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1 23:35:3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经济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借助理论。如果把人生比成一盘棋，理论家好比支招的人，他可以比下棋的人多算几步、甚至十几步、几十步。
计算Facebook的路数的“棋谱”有两门，分别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社交网络这盘棋，棋路与其它的棋非常不同。一方面，要有经济学家的算路，否则就会象推特那样，叫好不叫座；另一方面，要有社会学家的算路，否则就会象Myspace那样“速灭杀丁”。
鉴于国内还看不到一家SNS(社会网络化服务)可以很好平衡这门算路，后来者目前就有一个很好的居上机会，通过掌握深入的算路，提前发现未来商机，实现咸鱼翻身。
网络社交的理论界桩
网络时代的社交有其特殊的社会和经济学意义，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我们都可以了解到网络社交的重要性，而社会学和经济学也必须面对自己在网络社交时代的新发展。
具体聚焦到网络社交这个主题上来，我们发现“棋谱”或“菜谱”相当多，首先需要梳理一下。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交叉，依重心的不同，形成两类差异很大的学科，一类叫社会经济学，以经济人为重心；一类叫经济社会学，以社会人为重心。
社会经济学，又称社会问题经济学(如夏普等《社会问题经济学》第18版)，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古典传统“福利导向”的社会经济学，简称“福利学派”。国内这一分支的(如白雪秋、宋国兴主编《社会经济学》)与夏普一样，主要研究弱势群体利益相关的贫困、失业、环境污染、走私等社会问题，与社交网络无关；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等人在“经济帝国”思想支配下创建的社会经济学，简称“帝国学派”，从经济人角度研究成瘾等社会行为背后的理性选择。
经济社会学，又称新经济社会学，以别于早期的经济社会学。主要分为两个流派，一个是低度社会化理论，主要从交易费用角度在经济学中引入社会因素，如威廉姆森的制度经济分析，国内是汪和建的《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一个是过度社会化的观点。
如果以棋谱比喻，社会经济学注重“实地”，经济社会学注重“外势”；如果以菜谱比喻，社会经济学偏重“炒菜”，强调物化的因素，经济社会学偏重“汤菜”，强调人化(或文化)的因素。
在所有这些理论中，最有助于我们分析象Facebook这样的SNS的理论，无疑是新经济社会学这一支，包括格兰诺维特的理论(代表作《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国内有张其仔的《新经济社会学》。因为它们与网络社交的关系最相关。
旧经济社会学与新经济社会学的最大区别，就在网络理论的有无。“新”主要新在网络上。这个网络虽然本意不是指互联网，但与SNS关系更为密切，因为它是指人际互动网络。
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理论，有别于低度社会化理论之处在于，他不认同交易费用的决定作用，因为认为那太经济化、物化，而强调信任在网络中的作用，也就是强调人心的作用。但格兰诺维特又不同于一般社会学家以一般道德的观点解释诚实行为，认为那过于社会化，“人”化，而强调在人与人互动中产生的信任起决定作用，有点象经济学中强调的有限重复博弈对合作的影响。
打下上述这些算路上的关键界桩，我们就可以深入实质性的分析，看理论为网络社会提供了什么指引，而网络社交又给理论出了哪些难题。
网络社交中的深度判断
1、仅有关系不行，还要有信任
中国是个非常讲关系的国家，格兰诺维特在建立社会网理论时，特别看好中国。他说“研究社会网的社会学”“应该在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据说他爱吃中国菜，而且还能在一家一家中餐厅中比较出正宗与否。于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中国学生，轮流请吃，关系大为密切。以致美国学生大为吃醋，说他爱中国学生甚于美国学生。
关系并不是社会学的专利，经济学中也有关系。当关系作为社会概念最初引入经济学时，还不能同经济人行为区别开来。经济学中讲的关系是契约关系，是基于原子论的一个个孤立个人之间的物化关系。
在网络社交实践中，我们看到一种竞争，就是以Facebook为代表的熟人网络与Myspace为代表的生人网络之间的竞争。按照契约关系理论以社会化为优先的标准，熟人网络是低级的，因为是私人关系；生人网络才是高级的，因为是公共关系。后者比前者的社会化程度高。因此应该是Myspace赢，而Facebook输。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我在Myspace死亡前半年提前给他总结的第一位死因就在这里：“Facebook的理念是分享，发展的是熟人之间的关系，做的是礼品经济；Myspace的理念则是发现，发展的是生人之间的关系，做的社会化。Myspace把SNS误解为社会化，是主要死因。SNS的本质是社会资本，即关系加信任，相比较而言，二者都有关系，但Myspace缺信任，因此天然有残缺。”
我个人一直认为，把SNS当作社会化，是一个SNS从业者至今仍存在的极大思维误区。它与扎克伯克关于SNS的原创思路正好相反。坚持认为SNS是社会化模式，会由于理论基本面上的失误，导致商业实际操作上的两方面误区。一是社会化必然导向认为公共关系高于私人关系，把这一点绝对化，会把社会网操作成经济网，而失去社会网的内在活力。二是社会化会必然导向以交易成本最低为取向，而失于发挥信任对网络的增值作用。契约本质上是非信任关系，是在信任度为零条件下进行交易的原则。信任一直被排除在经济学之外。按此逻辑操作，难以把建立信任这种基于“社会”的长处和优势真正引入经济。
我们从理论上总结出的SNS以生命换来的教训，格兰诺维特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提前预言了。问题在于搞互联网的不爱看书，也不爱通过杂志学习知识，而偏爱拿自己的小命耍着玩。我们现在来看格兰诺维特在四十年前指出的导致Myspace死亡的问题的理论根源所在。他在批评经济与社会结合中的“低度社会化”倾向时，指出其中基本面上的问题在于过度迷信“经济”，而忽视“社会”。
以经济方式，外在地处理信任问题是否可行？威廉姆森用交易费用理论对待网络关系中的诚信，有一个严重问题：它直接在理论基本面上，就会产生与网络模式冲突的悖论。格兰诺维特揪住威廉姆森《市场及科层》中基本观点上的一个致命问题不放。这就是，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理论将直接导致以科层制，而不是扁平化网络来处理信任和网络欺诈。格兰诺维特讥之为缺乏文化的“利维坦”。我们不可想象SNS为解决诚信问题，而诉诸科层制的办法。现在小结一下，社会学和经济学在交叉融合中，对网络社交提出的第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在于，把异质关系网络和信任，作为社会人特有的长处加以吸收。按照社会网理论推论，网络社交中的关系应该不是指契约关系。可以认为，网络社交所建立的关系，是有别于“你是你，我是我”的契约关系，而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非契约关系。不是物化的关系，而是人化的关系。这里与经济相对的社会，不应被理解为社会化，而应理解为与物相对的心，即与物化理性相对的人本。
2、光有信任不行，还要有个性化互动
社会学和经济学在网络社交模式上的交汇，不光是向经济中引入社会的因素，也在向社会中引入经济的元素。
格兰诺维特在社会网理论中，批评了过度社会化的观点。这是指，在信任问题上，只考虑并且只相信道德这种社会因素的作用，而无视经济因素作用的观点。在实践中，这是指在诚信问题上，过多强调道德作用，而不讲经济规律的偏颇之见。比如，以为尽社会责任，提供公共产品，就是做善事。
社会网络中常见的一个经典问题是，从低度社会化，直接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度社会化。原因是由于固持经济理性，在发现经济解决不了信任问题后，直接把信任推给道德来解决，而忽视了可以用经济的方法解决信任问题的隐蔽方法。
这个问题的推广，是网络社交如何与社会责任相容的问题。成熟的社会网理论发现，由于网络的存在，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可以内在统一起来。也就是将社会责任内生于经济利益，通过讲求社会责任获得经济利益。格兰诺维特自豪地声称：“我已经论证了是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前者指的是威廉姆森的制度分析，后者指的就是相反的诉诸“普遍道德”的倾向。
格兰诺维特发现单纯诉诸“普遍道德”的社会学家的一个思维盲点，他们没有发现人际互动是从经济内部解决信任问题的必由之路。这就涉及到对网络之道的根本理解。
格兰诺维特发现，“不管过度与低度社会化有何明显不同，很讽刺的是：两者共同地以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两个观点对社会秩序的解答因此合二为一，共通地将行动者孤立于实时的社会情境之外”。
格兰诺维特的意思，“翻译”过来，实际是想说，对于社会网，既不能(象经济学家那样)把它当节点理解，也不能(象社会学家那样)当铁板一块的整体理解，而只能理解为节点之间的互动。社会网是异质性的个人之间的互动。这是格兰诺维特社会网理论的精髓所在。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格兰诺维特对网络实质的理解。他在互联网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指出对网络的根本理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其方法的特点是，脱开了网络的技术方面，而直指网络的灵魂，从道上理解网络。我们现在搞SNS的人，90%以上都是投机分子，他们根本不想去了解网络之道，而只想捕捉偶然机会、撞大运，结果成为命运的奴隶。
当这样理解网络社交时，个性化和互动就成为关键词。进一步深化理解，第一个方面，个性化不是一对一的小农经济，它一定是成本合算的。而这个合算，还不是指从静态效率上看合算，而是更深远地从动态效能上看合算。Facebook的成功正在这里，它利用数据挖掘，提高了个性化的效能。我国的许多SNS之所以学不像，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从深度悟到互联网个性化的要领，因此也不知象数据挖掘之类东西有何用处。
第二个方面，互动不是简单的对话，而是互动网的形成，在其中信任关系得以低成本地建立。这一点，用经济学可以解释。在博弈论中，人们看到，博弈的次数，与信任关系、机会主义倾向有内在联系。在一次性博弈中，信任关系最差，合作难以建立；在有限重复次博弈中，信任关系建立起来，但机会主义仍不能避免；但是在无限重复博弈中，信任进一步提高，机会主义得到抑制。如果这种经济学逻辑，再加上社会学逻辑，就会演化成商业生态系统。
在义乌小企业信贷关系中，我们看到低成本信任的建立过程。最初，银行不愿向小企业贷款，因为征信成本过高。但稍加调整后，让三个上下游小企业建立联坐担保机制，再一起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就欣然同意了。在这里，信任关系的建立，既不是靠社会学家的道德，也不是经济学家的科层化的制度设计，而是建立了一个人际网络，通过网络的互动(包括责任的互动、诚信的互动)，很简单地实现。
在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各种结合实验中，我们看到格兰诺维特抓住了人际互动的社会网的理论特征，他几十年前的见解，越到互联网前沿检验，越觉出先锋和前卫来。可以说，通过这个窗口，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我们都可以了解到网络社交的重要性。
网络社交带来的新的难题
上面说到，几十年前的理论，可以指导我们对网络社交的理解。下面可以看到，社会学和经济学也必须面对自己在网络社交时代的新发展。
格兰诺维特研究的主题是“社会网与经济行动”，但他毕竟不是研究互联网的，而互联网，尤其是SNS的发展，又对社会网产生着新的冲击，带来新的发展。那么，网络社交发展中，有哪些重要方面，是格兰诺维特的理论概括不了的新东西呢？
择其要者来说，平台是格兰诺维特不曾重点研究而在SNS实践中越来越重要的现象。
格兰诺维特讲的社会网，只是直接的人际互动形成的网络。但SNS正发展成为以SNS平台为基础支撑的人际互动网络。象Facebook已形成了平台与增值业务的分离。其标志，就是网站直接有API(应用程序接口)，建立平台级的人际互动服务与应用级的人际互动服务的分离。这没有否定格兰诺维特的理论，但却要求理论进一步发展，以适应更复杂的新现实。例如信任，可能成为平台上专业化的支撑服务，得到专业化的发展。
“个人关系的特殊性”在新技术条件下，又展现了新的可能，要求理论跟上“语言转向”的步伐。格兰诺维特在这方面显然落后了。话语分析是他研究的弱项，却是SNS前沿最活跃的地带。仅以Facebook来说，它在挖掘社会网中“个人关系的特殊性”方面，超越传统分析学派(从索绪尔到拉康)理论，又提出了不同于Google路线的人工智能的新路线，带来人人界面知识挖掘的新问题，以及对意义的新疑问。这也是网络社交给理论带来的新问题。
关键词：工学；经济学；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7003701
作为专业化的知识系统，每个学科都蕴含着各自领域中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知识动力，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知识领域当中，包括工学、经济学在内等众多学科，承载着中国经济社会新时展的能量，使得这些学科的融合发展，成为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交叉学科发展中，每种学科都有各自的优势，当然也存在学科之间的矛盾点，因此如何真正实现学科的融合发展，成为决定是否驱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1 工学和经济学各自发展情况分析
根据我国教育部的分类标准，工学包括土建、水利、化工、电气、材料、能源、地矿、海洋工程、生物工程、农业工程、公安技术等学科；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环境经济学、国民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统计学、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学科。而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2009-2013年，我国在工学和经济学领域中，授予硕士学位的学生分别占总数的38.8%和8.31%，授予博士学位的学生分别占总数的40.13%和6.44%，国内共21406名博士生导师中，工学和经济学的博士导师数分别为8614名和743名；2014年开设工学和经济学学科的大学分别为527所和426所。这些数据可以直观看出工学和经济学在我国学科研究中的地位，这两个学科均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其中经济学科学被视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应该如何合理选择和利用稀缺资源，并生产出社会所需产品和合理分配产品的学科；工学所辐射的分支范围更广，目前所培养的人才最多，尤其是19世纪技术革命以来，工学科学的分化和综合发展，推动了该学科的兴旺发展，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知识源泉。尽管工学和经济学在各自的领域中，均取得不同程度的发展成绩，并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目前这两门学科尚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甚至受到各自学科领域中“条条框框”的划分限制，很多学科之间已经达成的共识，事实上尚未全面彰显出来。
2 工学和经济学融合发展的建议措施
笔者认为，单学科的发展，面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系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提供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全部知识点，而更多时候需要众多学科的同时“发力”，方可应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并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此，笔者提出了工学和经济学融合发展的若干建议措施。
2.1 寻求学科之间的知识兼容点
工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分支科学众多，每种学科都有可能取得饱和状态，而我们将工学和经济学融合发展，就需要突破学科之间“条条框框”的限制，寻求学科之间的知识兼容点，进行两个学科之间的知识交流，形成学科协调效应。譬如工学中的农业工程和经济学中的环境经济学，我们站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就需要研究如何在提高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保证农业发展环境的“无污染”，此时就需要借助环境经济学中的节能环保知识点，保证农业工程的环保性开展。再如农业属于中国重要的产业经济之一，其发展需要借助庞大的资金链支撑，因此有必要将工学中的农业工程与经济学中的金融学互相融合。
2.2 强调学科之间的公共办学理念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其中鼓励高等学校致力于打破学科壁垒，在遵循专业学科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建立交叉学科专业，强调工学与经济学相融合的办学理念。当前已有诸多学科互相融合的实际教学案例，并且取得了一定成功，结合工学与经济学各自的发展特征，其公共办学具有明显的可行性。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下，涉及到经济发展的各种资源要素，正处于不断变化状态，而社会需求正处于不可逆转的扩展阶段，要求参与社会经济发展活动的相关人员，具备尽可能多的专业知识，以便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即应该致力于培养复合型的专业人才，从侧面要求我们强调学科之间的公共办学理念，工学与经济学的融合发展，正符合我国学科发展的总导向。笔者认为学科之间公共办学理念的强调，必须结合学科之间的知识兼容点，对两个学科之间的资源展开统筹配置，进而明确交叉学科学习的目标、手段和途径，以及研讨两个学科兼容之后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各个领域起到的作用，譬如经济学研究如何提高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和效益水平，而工学则重点研究在社会经济活动开展期间，如何提供科学的技术与工具，使得两者均能够共同致力于预期目标的实现。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工学、经济学在内等众多学科，承载着中国经济社会新时展的能量，使得这些学科的融合发展，成为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工学和经济学在各自的领域中，均取得不同程度的发展成绩，并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目前这两门学科尚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为应对庞大而复杂社会经济发展系统中的各种发展问题，我们需要将工学与经济学融合发展，以真正驱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关键词】公平；效率；经济学
引言
经济学是人们为了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各个阶段不同经济活动以及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经济学发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使其以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为杰出代表的早期经济学，然后到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杰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以及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再到以凯恩斯和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近几十年中，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也明显加快，同时在经济学领域中也取得了巨大突破，从而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现代经济学领域中，可以采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对市场经济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能够为社会经济更好的发展奠定基础。然而就目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传统的公平和效率理念已经不能够满足时展对发展经济的需要，因此，如何才能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问就成为了时下发展经济过程中个所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想实现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还必须要建立起科学完善的制度，从而才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快速稳步的发展。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出发，对公平与效率进行了 深入的分析，然后对公平与效率的经济学进行了详细阐述。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使同行相互探讨共同提高，进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
制度通常是要求或者限制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以及行动规则，同时还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法令和礼俗等相关规范或者一定的规格，而在经济学领域中也不例外，为了社会经济快速稳步的发展，也必须要建立起科学完善的经济制度，从而才能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才能够建立起科学完善的经济制度，从而产生新制度经济学就成为了当前所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要想建立起符合时代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制度，首先必须要对当前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充分的分析，并且对如何才能够将经济学的公平与效率充分发挥进行思考，从而才能够制定出科学完善的新制度。其实制度安排的不同与收入分配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新制度经济学在总体上作一概括性的评价并指出它给我们的一点启示。首先评价它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及其局限性；其次在启示中，把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用于研究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所强调的主题，即制度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问题。并尝试勾勒出一个制度安排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框架，用这一框架分析解释马克思理论中所遇到的问题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前后收入分配格局及其变化。
二、制度安排及其重要性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至关重要，它是决定一个社会经济绩效的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人们的交易行为总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结构和组织安排，对人们的交易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从而对于经济的运行绩效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一项制度安排能激励人们将资源和努力更有效地配置于生产性活动，而不是想方设法通过占别人的便宜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就能促进经济增长，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也就较好。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没有为私人收益确定产权制度的保证。这样的制度安排将激励人们把资源和努力配置于非生产性活动，妨碍经济增长，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也将不佳。
为了更好地理解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有必要很好地理解有关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理论的基本概念。
三、产权制度安排与经济效率
如果说前面一章是讨论一般的制度安排与效率的关系，那么本章具体地讨论制度理论当中最基础的、最主要的制度安排――产权制度安排与效率问题。
以此为目标本章首先阐述了产权的含义、类型。产权是财产主体的一种行为性权利；产权是一组激励和约束人的行为的权利束，它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产权是一组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产权可分为私有产权、社团产权、公共产权和国有产权等不同类型。
然后，以“科斯定理”为例分析了不同的产权安排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交易费用不为零和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对资源配置及使用效率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具有竞争性利益的地方，人们签订排他性产权制度安排的动机就是为了减少共有产权经营的损失，并从中获得一份收益。
最后，通过对16世纪法国和西班牙与英国和荷兰四个国家产权制度安排的更为详细的历史考察，进一步验证了在资源禀赋相同的社会中，产权制度安排的差异性对所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绩效的变化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No，th and Thomas，1981）。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已有的经济组织缺乏能刺激个人动机的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也就是没有为从事经济创新活动的人提供激励，从而造成私人收益或成本与社会收益或成本之间的不一致。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安排应该是竞争性的或排他性的，为此必须对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不确定性因素，使行为人在与他人交易中形成一个可以合理把握的预期，降低交易费用，推动经济增长。然而，对资源使用决策权的重新界定会引致收入分配和政治权力的变化，进而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经济效率。也就是说，不同的制度安排与收入分配格局有着密切关系。
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
自教育产生以来,就和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早在古代,中国和外国的一些学者就对教育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作过一些论述。但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教育对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太明显,也不可能对教育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作出量的计算。
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发展,教育对改革生产技术、促进生产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从而引起了经济学家对教育经济效益问题的日益重视。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斯密、德国历史学派先驱者李斯特等人,对教育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作了不少论述。例如,斯密提出:“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兼取利润。”
但教育经济学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则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美国舒尔茨、英国维泽、美国贝克尔等西方经济学家的着作,为现代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认为,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式,它体现在人的身上,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的收入;而教育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的形成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连续的作用。这一论点成为20世纪70年代西方许多教育经济学着作的理论出发点。
当前,西方教育经济学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估算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何估算个人的教育投资和收益以及收益率;教育同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之间存在着的关系,教育同劳动力市场变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预测未来的劳动力供求;如何有效地分配和使用教育经费,以便尽可能提高智力投资的经济效果等等。
教育经济学以教育在经济增长和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教育支出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效果作为研究对象。教育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在阐述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原理和规律的同时,并根据设定的前提,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对数据资料进行计算、分析,检验有关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和预测这一关系的变动趋势。
70年代末以来,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者们对教育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目前得出的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一方面,经济增长本身要求教育部门输送大批有一定技术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另一方面,教育事业的发展始终是同一国的国力相适应的,经济越发达越有可能提供较多的教育费用,促进教育的发展。
一国可能用于发展教育的经费多少,归根结底要受本国财力所制约。只有在经济持续增长,财政收入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才能使教育经费的绝对额,以及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逐年增大。
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关系,即单靠发展生产力,是不可能建成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社会的。教育是培养人、造就人的事业,它既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又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无论是社会评价标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还是劳动者自身的发展,都离不开教育。
关键词 社会传播 经济发展 生产力 生产关系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传播密切相关。生产力是一个系统，由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三因素组成。一方面，社会传播能促进劳动者素质提高、促进劳动工具生产效率提高，并且可推动生产力因素有效结合成现实的生产力，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传播能加快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速度，为劳动者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从而为生产力发展提供间接推动力。所以说，社会传播是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一、社会传播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力
社会传播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指社会传播直接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这种直接推动力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社会传播直接促进生产力因素水平的提高；其二是，社会传播促进生产力因素有效结合成现实生产力。
1.社会传播直接促进生产力因素水平的提高
生产力系统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是主体性因素，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是客体性因素。社会传播，可以对生产力因素的水平会产生直接推动作用。
劳动者要发挥劳动功能，首先必须具有劳动能力，即劳动力。劳动力包括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其中，劳动者智力提高，离不开普遍的人类传播活动――知识传播与教育传播。劳动者个体获取知识、提高智力，离不开知识与教育传播，社会劳动者整体知识水平与智力提高，更离不开教育传播。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文明成果，劳动者要继承这些文明成果，提升劳动者自身水平，必须通过知识传播与教育传播。在人类社会近现代，随着媒介技术不断发展，人类知识与教育传播活动模式、形式、规模、效果都得到极大程度改善与提高。借助现代媒介，借助更为多样的传播活动，人类社会整体知识水平、智力水平在不断提高，并且提高速度越来越快。从社会发展史来看，劳动力变化的一般趋势是，劳动力的体力因素重要性逐渐下降，而智力因紊重要性逐渐上升。劳动者智力因素提高的直接影响，即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斯特鲁米林，1924年发表了《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一文。在该文中，斯特鲁米林认为“脑力劳动与教育程度有关系…教育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关系，学历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世界首富盖茨不同：如果地球的生命只剩下三天，他的‘诺亚方舟’不会带走数以百亿美元计的财产，但他却一定要带走他的精英团队。因为他明白，有了这些精英头脑中的智慧，他将很快重塑他的财富帝国。”
社会传播活动对生产力因素水平的影响，还体现在影响劳动工具。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他精辟地论述了劳动工具在社会发展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
劳动工具泛指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用以改变或影响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资料，是物化的科学技术。劳动工具的改进，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学技术物化为劳动工具。包括科学技术的引进与吸收、攻关与开发过程，而这些过程都离不开社会传播活动，即必须通过科技传播才能完成。可以说。要把科学技术转化为劳动工具，没有有效的科技传播是不可能实现的。科技传播对劳动工具影响主要体现在_二方面：一是科技传播是科技转化为劳动工具必经之路。二是有效科技传播可以提高科技转化为劳动工具的速度，特别是在近现代，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一项科技成果转化为劳动工具的周期大大缩短，速度大大提高。三是有效科技传播可以扩大科技转化为劳动工具的空间范围。因此，科技传播对科学技术转化为劳动工具会产生积极影响，进而影响到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
知识创新、科技进步，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但是，知识创新、科技进步，必须内化到生产力因索。才能发挥其效用。知识、科技常常以信息形态存在，在其内化到生产力因素过程中，离不开社会传播一知识传播、教育传播、科技传播等。社会传播，是知识、科技内化到生产力因素的必要条件，同时主要从时间、空问两个维度影响知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社会传播，虽然对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发展，不具有直接动力的决定性作用，但对其直接动力因素的作用发挥，却有重要影响。
2.社会传播促进生产力因素有效结合成现实生产力
生产力系统由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三因素构成。但现实生产力还必须依赖于三因素有效结合。社会传播活动对生产力水平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影响生产力构成因素质量与水平，还体现在促进生产力因素积极有效结合、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三因素，细化后可包括经营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厂房、设备、资本、能源、原材料等多种类型实体形态。它们最初并没有效结合在一起成为现实生产力，而以独立的形态分别存在不同空间。生产力因素，只有有效结合后才能成为现实生产力。生产力因素结合包括四种方式：(1)质态结合，指生产力各因素结合成现实生产力时，在物质属性上互相适应。(2)量态结合，指生产力各因素结合成现实生产力时。客观要求的数量配比。(3)时间结合，指生产力各因素进入或退出现实生产力系统时，客观上要求的先后顺序，以及它们在现实生产力中运行所持续的时间长短。(4)空间结合，指生产力各因素结合成现实生产力时，在空间上的分布和联系状态。现实生产力的形成，必须是生产力因素的四种结合方式的综合应用、有机结合。
企业在组织生产力因素有效结合。转换成现实生产力一进行企业生产时，依赖于企业经营者的科学决策与合理有效运作，而这又必须建立在全面获取生产力因素相关信息基础之上。获取生产力因素相关信息，必须依赖于媒介，依赖于各种社会传播活动。这些社会传播活动纷繁复杂、形式多样，内容主要包括各类经济信息、广告信息(供求信息)、政治信息，等等。
20世纪下半页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推进，世界经济运行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国内外政治信息、经济信息、广告信息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生产力因素有效结合成现实生产力，进行社会生产，而且关系到产品分配、交换、消费，直接影响社会再生产能否顺利进行。同时我们看到，国际社会传播活动积极活跃、不断增加。包括政治传播、文化传播、经济传播等。这些国际社会传播活动，都直接或间接促进世界经济运行，因为这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生产力因素，也有利于促进产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促进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
所以社会传播，可以促进生产力各因素积极有效地结合
成现实生产力，促进产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二、社会传播对经济发展的间接推动力
社会传播，不仅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而且对生产力可产生间接推动力。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传播会加快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速度，另一是社会传播会为劳动者提供精神动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产生反作用。适时、积极调整生产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国家政府在做生产关系调整、改进时。必须依据真实有效的社会信息，才能科学决策。因此，获取真实有效的社会信息，对国家政府做出科学决策、调整生产关系，具有积极影响。并且，获取真实有效信息的速度，也会直接影响国家政府调整生产关系的速度。现代传媒技术的特点是，覆盖范围广泛、传播速度快捷。因此，社会传播活动，特别是借助现代传媒技术的社会传播活动，有助于统治阶级、国家政府及时地、快捷地、广泛地收集种类社会信息(如新闻传播、危机传播等)，为其科学决策、调整生产关系提供依据。所以，社会传播有助于及时调整生产关系，进而有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人类社会发展，不仅需要物质动力、需要不断地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且需要精神动力。在某些特定环境下，相对物质动力而言，精神动力会显得更为重要。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虽然人类社会多次遭受大规模战争重创、自然灾害浩劫，有时部分区域社会经济几近崩溃。但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精神信仰。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持人类社会重振旗鼓、恢复生产、发展经济、重建家园。社会传播。则是这种精神动力的放大器。通过社会传播活动，可以让更多人精神受到鼓舞、形成强大社会凝聚力，更大程度地推动生产力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三、结语
人类社会由若干个体集合而成，在人类社会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社会传播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离不开社会传播。
社会传播，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直接积极推动作用。这主要体现在，社会传播不仅可以促进生产力因素水平提高，而且可以促进生产力因素有效结合成现实生产力，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自20世纪末以来，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推进社会信息化，其目的在于为促进社会信息传播创造条件，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为什么整个信息工业在过去的30年里成为明星产业，那是因为信息能帮助企业提高其生产力”。另外，社会传播还可对经济发展提供间接推动力。社会传播，不仅可以加快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速度，而且为劳动者提供精神动力，这都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薛永应，生产力经济学纲要[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2]顺青等，技术经济学[M]，武汉：武汉理工走学出出版社，2003年版.
[3]范先佐，教育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赖茂生等，信息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扬克磊，技术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宋涛，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关键词 生态经济 可持续发展 牧童式经济 太空人式经济 对策与措施
一、生态经济学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
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认为：“生态经济是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是一种能够维系环境永续不衰的经济，是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又不会危及子孙后代满足其自身需求的前景的经济”。我国的许多学者认为生态经济是指人们按照自然生态规律，效法自然，获得主观能动性，把传统生产力的经济社会转移到良性循环的生态经济的轨道上来[1]。
生态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它由生态学和经济学交叉渗透形成，并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学家尼斯・鲍尔丁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论文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生态经济学这一概念，为生态经济的研究奠定了理论框架。生态经济学要求经济增长要与生物资源的持续力为依据，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是衡量经济发展的总原则[2]。
二、构建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模式的生态学原理
1、生态经济系统中的反馈调节机制
生态经济学主要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矛盾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生态经济系统是指“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它既包括物质代谢关系、能量转换关系及信息反馈关系，又包括结构、功能和过程的关系，具有生产、生活、供给、接纳、控制和缓冲功能。
生态经济系统包含自然子系统和社会经济子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生态经济系统也是一个具有反馈调节机制的动态平衡系统，自然子系统和社会经济子系统之间的反馈机制是一个正负的双向反馈，如果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就会加大；反之，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必然会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对自然资源造成破坏。所以，如果要维持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而实现协调发展，必须要靠它们相互之间的正负反馈调节来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机制。而实现生态经济正常运转，必须要做到资源的可持续承载和环境的可持续承载，使生态经济系统保持一定弹性度，这是生态可持续承载的基础、制约、支持条件。
2、从牧童式经济到太空人式经济
资源的有限性与牧童式经济。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对高度现代化的工业技术社会来说尤其如此。近代人类社会由于人口的猛增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各种自然资源的需求量也迅速增加，资源的供给与需求矛盾更加尖锐化。
太空人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模式。基于牧童式经济的特点，很多经济学家都确信，现存的经济体系是不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的，它所导致的人类与环境的矛盾最终将使整个生态系统趋于灭亡。要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重建一个良性循环型的工业生态系统。这种生态系统类似鲍尔丁所描述的太空人式经济（spaceman economy），争取实现一个工厂排放的垃圾能成为另一个工厂的原材料，工业经济的物质和能量实现循环流动，其本质就在于工业的综合利废。
鲍尔丁认为，现在的牧童式经济将会被太空人式经济所取代，这种经济体系将能较好地同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和环境对污染物的有限容量相协调，这种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把地球看成是一艘宇宙飞船，除了能量要靠太阳供给外，人类的一切物质需要靠完善的循环来得到满足，这意味着这种经济是一种封闭的经济体系，具有极为完善的物质循环性能。这种循环性能将保证废旧商品不会成为环境污染物，而是转化为再生产的原料。从理论上将，这种经济实施后，地球上就不会再有废物。太空人式经济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和人类对环境的污染，从而使人类与环境的矛盾得到根本解决。
三、构建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模式的原则
1、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环境是经济的基础，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起主导作用，二者相互促进，即良好的环境可以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为经济系统提供更多的资源，可容纳经济系统产生的更多的废弃物，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人类应建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伙伴关系”，牢固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和发展观，即人类来自于自然，依赖于自然的思想。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生态经济规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积极作用于自然界，努力开发自然资源，在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生态系统的综合生产力，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服务，确保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
2、正确处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人类的工农业生产过程依赖于一定的生态环境，客观上就要求生产过程中必须首先顾及生态效益，在生态环境改善和生态效益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提高可以为工农业再生产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为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也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增强了实力，同时也可促进生态效益的进一步提高，使生态效益、经济效益进入良性循环，生态经济综合效益不断提高。
3、正确处理生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互为条件、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联动。生态效益是经济效益的基础，经济效益是生态效益的表现，社会效益又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目标。因此，在可持续发展建设中，生态效益是基础，经济效益是桥梁，社会效益是目标。发展生产的最终目标是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高，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4]。
四、构建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模式的对策与措施
1、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生态工业
从20世纪90年代起，生态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生态产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具有潜力的“朝阳产业”之一，迅速扩展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各个领域。城市是人类根据自身愿望，改造环境所建立的人工生态系统，城市经济活动以工业为主体，人类在享受着城市发展给自己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承受着工业时代产生的严重的全球性生态问题。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是目前生态系统功能弱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调整产业结构，使资源配置合理化，构建生态工业体系是实现可持续生态经济模式的一个重要问题。具体表现为新产业的创新，如发展有机食品工业，大力发展前景广阔的环保工业，广泛开展废水处理和循环利用工程，使工业废水达标排放，建立生态工业园区等。
2、建立循环经济，发展生态农业
循环经济是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将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其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循环经济要求运用生态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使得经济按照生态系统的模式，建立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从而建立起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5]。生态农业正是按照循环经济原理的原理建立起来的。其目标就是在促进物质良性循环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资源的生产潜力，防止环境污染，达到经济与生态效益同步发展。
生态农业主要应用生态工程技术、优良的传统农作技术及系统工程的最优化方法，并辅以相应的配套技术，对农业生态系统的不同层次进行设计和管理，提出分层多级利用资源的生态工艺系统。目前国内外生态农业的主要技术主要有：立体种植与立体种养技术、有机物多层利用技术，如畜禽粪便综合利用和秸杆综合利用、生物防治技术、再生能源开发技术，如沼气发酵、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电磁能的利用、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配合的生态治理技术等[6]。
3、倡导绿色消费，发展绿色产业
绿色消费是指既满足人的生存需求，又满足环境资源保护需求的一种消费方式。随着人们生活的不断改善和生态环境意识的日益增强，人们崇尚生态文明，绿色消费成为时尚。绿色消费提倡重复使用，分类回收，循环再生，提高废物的资源转化率绿色消费的增长，带动了绿色贸易，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 ，将市场定位于绿色市场，制定绿色营销战略，应用生态技术，开发绿色产品，发展绿色市场，树立绿色企业的形象[7]。消费者也逐渐习惯了用生态文化的价值观念去思考问题、亲近自然、提高生活质量，比如无公害绿色蔬菜果品以其高品质、高价位逐渐博得了人们的青睐；商品华丽的外包装已不再是吸引消费者的关键因素，许多高档产品甚至推出了零包装理念和措施；高科技纯天然的产品如天然彩棉已成为人们消费的首选。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生命科学系
参考文献：
[1] 莱斯特.R.布朗.生态经济.林白新等译[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13～14.
[2] 李建龙.城市生态绿化工程技术[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358～359.
[3] 尚玉昌.生态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27～329.
[4] 林育真.生态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205～206.
[5] 曲格平.发展循环经济是21世纪的大趋势[J].中国环保产业,2001(7):6～7.
消费资本化理论实际上是一个调度社会总资本的武器，它所产生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应当属于世界经济范畴
长期以来，在资本理论领域和社会经济过程中，货币资本成为推动一个国家、地区和企业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这是无可争议的事情。似乎货币就是资本，资本就等于货币。使人们到了见钱眼开的地步。到了20世纪末，知识资本意识悄然产生，直到有人明确提出“知识资本”的概念，国人愕然：资本还有知识，知识能成为资本么？直到高新技术以几倍、几十倍于货币资本的能力快速造就了许许多多比尔・盖茨之后，人们才不得不惊叹：知识真是资本，知识是最有效的资本！
当人们越来越聚焦于知识资本的时候，就像当初忠贞不二地崇拜货币资本一样，也就无形中犯了一个同样的历史性错误：资本理论的远见被遮挡了。
资本理论应当是繁荣发展的理论。为什么？从经济学理论上讲，资本理论是经济学的第一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一切目的都是在解决资本效能最大化的问题。问题在于多少年来，人们只是重视对现有资本形式效能的发掘，很少有人把精力集中在通过发掘更多的资本形式来推动社会和企业规模经济的发展。
从实践上讲，现存社会经济生活中可能存在着更多的资本形式，只是研究者的注意力发生了偏差。以消费资本化理论研究涉及的社会经济问题而言，我以为当前的社会经济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消费资本化现象，诸如：手机话费消费回报、产权式酒店、一次性采购折扣、传销等或多或少具有消费资本化的倾向，一定程度上使消费者具有投资人的特征。消费资本化现象为消费资本化理论的研究发展提供了实践的基础。
消费资本化理论的提出，为社会和企业经济发展建立了多样化的资本运作手段。
首先，该理论的提出本身就说明，至少在理论上现在存在着三种资本形式，在实践中引导着企业和政府更具慧眼地深入总结具有消费资本化倾向的社会经济现象和个别企业独具特色的新的资本运作方法，从资本理论和资本运作的实践形式两个方面去推动企业、地区和乃至整个民族经济的快速发展。
其次，消费资本化理论使消费者理论更深一步。它的贡献在于：第一，进一步承认消费者对市场的引导或主宰地位及作用，教导生产者追踪消费者的爱好是使生产成功的重要武器。第二，将消费直接引入了投资或生产领域，消费不再是单一的市场向导，而且是投资的重要参与者，消费和投资有机结合，建立起向导加参与的模式。第三，将传统的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利益对立关系，改变成为买卖双方合二为一。使消费者得到最大化满足的同时，也使生产者利润通过消费资本化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了最大化，具有双赢的功能。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更加和谐，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第三，消费资本化理论为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理论指南。如果说知识资本这种资本形式在以货币资本为基本形式的社会经济形态下，只起点石成金的作用的话；那么，消费资本化则具有天女散花、普降甘霖的功能。因为知识资本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简单地说它只限于高新技术，简单技术是不可能列入知识资本范畴的。也就是说，知识资本对经济的影响力度大，但范围小。消费资本化则不同，可以说，凡有消费和消费者的地方，就有消费资本化的可能，影响范围极大；另一方面消费者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消费又是一个可以计算或涵盖生产总量的经济概念。
武斌内蒙古第二电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论文摘要]社会诚信问题，是关系社会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问题。现代社会诚信的缺失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许多不良影响。重塑社会诚信，既是社会良知的呼唤，也是经济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社会诚信问题，表面上是一个单纯的社会学问题，其实它更是一个经济学问题。社会诚信的缺失，不仅影响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而且严重干扰社会的经济秩序，阻碍社会经济生活的健康、有序发展。社会诚信的重塑，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与制度建设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于“成本与收益”的经济学问题。。因此，重塑社会诚信，除了继续加强全社会的道德建设与制度建设外，当前主要应从经济学的角度着手，建立起完善的考量社会诚信的经济学制度体系，从而规范社会经济生活和人们的日常经济行为，推动整个社会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一、诚信缺失的经济学探因
关于社会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主要有’‘道德说”和“制度说”两种。
“道德说”认为，社会诚信的缺失，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滞后及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人们常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正是这一说法的最好佐证。
依据“道德说”，社会诚信的缺失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道德缺失有关。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转型期，在社会经济转轨时期，新旧思想的更替，观念的错综复杂，道德约束的缺失等均为信用失衡提供了滋长的空间;同时，体制上的原因和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个人信用、企业信用乃至政府信用的缺失，从而使社会诚信缺失问题成为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以证券市场为例，道德约束的缺失已成为我国股市发展的重大缺陷。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尽管中国证监会每年都会查处一批案件，但在业内并没有形成操纵股市可耻的观念，相反，在业内却经常流传着一些令人羡慕的操纵成功的事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社会部分人思想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及道德约束的普遍缺失。
“制度说”认为，社会诚信的缺失，主要原因在于现行制度存在缺陷。在制度经济学家和遵从制度经济学的人看来，任何制度安排下的普遍违规现象的存在都意味着制度设计本身或者是为维持这一制度权威而制定的制度(制度的执行环节)存在缺陷。
关于中国市场诚信缺失原因的许多观点，比如政府过多干预下的市场畸形发展、信誉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监管不力以及广为流行的产权不清说等等，实际上都是从制度角度寻找答案。
社会诚信缺失的“道德说”和“制度说”，就各自的视角而言，是成立的。但它们两者都没有说明造成诚信缺失的原因—道德约束缺失和制度约束缺失背后隐藏的深层的经济学上的原因。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社会诚信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学上的成本与收益失衡有关。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假设，抛开这一基本假设的任何研究方法都不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任何结论都不是经济学的结论。在这一假设前提下，任何理性经济人行为决策的标准只有两个:成本与收益。其实，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诚信的缺失，问题很简单。在理性经济人假设条件下，经济人个体是否守信既非因为其道德品质突然发生了什么变化，亦非简单的由于某种制度安排与其不协调，而是取决于其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对自己的成本收益的理性判断。无论道德缺失还是制度缺陷，都仅仅是覆盖在“成本—收益”这一根本内核外的“面纱”。
从历史文化的层面上来看，中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很深，是一个以人情事理为纽带的礼义社会。受古训“言而有信”、“言必行，行必果”的约束，社会成员普遍重情讲义，谁不守信用，谁就在交往中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这就等于剥夺了其生存权。在这里失信的成本是相当巨大的，信用的严肃性由此得到维护。而且，在封建宗法社会，其信用大多是建立在宗法血缘的基础上的，这种信用是封闭式的，背后隐藏着封建伦理观念，仅靠道德和舆论的约束就能够对违信者进行足够严厉的惩罚。而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式的、平等的社会，旧有的道德约束机制不再能够对违信者进行足够严厉的惩罚。因此，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诚信缺失包括证券市场上欺诈成风现象的出现，决非像某些极端的观点所表述的是“道德沦丧”。道德依然存在，理性人依然理性，只不过历史变迁过程中道德约束给违约者带来的潜在成本(风险)在下降。至于导致诚信缺失的各种制度缺陷之所以成为缺陷，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个体发现，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违信的收益远远大于其成本。换句话说，这样的制度安排客观上给予经济个体违信的冲动。
可见，无论道德缺失还是制度缺陷都源于违信成本的弱化;无论道德约束还是制度约束都是违信成本的约束。重塑诚信的关键在于在经济个体对成本收益的权衡中，使其认识到违信的成本大于其收益。
二、重塑诚信的经济学视角
要推动社会经济生活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重塑社会诚信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重塑社会诚信，在经济学的视角看来，应解决以下两个核心问题:
(一)违信如何惩罚—选择最可置信的威胁
前文中提出重塑社会诚信的关键在于加大违信成本，给予违信者足够严厉的惩罚。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加大违信成本，如何给予违信者足够严厉的处罚。
中国自古就有“乱世重典”的说法。于是，面对诚信严重缺失的社会现象，严惩失信行为便成为社会的最高呼声，也很自然成为管理当局的首选策略。很显然，严惩失信行为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严惩呼声背后所反映的理念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人的。在早已走出封建文化侄桔的现代社会仍然强调高压政策不仅是极其可悲的，而且与解决问题的初衷背道而驰。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在股市建立后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我国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反证券欺诈的法律、法规。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是，随着反证券欺诈惩戒措施的逐步严厉，证券欺诈行为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愈发向多元化、专业化、隐蔽化的方向发展。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制约机制能否发生作用，关键在于制裁措施的威慑效果。而制裁的威慑效果取决于两个变量:制裁的严厉性和确定性。制裁越严厉，实施制裁的可能性就越小，威慑效果就越强，反之就越差。因此，威慑的效果取决于上述两个变量的最佳组合。“治乱世用重典”的想法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
首先，虽然经济学假设一般个体都是风险厌恶者，但这一假设并不适用于所有个体。大量事实表明，许多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都具有很强的风险偏好。如果不守信用的潜在收益很大，他们放手一搏的动机往往是非常强烈的。
其次，低概率的严厉惩罚很难产生威慑效果。以乘坐飞机为例，虽然机毁人亡对每一名乘客来说都是再严厉不过的惩罚，但由于发生空难的可能性(概率)微乎其微，几乎没有人会因此而不坐飞机。犯罪学家确信，制裁的确定性比其严厉程度往往能产生更大的威慑效果。因此，考虑到证券欺诈行为人的行为偏好，提高制裁的确定性可能比简单的加强惩罚的严厉性更为有效。否则，面对极低的被制裁的可能性，证券欺诈行为人会对制裁的严厉性视而不见。
另外，现代法治社会，“治乱世用重典”的信条本身就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如果用最通俗的说法说明现代法治与皇权宗法最根本的区别，那就是“现代法治尽一切可能避免草营人命”。例如，将一个人投人监狱的惩罚比较严厉，相应地法律要求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必要的程序性保护。因此，在现代法治社会，惩罚的确定性和严厉性之间存在着彼此消长的关系。“重典”往往意味着惩罚实施的低概率，而这必然削弱制裁措施的威慑性。
对此，博弈论给予了高度精炼的概括:在惩罚措施的实施者和承受者的博弈中，当惩戒措施实施的概率很低时，无论这种惩戒措施多么严厉，都是一种不可置信的威胁。关于诚信的回归及其他类似问题，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基本判断:真正能够产生威慑力(最可置信的威胁)的，不是“严惩”，而是“必惩”。
(二)制度如何设计—注重博弈的持续性
个体的存在必然导致个体与群体的利益冲突—几乎在所有的时候个体的效用函数都不同于集体的效用函数。经济学著名的囚徒困境是理性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关于囚徒困境的经典论述中，所有博弈参与者都明白“合作”的意义，然而，“不合作”这一绝对占优势战略却成为其最终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每个参与博弈的个体不能确定其他个体合作的诚意。而这一博弈过程一旦可以重复进行，便有可能出现对于任何个体而言参与博弈的其他个体选择合作策略是可置信的情况，此时，“合作”这一集体理性决策便可以实现均衡。在经济学看来，所谓信任不过是在重复博弈过程中.当事人谋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反过来说，恰当的制度安排能够将当事人约束于某一重复博弈过程并使其遵从诚信。
汽车驾驶员的违规积分制度较之单一罚款的优点就在于此。在单一罚款的情况下，违规司机一旦被交警抓住，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可能会埋怨警察多事，当然也可能会表示反悔，但其再次违规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变化。因为交过罚款以后，本次违规的后果就此结束，不会对以后产生任何影响。而在违规积分制下，驾驶员的每一次违规都被赋予相应的分值记录在案，并对其后续行为产生影响。而且，积分制下违规惩罚的威慑效应是边际效益递增的:随着违规积分的不断增加，违规者距离参加培训或被吊销驾照的处罚就越近，或者说，其违约的边际成本就越高。
新成立之后，中国大陆界对待马克思理论的态度，非常惊人的相似于“五·四”运动之前国人对待孔子理论的态度——一儒独尊，一切以孔圣为准则，迷信、神化、反。
中国学的就在于这种反科学的“孔圣范式”，而非樊纲先生所说的“苏联范式”，也就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迷信、神化，一切以马克思为标准，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标准，并且把一切正确或被认为正确的经济学理论都说成是经济学，而一切不正确或被认为不正确的经济学理论都说成是非经济学的这种范式。近十年前，由樊纲先生《“苏联范式批判”》所引发的“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讨论，并没有找到中国经济学的正确路向。
马克思理论的“孔圣范式”不仅是中国（大陆）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阻力，也是中国（大陆）其他一切领域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即一九九六年，中国（大陆）经济学届的精英们，曾经发起过一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讨论，据称，这场讨论是因为樊纲先生的《“苏联范式批判”》而引发。
当时的背景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经济学理论远远落后于经济实践，理论界认为传统经济学理论（樊纲先生所称的“苏联范式”）严重束缚着我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这套传统经济学理论既不能指导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也不能解释现实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同时，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间，理论界出现了大批与传统经济学理论观点不一致，五花八门，跃跃欲试，似乎想突破传统理论束缚的文章。
据资料显示，这场讨论的结果（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学的未来走向，要坚持以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为指导，吸收西方经济学科学有用的东西，结合中国经济实践的现实，发展我国经济学。
实际上，经济学，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最终还是占绝对统治地位。这场讨论并没有为中国经济学找到正确的方向。
回顾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近二十多年，即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可以看到，我们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上面提到的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的“准诸子百家”时期。这个时期，思想很活跃，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有重新诠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有照搬西方各流派经济学的，有诠释西方经济学的，也有自己“创新”自造的，甚至有非经济学的“经济学”观点的（比如用意义、管意义的价值概念解释经济学意义的价值等），五花八门，泥沙俱下。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九0年至二00一年之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大规模引进时期。其标志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引进施行。这时期传统经济学理论，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被置之一旁。就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大兴土木，到处修建新楼房，而其旁边的旧宗祠依然故我一样。第三个时期即是二00一年到现在所开展的“劳动与劳动价值深化研究”时期。这时期是在市场经济理论大放异彩的时候，想起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就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农村建起了大批新楼房之后，想起要用现代新的建筑材料翻新一下旁边破旧的宗祠一样（这只是翻新，重新装饰而不是推倒重建）。“劳动与劳动价值深化研究”的结果是重新确认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体系的地位。认为市场经济理论，即效用价值论体系理论，虽然在经济实践中大放异彩，但这并不，更没有动摇劳动价值论体系的统治地位，因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是相通的”，“劳动价值论隐含有效用价值论的意思”。昔日水火不相容，互为死敌的一对，今日认祖归宗，同为一家！这样便形成了经济学一山藏二虎的局面。似乎一个“价值”有两个答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事实上，这次的深化研究，对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得出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而只是多了一些错误的演绎罢了。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不管哪一个时期，即使声称“苏联范式”被批判及抛弃，我国经济学主流都始终没有减弱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的迷信和神化，我们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也没有摆脱樊纲先生所说的“苏联范式”的束缚。
二
我们很难想象，科学领域会有一种理论或理论体系，能有如马克思理论这么大的能耐，这样的神通广大，无论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或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论是“地心说”，或是“日心说”。在我国（大陆）理论界，马克思理论，始终被看作是绝对的真理，是真理的标准，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南，它包罗万象，无处不到、无所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单是经济学，科学的一切领域都是马克思的天下。在大学教科书里面，就有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文学，新闻学等等，不一而足。似乎没有马克思就没有真理，马克思是真理的代名词。马克思似乎是神而不是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我们中国大陆比“孔圣”还“孔圣”。上个世纪“五·四”运动之前，孔子是我们的圣人，我们的一切言行都以“孔圣”言论为准则。“五·四”运动的目的是要结束封建，破除迷信，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结果却是“孔圣”送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没有请进国门，“马先生”————已捷足先登抢占了地盘。后来，我们便一切以马克思为标准。一个外来的洋封建、洋迷信，替代了本国的土封建、土迷信。中国社会因此而封建依旧，迷信依旧。
于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象他的其他理论一样，日益被教条化，被神化。以致于我国经济实践，一度以劳动价值论为依归，实行错误的产品形式的计划经济体制。
而事实上，无论是从实践方面，还是从理论方面来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都是一个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
几十年的经济实践已经证明，产品形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失败的错误体制。而这个体制正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论要求下的结果。
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商品的价值量，完全由生产商品的劳动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的价值由劳动所独自创造；剩余价值是利润的唯一来源，并且是工人剩余劳动所独自创造的。所以，要消灭社会经济的不公平，消灭劳动剥削，就必须消灭商品、消灭商品生产。因此，社会主义必须实行产品形式的经济体制，也就是计划体制。
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如果没有剩余价值，无利可图，商品生产就不可能继续，就不可能存在。反过来说，只要有商品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会有劳动剥削，就会有社会经济的不公平。所以要消灭剥削，消灭社会经济的不公平，就必须消灭商品及商品生产。
既然商品与商品生产消灭了，社会经济实行产品经济形式，就意味着社会经济的调节手段是“计划”。因为商品不存在，市场，即市场调节，也就不存在，剩下的就只有计划调节。
所以说，社会主义产品形式的计划经济，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论要求下的必然结果——不管马克思原著里面是否曾经给社会主义经济下过“计划经济”的定义。
有许多论者（包括上文提到的樊纲先生）认为“计划经济”是斯大林、是苏联教科书的“杰作”。而这只不过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罢了。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圣人”及“圣经”有错误——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知识的贫乏的话。
除此之外，对于劳动价值论的其他理论，我也没有看到苏联教科书的解释或演绎有什么根本性的错误，我只看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
政治经济学的根基及主干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错误，本人在《谈正确认识劳动价值论的根本障碍》，《价值难题新解》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错误》等文中已有较深刻的，在这里即不再重复，只作简单的介绍（当然，也有相当的一部分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过怀疑，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致命点）。
首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关于商品的价值创造及价值决定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商品价值，即交换价值，是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或交换比例，它不是一个实质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就象物体的比重一样，根本不存在创造不创造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是创造财富，而不是创造价值。只不过价值也用于衡量财富的多少，作为财富的一种尺度。但价值并不等同于财富，价值和财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往往把二者混淆了。我们知道，“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也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其实，一切生产力因素（即资源）都是财富的创造者。
劳动也不是唯一的价值因素，甚至不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因素。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占有性，一个是有用性。商品的价值量由商品的占有性和有用性两个因素共同决定。劳动（劳动耗费）只不过是占有性的一个特殊而普遍的形式而已，并不是占有性的全部。所以，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因素，更不是唯一的价值因素。
其次，剩余价值理论也是错误的。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即价值创造及价值决定理论——的派生物。由于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其剩余价值理论的正确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资本主义社会（或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经济活动，的确普遍存在着劳动剥削的情况，但是，劳动剥削并不是利润的唯一来源，甚至可能不是主要来源。因为上面提到“一切生产力因素，即资源，都是财富的创造者”，而所谓利润，实际上是资本家在经营活动中得到的净财富，即除去成本财富的财富净增长。所以，所谓的“剩余价值”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或根本目的。
同时，劳动剥削也不是社会经济公平的唯一敌人，更不是最大的敌人。社会经济公平的最大敌人或主要敌人是资源的占有和消费（使用）的不公平。当然，劳动（劳动力）也是资源的一种。
再者，马克思的基本经济理论也是错误的。
本人的研究发现，左右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即基本经济规律，是“效用最大化·生产耗费最小化原则（原理）”，而不是马克思的“等价原则”。如果不考虑马克思“价值创造，价值决定”理论本身的错误，“等价原则”充其量也最多是基本经济规律，即“效用最大化·生产耗费最小化原则”，其中的一个小枝节而已。而实际上“等价”也只不过是“交换”的同义反复。因为“交换”本身就意味着“等价”。所以，所谓的“等价原则”几乎不值一提。
三
上面提及的三个，即“价值创造及价值决定（因素）” 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基本理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根基及主干，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根基。而这三大理论都是完全错误的，或几乎完全错误的。说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体系。
一个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体系），如何去指导我们的经济实践和理论，并且还要作为（真理的）标准？
而就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体系）是完全正确的，它就能作为我们一切行动（经济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指南及标准吗？不是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实践”吗？
马克思是百家中的一家，并且是“一家”而已，为何马克思理论能涵盖一切，为何以一家顶一百家？为何独尊一家而硬废其余九十九家？这不是严重反的做法吗？
所以，我们说，经济学的，实质上并不是所谓的“苏联范式”的问题，而是“孔圣范式”的问题，也就是那种“一儒独尊而百家俱废”，“一马独嘶而万马齐喑”，“一枝独秀而百花不放”的迷信、神化、反科学的“封建范式”的问题。
因此，我要在这里大声发问：中国经济学究竟应向何处去？马克思理论是应该继续“神化”还是应该转为“凡化”？我们是要迷信还是要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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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
关键词：经济学；研究；数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015-02
当前，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出现了滥用数学语言和方法的形式主义倾向。这种研究思路把经济学变成了数学，用定量分析代替了定性分析，把严密的科学论证变成了简单的数学推导，使经济学理论变成了一种完全虚构的假说，丧失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应有的特征，从而导致理论研究的混乱和实际操作的重大失误。因此，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态度，正确处理好经济学和数学、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辩证关系，从而使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一、经济学和数学是性质完全迥异的科学体系
科学发展的历史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特殊的科学属性，这是科学发展的本质规定性，该门科学的发展必须遵循与这门科学相适应的内在规律来进行，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经济学和数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结构和研究内容上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科学体系，二者的科学特色、科学范畴、研究思路、作用对象和发展规律是截然不同的。虽然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渗透和互相利用，但绝不能互相替代。道理很简单，因为两种科学体系的运作方式和发展方向绝对不可能结合为一体，无法想象两种科学体系有朝一日会合二为一，不能改变科学体系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手段的位置，否则就丧失了科学研究的特殊价值和特殊意义。
马克思在论述经济学的研究规律时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十分明显，如果没有抽象分析，仅仅以客观的具体事物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就无法揭示社会科学的本质和规律，社会科学也就不具有一般性和指导性的特征，从而也就丧失了科学存在的真正价值。正是基于这种独特的分析原则和分析规律，才使该科学具有在更高层次上服务于社会实践的功能。数学是一种逻辑严密和计算精确的思维工具，运用这一思维工具来分析和研究经济问题时，可以起到纯粹经济理论研究所无法起到的功效与作用。数学作为一种语言和方法，实现了经济理论的定量化、模型化和简单化，使之能够对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经济系统得以在严格的假定条件下进行有效的研究，并利用现代信息手段进行加工处理，从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直接为经济实践过程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诚然，数学语言和方法的运用，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和空间，从而推动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化。但不宜人为地把这种功效与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更不宜用数学分析来代替经济学的分析。在中国当前经济学的研究中，有些研究者没有正确处理好经济学和数学的关系，不是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科学、合理、有限地运用数学的语言和方法，而是数学语言和方法的使用已经远远超越了科学研究的必要程度，把经济学引入数学，甚至把经济学变成数学，从而使经济学完全变成一系列抽象、假定、复杂的公式和模型的堆积。虽然这些抽象、假定、复杂的公式和模型，对经济活动也进行了貌似严密的推导，但不能忘记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那就是数学语言和方法在经济研究中只起着辅助的、从属的作用。数学语言和方法只是从属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只是作为社会经济关系分析的辅助，必须密切联系社会经济现象的质量来研究其数量表现。
数学毕竟是一门纯粹的逻辑科学，它是以一套初始假设开始并运用逻辑法则来推导结论，如果初始假设是错误的，无论在假设和答案之间利用了多少复杂的数学，其结论和答案都不是令人信服的。本来有些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说明问题，但研究者却故弄玄虚，极力用大多数人看不懂的数学语言和方法表达出来，而得出的结论却是人人通晓的一般经济学常识。显然，数学公式和模型并不能够全面反映经济学理论活动的真实世界，亦不能反映经济现象的本质内涵，而经济现象的本质内涵只能通过经济规律的运行才能揭示出来。同时，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实践过程是相当复杂和多变的，还可能会受到制度的、道德的、伦理的、文化的、心理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几乎大部分是无法量化的，它们根本不存在数学关系。事实说明，如果能够科学、恰当地运用数学语言和方法，把经济学和数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活动的进展。相反，如果盲目滥用数学语言和方法，企图将经济领域的困惑淹没在无穷的数学演算中，这样既无助于科学自身的发展，对经济实践过程也会产生严重的误导作用。
二、必须处理好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辩证关系
任何一门科学只有演化到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科学相结合的阶段时，也就标志着这门科学已经达到了完善化的程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2]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只有科学、有效地运用数学的语言和方法，才能促使经济学研究朝着定量化、精确化和严谨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统一的科学。不可置否，经济学完善和成熟的最终标志，显然是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科学融合。现在问题的争论焦点，不是经济学要不要运用数学方法，而是如何运用、怎样运用的问题。目前在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数学语言和方法运用的范围过泛过滥。尽管数学也是反映人们思维的一种语言，但并非所有的经济学范畴都能转化为数学的语言，有些范畴即使勉强转化为数学语言，也不具有可解性。理由很简单，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学问，如果试图将经济学进行非人性化的解释，就有可能使经济学变成一种完全虚构和僵硬的假说，活生生的社会生产活动就会变得机械化、程序化和公式化。
问题的实质在于，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辩证关系。质是事物在性质上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事物的质通过属性表现出来，任何质都是具有一定量的质，没有量也就没有质，同时质又制约着量。经济学研究中的质是指事物的本质属性，而量只是手段和方法。质处于主体地位，起着主导作用；量处于从属地位，起着辅助作用。判断事物性质和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只能是事物的质。尽管定量分析在经济学分析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无论如何是不能代替定性分析的。经济学是主人，数学是仆人，主仆关系是不能颠倒的，数学不能反仆为主。另外，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不是一个恒量，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量。这种变化不仅包括质的变化，而且包括量的变化，质的变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量的变化则是经常和频繁的。因此，定量分析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条件，进行及时的补充和调整。
马克思不仅通晓经济学理论，而且通晓数学理论，他是把数学方法成功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中的最著名的先驱者。但是，马克思并不是为运用数学而运用数学，而是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有了定型的把握，即已抽象出可以用数学来表示的范畴体系，并具有数量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度量标准，极力探索把理论加以模型化的最佳路径。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其研究的结果几乎都是通过数学方法推导出来的，可以说是成功运用数学方法的经典范例。社会再生产过程本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复杂体，但在马克思的研究模型中，只是表现为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和商品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的这种数学模型，十分清晰地表明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活动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动态运动规律和条件。这一模型结构的编排，乍一看，似乎很简单，但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是极具科学价值的有机组合，表达了极其复杂的经济关系和深刻的理论内涵。
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经济学研究如果仅仅局限在定性分析的层次上，势必导致经济学研究的抽象化、空泛化和一般化，从而窒息理论的发展，使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和解释力。相反，如果滥用数学语言和方法，这种分析则缺乏科学性和可信度，也会导致经济学研究的简约化、片面化和硬性化。因此，数量关系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联系，必须以经济学所论证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作为基础，数量研究只有从这个基础出发，才不至于走偏。同理，经济学的定量分析也是有条件的。换言之，有些经济学范畴需要进行定量分析，有些经济学范畴则不需要进行定量分析；有些经济学范畴需要进行全面的、一般的定量分析，有些经济学范畴则需要进行个别的、特殊的定量分析。所以，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不管实际需要与否，盲目地、无目的地、一味地运用数学语言和方法去解决经济矛盾和问题，很容易使经济学沉湎于方法论的探讨，拘泥于微观经济体的研究，从而忽略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全局方面的把握与变革。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把经济学的研究引入歧途，甚或走入死胡同，最终导致研究成本的增加和研究资源的浪费。
综上所述，滥用数学语言和方法是不能揭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规律的。这是因为经济学理论的运作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各种范畴盘根错节，如果用变量来代表，必然是一个极其庞大而难以处理的数理模型。研究者为了方便起见，就只好减少变量，建立脱离现实的假设。又由于这些假设只是提示一些研究结果，根本无法说明为什么应用和怎样应用的问题，结果使经济学理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越来越差，实践者不敢使用也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研究成果。这种研究思路不仅起不到对经济学理论的抽象概括，反而容易引起经济学理论的混乱不堪。所以，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要实现自身内容的重大突破与发展，决不能仅仅局限于表面上和形式上的数学语言与方法的应用，应当走出数学化的死胡同，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与数学方法的科学结合，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物质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定义。信息社会经济学明确了区别生产力状况的一般标准。认为生产力发展速度或知识能够成为描述不同历史时代的生产力状况的一般化标准。并通过知识涌现速度的快与慢将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简单区分为两个阶段。在慢的阶段，新知识的出现多具有偶然性，人们多是利用现有的知识不断优化和提高使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是为物质社会。在快的阶段，新知识的产生已经常态化，具有持续性。社会经济活动以不断更新的知识为基础，此为信息社会
2.物质社会与信息社会下经济活动的区别。在物质社会，由于缺乏持续性的知识供应，使得生产条件与生产方式长期不变。因而社会生产只要在现有的条件下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即实现了社会目标。由于生产知识的基本目标固定，社会生产的各项条件也基本稳定，因此在物质社会中社会经济活动基本是那种固定而复始地以固定资源按照固定方式生产产品的过程，是长期凝固不变的社会。在这种稳定的结构下，信息或知识将不再重要
在信息社会中，由于新知识的涌现常态化，社会生产活动也将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经济活动将变得难以预期在这种动态过程中，知识或信息将变得非常重要。因为由于新知识持续不断的涌入，没有充足的时间使这此知识得到充分传播。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社会中，能够及时掌握最新、最有效的知识将变得异常重要
二、信息社会经济学下经济的发展内涵
1.经济发展的实质。信息社会经济学以信息社会的特点为基础，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应该归结为社会所拥有的知识的增长。因为在信息社会条件下，新知识不断地涌现，可预期的资源、技术与产品的持续变化必然也会使社会追求的目标处于变化之中。这时就会产生经济发展现象，并形成对经济发展的追求
2.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知识增长的原因。
2.1知识增长本身是信息社会应该追求的基本目标。就人类的经济活动而言，知识在任何时候实际上都具有决定性。在信息社会中，由于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骤然加快，持续的变化使得固定事物及其联系不复存在，行为主体的知识状况决定着经济的运行情况，其拥有知识的状况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也不能被忽略，知识的重要性因此变得非常突出。此外，知识本身的重要性的凸显也要求把知识增长作为社会追求的目标
2.2知识增长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目标的很好概括。从知识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看，知识增长不仅是信息社会特有的基本目标，还是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必要基础和充分保障。这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第一，人们所追求的许多目标只有通过经济发展的途径来得以实现，而经济增长又是通过相应的知识增长才能实现;第二，只要我们能有相应的或达到一定目标所必须的足够的知识增长，我们就能达到任何希望的经济发展目标
3.将知识增长作为经济发展本质特征的重要意义
3.1使我们能更加清晰明了的把握经济发展的本质与内涵，为我们在经济行为中作出准确判断提高了标准。同时也使得信息社会经济学和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明显的区分开来。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虽然不否认知识增长的作用，但是知识增长却从未被确定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本质特征，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也从未建立在知识增长的基础上。由此，我们更能清晰地认识到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
3.2有利于揭示经济发展的性质与规律理清与各种具体目标的关系。通过这一定义，可以知道经济发展是一个致力于实现社会不断变化的目标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会导致产品数量的增长，而且必定会表现为产出物种类或结构变化的过程。经济发展过程的这一特点表明经济发展具有历史性。因此在揭不经济发展性质与规律时，应该以对其所处环境特征的了解为基础。此外，还有范式发展模式与非范式发展之分。通过这一定义我们还可以说阐明了各种具体目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3.3对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知识增长使对具体目标的描述或追求转变为对具体知识的描述或追求。不仅是对目标的概括还是对达到目标方法的概括。因此，从知识增长这一定性我们更容易找到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索和规律。决定经济发展的因索也就取决于各种有利于知识增长的因索。这就为政府如何制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方向。
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1.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别。在信息社会由于迅速涌现的新知识导致经济活动采用的体系出现分化，不同社会采用的知识体系既具有一定可比性，又具有相当悬殊的类似范式间差距时，我们就可以对不同的社会分类来考察。其中采用相对落后知识体系的那一类国家定义为发展中国家，采用先进知识体系进行生产的一类国家定义为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根本的区别也就是知识或知识体系的差异
2构建知识传播体系
2.1自由知识与非自由知识的区分。自由知识指已经基本得到充分传播，使用者无法依赖其获取垄断利润的知识，其特点在于他人可以不付费的方式获取。非自由知识指在发达国家尚未得到充分传播，使用者能凭借其获得垄断利润的知识，其特点在要为之专门付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实际上主要是自由知识的差距。这是因为非自由知识因未充分传播，相对于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充分传播的知识来说只是其小部分，不足以体现整个知识范式特征。此外，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先进也主要是由于其拥有充分的自由知识。再者，从具体的企业生产能力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企业间的差距也并不是非自由知识的差距
2.2发展中国家具有分享自由知识的可能性。由于发展中国家对拥有或使用的知识多属于已过时的知识，是应该被淘汰的知识，所以在和发达国家竞争中处于劣势。为此发展中国家就要吸收和分享外部世界的先进知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流，他们所需要知识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具有。而从知识的分享的可能性来看，知识分享不存在任何根本性障碍
(1)发展中国家具有分享的意愿和能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经济发展是其面临的最重要和最迫切的目标。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不是期望能迅速得到发展的。为了获取国外某项先进技术，需要克服支付能力、掌握能力、通信传播等一系列问题。从发展中国家来看，这此问题也基本都能得到克服。这此都将不再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取知识的障碍
(2)发达国家也不会发展中国家分享知识的障碍。第一，发展中国家需要分享的知识主要限于自由知识，对发达国家来说这些知识其早已具备，因此发展中国家获得这此自由知识不会对他们造成威胁。第二，与发展中国家分享自由知识对发达国家也是有利的。发达国家所具有的先进者优势将使得发达国家获取更多的收益。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获取自由知识而扩大了的市场和规模又为发达国家提供了获利场所
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就体现为从发达国家获取自由知识。而这一切的顺利实现需要通过知识传播体系进行的知识传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也就归结为来自外部发达国家已有的先进知识的传播过程
2.3知识传播体系。知识传播过程的决定因索可以从两个层次来了解。第一，一国的知识传播状况取决于有关国家的知识传播体系的情况。第二，知识传播体系的有效性又取决于信道与信宿的状况。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发展的任务在于知识传播。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既有能力分享，而发达国家也愿意和发展中国家分享自由知识，那么阻碍知识传播的也就不是社会因索的主观方面。阻碍知识传播的因索就只能归结在发展中国家吸收外部先进知识的能力这一客观的社会条件上
3.影响知识传播体系的因索。从信息传播体系的环节来考察，作为信源的知识已经充分得到解决，面对充足的知识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就主要取决于知识传播系统中信道与信宿的情况。如果信道通畅，信宿吸收外部先进性知识的能力足够，那么知识就会得到有效传播。而他们能否有效的发展作用则主要受到三个方面因索的影响
第一，人的知识文化索质。人在知识传播体系中主要接受知识的信宿作用，因此人的能力尤其是接受与掌握先进知识的能力如何，就最终决定着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人的能力强，他吸收和掌握知识的能力就强，知识得到传播和利用的效率也越高。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提高人的索质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自由竞争与宏观调控，是紧密相连、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市场机制的完全有效性只有在严格的假说条件下才成立，因而使得政府干预成为必要。但是，政府干预只是一种弥补市场缺陷的途径，也仅仅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干预行为如果作用不当则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后果，经济危机可能从经济领域直接蔓延到政治领域，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过的。因此，如何在政府干预的视角下为经济法的功能做出准确的定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1从经济法产生的背景看其功能
任何一部门法的产生都依从于它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功能的发挥也总是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的需要。经济法产生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当时在以亚当·斯密为首的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长期统治下，欧美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次大范围的经济危机，市场的“无形之手”似乎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失去了功用，放任市场无序发展可能使社会公平与效率得不到保障，经济学界因此也开始思考问题的症结。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各国都有意识地制定了一些具有经济法性质的法规，以美国1890年《谢尔曼法》为代表的带有国家强制性的公法规范开始出现，这体现出政府在对待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度上开始发生转变。原来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已经不能满足经济稳定、协调、健康发展的需要，即传统的完全市场机制的社会功用开始显现不足。后来，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供给经济学派证明了这种不足的存在并承认了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在这种背景下，经济法作为一门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才被资本主义各国所广泛接受。应该说，经济法是在社会经济机制产生缺陷的情况下催生出来的，它的出现是为了弥补传统法律规范体系社会功能的不足，即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缺乏一种制度性的功能支撑以使社会经济整体顺畅有效地运行。因此，我国学界在移植西方经济法学理论的时候，将经济法的“干预”功能不假思索地移入了，而且逐步发扬光大，并以此指导中国的经济立法。
2经济法中的有限政府干预
18世纪的著名启蒙思想家哈耶克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精辟地阐述了他对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的看法:“有两种互相对立的组织我们的社会事务的方法———一个是竞争，另一个是政府指令。我反对政府指令，但我也想让竞争发挥作用。……你似乎把所有的政府活动都称为制订计划，并以为有人在反对一切政府活动。确实有很多人反对政府制订计划，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根本就不要政府。……我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没有说过，竞争制度可以在法律体系没有得到有效的强制执行、并被明智地制订出来的情况下照样正常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