政治关系、社会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伴随着一系列特定刊物的出现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领域和范式。这些刊物包括：《外交》（ForeignAffairs，1922）、《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1947年）、《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1947年）、《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1963年）、《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ofPeaceResearch，1964年）等，此外，英美国家都出现了国际关系方面独立的博士教程。20世纪50年代末，以国际政治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的三个主要分支学科之一，另两个是行政学和比较政治学。在学科史上，“国际关系”可以说是“国际政治”在空间范围上的延展，在时间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由于这种特征，使得“国际关系学”稍微偏离了政治学领域，与政治学的联系不如“国际政治学”与之紧密。但反过来说，国际政治始终都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原因在于“国际政治”关系一直以来是各种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类关系。
二、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不同
（一）学科生成、发展历程（学科史）的不同政治学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中世纪的政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受神学统治。近代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学最终摆脱神学束缚，恢复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生成是20世纪的事，但这个过程几乎跨越了整个世纪。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作为一种现象也有久远的历史。其实，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只要有国家，就存在“国际关系”。“如果把古代学者的研究，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腊城邦国家间关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HistoryofthePeloponnesianWar)和中国记述春秋战国历史的典籍《春秋》、《左传》、《论语》、《战国策》等视为某种“国际关系”研究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国际关系学到20世纪上半叶还不能说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像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
（二）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的不同政治学以探求政治关系的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因此，它的视角通常会围绕政治关系，从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阐释政治的本质，关注国家、权力、权利等核心概念，关注人类围绕这些核心价值所做的价值选择，关注对自由、正义、和谐等终极理念的追求；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构成的一个特殊“社会”，这个社会没有中央权威，国家间的互动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不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军事、经济、宗教、文化、法律、生态、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其中关注较多的是国家的外交关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对象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对于国际关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还涉及哲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乃至数学、统计学等众多学科，表现出十分庞杂的特点，但国际关系整体的运动规律仍是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①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都经历了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两个阶段。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方法、法学的研究方法等；二战后初期“，国际关系学界大多数学者沿用政治学或法学的一些方法，注重对国家、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研究”。战后六七十年代科学主义盛行时期，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开始利用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铸造本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行为主义的方法、数理统计的方法等等，统称为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上的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现出复合多样化的特点，更多地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研究的问题与政治学的课题相较更为现实具体，更多采用实证主义、定量分析的方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政治学学科的资料库。笔者以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工具，对于某一分析课题来说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胆采用。
三、结语
在学科发展史上，学科之间从属、分离以及综合是学科发展内在规律的表现。国际关系学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学的一个从属学科，但随着其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研究成果的繁荣丰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已经在人们当中达成了共识，大家都承认它有独立的理论体系、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学科目的与学科价值。同时，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支撑的关系。国际关系学虽然研究的是一个类似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当中各行为主体互动的关系问题，但它始终离不开政治学所提供的关于国家、权力和权利等基本概念体系的支撑，以及政治学提供的价值规范的牵引。政治学也迫切需要国际关系学在这方面的成果来大量丰富政治学研究的资料与素材，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当天，政治现象常常是超越国界的。总之，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相互支撑与相互分离是二者间关系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学科发展也会受这对矛盾运动的影响。
作者：曹晓进徐风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
关键词： 爱德华•卡尔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 权力
理想主义者认为应当使国家和世界民主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实现道德理想。一战结束后不久，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更进一步提出公开外交、集体安全、国际法律、民族自决等处理国际事物的原则并建立了国际联盟。国联作为一战的产物，是第一个立誓共同防御侵略、以非暴力方式解决争端的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组织。但是由于没有武装部队，又缺乏常驻组织，对国际事务反应缓慢，美苏两个大国又没有参加，重要的成员国倾向于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国联实质上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法支配世界的工具。随着二战的爆发，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随之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和怀疑。
爱德华•卡尔对权力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一书中。他指出：“政治总是权力政治……权力是政治的核心要素。”①他将国际领域的政治权力分为三类：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支配舆论的力量。在他看来，权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卡尔对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倡导的国际道德提出了批判，指出没有有效的权威便没有有效的道德。道德是权力的产物，②权力才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权力也是现实主义者最为关注的。《20年危机》作为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奠基之作，开启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现代篇章，是人类第一次在全球性战争后对国家间关系的深刻洞察，也为不太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一般来说，其后的凯南、摩根索、布热津斯基、沃尔兹，乃至国际关系的英国学派都直接传承了卡尔的现实主义思想。权力在卡尔的《20年危机》中贯穿始终，他认为：“任何政府的有效统治都依赖于它的权力基础。”③
一、国际政治中权力的含义
奈给政治权力下的定义是：“权力是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更确切地说，它是影响他人和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标之能力。”④耶鲁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把政治权力界定为让别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但由于一国控制他国的能力通常与该国所掌握的特定资源分不开，因此政治领导人一般是从国家所掌握的资源这个角度来界定权力的。这些资源包括：人口，领土，自然资源，经济规模，军队，以及政治稳定，等等。⑤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在国际政治中，权力是政府不可或缺的工具，是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基础。卡尔批判了理想主义者所认为的“国际联盟的成立意味着在国际政治中消除了权力因素”的乌托邦思想，认为真正的政治研究是不能不直面现实，不能不触及“权力”概念的。⑥
在国际社会里，卡尔认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政府体系，在任何关键时刻，决定政策的是为国际政府权威提供权力基础的那个国家。⑦只要权力是国家的专利，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政府就不可能得以确立。为了分析的方便，他将国家领域的政治权力分为三种形态：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支配舆论的力量。卡尔将支配舆论的力量与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并列起来，分析当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⑧奈把权力划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硬权力指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软权力指文化和观念的影响权力。
二、军事力量
卡尔认为军事力量之所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国际关系中权力的最终手段是战争。从权力角度来看，国家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为了战争。他认为潜在的战争是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因素，军事力量也就因之成为公认的政治价值标准。⑨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文明在鼎盛事期都享有军事实力方面的优势。在当代世界，衡量大国的标准之一是其可以使用的军力的质量和预设效率。卡尔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被承认为大国，往往是因为它是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战胜国。在国际领域内，大国的政治家常常会赞颂自己国家的陆海空三军的实力。除此之外，大国的政治家还会组织军事演习，向世界展示自己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因之而享有的政治地位。在国际危机发生的时候，海军舰队、陆军陈列和空军编组会在重要的地点，为同样的目的，炫耀自己的实力。例如，美国军事力量在遏制对盟国的威胁或确保获得关键性资源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意味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提供可用于谈判进程。
由此可以看出，军事力量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力量，正如卡尔所认为的，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不仅受到所设定的目标的限制，而且受到其军事实力的限制，更准确地说，是受到这个国家军事实力与其他国家军事实力之比的限制。⑩这也就解释了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和前苏联之间为什么很快就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的原因，即为了防止另外一个国家加强的军事力量超过自己国家的军事力量，从而使自己失去以往的地位，并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虽然军事力量是一个国家生活的核心因素，但却不是绝对因素。过分强调军事力量也会把自己拖入泥潭。因为当一个国家试图通过增强军事力量来提高自己国家的地位时，它的所作所为可能被其他国家解读为对其安全构成的威胁。如果一国所追求的利益事实上激怒或者刺激了其他国家，这样就会降低该国的相对权力地位和抵抗能力。因此，一个国家过分强调军事力量势必会带来其他国家尤其是把它作为假想敌的国家的恐惧，从而刺激这个国家以更大的努力来发展军事力量，导致了整个国际秩序陷入到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中。
三、经济力量
卡尔在论述经济力量时指出，经济力量只要与军事力量结合起来，总会成为政治权力的工具。最富有的君主或最富有的城邦国家才能够雇佣最大规模和最有实力的雇佣军。因此，每个政府都会实施不断寻求财富的政策。他指出，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与经济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随着历史的发展，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卡尔反对人们将“权力”和“财富”、“枪炮”和“黄油”区别开来。他认为“追求财富的国家”和“追求权力的国家”所追求的目的不同，这并不是因为“权力”和“财富”之间有区别，更不是“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区别，而是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程度的权力。为了追求权力，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是会兼而用之的。
经济力量作为一种武器，在对外政策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人们形象地称之为“金元外交”。以经济手段代替军事手段，亦即马克思所称的以资本代替大炮的方式，让权力优势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只有将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结合在一起，才能在国际政治中游刃有余。这种方式被美国经常用到，美国经常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对非发达国家实行经济制裁，以求得更大的国家利益。正如卡尔所指出的，经济实力与自由贸易可以使美国在许多国家具有直接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但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做到的。
尤其是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阶段，这时经济力量的优势得以凸显。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可以互相转化。军事力量不足够强大的国家（但是可以确保国家安全），可以依靠本国的自然资源使自己拥有足够多的财富，当自己拥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力量时，就可以购买更多的枪炮，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国。例如日本，布热津斯基认为日本是国际事物中的一个主要大国。日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之一，显然有潜力发挥一流的政治影响，尽管其国家安全还仰仗美国的保护。同样，军事力量足够强大的国家，可以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来谋求更多的经济力量。在论及经济力量时，卡尔对普遍认为正确的观点，即“使用经济武器比使用军事武器要道德一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卡尔认为这一观点并不总是正确，战争期间的封锁可能与空袭一样造成严重的灾难。
权力是一切政治行动的要素，它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使用经济手段和军事手段都是为了实现同样的目的。强国愿意使用不太野蛮而较为文明的手段，因为这样的手段一般说来足以实现目的。只要这样的手段足以实现目标，它就不会使用更加野蛮的军事武器。但是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不能分割开来，两者都是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从长远来看，两者的关系是共荣共存的。
四、支配舆论的力量
支配舆论的力量是权力的第三种形式，也就是奈所说的软实力。要实现政治目标，支配舆论的力量与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同样重要，并且这些不同形式的权力也是密切相关的。
卡尔认为应有组织地使用支配舆论的力量，使其成为对外政策的常用工具。奈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其权力被他国视为合法，则它将遭受更少对其所期望的目标的抵制。如果其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吸引力，其他国家更愿意追随其后。如果该国能够建立与其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则它无需被迫改变。如果该国支持使得他国按照主导国家的预期采取行动或限制自身行为的制度，它可能无需以高昂的代价运用强制性权力或硬权力。随着历史的发展，通信手段的广泛运用，软实力在国际政治中显现出越来越不可忽视的作用，为大多数国家和政治家所关注。
但是，卡尔认为舆论是由地位和利益决定的，统治阶级和主导国家，或者说主导国家集团，不但可以制造有利于维护自己优势地位的舆论，而且可以依赖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轻而易举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这在美国对菲律宾统治的历史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时任美国总统麦金莱在1899年对国会说：“菲律宾是我们的，不是为剥削，而是为发展、开化、教育，在自治的科学上加以训练。”用威尔逊的话来说：“我们采取的每一步骤，其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这些岛的独立的。”美国依靠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向菲律宾人民灌输这种思想，从而形成有利于美国的舆论宣传，有利于美国在菲律宾的统治，就连菲律宾的某些学者也持亲美思想。
卡尔还特别强调了教育和大众传媒对支配舆论的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例如：美国为了加强对菲律宾的统治，但又不致激起菲律宾人的反抗，在菲律宾开办学校，派遣美国人到菲律宾来教他们学习英语，同时还出经费送菲律宾人到美国留学。1901年8月23日，美国陆军运输船“托马斯”号来到了马尼拉，从美国带来了六百多名教师，他们以“托马斯人”这个称号著名于世。这些人是美国文化和民主主义菲律宾的先驱。1903年，第一批104名菲律宾青年作为政府的公费生被派到美国去，在美国的专科学校和大学读书。自1903―1908年，约200个公费生在美国读书。美国的这些措施大大加深了菲律宾人对美国人的认知心理，在菲律宾成为美国的殖民地期间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这不能不说是支配舆论的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同时，美国还在菲律宾广泛印刷报纸、杂志，引入美国电影和音乐，使菲律宾人的生活的各个角落都有美国人的身影。
卡尔在论述支配舆论的力量时指出，支配舆论的力量是一切权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它同样不是绝对的权力。只有将支配舆论的力量即软权力和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硬权力结合起来，才能最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正如奈曾指出，在21世纪，软权力必然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武力依旧是重要的因素。市场和自然资源的经济规模也将继续是重要的因素。只有当它们相互加强时，所取得的效果才最佳。
五、结语
卡尔作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开创者，对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作了全面的论述。他指出，在国际政治中，权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权力的组成部分，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支配舆论的力量是相互配合的，离开任何一部分权力都会残缺不全。同样，任何一部分权力也都不是绝对权力，离开其他两部分也很难很好地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卡尔在国际关系史上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在于，除了强调硬权力所发挥的作用外，还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支配舆论的力量”在民主国家及其国际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而支配舆论的力量其实就是软权力概念的雏形。他对权力含义的论述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开启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现代篇章。但有的方面论述过于片面，过分强调大国权力的作用，忽视甚至无视小国在国际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为日后全球出现大国霸权政治提供了理论基础。
注释：
①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②同上，第64页。
③同上，第101-102页。
④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⑤同上，第72页。
⑥爱德华•卡尔.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⑦同上，第102页。
⑧⑨同上，第103页。
⑩同上，第104页。
同上，第105页。
同上，第106页。
同上，第111页。
同上，第119页。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
同上，第121页。
约瑟夫•S•奈.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论）第4页。
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28-129页。
格雷格里奥•F•赛义德.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上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23页。
同上，第470页。
【摘要】本文讨论的是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在国内政治研究上的缺失。作者认为现实主义作为无政府状态下最实用、最全面的解释性理论发展到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后，之所以出现因果解释上的贫乏，主要因为该理论在国内政治研究上的缺失。作者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内政治的一般处理给予介绍后，分别从理论与方法论的视角分析了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出现如此缺憾的根本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处理单元层次与体系层次间的关系做了初步思考。
AnalysisontheabsenceofWaltz''''sstructuralrealismindomesticpoliticalstudy
【Abstract】Althoughrealismisthemostpracticalandmostcompleteinterpretivetheoryundertheanarchiccondition,butitbecomestenuityinexplainingcauseandeffectafterWaltz''''sstructuralrealismcameintoexistence,andthismainlybecauseoftheabsenceofWaltz''''sstructuralrealismindomesticpoliticalstudy.Therefore,theauthoranalyzeswhyWaltzhassuchabsenceinhistheoryfromtheoreticalandmethodologicalperspectives,andthenputforwardbasicideasonhowtomanagetherelationbetweenunitarylevelandsystematiclevel.
【keywords】KennethWaltz;structuralrealism;domesticpoliticalstudy;reasonofabsence
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上先后出现多种不同理论，如理想主义idealism、现实主义realism、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institutionalism、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以及后现代主义postmoderalism等。由于不同理论反映出研究者看待问题的不同出发点，以及思考国际关系的不同观点与研究方法，因此理论的效度与信度也就有所不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内容丰富且复杂的研究范式paradigm，被视为无政府状态条件下最实用、最全面的解释性理论。但该理论发展到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后，出现了因果解释上的贫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该理论在国内政治研究上的缺失是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一、对国内政治的一般处理
目前，国际关系学之所以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等方面仍存较大争论，与其包含过多自变量有关，本体论有国家、跨国公司、个人等；而认识论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法论如实证主义与理解的方法等。这样，如紧盯少数几个变量，那么构造的理论虽然精细，却常偏离其初衷，在因果解释上出现贫乏；但如果在一个理论中包括太多变量，常会使其庞杂不堪，深受描述混乱之苦，况且"从几家主流理论现时的发展趋势看，进行核心假定的结合大概是不可能的，因为把解释不同规律的不同性质的假定揉合在一起是很难建立起严谨的逻辑联系的，结果只能成为一个大杂烩"。
出于控制变量需要，研究者常把分析层次分为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即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一方面，单元层次解释体系层次，认为国际现象(战争、和平、国际合作)均来源于国内政治运作，如古典现实主义。由于该理论基本命题认为国家受人性支配，人生来就具有"权利欲望"，因此结构限制因素仅被视为是引起国家行为的次要原因。同时，因为古典现实主义者一般都是历史学家、法学家或前外交官，因此他们很自然依赖于其工作经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常使用根植于哲学、历史和法学等人文和历史的方法，"重视国家层次的分析，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把国家即单元层次因素放在解释国际政治的第一位"。其他，如民主和平论与海伦米勒在美国对国际制度态度上的分析等也属此类。另一方面，体系层次解释单元层次，认为一国内政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并因之改变，如目前不少全球化研究者从国际经济、国际政治体系等来探讨国际因素对国内因素的影响。此外还有：基欧汉(Keohane)和米勒(Milner)在《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中指出国际化进程势必影响、甚至改变国内决策。基欧汉(Keohane)、奈(Nye)认为跨国互动、国际再生能力(reproductivecapability)等影响甚至改变了某些国内政策的运作与产生。伊考尔梅(ElizebethEconomy)认为国际制度与国际制度建立的过程会影响参与方的决策。
但是，这种简化变量的做法，越来越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复杂的国际现象。一方面，各国外交政策多为国内党派与利益团体等相互斗争与妥协的产物，因此考察国际政治必须审视国内政治；另一方面，包括国际制度在内的主流国际文化等体系层次环境在一定时期相对稳定，并会在国家"认知"基础上建构国家的对外行为。就此而言，理解国际政治就必须结合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如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realism。该理论在坚持体系结构主要由国家间"相对物质权力"所建构，也即承认体系结构对一国对外政策影响的同时，强调一国外交决策并非全然遵守客观的实力分配原则，尚有必要审视与一国内部社会有关的因素与政府结构，因为这些现象也对一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他们认为，无论外交政策的出台怎么迫于物质力量的影响，但其制定与执行必须由国家领导人或少数菁英决定，因此这些决策者对于相对权力的认知也决定国家采取何种对外政策。为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结合研究，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在理论中引入一个中介变量interveningvariable，即政策决定者对国际体系的压力要有一个"认知"perception的过程，其主要代表有：萨卡利亚FreedZakaria对美国在世界政治中角色与外交行为的探讨、伍而弗斯WilliamCWohlforth对苏联的分析、克里斯汀森ThomasJChristensen论中美关系，以及舒威勒RandallLSchweller对二次大战双方外交政策的解读等都是在此方面的努力。
二、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在国内政治研究上的缺失：理论的视角
沃尔兹现实主义理论在坚持现实主义本体论基础上，由于在认识论等方面认同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因此又称结构现实主义。同时，由于该理论坚持理性主义，认为国家可通过计算扩张的得失损益，从以往搞侵略扩张的国家常因他国制衡而失败的教训中约束自己，因此国家获取安全的最佳途径为采取防御性战略，因此又称为"防御性现实主义"；
沃尔兹虽然在本体论上仍把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导行为体，但其初衷是为区别于诸如选择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的选择，并非把研究重点放在单元层次上，而是试图根据国际体系因素来研究单位行为，分析重点在体系层次。而这一点正是其他学者对其批评最为集中的地方。对于其忽视国内政治的原因，笔者认为在理论层面上有以下几点：
首先，构建科学理论需要。沃尔兹认为，"一种符合科学哲学标准的理论，其概念和假说必须客观、精确、确定和可测量"。而类似于民族精神、国民士气等国内权力难以客观、精确的测量，因此，要构建科学理论只有将其抛弃。出于同样目的，沃尔兹和历史决定论各流派一样把难以控制的"实践"也排除出其理论，"不承认实践在社会秩序生成和可能转换中发挥的作用"，从其学理看，人们被化约为某种理想化的经济人，只能执行实施，但绝不可能批判性地反省体系所要求他们遵从的有限性逻辑，人们最终仅被化约为客体。
同时，沃尔兹认为理论要想科学，必须尽量减少变量。他把国际政治系统结构分三个组成原则：系统的排列原则、单位的功能差异、系统中单位间实力的分配。他把最为复杂且最为重要的第二部分忽落，同时，只要民族国家存在，第一部分不会改变，即为常量。这样他仅把系统层面的第三部分作为变量，认为如不这样，"我们将必须考察不同的目标。（尽管）其中一些目标也许产生于有关国家的国内社会、政治与经济特征"。结果，沃尔兹把最难控制的国内诸变量排除，表面看严谨、简约并易于逻辑推理，但由于把复杂的国内变量忽视，理论离真正的国际政治现实也就越远，有学者为此批评它仅是一个"谬误的太阳系仪"。
第二，确立缜密系统理论的需要。沃尔兹认为国际政治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释为什么即使个体行为随着时间而改变，但系统层次的行为却仍有规律。对该问题，他认为从国家层面入手，如传统现实主义，并不能很好地理解。而新现实主义则正好相反，是为了解释国际政治的结果而出现的，是国际层次的系统理论。在此假定基础上，他首先对还原主义进行批判，认为该理论着眼于单元或国家层次上，通过行为者属性的差异来解释国际政治，如从个人等国内层次上考察战争的原因等，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外交政策或者国家的理论，而不能解释发生在系统层次上国际政治现象，而"社会科学中的理论要做到确定无疑的预测总是困难的。社会观察的不可还原和不可逆转性，使社会科学的理论家们不可能象自然科学家那样，可以在实验室中对社会现象进行重复的实验"。
为使自己的系统理论缜密，他对当前国际关系的系统论进行了批判，如认为"系统的经验分析主义"的罗斯克兰斯与力主从系统角度分析国际政治的霍夫曼等仅试图从单元层次出发解释系统层次上国际政治现象的一些理论，而背离了系统理论的初衷。对于以国际政治系统论闻名的卡普兰，沃尔兹甚至认为其理论与其说是国际政治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分类方法。沃尔兹建立系统理论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功，"沃尔兹理论的过人之处，不在于他倡议了一种新的理论研究或理论思考路线，而在于他努力将政治现实主义体系化，使之成为一种严谨的、演绎性的国际政治体系理论"。而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研究的是在国际层面，而非在国内层面发挥作用的力量，其结果就是把国内政治给抛弃。
第三，对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不同认识所致。首先，沃尔兹把两者的差异绝对化，认为在国内政治中，单位以等级方式组合。而在国际政治中，单位有平等的地位，排序原则是无政府秩序，因此主张根据互动密度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当作两个分立领域。其次，尽管各国在文化、意识形态或体制上存有差异，但基本功能却类似，即都履行同样职责，如征收赋税、推行对外政策等；再者，即使一国国内发生政治分歧和冲突，也能在国内最终得到权威性解决。即使出现例外，如一国外交部表述的政策不同于国防部，更高权威机构会予以干预以排除官僚部门或非政府行为体的有碍于中央政府政策的行为。因此，国家就意味着在任何特定的事件和问题上它只有一种政策。最后，从结构出发，国际体系结构严重限制了大国的行为，并迫使它们以相似的方式行动。此外，在许多世纪里，虽然国家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但是"国际政治的本质保持着高度的恒定，模式的不断重现，相同的事件无休止地重复出现。盛行的国际关系的类型和本质很少发生急剧的变化。而且只要彼此竞争的单元无法将无政府的国际政治舞台转变为等级制，这种关系模式仍将令人沮丧地持续下去"。因此，"理解国际政治的关键，与其说在于国内政治的本质，毋宁是国际间的战略互动"，也即为什么国际体系结构能够造成这么恒久的稳定性，而不受单元层次的影响？
而对结构的分析，就把国家看作是被一个坚硬的外壳所包围着的分析单位，即大小不等的"台球"，国家间的相互作用意味着这些"台球"表面的碰撞，其结果决定于它们各自的力量和速度而与其内部结构无关。简言之，国际政治被理解为国家互动的一个领域，该领域与国内政治分离。
最后，对结构理论的偏好，"宏大的体系理论用途很大。即使该理论有失精确，它仍可以作为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为此，沃尔兹强调结构时，不仅强调独立于其组成部分，而且还强调结构对其组成部分的建构作用。整体结构不依赖构成部分或行为体而独立存在，各构成部分的身份不由这些部分本身的内在品质或内容而定，而由整体结构所配给或确定的要素间划定的分异情况而定。因此，各组成部分没有独立于结构外的身份，在这个意义上，他反对"属性理论"。这表明，沃尔兹结构理论的研究对象并非体系的"部分"或各部分间的关系，而是结构本身。
此外，与其对构建包括国内政治在内的宏观国际关系理论缺乏信心有关。笔者当然不相信博学的沃尔兹会静态地看待国家，他也认识到国内政治的重要性，"尽管国家可能象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对国际制约和诱因做出反应，但是国家的行为与政策的形成同样受到国内条件的影响"，"国家，尤其是大国，就象大公司一样，既受到环境的限制，又能够通过行动来影响其环境"。但是，沃尔兹是这样解释其理论在国内政治研究的缺失，"的确，在结构理论中国家被省略了。毕竟这是关于国际政治的理论，而非外交政策的理论。如果由谁能够建构一个同时包容国际和国家两个层次的理论，我们都将为之感到欢欣鼓舞"。其对构建包括国内政治在内的宏观国际关系理论的无奈可见一斑。
三、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在国内政治研究上的缺失：方法论的视角
从上分析，可发现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在国内政治研究上的缺失还与其在理论建构方法论上的不当有关。在社会科学的科学研究中，理论形成的过程中要经历一个从经验观察到经验概括，再从经验概括上升到理论的过程。但是，从经验概括到理论却需要通过专门的理论建构程序来实现，它包括理论假设建构与理论检验两个方面。
一方面，所谓国际关系理论假设，通常就是拉卡托斯所说的理论硬核，或者沃尔兹所谓的"理论观念"（theoreticalnotion），指国际关系研究者用来说明各个概念变量存在及表现的程度，以及各个概念变量间的关系和发展趋势的科学语句。这里，理论假设所使用的概念可能是理论家发明创造的（比如力的概念），但是理论假设所指涉的内容或者是经验的，或者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或者是根据现实进行的反事实想象，总之必须来源于经验现实。而沃尔兹认为理论观念无所谓对错，本身只是理论推理的依据。本文反对这种观点，并认为来自经验的理论假定本身必然是可以经验确证的，而那些出于实用目的的理论假定通常是对现实的理想化和简单化，必须在原则上具有实现的可能（或近似实现的可能），否则这种假定没有现实意义也没有必要。所以，理论假定或者是经验确证过的，或者是具有经验确证可能的，而不可能是理论家的随意创造。
事实上，沃尔兹理论建构的根本不足就在于此。沃尔兹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假设还是霍布斯时期的政治观点，即认为国际间的战争是一种自然状态，事实上，这种无政府状态如何和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无政府状态相提并论？同时，正是由于全球化，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截然二元化的边界已经很大程度上被销蚀，"我们正处在一个权力既向上转移又向下转移的时代，在从贸易壁垒到人权等一系列问题上，一国政策对他国的态度和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使''''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间的传统区别变得模糊不清"。这种背景下，在理论假设上仍然把国家作为一个机械的黑匣子，从而把国内因素完全忽视，在理论假设建构上明显与"必须来自于客观实践"相矛盾，那么怎么能称它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事实上，当这些假设已经脱离了客观现实，而且建构起来的理论又不能合理解释现实问题时，其构建的理论难免就是一个"人造的艺术"。
另一方面，在理论检验上，在对假设进行了逻辑推演和操作化推演以后，研究者就得到了一组可以在经验中加以检验的理论假设。这时，研究者就可通过一定的方式对这些假设进行经验检验。所谓经验检验，是指研究者按照理论假设中的内容去收集和分析经验资料，以确定理论假设能否被经验材料所支持。如果经验资料能够支持操作性的假设，就表明当初的理论假设是真实的，研究者从而可以将理论假设上升为理论。反之，如果经验资料不支持理论假设，研究者就不能接受该假设，需要进一步修改理论假设进行新的调查和研究。
但是，沃尔兹否认理论本身可以证实或证伪，这样，在未加任何检验的情况下就把国家想当然作为最主要的行为主体，而把其他行为体排除出国际政治的行为体之外。显然其他行为体也包括广阔的跨国公司、个人等，而正是他们构成了国际社会的主要内容。类似于比较成熟的现代民主国家中，除政府外，社会因素同样较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生活。国际社会中也是如此，除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同样是国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参与并推动着国际政治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从国内与国际方向上发挥着对国家的制约作用。以前国际关系的特征是，国家之间交往很少，而现在随着相互依赖与跨国交流的发展，在体系层次已经出现了跨国市民社会。而沃尔兹忽视了国家外的其他行为主体，也即意味着忽视了一个主要根植于国内，但是又深刻影响国际政治的大社会因素。
此外，无论是从理论的内容或是理论的性质上看，沃尔兹实际上混淆了理论创建的方法论和理论本身的界限，"他采用了被认为是一种方法论原理的东西(即结构主义、并以此来构筑理论，这本无可非议)，但却随即将其转化成一种本体论"。毫无疑问，具有强烈本体论倾向的方法论，一旦用于理论建设必然使该理论变得空洞而单调，"沃尔兹创造的是一个缺乏内容的体系"(asystemwithoutcontent)。结果，沃尔兹提供了观察国际政治的新视角，但由于忽视国内政治，又陷入"结构决定论"的误区，不能全面把握国际政治的变化。
四、如何处理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的关系代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看出，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在国内政治研究上的缺失与其对理论的认识和由此在理论建构上所遵循的方法论有不可避免的因果关系。同时，结合经典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对此的考察，可以看出，三者虽然都坚持现实主义的核心内核，但在国内政治研究上区别非常明显，笔者认为它们间的主要分野就在于此。同时，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由经典现实主义发展到结构现实主义在科学化程度上的确实现了很大发展，但在因果解释上却出现了贫乏，这也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发展的动力所在。同时可看出，发展到新古典现实主义后，在继承科学研究逻辑的前提下，又部分回归了经典现实主义，也即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超越与整合。详见下图：
表一，现实主义主要派别在单元层次与体系层次上的主要分野
理论类别对体系的重视程度对单元的重视程度国家行为的因果逻辑
古典现实主义不重视重视单元的内部因素
结构现实主义重视不重视体系的因素
新古典现实主义重视，但对国家行为的制约有限重视，但不忘考量体系结构的制约单元内部因素与体系本身因素
表格来源：笔者自行整理
在此基础上就带来一个问题，以上那种理论更为合理？回答这个问题，就要首先回答如何在建构理论时处理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间的关系？就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而言，按照革命性变化与否，均可以分别划分为两个方面，也即：体系发生革命性变化与体系未发生革命性变化，单元层次发生革命性变化与未发生革命性变化。因此，对单元层次与体系层次之间的处理就有了四种可能：
·单元层次未发生革命性变化，体系层次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情况下，如在大国力量相对平衡的情况下冷战的突然结束，这时国际政治遵循什么的科学逻辑？
·体系层次未发生革命性变化，单元层次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情况下，如一战前欧洲多级格局未变的情况下德国与日本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时的国际政治遵循什么样的科学逻辑?
·在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均未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情况下，如拿破仑战争后维持近百年的"欧洲协调"时期，这时的国际政治又遵循什么样的科学逻辑？
·在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同时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情况下，也即国际体系中有一个大国由一般地区大国要崛起为"全球性大国"，当然也不可避免对国际体系带来革命性变化，那么这种情况下，国际政治又遵循什么样的科学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