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7 17:42: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税法行政法规，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将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新税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现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过渡问题通知如下：
一、新税法公布前批准设立的企业税收优惠过渡办法
企业按照原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和具有行政法规效力文件规定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按以下办法实施过渡：
自2008年1月1日起，原享受低税率优惠政策的企业，在新税法施行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其中：享受企业所得税15%税率的企业，2008年按18%税率执行，2009年按20%税率执行，2010年按22%税率执行，2011年按24%税率执行，2012年按25%税率执行；原执行24%税率的企业，2008年起按25%税率执行。
自2008年1月1日起，原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定期减免税优惠的企业，新税法施行后继续按原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文件规定的优惠办法及年限享受至期满为止，但因未获利而尚未享受税收优惠的，其优惠期限从2008年度起计算。
享受上述过渡优惠政策的企业，是指2007年3月16日以前经工商等登记管理机关登记设立的企业；实施过渡优惠政策的项目和范围按《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表》（见附表）执行。
二、继续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国务院实施西部大开发有关文件精神，财政部、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联合下发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202号）中规定的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继续执行。
三、实施企业税收过渡优惠政策的其他规定
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在每一会计期间和前后各期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但是，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变更会计政策：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要求变更；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下列各项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本期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与以前相比具有本质差别而采用新的会计政策；对初次发生的或不重要的交易或者事项采用新的会计政策。
企业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要求变更会计政策的，应当按照国家相关会计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的，应当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将会计政策更累积影响数调整列报前期最早期初留存收益，其他相关项目的期初余额和列报前期披露的其他比较数据也应当一并调整，但确定该项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不切实可行的除外。
确定会计政策变更对列报前期影响数不切实可行的，应当从可追溯调整的最早期间期初开始应用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在当期期初确定会计政策变更对以前各期累积影响数不切实可行的，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未来适用法，是指将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应用于变更日及以后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或者在会计估计变更当期和未来期间确认会计估计变更影响数的方法。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税务处理
会计政策是企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基础，但税法规定很多与会计政策不一致。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财务、会计处理办法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的，应当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计算纳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财务、会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和会计核算软件，应当报送税务机关备案。因此，企业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确定会计政策，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经理（厂长）会议或类似机构批准后，按照税收征管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税务规章的规定应报送税务机关备案。企业的会计政策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如需变更，应重新履行程序并按会计准则的规定处理后，将变更理由向税务机关说明，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应再报送税务机关备案。
企业因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要求变更会计政策，或者因为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而变更会计政策的，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应依照税法规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会计政策变更不能影响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采用的会计政策，在每一纳税年度内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对企业本期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与以前相比具有本质差别而采用新的会计政策，或者对初次发生的或不重要的交易或者事项采用新的会计政策，如果影响了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的，应进行纳税影响数额的调整。
企业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将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调整列报前期最早期初留存收益，其他相关项目的期初余额和列报前期披露的其他比较数据的，不影响以前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也不得追溯调整前期应纳税所得额。采用追溯调整法造成时间性差异，则应考虑递延所得税的调整，按所得税会计准则调整所得税费用。企业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变更日及以后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的，不影响以前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也不用考虑以前年度递延所得税的调整。
会计估计变更与税务处理的差异
一、会计估计变更会计估计变更，是指由于资产和负债的当前状况及预期经济利益和义务发生了变化，从而对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或者资产的定期消耗金额进行调整。企业据以进行估计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或者由于取得新信息、积累更多经验以及后来的发展变化，可能需要对会计估计进行修订。会计估计变更的依据应当真实、可靠。
企业对会计估计变更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会计估计变更仅影响变更当期的，其影响数应当在变更当期予以确认；既影响变更当期又影响未来期间的，其影响数应当在变更当期和未来期间予以确认。企业难以对某项变更区分为会计政策变更或会计估计变更的，应当将其作为会计估计变更处理。
二、会计估计变更的税务处理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企业的各项资产，包括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投资资产、存货等，以历史成本为计税基础。前款所称历史成本，是指企业取得该项资产时实际发生的支出。
企业持有各项资产期间资产增值或者减值，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可以确认损益外，不得调整该资产的计税基础。所以，企业因会计估计变更，从而对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或者资产的定期消耗金额进行调整的，在税务处理上不得调整资产的计税基础，造成差异的应进行纳税调整。企业对会计估计变更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会计估计变更仅影响变更当期的，其影响数应当在变更当期予以确认，并在当期进行纳税调整；既影响变更当期又影响未来期间的，其影响数应当在变更当期和未来期间予以确认，并在当期和未来期间进行纳税调整。
前期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
在会计处理上，前期差错，是指由于没有运用或错误运用编报前期财务报表时预期能够取得并加以考虑的可靠信息、前期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时能够取得的可靠信息，而对前期财务报表造成省略漏报或错报。前期差错通常包括计算错误、应用会计政策错误、疏忽或曲解事实以及舞弊产生的影响以及存货、固定资产盘盈等。
企业应当采用追溯重述法更正重要的前期差错，但确定前期差错累积影响数不切实可行的除外。追溯重述法，是指在发现前期差错时，视同该项前期差错从未发生过，从而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更正的方法。
*市国家税务局、*市地方税务局各分局；
*市各区、县国家税务局，*市地方税务局各区、县分局。
二、受理部门职责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受理审核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纳税申报和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
三、办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四、受理对象
(一)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五、办事程序
(一)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在税法规定的申报期限内，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或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递交纳税申报表。
(二)纳税人办理纳税申报时，应当如实填写纳税申报表，并根据不同情况相应报送下列有关证件、资料：
1、财务、会计报表及其说明材料；
2、与纳税有关的合同、协议书；
3、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
4、境内或者境外公证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明文件；
5、税务机关规定应当报送的其他有关证件、资料。
（三）扣缴义务人办理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时，应当如实填写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并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的合法凭证以及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有关证件、资料。
（四）主管税务机关受理并审核各种纳税申报表，代扣代缴、代收代缴报告表及其附表的数据勾稽关系是否正确。
六、办事时限与办事结果
(一)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纳税申报并进行初审，同时按初审结果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开出税款缴款凭证，保留事后税务检查权。对不按规定申报的，责令限期改正，并要求其重新申报。
税法学在我国法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开始被接受。但是税法学在我国毕竟进入法学教育才十余年，还很不规范，大多数学校法学专业还不是作为一门课程，仅仅是作为经济法学的一章简单介绍一下，税法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它在法学教育中的地位应该等到提升，成为法学专业骨干课程。在美国、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都是作为法学的必修课程。如果税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需要建立自己科学的、规范的理论体系。目前，税法学在这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体系不规范、内容不稳定，名称不统一，缺乏一个统一的教学大纲约束。
为了更好规范税法学的内容体系，笔者提出如下几个问题与同行探讨。
1、关于税法学与税收学的区分问题
目前作为法学教育的税法学与作为财经类的税收学体系过于接近。固然，二者的联系以及内容有一定的相互重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毕竟这两门课程分别属于不同的两个学科门类，应该有各自的逻辑体系。
首先，税法学的理论基础应该是法学而不应该是经济学。应从税收法律关系的特殊性来构筑税法学的理论基础，以此与税收学相区别。税收学的基础的研究目标应该是对税制进行经济学分析，探索税制各要素与经济变动之间的函数关系，不断优化税制结构，达到税收的最佳调控目标。税法则是从宪法权利（权力）出发确定权利、义务，并使这些权利、义务得以实现作为研究的目标。
其次，税法的原则也不应该借用税收学的原则。亚当斯密、瓦格纳以及当代经济学家提出的税收理论和原则为税收法律制定和实施奠定了理论条件。税法的原则不应停留在这一层面和角度上，而应结合税收的立法和执行特殊性，总结概括税收立法、执行过程中带有共同性的准则。这些准则即要借鉴税收理论和原则，又要具有鲜明的法学特征，还不能照搬法学共有的原则，反映税法的特殊规律。如税收法定原则、无差别待遇原则（平等原则）、纳税人权利保护原则、服务原则等等，都是税法学值得高度重视的原则性问题，经过广大学者的努力，税法固有的规律性东西会被发现，并逐步取得共识。
再次，税法学所阐述的内容具有规范性的特征，而税收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税法学作为法学学科与刑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等学科一样，其内容体系应主要依据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学理阐释，不排除必要的理论探讨，但所阐明的规范必须符合现行的法律规定，不能用理论探讨代替现行的法律规定。而税收学作为经济学理论主要应研究税收理论基本规律、范畴概念、历史、各派学说等，属于理论、制度和政策方面，对税法有理论上的指导作用。
2、关于税法与财政法的衔接问题
税法与财政法有着较密切的联系，税法学引入一部分财政法的内容是必要的。但是，二者也各自有着自己独立的体系。财政法是调整国家在财政管理活动中与财政管理相对人所形成的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也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包括财政政策、财政原则、财政活动方式和程序以内的基本法律制度，所涉及的内容有：预算、税收管理、国家采购管理、财务会计管理、国债发行与管理、转移支付、财政监督和法律责任等部门法律法规。
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财政法律体系中不可避免会涉及税法的内容，国务委员财政机关也属于国家税务主管机关，国务院的税收法规大部分都是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共同签发。但是，省以下各级财政机关则不是税务主管机关。税务主管机关和税款征收机关也不是一回事，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除税务机关、税务人员以及经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委托的单位和人员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税款征收活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单位和个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擅自作出的减税、免税决定无效，税务机关不得执行，并向上级税务机关报告。”所以税法与财政法有必要分离，税务机关的执法权限不应纳入财政法体系之中，财政部门的执法权限不宜扩大到税收领域，以防止地方政府过多过滥的地方政策。
与税法联系较密切的财政法内容主要有宏观财政政策、分税制财政体制、税款缴库和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内容，这些应包含在税法学内容体系之中。与税法虽有关系，但在体系上没有直接联系的内容，不宜引入税法学。
关于财务会计管理，财政部门与税务机关职能有交叉。根据<<会计法>>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内的会计工作。”这一规定明确了财政部门是会计工作的主管部门。但是，在税务、审计、金融等部门的管理职责中也也涉及会计工作，在<<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了税务机关有账薄凭证管理权。这是税收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加强对财务会计工作的管理，才能正确确定税基和计税依据。因此，税务机关对账薄、发票和其他会计凭证的管理是必须的。另外，由于我国施行税法与会计法适当分离的原则，税务机关在征收税款过程中，需要对会计项目进行调整，对二十余项指标的调整形成了独立于会计法的税务会计。这些内容应包含在税法学当中，而财政法涉及会计工作的内容主要应是会计制度的制定、会计人员的管理、会计工作的监管、注册会计师的管理等。目前税务会计内容大多数税法学教材尚未列入。
3、税法学与经济法学的关系
经济法学无论是从研究对象还是内容体系都比较混乱，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规定，税收法律制度被收入宏观调控法部分，但是在内容上却没有以税收的调控职能作为重点，而是介绍税收和税法的概念以及税法的基本制度为重点。税收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经济法学的宏观调控内容中应该涉及，但是应把握好角度，应围绕税收和税法的宏观调控职能（手段）加以阐述，而不应该在这很小的篇幅内全面介绍税法，主要应讲清楚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一样，是如何发挥其调控职能的。
根据我们十余年税法学教学的实际情况看，税法学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是学生反映最难学的学科，需要具备一定的相关知识为基础，如会计学、经济学等，而目前法学专业学生这方面的知识比较缺乏，需要老师在课堂上根据税法学需要引入相关知识并进行解释，学生才能理解。如果按照<<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规定的税法在经济法学二十四章中的一章来讲，学生可能连起码的概念也建立不起来。
另外，经济法应是一个学科而不应是一门课程，如果作为一门课程的话，也只能称之为经济法总论或经济法概论，侧重于经济法的概念及研究对象，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原则以及体系和内容的概述，为学生进入其他经济法律部门的学习奠定基础。如果经济法学把目前所涉及的法律领域的法律制度都收
自考经济法学科目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基本原理概论、英语、劳动法、房地产法、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经济法学原理、企业与公司法学税法原理、金融法概论、环境法学。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简称自学考试或自考。1981年，中国开始试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1988年，国务院颁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以行政法规形式确定自学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以法律形式确定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之一。该制度新型的开放式的社会化教育形式。参加考试者不受性别、年龄、职业、民族和已受教育程度的限制。现已为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众多国家的认可和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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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执法风险的类型分析
税收执法风险的存在与税收执法过程是否规范密不可分，根据其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将税收执法风险分为以下三类：
(一)税收管理作为类风险
?是指在税收管理过程中由于执法主体在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所赋予的职责职能中应作为而未作为、未完全作为或作为了未赋予的职责职能范围以及作为不当的管理事务而形成的影响和后果。其主要表现在基础管理工作不到位，未依法保障或侵犯了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未完全执行征管工作流程、税务登记不准确、纳税人性质认定错误、一般纳税人资格和增值税专用发票领用审核不严、减免税概念划分错误、“双定户”定额程序不全、政务公开不及时、税收政策宣传不到位、税款征收方式不统一、税率执行错误、一般纳税人进项抵扣审核不严、日常纳税辅导不细致造成纳税漏洞、纳税人只需履行备案手续的纳入了行政审批程序等行为都是其具体体现。
(二)税务行政诉讼类风险
是指税务执法主体因实施税务 三是《征管法》潜伏执法风险。《征管法》规定税务执法主体违反法律应承担责任的条款达12条。譬如，《征管法》第八十二条规定，“不征少征税款”属渎职行为，轻者给予行政处分，重者追究刑事责任。虽然立意很好，但后患无穷。“玩忽职守”与“工作疏忽”有时很难界定，任何导致税收流失的行为，都有可能被追究责任，执法风险可想而知。
四是政策制定不科学。各级税务机关为了更好地落实好上级文件精神，往往都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更加详细、更加具体的操作办法和规定。这些办法和规定虽然对提高税收征管质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却忽视了对本系统人员的法律保护，一旦出了问题，也为司法机关追究税务人员的责任提供了依据。如目前大力推行的纳税评估方式，既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位，又缺乏规范的操作规程，就是国家税务总局临时制定的《纳税评估管理办法》，其操作性也不是很强。各基层单位在实际操作中方式各不相同，管理不像管理，稽查不像稽查，隐患较大。像纳税评估税款的定性及入库问题，在当前使用的“综合征管软件v2.0”中就没有这一模块，如果按“查补税款”入库，就变成了稽查模式;如果按一般申报入库，又变成了征管模式。有些税务机关为了取得纳税人的配合，向纳税人宣传纳税评估是税务机关开展的一项优化服务措施，在纳税评估中发现的偷税行为也不转交稽查处理。目前检察机关已对国税系统的纳税评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如果我们不能有效解决纳税评估在政策适用上的问题，将会带来严重的执法风险。
(二)税务部门自身因素引发执法风险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税收执法人员，对依法治税缺乏全面深入的理解，思维方式落后于时代要求，法律意识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认为依法治税就是针对纳税人而言，而忽略了自身的法律意识的提高，直接引发税收执法风险，主要表现在：一是税收执法人员业务不熟，违反法定程序。部分税务执法人员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不深入学习和钻研税收业务，不懂装懂，凭感觉、凭经验执法而造成执法错误。二是税收执法人员对税法及相关法律的理解有偏差，执法质量不高。如制作税务执法文书不严谨、不规范，使用文书或引用法律条文错误，能够引用高阶位的法律法规却引用低阶位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执法中不注意收集证据或收集的证据证明力不强等，给司法机关追究留以口实。三是侥幸心理导致风险。许多税务人员明知程序不到位、操作不合法，仍我行我素，不加纠正，以为以前都没事，别人都没事，自己也不会有事。最典型的就是在进行纳税检查或送达税务文书时，因熟人熟脸而不出示税务检查证明或一人前往等。四是税务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带来的风险。如不征或少征税款，徇私出售发票，虚假抵扣税款、出口退税，得了好处不移送达到刑事标准的稽查案件等。
(三)外部环境存在风险诱因
一是形势发展增加执法风险。生产经营方式日新月异，日益复杂化，纳税人偷逃税形式多样、手段翻新、日趋隐蔽化，这些都增加了税务部门税源监控、税务检查的难度，增大了执法风险。二是外界对税务工作的熟悉度和关注度增强考验着执法水平。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法制的完善，广大纳税人的维权意识增强，越来越注重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税务人员任何损害纳税人正当权益的执法行为都可能引发行政诉讼，而且败诉率极高。同时，各级党委政府对税收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检察机关和纪检检察部门对税务行业的熟悉程度、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从近年来检察部门查办的涉税案件中就可以看出。税收工作任务重、责任大、矛盾多，成为一个高风险职业。三是地方政府行为增加执法风险。一些地方政府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替纳税人说情，致使税收政策难以执行到位，执法风险却由税务部门独自承担。
三、规避和防范税务执法风险的建议
(一)完善税法体系，规避政策风险
税法纰漏产生的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因此，完善税法体系，修正税法纰漏，是规避风险的治本之策。一要提高税法层次。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及税法的构成要素等必须且只能由代表民意的国家立法机关以法律明确规定，行政法规只是在法律的约束下对法律规定的事项进行补充、细化和说明。考察世界各国的税收立法状况，大多数国家也都是以税收法律为主、税收行政法规为辅。而我国除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是由税收法律调整的，其他税种都是由国务院的暂行条例调整的，在构成税法体系的形式结构方面，占主体地位的还不是税收法律，而是税收行政法规。因此，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等其他税种的暂行条例修订升级，上升为法律，提高法律效力，减少执法风险系数。二要修订现行法律法规，从根本上降低执法风险。如《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都是国务院1993年制定的，迄今已近15年，为适应税收形势的变化，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制定了很多补充性的规范性文件，如与增值税有关的减免税规定、消费税税目和税率的调整等，应把这些内容直接加进暂行条例里，逐步完善。
再如，《征管法》在对偷税处理时规定0.5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使得税务机关在处罚时自由裁量权太大，一定范围内会对税收执法的合理性、公正性造成影响，应适当修改。三要规范税收规范性文件。税收规范性文件是指导具体工作、解决具体问题的直接依据，直接影响执法结果，制约执法效果。规范税收规范性文件是规避执法风险的需要，具体要求为：制发宜慎重，切忌过多过滥，税务机关制定各类操作规程、办法，须经法规部门审查，并深入基层搞好调研、研讨，对其可行性、科学性全面论证，防止出台与法律相悖、与政策相左的文件;表述宜严谨、周密、清楚，力戒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产生歧义;政策宜稳定，切忌朝令夕改，前后矛盾，文件打架，让人无所适从;清理要及时，对过时、失效文件及时清理，公布废除，避免基层错把“鸡毛”当令箭，导致执法失当的风险。
(二)强化风险意识，化解现实风险
要想打造平安国税，当好平安税收执法者，首先要有风险意识。一要增强法制观念。与检察院、法院等部门联系，为税务干部长期开设“法律课堂”，结合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引导税收执法人员清醒认识新形势下的税收执法环境，知法、懂法，克服执法行为中的侥幸和麻痹心理，做到警钟长鸣，防微杜渐。二要端正执法观念。要在税收管理理念、税收服务意识、税收征收习惯、税收道德观念等方面与时俱进，提高对事务的判断力，提升处事经验;改变习惯的、传统的工作思维和征收方式，屏蔽求简单而忽略程序，求快捷而忽略方式的现象，避免和减少执法过程中的拖拉和随意性，尽可能不给执法风险留余地。三要搞好风险预测。研究和探讨税务人员涉税犯罪规律，定期结合岗位实际自查执法风险点，提高防范针对性;定期不定期召开税收工作评议会，邀请纳税人代表、特邀监察员等对税收工作“把脉问诊”，对问题做到及早发现，及时纠正，防患未然。
税收政策、法律制订的知情权，此为纳税人知情权的基础;对税收政策、法律内容的知情权，此为纳税人知情权的基本内容;对税收管理的知情权，此为纳税人知情权的保证;对税款支出方向、效率的知情权，此为纳税人知情权的重点和关键。纳税人知情权的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从理论基础的构建、立法、执法、司法、以及建立相应的监督体制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需要征纳双方、社会各界长期不懈地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很多，以下几点或许是最有效的选择。
一、重塑纳税人知情权的理论，借鉴国外执法经验
纳税人知情权的保障是一个社会民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但由于我国长期官本位思想及传统学术理论的影响，纳税人与政府公共部门的权利与义务还有着很多不对称的情况。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是各级公务员转变观念，换位思考，而这要以更新理论为前行。
我国应该借鉴以上先进国家的普遍做法，建立和完善现代税收宣传、政策公告、税收法规的送达制度，保证纳税人的税法知悉权；健全征税依据公告制度、征税决定送达制度、权利告知制度、阅览卷宗制度、说明理由制度，保证纳税人的知情权。
二、加强纳税人知情权的立法保护
1.从宪法高度确保纳税人的知情权
知情权理念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础，一国对知情权的尊重与否体现了一国政府的民主程度，因此现代各发达国家先后制订了关于保障纳税人知情权方面的法律。
2.制定税收基本法，完善政务公开制度
纳税人要行使对政府的监督权利、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均离不开政府信息的透明度。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权是当前加强纳税人权利保护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2001年新颁布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7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广泛宣传税收法律、法规、普及纳税知识，无偿为纳税人提供纳税咨询服务。第8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政策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此可谓纳税人知情权明确规定的一部法律。但是《税收征收管理法》并没有涉及到税收政策、法律制定，税收入库，税收支出等过程，使得纳税人在这些过程中的知情权没有法律明确的规定。针对纳税人知情权规定的缺失，应该借鉴日本、韩国的一些做法，制定一部《财政基本法》或《税收基本法》，除了在宪法中纳税人知情权的原则性规定外，在基本法中也应明确规定纳税人的知情权，明确纳税人对税收信息的知情权，规定纳税人知情权的范围、内容、方式及纳税人实现知情权的保障措施。
3.建立有效的税收听证制度
《行政处罚法》第42条进一步规定，税务行政机关在对纳税人做出较大数额罚款等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纳税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纳税人要求听证的，税务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然，由于税务行政行为发生频繁，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适用该程序，在依税法规定的税法要素征纳税的过程中，则可以不赋予纳税人要求听证的权利，这既能避免其滥用权利，又是税收效率原则的必然要求，但是，当税务机关将做出减免税或处罚决定时，纳税人即可要求召开听证会以增加行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保护纳税人权利。
三、完善纳税人知情权的司法保护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知情权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必然要有具体的权利救济制度予以保障。笔者认为，应该设立不同层次的救济途径:
1.我国应建立纳税人知情权的宪法诉讼制度
随着现代法治的发展，秩序的建立、宪法司法化已成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宪法权利保障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目前还没有宪法诉讼这种制度，但我们应该有前瞻性，顺应宪法司法化的大趋势，确立宪法诉讼理念，给予纳税人知情权以宪法层面的保障。即纳税人有权直接根据宪法的规定提起维权诉讼。
2.完善行政救济，利用行政复议制度保护纳税人的知情权
纳税人的知情权应该纳入行政复议制度的保护中来，如果有关行政机关进行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履行告知义务而侵犯了纳税人的知情权，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违法，并且侵害了纳税人的知情权时，应该责令行政机关予以纠正，并给以有过错的行政机关行政上的惩戒。
3.税务诉讼是纳税人知情权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
在我国纳税人知情权应该得到司法保护，当有关机关的信息不公开，损害了纳税人的知情权时可以提讼，但是，在纳税人知情权立法、信息公开制度和财政透明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其实很难实现对知情权的保护。
四、建立纳税人的自我保护组织，加强完善监督机制
一、我国船舶吨税的发展历程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对国际航行船舶征税。唐朝时期就对进入我国疆域的商船征收“舶脚”，明清两代按船只大小征收“船钞”或“水饷”，1843年以后开始对外国商船改按吨位征收船舶吨税。
后至1951年9月，船舶吨税划入财政部税务部门管理的车船使用牌照税范围。对于中国籍船舶，无论是否国际航行，均由税务机关改征车船使用牌照税，但对于外国籍船舶和外商租用的中国籍船舶，仍沿用船舶吨税名称，由海关代征。1951年10月至1986年9月，船舶吨税作为关税收入的组成部分，由海关负责征收和管理，所征税款与关税一并缴入中央国库。1986年10月至2000年12月，船舶吨税划归交通部管理，不作为关税收入，但仍由海关代征，所征税款缴入交通部专门账户，专项用于海上航标的维护、建设和管理。2001年1月1日起，船舶吨税作为中央预算收入，全部上缴中央国库，不再作为预算外资金管理。船舶吨税收入由海关征收后就地办理缴库，仍专项用于海上航标的维护、建设和管理。
从船舶吨税的立法情况看，1952年9月16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1952年9月29日海关总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船舶吨税暂行办法》（以下简称《船舶吨税暂行办法》）长期成为我国船舶吨税征管的法律依据。其间有关部门于1954年、1974年、1991年和1994年仅对船舶吨税税率等少数税收要素作了修改。2011年11月23日国务院通过了《船舶吨税暂行条例》，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同时废止了实施近60年的《船舶吨税暂行办法》。《船舶吨税暂行条例》的颁布实施是60年来我国船舶吨税制的一次重大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船舶吨税是我国税收体系中最小的一个税种，吨税收入占全国税收的比重最低，近年该比重一直维持在0.04%上下，但船舶吨税收入年增长率在10%以上，近十年年均增长率达17%。从表1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2001年船舶吨税收入仅为6亿元，2011年吨税收入达到近30亿元，十年间吨税收入增长了4倍。船舶吨税收入的稳定增长，为我国海上航道设施的维护、建设和管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我国船舶吨税新税制的变化
与以前的船舶吨税税制相比，2011年制订通过、2012年开始实施的《船舶吨税暂行条例》对吨税税制要素作了较大的修改，其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层级提升
长期以来，船舶吨税最主要的法律依据是1952年9月16日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1952年9月29日由海关总署对外的《船舶吨税暂行办法》。根据我国《立法法》规定，行政法规一般由国务院组织起草制定，并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的形式对外公布。国务院各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部门规章由部门首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从主体的角度看，原《船舶吨税暂行办法》属于部门规章，但从批准权限角度看，它又具有行政法规的性质。新的《船舶吨税暂行条例》由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以国务院第610号令的形式公布实施，明显属于行政法规范畴。船舶吨税立法层级的明确，提升了吨税税法的法律地位，有利于船舶吨税的征收和管理。
（二）课税范围扩大
课税对象是税收制度中的核心要素之一。新的船舶吨税课税对象有了很大变化。原《船舶吨税暂行办法》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行驶的外国籍船舶和外商租用的中国籍船舶，以及中外合营企业使用的中外国籍船舶（包括专在港内行驶的上项船舶），均按本办法由海关征收船舶吨税（以下简称吨税）。前项应完吨税船舶，毋庸另向税务机关完纳车船使用牌照税①。”即原吨税课税范围包括各种在我港口行驶的外国籍船舶和部分中国籍船舶。而新的《船舶吨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港口进入境内港口的船舶（以下称应税船舶），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船舶吨税（以下简称吨税）。”即新的吨税课税对象是各种从境外港口进入境内港口的船舶，包括外国籍船舶和中国籍船舶。表2是结合实际征税情况对新旧船舶吨税具体课税对象的比较，从中可以看出，新的吨税课税范围更大。
（三）税目税率调整
新的船舶吨税税目税率有很大变化，一方面税目作了简化处理，另一方面税率作了较大调整。原吨税征税范围区分为机动船和非机动船两类，根据船舶净吨位共设计了9个税目，每个税目都对应90天和30天两种执照期限的普通税率和优惠税率。对于机动轮船、汽船和拖船，分别按500吨及以下、501-1500吨、1501-3000吨、3001-10000吨以及10001吨以上为依据设计了5个税目，对于非机动船，包括各种人力驾驶船舶及驳船、帆船，则分别按30吨及以下、31-150吨、151吨以上为依据设计了3个税目。新的船舶吨税只对机动船舶和非机动驳船征收，其他非机动船舶免征吨税。税目也简化为4个，分别按不超过2000净吨、超过2000净吨但不超过10000净吨、超过10000净吨但不超过50000净吨以及超过50000净吨为依据设计税目，每个税目都对应1年、90天和30天三种执照期限的普通税率和优惠税率。同时规定对机动拖船和非机动驳船，分别按相同净吨位机动船舶税率的50%计征吨税。比较新旧吨税规定，可以发现新的吨税税目设计更加简化合理，税率调整有高有低。
在传统的企业所得税筹划中,企业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筹划的空间有三个
1、企业身份优惠的筹划空间.由于过去生产性外资企业、福利企业等具有特殊身份的企业可以享受减免税以及低税率的优惠,因此企业想方设法创造条件,通过嫁接或改变身份来谋取税收优惠.新企业所得税法取消了上述优惠政策,由通过改变企业身份就能享受税收优惠的筹划空间已经不复存在
2、新办企业优惠的筹划空间.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新办的从事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的企业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一免一减半",以及新办的从事咨询业、信息业、技术服务业的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等优惠政策,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利用不停地新办、关停、再新办企业的方法规避企业所得税.新企业所得税法取消了上述优惠政策,因而这一筹划途径已经封堵
3、地域性优惠政策的筹划空间.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规定,且生产经营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还可以享受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而新企业所得税法已经取消上述优惠.由于这些地域性优惠政策的取消,原来仅靠在特定区域成立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包括通过打擦边球、贴上高新技术企业标签就能获取税收优惠的筹划空间已经压缩
虽然上述三个筹划空间已经关闭或压缩,但并不意味着利用税收优惠进行筹划就没有了空间.总体来看,新企业所得税法构筑的税收优惠体系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因此企业在进行税收优惠政策的筹划时,必须将视角从投资地点的税收筹划向投资方向的税收筹划转变.如:农、林、牧、渔业项目,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项目,符合条件的微利企业,以及符合条件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等等.如果企业有条件及时转变筹划方向,一个新的筹划空间必将被打开
另外,《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原享受低税率优惠政策的企业,在新税法施行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原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定期减免税优惠的企业,新税法施行后继续按原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文件规定的优惠办法及年限享受至期满为止,但因未获利而尚未享受税收优惠的,其优惠期限从2008年度起计算;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将继续执行.与此同时公布的《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表》还显示,涉及原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和具有行政法规效力的文件有30项,这些优惠主要是此前的一些区域优惠和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等.通知还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原享受低税率优惠政策的企业,在新税法施行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其中,享受企业所得税15%税率的企业,2008年按18%税率执行,2009年按20%税率执行,2010年按22%税率执行,2011年按24%税率执行,2012年按25%税率执行;原执行24%税率的企业,2008年起按25%税率执行.需要强调的是,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与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规定的优惠政策是存在交叉的,由企业选择最优惠的政策执行,不得叠加享受,且一经选择不得改变.上述规定事实上还是给了这类企业一定的筹划空间。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扩大了成本费用的筹划空间
应纳税所得额和税率是决定企业税负的两个要素,在收入确定的前提下,税前可扣除成本费用的增加,必然会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如新企业所得税法取消了计税工资的扣除标准,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合理的职工工资薪金,准予在税前扣除".又如统一和部分提高了广告费扣除标准,"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这些规定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将产生不同的影响,税收筹划的效果是不同的。 新企业所得税法以公司法人为基本纳税单位,不具备法人资格的机构不是独立纳税人.如果企业把设立在各地的子公司改变成分公司,使其失去独立纳税人资格,就可以由总公司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由于各分公司间的收入、成本、费用可以相互弥补,实现均摊,就可以避免出现各分公司税负严重不均的现象,尤其是当集团公司中各子公司有亏有盈时,这种方法更为有效.新企业所得税法还统一了加速折旧的规定,为设备更新频率较快的企业提供了筹划空间.但是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关于业务招待费、大修理支出费等的规定使原来的筹划思路受到了限制,纳税人必须对原有思路进行调整。
总之,成本费用的税收筹划涉及面广,筹划技术要求高,企业需要准确把握税法的规定,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才能顺利实现成本费用的最大化扣除
三、国际税收筹划将成为焦点
首先,外国投资者到我国投资已经有近20年了,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投资模式和税收筹划安排,但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迫使这些企业必须重新考虑投资方式和税收安排;其次,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国际税务筹划也在情理之中.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外资企业的税负会有所增加,而税负增加是投资者进行税收筹划的重要动因.尤其是新企业所得税法关于纳税人和预提所得税的规定,会直接推动企业进行新的税收安排和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引入了居民企业的概念,规定中国的居民企业需要就其全球所得在中国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对于居民企业的判断标准,由过去单一的"登记注册地标准"改为"登记注册地标准"和"实际管理控制地标准"相结合,即: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都将构成中国的居民企业.如果企业不想成为中国的居民企业,就不能像过去那样仅在境外注册即可,还必须确保不符合"实际管理控制地标准".这一变化对于在外国注册、但实际按税法规定属中国资本控制的企业,特别是"返程投资"的企业至关重要,必须重新审视
另外,按照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预提所得税由10%税率提高到20%税率,同时,取消了外国投资者从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免征预提所得税的政策,直接影响到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利润和将来投资退出的税负.预提所得税的增加,迫使投资者进行国际税收筹划,其中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利用国际税收协定进行筹划.目前,我国已与80多个国家签订了税收协定,投资者应该关注这些协定并进行恰当的投资安排,因为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外国政府订立的有关税收的协定与本法有不同规定的,依照协定的规定办理.而在一般的税收协定中,预提所得税的税率不超过10%.也就是说,投资者选择在与中国签订有税收协定并且预提所得税的税率较低的国家登记注册企业,再由该企业对中国进行投资,就可以有效规避较高的预提所得税税负
四、转让定价的税收筹划要三思而后行
转让定价是跨国公司普遍采取的策略,虽然其目的主要是实现其全球的经营战略和逃避有关国家的外汇管制,但实际上转让定价已成为跨国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重要手段.大量税收优惠政策的取消以及外资企业税负的增加,将进一步刺激企业通过转让定价规避税负.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之前,进行转让定价安排的主要是外资企业,可以预见,内资企业特别是大型内资企业集团,开展转让定价筹划的会越来越多.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而按以前规定,如果被投资方适用的税率低于投资方,则投资方分回的股息、红利需要补税.此条规定为居民企业通过转让定价安排将利润转移到适用低税率的关联企业,从而有效地减轻企业集团的总体税负提供了筹划通道
[关键词]税法，法定期间，指定期间，顺延期间
一、税法上期间的概念、特征及其意义
期间在一般意义上说，指的是从某一特定时间起至另一特定时间止的时间限度。期间原本是诉讼法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1]期间又称诉讼期间，是指人民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和完成某种诉讼行为的期限和日期。期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期间仅指期限；广义的期间包括期日和期限两种。诉讼法上的期日，是指人民法院，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共同进行诉讼行为的日期。我国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刑事诉讼法对期日均未作具体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多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审理的具体情况和法定期间的规定予以指定。为了实现公正和效率的统一，诉讼过程既需要时间保障，又需要时间限制，时间不仅是诉讼进展过程的标志，也是设计诉讼其他制度必须考虑的因素。正因为如此，我国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刑事诉讼法均设专章规定了期间制度。
事实上，在现代法治国家，期间制度不仅是司法机关司法活动过程中应当遵守的重要法律制度，而且在其他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保障国家职权行使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方面，期间制度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的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以国家政权体现者的身份，强制地向纳税人无偿征收货币或实物所形成特定分配关系的活动。[2]税收征管是指税务机关依据国家税法和政策以及有关制度的规定，为实现税收分配关系，促使征纳双方依法行使征税权利和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扣缴义务，而对日常的征收和管理活动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控制、协调和监督的过程和工作。[3]税收活动必须依法进行，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课税要素法定和征税程序法定则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纳税期限是课税要素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征税程序是征税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的职权行为，为保证税收征管程序上的公平和效率，各国税法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严格的期间制度。
所谓税法上的期间是指税法规定的征税机关，以及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等税收当事人在税收征收管理活动过程中，完成某种税收活动所必须遵守的时间限制。
与诉讼法上的期间制度相比，税法上的期间制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范围上的特定性。税法上的期间制度是税法规定的在税收活动中所应遵守的时间上的要求，它贯穿于税收活动的全过程，超出税收活动范围的则不在此列；2、对象上的特指性。税法关于期间的规定有两种对象，一是对征税机关履行税收征管职权的时间上的要求，二是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等当事人履行某种行为时间的要求。3、效力上的强制性。税法规定的期间，除除斥期间以外，都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征税机关和税收当事人都必须切实遵守，除税法明确规定可以依法宽延以外，不得违反，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如罚款和滞纳处分。等。
税法上设立期间制度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1、确保税收活动及时、正常进行，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节约资源和减少税收成本，从而保证国家税款的及时收缴，维护国家的税收利益。2、有利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及时行使税法上规定的权利，履行法定义务，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3、严格遵守税法期间，还是征纳主体行为协调一致，税收征管活动顺利进行的保证。税收活动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活动，征纳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存在密切的联系，而且相互衔接，期间制度是税收活动顺利进行的时间保证。4、有助于税收征管的严肃性和维护税收法律的权威性，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体现。
按期间的性质划分，税法上的期间制度主要由法定期间制度、指定期间制度和顺延期间制度等组成。
二、我国税法上的法定期间制度
税法上的法定期间是指税法明确规定的税收活动的期限。这种期间的开始是基于某种税收行为的实施或税收法律事实的发生。税法关于各种税收活动的期间有具体而明确的制度规定。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税务管理环节的期限制度
税务管理活动中的期限制度主要由税务登记期限，帐簿凭证设置期限，发票的缴销、开具和保管期限以及纳税申报期限等五个方面的内容组成。
1、税务登记期限。税务登记包括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三种情况，税法对每种情况都规定了明确的期限。例如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第15条规定：“企业，企业在外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个体工商户和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日内，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税务机关应当自受到申报之日起三十日内审核并发给税务登记证件。”可见，我国税法在设立税务登记管理中，不仅规定了纳税人的期限，而且对税务机关核发税登记证也规定了明确的期限，这也是《税收征管法》修订以后新增加的内容。此外，现行《税收征管法》还就变更和注销税务登记的期限作了明确规定。例如《税收征管法》第16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之前，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税务登记。”《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9条规定“按照规定不需要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的纳税人，应当自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告终止之日起15日内，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第10条规定“纳税人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应当自营业执照被吊销之日起15日内，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登记。”
2、账簿凭证设置和保存期限。我国税法规定，除经税务机关批准可以不设置账簿的个体工商户外，所有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都应当按照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设置账簿。例如《实施细则》第17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15日内按规定设置账簿。”；第19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件之日起15日内，将其财务、会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报送税务机关备案。”；第20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当自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扣缴义务发生之日起10日内，按照所代扣、代收的税种，分别设置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账簿。”《实施细则》第23条对账簿凭证的保管期限也作了规定。“账簿、会计凭证、报表、完税凭证及其他有关资料应当保存10年。”此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会计凭证、账簿和报表，至少要保存15年；私营企业的会计凭证、账簿的保存期限为15年，月、季度会计报表为5年；年度会计报表和税收年度决算报表要永久保存。
3、发票的领购、开具、保管和缴销期限。发票不仅是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和财务收支的法定依据，也是税务机关据以计税和进行税务检查的重要依据，发票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领购、开具、保管和缴销。发票管理中的期限制度是发票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1993年12月23日财政部的《发票管理办法》和1994年国家税务总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明确规定了发票的领购、开具、保管和缴销期限。例如《发票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依法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和个人，在领取税务登记证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领购发票。”第23条规定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开具；此外，《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6条还特别规定了各种具体情况下专用发票开具的时限，并规定，一般纳税人必须按规定时限开具专用发票，不得提前或滞后。发票应当按规定期限缴销、保存和销毁，《发票管理办法》第29条规定，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税务登记的同时，办理发票的缴销手续；第30条规定，已经开具的发票存根联和发票登记簿，应当保存5年，对保存期满的发票，报经税务机关查验后销毁。
4、申报期限。所谓申报期限，是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或税务机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申报应纳或者应解缴税款的期限。申报期限一般是在税务机关依据不同税种法和纳税人的不同特点，确定的计税期间之后的一个合理的时间。如《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以一个月为一期纳税的，自期满之日起十日内申报纳税；《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16条规定，纳税人应当在月份或者季度终了后十五日内，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会计报表和预缴所得税申报表；年度终了后四十五日内，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会计决算报表和所得税申报表。因此，申报期限因税种和纳税人的不同而分别设定的，特别是由于纳税人情况千差万别，税法不可能规定一个统一的期限，在税收实践中，申报期限的具体确定，税务机关有一定的自由决定权。
（二）税款征收环节的期间制度
1、计税期间
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或者税务机关依据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纳税人据以计算应纳税额的期间。纳税期限有按期纳税、按次纳税两种计算方式，这实质上就是指税法上规定的计税期间。如《增值税暂行条例》第23条规定“增值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1日、3日、5日、10日、15日或者1个月。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纳税人一个月为一期纳税的，自期满之日起十日内申报纳税。”可见这里的纳税期限实质上就是指计税期间。
2、纳税期限与税款的缴纳期限
纳税期限是税法要素的重要内容。但目前税法中关于纳税期限的规定，含义并不明确，学者的理解差异也很大。一些学者认为，纳税期限也称为纳税时间，是指在纳税义务发生后，纳税人依法缴纳税款的期限。可分为纳税计算期和税款缴库期。[4]而另一些学者认为，纳税期限，即缴纳税金的期限，如按月纳、按季纳、按年纳等。[5]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纳税期限是税法规定的纳税主体向征税机关缴纳税款的具体时间。纳税期限分为按次征纳和按期征纳两种。并且认为缴库期限和申报期限是与纳税期限先相关但不相同的概念。这里作者实际上是将纳税期限理解为计税期间的。[6]事实上，纳税期限这一概念在税法上在不同场合的使用至少包括有以下三层涵义：一是指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即纳税人发生应纳税的行为，应当承担应纳税义务起始时间。这是计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交纳税款的基础。二是指计税期间，三是指税款缴纳的期限。
笔者认为纳税期限既然是课税要素的主要内容之一，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构成要素法定，因此纳税期限也应当法定。由于一些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等流转税）的计税期间虽然在税法上作了规定，但这些规定往往是一般性的，原则性较强，仍然无法确定某一特定纳税人的具体计税期间，更多的还需要征税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具体确定，也就是说，在具体计税期间的确定方面，征税机关的自由裁量空间仍然很大。基于这种考虑，笔者认为，将纳税期限理解为计税期间存在有可商榷之处。其次，纳税期限应该是一个与税收征收管理密切联系的概念，是税法从方便征税机关行使税收征管权而直接设定的期间，它与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必须基于一定的税收法律事实的存在具有明显的区别。基于这种考虑，笔者认为，将纳税期限理解为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显然也是不妥的。与计税期间和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相比，税款的缴纳期限相对来讲，在法律上比较容易确定，而且是征税活动最为核心的内容，笔者认为，税法上宜将纳税期限的涵义明确为税款的缴纳期限，以避免现行税法在这一概念上的模糊。
为了便于征税机关及时、足额收回税款，我国税法对税款的缴纳期限又分别设定了预缴期限和汇算清缴期限两种期间制度。例如《增值税暂行条例》第32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以一日、三日、五日、十日或者十五日为一期纳税的，自期满之日起五日内预缴税款，于次月一日起十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这是关于预缴期限的规定。《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按年度计算，分月或者分季度预缴。月份或者季度终了后十五日内预缴，年度终了后四个月内汇算清缴，多退少补。”则是关于汇算清缴期限的规定。
（三）税款征收环节的除斥期间制度
除斥期间也称预定期间，是指法律规定某种权利预定存在的期间，权利人不在此期间行使权利，预定期限届满，便发生该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
法律创立除斥期间制度的价值在于：（1）促使表意人及时纠正意思表示的瑕疵；（2）促使当事人及时纠正行为标的显失公平；（3）促使当事人及时确定不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4）促使当事人因不利于自己的事情发生时及时行使救济权。在民法上除斥期间主要是针对撤销权、追认权等形成权而言的，其目的在于撤销已经成立的民事行为，或确立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除斥期间是一个实体权利的存在期间，期间一旦过去，相应的实体权利就随即消灭；除斥期间届满，法律预定的权利消失，原来的法律关系继续有效。
与民法一样，税法上的法律关系如长期处于不稳的状态中，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为此，世界上一些国家税法就规定了除斥期间制度。例如日本税法上，就对可以进行更正、决定、课赋决定等行为的期间作了限制，称之为确定权的除斥期间，并将这种除斥期间分为普通除斥期间和特别除斥期间两种。普通除斥期间包括更正、决定的除斥期间和课赋决定的除斥期间。特别除斥期间，即在普通除斥期间经过后也可以作出更正决定的处理。[7]
我国现行税法上对此也有类似的规定。《税收征管法》第51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这是我国税法关于多征、多缴税款退税期限的规定。此外，《税收征管法》第52条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来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五年。这是我国税法对未缴或者少缴税款补缴和追征期限的规定。
笔者认为，我国税法上述关于退税期限和追征期限的规定，就其性质来看，应属于一种更正的除斥期间。
事实上，无论是多征多缴税款的退回还是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的追征，都是要对业已存在的税收法律关系通过单方予以变更，因此，税法上纳税人的申请退税权和征税机关的追征权，从本质上讲，都属于形成权。相应地，退税期限和追征期限的性质也应属于除斥期间的范畴。
值得研究的是，我国《税收征管法》第52条在规定了一般情况下的有限追征期以外，还对偷税、抗税、骗税的追征期作了特别规定。例如该条第3款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也就是说，对于由偷税、抗税、骗税的违法犯罪行为所来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的追征，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这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如英国。①但笔者认为这种规定的妥当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偷税、抗税、骗税行为即使构成了犯罪，依照我国刑法规定，一般情况下刑事责任的追诉期最长是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刑事责任是所有法律责任中最为严重的，刑罚也是最为严厉的惩罚方法。税收虽然具有强制性，但本身不具惩罚性，对偷税、抗税、骗税的违法犯罪行为所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实行追征，本质上仍属于经济责任的范畴，与犯罪嫌疑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比，毕竟较轻，如果将较轻的经济责任的追征期规定过长，甚至超过刑法上的最长追诉期，显然是不合理的。此外，无限期的追征在实际操作上也存在困难。正如前所述，税法上的法律关系如长期处于不稳的状态中，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规定允许无限期的补缴和追征，既不利于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又会给征纳双方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问题。事实上，如果犯罪嫌疑人偷税、抗税、骗税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我国刑法都规定了较重的刑罚处罚，罪犯在被处以极刑或者在长期服刑以后，无限期的补缴和追征实际上很难实现。为此，笔者认为，我国税法应当对偷税、抗税、骗税所造成的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的追征期限给予限定，具体可以比照我国刑法关于最长追诉时效的规定，限定为20年为宜。
三、我国税法上的指定期间制度
所谓税法上的指定期间是指由税务机关根税收当事人的具体情况依职权确定的期间。我国税法上的指定期间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正常情况下的期间指定。主要是一些期间虽然在税法上作了规定，但这些规定往往是针对一般情况制定的，比较原则，实际适用过程中，还需要税务机关依照法律并结合具体情况，具体确定。税务机关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如前述增值税纳税人计税期间的具体确定。二是因税收当事人过错造成期间延迟或耽误情况下的期间指定。例如《税收征管法》第32条、35条，规定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规定期限缴纳税款和办理纳税申报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可以责令限期缴纳和申报。这里的期限是由税务机关根据情况自行决定的。三是因税收当事人有其他违法情况足以构税收威胁的，税务机关可以责令当事人限期缴纳应纳税款。如《税收征管法》第38条、第40条分别规定了税收保全和纳税担保过程中的限期缴纳制度。以上后两种情况都是属于非正常态下的期间指定。
四、我国税法上期间的顺延制度
期间的顺延是以期间的耽误为前提的，所谓税法上的期间耽误是指当事人在法定期间或指定期间内，没有完成应为的税收行为。在税收活动中，当事人耽误期间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因当事人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有的则是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其他客观障碍而造成的。对于前者，无疑应当由当事人自己承担耽误的不利后果；对于后者，则应给予当事人补救的机会。
《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就延期申报作了明确规定。例如《税收征管法》第27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的，经税务机关核准，可以延期申报。”“经核准办理前款规定的申报、报送事项的，应当在纳税期限内按照上期实际缴纳的税额或者税务机关核定的税额预缴税款，并在核准的延期内办理税款结算。”《实施细则》对上述规定作了进一步明确，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因不可抗力，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的，可以延期办理。但是，应当在不可抗力情形消除后立即向税务机关报告，税务机应当查明事实，予以核准。”
此外，我国《税收征管法》还规定了延期纳税制度。例如《税收征管法》第31条第2款规定“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这里讲的特殊困难主要是指纳税人无法控制的原因或不能归责于纳税人的原因造成的困难，具体情况由有批准权的税务机关判断决定。
可见，我国税法上的期间顺延制度的适用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我国税法上的期间顺延制度仅适用于不可抗拒的事由或其他客观障碍等不可归咎于当事人的原因而造成的税收行为耽误的情况，对于当事人因主观过错造成的税收耽误则不能适用。
2、我国税法上的期间顺延制度不能自动适用，必须由当事人向有权核准或批准的税务机关提出顺延期限的申请。
3、顺延期限的申请是否核准或批准，由相应的税务机关决定。
4、经批准后，税款缴纳可以顺延的最长的期间为三个月。
综上所述，期间制度是我国税法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制度，其合理设计，对于体现我国税法的公平与效率，保证我国税收征管活动各个环节的相互衔接、及时、高效，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该引起我国税收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更大关注。对我国税法上的期间制度研究仅限于一个初步的梳理，还很不全面和深入。由于篇幅所限，许多问题需留待以后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①许多国家的税收法律都规定了有限的补缴和追征期，例如法国规定为四年，但属税务欺诈行为的，可延长二年；英国规定为六年，但对偷税或欠税而犯罪的，则追溯无限期，对纳税人漏税而犯罪的，税务机关可追溯二十年。（转引自：扈纪华，刘佐。税收征管法与纳税实务[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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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合伙企业所得税制中，没有反避税制度的相关内容，这对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完善，以及合伙企业功能的发挥造成了障碍。而美国税法中合伙企业所得税反避税制度的内容则为完善我国的相关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文拟通过浅析美国合伙企业所得税相关反避税制度的经验，对我国合伙企业所得反避税制度的构建进行探讨。2006年颁布的新《合伙企业法》第6条规定：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国家有关税收规定，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这一有专门规定，结束了我国合伙企业所得税制方面基本法律长期缺位的状况，在扩展了合伙企业类型的同时，也使得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在新法的框架下得到了整合和统一。根据新《合伙企业法》，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彻底贯彻了“流经”原则，合伙企业在税收中仅起“导管”的作用，其本身并不能成为纳税主体，而合伙人才是真正的纳税人。因此，合伙企业被视为“透明的实体”，其经营所得应分配到各合伙人手中，由各合伙人根据其自身情况缴纳所得税，个人合伙人依据个体工商户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法人合伙人依据《企业所得税法》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是，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与新《合伙企业法》的规定相配套的合伙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实务操作的法律依然是国家税务总局于2000年颁布的《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中的很多制度和内容仍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其中最为严重的是缺乏明确的反避税制度，从而造成合伙企业经常被用作避税的工具，而无具体的制度可以对其规制。
一、美国合伙企业所得税制的反避税措施
根据1988年版的《国际避税词汇》的界定，避税是指为税收目的，纳税人通过合法的安排减少其纳税义务。其根本原因在于司法的自治和税法的形式理性的矛盾，应对和限制避税行为的法律技术或措施有多种，主要包括税法解释、反避税规则、税务处罚以及对税法进行实体修订等。其中，以司法机关创制的或者由法定的立法机关制定的反避税规则和措施最为常见与重要。
(一)合伙企业所得税反避税规则美国合伙企业所得税的反避税规则，首先应当受制于美国联邦税法领域普遍适用的一般反避税规则(GAAR，general anti－avoidance rule)。而这些普遍适用的一般反避税规则，主要是由美国的司法机关在判例中所形成和确认的。美国的法官们在解释税法方面一直属于激进主义分子，创制了许多反映国会制定所得税法时的预设意图的反避税原则。这些原则是在法院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并适用于所有的税法领域。在美国，适用于所有税法领域的一般反避税规则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经济实质原则，即任何一项交易如若缺乏经济实质，则在税收法律上不会被承认为有效；二是商业目的原则，即任何一项交易行为，如果没有明确的商业目的，则被推定为具有避税意图而不产生税法上的效力；三是分步交易原则，则要求对涉及多个关联步骤的交易在税收上予以合并对待；四是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即法院应当忽视交易的法律形式而追寻隐藏在其后的经济实质原则。而具体涉及到合伙企业所得税领域的反避税规则，则称为“特殊反避税规则”，它是针对特殊领域的纳税人的避税动机而制定的反避税制度。在美国，特殊反避税规则与一般反避税规则最大的区别在于，应将其放在行政实践的背景中观察，因为这些特殊反避税规则都是行政机关在打击避税行为的活动中，逐步总结所累积的实践经验而制定的，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而具体承担这一任务的机构是美国财政部，它制定通过了大量的带有反避税规则的行政法规，而这些规则的执行机关则是美国国内收入局。虽然美国《国内收入法典》中本身也有一些涉及纳税人避税目的的规定，但更多的反避税规则是行政机关在税务行政实践中，在长期的反避税行动中，经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而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制定的。因此，美国在合伙企业所得税方面的反避税规则，也只能在财政部的行政法规中才有相关规定。美国财政部规章第701－2节详细规定了合伙企业所得税领域的反避税规则，包括：商业目的原则，即要求每一个合伙交易必须是“为了实质的经营目的而进行”的，否则不产生税法上的效果；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规定任何一项合伙交易的形式必须经受得住法院创制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检验，否则该交易形式不被认可；经济效果原则，合伙经营的每一合伙人的税收后果以及合伙人与合伙企业之间交易的税收后果，必须准确地反映合伙人的经济协定，并清晰反映合伙人的所得。此外，财政部规章还明确授权国内收入局对任何滥用合伙交易以规避税收的行为。
(二)合伙企业所得税漏洞弥补反避税措施除上述合伙企业所得反避税规则外，美国还出台一些针对个别法律漏洞而制定的各种反避税措施，其与反避税规则最大的区别在于其适用范围较小，仅适用于弥补合伙企业所得税制中的个别制度漏洞，美国合伙企业反避税措施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特殊分配措施的限制。根据《国内收入法典》，美国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被允许进行合伙企业所得和费用的“特殊分配”。所谓“特殊分配”，是指通过合伙协议的方式，不按照通常的分配规则和合伙人权益基值进行收入和损失及费用的分配，而是给予特殊的合伙人一定的倾斜扶持。特殊分配措施对于充分调动合伙人的积极性有着特殊的作用，但该措施也极易被滥用，从而成为有些合伙人规避纳税义务的方法。由于非居民纳税人仅就来源于国内的收入纳税，上述安排会导致本应分配给居民合伙人而缴税的一半来源于国外的收入，因其全部分配给非居民纳税人，而导致无法征税。由于合伙人的资本性账户决定着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时能够获得的财产数量，因而在特殊分配中，其变化也反映出合伙人承担了特殊分配的经济负担。二是合伙人关联交易的反避税措施。合伙人关联交易，是指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当事人，与合伙企业相互进行交易。在美国，合伙人可以从事这样的交易，将自身的财产出售给合伙企业，合伙企业也可以将财产出售给自己的合伙人，并且每方当事人都承认该项交易所产生的任何利润和损失，并给予正常的税收待遇。但在实践中，可征税的关联交易经常在形式上被设计为可能引发税收豁免的行为，以规避纳税义务。独立的观察，每个步骤都引发税收豁免，但结合在一起观察，出资和分配实质上构成了有效的销售。为避免合伙企业关联交易被滥用，1984年“税收改革法案”将“伪装销售规则”引入到《国内收入法典》中。根据“伪装销售规则”，合伙人为合伙企业执行服务或者转移财产给合伙企业，合伙企业由此向其直接或间接的分配合伙企业所得的行为，被视为发生在合伙企业和第三方合伙人之间的关联交易。上述关联交易可能成为可课税的事件，而不是根据《国内收入法典》第731或721节，成为豁免征税的所得分配或者财产出资。三是合伙企业权益出售时的反避税措施。在美国，合伙人在出售合伙企业权益时，实现的出售所
得数额与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权益份额基值之间，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差距，由此也就产生了权益出售所带来的利润或者损失。当出售数额大于权益份额基值时，就会产生利润，应当归入合伙人所得缴纳所得税；反之，则构成损失，并归入合伙人损失中，在纳税时扣除。根据美国法律，合伙企业权益在性质上属于资本性资产，因而，出售其所产生的任何利润和损失在本质上也都是资本性的，而资本性利润在税收方面能够得到优惠的待遇，税率仅为28％。也正因为资本性收入的所得税优惠待遇，成为人们滥用合伙企业权益收益出售规则，以规避税收的动力。合伙人可以通过在收入聚集前出售合伙企业权益的方式，去尽量消除其在合伙企业一般收入中的份额，以出售权益所得的资本性收入替代合伙企业一般收入，从而得到税收优惠。为规制上述避税行为，《国内收入法典》第751节创设了一项反避税措施，规定以出售合伙企业权益的方式出售合伙企业所固有的一般收入，所产生的利润依然为一般收入，不得享受资本性收入的税收优惠待遇。这一规定可以防止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所得聚集前通过出售合伙权益的方式转变一般收入为资本收益，也可以确保可归因于合伙企业固有资产的利润继续受到相同的一般所得的税收待遇。
二、我国合伙企业所得税反避税制度建立
我国目前的合伙企业所得税制中尚无明确具体的反避税规则和措施，仅在新《合伙企业法》第33条规定，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而对于市场上可能出现的将合伙企业作为避税工具的各种行为，我国现行的合伙企业所得税制仍没有应对措施。
(一)制定合伙企业所得税领域通用反避税规则目前我国由于尚未制定统一的税收基本法，因而在立法中还没有出现适用于全部税法领域的一般反避税规则。但在《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各个税种法中却已经出现了众多的特殊反避税规则。因此，笔者建议在制定《细则》时，也应当明确制定适用于合伙企业所得税领域的特殊反避税规则。该规则首先应当坚持合伙企业的商业目的特质，合伙企业必须以从事生产经营为目的，任何仅以避税为目的，视合伙为避税工具的合伙企业，其成立和行为均为无效。其次，我国的合伙企业所得税反避税规则还应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并明确否定当事人利用私法所赋予的自由不合常理的选择与不合常态的合伙交易形式，以实现规避合伙所得税意图的行为无效。此外，我国的反避税规则还应坚持合伙企业的经济效果原则，明确规定合伙人的税收负担必须与合伙协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负担相一致，所得税的负担义务应与其合伙企业所得的分配相一致。
(二)制定合伙人关联交易防止避税行为规则合伙企业关联交易的纳税调整已经在《税收征管法》和《规定》中有所体现。而笔者所建议的合伙人关联交易的反避税规则，主要是针对将本应正常纳税的合伙人关联交易，通过形式上的设计能够获得税收豁免的销售，以躲避纳税义务的行为。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伪装销售规则”来规制上述行为，可以规定，合伙人为合伙企业执行服务或者转移财产给合伙企业，合伙企业由此向其直接或间接地分配合伙企业所得的行为，被视为发生在合伙企业和第三方合伙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并由此不能得到任何的税收优惠待遇。
一、我国当前税务行政诉讼案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税款的征收必须有一定的效率。如果税收不能及时入库，公共服务的提供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加之税收案件的数量十分庞大，征税程序本身不能过于复杂，税务机关往往基于一定的盖然性，即向纳税人下达缴纳税款的核定，使得征税过程难免发生一些错误。加之当前税务机关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税务执法行为中存在的问题比较多，归纳起来，主要表现是：
1、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不符合法律的要求。根据行政法规定，行政主体是指具有国家行政职权，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并且能够独立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组织。我国自从一九九四年实行分税制的财税改革划分国税、地税两个不同税种的管理机构后，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征管改革方案，在机构上出现了重设置，职责不清的现象，有的设置了专业化的稽查局、稽查分局，有的地区实行“一级稽查”，而有的地区仍保留二级甚至三级稽查，执法主体不明确。还有的地区设置了涉外税收管理分局、所得税管理分局等，机构繁多，而且各地名称不统一，到底哪些机构拥有行政执法权，各地区对法律的理解不同，在对外执法活动中所用的名义也不同。有的地区的专业管理机构不用自己的名义而用其主管县、市国（地）税务局的名义行使执法权，造成执法主体混乱、不明确，还有诸如发票管理所、县一级未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级税务机关批准自行设置的税务所等等，却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执法权，所有这些都有悖行政法规定，影响了税法的严肃性。这些机构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却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执法权，如果当事人以此为理由提起行政诉讼，税务行政执法机关很可能会承担败诉的后果。
2、税收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程序公正是行政公正的最基本要求，如果程序违法，那么行政行为所作出的结论也是违法的，税务机关的日常具体行政行为中，往往重实体，轻程序。突出表现在：（1）开展日常税务检查工作时，该出示税务检查证而没有出示；（2）应当告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而没有告知；（3）达到听证条件的，应当告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申请举办听证而没有告知；（4）所收集的证据，应当在听证会进行质证而未进行质证；（5）违法法定程序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在这方面，有的未经批准，擅自临时查封纳税人的物品、随意扣押纳税人的商品等；（6）有的以简易程序代替一般程序；（7）有的该报有关负责人批准的案件不经批准擅自作出稽查结论；（8）个别执法人员接受当事人吃请，对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案件，该移送公安机关查处的案件不移送等。
3、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税务机关在开展日常税务检查，并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作出《税务行政决定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过程中，必须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违反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事实进行全面调查，掌握充分的证据，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在税务行政诉讼中，税务机关只能作为被告一方，并负有举证的责任，如果证据不充分或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审判机关可以撤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所作出的行政结论。因此，掌握证据、收集合法证据是税务检查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办案人员往往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要求收集证据，这些都不利于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应诉工作。
4、适用法律错误。主要表现在：一是不注明适用的法律依据；二是应适用高阶位的法律法规而适用低阶位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三是不注明法律法规的条款，或把“款”和“项”混淆起来；四是错误地适用法律法规，主要是执法人员对法律法规不熟悉而错误地加以运用，违法事实与适用法律法规对不上号。
5、随意性的使用自由裁量权。一般地来说，在税务行政诉讼案件中，审判机关只审理羁束行政行为、只有在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有显失公正审判机关才可改判变更。一旦受理，法院不但要审查其合法性，而且还要审查其合理性。罚款是税务具体行政行为中最常见的一种行政处罚行为，也是在实践中反映出较大随意性的一种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从历年的税收执法检查和税务行政诉讼案件中，发现在税务行政处罚方面的随意性问题比较突出。一是该罚的不罚；二是避重就轻；三是避轻就重；四是同一违法事实同时作出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五是用地方财政的行政罚没收据取代税务专用发票罚没收据，罚款不能清缴入规定的国库。只要显失公平或有违法处罚行为的，在未交清罚款的情况下，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都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也应该受理这方面的案件。由此可见，税务机关在如何运用自由裁量的行政权的时候，必须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能发生偏袒，也不能意气用事，既要维护税收法律的严肃性，打击偷骗税行为，又要达到宣传税法、教育纳税人自觉遵守税法的目的。
二、完善税务行政诉讼的几点建议
税务诉讼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但从实践情况来看，归根到底还是税务执法行为不够规范，再加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建立“税收之债”的概念，[3]这就必须“对症下药”，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办法，规范执法行为，强化执法监督，进一步提高税务行政执法水平，自觉接受审判机关的审判监督
。“司法权是终极性权利，它对争执的判断和处理是最后的和最具权威的”。[4]
1.各级税务机关要进一步明确税务行政主体资格。首先，要对是否具备税务行政主体资格的单位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检查，按照法律规定，对哪些符合税务行政主体资格、哪些不符合税务行政主体资格的单位和部门进行公告，自觉受社会的监督；二是要对不具备税务行政主体资格，却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职能部门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撤销其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再次，统一规范国税、地税执法机构的名称和职责范围、行政权限。此外，还要建立相应的认证制度，做到税务行政执法主体与其职、权统一。
2.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加强内部信息传递。由于征管与稽查分离，很多资料稽查部门与征管部门未能相互及时掌握，给工作带来很多不便和容易造成失误。所以，统一规范各种信息资料的登录，特别是各种行政处罚资料的登录，就能确保在行政处罚中不出现一事两罚的情况。
3.建立健全内、外监控机制。首先，在内部，要积极推行《税收征管岗责体系》，明确工作职责，建立相应的考核评比制度。同时，要按照征管法规定，全面推行征收、管理、检查、行政复议的“四分离”制度；在税务稽查内部要建立有利于提高办案质量的立案、检查、审理、执行四个互相制约、互相督促的措施和办法；其次，要落实过错责任追究制，对在税务执法过程中违法实施税务行政行为，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要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以税谋私坚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在税务行政诉讼中败诉，造成国家赔偿的，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赔偿责任。再次，建立督查制度，定期开展执法检查，及时纠正执法中出现的错误。另一方面，要在外部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聘请社会义务监督员等，把税务行政执法行为置于社会监督之下，随时倾听社会各界人士对税务执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执法水平。
4.加强对税务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税务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一是要在加强对税务执法人员的税收法律、税收业务知识培训的基础上，加强其他法律、法规，尤其是有关行政法规的培训学习，使每个执法人员不但精通本专业的税收知识，还成为法律方面的“专才”；二是在税务交流内部开展查账技能、调查取证和运用法律、法规方面的实战演练活动，使所办的案件都办成“铁案”，经得起方方面面的考验；三是针对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特别是税务行政诉讼，从实施行政行为、调查取证、举办税务听证到税务行政复议等各个环节进行案例分析，不断提高办案水平。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8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72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8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7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