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7 22:48:26
当代影视艺术创作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繁荣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促进人与社会自由、全面发展，坚持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美学理想去确定自己的发展方位。在当下影视艺术创作与人民的关系上，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辨析：一是影视艺术的与美感、养眼与养心的问题；二是影视艺术的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票房质量）问题。
【关键词】影视艺术文化建设美学定位
屈指算来，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从恩师钟惦棐先生和朱寨先生学习电影美学和文艺评论以来，我开始以文学、影视艺术为人生，已近三十个春秋。如今，惦棐恩师辞世，也整整二十年了。缅怀恩师，教诲难忘。尤其是他那篇于1979年“写肿了脚”的两万余言的传世檄文《电影文学断想》①，深刻而犀利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电影艺术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每读一遍，都有新悟。恩师在《电影策·序》②中曾坦言：“我的命运、年华、健康和可以用作思维的精力，即心之所关，气之所宗，命之所托，喜怒哀乐之所以由生，也都在这里了。”我虽不才，但积三十年的经历和教训，亦感慨良多，理应有所反思和交待。因为，经历是一笔财富，教训乃一种资源。于是，我在实践与读书的同时，启动拙脑，效法恩师，思之想之。想而断，断而想，陆续记下些许管见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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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想到的，是影视艺术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及美学建构中的定位问题。
记得上世纪早期，伴随着人类工业革命的行进，作为苏维埃红色政权伟大领袖的列宁就曾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明确表示过：“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③。究其缘由，是因为电影这门新兴的视听艺术，凭借着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成果，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视听觉，创造了放映厅里虚幻的影像世界，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思维方式，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新奇的艺术感染力。列宁是看重电影艺术的教育功能和美学效应的。如今，历史跨入新世纪、新阶段，伴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电视艺术凭借着现代化电子技术普及的优势，以其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渗透性之强，更深刻地解放了人们的视听觉，创造了进入亿万寻常百姓家的空前广阔的影像新世界，改变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思维方式，在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和美学建构中发挥着别的文艺形式难以企及和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电视艺术生产和消费大国。这正如一部中国文艺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一个时代，往往会形成一种主要的文艺形式彪领这个时代的审美思潮，楚之辞，秦之文，汉之赋，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小说，都是如此。这些在各个时代分别创造了辉煌的文艺形式，交替繁衍，互补生辉，传承着中华民族的艺术生命和审美思维。电视艺术是一门全新的当代文艺形式，具有独特的艺术品质和审美优势，其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任务艰巨。它要真正成为彪领当今审美思潮的时代艺术，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论是秦文汉赋，还是唐诗宋词，抑或是明清小说，之所以能彪领一个时代的审美思潮，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们都吸纳了所处时代纵横双向各种文艺形式创造出的审美思维成果，并在交融整合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惟其如此，从中华民族审美思维发展的历史长河看，功不可没，其作用是积极的。当今的影视艺术，是否真正自觉吸纳了中华民族优秀审美传统的营养和我们所处时代百花齐放的文艺形式所创造出的有价值的审美思维新成果呢？这的确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必须深思和回答的严峻课题。
我的回答是：不很理想，不尽人意。电影过完了它的百岁诞辰，虽然曾拥有过数次辉煌，尽管当下年产故事片可望逾300部，创下了历史新高，但其中真正能在电影院线或电视台播放与广大观众见面的，却仅有十分之一左右（2005、2006两年参加“百花奖”评选的影片，即票房收入达500万元人民币或在电视台播放观众人次达2000万的共49部）。电影观众的年上座人次已从上世纪80年代最高达到293亿、即平均每人每年看24场电影，下降到2005年的年上座人次仅2亿多、即平均每人每年才看0.2场电影④。电影与人民的关系，可见一斑。几部大片、贺岁片喧嚣炒作，畸形地占据了年票房的一大半，但从题材内容到风格形式，似乎都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相悖，更何谈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电视艺术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从总体上说，还是平庸之作多、精品力作少。大量思想品位不高、文化内蕴稀薄、审美格调低下的作品作用于广大观众的鉴赏心理，所营造出的，势必是一种肤浅、浮躁、畸形、油滑的群体性审美定势。这对于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素质，显然带来了负面效应。
成就显著，不说跑不了；问题不少，不研改不了。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是新世纪新阶段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纲领性文献，当然也为我们检视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现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和理论武器。遵循《讲话》精神，对自己亲历其间的影视艺术创作现状认认真真来一番断想和反思，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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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刻指出：“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⑤他审时度势，把“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确定为“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确定为“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⑥。这些精辟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文艺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重要内容。
在“和平”、“发展”成为两大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乃至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力的竞争。且看“二战”后的德国与日本，作为战败国，当时已被“收拾”得可谓家底几近崩溃，但如今，凭借着民族的文化力，又挤进了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相反，非洲某些国家，尽管早就独立了，但民族缺乏深厚的文化力，至今仍未摆脱贫困。文化是“化”人的，只有靠文化把人的精神素质“化”高了，有高素质的人，方能保障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影视艺术作为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从自觉承担“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的庄严使命的高度，举起先进文化、和谐文化及其美学理想的旗帜，去找准自己的发展方位。
发展方位，事关根本。这是个导向问题。说穿了，就是要明确发展当代影视艺术的宗旨。影视艺术是艺术，是人类以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的独特形式。人类究竟为什么在以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哲学的诸种方式把握世界之外，还离不开以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当代人为什么在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中还需要观赏电影、电视艺术节目？原因很简单，但也很深刻。那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乃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种高级形态的理性情感动物，有着独特的精神家园需要坚守。艺术是人类情感的载体，惟有通过审美方式把握世界，惟有通过文艺创作、鉴赏和批评活动，始能陶冶情感，净化灵魂，升华人格，从而坚守人类神圣的精神家园，促进人与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同志精辟阐述的：“文艺历来是陶冶人们道德情操、抒发人类美好理想、丰富人们艺术享受、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领域。”⑦当代影视艺术创作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繁荣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促进人与社会自由、全面发展，坚持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美学理想去确定自己的发展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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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庸讳言，当今影视艺术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以同志在《讲话》中对“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寄予的，“都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⑧的殷殷厚望来检视，的确还存在诸多不足。
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只有与时代同步伐，踏准时代前进的鼓点，应和时代风云的激荡，领悟时代精神的本质，影视艺术才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强大的美学感召力。反观几乎称霸当今影坛的影片，从《英雄》到《十面埋伏》，从《无极》到《夜宴》等投资上亿万元的所谓豪华“大片”，虽然其在制作上的精致令人称道，但确实大则大矣，徒有形式，其思想之贫乏、内容之空洞、故事之玄虚，真叫人不敢恭维。看近几年来炒得沸沸扬扬的从《甲方乙方》到《手机》，再到《天下无贼》等“贺岁片”，其“贺岁”的娱乐功能自然有人嘉奖，但其精神旨趣、美学品位恐怕都与时代精神相距甚远。记得近年，日本人也曾来我国选购“贺岁片”，结果选中了吴天明导演的反映我国海尔企业艰苦创业并走向世界的奋进史的《首席执行官》。在日本放映时，东京街头的广告词是：“看，中国人在怎样崛起！”可见，日本人在“贺岁”之时，并不忘记提醒国民注重周边环境和学习创业精神。而我们呢？几乎都眼睁睁地盯着一位导演的作品逗大家笑。贺岁之际，“笑”无疑是很需要的；但如果一味求“笑”，淡忘了求真、求善、求美，淡忘了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责任，那么，就会沦落到只会笑而不知道为什么笑的境地——那便是国家和民族在精神上、美学上的贫困和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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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在《讲话》中还号召“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反映人民心声”⑨。这，对于影视艺术工作者说来，尤为重要。惦棐先生就多次说过：电影与人民、与观众的关系，“无疑是第一性的问题，不仅和思维，甚至和血肉联系在一起的”⑩。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是文艺创作（其中当然包括影视艺术创作在内）的丰厚土壤和源头活水。同志指出：“一切受人民欢迎、对人民有深刻影响的艺术作品，从本质上说，都必须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都必须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11]检视当下影视艺术创作与人民的关系究竟处理得如何，我以为关键的一条标准，就是看是否真正做到了“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要真正做到“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培养和增进对人民的真挚感情，坚持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入乎其内，故有生气”，通过作品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为人民创造美；要真正做到“引领人民精神生活”，就必须坚持先进文化、和谐文化及其美学理想的引领，站在时代审美思潮的先头，“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用优秀作品去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提升人民精神境界和审美情趣，促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影视艺术求美，而美是和谐。求美的影视艺术实在与和谐相通，理应发挥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心学”作用，努力以审美方式在荧屏上传播和谐理念，张扬和谐精神，充当人民心灵的“剂”和“减压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
当下影视艺术创作与人民的关系，或曰与人民美学的关系，相当集中地体现在如何处理“反映”与“引领”这两者间的辩证、和谐、统一关系上。这里，我感到有两个突出的问题需要加以辨析——
一是影视艺术的与美感、养眼与养心的问题。
影视艺术创作是人类的审美活动。“在今天，审美也就是对现代化社会的前瞻，是人的再塑造，是对人类历史上一切文化成就的批判继承即扬弃，是对永恒的追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审美就是对平衡、完整和真实的渴望；是对健全人格的渴望；是对获得一种适度感和良好判断力的渴望。”[12]既是审美，影视艺术当然要给人以视听感官的。绕过，那是说教，不是艺术，也非审美，但止于，尤其是止于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那也不是艺术，亦非审美。真正的艺术，尤其是优秀的艺术，理应给受众以，并通过达于心灵，令受众在愉悦的基础上进而获得认识上的启迪、灵魂的净化和精神的升华，即由而产生美感。这时，人心便获得了一种因审美而致的和谐之美（这种和谐美感有时呈现为宁静，有时表现为振奋；有时悲伤，有时喜悦）。但时下有一种为某些电视选秀类、低级搞笑类电视节目和“杀声震天、血流成河、拳枕相交、三角乱恋”类的“娱乐片”电影提供理论依据的所谓“美学主张”，认为历史已经跨入“后现代”，人类的艺术尤其是影视艺术，就是为了“生产快乐”，就是为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营造“视听奇观”，给观众以视听感官的震撼和刺激。在这种“美学主张”的推波助澜下，荧屏上原本在幕后充当配角的技术在营造“视听奇观”的喧嚣声中冲到前台，以声光电波成为了主角和主宰，使神韵、意境和意象这些中国艺术精神的灵魂都纷纷让位于五光十色、眼花缭乱的视听感性刺激，艺术本体越来越萎缩。电视艺术在拥有了广阔疆域（它几乎能与源远流长、五花八门的各种文艺门类结缘而产生新的电视艺术形式）和广大观众的同时，逐渐失去了本应具有的艺术个性和审美优势。电视艺术节目（如MTV和某些综艺晚会等）越来越注重以感官刺激征服观众，以至逾越了艺术美的界限，日益庸俗化和快餐化。电视“大片”、“贺岁片”和某些“娱乐片”在美学追求上的泛化、浅表化和媚俗化，以及某些影片的社会主义美学理想的沉沦、人文精神的衰退、历史理性的匮乏、道德底线的崩溃，也都是明摆着的事实。
问题的症结在于：与美感、养眼与养心的“度”的和谐把握，实质上关乎影视艺术能否真正高举“人民美学”的旗帜，能否在审美上真正“引领人民精神生活”，从而真正代表提升人民群众精神素质的根本利益的原则问题。适“度”则和谐，升美感，养眼更养心；过“度”则不和谐，成宣泄，养眼变伤情。实践反复证明：人类生理感官的过度必然造成精神深度的痛感，无节制的感性刺激必然造成审美心理的失衡；伴随着观众视听感官生理上的过度享受，其精神上的美感和反思能力势必衰减。古语云：“乐不在外而在心。心以为乐，则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不久前，总理赴医院探望季羡林先生并讨论构建和谐社会时，季羡林先生强调“人自身内心的和谐最为重要”，其深意正在于此。影视艺术若一味凭借科技手段营造视听奇观、宣扬声色犬马或胡诌搞笑，那就只能止于和养眼，只能乐其外而决不能乐其心。心乐受用一世，眼乐仅在一时。影视艺术之美，不在迎上合下，而在引领观众，化人养心。恩格斯曾借论德国的民间故事书谈到文艺的使命。他说：“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13]民间故事书的使命如此，当代影视艺术的使命亦然。人民的影视艺术工作者，理应胸怀人民的美学理想和审美期待，辛勤劳作，奋发进取，充分发扬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民奉献出养眼养心、“目击道存”的美的精品力作。
二是影视艺术的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票房质量）问题。
这也是影视艺术与人民直接攸关的敏感问题。面对市场，电影看重上座率，电视艺术看重收视率，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再优秀的影视艺术作品，倘若受众甚少，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乃至美学效应均难以充分实现。但是，现在却流行着一种“收视率（上座率）至上”的做法，窃以为很不可取。譬如，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日子里，导演丁荫楠积二十年来之创作成果，拿出《孙中山》、《》、《邓小平》、《相伴永远》（李富春与蔡畅）和《鲁迅》这五部力作，以《时代·伟人》为题举办电影周，献给党的生日。这当然是大好事，伟人集中体现了所处时代民族思维的最高成果，通过银幕塑造的成功艺术形象为当代人民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的精神营养，何乐而不为呢？但奇怪的是，耗用民资建起来的电影院线却偏偏不愿举办这个电影周。理由便是“上座率不高”。结果，北京朝阳区的一家“紫光影院”单独承办了这个电影周。与举国院线、大小影院形成合力“炒作”某些“大片”和“贺岁片”的情势相比，这能不发人深省吗？
首先，如何科学地看待和认识收视率（上座率）？据我所知，电视节目的收视率，目前主要由两家最火的外来专业机构——索福瑞公司和尼尔森公司统计。大概由于统计的方法和采样范围的差异，对于同一节目的收视率的统计结果这两家公司也常不一样。究竟谁的统计更接近真实呢？有没有比这两家公司更为科学的统计方法呢？这些都令人存疑。至于电影的票房上座率，拿某些“大片”、“贺岁片”来说，恐怕主要靠的并不是作品自身的思想内涵、文化品位和审美价值，而是靠艺术之外的商业营销炒作——用“唯美主义”夸张渲染的广告感性符号和媒体全方位的狂轰烂炸去吊高大众胃口，诱人掏腰包进入影院，改变人们正常的审美标准——而这一切，又都是在“赵公元帅”的指挥下进行的。这种时髦的强势炒作，炮制符号的虚拟价值，造就视像文化的符号霸权，以至操纵影像世界，强占大众视觉，扭曲文化价值，改变审美定势，达到攫取商业利润的最终目的。王元化先生对此看得很透，他在给笔者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艺术倘使也像股票一样，以炒作来提高价值，陷入市场化的泥沼，那也就是艺术没落的开始。”窃甚以为然。
再进一步，须辨清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并不是一回事。当然，我们热切期盼有越来越多的像电影《张思德》和电视剧《长征》以及像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这样的电视艺术节目，其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上座质量）相一致，都很高。但是，确实也还存在不少这两者并不一致的情况。比如，有的“大片”尽管上座率很高，但许多观众步出影院便大呼上当。有些选秀之类的电视节目，十分火爆，收视率很高，但对广大青少年观众来说，虽获得了视听感官的强烈刺激和，但并未获得正确的思想启迪和艺术美感，反而多少滋生了“一夜成星”、“一夜致富”的梦想，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相反，也确有一些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都很高的影视艺术作品，如某些经典电影和《瞿秋白》、《南行记》这样的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的精品电视剧，其收视率（上座率）可能一时并不高，但这些优秀作品的观众却能从中得到宝贵的思想启迪和精湛的审美享受，其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可谓高矣！而且，可以预期，这些作品的生命力强大，通过译介，重播重放时一定会滚雪球似地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可见，没有收视率（上座率），固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收视质量（上座质量），但有了高收视率（上座率），却未必就一定会有高收视质量（上座质量）。收视率（上座率）虽高而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并不高与收视率（上座率）虽一时低而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并不低的矛盾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对此理应作出清醒、自觉的具有文化眼光和美学眼光的明智选择。
一部绚烂多彩的人类文艺史，历来就存在着这种虽在问世之初受众面不广而历经时间洗礼终验证为经典的传世佳作。荷兰画家梵高的杰作，主要就是在他度完不长的三十七岁人生之后才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其独特惊人的艺术审美价值的。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十年辛苦十年泪”完稿之初，不也就是脂砚斋几个友人传来抄去吗？但历史是公正的，《红楼梦》作为人类的文学经典，一版再版，历久不衰，不仅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的世界读者，而且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红学”研究家。倘按照如今流行的“收视率末位排除法”，恐怕连梵高的绘画和《红楼梦》都很可能在当时就被“排除”掉了！
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好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上座质量）之间的辩证关系，说到底，就是要解决好影视艺术与人民的关系，即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要坚持在积极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的和谐文化需求和多样的审美需求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国民的整体精神素质和美学修养；要在坚持提高国民的整体精神素质和美学修养的前提下，积极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的和谐文化和多样的审美需求。消极适应，势必强化观众群体中尚存的落后的鉴赏情趣；而这种情趣一旦得到强化，又势必反过来刺激那些盲目的文化创作者生产质量更为低下的精神产品。这样，便会出现一种不和谐文化——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的二律背反（恶性循环）。那岂不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了吗？
与收视率（上座率）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科学认识并清醒追求观赏性的问题。面对市场，影视艺术创作于思想性、艺术性的要求之外，又新增加了观赏性的要求。但是，由于对观赏性缺乏科学的界定和认识，因而在追求观赏性时出现了相当普遍的盲目性，给媚俗倾向打开了方便之门。对此，我已另有专文表述拙见。这里只想扼要阐明：第一，观赏性乃是属于接受美学范畴的概念，它虽然与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有一定联系，但主要是取决于观众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以及作品与观众发生关系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审美空间的一种综合效应，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的，所以必须科学认识观赏性。第二，按照范畴学的规定，什么范畴内的问题，应主要在什么范畴内解决并同时注意到与其他范畴内相关问题的联系，所以，观赏性问题理应在接受美学范畴内解决，即通过提高观赏者的影视文化修养和审美鉴赏能力以及净化鉴赏环境来解决，如果把观赏性问题推到创作美学范畴里让创作者单方面去解决，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第三，把分别属于不同美学范畴的概念笼统放到一起进行推理判断，即把隶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与隶属于接受美学范畴的观赏性放到同一平台上推理判断，要求“三性统一”，在逻辑上欠科学。而理性思维上的失之毫厘，势必导致创作实践中的谬以千里。这也已为多年创作实践所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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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临终前曾深刻总结“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工作经验和人生智慧。他指出积百年之经验，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文化接力棒上镌刻的四个大字是：“文化自觉”。他以“十六字经”来诠释这种可贵的“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以此至理名言衡量当今影视艺术创作之美学追求，极有裨益。
“各美其美”，就是说，要自觉继承发扬本国度、本民族、本地区优秀文化传统之美，珍视资源，突出特色，并与时俱进。影视艺术的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继承与创新，是影视艺术健康繁荣、生生不息的两个重要轮子。“不善于继承，没有创新的基础；不善于创新，缺乏继承的活力。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最好的继承”[14]。《诺玛十七岁》、《花腰新娘》等云南红河电影的成功经验，正在于既承传着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审美特点和优势，又创造着新颖鲜活的内容和形式。相反，那些专门以叔嫂、母子畸恋之类的荒诞故事去迎合某些西方人的偏见和猎奇心理，并受到某些国际电影节邀赏的电影作品，那些脱离国情，数典忘祖，东施效颦，不以“己美”地照搬西方的偶像类、选秀类、竞猜类电视节目，则背离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也背离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和审美准则。
“美人之美”，就是说，要自觉借鉴、吸纳其他国度其他民族其他地区的优秀文明成果，开拓视野、广采博收，并为我所用。电影原本就是舶来品，电视艺术又最能纳天下之精华，因此“美人之美”尤为重要。但鉴别“人美”，必须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来决定是否吸纳。比如电视艺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严格区别公益性电视台与商业性电视台的不同职能及其播出节目的内容。日本的公益性电视台NHK就连广告都不容许带，它是靠纳税人的钱支撑起来的，使命便是宣传国家精神和民族精神；至于商业性的富士电视台，那就一切以盈利为目的来选择播出的内容了。中国的各级电视台，虽然都兼有公益性职能和商业性职能，但是都必须坚持“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15]的正确导向。倘有一家电视台，为了争夺更多的广告“蛋糕”，把西方商业电视台大赚其钱的电视节目从内容到形式都生吞活剥地移植进来，国内的电视文化生态环境就会遭到破坏。于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那些缺乏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的电视人就会竞相效尤，蜂拥而上。从“超女”到“超男”的演进，不正是如此吗？
“美美与共”，就是说，要自觉将“己美”与“他美”交融整合，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并加以创新。“与共”的过程，就是“己美”与“他美”互补交融、整合创新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谐文化之美的过程。影视艺术在这方面大有用武之地。
“文化自觉”意识，对于影视艺术说来，主要体现为坚持先进文化、和谐文化的审美理想的自觉意识。影视艺术的领导者有了这种意识，就能造福于民，繁荣荧屏；影视艺术的从业者有了这种意识，就能心明眼亮，多出精品。反之，则会污染荧屏，误人子弟。“文化自觉”意识，归根到底，源于哲学思维上的自觉。要自觉匡正那种长期影响我们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单向哲学思维模式，而代之以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在以人为本前提下的全面、辩证、发展的哲学思维：既要防止把影视艺术简单地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以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又要防止把影视艺术简单地从属于经济，以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既注重影视艺术与市场联姻后带来的文化增殖、财力增加和文化成为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正面效应，又注重防止片面的利润诱惑和拜金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等带来的对影视艺术的不良影响；既注重市场选择功能和自娱、互动形式对提升观众参与程度的积极作用，又注重防止其中可能产生的误导与遮蔽——传达民意偏差，迎合低级趣味；既注重文化产业价值观以各种创新要求和相应的名利回报给影视艺术创新带来的新的动力源的积极作用，又注重防止市场导致娱乐至上、作秀时尚和影视艺术的泡沫化、浮躁化、浅薄化，以至降低国民素质和审美情趣……所有这些，都源于哲学思维上的自觉与创新。我们必须自觉地从这个根本上下功夫，去推动中国影视艺术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①钟惦棐：《电影文学断想》，载《文学评论》1979年第4期。
②⑩钟惦棐：《电影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第3页。
③转引自《电影的锣鼓》，载《文艺报》1956年第23期。
④也许有人把此归结为今天人们文化生活方式多样化所致，但事实绝不尽然。如当今美国，文化生活亦甚多样，但据统计，平均每人每年看电影为6部，为我国的30倍。
⑤⑥⑦⑧⑨[11][14][15]：《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第4页，第5、6页，第2页，第7页，第8页，第9页，第5、6页。
艺术歌曲是一种特殊的音乐体裁。在德国，由舒曼、舒伯特等知名作曲家创作的歌曲称之为Lied；在法国，与之相同的创作歌曲则称之为Melodie；而在中国我们将其译为“艺术歌曲”。“Lied”原本的意思是“这种微妙的艺术用不同于歌剧的方法，令人领悟到歌词中戏剧性的内容”。与“Lied”意思相近的“Kunstlied”指的是：“不同于民歌的歌曲”。因此，艺术歌曲是有别于歌剧与民歌这种歌曲形式的音乐体裁，是诗歌与音乐完美结合的一种表现形式。艺术歌曲在我国一直被人们当作是一种高雅的音乐。长期以来，我国人民创作出许许多多优秀、经典的艺术歌曲，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在20世纪40年代，更多的艺术家以不同的形式、素材、题材创作了更多优秀的中国艺术歌曲，使我国艺术歌曲的发展有了较高的水平。至80年代，歌曲与诗歌的结合、音乐艺术风格与技巧的灵活运用，都有了更高水平的发展。有人说：“艺术歌曲是流动的诗歌，充满着诗歌的美感和韵味，需要我们不断进行学习和探索”。艺术歌曲发展及产生的影响对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是深远的，全面了解艺术歌曲的本质、风格和特征，有助于推动我国艺术歌曲向更高层次发展，使我国艺术歌曲更加民族化、多样化，更具有时代性和艺术性。中国艺术歌曲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和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1920年诞生了首批优秀的中国新型艺术歌曲，中国艺术歌曲有了很好的发展基础。以吴梦非和萧友梅为代表的音乐家和音乐教师，在蔡元培倡导的美育思想影响下，先后在全国建立了一些新型乐团，从某种程度上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做了铺垫。继聂耳之后，冼星海利用更丰富的音乐题材、音乐创作手法、音乐表现形式，创作出大量的艺术性歌曲，从多方面反映了中国民族解放的革命事迹。“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艺术歌曲创作、发展空前繁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郑秋枫、尚德义、王志信等创作的《我爱你，中国》《牧笛》《母亲河》等优秀艺术歌曲，都有很好的口碑。音乐是我国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一些音乐家用简单的伴奏形式演唱歌曲，一种高品位、不同于传统民歌的艺术歌曲随之出现。艺术歌曲的出现不仅得到大众的一致好评，也得到一些专家的高度认可，在我国音乐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电影电视、广播、网络传媒等传播媒介的出现，为我国艺术歌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成长环境。随着国家不断强化对民族音乐的传承、保护和开发，民族文化以及民族音乐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也为艺术歌曲的创作借鉴提供了帮助。艺术歌曲是一种音乐表现形式，更是一种被社会所认知的音乐行为。民族音乐的创作元素、创作手法，艺术歌曲也可以借鉴应用。现在越来越多的艺术歌曲都尝试采用民族音乐元素展示歌曲艺术，或者是以艺术歌曲的表现形式对民族音乐进行翻唱，以展现传统民族音乐中所含有的戏剧文化的特色。从某种程度上说，民族音乐是艺术歌曲民族化回归的一种途径，未来艺术歌曲也将会同民族音乐一样，更加突出传统文化的价值。
二、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中的民族音乐元素的运用
中国艺术歌曲中民族音乐元素的运用，涉及很多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音乐创作者们都做出努力和尝试，且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推进了艺术歌曲与民族音乐的融合，对民族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民族音乐元素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采用民族乐器、配器伴奏
我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深受西方现代音乐的影响，许多音乐乐器、配器都是直接借用的。在我国艺术歌曲的创作过程中，对民族音乐元素的运用主要体现在音乐的乐器和配器上。艺术歌曲在创作过程中采用民族音乐乐器和配器，并对其加以创新，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可。除此之外，近年来，琵琶、二胡、古筝、竹笛等民族乐器，也逐渐成为艺术歌曲的伴奏乐器，提升了青年一代对民族乐器和民族音乐的喜爱。这种全新的艺术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运用戏曲曲艺唱法、唱腔和音调
随着传统戏曲曲艺的发展，艺术歌曲也开始吸收民族音乐中的戏曲曲艺等元素。艺术歌曲与戏曲曲艺相互融合形成一种新的歌唱形式———戏歌。戏歌的发展有戏剧艺术发展的要求，这是戏歌发展的一个方向。戏歌更多的是用艺术歌曲的通俗唱法来展现歌曲艺术，运用戏曲曲艺唱法、唱腔和音调，为艺术歌曲提供新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戏歌依然在艺术歌曲的范畴里，是优秀的传统戏剧文化为艺术歌曲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使其表现形式和创作内涵更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此类艺术歌曲不仅具有中国传统戏曲元素，而且又体现了现代流行歌曲的风格，深受人们喜爱。此外，京剧、豫剧、川剧、昆剧等多种戏剧形式的发展，也为艺术歌曲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
3.借鉴传统的民歌、民谣曲调
艺术歌曲对民族音乐元素的运用还有一种相对简单的表现形式，就是在传统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编、翻唱。这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新的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它通过对民族音乐元素、音乐作品加以重新改编，再利用艺术歌曲的表现形式将其表现出来。这类做法有别于借鉴民族乐器或者戏剧元素，不是与民族乐器的结合，也不是与戏剧腔调的结合，而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对于借鉴传统民歌、民谣，并对其进行改变翻唱来说，在后期的创作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再加工和处理，只有做好后期的加工和处理，才能为艺术歌曲注入新的活力。不过，有的人在后期的加工、处理环节并没有加以改编和创新，因此没有发挥出艺术歌曲的最佳效果。尽管如此，对民歌、民谣的借鉴和改编，至少让很多人了解到传统民族音乐的魅力，也为地区的民歌发展创造了发展机遇。以上三种表现方式，基本上很难说哪种民族音乐元素在中国艺术歌曲创作过程中独具重要性，这三种不同的创作手法各自有不同的特点，每一个都有各自的侧重点以及相对重要的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戏歌十分流行，深得人们的喜爱，直到现在仍依然存在，只是没有当时那么强烈。戏歌所具有的民族音乐元素，也因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不相同。总的来说，借鉴传统的民歌民谣并对其加以改编、翻唱，能够直接展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三、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中的民族音乐元素表现形式
在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中，在民族音乐元素的借鉴与运用过程中，真正能够促进艺术歌曲发展，也为民族音乐提供发展空间的，还是那些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内涵，代表民族文化价值的歌曲。它们使民族音乐呈现“中国风”、“民歌民谣”“、西北风”等三种表现形式。
1.民族音乐中的“中国风”
民族音乐、艺术歌曲、流行音乐等，都离不开“中国风”的元素，显然“中国风”已经成为音乐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得到观众的普遍认可。目前，对于“中国风”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学术界，有一个相对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音乐人黄晓亮提出的“三古三新”说法。所谓的“三古三新”其实就是古旋律、古文化、古唱法，以及新概念、新编曲、新唱法。尽管对“中国风”的解释相当准确，但实际上很难得到大众的认可。“中国风”的产生离不开传统文化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它所表达的怀乡之情、爱国之情等，都是传统文化的基础内容。音乐人黄晓亮提出的“三古三新”说法，只是“中国风”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中国风”式的艺术歌曲无论是创作手法、演唱方法，还是歌曲的内涵，都是传统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
2.民族音乐中的民歌民谣
民族音乐中的许多经典的、优秀的民歌和民谣，都深受人们的喜爱。许多音乐家和歌手对民歌民谣进行改编和翻唱，其过程就是对传统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高度认可。对民族优秀作品的再创作、再演唱，能够进一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并反映民族文化的音乐作品。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很多由民歌、民谣改编的艺术歌曲。许多歌曲的借鉴题材、创作元素都是一些民间的山歌、小调。经过歌手的借鉴、改编和再创作，艺术歌曲充满了浓厚的民族艺术元素，加速了歌曲的传播，提升了艺术歌曲的社会影响力。到90年代后期，艺术歌曲对民族音乐元素的运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80年代的翻唱为主，发展为90年代的原生态的民歌民谣。原生态的民歌民谣外延深广、内涵丰富，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是反映民族文化和其价值的重要途径。
3.民族音乐中的“西北风”
说到“西北风”，人们下意识地就会想到20世纪80年代，无形之中限定了“西北风”的时间。针对“西北风”，我们应该根据文化的属性作深入的研究，抑或从音乐文化的角度确定对它的认定。“西北风”在它产生并流行起来的那个年代，看起来时间很短，但它的延续性绝不会那么短。一切音乐作品都是反映当时的生活面貌，“西北风”也不例外。“西北风”出现的一开始，就深刻烙上了西北人的生活和价值取向。艺术歌曲融入“西北风”，也是反映西北民族生活习惯、精神面貌的音乐作品。“西北风”与“中国风”在民族传统价值表现上不尽相同。“西北风”代表的是原汁原味的民族音乐，它能够快速发展起来，离不开与艺术歌曲的相互融合。“中国风”则运用“古旋律、古文化、古唱法，新概念、新编曲、新唱法”的表现形式，使民族音乐回归到民族文化、民族价值上。“西北风”真实反映了西北民族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以及西北人对自由生活、自由爱情的积极态度和乐观精神，是西北民族文化和精神面貌的真情流露。可以说，在“中国风”“、民歌民谣”、“西北风”这三种表现形式中，“西北风”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价值观念的表现是最丰富的，也是最直接的。
四、中国艺术歌曲运用民族音乐元素的意义
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正逐渐走上新的道路，中国艺术歌曲与民族音乐的结合也在朝着更高的层次发展。对于中国艺术歌曲来说，民族音乐中的创作因素是非常宝贵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我国，民族音乐也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具有我国特有的民族风貌，反映了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中国艺术歌曲创作融入民族音乐元素，对民族音乐元素不断加以借鉴和吸收，必将更好地促进中国艺术歌曲和民族音乐的共同发展，并为我国民族音乐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空间。目前，国家及相关部门非常重视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民族音乐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艺术歌曲创作中融入民族音乐元素，缓解了民族音乐之前的低落的境况。民族音乐之所以出现低落，不在于其文化内涵，关键在于民族音乐本身呆板的艺术表现形式。自从艺术歌曲将民族音乐元素融入创作和形式表现中，不仅让艺术歌曲本身得到了发展，也为民族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打破了民族音乐原有的呆板形式。随着艺术歌曲和民族音乐的相互融合，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和音乐文化也逐渐被人们所熟知，进而得到认可。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是整个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鼓励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首好的歌曲、一位好的音乐家的影响力，往往大于学校的刻板教育。艺术歌曲与民族音乐是人们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一种有效途径，它所包含的许多知识、文化和信息，为人们学习、生活和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外在条件。随着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的增强，中国艺术歌曲融入民族音乐元素的形式也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欣赏和喜爱。同时，艺术歌曲创作融入民族音乐元素，也增强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民族音乐弘扬了民族文化，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这必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重视民族音乐文化，也将会有更多的人喜爱上民族音乐，乐于接受传统的民族文化。所以，中国艺术歌曲融入民族音乐元素，既反映了时代的精神，也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中国艺术歌曲融入民族音乐元素，这种创作形式还将会持续下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艺术歌曲与民族音乐结合必将得到更好的发展，甚至带动民族音乐发展成为流行歌曲。艺术歌曲没有特定表现形式，艺术歌曲与民族音乐二者之间可以实现艺术和文化的共同发展。伴随着艺术歌曲与民族音乐的进一步融合，未来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和发展，将立足于民族音乐基础之上，使艺术歌曲更多地融入民族音乐元素，增强其社会影响力，同时也带动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二者将共同推动我国民族音乐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能够产生创作动机往往先源自于艺术家心灵得到了震撼。在这片神圣的土地，这里的灵光这里的风情这里的虔诚深深的震撼着我们，每每走在布达拉宫的脚下就看到绵绵不断的虔诚的朝拜者,虔诚的信仰触动着我们的内心，更是给艺术创作者们感悟这份真诚，倾尽其心的将这份虔诚灌注在艺术创作之中。
1.在藏传佛教盛行之地，朝拜是信徒与教徒们一种虔诚的拜教主仪式。朝拜之时，口中念念有词，多为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藏族的古老文化底蕴和虔诚佛教的深化人心之久，犹如历史的印迹又犹如无形佛性民族文化的沉淀。听着“朝拜”这首歌的旋律，看着“朝拜”者们的言行，不得不为这个民族心生敬佩和震撼！而藏族人们的这种虔诚的朝拜在今天这样越来越注重物质的社会仍然没有改变，让现代更多无论是何种族的人们感悟这种矢志不渝和坚强的信念，这不仅是现代人们肩负的责任，更是作为一名艺术创作者应尽的义务。
2.邯郸著名画家、书法家韩玉臣，他的10余幅以为主题的油画作品在上海展览中心展出，近十年来，他先后多次深入藏区，搜集大量素材，创作了《朝拜》、《沧桑》等表现虔诚信仰的作品。展览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珍品琳琅满目，而韩玉臣的油画作品因其特定的题材，成为展会的一大亮点，由此也可见现社会对地区文化的重视和所具有的独特吸引力。
3.仫佬族的美术爱好者成朝纪，他的艺术作品《虔诚的朝圣者》《“转山”中的藏族青年骑手》等，都是他用画笔描绘出了藏民族的虔诚信仰，成朝纪创作的作品，记录下了藏族群众宗教活动中的生动片段。
4.在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后，为了抚慰灾难后幸存下来的孤儿国家特此派出了心理辅导小组，使得震后的孤儿得到些许的心理安慰。而在青海玉树地震后，心理辅导小组也奔赴到了青海玉树，但是却没有用武之地，他们心理辅导小组的工作人员甚至还没有那些失去亲人的孩子们平静。这件事不得不让我们陷入思考，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积极的影响着藏族人的精神生活和思维方式，使得藏族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是如此的平静，而从心理层面来讲，信佛带给人们的好处是无法估量的。
5.虔诚的藏民一刻不停的在朝拜，那种的执着和坚定的信仰，让我们不得不为之敬仰！年过六七十的老人在朝拜，几岁的孩子放学后背着书包来朝拜，亲眼所见才相信了这里的一切，不管我们是问路吃饭还是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当地人，他们都是那么的热情质朴，让我们忘却一切生活中的琐碎和压力，净化心灵面对这片圣土，相信也会给更多的艺术爱好者们带来更多关于的新感悟。
二、高原地区的传统建筑对艺术创作的启示
建筑不同于纯工程技术，其中还包括有许多的艺术文化内涵，尤其是高原地区的传统建筑，让我们能更多的深入了解藏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建筑艺术。的传统建筑丰富多彩，内容繁多。同样也是给艺术创作者们提供大量民族特色的素材。
1.著名古城镇大部分位于拉萨、日喀则、昌都、江孜、夏鲁、狮泉河、萨迦、穷结等地。由于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使得城镇与寺庙结合一体，宗教色彩浓厚。例如著名的布达拉宫，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古代宫殿，进入布达拉宫中精细的矿物颜料壁画，到处弥漫着艺术气息，大量的各种佛像，还收藏有无数的珍宝，可谓是艺术的殿堂，值得艺术创作者们瞻仰、研究和学习。
2.艺术家西热坚参的巨幅油画作品《布达拉宫》，气势磅礴，民族特色鲜明，充分的体现了藏式传统建筑的民族特点，让更多的人们瞻仰这座世界屋脊上的大型宫殿。又如大昭寺内精美的壁画、浮雕、塑像等；扎什伦布寺内保存着的大量栩栩如生的壁画以及传世的珍贵文物；萨迦寺内藏书4万卷可称之为第二敦煌；夏鲁寺为藏汉混合的建筑结构，藏式殿堂，汉式殿顶，壁画精美；都具有独特的风格，都会给艺术创作者们带来新的感悟。
3.藏族人对家居的舒适、美观和整洁都很讲究，处处都能体现出高超的色彩运用能力以及佛教文化对此的影响。他们尽可能用雕刻精美、色彩对比强烈和佛教内容有关的图案来装饰家具和房屋，内部整体感色彩斑斓，民族特色气息浓厚，就连毛毯和地毯的图案设计纹样也别具特色。
4.藏族建筑艺术造诣很高在建筑设计上注重建筑功能与艺术的统一。藏族建筑艺术是我国建筑史上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具有重要的艺术研究价值。
三、高原地区的传统绘画对艺术创作的启示
传统绘画历史悠久，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藏族的传统唐卡绘画艺术弘扬了藏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它主要反映的是宗教的内容，除此之外它反映的内容还包括了藏族传说中世界的形成、藏族的起源、诗歌、戏剧、美术、民间传说故事等等。它的突出特点是以画言史，以画叙事。
1.唐卡艺术是藏族在雪域高原特定的生活环境中，以特有的创作手法和独特的审美心态营造出来的绘画形态，具有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对现代的艺术创作的题型、造型、色彩等多方面起着影响和启示的作用。
2.藏族传统绘画是藏族固有的特殊的表达方法，是几千年历史孕育的文化结晶。丹巴饶旦是当代三大主要唐卡画派——勉唐画派的大师，在他的艺术人生中为传统绘画艺术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现代的艺术创作与传统绘画的结合有着很大的必要性，只有坚持继承优秀传统绘画文化，勇于创新和探索，才能在新时代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作品，创造新的奇迹与辉煌！
四、结语
关键字：《艺术哲学》；丹纳；三元素说；民族特征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3-0091-01
丹纳（1828—1893），法国史学家兼文学评论家，实证主义的杰出代表。著有《拉封丹及其寓言》、《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等。 《艺术哲学》一书既是他的代表作，也集中反映了其艺术思想和哲学思想。丹纳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那时的欧洲正处于一个极度骄傲和膨胀的时期。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欧洲人逐步从宗教思想禁锢的蒙昧状态中苏醒过来，这让欧洲人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丹纳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因此，丹纳的治学方法是从事实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实证主义文艺理论。他在《艺术哲学》中提出了两大理论：一、“种族、时代、环境”三元素说；二、艺术批评的三种尺度，即艺术品表现事物特征的重要程度、有益程度、效果的集中程度。前者强调了三元素对文学艺术的决定性影响，后者则强调了艺术批评的客观性。
具体而言，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强调了种族、环境、时代三个因素对精神文化的制约作用，并认为在三个因素中，种族是“内部动力”，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则是“后天动力”。
我们从丹纳的三元素说可以看到民族特性对艺术家和作家的人生态度、理想、性格、情感等方面的持久性的影响，也可以看到环境、社会意识、时代精神对文化艺术发展的决定性的作用。丹纳的三元素说开一代风气之先，为以后的实证主义艺术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丹纳看来，艺术的本质在于把一个对象的主要特征，表现得越占主导地位越好，越明显越好。艺术家为此要删去那些遮掩到主要特征的东西，重点表现的是具有主要特征的东西。艺术品的目的是要表现某个主要的或突出的特征，也就是某个重要的观念，这要比实际事物表现得更清楚更完全。为了做到这一点，艺术品必须是由许多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的一个总体，而各个部分的关系是有计划地去改变的。在雕塑、绘画、诗歌三种模仿的艺术中，总体是与实物相符的。可见，正是把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当作艺术本质的观念，导致丹纳提出了衡量艺术作品价值的三个尺度。
“特征重要的程度”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即其价值取决于那个特征的稳固程度与接近本质的程度。最稳固、最接近本质的东西，则是种族的特征，深刻而持久的特征对于作品的价值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特征有益的程度”则是指艺术所包含的道德教育作用。表现有益的特征的作品必然高于表现有害的特征的作品。
“效果集中的程度”是指艺术作品各个方面的元素通力合作去表现特征的程度。只有把元素所有的效果集中的时候，特征的形象才格外显著。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效果的集中主要表现在人物、情节、风格三者之间要保持平衡、和谐配置。
从艺术研究与批评的角度来说，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阐发的两大理论观点，是从社会学角度探讨艺术作品及其属性，因而必然要探讨有关社会因素对文艺创作和发展的影响。此种研究方法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是一种注重从文学艺术外部进行研究的视角。
今天我们所谓的理解，是通过学习和认知，再通过内部的条理习惯，有规律地，合乎逻辑地从一个符号到达另一个符号。而艺术为满足情绪上的调和，寻求一种相当的表现。
一方面，创作优秀的艺术作品需要两个必要条件：首先，自发的活跃的情绪、个性。一有感触就能无所顾忌地发泄出来。其次，周围要有近似的、理解的精神在不断地支持，使心中那些尚且模糊的念头得以酝酿、滋养 、成型、 繁殖和壮大。也就是为自己的艺术创作创造良好的情绪和气氛。另一方面，民族的天赋是永恒的。它来自血肉，来自头脑，来自空气与土壤，来自思想感情的构成与活力。这是真正活跃的力量，不断更新，无孔不入，绝不会因为一时赞赏另一种高级的文化而践踏自身和损害自己。画种还保持着原来的纯洁。所以，个人创造必须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艺术家们的创作能力是与民族的活力成比例的。
德国表现主义女画家柯勒惠支也是二战时期的杰出版画家，创作出许多体现深受战争疾苦的百姓画面。艺术家运用粗犷而有力的黑白对比表现对法西斯战争的痛恨与抨击，表达画家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忧患。而中国时期的艺术作品则是宣传又红又专的政治主题，以及工农兵成为创作表现主体，这一时期的艺术特征表现出强烈的对领袖人物的崇拜。随着社会政治稳定，进入八十年代，陈丹青走进创作了系列《组画》，让世人看到一群生活在中国青藏高原的粗犷、强悍的生命，美丽而震撼，这是独特民族地域文化在艺术家的视角下所产生的巨大艺术感染力。之后，大批的艺术家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民生，纷纷表现自己身边的事物，普通百姓的思想生活状态。
20世纪作为波普艺术的最著名代表人物安迪•沃霍尔，他以商业广告的形式表现自己简单而又重复的画面，如：、玛丽莲•梦露、可口可乐等，高举消费主义和流行主义的大旗，反映西方迅猛发展的商业化和工业化大潮。所以与其说每位艺术家都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记录和反映出特殊时代的民族文化背景，不如说是民族文化对其艺术创作产生的影响。
当代艺术创作与艺术教育忽略文化因素之现状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力量使得当今社会以信息爆炸的方式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西方的“国际化”、“非理性化”的前卫艺术冲击着中国当代艺术，人们强调和西方接轨，但往往有些会脱离本土把西方的东西照搬过来。忽略了民族文化思想内核，忽视了艺术的精神内涵。具体表现在一些青年艺术创作者缺乏对生活的深度体验和独特的审美判断，导致作品中对风格的理解，只限于题材和样式的复述，画面构成要么复述照片、要么主观臆造，没有很好地解决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没看到艺术必须与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发生密切联系，盲目表现，随波逐流。尤其在商业文化冲击下，许多年轻人盲目追随市场导向，标榜所谓“看不懂的即为艺术”，加之快餐文化的影响，在基本造型能力未得到解决之前，匆忙转向抽象和表现主义的行列中来，于是一部分画即便炒作卖出，也像一次性消费品一样，很难画出具有收藏价值的精品。
与较火的油画市场相比，版画创作相对显得“颓靡”，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美院宋源文教授曾说过，国内版画界有一个明显问题，版画家修养不高，有相对偏低的倾向。究其原因，其一是现在不少从事版画创作的人由于绘画基本功薄弱，无法驾驭其它画种，于是选择了版画，利用版画的技法来掩盖自身专业和文化修养的不足，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缺少精品。其二就艺术市场而言，版画作品价格较其它画种偏低，影响到版画家的创作激情，版画创作队伍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不断流失。再以当前热门的艺术设计为例，近几年美术院校招生呈现局面，在专业选择上艺术设计尤炙手可热，那么艺术设计应该人才济济，然而有人却称现在中国高端原创的艺术设计处于“缺席”状态，处于“泛设计的无设计状态”。
究其原因：其一，近年国内美术院校招生呈局面，使得艺术院校严重被天赋不足，素质低劣的生源充斥。其“热门”不是社会的需求，而是入学的门坎低。其二，与社会上“过洋节日”一样，存在对母体艺术、民族、民俗文化忽视，艺术设计美的根断裂等现象，作为市场化的艺术设计，大多已无文化传统的本源而艺术精神迷失。没有了继承也就没有了创新与发展。其三，艺术天赋的润泽和审美潜能开发被科技同化。艺术与科学相结合本是现代传媒和图形时代的必由之路，然而，过于追求科技图形的眼花缭乱导致人文精神和艺术审美与创造的缺失，使设计艺术教育降到了培养操作员和技工训练的学术层面。
从时下中国科技图形时代的动漫可以看出，许多动漫形象只是对日本动漫形象的复制，缺乏原创。与此相比，作为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们永远记得《小蝌蚪找妈妈》、《葫芦娃》、《西游记》等经典老动画，而深入人心的恰恰就是其中所蕴含的传统民族文化。全球化的今天，艺术语言的“国际化”趋势本是自然，但如果忽略优秀的民族文化，艺术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五千年的优秀民族文化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艺术赖以生存的环境，脱离这片支撑的土壤，艺术是不具有生命力的。
作为艺术创作的主体，艺术家决不能只靠创作的激情去盲从，其生活积累、思想倾向、性格气质、艺术修养是艺术创作得以顺利开展和最终完成的基础和前提。要提高青年艺术创作团体的整体素质，无疑要回归到专业艺术院校的教育中来。相对于西方的个体意识，中国文化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而在中国艺术教育的构建中，整体两个字的概念，往往只注重了个性的张扬和表现欲望，在本身自由的艺术语境中，师生往往忽视了这一文化之内核。对应艺术现实中，有精微就失去大体，有了笔墨就失去传神，有了科技资料就失去原创，有了素描、色彩技能，就失了整体画面的作品意识，重技而不重艺了，特别是在部分艺术青年中，有了个性的自由就忘掉民族大义和文化的民族精神了。正如，在讨论过洋人的圣诞节与过民族的传统节日的电视谈话中，有青年学生说：外国洋节日好玩热闹，而中国传统节日比较有规矩，相比之下更热衷于过洋节日。像这样，祖宗、父母都不尊崇了，那何为礼仪之邦之子孙呢？
上述文字，主要是想借文化心理内核的道理说明，我们在艺术人才素质教育中必须贯穿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我们说艺术教育中之教材、教法各自一体，但盲目随从，前卫派的行为艺术种种个性渲泄都是因失去了文化内核的支撑而产生的。一味注重所谓的艺术个人化、边缘化，对传统采取颠覆的态度，然而创造新的东西总是对旧东西要有所扬弃，但那不叫颠覆。在发展的时代，艺术家要置身其中，了解不断发展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意识，获得深层次的感受，获得情感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正确认识生活之源对艺术家的作用。使创作出的作品有益社会、有益人民，否则脱离这一审美领域的原则，作品徒具官能感知之愉悦，怎能引起观者的心灵震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说过，一、真正有作为的艺术家要有时代感和使命感。二、有作为的艺术家要热爱人民的生活，要为人民服务。三、有创新才有发展，只有继承才有创新。四、德艺双馨，要注重人品修养。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在此强调注重本民族文化因素的同时，还要正确对待西方与民族艺术问题。现在一些青年学生常将西方现代艺术作为中国前卫艺术样板，加之院校现行教学体系是西方形式，因此很容易使学生感情上盲目贴近西方艺术，而忽视千百年的民族文化、民间艺术精髓。因此这也是我们的艺术教育中必须贯穿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艺术创作必须“九九归一”于文化的光照中，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形式。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应注重向民族的、民间艺术学习。但也不能一味闭门造车，应该将世界的和民族、民间艺术，原始艺术、古典艺术到现代艺术，并由此延伸到东西方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及不同观念，作为借鉴继承的依据，通过深入研究、鉴别、吸收、消化，融于个人风格之中，产生令人难忘的独特面貌。现代绘画大师徐悲鸿，早年赴法国留学，学习西画，但他吸取西画之长，最终还是继承中国绘画优秀传统，创造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另一位大师吴冠中先生，在其著作《文心独白》中，调侃说“自己吃过印象派的奶……但写生方式却有意投靠‘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石涛门下了”。
在画家陈丹青的某次学术讲座上，现场有人赞美他的娴熟速写技巧，陈丹青说，“我的速写无疑得之于民族传统的熏陶”。足见民族传统文化在画家们心中地位。著名旅美画家丁绍光，基于中国云南独有的少数民族文化、风情、民间传说等题材，打破传统中国画技法，采用中西结合的装饰语言来表达，使画面产生出清新秀美的装饰趣味，吸引并征服了整个世界画坛。而另一位已故旅美画家陈逸飞，其作品用西方的具象写实油画技法表现中国传统的东方女性美，画面恬静、典雅又充满东方的神秘色彩，观者无不被其传递的东方神韵所折服。
首先想到的，是影视艺术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及美学建构中的定位问题。
记得上世纪早期，伴随着人类工业革命的行进，作为苏维埃红色政权伟大领袖的列宁就曾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明确表示过：“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③。究其缘由，是因为电影这门新兴的视听艺术，凭借着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成果，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视听觉，创造了放映厅里虚幻的影像世界，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思维方式，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新奇的艺术感染力。列宁是看重电影艺术的教育功能和美学效应的。如今，历史跨入新世纪、新阶段，伴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电视艺术凭借着现代化电子技术普及的优势，以其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渗透性之强，更深刻地解放了人们的视听觉，创造了进入亿万寻常百姓家的空前广阔的影像新世界，改变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思维方式，在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和美学建构中发挥着别的文艺形式难以企及和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电视艺术生产和消费大国。这正如一部中国文艺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一个时代，往往会形成一种主要的文艺形式彪领这个时代的审美思潮，楚之辞，秦之文，汉之赋，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小说，都是如此。这些在各个时代分别创造了辉煌的文艺形式，交替繁衍，互补生辉，传承着中华民族的艺术生命和审美思维。电视艺术是一门全新的当代文艺形式，具有独特的艺术品质和审美优势，其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任务艰巨。它要真正成为彪领当今审美思潮的时代艺术，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论是秦文汉赋，还是唐诗宋词，抑或是明清小说，之所以能彪领一个时代的审美思潮，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们都吸纳了所处时代纵横双向各种文艺形式创造出的审美思维成果，并在交融整合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惟其如此，从中华民族审美思维发展的历史长河看，功不可没，其作用是积极的。当今的影视艺术，是否真正自觉吸纳了中华民族优秀审美传统的营养和我们所处时代百花齐放的文艺形式所创造出的有价值的审美思维新成果呢？这的确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必须深思和回答的严峻课题。
我的回答是：不很理想，不尽人意。电影过完了它的百岁诞辰，虽然曾拥有过数次辉煌，尽管当下年产故事片可望逾300部，创下了历史新高，但其中真正能在电影院线或电视台播放与广大观众见面的，却仅有十分之一左右（2005、2006两年参加“百花奖”评选的影片，即票房收入达500万元人民币或在电视台播放观众人次达2000万的共49部）。电影观众的年上座人次已从上世纪80年代最高达到293亿、即平均每人每年看24场电影，下降到2005年的年上座人次仅2亿多、即平均每人每年才看0.2场电影④。电影与人民的关系，可见一斑。几部大片、贺岁片喧嚣炒作，畸形地占据了年票房的一大半，但从题材内容到风格形式，似乎都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相悖，更何谈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电视艺术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从总体上说，还是平庸之作多、精品力作少。大量思想品位不高、文化内蕴稀薄、审美格调低下的作品作用于广大观众的鉴赏心理，所营造出的，势必是一种肤浅、浮躁、畸形、油滑的群体性审美定势。这对于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素质，显然带来了负面效应。
成就显著，不说跑不了；问题不少，不研改不了。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是新世纪新阶段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纲领性文献，当然也为我们检视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现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和理论武器。遵循《讲话》精神，对自己亲历其间的影视艺术创作现状认认真真来一番断想和反思，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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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刻指出：“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⑤他审时度势，把“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确定为“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确定为“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⑥。这些精辟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文艺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重要内容。
在“和平”、“发展”成为两大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乃至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力的竞争。且看“二战”后的德国与日本，作为战败国，当时已被“收拾”得可谓家底几近崩溃，但如今，凭借着民族的文化力，又挤进了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相反，非洲某些国家，尽管早就独立了，但民族缺乏深厚的文化力，至今仍未摆脱贫困。文化是“化”人的，只有靠文化把人的精神素质“化”高了，有高素质的人，方能保障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影视艺术作为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从自觉承担“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的庄严使命的高度，举起先进文化、和谐文化及其美学理想的旗帜，去找准自己的发展方位。
发展方位，事关根本。这是个导向问题。说穿了，就是要明确发展当代影视艺术的宗旨。影视艺术是艺术，是人类以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的独特形式。人类究竟为什么在以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哲学的诸种方式把握世界之外，还离不开以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当代人为什么在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中还需要观赏电影、电视艺术节目？原因很简单，但也很深刻。那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乃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种高级形态的理性情感动物，有着独特的精神家园需要坚守。艺术是人类情感的载体，惟有通过审美方式把握世界，惟有通过文艺创作、鉴赏和批评活动，始能陶冶情感，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净化灵魂，升华人格，从而坚守人类神圣的精神家园，促进人与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同志精辟阐述的：“文艺历来是陶冶人们道德情操、抒发人类美好理想、丰富人们艺术享受、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领域。”⑦当代影视艺术创作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繁荣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促进人与社会自由、全面发展，坚持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美学理想去确定自己的发展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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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庸讳言，当今影视艺术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以同志在《讲话》中对“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寄予的，“都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⑧的殷殷厚望来检视，的确还存在诸多不足。
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只有与时代同步伐，踏准时代前进的鼓点，应和时代风云的激荡，领悟时代精神的本质，影视艺术才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强大的美学感召力。反观几乎称霸当今影坛的影片，从《英雄》到《十面埋伏》，从《无极》到《夜宴》等投资上亿万元的所谓豪华“大片”，虽然其在制作上的精致令人称道，但确实大则大矣，徒有形式，其思想之贫乏、内容之空洞、故事之玄虚，真叫人不敢恭维。看近几年来炒得沸沸扬扬的从《甲方乙方》到《手机》，再到《天下无贼》等“贺岁片”，其“贺岁”的娱乐功能自然有人嘉奖，但其精神旨趣、美学品位恐怕都与时代精神相距甚远。记得近年，日本人也曾来我国选购“贺岁片”，结果选中了吴天明导演的反映我国海尔企业艰苦创业并走向世界的奋进史的《首席执行官》。在日本放映时，东京街头的广告词是：“看，中国人在怎样崛起！”可见，日本人在“贺岁”之时，并不忘记提醒国民注重周边环境和学习创业精神。而我们呢？几乎都眼睁睁地盯着一位导演的作品逗大家笑。贺岁之际，“笑”无疑是很需要的；但如果一味求“笑”，淡忘了求真、求善、求美，淡忘了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责任，那么，就会沦落到只会笑而不知道为什么笑的境地——那便是国家和民族在精神上、美学上的贫困和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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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在《讲话》中还号召“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反映人民心声”⑨。这，对于影视艺术工作者说来，尤为重要。惦棐先生就多次说过：电影与人民、与观众的关系，“无疑是第一性的问题，不仅和思维，甚至和血肉联系在一起的”⑩。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是文艺创作（其中当然包括影视艺术创作在内）的丰厚土壤和源头活水。同志指出：“一切受人民欢迎、对人民有深刻影响的艺术作品，从本质上说，都必须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都必须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11]检视当下影视艺术创作与人民的关系究竟处理得如何，我以为关键的一条标准，就是看是否真正做到了“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要真正做到“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培养和增进对人民的真挚感情，坚持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入乎其内，故有生气”，通过作品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为人民创造美；要真正做到“引领人民精神生活”，就必须坚持先进文化、和谐文化及其美学理想的引领，站在时代审美思潮的先头，“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用优秀作品去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提升人民精神境界和审美情趣，促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影视艺术求美，而美是和谐。求美的影视艺术实在与和谐相通，理应发挥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心学”作用，努力以审美方式在荧屏上传播和谐理念，张扬和谐精神，充当人民心灵的“剂”和“减压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
当下影视艺术创作与人民的关系，或曰与人民美学的关系，相当集中地体现在如何处理“反映”与“引领”这两者间的辩证、和谐、统一关系上。这里，我感到有两个突出的问题需要加以辨析——
一是影视艺术的与美感、养眼与养心的问题。
影视艺术创作是人类的审美活动。“在今天，审美也就是对现代化社会的前瞻，是人的再塑造，是对人类历史上一切文化成就的批判继承即扬弃，是对永恒的追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审美就是对平衡、完整和真实的渴望；是对健全人格的渴望；是对获得一种适度感和良好判断力的渴望。”[12]既是审美，影视艺术当然要给人以视听感官的。绕过，那是说教，不是艺术，也非审美，但止于，尤其是止于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那也不是艺术，亦非审美。真正的艺术，尤其是优秀的艺术，理应给受众以，并通过达于心灵，令受众在愉悦的基础上进而获得认识上的启迪、灵魂的净化和精神的升华，即由而产生美感。这时，人心便获得了一种因审美而致的和谐之美（这种和谐美感有时呈现为宁静，有时表现为振奋；有时悲伤，有时喜悦）。但时下有一种为某些电视选秀类、低级搞笑类电视节目和“杀声震天、血流成河、拳枕相交、三角乱恋”类的“娱乐片”电影提供理论依据的所谓“美学主张”，认为历史已经跨入“后现代”，人类的艺术尤其是影视艺术，就是为了“生产快乐”，就是为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营造“视听奇观”，给观众以视听感官的震撼和刺激。在这种“美学主张”的推波助澜下，荧屏上原本在幕后充当配角的技术在营造“视听奇观”的喧嚣声中冲到前台，以声光电波成为了主角和主宰，使神韵、意境和意象这些中国艺术精神的灵魂都纷纷让位于五光十色、眼花缭乱的视听感性刺激，艺术本体越来越萎缩。电视艺术在拥有了广阔疆域（它几乎能与源远流长、五花八门的各种文艺门类结缘而产生新的电视艺术形式）和广大观众的同时，逐渐失去了本应具有的艺术个性和审美优势。电视艺术节目（如MTV和某些综艺晚会等）越来越注重以感官刺激征服观众，以至逾越了艺术美的界限，日益庸俗化和快餐化。电视“大片”、“贺岁片”和某些“娱乐片”在美学追求上的泛化、浅表化和媚俗化，以及某些影片的社会主义美学理想的沉沦、人文精神的衰退、历史理性的匮乏、道德底线的崩溃，也都是明摆着的事实。
问题的症结在于：与美感、养眼与养心的“度”的和谐把握，实质上关乎影视艺术能否真正高举“人民美学”的旗帜，能否在审美上真正“引领人民精神生活”，从而真正代表提升人民群众精神素质的根本利益的原则问题。适“度”则和谐，升美感，养眼更养心；过“度”则不和谐，成宣泄，养眼变伤情。实践反复证明：人类生理感官的过度必然造成精神深度的痛感，无节制的感性刺激必然造成审美心理的失衡；伴随着观众视听感官生理上的过度享受，其精神上的美感和反思能力势必衰减。古语云：“乐不在外而在心。心以为乐，则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不久前，总理赴医院探望季羡林先生并讨论构建和谐社会时，季羡林先生强调“人自身内心的和谐最为重要”，其深意正在于此。影视艺术若一味凭借科技手段营造视听奇观、宣扬声色犬马或胡诌搞笑，那就只能止于和养眼，只能乐其外而决不能乐其心。心乐受用一世，眼乐仅在一时。影视艺术之美，不在迎上合下，而在引领观众，化人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养心。恩格斯曾借论德国的民间故事书谈到文艺的使命。他说：“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13]民间故事书的使命如此，当代影视艺术的使命亦然。人民的影视艺术工作者，理应胸怀人民的美学理想和审美期待，辛勤劳作，奋发进取，充分发扬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民奉献出养眼养心、“目击道存”的美的精品力作。
二是影视艺术的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票房质量）问题。
这也是影视艺术与人民直接攸关的敏感问题。面对市场，电影看重上座率，电视艺术看重收视率，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再优秀的影视艺术作品，倘若受众甚少，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乃至美学效应均难以充分实现。但是，现在却流行着一种“收视率（上座率）至上”的做法，窃以为很不可取。譬如，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日子里，导演丁荫楠积二十年来之创作成果，拿出《孙中山》、《》、《邓小平》、《相伴永远》（李富春与蔡畅）和《鲁迅》这五部力作，以《时代·伟人》为题举办电影周，献给党的生日。这当然是大好事，伟人集中体现了所处时代民族思维的最高成果，通过银幕塑造的成功艺术形象为当代人民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的精神营养，何乐而不为呢？但奇怪的是，耗用民资建起来的电影院线却偏偏不愿举办这个电影周。理由便是“上座率不高”。结果，北京朝阳区的一家“紫光影院”单独承办了这个电影周。与举国院线、大小影院形成合力“炒作”某些“大片”和“贺岁片”的情势相比，这能不发人深省吗？
首先，如何科学地看待和认识收视率（上座率）？据我所知，电视节目的收视率，目前主要由两家最火的外来专业机构——索福瑞公司和尼尔森公司统计。大概由于统计的方法和采样范围的差异，对于同一节目的收视率的统计结果这两家公司也常不一样。究竟谁的统计更接近真实呢？有没有比这两家公司更为科学的统计方法呢？这些都令人存疑。至于电影的票房上座率，拿某些“大片”、“贺岁片”来说，恐怕主要靠的并不是作品自身的思想内涵、文化品位和审美价值，而是靠艺术之外的商业营销炒作——用“唯美主义”夸张渲染的广告感性符号和媒体全方位的狂轰烂炸去吊高大众胃口，诱人掏腰包进入影院，改变人们正常的审美标准——而这一切，又都是在“赵公元帅”的指挥下进行的。这种时髦的强势炒作，炮制符号的虚拟价值，造就视像文化的符号霸权，以至操纵影像世界，强占大众视觉，扭曲文化价值，改变审美定势，达到攫取商业利润的最终目的。王元化先生对此看得很透，他在给笔者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艺术倘使也像股票一样，以炒作来提高价值，陷入市场化的泥沼，那也就是艺术没落的开始。”窃甚以为然。
再进一步，须辨清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并不是一回事。当然，我们热切期盼有越来越多的像电影《张思德》和电视剧《长征》以及像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这样的电视艺术节目，其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上座质量）相一致，都很高。但是，确实也还存在不少这两者并不一致的情况。比如，有的“大片”尽管上座率很高，但许多观众步出影院便大呼上当。有些选秀之类的电视节目，十分火爆，收视率很高，但对广大青少年观众来说，虽获得了视听感官的强烈刺激和，但并未获得正确的思想启迪和艺术美感，反而多少滋生了“一夜成星”、“一夜致富”的梦想，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相反，也确有一些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都很高的影视艺术作品，如某些经典电影和《瞿秋白》、《南行记》这样的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的精品电视剧，其收视率（上座率）可能一时并不高，但这些优秀作品的观众却能从中得到宝贵的思想启迪和精湛的审美享受，其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可谓高矣！而且，可以预期，这些作品的生命力强大，通过译介，重播重放时一定会滚雪球似地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可见，没有收视率（上座率），固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收视质量（上座质量），但有了高收视率（上座率），却未必就一定会有高收视质量（上座质量）。收视率（上座率）虽高而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并不高与收视率（上座率）虽一时低而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并不低的矛盾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对此理应作出清醒、自觉的具有文化眼光和美学眼光的明智选择。
一部绚烂多彩的人类文艺史，历来就存在着这种虽在问世之初受众面不广而历经时间洗礼终验证为经典的传世佳作。荷兰画家梵高的杰作，主要就是在他度完不长的三十七岁人生之后才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其独特惊人的艺术审美价值的。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十年辛苦十年泪”完稿之初，不也就是脂砚斋几个友人传来抄去吗？但历史是公正的，《红楼梦》作为人类的文学经典，一版再版，历久不衰，不仅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的世界读者，而且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红学”研究家。倘按照如今流行的“收视率末位排除法”，恐怕连梵高的绘画和《红楼梦》都很可能在当时就被“排除”掉了！
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好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上座质量）之间的辩证关系，说到底，就是要解决好影视艺术与人民的关系，即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要坚持在积极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的和谐文化需求和多样的审美需求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国民的整体精神素质和美学修养；要在坚持提高国民的整体精神素质和美学修养的前提下，积极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的和谐文化和多样的审美需求。消极适应，势必强化观众群体中尚存的落后的鉴赏情趣；而这种情趣一旦得到强化，又势必反过来刺激那些盲目的文化创作者生产质量更为低下的精神产品。这样，便会出现一种不和谐文化——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的二律背反（恶性循环）。那岂不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了吗？
与收视率（上座率）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科学认识并清醒追求观赏性的问题。面对市场，影视艺术创作于思想性、艺术性的要求之外，又新增加了观赏性的要求。但是，由于对观赏性缺乏科学的界定和认识，因而在追求观赏性时出现了相当普遍的盲目性，给媚俗倾向打开了方便之门。对此，我已另有专文表述拙见。这里只想扼要阐明：第一，观赏性乃是属于接受美学范畴的概念，它虽然与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有一定联系，但主要是取决于观众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以及作品与观众发生关系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审美空间的一种综合效应，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的，所以必须科学认识观赏性。第二，按照范畴学的规定，什么范畴内的问题，应主要在什么范畴内解决并同时注意到与其他范畴内相关问题的联系，所以，观赏性问题理应在接受美学范畴内解决，即通过提高观赏者的影视文化修养和审美鉴赏能力以及净化鉴赏环境来解决，如果把观赏性问题推到创作美学范畴里让创作者单方面去解决，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第三，把分别属于不同美学范畴的概念笼统放到一起进行推理判断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即把隶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与隶属于接受美学范畴的观赏性放到同一平台上推理判断，要求“三性统一”，在逻辑上欠科学。而理性思维上的失之毫厘，势必导致创作实践中的谬以千里。这也已为多年创作实践所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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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临终前曾深刻总结“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工作经验和人生智慧。他指出积百年之经验，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文化接力棒上镌刻的四个大字是：“文化自觉”。他以“十六字经”来诠释这种可贵的“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以此至理名言衡量当今影视艺术创作之美学追求，极有裨益。
“各美其美”，就是说，要自觉继承发扬本国度、本民族、本地区优秀文化传统之美，珍视资源，突出特色，并与时俱进。影视艺术的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继承与创新，是影视艺术健康繁荣、生生不息的两个重要轮子。“不善于继承，没有创新的基础；不善于创新，缺乏继承的活力。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最好的继承”[14]。《诺玛十七岁》、《花腰新娘》等云南红河电影的成功经验，正在于既承传着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审美特点和优势，又创造着新颖鲜活的内容和形式。相反，那些专门以叔嫂、母子畸恋之类的荒诞故事去迎合某些西方人的偏见和猎奇心理，并受到某些国际电影节邀赏的电影作品，那些脱离国情，数典忘祖，东施效颦，不以“己美”地照搬西方的偶像类、选秀类、竞猜类电视节目，则背离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也背离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和审美准则。
“美人之美”，就是说，要自觉借鉴、吸纳其他国度其他民族其他地区的优秀文明成果，开拓视野、广采博收，并为我所用。电影原本就是舶来品，电视艺术又最能纳天下之精华，因此“美人之美”尤为重要。但鉴别“人美”，必须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来决定是否吸纳。比如电视艺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严格区别公益性电视台与商业性电视台的不同职能及其播出节目的内容。日本的公益性电视台NHK就连广告都不容许带，它是靠纳税人的钱支撑起来的，使命便是宣传国家精神和民族精神；至于商业性的富士电视台，那就一切以盈利为目的来选择播出的内容了。中国的各级电视台，虽然都兼有公益性职能和商业性职能，但是都必须坚持“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15]的正确导向。倘有一家电视台，为了争夺更多的广告“蛋糕”，把西方商业电视台大赚其钱的电视节目从内容到形式都生吞活剥地移植进来，国内的电视文化生态环境就会遭到破坏。于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那些缺乏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的电视人就会竞相效尤，蜂拥而上。从“超女”到“超男”的演进，不正是如此吗？
“美美与共”，就是说，要自觉将“己美”与“他美”交融整合，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并加以创新。“与共”的过程，就是“己美”与“他美”互补交融、整合创新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谐文化之美的过程。影视艺术在这方面大有用武之地。
“文化自觉”意识，对于影视艺术说来，主要体现为坚持先进文化、和谐文化的审美理想的自觉意识。影视艺术的领导者有了这种意识，就能造福于民，繁荣荧屏；影视艺术的从业者有了这种意识，就能心明眼亮，多出精品。反之，则会污染荧屏，误人子弟。“文化自觉”意识，归根到底，源于哲学思维上的自觉。要自觉匡正那种长期影响我们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单向哲学思维模式，而代之以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在以人为本前提下的全面、辩证、发展的哲学思维：既要防止把影视艺术简单地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以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又要防止把影视艺术简单地从属于经济，以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既注重影视艺术与市场联姻后带来的文化增殖、财力增加和文化成为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正面效应，又注重防止片面的利润诱惑和拜金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等带来的对影视艺术的不良影响；既注重市场选择功能和自娱、互动形式对提升观众参与程度的积极作用，又注重防止其中可能产生的误导与遮蔽——传达民意偏差，迎合低级趣味；既注重文化产业价值观以各种创新要求和相应的名利回报给影视艺术创新带来的新的动力源的积极作用，又注重防止市场导致娱乐至上、作秀时尚和影视艺术的泡沫化、浮躁化、浅薄化，以至降低国民素质和审美情趣……所有这些，都源于哲学思维上的自觉与创新。我们必须自觉地从这个根本上下功夫，去推动中国影视艺术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注解：
①钟惦棐：《电影文学断想》，载《文学评论》1979年第4期。
②⑩钟惦棐：《电影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第3页。
③转引自《电影的锣鼓》，载《文艺报》1956年第23期。
④也许有人把此归结为今天人们文化生活方式多样化所致，但事实绝不尽然。如当今美国，文化生活亦甚多样，但据统计，平均每人每年看电影为6部，为我国的30倍。
⑤⑥⑦⑧⑨[11][14][15]：《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第4页，第5、6页，第2页，第7页，第8页，第9页，第5、6页。
[12]聂振斌等：《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关键词：动画电影；创作素材；再挖掘；整合；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2005年科研立项项目《玩具设计理论及其应用》，项目编号05C653
原文发表于电影评介2007.14期
我国有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自古以来，流传许多优美的故事和历史典故，加之现代涌现出的众多优秀文学作品，应该说有着非常丰富的题材可供选择，可是国产动画除了早期的《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和《小蝌蚪找妈妈》、《牧笛》等能成功引用历史名著和文学作品外，目前的动画好像无题可选，导致部分动画企业进行创作时居然要将已经拍过的传统题材重新翻拍和续拍。当然根据现在的社会环境和市场需求将作品改观是无可厚非的，但题材选择的局限性问题在当今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动画电影艺术创作素材的再挖掘和整合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中国文化丰富的民间传说、民谣、神话、民俗都是动画电影艺术创作的源泉。
中国的动画艺术一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民族特色。自从1935年万氏兄弟创作的我国首部有声动画片《骆驼献舞》诞生后，继而在1957年上海电影美术电影厂长特伟提出了“探索民族风格之路”的口号，从此就开始了中国动画的民族风格建设。中国动画艺术家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汲取营养为己所用，力求表现出中国独有的风格。此后诞生了《骄傲的将军》、《猪八戒吃西瓜》、《鹬蚌之争》、《小蝌蚪找妈妈》、《牧笛》、《大闹天宫》等一系列具有中国文化、民族特色的优秀动画片。这些动画在表现上分别借鉴和采用了传统戏曲、水墨画技法，民间剪纸、皮影和木偶等艺术形式，体现出了强烈的东方文化气息并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批动画形象。如：《骄傲的将军》中将军的形象和表情便借鉴了京戏的风格，影片的背景音乐恰到好处地运用民乐，使画面与音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大闹天宫》主角的造型设计更是成功地融合了庙宇艺术、民间年画的特色，塑造出了英姿飒爽的主角，甚至可以说奠定了孙悟空在文化领域和老百姓心中的形象基础。这些优秀的动画片充溢着浓郁的民族化气息，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对当时民族化探索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从此，中国动画文化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并奠定其在世界动画艺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当代动画电影的发展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革新、中国文化的丰富内容和多样形式为中国动画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动画电影事业的兴旺发达，也为动画电影的民族化、现代化提供理论依据。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全国五十六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俗、民歌、民间故事和英雄，都有津津乐道的人和事，几千年来的中华文明为动画电影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素材和源泉。中国拥有的丰富文化资源，将成为动画题材的最大滋生土壤。藏族的格萨尔王，蒙古族的成吉思汗，回族的伊斯兰宗教故事，云南的阿诗玛，广西的刘三姐，历史上传诵的四大美女……；从艺术技巧上，汉代的砖刻、北魏的石雕、敦煌、永乐宫的壁画和民间版画……；从艺术形象上，各地的戏曲中造型多变的人物，如：京剧中的小丑、花脸，川剧中的变脸，宁夏作唱、江西的傩戏、湖南的花鼓戏，其戏剧形式和戏剧人物对动画电影创作和发展都是诱发创作、令创造者感动的思路。
中国动画前辈创作的水墨、剪纸、皮影、木偶等最具中国特色的动画制作技术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动画艺术的创作。直到现在还有国外的动画作品沿用这些特殊技术。而在国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作品，我们这些传统技术却少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电脑制作二维、三维动画和动画电视片。虽然产能提高了许多，但是比起精美的传统工艺画则在显得粗糙和低劣。我们在拾取京剧、刺绣、印染等艺术精华，并将这些艺术品成功地推向世界时，为什么不能将同为国粹的中国动画艺术结合高科技和新理念的同时，将传统的生产技术保留、发展和深化呢？
剧本的创作和改编是制约我们动漫发展的一大弱项，动画电影设计人员就需要不断地挖掘设计新素材，创作新题材，才能吸引观众。要将中国的文化宝库认真地整理研究，规划利用。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科幻作品、历史名著以及现代的优秀作品，哪些适合拍成动画片？哪些适合拍成短篇、中篇、长篇动画片？哪些更适合鸿篇巨制？都要做到心中有数，整体规划，循序渐进。这样，才能使我们丰富的文化资源既不浪费，又不会流失，在经过动画艺术工作者的精心加工后，焕发出璀璨的民族之光，创作出世界公认的动画电影精品。
有很多人都很喜欢日本的动画大师宫崎峻。因为他所设想出来的世界是近乎完美的。他的触觉是敏锐而纤细的。他总是在向你讲述一个遥远的、不可思议的、但却“真实”的故事。而这一切都应该是与他本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积极的思考所分不开的。而丰富的生活经验又来源于他对现实世界的耐心观察，善于把高度的理性化解为丰满的形象和强调的情绪，其作品蕴涵着突出的表现力与创造精神。宫崎峻曾说“中日韩三国的动画人只要将自己的艺术传统表露出很少的一部分，就能让世界惊叹不已”。但是如何为这些民族特色披上具有时代特征的外衣才是当务之急。
二．动画电影艺术创作素材的搜集要紧密关切、融合流行艺术形式。
现在越来越多的动画片在故事题材和角色设计方面紧追时尚热点，力图融入主流文化圈。美国2004年的动画电影《超人总动员》就是在“超人热”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而其中最受欢迎的角色——神经兮兮的超人服装设计师又诡异又时尚，正符合时装界的流行趋势，放映之后，立即成为炙手可热的动画明星，甚至被邀为奥斯卡的颁奖嘉宾。日美动画还善于利用明星体制，造成时尚聚焦效果，比如《鲨鱼黑帮》请到黑帮片著名导演马丁.西斯科塞以及罗伯特·德尼罗和安吉丽娜·朱丽等著名影星为片中的角色配音，连影片的造型也仿照这些大明星的外形，仅此一点，就大大提升这部影片的流行指数。另外，宫崎峻去年的新片《哈尔的移动城堡》请日本第一美男子木村拓栽为片中男主角配音，为影片带来无数木村迷。成人动画中的常青树《辛普森一家》充分挖掘流行与名人效应，英国首相布莱尔、好莱坞玉婆伊丽莎白.泰勒、甚至姚明都曾经为那部影片担任过配音与造型。相比之下，我国的动画从业者在对流行文化的把握和演绎上还很不成熟。
把握流行趋势，是动画电影艺术创作的重要方面。流行源头可有以下形式：影视片、畅销书籍、时尚杂志、卡通形象和故事、网络内容、重大的事件和社会热点、流行思潮和色彩、电视节目、时装、流行领导者所在地的新动向等等。
美国和日本的动画电影在对待流行文化上，漫画先行的做法应当给我们很好的成功启示。事实上，无论日美还是欧洲，很多动画作品都是由漫画改编过来的。特别是日本动画，几乎无一例外以连环漫画作为开路先锋和试金石。由于漫画的制作和发行成本很低，非常有利于自由原创创作，而漫画的人气基础又是动画成功的试金石。反观我们由于动漫脱节，多数动画作品从历史故事直接进入动画市场，甚至是迎合领导意识的盲目投资，市场风险可想而知。
美国是动画电影的流行领导所在地。美国动画电影以其丰富的表现力和创造力、夸张的动作、奇妙的构思、幽默的情节和感人的故事深深打动了观众。相比中国动画一味的强调教育性和寓意性，美国动画电影具有更广泛的观众群体，而这和美国动画电影注重流行文化分不开的。在电影制造前针对观众群落进行大量的市场调研，始终把观众放在第一位，而且，在影片开始运作时就运用媒体来炒作，以提高其知名度，以保证其收视率和投资的回收。同时开发动画片的周边产品，如：娱乐，玩具，文具、服装、餐饮等各行业的产品，拓宽动画电影的外延，使动画电影成为一种话题，成为一种时尚，使动画在市场上树立品牌。
事实上，动画电影除了传统的音像、玩具、服饰、食品、饰品等传统周边产品之外，有实力的动画企业还应该立足内容资源，大力开发新业务、新市场，如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移动电视等新媒体业务，以增加盈利来源。
这就要求动画艺术创作者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深入到生活中去发现创作灵感，确立创作思路。没有生活，便没有艺术，这一真理永远具有意义。
三.动画电影的文化沟通性是我们要下大力气去研究开发的。
动画电影也要处理好民族性和国际性的关系，让传统和现代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今天世界经济一体化、社会日益网络化、高科技化、交通日益便利化、以及文化经济贸易全球化的历史大背景下，一地所拥有的资本、科技、知识、文明会迅速传遍全球，一国所制造的动画片，不仅属于该国所有，而且会借助其他的传播媒介迅速传播，为全人类共享。跨国资本的相互渗透，跨国动画公司的相互协作，动画人才的相互流动，各国动画片及其附属产品在异域的销售发行。国际动画节如火如荼的举办，动画文化交流的增多，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各国动画的魅力。动画的形象化、通俗化、大众化也易于被不同地域的人们所理解，它所蕴涵的人类共同的情感追求、对真爱的渴望、对亲情的珍惜、对人类命运的探求、对童趣的留恋、对生命价值的叩问……，都是普遍存在的。可以相互沟通的，冲破了语言的隔阂、种族的偏见，最易和人产生共鸣。
与此同时，不同的国家之间也是在不断地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美国迪斯尼大兴“拿来主意”，许多动画片都取材于他国的文学名著、文化和历史，进而商业化改造。一方面为主流的美国电影文化带来异域情调，注入文化营养。另一方面，也为美国动画进入外国市场带来文化亲同感和共鸣。1990年以来，埃及王子、金字塔中的木乃伊、中国的花木兰、阿拉伯的阿拉丁、巴黎圣母院里的钟楼怪人、圣经里的摩西出埃及的故事等题材纷纷出现在美式动画电影中，由此可知，动画艺术创作的素材选择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融通。
中国动画电影走国际化道路势在必然。具体体现在学习国外动画先进的制作、营销、发行方式和各种科学制度的同时，充分通过动画电影这一载体展现中国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文化，展现中国特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同时，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融通时代特征，吸收异域人才，引入海外资金，消化国外题材，海纳百川，迅速提高自己的动画电影水平。高科技的实现，仅仅是购买技术和高水平训练的问题，是花钱可以实现的，以我们劳动力成本的优势，甚至可以少花钱实现。但关键所在并不是动画的高科技含量，也不是巨额投资，更不是塑造“中国迪斯尼”的豪言壮语，而是对动画电影产业的高度理解。
任何一种艺术都是“由美而求真的生命感悟过程，是将真理置入艺术作品的同时赋予世界和人生全新意义的创作活动”，动画电影中自然也包含了创作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表现了他们对美和丑的审视和审美价值观念的表达。其中，文化传承与社会现实都对创作过程施加了影响。综观世界动画强国的优秀作品，都从不同角度来表现本民族的、社会的精神面貌，从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动画强势，归根到底都有一个强大的民族文化背景作为支撑，民族精神弥漫在动画作品之中。如：美国式大工业支持下的开放与自由的精神，日本式的对生命和人生的盛之如樱花般的凄婉之美的理解和感悟……。动画的民族风格是由本民族特定的地理环境、社会状况、文化传统、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心理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在内容、形式、格调、表现手法上，体现出本民族的审美理想与审美需要，尤其是本民族的文化心理需要，体现出与其他民族迥异有趣的特质，当然，这一切都深深根植于这个民族的社会基础于经济生活之中。
《天书奇谭》中蛋生和狐狸精的斗法，还有《金猴降妖》里孙悟空和白骨精的周旋，构图、形式与节奏都表现出生命内部最深的动。“一切的艺术都是趋向音乐的状态。”可以说，中国动画就艺术性来说，是远远胜过美国动画的。但是曲高和寡，需要欣赏者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才能感受到这份美。而且，文化的差异也妨碍了全球观众的欣赏能力。
虽说动画是信息时代文化语境中新兴的优势种群，虽说中国当代动画是“全球化”的季风吹撒下孳长的，但关键问题还是它在中国本土能否扎下深根。中国动画电影能否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崛起而崛起。国际参展、获好评、乃至获奖其实还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标志在于它是否能创作出正确调动和充分满足中国人，以及有冲击世界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作品。因此，广泛吸收世界各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必需探索出这个时期所需要的“中国模式”，充分消化和发展多种先进技术手段，利用各种有效的经济管理途径，展现与培育一种新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品味，应是中国现代动画电影发展的一条主轴，国内大学生毕业作品中显得过多私人化或偏重形式与技术的小格局倾向、以及表现粗野、暴力、恶作剧、极端自私和娇柔造作，以及一些媒体关于国外动画赛事及奖项的炒作都应引起我们反思。我们应积极探索中国本土文化中的智慧、幽默、隽永与深厚。在认真研究经济、技术、风格的同时，必须精心研究人本、文化、内容和精神。关注和占据中国动画文化的上游高地，寻求和把握那种能总合艺术与商业、人文与科技、教养与娱乐、理论与试验的发展契机。
在动画电影这个假定的空间世界里，表现手法可以不受缚于现实世界的规则。而这种悖离产生的张力则比任何一种影视形式更具视觉冲击力，是一种极为风格化和个性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例如：美国动画是讲究动作捕捉的，也就是完全的仿真动作，中国动画反其道行之，从再现的一端走向表现的一端。气韵生动是中国画的首要特点，也是中国美术片人物动作的要决。动画艺术承担着与影视作品同样的功能，它可以表现影视剧可以表现的一切主题内容。因此，动画片的创作题材也应该与影视剧一样，甚至比之更包罗万象。
动画和媒体技术的发展，不仅提供了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低的制作成本，而且为动画市场提供了如互联网，移动媒体（如手机）等新传播媒体平台。中国在这些新媒体平台上既有巨大的创作基础，又有巨大的市场消费空间，再加上有逐步科学完善的政策机制，相信中国动画的腾飞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朱和平,世界现代设计史.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8：36页
[2]潘鲁生.民艺学论纲.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8，10：38页
[3]王宁宇.从文化生态看中国现代动画的发展契机.美术观察,2004,(6)：10页
ExcavationandIntegrationofMaterialinCartoonFilm
PENGJian-xiang(HunanUniversityofTechnology,ZhuzhouHunan421008,China)
一、绘画商品化的形成
富商大贾都拥有巨大的宅邸，为了装饰宅邸他们不惜重金求购各种奇珍异宝，“楼台亭舍，花木竹石，杯盘匙筯，无不精美”。这些奢侈的生活需求体现的是他们在物质条件充足的情况下对精神财富的极大渴求，当时流传着“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的说法。书画作品作为重要的精神产品被当时人们所追捧，受供求关系的影响扬州这个庞大的书画消费市场自然吸引来产生了许多画家前来。根据《扬州画舫录》的记载，本地画家和各地来扬州的画家中稍具名气的就有一百数十人之多，并且还有许多是当时的名家，其中声名最显著着当属“扬州八怪”。“扬州八怪”也就是后来的扬州画派，其作品风格受人们审美趣味的影响无论题材立意，还是构图用笔，都有鲜明的个性。明末清初绘画受保守思想的禁锢，推崇一味地“摹古”，“八怪”不愿意完全摹描古人，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发展创新，当然他们的这种创新很大一方面也是由当时的商品经济所促成的。
二、绘画商品化的发展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作为绘画商品化最大的需求方商人尤其是盐商，他们虽然处于“四民之末”的社会地位和形象却是希望按照文人士大夫的“儒雅”来改变自己，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乐于接受新鲜事物。面对“喜新尚奇”的社会风尚，绘画商品的需求方对作品个性的推崇以及绘画艺术市场严酷的规律性，使得这些凭借绘画借以谋生的画家们只能按照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艺术的变革。正如薛永年先生所云：“新经济因素的滋长与由之而来的绘画供求关系是导致八怪艺术新风尚形成的根本原因。”画家们从艺术观念、绘画题材以及绘画语言等各个方面进行创新来迎合聚集于扬州的大量儒商的审美趣味。
1.受市场化影响在艺术观念上更具创新精神
绘画作品作为商品在市面上流通一定程度上一定要遵守商品的特质，同样都是画家用劳动力创造出来的作品，为了更加具有市场竞争力，画家就需要让自己的作品从内容和风格上更加新颖、独特来吸引消费者。例如金农尤擅墨梅，作品有《墨梅图》等，他还有一个独创的隶书体，自谓“漆书”十分有代表性；黄慎以草书入画，多以神仙佛道和反映社会贫困人民生活为题材，作品有《醉眠图》《苏武牧羊图》等；郑燮他对绘画创作颇有创见，能做到以诗出画诗画相通，擅画竹、兰，他还创造了一种六分半书体既集真、草、隶、篆于一体，代表作品有《墨竹图》《兰竹图》等。扬州画派中除了上述提到这几位画家还有李方膺、汪士慎、华嵒、李鱓、罗聘、高凤翰、高翔、闵贞、边寿民等诸人，他们每一个都以其极具创意个性鲜明的作品吸引着购买者的注意。
2.受市场化影响绘画题材及创作手法的转变
受盐商和大众审美的影响在绘画题材选择上多是寻常之物，在传统的梅、竹、兰、菊四君子的基础上增加了各种花鸟以及身边常见的瓜果蔬菜鱼虫为题材；人物方面则多以神仙鬼怪及下层人物为对象；画山水则以一些残山剩石片水进行勾染皴擦，既能表现出文人画的逸趣情怀，又能让盐商及普通大众所喜闻乐见，这便导致了扬州画派在画面的审美表达上更加个性化和现实化。扬州画派多用写意作为创作手法，不像古人那样“五日一山，十日一河”的精工细琢，绘画题材多为写意花鸟，他们当中也有擅长人物和山水的，但几乎都是运用写意的手法，用笔潇洒流畅透露出大写意的酣畅淋漓感。画家这种快速作画的创作手法实际也是由于绘画的商品化为了更快的获得物质资料。在作品的展示上，扬州画派中多数画家都是诗、书、画、印兼善，他们把诗书画三位一体的绘画格局从演进推向成熟。扬州盐商大贾对画家们的个人修为也有全方位的要求，如“扬州二马，以文会友，凡文人来访，进门须先做诗一首，待审定后再决定接待等级”因此画家还必须提高自己的诗书画综合能力，在客观上也造就了扬州画家诗书画兼善的特色。
扬州画派的艺术创作思想十分注重创新性，正是如此扬州画派才能形成了雅俗共享的绘画风格这也是扬州画派的精神。对于现当代的艺术创作而言，它启示我们不要墨守陈规，要时刻懂得创新，正如石涛所言：“艺术当随时代”，不仅仅是花鸟画，无论山水、人物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任何具有中国画性质的绘画都应遵循这一原则。
作者:赵昕单位:淮北师范大学
一、漆画与装饰艺术的渊源
天下艺术，装饰居多，装饰艺术是视觉艺术创作的一种手法，漆画就是装饰艺术的呈现载体，漆画的艺术特性使它命中注定要与装饰艺术结缘。虽然漆画作为独立的新兴画种，出现时间只有不过几十年，但其自身的质地技法与传统漆艺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往今来的“漆画”从未和装饰艺术分开过，历经千余年的风雨历程，中国漆画艺术才得以步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在纷乱繁杂的足迹中，一些里程碑式的考古发掘给我们揭开了漆画与装饰艺术的前世缘。早在秦汉时期，漆器就开始充分运用各种装饰方法使它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上。漆如同陶瓷的釉一样，具有保护器物胎体的实用功能，它又是一种装饰性的物质，漆从一开始被人所利用就表现出了这两种特。它的保护功能具有恒常性，自古及今没有多少变化，而装饰的功能则因不同的装饰方法和形式，展示着不同的历史风貌。漆工艺的历史，可以说是人们利用漆这种材料进行装饰的历史。反过来，装饰艺术又促使了漆器艺术的创新发展，使漆器能够在历朝历代都能顺应历史的潮流，为人们所喜好。装饰画不像中国画、油画、版画那样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画种，而是一种介于装饰和绘画之间的艺术形式。从装饰艺术的发展历程来看，装饰绘画是在原始绘画和装饰纹样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
二、装饰艺术与漆画创作的融合
装饰艺术产生装饰画不像油画、中国画、版画那样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画种，而是一种介于装饰和绘画之间的艺术形式。从装饰艺术的发展历程来看，装饰绘画是在原始绘画和装饰纹样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装饰绘画超越自然，升华自然，艺术形象是重构的自然、幻化的自然，重艺术的自律性，注重形式美的外化，有着唯美独特的视觉风格。将装饰绘画的艺术语言融入现代漆画创作当中的研究是一个比较现实且新颖的问题，它没有更多可借鉴的理论和资料。我们只能通过对现代漆画的装饰性逐一进行细腻的研究分析，结合现代艺术审美的发展趋势，逐渐拨开其云雾缭绕的面纱。四、装饰艺术对漆画创作的影响任何造型艺术都有着自身美和规律美的法则规范，装饰艺术的法则对漆画艺术的精神内涵是一种提高与规范。装饰艺术的法则具体表现在多样与统一、对比与调和、均齐与平衡、尺度与比例、节奏与韵律等，表现多元的艺术魅力。
1、平衡与均齐均齐是视觉艺术中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均齐又分了绝对均齐与相对均齐，绝对均齐是以中轴线为中心左右相同，如圆形、花朵等。相对均齐是指在绝对均齐的结构中有少部分形状或色彩出现不对称的现象，这种形式在不失绝对对称稳定感的同时，又显得格外灵活多变。均衡不受中轴线盒中心点的限制，没有对称的结构，但有对称式的重心。均齐与平衡在古代建筑中随意可见，比如一些顶台楼阁的均齐分布和平衡错落，都可产生稳重庄严的艺术效果。均齐中有平衡，平衡中找均齐的形态法则在漆画创作中可以使构图均衡有序，视觉形象典雅素丽，画面色彩相互协调，给人一种轻松愉悦的自由感觉。
2、调和与对比调和是把各个形象元素协调统一在一个画面中，使画面感舒缓。每一幅艺术作品都是对比与调和的有机统一，对比与调和可以使画面生动富有活力，从而避免了画面的单调与死板。对比是利用绘画形象作对照比对，以突出各个形象的差异性，使画面展现出不同的美感，增强画面冲击力。在漆画构图上，对比可以使不同形态的比例、大小、主次等元素变化有序；在漆画色彩上，冷暖明暗的色彩变化也是给画面增添视觉冲击力的因素。对比与调和是多样统一的具体化，对比是变化的一种方式，调和是形的类似，形体趋于一致的表现。在漆画创作中形体的大小，线条的粗细，色彩的冷暖等都会给画面形成强烈的对比，而调和必然会是对比更加柔和一致，从而形成和平有序、画面和谐的漆画作品。
3、统一与多样多样与统一是传统文化中庸之道的体现，多样与统一的对比会使画面产生一种稳重感，这种稳重感与人类与生俱来审美习惯相吻合。多样与统一的法则体现出自然和人类的生存原则。多样统一是秩序美的原则，有对比才能产生美，在艺术作品上必须具有多样与统一的对比，才能给观赏者所理解和欣赏，如果整体上杂乱无章，局部支离破碎，那必然无艺术性可目。统一可以表现出画面的整体性。点、线、面、体以及色彩、材质等元素的多样组合，可以使画面富有序。将这些多样的元素以大小、长短、高低、明暗、刚柔等统一在画面当中，便形成了和谐的画面，多样与统一双管齐下才能使画面达到和谐表现。在现代漆画创作中的多样与统一，是漆画生命的活力与有序发展的统一，也是漆画审美的规范和要求。如在漆画作品内容上要有主次、轻重；结构上要有繁简、虚实、上下纵横；线条上要有长短、粗细、刚柔、曲直；形体上要有大小、方圆；色彩上要讲究明暗、冷暖；技法处理上要有强弱、主次。形成在多样中统一，在统一中多样的辩证绘画关系，使漆画作品形成静动结合、变化有序的美感效果。
作者：刘永茹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关键词 民族文化，现代陶瓷艺术，传统陶瓷艺术
1引 言
我国的陶瓷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原始社会的仰韶文化开始，先人们承前启后，推陈出新，使具有民族特色的陶艺在火的艺术中升华。质朴纯真的民族陶瓷艺术洋溢着强烈的生活气息，使人们对这种民间文化艺术有着一种强烈又执着的眷恋之情。我国陶瓷艺术博大精深，其发展不仅凝聚了我们民族审美心理的发展历程，而且还凝聚了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才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一直受我国民族文化的影响，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人们的审美情趣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本文通过论述民族文化的涵义和民族文化在传统陶瓷艺术中的内在精神与外在表现形式，以及对传统陶瓷艺术中的民族性的继承与批判等方面，分析了民族文化对现代陶瓷艺术的意义。
2何谓“民族性”
不同国家、不同地域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所谓“民族性”是指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地区特征。无论是艺术、文学还是生活习性都透露出自身区域的特征。以中国画和西方绘画比较为例，西方绘画侧重于光影、结构、透视和色彩等，而中国画追求意境，抽象写意，不求写实形似，酣畅淋漓地表现情感。因此我们能清楚地了解各自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我国是以汉族为主，包含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不仅是汉族文化，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
3民族文化在传统陶瓷艺术中的表现
传统陶瓷艺术的发展，一直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回顾早期的传统陶瓷，人们不会忘记早期的彩陶艺术。精美绝伦的造型、优美的图案、精湛的制作把陶土推到了艺术的顶峰。远古时期的人们用泥条盘筑和慢轮拉坯成形，装饰上多采用图腾和劳动场景的抽象表现，或是对自然的仿生和模拟等题材，使整个装饰图案富有节奏感。先辈们善于就地取材，在劳动过程中与自然进行磨合，创造出彩陶纯朴的美。秦汉时期的雄浑、古拙反映在陶塑和石雕两方面。如著名的兵马陶俑雄伟壮观，而霍去病墓前石雕“马踏匈奴”表现手法则简洁有力。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崇尚玄学清议，为文讲究淡泊、清瘦、飘逸。因此画像砖多出现圣贤高士。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人们自信、积极向上，在文学上，唐诗千年不衰，表现在陶瓷上则是经典的唐三彩，色彩华丽，陶瓷造型饱满富丽。唐三彩中的贵妇人面部圆胖，梳各式发髻，穿着各种彩色服装，风格优美；唐三彩中的动物着重动态的描绘，情态各异，栩栩如生。这些都体现了唐代“开放、自信、向上”的社会风貌。后期传统陶瓷分为官窑和民窑两大部分。官窑瓷无论从造型到装饰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迎合了统治者的审美需要。早期的官窑瓷是我们民族的瑰宝，造型与装饰配合得恰到好处，而后期的艺术格调却逐步降低；而民窑瓷则展示出质朴的民间艺术，它的形式和装饰是人们劳动的精华，民窑来之于民，用之于民。宋代磁州窑丰富的产品大多是人们日常的生活用品，其最具特色的装饰为白地黑花纹饰，选用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题材，以简炼纯熟的手法结合精湛的工艺生动地表现出来。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都富有强烈的民族文化。宋代陶瓷作品的总体特征是纤细、精巧，这也满足了宋代人们的审美情趣。到了明清时期，陶瓷装饰手法逐渐向绘画方面转变，文人画家介入陶瓷领域后，具有民族性的中国画已广泛运用在陶瓷上。另外，还有紫砂壶因古朴风雅的造型一直受到文人雅士的青睐。传统陶瓷具有东方艺术的情韵风格，贯穿着民族性格和情感，体现了民族审美意识的共同特征。
4 民族文化是提高现代陶瓷艺术文化品格的基础
传统陶瓷艺术有着丰富的文化和辉煌的过去，现代陶瓷艺术继承了传统陶瓷艺术的精华，并结合时代的进步而发展，且对传统陶瓷艺术既有继承又有批判。中国传统陶瓷的审美有一定的形式化模式，从造型形式和装饰手法上都明显地体现出来。传统陶瓷艺术造型讲究和谐、平衡、对称、韵律等。这种美的法则曾经是经典，经过历代的一味承袭，就使得中国陶瓷艺术的审美产生了程式化模式，片面地继承会使现代陶瓷艺术丧失创造力。然而，另一方面很多现代陶瓷艺术工作者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追求时尚、流行的陶瓷，照单全收地接受外来文化，许多作品只是哗众取宠，华而不实，没有内涵和意义。甚至一味模仿国外陶瓷艺术作品的形式风格，毫无个性可言，无法讲究文化背景，浮浅乏味。一部分陶瓷艺术家认为，具有民族性的传统陶瓷形式单一、拘谨，釉面光洁、无暇，造型完整优美，这些都束缚了现代陶瓷艺术家的创造思维。但是我们还是要清楚地认识到，任何一个时代，不论发展进程如何快，艺术都应与本民族的审美意识相结合，虽然加速对外交流非常必要，但也不能盲目地跟从。现代陶瓷艺术的创作，应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借鉴西方的表现手法与形式内容。中国陶瓷文化是中国的绘画、书法、雕刻及人文宗教的集合体，加上精良的制作工艺、丰富的造型装饰，更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含量，使人们在欣赏、使用过程中受到中国文化与艺术的强烈感染，品味到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文明。现代陶瓷艺术区别于传统陶瓷艺术的产品意味，强调个性，突出个人风格，但也必需要有本民族的文化含量，这样才会形成独特的民族语言，成为国外了解中国文化的桥梁。
我们不能盲目举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旗帜一味封闭，但也必须充分了解本民族的审美特征及文化内涵。在陶瓷艺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发展过程中，“民族性”的淡化必将阻碍现代陶瓷艺术的发展。纵观现代陶瓷艺术的发展，实质就是艺术对不同文明生存条件下的人类需要的适应和满足。人们以陶瓷为媒介和方式，表达自己所追求的精神价值或审美价值，而现代陶瓷艺术的精神性和审美性正是中国深厚精神文化基础与现代意识相碰撞的产物。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正是现代陶瓷艺术的发展重任。中国现代艺术陶瓷创作者们强调自身审美情趣的表达，这种审美情趣也与民族文化有着明显的关联。另外，现代陶艺的创作，需要个人广博的文化知识积淀和丰富的学识修养。陶艺家既要有地域性文化特征和材料优势的发挥，又要有本民族的文化积淀，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和现代陶瓷文化相衔接，这样中国现代陶瓷艺术创作才会具有世界意义。
参考文献
1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M].文物出版社,1982：180～224
2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M]. 东方出版中心,1999：58～83
3 当代中国陶瓷名家作品赏析[S].北京:2002：45～52
摘要：“文气”是中国美学和文论的一个基本范畴。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次提出这个概念后，“文气”论就成了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美学思想之一。但是，如同许多中国古代美学概念一样，文气并没有清晰的定义，它与其他概念的关系也没能得到清晰的界定。时至今日，文气依然难以捉摸，成了东方神秘主义的一个典型例证。为了深入研究这一范畴，我们应该将其置于中国哲学和文学传统的大背景下，运用逻辑分析和哲学思辨的方法，将历史的考察和概念性探索相结合，关注几个核心问题：（1）文气是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还是玄学概念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应用？（2）文气与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究竟是什么关系？（3）文气的性质和作用以及美学意义是什么？（4）我们能否通过概念性术语来分析、定义文气，并对文气论进行概念化重构？研究的结论是：文气是审美和创造的总体整合力量，文气论是关于艺术创造的总体性理论。
关键词：文气；元气；美学范畴；艺术创造；概念研究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
“文气”是中国美学和文论的一个基本范畴。自曹丕（187—226）在《典论·论文》中首次提出这个概念后，“文气”论就成了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美学思想之一。它对中国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表现在其对文学和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气势、气韵、气象、辞气、神气、风骨、风格、格调、传神、入神、神韵等以及对其他艺术门类如音乐、绘画和书法的影响①。但是，如同许多中国古代美学概念一样，文气并没有清晰的定义，它与其他概念的关系也没能得到清晰的界定。历史上，众多学者试图挖掘文气的涵义，却未能达成共识，但是他们仍然为后人理解文气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思想。然而，时至今日，文气依然难以捉摸，这似乎是东方神秘主义的一个典型例证：当一个东方现象超越了西方理性思维所能理解的范围，便被委婉而优雅地冠以东方神秘主义的称谓。英国著名汉学家大卫·波拉德（DavidPollard）曾经系统地研究过文气。他的研究涉及了历史上探讨文气的主要学者，但他在自己的研究以后不得不承认：“他们还没有对‘气’的性质和作用达成共识，我自己也不确定是否对‘气’有了正确的理解。”②
笔者认为，文气之所以难以把握，主要原因似乎是人们把主要的精力倾注于追溯其起源和历史发展，而不太愿意采用概念性的分析方法去研究其内涵与外延。除了少数学者之外，一般不常把它放在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背景下考量，也甚少探讨其在文学创造的理论语境中的概念性意义。我们不应该继续采用印象主义的方式研究这一范畴在有限语境中的有限含义，而是应该将其置于中国哲学和文学传统的大背景下，运用逻辑分析和哲学思辨的方法，探究其在历史发展和艺术创造过程中的融合，并考察其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诠述学等方面的特征，以深入理解其性质和作用。本文通过历史的考察以及概念性探索，主要想探究以下几点：（1）文气是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还是玄学概念在文学艺术实践中的应用？（2）文气与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究竟是什么关系？（3）文气的性质和作用以及美学意义是什么？（4）我们能否通过概念性术语来分析、定义文气，并对文气论进行概念化重构？
一、关于文气研究的思考
把文气作为美学范畴研究之所以困难，部分原因是其无所不包的总体性，部分原因是其在历史发展中的流动性。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文气跻身于几乎所有的艺术创作，对文学和艺术的内延和外涵都有所触及。在不同历史时期，文气的内延和外涵也一直在变更。学者们大多认同曹丕是文气理论的创始人，但对于他在理论形成中的确切地位则众说纷纭。当代一位中国学者甚至对曹丕是否将文气归类为美学概念提出质疑，他认为曹丕最初提出文气理念时重玄思而轻文论，可能仅仅用这个词来“区分文学作品的优劣”③。言下之意是，曹丕的文气不过是借用现存的玄学理念来解释文学现象。这个质疑不无道理。确实，文气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哲学思想，在历史上也从未摆脱中国传统宇宙论的影响。这一质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曹丕的文气究竟是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还是玄学概念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借用？笔者认为，曹丕的文气已脱却玄学范畴，成了一个自觉的美学范畴和艺术范畴，这不仅表现在他已通过批评实践把玄学的概念“气”转化为美学的范畴“文气”，而且，文气与玄学的“气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这一不同之处可以在与玄学的比较中看出。对中国古代气论的概念性研究之深刻者莫过于宋朝的程颐和朱熹，无论是程颐的“道气观”还是朱熹的“理气观”，都没有摆脱把“道、气”或“理、气”二分的认识。程颐有“有形总是气，无形总是道”之说。④朱熹对气与道的关系也有相似的两分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⑤但是，文气既不是形而上的道或理，也不是形而下的器与物，而是将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结合而成的美学概念，它既有超验性，又有内在性，既抽象思辩，又具体形象，既为体，亦为用，是“道气”并蓄，“理气”共存的概念。曹丕把有形之气与无形之道有机结合成一个美学范畴，使得中国美学实现了第一次的自觉，产生了既有玄学作为理论依据，又有批评实践作为支撑的美学原则。
然而，文气起初似乎侧重于作品中反映作者的写作天赋。曹丕写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⑥在曹丕的其他作品中，文气被理解为作者才气的自然流露。曹丕以一个音乐演奏的例子来阐述他的文气观：“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⑦宇文所安（StephenOwen）对这句话做了恰当的评论：“显然，曹丕在此提出的类比指的是笛子或者管乐演奏，因此，‘气’的重要性既有字面含义又有引申意义。”⑧管乐演奏这个类比让后来学者自然而然将文气与汉语声调和诗歌韵律联系起来。因此，曹丕提出文气概念之后，一些学者将文气解释为声律。陆厥（472—499）在《与沈约书》中就采用了这一解释，他的观点显然是受到了在沈约时代流行的“声律说”的影响。⑨在陆厥和其同时代的学者们看来，声音是气的表现形式，气乃声音的精髓，那么文气就是声律。到了刘勰（465—522）的时代，对文学的自觉探索不仅将文气与作家的天赋密切联系起来，也将其与作家的个性在文字中的反映联系起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全面探讨作家个性和写作风格的关系：
1舞蹈艺术创作与音乐的统一互补关系
（1）舞蹈艺术创作与音乐在节奏互动上的诉求关系。舞蹈动作的安排必须是在一定的节奏行进中进行，同时为观众提供速度、节拍、风格等信息，最能直接感染观众的情绪，启迪观众的思想。不同的节奏，体现舞蹈作品不同的精神气韵，舞者对于节奏把控力的好坏直接决定舞蹈的表现效果，决定舞蹈形象的准确表达。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节奏发展特点，舞者在揣摩作品的节奏性格时，要充分了解音乐的结构、发展方向及内心的节奏韵律。这种韵律是由若干的点贯穿起来的，是一种位于不同旋律位置的内心动力。不同结构层次的音乐将这种内心动力集中发射到舞蹈演绎的动作中，使动作娴熟连贯，充满张力。同时，也能更好地帮助舞者正确去理解和记忆舞蹈动作的基本连线。因此，音乐与舞蹈必须相互依托，只有发生并具备了相互依存的诉求关系，才能共同挖掘舞蹈自身所要传递的内心情感，才能很好地抓住心灵感受、极力渲染掀起绚丽多彩的情感波澜。
（2）舞蹈艺术创作与音乐在视觉和听觉上的诉求关系。好的乐感能帮助舞者更好地理解音乐的内在思想，提高自身的表现能力，通过舞感增加舞蹈的韵律美。乐感不好的人抓不住音乐上本质的东西，当然舞也肯定跳不好，往往表现为理解只停留在表面，进不到更深层次，以至于扣不准节奏，形似而非神似，或者动作上不够灵巧。这就要求舞者必须热爱音乐，学习音乐，懂得音乐语言的表现方式和基本规律，并学会从内心去理解、感受音乐。这样，音乐与舞蹈的通感就一定奏效，也可以感受到其情感发展脉络。在音乐进行的每个细节下想象与之对应的舞蹈形象，进而展开想象，运用肢体语言准确地把握作品的精髓。
2音乐作用于舞蹈艺术创作
舞蹈作为一种综合的艺术，音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在舞蹈表演艺术中，优美的音乐配合，可以帮助舞蹈在整个表演过程中表达情绪，体现个性，烘托气氛，从而塑造完美的舞蹈形象。另一方面，音乐有助于舞蹈元素、舞蹈短句、舞蹈组合以及各种舞蹈语汇之间的连贯和流畅，增强舞蹈艺术的表现力，这是音乐对舞蹈所产生的主体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讲，决定了舞蹈创作本身是离不开音乐的，这就是舞蹈艺术中舞蹈对声音本能的需要。就表现形式而言，在舞蹈的创作表演过程中，舞蹈所表现的肢体动作绝对从属于舞蹈音乐。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加强舞蹈音乐的作用只可能对舞蹈艺术产生积极后果。一部优秀的舞蹈或舞剧作品，必须要有好的音乐来与之配型，只有真正把握好这个前提，才能引起观赏者的共鸣，才能被观众所认可。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从事舞蹈艺术创作、表演时，或者是站在鉴赏者的角度，都必须去更深入地学习和认识音乐，因为在舞蹈艺术中音乐永远是舞蹈的最佳搭档。
3在舞蹈艺术创作中音乐与舞蹈的契合关系
音乐和舞蹈是一对相互配合的统一体，一曲好的音乐能够使舞蹈语汇凝练、集中并富于情感，能够提示舞蹈动作及情感的内涵，使舞蹈的思想性和动作性更加丰富。舞蹈音乐不仅能给舞蹈以长度、节奏和速度，也能给舞蹈以情感的提示，音乐与舞蹈的有机结合才能塑造出完整的舞蹈形象。所以说在舞蹈作品中，舞蹈和音乐共同担负着表现思想内容、刻画人物形象的任务。好的舞蹈作品能够使音乐的内涵和思想更加活跃起来，给人以音乐形象的流动美之感。其次，在以舞蹈为主要表现手段的作品中，音乐起着辅助的作用，音乐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舞蹈的主题和氛围，一个舞蹈要表现什么样的主题、内容或者情绪，就应该运用什么样的音乐。在舞蹈中音乐是为动作而存在的，而不是动作为了音乐。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一方面在舞蹈创作编排时，编导可以先构思作品，做好立意，确定舞蹈本身所要表达的主题内容，然后再构思结构和编排具体的舞蹈细节，最后才是为舞蹈编曲和选曲，在这个环节上要把握好舞蹈作品的内容、情绪，构思创作舞蹈契合的舞蹈音乐作品；另一方面，舞蹈编导可在事前先选定一个契合度相对不错的舞蹈音乐，提前感受一下音乐的感染力，并在此基础上创作编排出完整、优秀的舞蹈作品。要达到这个效果和高度，我们的创作人就需要一定的专业水平了，就是要很好地把握住音乐的风格，发挥想象，运用编创技法，表现音乐所提示的内容、情节以及感情。在舞蹈创作中，舞蹈与音乐共同担负着表达思想情感、叙述情节内容、刻画人物形象的任务，所以说舞蹈与音乐两者只有真正找到一个平衡的契合关系，才能够塑造出完美的舞蹈艺术形象。俗话说“：音乐是舞蹈的灵魂”。实践证明，舞蹈和音乐这两个艺术表现形式不一的艺术，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向，但作为独立的艺术类别，它们是永远分不开的。
4在舞蹈创作中音乐对舞蹈的启发作用
在进行舞蹈创作时，音乐史舞蹈情绪表现的烘托，是舞蹈情绪表现的需要。舞蹈创作则通过音乐来实现视、听觉综合作品的完成。舞蹈的划分多种多样，在舞蹈编排中根据舞蹈的不同风格特点可划分为古典舞、民间舞、现代舞、芭蕾舞、当代舞等；也可以根据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方法及舞蹈创作的形象特点划分为抒情性、叙事性、戏剧性舞蹈三大类等。而多种不同种类的舞蹈又包含不同的艺术特性，这就需要音乐必须符合舞蹈风格及舞蹈构思的动作表现。编创舞蹈作品时，乐曲的选择在舞蹈动作设计与构思中起着很大作用，它决定了作品的风格、程度，还直接影响动作的气息、劲力和心态。用抑扬顿挫的音乐节奏，动作、劲力变化大，反之用平和、流畅的音乐节奏，动作、劲力就柔缓、松弛。用乐句不规则的乐曲伴奏，动作的气息便不规则，从而使动作充满了对比、充满了戏剧性的表演；而乐句规则的乐曲，使动作的气息平稳持续，情绪平静。在古典舞身韵的训练中，选择优秀的民族乐器做伴奏，对于体现古典舞的运维、气质、节奏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动作只有与音乐产生了契合十足的共鸣，才能真正让优雅的音乐带动视听者的内在感受，这种节奏感恰恰是构成古典舞韵味十分重要的内在因素。另外，音乐在舞蹈中能充分得到运用，在音乐的选材上也显得尤为重要。要为一个舞蹈选定好的音乐作品，首先就要听懂音乐作品的内涵，在读懂音乐的前提下才能将舞蹈渗透到音乐的本质中去，同时音乐也才能渗透到舞蹈创作的本质中去。我们只有更深入的了解音乐在舞蹈创作中作用、明白两者的诉求关系和寻找到他们之间的契合点，才能够运用音乐更好地为舞蹈创作服务，也才能真正塑造舞蹈艺术的完美形象。因此，正确认识和理解音乐在舞蹈创作中的诉求关系对于创作出优秀的、符合大众审美趣味和审美意愿的舞蹈作品、提高和丰富舞蹈艺术的创新能力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作者:费仁英单位:六盘水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