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24 14:49:44
关键词：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工程地质
中图分类号：P641 文献标识码：A
水文、环境以及工程地质的研究属于公益性、基础性的工作，事关国家生态管护、环境保护、资源安全等经济社会发展。目前，国家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顺应国际大趋势，多学科综合研究，依托高技术，解决、探索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科学难题，为此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工程地质必须要向着科技化方向发展。
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工程地质概述
（一）水文地质
水文地质是地理学分支学科，指自然界中地下水各种运动和变化的现象。对于水文地质的研究主要有两个任务：治水、找水。目前在找水方面，主要利用岩溶裂缝水和第四系含水层，取得的效果非常好。对于碎屑沉积岩、深浅变质岩、新老火山岩以及碳酸岩分布的研究，对导水、容水构造方面的寻找都取得不错成绩。例如，利用激发极化衰变场法，确定玄武岩裂缝含水区井位，利用电场选频法找水、确定井位，对全国地区水资源运用起到巨大作用，有效推动了经济发展。
（二）环境地质
环境地质这一词最初起源于20世纪中叶，是为了解决地面沉降、泥石流以及滑坡等方面而提出的。环境地质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是对大面积灾害地质的调查、对国民经济开发区和主要交通干线进行评价分析，采用科学的环境地质探测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威胁。目前来看，我国环境地质研究在地面水源、土壤污染、以及地下污染方面取得了不错成绩，为日后的环境污染治理提供了大量研究资料。
（三）工程地质
对于工程地质的研究主要是为工程应用而服务，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地震、岩体稳定性、地质灾害等等。在建筑中，对于地基土的要求非常严格，因此对于工程地质的研究显得非常有意义。目前来讲，对工程地质的勘察探测方法是多样的，具体包括：地质雷达测量、微震测量、井中和地面测温以及声波法等等。在工程施工中，工程地质学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如路基地基压实检测、隧道衬砌检测以及桩基质量无损检测、地质构造检测等等。
二、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工程地质的科技化发展方向
（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工程地质科技化发展所要遵循的线索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情，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工程地质科技化发展应该遵循以下三条线索：
1 科学化发展方向应该以国家重点工程为依据，具体包括，南水北调、西北水资源三峡工程等等。
2 科技化发展应该以为政府职能服务、为履行政府法律作为方向。政府职能服务包括地质环境监测、地下水监督利用等等。政府法律包括，环境保护法、水资源法以及矿产资源法等等。
3 科技化要向多学科延伸。对于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工程地质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利用地质学基础知识在环境科学以及土木工程学上的应用，由于在工程建设中所涉及专业领域比较广、比较复杂，这就要求向多学科延伸。
（二）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工程地质科技化具体发展方向
1 隧道工程。军事工程、地下铁道、采矿工程、水利工程、公路以及铁路等等都包含隧道工程，并且是必不可少的。对于铁路建设来说，我国已经有60年余年的历史，其中在隧道建设方面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岩溶地层止水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大瑶山隧道建设，其隧道长度为14.925km，通过岩溶区深埋为400m～500m左右，长度在1km左右，曾经在20世纪90年生过一次重大的涌水涌砂事件，造成铁路瘫痪，因此国家提出了关于隧道深层岩溶治水技术相关的研究课题，其中大部分都属于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工程地质相关知识，此课题的提出充分体现了科研为生产服务、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科技化发展方向，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充分突出这一主题。
2 岩石边坡。边坡问题在水库回水、水利工程坝基、水运航道、公路沿线、铁路工程中表现的非常普遍，影响岩石边坡的主要因素包括，河谷外鼓、河谷卸荷回弹、采煤活动对上覆地层的影响、硬岩地层中软弱夹层的风化以及长河谷下沉对边岸的影响等等。
3 填海造地和围湖造田。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实施了大量填海造地、围湖造田的项目，由于缩小了胡泊的实际面积，从而促使泥沙积累速度加快，水文地质与环境地质发生变化，水灾严重、洪涝不断，为解决此问题，应该加强这一方向水文地质与环境地质科技化发展。
4 干旱地区地下水开发。我国干旱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主要包括：柴达木盆地、河西走廊、鄂尔多斯盆地等等。当前的水资源系统主要模式是，雪山融水进入水库，然后从山前沿着河道向地下渗入，最后从平原地区溢出，最终形成绿洲，在今后发展上要从农业灌溉、地下水与地表水的人工改进上做进一步的调节。
5 为规划服务。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工程地质工作，更多是为规划服务，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具体包括，中国地质灾害图、全国环境地质图系以及图文结合的中国重点城市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策等等，为工程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与资料，在今后的发展中仍然要以此为方向。
结语
正确把握社会需求与科学发展趋势，摒弃传统单学科发展思维，扩展视野是促进当今水文、环境以及工程地质学发展的关键，本文主要针对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工程地质基本概念以及科技化发展方向进行研究探讨，希望对我国地质科学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环境岩土工程，桩体施工，打桩挤土效应
【Abstract】Based on an overview of the environmental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research present situation to gravel pile construction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on the basis of detailed from the nature of the variation of soil and pile soil compaction effect theory is analyzed considering the construction effect in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problems， the environmental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pile construction， concrete manifestation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system.
【Keywords】environmental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Construction of the pile，Effect in the pile Effect in the pile
1、引言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未来若干年，国内城市建设规模依然呈现扩张态势，研究城市施工影响的环境岩土工程问题是迫切并具有现实意义的。工程建设活动如打桩、强夯、基坑开挖和盾构施工等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过量抽汲地下水引起的地面沉降等等。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统称小环境问题。在施工过程中会引起周围土体应力状态的改变、结构的变化、土体的变形、失稳与破坏，从而造成工程事故，给工程建设和周围环境带来很大危害。在确保工程建设自身安全的同时如何顾及周围土体介质与构筑物的稳定，这一属于环境岩土工程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比较欠缺。
2、环境岩土工程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环境岩土工程涉及气象、水文、地质、农业、化学、医学、工程学等诸多学科，是岩土力学与环境科学密切结合的一门新学科，它主要是应用岩土力学的观点、技术和方法为治理和保护环境服务。国际环境岩土工程的研究重点在废弃物填埋场及污染土处理的相关内容上。国外对小环境岩土工程现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垃圾土、污染土的性质、理论与控制等方面。国外学者不仅在理论、技术上重视环境岩土工程的研究，而且在保护环境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保护人类的生活环境，制定了很多保护环境的法律和法规。
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环境岩土工程问题。也开始研究土体受施工扰动影响后的各种性能表现，但是研究深度还远远不够。土体受施工扰动的主要表现，包括土体的应力状态和应力路径的改变、土体的工程性质的变异等。研究城市施工影响的环境岩土工程问题，一方面，应在理论上对施工作用影响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应研究减少环境影响的施工工艺、设备。
3.施工过程中的环境岩土工程问题
3.1打桩施工作用下土体性质的变异
在打桩施工过程中，桩周地表土体隆起，桩周土受到强烈的挤压扰动，土体结构破坏，严重时可以引起场地表面和建筑物不同程度的损伤与破坏，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在地表附近，桩周土体产生一定的隆起变形，土体由原状土变为扰动土；在靠近桩底部，由于桩体贯入过程中的挤压冲击作用，产生挤压应力，形成动态塑性扰动，出现较大的竖向变形。
3.2打桩施工作用下土体应力的变化
对于打入桩和压入桩来说，成桩过程中均产生挤土效应，就会造成桩周土体产生较大的应力增量，使得桩周土体的应力状态变得非常复杂。胡中雄等对饱和软土地区的打桩挤土效应进行了研究；徐建平和周健等对在饱和软粘土中压入单桩和双桩时的挤土效应进行了模型试验研究，并利用有限元法对单桩和群桩的挤土效应进行了数值分析。
单桩挤土效应采用小孔扩张的弹塑性理论进行分析，桩土界面上的压力Pu为：
其中：Cu--------土的不排水抗剪强度，KPa；
E --------土的弹性模量，KPa；
μ--------土的泊松比。
在打桩过程中，不同深度侧向挤压应力随着桩体的贯入深度发生变化，在桩体贯入深度内，侧压力基本呈线性变化。打桩结束后，随时间的变化侧向挤压应力趋于稳定，沿深度基本呈线性变化。侧向挤压应力沿径向呈指数衰减，在距桩周2d范围内衰减很快；在距桩周3d范围外，侧向挤压应力衰减较慢；在距桩周5d范围以外，侧压力基本为静止压力。打桩产生的挤土效应对周围土体不仅产生侧向挤压变形，而且产生竖向变形。
3.3打桩对周围土工环境的扰动影响
在饱和软粘土中沉桩，桩表面周围土体中产生很高的孔隙水压力，使得有效应力减小，导致土体抗剪强度大大降低，随着时间的推移，超孔隙水压力逐渐消散，桩间土的有效应力逐渐增大，土的强度恢复。在桩贯入土中时，桩尖周围土体被排挤，出现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的位移，并产生扰动和重塑。有关研究资料表明：由沉桩而引起的地面隆起仅发生在距地表约4d深度范围内，在这一深度以下，土体的位移即桩底附近土体的位移仍受到桩尖的影响。
一、问题提出
价值取向是人们基于自身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而做出的价值高低的评价以及相应的赋值意向或偏好，它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一定的导向和调节作用。工作价值取向作为一般的价值取向在工作或职业上的具体表现，反映了人们基于自身需要而对社会上某种职业的优劣以及重要性进行评价的尺度及相应的认同偏好。工作价值取向不仅包含着对工作价值的认知评价，也涉及到因不同评价而产生的情感态度。当个体从事的实际工作本身所具有的主导性价值或优势与其工作价值取向相一致时，更有可能使个体产生较高的工作满意感和工作投入。在教育领域，教师的工作价值取向不仅影响着教师自身的专业化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受教育者的发展。因此，了解教育者自身的工作价值取向无论对于其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还是对社会贡献而言，都是有必要的，同时对于教师培训也具有指导意义。就教师群体的工作价值取向的已有研究来看，所涉及的调查对象既有新入职的教师，也有任教多年的教师。比如，张娜、申继亮、张志祯(2008)对新入职的教师进行研究发现，在选取职业时，新入职教师总体上看重的是工作的兴趣、工作的稳定性和帮助他人。不同性别之间的教师最看重的方面有所不同;曹桂莲(2008)对广州市幼儿教师的工作价值取向进行研究，发现教师对工作价值的肯定与重视程度属于中上水平，不同类型的教师在工作价值取向上存在差异;丁桂莲(1999)选择内蒙古的高校青年教师进行研究发现，青年教师职业价值取向的特点是主体意识强，对自我发展的个人目标较重视。司继伟等人(2009)对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进行研究，发现工作价值取向可以负向预测职业倦怠，正向预测个人成就感。对在职教师群体的工作价值取向进行考察固然重要，但若能将其提前至职前的准教师群体，一方面，为教师选拔提供参考，避免在后续工作中因价值取向冲突而导致的职业倦怠或离职，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也为后续有针对性的在职培训提供参考，以维持教师的工作活力与动力，稳定和优化教师队伍。虽然也有个别研究调查了师范类学生的工作价值取向(凌文辁、方俐洛、白利刚，1999;施章清、牟丽霞、2008)，但随着越来越多的非师范类学生及社会人员投身于教师职业，仅关注师范类学生是有局限的。总之，对职前的教师群体的工作价值取向进行考察，有助于提高教师选拔的高效性和有效性，也为后续的培训和干预提供依据。鉴于已有研究针对职前教师群体的工作价值取向的考察很少，取样代表性有限，我们拟对那些已获得教师资格证书、有明确从教意向、期待应聘教师岗位的教师候选人进行工作价值取向的调查。
二、研究方法
1．被试教师候选人272名，该批候选人都已获得教师资格证书、有明确从教意向、期待应聘教师岗位，但尚未被录用。2．研究流程给被试呈现的完整试题如下:列举了人们在选择职业时可能看重的一些因素。请你结合自己选择职业时的情况，请选择三个你认为最重要的选项并对其进行排序:A福利薪酬;B声望地位;C个人发展;D人际关系;E文化氛围;F服务奉献;G安全稳定;H自然环境;I自主程度。3．统计分析根据已有研究者对排序问题的分析方法(刘德寰，2006)，采用虚无编码的方式生成九个对应的新变量，分别代表教师候选人在选择职业时每个工作价值取向的重要性指数。重要性指数的大小范围是0～1，指数越大，代表被试越看重该类价值取向。使用spss11．5对重要性指数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1．教师候选人工作价值取向总体状况总体上来看，教师候选人自评的工作价值取向的重要性依次为:个人发展＞文化氛围＞安全稳定＞服务奉献＞人际关系＞自主程度＞福利薪酬＞声望地位＞自然环境。2．不同类型教师的工作价值取向男女教师候选人看重的工作价值取向基本一致。男教师候选人根据重要性对工作价值取向的排序是:个人发展、文化氛围、服务奉献、安全稳定、人际关系、自主程度、福利薪酬、自然环境和声望地位。女教师候选人根据重要性对工作价值取向的排序是:个人发展、文化氛围、安全稳定、服务奉献、人际关系、自主程度、自然环境、声望地位和福利薪酬。T检验的结果显示，在服务奉献的重要性指数上，男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T(270)=2．366，p＜．05，男性更看重服务奉献。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教师候选人看重的工作价值取向基本一致。独生子女教师候选人根据重要性对工作价值取向的排序是:个人发展、文化氛围、安全稳定、服务奉献、人际关系、自主程度、福利薪酬、声望地位和自然环境。非独生子女教师候选人根据重要性对工作价值取向的排序是:个人发展、文化氛围、服务奉献、安全稳定、人际关系、自主程度、福利薪酬、自然环境和声望地位。在人际关系的价值取向上，非独生子女教师候选人的重要性指数较高，T(270)=2．508，p＜．05。接受师范教育教师候选人根据重要性对工作价值取向的排序是:个人发展、文化氛围、安全稳定、服务奉献、人际关系、自主程度、自然环境、声望地位和福利薪酬。没有接受师范教育的教师候选人根据重要性对工作价值取向的排序是:个人发展、文化氛围、服务奉献、安全稳定、人际关系、自主程度、福利薪酬、自然环境和声望地位。虽然在排序上有一定的差异，但是T检验的结果显示，是否接受师范教育在教师候选人的工作价值取向重要性指数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不同教育程度水平的教师候选人看重的工作价值取向存在差异。具体来看，教育程度为大专及其以下的教师候选人根据重要性对工作价值取向的排序是:文化氛围、安全稳定、个人发展、服务奉献、人际关系、自主程度、自然环境、声望地位和福利薪酬。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的教师候选人根据重要性对工作价值取向的排序是:个人发展、文化氛围、安全稳定、服务奉献、人际关系、自主程度、自然环境、声望地位和福利薪酬。教育程度为硕士研究生及其以上的教师候选人根据重要性对工作价值取向的排序是:个人发展、文化氛围、服务奉献、安全稳定、人际关系、自主程度、自然环境、声望地位和福利薪酬。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在个人发展和安全稳定两个价值观的重要性指数上差异显著。应聘不同岗位类型教师候选人的工作价值取向重要性排序不完全一致。应聘艺术类岗位教师候选人的排序是:文化氛围、个人发展、安全稳定、服务奉献、人际关系、自然环境、福利薪酬、声望地位和自主程度;应聘体育类岗位教师候选人的排序是:个人发展、服务奉献、文化氛围、人际关系、安全稳定、自主程度、自然环境、声望地位和福利薪酬;应聘语文/数学/外语类岗位教师候选人的排序是:个人发展、文化氛围、安全稳定、服务奉献、人际关系、自主程度、福利薪酬、自然环境和声望地位。但是，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并不存在统计的差异并不显著。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福利薪酬、声望地位、个人发展、人际关系、文化氛围、服务奉献、安全稳定、自然环境、自主程度等九种工作价值取向在教师候选人眼中的重要性程度。研究结果显示教师候选人工作价值取向呈现多样性特点。分析这九种价值观可知，个人发展、文化氛围、服务奉献和自主程度都是与教育工作性质本身有关内在价值，而福利薪酬、声望地位、安全稳定等是与教师工作性质无关的外在价值。其他的人际关系、工作环境等是附加报酬。研究结果发现，教师候选人把个人发展、文化氛围、安全稳定和服务奉献排在了前四位，而把福利薪酬、声望地位和自然环境排在了靠后的位置。体现了教师候选人在多样化价值观的前提下，更多的看重的是教师职业的内在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他们对教师职业的认同。总体上反映了教师候选人在工作价值取向上，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的结合，自身内部动机与外部需求，同时教师候选人的价值取向与教师职业的特征体现了一致性。同时，本研究与研究教师其他群体的工作价值取向的结论一致。张娜等人(2008)对207名新入职的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价值取向进行研究发现，新入职教师总体持有的工作价值取向由最看重到最不看重依次为:有兴趣、稳定性、帮助他人、多样性、独立性、高收入、休闲、声望和领导性。但是也有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李若衡(2006)的研究选择251名中小学教师进行研究得出教师工作价值取向的平均数大小依次为:物质生活＞自我实现与自我发展＞生活环境与人际关系＞工作环境＞职业声望＞职业态度＞社会贡献。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样本选择的问题，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的不同会导致教师群体在工作价值取向上产生一定的偏向。不同群体的比较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教师候选人在工作价值取向的排序上基本一致，最看重的都是个人发展和文化氛围。但是在第三的排序上男性教师候选人选择服务奉献，女性教师候选人选择安全稳定。这和其他领域的性别差异研究一致，体现了男女不同的工作期望。相对于男性，女性更看重稳定性。因为女性就业后往往会面临结婚、生子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工作不稳定，其他的收入、个人成长、婚姻家庭等个个方面都会受到一定得影响。目前，随着教师群体中独生子女的增多，独生子女教独生子女可能就会成为当前学校当中的潜在问题。结果发现，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教师看重的工作价值取向基本一致，在重要性排序上前两个相同，第三个有所不同，非独生子女选择服务奉献，独生子女教师选择安全稳定。同时在人际关系的价值取向上，非独生子女教师候选人更看重。可见，相对于非独生子女教师候选人而言，独生子女教师候选人对服务奉献的稍低的评价和人际关系的不太看重，提醒我们在对新入职教师教育的过程当中，需要适当的增加相关的培训。同时，不同教育程度教师候选人的工作价值取向也存在不同之处。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个人发展价值取向的重要性就越高。
一般而言，选择读书、考研等学生都是能吃苦的学生，都相信奋斗能改变自己的发展，其内在的价值观念中就存在了个人发展这个因子，因此在具体的工作价值取向中也体现了出来。另外，硕士研究生及其以上的教师候选人更看重安全稳定这个价值观，可能由于高学历的教师候选人，相对年龄较大，立即就会面临成家立业，养家糊口的问题，因此更看重工作稳定性。最后，应聘不同学校类型的教师候选人的工作价值取向排序完全一致，只是在福利薪酬、声望地位、个人发展和安全稳定四个工作价值取向的重要性指数上存在差异，但并不影响彼此的顺序，应聘不同岗位的教师候选人工作价值取向也没有显著的差异。这体现了教师候选人对教师职业认识的一致性。同时，是否接受过师范教育对教师候选人的工作价值取向并没有显著影响，不管是否接受过师范教育，教师候选人对教师职业的认同都是一致的。总之，教师候选人的工作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这个多元的工作价值取向体系中，个人发展、文化氛围、安全稳定和服务奉献排在了前四位;福利薪酬、声望地位和自然环境排在了后三位。尽管在不同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和不同教育程度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整体上看来，教师候选人的工作价值取向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
作者：孙文梅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教育与教师发展学院
地球物理学是一个融地球物理、现代测绘于一体的新型地球物理专业，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属于交叉边缘学科。地球物理学可细分为固体地球物理学与空间地球物理学两大方向，前者研究地球本身，后者研究太空星体。固体地球物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与地震密切相关，主要是学习地球物理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科学思维和科学实验训练，掌握地球内部构造、地震预测、地球物理工程、能源及矿产资源勘察等研究与开发的基本技能。本专业主要课程有地球物理学（地震学、重力学、地磁学、地电学）、地球物理观测、地质学、连续介质力学、计算机及信息处理等。除此之外，一般还会安排主要课程的实验和实习、野外地质实习和毕业实习等。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学专业为例，该专业创建于1956年，在全国同类专业中历史最为悠久，注重夯实学生数学、物理基础，培养其深厚的外语与计算机能力，使学生既具有较强的从事现代地球物理学研究的能力，又能适应现代社会多方面工作的需求。
值得考生注意的是，该专业需要学生怀有极大的热情与浓厚的兴趣，能够埋头研究历史数据，耐心观测和搜集新数据。因此，考生在报考前要慎重考虑，切忌随波逐流。此外，由于高度的专业化，学生未来的就业大都是从事与地震相关的工作，职业选择面相对较窄，也致使该专业拥有比较高的深造率。除了继续深造之外，本专业的毕业生其他主要去向是到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能源与资源部门、灾害预测预报部门、通讯部门等从事科研、教学、工程技术与业务管理等工作。
地质工程（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一看到地质工程专业，不少人往往容易望文生义，认为这个专业就是要去找矿藏、石油，跟石头打交道。实际上，地质工程属于地质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地质学与工程学相互渗透、交叉的边缘学科。专业着眼点在于人类工程活动与地质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地质工程主要研究如何获取地质环境条件，分析和研究人类工程活动与地质环境相互制约形式，进而研究认识、评价、改造和保护地质环境。比较有特色的院校有：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吉林大学等。主要课程为：基础地质学、矿产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工程地质学、地球物理勘探、地貌学及第四级地质学、构造地质学、地球化学勘探、岩土工程勘察、钻掘工程学、基础工程施工、环境地质学、地质工程学等。这些都是实用性很强的专业课程，因而该专业的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的青睐。
该专业的就业方向比较广泛，如地质调查、油气及固体矿产资源的普查勘探与评价、大型工矿企业和水利水电建设、公路和铁道建设、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地质环境及地质灾害的调查、勘察及监测等。就业前景是考生选择专业的重要因素之一，据麦可思《大学生就业年度指标》中的“就业前景最看好的本科专业”调查显示，地质工程名列“绿牌”专业（绿牌专业是指月收入、就业率持续走高，失业量较低且就业满意度较高的专业，属于需求增长型专业）的榜首。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本科，学制四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属于地理科学的一个分支，其前身为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新专业。2012年教育部将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拆分为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两个专业。
立足于地球表层特征及其变化、自然资源管理、环境保护等，该专业注重培养掌握国土资源整治与开发、生态环境评价和规划、城乡区域建设规划等方面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专门人才。主要课程涵盖自然地理学、国土规划、地图学、遥感应用、管理科学、环境科学、环境监测、环境经济学等。
由于这一专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报考之前，考生还需要留意其开设院校是否有体检要求。如长安大学明确提出该专业色盲、一眼矫正视力大于800度者慎报。该专业学生的就业率较高，毕业生主要集中在高校与科研单位、国土资源管理、环境保护与治理、生态环境规划以及城市规划与管理等方面的科研及管理部门。考生也可以选择继续深造，报考土地资源管理、环境工程和自然地理等研究方向的研究生。
测绘工程（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测绘行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基础行业，从总体上来说属于服务行业，专业技术含量较高。而测绘工程，主要是研究地球空间信息的一门学科，是国家基础建设以及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支撑技术，属于当今世界非常具有发展前途的三大高新技术之一。
测绘工程专业培养具备空间定位、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与技术知识，并研究利用这些技术测定地球与其他星体形状、建筑物（构筑物）的三维特征及其与指定参考系的关系、地球重力场及其内部物理特征、运动物体的特征及其多维参数，研究这些技术在工程、工业和人类生活中应用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并能掌握空间信息获取、处理、分析、表达与应用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掌握现代空间测量技术、数字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科学与地图学的基本理论，具有坚实的数学、外语、计算机应用基础和良好业务素质的高级测绘科技人才。
地球化学（本科，学制四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关键词：特色专业课 环境工程 本科生 教学 矿业
1973年,国务院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明确指出,“有关大专院校要设置环境保护的专业和课程,培养技术人才”,我国高校从1977年开始设立环境类本科专业,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化,在高校扩招大背景下,结合目前国内外广泛存在的环境问题,社会对环境类本科专业的需求增加,造成许多高校纷纷开设环境类专业（其中环境工程专业尤其典型）。随着竞争加剧、就业困难等问题的出现,一些学校开设紧缩相关专业的招生规模,甚至出现了部分高校环境类专业一度停止招生的现象。因此,结合传统优势和行业特色对进行专业定位是关系到专业发展水平和前途的关键。而特色专业课作为环境工程专业教学和学生培养的重要内涵,充分发挥其在构建专业特色、明确主攻和服务方向上的作用,必将对专业的发展将直至至关重要的作用。
1 环境工程专业本科教学现状分析
我国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教学普遍致力于培养可从事企事业、城乡、区域及全球环境污染控制工程的规划、设计、运行管理和研究开发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及应用复合型人才,可在各级政府机关环境保护部门、规划部门、科研院所、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等从事环境管理、教育、环境监测与评价、科学研究和产品开发以及技术管理等工作。环境工程本科生专业课设置一般分三部分,即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综合不同高校的课程开设情况,总体有代表性课程设置见下表（化学类、工程力学、流体力学等公共性专业基础课除外）。
我国高校环境工程专业课程设置的三大部分中,专业基础课重点介绍主要的环境学原理、环境与生态问题及解决问题的一般思路和方法学知识,为环境工程专业的基础和重要保障;专业必修课则基本上各高校均为围绕水、气、固等环境工程重点方向设置专业主干课程,并结合环境监测和微生物学等基础测试评价体系和微生物学知识,对本科生在重点方向上的基本专业技能、解决问题能力等进行培养与训练;专业选修课则囊括了环境评价、质量分析、环境信息系统等现行的环境工程主要内容、方法和一些新兴的边缘学科、研究领域以及手段。以上三个部分由基础带动专业,基于原理和方法论来解决环境工程的主要分支方向具体问题,从问题的产生到新技术、新思维支持下的环境与生态相关问题的解决与处置。再辅以相关教学实践环节如社会实践、课程设计、本科生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等全面培养本科生的素质和技能,以达到培养计划的要求。
分析我国高校现行的环境工程本科生教学体系,大体能满足本科生教学的基本要求。但纵观各高校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课程设置,基本上以共性为主,虽有部分高校开设了与学校传统优势或研究方向相关的课程（如中国农业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开设的农业生态工程课程）,但总体说来,全国高校依旧普遍缺乏在主干课程体系支撑下的特色课程体系。通过对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的调查与沟通发现矿业类高校大部分学生对矿山、煤矿利用加工企业等存在的环境与生态问题、解决问题的原理与方法等普遍缺乏基本知识和认识,不清楚本校环境工程专业与其他学校相比优势与特色所在,定位不明,这对于行业特色明显的高校而言,无法突出其为行业服务,有目的、有方向培养高素质、强技能人才的特点和优势。
2 特色专业课开设的必要性
针对目前我国高校环境工程专业本科教育的重共性的特点,应有计划、按办学重点和侧重点逐步开设相关的特色专业课程,增强学生在相关行业和部门工作中的能力,以应对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竞争。
众所周知,特色决定优势,这一点在本科生教育中也有明确的实例体现。如矿物加工工程专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作为矿业类大学（学院）的特色专业,经历了数次辉煌与沿革,其本科生招生分数近5年屡创新高,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也达到100%,居学院几大专业中就业率之首,甚至出现其他专业本科生考研不少同学转考矿物加工工程的情况。环境工程专业也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薄弱到壮大的过程,部分教师和人员转自传统的专业和研究方向,因此开设基于传统优势学科的特色专业课程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借鉴矿物加工工程等成熟、高水平的传统特色专业的发展模式,环境工程专业也应着力发展特色,如矿业类高校应着眼行业特点,立足厂矿及相关研究院所、教育机构等对环境工程专业的特殊要求,以特色专业课的开设为契机,结合与相关厂矿企业的交流、实践,全面提升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的培养水平,有目的、有方向的培养可为行业服务,具
[1] [2]
有扎实基础知识和相关专业技能,突出专业特色的高水平人才。尤其在我国高校环境相关专业本科生招生数量高居不下的客观形势下,找准特色、突出优势、明确定位必将对不同行业、不同优势学科高校环境工程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积极推进特色专业课建设,全面提高环境工程专业水平
基于现行的环境工程专业培养主干课程体系,在完善环境工程专业教学体系和基本知识结构的前提下,有目的、有方向性的在矿业类高校环境工程本科生教学环节开设如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或矿业环境保护）、煤化学、矿山环境问题及实用修复技术类讲座,结合与矿区相关的社会实践环节,同时改革现有的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及研究方向,优先开展与矿区生态和环境问题相关的设计与实验研究工作,如矿井水处理与回用技术开发与设备研制、焦化废水处理技术与工程设计、矿区污染土壤生态修复与工程设计等,全方位开设立体、有侧重点的特色专业课带动下的环境工程专业教学与培养体系。
关键词：环境保护；工学结合；任务驱动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2014302
1前言
可持续发展是指导我国中长期发展的战略措施。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随着我国公路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公路建设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因公路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生态破坏、噪声等对环境的影响，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公路交通的环境保护工作应贯穿于项目建设的设计期、施工期及营运期等全过程。
《公路环境与景观绿化》是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的职业能力拓展课程之一。道桥工程技术专业培养的人才主要面向在生产第一线从事道桥施工、养护等工作的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所以要求学生必须具备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懂得在公路设计和施工阶段如何进行环境保护，在建设过程中应严格遵守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确保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2开发具有工学结合特色《公路环境与景观绿化》课程的意义
公路建设项目产生的环境问题，在公路开始施工的前一阶段比较突出。只有在施工阶段将应该落实的各类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到位，到公路建成投入营运后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通过项目研究，可以达到以下的效果。
2.1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教师在授课班级中实施以工作任务为目标，以行动过程为导向，学为主体、导为主线，教学做合理衔接的教学模式，通过座谈会了解学生学习的感受，通过测试及过程评价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学习方式从理实分离向教学做合理衔接改变，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及学习成就感。
2.2带动课程改革的深入
以课程的开发和研究为方向。不仅仅是内容选择、内容执行的次序、内容纵深发展的连续性等都将促使教师在研究课程开发的同时去更深入研究本课程的课程结构、课程内容的布局、教学方法的运用等。
2.3将带动新教师成长
在职教新理念下，行动导向的课程实施面会越来越大，参与的教师会越来越多，教师由于实实在在地参与课题研究而将逐步建立起自身课改理念。在新课程理念支持下才能发挥各自的特长和能动性，拓宽思路，并敢于尝试新的模式、方法、内容。在研究中将促进教师从理论教学向行动导向教学转变，从课堂教学设计向任务教学设计转变。
2.4提高教师专业水平
教师们在研究课程开发的同时，不仅要研究课程内容，还需要研究专业文化、企业文化，还需要编写相关的教学资料，通过参与，使教师专业水平进一步提高。
3《公路环境与景观绿化》工学结合课程的开发过程
3.1以任务为驱动的教学模式研究
以任务为驱动的教学模式目标在于确定学生在职业能力所掌握的程度和职业能力可持续自身塑造发展的完成，
以此来设计各种真实工作任务，并使之指向既定的目标。
所以，从整体上对《公路环境与景观绿化》课程教学模式的研究，其目的就是使道桥工程技术专业的学生更符合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方案的岗位定位和职业能力衔接。图1为《公路环境与景观绿化》课程改革中岗位工作任务分析图。
3.2课程标准制定和以工作任务为驱动的教材开发
（1）应以就业为目标，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为导向作为主体结构，把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融入在《公路环境与景观绿化》课程的建设过程中，授课内容将以不同工作任务教学划分，相应支撑工作任务的知识点在每一项任务中得以渗透。
（2）制定和完善以工作任务为驱动的《公路环境与景观绿化》课程的课程标准，在对职业活动内容进行分解和细化的基础上，通过课程标准的合理制定，从知识和技能两个方面对完成各项具体工作任务所需职业能力进行规定和提出要求，以此构成一个完整的通用准则。
（3）开发以工作任务为驱动的教材是实现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之一。传统的教材设计主要是在教学逻辑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对各学科中所掌握的知识点和知识环节，以章节的方式由浅入深进行循环式编写。而作为工学结合的课程教材，其关键点是提供工作过程的任务，以工作任务为行动导向进行知识点的渗透和穿插，因此，《公路环境与景观绿化》的教材编写将以具体的任务或案例为主，同时提供符合其职业发展特征的学习要素，并加以技能的操作练习，最终实现由学生到技能人才的转变。
3.3应用前景
课程开发是高职院校进行专业建设和改革的核心，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我们以道路工程岗位工作任务分析出发研究课程的教学模式，重新构思课程的课程标准，进而开发出具有工学结合特色的教材，实现以工作任务为目标，以行动过程为导向，最大限度的满足职业需求，开发后对于同类院校的课程开发与改革在思维理念、设计过程、教学模式构建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基于云环境下的信息安全策略研究 基于云计算设计平台的电子商务安全策略 基于云计算环境下的图书馆信息资源安全策略 数字图书馆云服务平台的信息安全策略研究 云计算模式的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化平台构建探究 企业用户感知视角下的云计算信息安全策略研究 试论云计算环境下信息资源的安全策略研究 面向云计算教育大数据的信息安全策略研究 浅析云计算的安全策略 数字图书馆IaaS云计算平台安全策略研究 一种基于分布式入侵检测技术的云平台安全策略研究 云计算环境下用户信息安全策略探讨 基于云计算用户数据传输与存储的安全策略研究 基于数据挖掘的网络信息安全策略研究 云计算数据安全策略研究 “云计算”时代数据安全策略研究 云计算环境下的计算机网络安全策略研究 分析云计算环境下信息资源的安全策略 基于云计算的信息安全研究 云计算及应用安全策略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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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发改投资[2012]1850号。
作者简介：
冯海永（1979-），男，河南商丘人，河南科技大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和关注领域：卫生信息化、网络与信息安全。
张盛源（1989-），男，河南郑州人，河北工业大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和关注领域：卫生信息化、云计算模式研究。
陈益洲（1966-），男，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河南省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副处长，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和关注领域：卫生信息化、网络工程与信息安全。
关键词：创业环境；评价模型；回顾比较；研究展望
从研究的视角上看，目前国外学者对创业的研究视角趋于多样化，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而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介绍和引进阶段；从研究的内容上看，大体上逐步经历了对创业的概念、创业的动因、创业的主体、创业的障碍、创业的教育模式、创业环境等不同的研究阶段；从研究方法上看，主要集中于案例实证分析，普遍以思辨为主，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内外创业环境研究成果的梳理，以期总结创业环境的研究现状、最新成果和该领域的研究方向。
一、创业环境的概念及现实意义
（一）创业环境的概念
学者们对创业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创业环境概念的研究、创业环境模型研究和创业环境评价研究这三个方面。对于创业环境概念的研究，学者们从“平台论”、“因素论”、“机会论”及其他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至今仍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比较典型的有以下三种说法。一是全球创业观察（GEM）提出的模型将创业环境分为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教育和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业环境和专业基础设施、国内市场开放程度、实体基础设施的可得性、文化及社会规范等九个方面。二是Gnyawali和Fogel的五维度模型将创业环境分为政府政策和工作程序、社会经济条件、创业和管理技能、对创业资金支持、对创业的非资金支持五个维度。三是Lundstrom和 Stevenson提出的MOS 模型将创业环境分为创业教育、创业促进、减少进入障碍、启动支持、启动融资以及目标群体政策六个维度，建立了创业环境分析框架。关于创业环境包含的要素，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如下表所示。
笔者认为创业环境是指那些与创业活动相关的所有机会、平台和因素的集合，包括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是指给企业造成市场机会和威胁的主要社会力量，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技术、自然和法律等因素。行业环境是指给企业提供发展平台的各种因素，主要包括行业周期、发展阶段、行业进入与退出障碍、行业需求及竞争状况、行业的主导技术及其发展趋势等。微观环境是指直接影响企业发展的各种因素的集合，主要包括企业的顾客、竞争者、供应链、营销渠道等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直接影响的各种因素，如下图所示。
（二）创业环境研究的现实意义
1.把握创业机会，提高创业成功率。创业机会是具有价值的创意，它来自于一定的市场需求和变化。良好的创业环境有助于企业更加科学、快速地识别创业机会，抓住市场需求，提高创业成功率。
2.搭建科学合理的创业服务平台。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创业工作，先后在企业注册登记、费用减免、金融贷款、资金扶持、税收及企业运营保障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并设立了专门服务于创业的机构。研究创业环境有利于党和政府进一步搭建科学合理的创业服务平台。
3.优化创业核心因素的组合。伴随着我国的经济转型和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越来越多地加入到创业的队伍中，科技型创业者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大。良好的创业环境能够更好地把创业机会、创业团队和创业资源等核心要素组合起来。
二、国内外创业环境评价模型回顾与比较
（一）国外主要创业环境评价模型
目前国际上常采用的三大创业环境概念模型，即GEM（全球创业观察）模型、五维度模型、MOS 模型，虽然都是对创业环境进行评价的模型，但存在以下不同点。
1.研究的出发点不同。GEM模型重点考察以下三个基本问题：不同国家或地区创业活动的活跃程度是否存在差异？是什么因素影响和决定了差异的存在？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如何？五维度模型从影响创业环境因素角度分析，将创业环境归结为政府政策和工作程序、社会经济条件、创业和管理技能、对创业资金支持、对创业的非资金支持五个维度。MOS模型以“创业机会论”为基础，从动机（Motivation）、机会（Opportunity）、技能（Skills）角度提出六维度创业政策框架。
2.研究的理论基础不同。从GEM模型考察的九大因素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的基础包含了“平台论”和“因素论”。五维度模型的评价体系则以“因素论”为基础，MOS模型以“创业机会论”为基础。
3.评价的指标体系不同。GEM模型的九个维度框架下包含了若干个子指标。五维度模型共有33个子维度指标。MOS模型共有34个二级指标，优化后有26个二级指标。
4.应用的范围不同。GEM模型着重于研究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侧重于宏观创业环境研究。五维度模型以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和易于衡量的指标体系更适合于小地区的研究，且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MOS模型将创业过程分为创业前、创业、创业后三个阶段，创业政策围绕M-O-S而构建并评价，具有系统性，适合评价大学生创业的创业环境。
（二）国内创业环境评价模型回顾与比较
我国创业环境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比较快。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国内对创业环境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创业环境概念的研究（平台论、因素论、“两者论”）、创业环境模型的研究、创业环境评价研究。这三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实践上开看，我国对于创业环境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研究方向。
1.引入或加入国际上较为成熟的评价模型。比较典型的是2002年清华大学作为我国的代表加入了GEM项目的调研工作，相关专家学者引入五维度模型和MOS模型等。
2.引入并改进国际上相关的评价模型。比较典型的有唐海仕、姜国俊以Lundstrom 和Stevenson开发的M-O-S模型为基础，针对我国大学生这一特殊的创业群体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构建了一套适合评价我国大学生创业环境的评价体系。
3.根据我国的情况重新建立创业环境的评价体系。比较典型的是张玉利、陈立新在Devi R.Gnyawali和Daniel S.Fogel 的创业环境模型的基础上，把创业环境归为四大类：金融与非金融支持、社会经济条件、创业与管理技能、政府政策与工作程序。
我国关于创业环境的研究如下表所示。
从我国学者对于创业环境研究的发展来看，研究的内容是逐步深入的，且大多数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大都是针对创业环境所进行的研究，专门针对创业环境对创业能力和创业机会实现影响的程度做出深入探讨的还比较少；对某个完整的地方行政省份的创业环境进行全面评价与比较的研究还不够。
（三）国内外创业环境评价模型的比较
国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且都为实证研究，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在发展中提出了一些比较经典的构成框架和研究方法。其中，GEM模型适合从宏观上总体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业环境；五维度模型适合评价小范围地区的创业环境，其可操作性和可衡量性更好；MOS模型适合将创业过程分为不同的阶段来考察创业环境。国内关于创业环境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或政府的角度出发，重点研究创业环境的概念，主要有“平台论”、“因素论”、“两者论”；关于创业环境模型的研究则侧重于模型的构建原则、影响创业环境的因素、创业环境包括的内容等；关于创业环境评价研究，主要是引入国际上发展较为成熟的评价模型或改进模型或从我国某一地区的实际出发构建的创业环境评价模型对某一地区的创业环境做出评价。
三、我国创业环境评价模型未来的研究方向
随着学者们对创业研究的不断深入，创业环境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者们的重视。对创业环境的研究，需要深入和可选择的方向有四个方面：一是构建全面的创业环境评价体系，包括我国创业环境的总体评价和完整的地区创业环境的评价（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二是结合国际上对创业环境评价的模型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分类评价我国的创业环境（按照不同的产业或群体）；三是深入研究创业环境对于创业过程及创业的影响程度；四是根据相关研究成果试点优化地区创业环境的可行性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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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培养学科评估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3）08-0013-02
2013年4月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了全国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评估报告。报告通过对“师资队伍与资源”、“科学研究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学科声誉”等一级指标及一级指标下的主要二级指标和重要数据项的分析，采用“分段分析”、“均衡性分析”、“分类分析”和“发展态势分析”等方法对全国各参评单位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整体水平以及主要一级指标进行了评估和定位。具体内容可在教育部学位中心网站（）查询。尽管该报告评估指向是研究生教育，但无疑对如何提升高校本学科本科生教育亦有很强的借鉴作用。因此，本文结合内蒙古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分析讨论了内蒙古大学本学科的现状及其现存差距，进而提出了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提升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整体水平的建议。
一、内蒙古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简介
内蒙古大学于2008年11月成立环境与资源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是内蒙古大学重点扶持建设的新型学院，是内蒙古大学与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共建学院。内蒙古大学1994年招收第一届环境科学专业本科生，1998年（第七批）获批为环境科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999年起由生命科学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和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局联合招收环境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05年获环境工程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10年环境科学本科专业被评为自治区级品牌专业，同年新增环境工程本科专业。2011年获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学院自成立以来，本着“保护环境，善用资源”的理念，逐步形成环境与资源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为一体的学科群。学院现已形成环境地球化学、环境微生物学和环境规划与管理3个稳定的研究团队，2个研究团队入选内蒙古大学科技创新团队。目前在环境地球化学、环境微生物学、环境生物技术、环境生态学、环境规划与管理、湿地环境修复和环境污染防治工程等诸多领域开展科研工作，在自治区具有一定的优势和明显的区域特色。
学院现有专业技术人员32人。教师中有教授4人、兼职教授1人、副教授8人，有博士生导师4人，硕士生导师7人，校外兼职硕士生导师11名；专任教师中有博士（后）29人，2人在读博士，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90％。学院的专任教师中绝大多数来自于国内外重点高校或高水平研究院所，形成一支学缘和知识结构合理，以中青年为主的、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能从事前沿性科学研究和承担重大重点项目的师资队伍。
二、内蒙古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现状
根据该报告对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参评单位群体的整体水平分布和内蒙古大学在参评单位中的相对位置，结合其按评估指标体系，逐级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及部分主要数据项的水平状态的分析，在82所参评高校中，内蒙古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整体水平和学科声誉目前处于全国中下水平，而科学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则与其他高校存在较大差距，尚属下游，亟待提高。具体指标及排名如表1所示。
三、提升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科水平的意见与建议
不论该报告评估体系是否合理、客观，但总体来说，学院今后需要在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有所加强和亟待提高。
（一） 以高层次人才引进为重点，构筑人才高地
紧密结合自治区和学校人才工程计划，依托重大科研项目，重点引进和培养科技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学术骨干；通过学科交叉和重大科研项目的协同攻关，培养创新团队；结合产、学、研，培养开发应用型人才；建设一支结构合理、学风优良、富有创新精神和国际竞争力的科技研发和管理队伍，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同时，建设1个省部级教学团队，建设1个省部级科研创新团队，师资队伍总数达到40人至45人，博士比例达到90%以上。另外，着力建设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
力争获得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新增地质资源和地质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使研究生教育涵盖到污染控制、废物资源化和能源化、水资源管理、地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等研究方向。
表1学科整体水平及各一、二级指标位次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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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高水平为切入点，强化科学研究
相比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而言，本学科科研产出明显不足，中、英文论文数量偏少，缺乏具有代表性和标志性研究成果。依托科研项目，鼓励、督促和支持科研人员及时将研究成果发表。结合创新团队建设，力争在发表具有代表性高水平学术论文上有所斩获。
坚持产学研结合，加快成果转化。通过联合、共建、融合等方式，加强与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多种形式合作，广泛开展人员交流，合作研发，通过合办科技创新机构、人员培训机构等途径，形成产学研结合的有效机制，积极建立与企业、科研机构之间有效的联系渠道，积极参与以企业为核心，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参与的技术创新体系，不断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步伐。力争在工业废水和农业废弃物的资源转化方面有所突破，实现产业化示范工程；在湿地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可再生资源特别是工农业固体废物、城乡固体废物资源化与产业化方面实现重点突破，积极争取科技成果获省部级奖项和申请及授权发明专利。
（三）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
近5年学校获得8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
2010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获奖项目
特大异型工程精密测量与重构技术研究及应用
该项目在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奥运工程、故宫古建筑大修等项目的支持下，率先开展了特大异型工程精密测量与重构技术研究；提出了快速精密“按需建网”的控制测量理论与技术，研制了基于经纬仪、全站仪以及数码相机为传感器的高精度三维坐标测量系统，基于地面激光雷达的精密三维重构技术，发明了专用测量装置，制定了相关技术标准，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本项目相关成果获省部级科学技术金奖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0项，其中授权7项，获软件著作权2项，68篇（其中EI 9篇），出版专著3部，制定行业标准3项。
本项目已在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国家体育馆、首都机场新航站楼、CCTV新址、探月工程50米天线、北京国贸大厦、武广客运专线、故宫古建筑大修、全国地铁建设等大中型工程中得到应用，经济效益达到7亿多元，为北京奥运会、探月工程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作出了突出贡献。
2011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获奖项目
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新技术及其在公路工程中的应用
该项目属交通运输工程领域，针对国家节能减排的重大需求，解决了道路建设中废旧沥青混合料、废旧橡胶轮胎、钢渣、建筑垃圾等代表性固体废弃物在公路中高掺配率循环利用的关键技术难题，形成了生产线与试验示范基地，实现了固体废弃物的高效循环利用。本项目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6项、受理发明专利申请7项，编制国标4部、行业规范4部，相关技术已在全国18个省市的32个国家和省级重点工程中成功应用。近3年来，本项目取得直接经济效益21亿元，累计经济效益33亿元，引领了交通运输、建筑、钢铁等行业的技术进步。
2012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获奖项目
地下工程开挖诱发灾害防控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
近年来，我国地下空间开发迅速发展，仅城市轨道交通行业每年新增里程就达150公里以上，市政基础设施等大型穿越工程显著增加。确保开挖、运营以及相邻构筑物的安全是地下工程建设的技术核心，本项目针对大型地下工程开挖领域的超近结构物隔离保护、风险辨识与控制、灾后结构恢复等重大技术难题，展开了长达15年的科技攻关。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支持下，本项目通过关键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19项，授权专利8项（其中发明专利6项），软件著作权7项，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16篇，形成地方标准2部，所取得的技术成果已经在“首都机场滑行道穿越工程”等国家重点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
代表性建筑与古建筑数据库教育部工程中心
代表性建筑与古建筑数据库教育部工程中心依托北京建筑大学测绘工程、地图制图与地理信息工程等学科，于2009年12月经教育部批准建设。
工程中心围绕我国代表性建筑和古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迫切需求，发挥与国内古建筑数据库生产企业联合的产学研优势，通过研究开发与工程化的环境建设，构筑起代表性建筑与古建筑数据库技术的工程能力平台；建立并完善工程化产业化的体制及运行机制；建设国内领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代表性建筑与古建筑数据库技术研发与工程化产业基地。
工程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建筑三维空间数据获取系统与技术：研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维激光扫描仪，研制以数字近景摄影测量与扫描系统为代表的数据采集设备，形成一个能够以多种手段获取代表性建筑与古建筑的各种空间几何、影像纹理、点云等多源数据的系统。
面向古建筑等大型复杂对象的逆向三维建模软件与技术：对采集的点云数据进行逆向，包括数据处理构建点云模型、根据点云模型提取构成建筑构件的结构实体几何（Constructive Solid Geometry— CSG）模型、基于点云模型构建建筑表面的三维不规则三角网（3D-TIN）模型、在CSG模型或者3D-TIN模型上加载影像纹理构成建筑的仿真模型4个步骤。
代表性建筑与古建筑数据库管理系统与技术：数据库中要包含空间数据与非空间数据，还有文学数据、历史数据、影像数据等。要设计一种能够管理、查询、显示和利用这些数据的数据模型和结构，构成代表性建筑与古建筑的数据库系统。
代表性建筑与古建筑数据库的应用技术：将数据库应用于建筑遗产生命过程分析、建筑遗产备灾数据库、数字化建筑遗产复原研究、推动建筑学的实境化教学、国际化的建筑数据交换平台等5个方面。
基于文献的历史建筑复原研究数据库：将中国历史不同时期建筑的资料与文献数据重建为历史建筑的代用数据，并使用现代信息获取、存储与可视化技术，提取各个朝代特色建筑的丰富资料成为数字化信息，进而建立一个较完善的、可共享的历史建筑档案数据库。
建筑信息存储与交换数据标准：建立富有建筑行业特色的历史建筑和特色建筑数据库，以及国内首个历史建筑和特色建筑数字档案信息交换及应用平台。
近几年，该中心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奖励8项。
城市雨水系统与水环境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城市雨水系统与水环境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依托北京建筑大学环境工程和市政工程、环境科学等学科建设，于2009年12月经教育部批准成立。实验室立足北京，面向全国，紧紧围绕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水环境污染控制和综合治理中的突出共性问题，以城市雨水系统为切入点，以可持续水循环为引领，以建立健康的城市水环境为目标，以揭示城市水环境水量水质保障各环节的科学机理为支撑，在城市雨洪控制与利用、水质净化与环境风险评价、水资源再生利用与节水、水资源优化配置与管理领域，通过环境工程和市政工程、环境科学等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和渗透，重点开展跨学科创新性应用基础研究。
重点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内容：
城市雨洪控制利用与水环境生态修复：城市雨水系统发展战略与规划设计评估模型工具研发；城市雨水产汇流特征及其对水环境响应机理研究；城市雨水资源化利用理论与技术；城市雨水径流污染控制理论与生态处置技术研究；城市雨水管理政策与制度设计研究；城市雨水系统的信息化管理 。
污水处理及其资源化：污水处理系统的数学模拟优化与数字化智能决策控制系统 ；可持续污水生物营养物去除回收反应过程和机理；高效低耗的污水再生处理新工艺；污水生物处理系统中的内源过程机理研究；污水资源化回用的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价原理与方法研究。
城市节水与水系统优化管理：城市生活公共建筑节水技术研究；城市工业再生水利用技术研究；城市规划对城市节水影响机理研究；城市工业节水潜力分析和技术集成；城市工业和公共建筑节水相关定额研究。
目前，实验室共承担科研项目200余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0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子课题6项，国家“863计划”课题1项，省部级项目30余项。近年来，实验室承担各类企业合作与社会服务项目200余项。包括：北京市东方太阳城水环境系统与雨水利用工程、数字化污水处理厂的建设研究方案、龙潭湖节水和再生水利用的研究与示范等。
现代城市测绘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重点实验室
该实验室依托北京建筑大学与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于2011年9月被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批准建设。实验室凭借学校测绘科学与技术学科优势、人才培养优势和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的建设行业优势，面向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文化遗产保护需求，通过产学研联合，实现优势互补，研究构建现代城市测绘地理信息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为城市运行管理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特色服务，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持，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为企业运营提供技术服务。实验室将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城市测绘地理信息领域的高水平研究平台。通过营造一个创新、开放、和谐的实验室学术环境，培养在主要研究方向上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中青年优秀科学家、学术带头人和优秀创新团队，形成高层次学术交流、成果培育转化和人才培养基地。
重点实验室主要研究内容：
现代城市测绘技术体系与标准化：基础测绘方面：研究大地基准现代化、城市三维测量与建模的理论与方法；在摄影测量与遥感方面，主要研究多源对地观测数据高可靠高精度处理、高效能网络分布式光学遥感数据一体化处理、倾斜摄影与面阵摄影测量技术、多模式合成孔径雷达摄影测量、激光雷达数据处理及其与摄影测量数据融合、遥感数据智能解译等；在地理信息系统方面：主要研究地图智能综合与质量控制、地理信息自动化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时空数据通用模型与一体化管理、地图数据级联更新、地理信息智能服务等。要大力推进地理信息数据处理关键技术攻关，加强测绘生产技术装备建设，建设地理信息服务体系，研究制定测绘基准框架，通用和专用标准。
城市地理信息理论、方法及应用：重点研究网格化城市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研究城市突发事件应急指挥和城市运行保障的策略、模型、方法和技术；研究构建城市历史多源空间信息共享与服务系统平台的相关理论和技术方法；研究城市空间信息应用与共享服务模式，发展面向网格化、精细化城市运行管理服务的空间信息支撑技术，探索基于空间信息的城市建筑生命周期管理新方法。
建筑精细测量与重构重点研究城市建（构）筑物精细测量技术：为建筑施工进行精密放样、建筑运营进行质量监控和安全监测服务；文化遗产精细三维重构技术，为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和利用服务。
近年来，学校重点实验室获得多项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特大异型工程精密测量与重构技术”获得2010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维激光扫描测量建模技术研究及在故宫古建筑测绘中的应用”获得2009年测绘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体育场精密施工测量技术研究与实践”获得2008年测绘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同时荣获2008年度“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依托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学科，是经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评审和认定的首批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于2001年6月成立，2009年12月通过第二期建设项目验收，2010年9月进入第三期建设。
重点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
燃气综合高效利用技术：包括研究燃气综合高效利用技术、天然气梯级高效利用技术、集中供热和区域供冷技术、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所应用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应用等相关技术。
供热空调制冷系统与设备节能技术：包括研究供热系统量化管理节能技术、空调用冰蓄冷技术、大型公共建筑用能系统监测和优化技术、浅层地热和水源热泵技术等。
室内环境质量检测与控制技术：包括研究室内空气品质的检测方法、室内空气品质控制手段相关技术、室内空气品质改善技术。
建筑节能综合应用技术研究：包括研究降低建筑用能系统、能源输配系统能耗并提高能效技术、监测和优化管理建筑用能技术、改善建筑围护结构或建筑构件热工性能技术、实现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规模化应用技术、发展绿色建筑和实现建筑节能减排相关技术。
近5年来，承担科研项目125项，科研经费2，228万元。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863计划”子课题1项，“十一五”子课题7项，国际合作项目5项。实验室已完成的研究成果中，许多已直接应用于北京市场，内容涉及旋流式烟气除尘器、低污染催化燃烧炉、烟气热能回收器、低温空气源热泵系统、室内环境质量检测等，同时申请多项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
绿色建筑与节能技术北京重点实验室
绿色建筑与节能技术实验室是2010年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建设的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实验室的建立主要为北京市城市建设发展中所遇到的环境和资源方面的问题、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问题提供科技支持。实验室以“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为服务方向，将建筑学、土木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等多学科进行交叉与融合，结合北京的城乡建设需求，致力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促进当前与未来城乡建设中以可持续发展为模式的建筑事业发展。
重点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和课题：
绿色建筑设计与施工关键技术研究：绿色建筑规划评估理论与应用；既有建筑更新改造的理论、方法与模式；新型围护结构研究；建筑风环境、光环境、水环境研究；可再生能源建筑一体化技术研究。
节能墙体关键技术研究：研究节能混凝土、砌体外墙和玻璃幕墙的设计、生产和施工的系统理论；研究混凝土、砌体外墙及玻璃幕墙节能性能的关键技术；研究节能混凝土、砌体外墙及节能玻璃幕墙的系统设计理论。
可持续性建筑材料研究：研究建筑垃圾资源化关键技术与应用研究；研究再生结构材料与再生功能材料的形成机理；研究节能环保材料设计与机理研究；研究工业废弃物在可持续性结构材料中的性能机理及应用技术。
绿色建筑能源系统研究：供热空调制冷系统与设备节能技术研究；新型高效制冷、热泵机组及系统研究；建筑能耗及环境控制系统特性评价指标研究；建筑用能管理自动控制系统研究；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利用理论及技术研究；蓄能机理及建筑应用研究；太阳能、浅层地热能开发与利用关键技术及理论研究；混合能源系统的运行控制研究。
绿色建筑水循环系统：雨水收集利用关键技术与设备成套化研究；非传统水源循环途径与水资源优化配置技术研究；建筑节水与场地水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低影响开发与绿色建筑关键技术与应用研究；绿色建筑水环境生态调蓄净化技术与集成技术。
该实验室近年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5项，国家优质工程设计银奖1项，省部级优秀设计奖1项；编制国家、地方、行业各类技术标准4项；专利及知识产权数十项。
实验室自组建以来，在绿色医院设计研究、采光遮阳一体化建筑构件研究、高层建筑风噪机理及对策研究、节能材料制造研究等多个方向，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并进行了示范项目的成果转化实践。同时，实验室针对绿色建筑重点方向，面向北京及全国进行开放性课题资助。典型的研究课题及成果有：中国驻厄立特里亚使馆经商参处绿色建筑设计、北京腾达大厦绿色建筑优化对策研究、北京宣武医院绿色医院评价及设计研究、佛山东平新城项目绿色建筑星级认定技术咨询等。
工程结构与新材料北京市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
工程结构与新材料北京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心经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批准于2010年1月成立。该中心具有北京市高校唯一的“工程结构与建筑材料”工程检测资质，拥有国家设计甲级资质的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和全国行业领先的北京建工京精大房工程建设监理公司。工程研究中心依托北京市建设领域龙头企业北京建工集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北京市政路桥控股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为北京的城市建设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旨在提升北京在工程结构节能、抗震、耐久性、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结构工程材料应用方面的整体水平。
工程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
工程结构节能抗震新技术研究和应用：开展工程结构相关的抗震新技术和国外先进抗震技术的国产化研究，节能新型墙体的研发和应用研究。
现代大型复杂结构施工监控技术与标准化施工技术：开展大型复杂结构的施工关键技术和施工监控技术研究，高效预应力成套技术标准化施工研究。
既有工程结构的检测、鉴定与维修加固：开展工程结构的材料检测、结构检测、检测鉴定和加固新技术的研究。
建筑垃圾资源化、再生环保节能和可持续性结构材料的研究和应用：开展建筑垃圾资源化、再生结构材料关键技术和规模化生产技术研究。
环保型可持续发展城市道路工程材料：开展环保型城市道路材料的关键技术研究，积极开展热再生技术、温拌沥青混合料技术的成果转化。
工程研究中心目前承担“973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等研究项目共计80余项，研究经费达1，000余万元。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11项；申请专利10余项，获批6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
北京市建筑安全监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市建筑安全监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于2011年4月经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式批准设立。中心结合学校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和电气工程等学科优势，致力于该领域重大关键性、基础性和共享性技术的研究，以及相关科研成果的系统化、配套化和工程化开发，为北京乃至全国建筑安全监测提供所需高新技术和装备。
中心主要研究方向：
基于声学技术的建筑安全监测。
大型建筑运行环境状态监测。
建筑安全物联网系统工程。
特种机器人的研究在建筑安全监测中的应用。
建筑钢结构和混凝土结构安全评估及可靠性技术。
建筑装备安全监测规范与服务。
目前，中心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其他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余项。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二等奖各1项，其他省部级科技奖2项。
北京市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市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于2012年经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成立。该中心以北京建筑大学为依托，并联合北京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和北京市政路桥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形成了集交通基础设施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大型交通枢纽设计、交通基础设施新材料与新技术研发等于一体的省部级科研及成果转化平台。中心整合了北京交通基础设施研究领域的优势资源，协同开展科技创新，通过产学研结合，促进成果转化，为北京建立高效、安全、环保的世界城市交通运输体系提供技术支持，并培养一批高层次人才，以满足北京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中心技术研究开发主要方向：
交通枢纽规划设计：研究综合交通枢纽规划布局理论、功能设计方法及行人交通特征，解决高效交通换乘、优化枢纽内部流线等交通运行效率及紧急情况下行人疏散等安全问题。
交通基础设施综合防灾减灾：研究交通基础设施的综合防灾减灾，解决地下道路及空间火灾烟气控制、内涝防治、安全疏散、结构抗震设计及安全评价问题。
交通基础设施全寿命设计：解决交通基础设施全寿命设计相关技术难题，着重开展混凝土耐久性及工程应用技术、交通基础设施使用性能预测、评价技术与应用和交通基础设施抗震设计新技术等相关内容的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施工新技术：研究交通基础设施施工新技术，解决施工的空间制约、资源制约、无障碍施工等问题。
该中心近3年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2项，国家优质工程设计银奖4项，省部级优秀设计奖16项；国家、地方、行业各类技术标准54项；专利及知识产权75项；部级工法5项，省部级工法10项。科研成果已应用于工程约60余项，其中包括：奥林匹克公园综合交通规划、北京地铁4号线的防灾减灾设计、长安街大修改造的全寿命设计、北京市四元桥立交工程的施工新技术等。
北京建筑文化研究基地
北京建筑文化研究基地于2010年被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批准建立。
基地自成立以来，紧紧围绕“三个北京”和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开展北京城市文化特色研究、空间哲学研究、建筑伦理研究和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共承担各级各类课题40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课题15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2项。举办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5次，出席国内外学术会议40余人次。出版著作20余部，150余篇。有20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有100余篇论文被CSSCI收录。基地重视人才培养和建筑文化科普工作，2012年开始招收“设计伦理学与美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建设了建筑物文化特色资源库，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基地主要研究领域：
北京城市建筑文化特色与功能研究：北京传统建筑文化的意义及功能；北京城市主要功能区的建筑文化特色；北京城市公共建筑物和公共空间的文化内涵；北京城市建筑形态的文化功能等。
建筑伦理研究：建筑、规划、工程活动的价值取向；建筑、规划、工程活动的公共参与；西方建筑思潮的伦理分析。
北京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北京城市建筑遗产的类型与特征；北京城市建筑遗产的文化功能评价；北京城市建筑文化遗产的再利用。
北京应对气候变化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北京应对气候变化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成立于2012年3月，由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联合共建。
基地的基本定位：
北京市应对气候变化智库；北京市应对气候变化信息服务中心；北京市应对气候变化战略措施研究和技术交流平台；应对气候变化专业人才培养与人力资源储备中心。
基地建设将立足北京、面向全国、放眼世界，跟踪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国内形势及动态，汇聚国内外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精英人才和技术，集成利用北京市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各类资源，开展气候变化对本市经济社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等方面研究，培养储备本市应对气候变化专业人才，努力将该基地建设成为与国际接轨、国内一流的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教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于一体的产学研综合性基地。
基地将组建与气候变化紧密相关的能源、交通、建筑、环境、生态、经济与金融、规划与管理等跨学科研究力量，紧密跟踪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国内形势及动态，系统全面地分析气候变化对北京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研究本市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战略、应对机制与技术、应对计划与方案。
基地主要研究方向与内容：
开展相关发展战略和政策标准的研究；搭建北京市应对气候变化信息交流和研发网络；开展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研究，包括基础研究、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研究、提升温室气体减排水平的研究、温室气体减排及相关低碳政策在短期内的经济社会影响研究等。
北京建筑大学——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
为充分发挥高校科研人才优势和建筑施工企业的生产要素资源，促进工程建设领域的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的孵化与转化，建筑工程浙江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由北京建筑大学和浙江勤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勤业集团”）共同组成并申报建设。中心于2009年获得浙江省批复（浙经信技术[2009]311号）。
研究中心的建立是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以切实发挥产学研联合作用为目标，以实现提高企业科技创新、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主要任务。
中心自建立以来围绕工程实际中遇到的技术难题，企业与高校联合开展了多项科研项目合作和技术攻关，主要包括：围绕土木工程施工领域的共性技术与关键技术，重点在施工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等“建筑四新技术”方面开展创新研究与开发，以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系列技术成果，并大力做好应用与推广工作。
中心的科研项目选题主要来源于三个途径：一是浙江勤业集团设立或拟定的项目，包括工程建设的行业标准、发明专利、部级工法等；二是学校根据具体土木工程热点、难点技术而设立或拟定的项目；三是国家及地区科研主管部门的相关科研课题。浙江勤业集团与学校拟定的项目由各单位分别提交到研发中心，并由专家委员会评审通过后，方可列为正式选题并由中心负责编制项目申报指南。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科技大学科技园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科技大学科技园是依托北京建筑大学的优势学科及科技创新资源，面向首都城乡建设，集聚创新创业人才，扩散高新技术，建设知识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中心；是为首都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提供科技支撑和智力支撑的创新创业基地；是产学研合作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区；是首都城乡建设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高地。
科技园以建筑科技为主导，围绕城乡规划、建设与管理，是重点开展建筑结构、建筑施工、建筑材料、建筑节能、建筑监理、智能建筑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设计、实验、应用、信息等产业化基地。
教育部推动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为新时期高校科技创新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与现实路径。“协同创新”是实现“2011计划”的重要途径，而实现协同创新需要创建新的机制和体制。目前，国内许多着名高校或研究院所虽然建立了工程实验平台和协同创新中心，但是对于如何有效地整合资源，促进“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激发活力，从而实现深度合作的机制和制度研究方面还比较缺乏，都是各个协同创新中心自身在尝试探索，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科学、合理规范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系，大大限制了各个协同创新中心的创新能力和科技贡献力。
实现协同创新的重要方式是推进跨学科研究。当今的许多重大科学研究几乎都是在跨学科领域展开，许多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把跨学科作为一种大学理念渗透到大学的全部活动当中。协同创新的前提之一是建立在跨学科的项目上，只有找到了跨学科的研究方向，才具备了协同的基础；只有跨学科，协同创新才具有实质的意义。但是，目前国内高校对于如何推进跨学科合作研究方面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和操作经验，也没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跨专业学科可以参考学习，这也限制了协同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需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管理制度。
工程伦理学已成为跨学科协作研究的典范。美国国家社会环境研究中心的成立运行更是从制度、规范层面全面促进多学科协同创新，荣誉研讨课程
也作为美国高等教育在课程教学中运行协作研究的重要方式。因此，全面研究并借鉴美国工程伦理学、社会环境研究中心、荣誉研讨课的运行经验和管理规范，能够促进各类学校在科学研究、教育教学等方面的跨学科合作，推动协同创新发展，整体提升我国高校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
2.研究并借鉴美国跨学科协作创新方法和经验，形成学校跨学科发展特色
2.1 美国工程伦理学的内涵与发展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
工程伦理学(EngineeringEthicsorEthicsinEngi?neering)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正如美国着名伦理学家M.马丁（MikeWMartin)[1]从伦理学的描述和规范意义上界定了工程伦理学。从规范意义上(NomativeSense)看，包括两层含义：第一，伦理学等同于道德，工程伦理学包括从事于工程的人所必须认可的责任与权利，也包括在工程中所渴望的理想与个体义务；第二，伦理学是研究道德的学问，工程伦理学是研究工程实践和研究中道德上必需的决策、政策和价值。从描述意义（DescriptiveSense)上看，也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是指工程师伦理学，研究具体个体或团体相信什么并且如何开展行动；第二，是指社会学家研究伦理学，包括调査民意、观察行为、审查职业协会制定的文件，并且掲示形成工程伦理学的社会动力。从工程伦理学的概念界定来看，规范意义上的工程伦理学强调从伦理角度审视工程，促进工程与伦理的结合性;描述意义上的工程伦理学注重强调工程活动的伦理价值。当然，无论是描述意义还是规范意义，都强调从伦理学角度来探讨工程中的伦理问题，研究工程主体的道德价值，探讨工程决策、政策、活动的道德正当性。可见，工程伦理内涵要求工程专业学者和伦理学家的合作研究，促进伦理学和工程学的跨学科研究。
自上世纪70年代工程伦理学在美国产生时起，其充分运用、实施跨学科研究和教育教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了多学科的研究团队，并且许多资金也用来发展工程伦理研究项目。1978—1980年关于哲学和工程伦理学的国家项目由罗伯特?鲍姆(RobertBaum)领导，由国家人文学科基金（NDH)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支持，18位工程师和哲学家组成的团队参与了这一项目，其中每个人都探讨了工程中被忽视的伦理问题[2]。20世纪80年代，在各大工程社团资金的资助下，许多学者对于诸如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theInstituteofElectricalandElec?tronicsEngineers,IEEE)、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theAmericanSocietyofMechanicalEngineers，ASME)、美国化学工程师协会（theAmericanInstitutionofChemi?calEngineers,AIChE)等工程社团的历史进行了专题研究同时，哲学家和工程师也联合起来书写了工程中的伦理问题，例如，由哲学家（Martin)和工程师（Schinzinger)所出版《工程中的伦理学》(EthicsinEngineering),以及由两位工程师（Harris与Rabins)和哲学家（Pritchard)出版的《工程伦理学》（Engfnem'ngEthics),这些都是合作发展的典范。
着名工程伦理学家M?戴维斯（MichaelDa-viS)W认为美国工程伦理应该加强研究技术的社会政策与社会境域等问题，指出应该从组织的文化、政治环境、法律环境、角色等6个方面进行探讨，在工程伦理学的教学过程中应该也从历史学、社会学和法律等方面阐述工程决策的境域。哈里斯也认为在跨学科研究中应该把STS和技术哲学融人到工程伦理学研究中，更需要关注技术的社会政策和民主商议，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研究工程伦理学。
1985年，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theAccredi?tationBoardforEngineeringandTechnology，ABET)要求美国的工程院校必须把培养学生“工程职业和实践的伦理特征的认识”作为接受认证的一个条件。2000年，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制定更为具体的方针，当前工程院校正在按照这些方针来操作。美国工程伦理学研究和教学大力推进跨学科研究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工程专业类学生对工程的理解和认识，明确工程专业责任，提高了道德敏感性，提高了工程职业素养。正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6]在《2020年的工程师：新世纪工程学发展的远景》中指出，工程师应该成为受全面教育的人，有全球公民意识的人，在商业和公众事务中有领导能力的人，有伦理道德的人。
2.2 美国国家环境与社会综合研究中心成为跨学科研究平台运行的重要参考
2011年8月2日，美国国家社会环境学综合研究中心（NationalSocio-EnvironmentalSynthesisCen?ter,SESYNC)(美国首个部级跨学科研究中心）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建立。该中心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拨款2750万美元建成，将致力于研究水资源、粮食生产、生态系统以及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旨在为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寻求政策方面的解决方案该研究中心的组织结构如图1所示。
(1) 任务与宗旨：国家社会环境综合研究中心将推动可操作的综合研究以及与社会环境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可持续性相关的教育工作等。
(2) 理念与价值观：研究中心的价值观是，今天的环境问题只能通过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一起合作，在区分优先的以及能够合作研究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解决。解决这些问题将需要一个联合体，把最基础的、“发现”动力的综合研究结合起来，而这些“发现”动力的研究也将与定向的、平移的知识联系起来。只有当不同研究团队的理念、观点和创新得到技术和组织的支持并发展时，最有效且最先进的社会环境综合研究成果才能诞生。国家社会环境综合研究中心将提供支持，包括基本的运算和运行支持，而这些支持也能够满足社会环境综合研究的发展要求，以推进创新的方法和日益扩大的不同领域的研究。
(3)合作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马里兰大学研究中心提供支持，另外的支持来自于马里兰大学环境科学研究中心（CenterforEnvironmentalScience,UMCES)以及未来资源学研究中心（Re?sourcesfortheFuture，RFF)。国家社会环境综合研究中心(SESYNC)支持安纳波利斯(Annapolis,MD马里兰首府）的研究人员从事合作研究活动以及位于华盛顿D.C.的未来资源学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的研究工作。其他的合作者主要集中于核心建议的提出与描述，这些合作者包括社会科学家、教育家、计算机专家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家。他们来自于密歇根州立大学（UniversityofMichigan)、马里兰大学先进计算研究院(UniversityofMarylandInstituteforAdvancedComputerStudies(UMIACS))、赫尔姆霍茨环境研究中心（HelmholtzCentreforEnvironmen?talResearch-UFZ(Germany))(德国）、哥特堡大学的环境发展研究中心（EnvironmentforDevelop?mentInitiative(EfD)altheUniversityofGothenburg(Sweden))(瑞典）、凯里生态系统研究院（CaryInstituteofEcosystemStudies)、拉德特大学(GallaudelUniversity)、华盛顿州立大学一温哥华（Wash-ingtonStateUniversity-Vancouver)、州立柯平大学(CoppinStateUniversity)。
(4)操作与运行：为应对环境与社会的挑战，聘请包括博士后、休假研究员、研究生和本科生实习等人员进行“短期课程”、“研讨会”等活动，其中主要是通过两个核心方案促进中心的运行与管理——专题研究与风险投资公司。
1) 专题研究：是个人的综合项目，涉及到一个或多个地区，而仅仅研究一个主题的关键问题。SE-SYNC在推动团队合作过程中选择多个主题，每个主题都能带来一定的投资效益。同时，研究中心将持续研究2~3个主题。专题研究的做法提供一个战略的视角，促进引导在研究主题上的合作研究。这一专题研究将努力建立可操作的科学，促进合作学习，共享数据、计算和可视化工具。这一研究将全部集中于提高个人研究成功的同时利用一个主题研究活动，以实现更大的整体效果。这一专题性构架提供一个机会，给予不同的研究人员一个共同点，关注时间和空间上的利益问题。
2) 风险投资公司：在项目研究中，这些企业能够快速发展起来。他们不必依赖于当前的研究主题，而更关注新颖、创造和时效。虽然企业研究项目风险高，但潜在的回报也高。他们善于抓住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开发新工具或新方法以推进企业进步<^这非常有利于推进多学科合作或研究环境综合知识问题。该研究中心的部分合作项目如表1所示。
2.3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荣誉研讨课程成为跨学科研究与教育教学的经典案例
荣誉研讨课（HonorsSeminars)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荣誉课程所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一个小班教学，紧密结合教师当前的研究问题，并向学生介绍各个学科的价值和作用。反过来，荣誉研讨课也是给教师提供机会探索新的课题并推进创新的教学方法实验。所有的荣誉研讨课强调提高批判性思维技能并应该设计及鼓励来自不同专业学生的充分参与。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UniversityofMar?yland,BaltimoreCountyUMBC)的教师可通过提交申请来执教荣誉研讨课。
荣誉研讨课的课程具有7个方面的特色：（1)分析和解释（AnalysisandExposition),包含荣誉课程发展分析和解释能力：思考和推理的能力，以及对思考和推理的结果的表达能力。（2)合作教学(CollaborativeTeachingandLearning)。荣誉课程导师必须敏锐地区分教与学，并且使用合作教学方法而不是“空船”（EmptyVessel)法教学。（3)小班(SmallerClasses)。荣誉讲座被限制为不超过25名学生。（4)对话（Dialogue)。小规模的荣誉课程就是引导教师能够鼓励所有课程中的学生参与到课堂对话活动中去。（5)写作（Writing)。写作也是学习，所以荣誉课程比一般课程要求有相当大数量的写作内容。(6)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荣誉课程经常跨越课程边界，目的是在获知这些学科特征的不同方法之间取得联系。（7)反思（Reflection)。荣誉课程要求学生对与他们相关的教育和专业课程进行反思，其中，跨学科、合作教学等特色也成为吸引学生的重要因素，也是推进课程向综合性研究发展的根本性要素。
一些课程开设效果较好，充分体现了综合性、跨学科性，推动学生全方位地思考和参与。比如，荣誉研讨课《人类：大脑与思想》（BeingHuman：Brain,Mind&You,编号为Honr-200-01)，课程内容主要为“我们很少有人花时间来研究我们的思想是如何运作的？它是怎么工作的？它在做什么？它又暗示着什么？将通过多学科的知识来推进研究这些问题，这些学科包括哲学、神经病学、生物进化理论、宗教、天文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人类学、文学、量子物理学和生理学；同时，学生将使用一系列的技术来研究他们自己思想的本质，通过直接经验提供课程原始资料；另外，每周作业是学生将设计一个研究试验来验证一个与他们课程资料相关的个体假设。”荣誉研讨课《认识艾滋病》(UnderstandingHIV&AIDS,编号为Honr-300-01)，这一课程将集中于美国“HIV&AIDS”被理解的方式，包括这一术语的国内展现和全球表达的方式，将从生物学、政策学、艺术学和行动者方面来考察他们关于病毒的知识，并考察他们又将这些知识、认识如何相互依存的；也将考察这些知识是如何跨学科的，并且当它们以自己的意义而相互依赖时，这些意义也常常是自相矛盾的甚至最终是不真实的。参考书来自于所有的这些学科，但是课程也不需要对于这些内容特别专业。除了这些参考书，也将会有短的或长的写作作业，以及一个小团队项目——进行关于HIV&AIDS跨文化认识的讨论。再如荣誉研讨课《移动社会世界的安全与隐私》(SecurityandPrivacyinaMobile,SocialWorld，编号为Honr-300-03)，认为“在一个计算机无处不在的社会中，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取得社会联系，这一技术使这些可能的行为变得更加生动，但是却很少关注到所付出的社会和公共政策的代价，特别关系到安全和隐私问题。在课程中，通过考察破坏隐私和安全的案例，评估设计出保护隐私和安全的法律与规章制度；学术共同体要对这一领域的相关问题研究付出一定的努力。技术要求不是本课程必需的，但是需要使用一定的社会中介系统或相当高级的手机通讯。课程要求两个短的论文、一个团队项目和一次考试。”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课程充分体现了一个重要特点是跨学科，从学科交叉、学科融合等多角度去解读、认识和探索某些社会的焦点问题，如隐私问题、安全问题；去发现一些科学问题，如人类的大脑如何工作等。从跨学科角度来探索某些问题，使问题变得更加有趣，更加容易让学生接受，也更加符合问题自身的内在性要求，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问题或事物的本质。
3.若干启示
(1) 在科学研究方面，加强工程类试验平台和协同创新中心重视“跨学科”研究，推动学科交叉和学科研究交流合作，提高创新能力和水平。如美国马里兰大学“国家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专题研究”和“风险投资公司”可作为重要的参考内容。我们在跨学科研究过程中，可适当地引入风险投资，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案，推动学校跨学科协作研究进展；借鉴美国国家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管理运行机制、推进协同创新的操作方法与程序，以及相关政策制度等，理解其促进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充分合作交流的协作机制和激励机制。
(2) 在教育教学方面，促进学校课程教育教学改革，促进跨学科核心课程建设，推动跨学科协作教学。可参考借鉴美国马里兰大学的荣誉研讨课程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同时立足于各类学校工程类学科特色，加强与之相关课程的设置与设计，也可将工程伦理学等美国较为成熟的课程内容作为课程研究基点，推动学校课程改革进程。
关键词 城市环境史 人工环境 城市生态学 城市环卫体系 环境正义运动
马丁·麦乐西是美国休士顿大学杰出历史学教授，公共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环境史、公共史、能源史和外交史，是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扛鼎人物，曾经担任“美国环境史学会”（1993—1995）、“公共史全国委员会”（1992—1993）和“公共工程历史学会”（1988-1989）的主席，是城市污染和技术变迁史研究的国际权威。出版了九部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分别是：《公共政策和环境》（2004年），《排放的美国：城市、工业、能源和环境》（2001年），《环卫城市：从殖民地时期至今的美国城市基础设施》（2000年），《城市公共政策：历史模式与方法》（1993年），《托马斯·A·爱迪生与美国现代化》（1990年），《应对富裕：美国工业化时期的能源与环境》（1985年），《城市垃圾：1880—1980年的垃圾、改革和环境》（1981年），《1870—1930年美国城市的污染与改革》（1980年）和《珍珠港的阴影：1941—1946年关于突袭的政治争论》（1977年）。马丁的论著多次获得重要奖励，1972年初出茅庐就以“眼不见、心不想：1860—1920年美国的环境与都市垃圾处理”一文荣获全国研究生优秀论文“乔治·P·哈梦德奖”。《环卫城市》一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先后荣获“美国环境史学会”2000年优秀著作“乔治·伯金斯·马什奖”、“公共工程历史学会”2001年优秀著作“亚伯·沃尔曼奖”和“美国城市史学会”2001年优秀著作“城市史学会奖”。马丁教授曾经担任赫尔辛基大学和巴黎第学的访问教授，积极参与欧洲环境史学会和城市史学会的学术活动，在欧美城市环境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这一领域的发展方向。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试图总结马丁教授对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主要贡献；第二部分是作者对马丁教授的访谈，马丁教授就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申论，这对我们深入理解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朱尔·A·塔尔教授[1]也对相关问题做了简短而又独特的回答，本文将以注释的形式列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而日新月异，但对城市史的研究仍以“城市郊区化”和“回归城市的新都市主义”的争论为主线，忽视了对城市环境史的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这至少是不全面的，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来看是不适应形势的。相信马丁教授的研究会对我国的城市史研究和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有所启示和借鉴。
[1] 朱尔·A·塔尔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是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开拓者和代表学者之一。马丁·麦乐西曾赞誉他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此，认为他的能量和聪明才智对城市环境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编辑了多本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专集，组织了多次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专题讨论会，培养了多位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博士和青年历史学家。Martin Melosi, “Foreword”, in Joel A. Tarr, The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Sink: Urban Pol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1996, P.XXI.
一 马丁·麦乐西的城市环境史研究
马丁教授从事城市环境史研究是从1971年在德克萨斯大学读研究生时开始的。当时美国的环境运动风起云涌，这是环境史研究兴起的时代大背景。但是与唐纳德·沃斯特等人的环境史概念不同，马丁认为环境史并非象社会史、政治史或城市史一样是一个特殊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从更广阔的、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视野来研究历史的工具，是观察我们社会的引人入胜的基本视窗。与一般的历史学研究不同，环境史从时间、空间和与文字资料具有同样史料价值的景观三个方面来研究历史现象。它虽然不能完全改变传统历史学研究以人为中心的走向，但自然环境从此成为形成和认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因素。 环境史在兴起初期注重道德和政治呼唤，但在走向成熟时，环境史已经成为理解当前政策和和塑造今后的政策的强大武器。[1]所以环境史首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事物的新视野，其次才是提供了新观点。马丁认为，只有这样认识环境史研究，才能给它以合适的定位并消除一系列由于定义不当而引起的复杂问题。[2]
在这个大概念之下，马丁经过艰苦的研究和论争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城市环境史概念。城市环境史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唐纳德·沃斯特的农业生态史模式影响非常大。他认为，环境史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这里的自然指的是非人的自然，所以环境史研究的焦点应该是农村而非城市，城市是作为文化建构的人造环境，建筑史、技术史和城市史早已进行了很好的研究，新兴的环境史不必重复这个老题目，城市被他排除在环境史的研究主题之外。[3]但是，马丁教授并没有盲目崇拜权威，而是为了给城市环境史正名毅然进行探索创新。他的勇气首先来源于他对城市的热爱。马丁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日后还游历了欧美许多国家的城市，亲属中也有人从事环卫工作，所以从小就对城市的诸多问题感兴趣。但促使他走上城市环境史研究道路的主要或直接原因还是H·韦恩·摩尔根教授开设的关于镀金时代和环境史的研讨课。摩尔根教授鼓励并引导马丁研究城市环境问题，也帮助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这篇习作为他赢得了第一个全国性奖励，这种认可、褒奖坚定了他开拓城市环境史这一新领域的决心，即使被别人嘲笑为“垃圾史学家(Garbage historian)”也在所不惜。他坚信，城市环境史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具有很强的挑战性。环境史象关注荒野和自然保护一样关注所谓“人工环境”的时代很快就将到来。[4]
马丁教授勇敢地向沃斯特的主导环境史模式发起了挑战。马丁认为，沃斯特的主张是不合乎逻辑的，与其说他的定义是精心思考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一个修辞的技巧性说法。他呼吁城市环境史学家要在前辈社会科学家开拓的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对城市成长和城市体系扩展进行生态分析的新概念，既要研究城市人工环境也要研究它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马丁在检视城市环境研究的发展历程后认为其中存在三类问题：一是城市在环境史中的地位仍然没能得到很好的定位和解释，城市环境的研究只是环境史的附庸而非有效整合，其中大部分仍然没有脱出城市史和技术史的窠臼；二是城市环境史虽然拓宽了我们对城市的认识，少数研究也吸收了城市生态学的有限知识，但其理论基础依然薄弱。三是现有研究多专注于狭碍的内在论和经验研究，多注重城市如何发挥功能，而忽视对城市如何对周围更大的自然环境发挥作用的研究。综合来看，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从理论上廓清城市的环境史特点。
马丁梳理了美国与城市环境有关的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对城市环境的新认识。他认为，在此之前，诸如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已经研究城市环境，但缺乏历史视野。城市史学家更多地研究城市的成长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并没有认真关注环境问题。环境史学家虽然注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但实际上忽略了人作为城市居民的属性。所以，虽然出版了一些研究城市水污染、大气污染、噪音、废弃物、环卫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但没有从整体上研究美国城市环境史的著作，也没有对城市环境史的理论进行探讨的文章。不过，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领域都对城市史和环境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启示，认为：“在人类历史中，现在是一个环境和城市问题爆炸的时代。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城市的需求、功能和扩张导致了环境病。反过来，健康的城市生活要求我们理解和善待城市及其周围复杂的自然环境”。[5]也就是说，城市环境问题是一个急需研究的历史课题。新城市史的代表人物赫斯伯格顺应时代要求，呼吁城市史研究不能停留在把城市仅仅看作是一个地方的旧思维上，而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过程，其动力模式是三大因素（环境、行为、和团体经历）在更大的城市系统中的相互作用。[6]此后的城市史研究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一是研究城市的成长和扩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与城市化的关系，并据此对城市发展进行分期。二是研究影响市民生活的城市形态和结构，引入了城市形象的概念。三是研究城市生活质量，从而把城市环境与人的反应直接联系在一起。[7]尽管城市史在研究环境方面有一定进展，但是它并未与环境史有机结合，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城市？它是一个文化建构还是一个自然环境呢？马丁教授详细分析了城市生态学的发展历程，从有机论、调节论、生态论、和系统论中吸收了有用的因素[8]，提出了自己对于城市的观点。他认为，城市不但与生态系统有隐喻关系，而且至少还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或派生物。城市还是自然界的主要调节者，城市的成长模式和社会秩序都具有生态意义。另外城市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9]应该说，对城市的这种生态学解释不但给批驳沃斯特把城市排除在环境史研究之外提供了理论基础，也给城市史与环境史的融合、城市环境史自身的发展奠定了内在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城市环境史不但有了学科归属，其发展也名正言顺。
在此基础上，马丁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宽泛的城市环境史概念。在此之前，塔尔已经提出了一个城市环境史定义，他认为，城市环境史“主要研究人造或以人为中心的结构（“人工环境”）和技术如何塑造和改变城市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这些改变对城市及其人口随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反作用”。[10]显然这个定义忽视了自然环境对城市的塑造作用。马丁认为，除了塔儿提到的研究内容之外，还应该包括城市地区的自然特点和资源与自然力、城市成长、空间变化和发展、以及人类活动的相互形塑。正由于此，城市环境史把城市自然史的研究和城市建设史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关联这三部分整合在一起。[11]城市既是自然的生态系统（这一思想早在18世纪末就已出现），具有象有机物一样的新陈代谢的功能；也是文化的建构，在某些方面区别于自然环境而与社会以及周边更广泛的自然系统紧密相连。因此城市环境史既与技术史、规划史、建筑史和政治史有关，也与它们有所区别，主要是利用城市生态学的理论研究城市的成长、基础设施、污染以及与城市相关的自然环境的历史演变。唐纳德·沃斯特认为城市只是文化的建构从而把它排除出环境史是没有道理的，同样认为城市就是一个有机体的说法也是片面的。[12]应该说把“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进行僵化的区分是不合适的，自然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自然，它也是人类的文化建构之一，农业本身就是一个非自然的事业，[13]城市也不例外。所以城市史学家关注城市本身，城市环境史学家研究城市的环境，即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然肯定不是沃斯特环境史概念中的那个自然。具体说来，城市环境史主要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城市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对城市的影响；社会对这些影响的反应以及减轻环境问题的努力；人工环境的发展及其在作为自然环境一部分的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
[1] Martin V. Melosi, “Environmental history as a mode of thinking”, in Shannon K. McClendon and Martin Melosi (eds.), Comparativ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the Americas: Social, Cultural, and Legal Perspectives, Houston: Institute for Public History,1993, P.88, P.93.
[2] Martin Melosi, “Public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15, No.4( Fall 1993), P.18.
[3]参看 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与美国环境史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4] Martin V. Melosi, “Urban Pollut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eded”, Environmental Review, 3(Spring 1979), Pp.37-45. “The Urban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Historian: Prospects for Research, Teaching,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3(Fall 1980),Pp526-40.
[5] Thomas R. Detwyler, Melvin G. Marcus (eds.), Urb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Belmont, 1972, P.VII.
[6] Theodore Hershberg, “The New Urban History: Toward an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of the City”,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5(Nov.,1978), P.33.
[7] Martin V. Melosi, “The Urban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Historian: Prospects for Research, Teaching,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3(Fall 1980),Pp528-532.
[8] 有机论认为，城市可以比做人体，是一个自然系统、一个转型的资源联合体，也是“第二自然”。调节论认为，城市是废弃物生产者，也是个“热岛”，还对水循环和大气都产生了影响。生态论比较复杂，把城市放在“生态复合体”中分析其空间模式、组织结构、生态扩张和组成部分的成长。系统论认为，城市是城市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个系统不但是活动的，也是开放的，而且其中的技术系统既有内部影响也有外部影响。
[9] Martin Melosi,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of Urban Ecology: Frameworks and Concepts”, in Alan R. Berkowitz, Charles H. Nilon, Karen S. Hollweg (eds.), Understanding Urban Ecosystems: A New Frontier for Science and Education, Springer, 2003, P.197.
[10] Joer A. Tarr, The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Sink: Urban Pol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1996, P.xxii.
[11] Martin Melosi, “The Place of the City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Effluent America: Cities, Industry,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1, P.126.
[12] Graeme Davison, “The city as a natural system: Theories of urban society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in Derek Fraser & Anthony Sutcliffe (eds.), The Pursuit of Urban history, London, 1983, P.366. Spenser W. Havlick, The Urban Organism, New York,1974, P.12.
[13] William Cronon (ed.), Uncommon Ground: Rethinking the Human place in nature,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P.25, 80-81.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orton, 1991.
以此理论为指导，马丁教授对美国城市环境史进行了深入研究，重点是19和20世纪美国的城市——工业社会。研究这些问题无疑对接受外交史训练的马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认真补习了市政府如何运作、技术如何发展、城市服务体系的扩展、城市财政政策的特点、垃圾处理和能源供应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开始探索城市成长、城市污染和工业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的研究显然已经超越了城市史、技术史和一般环境史的范围，开拓出了具象的城市环境史的雏形。1980年出版的《美国城市的污染和改革》全面考察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工业化对城市成长的环境影响（污染和环境危机的范围，城市环境意识的出现，改革者在大规模的污染出现时为改善城市生活质量作出的努力。），并以其范围的全国性和时间的历史性以及对将来该领域发展方向的正确预言而被公认为城市环境史的拓荒之作。[1]综观其学术活动，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城市垃圾史；城市环境改革史；城市服务史；城市能源史；和城市环境正义运动史等。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马丁教授也深刻思考了美国城市环境史的功能问题。
垃圾自古以来就存在，因为人类要生产生活就必然会排放和处理废弃物。但是垃圾问题却不是一直存在的，垃圾只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城市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垃圾问题是由工业革命以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人口集中造成的。工业革命对城市生活的影响虽然并非都是负面的，但确实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城市环境退化。与欧洲不同，美国的城市垃圾问题表现出不同特点：一是美国虽然自然资源丰富、空间广大，人口少，但是这些条件并没有让城市免受垃圾和流行病的困扰。二是美国工业的急速增长与城市化同步，出现许多工业城市集中的、深受拥挤、污染、噪音、垃圾和有毒废弃物困扰的城市带，形成了大范围的环境危机。人口迅速流入城市加重了环境危机，死亡率上升。三是解决环境危机的努力是零星的。在1870年代以前，美国主要解决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污水问题，而煤烟却被看成是物质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象征。水问题解决后，美国开始关注垃圾问题，承认它是工业时期的一个重要污染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固体垃圾排放量急速增长，超出了传统的收集和处理能力。但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垃圾是一种环境危害，而是把它看成是给人造成暂时不方便的讨厌事，因此只要把它移出人们的视线范围就算解决了问题。到1970年代，美国人逐渐意识到了垃圾问题与美国的物质消费和资源保护的联系，告别了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虽然这种意识没有成为环境保护思想的主流，但是超越仅仅处理垃圾转而探讨垃圾的起源确实是一大进步。垃圾被认为是城市过程的一部分，是与人口增减、地理位置、气候波动、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纠结在一起的。解决垃圾问题的关键在于关注垃圾问题的“前端”即垃圾生成问题，要减少废弃物的生产而不是设法收集和处理垃圾。从此以后，主流的美国环境主义运动开始关注城市生活，探讨与荒野和农村不同的另一种环境模式。
成功处理垃圾问题不仅需要对污染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技术发生改变，更需要城市环卫制度的改革。把垃圾问题看成是对整个城市社会的威胁的新认识促使城市居民把垃圾处理看成是市政公共责任，必须透过市政府的机制转换来解决，因为城市化规模的迅速扩大致使私人在垃圾处理方面无能为力。市政府要组织受过专门教育的环卫工程师形成垃圾处理的工作程序和计划，还要鼓励市民大众遵守环卫条例，促进公众参与清洁活动，说服他们采用更好的垃圾收集与处理方法。城市环境改革不但开创了美国历史上垃圾管理制度化的先例，而且对城市居民参与20世纪初的功利性保护运动和1960年代的生态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这次改革也有局限性，它虽然注意到了物质进步只有在注重自然环境的质量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但是它确实没有反思并改革环境污染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更没有质疑造成严重的废弃物的经济体系和社会。显然仅仅研究城市环境改革并不能完全揭示出治理垃圾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马丁教授的《城市的垃圾》一书超越了从政治改革探讨城市环境问题的做法，转而从“决策”的视角来观察污染政治和城市服务体系的发展，如工程师、卫生学家、市民领袖和市政官僚如何互动、私有企业如何承担公共职责、环卫技术的内在价值、政府的作用等。[2]尽管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马丁教授认为，城市垃圾与环境改革史的研究尚需继续努力，对诸如核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不同的运输形式造成的污染、公共环卫工程的发展、污染对特定城市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加强。[3]
从城市垃圾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能源在城市污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上当时出现了能源危机，马丁教授逐渐深入到能源史研究领域。这里所说的能源主要指化学能、热能、机械能和电能。能源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有密切联系。薪材、煤炭、石油、电力和核能的开发对美国的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能源被过度商品化导致了对其环境影响的忽视，在做出剥削能源的决定时几乎没有考虑能源的环境影响。另外由于美国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美国也就成了世界上能源最浪费的国家之一。从能源史的视角可以把美国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20年到1914年、美国实现工业化的时期。在美国工业革命中，薪材和煤是基本的能源，石油是主要的照明来源，电力系统得到了发展。煤的开采和燃烧既破坏土地也污染了城市的大气。第二阶段是从1914年到1945年，石油成为最重要的能源，电力的生产和使用量急剧上升。石油开采造成的污染主要表现为油管泄漏，石油使用产生的问题主要是汽车尾气。第三阶段是从1945年到1970年，美国进入后工业时代，对能源的需求超出了自己的生产能力，开始从全球组织能源供应。重化工业的污染弥漫全国。第四阶段是1970年代以后，能源危机严重冲击美国的经济和价值体系，核能得以大力发展。[4]能源生产和利用的环境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保护主义、效率运动和各种反污染运动都是某种对由浪费性或破坏性的能源实践造成的特殊威胁的直接反应。到1960年代末，现代环境运动和正在出现的能源危机的结合促使人类对能源利用的环境代价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进行反思。“大气质量法”、“清洁空气法修正案”、阿拉斯加输油管问题、三里岛事件等都与城市能源使用问题有直接关系。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服务系统作为城市的循环系统和表达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发展相关的当代环境思想的重要载体，在城市的功能和成长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不但形成了城市的基础设施，还规定了城市的生活质量。马丁教授从全国范围研究了从殖民时代到2000年的美国城市的水供应、废水、固体废弃物处理等环卫服务的发展、评估了它对城市成长和环境的影响。马丁分析城市环卫史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三部分：第一是生态理论，它把环卫服务置于更大的有机环境范围内、评估它对城市及其环境的影响，据此可以把美国城市环卫史分为瘴气（臭气引起疾病的环卫思想）时代（从殖民时代到1880年）、细菌学革命时代（1880-1945）和新生态学时代（1945-2000）。第二是系统理论，认为环卫服务不光是一个有机体，还是一个特殊的技术体系。这个体系与城市的其它部分相互作用，形成相互依赖的更大系统。据此可以鉴别和解释环卫服务本身的功能、动力、结构和发展。第三是路径依赖理论。它源于经济理论，认为第一代的选择毁掉了后一代进行其它可用的选择的可能。也就是说过去的选择对现在的可能性形成重要制约。新技术使用时还会出现闭锁现象，先使用者会把后使用者边缘化，并闭锁了其它技术的使用，产生对次好技术的途径依赖。[5]在这些理论基础上，马丁教授主要探讨了三方面的问题：大众健康和生态理论对环卫服务实践的影响；主要决策者在决定提供何种服务中的作用——环卫人士、工程师、医生和政治领袖；这些选择的环境意涵。从这些具体研究中，马丁教授揭示了技术系统、城市成长和环境影响之间的紧密而又复杂的联系。
环境正义运动因为主要关注城市有毒废弃物的问题自然就成为马丁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问题。与环境正义相关的还有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平等。环境种族主义是传统的种族主义之有意或无意的扩展，主要指在政策制订、法律执行和把某个社区选定为污染工业和废弃物处理的地方等方面存在歧视。环境平等指在有关条例、法规和实践指导下平等地对待和保护所有民族，不偏坦多数民族。环境正义在外延上比前两者都要广泛，强调所有人都有权享有安全和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空间。这里的环境不但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等内容。现在的分析家、决策者、媒体和政治倡导者更乐意用环境正义这个概念。[6]环境正义运动并不是从主流环境主义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其根源是1950—60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催化剂是1979年的瓦伦抗议运动。从此以后，美国公众对有毒废弃物的关注就象对三里岛事件后对核问题的担心一样强烈，环境正义运动很快从“不在我后院主义(NIMBYism)”发展成“不在任何人后院主义(NIABYism，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在许多学者看来，这是一种激进的环境民众主义(Radical environmental populism)。[7]它的迅速发展推动联邦环保局成立了环境正义办公室，国会虽然至今没有通过环境正义法，但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2月了第12898号总统命令，要求“联邦政府为了达到环境正义的目标，必须关注少数民族和低收入阶层所在社区的环境和人类健康状况。”由此可以看出，环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种族和阶级问题。从环境史的视野来看，环境正义运动提出了许多新研究议题，如环境正义与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确切相互关系，是先有贫穷后环境恶化还是先环境恶化然后少数民族迁入？环境是一个文化建构还是一个自然存在？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的环境感知有何不同？环境正义运动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取向与现代环境主义运动中的生态中心主义之间的冲突；直接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城市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主义运动本身的目标和性质问题等。[8]
环境史学毫无疑问也是长线的基础研究，它有什么用呢？它比传统的历史学在就业市场上有什么优势呢？马丁教授在这一方面也做了有益的探索。尽管初期的许多环境史学家被认为是环境倡导者，但环境史研究并没有得到公众的强烈响应。政策制定者、商业领袖和环境主义者也不会自觉吸取“历史教训”。当时还出现了严重的史学危机，年轻的史学家在历史学圈子内寻找工作的成功率极低，即使得到了职位，不但薪水低而且升迁机会少。马丁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呼吁城市环境史与公共政策史和工程史结合。他认为，城市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性质及其研究当前问题的历史根源的学术旨趣都会帮助年轻的历史学家跳出传统的束缚，超越狭隘的职业目标，积极向历史学圈外发展。1977年，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美国专业历史学家成立了“促进历史学发展全国协调委员会”，鼓励历史学家积极向公共政策领域发展，还提供许多可能需要专业史学家的新领域的信息，包括政府的环境项目和规划，政府中需要以历史分析为管理工具的办公室和项目等。也就是说要把学生培养成面向社会、贴近市场的而不是学究的公共历史学家(Public Historian)。其中一个广阔领域就是公共工程史，主要项目是历史自然和文化遗产。在这个领域，历史学家可以和公共工程专家结合起来，把历史分析应用于处理当前的公共服务和环境问题。城市环境史学家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作用：在准备“环境政策法”委托的环境影响研究时提供历史分析（有说服力的资料和适当的分析框架）；研究申请专利时被忽略或拒绝的项目是否在当前可用；就城市规划进行咨询；为环境项目或为设立新项目提供专业证据（历史学家能鉴定历史证据的准确性和确定其适用范围）。到1980年代，公共史学也已走出为史学家寻找学术研究以外的工作的初期目标，转向了用历史学的通用方法技巧（研究、分析、解释、和交流）影响大众。实际上，城市环境史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非常强调交流和重视受众。公共史学与城市环境史在环境问题上的融合与互动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9]城市环境史研究为专业历史学家和大众开启了互动的大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把历史模式和方法应用于对当前环境问题的处理；二是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把环境问题展示给大众。例如文化资源管理（濒危物种保护区、国家公园、文化生态旅行等），诉讼支持和环境补偿（专家见证和补偿认定），博物馆（环境展览）、媒体（传播环境文化的绿色荧屏）、和历史学会（环境历史旅行），政策分析（用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影响联邦环境政策和大众的选择）等。[10]城市环境史研究者还可以成立历史咨询公司，通过向委托人提供历史资料和合理分析来帮助他建立信心。例如阿兰·奈韦尔的“历史研究同人有限公司”不但做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和历史资源概览，也写自然资源管理史，还寻找有毒废弃物所在地的潜在负责方，还帮助诉讼方就水权、历史上的土地利用、河流的航行权等打赢官司或减免罪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公司的工作首先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有关规定，其次必须保守委托人的秘密，在与委托人的协议之下展开工作。某些国家机构也雇佣环境史学家来写历史、筹备展览、组织编写文集、或从事资源评估的工作。但必须注意不要成为“御用历史学家”（一味吹捧或为其辩护），也必须协调历史学家的兴趣和单位的特殊性与保密性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机构史学家和专业史学家以及咨询员这三个角色之间要达成协调平衡。另外，无论是专业史学家、咨询员、机构史学家和咨询公司都应该设法普及自己的环境史研究：把自己学术化的成果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读本、儿童读物等；制成资料片或其它影视作品；与本专业圈子之外的专业团体讨论自己的环境史研究成果；举办更多的丰富多样的环境史展览；积极参与广泛的文化资源管理项目。一句话，就是要利用多种形式和渠道，把学术成果变成大众知识。
总之，马丁教授在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中不但进行了大量理论建设，还做出了深入细致的具体研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指出了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今后需要着力发展的方向。一是进行世界性的比较研究。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环境问题的具体表现肯定不相同，但城市成长、污染、服务处理等肯定有相同之处。美国的经验是进行比较的一个有用的参照系。二是社会史研究与环境史的相互交叉。在过去三十多年，社会史大发展，影响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社会学家安德鲁·萨兹(Andrew Szasz)的“生态民众主义”对我们认识种族、阶级和性别在环境运动的演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非常有益。三是深化城市环境史与公共史的相互渗透。今年3月召开的美国环境史学会的年会就是与公共史学会合作，就两者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马丁把自己的下一个研究计划确定为撰写《环卫城市》的姊妹篇《网络化城市》，探讨网络城市的交通、运输和能源系统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最终回答他开始研究城市环境史时所提出的基本问题。[11]
[1] Martin V. Melosi, Effluent America: Cities, Industry,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1, P.7.
[2] Martin Melosi, Garbage in the Cities: Refuse, Reform, and the Environment 1880—1980,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81.
[3] Martin V. Melosi (ed.), Pollution and Reform in American Cities 1870—1930,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0, P.207.
[4] Martin Melosi, Coping with Abundanc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in Industrial Americ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8.
[5] Martin Melosi, The Sanitary City: Urban Infrastructure 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14.
[6] Martin Melosi and Philip Scarpino (eds.), Public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P.227.
[7] Andrew Szasz, Ecopopulism: Toxic waste and the movement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Minneapolis, 1994, P.6.
[8] Martin Melosi, “Equity, Eco-racism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ol.19, No.3( Fall 1995), P.11.
[9] Martin Reuss, Shelley Booksp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public historians”, ASEH News 2(September, 1991), P.1.
[10] Martin Melosi and Philip Scarpino (eds.), op cit, P.VIII.
[11] 马丁的城市环境史研究是从对两个基本问题发问开始的，一是城市如何适应自然界？二是蚁冢和城市有何区别？
二 马丁·麦乐西访谈
问：城市史和环境史都是相对较新的分支学科，这两个不同研究领域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
答：要回答这个问题既简单也复杂。环境史由于具有宽泛的关注点和多学科的视野而很有包容性。虽然环境史领域最初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但是把人放在一系列环境（包括城市）中来考虑似乎也是很合适的。城市环境史领域的大多数最初的研究要么研究城市内部的自然发展及其环境含义（例如污染的发生），要么区分“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在许多情况下，“人工环境”被认为外在于自然，是人重塑自然或毁坏自然的产物。这种观点的主要内在假设是：城市建筑在本质上是非自然的，因此它外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至少与它相反。如此一来，城市就被认为是人对自然的入侵。这一视角的问题在于：它假定人类的建筑物或耕种物在本质上都是非自然的、或者假定耕种的不同形式之间存在根本差异，换言之，就是把农业与城市建筑对立起来。通过这些假定，这个视角把人远远排除在自然界之外。它还假定非人的生命体形成的巨变——例如海狸形成的海狸坝——也必须用与看待城市建筑不同的眼光来关照。对我来说，这似乎与从历史角度研究环境所需要的基本前提是互相矛盾的。其实，城市史与环境史有合乎情理的交集。研究城市的内在发展和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联系的城市生态学就需要也应该有一个历史基础。如果把城市看成是人为了不同目的而开拓的对象，那就肯定能把城市史和环境史协调起来。
问：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存在着城市环境史与农业生态史之争，您如何评价农业生态史模式？如何整和这两种观点？[1]
答：在某一段时间，您提到的这两种观点之间可能存在鸿沟，也肯定有观察环境和环境史的不同方式，但这更象是多元的视角而不是某种两极的冲突。我认为，由于学者们经常试图区分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这就形成了某种类型的知识鸿沟。其实，那些把知识资本全部投入农业生态观点的学者通常不探讨城市问题，同样那些研究城市的学者也很少跃出城市的范围。但我并不认为这会形成某种知识冲突。进而言之，必须在比诸如城市与乡村、城市与自然等更广阔的背景中考虑它们的“位置”。我坚信，大多数学术研究领域，这种类型划分现在不再会流行。这种类型划分流行的领域是那些以特定的环境为研究对象的领域，主导这种环境的是一种或另一种人类耕作方式、自然扩张性、经济发展等。令人有点吃惊的是，研究欧洲环境的许多学者比澳大利亚或美国学者在城市发展中投入的注意力要比研究自然多。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观察也存在粗率的简单化的问题，与20世纪的欧洲相比，10世纪的欧洲是非常不同的，因此对城市的关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局限的。最近出版的大部分环境史论著对问题的分析都很复杂深刻，都否定了简单的城市与农村、城市与自然的两极区分。学者们正在探讨超越了这两极的广泛问题。在许多方面，环境史的研究热点正在从旧时对“自然是什么”的冥思变成对新问题的探讨，这些新问题是从不同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新思维提出来的。对语言、感知、文化态度等的关注都要求我们超越诸如认为城市与自然必然发生冲突的静态建构。
问：您心目中的城市环境史是什么？它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是什么？[2]
答：我认为，城市环境史就是城市及其所在地区的自然特点和自然资源既影响了自然力、城市成长、空间变化、发展和人类活动，又被这些因素塑造的历史。因此城市环境史就是城市自然史和城市建筑史研究的结合以及他们可能的相互作用。这种复杂化也许没有必要，但是它包含了人的构造物和城市以外的世界之间的互惠关系。我并没有把感知、思想和形象包括进这个定义，但城市环境史实际上也研究这些领域。如前所述，重要的是不把城市排除出我们对环境、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的理解之外。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城市处于经济发展、政治、文化等大多数人类活动的舞台的中心。城市至少具有这样的优势，它提供了一个在全世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观察研究的对象和平台。所以，城市环境史的局限并不在于它的研究视野具有和地域限制一样多的局限性，相反，“城市历史”还包含了大量地域、位置、文化和环境的不同。城市环境研究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它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无限多样性。我不认为城市环境研究有明确的方法论，但我认为城市环境研究主要应集中于城市成长、基础设施和污染健康问题。大部分研究采用“内在论”的观点，也就是从内部看城市成长和发展的方式。威廉·克罗农和少数其他学者更多地采用了“外在论”的观点，把研究焦点对准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相互影响。这两种研究各有优点，但肯定需要用整体的理论视野来更好地整和。我也欣赏这样的观点，即从把城市与环境史中的关键主题相联系的生态观点来考察城市。但这需要更为谨慎的扎实研究。
问：从城市环境史的角度看，您怎么评价克罗农教授研究芝加哥的著作？它是通向城市环境史的桥梁还是其它什么？[3]
答：威廉·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会》在许多方面都是开拓性著作。他通过对物质流动和关键物资的商品化的研究把城市与周边地区联系起来，这在弄清楚理解城市环境所必须的更大背景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尽管这一研究赢得了广泛赞誉，但是很少有学者尝试在他的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其他城市、或者深入分析《自然的大都会》曾经想展示给我们的问题。在更广泛的自然界中考察城市、认同城市与周边地区的一系列联系、探索更多的关于城市如何对商品、人和思想来说都象正在转型的机体一样发挥作用等都是非常有必要研究的问题。可以肯定，这些问题中的许多已经得到解释，但很少是在环境史的语境中解释的。我对这本书的主要意见是它没有深入理解芝加哥本身。研究物质流入流出城市并不能说明城市本身是怎么转型的。城市的哪些特点受到了克罗农已经清楚解释的、正在发生变化的经济和环境冲击的影响？总之，《自然的大都会》是一部非常杰出的“外在论”的城市环境史，而不是一部“内在论”的城市环境史。
问：美国环境史学家正在重新建构“自然”概念，它的知识基础是什么？“第二自然”或“人工环境”的含义是什么？[4]
答：我多少知道一点后现代主义知识争论对环境史学家更深入地思考文化、语言和感知问题的影响。长期以来，“自然”已经具有相当固定的内涵，但仍有关于什么是自然、什么是荒野等诸如此类问题的争论。环境史学家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上研究这种关系的变化也是绝对必要的。把自然看成是文化建构的概念似乎也是一个合适的研究切入点。“第二自然”这个概念已经从许多方面得到了解释，但最常见的是用它来刻画人类活动对自然的修正进而产生与原始状态非常不同的状态。我感到这个概念比较混乱模糊，因为“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关系似乎并不清楚。这似乎是在玩用不同术语就可以更好表现自然的文字游戏。“人工环境”过去常常被用于描述人类建构的自然特征，这些特征可能是从自然界中的自然资源中抽象出来的，但被人类的行动改变了。不过，这个概念并没有考虑除人之外的其它动物的活动。海狸坝或蚁冢是不是人工环境的一部分？如果它们不是，那就意味着我们把人类活动明显地置于自然界之外，也就是说，蚂蚁和海狸完全可以在自然的节律中做自己的事，但人类行动是非常不同的，常常不但自外于自然而且诅咒甚至加害自然。这样思考会提出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关于人类活动的问题，也会让人与自然冲突起来。如果不把人类活动看得如此复杂，可能会比较有利，但是必须把它重新整和进对在自然界活动的生命体的讨论中。如果我们想把人类活动看成是对自然的入侵，那么我们必须从把它看成是研究人在自然界发挥作用的大话语的一部分的角度来研究。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把人类活动看成是对自然的必然毁灭，因为这似乎否定了人的生物本质。
问：您怎么从城市环境史的角度考虑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正义运动？由于它的核心是人类中心主义，那么这意味着环境主义运动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5]
答：环境正义运动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权运动底色的政治运动开始的，它后来就变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对环境正义的呼吁来自学术界、政界和草根民众。最初的许多论著是论战性质的，但是历史学家开始研究一系列涉及环境种族主义的个案，就为研究环境正义问题提供了许多必须的经验事实。由于这个运动是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开始的，因此环境种族主义的诉求并没有建立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上。另外部分整和起来的行动团体也想把自己与传统的环境主义者分开。他们认为，传统环境主义者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问题，不重视城市环境问题。他们没有研究历史上的城市环境改革，但这些改革实际上弥补和加强了保护运动和荒野保护行动。环境正义运动确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研究的更多的是穷人、有色人和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的悲惨命运而不是自然环境。虽然环境正义只是在环境史的范围内提出对种族和阶级的重要探索，但是它确实已经做出了巨大贡献。历史学家现在必须直面这些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不过，认为废弃物的处理设施或有毒废弃物的排放点是被有意识的安排在有色人的居住点周围这个论点并没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其实，环境种族主义的事例自古以来就存在，但在研究环境不平等时很难把种族和阶级分开。这些不平等经常影响穷人，也影响有色人。虽然环境种族主义的所有诉求不能得到全面证明，但是环境正义运动确实开启了讨论环境不平等问题的大门。从这一点来看，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探讨。对城市环境史学家来说，它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这些研究必须包括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内容。
问：请您谈谈技术在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的作用。[6]
答：与一般的环境史领域不同，技术在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大多数早期的著作都研究城市的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代价，尤其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这些问题。果真如此，各种技术确实在从制造设备到交通网络中都发挥着核心作用。能源利用和相关技术的变化就象各种城市服务的发展一样都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尽管技术在早期的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要比在荒野研究中的作用大得多，但是把技术理解成是对自然的入侵、是与自然力冲突的力量、最终会毁灭环境的认知仍然在城市研究文献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管他们研究城市、乡村还是荒野，许多环境史学家在把技术看成是有点外在于自然力或与自然力相对这一点上是十分相似的。最近，城市环境史学家正在慢慢地改变给技术贴上邪恶或毁灭性力量的标签的做法，把注意力转向研究对技术应用的选择及其对城市成长和发展的复杂影响这些方面。这种变化与技术史研究领域的转向完全是同步的。在技术史研究中，技术的文化建构在近几年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城市环境史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已经超越了仅仅关注技术问题的狭隘思路，转而研究一系列与其相关的问题，包括由非人类活动引起的景观变迁的问题，气候问题，围绕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往的环境史学家并不是有意回避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确实在其他学科中得到了更多的研究。总之，在研究人工环境时，技术和技术变化仍是研究的核心。希望能有更多的把环境史与技术史交叉融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尝试。
问：“9·11事件”对环境史研究有什么影响？环境史研究在未来会怎么发展？[7]
答：很难回答“9·11事件”对环境史研究以及诸如此类的恶性事件对人民生活产生了什么具体影响。泰得·斯泰因伯格、麦克·戴维斯和其他学者已经对“自然”灾害做了一些研究，但没有直接涉及诸如“9·11事件”这样的问题。对战争和环境的研究兴趣是最近才出现的，但它最终会把恐怖主义与诸如它的环境影响这样的相关问题整和在一起。有关“9·11事件”对纽约城造成空气污染的最新报道肯定会引起现在的环境史研究者的重视。两年前，我参加了“美国民用建筑工程师协会”就“9·11事件”举行的一次研讨会，我们讨论了“9·11事件”，也讨论了其它许多民用建筑问题。我知道，“9·11事件”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进入许多研究领域的文献中，但是可能是以很微妙的方式而不是成为研究的中心。象我这样的历史学家并不太适合预测未来。不过，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点是，环境史被越来越频繁地与“主流”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例如，种族、阶级和性别是大部分历史分支学科研究的重心，现在也成了环境史学家越来越感兴趣的领域。对大的历史趋势的解释也以环境史的论题为基础，例如泰得·斯泰因伯格新近出版的美国环境史著作。对环境观点和视野的文化建构的兴趣肯定也会把环境史与某些后现代主义趋势联系在一起。大体上看，环境史可能会改变孤立的状态。我希望它的核心是在全球规模上研究广泛的历史问题，这种全球视野能把环境关注与许多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
Martin Melosi and his Studies of the U.S. Urb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Bao Maohong
Prof. Martin Melosi is a leading environmental historia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was once the Presidents of “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1993-1995), of “National Committee of Public History”(1992-1993), of “Public Works Historical Societies”(1988-1989). This paper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first is to introduce his main achievements from the theoretical base,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of urb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o the concrete researchs, such as garbage history, energy history, history of urban infrastructure,etc. The second is an interview with Prof. Martin Melosi. He put forward his own interpretation on some key subjects, namely the relation of urb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Agroec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relation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built environment, the role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layed by technology, the natur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 Addtionally, the very concise ,but valuable response to the similar questions by Prof. Joel A. Tarr is attached in the footnotes.
[1] 朱尔认为，沃斯特的农业生态范式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们还必须研究城市和工业环境。在历史上，城市与它的农业地区和周边地区是相互作用的。城市既剥削城市所在地的环境，也剥削周边地区的环境。周边地区的物质流向了城市经济，反过来城市的物质也流向了周边地区，例如粪肥、废弃物等。
[2] 朱尔认为，城市环境史主要是这样的历史，即人造的、以人为中心的结构（人工环境）和技术如何塑造和改变了城市所在地的自然环境，这种改变的结果反过来又如何改变了城市本身和它的人口。城市环境史有许多仍在扩展的维度，其中的大部分可以包括在我所说的“城市新陈代谢”主题之内。还有一些涉及城市景观的重塑和环境平等与正义的重要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必须强调的是城市不是树，即不是有机体。
[3] 朱尔认为，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会》是研究城市周边地区的物质和自然资源开发、加工及其流进和流出城市的经典著作。不过，它并没有研究城市对其所在地的剥削和利用以及城市废弃物向周边地区的转移问题。
[4] 朱尔认为，如果出于描述的目的，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概念就是有用的，但并不必然会被当成语言时尚来使用。人工环境是一个城市概念。根据我的理解，它涉及人类对城市基础设施及以此为基础的结构的建设问题。它不但包括基础设施的地上部分，也包括它的地下部分。
[5] 朱尔认为，环境正义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城市环境史研究中应该得到全面的探讨，但是这并不是说要把当前的标准强加给历史。我们应该清楚，我们理解的是过去发生的变化。它确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不过许多其它的城市环境问题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