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8 12:50:5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金融发展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汽车金融公司模式
一、我国汽车金融公司发展的现状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汽车产业发展更加迅速，与汽车生产息息相关的金融服务也日益得到重视，特别是政府近几年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令，汽车市场上的相关主体生产商、经销商以及商业银行等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应。2004年8月，通用汽车(GeneralMotors)成立国内首家汽车金融合资公司，紧接着，福特、大众汽车金融公司相继成立，国内车贷市场上掀起了一股汽车金融服务的竞争热潮，国内汽车金融市场出现了合资汽车金融公司“逐鹿中原”的竞争局面。国内汽车生产商及商业银行应如何应对竞争激烈的车贷市场，我国汽车金融服务应如何发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汽车金融服务的起源是在上世纪20年代前后，由汽车制造商向用户提供汽车销售分期付款时开始出现的。它的出现引起了汽车消费方式的重大变革，实现了消费者购车支付方式由最初的全款支付向分期付款方式转变。这一转变虽然促进了销售，但大大占用了制造商的资金。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张、消费市场的扩大和金融服务及信用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汽车制造商又开始利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这一位国家法律所认可的公司载体形式来解决在分期付款中出现的资金不足问题，从社会筹集资金。这样，汽车金融服务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融资-信贷-信用管理”的运行过程。
按照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当一国人均GDP达到700美元时，便开始进入汽车消费时代。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2004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69美元；200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703美元。这些数据表明，我国正在进入汽车消费时代，并且能够成为我国又一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我国汽车消费结构已经发生变化，私家车消费市场逐渐成为汽车消费市场的主力需求。2001年私车消费比例达到47.1%，2002年超过56%，2003年增至62%，2004年大幅增加为93.7%。汽车消费尤其是私车消费的持续走高，迫切需要完善的汽车金融服务。然而，我国汽车消费信贷业务严重滞后，汽车消费信贷占汽车销售总额的比例不足10%，而其他国家如美国的比例为93%，英国为80%，德国为75%，日本为44%。另外，国外成熟的汽车金融服务，不仅向消费者提供信贷服务，而且向汽车厂商、经销商等提供涉及汽车生产、流通、消费、租赁、维护、回收等多环节的全方位、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因此，我国汽车金融服务与国外汽车金融服务业的差距，不仅显示了我国汽车金融业发展的滞后性，更说明了我国汽车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潜力与迫切性。以美国为例，福特信贷、通用融资、戴-克财务、丰田财务等4家专业汽车融资公司占新车贷款销售份额39％。
二、我国发展汽车金融的难点
1.发育不成熟的信用环境
汽车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我国由于处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社会征信体系还未发育成熟。消费者信用记录非常分散，企业难以掌握完整的客户收入以及信用情况，而健全的个人信用制度能为汽车金融企业的发展提供切实保障。由于国内还未形成完整的全面的信用评价体系，导致整个社会个人信用评价成本较高。由于以上原因，再加上消费者诚信意识缺乏，使我国个人车贷的账率居高不下。据统计，2003年前9个月，中国汽车贷款总量为1800亿元，其中坏账为945亿元；占车贷总额一半以上；2004年前9个月汽车贷款总量为1683亿元，其中坏账高达1000亿元。一度车贷的相关保险业务几乎陷入停滞，这在相当程度上成了汽车金融服务发展的一个路障。
2.审慎的政策环境
首先，运营资金太少是导致目前国内已经成立的汽车金融公司缺乏竞争优势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融资渠道狭窄，投资手段单一。在国外，汽车金融机构资金来源包括：商业票据发行、公司债券、购车储蓄、以应收账款质押向银行借款、商业银行等机构投资者出售应收账款、应收账款证券化等。但国内汽车金融公司只能接受境内股东单位3个月以上期限的存款、转让和出售汽车贷款应收款业务、向金融机构借款。三是信贷风险也使汽车金融公司不敢贸然开展大宗业务。
目前，鉴于国内金融环境，我国关于汽车金融公司的相关政策规定比较谨慎，2003年10月3日中国银监会颁布了《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11月颁布了《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细则》，2004年8月17日又颁布了新的《汽车贷款管理办法》。为避免金融风险，目前允许汽车金融公司开办的业务比较有限，对汽车金融公司业务的开展有很多不利，具体表现在：
（1）具体业务的限制
《办法》规定，我国汽车金融公司可以接受境内股东单位3个月以上期限的存款，提供购车贷款业务，办理汽车经销商采购车辆贷款和营运设备贷款，转让和出售汽车贷款应收款业务，向金融机构借款，为贷款购车提供担保，与购车融资活动相关业务及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贷款业务。
以上业务界定对汽车金融公司在国内开展其他业务实质上设置了许多障碍，比如租赁业务。在国外，租赁业务是国外汽车金融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而国内发育不成熟的汽车市场导致汽车价格波动较大，影响了租赁业务的开展。另外，汽车抵押融资涉及的相关政策也未做明确规定。
除此以外，《办法》还禁止汽车金融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同一法人不得投资一个以上汽车金融公司。这就限制了部分汽车金融公司业务在国内的扩展。
（2）融资方面的限制
对我国汽车金融公司在融资方面的限制主要是融资渠道的限制，按照规定，汽车金融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5亿元人民币，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0%，这样巨额的资金需求需要汽车金融公司多方筹集。而目前我国汽车金融公司只允许接受境内股东单位3个月以上的存款，转让出售汽车贷款应收款业务，并且同业拆借最长期限仅为7天，同时又不允许汽车金融公司进入如企业债券这样的公开资本市场，这样汽车金融公司的融资问题将成为其发展的最大瓶颈。
（3）对贷款利率的限制
《细则》规定，发放汽车贷款的利率，可在央行公布的法定利率基础上，上下浮动10%～30%，与央行对商业银行的规定基本一致。鉴于目前我国尚未放开利率管制，这使得汽车金融公司在具体业务操作上无法发挥优势。
3.汽车产业本身的波动
中国汽车产业正处在成长期，而这一时期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波动特别大，这种波动除了体现在产销量方面，还反映在不断变化的价格方面。车价近几年迅速下跌，大幅压缩了厂家利润空间，也让消费者对国内汽车价格失去信心，这无疑增加了那些准备通过汽车金融公司融资买车的用户的还贷机会成本。
发育不成熟的国内汽车市场是汽车金融业务开展的一个最具有杀伤力的阻碍因素，也是未来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4.难以回避的金融风险
汽车金融公司是资产负债限制较多的一类专业化金融机构，它的风险分散机制不如商业银行灵活。因此，相对来说汽车金融公司的风险集中度较高。《办法》规定汽车金融公司不得设立分支机构，将5亿注册资金押在同一个地方风险太大。汽车金融公司并非专业金融机构，因此其主要目标并非盈利与金融安全，而是做好服务和促销。公司如果为了促进汽车销售向消费者和经销商过度让利，将造成高昂成本下的经营风险。汽车金融公司同时也向经销商发放贷款，这样风险可通过经销商来加成；公司并就贷款购车提供担保，形成了担保风险，可能形成风险集中放大效应。
三、我国发展汽车金融服务的前景
1.市场广阔
我国汽车金融服务面临着非常大的市场空间。据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对中国汽车市场的预测，今后几年，中国小汽车需求将保持20%到25%的年增长率，私家车增长速度将达到33%的水平。目前中国有购车能力的家庭大约为700万户，到2008年将增加到4200万户。预计到2010年中国能成为全球第三大汽车市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在全球私人用车的销售中有70%是通过贷款方式销售，而我国目前贷款销售仅占汽车销售的20%，还远远未达到这个比例，我国的汽车金融服务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据有关部门预测，到2025年中国汽车市场将达到1500万辆，整个市场销售额至少会达到15000亿元，即使未来20年中国信贷购车比例只有国外平均水平一半，汽车金融业也将有5000多亿元市场容量。全球汽车销售中70%通过汽车信贷销售，而在中国目前不到20%。显然，市场发展空间非常大。在此背景下，汽车金融公司发展前景较为乐观。
2.专业汽车金融公司的优势
相对于其它金融机构，无论在批发还是零售业务方面，汽车金融公司都有着天然优势。在零售方面，虽然汽车金融公司利率略高于银行（比银行高出20%左右），但是由于汽车金融公司不需要第三方担保，为消费者减免了一笔“担保费”，因此总体而言其利率并不高。另外，相对而言，通过汽车金融公司办理车贷业务，手续更方便，时间也更短，这是吸引客户的主要原因。在批发领域，汽车金融公司可以凭借雄厚资金实力为经销商提供资金服务，减缓了经销商资金压力。
汽车金融公司在个人车贷具体业务方面，也有较大的发挥余地，如2006年开办汽车金融业务的一汽大众推出弹性贷款，期限可放至5年，汽车金融公司还贷方式也更为灵活。有些公司甚至可以“旧车置换抵消首付”。这些灵活、优惠的贷款方式无疑使汽车金融公司在车贷市场赢得较大竞争优势。
同时，汽车消费信贷并不是汽车金融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汽车金融公司的业务涉及汽车消费过程的方方面面，如贷款担保、保险、理赔、零部件供应、维修保养、旧车处理、经销商的中短期融资等。
除此以外，汽车金融服务是汽车制造商价值链延伸的重要部分，汽车集团自己设立的汽车金融公司由于其对母公司汽车销售有巨大支持作用，可以得到母公司强大的资金支撑。
四、我国发展汽车金融的对策
1.大力发展汽车产业
汽车金融业作为汽车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它的发展是以汽车产业为基础的，尤其是在汽车产业发展的初期，可以说汽车产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着汽车金融业的发展。前期我国汽车金融业发展受挫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的汽车产业发展还不成熟。发展汽车产业本身，就是对汽车金融服务业的最大的支持，我们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汽车产业的扶持力度，在政策上以及市场环境上给与其发展的空间。只有汽车产业的发展步入良性轨道，汽车金融服务才有了坚实的市场基础，汽车金融服务的发展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汽车产业的发展。
2.创立良好的金融信用环境
一是要加强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研究和颁布工作，消除政策性瓶颈，尝试逐步有条件地放开对汽车金融机构融资的限制，让它们既可获得银行贷款，又可发行企业债券以及实现汽车信贷资产证券化来向社会筹集资金，真正扩宽汽车金融企业的资金来源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为汽车金融产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二是要加快信用体系建设步伐，减少系统性风险。发达国家汽车金融业务无不是建立在相当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基础上的，而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几乎为零，汽车金融公司很难掌握储户的综合信用状况，这就造成了手续繁杂、担保限制过多等弊病，极大地制约了汽车金融业务的开展，所以必须建立权威性和统一性兼备的个人信用制度评估和查询系统，实现信用资源信息的共享。2003年11月14日，国务院批准的人民银行信用管理局正式挂牌，表明信用管理在政府行政层面正式揭开了帷幕。2005年8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了《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这将促进我国征信业稳定健康发展，对中国汽车消费信贷业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是，由于信用数据收集、评估流程复杂，所以信用体系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第三，扶持汽车金融中介机构，促进银企合作。现阶段针对信用缺乏和银行门槛过高的弊病，应该出台相关措施促进银企携手合作，扶持一些担保中介机构，让汽车信贷担保公司站在公正立场上，协助银行有偿处理贷前审查、贷中担保、贷后监督的工作。
3.探索近期适合当前形势的汽车金融公司运作模式
从长远看，专业的汽车金融公司将在未来的市场中占主要地位，但从目前来看，由于我国快速发展汽车金融服务的相关条件还不成熟，汽车金融公司当前的运作模式应尽量与市场上各种金融主体尤其是银行的合作，通过合理分工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
根据《办法》，汽车金融公司不允许设立分支机构，并且同一法人不得投资一个以上的汽车金融公司，限制了汽车金融服务的辐射范围，而商业银行遍布的营业网点则弥补了汽车金融公司业务在地域上的不足。其次，当前汽车金融公司融资渠道方面也需要加强与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合作。
目前我国应适度发展专业性汽车金融公司，进一步拓展其资金渠道，给汽车金融公司更宽的金融范围，将供给方培育成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在进一步规范发展商业银行汽车贷款业务的同时，应加快培育专业性汽车金融公司，进一步研究汽车金融公司可能的融资渠道，包括发行债券、同业借款或资产证券化等，从而使专业性汽车金融公司专业优势和资金实力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同时，还要建立汽车金融公司与汽车生产企业、汽车特约销售和售后服务企业以及二手车销售企业之间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激励约束机制；在全方位为消费者服务的同时，做到联手规避风险、承担风险，这样就可以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也可以与不同性质的金融机构共同分担风险，保持汽车消费信贷业务稳定健康地发展。
继上汽通用、大众、丰田、福特、戴-克集团、北京现代和沃尔沃在国内成立汽车金融公司后，国内银行首次参股汽车金融公司，由东风汽车、中国银行与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2006年8月共同在京宣布，三方合资的东风标致雪铁龙金融公司正式开业。这些汽车金融公司的相继开业，无疑对国内汽车金融服务业务的丰富和深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郭同峰．汽车金融服务与汽车产业发展[J]．中国市场．2005,(19)．
[2]王佃凯．论我国汽车金融服务贸易的开放与发展[J]．经济纵横,2004,(10)．
[3]志军．向汽车金融公司贷款买车[J]．沪港经济,2004,(3)．
[4]喻平．汽车企业运用汽车金融的模式选择[J]．上海汽车,2004,(1)．
[5]丰琳．浅议我国汽车金融产业的发展战略[J]．北京汽车,2005,(2)．
[6]王平，曹梦非．我国发展外资汽车金融公司若干问题探析[J]．福建金融,2004,(6)．
浅议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
一、引言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国际贸易和金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明显，并且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共同作用于开放式经济的发展。本文首先详述了金融和国际贸易发展的之间的关系，进而分别国际贸易与金融的相互影响机制，从中探索关于国际贸易与金融发展的对策和建议，这些为未来我国在开放式经济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二、金融、国际贸易、经济发展三者的关系
金融、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金融的发展可以调节社会的资金配置，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实现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其次，国际贸易则通过比较优势在世界范围内调整稀缺资源，从而产生更多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对本国经济乃至福利状况产生影响。此外，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也是息息相关的，甚至共同作用与一国经济的发展。Beck(2002)和Riyanto(2004)分别从企业和行业方面对外源融资与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进一步说明了金融的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Blackburn和Hung(1998)以及Aizenman(2003)则从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出发进行了相关研究。近年来，关于金融与国际贸易的研究仍然在不断深化。苏建平(2013)以福建省为例，研究金融发展对地区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得出结论：金融发展与进出口贸易之间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金融深化更加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而金融效率的提升对进口贸易的推动效应更明显。沈能(2006)认为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在长期中存在均衡关系，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上看，我国金融规模与国际贸易正相关，且两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通过金融与国际贸易的正向因果关系，共同作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的机制
1.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
金融主要通过比较优势、投资组合、汇率和金融生态的等各种传播途径来影响国际贸易的方向、规模、结构乃至贸易程度(见图1)。
首先，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大量资金会流向国际上要素丰裕的国家，这些外源融资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其产品的生产，进而此国就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具有这种规模经济的行业在国际市场就因为物美价廉而获得了比较优势，进而随着本国出口量的增加，国际贸易顺差就产生。随着贸易伙伴国不断的增加，其贸易规模、贸易方向乃至贸易结构都会随着这种比较优势发生改变。
其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经济体之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日趋明显，即一国价格、利率或汇率的变动会波及其贸易伙伴乃至世界各国。这使得各国贸易部门获得的收入呈现不断波动的趋势，分散风险成为各国贸易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金融通过对这些贸易部门所获得收入进行投资组合，使得其非系统性风险降到最低，实现贸易收入的保值乃至增值，国际贸易正常运行。所以一国金融结构的水平对国际贸易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即如果一国金融结构相对完善，风险规避机制相对成熟，就会使得本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结构日趋合理，从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乃至国际地位的提高。
最后，金融生态作为影响金融机构运行的外部环境，其对社会资金的配置状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对资金的配置会影响我国银行界的存贷款利率，进而影响金融深化和金融效率，而资金的运行状况直接影响到金融发展水平和企业的经营效益，所以对于产品进出口会起到间接的影响作用。此外，政府相关的金融政策，比如对利率的调整或者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准备金调整等宏观货币政策来影响资金流向，站在国家的角度上对贸易结构和贸易规模实施宏观调控，使得国际贸易顺利发展。
2.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国际贸易对金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规模、贸易自由度和贸易依存度的大小以及贸易结构的变化上。
首先，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大量资本会涌入国内或外逃到国外，这些资本的变动会引起我国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利率的波动。利率的不稳定会影响银行、证券和基金等金融机构的稳定乃至是股市的动荡，涉及到全国人民的整体福利。这时国家会通过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政策来调整我国金融的发展。所以贸易规模会对我国的金融业的发展稳定与否形成传导机制。
其次，近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波及全球其他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自由贸易受到限制。贸易的自由度严重影响贸易规模，而贸易量的大小主要表现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上，经常项目上的变动又会影响我国居民的消费储蓄以及投资结构。此外，贸易保护主义还会引起各国汇率变动，比如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主动贬值以减少我国出口企业对其出口，从而保护本国产业。这些都会对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
此外，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增加，国外对我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也随之增加。杜凯、周勤(2010)、李猛和于津平(2013)等人也分别通过实证研究指出贸易壁垒对国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的因果关系。这些贸易摩擦刺激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利用己厂效应、水平效应和前后向关联效应等作用机制，将信贷资金投入到企业生产中，解决企业的投融资问题，提高储蓄的资金利用率和转化率;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也会对金融产生负面影响，即这种输入性通货膨胀进一步也会引起信贷约束，影响金融效率。
最后，贸易保护主义还会使得全球资源配置发生扭曲，而且这些贸易壁垒阻碍了我国产品的出口，就会促使贸易结构发生变化并促进产业升级，这时就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剩余产业或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而对外直接投资又会对对我国金融深化和金融水平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四、结论和政策
一、金融服务体系完善，融资模式多元化
（一）以股权交易为核心的融资方式——上市和并购融资上市是文化企业在证券市场上以发行股票出卖股权的方式向投资者筹集资金，并购指企业间的兼并和收购。上市与并购都是以股权为基础的融资模式。文化创意企业上市融资能够使得“无形财产”权利人更加方便快捷地获取资金，这在欧美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的运用已较为广泛。国外大型文化传媒企业，大多是上市公司，如新闻集团、沃特迪士尼、维亚康姆、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等。由政府资助的公共媒体英国广播公司、日本NHK电视台等，也都是上市公司。一直以出版传媒为主，发展较为稳健保守的贝塔斯曼也在寻求上市。但主板市场对发行人的营业期限、股本大小、盈利水平、最低价值等方面的要求标准较高，上市企业需有较大资金规模以及稳定的盈利能力，多为大型成熟企业。文化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很难符合主板市场上市条件。为服务于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很多国家积极探讨在主板市场之外设置专供中小企业融资的小型资本市场，即创业板或二板市场。如美国纳斯达克小型资本市场、英国另项投资市场、新加坡第二板市场、吉隆坡证交所第二交易部等，都是为了满足中小企业上市融资的需要而开设的创业板市场。上市企业还通过股权兼并、收购、托管或股权置换等资本运作方式进行融资。文化巨鳄新闻集团在已持有英国天空电视台（BskyB）39.1%股份的基础上，于2010年以78亿英镑（约合125亿美元）收购剩余股份，全资拥有BSkyB。此前，新闻集团就通过股市收购，成功买入美国道琼斯公司，将《华尔街日报》、道琼斯通讯社以及知名投资刊物《巴伦》杂志纳入旗下。文化企业的股权变化，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化领域内，很多域外资本介入进来。美国的十大财团，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等，不少与文化产业有关，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三大商业广播公司之一的全国广播公司（NBC），于1985年被通用电气公司（GE）收购，而这家涉及飞机发动机、发电设备到金融服务、电视节目制作的多元化公司，又是由美国老牌财团摩根财团控股的。电子产品制造商日本索尼公司先后收购了美国的哥伦比亚、米高梅、百代音乐等影视企业，变成了这些美国文化企业的“资金库”，索尼对于公司的具体制作环节很少干预。股权即投资所拥有的权利，企业不需要上市也可发生兼并、收购等股权变动。非上市公司贝塔斯曼集团就曾收购英国图书俱乐部有限公司（BookClubAssociates），后因公司经营策略的改变及BCA实难盈利，贝塔斯曼又将其卖给了工业股份公司Aurelius集团。
（二）政府财政给予大力支持——文化产业专项基金为保障文化产业投融资，发达国家设立了很多由政府出资并管理的投资基金及融资担保基金。日本政府创立了各种基金会。1991年3月成立了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出资的“艺术文化振兴基金”，用于向包括艺术家及艺术团体的创作活动、地方文化公演及艺术品展示等活动提供资金援助。日本文化厅设立了文化产业专项基金，专门用于支持地方文化产业的振兴事业及在海外举办电影节、艺术展览、与海外联合制作文化艺术作品、交流文化遗产和建立海外文化艺术宣传中心等。此外，日本还成立了“东京多媒体基金Ⅰ”、“东京多媒体基金Ⅱ”、“《怪盗佐萝莉》项目”、“动画片基金”等专项基金，专门用于动漫、游戏、音像等文化产业项目的开发。〔5〕2013年，日本成立了官民合资的“酷日本”海外开拓支援机构，对致力于日本动漫、时尚、游戏等文化产业的中小企业海外拓展业务提供资金支持。该机构目前募集了375亿日元，其中政府出资300亿日元，其它为民间资金。〔6〕韩国政府先后设立了各种文化产业专项基金，如文艺振兴基金、文化产业振兴基金、信息化促进基金、广播发展基金、电影振兴基金、出版基金等；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发起了“文化产业专门投资组合”，对文化企业实施有目的、有重点的资金支持。韩国政府连年增加文化创意产业财政预算。2013年，朴槿惠在其当选后的首次施政演讲中更是表示，将投入占总预算规模1.5%（5.3万亿韩元）的资金扶持相关文化产业发展。英国的做法最“创意”。它采取了国家彩票基金投资文化创意产业的模式，以法规的形式将国家每年彩票总收入的28%用于资助文化、艺术、体育和慈善事业。2012年，英国文化媒体与体育部部长艾德•韦泽（EdVaizey）表示，以目前彩票业的发展状况来看，未来5年内，彩票可以向英国文化产业提供超过2亿英镑的资助。英国对文化产业实行“政府陪同资助”政策：企业决定投资某一文化创意产业，政府将给予配套资助。企业首次投资时，政府按照1：1的比例配套资助；再次投资时，政府将对超出前次出资额的部分实行1：2比例资助。这种方式激励了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的积极性。美国多层次的文化产业投资体制中，联邦政府投资也是重要的部分。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博物馆学会对文化艺术团体给予资助，州和市镇政府及联邦政府的具体部门也提供一定资助。如纽约市政府设立的文化事物部，是纽约最大的非营利性文化投资机构，在2006年财政年度里，该部为纽约文化机构下拨了1.31亿美元，惠及600多个艺术文化团体。其中约2000万美元用于项目资助，其余的用于机构补贴和投资基金。〔7〕各国政府还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低息贷款等方式对文化企业实行财政支持。
（三）创新融资方式——基金、信托融资及其他新型融资方式各类具有较强专业人员储备和丰富投资经验的专业性机构，如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创投企业、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基金、再担保基金等，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为文化企业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企业通过发行企业证券、债券、票据、转让股权等，获得资本市场的支持。以金融业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为例，美国富达、富兰克林坦伯顿、先锋、贝莱德安硕、太平洋投资管理是美国排名前十的基金机构，美国北方信托、纽约银行家信托公司等是专业的信托公司。美国很多商业银行也兼营信托或基金业务，如大通、运通、梅隆、黑石、贝尔斯登等，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各国为了促进电影、音乐、漫画、动漫、游戏等文化产业的发展，纷纷将知识产权列入信托对象。知识产权拥有者可以将知识产权或者其相关权益卖给一个合法的独立实体，由该独立实体根据知识产权未来可能产生的收入流在资本市场发行证券融资。世界范围内最早的一例知识产权证券化实践是音乐版权证券化。英国著名摇滚歌手DavidBowie将其在1990年以前录制的25张唱片的预期版权（包括300首歌曲的录制权和版权）许可使用费证券化，于1997年发行了BowieBonds，为其筹集了5500万美元。〔8〕该笔交易开启了艺术家、作家等版权所有者进行类似证券化的兴趣。2001年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theRoyalBankofScotland）将英国蚕蛹音乐发行集团（ChrysalisGroupPLCUK）所拥有的音乐作品版权证券化，募集资金规模高达6000万英镑。金融界创新不断，为文化企业带来活力。以电影为例。1995年，美国电影界将证券市场“组合投资”的理念引入电影投资，认为如果一个投资组合中包括20至25部风格不同的电影，即可回避投资风险并保证一定比例的回报，保险资金和退休资金蜂拥而至。由于电影回报和宏观经济、股市的关联性较小，对基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华尔街的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也加入到电影投资的大军中。仅2005至2006年，GunHillRoad分别向索尼和环球提供7.5亿美元和5.15亿美元，MagicFilms投资给迪斯尼5.05亿美元，而华纳兄弟和福克斯分别获得来自LegendaryPictures和DuneCapital的5亿和3.25亿美元资金，MelroseInvestment投资3亿美元给派拉蒙。〔9〕世界领先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美林出具研究报告称，在适当的财务杠杆结构下，类似基金的平均回报率超过20％。电影投资基金的募集通常以高收益债、低收益债和优先股等不同品种的金融产品吸引风险承受能力不同的投资者而完成。
二、文化金融中介服务体系专业度高，知识产权评估、管理、保险、交易等服务完善
与传统产业的房产、土地等实物资产抵押不同，文化产业可用于抵押的是其核心财富知识产权这导致文化金融风险高。为了解决知识产权难评估、高风险的特点，发达国家创设了文化与金融之外的第三方机构，包括知识产权资产评估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融资担保公司以及知识产权金融交易所、律师事务所等在内的中介服务机构，提供知识产权评估、管理、保险、交易的服务。
（一）建立专业的知识产权评估与管理机构知识产权担保融资是一项复杂多变的担保交易活动，金融机构在投资前的知识产权评估与合同拟订、投资后的著作权管理等方面都缺乏专业的技术与经验。为此，发达国家已建立了相对独立、完备的文化创意评估与管理机制。1995年，日本住友银行推出了基于知识产权为担保抵押品的新兴融资项目。为规避风险，住友银行与日本动漫巨头BV株式会社共同出资，设立多媒体金融公司，由这一公司对拟作为融资担保的知识产权进行评估，以评估为依据进行担保及融资。2006年7月，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与美国高登兄弟集团（GordonBrothersGroup）合作建立了高登兄弟日本公司，专职负责相关担保资产的评估和管理工作，包括对于知识产权的评估、筛选以及贷后的管理工作。这一模式被日本金融机构广为借鉴。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就是知识产权评估机构，在工作定位和业务指导方面，中小企业管理局并不主动积极为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供担保，而更倾向于为借贷双方提供如知识产权价值评估、贷后知识产权管理等的相关服务，为双方解决知识产权担保融资过程中的风险管理问题。知识产权评估与管理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以版权评估为例，需要采集、分析与处理的数据包括：版权作品作者和版权权利人、版权评估对象包含的财产权利种类、形式以及权利限制、版权作品创作的成本因素、所实施的版权保护措施以及可能需要的成本费用、版权剩余法定保护期限以及剩余经济寿命、版权作品发表后的社会影响、发表状况等、版权收益方式、预期收益额等。知识产权的评估与管理程序，从韩国科技信用担保基金（KoreaTechnologyCreditGuaranteeFund，简称KOTEC）的运作中可见一斑。KOTEC为知识产权型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技术评估、技术和管理支持等业务，并开设了专业的技术评估中心。KOTEC在收到评估委托之后，组织由行业专家、法律、技术等方面专业人员组成的项目评估组，对申请人的技术和市场能力进行评估。对担保金额的确定主要基于完成申请人的技术项目所需的资金，而非基于以往的经营业绩。KOTEC还设计了一个信用评级系统，从AAA到D共10个等级，技术评估中心根据评估结论为申请者颁发技术评估证书。KOTEC鼓励银行和风险投资公司对证书持有人提供贷款或投资，如果基于证书提供了贷款或投资而遭受损失，KOTEC还会就一定比例的损失给与补偿。〔10〕知识产权的价值评估，主要是由得到认可的企业价值评估协会的评估师来担当。在美国，这些协会组织包括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分析师协会（IACVA）、美国评估师协会（ASA）、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美国企业价值评估师协会（IBA）等。此外，还有一部分知识产权专业律师、注册经理人协会的成员与一些经济咨询公司等参与了知识产权的价值评估服务。各国也都设立了本国的企业价值评估协会，如加拿大企业价值评估师协会（CICBV）、澳大利亚评估师协会（AIQS）、德国公共测量师协会（BDVI）、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协会（RICS）等，为本国企业价值包括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服务。
（二）建立融资担保与保险机构文化金融是高风险行业，而保险或担保的本质属性就是提供全面的风险管理和风险保障，这是二者的契合点。保险业或担保机构能为文化企业提供保障，改善其外部融资条件。很多发达国家政府为解决文化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文化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设立了政府融资担保机构或基金，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金融机构的风险。1983年，法国文化部与财政部共同发起成立了电影与文化产业融资局，专门为电影及文化产业提供贷款担保，担保对象主要是中小型文化企业。融资局的融资担保额一般占信贷总额的50%，这样一来，即便企业破产，银行的损失也只占一半。美国知识产权创新金融服务公司，是美国政府联合民间力量成立的信用担保机构，以提供直接资助或全额担保的方式，评定企业的知识产权处分价值，为其知识产权融资活动提供信用保证。2013年，为推广新加坡作为交易和管理枢纽，新加坡政府推出一项融资计划，允许企业以知识产权为抵押品，政府为其担保融资。日本知识产权的融资担保业务，由承担政府政策性任务的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承办。在文化金融发育程度高的国家，保险为文化产业提供多环节、全流通的风险管理服务。拿资金需求最旺盛的影视业来说，在产品制作前期，为保障影视剧制作完成，投资商一般要求生产企业购买履约保障保险，在作品制作的中期要提供演员的人身保险等，在制作后期也有相应的保险，在流通环节还有知识产权保护和出口信用保险。〔11〕版权质押中，在完成版权评估确定投资之后，投资人最关心的问题，是版权作品能否制作完成并顺利发行。于是，“完工担保”的险种应运而生。保险公司事先对版权产品的方方面面进行严格评估，当确定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才会承保，决定承保后，保险公司向银行、基金或个人投资者担保，以确保文化企业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在影视业发达地区，如果没有完工担保的话，制片人或电影公司几乎不可能从银行拿到贷款项目。在美国，较为知名的提供“完工担保”的机构有国际电影担保公司（InternationalFilmGuarantor，简称IFG）和CineFinance公司，电影完片国际公司（CinemaCompletionsInternational）和世界电影完片公司（WorldwideFilmCompletion）等。
（三）搭建知识产权交易平台知识产权交易所，是为知识产权持有人、意向方和投资方提供知识产权展示推介、知识产权交易转让、资产评估和质押融资等一系列综合配套服务的平台。作为知识产权的著作权或专利权，是发明创作者的独家使用权。但包括大公司在内的很多知识产权持有者有时并没有资金将之投入市场，就可以转向知识产权交易所寻求转手或授权他人使用自己的知识产权。2008年，国际知识产权交易所（IntellectualPropertyExchangeInternationalInc.简称IPXI）在美国芝加哥诞生，是致力于建立包括著作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交易许可与转让的市场。IPXI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知识产权相关资产的投资与风险管理，实现了知识产权的资产价值。新加坡知识产权交易所（IPEXL）成立于2003年，拥有来自多个国家的超过三千五百万条专利、商标、版权的数据库，为投资人和人提供免费的知识产权搜索服务，致力于打造“亚洲知识产权中心”。全世界有关文化产权交易的场所，还有命名为版权交易所、文化产权交易所等，不一而足。2013年，英国启动了“外观设计权交易所”，而美国芝加哥此前开设了“专利许可市场”。在一国两制的中国香港，已经拥有四家知识产权交易所。研究发达国家文化金融发展路径，我们不难看出：首先，构建完善的文化金融融资体系，为文化企业开放多元的融资通道，是推动文化金融合作的首要基础。各种开放的融资模式是文化企业获取资金支持的前提条件；第二，在金融渠道向文化产业领域全面开放后，金融机构如何真正向文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资金支持方式和规模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专业、权威的文化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对文化企业的核心资产——知识产权，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为文化企业的融资提供可供参考的量化依据。因此，文化金融的发展需要建立完善成熟的文化金融中介服务体系。从2010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文化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金融支持文化产业这一命题，到2014年3月，文化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我国文化金融已经取得了初步发展，多元的文化金融融资体系得以初步形成，但是缺乏专业的文化金融服务中介机构，尤其是知识产权评估、管理机构，这严重地阻碍了我国文化金融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文化金融的发展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在完善文化金融融资体系后，加快建立一批专业的、权威的文化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切实解决文化企业知识产权评估难、文化产业投资风险高等一系列问题。只有真正解决了金融机构向文化企业借贷、投资的动因问题，才能实现我国文化金融的全面合作发展。
作者：郑棣冯结兰单位：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研究助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Kletzer和Bardhan(1987)指出：“关于东亚成功经验的研究性文献经常强调动态比较优势和资金获取较便捷二者之间的联系。关于贸易和产业政策的相关文献认为，东南亚国家运用选择性的信贷配给，以实现其贸易和产业调整目标，比一般地实行贸易保护和外汇管制更有效”。所以，政府如何通过金融发展来动员和利用资金，不但会影响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影响到一国的国际贸易。Rhee(1989)也强调了金融对于贸易的重要性，因为出口商必须获得必要的贸易融资才能完成出口订单。所以，不论是出于拓展金融发展理论、贸易理论的需要，还是出于对东亚经济成功经验的分析，我们都有必要对金融发展与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往往不是直接从金融抑制一下子过渡到金融自由化，而是经过了一个中间环节——金融约束阶段。在金融约束阶段，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金融和某些需要优先发展的部门创造租金，并对信贷的使用加以干预。本文的目的是针对金融约束阶段的战略特征，来研究金融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的影响。由于韩国是实行金融约束战略的代表性国家，我们以韩国为例来进行这个问题的研究。
一、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与金融约束
金融发展理论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两位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于1973年创立的。在那一年，他们分别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注：这两本书的中文版由上海三联书店于1988年出版。）从此，“经济发展理论和货币金融理论两股巨流终于交汇融合起来”。（注：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10月第一版译者序。》）他们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断，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欠发达归咎于金融抑制。他们指出，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和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从而出现了对储蓄和外汇的过度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对储蓄和外汇的使用必然采取硬性分配，这导致寻租盛行，有限的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总之，该战略会中止或严重妨碍经济发展的进程。相反，具有金融“深化”效应的新战略——金融自由化战略——则会不断地促进经济发展。
麦金农和肖认为，要发挥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应放弃他们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自由化”或“金融深化”。金融深化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实际货币需求的增长”。为此，就必须取消不恰当的利率限制，让银行等金融机构有权提高存贷款的名义利率，保证货币资产的实际收益为正数，以此来吸收储蓄，优化投资结构。另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放松汇率限制。金融深化的进行还包括财政政策的协调，放松对金融业务过多的限制，允许金融机构之间开展竞争等方面。麦金农和肖指出，推进金融深化战略将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因为存在着金融深化的四个效应，即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
麦金农和肖理论的提出，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意义，金融发展理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不容低估。麦金农和肖的金融发展理论在上世纪70年代问世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阿根廷、马来西亚和我国台湾省）受其影响，进行了金融自由化的实践。但迄今为止，金融自由化改革成功的例子很少（陈观烈，1988；赫尔曼等，1998）。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尚不具备金融自由化所要求的前提条件（赫尔曼等，1998）。一个金融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直接采用自由的金融市场模式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所以，金融自由化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实行自由化的国家频频发生经济危机。
鉴于此，赫尔曼等(1998)经济学家认为从金融抑制一下子过渡到金融自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不现实的，应该有一个过渡阶段。他们吸取了信息经济学的成就，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金融约束政策可以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金融约束理论的提出者认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租金在减少与信息相关、妨碍完全竞争市场的问题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特别是，租金诱导民间部门当事人增加在纯粹竞争的市场中可能供给不足的商品和服务，例如对投资进行监督和提供吸收存款的准备条件。
所以，在经济处于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以及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政府要对存贷款利率进行控制，同时限制市场准入。通过对存贷款利率的控制和限制市场准入，不但可以动员经济中的储蓄，避免因竞争而导致的社会资源的浪费，稳定金融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另外还要实行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
随着金融深化，尤其是随着金融部门资本基础的加强，这些干预应逐步放松，经济将转向更传统的“自由市场”模式。所以赫尔曼等(1998)指出，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发展和向更自由、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的方向迈进而进行调整。金融约束的最优水平——用干预的强度和广度来衡量——将随着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而下降。
赫尔曼等(1998)研究者认为：“金融约束使更多的项目可从正式的金融中介获得融资，从而对投资资金的配置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政府更有可能直接干预资金的配置，因此有必要讨论定向信贷和产业政策。”采取金融约束战略的经济体，政府一般对贷款的使用加以干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干预的方式和资金重点投放的行业也不同，这反映了政府的经济目标。正是如此，金融约束对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对国际贸易的水平和结构就产生了影响。当然，本文仅仅探讨金融约束对国际贸易的水平和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在实行金融约束战略的国家（地区）中，韩国被认为是实行金融约束战略比较成功的国家。所以我们以韩国为例进行分析。
二、韩国金融约束下的信贷自选择机制
韩国在上世纪60-70年代实行的是金融约束而非金融自由化，这可从韩国政府对利率的控制，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等方面判断出来。韩国政府对信贷使用的干预有其理论基础；在对出口行业的信贷支持上，韩国实行的是自动信贷配给制，我们随后将会看到，这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韩国出口的增长和出口结构的转变。
1.韩国20世纪60年代实行的是金融约束而非金融自由化——金融发展战略的判断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金融的控制：它国有化了商业银行，修正了中央银行法案，使韩国银行从属于政府。1965年实施了利率改革，把银行的利率水平翻了一番（Vittas和Cho,1995）。这次改革一方面大幅度提高了利率，使其保持在正的水平上，另一方面银行利率仍大大低于市场利率。利率的提高不但成功地吸收了私人储蓄，并且使资金从不受规制的非正式部门转移到了政府牢牢控制的银行部门。由于这个原因，政府能够提高它对金融资源配置的控制水平。利率仍低于市场利率使得政府得以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赵润济(1998)在对韩国的一项研究里得出了如下结论：“韩国（20世纪）60年代的利率政策可以说是一种金融约束”。
在上世纪60-70年代，韩国的银行部门获得了租金。这些租金的获得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第一，来自于政府规定的存贷利差；第二，来自于中央银行为商业银行提供的低息贷款，在整个1960年代，中央银行为商业银行提供的信用占商业银行贷款总规模的20-30%（赵润济，1998）；第三，来自于对商业银行准备金所支付的利息；第四，来自于银行领域的进入限制。
与此同时，经济中的其他部门也获得了租金。商业银行信贷主要被用于优先发展的部门。在上世纪60年代是出口部门，在70年代除继续支持出口部门外，主要用于重化工业。对于这些部门的贷款，政府都规定了较低的利率，以保证这些部门能得到扶持。另外，政府还允许商业银行为民间部门的借款进行担保，由于国内利率高于国外利率，所以政府部门通过对民间部门国外借款的批准，来保证国外信贷有选择地用于支持产业政策目标。另外一种补贴方式是为出口提供贴现，以补充在发展中国家还很不完善或根本就不存在的许多融资机制(Rhee,1989)。
如上所述，韩国政府控制了利率，但保持实际利率为正；在金融部门和产业部门创造租金；同时对信贷的使用加以广泛的控制——这一切表明，对金融部门的干预是相当广泛的。籍此我们可以认为，韩国在60-70年代实行的是金融约束战略。
韩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计划减少对信贷市场的政策干预，但是，在实践上它不得不继续介入以重新构建陷入财务困难的公司；80年代后期，信贷项目主要集中于社会项目和收入再分配（Vittas和Cho,1995）。我们对韩国金融约束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分析仅限于20世纪60-70年代，而不把80年代包括在内。一方面是因为该时期金融政策趋向于自由化；另一方面是因为该时期的信贷政策也与60-70年代不同，当时的信贷政策是以促进出口和工业化为目标的。
2.政府干预信贷的理论基础
在一个信息完美且没有成本的世界中，政府没有必要对金融机构的信贷加以干预。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信息高度不完美，且存在大量的信息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信贷并不必然被配置到它最好的用途中去。信贷配给起因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起因于监控和证实成本，起因于合约履行成本。基于以下几个理由，政府需要对信贷市场进行干预。
使用信贷安排的一个理由是，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外部性，市场失灵和协调失灵会造成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存在差异（赵润济，1998）。如果政府不对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与补贴，显然会导致具有正的外部性的经济活动供给不足。
第二个理由在于，商业银行发放的长期贷款过少，这不利于企业成长。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公司信息披露非常不完全的国家，商业银行普遍不愿向回收周期长、风险大的项目融资，即使它们有更高的总体收益。这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这样一来，在信息不完美和具有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里，政府若对银行信贷采取适当的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商业银行自发提供长期信贷的不足（Vittas和Cho,1995）。
对于信贷安排的第三个可能的动机来自于政府在信贷供给方面可能享有的比较优势。政府可能在项目甄别上具有比较优势（由于政府机构比私人公司占有更多的信息），可能在监控和证实结果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由于政府实体比金融中介机构可能具有的相对高的组织效率），可能具有更低的履约成本（由于政府拥有税收和政策权力）（Vittas和Cho,1995）。
3.韩国的金融约束与国际贸易——自动信贷配给制
在朴正熙总统执政时期(1961-1979)，韩国采取了一项信贷配给制度——自动信贷配给制(automaticcreditallocation)。根据出口业绩的自动信贷配给制是这样一种制度：政府确立游戏规则，规定每一个企业所得到的低利息信贷的多少和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业绩相联系——出口业绩越好，则它可自动获得的无抵押补贴贷款就越多。这种制度的建立对于韩国推动出口部门的快速扩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Hong(1998)认为，韩国出口导向增长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种信贷配给体系。
韩国的自动信贷配给体系之所以被采取并取得了对出口支持的成功，除了前面说过的政府干预信贷的理由之外，还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注：Hong:(1998)。）
(1)该自动配给体系可减少官僚和政治家对信贷分配的干预。政府对商业银行信贷广泛的配给和干预，一方面有助于政府实现产业目标和经济目标；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政治家和官僚对信贷的干涉。这种干涉使得信贷不一定被配置到能产生最大化社会或经济收益的地方。在自动信贷配给制度实行时期(1961-1979)，任何企业家都能通过采取出口相关的活动自动获得短期银行信贷。出口部门企业家的精力就只集中于创新，而不必过多地考虑和官僚、银行官员打交道，一个国家的潜在企业家才能能被调动起来用于出动，这样就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
(2)有利于克服韩国金融的落后，克服逆向选择问题，节省调查成本。
在韩国根据公司出口业绩进行信贷配给的体制下，有希望的企业家不只被金融体系所评价，同时也被国际市场上的成本－质量竞争的自然选择过程所评价（King和Levine,1993）。所以，根据公司出口业绩的信贷配给体系能很好地克服金融抑制下固有的逆向选择问题。也就是说克服了韩国金融机构落后，不能对贷款申请者的项目进行正确评价的问题，使得储蓄得以流向高收益的投资项目。由于贷款是自动配给，对于在出口市场上有创新活动的企业家可以自动得到贷款，同时也节省了调查成本。
三、金融约束与国际贸易
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大量创造租金、分配租金的行为非常普遍，但获得租金的部门在不同的金融政策下有所不同。在韩国20世纪60、70年代的金融约束战略下，金融部门和政府优先支持的部门获得了租金。通过自动出口信贷配给制度，60年代出口部门获得了租金，70年代在继续实行该制度的同时(Hong,1998)，政府大力支持重化工业的发展（Vittas和Cho,1995；赵润济，1998）。通过信贷干预，政府得以影响韩国的贸易结构和水平。
据赵润济(1998)测算，金融部门（通过银行贷款）所产生的租金占GNP的份额在1968-1969年平均为5.55%，在1970-1979年平均为7.65%，在1980-1983年平均为9.95%。（注：租金＝信贷总额×（场外市场利率－银行贷款利率）。转引自赵润济(1998)。）这说明，由银行贷款分配产生了大量的租金给政府优先支持的行业。
除了出口企业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外，1966年韩国的《外资引进法》还允许国有银行为民间部门的国外借款进行担保。政府通过对企业国外借款的担保使国外贷款有选择地用于支持产业政策目标。与国外贷款相联系的租金数额十分巨大。据赵润济(1998)估计，20世纪60-70年代，该租金占GNP的比重在8%-15%之间。
租金被创造出来后，在20世纪60年代被主要用于出口部门，以推动韩国出口行业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除继续支持出口部门外，主要用于重化工业。由于重化工业的发展也对出口有影响，所以我们的分析也把上世纪70年代包括在内。
在出口推动中，由出口信贷计划提供的信贷占银行信贷总量的比例由1961-1965年间的4.5%提高到7.6%(1966-1972)，后又提高到13.2%(1973-1981)。另外，对出口信贷的利率补贴数额也很巨大：在1966-1972年间，出口信贷利率比普通贷款利率平均低17.1%。出口商接受的支持还包括其他各种信贷计划（如出口业设备基金），以及与政府指令或行政指导相一致的其他优惠信贷配给。在韩国出口业扩张时期，信贷补贴构成了出口补贴的主要部分，并在1967年达到了最高峰，当时，利率补贴占出口总额的2.3%，远远高出同年1%的财政补贴。（注：这些数值转引自赵润济(1998)，第251-252页。）由出口信贷所产生的租金占GNP的份额见表1。
表1由出口信贷产生的租金（10亿圆，%）（韩国）
年份出口信贷a(A)A×利息差b(B)租金(B)/GNP
19633.91.40.3
196410.04.60.7
196512.14.00.5
196616.65.40.5
196732.49.80.8
196843.413.10.8
196980.721.50.9
1970161.643.31.7
1971248.557.91.8
1972231.849.11.3
1973416.298.62.0
1974652.6144.22.1
19751042.7269.03.0
19761511.5347.62.9
19772616.0499.72.9
19783764.8854.63.7
19795642.81320.44.5
19806957.41739.44.7
19816957.41321.92.9
19828192.01892.43.7
19839232.61458.82.5
注释：a.年末贷款余额。
b.利息差＝场外市场利率－出口信贷利率。
银行信贷被优先分配给重化工业的比重从上世纪70年代起不断上升。1970年，在制造业内部，重化工业得到了国内银行信贷总额的22.6%，到1980年，重化工业所得到的信贷额上升到32.1%。对国外贷款的分配也是信贷支持总量中很大的一部分，例如，1972-1976年间，制造业获得了国外商业贷款总额的66.1%，其中的64.1%被用于重化工业。在1970年代，巨额的信贷支持使得向重化工业进行大量投资成为可能。（注：赵润济(1998)，第254-255页。）
韩国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表2我们可以看出，韩国1960年代的制造业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出口增长率又大大高于制造业增长率，达到38.2%；制成品占出口份额在1970年是1962年的3倍；与此同时，制造业占GDP份额和贸易依存度1970年都比1962年有了很大提高。
表3表明了1970年代的工业及出口结构变化。从1970年到1979年，制造业在GNP中的份额、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额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重化产品在制成品出口中份额的提高更是惊人（1970年的15.5%提高到1979年的43.1%）。
表3韩国1970年代工业和出口结构变化（百分比）
制造业在GNP中的份额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额重化产品在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
19701979197019791970197919701979
21.228.739.254.983.689.115.543.1
表4是韩国1961-1981年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几个关键年份出口构成的变化。通过该表我们可以看出，食物和原材料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制成品和机器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中制成品由1961年的8.6%上升到了1981年的87.4%，而机器由1961年的1.8%上升到了1981年的10.9%，这两类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还是比较大的。这说明，韩国对出口的信贷鼓励不但促进了出口，而且还改变了出口的构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的信贷政策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表4韩国出口构成变化（占总出口的%）
1961196619721981
食物--16.36.3
原材料50.222.58.21.4
制成品8.661.268.987.4
机器1.83.16.710.9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20世纪60-70年代实行的自动信贷配给制，韩国的信贷及租金许多流向了出口部门——在70年代除了流向出口部门外，政府还重点支持了重化工业的发展。很明显，如果没有政府对信贷分配的干预，出口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出口结构的迅速改变都是不可能的。这说明，在韩国所采取的金融约束战略下，金融发展可以显著影响国际贸易的水平和结构。
四、结论和简要评价
金融约束是由金融抑制走向金融自由化的一个阶段。在金融约束阶段，政府在金融部门和优先发展的部门创造租金，并且对信贷的使用进行干预。这种干预会影响到该国产业和出口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信贷是有经济学根据的。Hong(1998)在对韩国金融发展的研究中认为，“的确，在象韩国这样的国家中，信贷配给是实施出口推进战略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他认为，和出口业绩相联系的自动信贷配给制比较成功地推动了韩国的出口。使用韩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这说明，在实施金融约束战略的经济体里，信贷政策会影响到该国的国际贸易水平和结构。
但是，必须明确认识到，金融约束的作用不应该被过分夸大。因为在金融约束论中，租金创造的效率和收益的产生有许多前提，比如居民对存款的利率不敏感而对存款的安全性和金融中介的效率很敏感等，这些条件在现实中不一定能被满足。即使可以被满足，政府对银行业竞争的限制也不一定能保证银行业（比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有更高的效率。固然，政府通过干预信贷的确能影响贸易的增长和结构的改善，但是，这种增长和改善是不是以牺牲其它部门的发展为代价的，或者说是不是一种低效益的增长，现在还不十分明确。
对这种战略的另一个顾虑是：政府干预金融的优势取决于政府的动机和效率。政府并不总是“做正确的事情”，即使它们有一些比较优势。政府对信贷配给的干预常常引起寻租、腐败和挤出(crowdingout)，而非寻求有效的工业项目。在以政策为基础的借款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如何能阻止寻租行为破坏政府政策的增长目标（Vittas和Cho,1995）。更重要的是，金融约束在本质上是一种温和的金融抑制（如控制存贷款利率和限制银行业进入等），它有可能会倒退到金融抑制，重新引起国际贸易的扭曲。即使不会倒退到金融抑制状态，政府中掌握体制运作的官僚为了既得利益，也有可能在金融约束的经济合理性消失之后，仍将其长久地保持下去。所以，我们应该以理性的态度看待金融约束对国际贸易所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观烈：《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译本序，《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2.赫尔曼、穆尔多克、斯蒂格利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载于青木昌彦、金滢基和奥野－藤原正宽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3.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4.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5.赵润济：《韩国的政府干预、租金分配与经济发展》，载于青木昌彦、金滢基和奥野－藤原正宽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6.Baldwin,R.,1963.Exportstechnologyanddevelopmentfromasubsistencelevel,EconomicJournal,73,PP80-92.
7.Beck,T.,2002.Financialdevelopmentandinternationaltrade:istherealink?,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57,PP107-131.
8.Cho,E.,1999.TherepublicofKoreaandexportledgrowthpolicy,SocialScience,November.
9.Hong,W.,1998.Financingexport-orientedcatching-upinKorea:credit-rationing,sustainedhighgrowthandfinancialchaos,InternationalEconomicJournal,Volume12,Number1,Spring.
10.Keesing,D.,1974.Incomedistributionfromout-ward-lookingpolicies,ThePakistanDevelopmentReview,13,PP188-204.
11.King,R.G.andLevine,R.,1993.Finance,entrepreneurship,andgrowth:Theoryandevidence,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December,PP513-542.
12.Klentzer,K.,andBardhan,P.,1987.Creditmarketsandpatternsofinternationaltrade,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27,PP57-70.
13.Krueger,A.,1978.Foreigntraderegimesandeconomicdevelopment:liberalizationattemptsandconsequence,Cambridge,MA:BallingerPub.Co.forNBER.
14.Meier,G.M.,1984.Leadingissuesineconomicdevelopment,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
15.Rhee,Y.-W.,1989.Tradefinanceindevelopingcountries.PolicyandResearchSeries,No.5,WorldBank.
（一）航空经济形成期的主要特征第一，航空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较弱。机场在这一阶段处于成长期，机场等级和规模较低，很多机场都处于建设或扩建中，地面交通系统产业的空间连通作用尚不明显，导致此时对各类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服务保障能力不强，航线网络不完善，客流、货流通达性还不高，对产业的聚集效应较弱。第二，航空产业布局的优化度较低。航空经济发展初期，只有一些具有极高航空指向性的企业或企业群，以及从城市中心迁移出的制造业则因其追求廉价的土地以及机场附近交通条件，开始在机场运营区和紧邻机场区布局，航空运输和航空制造活动发展不足，航空经济的发展主要特征是航空产业集聚现象出现，但无法形成产业集群网络。第三，航空产业与全球网络的融合性较弱。此时的产业还主要以少量的地方产业和航空运输服务业为主，航空运输服务业比较基础，并且规模偏小，且其服务功能较为简单。会吸引比较少的跨国企业，区域的企业还没有完全并入到全球供应链中，外向度较差。第四，航空产业处于研究起步阶段。由于航空经济产业多为高新技术产业，而在形成期，企业刚刚入驻航空经济区，产品处于研发起步阶段，机场的全球通达性也还不完善，企业产品也未形成成熟的产品链，没有极好地参与全球经济分工，对区域的增长作用以及对机场的促进作用均不明显。
（二）航空经济成长期的主要特征航空经济经历了机场极化空间阶段，区域不断吸引跨国企业或国内知名企业进入，尤其是研发部门和区域性的企业总部，甚至是全球或全国的总部，而且其本土化进程加快，与当地企业逐渐联系密切，因此，在机场周边逐渐聚集了较多的航空偏好型企业。第一，航空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较好。此阶段通过对机场跑道、航站楼、空管设备的扩建和更新，机场的服务保障能力和经济辐射面大大提升，日航班密度较多，航线网络的通达性大大提高。第二，航空产业集群趋于完善，航空产业综合体形成。在此阶段，航空经济主导产业进入结网阶段，经济网络和社会网络完善，航空产业集群基本形成。航空经济区内的企业步入稳步高质的成长，大量的中介组织和支撑机构走向兴盛，研发机场和劳动力培训机构不断完善，产品推介会和技术交流会制度形成，企业间除了物质联系外，更主要是非物质联系，形成较强的协作关系，如彼此间的市场信息交流、技术信息交流等，产业内企业间形成稳定的协作机制，构建起紧密的社会联系，发挥的主要效应是社会网络效应。航空制造产业集群或航空运输产业集群沿机场交通走廊沿线地区布局，成为航空经济的主导产业集群，并形成航空产业综合体，航空经济发展已较为成熟。航空配套企业根据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的关联程度，以及核心企业对配套企业在本着时间等方面的要求，分布在与机场距离不同的方向。而航空主导产业分布在紧邻机场区。第三，航空产业与全球网络营销的融合性开始加强。随着机场航线网络扩张，尤其是通达的国际工商业大城市的增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与跨国公司全球经营扩张的背景下，国际大型机场成为一个国家与全球市场沟通的渠道。企业开始向海外扩张，航空产业与全球融合性加强。机场周边地区成为空间增长中心，航空经济区的增长极作用开始显现。从总体上看，在此阶段，随着地面交通系统的日趋完善，航空经济空间规模逐步加大，航空经济的区域发展环境也有了较大的改善，空间结构的层次较为丰富，交通沿线区域的产业空间经济极化现象明显，航空经济区内企业创新活动开始活跃，企业产品已经融入全球网络，航空经济区的增长极作用开始显现。
（三）航空经济成熟期的特征航空经济经过了快速发展的成长阶段，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其整体优势和国际竞争力有了极大提升，航空经济逐渐进入稳定成熟阶段。第一，航空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得到较大提升。机场进入大型繁忙机场行列，机场的基础设施资源发展极为完善。大型枢纽机场会吸引更多的航空公司进入，航线网络将延伸至世界各地，机场通达性将进一步提升。第二，航空产业集群进一步扩大和完善。机场周边地区产业圈层结构基本形成，航空产业空间布局结构沿着航空经济内在规律进行调整，逐步形成“蛛网结构”空间布局。以高速公路为核心的构建完善，成为连接机场、航空经济区以及主城区的高速公路成为综合交通体系的核心，新增产业与调整产业沿交通走廊沿线地区进行布局，并逐步形成新的产业集群。第三，产业创新网络逐渐完善，知识创新空间形成。产业集群日益完善并开始向研发、设计等价值链高端演进，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大提升是该阶段的主要特色。由于通达性提升，企业与区外的合作和联系日益频繁，区域创新功能不断增强，创新系统逐步形成。第四，航空企业与全球产业链深度融合。随着机场通达性的大幅提升，航空经济区及周边地区的产品会以最快的速度运达全球各大工商业城市，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实现航空经济区内的企业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综上所述，在这一时期，航空经济区的全球通达性非常好，航空产业集群也已非常完善，企业创新网络形成，企业产品迅速通达全球，航空经济区成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对周边经济的带动作用明显。
二、航空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支持模式：从“供给领先”到“需求跟随”
金融支持航空经济的发展，即金融对航空业和航空相关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既包括通常所指的各种有针对性的支持某些产业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也包括各种商业金融的日常运作对航空产业发展所起的基础性的支撑作用。金融支持发生作用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金融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过程，通过金融总量的扩张、金融结构的安排、金融效率的提高等金融功能的发挥，金融部门与航空经济部门之间相互作用，产生多重、稳定状态的平衡，来推动航空经济的发展。金融支持航空经济发展同样不是静止的、割裂的，金融发展与航空经济之间联系紧密，金融发展水平也会随着航空经济系统的演进而变化。同时，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又会对航空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作用，二者在发展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帕特里克（Patrick）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提出了“供给领先”和“需求跟随”的金融发展理论，论证了金融体系在提高存量资本和新增资本配置效率、加速资本积累中的作用。供给领先型金融，指金融提供企业中具有先导性产业的资金需求。也就是说供给领先型金融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企业能够创造出先导性产业或至少能创造出先导性产品，特别是先导性消费品，找到新的消费领域，从而刺激经济增长，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需求跟随型的金融发展，即金融发展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果，市场范围的持续扩张和产品的日益多元化，要求更有效地分散风险和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而出现了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需求。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的动因，金融发展只是完全被动地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现代金融机构的产生、金融资产的提供以及相应的金融服务仅仅是对实体经济活动中参与者。帕特里克认为供给领先式的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处于主导地位，一旦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将主要是需求跟随式的金融发展。这一理论为我们进行金融支持航空经济的阶段分析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思路。航空经济与其他经济形态一样，会经历形成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各个发展阶段中，航空经济建设面临的核心任务不同，从而会有不同的金融需求。在航空经济的形成期，航空经济的支撑条件还相当薄弱，为提升机场通达性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相当大，需要政府通过支持或创办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创建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创新金融政策支持等方式来构建和完善金融体系，从而为航空经济发展提供全面深入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领先型金融在形成期居于主导地位。
当航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航空产业的金融需求被激发，并通过金融市场表现出来，由金融机构参与完成，提供不同发展阶段所需要的金融产品，以满足航空产业发展的金融需求，这就是帕特里克所说的“需求跟随”，其实质是金融市场对航空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需求的被动反应，是由航空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决定的。或者说，航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空间集聚产生什么样的金融需求，金融体系就会发挥什么样的金融功能，提供什么样的金融服务。经过了形成期和发展期的“需求跟随”，金融发展会极大地促进航空经济的规模和质量的提升，同时支持航空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也得到了发展，从而为航空经济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支持，通过扩大资本投入规模、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航空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伴随整个航空经济发展阶段的“需求跟随”。在航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金融市场也将获得极大发展，金融机构及相关金融服务往往更加敏感，能先于航空产业提出金融需求之前，提供并引导航空产业相应的金融需求，产生帕特里克的“供给领先”。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则会按照市场的原则，以航空经济的发展为导向，将金融资源最大限度地配置到航空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供给领先”则是由金融发展的外生性决定的，金融机构的健全程度、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金融工具的发达程度都决定了金融体系的供给模式，直接影响着航空经济的发展。
三、基于航空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需求分析航空经济所处
发展阶段，其产生的投资价值、投资风险不同，对资本需求的方式和数量也不同，从而也就会使用不同的金融工具，采取不同的融资方式，需要不同的金融政策和服务安排。从产业角度理解“航空经济”，指以航空指向产业为主导、多种产业有机关联的独特经济发展模式，以航空产业、航空关联产业和航空引致产业构成的航空产业生态系统的对金融的需求，构成了航空经济需求的主要内容。
（一）航空经济形成期的金融需求根据上文提到的航空经济形成时期的特征，这一时期航空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有三个：一是改善区域经济发展软环境和硬环境。提升机场通达性，改善区域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提供保障航空经济发展的产业资源。出台相关土地拆迁、农户安置及其就业安排的相关政策法规，做好航空产业发展用地和相关航空产业布局的长远规划。三是促进区域产业航空化转型。置换当前和未来均没有航空偏好的企业，吸引区外航空偏好企业入区，按航空偏好的强弱对企业进行布局。航空经济形成期的三大任务，决定了这一阶段的特殊金融需求。首先，航空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需求。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从提升通达性的角度考虑，在全球范围内的通达性，需要进行航空运输网络的建设，在全国范围内要进行机场及与机场相联结的公路、铁路、城市公共交通建设。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一般非常巨大，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为例，按照实验区总体规划，到2025年实验区建设完成，需要万亿元投资，导致航空经济对金融资金的巨大需求。其次，保障航空产业长远发展的金融需求。现在的机场一般建设在离市区平均距离是20-30公里的地方，这个距离的区域正好处在城乡边缘区内，因此会涉及多个行政单位的土地拆迁、农户安置及其就业安排等问题，航空经济形成期就要做好航空产业发展用地和未来布局的长远规划，而规划涉及的城乡统筹费用巨大。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为例，目前实验区拥有的413平方公里的土地，涉及新郑、中牟、尉氏及隶属各行政区的土地，在实验区建设中涉及几十万居民的拆迁补偿安置费用。再次，吸引航空产业的金融需求。航空经济形成期，航空产业布局的优化度较低，航空产业主要分布在机场运营区和紧邻机场区，入驻产业也主要是航空运输或制造保障性产业，因其自身为机场和飞机制造商、航空公司提供服务；而从城市中心迁移出的制造业则因其追求廉价的土地以及机场附近交通条件的便利和基础设施的完善等诸多原因，也在邻近机场区的紧邻机场区布局。为形成更大规模的具有航空指向的产业布局，政府要进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多轮的产业规划宣传，以形成具有前向后向联系的航空产业集群网络，形成资金的需求。最后，入驻企业所需的研发资金。航空经济的关联产业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当其处于形成期时，大部分企业主要从事产品的研究开发，只有实验室成果，还没有真正的产品，企业甚至尚未真正建立，但创业者能够确认其未来的产品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此时，企业或项目的整个财务处于亏损期，没有收入来源，无正式的销售渠道，只有费用支出，无直接投资回报。因为没有投入正式的生产运营，形成期对资金的需求不大，但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工业化生产过程的各种技术风险、产品风险、市场风险却极大，导致金融机构对其评级较低，难以获得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风险投资，大企业的股权投资或商业银行的外部债券融资，又主要以政府研究开发资金、创业者自有资金或者自筹资金为主，这部分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二）航空经济成长期的金融需求在航空经济的成长期，有两大核心任务。一是升级和优化航空产业链。促进航空指向型、航空特色产业高端化和综合化，鼓励带动具备发展潜力的航空类总部入驻。支持教育、培训和研发业务及技术中心、研发中心的建设。二是培育和完善航空产业集群。加快生产业规模化和完善化发展，促进教育、培训以及研发机构和企业的协作互动发展，吸引区外的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经济资源向产业集群集中。这一阶段的金融需求有别于形成期的特殊性，首先，为保证入驻企业、居民生活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设施投资。随着航空经济区入驻企业的增多，航空经济区向航空城发展，为满足航空城居民所需要的电力电讯、医疗教育、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设施与机构，还包括为适应现代城镇经济与生活要求所需要的生产与生活设施，如城市住宅、工业聚集区、商业网点及娱乐设施等的建设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其次，航空关联产业与航空主导产业规模化生产而形成的资金需求。这一时期，企业销售收入、现金流量逐渐趋于稳定，但需要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完善产品和进一步开发出更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追加扩张投资使企业的资金需求猛增，同时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可用于抵押的资产增加，信用透明度也有所提高。融资选择更加多样化，可通过银行短期贷款、企业内部员工借款、民间借贷、企业间的商业信用、信用担保机构担保融资、政府基金、风险投资、商品贸易融资、融资租赁、典当融资和股权的场外交易等方式获得融资。这一时期政府的投入减少，而商业风险投资机构是主要的投资者。再次，航空型人才所带来的金融需求。随着航空产业的高端化发展，航空文化业也正在快速发展，依托金融业发展基础，航空文化金融需求也成为新兴金融增长点。航空文化需求包括直接的航空文化需求和间接的航空文化需求。比如为航空核心产业发展服务的航空物流人才、航空维修人才的培训，为航空引致产业发展服务的会展人才、电子商务人才等的培训；为航空文化发展形成文化资本联盟，文化项目孵化器所服务的担保贷款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人才和培训服务等。
（一）企业金融涉及公司的治理
企业金融中涉及到公司的治理，公司制企业的出现，以及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企业的治理问题，一个企业的治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如何治理好公司，以及怎样的治理才能够使企业的利益达到最大化，如何才能够是企业治理为企业的发展做出更积极的，有利的影响，这是企业治理，以及企业金融必须要特别仔细的考虑的问题之一，企业金融在企业治理问题上，要尤其的注意，尽量的是企业金融对于企业的治理，在最大的程度上，最企业的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千万不能忽视企业治理企业发展的作用，所以在企业金融对企业的治理过程中一定要格外地小心谨慎。
（二）金融危机是不容忽视的
随着近年来金融危机的时有发生，企业金融对于企业发展作用的弊端也就凸显出来了，金融危机会对企业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而金融危机有的时候又是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会对企业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失，严重的时候，金融危机对一个企业造成的影响，还很有可能是致命的。有不少的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破产。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引起了大家对于企业金融对企业发展关系的重视，如何预防和应对，企业金融对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二、企业金融与企业发展关系的对策建议
（一）进行科学合理地资源配置
为企业争取最大的利益，充分考虑到企业的发展，为企业在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企业金融要充分利用好企业丰富的客户资源，企业的客户资源，无疑在企业金融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客户资源在企业金融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比重，所以企业的客户资源在企业金融中也就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企业金融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一优势，重视资源的分配，对企业的客户资源，进行科学合理地配置，争取使企业的客户资源优势发挥到最大，从而使企业金融在企业发展中，起到更加积极的促进作用，使企业金融更好地为企业的发展服务。
（二）企业金融必然会影响到公司的治理
由于我国的企业并不能够直接地提供金融服务，所以就需要对公司进行治理，通过一定的企业金融组织来提供金融服务，所以就必然会涉及到公司的治理，只有有效地治理，使企业金融组织能够更有效率，更好地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才能使企业金融能够不至于在企业的发展中拖后腿。这样才为企业金融对企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提供机会。要想使企业金融能够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就必须要对企业进行治理，对企业的参股对象，以及集团的控股，都要进行严格地治理，以保证企业金融组织更好地发展，同时还要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重视，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科学合理的手段，使企业能够有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企业金融有一定的风险性
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是人们意识到了企业金融对企业发展造成的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要努力地，尽可能地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企业金融中要尤其的注意，尽量避免危机的发生，这就要求降低风险，利用企业金融的分散功能，尽量地是使风险分散开来，要想降低风险，通常情况下，就要降低回报，所以在企业金融中，一定要将究平衡，不能一味地追求高回报，这样的话，就会使风险性增强，而风险性的增强，就加大了导致危机的可能性，所以企业金融一定要衡量好。而企业金融要想尽可能地避免危机的发生，就要尽量的降低风险，而降低风险的有效的措施，就是分散风险，分散风险的同时，也会对企业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而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是企业能够更好更快的发展，而风险的降低，也为企业营造了一个相对来说，更加安全，更加有利于发展的环境，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企业金融和企业发展也是相互促进的。
三、总结
[关键词]民间金融政策建议制度变迁
Abstract:Informalfinanceistheendogenousresultofeconomicdevelopmentprocess.Itsfunctioncannotbesubstitutedbyformalfinancialsystem.Thegovernmentshouldprovideinformalfinancewithmarketenvironmentandpolicyenvironmentthatpromoteequalcompetitionwithstate-ownedfinancialsystem.Undertheguidanceofpropertyrighttheory,bythemeansofmacroeconomicregulationandmarketcompetition,weshouldintegrateruralfinanceorganizationintounifiedfinancialsystemtoconstructruralfinancialsystem.
Keywords:Folkfinance;policysuggestion;systemvicissitude
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以其实行民用民管的制度优势，有效地实行贷款监督，既以低廉的交易费用给予农户获得小额贷款的机会，又能保障贷款得以回收，有着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可见，农村具有适合于民间金融发展的信用环境。
一、农村民间金融的优势
民间金融在发展初期一般是无组织的自由借贷，即便是规模发展为金融组织以后，管理和组织制度也不太严密，但民间金融操作简单易行，交易区域狭小，信息搜寻、甄别以及监督贷款投向的成本较小，具有灵活、便捷、小规模等特点以及在信息方面的优势，因而更长于向居民提供零星、小额贷款。具体而言，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独特优势有：
1.产权结构优势。由于资本为各个私人所有，经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从初始阶段就必然使产权的划分非常明晰。个体经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是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产权结构的基本形式，与大银行相比，自负盈亏使它们具有内在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村个体、私营、合作、股份制企业和居民群体，它们也都是自负盈亏的独立经营主体。产权明晰的供给者与产权明晰的需求者之间形成的信用关系，必然是一种硬约束信用。这远远优于目前国有大银行与国有大企业的信用关系。
2.信息优势。信息对称是效率市场的基本条件，决定金融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用。民间金融组织的社区性质明显，其信息优势反映在贷款人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甄别上，贷款人对借款人的品德、能力、资本、经营状况有比较清楚的了解，金融主体能较充分地利用地方的信息存量，这样可以省去大量调研费用，也可减少审核批准程序。民间金融组织的信息优势还反映在它对贷款的监督过程中。由于地域、职业和血缘等原因，民间信贷市场上的借贷双方保持相对频繁的接触，这种信息上的便利导致贷款人能够较为及时地把握贷款按时足额归还的可能性，进行实际监督，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因而民间金融组织面对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比较小，其资产质量高的潜在比较优势也是确实存在的。
3.担保优势。在贷款的抵押担保方面，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有比体制内金融更为灵活的安排，缓解了贫困的农民和中小企业面临的担保约束。当前在农村贷款中由于借款人缺乏合格的抵押物而被农村体制内金融机构拒绝放贷的现象非常普遍。而许多在正规金融市场上不能作为担保的物品在民间金融市场中却可以作为担保，例如房产、土地等，由于借贷双方居住的地域相近并且接触较多，这些物品作为担保品的管理和处置成本相对较低。在农村民间金融中，社会关系也可以起到担保的功用，使得金融交易按交易双方的真实意图来实现。在一定意义上，交易主体的社会联系也是一种资源（无形的资源），它能够给当事人带来一定的物质或精神收益。借款人的还款行为自然地构成了这种社会联系的一部分，一旦借款人违约，则这种联系被破坏，会给借款人带来一定的损失，这种损失一般是很难弥补的。因此，社会担保机制的存在对借款人的行为构成约束。
4.交易成本优势。借贷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表现为达成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农村民间金融的交易成本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信息优势和担保优势，民间金融交易节约了很大一部分搜索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也节约了进行有效监督的一部分费用；其次，民间金融的操作比较简便，合同内容简单而实用，对参与者的素质要求也不是很高。虽然民间金融组织的组织和运转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民间金融组织的从业人员往往是农村闲散人员，其时间和精力的机会成本比较低，因而降低了民间金融组织的交易成本；再次，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产权清晰，具有独立自主经营、激励机制强、办事效率高等制度优势，能够有效克服“官僚机构”弊端，减少诸如客户“攻关”和“寻租”等费用。
二、政府在发展农村民间金融中的作用
目前我国金融制度的变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由政府提供的外生性制度变迁，它不同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内生性制度变迁。在这种外生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使自身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制度之间存在着持久冲突，从而难以为有效率的金融产权新形式提供动机和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主要经验就是要以增量促进存量调整，在国有部门外生长出一块非国有部门，利用非国有部门来促使国有部门调整、改善；双轨制、新旧体制共存，各自发挥作用，共同推动改革的进程。这一点对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制度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取得根本性进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过多地在旧体制内部寻求突破口，而较少地关注新体制在体制改革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金融制度变迁总是按照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原则为自己开辟道路，民间金融业的产生和发展就是这样的一条制度变迁之路。对农村民间金融采取压制或取缔政策并不可取，因为农村金融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其发挥的作用是体制内金融部门所不能完全替代的，它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如果政府对民间金融采取的是打压而不是扶持的态度，进而否定民间金融制度安排，那么，民间金融的生存和发展就需要承担更高的风险和成本，其借贷利率必然会更高，交易行为也会更加隐蔽。其结果是，民间金融不仅不会因政府的取缔而销声匿迹，反而生存环境恶化，风险放大，效率降低，对社会也更具危害性。特别是在体制内金融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对民间金融部门采取不恰当的严格限制措施会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了充分发挥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优势，政府对制度变迁应该放松管制。必须认识到民间金融活动的出现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对待民间金融的正确态度应是：全面认识其存在的合理性，在我国现阶段倡导合理发展民间金融，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并对其消极作用加以限制。
政府有必要将农村民间金融纳入法制的轨道。虽然政府对民间信贷曾进行过数轮的清查、整顿，但它仍然普遍存在，有些经济学家称之为“草根金融”，就是这些草根金融支持着我国绝大部分农村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与其让它隐蔽运作，还不如因势利导，承认其合法性，并将其组织起来发挥作用。农村民间金融体系的建立首先要求国家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并确立和履行产权保护承诺。由于目前民间金融的非法性质，产权保护这一重要的服务只能通过私人提供，这造成了民间信贷活动的高风险和高利率。我国许多现有民间金融组织能够达到成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额度，这说明民间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前景十分可观，而银监会、人民银行对金融市场准入的管制太严，远远没有为小型金融机构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提供制度保障、确立产权保护承诺，逐步取消与缓解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约束，放松农村金融市场准入，让多种所有制和组织形式的农村金融企业充分竞争，将给农村民间金融提供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减少它在躲避管制过程中发生的成本，使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在竞争中自然而然地形成，同时也会减少民间金融采取不正当手段破坏社会法制和道德环境所带来的危害。
在将农村民间金融纳入法制轨道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减少对农村民间金融的高成本、低效率的管制活动，避免行政干预。政府对民间金融强有力的管制，一方面可能会导致高昂的管理成本以及管制的低效率；另一方面，行政命令不能解决信贷市场中存在的信息和交易成本等一系列问题，还可能导致民间金融的经营积极性和金融服务能力的降低。相反，政府放松管制，为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农村民间金融可以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并得到快速成长，有利于充分发挥它对农村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缓解国有银行撤出农村金融市场后出现的严重的资金供求失衡局面。
政府应为农村民间金融发展提供一个与国有金融体系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宽松的政策环境，让市场机制在推动民间金融业的发展中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而不是走直接干预的道路，要尽力避免民间金融资本结构向体制内金融的趋同，重蹈体制内金融的覆辙。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竞争机制，把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纳入统一的金融体系之中，实现“农村资金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目标。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应该主要是由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注资的中小型金融机构，按规范方式经营，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经营定位是为农村经济服务，主要为规模不大且相对分散的非公有制经济部门提供金融服务，重点支持农民及中小私营企业的经济发展。
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在农村发展民间金融本身就包括建立高效审慎的监管体系，政府要设立或指定专门的机构对民间金融进行监管。监管机构要对民间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主体资格、资本金、组织形式、经营方向等严格把关。另外，培育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应保持审慎发展，有条件逐步放开，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推广，让其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规范化发展，发挥其优势，降低其风险。但是，加强监管并不意味着政府直接控制、经营，农村民间金融仍须由民间经营，否则其优势将不复存在。
三、推进农村民间金融体系规范
发展的政策建议
构建农村民间金融体系，必须以产权制度理论为指导，吸取农村信用社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具体而言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农村民间金融体系构建的核心问题。农村民间金融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通过产权界定、产权安排、产权经营从而构成完整的产权运行，激励足够多的有谈判能力的产权主体的产生，并通过多元化产权主体的市场竞争，为解决激励机制问题、行政干预问题、内部人控制问题等一系列问题提供前提条件。发展民间金融，塑造多元化金融产权格局的具体路径应该是底层推进。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农村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将拥有越来越大的经营自和经济资源，这会强化其在改革中的博弈能力，主导农村民间金融制度的变迁。
在民间金融组织财产权利得到法律明确而有效保护的基础上，由个人集资入股而组成的民间信用机构将必然是所有者或股东明确且能真正行使所有权，股东权利能真正得到有效保护的契约组织或拥有独立财产的法人。一般而言，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产权结构应该完全区别于国有化金融制度，以股份制形式出现，允许多渠道资本（包括个体资本、私人资本、集体资本等）的介入，但要避免民间金融组织和政府有过多的联系。在明确民间机构投资者所有权的基础上，民间信用机构内部也必然会形成一个权力和责任十分明确，且能合理选择和评价，以及有效约束或监督经营者，从而能有效维护股东所有者权益的合理治理结构。这样，民间金融机构能真正按公司治理结构来建立及营运，投资者从法律角度来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股东，能按照利润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原则建立评估体系，考核关系中经营者的业绩，根据保值增值要求督促经营者建立规范的财务管理、审计稽核和风险防范抵御制度，真正建立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和规范的业务操作体系。由此可见，产权制度的合理化将会自然解决民间金融组织的规范化问题。唯有如此，我国的一部分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才能从非正式形式转变成为正规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发挥更为有效的资金融通作用。
二是选择适当的组织形式。政府应该引导不同形式的民间金融选择不同的组织模式。首先，对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等正规民间金融机构，要鼓励它们充分吸收民间资本，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拓展发展空间；其次，引导私人钱庄、民间金融合会等民间金融组织向规范化、合法化、机构化方向转变。在现实条件下，政府要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允许那些股东人数、资本金、经营者资格及其他条件达到法律规定标准的规模较大的私人钱庄、金融合会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进行注册、登记，按正规金融的要求规范管理和监督，使其转变为正规的民间金融机构；另一方面，政府要引导小规模的私人钱庄和民间资金参与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等正规民间金融的改制，使它们通过控股或参股取得部分产权，将原先投向地下钱庄的社会闲散资金吸引到合法的投资轨道上来；最后，规范民间借贷市场与典当行等的经营行为。政府要将它们纳入监控范围，健全市场契约制度，使其合法并规范地运作。总之，政府要放开金融市场的进入和退出壁垒，确立公正、有效的市场竞争规则，同时给农村民间金融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从而使其充分发挥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应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不同组织形式，以达到明晰产权，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效果。只要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不急于探究模式问题。
三是明确监管主体。构建农村民间金融体系本身就包含了对农村民间金融的有效监管。要逐步建立以银监会监管为主，以行业管理、自律管理为辅的农村民间金融监督和管理体制，加强对农村民间金融立法工作的研究，实现对农村民间金融监管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对农村民间金融进行监管的主体必须是银监会及其分支机构，而不能是其他任何行政机构，这样既可以防止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和自身的利益对于不合法民间金融的保护，也可以杜绝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相互推诿和扯皮。在明确监管主体之后，必须确定监管者的责任，使监管者有明确的监管任务，而不是盲目行事。对于符合条件的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在达到正规金融组织实质要求的前提下，按照一般金融组织的监管方式进行监管。这样，一方面可以促使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与正规金融处在同一竞争水平上。
[参考文献]
[1]王曙光.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制度演进[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谢平,徐忠.公共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村金融改革[J].经济研究,2006，(4).
[3]张杰.中国国有金融体制变迁分析[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4]张杰.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与融资秩序[J].经济研究，2000，(4).
[5]孙莉.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及金融体系的变迁[J].上海经济研究，2000，(5).
[6]樊纲.发展民间金融，推动金融改革[J].珠江经济，2001，(4).
（一）影子银行带来的积极影响
1、影子银行是传统金融业务的有益补充
首先，影子银行能及时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对于那些筹资困难的中小企业或微型企业来说，影子银行业务可以暂时缓解其资金短缺的局面，帮助其顺利渡过难关。这在宏观上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金融机构的职能空缺。此外，商业银行为了扭转存款量下滑的局面，纷纷推出银行理财产品、委托贷款等中间业务，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我国的商业银行已具备从单一功能的传统银行向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的创新型金融企业转型的能力。
2、影子银行有助于推动金融业务创新
影子银行的出现有助于推动我国金融业的创新与发展。可以说我国影子银行业务的活跃与发展是我国金融深化的体现，也是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与创新的必经之路。影子银行的出现，促进了我国金融市场多元化融资结构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金融业正在从功能结构单一的传统商业银行向以“需求”为导向的，为客户提供包括投资、理财、风险管理、价值提升等一揽子业务在内的新型金融机构转型。
（二）影子银行带来的负面影响
1、影子银行对传统商业银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影子银行的出现和发展对商业银行带来了不利影响。首先，影子银行业务扩大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影子银行管理二0一四•八财经论坛经营和交易的主要对象是货币资金，它从事着传统或创新的银行信贷业务，从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原有商业银行的部分业务和功能。由于影子银行的资金大多是源于短期的货币金融市场，一旦市场资金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商业银行出现挤兑风险。长期资产一旦不能及时变现，就会加速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产生。第二，影子银行使商业银行的存款规模下滑，降低了商业银行可自由运用的资金比例。由于商业银行储蓄存款的利息率远低于民间融资市场的投资回报率，因此有越来越多的资金被投放到影子银行机构中，导致脱媒资金（指绕开银行等传统金融媒介而获得的存款或贷款）流向直接融资市场，增加了社会的直接融资规模。而商业银行的存款则大幅减少，严重影响了传统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营。第三，大量影子银行业务依附于传统商业银行，蕴含传导风险。由于影子银行的自有资金有限，其快速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多数来自于商业银行。影子银行因为借助商业银行的资金和渠道快速发展形成了塔式融资链条，但因其不享有最后贷款人保护，容易因资金链出现断裂而破产，破产造成的损失将由私人金融机构买单，而其中的风险也会迅速传递、渗透到银行。
2、影子银行影响货币政策效果
随着影子银行的发展，其控制和影响的资金总规模越来越大。因此，仅统计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已不能反映我国真实的资金供需情况。影子银行的发展，还大大改变了我国金融体系的传统结构。由于大部分影子银行业务游离在金融监管之外，不受货币政策的调控，影子银行的真实融资规模和资金投向并不明确，因此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同时影子银行系统的活跃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对央行的基础货币调控和货币供应调控也有很大的影响，大大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此外，由于社会融资的严重“脱媒”，导致货币政策对于信贷规模控制的效力减弱。加之影子银行为了追逐暴利，通过创新规避了监管，监管的缺乏从客观上削弱了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
3、影子银行影响我国的金融稳定
我国大量存在的民间借贷以及大型企业的委托贷款等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社会资本的虚拟化，增加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当影子银行受到外部冲击时，就会把风险通过链条传导给整个金融体系。此外，影子银行还导致了中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影响了我国的金融稳定，主要表现在：首先，对正规金融机构资金融通功能和渠道形成了冲击和挤压，影响了正规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营。其次，严重威胁了居民的经济利益。迅速发展起来的银信理财业务由表内转向表外，从而脱离了机构的监管，潜在的风险会威胁到居民的经济利益。
二、我国影子银行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
从根本上来讲，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能够有效解决影子银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影响。当前很多影子银行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私募基金等做的业务事实上就是高利贷。高利贷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制约乃至传销式的放贷行为，更可怕的是任何机构和个人为追本逐利，通过各种手段获得银行资金后发放贷款，形成人人放贷的恶性循环。我们相信二元化的利率体制一旦破除，让资金能够“随行就市”，高利贷的市场生存空间将会大大降低，当前中国的这种影子银行模式也将很快失去生存的土壤。
（二）正确对其进行引导和监管
影子银行的出现和壮大证明了其具有客观的市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正规金融渠道的有益补充。因此如果一味的禁止会造成金融系统的效率地下，并会导致更多的资金被迫转入地下；如果放任其发展，又会对我国金融系统的良性运转和实体经济运行造成不良影响。因此，相关部门应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逐步将民间金融引入正规的金融体系，以影子银行业务为契机，提升金融机构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水平，有针对性的退出自己的创新产品，活跃金融市场氛围，引导其在阳光下健康发展。此外，对于社会影响恶劣的比如非法集资、地下钱庄、金融传销等行为，要坚决加以遏制。尽快建立影子银行风险评估体制，加强风险预警，加大监管力度。
（三）建立有效隔绝风险的“防火墙”
1海外上市是银行改革的捷径
多年沉寂之后，中国银行业改革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注资、股改、引资以及上市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为中国银行业注入资金，更注入生机和希望。上市融资可以大规模地融集资金，同时还可以扩大影响，有利于国有银行向早日成为国际性银行的目标迈进。事实也是振奋人心的，银行股上市后一路飙升，说明中国的此次银行改革为众多投资者认同。但是，也有人认为，银行作为国家的政策性机构，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应该上市，这样贱卖国产。
2商业银行选择香港上市
有人说，大银行为什么不在A股上市，让国人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原因是，低迷的A股暂时丧失了资本市场的集资能力，而迫在眉睫的银行业开放压力使得中国的银行改革不能等。2006年底中国银行业对外资全面开放，面对强大的国际竞争，中国银行必须加快上市的步伐，融集资金，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况且，A股市场目前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制约，监管能力远弱过香港的H股市场。现在，四大国有银行只有农行还在上市的筹建中，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已经上市，且反映良好。工商银行2006年10月27日上市，其股权认购(A+H)非常火爆。国内外投资者都看好中国的银行股发展。
还有人问，海外上市为什么不选择美国N股，而是香港H股呢?自从“安然”事件后，N股对对上市公司的审核严格了许多，相对于较难的N股，选择上市较容易的H股也就不难理解了。
总的来说，选择H股，究其根本，是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国有银行想在未来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则必须抓紧上市，筹集资金，以期一拼。
3对国有银行上市热的理性思考
目前，外资通过股权收购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达20家之多，基本完成了对我国证券业和基金业的深度参与，也基本实现了对我国保险业、信托业和汽车金融服务业的布局。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银行业将是其最后一个堡垒。事实上，我国金融业如此迅猛地发展，从很大程度上说，是政府及金融主管部门积极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造成的。政府本着通过引进外资以优化我国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初衷，从而使我国商业银行上市发展得如此之快。
银行海外上市到底是不是我国银行业加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开端和基本前提呢?有人认为当前银行股的良好发展态势表明引进外资是正确的，为了中国金融业的长远发展，支付一些改革成本是必要的。但也有专家认为，金融企业过度引入外资，容易造成中国的经济控制权丢失，威胁我国的金融安全。
中小银行引进外资无非是想借机壮大自己，以求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国有商业银行吸引外资主要是为了引入新的经营机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优势互补和提高市场竞争力。这些似乎都无可非议。但是，就整个国家而言，由于金融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命脉，金融改革和发展事关全局，不能不进行再三的深入思考。
从短期看，战略投资者和一级市场的投资者们并无盈利，但从长期看，这些投资者必定会像BP公司和壳牌公司那样取得不菲的投资回报。因为我国商业银行在国内的垄断地位，网点优势，客户网络以及未来经济增长等无形因素都会使得银行股增值。当然，这并不与国有资产贱卖相同，这要看国有银行上市后的经营业绩如何。
对于如何保护中国金融，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对于中国金融体系而言，加快对外开放固然重要，但还应处理好对外开放和壮大自身能力的关系。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不能盲目崇洋，失去自信。事实上，一方面我们给予外资机构太多的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却对内资开放不够；一方面，明知道造成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坏账过多的主要原因不在银行自身，另一方面却忽视金融生态外部环境的改善，而将股权多元化，特别是将引进外资当作灵丹妙药；一方面，认识到银行风险积聚的根本原因在于直接融资体系不发达，另一方面将优质资源推向海外，使国内资本市场得不到足够的给养。目前，我国金融业仍然实行分业经营，而外资是混业经营，全方面进入。因此，如何稳妥地实施对外金融开放政策，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总之，在金融全球化浪潮中，我们决不能以牺牲民族金融经济为代价。但只有资本市场得到发展，银行体系里积聚的风险才能最终得到化解。所以，我们必须避免对外资的多分依赖，对于开放过程中的潜在风险，予以正确的引导，同时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使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提升!
参考文献
关键词：农村金融；民间金融；问题；对策
民间金融，泛指个体、家庭、企业之间绕开官方正式的金融体系，直接进行金融交易的行为。由于以往这些借贷行为是非法存在的，也被称为“地下金融”。其具体表现有民间借贷、民间互助会(有的地方也称“邀会”)、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已经成为农村非正规金融体系的重要部分。在我国农村，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农业生产的分散性，“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很难适应和满足“三农”多样化、分散性的金融需求，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起了特殊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由于民间金融的发展还未规范化、法制化以及其自身的特点，从而对农村和社会经济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1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概况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规模庞大，对农村经济发展起着不可替换的作用。民间借贷活动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十分迅速。IFAD(2006)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4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农村的民间借贷金额高达1.2万亿元左右。从2001到2006年，我国农村民间借贷规模大约以19％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全国农村民间金融借贷高达8000-14000亿元，仅浙江东南温州地区就有3000多亿。
2农村民间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民间金融繁荣是金融压抑的!必然结果。正规金融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和农村经济对于金融服务的日益扩人大的需求矛盾成为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根本原因。
2.1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正规金融服务供给严重不足。涉农机构锐减，农村金融机构功能的萎缩。近年来处于自身经营效益的考虑，县域内的国有银行机构大量撤并，尤其是农业银行的减少最为严重。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出于防范金融风险和追求经营利润的考虑，对县级机构的中小贷款客户实行规模控制和授权授信管理，并设置了较高的贷款门槛，客观限制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发放，加剧了资金供应的紧张程度。此外，随着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一些乡镇实施撒并，这些乡镇的信用社及农业银行营业所也发生了变动。据资料显示，2005年，湖南郴州市各金融机构共撤并县域及农村地区营业网点35个，其中国有商业银行撤并26个，信用社撤并9个。随着县域国有商业银行网点的收缩，其信贷业务开始向中心城市集中，原有的信贷、结算、代收、代付性业务的急剧减少，县域网点逐渐演变成了“多功能储蓄所”。久而久之，这些金融机构市场占有率下降，而且，已有的功能日益不复存在，其最终必将退出县域这块土地。
2.2现有的农村金融部门实力不强，经营效率低下，很难满足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要。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中，以支持“三农”为己任的农村信用社由于产权不清、管理监督机制不畅，市场地位不断下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宏观调控的力度。民间金融纰织的存在必定会使一部分资金从正规金融体系流出，形成一个体制外的金融市场。从而会削弱货币政策的实行和宏观调控的实施。如当政府对经济过热实施以紧缩货币政策时，往往政府作用之外的民间金融反倒会利用正规金融力量减弱之机，对紧缩的经济领域给予信贷支持，经济难以“软着陆”，从而抵消掉货币政策的紧缩效果。
2.3金融自身的缺陷导致其有一定的危害。一是某些民间借贷活动在很大程度形成了孕育“地下经济”的温床。在一些地方，民间金融机构成为非法外汇交易、洗黑钱和集资诈骗的主要载体。二是高利贷现象的存在，加大了资金使用者的生产经营成本。三是民间金融安全性较低，存在着较大的金融风险。除了面对一般金融机构共同面对的市场风险外，民间金融机构还要承担得不到法律保护而产生的非市场风险。于是由民间金融引发的纠纷，往往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为了确保资金的回收，不少地下金融组织都雇有专门的追债队伍，其追债人员一般都是横行当地的霸道者，有的甚至是当地黑恶势力的成员。一但发生债务拖欠和纠纷，追债人员就会实行暴力追债，往往酿成社会的不稳定。
3规范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措施和建议
对于农村民间金融的态度不能是取缔和消除，它的存在是民营经济在资金市场上的表现形式。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同步必然导致由个体和民营经济来填补这一差距。要从根本上治理农村民间金融问题要采取疏导结合的方式。一方面深化金融改革，打破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局面，有效增加金融资源供给，建立开放、有序、竞争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另一方面对于民间金融要加强监管，趋利避害。
3.1立法使民间私人借贷走向法制化。要制定相关的民间借贷管理法律法规，将民间借贷行为置于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只有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对于民间借贷过程中的违法乱纪活动，尤其是高利贷活动，才能有效地加以管制。放开民间的准入限制，使地下金融合法化和组织化，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轨道。
3.2农村金融体制，组建民间金融机构，增加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一是积极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方针，积极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改善信用社对农业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信用社改革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在沿海发达地区，可以将信用社改造成为商业性的地方股份制金融机构；其他地区，也应该按照股份制原则，吸收当地农民和个体经济组织入股，形成法人治理结构和风险内控机制。一是积极开展合作金融形式，重点引导民间资本组建农民股份银行和农村银行，为民间借贷开通渠道。在地下金融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尝试吸引部分民间资本参股，建立股份制银行或进行民间金融机构的试点。二是规范对邮政金融的管理。把县以下邮政储所吸收的存款，经过人民银行全额用于增加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由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贷放给农户和农村企业等农村经济组织，进一步开放邮政储蓄自主运用资余渠道，鼓励购买农发行的债券。超级秘书网
3.3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消除金融抑制，使利率能真正反映资金的真实供求，从而有效地对金融资源进行处置。金融抑制程度的降低，实际上是削弱了地下金融的发展趋势，提高了它的运作成本；如果正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不能在开展业务创新方面有更大的空间和动力，金融投资品的供给增加，居民家庭理财工具多样化，就会导致冒很大的风险去投资于地下金融产品。
3.4有针对性地对地下金融行为进行监管，坚决取缔和打击违法金融行为。违法的地下金融行为高风险、金融欺诈、隐蔽性强等特点，有时会严重影响正常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必须加以规范。对一般的个人间的民间借贷活动政府应该严密监督；对于高利贷，只要不是严重干扰社会治安和金融秩序，也不一定完全禁止。对于高利贷的控制，应该通过发展正规金融机构，逐步将其挤出市场。
参考文献:
[1]朱泽.我国地下金融发展状况及治理对策[J].农业经济,2005(lO).
孔特和莱文在研究金融结构时，采用了“两分法”角度，将150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分成了两个组织模式：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和市场主导型，通过比较两者金融结构组织模式，分析不同的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两分法”分别从规模角度、行为角度、效率角度分析金融结构与金融市场关系，相对于戈德史密斯和麦金农的指标，孔特和莱文的指标体系更丰富，也更接近实际，因此也被学者广泛使用。国内学者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李茂生(1987)、王兆星(1991)、王广谦(2002)、刘仁伍(2002)、孙伍琴(2003)、李健(2004)等人先后用不同指标考察了我国的金融结构的现状和发展。其中，王广谦(2002)指出，金融结构分析极为重要，并分析了多种不同的开放式指标系统，还将金融结构的分析指标进行层次分析：第一层次是货币性金融资产、证券类金融资产、保障类金融资产各自占社会金融总资产的比值；第二层次是在第一层次基础上分析各自内部的比率，如货币性金融资产其内部结构便是分析货币结构；第三层次是在上层基础上依次细分，如证券类金融资产根据期限细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此外，在前三个层次分析基础上还可细分为第四层次、第五层次的分析指标[19]；刘仁伍(2002)对金融结构拓展后建立了金融结构健全性量化评估方法，根据特性各异的金融结构建立了一套由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在内的，用来衡量金融结构健全程度的金融结构健全性指数(FSI，FinancialStructureSoundnessIndex)；孙伍琴(2003)认为宏观金融效率应由融资、配置和投资回报三方面来衡量，她还根据金融结构功能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构建了金融结构指标体系[26]；李健(2004)认为金融结构是多层次的有机整体，因此研究时也要多层面、立体化地整体研究，这就需要把定量和定性结合起来。她在考察了金融各业的产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分别设置了相应指标，对中国的金融结构进行了现实具体研究，将中国金融结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
2指标选取与实证检验
根据国内外文献，国家金融化和金融发展程度的综合性指标主要有两个：金融深度指标(M2/GDP)和金融相关比率(FIR)。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三方面指标来衡量我国金融结构发展，研究时期为1996～2012年。
2.1金融发展的规模指标(FIR)
根据金融相关率一般定义和简化计算步骤，其分子为各类金融资产余额之和，分母为GDP。即FIR=全部金融资产总量/GDP，金融资产总量包括广义货币(M2)、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有价证券余额(SE)和保费收入(INS)，GDP用支出法计算。这个指标概括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2金融发展的效率指标(EF)
我国的金融结构属于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资本市场证券资产化程度不高，国内主要的大银行也是国有，因此国有企业获取外部融资具有廉价性，而信息不对称的民营企业容易出现外部融资困难。因此笔者认为Levine和King(1993)提出的PRIV指标，即非国有经济主体获得银行贷款占GDP比重来衡量我国金融发展的效率具有一定合理性。该指标越大，表明国内金融机构对私人部门的贷款规模越大，金融发展效率越高。计算习惯上采取约数办法，即非国有经济贷款=各项贷款-(工业贷款+商业贷款+中长期贷款)，以此作为直观判断金融机构对非国有企业的贷款支持情况。
2.3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SE)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结构的最大变化是直接融资比例迅速提高，体现在证券、债券等直接融资比例方面。因此，对于金融发展的结构完善程度，选择将债券余额、股票市值以及保费收入之和与金融总资产的比值作为衡量。
2.险投资发展指标(AVC)
本文将风险投资项目平均资本总额AVC作为衡量风险投资发展衡量指标。考虑到影响风险投资发展的因素较多，有必要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以固定趋势影响。为考察我国金融发展与风险投资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以及金融发展是否对风险投资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本文拟用两类指标组(其中FIR、SE、FS衡量我国金融发展，AVC衡量我国风险投资发展)建立时间序列，并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等。为消除因为时间序列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有必要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为LFIR、LSE、LEF和LAVC。它们的差分序列分别记作DLFIR、DLSE、DLEF和DLAVC。2.4.1单位根检验本文选用的指标多属于非平稳变量，因此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利用ADF单位根检验分别检验了两类变量及它们的差分序列：如表1所示，四个变量的原序列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各在10%显著性水平上平稳，说明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记为LFIR~I(1)、LSE~I(1)、DLEF~I(1)和LAVC~I(1)，可能存在协整关系。2.4.2协整检验Johansen(1988)提出一种以VAR模型为基础的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可以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对以上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显示，金融发展的各个指标均与风险投资发展指标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按照标准化后的协整系数，估计出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为：LAVC=8.236LFIR-0.001LSE-2.418LEF-9.09R-squared=0.6657DW=0.540从表2可知，三个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在5%的置信水平下存在协整。其AR特征根的倒数绝对值(图1)小于1，说明模型是稳定的，即金融发展各个指标均与风险投资发展指标存在长期均衡正相关关系。但是协整关系仅仅说明在单项因果关系存在，无法确定方向，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中国金融发展与风险投资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2.4.3格兰杰因果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用于经济变量间相关、因果及政策时滞等研究。根据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金融发展各指标与风险投资指标长期存在均衡关系。对于它们的因果关系，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利用赤池信息准则(AIC)，选择滞后3期为最优，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LEF和LAVC的因果关系没有得到证据支持；LFIR和LAVC互为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我国金融规模的扩张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LSE、LEF和LAVC检验结果，显示它们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我国的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对风险投资发展没有产生实质影响，反之，风险投资对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指标也缺乏实证检验的支持；LFIR和LEF检验结果说明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同理，LSE是引起LEF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我国金融结构的优化有助于金融效率的提高；而LSE是引起LFIR的格兰杰原因，说明金融结构的变化能对金融规模的扩张产生影响。
3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分别用金融发展的规模指标FIR、结构指标SE和效率指标EF考察我国金融在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和效率变化的三方面。通过协整检验，发现金融相关比率FIR、金融结构比率SE和金融效率比率与我国的风险投资发展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表明，风险投资作为一种职业金融家投资新兴的、发展潜力巨大的企业或行业的权益资本，本身是一种金融创新，与一国金融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其联系是全方面的，包括金融发展规模、结构调整和效率的高低。从协整关系式得出，长期中，我国风险投资与金融发展规模发展呈正相关关系，与金融发展的结构、效率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对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真正起促进作用的是金融发展规模。若我国的金融发展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分别增长1%，则风险投资平均项目资本额就对应提高8.236%，减少0.001%和2.418%。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LAVC和LFIR互为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大量国家金融规模扩张和风险投资发展之间的互相促进关系在中国也适用。一国风险投资的发展，面临金融环境、资本运行机制和相关法律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风险投资是金融体系殊的部分，其资本运作无不体现金融的一般特征，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中形成了独特运行机制。金融规模的扩张，为风险资本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也促进了流通产权市场、资本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充。离开金融规模扩张作为风险投资发展的推动，风险资本就无法发挥作用。而风险投资发展的滞后，也使高新技术产业融资难题缺少一个有效解决机制，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和增添经济活力作用是一般国有企业所不具备的。这在当前经济危机导致的出口萎缩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局面下更为明显。企业经济效益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为我国金融发展规模扩大提供了基础。再者，LSE、LEF分别和LAVC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我国在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方面并没有对风险投资的发展产生实质影响，风险投资对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促进效用也缺乏实证支持。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运作方式，客观上要求整个金融体制不断突破和创新，因此经济货币化水平、投资者结构、金融工具多样性和合理的竞价机制、资本市场的多层次，金融中介服务机构、风险及管理能力、金融体制创新机制等都是评价一国风险投资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对于风险投资行业来说，一个合理的金融支持环境，不仅仅是通过在规模上的扩张，更是通过金融效率提高和金融结构优化体现出来。我国在金融效率和结构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风险投资的发展。
4结语
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的主要成效与主要问题
丽水市是“浙江欠发达”的山区，全市总面积17298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88.42%，耕地占5.52%，溪流、道路、村庄等占6.06%，是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区。常住人口211.70万，是浙江省面积最大而人口最稀少的地区。其经济发展与其地形特点密切相关，多年来经济水平一直属浙江省末端。开展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点以来，丽水市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好的协调发展。1是贷款余额大幅提升。截至2012年底，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475.23亿元，同比增长14.04％，增速高出全省平均水平4.53个百分点，居全省第1位；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117.86亿元，同比增长16.57%，增速居全省第2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85个百分点，存贷款增速均创历史以来最好水平。2是创造完善的农村信用体系，截至2012年一季度，全市行政村信用评价面达到100%，农户信用评价面达到92%，共创建信用村758个、信用乡(镇)28个、信用社区11个，云和县创评为全省首个“信用县”；全市评定信用农户32.79万户，已有32.01万信用农户获得了金融机构94.21亿元授信，并有14.35万信用农户获得116.65亿元信用贷款，真正实现了“信用很珍贵、证件(信用证)不浪费、农民得实惠”的目的。201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等18个部委联合在丽水召开“全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现场交流会”，“丽水模式”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走出全省、推向全国。3在金融改革中现丽水特色，丽水各金融机构创新推出茶园抵押贷款、石雕抵押贷款、香菇仓单质押贷款等金融支农特色业务，目前累计发放贷款6538笔，贷款余额11.23亿元，有效拓宽了农民的融资渠道，支持广大农民创业创新，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推动农村保险业务创新，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2011年，全市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保费收入810.98万元，参保率95.87%，赔款金额976.96万元，赔付率120.47%；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003.50万元，参保率70.07%，赔款金额662.31万元，赔付率66.00%。尽管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效果显著，但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分析，存在的问题也是让人不容忽视的。1农村金融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多元化需求。农村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主要以满足农民的基本存款、贷款需求，针对农业科技、农产品开发、水利设施、农产品营销等方面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较少。农业保险发展缓慢，规模小，开展范围有限，赔付标准低，不能更上农村经济的发展，没能从根本意义上分散和降低农业风险。2农村金融机构运行机制不健全市场政策不完善，效率低下依旧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随着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主体进行分离，信用社不再属于农业银行，存在产权鉴定模糊不清的情况。《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条约对小额贷款公司股权结构控制过严，这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浅述丽水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建议
农村金融供给不足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一些国家实践表明，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具有信息、地缘和灵活性强的优势，在缓解农民和农村微小企业“贷款难”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丽水市农村金融组织应利用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构建一个银、政、企信息交流平台，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针对性，建立完善三者的长效对话机制，协调供需关系、借贷需求，真正使好的项目顺利实施，施惠于民。明确农村金融的法制地位，加大国家的政策扶持力度。制定适合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的整体规划，完善相关法律与制度环境，并在资金和税收的方面做出适当的安排使其更好的发展，首先在农村金融服务不完善的区镇加快设立村镇银行，降低准入门槛。其次在税收方面予以优惠，使所得税和营业税的征收标准低于其他金融机构。最后建立新型农村金融组织风险担保与损失的财政补偿机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完善农业保险制度，让农民安心搞生产。扩大农业保险的范围需要政府的引导，政策的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等各个因素。这也需要良好的信用环境作为基础，因此还需要加快培育信用文化。
本文作者：屠佳莹张丽红李巧丹麻玉琴李敏姜彬工作单位：丽水学院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