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2 09:41:3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劳动力的特殊性，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劳动力 使用价值 价值 具体劳动 抽象劳动
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揭示出：资本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劳动力的商品化是同一个历史过程：资本之所以是资本，是因为劳动力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获得了价值形式变成了商品。当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无法消除劳动力的商品化。而且还要大力促进劳动力的商品化，这也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一、消费即生产
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变化，……只能从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即从这种商品的使用上产生”。而“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就是价值的创造”。因为“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货币所有者在交换中得到的使用价值，在劳动力的实际使用即消费过程中才表现出来。……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劳动力的购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从他进入资本家的工场时起，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就属于资本家了”。
既然劳动力包括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那么它就同时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劳动力的物质性除了首先作为生物个体之外。更典型地体现在生产工具上，生产工具本质上不过就是物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替代和延伸。因此，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性标志，真正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这一点来看，人的工具性正是由于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工具性。生产力的提高有赖于不断地创新和物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这要求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必须先于其他所有商品发生符合社会需要的变化，以生产社会需要的商品。
劳动力的精神性使其使用价值具有多样性，除了不同的劳动力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外。同一个劳动力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也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多样性可以使劳动力根据社会需要进行组合。从而产生新的使用价值。
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劳动力的消费。是劳动，是通过具体劳动让使用价值发生符合社会需要的变化，进而将抽象劳动凝结在新的使用价值中创造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其他商品产生的先决条件。其他任何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都是劳动力的消费的结果。都是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的存在为前提；另一方面。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有用性，所有商品都以劳动力的生产为最终归宿，这样。劳动力商品就是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产生的依据和目的。如果不能服务于劳动力的生产，所有的商品生产对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无用或不利的。同样道理。劳动力如果不能消费也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甚至会产生危险的副作用。因为其它使用价值是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却是它们的非物质性源泉。
劳动力的消费过程是其他所有商品的生产过程。劳动力又是生产过程的发动机和控制系统，同时全部的生活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正是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从劳动力的角度上讲，生产即消费、消费即生产，劳动力的消费是其特有的生产自身的形式。一切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最终都服务于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者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劳动力的消费和生产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无限循环过程的起点和终点。
因为商品的价值载体是其使用价值，所以劳动力的价值载体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劳动力的消费，是劳动，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可以看出，劳动力的价值体现在创造其他商品价值的劳动中。商品的价值是社会关系的体现，是人类劳动的结果，劳动是劳动力价值的载体，又是其他商品的价值实体；劳动力价值直接体现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其他商品价值只是间接体现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变成商品获得价值形式。这时的劳动力价值集中体现为剥削被剥削的关系。
二、劳动二重性
生产劳动力的具体劳动是什么劳动呢?很显然。除了人类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以外，人类社会并不存在其他劳动(自动化和智能生产只是人类体脑劳动的延伸)。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就是劳动力的消费，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生产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处于流动状态的劳动力或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物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按照劳动价值论可以得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生产劳动力的具体劳动；它创造其他商品的价值的同时承载着劳动力的价值。
劳动力的价值实体是什么呢?当然是抽象劳动。根据价值定义，劳动力价值应是凝结在劳动力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与其他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不同。劳动力商品的消费就是生产自身的具体劳动，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它所承载的抽象劳动形成劳动力自身的价值。不过，这不是物化的抽象劳动，而是以精神性为主的活化在劳动力中的人类抽象劳动。笔者称之为活化劳动。
与生产其他商品的劳动不同。劳动力的生产包括所有相关者的劳动，白始至终属于社会劳动；生产其他商品的劳动需要向社会劳动转化，而劳动力的生产直接就是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统一。
劳动力是无形的特殊的劳动产品。它的非物质特性即精神能力在当代经济发展中已占据统治地位。成为衡量劳动力的标准。劳动力以外的任何商品的价值都是凝固的物化劳动，而形成劳动力价值的劳动是流动的活化劳动；劳动力价值的内容，虽然离不开劳动的物化却不是物化的劳动。因为劳动力是不断变化的。即使同一个劳动者。随着复杂劳动的不断简单化也可以持续不断地更新升级换代。所以劳动力的生产不是个体劳动，而是必然的社会劳动。
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力范畴，是价值的物质载体。商品的价值是生产关系范畴。是物化的社会关系。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是用来交换的特殊的劳动产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体。那么。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也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反映，属于生产力范畴；劳动力的价值当然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劳动力商品的内在矛盾是：使用价值一劳动力商品的工具性是解决怎样生产的问题，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一劳动力商品的目的性是体现为什么生产，反映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劳动力价值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对其使用价
值可以产生重大影响。导致同种使用价值在不同社会关系中会产生不同社会结果。
三、商品化三阶段
基于劳动力生产和消费的特殊性。笔者把劳动力商品化分为简单再生产阶段、扩大再生产阶段和自由全面发展三个阶段。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初期发展。劳动力在这种生产关系中获得价值形式成为商品。这是以简单重复性劳动为主的劳动力再生产阶段，属于维持生存型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劳动力的交换价值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成本一必要补偿的价值部分。从劳动力商品消费角度讲。这个阶段是只注重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工具性。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的裸的剥削阶段。《资本论》中对于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论述。就是对这个阶段的劳动力商品化的理论抽象。
最能反映这个阶段特点的是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量的决定的论述：“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它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一般地说。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低于这个限度。劳动力商品价值量不仅包括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且还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
二战至今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阶段，是一个劳动力发展型的，以简单化的复杂劳动为主的高级劳动力扩大再生产阶段。从劳动力消费的角度讲，这个阶段同时注重其使用价值的工具性和目的性，劳动力的价值逐步得到充分实现，社会关系逐步走向高级化。劳动者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完成了从简单、机械、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主到复杂、精细、多样的脑力劳动为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并重的阶段转换。劳动力的价值量随社会分工协作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成正比变化，因为没有社会分工协作的劳动力产品，由于不发生交换，其价值为零，分工越细协作越复杂而高效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越高。
关键词：土族劳动力转移制约因素分析
一、引言
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和转移是会受到经济规律支配的。在现实生活中，城乡差距很明显。城市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丰富的精神生活条件等因素，都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同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比如制度上的制约，城镇对农民的歧视，农村劳动力资本积累的缺失，就业结构的失调等等。而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就成为了典型中的典型。不仅仅因为他们有各个民族的特殊性，群体形成的多样性，文化背景的差异性。还应表现在不同民族以及民族之间的内在特质等方面。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其经济的发展一直都处在较落后地位，在我国很多年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劳动力转移明显的受到各方面的制约。深入调查少数民族的劳动力转移情况，分析其内在特点和障碍，才能研究出有实际意义的对策建议，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也将会实现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农村和城市的良好互动，促进劳动力跨区域就业，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在我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中意义重大。
我国现有土族人口数为241198。大多居住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县、大通县、乐都县、同仁县等地。互助县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2000年互助县总人口为36.97万人，土族人口约6.9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84％。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工程后，土族农民的整体素质和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环境有了改善。但是，由于受地理和自然环境的制约，土族群众整体生活水平仍然比较低，贫困人口比重较高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近年来，由于耕地面积的减少，土族人才意识到仅靠农业生产根本不能维持家用，也无法养家糊口。于是，近些年出现了一些走出家门、去外面闯荡世界的有志之士，从而在土族人口中形成一种想往外看看的意识，这是有利于本民族的进步、发展的。景晓芬(2007)在对土族女性非农就业与女性角色转换的研究中提出，非农就业是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剩余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女性而言，通过对土族女性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认为旅游业的发展改变了土族女性的生活方式，转变了她们的传统角色，无论是在经济上、家庭角色上还是社会关系网络上，与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都有了很大不同。可见，在土族农村劳动力中，很多人文化程度不高，对经济发展的新知识、新技术不能够理解和掌握，适应不了非农产业的发展和需求。土族劳动力，在他们的聚集区内，就业的机会本来很少，而且，工资率又很低，在受到恶劣环境和各方面压力时，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进行了新的转移，纷纷流入到西部各个城市和其他城市，从事一些非农业生产活动。近年来，土族劳动力的转移已经初见成效，但仍然存在各个方面的问题，制约着土族劳动力的顺畅转移。
二、研究范畴、方法及材料来源
2008年7月下旬，课题研究小组赴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大庄村，进行了为期11天的野外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野外调查期间，课题组采取的主要调查研究方法有二：(1)与县、乡、村各级党政和职能部门领导座谈，到当地政府各职能部门收集农村社会经济的相关资料，听取相应的报告会，以了解当地土族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情况，获取深入理解当地土族劳动力转移的背景资料；(2)采用问卷访谈方式与随机抽样土族农户座谈，获取更真实、更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目的是与从政府部门获得的背景资料相互验证，使研究结果更为可靠。经过野外调查和资料收集，课题组获得了与各级政府部门的访谈记录、各调查地区的农村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农户调查问卷52份资料。这些资料为课题组进行土族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情况
从性别状况来看，土族劳动力中多以男性为主。从婚姻状况来看，土族劳动力中约有63％已婚，37％未婚。从年龄结构来看，互助县范围土族劳动力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0～39岁之间，占劳动力总人数的64.1％，这部分劳动力是外出转移的主体，代表着外出转移的趋势。16～19岁年龄段中，占劳动力总人数的19.1％。40～59岁年龄段中，占劳动力总人数的16.8％。
在所调查的土族农村劳动力中外出打工的人占到了土族劳动力总数86.8％。而在家务农的人只有少数，只占到13.2％。可见，大部分劳动力都愿意出去。这些出去打工的人中，有61.4％的人是兼业打工，有38.6％的人做专职。
(二)转移特点
大部分土族劳动力选择在私营企业工作，约占到65.38％，打工的行业也主要分布在建筑业(42.31％)、餐饮业(28.85％)和制造业(15.38％)上，而选择在机关社团和教育文化等部门打工的人却寥寥无几；就业层次上，服务人员占较高比例。
土族农村劳动力在选择转移距离时，约有71.15％的大比例人口选择了在本地打工。就地转移具有明显的优势。只有小部分选择外出打工。而在外地打工的地点选择上，有59.62％的人们愿意跨省去打工。在土族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上，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都是自己找(44.23％)或者是经过亲友介绍(44.23％)的；通过看报来寻找工作的劳动力人口也是微乎其微，可见，各种媒体信息的优越性并没有体现出来。土族的劳动力转移的条件并不是很好，他们大部分没有经过特殊的职业培训，也没有学过什么手艺，这就很影响打工时择业机会。在思考为什么要外出打工时，有很大一部分的土族劳动力都觉得自己的农业收入低(67.31％)。这个问题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
通过以上调查研究问卷的分析，可以发现土族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着信息量少，信息闭塞，择业范围较窄，就业层次低，个体手艺和技术的限制较大，向城市转移的意愿较弱的特点。
(三)制约因素
制约因素是具有多样性的。土族劳动力在家里需要赡养和抚育的人口4人占的比重较大，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文化程度(约51.92％)是主要影响土族劳动力转移的很重要的因素。教育落后，劳动力不适应就业需求。很多人还是觉得读书无用。职业教育的力度还是不够。因为家庭负担比较重，家庭拖累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在求职的过程中，首先还是文化低，其次是没有什么经验；再次是获得的信息不够或难以得到信息，交通不发达，思想上比较封闭，使得信息愈加匮乏。就业机会少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劳动力市场欠发达，在转移的过程中，有效的途径很少，使得转移不够顺畅，不够彻底。加之社会制度上的制约因素，生活环境的制约因素等，使得土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很不好实施。
(四)目前的情况
在目前情况来看，土族劳动力中购买任何保险的人占到54.2％左右。大多数人对目前的收入都觉得一般或是认为太少，只有5％的人还对目前的收入比较满意。有约57.69％的人没有过非农工作的经验，这说明，这里的人们还是以传统的农业为主。土族劳动力中有大部分都在两个或以上的雇主那里干过，可以看出，换工作的频率还是很高的。大约一半以上的人都会在失业一个月后就回家，由于心理的意愿上落差较大，或者还是觉得回家务农好一些，或者是不能够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等等，当然原因是很复杂的。
(五)今后的打算
对于今后的打算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劳动力个体选择定居的地点还是在乡下。很多人都不会选择在大中城市生活。不选在城市定居的原因主要是觉得在大城市生活，成本较高(约55.77％)，觉得老了以后没有什么收入(30.77％)，没有了经济来源，还会认为大城市的生存环境没有乡下好(19.23％)，因为大城市污染比较严重，人口多而杂等等。
对于怎样开支打工的收入，方式是多样化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打算回家盖房。在储蓄和子女的教育上也要是花大笔钱。对于个人的养老问题，有50％的人们认为应由子女来赡养。19.23％的人愿意创业，利用自己的积蓄来养老，也有25％的人还是愿意种地。如果长期在外打工。集体将收回承包地的话，仍然有将近一半的人要回家务农。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的问卷调查的分析和研究，对土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几点看法和建议。
(一)努力提高土族聚集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加强职业教育力度
职业教育是相对于普通教育的一种教育类型，是直接面向就业的教育。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职业教育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职业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社会就业；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可以培养就业技能，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有利于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总体上文化素质偏低，整体素质难以适应转移的要求。未受过较高程度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创新能力较差，只能依靠个体有限的经验和较低的能力选择有限的工作，很难开拓新的就业门路和工作机会，无法满足更多的岗位需求。对土族农村劳动力进行职业培训，让他们多学一些手艺，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少数民族劳动力往往不会被需求单位所选择，加之他们又没有什么一技之长，顺畅转移的机会就很小了。在对他们进行职业培训的过程中，要加强技术强化，这样可以通过双向选择的方式，达到双方的有效互动。面对劳动力市场，由于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技术和资本的密集程度越来越强，这将导致土族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更加艰难。因此，为了达到顺畅转移，不仅仅要加强基础教育投资，完善良好的基础教育设施，更要作做好职业教育的各项工作，宣传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同时还要提高师资力量；有效发展民族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事业。
(二)建立完善成熟的劳动力市场
由于历史、体制、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总体上说，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功能不全。这些对我们的下岗再就业问题、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等有很大的影响。在对互助土族自治县的调查分析过程中，应用托达罗的推拉作用的理论，发现在该地区劳动力市场中，推力和拉力都欠缺。在本地区而言，生产率还是较低的，这样就不能够产生富余的能够转移的劳动力，使得农村地区的推力不够。而在城市而言，能够吸引劳动力转移，以及劳动力转移后的工作岗位等方面不够充足，导致了城市的拉力也不够。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过程，是自然发育过程和政府辅助培育过程相结合的过程。政府在制度的完善等反面是起主导作用的。如何优化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是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三)信息开放化
信息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是很重要的。有了信息，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有关部门应该收集各方面的信息来服务于本地劳动力的转移。在网络信息爆炸的时代，可以有更多的信息媒体来为我们服务。可是，目前，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够成熟，向信息化方向的发展还较慢，使得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不够彻底，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很难得到外界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和沟通渠道，从而阻碍了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四)完善制度，让制度服务与土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而不要成为发展过程的绊脚石
于经济发达地区及大中城市作为农村劳动力的输入地，其户籍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政策规定与操作办法，是决定外来农村劳动力能否进入其劳动就业市场进行公平竞争的制度因素。来自各个方面的歧视影响着劳动力的转移。户籍歧视、就业歧视以及教育上的歧视等，对劳动力的心理上都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和压力。劳动力转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战略，制定对人们有实际利益的制度，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需要出台详细的、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建立和健全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为劳动力的转移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鼓励和引导劳动力转移，才会是一个有效的发展战略。
(五)鼓励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努力向非农产业转换
[关键词]二元经济理论；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11-0035-05
一、二元经济理论的演变：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背离
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相比，经济的二元性更为突出并且具有较强的刚性。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既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经济社会还不发达的重要表现。二元经济理论出自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他在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建立了二元经济的“古典”模型，他将一国经济分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认为两者不同的劳动边际收益率导致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动，而城市工业部门从高劳动生产率和流人劳动力的低工资支付中获得巨额的超额利润，从而不断地扩大工业部门以吸收农业部门的富余劳动力，直到吸收完毕，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等，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也告完成。托达罗模型则提出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小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他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取决于在城市里获得较高收入的概率和对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风险的权衡。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形成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从而导致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托达罗建立了描述城市失业问题愈来愈严重的动态均衡模型，在他看来，工业化与城市化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具有同步性。而中国的现实是城市化进程远远滞后于非农化和工业化，所以上述这些理论模型对于解决当前的富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还存在很多局限性，有些方面甚至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经济生活相去甚远。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不仅存在着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同的局限性，而且还存在着许多与中国特殊的、历史性的制度选择相关的制度障碍。刘易斯模型的理论基础是农业部门保持不变的工资，而现实中中国农民的实际工资呈上升的趋势；托达罗模型主要讨论了支配迁移决策的经济因素，这虽然在中国当前的乡城迁移中存在，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制度选择体制障碍，如传统战略下的重工业倾斜政策、建立在短缺经济上的户籍制度以及农村的土地制度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因此，托达罗模型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活动。而且他们都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过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仅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而且与城市化进程相生相伴，工业化与城市化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具有同步性。而中国的现实是城市化进程远远滞后于非农化和工业化，这些理论都较少涉及这种条件下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因此，这些理论在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条件下具有应用的局限性。
二、中国二元经济的特殊性：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1．建国以来，中国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忽视了传统部门的发展，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传统部门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尽管农业生产率远远低于工业，但劳动力生产要素的人为滞留，使得中国大批劳动力被长期禁锢在农业领域而处于隐性富余之中。1978年，随着的全面展开，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导致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从而将大批隐性农业富余劳动力变为显性，农村潜在的过剩劳动力问题显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是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时期，这是由于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带动了较大规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截至1992年，已吸纳1亿多劳动力就业，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4.2％。1996年以后由于国家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开始由供给约束转为需求约束，国内消费、投资需求增长有所放缓，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减弱，乡镇企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开始下降，而乡镇企业本身的结构性问题亦凸显出来，使得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呈平稳态势(如图1)。
2．实行限制农村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资金积累采取以农养工的方针，用“剪刀差”等办法从农村抽走资金用于城镇化和工业化，而对占总人口80％的农民则用行政手段。实行严格的城乡隔离政策，把农民控制在城市之外。限制在土地上，致使大量劳动力长期滞留在农村，同时实行以粮为纲，限制多种经营和乡镇工业的发展，生产结构单一。通过户籍制度，严格控制农转非，农业劳动力不允许离开农村，将一个社会分割为城市与农村两个部分，同时，通过划分城市与农村户籍身份，限制农业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人为地造成了中国城市与农村、农业与工业的差别。
3．中国的二元经济在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由于历史和地理以及市场机制的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区域断层，东南沿海地区的现代部门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从而形成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同时较高的工资额则刺激着外来劳动力的强劲供给。而中西部经济带由于历史包袱较重、开放开发相对滞后，因此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远远超过了劳动力的需求，形成了劳动力向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
三、影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分析：多因素相互作用
1．制度因素。目前阻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的制度因素体现在：(1)户籍制度因素。从制度的角度来看，经济制度要想达到效率最优，就要求多种生产要素能自由流动。但在中国，城乡分隔的二元户籍制度不仅使人力资源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受到了限制，使得资源配置无法达到最优状态，而且这一制度人为地在城乡之间划出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农民因其身份的限制失去了自由迁徙的权利，被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使得农民在就业机会、发展机会和受教育机会等方面天然地与城市居民不可同日而语。这既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公平竞争原则，也与制度伦理的本质要求相去甚远。正是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严重制约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阻碍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转移，使得原本应减少的农业人口，由于农民的非农产业化进程受阻，而大量地滞留在农村社区内部，从事着高度分散的、低效率的劳作。(2)土地产
权制度因素。在下，农民只是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土地所有权仍然在国家手中。因此，农业劳动者仍然与一定的土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制度对农民仍具有较强的人身约束，使其难以长期彻底离开土地。
2．供给因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供给包括两方面：(1)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数量。农业富余劳动力的数量决定于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和农业劳动力供求关系。农村劳动力供给量的大小取决于农业劳动力拥有量、农业劳动力参与率等因素。在农业劳动力拥有量一定的情况下，劳动力供应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参与率，由于劳动力总量大，参与率高，所以，中国农村有巨大的劳动力供给量。(2)农业富余劳动力的素质。劳动力的素质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劳动态度。农业富余劳动力能否适时、适度、高质量地转移，转移者自身的素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素质较低的劳动者，一般更关注职业的经济报酬，劳动强度较大的岗位也可接受，劳动保护问题一般也不够关注。素质较高的劳动者，则十分注重个人才能的发挥程度，充分重视自身的价值，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工作方式选择性较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条件的改善，决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者就业层次高低的关键因素将是转移者素质的高低、文化科技知识的丰度、劳动技能的优劣。
3．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转移状况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其他因素都是通过经济发展变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发生作用的。而当前最主要的转移途径即乡镇企业、城市及农业内部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吸纳瓶颈，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出现了滞缓的现象，影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表现为：(1)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后继乏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内竞争加剧的同时国际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的形势下，乡镇企业纷纷采用新技术新设备，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资本增密”现象，开始由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增长过渡，直接减少了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另一方面，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在行业和产品结构上表现出高度的同构性，使生产要素得不到合理配置造成产品生产上的简单重复，加剧了低水平的市场竞争。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乡镇企业的体制优势逐渐消失，而在资金、技术、人才、基础设施等方面又居于劣势，发展速度减缓。另外，乡镇企业布局高度集中，资源利用率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高，一些小城镇因缺乏主导产业的支撑，出现空洞化，聚集效应无法实现，难以推动农村城镇的发展。而城镇是第三产业的载体，其发展的滞后必将抑制第三产业的增长，从而降低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2)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能力有限。20世纪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吸纳能力大幅度下降后，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向城市务工经商，成为农民工。农民工转移模式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有现象，是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转换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转移模式具有自发性、盲目性特点，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农民工转移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而从城市看，城市就业岗位的供给不容乐观，劳动力从总量上讲也供过于求，就业压力也非常大：首先，由于中国处于买方市场阶段，城市企业也遇到了市场约束的障碍，国企改革不断释放大量冗员，就业增长受限。其次，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中国工业化道路选择有了较高的技术起点，随着产业结构和技术的升级，出现了资本和技术加速替代劳动的趋势，中国GDP的就业弹性不断下降。(3)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严重滞后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滞后，二、三产业难以分享聚集效应，降低了劳动力吸纳能力。而另一方面，受中国城市发展数量、现有城市人口饱和程度、城市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制约，现阶段中国城市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十分有限。城市的基础设施大大落后于生产和生活的发展，如果让农村富余劳动力在短时期内大量涌入城市，会导致城市交通运输紧张、社会服务压力沉重、环境污染加大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四、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途径选择：政策建议
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最直接、最现实、最有效的促进农民增收的途径。要把促进农民转移就业作为协调城乡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
1．各级政府要强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组织推动工作，提高组织化程度，做大劳务输出产业。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渠道窄，更要把劳务输出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做好劳动力组织推动工作，要进一步加强相关区域的联系与合作，组织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城市输出，或组织中部地区的富余劳动力集中向新疆产棉地区的季节性输出，建立区域间的协作关系。同时加强省际间的劳务合作，在大中城市建立劳务输出机构，形成劳务接收地、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务输出地间信息相互沟通，彼此良好合作，双方共同发展的工作机制，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
2．加快城镇化、农村工业化进程。实现农村富余劳力转移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突出重点，要优先发展壮大一批重点小城镇，从政策、资金、技术、建设项目等方面进行倾斜，形成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有效配置。现阶段，分布在广大农村的二、三产业仍然是容纳农业富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方向，这些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居多，设立门槛较低，就业制度灵活，对就业人员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具有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巨大优势。要抓住国家实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契机，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对这些产业、企业加强引导，推进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在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加大支持。促进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提高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3．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培养培训力度，提高劳动力素质。各级政府应切实将外出务工农民的劳动技能培训纳入社会公共服务范畴，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技能，建立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长效机制，切实将农民工技能培训工作落到实处，一是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制度，提高培训效率，完善政府主导、多部门配合与远程培训相结合的培训体系。政府加大培训投入，提高扶贫资金用于培训的比例，建立培训补贴制度。实行按市场需求招标培训，使公私培训机构平等竞争，促进培训效率和质量的提高。二是要把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开展技能培训作为一项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整合教育资源，抓好劳务培训基地建设，逐步完善劳务培训网络，特别是要发挥县、乡(镇)成人教育学校、职教中心、劳动技校等教育资源的基础作用，加强农村职业教育。三是要创新培训模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定向培训、订单培训和储备培训，尽快形成“政府埋单，培训机构自由竞争，农民自主选择培训点和培训内容”的格局，把劳
务培训基地建在农民“家门口”，切实提高农民劳动技能培训的覆盖面。四是建立企业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制度，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监督企业按规定提取和使用职业培训经费，有计划地进行在岗职业培训，使职工达到国家规定的职业技能标准。
4．建立完善“两头有人管、两头有保障”的良好的劳务输出服务体制，做到输出有组织、输入有管理、流动有服务、调控有手段、应急有措施。培育劳务市场，建立高效畅通的就业信息网络。在本地，调查劳务资源，收集劳务输出信息，归纳整理用工信息；在劳务输出地，建立服务机构，为务工人员提供职业介绍、保险、权益维护等全方位服务。鼓励地区之间加强横向联系，建立供给用工协作关系，形成多元化的扩散性劳务输出路线。发展中介服务组织，与城乡劳务市场联系起来，定向挂钩，有组织地输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同时，要规范劳动力市场管理，认真落实职业介绍许可证制度和年检制度，进一步规范就业中介机构的经营和管理行为，严厉打击“假中介”、“黑中介”，坚决取缔非法经济中介机构。简化农民外出打工的各种手续，为农民提供方便、快捷、低价、优质的服务。探索建立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要加大劳动监察力度，建立健全工资保障制度，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政策，逐步将其纳入社会保险统筹范围。建立和完善外出农民工法律保障组织，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1.1 农村劳动力增速快，待转移劳动力数量众多
寻甸县是农业人口大县，全县农业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93.2%，且农村家庭均以两个孩子的居多。由于农村人口多，劳动力总量大，增长快，仅每年劳动力资源的增长远远超过了社会生产的需求，劳动力严重过剩。
1.2 就业结构不合理
由于寻甸县农业人口多，人均耕地面积少，特别是由于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目前寻甸县乡镇企业不发达，难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农村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和转移区域外非农产业就业数量有限，就业主要以从事传统农业为主，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人数比例较大，这种就业不合理状况，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移任务十分繁重。同时个别地方由于青壮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外出，造成当地农村劳动力缺乏，给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1.3 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不高
主要表现在：
（1）文化素质相对低下，大多数只接受过初中教育，有的还是半文盲。
（2）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劳动力有限。资料显示，从未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劳动力超过60%，即使参加过培训的劳动力，也难以适应工作要求，必然导致劳动力转移就业层次较低。
（3）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
近年来，寻甸县乡镇企业有了较大发展，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是由于寻甸县工业经济比较薄弱，加之许多乡镇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管理水平、技术力量相对薄弱，经济效益不佳，难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
（4）生活条件另有特殊要求。
少数民族外出务工较汉族相比，在生活方式上因具有特殊性，从而使他们外出务工时对生活条件往往有特殊要求。寻甸是回族彝族自治县，回族人口在寻甸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回族外出务工劳动力需要具备清真的饮食条件，甚至务工所在地还要有清真寺等做礼拜的场所。而用工单位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多数不考虑设立清真食堂，客观上导致外业务工劳动力的转移难以落到实处。
（5）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各个城市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而在寻甸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却长期被忽略，土地成为农民的唯一保险。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旦离开土地将面临失去生活保障，一旦失业，生活、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就无从谈起。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横向流动。
2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措施
根据寻甸县目前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国家最新出台的政策，结合云南省省情，并借鉴国际国内经验，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加速转移。
2.1 加大宣传教育，改变观念；加强民族平等宣传
?对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故土难离，等、靠、要思想严重的实际，从转变农村劳动力思想观念入手，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采取外出务工致富农民典型现身说法，利用多种媒体宣传劳务创收的经验与做法，以及组织召开季节性劳动力转移总结大会，用表彰先进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从思想上打破农民“宁愿在家受穷，不愿外出赚钱”的旧观念，形成“外出打工致富光荣”的氛围，提倡“出去一个人、节约一份粮、学会一门艺、多挣一份钱、致富一家人”的新观念。
同时还应加强民族平等宣传，促进民族交流团结。民族身份、民族心理、民族风俗和民族文化价值观等是阻碍民族地区劳动力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民族地区劳动力的社会融入过程就是其民族认同、民族心理、民族文化价值观不断变化的过程。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心理、民族价值观念和民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多样性，不仅是其城市社会融入过程中需要得到尊重和保护的地方，也是其社会融入过程中最容易受到威胁和破坏的地方，同时还是其社会融入的深层内容。必须大力加强民族文化宣传和教育，大力宣传民族平等，促进民族交流互动，消除民族歧视。
2.2 政府引导加快思想转变，提高技能水平，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体系
寻甸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县，居住着汉、回、彝、苗等16种民族，少数民族有11.2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1.7%。针对寻甸县这种多民族特征，政府应加强思想引导，转变传统观念，根据各民族不同的特色文化采取不同的技能培训和工作安排。拓展务工人员对发展较快的省市的了解。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努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增强市场竞争力。要抓好义务教育，提高适龄儿童入学率；发展多种形式的成人学历教育、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使劳动力具有一技之长，增强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同时各级政府有关劳动部门建立垂直管理、多级就业服务网络，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乡镇劳动站和社保中心组成建立村级就业信息员。建立资源信息平台，介绍职业和岗位，进行培训。
2.3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农民后顾之忧
寻甸是农业大县，也是农村人口大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力度直接关乎全县人民的利益。
2.3.1 建立完整的工伤保险制度
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对农民工来说是对发生事故后的经济补偿，对企业来说可以降低事故发生后所要承担的责任，从而可以降低双方的风险。工伤保险成立于雇佣关系存续期间，不涉及账户积累和关系转移接续，较为简便。保险的费用由企业或雇主缴纳，首先要将农民工较多、工伤风险较大、职业病高发的行业纳入工伤保险范畴，再积极推进其他行业或部门的参与。
2.3.2 建立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制度
由国家、集体、农民三方负担，推进社会保险制度的城乡一体化，实现农村社会保险与城镇居民社会保险制度的接轨。比如，农村养老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以青壮年为主，家中留守的劳动力以老人为主，若想真正的解决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必须建立适合民族地区的养老制度。国家应采取扶持办法，帮助民族地区解决养老问题。
2.4 加大教育和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从长远看，要大力发展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继续抓好农村扫盲工作，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从近期看，要重点抓好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以农村劳动力转移择业实用技术作为培训教育的主要内容，以求立竿见影地提高劳动者流动就业的能力，使培训的农民工走出去后能就业，能站住脚跟发展。
大力开展面向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就业能力，使农民工从数量型向素质型，从体能型向技能型，从农业型向城市型的转变。对农民工的培训要按照市场引导、需训结合、供需对接的原则，针对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培训内容和形式。重点开展并搞好以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能力等方面的引导性培训和以家政、餐饮、酒店、保健、建筑、制造等行业为重点的职业技能培训。
2.5 以新农村建设为载体，拓宽农村容纳劳动力的空间
2.5.1 增强农业内部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
一是加强农民最急需的饮水、道路、能源、电力和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活劳动的投入；二是发展农业优势，实现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由资源密集型的粮食生产方面向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作物生产方面转化，吸纳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三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构建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的高效农业产业体系，延长农业吸纳劳动力的产业链条。
2.5.2 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实现就地转移
寻甸的旅游资源集自然、历史、人文为一体，内涵丰富而各有特色，具备打造旅游精品的基础。旅游资源是寻甸的一大优势所在，也是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一个突破口。目前，寻甸县政府也在高度重视寻甸旅游业的发展，考虑把旅游业作为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战略举措，充分利用县域内各种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强化旅游?Y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以北大营草山综合开发项目为龙头，加快牛栏江沿线、凤龙湾景区、塘子温泉、钟灵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的开发，打造生态旅游精品，提升旅游品位和档次，发展休闲观光度假旅游，积极开拓旅游市场，争取在昆明旅游经济圈中占有一席之地，把寻甸建设成昆明旅游经济圈中的一个新亮点，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一、甘肃省武威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此次将武威市作为调查对象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它人多地少，武威市常住人口182.2万，城镇人口50万，农村人口132.2万，农村人口全市人口的72.56%，农村富余劳动力约30万左右①，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了当地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二是武威市人多水少，作为石羊河流域内地区，全市人均保灌耕地2.6亩②。在石羊河综合治理过程中，不仅面临着节水灌溉的任务，还需要妥善处理好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的问题。具体来讲，近几年武威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以下特点：
1.劳动力转移增速快、规模大：自从改革开放，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不断扩大，自1992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迅速增加，中间略有波折，但依旧呈上涨趋势。预计今后几年，每年劳动力转移增长速度将在4%-5%③。
2.年龄构成轻：近年，武威市外出劳动力的年龄越来越低，其年龄已低于平均值，而且在省外就业的劳动力平均年龄更低。
3.文化素质增强：近年来，在武威市的外出务工劳动力中，文化程度逐年升高，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达到6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达到16%，这两个数字都比全部劳动力相应文化程度多出几个百分点④。
4.农村劳动力转移基本流向：主要由落后地区向“北上广”经济发达地区。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外出务工者中，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占62.4%⑤。
5.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在武威市农村转移劳动力中，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占40%，转移到第三产业的占60%，且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高。
6.多数农村转移劳动力具有兼业性：他们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权，属亦工亦农性转移。
7.组织性增强：近年，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中，通过市场中介组织外出的比重提高;由用人单位直接招聘外出的比重提高;由亲友、熟人介绍外出的比重下降;靠自己碰运气外出打工的比重下降。
8.区域经济是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动力：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显示，在转移劳动力中，区域经济吸纳了约65%的人数;县级以上大中城市吸纳的比例只有35%⑥。
二、甘肃省武威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具有无序性、盲目性
由于劳动力供求信息的不畅通，农村劳动力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缺乏对农村劳动力的总需求、总供给的调节，缺乏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组织与指导，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无序性和盲目性，到最后只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农民分散外出务工，在外地就业也得不到保障。
2.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剩余劳动力就业面窄
劳动力“文化素质较低”与“劳动技能较低”已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因素。劳动力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文化素质不高，劳动技能缺乏，劳动者就业岗位选择面窄，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不高、收入低的工作，难于在外面立足。
3.打工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处于弱势，农民工侵权事件常有发生，这都是对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的一种侵害。而农民工受到侵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城乡之间在工作性质、生活习惯、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形成了工与农、城与乡反差强烈的群体界限。农民工的知识层次决定了他们不会自觉通过司法手段来维权。其次，也是由于我国司法程序较为繁琐且费用相当，对农民工来说是一道不小的心理和经济障碍。另一方面，农民工来自全国不同省份，生活习惯各不相同，没有建立一个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组织，没有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
4.农民外出务工时子女教育受到影响
1）接受教育和学习单一，无法适应发展的社会
外出务工人员大都远离家乡，很难和子女们见面，作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责任只能靠通电话。因受条件的限制，联系的内容也十分单调，孩子都十分渴望亲情、照顾和关爱，这些都是外出务工人员无法做到的。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大多由长辈照看，由于祖辈年迈体弱，缺少文化，很难承担起教育的重担，且农村老师教学任务很重，无力在教育和生活上对外出务工人员子女尽到责任，这样就限制了他们无法获得更多的课本外的知识，也无法很快适应发展的社会。
2）外出务工人员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令人堪忧
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大多因缺少亲情的呵护，变得敏感、多疑、孤独、脆弱，与他人关系紧张，这样导致了这部分学生产生厌学心理，或辍学，或结伙成群，或沉迷于网吧、游戏厅，这样促使他们心理问题愈加突出。
5.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部分人员工作不稳定
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往往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一些苦、累、脏、危险的工作，而且工作时间超出正常上班时间，经常加班加点，有时候工作量大，有时没工作，工作的不稳定性致使收入得不到保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农村发展已具备很多有利因素，但依然存在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农民收入低等问题，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不仅能够改变农村与城市居民在数量上的比例，实现农村剩余人口的逐步向市民转化，促进城市化进程加快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农民增收，实现农村更好更快的发展。（作者单位：新疆大学学院）
注解：
①武威政府网，2013年10月20日
②《对武威农民收入偏低乡镇增收问题的思考》，2007年05月11日
③中国人民银行武威市中心支行，《武威市劳动力转移与反贫困研究》，《甘肃金融》2008年09期
④国家统计局武威调查队，201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内容摘要：本文从客观分析湖南劳动力市场发育现状出发，指出了目前全省劳动力市场发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阐述了构建我省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指导思想、原则、基本思路及其模式选择。然后，提出了促进城乡统一市场发育的政策取向及三点对策措施。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户籍隔离管制；城乡分割；制度性樊篱；城乡统一市场；连锁超市模式；湖南 培育发展劳动力市场，不仅是深化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尽快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的需要，也是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促进就业矛盾全面缓解的客观要求。那么，作为中部农业大省的湖南，其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现状如何？“十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怎样消除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不利影响，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并充分发挥城乡统一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呢？在此，笔者试为求解这一系列现实问题作一点实证分析与理性思考。 一、湖南劳动力市场发育现状的实证分析 1995年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 注：此文是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2001～2002年立项课题“‘十五’湖南城乡就业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三（批准号：201076B） 步完善，我省劳动力市场伴随劳动力供需双方选择性的增强，体系已初步建立，机制正逐渐形成，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开始显现。据资料介绍与实地调查，在各级政府劳动部门的精心规划与政策引导下，我省以劳务输出、职业介绍、就业培训、技能开发和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多元社会化劳动力市场服务网络已基本形成，并在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以及促进劳动者就业竞争能力增强等方面已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有资料表明，仅2001年全省县以上劳动力市场服务机构，就已举办各种形式的劳动力供求见面洽谈会2200多场次，有近10万家用人单位，携带56.11万个就业岗位，主动进入劳动力市场挑选劳动力；全年有87.03万城乡劳动者主动到劳动力市场寻找就业门路，其中企业下岗职工20.7万人，城镇失业人员26.09万人，其余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各级各类劳动力市场服务机构发挥中介作用，已帮助近30万有求职愿望的劳动者实现了就业再就业，其职业介绍成功率达34％。同时，全年劳动力市场服务机构为广大求职者提供职业指导64万多人次，为全省10多万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提供了就业培训和转业训练，从而极大地活跃了全省劳动力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省就业压力的有效缓解。 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就整体而言，由于目前我省劳动力市场还处于初步发育阶段，市场运作机制不够健全，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还没有真正形成。加之“城乡户籍隔离管制”制度刚性的负面影响，使全省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仍然受到种种“制度性壁垒”的阻碍，导致全省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在发育中还存在不少缺陷与不足，主要体现在： ——目前我省劳动力市场仍存在严重的城乡分割问题。这里讲的“城乡分割”，不仅指劳动力交换场所在空间位置上的分割，而主要指劳动力市场在运作机制上的制度性城乡分割，即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在市场交换中至今未建立起统一的游戏规则，因而二者在就业方式上仍然存在种种制度性壁垒。主要表现在：一是城镇劳动者被用人单位吸收招用叫就业，一般相应地建立了比较稳定和规范的劳动关系，而农村劳动者被用人单位吸收招用叫“打工”，基本上未相应地建立起正规的劳动关系，更谈不上享受养老、失业、医疗等项社会保险；二是各级政府劳动部门在统计失业率时，仍仅仅考虑了城镇这一块。也就是说，至今农村劳动力即使在劳动统计上的“国民待遇”也还未得到真正落实。这样，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根本无法获得劳动力市场服务机构为其提供的职业指导和就业培训等项服务，而只能游离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之外，在体制的边缘和狭缝中求职业、谋生存。 ——劳动力市场体系的覆盖半径短小，市场组织形态的规模不经济。由于未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之公平竞争与非歧视等市场规则不完备，不仅导致劳动力供求信息的搜寻、处置成本及供求双方相互选择的机会成本过高，而且使城乡分割的各类“小市场”彼此处于封闭半封闭状况，造成各个被分割了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其覆盖半径无法获得应有的延伸和拓展。如此，不仅不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有效转移，而且使得社会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企业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基本上成了一句空话。 由此可见，目前我省劳动力市场确实存在运作机制扭曲和城乡分割的严重问题，且导致这些问题的成因无外乎如下几点： 其一，不够规范的政府行为是造成市场机制扭曲的一个直接原因。近年来，我省的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去年省政府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投资若干政策规定（30条）出台以来，我省民营经济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不仅支撑了全省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非公有制经济对全省就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70％以上。在这一发展进程中，非公有制企业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在效率原则驱使下，考虑到城市非技能型劳动力的价格（市场工资）往往高出农民工许多，且不如农民工吃苦耐劳，其管理难度相对较大的现实情况，更乐于招聘使用农民工。从而，导致城镇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就业再就业的难度加大，并由此造成了经济高增长与城镇高失业并存的奇特现象。一些政府部门为扭转这一格局，缓解城镇失业压力，又重新捡起了带“歧视性”的行政手段，一边清退农民工，并从政策上人为抬高农民工进入城镇就业的“门槛”，一边又大大提高企业使用农民工的收费标准，试图通过经济手段迫使非公有制企业“优先”聘用城镇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这一系列消极的“反失业”举措，其实质是因政府行为失范而带来的一种针对农村劳动者的“就业歧视”政策，同时也是我国户籍管理与就业制度改革的一种逆转，既严重破坏了就业竞争的公平公正性，又导致我省就业机制出现新的扭曲。 其二，“城乡户籍隔离管制”的制度刚性及由此带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导致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主因。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全省各地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行政性控制虽有所松动，但由于制度刚性和路径依赖的不利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行政性控制仍然存在时紧时松的问题。特别是传统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与有差别的城乡福利保障制度的惯性影响，导致即使已经长期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也无法顺利转变成永久性迁移的市民，而只能边缘化地处于城乡分割的市场狭缝中四处“漂流”。 据对我省部分市州劳动力市场运作情况的实地调查，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主要是一种制度性分割，其消极后果主要是三点：一是使全省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无法实现有效转移，既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又妨碍了全省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广大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使我省有效需求的增加缺乏动力，进而严重阻碍我省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影响了全省就业机会的有效增加。二是不利于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的形成，并制约了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充分发挥，进而使国企改革、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劳动关系的处理等问题的解决，均已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三是迫使进城农民远离劳动力市场体外“漂流”，并导致“灰色劳动力市场”盛行和不正当就业竞争加剧，从而反过来加大了城镇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就业再就业的难度。
二、构建我省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思路 （一）可行性分析 近年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劳动力具有商品属性，培育劳动力要素市场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这一点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已基本形成共识。劳动力商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特殊就特殊在无论它交换与否，始终附着于劳动者个人身上。因而，劳动力的商品交换是一种极其特殊的交换。一般说来，我们不把劳动力交换称为“卖买”，而通常称之为“让渡”。这样，劳动力市场自然也是一种带特殊性的要素市场。它在履行场内交换时，所让渡的是一种依附于劳动者自身的劳动力。故严格地说，劳动力市场是一种让渡劳动力的场所及其让渡过程的一系列“游戏规则”的总和。通常，我们将前者称之为劳动力的有形市场，将后者称作无形的市场机制。 正因为如此，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之所谓“城乡统一”，并非要求进行劳动力交换（让渡）的有形场所在时空上要一致起来，而主要指在劳动力交换（让渡）过程中，无论城镇还是乡村，都必须实行统一的“游戏规则”，而不能有任何制度性“壁垒”，更不能对某一群体有所“歧视”。 可见，全省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构建是否具有可行性，主要取决于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壁垒”能否冲破。即能不能消除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制度和有差别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对这两项传统制度进行改革创新后，其正面效应是否大于负面影响。我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上述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其理由在于：一是从法律的角度看，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早已明确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生活的公民，都应该享有平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包括平等的劳动权和居住权等。实行传统的城乡户籍隔离管制和有差别的城乡福利保障制度，这一事实上的“身份歧视”政策显然有违“国民待遇”平等的法理。二是从改革发展的趋势看，缩小城乡和全体劳动者的身份差别，实现市场供给主体的公平公正竞争，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总趋势。同时随着我省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也迫切需要“减少农民，增加市民”，改变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原始转移方式。三是破除传统的城乡户籍管理和有差别的福利保障制度，不仅是逐步消除城乡与工农“两大差别”的需要，也符合国际通行规则，且改革和创新的收益必然大于成本。它的创新收益主要体现在：其一，有利于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缓解农村就业矛盾，并提高我省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消费水平提高；其二，有利于加快我省城镇化进程，推动全省产业升级和二、三产业比重的提高，从而使整个经济的就业容量增加；其三，有利于增加城镇劳动者就业的替代压力，促使城镇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在转变就业观念的同时，通过培训迅速提高自身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可见，从我省实际出发，尽快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二）指导思想与原则 “十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指导思想是：以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论述为指导，从尽快形成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积极扩大城乡就业，改善全省人民生活出发，在认真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湖南省情，顺应全省推进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和总体要求，在进一步深化城乡户籍管理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前提下，大力培育发展全省统一、城乡一体的劳动力连锁市场，为全面缓解城乡就业矛盾、稳定就业局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外部条件。 其基本原则是：①统筹兼顾原则。今后，我省在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过程中，必须把城镇就业与农村就业一并考虑。特别是在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中，必须城乡统筹兼顾，而不能再搞新的“城镇就业垄断”，更不允许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务工采取“歧视性政策”；②宏观调控原则。要通过对城乡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经常性调查，及时掌握全省劳动力资源的供求数量、供求结构及其城乡分布状况，并适时采取经济的和政策的措施，从宏观上合理调控城乡失业率，以尽量避免矛盾冲突；③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当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突出，失业压力较大时，全省各级政府要通过积极的就业投入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以提高全省经济增长的就业密度，并大力发展就业容量大、投入少、见效快的第三产业和民营企业。当全省劳动者的就业比较充分，市场供求处于均衡时，我们又必须注重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以提高用人单位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益，并尽可能裁减企业冗员，促进企业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升级。 （三）基本思路与目标模式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与原则，我省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思路是：第一步，由全省各级劳动部门抽调专门力量，认真开展今后一个时期城乡劳动力资源的调查预测，并对各大产业的发展概况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劳动力的需求作出科学预测，在澄清劳动力供需底子的基础上，建立起劳动力供需的动态模型，为培育全省统一劳动力市场提供现实依据。 第二步，对全省现有各级各类劳动力市场及其服务机构（包括职业介绍中心、乡镇劳动服务站）进行电脑联网，以畅通劳动力供需信息的传输渠道，并切实做到全省信息资源共享。同时，顺应加快城镇化的需要，为促进小城镇服务业的发展，重点扶持县乡两级劳动力市场服务网络建设，使之尽快成为全省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有形载体和可靠基础。 第三步，切实深化户籍管理、社会保障和农用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就业地入户登记、农用土地合理流转和无差别的福利保障等项制度，从而消除妨碍全省城乡劳动力流动、转移的种种制度性壁垒，为尽快建立全省统一、城乡一体的劳动力连锁市场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四步，在进一步畅通信息渠道，降低信息搜寻处置成本，优化劳动力供求信息传输手段的前提下，逐步延伸现有劳动力市场的覆盖半径，从而使全省各地彼此分割的各级各类“小市场”，通过现代信息传输手段，不留死角地全面实现联网运作。 本着这一基本思路，笔者主张，我省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目标模式应选择为：覆盖半径大、组织成本低，且劳动力供求信息搜寻渠道畅通、传递方式先进的“劳动力连锁超市”。
三、促进城乡统一市场发育的政策取向及对策 （一）政策取向 众所周知，劳动力的配置与再配置，以劳动力的流动为必要条件。能不能建立起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尽快形成劳动力的市场配置机制，关键在于能否迅速拆除有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樊篱”。那么，目前仍有哪些制度性樊篱在妨碍着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拆除这些“樊篱”的政策取向如何呢？我们认为，也许其最大的“樊篱”即在于“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制度”，及伴随而来有差别的城乡福利保障制度。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已成为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过程中，阻碍劳动力供求双方自由交换与选择的一种“超经济的行政性强制”。因此，今后我们拆除这一樊篱，破除“超经济的行政性强制”的政策取向，就只能是彻底消除城乡界限，逐步缩小城乡之间不合理的福利保障差别。今后制定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基点，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使城乡劳动力能够合理流动与自主择业，并使劳动力市场真正成为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和主要手段。 （二）对策措施 为拆除有碍劳动力特别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转移的樊篱，冲破不利于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发育的制度性壁垒，促进全省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笔者认为，必须采取如下对策措施： 第一，尽快建立起有权威和全省统一劳动力供需信息的搜寻与组织系统及其管理制度。据问卷调查，目前，影响全省城乡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实现就业再就业愿望的因素很多，除个人主观原因（包括就业观念、文化技术素质等）外，户籍与地域限制、择业自由、用人单位进人限制等制度因素仍构成主要障碍。然而尤其值得重视的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是劳动力供需信息不完全。据对湖南省益阳市近1000名农业剩余劳动力和近200名企业下岗职工的抽样调查，分别有40％的农民和25％的下岗职工根本“不知道哪里有事做，哪些工作适合我做”，还有35％的人认为如今“找事做需投入的时间、开支和精力太大”。可见，在市场导向就业机制下，劳动力供需信息机制运作的状况如何，对劳动者尤其是农村劳动者的就业和转移产生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适应市场取向就业制度改革的需要，为发挥城乡统一市场对社会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我们必须切实抓好劳动力供需信息搜寻的网络建设，并通过对全省城乡广泛的劳动力资源调查与需求预测，及时掌握其供求状况。同时，做好信息的收集、整理、储存、交流、传播与咨询工作，发挥信息的引导作用，为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提供优良的信息服务。此外，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建立全省城乡统一的供需信息交流系统与制度上，从而依靠信息机制的传导功能来模糊各“小市场”的边际，延伸市场覆盖半径，以冲破劳动力市场行政分割与城乡分离的种种制度性樊篱。 第二，矫正政府行为和劳动政策的目标取向，发挥全省各级政府劳动部门在催化市场导向就业机制，以及构建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中的积极作用。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整个社会经济包括劳动经济的运行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国家宏观调控包括社会失业率的调控，都要在市场有序运作的基础上进行。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目标模式——“连锁超市”模式，要求冲破户籍管理的城乡分割。为此，不仅要改变政府是用人主体这一“角色错位”状况，而且要创新户籍管理与社会保障等项制度，使城乡劳动者能平等地参与就业竞争和职业选择。这就要求我们矫正过来扭曲了的政府行为和劳动政策的目标取向，迅速改变劳动就业城乡分治的格局。今后政府劳动部门的职责不是管理哪些单位或哪些劳动者，而是要通过户籍和保障等一系列制度创新，提供使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能够有序运作的制度框架，并把主要精力用到综合运用法制、经济和信息的手段，从宏观上调控社会失业率和规范市场行为上来。 第三，在健全市场服务机构、搞好相关制度创新基础上，冲破城乡分割的制度性樊篱，统筹兼顾城乡就业。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城乡的就业矛盾十分严峻，公开失业尤其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越来越突出，运用统一市场促进全省就业矛盾的缓解已迫在眉睫。适应这一形势，在我省加快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把健全市场服务机构、开展相关制度创新，作为完善“统一市场”机制的着力点，因势利导，促进全省城乡劳动力“连锁超市”的尽快形成。为此，一是要抓好市场服务机构建设，大力发展各级各类职业介绍和人才交流中心，并着力健全全省统一的信息工作程序、制度及传输、交流系统，使之迅速形成部门分工协作、城乡纵横相联的劳动力供需信息网络。二是要注重市场法制建设，通过立法确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执法规范劳动力市场运作秩序。三是要大力进行户籍管理、社会保障和职业培训等项制度创新，通过消除劳动力流动尤其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壁垒，提高城乡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素质和就业竞争 能力，从而为尽快实现农村劳动力市场与城镇劳动力市场合龙并轨，消除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行政，扭转劳动就业城乡分治的传统格局，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外部条件。 参考文献： 1、符钢战：《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2、湖南省职业介绍服务中心：《我省劳动力市场供求透视》，《湖南劳动保障》，2002年第6期。 3、蒋学毛：《关于培育我国劳动力“大市场”的构想》，《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4、蒋学毛：《再论培育劳动力大市场》，《决策借鉴》1996年第5期。
关键词：劳动力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自发流动；自主流动
中图分类号：F24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9-061-06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返乡潮”等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蔡昉（2010）、于学军（2003）、田雪原（2006）、穆光宗（2008）、姚引妹（2010）等认为是我国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然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只能解释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变化，难以对劳动力流动的结构变化作出有力解释。我们认为，这些现象是我国劳动力异质性作用的表现，在此带动下，劳动力流动正在逐步由自发流动转为自主流动。
一、劳动力异质性及其发展
异质性原本是一个生物化学的概念，遗传异质性是指表现型一致的个体或同种疾病临床表现相同，但可能具有不同的基因型。后来，异质性被推广到生态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空间异质性是指生态学过程和格局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及其复杂性；企业异质性资源为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难以替代性的资源，它构成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内生来源。劳动力是蕴藏在人体中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马克思将劳动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然而，这种体力和智力对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超过另外一个人，所以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配第也注意到由于人的差异而导致的劳动力差异的存在：一个人，如果技艺高超，可以和许多人抗衡；有的人，由于他有技艺，一个人就能够做许多没有本领的人所能做的工作。我们将这种不同人的劳动能力的差异称为劳动力的异质性。
劳动力的异质性不仅仅来自于天赋，更多的来自于后天的教育、培训、经历等。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认为可以通过基础教育来发展人的先天能力。斯密将劳动力的异质性看作是投资的结果，并将所有社会成员后天获得的有用才能作为固定资本的一部分，“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并赚取利润。”能则直接赋予劳动力以资本的属性，他首次将资本概念应用于人，强调劳动力的差异源于劳动者拥有的教育程度的不同，不仅认为教育可以使劳动与物质资本结合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而且主张将这种价值增值归因于“教育”差异导致的劳动力的不同。马歇尔虽然不主张将资本属性赋予人，但他首次将劳动力从实质上划分为普通劳动力和资本型劳动力，在使劳动力异质性的内涵更加清晰的同时，关注人作为劳动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特殊性，将“具有特殊天才的人”看作是资本型劳动力的所有者，从而明确了劳动力异质性作为投资产物取得价值增殖的归属。正是由于将劳动力视为投资的结果，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同质性和资本同质性假设，提出了与物质资本对应的人力资本概念。舒尔茨认为，将“个人具备的才干、知识、技能看作是一种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看作是投资的产物”时，即成为人力资本。至此人力资本成为劳动力异质性的主要内容。原来笼而统之的劳动力一方面分化为一般劳动力与人力资本，从而使抽象的劳动力异质性通过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区分得以表征。另一方面，人力资本也不是同质的，对于不同的劳动者有人力资本层次和多寡的区分，劳动力的异质性通过不同劳动者拥有人力资本的层次、多寡来体现，从而有了一般人力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管理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区分。
劳动力的异质性是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差异，然而，劳动能力是发展变化的。在农业经济时期，劳动力主要是体力，劳动力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体力的大小；到了工业经济时代，智力成为劳动力的主要内容，智力转化为人力资本后，劳动力的异质性就体现为人力资本的层次和多寡。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或服务经济时代）后，在人力资本成为劳动力主要内容的同时，劳动力的外延发生了拓展：在劳动者体外存在又依附于活着劳动者个体而存在的以文化、制度为支撑的信任、规范、关系网络结构等社会资本开始逐步成为劳动力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有利于劳动者知识共享与传播，有利于声誉和信任机制的建立，从而减少机会主义带来的成本和损失，有利于信息市场传递中的沟通、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灵，有利于集体理性的实现。拥有同等体力、智力和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由于社会资本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劳动能力，从而使社会资本的积累成为劳动力异质性的又一来源。
二、劳动力异质性演变与劳动力流动阶段变迁
劳动力的异质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由于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使得其表现方式和程度均有不同，劳动力异质性的不同表现推动了劳动力流动阶段的变迁。
1.劳动力同质化与劳动力自发流动
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严重短缺，劳动力大量过剩，生产过程表现为大量剩余劳动在激烈竞争中寻求与资本结合的过程，初级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劳动力的要求较低，导致高层次劳动者被迫从事低级的简单劳动，劳动力的异质性在竞争中被抹煞，异质的劳动力被“削平”为同质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同质化现象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体现得最为显著。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的快速发展推动工业部门急剧扩张，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和新增就业人口进入工业部门。然而，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逐步释放，且劳动力需求还受工业结构等因素影响。因此，一方面，出现了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状况，就业难成为普遍现象，就业竞争加剧，为了找到一份工作，出现了大学生、研究生与高中生竞争一个岗位的现象，高层次劳动力不得不从事一般性工作，劳动力的异质性难以体现。另一方面，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技术型劳动力，现代化生产和精细的分工使得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要求大大降低，大量接受了中等教育的劳动力经过简单的岗前培训就可以胜任，从而使得高等教育劳动力的劳动力异质性被同质化为技术工人，从事低层次工作，获得相应的薪酬。劳动力同质化在劳动力市场得到充分体现：一是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劳动者比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更易于就业，据有关调查显示，2007年至2011年，中国中职生的就业率超过95%，远远高于目前大学生的就业率水平；二是高级技工的工资远远高于大学生，甚至博士生，据报道，济南市2013年人才招聘会上，高级技工岗位给到8000元的月工资，仍是一才难求。
劳动力的同质化反映到劳动力流动中，使得劳动力流动呈现出自发流动的特征：一是劳动力的流动是自发的。在劳动力同质化时期，劳动力仅仅作为简单劳动要素寻求与资本结合，劳动力流动仅仅是劳动者为追求更高劳动收入而自发地在不同地区、部门、行业之间的流动。二是劳动者追求的目标是收入最大化。由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低，如何提高家庭收入是劳动者追求的唯一目标，亲情、家庭生活、儿女教育等均让位于收入提高，大量劳动者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现象。三是工资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或者唯一因素。由于劳动力被同质化，劳动力的需求基本上是同质的，工资成为劳动者决定务工地和从事行业的唯一因素，哪里的工资水平高就向哪个地区流动，哪个岗位工资水平高就进入哪个行业，从而导致劳动力流动频繁，跳槽现象频发。四是劳动力流动具有集聚效应。由于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大量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集聚效应，在我国表现为典型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刘易斯劳动力流动理论描述的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力的流动就体现出这种自发流动的特点。
2.劳动力异质性与劳动力自主流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开始升级分化，劳动力需求的层次性越来越明显，引发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和竞争的变化，中高层次的劳动力逐渐占据主动地位，劳动力的异质性开始凸现出来。一方面，有良好教育背景、受过系统教育、有较长工作经历、掌握一定技能的劳动者越来越占据主动地位，即劳动力异质性中的人力资本优势开始显现，这些劳动者不仅工资水平大幅提高，而且薪酬结构发生变化，部分高层次人力资本拥有者开始获得年薪、股权等。另一方面，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开始发挥作用，劳动者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本整合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物质资源，拥有较好社会资本的劳动者获得较高的市场地位，得到了市场资源配置能力。
劳动力异质性的显现直接引发了劳动力流动的变化。在劳动力异质性时期，由于劳动力已经分层，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典型的自主流动特征。与自发流动相比，劳动力自主流动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劳动力流动呈现主动流动。劳动者运用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主动地寻求自身劳动力价值的实现方式、实现区域、实现领域，从而使劳动力流动的方向、方式、模式等发生重大变化。卢卡斯通过对非洲博茨瓦纳的微观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证明受到更高教育的人更倾向于迁移到城市；赵力涛研究表明，教育促进了农民从农业部门向农村非农业部门的流动，每增加一年教育，进入非农部门就业的机会相对于仍然从事农业的机会就增加18.8%；卜长莉提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社会关系网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劳动力外出流动主要依靠亲缘、地缘等关系纽带。第二，非经济因素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者对出生地的眷恋、对家庭因素的考虑、对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选择、对社会认同和满意度的反应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认同等非经济因素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会由于以上某一因素而做出其流动决策，经济因素的影响日趋减弱。杨荣海研究表明，城市基础设施、教育经费投入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与劳动力流动有着正相关关系。第三，劳动者效用发生变化。由于劳动力异质性中社会资本的影响，收入不再是决定劳动者效用的唯一因素，幸福感的最大化成为劳动者的追求目标。2013年中国农民工“生存感受”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农民工整体幸福感67.9分，其中社会参与幸福感52.9分，较2011年下降近5分，社会地位幸福感51.5分，较2011年下降4分左右，调查发现很多农民工都因缺少社会交往和社会地位较低而感到失望。第四，劳动力自主流动不再具有集聚效应。劳动者不再被动寻求资本，而是结合自己的主观意志，主动与各类资本相结合，选择适合的区域、部门、行业作为流动方向。由于劳动力的主体性作用，不同的劳动力会有不同的决策依据，因此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分散性，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经济走向均衡。斯卡利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南北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异质性使得尽管南北地区工资差距持续扩大，但从低工资地区迁出的劳动力几乎可与迁入的劳动力相抵消。
3.劳动力自发流动向自主流动转换的条件
无论在自发流动阶段还是在自主流动阶段，劳动力的异质性都是客观存在的，之所以由自发流动转变为自主流动，主要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具备了劳动力异质性显现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有：第一，劳动力有限供给。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大量剩余劳动的存在，使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劳动力流动呈现出自发流动特征。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后，剩余劳动力规模降低，劳动由被动转为主动，工资开始上升，允许劳动者表达个人意愿的环境逐渐形成，劳动者才有了更多的选择，有了自主流动的基础条件。第二，劳动力需求升级。工业化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基本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不断发生的由低级向高级的创新过程”。当工业化进程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复杂劳动的需求随着产业升级会不断上升，而简单劳动会逐渐退出核心区域和核心产业，原来对劳动力的同质化需求被打破，由简单体力劳动者为主逐渐过渡为技术型体力劳动者和智力型脑力劳动者为主，劳动力的异质性开始凸现，从而具备了劳动力自主流动的社会条件。第三，人力资本积累。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是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当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劳动力的异质性才能够体现出来，劳动者在流动中才能够拥有主导和控制能力，才能够体现出不同的主观能动性和意愿。第四，劳动者效用多元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劳动报酬是劳动者效用的唯一决定因素，劳动者效用最大化等价于收入最大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状态极大改善，劳动者追求的是幸福感的提升而不再仅是收入的增加，效用的影响因素由一元转变为多元，且非经济因素越来越成为决定效用的重要因素。此时，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劳动者的个体意志而非集体意愿，劳动者的异质性不断得到彰显，劳动力流动过程中自主性不断增强。
三、自主流动：我国劳动力流动新阶段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在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的人口红利时期，由于劳动力需求的有限，劳动力的异质性被抹煞，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典型的自发流动特征，民工潮时常引发经济社会波动。当前，劳动力流动呈现的诸多现象已经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劳动力自主流动阶段。
第一，从2003年季节性“民工荒”现象到当前常态化的用工荒，中国劳动力的供给不再无限已成不争的事实，我国劳动力自主性流动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从长期劳动力供求关系来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在2004～2011年间呈下降趋势，据蔡昉等人研究测算，期间每年以13.6%的速度减少。根据联合国2009年对中国分年龄的人口预测，我国的人口总规模在2030年达到最大，预计为14.62亿，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就达到最大值。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不断增长，这种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的形势，即表明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市场已经对这些变化的到来作出回应，工人工资的不断上涨是极具特征的反映。我国制造业的工资最近每年增长15%到20%，自2000年以来的12年中，我国制造业实际工资已经增长至原来的4倍。
第二，我国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已发生了变化。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升级，根据国际经验和相关研究，从事R&D的人员总量与GDP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我国2020年要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3500美元的目标，教育规模增长速度亦应与GDP增长相适应；另一方面也使劳动力分层：东部地区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对技术型、知识型劳动的吸引力和需求会逐渐增强，简单体力劳动者流向东部地区的趋势会逐渐减弱；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将吸收大量中低层劳动力。产业布局的调整与需求结构变化使得不同层次劳动者主动选择的权利和范围扩大，劳动力的异质性作用凸显，农民工大量“东南飞”的传统流动模式正在消失，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就近就业，技术知识型劳动力表现出更强的流动性，且聚集于经济发达区域和高端产业，劳动力流动进入自主流动阶段。
第三，劳动者素质大幅提高，劳动力自主流动的能力显著增强。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获得了飞跃性的进步和发展，劳动者的资本积累水平已经显著提升。一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同时，在农村拥有土地、住宅等生产要素作为其生活的物质保障，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劳动者对土地等物质资本的权利在不断完善。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流动过程社会网络日趋成熟和完善，劳动力也在就业地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并逐渐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劳动者的社会资本日益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资本积累程度显著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更为重要的是，不断加大的教育投资使得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职业与技能培训使劳动力积累的人力资本越来越丰富。据最新公布的全口径人才资源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人才资源总量比2008年增加780万人，已达1.2亿人。我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明显，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达到33.6人年，高技能劳动力占技能劳动者比例为25.6%，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为12.5%。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6.6%。劳动者已经从简单劳动生产要素的提供者转变为携带更多人力资本的复杂劳动的提供者，劳动者已经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力和推动力。
第四，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已由经济（物质）因素转变为非经济（精神）因素。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为1985年以来最高，达到6977元，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居民。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明显改善，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5.7%，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1.1%，生活消费支出中用于教育文化、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的支出在不断上升。国家统计局2012年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由2011年的3。13：1缩减为3.1：1。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且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使得劳动力在空间流动过程中满足生存性需求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适应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不断产生，包括劳动力对流入地工作生活的满意度、对流入地的归属感、对自我经济社会地位的判断以及自我的社会认同程度等。此外，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主体，其受社会记忆、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有着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生存观，更加浓厚的自我意识，使得劳动力流动行为的经济因素作用日渐弱化。劳动者对多元效用的追求，使得影响最终决策的因素多元化，仅用工资差距难以解释的现实表现为失业与民工荒并存、返乡潮、就近就业、用工短期化、“农民荒”等现象。
四、推动我国劳动力由自发流动向自主流动转变
劳动力异质性的凸显推动劳动力流动进入自主流动阶段，标志着传统劳动力流动模式的改变。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更好地迎接劳动力自主流动，是未来我国劳动力合理流动、产业合理布局、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
第一，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增强劳动力异质性，提升流动能力。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能力。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步伐，大力推行订单培养等方式。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高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复合型应用人才的培养质量。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导企业、个人等向人的全面发展投资。
第二，加快体制改革，为劳动力自主流动提供要素支持。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出台征地制度改革方案，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为劳动力流动提供物质资本。加快改革户籍、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制度，构建劳动力自主流动的保障体系，尤其要加快推动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定居。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农民工；国际经验
作者简介：朱信凯（1974-），男，山东蓬莱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农户消费理论与政策。
一、农民市民化的国际模式描述
我们主要考察较为典型的以英国为代表的强制性非农化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迁移的非农化转移模式，以及以日本为代表的"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非农化模式。
（一）英国城乡关系演变及其农民市民化过程
英国城乡关系的转变速度明显超越了同时期的其它欧洲国家。11世纪至15世纪是其城乡关系演变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城乡联系松散，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但是农民存在兼业行为。至14世纪初，伦敦的羊毛出口已占全国总额的三分之一，进口酒类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15世纪，首都伦敦已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乡关系演变中期阶段是指15世纪至18世纪，期间城乡之间人口的流动加深了城乡之间的联系，这些来到城市的乡村移民就像一条纽带，把城市的工商业组织与乡村的新兴工业联系在了一起。城乡关系演变的后期阶段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开始于18世纪7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一直发展到19世纪40年代。
它不仅促进了英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全面变革，进入成熟的高度工业化阶段，城乡关系的紧密程度进一步加大[1].
英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过程最早开始于11-12世纪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这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次农村人口向城市持续转移的浪潮。这一时期迁移的对象主要是穷人，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生存，距离也比较长。在15-17世纪，英国又出现了第二次劳动力快速向城市转移的浪潮。
这一时期迁移的对象主要是商人、工匠和青年女性，迁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前途和获得丰富的生活资料，迁移的距离较短。但是，英国劳动力流动最稳定、规模最大的时期是从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开始的。因为此前的两阶段虽然劳动力转移规模比较大，但到工业革命前的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到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人口急剧下降到总人口的25%，而这正是圈地运动的直接结果。所以，从转移的模式来看，英国农村人口非农化主要是选择了以圈地运动为代表的以暴力为核心内容的强制性转移模式。英国城镇非农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主要也是通过暴力的方式从本国农村强制性转移出去的.当然，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主义国家，因而，殖民地国家也就成为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流入地之一，所以，英国非农化的进程在依赖于国内市场的同时，也得益于出口市场的规模和效率。
（二）美国城乡关系演变及其农民市民化过程
美国农村人口的非农化是走了一条以自由迁移为主的与英国截然不同的道路。1870年之前，美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3/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乡村社会是美国社会的主要特征。1870年以后，英国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成果随着移民浪潮大量转移到美国，使美国开始了以电力、钢铁等先导产业为主的工业革命，把工业建立在很高的起点上，并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起飞。工业化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城市劳动力的稀缺，进一步吸引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从而形成了"棘轮效应"，使城镇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同时，工业化推动了近代交通的迅速发展，有力地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并推动了大城市的崛起。
此外，工业化还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城镇化提供了足够的食物，而且使大批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城镇化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上述三方面的合力导致了19世纪末期在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这次移民浪潮主要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流动。据1890年统计，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纽约、康涅狄格、弗蒙特和新罕布什尔各地的乡村人口分别在20年间减少了2/5、1/4、5/6、3/5、3/4和2/3.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由1870年的990万人增加到5430万人，城镇化水平达到了51.2%，基本实现了城镇化。
从时间上看，美国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仅用了50年。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而社会组织和管理手段不可能随之发生相应改变，从而导致了大量诸如"交通拥挤和住房紧张、社会不稳定和犯罪率上升"等"城市病"，从而又推动了美国郊区化和小城镇化的过程。
（三）日本城乡关系演变及其农民市民化过程
日本是一个山地多、耕地少、土地贫瘠、资源缺乏，但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1947年，日本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为54.2%，属于典型的"传统型"产业结构国家。此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急剧下降，1955年为40.2%，1975年为13.9%，1998年为5.2%.日本农村人口非农化是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成功模式的又一典范。日本政府针对本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特点，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有效干预，走出了一条有别于欧美的"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道路.日本农村劳动力能够顺利转移出去，首先得益于其就业容量较大的非农产业和人口条件。以工业地区主导产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就业机会的扩大是其根本原因。同时，1945以后的近10年间，日本异乎寻常地迅速降低了出生率，这使其有效避开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减轻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
其次，迅速发展的工业大量吸收了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1960年至1969年的10年间，日本的机械工业增长了5倍，钢铁工业增长了3.2倍，化学工业增长了2.6倍。工业的不断扩张，为农业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致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现象。
1968年，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当年工业需要吸纳的劳动力是初中毕业生117.9万人，高中毕业生441.8万人，而求职者分别只有24.6万人和77.5万人，从而有力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减少。从1960年到1968年，日本农业劳动力由1228万人下降为878万人。
再次，日本政府在农村人口非农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61年，政府制定了《农业基本法》和《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规定在10年内要将农村中农户总数的60%转移到非农领域，同29政策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启示？1995-2005TsinghuaTongfang Optical Disc Co.，Ltd.All rights reserved.时由国家贴息向农户提供长期贷款，促使农业现代化，改变原有农业结构。这一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使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960年的37.1%下降到1970年的25.6%.此后，日本政府又利用"农协"组织，引导农业生产形式向"龙头企业+基地"、"农协（市场）+基地"转变，使农业逐步融入工业循环的大体系之中。
二、农民市民化进程的中外比较与分析
在以上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当前我国农民工问题产生的背景、条件及现状与国外，尤其是农村人口非农化较为成功的国家相对比，试图找出两者之间的差距与区别，为合理确定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发展战略，促进农民工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突破口。
（一）农民非农化与工业化的同步性差异
城市化源于工业革命，与工业化同步。农民市民化是农村人口转移为城镇人口的过程。
城市工业生产的发展需要劳动力，形成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同时，工业化带动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需要向城市转移，形成所谓"推力".因此，农村人口非农化过程与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向城市转移的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工业化是农民脱离农村的加速器，工业化直接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而且工业化与农村人口的转移几乎是同步的。
与英美等工业化早发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起步时间却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走了一条农民非农化与工业化脱节、不同步的道路（如图1）。建国以后，我国长期实行了依靠农业积累支撑城市高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引起农业的衰退和农村商品经济的萎缩，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工农业比例关系遭到破坏，工业和农业的自然联结人为地割断了，城乡形成差别悬殊的二元化社会结构。工业化被限制在城市的范围内独立运行，而没有带动农村的繁荣，工业化创造的成果没有改善城乡之间的关系。工业化与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城市化步伐的不一致，一方面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积压，一旦将制约农村人口非农化的闸门开启，如潮般的农村劳动力会像井喷一样释放出来，并将形成一种非常规的转移道路和方式。另一方面，城市化、工业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过程的不同步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也会比较突出地表现出来。
（二）农民非农化内生机制的差异性
无论是资金还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都需要大量劳动力，尤其是在发展之初，更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当城市新增劳动力无法满足其自身扩张需要时，就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强烈的吸力。另外，作为大量人口聚集地的城市所能够提供的功能和服务是远非农村所能及的，从方便与舒适的物质生活的角度来看，对农村劳动力也构成了强大的吸力，这是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第一动力。美国和日本是依靠城市工业化扩张的强大吸力完成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典型国家。以日本为例，20世纪50年代初（以下均指20世纪），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出于战争需要，美国向日本发放大量军事订单，这一偶然机会，刺激了日本投资、兴办企业的，从而使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增，1955-1965年，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从923万人增至1538万人，第三产业也大规模扩张，大量吸收农村人口，60年代初，人多地少的日本居然还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与此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道路却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造成现有城市容纳农村劳动力的容积不足，另一方面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较低的比较利益又迫使农村劳动力不得不寻求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一方面吸力不足，一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求出路，从而造成了我国特有的挤压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也造就了具有多元性的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
（三）农民非农化进程的差异性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半工半农性质的独特的社会群体。对于大多数欧美国家来讲，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时，一般不存在许多限制，英国甚至采用了暴力的方式强行剥离农民与土地的所有关系，将农民直接转化为市民。
当然，这一过程是痛苦和充满血腥的。德国、美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过程相对于英国多了几分温柔和缓冲，但也没有出现农民工的现象，农民都是比较直接和快速地转化为了城市人口.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却受到诸多限制，从户籍管理制度到社会歧视等非制度性限制，几道闸门将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彻底隔离。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农村人口非农化的条件才逐步放宽，但就目前来讲，转向非农业的1亿多农村人口，多半只是一种职业的转移，并没有实现地域性的迁徙和农民身份的彻底变更。
人口从乡到城，经历了一个离土不离乡，若即若离的阶段，并向离土又离乡，完全成为市民的方向转变。从有利的方面来说，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并为我们制定一系列社会政策赢得了时间，有利于城市和乡村有充分的时间适应人口流动这一重大要素的变动。不利的方面表现在，城市化的进程缓慢，农民身份跃迁的时限较长，以致对引发投资、促进消费、加速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化起着消蚀作用。
三、当前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的核心问题
通过中外农民市民化道路的比较与分析，我们发现，农民非农化与城市化的非同步性、农民非农化内生机制的差异性以及农民非农化进程的差异性是导致当前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受阻的根本原因。就当前我国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我们通过对全国11个省的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较低的农民素质与不断减弱的县域经济承载力、制度缺失与不断强化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市场拉力以及社会歧视与过高的劳动力转移成本是当前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的核心问题。
（一）较低的农民素质与不断减弱的县域经济承载力
进城农民素质较低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与我国农民非农化与城市化的不同步性不无关系。通过文化素质我们可以就此问题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根据问卷，外出文盲劳动力占1.3%，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19.2%，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57.8%，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15.8%，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占5.9%.而且，这些劳动力中高达80%以上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技能培训。由于文化素质低，又不具备专业技能，使得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空间狭小，只能选择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造成这些岗位就业竞争激烈，工资水平低下。从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因找不到工作而返回农业的劳动力占返回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1%，集中突出地反映了这一问题。
国际经验表明，县域经济是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力军.但近年来，我国县域经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承载力却在明显减弱，如表1所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从县级市、建制镇及乡镇地域非农企业返回农业的农村劳动力占了全部返回劳动力的一半。
利用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这一比例还要高得多。县域经济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减弱，使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转移模式发生转变，"离土离乡"的农民逐年增多。
这一转变不仅催生了我国每年春节波澜壮阔的人口大迁移浪潮，使得我国的交通运输系统不堪重负，而且，也加大了农村劳动力自身的转移成本。
（二）制度缺失与不断强化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市场拉力
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特点是二元的，即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并存。农业部门由于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负数。工业部门正处于扩张过程中，劳动边际生产率显着高于农业，按照工资最高水平等于劳动边际产品的原理，工业工资显着高于农业，这一差异的存在，使农业部门对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弹性。这是一种逻辑上讲得通的极限理论，虽然由此推导出来的只能是"刘易斯陷阱"，但扩张的工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却在一定程度上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单纯的市场拉力并非能顺利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体制上的缺位和政策上的偏向，使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在面临城市扩张拉力的情况下失去了诸多平等发展和就业的机会[9-11].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当前农民对包括土地制度、教育体制、户籍制度、农业保险、医疗保障等主要相关政策的满意度是很低的，总体的平均满意水平才只有44.2%（见表2）。
具体表现为：首先，土地流转机制不活造成当前农民不得不根据农业生产季节性的特点边打工边种田，从而造成了农村劳动力散兵游勇式无序流动。其次，在国家现行的管理体制中，至今仍没有一个健全的机构来具体管理指导农村劳动力就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指导的主要是城镇居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而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只能依靠其自身微弱的力量。
第三，现行户籍管理体制严重剥夺了农村劳动力在更广阔空间的就业机会。虽然在许多地方户籍制度已经松动，但传统制度所遗留的各种弊端，再加上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农民进城务工的大门并没有真正完全打开，城乡壁垒并没有真正完全打破。第四，在农村除了"五保"可以享受一定的福利外，不管是从事农业的农民，还是外出务工人员，都严重缺乏基本的、应有的社会和劳动保障措施，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民市民化的进程[13].
（三）社会歧视与过高的劳动力转移成本
现代劳动经济学认为，当雇主为既定生产率特征所支付的价格依据人口群体的不同而表现出系统性差别的时候，就可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歧视，具体反映为职业选择受到直接的限制或既定人力资本获得较低的报酬。社会问题经济学认为，歧视是指相同的人（事）被不平等地对待或不同的人（事）受到同等的对待。歧视包括劳动力市场歧视和非市场歧视（社会歧视、教育歧视）。
而歧视的根源则来自于市场的不完美（不完备的知识、资源的非流动性、不完全竞争）和人类的不完美（一些人有歧视偏好）。西方国家受歧视的对象主要是种族和性别，我国被歧视的对象主要是基于城乡差别、出身于农村的农民和女性。近年来，国内学者们呼吁给予农民"国民待遇"，是农民受歧视的明证。而每年成千上万转移到城市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受到的工资歧视、雇用歧视、职业歧视则是农民工就业歧视的集中反映，也是所有农民受歧视的缩影[14].我国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主要由两方面原因形成：一是市场失灵和个人偏见导致对农民工的工资歧视；二是长久以来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制度和政策导致对农民工的雇用歧视和职业歧视。后者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形成具有实质性和根本性的影响。
经济学意义上，成本是和收益相联系的概念，指获得收益的代价。选择外出务工是农民做出的关于如何利用自身劳动力资源的重要决策行为，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工，同样要考虑成本和收益，以做出使其务工收益最大化的决策[15].农民外出就业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等。
表3是我们参考河南省农调队课题组的统计方法，利用问卷调查资料所得到的关于被调查农民工的成本收益表[15].它向我们透视出，在社会歧视的巨大压力下，57.3%的净收益率使千百万农民工依然义无反顾，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冲破重重障碍，积极寻求外出就业机会。但农民工外出的经济成本却是巨大的。一方面既要增加在外地的花费，同时又要放弃在家乡获得收入的机会，总成本高达5793.2元（其中：直接成本3661.5元，机会成本2131.7元），所以，巨大社会歧视下的较高的就业成本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四、我国实现农民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针对我国现实国情，确立以政府为引导，以农民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多元城镇化发展为依托，以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制度保障，通过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化、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等劳动力大容量转移的政策方针，是积极、稳妥、有序地实现农民市民化的战略保障。
（一）政府作为是农民工能否发挥社会"稳定器"作用的前提
农民工虽然是一支较不稳定但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极易产生较棘手的社会问题，但同时也可以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这需要以各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前提，只有通过制度建设有效地保障了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才能发挥其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才能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才能推进我国的城市化建设[16].所以，农民工拉动社会经济发展力量的正负取决于政府的是否作为以及如何作为。此外，农民工是一个历史的阶段性的过程，是当前农民以特殊的方式分享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成果，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农民工问题对于政府来讲是阶段性阵痛，几十年后，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结构性稳定地释放到大、中、小城市（镇）后，农民工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劳动工人），所以，对于政府来讲，应该看清这个趋势，顺应历史潮流，从一开始就尽可能地给农民工以平等的市民权利，以尽量缩短农民城市化的过程。
（二）消除障碍性制度，加速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进程
农民工融入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就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农民工要达到与城市的实质性融合，还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从表象上看，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最直接的阻碍是户籍制度，它造成了农民工身份、职业和角色的分离。
但从更深层次看，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歧视也阻碍了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认同和靠拢，这种社会歧视不仅来自于一般的城市居民群体，有些甚至是政府以文件形式规定下来，从而转化为区域制度性歧视[17-18].对于政府而言，只有积极主动消解障碍性制度，为人口自由流动创造条件，才能促进和加速劳动力转移进程。
（三）形成"推-拉"机制，促进人口合理、良性流动
大力发展工业化，拉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建立完整的人口流动的"推-拉"机制，对于我国完成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具有决定意义。大多城市化较为成功的西方国家也都是工业化先行的国家，农民离农主要是受到城市（镇）强大的吸引力所致。在这些国家，工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现代化、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及城市的崛起等重大因素之间都是相互依赖、互为推动，最终迈向现代化。而我国农民非农化比较典型的是农村对劳动力的挤压式转移。农民仅仅是被农业"推出"土地，但他们"离土不离乡"不会成为城市人口，至少大部分不会成为稳定的城市人口。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仅完成一半。所以必须有较完善的工业化、城市化体系吸引他们，形成完整的"推-拉"机制，走出农村的农民才有可能从地理空间的变化，转向生存方式和社会身份的变化，成为真正的市民。
（四）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缓解城市化与工业化压力
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不同步性，决定了在城市现代化大工业没有建立时，应当大力发展乡村工业，以缓解劳动力向城市超快转移造成的就业压力，为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准备条件。
工业化时常落后于城市化，这样，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寻求不到足够的就业岗位而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导致失业率上升，甚至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工业化发展速度超过城市化，劳动力资源不足也会限制经济高速、良性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城市化发展进程。当前，我国城市化正处于关键阶段，大江南北涌动的"民工潮"表明工业发展已经落后于城市化，解决不好就会带来一些棘手的社会问题。英国政府扶持农民发展乡村工业为我们提供了借鉴。而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各地涌现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胶东模式"等遍地开花，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同数百年前英国的"原工业"有异曲同工之美。所以，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会改写农村"以农为本，以粮为纲"的历史，还预示了一个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化的崭新前景。
（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城市化的社会成本。
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城市化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及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制度保障。政府对待人口流动的态度对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国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后没有自然地退出历史舞台，从而限制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此外，在只有简单救济与安抚政策基础上的暴力剥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英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所以，政府的强制干预应当建立在尊重经济规律基础上。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镇，城市经济难以吸纳众多就业人员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建立失业救济、养老保险、劳动技能培训和医疗服务等一系列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村移民过多对城市经济造成的冲击，从而减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负面效应，将城市化的社会成本降到最低限度。
参考文献：
[1]谷延方等。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城市化的启示[J ].黑龙江社会科学，2003，（3）。
孔祥智。英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是怎样处理工农关系的？[J ].前线，1999，（4）。
卡尔·文博特。大都市边疆——当代美国西部城市[M].北京：商务印书馆，l998.
张季风。战后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其特点[J ].日本学刊，2003，（2）。
Alan de Brauw and Jikun Huang.The evolution of Chinaps Rural Labor MarketsDuring the Reforms，Journal of Compar2ative Economics，30.（2002）。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城乡建设经济系。城市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王旭，黄柯可。城市社会的变迁——中美城市化及比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王洪春等。中国民工潮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
Tian Weiming，Liu Xiumei and Kang Xia.Social Viability Roles of AgriculturalSector in China ，FAO Agricultural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3.
[10]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11]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2]Liu Yang ，Rural Labor Migration Choice in China &Its Impacts on RuralHouseholds，2003.
[13]Todaro，M.P..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2nomic Review，59.
[14]程蹊等。农民工就业歧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农村经济，2004，（2）。
[15]鲜祖德。中国农村经济调研报告[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16]周天勇。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相反的政策含义[J ].经济研究，2001，（3）。
[17]聂振邦等。我国工业化中期农村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
关键词:“招工难” 民营企业 发展
一、民营企业的发展与用工之间的关系
第一、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曾经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较多的利润空间。我国既是人口大国又是人力资源大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先天优势。从全球范围来看，特别是和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较低所以民营企业在用工方面的成本也就相对较低。此外，受传统就业观念的影响，许多人都认为民营企业的职工和国有企业职工相比“低人一等”较低的工资水平也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可。所以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利润空间。
第二、民营企业在劳动力的管理方面缺乏科学合理的管理体系
民营企业在对劳动力管理方面缺乏科学性，特别是一些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多是家族企业，在用工方面随意性较大。不按劳动合同支付工资，管理缺乏人性化，随意加班，等现象较为普遍的存在。
第三、民营企业用工方面有着特殊性
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用工有着一些特殊性，首先用工流动性强。民营企业用工以“农民工”为主，这些农民工有很多都是跨区域就业，欠缺稳定的生活环境，再加上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的限制，就业的稳定性就相对较差。就业时间多则一两年，少则几个月。和国有企业职工几十年的就业时间形成明显的反差。其次，学历层次较低。传统的就业观念认为找工作还是国企更加稳定，收入水平较高所以更多学历层次较高的人才，更多的流向国有企业。这就造成了民营企业的用工方面的劣势。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二、 “招工难”产生的原因
第一：经济复苏带增加了企业的用工需求。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外来务工人员总量有所减少。2008年金融危机后很多民营企业海外订单缩减。用工需求减少，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农民工返乡。随着2010年经济的回暖用工需求开始增长，所以导致了民营企业在一定时期的用工不足。
第二：物价上涨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近年来受通货膨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物价水平不断上涨，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人工资水平的要求也在不断的上涨。提高工人待遇成为大势所趋。
第三：人力资源供求结构失衡。“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体现出我国在人力资源供给与需求方面的结构性失衡。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的调整升级。在此过程中企业的用工需求也有了新的变化，对工人的技术能力要求不断提高。但是在人力资源的供给上和这种需求不相适应。
三、“招工难”对民营企业的影响
“招工难”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应该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与动力同在。
第一：“招工难”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形成巨大的压力。首先， “招工难”直接导致了很多民营企业开工不足。其次，“招工难”迫使企业提高工资，增加企业运行成本。为解决招工难很多企业直接采用了，提高工资的方法，这也带来了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企业利润空间的减少。
第二：“招工难”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招工难”出现后很多民营企业通过提高工资的方式来吸引工人，这样一来必定会带来企业成本的增加。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寻求新的途径来提高企业的利润。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效率的提高就成为必然。
“招工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民营企业产业升级和结构性调整。从产业结构的角度上看民营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用工需求总量较大。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注重发展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提升由技术含量带来的利润空间。
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使得很多企业开始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有些民营企业仍然是家族式的管理和生产模式，管理松散的现象比较多见。“招工难”出现后很多民营企业开始在员工管理、提升效率方面下功夫。这对企业管理方式的改善也是一次新的契机。
四、面对“招工难”民营企业应该采取的措施
第一：注重劳动力的利用效率，利用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在企业用工总量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注重科学管理，规范生产流程，提升劳动效率无疑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
第二：改善待遇，促进员工稳定就业。民营企业在用工方面缺乏规范性，有些企业一直没为员工交社会保险费，甚至很多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所以员工和企业的关系就相对松散，缺乏持久性。要解决用工方面的困境，单凭提高工资待遇绝非长久之计，关键的还要在改善工作环境，解决保险，甚至是生活环境，家庭负担等多角度多方位的为员工排忧解难。在管理上真正体现出一种比较切实的人性化的做法，特别是当成企业不可或缺的成员看待与对待，努力建立一种让企业与员工能够认同的企业文化，让员工有归属感。
第三：通过职业培训的方式实现企业和员工“双赢”。从企业自身建设角度上讲，现在企业需要花力气培养人才，不能全指望招聘人才。从民营企业的用工发展的倾向上看，企业对工人的操作技能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广州的一项调查表明，“40%以上的企业要求应聘者有技工证，只有10%的农民工有技工证”[1]越来越多的80和90后群体进入民营企业就业，他们与父辈对自己工作的期望不同。对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变“输血”为“造血”，一方面可以提高他们的技能，稳定就业，另外对于企业而言还可以满足对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第四：政府引导，多管齐下。“招工难”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企业自身的积极努力。还需要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政策性支持。比如很多用工流动是因为子女教育问题产生的。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没有地方政府部门的协助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在教育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地方政府应该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为民营企业的用工打开方便之门。
关键词：就业；启示；制度
近年来我国就业问题十分突出，对就业问题的研究也开始增多。本文致力于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阐述在制度变迁的环境与背景下我国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以及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所源于的制度环境，以对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起到借鉴作用。
一、国外对就业问题的相关研究
国外就业理论成果颇丰。早期文献较多地关注劳动力需求，具有代表性的是劳动力需求边际生产力理论和凯恩斯的就业水平取决于总需求水平理论。20世纪下半叶，发展到劳动力供给研究，代表人物为加里・贝克尔、西奥多・舒尔茨等，其中贝克尔在劳动力供给研究方面做出了基础性贡献，为后来的劳动力供给理论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可以概括为“遵循市场法则的均衡就业”理论，它以“萨伊定律”为基础，认为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经过利息率与工资的自动调节，最终使劳动的供给与需求实现均衡，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失业。萨伊以后的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提出，通过利率的自动调节使得储蓄可以全部转化为投资，形成充足的市场需求，从而最终实现充分就业。然而就在这一时期，自由放任的就业理论也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与质疑。凡勃伦和康芒斯等一批制度经济学家也意识到古典就业理论与现实不符，即使在庇古的自由竞争框架内仍有可能存在“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由此可以证明单纯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是很难达到充分就业的。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产生。凯恩斯认为失业的根源在于三大心理规律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确立了国家干预经济、解决就业问题的经济学理念，使经济学及其就业理论进入到了现展的新阶段。二战以后，凯恩斯的就业理论上升到经济学的正统地位，菲利浦斯曲线也成为西方国家制定就业政策的重要依据。美、英等国在40年代中期就分别通过了所谓“充分就业”的立法。
20世纪60年代，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出现，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并以此来否定凯恩斯“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认为菲利浦斯曲线所表明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此长彼消的关系长期内不会存在，反对凯恩斯主义通过国家干预刺激需求的就业政策。
反对凯恩斯就业理论的还有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供给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供给学派批评凯恩斯只注重需求而忽视了供给。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则认为，人们的理性预期会抵消掉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的政策效应，使之归于无效。并再次强调市场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如何选择好适当的市场放任度和政府干预度，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均衡点，是现代西方就业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做出较系统研究的是发展经济学就业理论。发展经济学把劳动力就业、人力资源利用看作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认为劳动力利用不足，人力资源大量闲置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严重困扰，进而提出了一系列的就业理论，力图排除困扰。发展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包括劳动力闲置标准、劳动者失业原因、就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剩余劳动力迁移规律和就业政策。其中刘易斯-费-拉尼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和托达罗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在理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其中刘易斯-费-拉尼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和托达罗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在理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以古典经济学假设为前提，把西方早期工业化过程作为其理论的经验依据，把发展工业作为主要目标，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此后的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式给予了补充和发展，对农业给予了必要的重视。托达罗在研究中，强调了收入预期在劳动力迁移中的作用以及制约劳动力迁移的因素，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并从地区与部门结构平衡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调整措施。
总结来看，对于就业问题，西方经济学总的来说可分为两派：萨伊、马歇尔、庇古、弗里德曼等崇尚市场行为，主张让市场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而凯恩斯、汉森、菲利普斯则推崇政府行为，主张靠政策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
二、我国相关就业理论
由于就业形势的严峻，我国对就业问题的研究开始增多，主要是围绕着两条思路展开的：一是从劳动力市场角度，认为传统的就业和工资制度、非有效就业以及分割的劳动就业市场是我国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二是集中在劳动力需求方面，多数人赞同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认为就业需求不足根源于内需不足，提出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扩大需求，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就业。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要不要把促进就业作为一个基本优先目标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认识并不充分和统一。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国家对就业问题非常重视，就业被列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宏观经济反周期政策无一例外地根据就业信号做出反应。我国也应该把充分就业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优先目标，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等。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对就业问题的研究和明晰的思路及有力的支持，经济增长往往成为唯一目标，政府常常把就业视为个人或企业等的个体行为，不重视发挥政府在解决失业中的主导作用，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手段与目标的倒置，这也是我国失业状况日趋严重的一个原因。国际上一般把亚洲四小龙作为实行符合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典型，而把一些中南美洲国家作为推行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代表，从长期来看，不仅前者经济发展绩效优于后者，而且失业率低，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由此可见，失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制度选择。
第二，对“奥肯定律”在我国失效，即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出现的非一致性如何解释的问题。关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问题，目前的研究比较多。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一般有着正相关的关系，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但在我国，实证数据却显示经济增长与人口就业变动之间存在着较强的非一致性，是高增长与高失业率并存，表现为体制转轨、经济转型时期，传统就业体制积淀下来的存量矛盾的释放和对经济全球化条件约束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就业弹性下降。在我国，“奥肯定律”出现了变异。
蔡等（2004）认为我国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没有能促进就业，是因为国债投入行业的优先顺序与行业就业密集度指数恰好相反，而利率的持续下调鼓励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提出要把就业作为首要目标来治理周期性失业，从降低经济成本的角度来治理自然失业。
宏观政策归根结底是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选择的结果，将经济增长放在首位的政策取向在我国将来的一段时间内恐怕还会存在。制度对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巨大的，制度因素对我国就业问题的影响也是深刻而全面的，因此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第三，从我国的微观结构矛盾的特殊性，即从产业结构、产权制度、分配制度等角度入手寻求对我国就业问题的解释。一些学者从技术变迁、产业结构和具体的制度安排方面对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的劳动就业存在着“路径依赖”与制度性就业矛盾，并从就业政策的制定、近远期目标的确立以及发展道路的选择方面给出解决方案等。
三、对已有研究的评价及启示
经济学中对就业问题虽然有大量研究，但是因为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受非经济因素干扰最多、最不适用均衡模型的市场，一些理论尽管逻辑严密，却不能解决现实中的就业问题，至今一些许多国家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
第一，新古典就业理论成立的前提是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由于劳动力是非同质性的，劳动力市场属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且劳动力的流动有很大的成本，包括劳动力在地区之间迁移的成本、劳动者搜寻就业岗位信息的成本、劳动者技能转换的成本等；另外无论对于劳动者，还是对于雇主，信息都是不完全的。因此建立在这一假定基础之上的充分就业理论无法成立。
凯恩斯的就业理论主要致力于解决经济萧条时期的就业问题，它基本上不考虑解决就业的需求管理政策的长期合理性，例如在扩大政府投资中的各种不合理行为，因此不可能回答长期持续的充分就业问题。发展经济学的就业理论以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为基础，与我国的历史背景和已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并不相符，故也只能用来参考。
总结来看，西方主流就业理论把失业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技术进步、劳动分工、工资率及消费需求的不足。在解决失业问题的途径上则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虽然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通过刺激需求、改变工资率等作为扩大就业的途径，但实际上他们主张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仍是倡导经济增长。但在我国，由于“奥肯定律”的变异，经济增长已经不能成为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唯一途径，必须寻求其他的解决方式。
第二，就业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政府和市场如何发挥作用，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发挥作用的程度如何，二者谁为主导、谁为辅助等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约束条件下，尽管不能忽视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更要充分发挥政府对就业的宏观调控和指导。因为我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的，政府的力量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市场有效发挥作用所要求的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并且无法替代。
第三，已有的就业理论较少涉及制度因素。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在研究就业问题时其制度前提是既定的，制度从来就没有作为一个变量纳入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范畴。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理论中忽略制度分析的倾向，新制度经济学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实际上，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路径，使得各国所选择的制度模式有着巨大的差异，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制度的模仿和相互渗透也无法改变这种差异。对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来说，制度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更是深刻而全面的，它必然成为经济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研究就业问题也不例外。
经济制度与就业密切相关，因为经济绩效是扩大就业的基础，而经济绩效的好坏取决于经济制度安排，并通过对生产率的影响，直接成为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在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前提下，要具体分析我国面临的就业形势和就业矛盾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所导致的就业弹性较低的问题，对就业弹性的分析也应从制度入手。
说到底，一国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不同的就业结果，导致不同的社会经济后果，而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离不开一定的制度环境，研究就业问题离不开对制度的分析。
参考文献：
1、蔡,都阳,高文书.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J].经济研究,2004(9).
2、李俊锋,王代敬,宋小军.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研究――两者相关性的重新判定[J].中国软科学,2005(1).
3、肖机灵,徐文华,熊桂生.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性的制度解释及制度安排[J].当代财经,2005(6).
（一）河南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点
从全国来看，由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比较大，人口老龄化程度和老龄化速度差异也比较大，基本上是由东向西呈梯次降低的状况，东部发达地区远远快于西部欠发达地区。11月1日，河南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24％，远远超过衡量老龄化程度的世界标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目前，河南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抚养比将逐步上升。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南省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64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6.96％。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河南省65岁及以上人口为77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8.24％，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上升了1.27个百分点。
第二，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明显，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老年人口多数生活在农村。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老年人口主要分布于城市，河南的情况则不同。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和农业大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是河南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点。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城市高出0.71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口迁移和流动到城市从事务工经商、参加学习和培训等。
（二）河南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根据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河南省老年人口总量将由的771万逐渐增加到2050年的2432万人。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将成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群体。老年抚养比将从的10.4％上升到2050年的40.06％。
二、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对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的影响
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年龄结构。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短缺。河南的老龄化特点具有规模大、速度快等特点都对劳动力的供给产生深远影响。根据预测数据，河南2030年以前0岁-14岁、15岁-64岁和65岁及以上三个年龄组人口变动情况，呈现少儿人口比重逐步下降，老年人口逐步上升的趋势，而劳动年龄人口则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从短期来看人口老龄化还不会给河南劳动力市场供给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河南的老龄化速度快，河南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比较优势局面也将在2015年前后结束。我们应该认识到河南省劳动力短缺是必然出现的现象。
（二）对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老龄化带来的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与之对应的就是老年人口大量增加。老年人口的增加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上。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造成老年人体力或精力下降，反应速度变慢，劳动能力衰退，不宜继续从事繁重的劳动和快节奏的生产，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二是与年轻劳动力相比，老年劳动力容易生病误工，加大企业经济负担，不利于企业增加利润，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劳动力高龄化后带来的知识老化，这将会给技术更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困难；四是科学史表明，青年人才对科学的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天才大多是在青年或中年时期出成果的。
人口老龄化问题尤其是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对农业的基础地位将产生很大的影响。河南农业基础地位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没有农业的稳定就没有社会的稳定。由于城市经济发展引起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外出，农业劳动力的老化，导致现有农村的农业的人口减少，并且在农业中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这不利于河南省农业产业的发展。第二产业中有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年龄要求比较严格，目前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状况。无论劳动力短缺是结构性的短缺还是数量的短缺，都说明适合这种产业的劳动人口在减少。随着河南的经济发展，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适龄劳动力的减少将会对第二产业的发展带来影响。
（三）对养老保障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养老负担的方面的影响可以通过抚养比来进行衡量，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是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人数之比，实际上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一般以百分数表示。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河南人口抚养比在未来50年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老年人口抚养比则从13.7％上升到54.6％，上升了40.9个百分点。同期，少儿人口抚养比下降，少儿人口抚养比从1990年的43.1％下降到2050年的28.8％，下降了14.3个百分点。由于老年抚养比增加的速度远远快于少年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导致总人口抚养比从的56.8％增加到2050年的83.3％。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大大加重。
老龄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还体现在养老金的支出上，随着河南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快，离退休职工也迅速增加，相应的养老金支出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河南的养老负担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农村的养老保障，由于河南老龄化的一个特征就是农村老龄化比城市更加严重，使得农村的养老负担日益严重。目前，农村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城镇。在未来，这一趋势将继续。与城镇相比，农村面对的养老问题更加严峻。
（四）对储蓄的影响
当代西方经济学界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对储蓄的意愿是下降的。我国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剧，从2020年前后开始，我国将由目前的高储蓄率国家逐渐转变为一个低储蓄率国家。老年人口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可提高0.37个百分点，远远不及劳动年龄人口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提高1.47个百分点。老龄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老年人自己的储蓄减少，而且还会影响到家庭中年轻人的储蓄行为。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基本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老年人口的增加对于家庭来说消费呈现增加的趋势。随着老年人的消费特别是医疗费用不断增加，老年人的储蓄减少的同时，将会影响到下一代人的消费和储蓄行为。河南人口预测数据表明未来少年人口的数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也就是未来老少扶养比的总体是增加的，人口负担系数的增加必然会减少家庭的储蓄。
（五）对消费的影响
按照消费经济学理论来说，消费水平的基础是收入水平，一般来说，老龄人口退休后，由于所领取的退休金、养老金只及原来工资活薪水的50％或70％，有的甚至更低。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一般要低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水平，老年人的消费倾向较劳动年龄人口低。现有研究的结论中一般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是劳动年龄人口80％，也就是老年人的消费系数是0.8，这个数字在数据上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估计检验。
三、应对河南人口老龄化的对策与建议
人口问题是河南的基本省情，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河南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关系着河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关系着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要从战略的角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更要认真研究人口老龄化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一）协调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一，加快河南的科技创新步伐。对于老龄化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的解决办法是是刺激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在人口不断老龄化的情况下，技术进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因此，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刺激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利用河南最后的人口红利期发展经济，为老龄化社会做好经济积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加强对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尤其是对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的劳动力进行教育和培训。促进河南的经济有劳动力密集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为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对于老年人也要加强教育培训，发挥老年人的作用，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探索实行富有弹性的退休制度，让健康低龄老年人中的高级专家和经济社会高级管理人员及有一技之长的能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继续发挥作用。
第三，大力发展老龄产业。老龄化给老龄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发展机遇，利用老年消费的特点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鉴于老年消费品市场的特殊性，政府应当及时出台正确引导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引导企业向老龄产业投资，以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同时也为经济增长创造机遇。
第四，促进河南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发展，为老龄化积累更多的资金保障。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养老基金及证券、基金投资的保值增值都要求完善的资本市场来保证。这就需要健全河南的资本市场法规体系，加强监管，增加老年人口的财产性收入。
（二）协调人口老龄化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把养老保障放在工作的首位，城市应当继续推进养老保险制度，使得所有老年人都享有老年保险；农村也要积极推进老年养老保险，探索和土地结合的养老保险，一定要加强对农村养老保障的投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特别是把农村老龄事业发展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予以重点照顾和扶持。
【关键词】农民流动 民工潮 农民工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初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跨区流动，即“民工潮”，日渐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对此大规模的民工流动，国家采取一切措施以期平安渡过，但现实中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流动的短暂时期内造成的交通运输及相关社会影响，而在于这些劳动力在流入城市之后造成的社会后果和远期效应。从这一点来看，目前的讨论大部分注重现象的描述和流动利弊的分析，并未用社会学系统的观点看问题。与许多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情况类似，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已是不可逆转的现实问题。从舆论倾向看，理论界和民工流动地强调其利，而流入地（尤其是大城市）政府与居民多重视其弊。事实上，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操作上，现在该做的已不是利弊分析，而是必须着力研究政府和社会各个部门如何兴利除弊，系统协调城市与民工的关系，使各种社会资源包括民工劳动力的配置趋于最优化，使与民工流动相关的社会利益分配失衡降低到最小。本文将深入细致地探讨“民工潮”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1、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必然性
（1）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人口众多是我国最突出的国情，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
一方面，耕地逐年减少，农村就业弹性十分小；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下降。这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寻求其它就业渠道，从而出现了各种方式的流动。
（2）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由于农业比较收益下降，土地对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再加上农民收入增长不前，各种收费增多，负担沉重，这是“民工潮”的直接动因。人口问题和农业问题的交织已将许多农民推向城市，由此构成不发达省区“民工潮”的推力。
（3）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的内在要求。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在生产技术极为落后的农业基础上开始的，建国后所走
的重型工业化道路使国家的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偏差越来越大，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更加突出了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特点。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及一系列偏向城市的政策导致两个明显不同的阶层的出现：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时期。转变二元结构格局，推进农业劳动力非农化，从而实现现代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2、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的根本原因
我国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政策，导致城乡间经济差距较大。农民在意识到了这一点后，产生了强烈的离土流动的倾向。就全国来看，农村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我国的中西部人口7.2亿，集中了全国63%的人口。其中农村人口5.77亿，占全国农村人口的64.4%，中西部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76.2%，我国的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而且基本上是以从事农业为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批农民从中西部流往东部地区，从内地奔向沿海，从农村涌向城市，形成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
3、农民观念的更新和宽松的政策促进了农民的流动
随着改革的深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市场意识不断增强，观念不断更新，眼界不断开阔，冲出家园致富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加上不少地区把劳务输出作为本地区经济的一条途径，注意加强引导、服务和组织，消除了农民外出打工的一些限制，所以，农民一般凭一张身份证就可走南闯北。
总之，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二元结构向现代化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上述各种原因的存在决定了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十几年来，进城民工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在城市“苦、脏、累、险”行业中已成为主力军；他们把劳动所得寄回家乡，为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大量资金；他们在城市学到了知识和技能，回乡后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他们增加了城市与农村的联系，加快了农村城市化进程。但大量农民流入城市，也给社会治安管理造成很多困难。由于他们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固定职业，较难以管理。在民工高度聚集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城镇中，各种刑事犯罪多数是民工所为，有的地方甚至比重高达90%左右。
三、加强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管理
1、提高认识水平，破除陈旧观念
（1）必须充分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尊重市场经济下人口流动的规律性，从根本上转变对流动人口自由择业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不得侵犯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不能一提流动人口，就把他们同“盲流”和流窜犯罪分子联系起来，随意清理和遣返。对于已取得就业岗位的流动人口，不能肆意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克扣工资，甚至进行人身侮辱等。
（2）要克服城市自我保护意识，从市场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应有的地位。
（3）改革城乡户籍制度，打破户口身份上的终身制和世袭制，实现人口迁移的自由。
2、加快和培育劳动力市场，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
为了减少人口流动的盲目性，必须加快建立和培育劳动力市场，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第一，应在交通便利的城市区建立区域性劳动力供求交易中心，为流动人口和用人单位提供公平竞争和双向选择的场所。第二，加强市场中介组织建设，如信息机构、职业介绍机构、职工培训机构的建设，开展咨询、职业介绍、培训等系列化就业服务，以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流动所带来的风险。
3、规范政府管理行为，加强管理法规建设
（1）为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一些地方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许多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在指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存在不少问题，必须进行认真的清理和完善，使之走上规范化、条理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其中，凡是对流动人口管得太死、短期行为严重、存在歧视的政策条文应一律废止；互相制约或不完善、不严密的政策条文应予调整和完善；彻底改变重收费轻管理的不良倾向。管理是政府行为，政府有相应的资金渠道，不能一提加强管理就同设卡收费和罚款联系起来。当前农民负担仍然沉重，即使他们外出打工挣几个钱，也是血汗钱，来之不易，不能任意收取，对该收的费用、该办的证卡，应力求合理、简便、适合于流动人口的具体情况。
（2）加强市场规则建设。为了保证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平等竞争、公平交易和自由择业的权利，必须加快市场规则的建设。对那些搞市场垄断、歧视、侵犯自由权和契约权的不正当行为严加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