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9 10:12:38
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哲学成为主流。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倾向有,摒弃实体本体论,确立实存本体论;摒弃客体性,确立主体性;摒弃认识论,确立现象学。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现代主义美学。现代主义美学把审美当做本真的生存,当做主体性的实现,当做现象学还原的方式。20世纪后半叶以来,现代主义哲学式微,后现代主义哲学成为主流。后现代主义哲学转向解构主义和身体性,表现为五重否定:否定本体论,否定越超性,否定主体性,否定绝对意义,否定意识哲学,由此终结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使哲学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但是,后现代主义哲学这五重否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它具有破坏性,而缺乏建设性,导致虚无主义。所以“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代表大卫·雷·格时芬把这种后现代主义称为“破坏性的后现代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后现代主义美学走向反本体论、反形而上学、反主体性、反本质主义和身体性等等。应该说,现代主义哲学和美学并没有终结,而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它有缺陷,也有合理性。它的缺陷被后现代主义所矫正,但是矫枉过正,导致全盘否定。现代主义并没有死亡,它仍然具有巨大的合理性,只要克服了它的缺陷,就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当然需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成果,对现代主义进行改造。这也就是说,应该在继承后现代主义合理成果的同时,矫正后现代主义的偏颇,进而改造和接续未完成的现代主义。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力图克服片面的破坏性而具有建设性。www.133229.coM后现代主义中产生了以大卫·雷·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一派。格里芬反对科学主义,主张“整体”、“有机”的世界观,提出了重建人与世界关系的“返魅”思想。他主张尊重自然的主体地位,与自然和谐共处。他说:“后现代主义并不感到自己是栖身于充满敌意和冷漠的自然之中的异乡人。相反,……后现代主义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在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其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借助这种在家园感和亲情感,后现代人用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度这种后现代主义精神取代了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后现代主义的这一派别为当代美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回顾中国当代美学的历程,大体上可以这样描述: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是启蒙主义(实践美学为代表),90年代的主流是现代主义(后实践美学为代表),而本世纪以来趋向后现代主义(身体美学、日常生活美学为代表)。应该说,这三种美学体系都有历史的合理性。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启蒙主义美学张扬了主体性,批判了客体性的反映论美学,推进了美学的发展,符合启蒙时代的需要。但它把审美的基础建基于实践,而且把审美看做主体性的胜利,这是其缺陷。现代主义美学吸收了海德格尔等现代哲学、美学的思想资源,把审美看做自由的生存,强调了审美的超越性,这是其理论贡献。但是它也存在着没有分清生存与存在,保留了主体性哲学和意识哲学的残余思想等缺陷。以身体美学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美学,全盘接受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主张审美是身体的快感、审美日常生活化、审美无超越性的本质等,认为这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从而导致美学的毁弃。在当代中国,美学建设不应该全盘丢弃现代主义,也不应该停留于对后现代主义的追捧和仿效,而应该把现代主义美学视为未完成的事业,继承其合理性,扬弃其不合理性;把后现代主义美学看做一种对现代主义的矫枉过正,加以批判地吸收,包括批判和借鉴后形而上学、解释学、他者性理论、解构主义、身体性理论等,从而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重建现代美学。概括地说,就是改造现代美学,由实存哲学基础上的美学转向存在论哲学基础上的美学,由还原论现象学美学转向审美(超越)现象学,由本质主义哲学转向审美主义哲学,由主体性美学转向主体间性美学,由意识美学转向体验美学。由此,就克服了现代主义美学的缺陷,也克服了后现代主义美学的缺陷,重建了现代美学。
一、超越实存哲学和后形而上学,建立存在论美学
哲学的宗旨是把握存在的意义,而存在(德文sein)成为本体论范畴。传统哲学把存在理解为实体性的存在者,这是形而上学的古典形态。西方哲学在存在主义那里发生了转折,这就是实存本体论的转折,变成了现代形而上学。存在主义应该翻译为实存主义,实存(existenz)是生存(da-sein,或译现存在)的超越维度,是生存的本质。实存哲学(exitenzphlosophie,以往译为存在主义哲学)把存在理解为自我的存在,以生存的本质即实存作为本体,认为实存是自由选择,肯定实存的自由性、超越性,批判现实生存的异化性质。从郭尔凯戈尔、雅斯贝尔斯,到海德格尔、萨特,都属于实存哲学。虽然实存哲学各家主张不同,但它们都从自我的存在出发,坚信生存的本质即实存是自由的选择,从基尔凯郭尔确定信仰阶段的真实存在,到雅斯贝尔斯的作为“大全”最高样式的“超越的存在”,到海德格尔面对死亡的先行决断,到萨特的自为的存在,莫不如此。实存哲学并没有揭示存在的意义,因为自我的存在即生存无法超越现实,也不能领会存在的意义。由于实存没有被存在规定,基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最后只能把存在的意义归结为宗教信仰;海德格尔的此在的先行决断,仍然是现实的选择,缺乏终极价值的规定,因此不是存在的意义的领会;萨特的自由选择也缺乏价值取向,他的自由是没有价值取向的空洞的自由,是自由的自然方面。实存哲学的要害是离开了存在谈论生存的本质,把实存作为本体而不是把存在作为本体。实存哲学把存在理解为人的存在、自我的存在,但存在本身缺席,实际上是以实存取代了存在。由于存在本身的缺席,实存的超越性来自何方、去向何方成为问题,自由选择成为无目标、无方向的选择。海德格尔虽然声称要通过此在在世揭示存在的意义,但他把存在理解为“是”,走入歧途,因此始终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实存哲学虽然反对传统形而上学,但它坚持实存本体论,实际上延续了形而上学的传统,建立了现代形而上学。当代哲学的主流是所谓后形而上学,它包括语言哲学、分析哲学、新实用主义等哲学流派,它们都取消了形而上学本体论。语言哲学非常广泛,流派众多,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认为事实是由语言构成的,因此没有实体性的存在,从而取消了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语言哲学的贡献在此,缺陷也在此。它的缺陷是,在否定实体本体论的同时,也否定了超越性的存在论,使语言凌驾于存在之上。事实上,语言是“可理解的存在”,只有在存在论的基础上,语言的性质才能得到规定。本真的存在与现实生存的分际,对应着本源性的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分别。而语言哲学仅仅承认日常语言,不承认有本源性的语言(包括哲学语言和诗性语言)并且用日常语言来否定形而上学和美学,导致否定哲学的超越性,也取消了美学。广义的语言哲学也包括分析哲学,分析哲学以语言分析来清除假命题,从而摧毁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它认为形而上学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假命题,如“存在”(是)就是一个多义的概念,因此本体论应该取消。卡尔纳普宣称:“现代逻辑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有可能对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问题提出新的、更明确的回答。”分析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有其合理性,特别是它对“存在”(是)的否定终结了形而上学本体论。但它存在着的根本缺陷,就是用日常语言来否定哲学命题。语言有日常语言和哲学语言之分,哲学使用特殊的哲学语言,它超越日常语言。语言分析使用日常语言否定哲学的命题,导致后形而上学的偏颇。罗蒂代表的新实用主义,也否定形而上学,它从历史的和实用的立场出发,反对本质主义,取消真理性,取消终极价值。新实用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离开了本真的存在,从具体的生存经验出发,不能获得真正的哲学智慧,而只能导致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
要把握存在的意义和审美的意义,必须克服实存本体论的缺陷,同时克服后形而上学否定本体论的缺陷,建设真正的存在本体论哲学。首先要厘定存在概念,澄清形而上学的混乱。存在不是“是”,而是我与世界的共在,存在具有自由性,而自由的规定是超越性和主体间性。存在作为本体论范畴,是生存的根据,生存是存在的异化。如此,实存的超越性才有可能,才有方向,也就是说实存的超越性来自存在,实存通向存在。现实生存不能达到自由,只有超越现实生存,才能回归存在,获得自由。实存的自由不是此在的先行决断(海德格尔),也不是命定的选择的自由(萨特),而是指向存在,即我与世界之间的共在关系规定的自由。审美不是现实生存,也不是日常语言的运用,而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和超越的解释方式,从而使存在的本质显现。同样,也要以存在本体论超越分析哲学,并且建立存在论的语言观。在现实语言之上,还要确立本源性的语言,包括诗性语言以及哲学语言,它们才能表达存在的意义。由于审美不是一般的语言行为,而是超越日常语言的诗性语言,是自由的体验,它突破了现实语言的局限,使存在的意义得以显现。
二、超越先验现象学和经验现象学,建立审美现象学
主体间性超越美学还要批判地继承现象学的遗产,建立审美现象学。胡塞尔建立了先验现象学,其宗旨是由意识的意向性导出对象,通过现象学还原回到先验意识,从而“朝向实事本身”。它追求对象的绝对的本质,具有超语言性和超历史性的特征。囿于意识哲学,先验现象学未能进入存在论的领域,没有解决存在意义的问题。而且先验意识或先验自我不能成为在场的主体,不能构成意向行为,不能构成现象,也不能揭示存在的本质。海德格尔批判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要把现象学建立在存在论的基础上。海德格尔说:“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现象学的现象概念意指这样的显现者:存在者的存在和这种存在的意义,变式和衍生意义。”但是,海德格尔并没有真正建立存在论现象学,而是建立了一个生存论现象学。他让此在领会自己的存在,进而把握存在的意义。由于生存是现实存在,此在是经验自我,世界是操心的对象,因此海氏建构了一个经验现象学。除了海德格尔之外,舍勒建立了情感现象学,梅洛一庞蒂建立了知觉现象学,杜夫海纳建立了感性论的审美现象学。无论是海氏的畏的生存体验,还是舍勒的情感体验、梅洛一庞蒂的知觉以及杜夫海纳的“灿烂的感性”,都试图以经验意识来构造现象,因此可以称之为经验现象学。由于无法超越经验意识的局限,经验意识所http://面对的只是表象,而不是现象,存在意义也就无从把握。这就是说,在经验现象学那里,现象学已经趋向于解体了。
经验现象学的归宿是解释学。解释学终结了现象学,消解了绝对意义,从而通向后现代主义。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建立了现代解释学。他极度发挥了海德格尔生存哲学的时间性思想,把人的存在完全置于历史境遇中,从而取消了现象学的本体论基础,也消解了现象学的超越性。他把意义归结为历史性的解释的产物,而本体论的存在意义问题被取消。正因为这一点,解释学成为由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折点,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都与它有关联。在解释学基础上的美学否定了绝对的审美意义,以文本的解读取而代之;审美意义也脱离了与存在的意义的关联,而成为一种经验性的意义。伽达默尔提出了“审美无区分”的理论,认为解释学包容了美学,审美解释只是一般解释的范例。这就否定了绝对的审美意义,取消了审美的超越性,也取消了审美的现象性,使美学成为解释学的一种。
应该超越先验现象学,也超越经验现象学和解释学,在存在论的基础上建立审美现象学,从而揭示存在的意义。这就是说,不同于海德格尔把存在理解为“是”,而要把存在确定为我与世界的共在,这种共在就是世界作为现象向我的呈现,存在的意义得以显现。审美作为自由的生存方式和向本真存在的回归,真正地具有了现象性。在这方面,杜夫海纳开了先河,建立了审美现象学。杜夫海纳说:“审美经验丰富他是纯粹的那一瞬间,完成了现象学还原。”但他把审美归结为纯粹的感性,带有自然主义倾向,因此审美现象学只是肯定感性,而没有揭示存在的意义。由于审美是自由的生存方式,是现实生存的升华,是我与世界的共在,审美意象就是现象的完成,审美意义就是存在意义。这样,就确立了审美的现象性,也建立了审美现象学。它认为现象不是还原的产物,而是审美超越的创造。审美现象学不同于先验现象学和经验现象学,而是超越性的现象学。审美现象学也不同于现象学美学,后者仅仅是用现象学理论来解释审美现象,如因加登的现象学美学;而前者是把审美当作真正的现象,审美能够使存在的意义显现,审美意义就是存在的意义,从而确定美学就是现象学。美学由此摆脱了哲学分支和末端的卑微地位,而成为第一哲学,成为发现存在意义的方法论和本体论,而哲学的其余部分只是它的演绎和论证。
三、超越本质主义和解构主义,确立审美的超越性
从古代的实体本体论到近代的认识论,再到现代的生存本体论,西方哲学史贯穿着一个本质主义的线索。古典哲学是实体本体论哲学,存在被看做实体性的,实体是不变的、绝对的实在,是万事万物的根据。这样,世界就由本质和现象构成,本质决定现象,形成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近代哲学在实体本体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认识论,考察认识的能力和局限。结果休谟从经验主义立场否定了实体,康德认为实体不可认识,只是信仰的对象。现代哲学否定了实体概念,认为它是没有意义的假命题。但现代哲学也没有取消本质主义,只不过以绝对的意义取代了绝对的实体。胡塞尔认为通过理性直观可以还原到绝对的本质,海德格尔认为可以通过此在在世的体验发现存在的意义(它把存在理解为“是”,其意义是绝对的)。海德格尔批判了实体论的本质主义,建立了生存论的本质主义,实体性的本质被超越性的本质取代。但是,前期海德格尔思想虽然批判了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论,提出了此在的超越性,但这个超越概念仅仅是时间性的规定,是此在向未来的筹划和可能性。这就是说,此在的超越性不是向存在的回归,不是超越现实生存,而是在现实中进行自我筹划、自我选择。因此,他的前期思想没有走向审美主义。只是在后期,他通过“诗意地安居”和天地神人的游戏而走向本真的生存,领悟存在的意义,从而走向审美主义。
终结本质主义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任务。伽达默尔是一个转折点,他把意义置于历史性的解释活动中,而这种解释是由历史视域构成的,如此就解构了绝对的意义。后现代主义诸流派包括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和新实用主义等,都认为没有超越语言和历史规定的绝对本质,反对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解构主义者德里达认为语言没有确定的意义,意义是能指的“延异”过程,它不断推延、消解而没有终点。福科认为“知识即权力”,知识是话语权力的构造,没有绝对的客观性。因此,真理就成为权力的虚构。新历史主义认为,是意识形态构造了知识,所谓真理都是历史性的、地方性的知识。新实用主义反对本质主义,前面已经有所论述。总之,后现代主义取消了一切关于本质的言说,瓦解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
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既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本质主义的哲学的基础是实体本体论,实体本体论认为存在的第一范畴是实体,实体作为现象后面的本质,具有永恒不变的绝对性。但是,现代哲学认为,实体是一个无意义的假命题,世界不是实体,也没有绝对的本质;我们的认识不是绝对的真理,只是相对的知识。这种认识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正确的一面。对于现实生存领域而言,这是正确的,因为关于现实事物的知识都是历史性阐释的结果,都不具有绝对的客观性。对于本真的存在领域而言,这就不正确了,因为存在是生存的根据,因此生存具有超越性的本质。在审美领域亦步复如此,审美没有实体性的本质,而具有超越性的本质。因此不能说生存没有本质、艺术没有本质。后现代主义取消了本体论,既取消了实体论的本质主义,也取消了存在论的本质主义,从而导致了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把反本质主义推行到美学中,认为审美也没有本质,也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美学也是一种相对性的知识,只是一种历史性的话语构造,并没有质的规定性。这实际上取消了审美与艺术的自身规定性,否定了它的超越性、自由性的本质,从而否定了美学。
应该克服破坏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弊端,否定实体论的本质主义;也否定非本质主义,建立超越性的本质观,确立存在论的本质主义。应该否定实体观念,建立存在本体论,即存在不是实体,而是我与世界的共在;存在不是有限的、现实的、在场的,而是绝对的、超越的、不在场的。存在论的本质主义,肯定存在的超越本质、自由本质,从美学角度说,就是否定审美的实体性本质,肯定审美的超越本质、自由本质。后现代主义以反本质主义为由,否定审美的超越性、自由性,这是其根本弊端。美也不是实体或实体的属性,而是一种意义,一种超越的意义。审美是存在意义的显现,这个意义就是自由。
四、超越主体性哲学和他者性哲学,确立审美的主体间性
近代美学建立在启蒙理性的基础上,其核心是主体性,因此是主体性美学。康德建立了先验主体性的美学,认为审美是感性向理性的过渡形式。席勒继承了康德的主体性美学思想,肯定了审美的自由性。黑格尔把主体性倒置为理念,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美学,提出了“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命题。青年马克思认为美是人化自然的产物,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从而建立了主体性的实践哲学和美学。现代美学在生存哲学的基础上重建了主体性哲学和美学,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和萨特都认为现实生存具有非本真性,因此导致自我的超越,而审美是主体性的超越活动,是自我的自由选择和创造。
在后期现代社会,主体性哲学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遇到了挑战,产生了以他者性为基础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以列维纳斯为代表的他者性哲学是对主体性哲学的反拨。它认为不是自我,而是绝对的他者才是本原,他者规定了我的存在,我是为他的伦理性的存在。他者性哲学通过对绝对他者的肯定,否定了主体性哲学,以反题的形式为主体间性美学的合题奠基。各种后现代主义哲学都闪动着他者性的影子:福柯把权力当做决定一切的他者,认为权力支配了世界,也规训了人,因此,人死了。福科主张解构主体:“我们必须抛弃构作性主体(constituent subject)并废除主体本身。也就是说,要通过分析来说明主体在历史框架中的构成过程。”德里达把语言符号当做决定一切的他者,认为语词的意义不断“延异”,自行解构,因此,绝对的意义消亡,存在成为语言游戏。总之,后现代主义取消了主体性哲学。后现代主义美学也取消了审美的主体性,不承认有审美主体,而诉诸他者。后现代主义美学认为,艺术是语言符号的自行活动,是无主体的能指的游戏,而不是主体的创造。破除了主体性迷误,这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美学的理论贡献,应该肯定。但是,它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把存在看做无主体的符号世界,应该加以批评。
新的美学建设应该克服主体性美学与他者性美学各自的片面性,建立主体间性美学。所谓主体间性,是存在的规定,就是把存在看做主体与主体的交往关系,而不是主客对立关系。主体间性根源于存在,存在是我与世界的共在,共在就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是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的交往共生。首先提出主体间性概念的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他考察现象学的先验主体之间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以保证现象学还原的绝对性,避免自我论。因此,他的主体间性理论建立在先验主体性的哲学的基础上,不是本体论的主体间性,而是认识论的主体间性。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基于交往行为而非工具行为,才能达到理解,消除社会隔膜。这一理论不涉及人与世界整体的关系,而只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这是社会学的主体间性论,而非本体论的主体间性论。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是共在即“共同的此在”,它具有主体间性的性质。但是,这种主体间性,只是集体泯灭个体,不具有本真性。而且,这种主体间性没有提升到本体论高度,只是此在的规定而不是存在的规定,世界没有成为主体。
在海德格尔晚期,才提出了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思想。他克服了生存论的主体性倾向,在存在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主体间性论。他用“大道”(ereignes,或译本有)取代了存在,它是人与世界的共在——“天地神人”的和谐存在,从而建构了一种主体间性的哲学。伽达默尔现代解释学也具有主体间性的性质。他认为文本是另一个主体而不是客体,解释活动就是两个主体之间的问答。他还认为,解释基础是理解,理解就是我与文本之间的视域融合。巴赫金提出了“对话”理论和“复调”理论。他认为文本具有独立性,是主体而不是客体,对作品的阅读是两个主体之间的对话。接受美学把文本作为“准主体”,文学接受过程是两个主体之间的沟通。杜夫海纳也认为审美对象是“准主体”,而且“审美对象同审美主体一样,是一个特有世界的本原,这个特有世界不能归结为客观世界。……我们感觉到的世界只能显示于一个主体,这个主体不但是辉煌地呈现的见证人,而且还能够把自己结合到产生它的哪个主观性的运动中去,简言之,这个主体不能把自己变成一般意识去思考客观世界,而是用主观性来回答主观性”。在这里,所谓“用主观性回答主观性”就是主体间性。
必须超越片面的主体性哲学和他者性哲学和美学,建立主体间性哲学和美学。要超越胡塞尔的认识论的主体间性论,也超越哈贝马斯的社会学的主体间性论,继承和改造已有的本体论的主体间性哲学,在存在论的基础上建设主体间性哲学。主体间性源于本真的存在,而非本真的现实生存导致主客分离。存在不是客体性的,也不是主体性的,也不是他者性的,而是主体间性的,这就是我与世界的共在。在这个本体论基础上,就可以解决美学的基本问题。只有解决人与世界的对立,才能实现自由和审美。主体性不能实现自由、达到审美,因为主体不能消灭世界,不能取消主客对立。消除主客对立的途径,只能是主体问性。审美是主体间性的实现,在审美理想的提升下,现实生存转化为自由的生存,从而回归本真的存在。在这种自由的生存中,我成为自由的主体,世界也成为另一个自由的主体,无论是自然、人、还是艺术品,都成为我交往的主体。通过审美理解和审美同情,自我主体与他我主体消除了对立,达到完全的同一。
五、超越意识美学和身体美学,建立体验美学
西方传统哲学把主体规定为意识,因此是意识哲学。意识哲学排除身体性,高扬理性。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确立了“我思”主体,成为近代主体性意识哲学的先导。康德、黑格尔等进一步肯定了理性精神的主体地位,构造了系统的主体性意识哲学体系。在主体性意识哲学的基础上,也确立了主体性意识美学。主体性意识美学认为,意识是审美主体,审美是纯粹的意识活动。意识美学排除了身体性,认为美感不涉及身体。康德认为审美是理解力与想象力的协调,是纯粹理性到实践理性的中介。黑格尔认为美是绝对精神的感性形式,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命题。现代美学发现了身体性,但并没有充分肯定身体和排斥意识,只是纠结于意识与身体的对立之中。早在本格森的生命哲学中,身体性就开始萌动。叔本华的意志哲学把欲望作为本体,但身体欲望是需要解脱的痛苦的根源。尼采在高扬贵族精神性的同时,又指责理性精神压抑了身体,是生命的退化形式。海德格尔的此在已经溢出了单纯的精神,它对世界的操心包含着身体性,但这毋宁说是一种沉沦;他仍然把领会存在的意义作为终极目标,因此没有完全摆脱意识哲学。
意识美学认为审美是自由的精神创造,不是身体的快感和欲望的发泄,从而肯定了审美的精神性、超越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意识美学虽然高扬了精神性,却摒弃身体性,并不符合审美实际。后现代美学对身体性的张扬,就是对这一偏颇的反拨。
论文关键词：《刮痧》,中美文化,冲突,根源
国产电影《刮痧》以热门的移民文化主题、传统的叙述手法，引发了国内外对跨文化主题讨论的热潮。该影片展示了一个中国移民家庭在美国生活的一段插曲。许大同夫妇在美国奋斗八年，对美国文化甚是精通，不但事业小有成就，并决心融入美国生活。许大同之父，一位传统中国老人，在美国探亲期间替孙子用刮痧疗法治病，引发了一系列的中美文化冲突。
影片中，在亲情、友情、个体与群体、思维模式、人际关系、法律观念诸方面的中美文化冲突主题极为鲜明，受到了国内外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探讨和研究的角度也有诸多不同。本文主要分析《刮痧》中中美对“刮痧”理解的冲突，阐释导致这一冲突的根源，为进一步解读影片、研究中美文化差异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刮痧》中中美对“刮痧”理解的冲突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是一门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的学科。中医注重的是平衡气、血、阴、阳，从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医的阴阳说、经络说注重整体观察，诊断的手法是望、闻、问、切、察言观色，临床经验口耳相传，师徒相授。
刮痧是中医中的一种辅助疗法。刮痧就是“利用刮痧器具，刮试经络穴位，通过良性刺激，充分发挥营卫之气的作用，使经络穴位处充血，改善局部微循环，起到祛除邪气，疏通经络，舒筋理气，驱风散寒，清热除湿，活血化瘀，消肿止痛，以增强机体自身潜在的抗病能力和免疫机能，从而达到扶正祛邪，防病治病的作用。”[1]（P9）正是因为有如此之多的功能和疗效，刮痧成为中国最常用的家庭疗法之一。电影《刮痧》中的小丹尼斯中暑了，来美国探亲的爷爷由于不懂西药上的英文便以中国民间传统疗法刮痧为孙子治病，事后许大同知道后并不以为奇，其妻子则以默认的方式认同了。相信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在农村，如果中暑了，经常采用传统而常用的中医疗法—刮痧。
而西方医学注重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的研究，注重化验、透视、切片、照影等科学验证手段。因此，作为一种经验医学，中医对于只具有科学实证头脑的美国人来说，自然难于理解。
在《刮痧》中，许大同在法庭上试图对刮痧进行解释：“这是一种传统的中医疗法，中医认为，人体的七经八脉，就像无数条小溪流向江河。人的身体是一个复杂的生命脉络，气在全身流动，气沉丹田。”[2]许大同基于人体生病的理解是一个阴阳调和得过程，但美国人听了他的解释后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能被美国人所接受的、用现代科学话语解释的、刮痧的概念是“凡是针灸，按摩能治的，刮痧都能治。它应用的是热胀冷缩原理，通过刮痧造成局部毛细血管扩张，以增加血容量和血流量，有利于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或重建人体自然生理循环系统。”[3]（P159）中国人对丹尼斯背上因刮痧而留下的淤痕的解释是为了治病，这是美国人万万不能接受的。
在中医学中，刮痧这种经络学说实际上也是实证的科学，不过是一种阴性科学。而美国人觉得只能拿人体外部的仪器去观察、去做实验，从未想到过人本身也可以是一种实验仪器。不同的文化体系和文化背景，决定了来自于某种文化的人对另一种文化的认知和理解的差异，因而产生的文化冲突也是尖锐的。从表面上看，中美医学的不同成了产生整部电影中一系列误会和矛盾的根源。
二、中美对“刮痧”理解冲突的文化根源
电影《刮痧》中中美对“刮痧”理解的冲突显而易见，引起这一冲突的文化根源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冲突实质上是哲学观点迥异的表现
从哲学层面上来看，人类的社会活动和言行无不受到哲学观念的制约，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哲学观，因而文化差异实质上是哲学观点迥异的表现。
中国的哲学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孔孟哲学强调的是“仁、义、礼、智、信”,寻求人伦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规范与有序；而道家哲学则推崇“阴、阳、五行、八卦”,以天、地、人、物为研究对象，认为天地万物皆为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4]（P45-63）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基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即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朴素自然观。这充分显示了主客体认同的关系，体现了“天人合一，天中有人，人中有天，天人之际，合二为一”的中国哲学思想。
美国人的哲学则注重对自然和宇宙的探索与认知，以自然为认知对象，力图认识自然、把握自然、改造自然。美国人的哲学重科学、重理性、重分析、重实证，是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对人类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两种思维方法（归纳法、演绎法）、三大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以及论证的三大要素（概念、判断、推理）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人的思维能力，形成了美国人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基础。
西医正是建立在这种科学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如解剖学，把人每个部分肢解开来，用化验、透视、切片、造影、CT、同位素描等科学的验证手段和理论来逐个研究。如果用西医的理论来解释中医的七经八脉是解释不了的，用中医的阴阳之说解释解剖学的方法也是解释不出来的。基于哲学思想观点的迥异以及美国人对中医疗法缺乏了解，中美双方对“刮痧”理解产生冲突就显得情有可原，影片中法庭上的激烈辩论和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文化冲突本质上是思维方式差异的呈现
思维是人脑反应和认识客观事物的意识活动，思维是沟通语言和文化的桥梁。可见，思维方式隶属于文化范畴，并体现于民族文化的一切领域。并且思维方式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每一时代的思维方式都具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水平以及社会状况。因此，文化差异本质上就是思维方式差异的呈现。
中国的传统思想不注重语言的逻辑分析，而注重语言所指称的抽象意义。汉语是意象性语言：以形表意，言简意赅，词汇没有形态变化，断句不严，句子结构没有焦点，但内容上自足，词义、语用因素大于语法因素。中国人注重“意在言外”，注重在语言背后的“象”和“意”，以形象符号隐藏意义，把意象看得比语言还重要。因此，中国人的思维具有形象和意象思维的特征，其思维方式定式为意象—联想—想象。
在《刮痧》影片中，控方律师竟不惜用许大同给儿子讲的《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偷吃蟠桃宴、打翻炼丹炉、大闹天宫的故事来证明许大同具有暴力倾向。这种莫名其妙的罪名无疑激怒了许大同，进而法律强行剥夺了许大同对儿子的监护权，由美国儿童福利局照看丹尼斯。控方律师这种推理和判断的思维方式无疑给了许大同沉重一击，同时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也表现了淋漓尽致。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美国人的思维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形式认识世界、认识事物。他们对《西游记》的理解不可能像中国人那样去理解《西游记》故事背后所联想的言表之外的社会文化。影片中的控方律师采用逻辑思维的方式来求证、推理、判断，从而得出结论，使许大同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在法庭辩论中充分地显示出来。
（三）文化冲突根本上是文化身份不同的体现
“集体身份”，根据哥劳斯伯格的理解，是指“人们属于某个单一群体的持久性标志”，包含“这样的一些共享的感情和价值观，认同于某个具有公共性记忆的延续性与共同的经历和文化特性的某个群体”。[5]（P13）集体身份起源于对“我们”和“他们”之间差异的历史性认识，但作为对文化者的基本界定方式，这也是对文化差异的本质化结果。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同质效应的扩展尤其是移民群体的扩张，传统的地缘、血缘等身份传承模式几乎面临被颠覆的局面，国别身份、民族身份以及种族身份在某些移民国家已逐渐模糊和淡化，文化身份反而成为了归属感的最后家园。在身份建构中，文化不仅有其自身本体存在的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
刮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代表着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异质之处，其文化内涵是中国文化身份的表征。对许大同这一代移民来说，在美国生活多年以后，对中国文化的记忆变得模糊，身份也变得游离，“他们只能生活在破碎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选择的交叉地，正在承受着被美国文化同化的‘身份危机’，而无法正确定位自身的文化身份与认同”。[6]刮痧冲突的发生，一方面彻底打破了许大同的美国梦，另一方面也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身份问题以及刮痧对在异国他乡回归文化身份的重要意义。在法庭上，他为刮痧做辩解，坚持刮痧的合法性，表明了自身向集体身份的回归以及中国文化的认同。
对于美国文化来说，刮痧对于集体身份的延续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发展改变了国内的文化构成，造成了文化与身份的多样化现状。不同文化的和睦相处的理想可以实现，但“中心与边缘”的现实却无法改变。[6]换句话说，美国文化的纯洁性和统一性，也受到了多元化的威胁，同样存在多样化和碎片化的困扰。因此，对待刮痧疗法，美国文化固执地坚持其自身文化知识系统，断然拒绝接受这种异质文化。主流的美国文化竭力消除来自异国文化的威胁，暂时维持“文化熔炉”的现状，保持自身文化的纯洁性和统一性，同时对移民施加文化压力，迫使其放弃自身文化记忆，接受并认同美国文化身份。
总的来说，如果许大同能够突破对文化身份的理解，认识到移民身份中潜在的复杂性，相应地改变捍卫刮痧与中国文化的策略，从而文化冲突的发生以及文化身份的对立可能会避免。
中美两种文化身份的对立影响了中国移民身份的重构，并使其在两种文化身份的冲突中左右为难，无法维持平衡。
引起中美文化冲突的根源，不但体现了两国文化差异，也为我们解决这些文化冲突提供了思路。
四总结
文化因为差异的存在而碰撞，在碰撞中也会有融合。文化冲突在影片中算是一种瘀病，需要刮痧才能把经脉的两端连在一起。中美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分析它，更需要解决它。因此，我们要认真学习和研究中美文化，吸收和利用两种文化的精髓，同时以积极的态度了解和尊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信息误解，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架起一座桥梁，让异质文化中的人相互理解，从而实现文化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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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体育美学；哲学思维；动态审美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2-0023-05
体育美学是一门运用美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人在体育活动中的美、审美、美感和美的创造的科学[1]。20世纪50年代，世界各国学者相继对体育中的美学现象产生浓厚兴趣，并赋予体育美以更加丰富的社会价值与内涵，体育美学也由此逐渐受到学界的推崇和关注，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2]。进入21世纪，凭借传播媒介的力量，体育运动得以全新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在极大促进体育运动发展，带给体育审美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存在一连串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以妥善解决，就会影响体育美学研究的发展。体育美学作为探讨人在体育领域内如何进行审美活动的学科[3]，强调体育审美实践的人文科学，发现及体验体育之美，系统科学地揭示体育美的本质和根源是其孜孜以求的目的。基于此，研究上述有关体育美学根源性问题，深入探讨体育审美与其他审美形式之异同，揭示体育审美实践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在当前我国进入休闲时代，审美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对积极引导人们由欣赏体育之美向鉴赏和体验体育之美转变，让体育运动不仅成为人们健身美体的工具，也成为人们获得幸福感的有效途径，具有积极意义。
1 经济大潮下的身心愉悦
20世纪末，未来学家格雷厄姆・莫利托曾预言：到2015年，人类将走过信息时代的高峰，迈入休闲时代[4]。休闲作为一种在非劳动及非工作时间内以各种“玩”的方式，求得身心的调节与放松，以达到生命保健、体能恢复、身心愉悦目的的业余生活，近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正日益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增长点，孕育出“休闲经济”新领域。
严格意义上讲，以休闲文化、休闲产业为核心的休闲经济是近代西方后工业文明的产物[5]，是与人的休闲生活、休闲行为、休闲需求密切相关的产业。西方传统休闲观认为“有钱”和“有闲”是休闲时代来临的两大前提，想要休闲，首先要有闲。美国经济学巨匠、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将这一“有钱”、“有闲”的群体称为“有闲阶级”。并将之分为两类：一类是用金钱量化了的传统有闲阶级，他们一方面拥有大量的金钱资本，可以随时为休闲娱乐买单；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进入了“金钱的体系”而更加闲不下来，因为想要成为有闲阶级的条件更加苛刻，台阶也更高，唯一方法就是――“更有钱”。因此，凡勃伦[6]认为，有很多这种明显有钱的人并不能称为“有闲阶级”，也构成不了休闲社会的主体。因为在物质社会“克服欲望比满足欲望还要艰难，有钱人克服欲望的方式就是尽量让钱多起来，以至于钱不能成其为欲望”。另一类有闲阶级是因减少欲望而产生的休闲方式，这种休闲并不需要“明显的有钱，明显的有闲，明显的消费”，只要闲适，即可休闲，也正是这部分人构成了今天休闲时代的消费主体。事实上，休闲之事古已有之，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就把休闲誉为“一切事物环境的中心”，认为“它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幸福感，保持内心的安宁”[4]。而中文“人倚木而休”的形象注解，则更是直白而鲜明地道出了中国古人的休闲观。即休闲是一种“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生命状态，是精神的休整和身体的颐养。这种休闲观不仅表达了人类生存过程中劳作与休憩的辩证关系，也赋予了休闲以真、善、美的人文价值。因此，从根本上讲，休闲是一种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相对自由的生活状态，是一种有益于个人健康发展的身心愉悦体验，是一种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外在显现[5]。
“休闲”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对于体育而言，体育实践本身就是一种休闲。胡小明[7-8]曾著文指出，21世纪的中国在发达国家的引领下走向休闲时代，进入小康社会，原来的体育理论里面缺少了什么？玩！他更是进一步指出，在休闲时代，体育只有完成了从“工具”到“玩具”的转变，才能在更高层次的社会发展中给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事实证明，当今以休闲娱乐为核心的大众健身、竞技观赏和民俗体育旅游等体验式休闲项目的火爆，正日益突显出体育运动强大的休闲功能和经济潜力。从体育美学角度审视休闲时代，休闲实质就是让体育真正回归到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发展的道路，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审美实践之中，真实地感受体育所带来的身心愉悦和幸福感。体育美学作为一门强调体育审美实践的人文科学，要树立以体验运动美，获得健康美，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发展为核心的体育审美实践理念。在休闲时代背景下，充分挖掘体育审美实践所具有的深刻内涵，深入解决体育审美本质问题，成为当前体育美学研究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2 体育审美的逻辑起点
休闲是一种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相对自由的生活状态，这种生活状态的目的，就是为了身心的调适与放松，进而获得幸福感和愉悦体验。但是，仅就近代哲学美学的“身体转向”而言，就曾经历诸多困难，以至于人们一谈起“身体”仍需种种解释和限定。其实，我们的身体及其运动能力很早便被人们关注并加以训练，但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围绕身体的各种审美活动，却一直饱受非议与诟病，甚至被冠以“灵魂的牢笼，精神的枷锁”之名。当我们谈论“身体”时，“身体”首先指向“人的身体”，即生理性、器质性的具有血肉属性的实体，同时又是欲望化的包含着和痛感的个体。作为血肉实体，身体是“物”、是“形”，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更为灵动的“心”和“神”；作为欲望的个体，身体又是“感官化”的产物，是滞留于个体中的“”的载体，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更为深邃的“理性”和“智性”。然而当身体同时作为血肉实体和欲望个体的时候，它甚至被置于比普通之“物”还要低的位置和层次[9]，这也是为什么身体审美一直饱受非议与诟病的缘由。①因而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10]在其《审美意识形态》一书中，开篇便做出“（身体）审美本来就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之论。
体育审美中的身体并非仅仅指向物质、原始的动物性的肉体，而是指向那些经过文化陶冶的生理性、遗传性的文化、社会的身体运动形式，它不仅包含着随历史的演进和时间推移，而镌刻在身体上的体育文化和审美现象，也包含着随体育审美实践的推进而嵌入个体审美体验中的幸福感和健康之美。与此同时，将身体审美作为体育审美的逻辑起点，也并非是因为身体居于体育运动的核心和主体地位，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考量，因为身体审美作为体育审美的逻辑起点，就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观看来，它满足了作为体育美学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3个质的规定性：（1）它是（体育美学）整个研究对象中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的东西，是“最简单的抽象”；（2）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是以后整个（体育美学）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胚芽，在这个最抽象的概念中，潜在着尚未展开的全部丰富性；（3）它的逻辑起点也包含着（体育美学）历史的起点[11]。显然，身体审美具备构成体育美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条件，且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也成为了以后整个体育美学学科发展中一切矛盾的源头。
这一切矛盾的源头就在于身体作为连接客观物质世界与主观精神世界的媒介，虽然其将自身消融于意识之中，但身体作为连接客观物质世界与主观精神世界的目的性根源却一直存在：其一，作为物质根源，它追求于人的客观实在目的，即物质实在中，人对自身肉体有限性的无限功利欲求；其二，作为精神根源，它追求于人的主观合目的性的目的，即精神存在下，人对自身认识有限性的无限审美欲求。而当代身体审美则多是在专注于身体的外在形象之美，即过度强调身体审美的物质性根源，进而导致身体审美的工具化、肉体化，与此同时，在休闲经济鼓动下，身体消费成为某些人实现自我价值的表征，久而久之，人也就成为了被动的、异化了的消费对象。
3 体育审美的支点
在自身的对象化活动中，人类大抵形成了3种把握世界的理论思维方式：一是宗教思维、二是哲学思维、三是科学思维[12]。体育美学之于母学科――美学，属于应用性学科，之于其他人文学科属于理论形态学科[2]。因此，体育美学研究采用何种思维方式“探讨体育领域内的审美活动”对于其当前乃至今后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研究认为，其无论选择何种思维方式解决体育审美问题，哲学思维都应是体育美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
首先，体育美学脱胎于美学，美学脱胎于哲学，这是不争的事实。哲学作为一种基本的理论思维方式，其独特价值在于，它是自觉反思的理论思维形态[13]，因此，在宗教、哲学、科学3种思维中，哲学总是先把人的存在摆在世界的中心，然后把“思想作为无存在”作为反思前提，而审美活动的无目的，无功利、无概念亦正与“思想作为无存在”的哲学反思相吻合，故而哲学能孕育出美学。而美学对于哲学的脱离，或源自“思想作为无存在”在审美体验中的明证。即审美体验既是对作为“存在的思”的体验，又是对作为“无的思的体验”，即审美体验是对思的有――无之境的体验。因此，美学不仅将“思想作为无存在”反思的前提，还将“思想作为存在”的美的体验。顺延哲学反思路线，当前国内外美学研究均根植于哲学中汲取营养，枝叶伸向心理学获取阳光，并兼顾科学实验的定量分析，取百家之长为其所用。
其次，哲学思维兼有科学思维和宗教思维的内涵。宗教孕育了哲学，哲学孕育了科学，需要强调的是这3种思维的方法论问题，科学思维要求对象客观实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以寻求事物的客观合规律性；宗教思维则要求对象的思想逃逸于存在，寻求事物的主观合目的性，而哲学思维则是要求把握对象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反思或思辨中寻求事物主观与客观的合目的与合规律。因此，基于哲学反思或思辨的逻辑演绎与归纳推理，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必备的基本能力，而基于哲学反思或思辨的逻辑演绎与归纳推理能力，亦是体育美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哲学思维作为体育审美支点的关键所在。
在人类进入休闲时代，竞技走向职业化、精英化的时代，体育运动在强调身体运动物质性的同时，作为精神性的体育审美活动更应为人们所关注。在我国对体育审美活动进行观照的学科，只有体育美学，但国内体育美学研究对美学原理、审美理论讲得不多，对体育美、运动美的口号喊得不少，以至于体育美学研究至今仍有囿于“体育这也美那也美，但不知美在哪里”的藩篱内无法挣脱的尴尬。而本研究将哲学思维作为休闲时代下体育审美的理论支点，是出于对当前我国体育美学研究的现实考虑。中国体育美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学热，30年来我国学者主要对其研究对象和范畴、自身特征、体育美及运动项目的分类等进行探索，但一直存在忽视美学原理，不注重体育审美实践的问题，研究者一谈到美学原理，就把美学与生活中的疑似美感划上等号，给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硬贴上“美”的标签，凭空谈论这美那美，不讲美学原理和审美实践，导致体育美学研究逐渐沦为泛化的伪美学[14-15]，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缺乏思维训练和方法论指导。而哲学思维所具有的3大特征：辩证性（反思性）、批判性和实践性，无疑为解决上述体育美学研究难题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导。放眼世界，当前与体育美学诉求不谋而合的，应当非分析美学及实用主义美学之集大成者――理查德・舒斯特曼莫属，其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身体要进行积极的审美实践命题，成为国内外炙手可热的话题，其“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的哲学思维路径，为体育美学提供了极佳的范例。其身体意识及身体美学研究，也正是建立在通过哲学思维对前人身体理论和思想的批判与反思之上，即通过对前人身体哲学、身体美学问题的批判性继承和反思，在实践层面又不断探索，逐渐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学科体系：分析的身体美学，实用的身体美学和实践的身体美学。因此，哲学思维作为体育美学研究的支点，向上，可以借用科学研究方法（如审美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等领域）进行体育审美科学探索；向下，可以进行体育审美理论、审美现象分析，这是其他训练方式和实践探索所无法比拟的。
4 以想象力为中心的体育审美实践
体育审美是一种有别于其他审美形式的动态审美。因为体育审美与其他审美形式有不同之处：第一，就体育观众而言，体育运动由一系列连续的身体动作组成，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动态过程，时间上，稍纵即逝，空间上，不断变化发展。因此，体育审美是一种在短时间内对一系列连续变化的身体运动进行审美欣赏的动态审美，在此过程中，主体通过视觉中心体验到了运动者节奏、韵律等不同动感，感受到了生机勃勃的运动美和生命美。因此，体育审美是一种动态审美，体育审美对象――运动员或运动者，是作为运动着的动态的审美客体存在的，它不像一幅画、一件工艺品，可以留给观众较多的时间去体验美、品味美，而是呈现出稍纵即逝的、不断变化的、生机勃勃的运动之美。就此而言，我们给出体育审美是一种有别于其他审美形式的动态审美。第二，对于参与体育运动的运动者而言，体育审美是一种主体可以参与实践或体验的动态审美，它以身体运动这种切实可行的审美实践途径，使运动者不仅可以真切地体验到生机勃勃的运动美和生命美，也使得运动者真正地获得具有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健康美和形体美。这是其他审美形式无法比拟，也是体育审美实践与其他审美形式最大的不同之处。即体育审美不仅关注审美如何发生，还关注审美如何实践，及实践效果如何。
体育审美是一种有别于其他审美形式的动态审美。但这里存在一个体育审美的根源性问题，即我们看到或体验到的动态运动是凭什么得以鉴赏或审美的？其体育可以作为审美对象的根源在哪里？有一个提示：即仅从审美对象中寻找关于体育鉴赏可能的依据是不甚妥当的，因为美感毕竟来自于主体。美可以是纯然客观的，但美感的产生却必然是主观或主观对象化的。因为体育动态审美过程，实质上是想象力与实在对象的表象矛盾运动的产物。而这一产物即为想象力表象――审美意象，审美意象是思维在脑海留下的物理记忆痕迹和整体结构关系，而思维如何能在脑海留下物理痕迹，想象力与实在对象表象的矛盾运动又如何使得实在之物显现呢，体育审美认识要想对之加以妥善处理，就需接受一个名词――意识流。
意识流或思想之流是19世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16]提出，指人的意识活动持续流动的性质。其在1884年发表的《论内省意识流心理学所忽略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意识不是片断的连接，而是不断流动的，用一条“河”或一股“流水”的比喻来表达它最为自然。此后，就把它叫做意识流、思想之流或主观生活之流。詹姆斯提出“意识流”概念，强调思维的连续性及关系性，即思维不存有空白，始终流动，并且其总是与对象的表象或对象表象在意识的残存发生关系，詹姆斯称其为关系感觉；同时其也强调意识流之超时间性与超空间性，即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因为意识使感觉中的过去、现在不可分割，使我们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从前发生的一切都将随意识之流流向个体潜意识的深渊，同时其又总是对即将出现的对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前面我们所讲的在面对不断变化的运动动作时，想象力与实在对象的表象存在矛盾运动关系，即詹姆斯之关系感觉。我们观看顶级足球比赛（或奥运开幕式表演）时，主体的这一关系感觉便会随意识不断流动，并促使主体对不断发生变化的场景抱以极大兴趣。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想象力是夹裹在意识流之中，但想象力却存有意识最为重要的能力――创造性。想象力具有创造性，这一点无可非议，但不能将其和纯然被动的幻想混为一谈，首先，想象力通过视听觉和记忆力掌握现实及其形象的特征，并将现实世界印入心灵；其次，其不仅要求内在心灵显现于外在形象的现实世界，还要求外在显现的是现实事物的自在自为的真实性和理性，即以哲学的方式去思考，将内在理性化为具体形象和个别现实事物。而幻想则纯然被动几无可循的方法论，因而其最终只能将审美推向未知的虚无与怪诞。这里论及幻想与想象力之不同，不是去否定幻想的存在意义，而是为了凸显想象力与其不同的思维根基。黑格尔[17]认为才华或天才等都是通过想象力的创造，将内在绝对真理转化为现实形象的活动。其有关想象力的讨论，虽是在论及想象力对艺术创作的作用时进行的，但黑格尔对想象力的解释说明，却为解决体育审美问题提供莫大的帮助。
面对即将开启的以“分享运动”、“体验快乐”为主要特征的体育休闲时代，面对以竞技体育走向职业化、精英化，群众体育走向娱乐化、大众化的体育审美时代，作为拥有亿万审美主体与客体的体育美学研究任重而道远。通过对体育美学中某些审美问题进行探析，通过逻辑归纳与演绎，在3大思维（科学思维，宗教思维，哲学思维）中，确定哲学思维在体育美学研究中的不可或缺之地位；在动态与静态审美的思辨中，管窥体育之美存在的基石，探访埋藏于意识流之中的想象力，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希望能起到深化对体育美学及体育审美特征认识的作用。
注释：
① 所谈论的身体，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文化、还是社会的，都顽固地带有欲望化的象征，总是掺杂和隐喻着身体的生理学或医学属性，即身体与性有着天然的联系，以至于体育审美，虽然涉及的是身体运动，但仍然逃脱不了身体感官和欲望化的束缚。这也是哲学及神学家将身体视为“灵魂的牢笼，精神的枷锁”，并将身体存在定义为“影响人类进步”的罪魁祸首的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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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形体与舞蹈教学；学生；身心发展
《形体与舞蹈》课程是一门新型基础学科，从1995年起各中等专业学校已进行了该课程的实验，至2003年各中等专业学校和高职院校已得到普遍的推广。它是以人体科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各种身体练习以增进健康、增强体质、塑造体形、训练仪态、陶冶情操的一门塑造人体美的科学，深受社会的公认和人们的喜爱。它把音乐、舞蹈、体育融为一体，不但能塑造形体，还能陶冶情操，同时又能进行艺术创造；既健身又健心的综合训练，最终达到美的效果。因此，在学校开设《形体与舞蹈》课程对学生身心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改善身体结构，提高身体机能
形体与舞蹈的教学，有益于肌肉、骨骼、关节的匀称与和谐发展，有利于形成正确的体态和健美的形体。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进行形体与舞蹈的练习可使肌纤维变粗而且坚韧有力，使其中所含蛋白质及糖元等储量增加，血管变丰富，血液循环及新陈代谢改变，使骨外层的密质增厚，骨质更加坚固，从而提高骨骼系统抗折断、弯曲、压拉、扭转的能力，加强了关节的韧性，提高关节的弹性和灵活性。使身体变得强壮有力，改变心脏本身的循环，提高消化系统的功能，改善肾脏的血液供应，增加皮肤血液循环，促进其新陈代谢，从而加强人体的免疫能力。形体与舞蹈教学中的姿态、礼仪、柔韧、形体操、矫正操等都可以增强体质，促进身体全面发展，培养健康的体魄、健美的体形、良好的姿态、高雅的气质和风度，使他们动作优美、体态矫健，使畸形不良和不正确姿态得以纠正，塑造自己理想的健美形体。
二、改善神经系统和大脑功能
神经系统可分为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两部分。中枢神经系统由脑与脊髓组成，而周围神经系统则是由脑和脊髓发出的神经纤维组成。形体与舞蹈教学是外环境对肌体的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具有连续、协调、速度、力量的特点，使肌体处于一种运动状态。这种状态下中枢神经将随时动员各器官及系统使之协调、配合肌体的工作。经常练习，就能使神经活动得到相应的提高。此外，形体训练还要求动作要迅速、准确；而迅速、准确的动作又要在大脑的指挥下来完成。脑是中枢神经的高级部位。形体训练时，脑和脊髓及周围神经要建立迅速而准确的应答式反应，而脑又要随时纠正错误动作，储存精细动作的信息。经过经常、反复不断的刺激，提高人的理解能力、思维能力和记忆能力，从而使大脑更加聪明。所以说，经常参加形体训练，可以加强肌体神经系统的功能和大脑的工作能力，使之更加健康和聪明。
三、增强健康心理，健全人格
心理健康是身体健康的重要保证，也是人类健康的最终标准。根据我国目前学生就业的实际状况，学生走向社会后将面临着种种压力，这就需要学校培养学生完美的人格、和谐的个性。而形体与舞蹈教学中的“歌表演”、“集体舞”、“健美操”等可以通过学生对音乐的理解，结合生活、情感的体验，用自己的肢体作为语言来抒感，宣泄情绪。这些教学活动给青少年提供了在学习、生活中充满限制、紧张等情绪得到宣泄的一个时机，减缓压抑情绪，是学生心理健康的“特效剂”。有实践证明当肌体处于音乐情绪状态时，生理唤醒水平会逐渐下降，肌体的紧张状态能得到缓解。当人们听到平稳、柔美的音乐时它能调节人的心律和呼吸，使人消除精神紧张，起到松弛和催眠的作用。所以，情绪平衡就是心理的平衡，情绪的健全能形成完美的个性、健全的人格、健康的身心。
四、引导正确交往，树立协作意识
青少年时期是交友的高峰期，是一生中参与群体的全盛期。这时期他们与群体的联系还较成人为多，接触方式也极为丰富。如何正确引导学生交往是非常重要的。形体与舞蹈教学中的形体训练、礼仪练习、集体舞的学习等这其中有大部分练习是由男女组合完成，在教师积极的引导下，通过舞蹈、音乐等作品的介绍，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同时倡导男女同学正常交往。通过课堂教学的交际活动和倡导从审美角度以多样化形式促进同学间友谊，帮助学生友谊中的相互接纳，彼此意识的沟通，感情的交流，使他们有一个良好交往环境，使学生精神振奋，情绪愉快。在交往中每个人的个性总是为对方所接触，所了解，相互了解的不仅是对方，自身也在考虑对方怎样理解自己，也常把理解对方的内容投射到自己身上，从对方得到有关自己的反馈，包括自己的长处短处、优点缺点，加深对自己和对方的理解。
五、加强审美认识，提高文化修养
青少年正处在成长过程中，审美活动是促进青少年各种审美要素发展的根本途径。它对于个体审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审美经验的积累和提升。要使青少年吸收审美文化的营养，从而内化为个体自身的人格素质，必须通过他们身心投入其中的审美经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使青少年的情感表现成为可能，而且使他们在具体的审美感受中，接受全人类优秀的审美成果。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积淀过程，它是通过不断积累审美经验，从而促使心理结构和人格素质逐渐变化发展而实现的。
形体与舞蹈的教学是审美活动的一部分。它主要包括形体训练、舞蹈表演、欣赏活动。其中，形体训练和舞蹈表演是让学生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手和身体以及整个心灵去观察世界，美化生活，在活动中学生通过对音乐的理解和感受，用肢体语言表现、体现学生生活，用自己的方式体现大自然的风、雨、日、月，学生喜、怒、哀、乐。也有根据主题内容，通过认识、理解选择适应时代的特征，进行自己组织编排歌舞表演，激发学生审美的创造兴趣和热情。在欣赏活动中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精心组织用中外著名的音乐、舞蹈、文化历史知识进行赏析活动，帮助他们理解作品内涵，满足学生渴望追求美的欲望，表现内心情感的需要，从而提高学生审美素质和文化素养。
作者单位：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崔秀珍.舞蹈与形体训练[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1.
[2]范晓清.大众健美操与舞蹈健身[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5:1.
[3]黄宽柔.形体健美与健美操[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关键词：审美教育；课堂教学；策略
我国校园文化建设的良好局面，归功于教师对学生进行各种形式的美育教育。教师立足贯穿各学科的教与学，依学科特点因材施教，运用多种策略，对学生进行渗透式的审美教育。教师应将提升学生美学素养和塑造学生完美人格作为最终目标，培养出符合我国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并在强化美育教育策略上做出更多积极尝试。
1寓美育教育于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健康审美观
美育的功能是由其特征决定的，美育教育管理即按照美的规律施行的一切教育，并非专指某种艺术技巧的教育。美育的首要关键任务是使教育者准确把握“美的规律”，即在各学科包括体育教学中“以突出、鲜明和生动的形象，充分有力地表现出事物的本质或普遍性”。在教学中要注重从事物普遍性与个性（即本质与现象）的高度统一中把握“美的规律”，让学生识别真正的美。学生才能在审美活动中将“理论与感情、现象与本质、美与健康”等统一起来，美育管理者需要发挥美育在各学科教学中的特有功能，将学生培养成具有完美个性的人。学校的美育教学管理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的心灵美、精神美和身体美，即社会需要的具有完美个性的合格人才。具体到各科教学中，语文美育教学比较重要。司正权曾指出：“语文教育其实是为人的教育，语文美育教学是通过挖掘语文教材中的美学因素对学生实施美的教育，从而培养并提高学生发现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针对目前中高校学生审美意识淡薄和审美标准偏差的状况，教师培养学生热爱美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基础。教师的策略是在课堂教学中更注重激发学生发现美的情趣，从而培养学生提高观察美的积极性，进而热爱美，最终形成健康的审美理念。例如教师在教学《荷塘月色》实施审美教育时，可以投影彩色插图并结合栩栩如生的文字进行讲解，激发学生对荷花产生强烈兴趣并能发现、欣赏到其中的美。同时重点介绍文中的拟人、比喻等实现语言美的写作手法，如“羞涩、如出浴美人”等。以及“浮起、泻在”等经典动词的应用，为原本就美的画卷增添了更多韵律美。学生在欣赏美的同时也提高了如何创造美的写作知识。
2在教材内容探索中培养学生的历史审美观和审美情趣
众所周知，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发展史中，美育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体现了各个时代中民族的强烈特征。例如在民族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十不仁济世”、佛家的“空虚明净”、道家的“超凡脱俗”等，都以登峰造极的高度分析和俯瞰人生，追求生命的超越，心灵的洁净和精神的自由，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美学思想。课堂教学作为美学教育的主要途径，教师需要在语文或历史的教学中不断引导学生深入分析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文化，宣扬世界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美学思想和美育文化。例如在历史课教学青铜器时，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运用科学的思想去了解青铜器的历史及构成。鼓励学生表达自己对青铜器美的解读，了解其隐藏的背景信息，诱导学生对其存在的价值进行大胆深入分析，明白这些历史艺术作品是人类对美的认知，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通过玉器和古陶器的装饰来了解人类精神世界，从信仰和生产力等多方面进行分析，了解当时人类对美的认知，进而对我们中华民族的美进行深入的分析。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受美，理解美和创造美。例如分析我国和西方对四大发明的运用差异巨大的原因，有何哲学启示？学生不能只关注学习内容的表面，更应该了解深层的知识，才能发现和了解科技文明的美。从理解美的角度来思考科技史，进而了解科技和人际关系。又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根据“军队现代化”的价值来反思“科技进步与人民幸福的关系”，“科技克隆技术与科技伦理”等来帮助学生进行深层的分析和全方位思考，让学生从书中领悟什么是推动人类文明的核心力量，领会第二次工业革命给全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这种历史的审美情趣既能促进学生更好的掌握知识，也能提高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审美观。
3丰富教师在体育教育中美育教育的策略
3.1强化培养身体美和精神美
强调身体美是体育自然美的表现，它既是身体线条和姿态的造型美，也是肤色和肌肉的肌体美，更是生命活力的生气美。身体美也是艺术家耕耘美的沃土和美的矿源。毛泽东曾说：“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精神美与身体美密不可分，精神美更让体育运动散发耀眼光芒。加上更高、更强、更快的理念，有利于培养学生追求集体荣誉的理想美，爱国主义的情感美，以及勇敢顽强的意志美。
3.2体育教学中强化培养技巧美
体育运动中精湛的技巧和身体美、精神美交相辉映，展现出运动员的完美形象。例如动作协调、反应敏捷、技战术，教师需要把这些精湛的运动理念，和学生一起分享并让学生体会到运动的美感，让美融入体育教学中。
设立美育专业课，强化学校心理美育教学管理
当今，人类美的威胁和腐蚀主要表现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不统一甚至背离。人格美的高度体现一个人的精神文明程度，对社会进行破坏活动的人，则人格沦丧；为争名夺利而勾心斗角的人，则人格进入误区；唯利是图的人，则人格歪曲。美育管理者要设立专业美育课，并营造出使学生“心有灵犀一点通”地把握美学思想内涵之精、之形、之意。
【摘 要 题】阐释与真理
【关 键 词】哲学诠释学/人文科学/反美学/审美真理/理解和解释
【 正 文】 J·格龙丹谈到加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时写道：“《真理与方法》开始部分的核心是‘对审美意识抽象的批判’。《真理与方法》从美学开始似乎采取的是一种迂回曲折的路径。因为《真理与方法》所提供的所有关于艺术的肯定性观点，开头几章提出的不是一种美学，而是一种反美学。因此，一种自律美学的创造只不过是一种抽象，对我们来说，为了更好地理解出现在人文科学中的认识方式，这种抽象必须摧毁或相对化。”（注：J.Grondin.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Yale university,1994.P110.）那么，相对于以往的美学来说，加达默尔的美学理论在哪些方面是一种“反美学”呢？格龙丹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做出深入论述。本文力图通过哲学诠释学对传统美学方法论的批判、艺术审美真理的表现方式和审美真理如何可能的问题的探讨，论述加达默尔的“反美学”思想，及其在当代美学中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一、反 自然 科学方法论的美学理论
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美学一个非常明确的理论立场，就是反对传统美学对艺术和审美问题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理解，并坚持认为艺术和审美经验作为人文科学对象有其自身的特殊认识方式和真理表现方式，并力图把艺术、审美经验和审美真理等问题置于真正的人文科学的理论视域中来理解和诠释。哲学诠释学的这种双重美学任务意味着，加达默尔既要批判那种认为美学中不存在认识和真理的自然科学方法立场和认识论观点，又要坚持艺术和审美经验中存在认识和真理的人文科学立场。
在以往的美学和艺术哲学中，美学家和艺术哲学家受自然科学方法论的 影响 ，往往从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理解人类的艺术和审美经验。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一直支配着自17世纪以来的哲学和人文 社会 科学的 研究 ，认识论成为一种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论基础。这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同样深刻地影响了美学对艺术审美经验的理解。我们一直认为，科学的方法是理解和解释艺术和审美经验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运用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和使方法科学化才能解答美学的所有问题。这一点也严重地存在于 中国 当代美学研究中。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认为，这是一种忽视了人文科学特殊表现方式和理解方式的自然科学天真，实际上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无法理解和解释艺术和审美中的复杂问题。例如我们如何能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解释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呢？这个作品仅仅是一种知觉相等物的错觉吗？我们能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去认识和确定恩斯特《家庭的天使》或米罗的《绳子与人》等等 现代 艺术作品的意义和真理吗？用自然科学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所理解的东西，真能符合我们的实际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吗？仅仅根据作品所再现和反映的存在物，根据作者的意图和艺术作品的文本结构，并依照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的方法，而不是根据作品自身的特殊表达方式和我们对艺术作品的真实经验，我们能真正通达艺术作品的真理吗？ 在这里，向哲学诠释学美学提出的问题是，对艺术和审美经验这些美学问题的理解，没有认识论和方法论做基础，是否能够揭示其中的认识和真理呢？康德以来的美学都以自然科学认识论为方法论，并认为只有以这种方法论为基础才能揭示真理，哲学诠释学美学否定了这种认识真理的科学方法，人们还能够认识和确证艺术和审美中的真理吗？加达默尔对此的答复是肯定的。加达默尔恰恰提出美学中特殊真理问题：“在艺术中不存在认识吗？在艺术的经验中不存在一种确实不同于科学的、不从属于科学真理的真理吗？艺术中确实不存在着真理吗？而且，美学的任务不就是要确定艺术经验是一种独特的认识方式，一种确实不同于为建构自然知识而为科学提供最终数据的感性认识，确实不同于所有道德理性认识以及不同于所有概念认识，但又仍然是认识如传输真理的认识方式吗？”（注：Hans-Georg.Gadamer,Truth and Method.New York,1989.P97-98.）无可否认，艺术作为一种审美经验显然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经验，它有着自身特殊的意义和真理表现方式。加达默尔反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在人文科学的统治，就是为了反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美学否定艺术和审美中的认识和真理存在的自然科学观点，以重新恢复、重视和捍卫艺术和审美中的认识和真理问题。
在哲学诠释学看来，艺术和审美经验问题并不简单的是一种关于趣味的美学，它同样是一种人类自我认识的方式，艺术也显然不只是简单的趣味问题，也是我们得以认识自身存在的一种方式，通过对艺术作品的理解，我们不仅仅理解作为对象性的艺术作品，同时通过艺术作品所展开的意义世界和真理世界理解我们自身的存在。在加达默尔看来，传统的自然科学方法和实证方法不仅没有解释艺术和审美中的真理，反而是对真理的遮蔽。因此，艺术和审美经验中的审美真理问题，并不是一种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而是一种理解和解释的问题，只有通过作为历史性和时间性的我们的理解和解释，艺术作品的独特的存在方式才能得到理解，审美真理也只有在理解和解释中才能出现和发生，美学也才能谈论和把握艺术作品和审美经验中的真理问题。换言之，艺术和审美中的认识和真理，只有在作为此在的历史性和有限性的人的理解和解释中才能出现，没有作为历史性和时间性的我们的参与和经验，审美真理就不可能存在。
这显然是一种反传统美学的观点，传统美学把艺术和审美经验作为一种可以像自然科学对象一样得到确证和证实的对象性存在，而哲学诠释学美学从艺术和审美真理经验的特殊性出发，把审美与艺术经验变成了一种既是此在的、时间性的、有限性和历史性的，同时也是真理性的存在。因而，美学问题便不是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美学的任务和目的不是去确证某种已然存在的对象性存在，而是在理解和解释事件中敞开艺术和审美经验的真理，这才是人文科学把握艺术和审美真理的重要方式。
二、艺术作品本体论与审美真理的表现方式
艺术是审美经验的主要对象，也是美学的重要对象，因而艺术也就成了哲学诠释学探讨人文科学特殊表现方式和理解方式的对象，为什么艺术和审美经验等人文科学对象不能用自然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理解和解释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艺术有其不同于自然科学对象的特殊的表现方式。我们知道，哲学诠释学的艺术作品真理理论，是以海德格尔的此在本体论事实性诠释学为基础的，加达默尔正是在海德格尔事实性诠释学基础上提出他的艺术作品本体论存在方式和真理表现方式的。“如果我们想知道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真理是什么，我们就必须以海德格尔向形而上学提出问题和我们对审美意识已经提出问题一样的方式，对人文科学的整个程序提出哲学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接受人文科学的自我理解，而是必须对什么是真理的理解方式提问。尤其是艺术真理的问题有助于为更广泛的问题开辟道路，因为艺术作品的经验包含着理解，其本身就表现一种诠释学现象——但这根本不是科学方法意义上的。毋宁说，理解从属于与艺术作品本身的遭遇，因此，这种从属只有在艺术作品自身的存在方式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说明。”（注：Hans-Georg.Gadamer,Truth and Method.New York,1989.P110.）正是艺术作品特殊的本体论存在方式，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意义和审美真理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的经验对象，由此，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存在方式以及真理表现方式，也就与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的经验对象有着根本的区别。那么，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存在方式究竟是怎样的？这是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美学的审美真理理论所阐述的第二个重要方面。
在《真理与方法》和《美的现实与其他论文》等著作中，加达默尔从游戏、象征和节庆三个方面，阐释了艺术作品本体论存在方式和真理表现形式：通过游戏的表现性阐述了艺术的表现性特征，通过象征的自身意义性阐述了艺术作品的真理性维度，通过节庆的时间性阐述了艺术作品的时间结构，而所有艺术本体论层面和真理表现方式，都是从作为具有此在历史性和时间性的存在方式来阐述的。
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和《美的现实性》中，都非常突出地强调了游戏的重要性。西方哲学史和文艺理论史中的许多理论家都探讨过游戏这个概念，如席勒、斯宾塞、谷鲁斯、斯汤达，苏珊·朗格等，都把游戏作为美学和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范畴，加达默尔的诠释学更是赋予了这一概念以哲学和美学的崇高地位。在哲学诠释学看来，艺术作品的真正本质就在于它能够超越创作者本身和创作活动本身进入理解者的理解事件中，并与作品所表现的世界进行交流和对话，并在这种对话和交流中建构艺术作品的意义世界。艺术的存在不能被规定为某种审美意识的对象，因为正好相反，审美行为远比审美意识对自身的了解要多，审美行为是表现活动的存在过程的一部分。在以往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中，往往去设定作为审美活动和阅读活动的对象性客体，如对象的形式结构、对象所体现的作家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去分解构成艺术的各个要素，去 分析 审美意识中的各种因素。这固然可以看作是美学研究和艺术批评中重要内容。然而实际上，作为一种活动过程的审美，才应当是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的真正核心内容。 如果说，加达默尔对游戏的重新阐释和理解把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理解为一种参与性的事件，那么，他对象征的阐释和理解则旨在揭示艺术作品的意义和真理表现问题。美和艺术作品所具有的意义和真理，不是指某种简单的可以被我们直接看到的东西，不是某种一旦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可以理解的东西，也不是一种比喻和替代，而是一种充满了意义的象征，一种人类经验和存在真理的昭示。“如果我们真的想思考艺术经验的话，我们就可以，而且必须沿着这些路线来思考：艺术作品不只是指示某种东西，因为它所指示的东西已经存在在那里了。我们可以说，艺术作品意味着存在的一种拓展。”（注：Hans-Georg.Gadamer The relevance of Beautiful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P32.）因此，艺术作品与可复制的产品不同，它是不可替代的，每一部艺术作品都是一种象征，一种可以认识事物和认识我们自身的独特的形式。因此，艺术的象征是那种“我了悟全整体而被寻找的始终是作为生命的片段的另一部分。……美的经验，特别是艺术的美的经验，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的一种对潜在的整体和永恒的事物秩序的召唤。”（注：Hans-Georg.Gadamer The relevance of Beautiful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P32.）因此，艺术就不仅仅是以往的美学所认为的是一种客观性的形式结构，也不是简单的摹写和反映，也不只是创作主体的意图实现。在加达默尔这里，象征并不只局限于艺术作品本身，而是一种经由我们的艺术经验扩大了的人类经验，艺术的象征既体现和证实着艺术作品的存在自身，也开启着人类经验和审美真理的诠释学空间。
艺术作为类似于游戏的表现事件，艺术作为一种象征，都表达着艺术和审美经验的真理，都不是如以往的美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中立的、客观的、无时间性的。恰恰相反，艺术的和审美的真理只有在时间性的理解和解释中才能出现，一句话，艺术的真理表现是一种时间性的结构和过程存在。正是这种时间性结构使哲学诠释学的审美真理理解与康德以来的形式主义美学区分开来。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美学认为，艺术作品的存在要求理解者采取一种中立的审美态度，哲学诠释学认为艺术作品则要求理解者参与到艺术作品表现事件中，艺术作品的存在必须像参加节日庆典一样的参与到艺术作品的表现事件中。我们对艺术作品如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的艺术经验，并不是由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决定的，也不是单纯由这个作品的色彩、形式和结构决定的，而是由于我们参与到这个作品所表现的世界之中，并对这个作品进行对话性的理解和解释，艺术中的审美真理也只有在这种参与性的理解事件中才有可能，审美经验和审美真理都是与我们的经验世界相联系，与我们对艺术作品的解释相关联的。“美学必须被并入诠释学中。这个表达不仅只是指问题的范围，而且从根本上也是精确的。反过来，诠释学必须这样得到规定，即它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公正地对待艺术经验。理解必须被看作是意义得以出现的事件的一部分，在理解事件中，所有陈述的意义——艺术的陈述和所有其各种传统陈述的意义—才能形成和实现。”（注：Hans-Georg.Gadamer The relevance of Beautiful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P164-165.）因此，在艺术和审美的真理问题上，不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创作过程、审美意识对象和文本本身决定着其意义世界，而是在审美经验的过程中时间性地展现其意义世界。共2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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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哲学 诠释学的这一美学思想无疑是反传统美学的，在加达默尔看来，无论是 艺术 作品的存在方式，还是艺术作品的真理表现，抑或是艺术作品的真理发生，都必须在人类经验性的理解和解释事件中才能出现。这种反传统美学的思想，不仅质疑和挑战了以往那种从艺术家的创作动机或意图，艺术作品的客观的形式结构，美学 理论 的抽象概念去理解和解释艺术和审美真理的传统美学观点，而且在此在 历史 性和时间性的理解事件中阐发了其独特的艺术作品本体论存在方式和真理表现方式。
三、诠释学的理解途径与审美真理的可能性
从诠释学的立场出发，艺术作品文本只是一种半成品（注：Gadamer,"Text and Interpretation",In Hermeneutics and Modern Philosophy.Ed.,Brice R.Wachterhauser,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6.P389.）。这无疑是一种反传统美学和艺术哲学的本体论观点，是不同于传统美学的“反美学”。“艺术理论提出的 问题 必须面向全部，必须既在艺术理解自身作为艺术之前，同样艺术也在艺术不再理解自身作为艺术之后把艺术作为艺术来对待。是什么东西使得绘画、雕塑、建筑、歌曲、文本或舞蹈表现为美的，而假如‘不再美了’，仍然作为艺术？……真正说来，美规定艺术之为艺术，即作为从所有按照某种目的建立并使用的事物中脱颍而出的事物。事实上，美只是将人邀请入直观的请柬，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作品’。”（注：加达默尔：《生动与直观》，见《加达默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516页。）也就是说，只有在理解事件中，审美真理才具有可能性，这是哲学诠释学的审美真理理论所解决的第三个问题。 可以说，审美真理理解的有限性观点是加达默尔始终坚持的思想，他把有限性的观念运用到经验的 分析 中，并认为我们的对艺术的审美经验从根本上说始终是一种有限的经验。因此，在加达默尔看来，我们对于我们的 社会 、对于我们的历史的理解，以及对于艺术意义和审美真理的理解，都是在一种具有特定历史境遇规定性中用某种已然具有的思想、情感、洞见，去观看、理解和解释我们所面对的东西。因此，要获得唯一的、最终的、客观正确地解释是不可能的，理解始终是此在历史性的一种运动方式，艺术作品文本的理解只能是有限地理解。正是艺术作品和审美真理地理解的此在规定性，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意义和审美真理地理解始终是历史性和开放性的。这正是哲学诠释学的美学理论与传统的意义和真理重建论具有本质性区别的地方。
加达默尔试图通过这样几个问题地探讨，来回答审美真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第一、根据我们历史性的存在，什么东西被带进了艺术地理解事件中？第二、作为具有自身有限性和历史性的理解者，我们如何能够理解同样具有历史性的艺术作品？第三、在作为理解者的我们与历史上的艺术作品之间所发生的理解所产生的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理解过程所导致的是什么样的结果？
启蒙运动以来 发展 的理性意识认为我们可以不带任何“偏见”地去理解某一艺术作品，我们可以克服我们自身所具有的种种偏见，达到对艺术作品和审美经验的客观认识。加达默尔坚决拒斥这种观点，他认为这种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偏见。事实上，在对艺术作品的经验和理解中，“解释者无需丢弃他内心所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文本，而是只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注：Hans-Georg.Gadamer,Truth and Method.New York,1989.P344.）理解是一种不断地向未来筹划的过程，我们总是在这种筹划中联系着艺术作品文本和我们自己，并在这种筹划中实现艺术理解的可能性和意义的可能性。以往的历史主义诠释学还认为，虽然作为理解者的我们与所要理解的历史上的艺术作品对象之间存在着时间的距离，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克服这种距离达到对艺术作品的完全理解。而哲学诠释学坚持认为，正如前理解在理解运动中具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一样，时间距离也在人类的艺术经验和审美理解活动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时间距离不仅不是为了获得正确的、客观的理解所必须克服的障碍，恰恰相反，是一种艺术作品文本意义和真理建构的积极因素，是一种开放性的事件。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理解的真偏见与误解的假偏见区分开来，从而使我们的理解具有有效性呢？
加达默尔是通过视域融合中产生的“效果历史意识”(consciousness of effective history)来回答这一问题的。理解的有效性和开放性就是由这种效果历史事件(historically effected event)来实现的，艺术作品的意义和审美经验的真理也同样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所谓效果历史意识，首先意味着对自己的诠释学处境的意识。我们的存在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理解者自身的历史性。这种效果历史意识决定了效果历史本身的有限性和开放性的真正意义，这也就进一步地决定了艺术经验和审美真理的理解活动中的效果历史意识是一种持续性的、不间断的历史事件。“谁进行理解，谁就已经进入了一种事件中，通过这种事件意义的东西才表现自身。因此，这便证明了诠释学现象所使用的游戏概念，正如美的经验所运用的概念一样。当我们理解一个文本时，吸引我们的意义丰富的东西正如美对我们的吸引一样。当我们理解某一个文本时，文本中富有意义的东西对我们的吸引就如美对我们的吸引一样。在我们意识到自身并站在某一立场证明文本向我们提出的意义要求之前，文本就已经确证自身和已经把我们吸引着了。我们在美的经验和传统意义的理解中，所遭遇的确实具有某种像游戏的真理一样的东西。在理解中，我们进入了一种真理事件，假如我们想知道我们所要确信的东西，这种真理的获得似乎已经为时已晚。”（注：Hans-Georg.Gadamer,Truth and Method.New York,1989.P494.）在对艺术作品文本的理解过程中，理解者是从具有根本意义的历史距离去理解历史上的文本，这种历史距离正是历史的艺术作品文本得以理解的诠释学处境，它所形成的诠释学语境对于理解来说就是一种理解视域，效果历史意识通过不断地提问的恰当视域来实现。正是由于我们在与传统文本的理解中获得了一种恰当的问题视域，这样才有可能不断修正自己的前理解、前见解和前把握，在新的提问与回答中达到新的视域融合，并不断地使审美真理成为可能。
艺术经验中的审美真理是在艺术作品的表现事件与理解者的历史性事件的对话与交流过程中实现的。艺术作品以其自身的存在方式存在着，并需要我们去对它做出理解和解释，而理解和解释也努力地去接近我们所要理解的事物。这既是艺术经验、审美真理得以发生和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一种艺术经验和审美真理真正发生的过程，艺术作品的经验和审美真理也只有在这种紧张关系过程中才能得以展开和建构。在审美真理的理解事件中，我们总是以自我已有的经验进入理解事件中，正是这种参与性的理解才扩大和丰富了人类审美经验的历史和延续了人类的艺术。由此，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所理解的艺术作品的意义和真理问题，就不是一种 自然 科学 和实证科学所认为的可证实的问题，也不是客观结构形式论所认为的仅仅存在于作品本身的问题，不是审美意识抽象论所认为的那样与我们的具体经验没有关系的问题，同时也不是作者意图论所认为的对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和创作动机进行重建的问题。
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哲学诠释学的反传统美学思想，即它反传统美学所标举的艺术经验、审美经验和审美真理的纯粹性思想。正如维斯海默所指出的：“审美纯粹主义的抛弃意味着艺术是与非艺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关系的古典术语是‘模仿’，加达默尔用它解释理解问题。艺术‘理解着’非艺术，所有的理解都包含着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的理解。‘作为’在这里意味着理解总是这样的发生：既‘是’又‘不是’。”（注：Joel.Weinsheimer,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nd Literary The ory.New Haven & London,1991.P77.）以往的美学认为，我们是以一种纯粹的审美态度去经验艺术和审美对象的，以一种纯粹的审美意识抽象去理解审美真理的，而哲学诠释学则否定了这种纯粹审美态度和审美意识抽象，它把审美经验和审美真理视为一种历史性和时间性的理解事件，因而把艺术经验和审美真理的有限性、历史性和开放性，辩证地统一在同样具有有限性、历史性、差异性和开放性的人类理解经验的效果历史事件之中。
四、哲学诠释学“反美学”的当论意义
哲学诠释学的审美真理理论所面对的问题是当代美学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一方面，传统的美学理论确实无法回答当代艺术和审美经验中的真理问题，美学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造；另一方面，激进的后 现代 理论彻底地否定艺术和审美中的真理问题，而艺术和审美中的真理问题又确实是美学作为人文科学的重要主题，因此如何理解和诠释人类艺术和审美经验中的真理问题，便成为了当代美学的重大难题。
后现代语境中的哲学诠释学美学坚持了艺术和审美真理可能性，但很明显，这种审美真理立场显然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真理立场。这种不同，不仅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所坚持的艺术自律性与意识形态问题，哲学诠释学不怎么具有审美意识形态的批判立场，这一点受到了当代一些理论家的批评，如伊格尔顿和哈贝马斯等；这种不同而且在于，哲学诠释学的审美真理立场主张审美真理并不是某种完全自律于艺术作品本身的，而是需要理解者和解释者参与的游戏事件，艺术作品文本是一个自律性半成品，其意义和真理必须由理解和解释者在与作品的对话中才能得以实现，因而，意义和真理都是差异性的和多元化的，审美真理的任何一种理解都不具有绝对的有效性，确定性永远是相对的，而差异性则是绝对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审美真理的差异性和相对性立场，加达默尔的效果历史理论被著名文艺理论家赫斯视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但是，由于加达默尔的审美理论仍然坚持艺术作品的概念和真理的可能性问题，又被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如德里达视为传统的保守主义。 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美学理论认为，正是作为一种严肃的人类游戏的艺术，真理性地见证着我们人类生存的差异性秩序结构。在《艺术的游戏》中，加达默尔写道：“我们在创造性的艺术形式中所遭遇的东西，不只是某种奇思怪想的自由或本质的盲目的肤浅丰富性，艺术作品的游戏能够跨越所有的阶级、种族和所有的文化层面洞悉我们所有的社会生活维度。因为这些属于我们的游戏的形式就是我们自由的形式。”（注：Hans-Georg.Gadamer The relevance of Beautiful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P130.）无论是传统的再现性艺术，还是现代的非再现性艺术，只要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形式都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扩展，一种秩序的象征，一种审美真理的严肃游戏，一种可以在其中“逗留”的审美经验世界，一种如“在家”(Einhausung)一般的充满了差异性自由的和谐。
以上论述表明，加达默尔试图在一种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哲学和美学语境中并站在人文科学的立场上，肯定和重新理解审美真理问题，无疑显示了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很显然，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审美真理理论的复杂性，反映着后现代整体语境中的美学和艺术哲学主题，试图在后现代转向中以一种新的理论视域和哲学立场去解释和回应当代美学所提出的问题，力图以某种在传统的美学理论看来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立场，而在激进的解构理论看来是一种保守的传统主义立场的“辩证视域”中思考美学作为人文科学所存在的真理问题，并试图在我们这个日益变得 工业 产品化、科学技术化以及图像信息化的后现代社会和文化中，以一种既开放性又肯定性思想观点理解美学的重大问题。这对于我们在图像化的 时代 中思考包括艺术和审美真理在内的所有美学问题，无疑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思想洞见和理论视域。
作者：靳金 单位：北京舞蹈学院研究生部
舞蹈美学与大美学的关系
现在二者的关系不应是大美学是门类美学的指导，而是门类美学是大美学的支撑。这才是大美学能够继续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舞蹈美学是舞蹈学的一个阐释学，在这个架构中，舞蹈本身才是舞蹈美学赖以建构的基点和起点。实际上舞蹈美学建立的基点是身体，大美学是不谈身体或者说是藐视身体的。但舞蹈恰恰又是以身体为载体的。所以吕老师在书中强调了“身心一元论”。此外，书中除了提到模仿论表现论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幻象”。因为舞蹈跟其他的门类艺术很不一样，模仿和表现都只是它的手段。事实上舞蹈作为一个主文本的时候有一个潜文本在支撑它。所以观看和表演之间的关系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用表现或模仿有时很难把这样的内容解释清楚，而用“幻象”来讲，这个问题就可以解释了。书中提到了“虚幻的力”，我认为其实就是幻象。在舞蹈中，它是多功能的，且在不同的场合发挥了不同的功能。北京大学李醒尘教授:舞蹈美学既涉及舞蹈也涉及美学，所以今天这个成果也是美学界一个很重要的成果。我一直有这样的疑问，就是美学都包括哪些问题，它研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直有争论，但不管怎么争论美学和艺术是离不开的。虽然到了现代特别是21世纪，美学研究的范围得到了更大的扩展，但艺术始终是美学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艺术有各个门类，西方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各个门类美学都陆续出现。所以我始终觉得在总的哲学性的美学原理之外，还应该包含一些门类的美学。这是可以成立的，不是只能讲抽象的大美学。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门类美学应该讲的是美学问题，而不是具体学科里的技法、创作、导演、训练等。那么到底哪些问题才是门类美学中的美学问题呢?美学问题显然具有哲学性质，有形而上的性质，是统摄性、普遍性的问题。本书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的，确实提供了很多内容。北京舞蹈学院刘建教授:可以说大美学与门类美学有一个塔尖和塔基的关系问题。舞蹈是大美学下的门类美学，而门类美学又可以细分出很多学科，比如舞蹈心理学、舞蹈人类学。我所做的是舞蹈身体语言学，这个分支在吕老师书中的第十章第三节专门谈到了。大美学要靠门类美学支撑，舞蹈学也要依靠舞蹈分支来支撑。
舞蹈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中国艺术研究从架构来看，明显借鉴了美学原理的体系。李泽厚曾指出，美学包括三大块内容: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当代中国美学原理的确形成了美、美感、艺术这三大块(或加上美育构成四块)的经典研究内容。《舞蹈美学》借鉴这一研究范式，探讨舞蹈美的本质、舞蹈本体论(对应艺术)和舞蹈审美论、舞蹈美育，具有较强的体系性。北京舞蹈学院金浩副教授:本书找到了舞蹈美学的逻辑起点:关于舞蹈美的本质特点。舞蹈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核心问题，即人体。这一逻辑起点的形成，使黑格尔理论的偏颇观点显现出来，正因为其跌落到了身心二元论中，才会对舞蹈产生轻蔑的态度。这意味着舞蹈美学必须坚持身心一元论的哲学观，只有认识和把握它，才能使一切不可解的舞蹈现象变得清晰。因此舞蹈美学必须正确解释舞蹈历史，分析舞蹈现状，预测舞蹈未来。第二，吕老师在舞蹈美学范畴中提出了关于“舞蹈思维”这样一个主题。他在撰写《舞蹈教育学》时，就曾提到过“动作思维”这个概念，心理学认为动作思维是婴儿思维或者动物思维，它可以走向高级阶段，即“实践思维”，吕老师认为当动作思维进入到高级阶段时，它已经可以形成自身的逻辑，不仅仅是实践，已然触及到了舞蹈审美。因此舞蹈思维即是动作思维的高级阶段。于是舞蹈思维又成为舞蹈美学中的关键词。吕老师坚持认为语言文字是说不清楚舞蹈的，要是能说清楚就不需要舞蹈了。第三，在舞蹈发展规律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对舞蹈本体的诉求。他溯本寻源，终于在格罗塞那里找到了这一理论的源头活水，并在不断深入研究中得到重要发现:一是在西方诺维尔之前舞蹈未能形成独立的形态，处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状态，二是舞蹈自古以来延续这两条线在发展:一种是模仿生活的舞蹈(模拟式)，另一种是表现生活的舞蹈(操练式)。吕老师以此为基础，按图索骥发现了东西方舞蹈发展的脉络。北京舞蹈学院刘建教授:大美学谈三个问题:本体论、本质论、审美论。尽管哲学上这些问题一直在争论，但问题本身并没有错误，本体、本质、审美是始终要探讨的问题。实际上舞蹈的本体是身体，这是毫无疑问的。关于身体的研究在哲学界已经是非常时髦的问题。刚才谈到了西方和东方的身体，实际上从尼采开始就打破了西方所谓的身心二元论，他提出了身体的主谓合一，这说明现代哲学很重视身体。而东方哲学虽然身体的概念提出很早，但东方人的身体始终是被割裂的，特别是中国人的身体。因此，吕院长在书中着重强调了舞蹈的本体是身体。第二点就是本质论，舞蹈的本质是表达与接受，它必须有表达的广度和深度，但这一点也是舞蹈所欠缺的。第三点是审美论，审美是身体肌肉产生的共鸣，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现在讨论问题还是一种二元的方法，比如动作语言和思维语言。我认为舞蹈的本体论应该在本质论之前的原因是舞蹈本身就是一个身体问题。舞蹈要先研究它的本体，再研究它的本质，最后研究它的审美。舞蹈与其他艺术区别的本质在于舞蹈的媒介是身体，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北京舞蹈学院平心教授:吕院长将舞蹈美学分为三部分:舞蹈本质论、本体论和审美论，都是紧密结合舞蹈艺术和舞蹈实践的。舞蹈本质论涉及再现说、模仿说的艺术本质论。为什么再现和表现可以称为艺术的本质，我认为不管是再现还是表现都是人脑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西方再现说的代表性观点:艺术是一面镜子。但是舞蹈这门艺术的特征是表现，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是心理现象，是一种感性的、直觉的反映，因此心理是舞蹈的本质。舞蹈美学这本书从舞蹈实践的角度对舞蹈本质做出了解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悦笛副研究员:关于什么是“本质”，什么是“本体”。本质是essence、nature，它主要解决“是什么”;本体是ontology，它解决“怎么样”。也可以说是being，更接近于存在论，它要解决的是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它是怎么存在的。所以，本书的构架:第一本质论，舞蹈到底是什么，它肯定会牵扯到再现与表现;第二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它怎么存在，所以仍然会谈到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第三则是舞蹈作为一个对象怎么去审美。关于“动作思维”，这是李泽厚最早提出的，是人类不断实践的结果。动作思维与视觉思维怎么区分，恐怕动作思维更多的是“做”，视觉思维更多的是“看”。舞蹈的特点就在于，我们看的时候还有一种“内模仿”的动作思维存在，但舞者在做动作的时候，不仅有内在的动觉感官还有视觉感官。
舞蹈美学研究的方法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悦笛副研究员:对舞蹈的理解，包括美学界，更多用的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成果，如阿恩海姆、苏珊•朗格的理论。20世纪后半叶整个西方美学转向了语言学角度后，分析美学占主导地位，就是从语言的角度来做美学研究。这种趋势并不是简单地把舞蹈和语言学进行反复比照，比如说修辞学就很难和舞蹈做对应，修辞的素材与舞蹈本身的语言不一样。这就是视觉艺术和音乐艺术与分析美学结合得如此紧密的原因，因为语言和音乐是很贴近的。但是语用学是最新的一个切入点，语用学的角度对于舞蹈的研究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分析美学中艺术的语言里面也讲到舞蹈，但主要讲的是舞谱，舞谱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更多是哲学上的理解。我们用语义学或修辞学研究舞蹈美学时，很多时候是一种比喻，并没有指向某个具体的东西。这样研究又隔着一层，还不如直接去研究动作本身。所以语用学为什么重要，它本身就是用的。语言就是形式，语用就是言说，这似乎跟舞蹈更为接近。北京舞蹈学院吕艺生教授:舞蹈的动作有它自己的语言规律，比如姿态和动作的连接，一个是点一个是线。这是它自己的特点，不能用口头语言和文字语言的语法来解释。俄国形式主义的研究是本体论研究，它开启了从外到内的研究走向。它给我们的启发是，本体论研究是研究语言的，研究语言的才能进入到本体范围。那我们舞蹈的语言是人体动作，我们从人体动作出发就是研究舞蹈的本体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问题是可以说通的。把文字语言与舞蹈语言相对应是不行的，它们虽有共性，但最终得落实到个性上才能成为舞蹈美学。结语正如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王伟教授在座谈会总结发言时所说，对舞蹈美学的探索是几代人都在追寻的，是神圣的、重要的，这本书则是跨越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来讲，它是一种中国化、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其继承性、前瞻性、开放性和当代性的思维品质开启了舞界人治学、建树理论的新途径和新方法。舞蹈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理论的研究和学科整体构架的完整是对舞蹈艺术发展一次全新的挑战。舞蹈的最高理论并不是纯理论的，而应是理论与实践、感性与理性的结合。现在舞蹈学院的实践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出现了困惑，其实就是欠缺了一种理性思考和思想的梳理，就是对于美的问题思考的缺失。《舞蹈美学》的出版也为我们带来了很多后续的问题，比如如何教材化等等。相信这也必将激励着更多的人去勇于担当和继续开拓这份未尽的事业。
【关键词】文艺学主体性本体论建构解构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学学术研究的主导趋向是“向内转”:即向文艺本体规律的转靠与回归。作为“带有整体性的文学动态”（1）,标示出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自生自发”“难以遏制”的内在要求。这一时期的文艺学思考者们发现:传统认识论方法只能对文艺做出某种他律的共性本质的解答,而无法进入文艺内在特质的考察。要想深入文艺之“内”,抓住文艺的自律和“本源”,必须改换一种所谓“自我相关”的本体论方法,摒弃以外在角度、非文学内容规范文学的做法,专注于文艺本然的内在规定性的探寻。
一、文学审美论:他律本质论向自律本体论的转向
文学审美论的开拓与探索为新时期文艺学对“本体”意义的追问提供了价值定向和逻辑前提。它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文学向人回归、向自身回归”的“主体性”思想及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利害”的自律论学说为理论依据,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重要的内部规律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从审美反映论的主体性强调,到审美体验论的人类学本体论意味的揭示,再到生命论文艺美学对于感性本能及审美形式意义的渲染,文艺学研究实现了由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审美反映论”超越于传统哲学认识论的重要标志在于:心理意识这一重要的审美主体中介的加入。在“审美反映论”看来,“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即由外在现实转换成内在主观的“心理意识”,是艺术内容、艺术形象得以生成的关键。而在这由外而内的转换中,“心理意识”(“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已经根本不同于认识论中的那种近于“镜映”的“认识”。作为一个远比“认识”涵盖面宽广得多的概念,“意识”已经包括了认识之外的各种精神心理因素:诸如主体的人格情感、个性心理、道德情操、非理智欲念等等。所有意识因素都在审美反映过程中参与客体与主体、事物与映象之间的关系,从而繁生出“认识”之外丰富的心理内涵。作为一个审美中介系统,审美意识是一个与艺术家的人格结构相关联,与创作者的感情、想像、感知、认识等活跃的心理因素相关联的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体”。它不同于发生认识论中所谓“图式”、“格局”,只对外来信息进行选择和同化,还要对其产生调节作用,即:使主体感知到的东西经过调整而更适合主体的需要。审美中介系统的调节作用使审美感知中的主体印象发生变异,而与作家希望看到的样子重合。因此审美中介系统常常赋予反映以个性和人格特征。同时,这个审美中介系统又拥有人性的发生学意义,它在特定的文化中孕育,在真实的历史中生成。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实际上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制约与个体禀赋气质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显然,在“审美反映论”对于审美中介系统丰富内涵的解释中,文艺审美获得了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双重意义,同时艺术本质论朝向艺术本体论转型的迹象也在此初露端倪。
“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是审美文论步入艺术本体论殿堂的又一关节点。如果说“审美反映论”还是在认识论的框架内所进行的对它的“修正”、“改良”和“更新”;那么,“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力图打破认识论的框定而去展开艺术的本体思考,力图完全摆脱界参照而把目光凝聚于人类本体、艺术本体自身。所谓本体,指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及本源,或称终极的存在。所谓本体论也就是对本体进行描述的理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区别在于,它是自我相关的,它并不凭借外界的事物尺度来说明自身,而是以自身整体不断发展的存在为依据,去探求其存在的本然处境,追问其生存的终极意义和根基。因此,人类学本体论只能是探向人类自身本然处境,描述人的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的理论;而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将艺术看做人类生存本体自身的诗化,看做人类重要的本体活动形式。显然,“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是从把握人类生存与人类艺术、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的关系入手,将艺术与人类自身的生成及超越联系了起来。在他们看来,人在艺术创造中生成着,又在自身的生成中创造着艺术;同时,艺术还拥有人类生存的超越性质,它试图回答过去、现在、未来的神秘性,向人们显示着存在之谜,将人们引向未来,因而它是理想的世界、是梦境和乌托邦;而艺术作为生存的超越,又是基于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对幸福的渴望和在有限中获得无限,于瞬间中获得永恒,达到存在的最高和最高的存在的欲望。显然,在这里艺术审美具有着无可置疑的人类学本体意味,审美既作为人类生存的动因,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目的,既作为人类生存的起点,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终点。而艺术作为一种审美超越活动,不仅是人的存在在符号上的显现,而且成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希求。于是,人的生存史与人的审美史重合,审美化成为衡量人生意义和人的历史进步程度的惟一标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超越了审美反映论对哲学认识论的基本依赖,站在了认识论之外、并且进一步站在了认识论的否定者排斥者的立场上来探求文艺的审美本体;但他也同时陷入了割断文艺审美同认识的联系、泯灭审美艺术活动同人类生命活动之界限的片面和极端。
审美体验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摒弃文艺的认识论本质的追问,而着力探究人类文艺审美与人类生命合一的本体意味,自然将那个人生中令人陶醉的审美体验(生命体验)推到了前台,这就为当代文艺美学由认识论向体验论的过渡提供了有力的逻辑支撑点。而文艺的人类学本体观本身也在此过渡中凝结为一种存在论或生命论的文艺本体观。对于感性的艺术本体地位的张扬凸现了审美体验论的诗化特征。在审美体验论者看来:美不是别的,正是人所生活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对人的个体自由的肯定,即自然的人化,美作为一种感性的存在得以确认（2）。从“人的自由本质”的探讨入手,审美体验论者还在艺术美的研究领域引入了“感性动力”的范畴,认为审美缘于人类追求自由的一种感性动力,审美活动是感性动力行进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满足感性动力的需要的活动,而这种感性动力实际上就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基础深处的自然生命力,是人类创造世界和选择进步方向的一种能力。与艺术的感性本位相并生的是个体本位的强调。在“审美体验”中,艺术审美的意义就在于它给予了感性个体以在其他活动中所不曾有过的自主地位,它使每个个体自身期盼着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权利得以实现,而艺术审美正是这种实现的特殊方式。当然,多数的审美体验论者是在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中给予个体以更加显明的地位的。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所言,“审美体验是以个体和个人命运的形式来说明人类”（3）。审美体验实际上是为个人的心理体验与人类精神的贯通提供一个媒介体,主体正是从个体的人生境遇出发,通过对对象的形式美的愉悦进入人类精神内宇宙的感悟,去体味人类心灵的深层领域的丰富蕴含,从而使个体得以传达总体,实现对人类生命本体的直观表达。审美体验论的复苏还使得那些召唤着深层人生体验的审美形式获得了足以取代审美内容的品格和价值。审美体验论以对形式魅力的关注取代对本质内容的形而上追问,这明显受到了英国著名视觉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定义的启发,贝尔在1913年出版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深得中国当代审美文论家的青睐,贝尔认为,意味就在形式之中,离开了形式而作无边的联想不是意味,用说理的方式传达思想也不是意味。那么究竟“意味”是什么呢?贝尔认为是一种能够唤起我们的审美情感的艺术品中存在的某种性质,“离开它,艺术品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4）。那么艺术品中能够唤起审美情感的是一种什么性质呢?贝尔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只是说它是一种与人的无意识心灵相对应的东西。然而正是这种含糊诱导出了人们对于形式本体的“终极实在”的思考,使人们发现了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的创造性形式的某种内在、先验的联系。审美体验论者正是从这里,从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形式的这种内在的神秘联系出发,在两者的情感生命的交融中去寻求形式美的意味之所在,开始了对艺术形式的独立价值的发掘。审美体验作为一个独立于认识的自主性概念带来了文艺学的“内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文艺的形式本体论研究也由此发生并逐步蔚成景观。
二、形式本体论:文学的形而上追问
这是一次文论观念的变革,它既不赞成反映论文艺学对客体本位的固守,也不同意表现论文艺学对作家本位的强调,而是以文本为出发点和目的,对作品本位、形式本位、语言本位进行昭示和张扬。在这里,历史的思考和文化的探索被看做让文学心倦意懒不堪承受的重负令人敬而远之,思考的文学变成了文学的思考。文艺作为一种超离现实功利的精神现象,它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是什么呢?文学思考者对于文学本体特性的追问,召唤着文学形式本体论的崛起,为文学的艺术形式赋予了自主的意义。在这样一批文论家看来,谈内容本身并不等于谈论艺术,只有在谈论形式的时候,才真正将艺术作品当做了艺术作品,也才是真正地进入了艺术的讨论。所谓“回归自身”就是把艺术当做艺术,平心静气地关注和研究艺术形式。形式本体论是将艺术形式作为超脱于作者意图和读者经验之外的、独立存在的、自主客体进行把握和描述的一种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最早出现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著述当中,后来又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所强化;而在同时或稍后,在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学术派别那里,提出了与形式本体论的观念体系不甚相同的文学观念,二者在对文学的基本理解上既有相通之处又发生某些抵牾,于是形式本体论的某些观念受到抵制或者得以松动。现象学的“意向性还原”,在作品本体和读者经验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而阐释学则让文学的本体存在向读者经验大幅度开放,到了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那里,文艺作品的读者和受众则打破作品本文的束缚而获得自由解放。这样,形式本体的神圣性、纯粹性和绝对的独立自足性开始被打破,文学理论和美学又发生了由“内”向“外”的回转。所以说,形式本体论在西方是相对意义上的,也正是这种相对性潜在地牵制和暗示着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学术史上形式本体论的逻辑展开和生存命运。
从“作品本体”到“形式本体”。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形式本体论研究是以作品本体论为先导的。它的基本思路是文学研究“回到文学作品本身”。将反映论文艺学的客体本位及表现论文艺学的主体本位转换为作品本位,从而把文学作品看做“一个独立的自足体”。正如陈晓明在他的《理论的赎罪》一文中所言:要确定现论范型,就“应当把逻辑起点”移到“作品本文内部”,就应当承认“本文的语言事实存在就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5）。作品本体论者深受英美新批评及英伽登、韦勒克等人的理论影响,将艺术作品看做一个与客观世界没有真正联系的具有独立而永恒价值的意向客体。认为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传达出了什么,而在于作品的系统本身。于是,他们主张建立独立的文学作品内部研究,对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备感亲切。在他们看来,形式主义“为直觉地把握作品寻找到了一条较好的科学表述途径,它比任何批评方法都更加切近作品本身”（6）。由此,作品本体论推出了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并赋予了它本体论意味。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形式本体论试图否弃传统文论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论和内容的独断论,而将形式结构视为“有意味的形式”,视为文学区别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的关键所在。于是,“形式本身即是内容、形式自身即是目的”成为形式本体论的要旨。随着新时期社会结构的转型及文学内转趋势的出现,那个曾经被受奴役的文学形式,脱离内容的框定获得了独立的意义和本体地位。正如孙津在《形式结构》一文中所言:“形式结构作为人对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胜利,它在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这双重关系上是一体化的。”（7）形式不再是内容的负载体,它自身就意味着内容。将形式本体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加以概括的是李劫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论意味》一文（8）。这篇文章将新时期文论从对艺术形式的探究引向形式本体论的关注,并为新的理论形态的建构寻找到逻辑起点。文章认为:先锋派小说的出现标记着文学形式本体演化的开始。由此对“写什么”的强调被“怎么写”的自觉追求所取代,文学形式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而具有了本体意味。李劫将语感外化和程序编配作为文学形式本体意味的两大方面予以研究。他认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动因之一是作家的语感,语感外化的过程即文学创作的过程。语感外化过程由三个层次构成:文字性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表层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深层语感。作品的深层语感因其隐喻、象征功能而变形和语象化为表层语感的描绘和叙述功能,最终通过显示着作家诗人的语言功底的文字符号感得以外化。语言的深层结构中的这种关系性决定着整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同时,程序编配又将语感基因诉诸一个特定的有序系统,使整个作品成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结构。于是,文学作品如同人一样自我生成为一个自足体。可见,在李劫这里文学的语言系统不再是表意的媒介,而它自己就是意义和目的本身。文学的存在及其意义是经过“文学语言及其形式结构的创造过程”物化为文学作品的,又经过一系列转换功能才“生发出作品的历史内容、美学内容以及文化心理内容等等”。因此,文学的形式结构及语言是先验的固定的,文学研究只有首先回到形式结构,才能抓住根本。文学语言学在此被转变成为以文学语言的创造生成为对象的文学形式本体研究。
从“形式本体”到“语言本体”。在形式本体论的“怎么写”的研究中,语言的生成与转换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文学形式正是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才拥有了自身的本体意味。因此形式本体论自然趋近于语言本体论。新时期的语言本体论是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及文化符号学的综合影响下出现的。它们将语言看做先在于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结构性存在,认为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无涉,作品的语言系统本身自行产生意义。这是一种“语言中心”意识,是一种对“语言神话”的崇拜。当然,它也是出自对语言之于文学的天然创造性的高度自觉。这种意识同西方的联系是明显的。以语言中心取性中心,是西方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的题中之意,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还是后结构主义对语言和写作本身的回归,在西方都被视为一种历史的进步,而这一切正是新时期文艺学的语言本体论研究得以生成的理论支柱。当然,新时期语言本体论的提出也有其特殊的针对性,即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对语言的轻慢。人们往往并不认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而到语言的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诸如“现实意义”、“时代特征”、“历史深度”等等,正所谓“得意而忘言”。而新时期文论家在得到西方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启示之后,对这种传统文论形态做出了尖锐的反省和批评,黄子平在《意思和意义》一文中用了一连串生动的比喻,来表达这种语言本体论的自省,他说“文学语言不是用来捞鱼的网,逮兔子的夹,它自身便是鱼和兔子。文学语言不是‘意义’的衣服,它是‘意义’的皮肤连着血肉和骨骼。文学语言不是‘意义’歇息打尖的客栈而是‘意思’安居乐业生儿育女的家园。文学语言不是把你摆渡到‘意义’的对岸去的桥和船,它自身就既是河又是岸”（9）。于是,人们不能再对语言这个“自主的具体的实体”及它对于文学世界建构的本体意义熟视无睹了。于是,人们认定:“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是诗的生命”、“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李洁非、张陵的《“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语言形式的本体论观念（10）,对传统文艺学的“再现真实”的可能性提出了追问和质疑。他们否弃了传统理论话语的语言“工具论”,强调“语言世界”的独立性及对文学的创生性,从而将语言奉为诗及文学的生命。在他们的语言本体观看来,“语言事实”并非自然事实,它自我创生,以自己的方式“行动”着,规定着个体思维的形式和范围。因而,语言与实在不可能完全“同构”,文学世界的真实即是“语言世界”的真实、表述的真实,“以‘模仿自然’为目的的再现型艺术终究只是一种幻想”。在这里,结构主义语言学及符号学对传统的历史语言学的反拨表现得尤为强烈。索绪尔的语言独立自足及实体意义的研究成为其“语言中心”论的重要理论支持,罗兰·巴尔特关于语言的先在性的符号学论述,则为其语言本体论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它对“再现真实”传统语言观的反诘是彻底的,对语言的艺术本体的挖掘是深入的。但是,这种语言中心论又往往容易割裂语言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导致语言世界与人类的经验世界、意义世界的分离。因而那个真正的独立自足的“语言世界”的真实性是应当打些折扣的。
语言本体论从现代语言学那里得到启示,把文学作品视为自足的语言符号体系。语言符号不仅成为文学的深刻动因,而且被视为文学的最直接的目的。然而从整体上看,对语言的自主性的强调仍然没有超离内容、形式的二元思维方式的支配,而只是对文学“内部”语言形式研究强调的一种极端形态而已。在“语言本体论”中蕴藏着的仍然是走出“外部研究”进入“内部研究”的努力,语言本体论者所做的仍然是以一种独断论取代另一种独断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至于90年代,学界对这种独断论的弊病逐渐有所反思,并力图加以纠正。例如青年学者王一川90年代初开始倡导的“修辞论”研究,就通过对“修辞”的特殊的界定表现出了这种努力。在《修辞论美学》中,王一川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以往的认识论美学“往往为着内容而牺牲形式,为着思想而丢弃语言”;语言论美学“在执着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方面时,易于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又往往忽视语言论美学所惯用的模型化或系统化立场。于是他提倡将三者融合,使三股压力形成一股更大的合力:“要求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和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体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以便建立一种新的美学。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显然,上述三种美学的困境及摆脱这种困境的压力,导致了修辞论转向。”（11）显而易见,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是要力图避免单纯的语言本体论研究或单纯的认识论和社会学研究的弊病,走向一种综合。
三、解构文论:文艺学本体论的颠覆
从结构主义的形式本体意义追求到解构主义的拆解中心、消解意义,从形式本体论的语言崇拜到解构文论的语言游戏,其间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之间却承载着人文心理及历史语境的重大变迁和复杂关联。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国文论家所身处其中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酝酿和开始启动,人们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受到强烈冲击。市场经济的历史浪潮在中国大地上的层层推进,“商品”法则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强有力渗入,一方面萌发了许多与新的现实相适应的新的观念、理想、道德、情感和价值欲求;另一方面也破坏和割裂了原本和谐统一的理想主义的文化图景。某些旧的“规范”将破未破,某些新的“规范”将立未立,新旧交替混杂。在这大变动、大转型的历史氛围中,人们(包括思想文化界的人们)对于物质的欲望和追求以迅疾之势拆解着人道主义的权威性话语以及此前的以“人”(“主体性”)为中心的价值法则。正如一位青年批评家所看到的:“当代现实当然是由于突然间兴起的商品经济的冲击而激发了内在的矛盾,引起了价值观念的混乱。新时期文学一直怀着热情去追求人道主义的信念、追求人的价值和尊严,却受到了现实的价值尺度的无情嘲弄。知识分子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怀疑,必然导致对生存信念和超越性终极价值的怀疑。而当代的怀疑主义是致命的,因为它植根于每时每刻的生存事实。当代现实的短期效应,急功近利,毫无疑问对所谓的终极性价值嗤之以鼻。”（12）
于是,近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才在西方兴起、60～70年代才渐次传播开来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由于历史的巧合和相似,竟在80～90年代的中国部分人群、特别是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找到了虽不“理想”、但相当“热情”的接受群体。某些敏感的中国理论家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话语欲望。一些批评家和理论家在那个消解意义、颠覆中心的解构主义理论当中,找到了自己对这个新的世界图景的相近似的体验和感悟。于是,“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在思想文化的某些领域兴起并活跃起来。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要、最显著的核心思想和理论表现就是解构主义,即拆解“中心”、颠覆“在场”、削平“深度”、反“元话语”、反“元叙事”、反“体系性”⋯⋯因此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即“解构主义”对包括形式本体论在内的所有“中心主义”和“意义”追求的颠覆是剧烈的、带根本性的。
从理论特征来看,解构主义为中国当代文论所提供的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和阐释方式。正如王宁所言: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没有提出知识和真理的要求,因而它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13）。作为一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它要求于作者的是在其本文中如何实施对自己所言喻的东西的颠覆;作为一种解构式阅读方式,它要求于读者的是如何发现本文中的盲点,如何对本文中的稳定的秩序、封闭的系统、终极的意义实施瓦解。解构主义对于作者自我言说的颠覆与瓦解,以及读者的旨在摧毁本文之确定性的解构式阅读方式,特别是其中解构式阅读方式作为本文可读性瓦解以及读者创造力之解放,尤其得到了中国理论家的重视和关注。他们发现,解构式阅读不再是一种符号的解码活动和能指与所指的表述关系的呈示,而是对本文在“痕迹”和“差异”活动中变得捉摸不定的符号衍生和意义转换。它强调本文的不稳定性和互文性,认为阅读是一种意义的无限补充、替换、撒播和误读(当然,这种相对主义的阅读模式又是导源于本文的能动性生产,因此最终还是无法摆脱本文的牵制而完全随心所欲)。有的学者认真分析了解构策略的三个步骤:首先,面对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稳定自足系统,揭示其不和谐性;而后实施消解的第一步:颠倒,即原有等级,取缔原核心的主导地位;最后是寻求一种不稳定的漂移状态,使新等级无法建立（14）。这种解构策略摧毁了在丰富的本文中再建中心和追求意义的可能性,使本文在符号的不断衍生、意义的不断转换中变得捉摸不定,天经地义地拒绝理解和阅读,而导致误解和误读。在解构文论的阅读策略中,“文本和作者已经变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作案高手,而读者只有从蛛丝马迹中重读出各种相互抵触的意义,才不至于沦为受害者”（15）。同时这些纷杂的歧义和差异,也赋予了批评家极大的精神自由,使他们超越本文,从“能指的游戏”中获得无穷的造语。新时期中国文论家也正是作为这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和阅读方式的传播和实践者,一方面检点着解构文论的相对主义立场,一方面试图从中找到一条走出文学“载道”的沉重传统的超越之途。
然而,从理论的创造、生成及深化角度看,解构文论在中国学界所得到的实质性拓展并不令人乐观。新时期文论家对于解构策略的研究是与解构批评的理论操作相伴相生的。他在后新潮小说中找到其理论的“实验场”:包括从后新潮小说的“平面化”、“浅表性”读出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及瓦解结构主义形式本体论的“有意味形式”;从后新潮的“叙述圈套”中读出世界统一性的颠覆,即打破结构主义的形式完整性及意义体系;从语言游戏中体验主体及意义的失落,即在消解语符的意义同时,取缔形式结构的人生隐喻功能。这其间,理论观点的复述往往代替了自己的创见,肯定性的介绍与阐释往往淹没了理智而审慎的批判与吸纳融合,这必然使得理论的拓进力度显示不足。当然,解构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论的一股新的带有“异己”意味的力量,在一定时间里给新时期文艺学研究带来了某些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它对于传统的文学法则的冲击,使人们获得了对于文学的异质多样性的认识。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则逐渐成为某些中国理论家面对日益破碎的文化语境思考和解决自己文明的新问题的理论参照。然而解构文论的文化再造力的缺失也带来了中国当代文学者终极使命的消解,正如一位资深学者所说:“后现代的反文化一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家哲学合谋,一方面它会使西方最先进的思潮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复苏的传声筒;另一方面,则会延误文化转型,价值重建等现代人文学者的终极使命,具有很强的破坏性,逻辑上的解构就会成为文化上的破坏。”（16）解构文论的反文化特征使之颠覆所有价值体系,又不再导向新的价值的确立;它与人类的所有精神成果实行诀别,而不去承担再造历史的重任;它不仅否决了人生的深度和意义,而且否决了对意义和深度的追求本身。因此,解构文论完全消除了理论发展的原创意向,它无法完成“破”中有“立”的理论革新任务,因而也无力引导中国当代文论走向未来。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下多元文化态势对于意识形态整合性的拆解,新启蒙话语失效后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理想的“沦丧”,以及价值相对主义的离散状态,为文艺本体论的建构与解构文论的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心理准备。中国文论的建构与解构的双向运动,也只有在那个“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多元文化背景之上才获得了生长繁衍的可能。
注释：
（1）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8日。
（2）李泽厚:《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6、53页。
（3）卢卡契:《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
（4）克莱夫·贝尔:《艺术》,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
（5）陈晓明:《理论的赎罪》,《文学研究参考》1988年第7期。
（6）孙歌:《文学批评的立足点》,《文艺争鸣》1987年第1期。
（7）孙津:《形式结构》,《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4期。
（8）李劫:《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上海文学》1987年第3期。
（9）黄子平:《意义和意思》,《小说文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10）李洁非、张陵:《“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寻找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11）王一川:《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79页。
（12）陈晓明:《冒险的迁徙:后新潮小说的叙事转换》,《艺术广角》1990年第3期。
（13）王宁:《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文学批评》1987年第6期。
关键词：初中美术；欣赏教学；实践探究
美术欣赏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从多个视角认识美术，从美术学习中感悟生活，加深对美术作品的理解，理解美术正常意蕴和内涵。老师在教学中要发挥引导作用，带领学生对优秀美术作品展开评价，在欣赏中体会到创作者的情感，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们的生活经历，进而使学生形成高尚的情操。
一、初中美术欣赏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在新课改的要求下，学校增设了美术欣赏教学这一内容，实践教学中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学生的审美能力提升了，但是在实践中也存在不如意的地方，以下将对欣赏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1.欣赏内容和学生年龄不符
很多美术老师认为欣赏教学理应让学生欣赏高雅的作品，难度越大的作品越具有欣赏价值。这种教学标准对学生来说很难，如果选用的作品和学生的当前学习能力和年龄与较大的差距，学生在欣赏中达不到教师的要求，无法自主理解欣赏内容，在学习中找不到如破口，长此以往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下降，严重影响教学进度。
2.教学目标不明确
欣赏教学本事锻炼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审美能力，在教学中一定要明确教学目标，不能盲目教学。但是当前欣赏教学中目标不明确的情况时有发生，学生在学习中找不到重点，即使欣赏的再多也没有效果。在欣赏课中学到《中国玉器》，欣赏玉器是个难度较高的学习任务，很多学生欣赏后并没有理解本课的内容，当老师提出知识点后，学生回答不上来，因此要明确教学目标，让学生事先上网对有名气的玉器进行了解，比较分析，学生会受益匪浅。
3.欣赏重点不突出
教学重点不突出是当前欣赏教学主要表现之一。在欣赏美术作品时，会涉及到创作背景，作者的经历以及年代等，在教学中老师将所有的内容都系统的介绍一遍，教学重点不明确，学生对每块知识都有大致的了解，每方面都略懂一些，但是仅了解大概内容，导致学生对整体知识的认识不明确，自身学习能力止步不前。
二、欣赏教学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实践探究
针对当前美术欣赏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要求美术老师从整体出发，以学生为主体，开展多种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以下将对初中美术欣赏教学实践进行分析。
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任何教学活动离不开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为了达到理想的欣赏教学的效果，老师要发挥自身引导作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选取学生感兴趣的欣赏教材，与学生产生共鸣。在欣赏课中学到《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学生容易看出作品中人物的职业、生活状况，感受到沉重、压抑的气氛，为了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老师可收集伏尔加河的相关图片，收集当时人们生活状况的影像资料，让学生在图片和影像资料的帮助下对本课内容有更充分的了解。此类教学方法比单一书本教学效果好的多，学生的学习兴趣被调动起来，主观能动性得到发挥，随之提升自身学习能力。
2.创设教学情境
情境教学是当前欣赏教学的重要教学模式，在学习过程中学生通过老师预设的情境，增加自身理解能力。分组教学是常见的情境教学方法之一，在欣赏教学中学到《清明上河图》，在教学中，老师可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每组4个人，针对《清明上河图》的背景和人物特征进行探究，各个小组总结后在班级进行评比，在情境教学中学生自主探究，同龄人间的沟通交流更能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3.扩展学生的欣赏空间
如果想让学生彻底理解欣赏教学的内容，必须让学生将自身想象力和作品本身要表达的内容结合起来，根据作品的内涵，发挥自身想象力，体会作品带来的广阔的空间。在欣赏教学中学到《格尔尼卡》，很多学生看到该作品第一感觉就是作品过于凌乱，很恐怖，老师要让学生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在教学中指导学生展开联想，让学生由小见大，将自身的体验迁移到对作品的认识和理解上，引导学生从作品的相关背景去欣赏，了解毕加索的创作背景、人生经历、爱好等增加对作品的理解。
结束语
初中欣赏教学实践是当前美术教学的重点，为了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欣赏能力，需要老师以学生为主体，发挥自身引导作用，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以促进学生终身发展为目的，创新教学方法，开展多种教学活动，准备符合学生欣赏力的作品，控制内容的难度，突出教学重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徐丽娜，张志宇.初中美术欣赏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2011，[J].100-102
论文摘要：从狄尔泰到伽达默尔以及尧斯的解释学美学是在“理解”(underscanding)的共同主题下展开的，他们将传统哲学美学中的知性概念从服务于理性的工具发展为替性的新主题。但三者对审美理解的不同解释使得这一语词经过了从“技”至lj“道”的转变，凸现了其作为“存在”的非理性、主题性以及通往语言的过渡性特征，解释学美学的现代性由此凸显。
在同样的表达形式(understanding)下，在康德那里是服从于“理性”的“知性”概念，为什么到了西方现代却变成了解释学的“理解”并取性成为哲学美学的主题?这是哲学美学的历史上需要澄清的疑难问题，它必须建基于对解释学美学的“理解”主题的梳理。
不容置否，解释学从产生伊始就与理解相关。hermeneuifk相关于古希腊神话中的信使赫尔墨斯——由于诸神是通过神迹的显现、暗示等与人相区别的方式言说，他们需要信使赫尔墨斯对此进行理解和解释，在神与人之间承担起传递消息和解释的职能。罗马时代，法律解释学开始出现；随后，出于宗教的要求，一种理解和解释《圣经》的神学解释学在中世纪得以产生。19世纪施莱尔马赫将神学解释学推向关于理解的普遍理论，因此而成为解释学的重要奠基人，但真正将“理解”发展为美学主题的却是狄尔泰、伽达默尔及尧斯。他们使最初只是作为技艺的“理解”成为存在本身进入到思想之中，经过了一个从“技”的层面向“道”的层面转化的历史过程，“理解”对于艺术的生成来说最终成为决定性因素，这一转变凸现出解释学美学的现代性。
一、狄尔泰的审美理解：从理性概念向非理性语词的转化
狄尔泰的审美理解观念建立在他的整个精神科学的宏图构想基础上，并以对历史生命的“体验”为前提。狄尔泰将自己试图建构的学科称之为精神科学(ceisteswissensehaften)，以此与同时代孔德、穆勒、斯宾塞等人的自然主义哲学区分开来，而所谓的精神科学是以内在于历史、具有历史现实性的生命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美学经常被他称之为诗学，是其精神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狄尔泰看来，亚里士多德的作为形式与技艺理论的诗学已经死亡，而德国唯心主义美学根据主体所设定的艺术最高理想来规定艺术的本质与功能的做法也已经在现代失去了影响力，真正的诗学应当探讨怎样从内在体验出发去发现普遍有效的东西与历史相对性的东西，因为历史性的生命唯有通过体验才能被我们把握，在对生命的体验基础之上一切关涉到语言、灵魂以及社会的问题才能得到思考。
狄尔泰指出，艺术即生命的体验及其表达——“真正的诗的根基都是活生生的体验”。就词源来看，“体验”(verleben)一词相关于生命，它意味着使生命经历一次，狄尔泰保留了语词本身所包含的个体性、身体性和主观性因素，①他正是在此视域内揭示出诗人的创造过程。诗人的体验首先表现为个体的主观感觉：诗人存在于生活世界中，通过自己那徘徊于快乐与痛苦之间的强烈的生命感觉来享受自己的存在，这种生命的感觉使外在世界的形象间接变成诗人创造力的物质材料，而诗人想象力的最关键之处就在于使生命体验发生变形，人的内在感觉与外在现实世界相互加强，后者被前者激活，前者因为后者成为可见的可直觉的对象。凭借此过程，诗人在作品中展现人的身体一心灵的整体性存在。任何艺术作品，无论它呈现给我们的是颜色、线条、形状还是音乐，只要它的灵魂是活生生的体验，那么都可以称之为“诗”。艺术即生命的体验及其表达，它以其自身为目的，而不是为关于实体的知识服务。艺术的功能就在于要保留、加强并唤醒我们对生命的感觉。
然而，狄尔泰并不把诗人的体验就等同于个体的主观感觉，他自始至终强调要将历史主义贯彻到包括美学在内的一切精神科学中，这意味着作为个体主观感觉的体验本性上是历史事实，它的历史性表现为：诗人的任何一种体验总是内在地相关于其他活生生的体验，过去的体验不断被纳入到心理联系中，当下的体验根据此逐渐获得的心理联系来丰富自身。诗人凭借历史性的心理联系的丰富性与完满性来完成诗的创造过程，使生活体验获得表达。“表达”意味着使生命从无法意识的黑暗深渊中提升出来，唯有在诗中，生命的体验以典型化而非总体抽象化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是诗与哲学和宗教的最大的区分。
为了克服“体验”的个体性限制，狄尔泰将“理解”引入到精神科学中：“在生命体验和自我理解以及两者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出现了对他人及其生命表现的理解。”徘嘞是我们通过外部已有的符号去认识内在生命体验的过程，它能突破自我与非自我之间的界限，让个体把握其他生命的事实，从而把握历史的整体。
“理解”并非只是对艺术作品的理解，但是唯有这样一种理解才能通达生命本身。狄尔泰将知识、行为和艺术的体验表达都视为生命的具体表现，但是对知识和行为的理解并不能返回到丰富的生命关系中去：前者因为过于注重思想内容的同一性和有效性，并不指向本源处的具有特殊性的生命，后者受行为的决定性动机的制约只能把握生命的某个片面，不能揭示其全部。与之不同，艺术作品的存在是真实、稳定、可见和持续的，一种有效而确定的理解因此具有可能性。不仅如此，在理解的多种形式中，对艺术作品的理解还属于高级形式。因为那种在符号与意义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简单形式虽然可以通过对过去经验的类推，使个别单一的生命表现得到解释，却不能揭示出持续生存的个体用生命表现所建构起来的整个生命关系，它必然会过渡到其高级形式——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后者要求使解释者回复到文本的原初体验和它所经历的生活自身，个体的生命之流与他人的生命之流融合成生命关系之整体，个体进入到他人的精神生活中。
狄尔泰虽然用理解在艺术与历史性的生命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并赋予了对艺术的理解以重大意义，但是他并没有让理解成为哲学美学的主题。在他看来，理解与解释是包括美学在内的所有精神科学普遍使用的方法，包含了精神科学的真理。理解可以不断返回到持续稳定的生命表现之中去。解释则是对持续稳定的生命表现进行的技术性理解，并且由于理解的可能性来自于精神生命在语言中的完全彻底的表达，解释要在对文本中的人类生存的全部解释活动中完成。解释学就是这样-f-]关于理解的技艺的科学。因此狄尔泰并没有从艺术生成的意义上建构起关于理解的解释学美学，而只是从技艺与方法的层面上运用理解来沟通艺术与人的存在。只有到伽达默尔那里，以理解本身为主题的解释学美学才得以构建，艺术的发生在理解中实现。
二、伽达默尔的审美理解：敞开“存在”的世界性、历史性与语言性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真正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因为他告别了狄尔泰从方法论意义上谈论理解的解释学理论，使“理解”成为哲学的主题。正如他自己所说：“要追问的不仅是科学及其经验方式问题，还有人的全部世界经验和人的生存问题。借用康德的话来说，我们是在探究：理解怎样得以可能?这是一个先于主体性的一切理解行为的问题，它优先于知性科学的方法及其规范和规则。”m伽达默尔吸收了海德格尔早期思想中对于理解的看法：海德格尔早期从人生存于世界中的基本经验出发，将理解看成是人的存在的可能性，即一切存在都是可理解的，不可理解的存在是无法谈论的，理解意味着一种投射，它将此在的存在投射于自身，使此在的存在只与自身相关，没有任何外在的目的。基于对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的认同，伽达默尔拒绝将理解看成是主体诸多可能性行为中的一种，在他看来，“理解”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存在”本身就是理解性的，因此以理解为主题的解释学不再是研究如何理解的技艺学，而是思考存在本身。
伽达默尔认为，美学必须被并入解释学，因为解释学从广义上可以包括整个艺术领域及其问题，艺术作品如同任何其他需要理解的文本一样，都必须并且可以被理解，也正是在理解中，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陈述的意义才得以形成。伽达默尔从世界、历史和语言三个维度揭示出“理解”的生成，其美学思想同样也从这样三个维度得以透视。
1．审美理解的世界性。
伽达默尔所探讨的不是如何去理解的问题，而是“理解”自身如何作为存在的问题，而对于存在而言，人生存于世界之中是首要的事实，因此其美学思想的第一个维度便是世界的维度，他试图根据艺术的审美经验来通达理解的世界性存在。
伽达默尔的审美理解发生在艺术作品的游戏存在中。西方传统美学的游戏说赋予了理性主体作为游戏者的优先性和决定性，如席勒所说的游戏源自理性主体的游戏冲动，主体对于游戏的优先性是不言而喻的，游戏本身不仅由理性主体来进行，而且它不具备独立自足性，不是将主体和对象纳入自身的存在，而是将自身的存在依附于主体的理性。伽达默尔则赋予了游戏以先于主体的优先性，提出游戏的一般特性在于“一切游戏活动都是正在被游戏”，∞嘲它超出游戏者成为主宰，吸引游戏者进入到自己的领域中，并充满游戏自身特有的精神。这样的游戏是一种自我表现、自我构形——游戏本身对活动进行安排和构形，给予自身以一定的任务，使游戏者进入到完成某项任务的活动中并因为任务的完成而感到轻松愉悦。这种自身给予的构形活动，就其可能性来说，具有一种指向性，是“为……表现着”的活动，当“游戏不再是某一安排就绪的活动的纯粹自我表现，也不再是参与游戏的儿童沉浸于其中的单纯的表现，而是‘为……表现着”’，四因此有了向艺术转化的可能性，因为艺术的表现总是为某人而存在的，无论其指向的对象是否在场。伽达默尔因此得出他的核心观念，即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就是游戏。它是一种自我表现，它将欣赏者和艺术家都纳入到自身之中，给予其同样的身份——游戏者。审美理解即是游戏者对艺术作品的解释活动，它也是一种再创造，解释者按照他所发现的意义使作品的形象得到表现，而且每一种表现都力图使自己成为正确的，尽管对作品而言绝对没有唯一正确的表现。不仅如此，审美理解的再创造并不能取消艺术作品的同一性存在：如同重返的节el庆典活动总是不断地变迁又始终相关于某一特定节日、在变迁与重返的双重意蕴上使节et呈现为在变迁中作为异样的活动重返于自身的过程那样，游戏中发生的审美理解亦如此，它中断了游戏者在et常生活中的遮蔽性存在，参与到艺术游戏中从事创造性的活动，而艺术作品却依然是“某个向我们呈现的单一事物，即使它的起源是如此遥远，但在其表现中却赢得了完满的现在性”。
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以最典型的形态揭示出理解在世界中的生成：欣赏者与艺术家的审美经验都作为对文本的解释进入到作品的存在中，因此伽达默尔提出“审美的无区分”；但是他们的审美经验又是多样的，此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理解显现了艺术存在的可能性，即作为动态的生成居于世界之中。
2．审美理解的历史性。
伽达默尔认为对艺术的理解总是包含着历史的中介，但是它所显现的历史并非是通过重构将艺术作品还原到它原来的那个东西，因为真正的历史精神的本质如黑格尔所揭示的那样，并不是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是与现时的生命的思想性沟通。伽达默尔在探讨历史的真理的过程中对理解的历史性的揭示适用于审美理解。
伽达默尔从海德格尔那里吸收了一个重要思想，即对文本的理解都是被“前理解”的活动所规定的。他将“前理解”视为解释学最为首要的前提条件，它来自于与同一事情相关联的存在。“前理解”也即是解释者的“先见”，它不是解释者可以自由支配的．解释者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把促使理解产生的可行性先见与阻碍理解发生并导致误解的先见区分开来，这种区分如何在理解过程中产生正是解释学要回答的问题，伽达默尔将区分的可能性归于解释者与原作者的“时间距离”，它造成两者之间无法消除的差异，每一时代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的。“时间距离”对于理解来说具有积极意义，它是理解发生的可能性条件。因为当历史事件脱离其现时性，具有一种相对封闭性时，它永存的意义才有可能被理解，不仅如此，时间距离还可以使促成真实理解的先见出现，阻碍理解的先见消失。
文本的意义永远都是超越它的作者的，理解因此而表现为一种创造性的行为，伽达默尔将其本性揭示为一种效果历史关系，他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与他者的统—体，即一种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与历史理解的实在的关系。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有效性，我把所需的这种历史称之为效果历史”。挪理解与被理解的对象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领域，理解不是对某个已经既定的对象的认识，而是属于被理解的东西的存在，具有开放性结构。因此具有效果历史意识的审美理解将自身归属于艺术作品的开放性存在中，而艺术作品则是包含有效果历史的作品。具有效果历史意识的理解总是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不同历史处境下的先见构成各个不同的视域，理解者总是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视域，视域融合将传统与现在、文本的作者与读者等都纳入到真实的历史存在中，揭示出历史的真理。
3．审美理解的语言性。
伽达默尔认为，世界经验和效果历史都是被语言的视域所包围的，语言是比世界和历史更本源的维度，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视域融合是以谈话的方式进行的，在谈话中得到表述的不是你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文本本身。文本本身不是像另一个人那样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理解活动让文本说话，这种让文本说话并不是随意进行的，它相关于我们期待从文本中发现的某种回答。伽达默尔所指的谈话不是闲谈或日常对话，而是一种真正的历史的生命关系，正是语言实现了视域融合，实现了文本与解释者、作者与读者、传统与现在的沟通交流。在语言的层面上，理解与解释是同一的，一切解释都进入到理解中。审美理解的语言性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由于语言是一般的解释形式，艺术作品都具有以语言性为前提的解释形式，诸如绘画、音乐等不具有语言形式的艺术也是如此，艺术家对作品的理解总是可以在语言性解释中得到重新理解，这种语言性解释进入到作品所开启的真实存在中并不断被新的解释所扬弃。在这里，语言还停留于一种普遍的形式层面，只是作为工具与媒介，没有显现它与世界经验的根本性联系。其二，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语言性表现了人类世界经验的特征，因此艺术中发生的审美理解的语言性表现为谈话整体也即文本与解释者所构成的整体在语言中的显现，存在的真理也由此得到显现。伽达默尔以荷尔德林的诗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荷尔德林的诗消除了一切熟悉的语词和说话方式，凭借语言创造性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可以说，作者的理解与解释活动参与人类精神的讨论，语言使自我与世界的原始性依附关系得到显现。在此，语言被赋予了一种艺术存在论上的优先性。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伽达默尔尽管一定程度上已经告别了传统工具意义上的语言观，不再是传统哲学中作为理性工具的概念和范畴，但是他的语言不是一种独自，不是海德格尔所指的纯粹语言的自我言说和自我规定，它还是一种对话，是解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伽达默尔的局限性在于他对文本是缺少区分的，一方面他试图让文本的外延不断扩大，从书写的文本中解放出来，成为生活本身；另一方面，他又在很多情况下将文本还是混同于书写的文本。于是其背后的书写者如同幽灵一般出现在他的语言观中。解释者与文本的对话再次变成人与人的对话，这样的语言不是自我言说的纯粹语言，而是被人的存在所规定的，是人自身的言说。基于这种规定性，艺术的语言性生成实际上仍然是在理解中的生成，因为理解是存在者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因此，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并没有走向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作为存在的家园的纯粹语言，更不是后现代的无规定的语言。
三、尧斯的审美理解：作为接受者的历史经验
尧斯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引入到文学批评领域，根据理解尤其是读者的理解来分析文学作品，因此而成为接受美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对二战后的德国文学批评产生重要影响。当时流传到德国文学批评领域里的“新批评”流派主张将文学文本作为一个自主的孤立的封闭整体来加以研究。这种主张割裂了文本与历史之间的联系。尧斯继承了伽达默尔的历史的视角，将文本与历史结合起来研究，同时他将伽达默尔的“理解”进一步变成读者的理解，使得文学史变成了读者接受的历史。
尧斯对传统的文学史提出了批判，在他看来，传统文学史都是作家和作品的历史，将作品视为认识的客观对象，以此赋予作家超越时空的历史地位。然而文学作品对于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来说，并非始终是以同一面貌出现的自在的客体，只有读者的阅读活动才能将作品从僵死的语言材料中拯救出来，赋予其现实的生命。文学史就是文学作品被读者接受的历史，而不是作品的历史和创造者的历史，因为读者作为能动的因素本身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即便是最新发表的作品，也不是在与过去完全割裂开的信息真空里出现的绝对的新事物，而是要通过某种空开的或隐蔽的符号唤醒读者对已经阅读过的作品的记忆，使之进入到某种精神状态中，引起他们对作品的期待。“审美经验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一直以来都在创造期待，将来也是如此——创造期待是为了揭示并检测出在不那么容易辨认和判断的情况下什么是值得思考的或值得渴求的……仓!f造期待是当代艺术的使命。”犊者的期待本身又是在阅读中不断发生变化的，新的期待总是在历史中不断生成获得某种普遍性质，从而引导读者的接受方式。不同时代读者的审美期待并不相同，即便是同一时代不同读者由于其社会经济地位、生活经历与经验等的变化不同，都会对同样的作品作出完全不同的理解与解释。尧斯关于读者的审美期待对接受的影响的看法并没有超出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的“理解”理论，只是将理解限定于接受者的审美经验。
基于读者的理解和接受的历史，尧斯提出一种文学解释学，它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揭示出文本具体呈现在当代读者面前的实际过程；另一方面，重构读者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接受和解释同一文本的历史进程，在效果和接受的基础上形成审美判断。尧斯认为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只有历史性的研究才能正确揭示生产和接受的动态过程，揭示作者、作品和公众的动态过程，而这种历史性研究要借助问答式的解释学，即将文本与现时的冲突理解为一个过程，这其中作者、读者和新作者之间采取问答的对话形式来解决伽达默尔提出的时间距离，而且以永远不相同的方式使文本的意义具体化和丰富化。
尧斯的解释学美学并没有超出伽达默尔的美学思想，他将伽达默尔的人的理解进一步局限为文学接受者的理解，尽管这种独特的视角为文学批评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但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为读者并不能取代艺术作品成为艺术现象中具有优先性的存在者，毕竟使读者成其为读者的是作品；此外，忽视了文本和作者的文学史很难说是全面的。
关键词 西美尔 审美现代性 审美主义 个体化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美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理论的三大经典思想家之一，是审美现代性问题最早的研究者之一，被誉为“第一位审美现代性思想家”。他经常被冠以“印象主义大师”、“生命哲学家”头衔，其现代性的思考常常反应在对其审美体验上。其“审美现代性体验论”的基础是“生命哲学”，最终指向现代个体的心理体验与生命感觉。在这个基础上，审美主义、心理主义和感性论是一体的。
一、感觉超越灵魂的界限：“生命哲学”
按照西美尔对时代主导理念的划分，在所谓前现代社会，人是被确定的存在，人具有本质性，或言“实在的整体性”；然而到了现代社会，人的自性观念被分裂：人实在的整体性也随之解体，现代人的形象因此变得相当模糊，其结果是“人的哲学被人的社会学取代了：人的科学成为人的社会的科学。”也就是说，现代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而存在，现代人与传统社会个体相比，表现出不同的生活态度和心理反应。
其中，最为根本的转变表现为，人的本质由抽象的形而上意义的品质转向富有感情和感觉的个体生命本身。在现代生活的碎片中，一切都难以把握，只有自我的感觉是可以把握的，是最真实的，我们的“身体”重归本体论位置。如存在主义学者梅洛一庞蒂所言：“我的身体是所有物体的共通结构，至少对被感知的世界而言，我的身体是我的‘理解力’的一般工具。”换言之，身体的理论就是一种关于感觉的理论。注重身体的现代人为此岸的、感性的、审美的存在性寻找证明。生命还原为一个感性范畴，以生命冲动反抗理性。因此，现代性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以身体感性反抗理性逻各斯。生命的意义问题是回答所有问题的根基所在，生命的价值问题应该只能潜回生命本身去追寻。
西美尔十分关注现代人的“生命感觉”，他细致入微的反思碎片化的日常生活经验，因为在他看来，“无论这些碎片如何具有现代性，如何是社会化的碎片，都与人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生命感觉相关。”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他所关心的，正是现代社会和文化机体中作为现代生活之最直接的个体的生命体验和心性结构。“心理显微术”提供了一个关于世界的构想：“我们都是碎片”，过去只是以碎片的形式面对我们，甚至世界本身就是一地碎片。可见，个体的物化和碎片化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
西美尔对物化的个体以及碎片化的现代性的把握方式，表现出他对人类充沛的生命感觉的由衷赞叹。
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对于事物的微妙差别和独特性质不再能够作出感受同样细微的反应，而是用平泛一律的方式去感受一切。所谓西美尔社会哲学的印象主义的真正含义是一种生命哲学诉求：如何恢复对事物有差异的魅力的细腻感受，使主体灵魂仍然保持高雅、独特、内在。西美尔赞赏“纯粹的灵魂”，以享受的方式拥有自己，“依靠自己最本真的内在性来生存，而不是让感觉超越灵魂的界限”。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显得像是一种贵族主义式的现代生活感觉学。
可见，西美尔关注的是现代人的生命感觉，对现代性的把握，首先表现在对现代性生存感的把握。
生命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以生命涌动、感悟为特征的心理机制对抗封闭、僵死的制度、形式、技术宰制等。人在自己的生命体悟中不断超越自我。由此获得了本源性与非本源性的派生态的对立、非完结的东西与完结的东西的对立以及不断地超越自己的东西(生命)与自足的东西(文化)的对立。
“生命哲学”之于西美尔的意义，是现代生活的“神学”。现代社会，人们对上帝的信仰被置换成对生命本身的虔诚和膜拜。由此，建立在“生命感觉”上的审美成为现代性的“宗教”。把握“生命哲学”是理解现代性的关键。“只有生命才能理解生命”，逻辑和推理让位于生命直觉。西美尔前承尼采，后启舍勒和海德格尔，与狄尔泰并称为德国“生命哲学”的代表性人物。描绘出现代哲学的精神品质：一切以生命意志为基准点。现代哲学的世俗化引入的新维度是哲学本能化、生命的本能冲动成为哲学的终极归宿。西美尔在世纪末的现代生活碎片中，捕捉到哲学的生命本能化的发展倾向，是超前于其时代的。
二、感性审美之维：审美心理主义
我们注意到，同为现代文化理论的三大经典思想家，西美尔既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对社会阶级之间的不公平愤愤不平，也没有像韦伯那样为资本主义精神“铁笼”的问题忧心忡忡，而是更专情于他的“生命感觉”，热衷于“把玩现代性中的个人生命感觉”，因此西美尔的现代_性思想也被称为“审美主义心理主义”的，或是“印象主义”的，与前两者有明显的区别。
哈贝马斯评论，审美主义是现代性问题中的一个“坚核”。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见证了传统西方宗教性的世界图景土崩瓦解以及世俗化社会逐渐形成的过程。其重要特征表现为现代个体放弃对彼岸生活的期望，重视自身在此岸生活的感觉。而自身在此岸的感觉引起心理主义的高扬，那么“审美乃是为了生命在失去彼岸支持后的此岸的支持。”就这一点而言，审美主义与心理主义是密切相关的。
西美尔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著名论述：“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是根据我们内在生活的反应(甚至当作一个内心世界)来体验和解释世界，是固定内容在易变的心灵成分中的消解，一切实质性的东西都被心灵过滤掉，而心灵形式只不过是变动的形式而已。”这表明，相对于外部世界，西美尔更加偏重于审美和内心体验的层面。审美性是一种心理主义、主体主义或内在性的心性品质，从而，审美主义和心理主义是一回事。
马尔库塞在弗洛伊德爱欲本质论的基础上提出，“审美方面的基本经验是感性的，而不是概念的；审美知觉本质上是直觉，而不是观念。……正是借助这种与感性的内在联系，审美功能才获得了其核心的地位。”换言之，感性基础与审美心理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西美尔认为：
既然我们水远也不能直接观察到他人的灵魂，既然我们的一切知觉只不过就是外在的感觉印象而已，因此一切心理认识就是时我们自己的灵魂所感觉到的意识过程的阐释说明罢了。……灵魂若要成为它自身理解的客体，只有借助于空间过程的图像才有可能。当我们谈论着种种观念及其相互关系，谈论着观念上升为意识和沉没到意识闽限(threshold of consciousness)之下，谈论着内在的嗜好和禁忌，谈论着欣喜和沮丧的心情之际，这些表现以及不胜枚举的更多表现，其中任何一个都清清楚楚地来自于对外部世界的感知。
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事物产生感官印象时，我们总是根据我们的内心来阐释外部世界。审美主义对生命感觉的把握，重视感性冲动对理性枷锁的颠覆，身体感性获得解放和生命自由的诉求。可以说，“审美的现代性是人身上一切晦暗的、冲动性的本能的全面造反。审美的现代人反抗精神理念诸神的统辖，这场造反使身体之在及其感性冲动摆脱了精神情愫对生存品质的参与，表达了自然感性的生命诉求——反抗伦理性的生命法则，即反抗对身体之在的任何形式的归罪。”因此，所谓审美主义便是个体心性在自在中寻找宽慰和满足。审美主义在这个层面上属于一种审美心理主义。
现代艺术以及现代审美理念中，形式一直都是表现其特质之所在。西美尔认为艺术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所描绘的对象的意义，在于将其最清晰地表达出来的方式，在于使其形式及空间位置的饱满和内在契合以及它们表现出来的精神实质被充分地理解。艺术品就是各个形式部分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完美统一体。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使得艺术品获得了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和外在束缚的普遍的美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伟大艺术作品感受到比艺术品本身更为广泛的生命体验，形式赋予了艺术品更为崇高的完美统一性。然而不得不承认，现代艺术的形式原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艺术的形式突破传统的结构原则，寻求形式的标新立异和极端化风格的体现，传统的艺术形式被打破，“曾为自己建造过乐园的旧的艺术形式已经成为当今生活的枷锁。”但形式的剧变并没有改变审美——艺术在现代社会的内在力量，审美现在依然是极其重要的现代性事件，这一点，并没有改变，甚至占据着现代性的中心。而西美尔沿袭了德国浪漫派美学的传统，是古典社会理论中惟一一位重视对现代艺术分析，以揭示现代生活心性结构的经典思想家。
三、现代美感的个体主义：审美个体化
西美尔对于其审美价值作过明确的注解：“审美价值在于这是一种在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在个体性和超个人的集体性之间的独特游戏。”西美尔试图在主观与客观、个别与普遍、个体与社会之间寻找平衡和默契。从这个层面理解，审美价值便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角度，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通过这种平衡和默契，个体与现代社会之间达成一种融洽与和谐，“形成了一种介于个人的与超个人的生活内容之间的生活形态，人通过这样的生活形态勉强接受了他们的外界势力。”
然而，通过以上的分析，有一个问题是清晰可见的，西美尔的审美心理主义从本质上是指向现代个体的。也就是说，审美心理主义是属于个体的审美心理主义。即在主体性、独特性和差异性中追求个体的审美价值。基于此，现代审美主义从根本上应该属于审美个人主义。刘小枫先生总结得好：“作为一个审美主义式的社会理论家，西美尔的现代性诊断往往就是现代性情绪的表达。西美尔‘内心性’是生命哲学意义上的，指个体生命的在性本身。”
现代生活的质态是感觉性的，西美尔将这种感觉称为“现代美感的个体主义”，这种感性至上的意味可以描述为审美精神取向的“心理主义”、“印象主义”。即通过对个体生命本能和情感冲动的体味完成对终极意义的探寻。这样审美这一带有普遍意味的世界观就与个体的感性体验结合起来。于是，在现代人那里，“个体的美”和“美的个体”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审美主义与感觉主义的关联，突显了生命的美学意义，而生命必然关乎个体。因为，“我们把生命想像成一股贯穿世世代代的洪流。只不过这些承担者(就是说，并非他们具有生命，而是他们即生命)都是些个人，即自成一统、自成中心、相互成为鲜明对照的人。生命之流一泻而过，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作为个体在奔流着。”
西美尔现代性思想中对于生命感觉的重视，使他在历史主义之外寻找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态度——个体生命感觉，审美心理主义也因此与审美个体化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现代审美是不存在超越个体存在、感性体验的可能性。个体——感性构成了现代审美的基本层面。
论文摘要：健身健美操运动能够缓解精神压力，释放负担情绪;塑造完美体型，增强自信心理，对性格较男性而也更为内向的女大学生来说，克服心理障碍，有着得天独厚的作用。
在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今天，人们时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竞争愈加激烈，知识更新迅猛，人际关系更加复杂，影响人们心理健康的因素因而越来越多，心理失调与心理障碍的现象在人们生活中也越来越普遍，并已构成对人类健康的重大的威胁、。特别是刚离开父母即将独身闯世界的在校大学生，心理状况更令人担忧:目前大学校园里，休学、退学、自杀、犯罪等现象屡见不鲜，有心理障碍的人数在逐年增多，在南京召开的大陆、香港、台湾三地21世纪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学术研讨会上有关报告说，在我国，80年代中期，23. 5%的大学生有心理障碍，90年代上升到25 %，近年来已达到30%。这些心理障碍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身心发展，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人格的发展和完善。而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否是关系到我国人才的培养，关系到教育目标的实现的大问题。因此如何防治大学生心理疾病，克服心理障碍，已成为高校的重点工作。为此国家教育部已于2002年4月下发了《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纲要(试行)》，“纲要”在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中，提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目标，以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为重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所谓心理障碍，就是影响个体正常行为和活动效能的心理因素及心理状态。大学生常见的心理障碍有:焦虑、麻木和冷漠逆向心理，狭隘和抑郁，神经过敏，闭锁心理等。目前，高校大学生中，由于女大学生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从性格和开放程度较男性大学生来说，本身就较为保守，高校的现状是女大学生心理疾病更难预防、更难疏导，更何况目前高校在校生男女比例已接近I:1，因此，作为高校的工作者，更应注重女大学生心理障碍的克服。
对此，笔者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工作中体会到，对性格较男性而言更为内向的女大学生来说，积极参加健身、健美操运动，是女大学生及时释放负性情绪，树立自信心和增进健康美的最佳方法。健身健美操运动对帮助女大学生克服心理障碍，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作用:
一、缓解精神压力、释放负性情绪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在享受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舒适生活和各种便利的同时，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精神压力。研究证明，长期的精神压力不仅会引起各种心理疾患，而且许多躯体疾病也与精神压力有关，如高血压、心脏病、癌症等。体育运动可缓解精神压力，预防各种疾病的产生是科学研究已证实的事实，而健美操作为一项体育运动，以其动作优美、协调、全面锻炼身体，同时有节奏强烈的音乐伴奏而著称，是缓解精神压力的一剂良方。特别是随着健美操的发展，有氧搏击健美操和瑜咖健美操的出现，搏击健美操的拳击格斗性，非常适合宣泄心理障碍中的抑郁和压抑以及对他人的不满，及时释放负性情绪;瑜咖健美操的修身养性的特点，则非常适合克服烦躁、焦虑的心理障碍，能有效地提高女大学生的心理承受力和应对挫折的能力。可以说在强劲有力，旋律优美的音乐伴奏下的健美操锻炼，能使有心理障碍的女大学生，其注意力从烦恼的事情上转移开，忘掉失意与压抑，尽情享受健美操运动所带来的欢乐，得到内心的安宁，从而缓解精神压力，使人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最佳的心态。 二、塑造完美体型，增强自信心理
一个具有心理障碍的女性，特别是因失恋、单相思等原因产生的心理障碍的女大学生，往往在受到恋爱挫折后，其行为出现自锁性、心理出现悲观失望等现象，给人一种暗无天日的状态，其姿态、气质、体型都将受到极大影响，久而久之，不仅失去了女性的魅力，而且还会进一步挫伤其自信心。
健身健美操是一项有氧运动，实践证明它对体型肥胖者具有分解脂肪的减肥的功效;对身体虚弱者具有强身健体，特别是通过一些力量性的训练，如哑铃健美操和轻器械训练，在健身的同时具有塑造体型的功能;它对姿态、气质欠佳者，通过形体健美操等训练，能改善不良的身体姿态、形成优美体态，从而表现出良好的气质和修养，给人以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感觉。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女性，良好的身体姿态和形体是形成一个人的气质、风度的重要因素。对具有心理障碍的大学生，特别是因失恋产生心理障碍的，通过健美操训练，其姿态、气质和体形一旦得到恢复和改善，它不仅能克服萎靡不振的现象，而且能帮助她们重新焕发朝气，找回失去的自信心。
三、增进社会交往、消除孤僻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