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8 17:35:09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状况
18世纪到19世纪，两次工业革命使西方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9世纪末期，美国充分运用二次工业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使生产获得飞速发展。一方面，新的工业部门开始出现，如电力工业、电器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等等；另一方面，旧的工业部门，如钢铁工业等因为生产技术的改造而获得新生。新兴工业部门的成长以及原有部门的重振雄风，代表着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产品结构日益复杂化，促使现代大规模工厂生产迅速发展，致使资本集中、企业巨大化，推动了垄断组织的产生。
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垄断从最初的仅限于流通领域扩展到原料采买、产品加工和产品销售等领域，于是高级的垄断组织托拉斯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托拉斯指的是“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而成，由董事会统一经营全部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领导权控制在最多股份持有者手中的组织。”[16]这种经营管理模式在当时证明是实现对某一行业控制最有效的手段。1882年，全国性规模的合并企业美国石油托拉斯成立，这也是第一个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和名称的托拉斯组织。其它部门纷纷效法，制糖、烟草、煤矿、铝业、钢铁等行业也相继建立了托拉斯。根据1895年制造业普查报告，“大约有185个企业联合体，其资金总额超过30亿，占美国全部制造业总资本的近1/3。”[17]这些托拉斯组织凭借自身雄厚的资本使用搭售、价格协定、联合抵制等方式来实施其控制力，限制公平自由的竞争。
20世纪初，美国的垄断组织又有进一步发展，主要集中在了钢铁、石油、铁路等新兴行业。例如，在钢铁业，安德路·卡内基从1873年创办钢铁厂到1894年，已经控制了全美国炼钢能力的1/4。“为获得铁路及航运上的优惠条件并控制生产和市场，卡内基和其它十几个行业联合一起，于1901年合并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该公司包括采矿、加工、运输、销售等行业的700多家企业。”[18]垄断经济的发展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结构的合理化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但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生产过剩的问题引发经济危机频繁出现。1882、1890、1900、1907年，经济危机接连不断的发生。1882年危机使机车产量由2282台下降至800台，下降了65%。煤炭产量下降了7，5%，生铁产量下降了12，5%，棉花消费量减少了15，4%，甚至一直增长的钢产量也下降了10，7%。1908年，新建筑合同减少23%，钢铁托拉斯所属企业一半以上停工。失业人数超过以往各次。除此之外，垄断经济还带来其它问题：垄断减少就业机会，保持垄断价格使公众受害，垄断助长投机和资本掺水现象，大大的破坏了竞争，它使小企业失去了在市场中生存的机会。为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大企业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控制原料来源，划分销售市场，限定产品价格，不断挤垮或兼并中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暴力、欺诈和腐败的行为。这些问题随着垄断的高度发展而变得日益尖锐和突出，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作出适当的控制，以使本国经济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和发展。
（二）美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为解决垄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美国政府从不干预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转向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干预经济运行。
1887年，《州际商务法》出台，该法禁止进行联合经营与订立运输协定，宣布回扣与歧视性运价为非法。
1890年7月20日，国会通过了《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即《谢尔曼法》（ShermanAct），推动了国家经济权力的集中，对自由竞争进一步实行限制，标志着对全国商业活动进行调控的开始。
1897年和189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政府先后与横贯密苏里的货运联盟和联合运输联盟的诉讼案中，判决铁路公司违反《谢尔曼法》。1899年，最高法院判决阿迪斯顿管道公司和炼油公司等六家公司组成的市场联营违反《谢尔曼法》。1902年，司法部对控制大北部、北太平洋以及芝加哥、柏林顿和昆西等铁路的北部证券公司提出公诉，最高法院于1904年判决北部证券公司解散。
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成立，并于同年出台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该委员会拥有违禁命令的权力，对于违反命令的工商企业，可将案件提交法院审理。
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政府出台了《农业调整法案》、《全国工业复兴法案》、《铁路紧急法令》等一系列经济法案，力求恢复经济。
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案》采用政府奖励、津贴的办法，提升农产品价格，恢复农民的购买力和战前的地位。《全国复兴法案》则是为了复兴工业和减少失业，保持工业的合理利润和工人维持生活的工资。为此，需要通过工商业的自行调整减少生产过剩，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和提高物价。同时，这个法令还授权联邦政府资助公共工程建设，鼓励工商业一定程度上的集体自治。《铁路紧急法令》设立联邦铁路协调员，协助防止浪费，改进财务组织，把运费率降到符合公共利益的程度，以改善铁路信誉。
上述的经济法律法规与以往传统法律大不相同，其特点是突出了大量的直接具体的经济内容；突出了国家直接具体地干预和参与经济生活的意志；突出了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要求；从多方面制约传统民法确立的一系列个体本位化、权利绝对化、契约自由化等原则。[19]
（三）美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美国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较为典型的模块，它较鲜明地体现着经济法的
一般发展规律，集中地反映了经济法的各种本质特征。
由于垄断和限制竞争日益严重，加上其他各种不正当竞争也更加猖獗，动摇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基础，价值规律被扭曲，市场调节遇到了严重障碍而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市场具有局限性这一缺陷显露无疑。
产业革命后，科技和生产力快速发展，经济部门、行业和产品不断新旧更替，竞争更加激烈。许多行业所需投资规模大，周期长，有些需要较长时间的前期研究开发，短期内无盈利，甚至有失败和赔本的风险，私人投资者望而却步。如果不投资或者投资不足，未来很有前途的行业不能及时成长，还将制约其他行业或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此时，公共设施和公用、公益事业投资不断有所扩大，私人投资往往不愿涉足。私人投资者对于眼前利益的追逐，往往很少估计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其他社会效益，使自然资源和环境遭到破坏，而不愿为保护环境资源和治理污染进行投资。市场的唯利性缺陷表露无疑。
市场还存在着滞后性的缺陷。市场信息的不足和滞后影响着经营者个体经济效益和利益。过去经营规模不大，一些经营者亏损和破产无关社会经济大局。如今企业规模扩大，垄断企业对于超额垄断利润追逐的心理，往往使之忽视市场需求而不断扩大投资，以致造成生产过剩和产品大量积压。其后果不仅直接造成这些企业的亏损和破产，而且由于这些大企业的亏损连锁反应，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
由于市场调节在19世纪末生产社会化和垄断形成后开始失灵，美国开始干预经济，经济法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
二、德国经济法模块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经济状况
德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行者。在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基础上，以惊人的速度推进本国工业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在煤炭、钢铁等重工业领域发展速度更快。1870-1913年40年间，煤炭的开采量从3400万吨增至27730万吨，增长近10倍；钢产量从17万吨猛增至1832万吨，增长100多倍；铁产量从139万吨增至1931万吨，增长10多倍。到1913年，德国的钢铁产量比英法两国钢铁产量的总和还要多，仅次于美国。在新兴的电器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就更令人惊讶。1913年，德国生产的电器产品占全世界的34%，居各国之首。从1870年-1910年，“德国工业生产增长了4，6倍，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比重增加，从13%上升到16%。”[20]到1913年时，更上升到35，7%，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使得德国迅速完成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其垄断组织首先出现在煤炭、钢铁等重工业领域，垄断组织的普遍形式是卡特尔。”[21]1890年，卡特尔增加至210个，1911年更是猛增至550600个。垄断已成为德国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
（二）德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虽然垄断在德国经济生活中占了很大比重，但是，德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与市场缺陷较之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甚明显。另外，当时的德国为了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争霸欧洲以及争夺海外市场，大力扶持、参与卡特尔，使私人垄断资本向国家垄断资本转化，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因此，德国虽然颁布了《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以规制不正当竞争，但其对于垄断却不像美国一样完全采取排斥的态度，对卡特尔扶植还是控制完全取决于国家的需要，对于经济的管制强度则远远大于美国，使得其经济法更多地呈现出了管制和军事化的特点。
在一战时期，为充分调动有限的经济资源为战争服务，德国政府强化了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只是当时的控制领域有局限，只限于对物价的控制和粮食征用。如1915年《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公告》对物价进行限制，1916年和1917年颁行《确保国民粮食战时措施令》保障粮食供应和国家强制征用。魏玛政府成立后，沿用了战时对经济管制的传统，并且将管制经济的范围由交换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1919年颁布的《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和《钾盐经济法》等一系列管制经济法，对大企业的经济活动和主要物资的供应进行直接的干预和限制。1923年，魏玛政府颁布了《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将管制经济的范围扩大到生产组织卡特尔。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将垄断组织的发展推到了极致，将管制经济法转变为强化垄断的法，1934年7月15日，法西斯政府在一天之内颁布了两个强化垄断经济的法律，即《卡特尔变更法》和《强化卡特尔法》。《卡特尔变更法》的核心是规定“在经济上以健全的职业阶级之确立为目的，促进经济的结合。”[22]《强化卡特尔法》则授权经济部长“在认为必要时，有权在特定的产业部门禁止企业的新设和增设，以达到运用国家权力加速资本集中，促进垄断组织发展之目的。”[23]为进一步确立垄断资本的权力，进一步转向战争经济，1934年11月27日法西斯政府又颁布了《德国经济有机建设法律》。该法将全国企业分为工业、商业、银行、保险、动力和手工业六个大经济组，凡重要的卡特尔都采用比例制的卡特尔，使在卡特尔中最大的老板对卡特尔的政策起决定作用，而各组织的负责人由各行业卡特尔负责人兼任。同时，该法又规定成立帝国经济院，将德国经济按行业和地区组织起来，由经济院对下属企业的原料来源、产品销售和生产计划进行控制。
（三）德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德国经济法并不是在市场发育到一定阶段以致出现市场失灵、要求国家干预的情形下产生的。相反，虽然其卡特尔垄断组织在许多经济部门得以广泛的发展，但是在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介入的时候，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与市场缺陷较之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甚明显。德国政府之所以会颁行大量的经济法律法规，其原因是，市场作用的发挥无法满足政府迅速崛起以及战争的需要。
作为后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一方面对发达国家商品的入侵抱有极大的忧虑，另一方面渴望迅速崛起以同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如果完全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很难满足政府的愿望。于是，德国政府便以国家权力来扶持卡特尔之法，这一类型的法律也就构成了德国最初的经济法。
战争也是德国经济法产生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战争及备战这种非常态时期，单纯依靠市场显然无法集中有限的经济资源，因为市场的本质是自由竞争。因此，德国政府不惜强力介入市场，全面统制全国经济，以满足战争的需要。
综上所述，德国经济法在产生之初刻上了浓重的“战争对策”和“危机对策”的烙印。
三、中国经济法模块
（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之路
按照一般理论，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之法，经济法与市场经济紧密相随。因此，在分析中国经济法产生之路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史。
中国社会长期以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为主，市场发育水平极其有限。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国家先后颁布了一些管制经济的法律法规，内容先后涉及计划、财税、金融、价格、行业管理以及企业组织管理等领域，如：《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关于物价管理的试行规定》、《关于发展农副业生产的决定》、《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等。这些法规实质上是行政法，是适应计划体制的需要而产生，其立法指导思想及制度体例均带有浓重的计划色彩。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完成了它的任务之后，我国没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市场经济和市场发育过程失去了许多应有的机会和历史连续性，以致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断代期”。在此期间，由于强烈的赶超愿望及当时流行的经济理论的影响，政府选择了重工业有限发展战略，从而相应形成价格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的微观经营制度，构成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虽然使中国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但是代价却是极其高昂的，不仅“赶英超美”的目标没有实现，而且国民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处于崩溃边缘，由计划作为唯一的资源配置手段导致我国经济体制失去了效率和发展动力。
经济的恶化使中国政府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了反思。1978年底，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市场为取向的目标日益明朗，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开始在国家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挥作用。1979年，中共中央提出发展“以市场调节为辅的计划经济”；1984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十年努力，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国际上，到2005年11月16日为止，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已被43个国家认可。不过，中国的三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和日本，还从未正式提及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待遇。
（二）中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从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并“对既有的经济法律法规进行大刀阔斧地修正，以基本上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法体系日渐形成。”[24]在财政税收方面，《预算法》、《统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政府采购法》、《个人所得税法》等先后颁行。产业与计划方面，有《中小企业促进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在金融和价格调控方面，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法制度发展到新阶段。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价值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在逐渐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一些问题也开始出现，如生产者销售者为追求自身利益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不重视产品质量，欺诈消费者。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规制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如1993年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1994年的《广告法》，1996年的《拍卖法》，1999年的《招标投标法》等。
（三）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和发展道路与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有明显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职能不是作为市场缺陷的补救措施而产生的，这里一开始国家就全面介入经济生活，全面担负经济组织管理职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排斥和取代了市场的作用。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不存在经济法，而是以行政法管制经济的运行。
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法才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其产生原因是克服转型期市场的缺陷。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时期，市场经济本身还处于成长阶段，离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很远的距离，因此它具有转型期市场特有的缺陷，即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体系不健全。由于长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市场治理机制的萌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实行体制改革和转轨以后，逐步改变“国家统制经济”局面，国家权力因素逐步受到节制，市场开始发育和逐渐成长。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市场依然是不成熟的。例如，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不能进入市场进行流通和交换，资本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市场分割现象非常严重，价格刚性或受到认为因素的干涉而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在一些领域，不仅进入壁垒很高，退出壁垒也很高，资源的自由流动与优化组合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些缺陷靠幼稚的市场无法调节，因此需要国家在组建、培育市场方面做大量的工作，这也成为了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同时，由于中国转型期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市场发育不成熟与一般市场缺陷交织在一起，二者相互强化，加剧了一般市场缺陷的影响。例如，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缺陷的一个表现，它虽然造成消费者弱势地位并使经营者有机会欺诈消费者，但在相对完善的市场上，由于市场的统一和开放，交易者之间难免重复博弈，信息优势者具有主动提供真实信息的动机，信誉成为大多数人都看重的“资本”，因此，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可以大为减少。相反，如果市场不成熟，这种市场的自我净化功能将难以实现，并且会放大市场缺陷带来的恶果，同时进一步阻碍市场的成熟与完善，震惊全中国的“三聚氰胺”事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中国经济法还担负着弥补一般市场缺陷的重任。
四、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市场与政府的博弈
（一）关于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般观点市场失灵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了市场失灵，促使国家不得不干预经济，而经济法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因此在论述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时，均以“市场失灵”一词来概括。
杨紫烜教授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还是现代市场经济时期，经济运行都不能没有国家协调。其原因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虽然起着基础性作用，但是它并不是万能的，在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市场失效’或‘市场失灵’，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滞后性和一定盲目性，这就决定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必要。”[25]张守文教授认为，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导致市场失效日益加剧使民商法无能为力，因此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制，真正的经济法就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运而生。[26]李昌麒教授认为，从经济角度看，只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朝着高级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发展，经济法才可能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经济法的功能就是克服市场失灵。[27]综上可知，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
（二）“市场失灵”说的不足理论与现实的背离
理解“市场失灵”说，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市场失灵。《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市场失灵定义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是低效率之时的市场运行状态。……如果市场太少、非竞争行为或均衡不存在，市场失灵就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市场失灵的例子有自然垄断、外部不经济、公共财货和信息的垄断。”[28]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保罗·A·萨缪尔森认为：“市场失灵主要发生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微观市场领域，表现为不完全竞争、外部性和不完全信息；另一个是社会分配领域，表现为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有效率的收入分配，却不被社会所接受。”[29]
从上述对“市场失灵”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失灵的前提是有市场的存在，并且市场曾经发挥过主导作用。就此点而言，“市场失灵”说是符合美国经济法产生过程的现实的，但是如果将其与德国及中国经济法产生现实进行对照时，我们会发现学说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德国经济法产生之时，其市场失灵现象并不明显；中国经济法产生之时，市场经济尚不完善。
由于存在着理论与现实的背离，证明单纯的“市场失灵”说有失偏颇。因此，我们需要以前文所述的美国、德国和中国经济法产生的过程为分析对象，重新归纳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
（三）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市场与政府的博弈
前文已经分别分析了美国经济法模块、德国经济法模块、中国经济法模块，并总结了各模块经济法产生的原因。美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是国家经济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和限制竞争导致市场的唯利性、滞后性和盲目性的缺陷凸显，价值规律无法发挥作用，引发经济危机，促使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经济法由此产生。德国则是因为市场发展速度无法满足其战争需要和迅速崛起的野心，因此政府采用经济法手段强行干预经济。中国经济法则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政府以经济法为手段组建、培育市场和弥补一般市场缺陷。
可以看出，是市场与政府的博弈促使了经济法的产生。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中国，其经济法的产生都是因为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无法满足政府发展经济的需要。具体而言，美国是由于市场调节作用无法发挥，德国则是由于市场调节无法集中经济资源，中国的市场本身还存在着不成熟的地方，其市场作用的发挥更容易偏离经济发展轨道。
综上所述，尽管美国和德国的经济法产生是建立在其有市场存在的情形下，而中国经济法是发端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各模块经济法的产生均有差异，但不能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市场与政府的博弈，才促使了经济法的出现。
参考文献
[1]漆多俊，《转变中的法律以经济法为中心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67
[2]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269
[3]陈兵，宋妍，《美国反托拉斯法诞生之原因略考》[J]，江汉论坛，2004，第10期：133
[4]付美榕，《美国经济史话》[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112。
[5]潘静成，刘文华，《中国经济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4
[6]靳艳，《近代德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因素》[J]，《社科纵横》，2006，第8期：67
[7]由嵘，《外国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58
[8]张寿民，《外国法制史》[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84
[9]顾功耘，《经济法教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46
[10]杨紫烜，《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
[11]张守文，于雷，《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922，2729
[12]李昌麒，《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7076
[13]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351354。
[14]PaulA，Samuelson，WillamD，Nordhaus，Economics[M]，McGra-Hill/Irwin，2005：161
[15]漆多俊，《转变中的法律以经济法为中心视角》，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16]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页
[17]陈兵、宋妍：《美国反托拉斯法诞生之原因略考》，江汉论坛2004年第10期，第133页
[18]付美榕著：《美国经济史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19]参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20]靳艳：《近代德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因素》，《社科纵横》，2006年第8期，第67页
[21]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页
[22]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
[23]张寿民主编：《外国法制史》，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
[24]顾功耘主编：《经济法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页
[25]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26]张守文、于雷：《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2、2729页
[27]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6页
关键词：水资源承载力；供需平衡指数；承载力指数；天津市
中图分类号：P641.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引言
水资源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也是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随着水资源危机的加剧和水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水资源的短缺已经演变成世界备受关注的资源环境问题之一[1]。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承载力问题是地方政府制定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目标、政策措施的重要依据，不仅关系到规划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政策措施及决策的科学性，也关系到实施过程对资源的科学调配和高效利用，以及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水资源承载力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2]。
水资源承载能力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在某一具体发展阶段下,以可预见的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经过合理优化配置,水资源支持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发展的能力[3]。目前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城市水资源承载力和区（流）域水资源承载力两个方面[4]。研究的方法有常规趋势方法，向量模法，模糊综合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系统仿真动力法，投影寻踪法，人工神经网络方法以及其他方法[5-10]。
2 研究思路
水资源承载力研究是属于评价、规划与预测一体化性质的综合研究, 它以水资源评价为基础, 以水资源合理配置为前提，以水资源潜力和开发前景为核心, 以系统分析和动态分析为手段，以人口、资源、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为目标[11]。 由于受水资源总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条件以及水环境质量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水资源系统、宏观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以及水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制约的关系。
具体的研究步骤包括：①根据现有的资料数据进行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宏观指标设计，其相应指标涉及水资源系统，生态环境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②根据选择的模型指标，选择合适的评价模型进行分析，如本文选择常规趋势分析法；③在模型和指标确定下，根据区域发展规划或国家长期发展规划要求进行确定不同的方案，研究不同方案条件下水资源承载能力，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④根据不同方案的预测结果对今后区域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利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为了研究方便，本文在计算水资源承载力之前设定了一些假定条件：①假设水资源空间变换不存在；②假设水资源时间上分配均匀；③假设研究区域是一个封闭系统。
3 研究模型
3.1 指标设计
（1）区域水资源支撑的经济规模[12]
区域水资源支撑的经济规模是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宏观指标之一，它是区域国内生产总值GDP与生产这些GDP所消耗的水量之比，当所消耗的水量等于区域水资源可利用量，此时水资源承载的经济规模就是最大经济规模。
（2）区域水资源支撑的人口规模[12]
区域水资源支撑的人口规模是表示水资源承载力的另一个重要宏观指标，它是研究区域某阶段所处的社会发展水平和该阶段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计算的。
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战略目标，参考国外有关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社会发展
水平可划分为温饱型、初步小康、中等小康、全面小康、初步富裕和中等富裕6个阶段，其相应的人均GDP下限分别为3000、6300、13000、24000、34000和62000元。
（3）承载力指数
根据文献[3]计算的承载力指数（Carrying Index，CI）方法，定义CIP为区域水资源支撑的人口承载力指数，即区域实际人口与区域水资源支撑的人口规模的比值，若CIP>1则则表明实际人口已经超过承载人口规模，人水关系成不可持续发展；若CIP=1，则表明人水关系呈现平衡状态，且处于潜在危险中；若CIP＜1，则表明实际人口还未达到承载人口规模，还有盈余，人水关系为可持续发展状态。定义CIe为区域水资源支撑的经济承载力指数，即区域经济总量与区域水资源支撑的经济规模的比值。若CIe>1则则表明实际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承载经济规模，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关系成不可持续发展；若CIe=1，则表明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关系呈现平衡状态，且处于潜在危险中；若CIe＜1，则表明实际经济规模还未达到承载经济规模，还有盈余，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关系为可持续发展状态。
3.2 计算模型与方法
（1）供需平衡指数（IWSD）
根据文献[13]提出的水资源承载力的供需平衡指数，得
IWSD=1-WD/WS（1）
式中，WS为可利用水资源量，WD为水资源需求总量，WD=WP+WI+WA+We，WP为生活需水，WI为工业需水，WA为农业需水，We为生态环境需水。
根据式（1）可知，当IWSD0时说明可供的水资源具备对此规模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支撑能力，水资源对应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是可承载的。
（2）宏观指标计算[14]
区域水资源支撑的经济规模计算表达式为
Fe=GDP/WD （2）
式中，Fe为单位水量支撑的经济规模，表示研究区域全部最终产品的总和与生产这些产品所用的水量之比（108元/104m3）；WD为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用水总量（104m3）；GDP为用水为WD时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108元）。
计算区域水资源承载的最大经济规模，其表达式为：
Fem=GDP/WD×WS （3）
式中Fem为区域水资源承载的最大经济规模（108元）；WS为区域水资源可利用量（104m3）。
区域水资源支撑的人口规模计算表达式为：
Fp=GDP/[GDPP]（4）
式中Fp为某一社会发展状态下，区域可利用水资源量转化成全部产品所能供养的人口规模，即水资源承载的最大人口规模，[GDPP]为某一社会发展水平下的人均占有GDP的下限指标。
（3）承载力指数[3]
为了更准确对承载力指数分布进行归类，运用如下的划分标准，将其分成更细的亚类，如表1所示。
表1 承载力指数划分标准
4模型计算
关键词：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战略；根河市
据统计，我国共有资源型城市118个。其中，东北地区35个，占29.7％，林业资源型城市18座，占51.4％。根河市是典型的林业资源型城市，地处大兴安岭腹地，是联系大兴安岭南北与东西的枢纽城市。根河市是一座因林而建、因林而兴的典型纯国有林区城市，森林覆盖率为87.2％，林业人口12万人，占总人口的72.8％。但该市接续产业发展乏力，资源型城市积累的问题在这里比较集中，失业、基础设施落后、社会保障明显不足等问题比较严重，加之生态环境的约束，城市的发展步履维艰。根河市面临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集中了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功能重要地区、生态脆弱地区及作为国家“限制开发区”的众多矛盾，问题十分典型。研究根河城市转型问题，对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根河市城市发展现状
根河市是纯国有林区，是典型的资源城市。市内驻有大兴安岭森林集团所属的五大森工公司和板业集团，森工企业历史欠账多、负担重，下岗分流人员比重大，社会保障体系脆弱。1998年国家对大兴安岭地区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简称“天保工程”)，“天保工程”的实施，使根河市木材采伐量大幅削减，木材采伐量由1998年的184.3万立方米削减为2007年的86.7万立方米，木材加工企业原材料供应不足，企业效益下降甚至亏损，直接导致大批林业工人下岗或转岗，给林区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困难。林区就业也趋于停滞状态，大量人员失业。2007年，全市享受低保人口2.17万人(占总人口的13.2％)。其中，林业人口占60％，这还不包括已买断工龄超过五年而应享受低保的5 000多林业工人。据呼伦贝尔市市政协调研组2006年的调研报告，林区百户职工家庭中，温饱线以上的有39户，达不到温饱线的有61户。
(一)主导产业“断裂”，经济结构失衡
长期以来，根河市一直把主要力量用在林木资源的开发上，其它产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根河市现有的主要产业为矿产开发、旅游业、特色种植、养殖业，但由于基础设施比较差，配套能力不强，主体功能区政策及环境治理水平与资金的缺乏、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相对较弱等一系列因素，使替代产业发展乏力。经过50多年的采伐，森林资源蓄积量大幅度减少。随着“天保工程”的实施，建立在原木采伐基础上的经济体系面临着资源供给的严重制约。五个森工公司产值平均下降7.06％，以林业经济为主体的地方经济增速下滑，1998～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7％，远低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资源依赖型经济的衰退，对根河市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二)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水平低
根河市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自身积累能力差，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能力低下。主要经济发展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严重依赖资源开采，经济结构单一，特别是实施“天保工程”后，地方财政非常困难，积累能力差，致使政府无力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不断加大，2007年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而财政支出达4亿元以上，更无力达到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财政兜底的要求。给、排水设施建设落后，大多数居民不能安全饮水。根河市区给水工程现有供水能力为1.5万立方米／日，用水户数为3 300户，用水人口为2.85万人，用水普及率为36％。市区排水设施趋于空白，没有完整的污水排放系统。大量污水未经处理，势必造成地下水的污染。
(三)体制性矛盾突出
根河市因林设市，是典型的“林业挺进——以场定居——地方政府跟进”的模式，形成林(林业)地(地方政府)两套系统并存的状况，地区资源难以整合。一方面，林场归部门所有，各城镇处于地方政府与林业管理部门两层皮的状态，形成地方政府与林业企业分割的局面。另一方面，在林业企业内部政企不分，企业办社会现象十分突出，巨大的社会负担使企业难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深化改革和发展。国有林区的体制是一大难题，林权是矛盾的焦点。林业企业不仅拥有城市绝大多数的人口，而且拥有绝大部分的林地空间。这样，一方面地方政府没有林权，也就没有土地使用权，也没有林地之下矿物资源的探矿采矿权，地方政府可以使用的自然资源非常有限，地方经济发展是无米之炊，因此十分乏力。另一方面，企业“办社会”的负担极其沉重。
二、根河市城市转型的基础和困境
(一)城市转型的基础
根河市产业资源丰富，替代产业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一是矿产资源丰富，处于得耳布尔与大兴安岭两大成矿带交错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二是根河市大陆性寒温带湿润气候具有“长冬无夏，春秋相连”的特点，独具特色的冷资源使特色种植、养殖业资源丰富，在发展狐、貂、獭兔、驯鹿为主的特色养殖业和以野生浆果蓝莓、卜留克、食用菌、山野菜、中草药等为主的特色种植业方面具有较强的潜力，并且根河市特色养殖业和特色种植业已具备一定的基础，根河市已初步形成了以貂、狐养殖为主的特色养殖基地(主要分布在金河镇、阿龙山镇)和以食用菌栽培为主的特色种植基地(主要分布在好里堡镇、满归镇)。三是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有汗玛自然保护区、奥科里堆山、根河断桥碧波山风景区、鹿鸣山风景区、伊克萨玛风光、第二北极村满归、潮查原始森林景观区等诸多自然景观，独具特色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风情、森工文化等构成了引人注目的人文景观。近几年，根河市旅游业发展较好，根河市已成为呼伦贝尔市旅游资源的核心地带。四是木材精深加工潜力仍较大。尽管自1998年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以来，根河市木材采伐量锐减，但至今仍保持了86.7万立方米的采伐量，全市森林覆盖率为87.2％，活立木蓄积量15 272万立方米，人均占有林木922立方米，未来可利用林业资源的稀有性、独特性等比较优势，发展木材的深加工、细加工，延长产业链条。
(二)城市转型困境
根河市城市转型面临以下困境：一是根河市本身没有能力支付转型的社会成本。城市转型的社会成本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即岗位创造成本、隐性失业显性化成本、社会救济成本、人力资本投入及制度节约成本。而根河市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自身积累能力差，主要经济发展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地方财政非常困难，根河市每年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而财政支出要达4亿元以上。财政收入中，剔除用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的支出，能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投入很少，根河市自身脆弱的经济供给能力无法满足城市转型社会成本的需求。二是地理条件上的比较劣势。根河市处于边缘区位，与内蒙古经济中心城市距离较远，而且也不在东北区经济中心的辐射范围内，增加了生产过程中的运输成本。同时，也难以接受发达地区流出的资金、人才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属于市场的边缘地区。交通条件较差、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推动力量不足，给资源型城市转型造成一定困难。三是体制难以逾越。由于根河市与多数资源型城市相似，企业体制仍然是政企不分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企业机构臃肿，冗员负担沉重，与地方政府常常发生矛盾，发展无序，无法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合力，制约了资源型城市的顺利转型。
三、根河市实现城市转型的战略
根河市的城市转型要遵照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和“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借鉴生态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同时充分挖掘自身的生态资源优势，在制度创新、重点产业选择、空间管制模式、生态移民和环境治理等方面制定城市转型战略：
(一)制度创新战略
根河市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集中了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功能重要地区及作为国家“限制开发区域”的众多矛盾，解决问题的过程是长期的，所以制度建设非常重要。可在根河市进行下列制度建设的试点：第一，进行国有林区的林权试点改革，培育林权市场，完成对国有林业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发挥政府的职能，最终在体制上实现转轨，在发展方式上实现从粗放到科学发展的根本性转变。第二，建立针对资源开发(利用)企业的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制定进入林权市场的门槛，通过征收资源税、生态恢复准备金等制度使企业切实承担起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第三，探索建立地区之间的“生态交易”制度，鼓励经济发达地区(“优化开发区域”和“重点开发区域”)向生态功能区投资，换取本地“生态(或土地)份额”，同时实现对限制开发区域的“生态服务”提供补偿。
(二)培育接续产业战略
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产业做支撑，经济发展就成为无本之木，要解决根河市城市面临的诸多问题，必须以产业发展作为支撑。强化绿色接续产业开发，提高城镇就业吸纳能力。依托区域内丰富的生态资源，加强环境友好型产业的开发力度，为人口向中心城镇迁移提供保障。在接续产业选择上要秉持生态经济的理念，坚持生态、环境和经济等综合效益最大化原则，在开发过程中通过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技术手段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赢，并使当地居民在产业开发中得到实惠。依据根河市的现状，重点培育旅游业、有色金属采选业、特色种植和养殖业、林产加工等接续产业，发展木材深加工、细加工，提升木材加工业的质量和效益，形成以开发和转化当地丰富生态资源为基础的生态经济型产业体系，加快根河市经济转型的步伐。
(三)借助外力战略
落实国家提出的“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和“资源开发补偿机制”是资源型城市实现社会经济转型的根本条件之一。在自身积极努力的同时，争取国家、省给予的财政转移支付。积极争取生态补偿和生态援助等外部推动。依托根河市的实际情况，以资源型城市转型、生态补偿、生态经济援助、限制开发区域等名义，通过多种渠道争取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扶持。同时，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并在宣传方式上进行创新，吸引域外资本支持根河市的经济转型和生态经济开发建设。
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它既是一种新的经济体制，又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是在可持续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经济观指导下，克服传统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和主要弊端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观要求的崭新的经济体制。它的运行是要把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转移到良性的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的轨道上来，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3]348～349。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建立和完善能够体现生态价值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弊端是它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并会导致社会内部严重的两极分化。要避免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对生态环境和公共性自然资源的破坏与浪费，就必须改变自然资源不能反映市场价格的制度安排，使生态产品具有相应的价格，以实现生态经济建设者的利益补偿。该制度的重点应该包括[5]11：一是建立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机制。目前，我国资源性产品（石油、天然气、水、土地、电力、煤炭）价格大多数由政府控制，整体价格偏低，没有真实地反映市场的供求。不但难以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起到节约使用资源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反而由此产生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建立科学合理的产品价格机制，本质上就是建立一个资源产品价格反映资源稀缺和环境成本的机制。这种价格机制要求尽快明确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政府补偿机制。通过完善资源价格体系结构，将资源自身的价值、开采成本、环境代价等均纳入资源价格体系，为资源有偿使用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加快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建立边界清晰、权能健全、流转顺畅的生态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产权界定及产权关系不明晰，容易导致因争夺资源而发生冲突，破坏资源矿产；容易导致资源的流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产产权制度[6]。三是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机制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让生态“受益者”付费；通过体制创新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通过机制创新激励投资者从事生态投资，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这一制度的实施，既离不开市场机制，又离不开政府的强制力和执行力。因此，必须按照责、权、利相统一、共建共享、政府引导与市场调控相结合和因地制宜积极创新的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推动区域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反映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又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一般性。我国的基本国情：生态环境严峻、资源匮乏、社会环境问题严重，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加快进入生态市场经济社会。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陆续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社会，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最近又提出实现中国梦。政府提倡的这些问题，正是我国当前最严峻从而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努力朝着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迈进。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就是生态与经济相结合，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生态凌驾于经济之上，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有时可能比为我们提供的产品更有价值。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生态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经济形态。这种新经济形态的运行过程能够保证：坚决反对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去谋求发展；坚决反对以牺牲当前的发展去危害长远的发展；坚决反对用局部的发展去损害整体的发展；坚决反对用自身的发展去剥夺他人的发展。在新的生态市场经济体制下，能够实现人类自身价值和自然界价值的统一，当代人的发展权和后代人发展权的统一；能够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7]。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把物质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而且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不仅要把经济系统中的全部经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而且要把生态系统中某些自然生态生产与再生产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党的十总部署，明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样，我们要建构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孤立地建立在经济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经济体制；而必须是建立在能够使“五大建设”协调发展的经济体制，强调“五大建设”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生态市场经济体制。
2建立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的生态经济制度制度是由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共同构成的。生态经济制度建设必须遵循生态学原理，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工业文明的发展目标是单纯追求GDP，用消灭生态价值来创造经济价值，在获得最大量经济效益的同时，毁灭了巨大的生态价值。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始终是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达到尽可能地更多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物质产品的目的。人们把追求经济效益作为唯一目标，忽视生态上的要求，这种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不仅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而且造成了当今巨大的生态危机，更谈不上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伴随着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人类要摆脱这场生态危机，呼唤一场文明形态的全面变革。这场变革就是生态文明的转型，以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对生态环境问题日益重视。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开始对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政府也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推动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1983年，环境保护被确立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到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我们党开始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要求，并提出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生态文明战略地位的提升，体现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不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在不断深入，建设生态文明自觉性在不断增强。同时，党的十报告还提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崭新概念，将生态文明提升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时代的高度。站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样一个高度，我们清楚地知道，生态文明新时代应该具有以下本质特征：（1）生态时代不仅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且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两种发展关系是相互依赖、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有机统一；（2）生态时代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关系是人与社会的社会关系，人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关系是人与人的生产关系；（3）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是生态时代的自然属性，人与人的协调关系，是生态时代的社会属性。这两种属性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生态时代的本质，这两种属性的协调发展，形成了生态时代的自然史和人类史，并推动生态文明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因此，生态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把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移到良性的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的轨道上来，使人、社会与自然重新成为有机统一体，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发展[8]。在生态文明的新时代里，我们要以“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目标。要想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更蓝的天、更绿的地、更青的山、更净的水，我们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党的十报告提出的明确要求。坚持生态立国的基本国策，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的战略方针，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政策和根本方针，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的生态经济制度。生态经济是一种与地球的生态系统保持和谐关系的经济，是人们在为实现自身利益努力的同时，将更加关注生态利益、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生态市场经济是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相结合的经济，能够正确反映生态系统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和全部成本，能够有效地克服传统市场经济发展中不顾社会成本、环境代价而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缺点，使发展经济、保护环境、优化生态辩证统一起来并实现三者协调发展。因此，贯彻和落实“生态立国”的基本国策和生态经济优先发展的根本方针，其实质就是经济社会活动全过程的生态化变革，其目的就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整合过程[5]11。
3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
［关键词］人力资源;经济增长;社会保障
1前言
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技、国力以及经济模式等的转变，人力资源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就目前市场经济状态来看，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要想在目前的情势下获得竞争优势，实现对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尤为必要，充分发挥这些人才资源的优势，让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占有更多的优势，乃至于立于不败之地。根据相关调查发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与人才招聘成正比的，一个优秀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人才资源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对比之下，同样的企业，不同的社会保障模式，即便薪金是一样的，也会选择相对自己更为合适的，是以“两权相害取其轻，两权相利取其重”。因此，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而促进行业的发展，使得行业可以更好地实现经济收益。
2现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情况
2.1人力资源情况。(1)人力资源的主要内涵。人力资源是指在社会各个岗位上所能创造价值和服务的人，一般来讲是由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来概括大体分类。在生活中人们把所能用到的一切统称为资源，而人力资源是在众多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因为人可以把各种资源整合制作改造加工成各种各样的物品、消耗品等生活中常用或不常用的必需资源，带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源分为智力劳动(从事智力劳动的人，如教师、工程师等)及体力劳动(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如工厂工人、工地工人等)，是当前社会建设发展所需的主要成员。(2)当前人力资源发展情况。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力资源市场的转变有了诸多不同。虽然在广义上仍然是分为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但是科技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分化出了许多行业的分支，进而让人才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需求量变大。在统计过程中发现，在经济和人才资源逐年增长的同时，人才资源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在诸多纷杂的行业，人力资源的多寡对各个企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社会的核心构成部分是人，而社会发展的主要核心依旧是人。在维持各个企业发展的主要人员中，基本是由基层人员为核心来运作。(3)“人力资源”的发展历史。在20世纪，国外诸多经济学相关学家确定归纳总结了“人力资源”这一词，从含义到理论，从片面到详细界定并著作相关的书籍，借由书籍来被广大人民所认知并认可，针对相关意义各个企业、机构、国家开始逐渐制定并出台相关的制度，用以保障“人力资源”的权益。(4)人力资源的特征与特性。特征:①人是有独立思想的个体，能够主动主观地做出行动;②人在社会经济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同时具有生产和消费两种行为的;③人在一定年龄内的工作能力;④人所拥有的独立的思想和知识可以实现产品的更新与创造;等等。特性:①随着社会的进展，奴隶制度的消失，公民拥有的权力和个人所产生的利益是不可剥夺的;②由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角度，个人的行为能力是有所变化的，影响“人力资源”实际的使用效率;③个人思想情绪，集体思想内容等情况对个人的当时观点有着一定影响;④“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在工作时会受到利益的影响，或积极或消极;⑤“人力资源”是有技术知识、技巧方式等可传承与被传承的能力，可以让一个团体内的新老成员的工作进行交接更替。2.2社会保障情况。(1)社会保障的诞生和定义。社会保障是指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社会保险或保障机制，一般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和社会福利等内容。其本质是追求公平，目的是满足公民基本生活水平的需要。社会保险需以相关法律为依据，简单来说就是将人们的收入取出一部分来做一个类基金的机构组成，对于国民未来可控不可控的老、弱、病、残等情况为其生活做到保障，最早正式颁布的是德国俾斯麦政府所实施的保险法。(2)社会保障的组成内容。社会保障是集法律、国情等条件制定的政策，按照当前国情来展开符合现今形势的一种保障内容，满足社会成员对当下日常和未来生活的保障与需求。(3)社会保障的具体内容。①社会保险(俗称五险一金):为劳动者在可控与不可控因素中都可在社会中获得经济补偿，比如衰老(社保)、退休(失业险)、生病(医保)、受伤(工伤险)等一系列因素获得相应补偿，确保民众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经济保障是社会保险的核心内容。②社会救济:在生活中每天发生的事情都非预料之内的，灾害和意外等因素会影响到日常生活，社会会在一定形式上进行无偿的补助，尽可能帮助其恢复到正常生活水准。③社会福利:对于老、弱、病、残等日常生活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关心照顾，例如福利院孤儿院等由国家出台社会公益福利政策等，给予其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福利补贴。(4)社会保障现有发展情况。在目前，我国国企单位和事业单位基本都有着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内容，基本满足了个人对物质的需要，免除工前工后的诸多问题。而私企单位中，缺少或者不全面的社会保障，或者因没有社会保障意识而没有相对社会保障，其对应的工作人员无法享有相应的保障。特别是在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单位，往往只给工作人员缴纳人身意外保险便敷衍了事，让该岗位人员无法享有所对应的福利。根据诸多情况所展现的问题来看，人力资源的社会保障改善问题和与之相应的配套制度措施的实施仍旧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
3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社会经济之间的关联
3.1三者之间的关系。人力资源的增长对社会经济增长有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而社会保障对于人力资源，可以稳定维护人们的基本权益，同时维护社会健康发展，稳定社会和谐的秩序;而社会经济的增长为社会保障做到了资金源储备，为社会保障提供了资金的支持。在人力资源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经济作用与当前环境(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经济环境等)稳定了物质精神需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源，社会保障待遇随之提升，一定程度上解决人们后顾之忧的同时，工作保障了人力资源的环境不被破坏且能够不断稳固和提升;社会保障为人力资源提供坚实的后盾，是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需求。如此，三者之间是互相促进互相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态链。3.2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是保持当前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人力资源的作用是维持、提高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增长的基准，人力资源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国家、省份乃至地区的经济发展状态，相互之间是成正比的。比如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之间，综合人力资源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发展与增长快，所以相对来讲同行业对比一线城市的待遇要高。第二，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支持的来源，对比国家之间，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对要快速，而相对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完善、正规、合理、普及;而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对较为缓慢，为社会保障提供的资金来源较少，导致社会保障实施的力度不足，进而可能导致人力资源的流失，减缓社会经济增长。第三，社会保障的实施，为人力资源可持续增长提供了便利条件。比如国企以及事业单位的退休制度、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是显而易见的利益与人们未来的计划;例如工伤保险、失业险、人身意外险以及生育保障等保险，为生活中不可预测的变数做出保障，为人力资源流失的可能做出相应的策略，进而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增长。
4当前形势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意义
4.1人力资源的渴求。当前社会发展中，各个企业、集团之间的竞争核心是人才，而人才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对于一个组织发展的作用是无法忽视的，有句话说:“21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这句话充分地指明了当前社会发展与人才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力，归根结底就是对人力资源的竞争，在一个企业中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占了优势，那么在市场竞争中就占领了优势。4.2社会保障的作用。一个国家对于社会保障的力度，从根本上影响了人力资源的态度，人们由一个个个体组成，有独立的思想，而非死物类资源，哪里需要就搬到哪里去。因受思想的影响，人都是逐利的，在同样的情况下必须做出选择时，首先考虑的是对自己更有利的选择，好比企业之间的待遇，即便相同待遇，每个人考量的问题也都不同，离家近、交通方便等就成了考虑因素之一。社会保障的实施，有利于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相当大的程度上为人们拔除了后顾之忧。4.3经济增长的意义。市场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乃至国家的经济发展，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对社会秩序有着极为重要的帮助。在当下，经济增长是基于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人力资源的流入(即当地人力资源和外来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流失(因各类因素影响辞职、跳槽或者外流)才能保证当前环境的经济稳定增长状态;第二，人力资源的流入流失的原因可归纳为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国情，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稳定人心，对其个人的安全感和逐利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保证了人力资源的稳定，进而带动经济增长。
5结语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保障是必不可少的时代产物，为维持社会生态平衡和社会生态环境秩序提供了保障。在凭依社会保障所创造的良好社会环境中，给予人力资源一个更好的“培育温床”，让人力资源得到可持续再生发展。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维持，相互发展，在为社会经济稳定增长打下良好基础的同时，为国家社会建设奠定良好的根基，为日后的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张雪艳，王艳．人力资源管理推动经济发展的探索［J］．中外企业家，2019(13):111．
［2］刘建秀.新时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人力资源管理，2018(3)．
［3］范群.基于人力资源背景下的国民经济发展情况［J］．环球市场信息导报(理论)，2013(6):48.
关键词：经济发展；科学模型；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1－0010-05
一、经济发展的历史经典理论扬弃过程及价值分析
1. 经济发展理论是研究以国家为经济体如何增大产品和劳务的产出量，即如何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学，是二战后在美、英等国广泛流行的一种经济理论。经济发展理论源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斯密首先系统研究资本经济发展问题，认为每个国家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供应状况，取决于该国国民劳动的总生产物对该国人数的比例，而这个比例又由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者人数来决定。如果劳动生产率高，参加生产的劳动者众多，就能生产更多的年生产物，可以用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每个国民。
斯密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首先，新增产出在积累与消费中的比例；其次，新增积累资本的配置效率；第三，技术进步对存量资本、新增资本和生产者素质的影响，而三方面的动力基础是自由市场竞争。
李嘉图把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重点从生产转移到分配领域：社会总产品是土地、资本、劳动三者结合的产物，而国民收入可分解为地租、利润和工资。土地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随着资本的积累增长和人口的增加地租增加；工资由维持工人生存的最低限度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工资的增加意味着利润的减少；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可以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
马克思扬弃斯密与李嘉图将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关系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和本质构成，阻碍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阻碍或促进经济发展。
2. 经济发展理论成为经济学一个独立研究领域是20世纪50年代即二战后的事。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矛盾加深，特别是美国在大战期间增长起来的生产能力，与日趋缩小的世界市场愈来愈不相适应，增长周期极不稳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克服再生产中的矛盾，因此，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连篇累牍地探讨资本经济发展问题。
战后经济发展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凯恩斯借鉴马克思总结罗斯福新政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凯恩斯宏观经济发展理论编制；50年代中期新古典学派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代表人物为英国的米德和美国的索洛批评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提出自己的模型；80年代以罗默、卢卡斯、斯科特为代表形成新经济发展理论，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对长期增长动因进行解释。
凯恩斯认为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的大小又主要取决于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即“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流动偏好”规律，同时提出国家推动经济发展。
3. 哈罗德和多马为研究经济发展而建立的理论模型，是增长经济学的第一个广为流行的模型，被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发展模型。出发点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并把凯恩斯的短期静态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企图找到资本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的条件，以防止经济危机和消除失业。模型提出两种增长率概念：自然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自然增长率是劳动力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增长率，分别以Gn1、Gn2表示，总的产出增长率即自然增长率用Gn表示，那么：Gn＝Gn1＋Gn2＋Gn1n2
有保证的增长率的高低取决于资本的预期“资本产出率”和本期“储蓄收入率”，要保证社会经济能实现均衡发展需要的增长速度即有保证的增长率，必须等于储蓄收入率除以资本产出率。
4. 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卡尔多增长模型的特点在于增长速度决定于收入在工资和利润间如何分配。认为分配中的变化影响总储蓄，因为工资领取者和利润获得者的储蓄倾向不相同；分配本身取决于积累率，而积累率又决定着利润率及其在收入中占的份额；收入的剩余部分转化为工资。根据其模型经济的增长速度的提高只有靠有利于利润的分配，即利润高则增长快。
罗宾逊夫人则认为工资相应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能够消除商品销售的困难，并且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刺激力。主张把经济发展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融为一体，着重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变化。
5. 新古典学派经济发展理论代表经济学家是美国的索洛和英国的米德等人，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缺点在于忽视劳动和资本有互相替代的可能性，也反对罗宾逊夫人收入均等化和提高工资的论点。新古典学派经济发展理论以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为前提，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相应于“边际产品”而各自获得应有报酬，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模型不仅考察投资增长要素，而且还考察劳动、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要素。
新古典理论的核心是生产函数方程式，含义是经济活动的产出取决于使用的资本和劳动数量，并且给出一个规模收益不变和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但是，目前的工业化国家并未发生这种情况，同时资本少的国家投资能更有力地刺激产出增加的情况也不明显。
新古典理论对这两种矛盾的解释是技术进步的作用。尽管收益随着经济中增加更多的资本而递减，但新技术的涌现可以抵消这种结果。
新经济发展理论加入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建立了一个基本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理论框架，承认知识能提高投资收益，认为知识是一个生产要素并在经济活动中必须像投入机器那样也投入知识。投资促进知识积累，知识又刺激投资，从而得出投资的持续增长能永久性地提高一国增长率。
二、经济发展模型的再创造与中国的具体适用
1. 经济发展理论的再研究即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的扬弃发展过程，可以清楚地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基本没有脱离经济实际并且触及到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核心问题及内涵，局限是就经济而经济；二是发展脉络基本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热点，如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兴起经济发展理论的反映便是科技因素由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三是每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理论现在看都有一定可参考的价值，但是都不全面完整且存在片面性；四是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即哲学分析方法和出发点存在伪科学性。
科学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的建立还是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也就是从整个大社会着眼而从经济着手，即从生产力构成、生产关系构成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影响关系建立科学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马克思提出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既然是基本要素就不是全要素，因此就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提炼丰富；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发展，生产关系要素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也不断变化，因此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也就需要随之变化进行调整。
生产力要素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直接要素，包括劳动力及其实际劳动、资本即过去劳动的占有和积累、生产对象即自然环境即初级劳动产品及其包含的劳动复杂程度和量、科技即简单劳动中独立出的复杂劳动、教育即劳动者生存成本扩张和社会要求。
因此：经济发展JZ=P［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
生产关系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核心是社会分配关系，其社会表现形式是经济制度。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把重点放在研究资本、土地与劳动的分配关系上，但是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是人。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获得新增经济发展的比重高，劳动者获取的就低。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结论是资本与土地获得新增经济发展的比重高，再投资就高，经济再增长的速度就高。
事实是，现代社会影响直接投资的因素不是分配关系，而是银行利率。收入高者与低者的储蓄或投资倾向没有太大差别。
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分配关系不当有效需求就不足，经济发展过程就产生被动，甚至危机。分配关系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需求实现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进而：经济发展JZ={[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是经济发展及模型的核心层次。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个间接影响层次，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社会阶层和文化传统等，对经济发展形成间接的、的、整体的、宏观的影响，并且主要是通过生产关系影响经济发展。
递进：经济发展JZ=｛［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政治法律+社会阶层+文化传统）・系数］
实际上，影响经济发展的任何社会经济因素都根本不可能用数学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精确计算或表述，建立经济发展模型只是个相对规范的表述，无法精确到企业收入-成本=利润的程度。如自然环境因素中对经济发展影响最直接的是能源，包括石油、水、天然气和煤等常规能源，核能、太阳能、风能、地热和生物等替代能源，而能源又是生产或劳动对象中的基础原材料，那么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影响究竟多大，无法计算。增长模型的科学价值在于运用科学的即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方法认识经济发展问题。
2. 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跟随经济发展变化的热点提出的不断修订的经济发展理论，有其现实应用价值，但是对中国的现实应用价值就要具体分析，中国的经济学家应尽量避免跟随瞎起哄，什么需求约束时代、什么知识经济到来、什么信息社会等等，道理有，但不是现实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政府更不能随波逐流而是为我所用，美国提息中国也跟着提，世界经济的确有同步性趋势，但并不完全同步。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也清楚地证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的不同时期促进或制约增长的主要因素各不同。
转型初期，促进经济发展主要方式在于制度创新，从而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但供给不足与需求旺盛矛盾突出；之后，资本制约矛盾显现，大规模引资开始，国际资本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结合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而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大量剩余价值被外国资本掠走，教育改革与发展产业教育同时展开，科学技术进步及机构改革提上日程；目前，迅速扩大的生产能力使资源供应紧张矛盾极为突出。
分析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制约因素将劣势转化为优势，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也是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和归宿。
就决定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即劳动力、资本、劳动对象、科技和教育进行分析，中国最不缺乏的是一般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如果能实现充分就业将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而中国最缺乏的是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这需要通过普及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来实现。
资本的一般表现即生产工具其，多寡相对于劳动力而言。中国闲置大量过剩劳动力的事实同时说明资本存量不足，需要长期且高比例投资。
劳动对象即生产资料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直接制约因素，特别是生产资料中的资源问题、资源中的能源问题。自然资源通过人类劳动开发成为生产最终产品的基础资料，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不仅造成自然不堪重负，并且经济运行困难。
中国劳动力使用不足、资本紧缺、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归根结底是增长方式粗放，经济发展的各基本要素中缺乏科技含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科技含量是根本途径。
教育的功能在于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提高资本及劳动对象的科技含量。
就生产关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其突出表现为经济制度是否适应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是否适应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要求。
持续快速的2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大幅提高，不仅积累了物质，也积累了许多社会性矛盾，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使社会问题迎刃而解，弱势群体、贫困、失业、老龄、医保、社保等社会问题仍然突出。这些问题和矛盾不克服不仅影响社会的安定，并且会直接影响社会再生产过程，降低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进程。
就政治法律、社会阶层、文化传统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其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环境条件。上层建筑虽然与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但是通过生产关系及社会分配环节产生影响，上层建筑与经济的分配方式直接相关，而经济分配方式又与经济发展速度的辩证统一，上层建筑通过社会分配方式作用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后期经济利益竞争使经济发展的同时导致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差距扩大，如果不及时予以调整必然影响经济的进一步良性增长。
三、科学模型应用与当前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继社会再生产需要从“外延”向“内涵”、从“粗放”向“集约”转变后的再强调。所以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因为“高投入、高消耗、污染重、效益低”的粗放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改革开放27年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势头也付出沉重代价。拼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结果是GDP增长10多倍而投入却相应增长40多倍；资源及能源消耗水平高，火力供电煤耗、钢铁企业吨钢能耗高都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0%以上，水泥高45%；而单位GDP废水排放量是发达国家4倍，固体废弃物10多倍；人均劳动生产率也大大低于世界先进水平，大致相当于美国的1/50。
新的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型表示为：｛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政治法律+社会阶层+文化传统）・系数］
模型显示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根源是整体科技水平低的结果，而科技水平低直接与教育水平及普及程度所造就的高素质人才及劳动者相关，同时也与生产关系的核心表现――经济体制及制度、政治的政绩评价机制不合理相连。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期根本性措施是大力提高教育水平和普及程度；中期措施是提高存量资本即生产工具的科技含量；短期措施是改革经济体制、制度以及政绩评价机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终目的是建设节约型社会，提高发展资源循环利用经济，高效利用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
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在指导思想上需要转变观念，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统筹发展，通过新的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型认识发展思路。1995年在制订“九五”计划时就曾经提出从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任务，但是成效不理想未达到转变的目标，根本原因是转变的途径不明确，途径不明确是因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型未建立起来。
2. 模型显示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根源是整体科技水平低的结果。必须从提高存量资本即生产工具的科技含量入手，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同时，实现高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推广和普及先进适用技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产业结构的层次和深度，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强势产业企业，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增长方式的核心。
开发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及工艺的手段和杠杆是增量资本的投入方向及方式。新增资本是否投入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产品的开发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为核心的环节。
3. 就生产对象即资源的开发利用而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开发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开发中，先开发什么后开放什么、以什么能源为常轨、以什么为替代都必须有章程，都必须上升到法律、政策的高度；在利用中，循环经济是一种良性的能源利用理念和模式，强调资源的循环利用，原则是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重点是发展清洁生产、推行资源节约和开发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仍需要科技的支撑，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实现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流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型转变。
4.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期根本性措施是大力提高教育水平和普及程度，提高科技人员水准和国民整体素质。因此必须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改革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使科技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具有坚实的人才和大众基础。
家庭、企业和政府都是教育及人力资本的投资主体，家庭以个体人的志向为导向进行投资，企业以实用需要为导向进行投资，政府以基础科研和普及性教育为导向进行投资，因此政府要把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中的重大基础性教育作为主要任务，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制定教育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政策。
5. 经济体制及制度要加快改革健全制约引发粗放型增长的机制。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把企业生产行为及扩大再生产投资“逼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具体做法是：通过宏观及产业政策促进投资结构的优化与升级；通过产业政策及金融手段制止不顾资源和经济承受力污染大、技术水平不高的项目。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项目不等于不顾资源和经济承受力，许多官员及“半瓶子”理论家不懂得规模经济效益，把大项目与盲目扩大投资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中小盲目投资项目更容易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并且生产、经营、管理、治理的成本都高。
无论粗放还是集约，也无论外延还是内涵增长，增长源于投资，而投资源于利益，收益大于银行利率企业就具备投资冲动，企业不会考虑资源是否过度使用。因此，要完善制度和加强宏观管调，从制定严格的宏观经济政策、能源使用政策和加强政府监管两方面着手，提高能源使用成本，如此才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6. 建立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行政政绩评价机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大比重与中国政治结构决定中国的行政资源、权利远比发达国家政府的行政范围要大得多，行政权利使用的效果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败以及成效的大小。因此，政绩就不能仅考察GDP增速，必须综合考察单位能源使用GDP的提高、社会失业的降低、公共产品供给的水平、教育投入及质量、环保改善程度、社会法安状况、社会保障制度的执行情况、百姓对医疗卫生的满意程度等。
当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直接要求是环保改善程度与能源使用效果，因此要把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纳入行政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用制度进行约束，从根本上转变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和经济绩效考核办法，真正做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2］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3］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6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