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3 17:00:16
众所周知，智慧是很难定义的，真可谓见仁见智。可是，李吉林用智慧的方式定义了智慧。她把智慧的定义写在智慧的行动中，写在情境教育的天空里和田野上。于是，智慧这一似乎虚无缥缈的概念，在情境教育中鲜活起来，透射出生命的活力；智慧这一古老的概念，在情境教育中生动起来，闪烁着时代的色彩。
李吉林用智慧的方式提示了智慧的核心——道德，彰显了教育的道德意义
智慧一定要和道德牵手，道德是智慧的核心。孔子在阐述智慧时总是与道德——仁相提并论，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知者，智慧也。智与仁的并提，不仅表达了对人格完美的评判标准，而且将仁纳入智的内核。
李吉林的智慧是用道德、用美德来支撑的，情境教育始终充溢着道德意义。情境教育的创生源于她对教育现状的不满与批判，基于她对儿童真切关注和发展的深切的关怀。是这种道德感让她重新思考小学语文教学，思考教育，以此建构起情境教育。她这么说：应试教育下的语文，“偏离了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甚至改变了小学语文教学的性质，延误了儿童发展的最佳期，扼杀了儿童的天赋才能，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是道德，是作为教师的社会良知和教育责任，让李吉林有了勇气，有了方向，生长起研究和建构情境教育的智慧。
在情境教育的开发与展开过程中，李吉林把握了一个教育的重要维度——道德的情感维度，即重视情感在道德中的特殊价值和独特功能，又让道德成为情感的理性引领。把情感与情感中的道德感统一在一起，融和起来，就确定了道德的情感维度。情境教育正是用这一维度让教育温暖起来、美丽起来、智慧起来。这样的教育具有最幸福的表情——快乐。试想，假若道德从教育中抽离，道德从智慧中剥离，那还称得上教育的智慧吗？
李吉林用智慧的方式定义了智慧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彰显了智慧的民族品格和世界胸怀
情境教育既汇聚、表达了东方的教育智慧、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又汲取、回应了世界教育改革潮流的深情呼唤。它在内涵上把民族的、世界的，传统的、现代的结合、统一在一起，本革中有着国际视野，国际视野中又有着本土行动。这种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身就是一种智慧。这样的智慧既有根，深深地扎在民族传统文化中，又有眼，瞭望全球的教育风景。也正因为此，才让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走上了国际教育讲坛，与世界对话，与大家分享智慧。
李吉林对民族智慧的态度和方式是：吸取、坚守与优化。她的目光始终投射在民族文化的经典中。一次又一次地阅读，她领悟了民族智慧的精髓，尤其是中国古诗词的“意境说”。她研读“意境说”，从中提炼出“真、美、情、思”，作为情境教育构架的核心元素，凸显情境教育的“形真”、“情切”、“意远”、“理寓其中”的鲜明个性和独特优势。这一个性和优势，说到底是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文化个性和智慧优势。
李吉林对世界教育改革智慧的态度和方式是：借鉴、整合、尝试。她觉得“外语的情景教学训练语言生动而有趣，仿佛是在生活中学语言”，由此产生了移植的想法，并积极尝试来自大洋彼岸的做法。她的“移植”、“尝试”是领悟后智慧的迸发，是与民族文化整合的结果，智慧自然就在整合之中。
李吉林用智慧的方式定义了智慧的实践品格和理论品格，生发了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并把两者统一在一起
在智慧的范畴中，既有理论之维，又有实践之维，它们指向不同的领域。李吉林具有丰富的实践智慧。在她那里，实践智慧包含三层含义：关注实践、研究实践，这是一种智慧的行动；实践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实践中能生长起智慧。她的实践智慧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坚持研究、改革从问题出发，以问题的发现、研究和解决过程，推动实践活动的智慧展开。二是坚持研究、改革要重视经验。经验是实践的结果，又是实践的提炼，经验也让教师获得自信。三是研究、改革以课程开发、课堂教学为现场，因而李吉林对教师的指导最具现场感，最具实践性和操作性。
李吉林并不排斥理论思维，相反，她十分重视并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在理论思维的基础上创生理论智慧。而且她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引领性和提升性。更为重要的是她把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结合起来，形成了巨大的智慧张力。这种智慧张力体现在她的话语方式、风格上。她的话语是质朴而诗意的，但又有理论的含量，不生涩，不浅庸，平常中深刻，深刻中浅显；体现在她的概念系统的建立上。她所归纳的情境教学促进儿童发展的五要素，“以培养兴趣为核心，诱发主动性；以指导观察为基础，强化感受性；以发展思维为核心，着眼创造性；以情感为动因，渗透教育性；以训练语言为手段，贯穿实践性”，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典概念系统；体现在关于情感与理性关系的理解与把握上。她以情感为动因、为纽带，激发儿童学习和发展的动力，但她始终把情感与理性结合在一起，因而情境教育中，情感并不肤浅，相反很深沉；理性也不冰冷，相反洋溢暖意。实践与理论两个智慧维度，形成了李吉林教育的文化气象。
李吉林用智慧的方式定义了大智慧，揭示了智慧的灵魂——创新
智慧有大小之分。李吉林是大智者，因为她十分关注并着力研究教育中的大问题——儿童、儿童发展。
李吉林心系儿童，以主要精力钻研这门学问，获得了关于儿童与儿童发展的智慧。她不止一次地说：“不断地走近儿童，每日欣喜地凝望着一个个鲜活、晶莹的生命，目不暇接的画面、曼妙的歌唱、天籁般的欢声笑语……伴随其间，让我倾听儿童心灵纯真的童声，追记儿童心灵美妙的音符，像演奏家触摸心爱的琴弦那样，轻抚儿童情感的微波和浪花，并且努力地去把握它的节奏，去美美地猜想着那童年的梦幻和憧憬……”儿童是情境教育的主语，儿童成了最真实、最鲜活、最丰富、最美妙的情境。提出情境教育，本身就是基于对儿童智慧的充分尊重、认知和开发。儿童给了她智慧的启迪，她又用情境教育点燃了儿童的智慧，而儿童智慧又点燃了成人世界、教育世界的智慧。
儿童是一种可能性，可能性的实质是创造性。李吉林以极大的精力开发这种可能性，让儿童潜能得以唤醒和开发，让儿童走上爱创造的学习之旅。显然，她把创造、创新作为智慧的灵魂，以培养、发展儿童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作为情境教育的主题。尤为可贵的是，她探索了儿童探索世界、创造世界的动力机制，称之为内发性动机，她作了这样的概括：“探究——满足——乐趣——内发性动机产生”，从探究开始，走向创造、创新。李吉林的情境教育是创新教育具体、生动的体现，是创新教育的成功范式。
然而,由于“教学实践智慧”隐含于教学实践中,更多是与个体的思想行动保持一致,是非常个人化难以形式化的,所以大多数学者在谈到理论与实践智慧时,只是将实践智慧轻轻带过,或者模糊等同于教学智慧,似乎这个概念是不言而喻的。据在中国知网的不完全统计,仅“实践智慧”这个名词近10年来就出现了两百篇左右学术研究文章。但当我们以欣喜的心态面对理论向实践研究转型同时,我们不得又产生另外的担忧:很多实践者对于“实践智慧”这个名词并不陌生,但在谈到其内涵特征和具体操作时,又常常陷入茫然。对于实践智慧的研究,是否又会变相成为新的“理论建构”？本文将借鉴已有的研究文献资料,以现象学为理论基础,在相似概念辨析的前提下归纳教学实践智慧的本质内涵,并在此基础上以期对教学实践智慧的特征做合理、动态的把握。
一、教学实践智慧的内涵
（一）教学智慧的界定
从构词法上看,“教学智慧”的中心词是“智慧”,我们对教学智慧的探讨是建立在理解“智慧”基础之上的,故先从“智慧”开始探讨。何为“智慧”,《辞海》上解释为“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和发明创造的能力”[1],英文 《韦氏大学词典（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则将智慧(tact)定义为“一种对言行的敏感, 以与他人保持良好的关系或者避免触犯别人”。《现代汉语词典》对“智慧”一词的解释是:“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2]”可见,智慧是人在社会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应对社会、自然等的一种综合能力系统,包括机敏的反应力、正确的判断力、机制的应对力、睿智的创造力等等。智慧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并对事态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可非议,教学需要智慧。
何为“教学智慧”,《教育大辞典》将“教学智慧”定义为:“教师面临复杂教学情境所表现的一种敏感、迅速、准确的判断能力。如,在处理事前难以预料的、必须特殊对待的问题时,以及对待一时处于激情状态的学生时教师所表现的能力。[3]” 总结较有影响的教育者发现,赵建军这样定义教学智慧:教学智慧指的是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对教学所作的观念运筹、经验调度、操作设计等的种种努力及其体现于教学实践各环节的主体能动性;王鉴将教学智慧定义为“是教师面临复杂教学情境时所表现的一种敏感、迅速、准确的判断与行动的能力”;程广文,宋乃庆认为可将教学智慧表述为“教师面对千变万化的教学实际情景,为保证教学作为一种‘人为’活动,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充分表现出来的一种实践智慧”;杜萍,田慧生认为:教学智慧是教师个体在教学实践中,依据自身对教学现象和教学理论的感悟,深刻洞察并敏锐机智、高效便捷地应对教学情境而生成融通共生、自由和美的境界的一种综合能力。可见对教学智慧的理解与认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们不难发现对其内涵描述的共性:从实施主体看教学智慧以教师为主体;从教学过程看教学智慧是教师能力与教学情境的双向整合。而回归教学实践本身,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教学既然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共同组成的一种活动,为何教学实践智慧只论及教师为实践主体？学生在教学情境中是否被忽略？其次,既然教学智慧是教师能力与教学情境的双向整合,那么教师能力的发展是否会对教学情境进行调和呢？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进一步思考,本文将从以上问题入手,对教学实践智慧的内涵特征做进一步阐述。
(二）教学实践智慧的界定
1．教学实践智慧与教学理论智慧
教学智慧包括教学理论智慧与教学实践智慧,而由于普遍意义上人们对“智慧”的膜拜以及对传统理论的偏见与实践的盲目推崇,直接将教学智慧定义为教学实践智慧。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还是存在一定的偏颇。教师教学理论智慧是指教师教学理论、教学观念等的总成,既包括公共的教育理念,也包括教师个人对教学的认识,一般而言,理论智慧更具理性,是“通常停留在教师的头脑里和口头上,是教师根据某些外在标准认为‘应该如此’的理论”;[4]教学实践智慧主要是教师按照一种内在的、折射的方式去完成各种行动并对这些行动加以调节,主要侧重在实践中如何做的一种综合能力表现。理论智慧是实践智慧的基础,对实践智慧起着指导作用,同时理论智慧产生于实践,实践智慧来自于对理论智慧的理解运用,石中英教授曾讲过“实践教育理论的贫乏必将带来教育改革的浮躁,教育理论的偏激也将给教育改革带来不可挽回的失误”。故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或缺。然而两者也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教师教学理论智慧的偏失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教学实践智慧,却不具有决定作用,因为理论智慧的作用是间接的,教师无法直接按照教学理论来选择课堂上的教学行为,即教师拥有理论智慧不一定拥有实践智慧,而实践智慧则是检验理论智慧的试金石。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实践智慧是行动而不单单是一种方法,是教师真正能够提升教学效果、在具体教学情境中“实际使用的理论”,支配着教师的思想言语行为,是“在理论智慧的创造之后,可能是更高的智慧[5]”。教学实践智慧的特殊价值也在于此,故在促进教学效果的角度来说教学实践智慧是相对于教学理论智慧而言更为重要的智慧,正如叶澜教授指出“实践智慧是一种更高的智慧”。
2．教学实践智慧与教学能力
由于“智慧”最平常的用法是处理复杂问题时所表现出的一种能力,在此意义上,“智慧”和“能力”一词在内涵和作用表现上都很相似,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往往并列或者交替使用这两个词。能力《辞海》解释为:掌握和运用知识技能所需的个性心理特征。在心理学上“能力” 通常被定义成“是一种心理特征,是顺利实现某种活动的心理条件”,马克斯·范梅南也曾经认为“展现智慧的人似乎都具有在复杂而微妙的情境中迅速地、十分有把握地恰当地行动的能力”[6]。当教师面临复杂的课堂环境,处理急待解决的课堂事故时,会表现出妥善处理问题的“智慧”或“能力”。但是又不能简单地把“教学智慧” 说成是“教学能力”。“智慧”和“能力”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与“活动”相关,但它们在“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区别的。“能力”是一种“主观条件”,而智慧它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情景, 同时又“统一于”主观的一种共同表现,并不仅限于“能力”这一“主观条件”。因此,“能力”作为主观条件只是“智慧”的一部分,而“智慧”则是“能力”与“实践情景”的统一。
3．教学实践智慧与教学机智
“智慧”与“机智”也是一对彼此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因而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在《教育大辞典》中,教学机智与教学智慧解释相同,即教师面临复杂教学情境所表现的一种敏感、迅速、准确的判断能力。而在实践中,教学机智与教学智慧却不完全相同,范梅南教授认为“教学机智是一种知识,一种包容在你身体中的‘认知’,是面对突发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临场应变的、准备好的即兴的机智”;而智慧则是更高层面的内化的一种力量与动力。智慧构成了教育学的内在方面,机智构成了教育学的外在方面,机智构成教育学的外在支架,智慧则是教育学的内在骨肉。
4．教学实践智慧与教学技能
教学实践智慧也不同于教学技能,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7]。虽然教学技能与实践智慧一样不是仅仅通过理论学习就可以获得,但前者是可以通过实践进行有意识的、系统的强化训练就可以形成的较为简单的能力和技术,是可以模仿、培训的,但后者是训练不出来的。任何复杂的教学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分解为一些更为简单的、可训练的技能和技术。而对于实践智慧来说,却很难将它化解为一些可操作行为。这是因为教学技能只是教学实践活动的工具或手段,其目的存在于自身之外,反之,实践智慧的践行本身就是目的,是将教学原则的普遍性与教学感悟的特殊性相结合而融合在教学情境中。
5．教学实践智慧与教学艺术
教学实践智慧与教学艺术也经常被混淆,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纯从词学角度看,“艺术” 和“智慧”二者都需要有“创造性”。没有创造就没有艺术,没有创造也就表现不出智慧。表征“教学艺术”行为和表征“实践智慧”行为的共同点在创造性上,否则就谈不上具有“教学艺术”或“教学智慧”。因此,创造性的教学行为是“实践智慧”与 “教学艺术”的共同追求。但两者对于共同追求的立足点则不同。实践智慧以“实践”为立足点,侧重于在有利于教学的前提下教师的言行举止等所散发出的魅力;“教学艺术”则以“审美”为立足点,因为“教学艺术”是以“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的,故“教学艺术”更追求美所必需的表现力与感染力。
基于以上分析,教学实践智慧具有同理论智慧、教学能力、教学机智、教学技巧、教学艺术等相关概念的不同内涵意义。而什么是教学实践智慧呢？本文拟以教育现象学为视角,对教学实践智慧的内涵加以论证。
现象学方法的关键点之一是悬置,悬置一切预设和判断,以如实呈现人们的经验世界,这个经验世界是意向性的,即意向结构与意向对象的统一体,而不是没有心理内容的心理机能,或者有待核实的客观世界的镜像。现象学方法的关键点之二是还原,剔除经验世界中偶然性的个别性的成分,留下各种现象中普遍性的,共性的东西,即由殊相达至共相,进入教师做出智慧性表现时的经验世界中,教师在确定发展性教学目标和策略性地行动时,他思考（包括直觉性的,也包括反思性的）的实质是什么呢？从现象学的立场出发,首先,教师对一切教育现象的解读都不能依赖于理论的逻辑,而必须“回到事实本身”即必须关照活生生的人的亲身的体验。教师的教学实践智慧是对具体的教育情境的关注,也只能在对教育生活的体验中形成。而且实践智慧是无法计划的,它只能是对具体情境的即刻投入和果敢判断。其次,教学实践智慧的形成是以学生的学习生活世界为逻辑起点的,实践智慧就是教师对学生的生活世界和生活体验的敏感和果断,其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因此,总结以上两点我们可以将教学实践智慧的内涵界定为:教师面临复杂教学情境时所表现出的以学生为指向、高度敏锐、并能灵活应对的一种综合能力。教学实践智慧常常是教师事先无计划、未有预见,也不一定有规则和程序,但在特定的瞬间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却是规范、适宜、流畅、合理的。这就是因为称得上教育智慧的东西集中了教育品性的精华,是宝贵精华的自然流淌,是优秀教师内在的秉性、学识、情感、精神等独具性格化的东西在特定情境下向外的喷涌。
二、教学实践智慧的特征
1、情境实践性——植根多元的教学场景
现象学的口号、现象学家们接近问题的态度和方式就是“回到事实本身”,它注重的是在不同的情境、境遇之中显示个别的、活生生的、活在现象中的“本质”特性。在教学过程中实践智慧是不能脱离具体的教学情境,是特定时空条件下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教育关系状态,它是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教育体验成为可能的环境与条件。叶澜教授曾说:“课堂是师生生命的历程。因此,在课堂中,师生应共同呼吸,共同成长,共同谱写生命的华章。有智慧的教师应重视课堂教学实践,做到勇于实践,勤于实践,善于实践,尽快使自己真正成为智慧型教师。[8]”没有教学工作现场,就没有教学智慧的表现,换言之,教学智慧必定是在实践中体现,在实践中养成,并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和检验的。故情境实践性是教学实践智慧的本质特征。
2、个体独特性——凸显个性的教学风格
在现象学研究中,研究者从生活世界出发,主张差异是第一位的,对于每一位教师而言,由于年龄、工作经历、思维方式及行为特征等的差异以及对教学自身的感悟不同,使得应对教学问题的智慧表现形式、表现内容及表现水平截然不同。教育方法的灵活运用,教学内容的生动讲解,教学事故的恰当处理等,都体现教师独特的教学风格,库姆斯(Combs)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教师的专业教育》中提出:“一个好的教师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有独特人格的人,是一个知道运用‘自我’作为有效工具进行教学的人。”既是一个人,也意味着是个独特的个体,教学实践智慧又是教师创造性思维的外显形式,是教师个性的独特表现,是对教学实践的一种顿悟。教学智慧的个体独特性即表现为教师与众不同的课堂教学行为表现和处理教学问题的独特方式。个体独特性是教师教学实践智慧的一个重要特征。
3、动态生成性——诱发教师专业的成长
现象学中研究者从生活世界出发,把生活经验的本质通过对现象的探寻挖掘出来,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需要将一般意义的理解、假设、前提等悬置起来,这就是胡塞尔所提及的“加括弧”,也就是把我们所了解的现象的已有知识置于括弧之外,教学实践需要我们从抽象的理论返回到真实的生活体验。课堂教学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任何教学行为都不能靠之前的经验得到,也不能按照某种理论推演,是被“一次性”消费掉的,教学是真正不可能同时踏入一条河流的,故而是生成性的,任何一种教育实践活动,事先都不可能没有计划,我们总可以在思想上和心灵上做一些准备,但教育实践从来都不是教育计划的完美执行。实践智慧不仅是课堂的一种存在状态,而且更是一种发展状态。机智的行动是永远无法事先计划——它总是在具体的、出人意料的、无法预见的情境中自然迸发出来,表现为一种“即席创作”。教育实践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生命性、综合性以及魅力都是教育实践智慧性的衍生性表现。如同大楼的落成需要“蓝图”与“施工”一样,课程是理论,教学是实践,教学理论是简单明了的,而教学实践却是复杂多变的,新课程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在教学过程 中“留下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和可变换的弹性目标、空间和时间,然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可变因素的引入,使课堂教学有可能贴近每学生的实际状态[8]”
4、内在缄默性——形成内化的教学素养
教学实践智慧是教师长期内省反思所得的隐性知识转化而成的一种高级思维形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教学活动,故教学实践智慧具有内在的缄默性。何为智慧,至今仍未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曾有位哲人言道:智慧只能“以道观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出来的都不是智慧,你只能去体会。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就是在体会智慧、表达智慧,这是非常玄妙的。教师的教学实践智慧亦即是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一种潜在的思维活动,是典型的潜意识,时刻隐含在教师的知识、经验以及习惯中,如包括个体从事的所有关涉教育活动经历的感知、进行学科教学的经验的积累等,以缄默性教育观念形式存在于教师头脑中的,在应对教育情景时,以整合的方式被提取并迅速做出决策和行动。教学智慧是教师难以把持难以驾驭的,但是可以培养的。
5、策略实效性——用于实践的经验积累
实践智慧是教师的隐性知识被激活并显性化的过程,它侧重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教学行为,是教师教学经验的积累及教学策略的有效运用。加涅(Gagne,R.M.)在1979年做了一项实验,将“有效策略”的训练程序教给教师,实验证明将教学常规教给教师后可促进教学,显著影响学生学习。尼利(A.M.Needy)1986年对新教师备课时的认知进行了训练,结果发现受过训练的教师在教学上优于未训练的教师。教学的成功与否主要依靠教师的教学技能与方法,充满教学智慧的教师必然拥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及教学策略。尽管教学智慧是个体的行为能力表现,但在处理课堂教学的一些特殊问题时,如学生突然提出违背常理、常规的问题等,还是存在一定的共同方法的,正如马克斯·范梅南所讲的“机智表现为克制、机智表现为对学生的理解、机智表现为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机智表现为潜移默化、机智表现为对情境的自信、机智表现为临场的天赋[6]”等,以及陈桂生讲到的“转移话题、转移看问题的视角、转移学生的注意力、冷处理等[9]”,对这些方法的掌握可以帮助教师有效处理类似的教学事件与问题,防止一些简单化、情绪化、粗暴化的做事方式。
6、专业反思性——生成挑战的传统问题
专业反思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依据一定的教学观念、教学理论、教学背景等,批判性的审视自己的教学行为的过程;也是教师不断探究解决自身与教学目标差距、教学工具得当等方面的问题,是将“学会教学”与“学会学习”相结合的一种形式,努力提升教学实践合理性,敏锐的把握情境、发现问题、生成问题解决策略的关键。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作为一个学生学习知识的引导者,必定将个人知识参与到活动中,现象学所表现出来的对人性的关怀是教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教学实践智慧研究的目的不是建立一系列精致的理论,而是实现对人以及人生存的关怀,为此,教师对自己生活经验、教学过程的认真反思成为非常有价值的活动,不仅可以提升教师在教学情境中的选择能力、形成对个人专业发展有本体意义的个人化知识的关键,同时通过对它的反思,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许多隐性的鲜为人知的但是会非常有价值的领域,进而有助于深化对教学的认识,提升教学实践智慧。
有人将教学实践智慧比喻为“跳荡在教学情境中的燧火” [10],实践智慧本身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与偶然性,但并不是不可获得的,如马克斯·范梅南所提到的:“以为智慧的教育者认识到要跨过街道走过来的不是学生,而是教师。教师必须知道‘孩子此刻在哪儿’‘孩子是怎样观察事物的’,这个学生从他本身的角度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因而不能跨过街道走进学习的领域。教师应该站在孩子的身边,帮助孩子要认识跨越过去的低昂,为孩子找有效地方式帮助孩子顺利走到另一边来,走到这个林格爱的世界中来。在这种行动中确实包含了educarer的意义,‘引入’到这个世界上来,一个增强了意识、提高了责任感和理解力、茁壮成长的世界中来。[6]”将对孩子的情感内化于自身的信念、价值中,其实践智慧的真谛得以彰显。总而言之教学实践智慧是对整个教学活动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是供人思索的东西,而且这种思索是一种过程中的思索,而不是结果的追逐,需要我们在思索的过程中“品位”智慧,“感悟”智慧。
参考文献: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中)[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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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桂生．再谈“课堂智慧”[J]．教育科学研究,2005,(6):61
[6]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M].李树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64.260.
[7]叶澜．重建课堂教学价值观[J]．教育研究,2002,(5):41—46
[8]王鉴．教学智慧:内涵、特点与类型[J]．课程·教材·教法,2006,(6):24
[9]洪汉鼎．论实践智慧[J]．北京社会科学,1997,(3):25
【关键词】教育管理 信息化 新发展 智慧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0-0010-02
一、 教育管理信息化的现状及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云计算、大数据、无线通信等技术，这些技术的产生促进了人类由信息化时代走向智慧时代，而智慧教育正是智慧时代的产物，从而智慧管理取代了传统的信息化的教育管理。目前教育管理事业信息化的新发展也是走向智慧管理。智慧，就是对于知识的创新，与客观物体的古往今来的统一。智慧管理，是现今所有的知识管理的创新，让知识管理成为完善的、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模式。
长久以来，中国教育问题一直是社会焦点问题之一。中国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虽然人口基数过大、数量过多，导致人才市场供不应求现象的产生，造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但是，国家也一直在改革政策中，争取源源不断的培养人才，争取让每一个学生都受到优秀的公平的教育。继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的出台之后，国家又相继出台了奖学金以及贫困助学金等政策来保证学生们不因金钱的缺少而缺少教育。在对于教育的质量方面，教师的资格要进行考核，多媒体运用到教学之中等措施的确也让中国的教育质量有了质的飞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教育的信息管理还有待完善，恰恰是没有完善的信息化管理技术导致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桎梏。
首先是教育管理信息化智能程度太低，很多数据还都是得靠人力来管理，我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没有同教育管理信息化密切结合起来。在智慧管理的过程中，仍旧需要管理人员参与数据的统计与管理，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智能化。就比如学生选课系统，很多时候错误频出，造成错选漏选。还有学生成绩登记系统也不完善，总是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些为0分的情况。这些事件的发生，说到底还是教育管理信息化智能程度太低所导致的。
其次是不能建立一个完善的并且具有效力的管理体系，没有确立明确的管理制度，以至于不能制止约束各方面的信息管理操作。我国目前的教育管理系统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就导致了许多地方教育部门自行建立自己的教育管理系统，教学信息资源的重复利用与浪费，不完善的教育系统存在的漏洞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损失。比如多地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平衡就与教育管理系统的不完善存在密切的关系。
我国的教育监督系统的不完善也是教育管理信息化发展不完善的一个显著问题。国家和政府没有出台一个完善的教育监督系统，不能及时的实现监管与改正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及错误。比如近几年考研试题频频的泄露，对于辛苦奋斗两三年的考研学子来说是多么不公平不公正的一件事，而这恰恰是教育监督系统的不到位造成的；再比如，基本全国的学校都有监控系统的覆盖，但是，一旦发生偷盗、杀人等社会影响严重的不良事件，监控确需要经过层层的申请才能够调出，给与了犯罪嫌疑人充足的潜逃时间。不可否认，这的确是教育监督系统的不完善造成的一系列潜在的隐患。
最后，教育管理信息化的普及并没有广泛性和普遍性。大山里的孩子们由于资源的匮乏，想要学习，只能依靠书本上的知识来充实完善自我，享受不到智慧教育的优越及便利。虽然越来越多的学生们开始享受到智慧教育的优越性，教育也越来越不仅仅局限于书本之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教育管理信息化要普及全国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任务。
二、智慧管理
1.智慧管理的定义及内涵
智慧，就是对于知识而产生的创新性，是人类对于客观物体通过知识而产生的一种大脑的活动。智慧管理，是现今所有的知识管理的创新，让知识管理成为完善的、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模式。
智慧管理的内涵体现在智慧之中。智慧就是意味着创新、智能、高效。对教育管理信息化的新发展，必须要体现出创新的精神、智能的精神、高效的精神。运用智慧管理，是我国对于教育部门的新要求，也是实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坚持。
2.智慧管理的特性
智慧管理是比信息化管理更进一步的管理，是我国目前发展应坚持的战略与策略，其具有以下特性：
智能化、高效化。智慧管理较之信息化管理最大的一项改变是更加智能化。在教育管理信息化的过程中，学生们对于知识的获取不仅仅是从书本之上，还有互联网、社会实践等，数据的管理更加智能化。而智慧管理的高效化体现在解放人力资源，使教育管理更加人性化、更加高效化。
透明公开性。透明公开性是信息时展的必然趋势。传统的教育管理系统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不能够完全做到透明公开的特点。而智慧管理系统承载与互联网之上，全国教育资源共享，全国教育管理系统公正公开，甚至是普通人也能看到一部分透明化的管理系统。
可视化。可视化是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特征。可视化代表着可以看见，就是让所有人，无论是教育部门的领导、管理人员还是学生等普通的人民群众都可以真真切切的用眼睛看得到，用心能体会到感受到。在智慧管理系统中管理人员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监控系统去关注教育管理，可以及时解决教育管理系统出现的错误以及漏洞，针对错误与漏洞做出有效的决策，能够及时避免风险的发生。
三、教育管理信息化新发展：走向智慧管理
教育管理信息化新发展，走向智慧管理，这是我国目前针对教育管理的现状。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我国已经不再满足于信息化的教育系统的管理，而是趋向于更完善更智能的智慧管理系统。运用智慧管理系统，让教育部门作出更加成熟的决策，智慧的调动教育的资源，实现教育管理中智慧管理的智能高效化、透明公开化以及可视化，培养和发展对于社会有利的人才，推动社会教育事业的持续、和谐以及健康的发展。这是我国实现教育管理信息化新发展：走向智慧管理的目标，也是决心。
参考文献：
一、智慧与工作智慧
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达尔文认为：最有价值的知识是方法的知识。
爱因斯坦的成功方程式：成功=艰苦劳动+正确方法+少说空话。
这里的方法，其实就是智慧的一种现实形态。智慧，本是梵文，读音“般若”，汉语译为“智慧”，现在对智慧的解释是对事物认识、辨识、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也指才智、智谋。是一个人借助经验和思考而获得的能力。智慧，是教育的永恒追求，古圣先哲苏格拉底就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认识自己达到获取知识，最终成为有智慧、有完善道德的人”，强调从“自我认识中，探索寻求永恒的真理，寻找最高之善―智慧”。在科学技术尚未解放人类劳动之前，发展智慧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特权享受，而在以职业生活及其相关的活动为主要生活内容的现代社会，人的智慧则体现于激发、创造于个体的工作世界中。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基本关系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职业关系，总体而言人们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职业活动来认识和改造世界、构建社会关系。从这一意义上分析，工作智慧即创造某一成就的行动的能力，是智慧的重要内容和构成要素，也是智慧的特殊表现形式。在工作世界中，每一个微小的技能技术或方法的创造性使用，也无不时时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社会组织的成员，其工作和学习应该是合二为一的，工作就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职业人必须通过不断学习来增加自身价值。
知识型社会，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以智慧型人才为主流的社会，同时智慧也是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的灵魂。而人，作为智慧资本的载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中心作用。人们在工作中所体现的智慧不仅是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机，同时也创造着智慧本身，即只有智慧才能衍生智慧。在这一背景下，面对瞬时生变的市场，各种社会组织，尤其是经济组织，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具备较高智慧，尤其是较强的判断力、应变力和创新精神，而这些能力和精神来源于组织内处于不同岗位的拥有持续创新能力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但是，人不可能天生就是人力资本，而是需要通过后天的创造性学习才有可能升华为人力资本。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代对职业人的要求，也就是对工作智慧教育的要求。改变陈旧过时的教育（学习）范式，强调培养已经或将要从事特定职业的人们的工作智慧已成为职业教育刻不容缓的任务。事实上，我们不会认为工作不需要智慧，也不能说以求职为主要目的，职业院校的学生就不需要增进智慧。
在时下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教育已被异化为知识传授，教者呈现的是现成的、标准化的、一成不变的知识，所有受教育者之外的教育主体关注的是学生掌握知识的多少，特别是陈述性知识的多少，“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也似乎深得人心，却很少有人考虑这句话的内在涵义是“智慧就是力量”。在这种状况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忽略学生的智慧发展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不仅普通教育如此，在义务教育基础上发展并蓬来的职业教育也没能脱离这一巢臼，而且智慧在人们的眼里一直是一个高雅的名词，似乎与职业教育关系不大，职业教育也被很多人，包括一些职业教育工作者，偏颇地理解为弱势教育，因此，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少还是脱离现实需求的复现记忆型人才，他们可能拥有不少书本知识，工作中也会运用一些技能技巧，但这些活动都具有僵化的特征，缺少人生的智慧。
二、研究性学习是开发工作智慧的重要渠道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过：“未来文盲不再是目不识丁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这句话对世界有普遍意义，所以自产生以来就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同，这种普遍且重要的意义不仅仅体现于接受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学术科研型人才和工程型人才身上，同样也体现于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体现于所有从事一定工作或者将会从事一定职业的人身上。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没有一种或一组技能为人服务一辈子，因而最重要的技能便是学会如何学习，即拥有智慧、掌握学习方法。正是这种思想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研究性学习也就应运而生并得到教育界的广泛欢迎。古人云：“学而不思则罔”，智成于思，思始于行，学习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研究性学习特别能体现学习和思考、方法和智慧的内在紧密联系。
首先让我们来解读研究性学习的内涵。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学生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专题，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其基本要义有三：
其一，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儿童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教育要对儿童的生活产生影响，就必须关注现实生活，使儿童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生活感。研究性学习针对传统课程与学生生活世界剥离的弊端，冲破学科疆域的束缚，努力向儿童的生活和经验回归。这种回归意味着“研究性学习”在生活中，通过生活并为了生活。
其二，立足学生的直接经验。研究性学习超越了以文化符号为表征的课程形态，强调以学生的经验为核心，对课程资源进行整合；摈弃抽象的文化知识积累的认知方式。倡导依靠学生的亲身经历获得知识。研究性学习并不把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相对立，一方面尊重直接经验的课程价值，另一方面寻求间接经验的个人意义，使两者共同建构起个体的完整的经验。
其三，关注学生的自主探究。自主探究是与研究性学习相适应的基本学习方式。研究性学习的重要目的就在于改变学生单一的知识接受性的学习方式和简单的技艺性的活动方式，使学生通过调查、访问、考察、测量、实验、劳动等多样化的探究活动展开学习。其“自主探究”虽然形式上是研究，但实质上是学习。
对一切活动而言，方法问题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得法者事半功倍，不得法者事倍功半”，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对所有学习者皆至关重要，影响着学生在实际工作情景中的学习迁移能力。而方法，作为智慧的外在形态，无非是智慧在各种实际情境中的现实阐释。但是，增长智慧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把它运用于生活实践之中，让人们享受它带来的心灵愉悦以及提高工作效率、生活水平的实际利益和乐趣。从以上三点要义的解释来看，研究性学习对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首先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蕴含着一种面向未来的自主创新的新学习观。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学习方法，教学方法，即既指导学生“学会”，又引导学生“会学”，为提升学生的持续学习能力埋下伏笔，奠定终生学习的坚实基础。
从另一角度讲，“研究性学习”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学习方法，还不如说是一种学习理念，因为不同的学习阶段、学习内容、学习环境、专业性质、课程特点不同，研究性学习在具体方法上所表达的形式也有所不同。如日本学者田之教授归纳的五种研究性学习的课程模型：调查研究型课程、综合表达型课程、社会参与型课程、生活实践型课程、共同交流型课程，它们都各具特色，对各种参与角色的技能和态度有着特殊要求，并且其适应范围也各不相同。作为一种学习理念，不管这种理念如何进步，它都必须与应用它的环境和条件相匹配才能发挥它应有的功能。而且笔者还认为，任何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要想成功地转化为教育实践，关键还在于教育主体（包括教师、学生）接受这种观念，并把它当作一种信念，根据对它的自我理解和其自身的教学或学习风格，创造性地运用于教学实践中，最初创造这种理念的人把它用于实践，它便成为一种方法，并且是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方法、有很强实践意义的方法，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并推广开来。反之若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及方法仅仅依托于行政法规而强制推行于教育系统，那么它就只能是一种外在的强势力量，而不能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内趋力。
三、工作智慧需要职业教育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
首先，职业教育中的专业教学内容源于工作世界的职业实践，职业教育课程从开发、编制到实施都强调以人类的基本活动――职业活动为中心，通过对工作世界的分析、各类职业的职业分析、教育对象分析以及劳动力市场需求分析的基础上组织开展职业教育活动。在这一点上，研究性学习强调学习内容的实践性与职业教育的特点非常吻合，这种吻合为职业院校开展研究性学习所必须的科学探究、社会探究、实践探究展示了广阔空间。
“智慧”一词是个古老的概念，内涵非常丰富.据《辞海》解释：“智”的意思主要有：①聪明；②智慧、智谋；③通“知”.“慧”的意思主要有：①智慧、聪明；②狡黠.“实践智慧”是由希腊文phtonesis翻译而来，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实践智慧”是就那些对人类有益或有害的事情采取行动的真实的、伴随着理性的能力状态.对教师而言，教育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构成了教师教育智慧的完整统一.
教育实践智慧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形成的、有关教学整体的真理性的直觉认识.
它来源于教学经验，通过对具体的教学情境和教学事件的关注和反思，将感性的、表面化的经验提升，使其内化为教师的实践能力；也包括教师个人对教学的认识，经由个人领悟上升为个人教育理念的能力.本文强调要正确认识教师实践智慧的内涵，希望中学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寻求智慧，经过其个体经验积累、体悟反思，以凝练表达的方式呈现其基本特征，而逐渐形成的指导教育教学工作如何做的一种综合能力.
1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教育大辞典》中认为：教育智慧是“教师面临复杂教育情境所表现的一种敏感、迅速、准确的判断能力.如，在处理事前难以预料、必须特殊对待的问题时，以及对待一时处于激情状态的学生时，教师所表现的能力.”
田慧生教授将教育智慧界定为：教育智慧是良好教育的一种内在品质，表现为教育的一种自由、和谐、开放和创造的状态，表现为真正意义上尊重生命，关注个性，崇尚智慧，追求人生幸福的教育境界.王鉴教授认为教育智慧是教育情境中的智慧性行动，是教育的实践语言――它是在教育时机行动的语言，是教师对教育情境的即刻的投入.教育智慧意味着教师在教育情境中能够保持瞬间的、积极的行动，从情感上、从反应上，由衷地行动.
徐继存认为：“教学智慧是一种关于教学饯行的知识，并以在具体教学实践活动中的饯行为自身的目的. ”“将教学观念的改造与教学实践反思结合，才有可能趋向教学智慧的境界.”
林存华认为：教师智慧是“教师基于自己独特的个性，并在特定的教育情景中形成的对教育活动的批判性认识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杜萍认为：“教学智慧是教师个体在教学实践中，依据自身对教学现象和理论的感悟，深刻洞察、敏锐机智并高效便捷地应对教学情景而生成的一种达到融通共生、自由和美境界的综合能力.”
郭晓娜、靳玉乐认为：“反思教学是智慧型教师成长的必由之路”.教师的教学智慧是在自己的长期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反思、提升的结果.
吴德芳在《论教师的实践智慧》中提出，实践智慧通常有以下三方面的表现：一、就教学过程而言，实践智慧表现为对知识传授的超越.二、就教学方法而言，实践智慧表现为一种教学机智.三、就教师发展而言，实践智慧表现为对自我完善的不懈追求.它的基本特征有：一，动态生成性.二、不可言说性.三、独一无二性.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的邓友超研究员及李小红在《论教师实践智慧》中提出实践智慧有三层要义，强调追求教育合理性的追求.又强调对当下情景的感知、辨别与顿悟，还强调教育道德品性的彰显.
鞠玉翠认为，教师实践知识是回答“怎样做”和“如何做”的问题，是具有实践旨趣的知识.教师实践知识不是来自于公共领域和通过外部培训所接受的种种理论，而是来源于教师在专业知识场景（教育现场）中的，通过实践和体验所获得的“经验的全部”.甚至教师在成为教师之前，所经受的教育经历以及所产生的零星的、无意识的关于教育的认识，也被认为是教师个人理论的萌芽.
国内有很多知名物理教师，他们的教育智慧深深影响这一代人，署名为九月奇迹的作者就曾经撰文《追寻教学创新的脚步――黄恕伯老师教学思想简介》，详细的介绍了黄老师几十年来物理教育教学的实践智慧.这几年中学物理学会物理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全国中学物理教学名师赛”， 每年都会选拔出很多全国级别的物理教学名师，这些老师各有特色各有专长，对物理教育教学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感悟，他们的实践智慧也是有待凝练表达的.
2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最早集中论述实践智慧的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智慧由普通认识产生，不从个别的认识得来.”“智慧就是关于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在他看来，越是具有普遍认识的人就越有智慧，越是具有原理知识的人就越有智慧，因此，哲学家就是充满智慧的人.
以奥迪（Audi，R.）为代表的研究者们强调“真实的、伴随着理性的能力状态”，认为实践智慧就是追求合理性，深思熟虑和给出理由是其中两大关键.以里弗（Reeve，C・D・C.）为代表的研究者们则强调“采取行动一.认为实践智慧就是对情景的感知、辨别与顿悟.”为了确定自己处于何种环境，实际采取的是何种行动，“拥有实践智慧的人就必须具备实践感知”.“如果说感知仅仅是感知目前在场的，那辨别力则要求更加精致地抓住情景的特征”.实践智慧是一个“动态的、顿悟的、灵活的概念，可以称之为实践顿悟”.
美国心理学家斯腾伯格在创建其成功智力理论时提出了“实践性智力”的概念，他的“实践性智力”与“实践智慧”实为同一概念.他认为实践性智力可将思想及其分析结果以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加以实施，具有实践性智力的人“明白重要的不是已经拥有多少经验，而是能从这些经验中获得多大的收益”，“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定的实用性智慧，以适应周围的环境”.
英国近代哲学家洛克也提出，“我对于智慧的理解和一般流行的解释是一样的，它使得一个人能干并有远见，能很好地处理事务，并对事务专心致志”.在他看来，智慧是有德行的绅士所须具备的品质之一，具体表现在能够运用知识、经验、能力来处理实际的问题.由此可见 智慧不是天生具有的，而是从实践反思与经验中不断获得的、合理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和能力，主要包括创新的智慧、发现的智慧和规整的智慧.杜威认为实践智慧就是一种深思熟虑（deliberation），能够深思熟虑的人就是最有实践智慧的人，deliberation来自拉丁文libera，其字面意思就是“权衡（to weight）”.要权衡好，就必须有刻度（scale）.引申开来，深思熟虑就是首先形成各种可供判断的备选方案，然后加以选择.在杜威看来，一个最有实践智慧的人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更广泛地、更细致地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从已经被注意到的东西中更谨慎地选择那些因素，这些因素恰恰指向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可见，实践智慧是个体在具体情境中应对不确定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素养，由个体的专业知识、敏锐的辨别力与良好的判断力、伦理意识及行动能力等构成.
这些不同理解分别刻画了实践智慧不同的规定性，只有把它们整合起来.我们才可以把握实践智慧的丰富内涵.上述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的研究文献，对我国教师实践智慧发展的研究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但已有研究中多数从探讨教师实践智慧的概念，理论剖析等层面进行考察，注重对教师整体的研究，缺乏对教师定群体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
3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有关教师实践智慧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反思已有的研究，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近年来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很多，概念的使用也非常普遍.然而，比较中不难发现，人们对“教师实践智慧”这一概念的理解尚存差异，概念内涵指向不一致，造成了论述上的偏差.
第二，近年来在新课程的引领下，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新课程背景中的教师课堂教学行为及其实践智慧与知识的相关研究，其中，大多是从宏观上去描述与把握，而对微观的课堂生活场景中的相关研究态势不强，导致教师的实践智慧研究缺乏一定的课堂语境.
所谓生命教育，就是唤醒生命意识，探求生命的意义，提升生命价值，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激发学生的关爱情怀。生命教育既是一种价值追求，又是一种教育实践。生命教育的价值追求就是通过进行生命教育，美化生命，让教育表达对生命状态的关怀，对生命情调的追求，使人更好地体验和感悟生命的意义，促进肉体生命的强健和精神生命的形成，在激扬生命之力度同时焕发生命之美。也正因为此，生命教育根源于人类的至性至情，又超越于实用理性之上，体现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生命教育要形成各学段有机衔接、循序渐进和全面系统的教育内容体系。小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处在尚未形成、容易塑造的阶段，而且由于小学生的年龄尚小，珍爱生命的意识相对淡薄，自我保护的能力相对低下，因此，小学阶段要着重帮助和引导学生初步了解自身的生长发育特点，初步树立正确的生命意识，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等。
一、德育源于生活———生命发展的前提
德育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生活是德育的家园。而生活又是生命的轨迹，是生命发展的前提。德育在生活中与每个人的生命相随左右，陪伴终生。关注生命的教育必然是富有生活性的教育。所谓的人文性及人的精神追求，所谓生命的价值意义，如果离开了现实的生活，抛弃了平淡、苦闷、压抑、无奈、欣喜，便成了远离人间烟火的空中楼阁。小学德育课程作为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要以生活为源头活水，将学生从教材中解脱出来，关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切身体验，给学生感受自然、社会的机会，引导他们自主地思考，使学生在与实在世界的沟通、交流中产生对世界、对生活的爱，从而自发地、主动地去获取知识。
1.生命教育视野下的德育内容应源于生活
正如怀特海所言：“教育只有一种教材，那就是生活的一切方面”。生命教育视野下的小学德育课程就要放开课堂，把生活中的问题引进课堂，让教学内容生活化，抓住生活中的每一个机会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小学德育教学内容生活化，强调的是教师在传授知识和训练能力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注入生活内容与时代的活水，让学生在学习的同时体会生活并提升品格，追求理想。小学德育课程内容的设计如果不考虑学生生活世界的丰富内涵，那么学生学到的知识技能，将只是外在于生命的僵化的知识技能，学生的学习过程就不会成为学生生命的组成部分，没有充满生活般的快乐与愉悦，学生就无法真正发展和完善自身。
小学德育课程内容要面向学生的生活，联系学生的生活现实，这是体现生命教育内涵的重要表现，教学内容联系学生生活的目的，不只是让学生通过自己的经验更好地理解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教育内容不仅体现在课本中，体现在教师的讲解中，也体现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从而使学生通过自己的生活体验，把知识融入自己的经验结构之中，由此获得生长和发展。
2.生命教育视野下的德育实践应立足于生活
学生生活在“生活世界”之中，首先接触的是生活世界而不是科学世界。生活世界是人的生命存在的环境，是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基础。教材是对生活世界的反映，一般来说，解读教材也就是解读生活，“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小学生并不是一张白纸，可以让成人随意图画，他们有着自己对自然界、社会和他人的感性认识，在课堂所学的新知识需要借助学生原有的生活经验，才容易被学生接受，变成学生自己的知识。建构主义教学原则明确指出：复杂的学习领域应针对学习者先前的经验和兴趣，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学习才可能是主动的。让学生通过自己的经验来学习，才能使学生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会认识并建构自己的认识。
我们在关注学生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同时，还要关注学生可能的生活世界。“可能的生活世界可以定义为每个人所意味着去实现的生活”，它关注的是人的生活质量、生命质量，在教学中深入挖掘教材的内涵，面向学生可能的生活世界，用真情熏陶感染学生，增强学生学习生活的技巧，让学生自己感到每堂课都是在提升自己的人格，超越和升华自我生命的价值。因此，在小学德育教学中，联系生活实际，借助学生的生活经验，就能有效地促进学生感悟教材内容，掌握知识，发展能力，提升情感态度价值观，这比起教师的“告诉”要深刻得多，毕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不到生活的源头活水中去学，不为生活而学，德育就失去了生命力。
二、德育提升智慧———生命发展的基础
教育，是一种通过知识促进人的智慧发展，培育人的智慧品质和提升人的智慧力量的活动。在教育活动中，知识和智慧就如同教育的“形”与“神”的关系。“形”是教育的表现形态和样式，“神”是教育的灵魂与精髓，“求知”便是教育的“形”，而“达智”即是教育的“神”，也是教育所独有的性格特征及其魅力。因而可以说，知识是教育的外表，智慧是教育的灵魂。
生命发展的基础是智慧，而智慧的提升往往需要教育价值的引导。“教育价值依据教育本身的特点可以分为：教育中的价值和教育的价值。教育中的价值是指在教育活动中应该达到什么目的，实现哪些人生价值和应该教给学生一些什么价值内容；教育的价值是指在教育活动中应该怎样活动，应该采取哪些方式方法才能达到教育的要求，收到教育的效果，实现教育目的”。
1.生命教育视野下的德育价值旨在提升学生的智慧
所谓智慧，是指利用知识、技能、能力等解决实际问题和疑难的本领和才智。智慧是生命发展的理性力量，没有智慧的生命容易陷于盲目的冲动，从而迷失自身发展的方向。智慧不单纯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征服自然的知性能力，也是一种能促进生命反思的力量。提升智慧是在学生已有的知识与经验的基础上，诱导其学习的主动性与兴趣，充分发展每一个人的个性，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智慧的小学德育课程要尽力避免混淆教育与知识灌输及智力训练。在智慧教育中，小学德育知识教育不是单纯的传递和灌输，也不是严格的智力训练，而是把德育知识视为精神自由活动的条件和对象，使智力活动成为精神愉悦的内容。小学德育课程的目的不再是掌握既定的知识体系，而是对有限知识的无穷追问与怀疑，在知识的学习中实现使知性升华到智慧。
2.生命教育视野下的德育价值旨在培养人的生存智慧
教育的本质追求之一是培养人的生存智慧。传统的课程是一种以知识为目的的课程，在这种教学方式中，学生缺少了主动思考和探究，缺少了心灵对话和情感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学生的灵性被禁锢了，学生对智慧的把握被限制了，这样就无法真正培养学生的生存智慧。
当今高科技的挑战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得教育要适应时代的需求，就必须实现由“知识性生存方式”向“智慧化生存方式”的教育转变，必须以“有智慧的教育”取代“缺智慧的教育”。智慧的小学德育课程“视教材为教学使用的教材，它并不否认教材所负载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掌握，但却不以此为主要目的，或仅以此为途径和手段，而是通过它去实现智慧或发展的目的”，这里教材知识成为研究和思考的材料，通过它去激活思维、发展智慧。
在小学德育课程中，教师首先把学生视为一个个特殊的生命体，要“目中有人”、“心中有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认识到每个学生都有极大的潜能，都能得到不断发展和进步；要认识到，在世界上任何人都是有一定价值的，实现特殊的人生价值是学生在特殊时期的追求；要认识到，作为一门重要课程，对学生特殊价值的实现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所以，小学德育课程应该着眼于发现，发展学生的潜能，着力于张扬学生的个性。教学中，教师要不断更新教育观念，转变教学方式，通过对学生智慧的引领、点拨、引申、抉择，点燃学生的智慧之光，从而使教学的智慧含量得到提高，并促进学生生命智慧的生成。生命教育视野下的小学德育课程要营造生态化的人文环境，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生存智慧，最终塑造出具有健康情感和完整人格的大写的“人”。
关键词：互联网+教育 教学智慧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12-0282-02
自2012年“互联网+”理念的提出，便备受关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计划”，将“互联网+”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同年，以“互联网+教育”为主题的第十五届中国教育信息化创新与发展论坛，探索了互联网与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知识信息通过多种媒介实现了免费共享，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占有者，灌输式的教学方式也不再行之有效，学生的学习与思维方式更是发生了巨大变化，教师原有的教学理念与方式不再适用于信息与智慧时代的学生群体。因此，面对“互联网+教育”理念下各类新兴的信息技术的冲击，教师若要培养智慧型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长期积累而形成的教学智慧显得尤为重要。
1 “互联网+教育”理念下教学智慧的内涵
“互联网+”理念早在2012年由于扬提出，此时的“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渗透与改变。总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计划，表明“互联网+”已成为国家战略。“互联网+”应用于教育领域，即为“互联网+教育”。“互联网+教育”不单单是指互联网+教学或学习，更是指“互联网+”应用于教育领域所形成的智慧教育，也就是师生间通过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智慧教学模式。
伯明翰（2004）[1]从道德角度定义教学智慧，认为教学智慧表现为道德上的复杂性，可以通过教学实践来实现与形成，进而提升教师教学品质。田慧生（2005）[2]提出教学智慧是一种内在品质、状态和教育境界，其特点为和谐自由、创造开放、关注个性以及崇尚智慧。韩大林（2007）[3]把教学智慧定义为一种教育方面的真、善、美融合一体的教学境界，体现了教师应对形形的教学环境的综合素质，教学智慧不仅是教师对教育人生与世界的真理认识，还是教师追求完美教学生活的一种方式。谢敏（2016）[4]研究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教师教学智慧的形成，并界定教学智慧为在教师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合理使用互联网技术手段来解决教师遇到的各类教学问题，使得课堂教学达到一种技术与人文间和谐美好的、高度平衡的状态。
结合“互联网+教育”和教学智慧有关定义，“互联网+教育”理念下教师的教学智慧，就是在互联网信息技术手段和学校各类信息化教学资源的支持下，教师根据自身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教学理论与感想，积极学习与掌握智慧时代新型的信息教学手段与方式，并通过恰当合理使用信息技术媒介来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质。其中学生的关键能力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生成的独立思考、创新和实践的能力，必备品质则表现为学生自身的自信、乐观、积极向上等。
2 “互联网+教育”理念下教学智慧的影响因素
教师的教学智慧作为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核心要素，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互联网+教育”理念下，影响教师教学智慧形成的因素主要有教师教学观念、教师知识结构、课堂环境、学校文化和教育教学政策五个方面。
2.1 教师教学观念
当前，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技术手段应用于教学并未使教育产生根本性的变革[4]。大多数教师在信息时代与智慧时代下仍旧以传统的教学观念去看待和思考各类教学问题，立足于教育内部来审视教育的信息化，并未已全然开放的心态去接受互联网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变革。因此，“互联网+教育”理念下，在教师所遇到的教育问题和所使用的信息技术未改变的前提下，教师应该改变其教育教学的观念和心态。教师只有及时更新教学观念，用全新的教学观念来统筹互联网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学，才能更好地满足不断发展变化的课堂教学的需要，才能利用自身的智慧与知识来培育智慧型学生。
正如王石曾说：淘汰你的不是互联网，而是你不接受互联网。是你不把互联网当成工具跟你的行业结合起来，最终淘汰你的还是你的同行，他们接受了互联网，把互联网跟自己做的事情结合起来，淘汰了你[5]。同理在教育界，互联网信息技术是不会取代教师的，但是，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教师会取代不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教师。因此，当互联网催生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融入传统课堂教学，教师应该以开放的思维来接受课堂教学的种种改变。教师只有转变了教学观念，教育才能真正产生变革。
2.2 教师知识结构
智慧的生成必须以知识为基础。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通过教授知识来促进学生发展其思维能力和智慧品性。从本质上讲，教学旨在引导学生将其所学到的知识转化为智慧。学生智慧的形成需要借助于所学的知识，教师教学智慧的形成更是与教师知识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教师知识结构不仅仅作用于更好地培养智慧型学生，还是促进自我教学智慧生长的基础和动力，教师知识结构包括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6]。
首先，本体性知识是教师担任某一学科所必须具备的系统性学科知识，教师所具备的扎实的本体性知识是教师从事教学工作和保证教学质量的基础。教师的本体性知识越扎实，理解学科知识越透彻，在教学过程中就会表现得越游刃有余，并且能够更加得心应手地应对学生的突发性质疑。其次，条件性知识是教师所需要具备的教育心理学、文史哲学以及教育技术学等理论知识，这些知识是教师形成教学智慧的有力保障。最后，实践性知识是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通过不断地总结教学工作和反思教学成果所形成的知识，是教师所具备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所得到的产物，是教师教学智慧的重要源泉。
2.3 课堂环境
课堂作为教育教学的主阵地，其环境对教师教学智慧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课堂环境主要包括关键性教育事件、师生关系和教室环境三个方面。
2.3.1 关键性教育事件
关键性教育事件是在教师发展成长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教育事件，这类教育事件会对教师的教学观念、态度、行为等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影响教师教学智慧的形成。然而，关键性教育事件本身并不能直接作用于教师教学智慧的形成，教师通过对关键性教育事件进行敏锐觉察、专业判断以及理性反思，并剖析出关键性教育事件所含有的教育思想和赋予关键性教育事件深层次的教育意义，从而改变自身教育教学观念和行为，实现教师教学智慧的形成。正如大卫・特里普所说，“教学中的关键事件并不是指课堂上发生的事件本身是关键，而是意味着通过分析判断、研究那些看似普通、一般、习以为常的案例来改变教师的意识、观念和课堂行动，寻找其中有规律的普遍意义，在成功的教育中有重要关键作用。”[7]这就要求教师从日常变幻莫测的课堂教学情境中，用心去捕捉提炼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关键性教育事件。
2.3.2 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师生间形成的相互关系[8]。师生关系不仅包含教学过程中的授受关系，还包含师生人格上的平等关系，以及师生间道德上的相互促进关系。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逐步应用于教育领域，我们已经迈入互联网+时代，教师和学生的角色与地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学生不再只是从教师那里获取知识。信息时代和智慧时代，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拥有者，教师的权威建立于鼓舞学生主动参与教育教学，促进学生全方面发展的过程中。教师也不再作为资料库单纯地向学生传授知识，而是引导学生进行自学。因此，教师应该不断提升自身知识水平、素养和智慧，做好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与领路人，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这样才能在学生心目中建立持久而真实的教师威信。
2.3.3 教室环境
“互联网+”理念下的教室相比传统的课堂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学者们将“互联网+”理念下的教室称为“未来教室”。未来教室环境是一个集互联网、多媒体、计算机、智能空间等多种新型信息技术手段为一体的教学环境[9]，通过使用电子白板、无线网络、数字摄像、甚至3D体验等各式各样的信息技术手段，构建教师和学生之间双向互动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能够充分体验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便利，体验使用新型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学习的乐趣。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能够便捷地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创造性教学，在课外学生能够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学习。未来教室环境通过构建基于互联网的自主合作探究的个性化学习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班级规模大，座位编排不合理等影响到教师教学智慧发挥的问题。因此，“互联网+教育”理念下的教室环境是未来教师教学智慧形成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
2.4 学校文化
学校文化是学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智能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统称，是全校师生在继承学校传统文化基础上所创造出来的为师生共同遵守和维护的各类行为规范和制度[10]。苏霍姆林斯基提到：“一个精神生活丰富的学校是人表现、发挥和确定自己位置的最好场所”。长期形成的学校文化会影响每一位教师的教学观念和教学行为。例如，一个学校热衷于通过教学改革来追求声誉、地位和利益，甚至把其提升为关乎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件，这势必会影响到教师的思想观念。教师在这一过程中疲于奔命地应付各种各样的工作，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坐下来认真思考，更不用提智慧地教学了。由此看来，创建良好的学校文化，加强学校文化引领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发展，不仅能够激发教师的内心热情，而且能够引导教师锲而不舍地追求和提升教学智慧，进而培养出智慧型学生。因此，学校文化不仅是教师专业发展和成长的前提，同时对教师教学智慧的形成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2.5 教育教学政策
教育教学政策是国家各级行政部门，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所作的关于教育问题的决定。教育教学政策属于一种公共政策，它在本质上是政党、政府和其他有关组织解决教育问题的一种政治行为，也是教育利益和权利分配的相关规定。在教师专业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教育教学政策通过强制性来保障实施教师奖惩、职务评审、教师考核和聘任、教师培训以及其他相关政策，以此来激励、鼓舞和促进教师的成长发展。同时，教育教学政策通过体现国家和政府的教育理念来影响公众对教育的看法和意识形态，为教师专业发展和成长铺垫了良好的社会气息。而且，教育教学政策通过一定的约束来规范和引导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成长。可以说，生活在教育的大环境之下，教师的教学、生活、科研都离不开教育教学政策。教育教学政策直接影响着教师的专业发展方向，也不断影响着教师教学智慧的发展。也就是说，教育教学所依存的外部环境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教师教学智慧的形成[11]。
只有充分了解、深度剖析并理解影响教师教学智慧形成的各类因素，才能运用一切可能的资源，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在教师、学校和社会间形成教学合力，促进积极因素，避免或消除消极因素，达到促进教师教学智慧形成和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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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徐春梅.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学智慧形成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具体来说，实施德慧智经典诵读教育，有以下效应。
一、和谐师生关系的创建
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教师职业幸福的前提。每一个具有职业幸福感的教师，在自己的教学生涯中，都有和谐自然的师生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学生对老师具有高度的信任、很少有心理阻抗，师生关系融洽；师生之间没有紧张、焦虑，所有互动都是发自内心的、基于互相理解的、开放包容的。这种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教师职业幸福的源泉。
而在当前教育中，和谐的师生关系却越来越少。很多老师都感叹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教，师生关系越来越难相处。在这种大环境下，要创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尤为困难。德慧智经典诵读，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轻松创建师生之间的和谐关系。学生通过诵读德慧智经典，对教师的理解加深了，对老师体谅了，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这样，师生之间对抗少了，合作多了；抵触少了，理解多了，配合越来越默契，和谐的师生关系也就有了。
二、变管理为治理，教师班级管理成本大大降低
当前大多数学校教育和班级教育的特点是严防死守、以管代教，来确保校园安全。作为教师，每节课都要查哪个学生没到课堂，是不是有安全问题；每天都要反复告诫学生，绝对不能出问题。教师每天的工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试想：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焉能有幸福感？
不过，通过在学校实施德慧智经典诵读，原来严防死守、防不胜防的学生变的不需要防了。本来无事，何须要防？原来以管理为主的学生，不需要严加看管了，因为学生可以学会自我治理。
德慧智经典诵读的治理理论是老子说的“上善治水”理论。老子认为：“上善治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居善地，心善肃，予善信，正善治，事善能，踵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德慧智经典诵读的过程就是全面实践老子“上善治水”理论的过程。通过坚持经典诵读，经典的高能量滋养学生身心，使学生自我的本心发现了，恢复了，真善美觉醒了。这时，老师根本用不着严防死守，以管代教，校园安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种情形下，幸福教师的梦想自然实现。
三、诵读智慧经典培植学生厚德，树立高远志向
老子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我们当前的教育，最大的不足就是道德教育的失落，这是中华民族教育最大的危机。试想，缺乏道德的民族，何谈和谐社会？缺乏道德的时代，何谈幸福人生？作为教师，又何来幸福之感呢！
德慧智经典诵读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实现个体淳德全道，实现每个生命个体的自由解放。在长期的经典诵读中，学生的德行会逐渐走向完善，学生的品质、品德、品格会逐渐趋于完美。学生在仁、义、礼、智、信五德方面的提升和飞跃，发展为得一守一的状态，这是生命的最高境界。即使很多学生一时达不到这种境界，但是经过经典诵读的洗礼，学生道德境界的提升也会比一般教育的提升快得多。因为圣贤大智慧经典诵读教育和普通教育存在质的差别，圣贤经典教育是着眼于全人的智慧型教育，而当前的教育是意识型教育；智慧型教育教学的目标是成就圣人，意识型教育的目标是造就知识性人才。大智慧经典诵读，会使学生逐渐具有淳厚的德行、优秀的品质，当他们知道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了解了自己的人生使命，也就具有了高远的志向。这种时候，作为教师，我们无疑是幸福的，快乐的。
四、诵读德慧智经典，可以开发学生本有的慧识，激发学生灵感，培养学生创造力
教师最大的幸福，莫过于看到自己培养的学生个个都成为德才兼备的社会栋梁，造福于社会，服务于人类。德慧智经典诵读，除了可以提升学生优秀的道德品质外，还可以开发学生大脑的慧识，激发学生灵感，培养创造力。
科学研究发现，人的创造力来自于大脑深质层的慧识。在教育中只有开发了大脑深质层的慧识，才能恢复学生本有的创造力。中国古代圣贤教育的特点是注重学生慧识教育的，这才培养了大量的创造性人才。而当前的教育是典型的意识型教育，这种教育的特点是着力挖掘个体大脑左皮层的显意识，显意识的过度使用不但抑制了右脑皮层的潜意识的灵感思维，更使得大脑深质层的慧识处于沉睡状态。德慧智经典诵读教育通过调心、调形、调息三调的方式，使大脑的显意识暂时退位，让内心的真我做主，让大脑慧识努力得到透发。贵州毕节三小的学生原来也是意识教育的孩子，多年来，他们的表现平平。在经过三年的经典诵读后，创造力得到很快的提升，在全国科技大赛中，取得了令人交口称赞的成绩。事实证明，德慧智经典诵读教育，真正开发了学生的慧识，培养了学生的创造力。不能不说能够以学生慧识灵感为教学出发点的教师，能够关注民族创造力的教师，才是真正幸福的。
五、德慧智经典诵读能够培养学生的智识能力，造就大批智识精英
在当前，评价一个教师是否成功的标准主要是学生的考试成绩，高中阶段尤其以高考成绩为评价的唯一依据。在这种评价机制下，学生考试成绩不好，教师就觉得脸上无光，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很多老师根本不知道，这种强力开发显意识的做法不但破坏了学生慧识灵感的透发，也大量耗费了学生的生命能量，学生的生命体在迅速衰落。知识、成绩当然也可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对社会也有一定作用。但是这种涸泽而渔的方式，无疑是在杀鸡取卵，实在不值得提倡。
其实德慧智经典诵读完全可以解决高考升学率的问题，并解决的游刃有余。贵州毕节四高是一所师资薄弱，生源质量很低的学校，在进行经典诵读之前，这所学校的本科升学一直徘徊在2、3人，每年学校招生时，主动报考该校的学生不超过2人，这就是该校谭校长说的两个2。2013年该学校引进德慧智经典诵读教育后，经过一年的实践，2014年参加高考的237名学子有61人考上了一、二本，二本上线人数由此前的3人上升到61人，并实现了一本上线零的突破。2016年，参加高考的学子259名，这些学子当年参加中考成绩超过400分的寥寥无几，中考入学成绩在毕节七星关区倒数第一，但在2016年高考中，这些接受三年德慧智经典诵读教育的学子，文理科有8人上一本线，97人上二本线，31人上艺术二本线，总共136人上二本线，二本上线率达到46%，高考成绩达到七星关区第六名。德慧智经典诵读在高考中的作用，初步得到了验证，这些学子的进步，说明我们完全可以有更好的方法帮助他们实现大学梦。
先哲和学者们关于实践智慧的论述，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到后来的奥迪、以里弗、邓恩等，还有我国学者关于实践智慧的探析，无论是哲学范畴的思辨，还是教育范畴的追问，实践智慧总的来说它是来源于人类实践，超越于人类实践、服务于人类实践的。具体指向于人类实践领域中主体人的能力品格，具有知识性、价值性、主体性、情境性和综合性等特性。
教师教育实践智慧概说。我国教育界关注和研究教师教育实践智慧起步比较晚，可查的资料应从1995年始，且以谈教师教学实践智慧的文章居多。如教学实践智慧是既不同于理性智慧，又不同于实践知识的二者有机结合；教学实践智慧是教师在现实的教育情境中，对教育的合理性追求，涵盖教师的智能素养和人文素养。综合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教师教学实践智慧与教育实践智慧的论述，本文所持有的关于教师教育实践智慧的观点是：在特定的教育情景中，教师个体在解决纷繁复杂的教育问题、处理各种教育关系和矛盾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能力和职业品行，具有个体独特性。它来源于教师知识、经验的积累，蕴含、表现于教师的职业品行、教育能力、教育艺术中，在教育机智中彰显教师的教育魅力。特定的教育情景是教师教育实践智慧赖以生发的客观环境，教育情境中，教师知识的建构、经验的积累是教师生成教育实践智慧的基础，职业品行、教育能力、教育智慧、教育艺术、教育机智是教师教育实践智慧的表现。
因此，教师没有知识的建构、经验的积累，便没有教师教育实践智慧的生成。知识的建构、经验的积累，在教师实践智慧的生成过程中、在量上遵循递加的法则。而实践智慧一旦形成，在智慧运行的原理中、在量上知识又遵循递减的法则。实用主义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曾经指出：“教育上应区分两种人：一种是‘拥有许多信息的人’；另一种是‘睿智的人’。前者拥有一大堆二手知识，这些知识非但无助于其经验、智慧的生长，反而有可能阻滞其基本的冲动、钝化其天然的敏感性；后者则是机智的、消息灵通的，并善于处理他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睿智的人’，这就需要把信息与个体的积极的直接经验结合起来，并把信息应用于个体的直接活动”。杜威这里所说的“拥有许多信息的人”，就是拥有大量教育知识、经验的人，“睿智的人”就是具有教育实践智慧的人，二者是对立中的统一。知识不等于智慧，但智慧必然来源、生成于知识，超越于知识的另类表达方式和表征方式，是教师教育实践活动追求的现实理想和境界。
二、教师个体知识是教师教育实践智慧生成的基础
关于教师知识是什么，本文不作繁杂的概念界定。通常意义上讲，教师知识就是指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实践活动所应具备的全部知识，是教师职业专业化的基础，也是教师教育实践智慧生成的基础。虽然农民种田、工人做工也需要知识，但都没有教师教育实践活动对知识的依从度高，尽管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工作也需要大量的知识，但教师拥有和使用的知识和科学家是不一样的。正如杜威所说的那样，教师教育实践活动中教师所拥有和使用的知识，目的是使其心理学化为学生可理解的东西。在这里，所运用的教师概念作特别逻辑上的说明，文章中所使用的教师概念，是“个”概念，不是“类”概念，因此教师知识是指教师个体知识，而不是指教师群体知识，其品质具有个体独特性。
（一）教师教育知识概说
人们在日常生活或社会活动中，谈起教师总是把教师与知识文化联系起来，冠以“学富五车”的美名，无论其气质、行为还是所从事的职业。气质：“你看那人，文质彬彬的像个老师”；行为：“你看人家到底是老师，举手投足多斯文，说话多有文化，看问题透彻到位”；职业：“要想教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就必须具备一桶水”；“我们某某老师真有文化，知识特别渊博，讲课旁征博引、幽默诙谐、游刃有余”。教师俨然成了知识、文化的载体和符号。
世界教师教育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往后，由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国家竞争，延伸到教育当中，教师素质要求开始由重视知识学历转向重专业化追求。教师专业化发展追求的境界是全面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培养有智慧的教师。教师教育不仅要培养有理性智慧的教师，更要培养在理性的光辉照耀下，具有实践智慧的教师。因为教师的劳动总是指向和服务于特定的实践领域的。回眸中国百余年师范教育的沧桑岁月，我们也曾经自豪地培养出了不少教育名家大师，如陈鹤琴、陶行知、蔡元培、斯霞、魏书生等。审视现实，我们也不难发现，教师队伍的整体状况，不容乐观，教师素养水平整体比较低下，专业化程度不高，教育缺少智慧或者干脆无智慧。以至于2007年7月，光明日报惊呼地发出“师范毕业生为何站不稳三尺讲台”呐喊声。推究根源，既有客观原因历史、也有价值选择因素，还有认识上的误区。
1．客观历史原因。教师职业的产生和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教师尽管被冠以知识文化的载体和符号，但对教师道德标准的追求始终高于对知识的追寻。教师固然需要有较高的道德标准，立身垂范，“其身正，不令则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但对教师到底是一个有“什么样”知识、文化的人、应该具备“何种”知识结构追问的很少。对教师知识的追问和研究，西方仅始于20世纪70年代，我国只是近10多年的事。上过师范教育的人都知道，尽管教育学教材当中，明确规定了教师应该具备的知识，即文化知识、专业知识和教育理论知识，其实，深究起来，谈的太抽象、概括和类化，缺乏个体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教师教育实践中，表现为行之无效或行之效少。
2．价值选择的因素。制度化教育发展进入20世纪后，由于受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盛行和影响，教师的培养和训练更多关注的是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的操练，企图在复杂的教育情境中，寻找有效教学的普适性标准和教学技能。行为主义心理学对教师外在行为简单的“刺激———反应”强化，掩盖了教师内在知识对教学效果的影响，今天的学校教育、教学还留有深重的胎记。因此，当时光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日渐没落和认知心理学的兴盛，人们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审视教师的教学过程，认为教学为作为人类特有的作一种认知过程，更多的是教师内部知识的认知活动过程，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外显行为的模仿、学习。由此，教师教育的历史，终于掀开了对教师知识的关注与系统研究。
3．认识上的误区。人们在追问教师专业化程度不高，教育实践缺乏智慧的时候，总是善于、也习惯于把目光漂浮在内容和方法的适切性、教师教育措施不得力等问题上，很少关注教师实践智慧生成的知识基础问题．好像忘记了：知识是能力的基础，同样是智慧的基础，教师个人的技能、态度、意识、情感、意志等方面的发展都是以教师所拥有的知识为基础的。教师的教学行为受他所拥有的知识支配。
一个教师有什么样的知识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教学行为，教师的知识是教学行为的基础。正如教育哲学家石中英所指出的“人们所有目的的实践行为，都是受知识支配的，或者说，是由知识建构的．一种有目的的实践行为的背后，就有一套系统知识基础的存在。不存在没有任何知识基础的有目的的实践行为”。“教师的知识对其教学有广泛的影响，教师的知识和认知，影响到教师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如教师对课堂的理解、对教科书作用的认识、对学生的看法、与学生的关系等”。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教师有‘什么样’的知识，以及‘怎么样’表达他们的知识，对学生的学习至关重要”。
（二）教师知识类型
1．教师知识名实不符。在我国，有关教师知识的问题，既被高度重视又被高度忽视。“高度重视，是因为千百年来一直强调教师所拥有知识的重要性，所谓‘学富五车’、‘学高为师’，是古代社会对教师的最主要要求，而‘教师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则是现代社会对教师的主要要求；高度忽视，是因为我们一直强调的是教师的学科文化知识，理所当然地以为学科文化知识就是教师知识的全部，甚至认为专业知识是教师业务水平的标志”。很少思考除了学科文化知识之外是否还应该有其他的什么知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的《教育学》、《教学论》等著作，几乎都把教师的专业知识，文化知识和教育科学知识作为教师知识结构的全部组成部分。这种对教师知识结构概括、抽象、机械、片面、空洞的认识和理解，不能完全解释和揭示教师应具备的知识类型，在教师教育实践中也难以操作把握。2．国内外部分知名学者关于教师知识分类及启示（1）国内外学者关于教师知识结构分类（见表1－表3）。（2）上述列表中得到的启示。第一，国外学者关于教师知识的研究观点具有多样性；第二，教师个体所具备的知识结构和类型应该是多元的、立体的；第三，学科知识、课程知识、教学法知识等这几类知识几乎受到学者们的一致关注。同时，教育管理知识、了解学生的知识、教育情景和环境知识等知识备受关照；第四，凸显教师个体知识，即关于教师隐性知识即缄默知识的获得，是教师教育实践智慧生成的重要知识基础，教师全部的教育能力、教育机制、教育艺术蕴含其中；第五，舒尔曼关于教师知识的分类，开创了教师教育对教师知识的研究和重视，注重学科教学法的知识范畴，带给我们研究教师知识问题以全新的研究领域和启示；第六，我国港台地区和大陆部分学者，关于教师知识的研究，起步较晚，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末，而且研究成果还比较传统和落后，基本停留在“老三篇”的思路上，即文化知识、专业知识和教育理论知识。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教师教育，难以构建较为完整、全面、立体化的教师个体知识体系，教师教育实践智慧生成的关键知识缺项，必然影响到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和其实践智慧的生成。
一、引言
教育是一项兼具永恒性和时代性的事业。教育本身具有跨越时代而不变的价值特性，即永恒性。但是，教育又不能无视社会的变化——教育需合理适应教育系统中伴随社会变化而变化的因素，即又具有时代性。目前，信息技术正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变革着社会文化和经济形态，带来崭新的思维方式和教育方式。在新的知识观、学习观和人才观的冲击下，以单纯的“知识传递”为取向的教学存在的根基已经动摇，智慧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形态，正越来越受到教育实践者和研究者的关注。甚至有学者指出，智能化技术促发了教育系统的“形变”，而智慧教育则将引发教育系统的“质变”。
综观国内外智慧教育的相关研究发现，人们对于智慧教育的内涵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对智慧教育内涵认识的不同，导致了智慧教育研究的两种取向：一种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教育为研究取向，从信息化背景下的智慧教育的推进策略、教育的智慧化管理以及智慧型门户情感化设计等方面进行研究：另一种以促进学生智慧增长的教育为研究取向，从现象学的视角对智慧教育进行研究。无论对于哪一种取向的智慧教育研究，归根结底都必须回答一个核心的问题，即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的问题。尽管目前已经有研究指出，智慧教育的实施需要智慧教学法、智慧学习实践和智慧学习评价，并且智慧学习环境、新型教学模式和现代教育制度是智慧教育实现的三个境界。但是，智慧学习环境如何设计，什么样的教学法是智慧教学法以及新型教学模式是什么等相关问题的探究还不明晰。
本研究从本质上深刻反思了智慧教育的缘起，并且从真实学习这一全新的视角论证了智慧的生成源于真实学习的观点，在此基础之上阐述了真实学习视域中智慧教育的内涵以及真实学习视域中的智慧教育样态，以期为智慧教育的研究者和期望在教学实践中应用智慧教育理念的广大教师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二、辨析：智慧及智慧教育
(一)智慧
英文中与“智慧”对应的词有三个：“Smart”“Intelligent”和“Wisdom”。首先，这三个词都具有心理学层面的含义：“Smart”通常指一个人具有较高的心理准备度，能够在语言和行动层面上迅速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反应;“Intelligent”通常指人具有较高的智力水平以及正确的决断力和理性，能够有效地使用推理和决断能力解决新的问题;“Wisdom”是一种综合利用知识、经验、理解、常识以及见识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能力或由此能力而产生的结果。“Wisdom”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而对智力、创造力和知识的应用。达到这种平衡的途径是在短期和长期中，通过对自我利益、人际间利益和外部利益的协调，以实现对已有环境的适应、重塑和对新环境的选择。因此，“Wisdom”不仅仅关注于自我利益或其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更强调在自我、他人以及个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包括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三方面利益的共赢。其次，“Smart”和“Intelligent”两个词还具有计算机智能技术层面的含义：“Smart”通常指通过电子传感技术、计算机智能等技术，使机器设备或系统能够达到类似于人类适应性决策的水平，例如智能导弹、智能机器等;“Intelligent”指在计算功能方面能够依据持续发生的事件对计算操作进行修正。
以上三个词中，“Smart”和“Intelligent”可以是理解为人或系统的一种状态，也可以是一种技术手段，而“Wisdom”是人所具备的一种能力结果。因此，“智慧”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应该根据应用情境进行区分。
(二)智慧教育
以上对“智慧”的分析可以看出，“智慧”通常包含心理学意义上的“聪敏、有见解、有谋略”和技术上的“智能化”两个不同层面的含义。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下关于“智慧教育”存在两个研究取向了。实际上，“智能技术支持的教育”和“以培养学生智慧为目的的教育”这两种智慧教育的研究取向并不矛盾——促进学生智慧的培养和发展是教育矢志不渝的追求，是教育活动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是教育之“永恒性”的体现;而当前是信息时代，全球教育资源无缝整合和共享的步伐正在推进，教育教学时空正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教育教学方式正在历经重大变革，学习者个性化学习的要求愈加强烈。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由智能技术所构建的智慧教育环境则是实现智慧教育的重要支撑，是教育之“时代性”的体现。
既然“智慧教育”是一种“教育”，那么对智慧教育的两种研究取向便应该统整于教育之永恒性和时代性的要求。因此，本研究对智慧教育的内涵进行如下界定：智慧教育旨在通过各种网络和智能化技术所打造的智慧化学习环境的支撑，为学习者提供开放的和按需供给的教育，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最终达到促进学习者发展和学习者智慧提升的教育目标。
三、缘起：为何要从知识走向智慧
知识是人们通过实践、调查、研究等活动获得的关于事物与状态的认识，是对科学、艺术和技术的理性和感性的认识与理解，是人类获得的关于真理、原理或关于自然和社会认识的总和。知识的形成需要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在实践和探索中产生的数据经过处理转化为信息，信息经过加工上升为知识，体现事物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便是科学。知识存在的形态也是多样的——世界经合组织在其《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一书中将知识的形态归纳为四种：“知道是什么”的知识、“知道为什么”的知识、“知道怎样做”的知识和“知道是谁”(即，知道谁、知道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的信息)的知识。
关于知识与智慧之间的关系，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认为，知识是已经获得并存储下来的学问，而智慧则是运用学问去指导生活、改善生活的各种能力。知识能为人类提供对各种复杂现象的解释，但是知识本身是不足以被用来应对真实的生活和复杂世界，对知识的合理利用靠智慧，从知识走向智慧是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也是新的知识观对教学提出的新要求。
(一)从知识走向智慧是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
当今世界较之以往任何时代都不缺乏知识。然而，当今世界却受到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面临的重重危机的困扰。全球变暖、热带雨林等自然栖息地的减少，以及相伴而来的大量物种的灭绝;20世纪以来的战争，全球财富的巨大差异，人性的冷酷以及大批量生产的文化消费品在内容上的琐碎不堪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深深地禁锢了人类探寻幸福的脚步。
上述问题是与全人类共同命运息息相关的问题，必须由人类共同面对。然而，在我们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付出努力之前，必须明确地意识到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of London College)的教授、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尼古拉斯·麦斯威尔(Nicolas Maxwell)在深刻反思当前的全球危机之后认为，当前全球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大量科学技术知识的增长并没有伴随着全球智慧的增加。17世纪科学技术的诞生同时也带来由于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而引发的环境的退化问题、全球变暖问题、战争以及全球贫富差距的扩大的问题。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的活动能力大大增强，如果缺少智慧，增强的活动能力可能会对人类带来益处，但更可能带来危害。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或者简单地讲，在全球一切危机背后的危机，是缺乏智慧科学的危机。从总体上讲，我们当前的科学研究主要关注于发现知识和创造知识，我们的教育活动也主要限于帮助学生获取知识，这些做法只能加剧目前的全球危机。既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活动能力，那么智慧更应该作为一个影响全人类发展的“必需品”而不是“附属品”得到相应的增长。因此，尼克拉斯·麦斯威尔呼吁，为了保障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一方面应改变学术研究的本质，促进全球智慧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教育活动中，应该注重发展学生均衡各方利益、合理运用知识的智慧。
(二)从知识走向智慧是新的知识观对教学变革提出的要求
传统的知识观普遍认为知识是确定不变的。因此，学习就是学生通过记忆、理解等方式从书本中习得确定性知识的过程，教学就是教师采用稳定的方法规训学生的行为，将书本中所呈现的知识传递给学生的活动。然而，目前这种以稳定方法传递确定知识的教学，其存在根基已经动摇——美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存在着知识结构的危机，由于时间是不确定的，事实是不确定的，现在是不确定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因此知识也是不确定的。新的知识观认为，知识具有发展性、主观性和开放性。把知识当作事实进行记忆式的学习是毫无意义的。与新的知识观相对应，新的学习观认为，“真正的学习应该从对真实实在的记忆转变为对真实的查证和改造”。“学习的过程是将思维中的联通模式实例化的过程”。那么教学自然就应该是通过为学生提供探究性和体验性的环境，以支持学生查证现实和改造现实。并且，教学不再仅仅是“传递知识”“制造意义”的过程，更主要是帮助学生“丰富和扩展意义”的过程。
从知识观的角度讲，知识从其生产的整个过程来说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在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的制约，与一定文化传统和模式中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语言符号等都不可分割，因而知识具有“文化性”而非“客观性”，具有“境域性”而非“普遍性”，具有“价值性”而非“价值中立性”。能够在不同的文化、境域和价值取向中理解和运用知识，即是一种“智慧”。因此，教学变革应该创造条件，通过赋予知识之“文化性”“境域性”和“价值性”，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知识的“智慧”。
四、何以：真实学习及其视域中智慧教育样态
智慧提升的基础在于知识的获得与融通。知识的获得与融通的过程即是学习的过程。知识所固有的“文化性”“境域性”和“价值性”的属性从根本上要求学习在具体的文化和境域中发生。既要传授知识，又要重视培养学生在不同的文化、境域以及价值取向中运用知识的“智慧”是新的知识观对教育教学提出的挑战。真实学习(Authentic Learning)的理论和实践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一)真实学习的内涵及其对教学设计的要求
真实学习也称实境学习，是一种在与现实问题和学习者兴趣相关的情境中，允许学习者探究、讨论和有意义地建构概念和事物之间联系的教学方法。真实学习涉及强调建立所学知识和现实世界的事件、问题和应用相联系的一系列教育教学技术。其基本理念是：如果学习的过程是在真实反映现实世界的情境中发生的，学习的主题是与学习者的生活相关的，那么学习者将更感兴趣于他们所学的知识，更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的概念和技能，从而更好地为他们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准备。在真实学习中，学习者不再是抽象知识的被动接收者。相反，他们以根植于现实的方式体验和应用知识。因此，真实学习是通过建立主体与主体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理解与合作、沟通与对话，同时赋予知识以“文化性”“境域性”和“价值性”，从而提升学习者的智慧。
真实学习具有九大要素，分别为真实情境、真实任务、学习支架、为学生提供可供他们参照的专家表现和解决问题的可视化过程、多重角色和视角、学生需要进行协同知识建构、反思、清晰地表达学习任务和个人观点、真实的评估。这九大要素对教师设计真实学习的启示如下页表所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真实学习可以发生在现实的情境中，也可以发生在由虚拟现实等技术所创造的物理层面高逼真度的学习环境，甚至是能够促进真实问题解决过程的具有“认知真实”的虚拟学习环境中。无论是物理存在的实体学习情境还是学校教育中教师为学生设计的具有“认知真实性”的虚拟学习环境，都能够为真实学习提供“真实的”学习情境。因此，真实学习既可以发生在非正式学习中，也可以发生在正式的学校课堂学习中，并且这两种学习情境将逐渐融合。
(二)真实学习视域中智慧教育样态
在传统的教育中，知识的生产方式、呈现方式和传播方式的相对固定性和单一性导致教学总是与校园、教师和教室相关联，教师和课本成为知识的载体和权威。一方面，或许由于教师认识不足，或许是学校本身环境的限制，亦或是技术的局限性，总之，在学校教育中很难创造真实学习环境以支持真实学习的发生。而另一方面，当学习者处于家庭、社会、工作等学校外的真实学习场域时，尽管他们面对的是真实的情境和真实的任务，他们也具有较强的学习动机，但是恰恰由于教师的缺席和学习资源的缺乏，学习者的真实学习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以上两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习者所学的知识与知识应用场景之间的割裂，并最终导致学习者在学校教育中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也似乎学到了大量的知识，但是在真正的情境中却缺乏随时提取和综合运用知识的智慧。
实际上，教育的实践者和研究者早已意识到了上述问题的存在，但是如何弥补学校教育之“真实性”的缺失，同时满足校外场域中的学习需求?长久以来，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常常力不从心。
近年来，信息技术手段在教育中的应用使学习者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以任意方式进行与真实世界相关联的学习成为可能。顺应全球教育信息化的历史潮流，实现教育发展的新跨越，是当前教育不容错失的机遇。真实学习视域中的智慧教育就是以促进学习者发展和提升学习者智慧为理念，在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智能技术所打造的物联化、智能化、泛在化的教育信息生态系统的支持下开展的贴近学习者真实世界、符合学习发生的自然过程，具有开放性和按需供给等特性的教育方式。真实视域中的智慧教育样态如下页图所示。
1.真实学习视域中的智慧教育支持个体生命活动全场域的学习需求
学习活动可以发生在学校、家庭、企业以及公共场所等贯穿于人类生命活动的各个场域。真实学习视域中的智慧教育既支持学校场域中的正式学习，同时也支持家庭、企业及公共场所中的非正式学习。在学校教育中，真实学习视域中的智慧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能否在真实学习理论的指导下，在技术的支持下为学生设计且有认知真实性的情境和学习问题，提供更具吸引性的学习活动、学习内容、学习资源，促发学生之间的协同知识建构，以及能够以完整的、真实的、有意义的方式进行的学习评价。而在学校外的场域，由于其本身便是一个真实学习的情境，学习者面对的问题都是与其自身生活和工作等息息相关的真实问题。此时，智慧教育的核心在于通过技术所创造的智慧学习环境为学习者提供合适的学习资源、认知工具和认知伙伴。
2.真实学习视域中的智慧教育以真实任务的解决和学习者智慧及主体性的发展为核心
真实学习视域中的知识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为摆脱以知识传递为中心的产业主义教育模式而开展的。在智慧学习环境中，“知识就像水电等资源一样，在网络或网格中流通，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像接水或用电一样方便获取”。因此，未来的教育将是创造性思维的教育，是超越了狭窄专业知识的关于培养真实任务解决能力的教育，是形成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理解的教育，归根结底是学习者智慧发展和主体性提升教育。
3.真实学习视域中智慧教育以学习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协同知识建构为主要形式
随着全球教育资源开放共享和终身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大力推进，基于网络通讯技术的学习共同体在教育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开始凸显。学习共同体在教育系统中的广泛形成是对以培养标准化人才为主的“工场型学校”的挑战。实际上，目前国外越来越多的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已经以教育创新项目的方式广泛应用虚拟交互平台建立学习共同体。例如，牛津大学、英国开放大学、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等机构都基于PIVOTE虚拟学习系统建立了全球范围的学习共同体，斯坦福大学的PBL实验室则基于Teleplace平台开展全球协作课程。
全球化的、跨学校的学习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协同知识建构是真实学习视域中智慧教育的重要环节。针对真实问题的解决进行协同知识建构，一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学习共同体成员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逻辑地表达，通过与解决问题相关的多种视角的共享，培养学习者在全球视野下的团队协作能力，发展学习者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真实问题的智慧;另一方面，当学习者在真实学习情境中遇到学习问题时，虚拟学习共同体中的教师、专家或者是其他具有较高学习能力的学习者都可以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策略、方法或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非正式学习中教师缺席的问题。除此之外，学习共同体还可以为学习者提供专家表现和解决问题的可视化过程，以供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反思和调整。总之，在协同知识建构过程中，学习共同体成员间不仅仅进行了知识的传递与共享，更多的交互指向促进学生智慧发展的元认知层面。
4.“人-学习环境”系统将成为真实学习视域中智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久以来，“课堂中心、书本中心、教师中心”为特征的教学系统一直是教育教学的基本样态。然而，随着网络通信技术所创设的智慧学习环境的兴起，革新传统课堂教学系统的愿景将成为可能。在智慧学习环境中，真实环境与虚拟环境将融通，教师和学生可以超越空间的限制，游走于真实学习空间、虚拟学习空间和真实与虚拟相互融合的学习空间之间，以课堂为中心的神话将被打破。不仅如此，时间的限制也将被突破，传统教学的双边性，即教与学在同一时间中的双边活动将转化为单边活动与双边活动混合的活动样态，也就是说教与学的活动将会分离，因此，书本为中心和教师为中心的特征将不复存在。随着“课堂中心、书本中心、教师中心”的消解，传统的“人-人(教师-学生)”教学系统将转变为“人-学习环境系统”，在该系统中，“人”指的是学习者，“学习环境”则包括支持学习者学习的各种学习资源、学习平台、认知工具以及真实的和虚拟的教师和其他学习者。在这样的教学系统中，学习者更易于突破传统社会角色的限制而重塑自己的交互角色，同学习环境中的其他参与者平等对话，实现自身主体性的全面提升。
五、结束语
人类生命智慧提升的过程是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原点。教育的过程就是满足个人发展、促进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教育对人类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其将贯穿于人类生命的全部过程，充斥于人类活动的全部场域。学校固然是教育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场域。然而，从真实学习视域中看，教育的场域从来都不只局限于学校，教育的目的也远远不只是传递知识，更重要的是发展人对于多样文化的理解能力和在不同情境下权衡考虑各方面的利益而对知识灵活运用的智慧。同样道理，技术与教育教学整合的关键也不在于把技术作为学习对象或传递知识的工具，而关键在于促进学习者将技术作为认知工具和认知伙伴去解决真实情境中的问题。事实上，正是学习情境和任务的真实性才彰显了技术的必要性。因此，真实学习视域中的智慧教育将通过信息技术所创造的智慧学习环境适应性地满足学习者个体活动全场域中的学习需求，促进学习共同体之间的协同知识建构，发展学习者个体智慧，推动全人类的文明进步。
关键词：实践智慧；思想政治；社会实践
长期以来，无论高校管理者还是教育实践者，常常认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在校大学生，教师只是起到指导作用，更遑论教师社会实践。这种观点漠视了教师在实践中的主体性，以及教师个人经验的支撑价值，因而难以有效地促进教师自身的发展。教师的社会实践不是一种简单的量化标准和狭隘的目标，而是根据社会需要采取的一种自主化行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构件就是“实践智慧”(phronesis)，“实践智慧”通过不断积累的经验主导了教师社会实践的过程和结果，使教师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实现个人价值体验到了实践者的快乐。
一、实践智慧及社会实践的内涵
1.实践智慧
在社会生活中，智慧是个体生命活力的象征，是个体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下，在知识、经验习得的基础上，在知识、理性、情感、实践等多个层面上生发，在教育过程和人生历练中形成的，应对社会、自然和人生的一种综合能力系统。它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聪明，甚至也不只是心理学概念中的智商，它是每个个体安身立命、直面生活的一种品质、状态和境界。好的教育条件有利于智慧的发展，不良的教育条件有可能限制和压抑人的智慧发展。只有智慧的教育才能培养出智慧的人，只有有智慧的教师才能培养出有智慧的学生。智慧也包含了基于个体经验积累、实践感悟、教学反思形成的实践智慧。
那么实践智慧究竟是什么呢?最早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实践智慧指知识和德性的统一，他们认为，“德性就是理性(logos)”，理性即知识，所以德性就是知识。也就是说，实践智慧就是一种有德性的知识或有知识的德性。以奥迪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实践智慧就是追求合理性，强调“真实的、伴随着理性的能力状态”，甚至由此将实践智慧看做理智的一种形式，深思熟虑和给出理由是其中两大关键。以里弗为代表的学者们强调“采取行动”，认为实践智慧就是对情境的感知、辨别与顿悟。以邓恩为代表的学者们强调“对人类有益或有害的事情”，强调实践智慧的道德品性。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善与恶》中，对实践智慧概念给了一个较其他著作中更为完备的界说：“实践智慧在于深思熟虑，判断善恶以及生活中一切应选择或该避免的东西，很好地运用存在于我们之中的一切善的事物，正确地进行社会交往，洞察良机，机敏地使用言辞和行为，拥有一切有用的经验、记忆、经验和机敏，它们全都或源于实践智慧，或伴随着实践智慧。或者，其中的有些兴许是实践智慧的辅原因，例如经验和记忆，但另一些却是实践智慧的部分，譬如深思熟虑和机敏。”上述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实践智慧的内涵，总体来看，实践智慧既强调追求合理性，又强调对情景的感知、辨别与顿悟，还强调彰显道德品性。也就是说提升实践智慧，与个体的实践经历、经验是分不开的。
2.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是一个富有非常广泛而深刻涵义的概念。就其根本性质来说，社会实践主要是指人类社会为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最基本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全部活动的核心。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证明了社会实践是人的发展唯一不可摆脱的条件。
哲学上的社会实践是讲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各种活动的总和。即全人类、大多数人从事的各种活动，包括认识世界、利用世界、享受世界和改造世界等等。当然重点是为求生存进而为求发展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其中尤以物质生产活动为最基本的。社会实践给予人们认识自我、认识客观世界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机会，社会实践又分为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精神实践是以物质实践为前提的，用列宁的话说，是科学的抽象。在物质实践中，人们往往获得的只是事物的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而精神实践则会获得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往往是叠加在一起，经验和理性形成的认识周期非常之短，社会实践的内容也会随之更加广泛和丰富。
二、实践智慧视域中的社会实践意义
教师的教育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这种特殊性突出体现在作为教育客体的学生不但是具有意识的人，而且又是学
习过程的主体。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教师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教学内容，运用教育手段和载体，力求引起客体学生知识结构、情感、意志、能力等变化。但这一变化过程的实现及实现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教师的主观努力，只有具备实践智慧的教师才能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下面通过“课程审议”、“教学反思”和教学以外场所中的实践活动，说明“实践智慧”所具有的社会实践意义。
1.课程审议
课程审议的概念是1969 年由美国著名的课程理论专家和生物学家施瓦布提出来的。在他看来，课程的问题实质上是实践的问题，是与具体的时空或情境相联系的，因而不是简单的技术性或程序性的问题，而是不确定的智慧和道德的问题。教师是课程实践的主体，最了解具体的实践情境，最适于在具体情境中做出课程决策和课程行为。这就要求教师在设计课程时借助理论来策划，在实施课程时有意识地运用理论来指导，在整体的、具体的情境中，洞见实践的问题，进而赋予意义、选择和表述问题，最后在各种备择方案及其后果中，权衡和选择可能的、最佳的方案。这样，教师的日常教学实践工作被赋予了研究的价值，能推动大家“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提升”。课程审议是教育民主的产物，是教师专业自主的重要表现。课程审议强调的是一种浓厚的学术研讨氛围，倡导的是一种参与式与合作式的学习过程，通过对“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辨与探析，个体与群体智慧充分碰撞、激荡，能有效地提升教师的实践智慧。它是为实践的决定提供合理性的交流。这种交流不是为了谋求某种统一的、连贯的理论体系或模型，而是要针对特定的实践情境，对各种现存的理论进行权衡、选择甚至修正，即“使理论处于备用状态”。课程是由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个要素构成的，四个要素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课程的基本内涵。课程不只是跑道，更是跑的过程；课程不只是教育情境之外的文本，更是师生在教育情境中生成和共同建构的一系列事件。因此，施瓦布要求课程开发的主体(教师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成员)集体参与，反复研讨，不断对话与交流，达成共识，做出决定，最终在具体的情境中实现以上四个要素的平衡和协调。这种以具体情境为指向的“审议”，是分析实践问题的最佳方式。这一概念与“实践智慧”的关系是直接的。
2.教学反思
1983 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舍恩（schon.d），提出了“反思性实践者”的概念，他的“反思性实践者”理论对教育界、对教师教育的重新思考和教师职业的重新定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反思”原是西方近代哲学中的一个概念，无论我们把它理解为人对所“获得的观念的反观自省”（如洛克），还是把它“作为认识结果观念的再认识”（如斯宾诺莎），其主要方面都是一样的，反思是对“思维的思维”。杜威改造了反思这个概念，并赋予它实践的性格。舍恩则进一步拓展和完善了杜威的这一思想，舍恩认为反思是实践者对自己实践进行回顾和思忖，是实践者对自己亲历亲为的事件或行为的回溯和反复地思考。舍恩还认为，反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过程性“回顾”和“回溯”，而是实践者对自己行为、决策和信念赖以成立的依据的追究。舍恩的“反思性实践者”概念，促进了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关于“教学反思”问题的深入探究，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反思性教学”的提出。反思性思维是教学反思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教师作为反思性实践者，他的反思可能是从教学实践开始的，但真正意义上的反思性实践者不会将反思局限在课堂上和教学工作中，他的反思必将会超越教学、教育的范围，拓展到他的整个生活世界和全部生命过程，包括他自己的情感、思想、行动和人格。
在舍恩之后又有许多学者提出更具综合性的教学反思模式。特别是伯明翰(birmingham，c.)综合各学者的各种见解，并以“实践智慧”整合教学反思的模式。他认为：“以前关于反思的认识，考虑了反思在道德方面的意义和推理，却没有认识到，反思在本质上就是具有道德价值的。”伯明翰还认为，“实践智慧”是一种整全的善，不仅贯穿于其他一切美德之中，而且为这些美德所必备。因此，伯明翰主张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整合各种关于反思的见解，以之为整全的教学反思模式。从教师专业工作的基本性质来看，教师恰恰应该是以教学实践问题的解决为已任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者。他们的工作的这种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学会与问题情境对话，善于梳理自己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累积起来的“临床性”经验，善于将这些经验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改造，进而形成或改造自己的思想框架。因此教师反思能力的发展与提高应该被认视为是教师专业成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教学反思有助于唤醒教师的主体意识。教学反思是指教师将自己的教学活动和课堂情境作为认知的对象，对教学行为和教学过程进行批判地、有意识地分析与再认知的过程。通过反思促使教师不断更新教学观念，改善教学行为，提升教学水平；通过反思使教师形成自己对教学现象、教学问题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性见解；通过反思使感性的经验不断地处于被审视、被修正、被否定等思维加工中，从而使教师在教学实践活动中获得理性的力量，并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和思维品质；通过反思使教师在复杂的教育情境中，评价自己行为的后果，形成工作的主动性、能动性和自觉性。而教师的主动性、能动性和自觉性又保证了教师反思的深度及反思的效果。教师的这种自觉的反思行为，是教师不断成长获取实践智慧的重要来源。
3.实践活动
实践是以某种善为目的的。但人的活动的目的不是自然实现的，而是借助于实践智慧来实现的。实践智慧通过推理或者考虑来确定实践的目的，并把实践主体自身的事务与实践目的、实践对象联系起来，根据实践条件选择适合于主体实现目的的途径和行动的方式。因而实践智慧既把人与自然区分开，使人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类的存在，又把个人与群体区分开，使人意识到个体的存在,还把个体的灵与肉分开，使人意识到自身是有意志的存在。总之，实践智慧证明了人的整个活动是合乎理性的活动，所以，尽管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有欲求的生命存在物。
同样，在实践活动中，不仅欲求需要实践智慧，而且实践智慧也需要欲求，没有欲求，实践智慧就没有目的和指向，也就没有进行实践的动力。可见，实践智慧与实践活动本身是相互关联的。
20世纪，著名思想家奥尔特加指出：大学需要与科学长期、永久的接触，否则就会萎缩退化；而且需要与公共生活、历史事实以及整个现实环境保持接触。大学必须对其所处的整个现实环境开放，必须投身于真实的生活，必须整个地融入外部环境。这说明大学不仅需要科研还需要扩大社会接触，才能保持持久的生命力。
教师作为实践的导师，只有参与社会实践，提升对其相关领域的社会实践经验，才能在教学过程中，运用自己的实践智慧把学科知识转化为教育知识，将本专业领域的知识要点结合社会实践以若干简单易懂的形式表达，使学生能够接受。
三、社会实践的特征
1.道德性
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带有一定的动机的，而动机则是由需要决定的。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进行实践活动，最终都是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为目的的，人们决不会为了求真而求真(认识规律不是目的)，求真的目的在于求善，善和实践是内在统一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唯有实现才能称之为实践，他说：“不完成目的的活动就不是实践，而实践是包括了完成目的在内的活动。”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总是与人类的善这一目的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如果对于各种不同形式的活动都有某种为自身而期求的最终目的，而其他的只是想指向这种最终目的，那么这最终目的显然就是善自身和最高的善。”
人的感情纷繁复杂，这里强调的是善，是爱，是博大的胸怀，也就是人对自然界的感激之情，亦即人类抱着何种目的，并以何种方式引起自然界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必须符合两种尺度，即“人自身的尺度”和“对象的尺度”，“人自身的尺度”既是人的利益的尺度，也是爱的尺度。“对象的尺度”即对象的内在规律性。“人自身的尺度”和“对象的尺度”在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上可以发生重叠，即人对规律性的尊重，对外部对象的尊重，既满足了人的利益和需要，又符合外部世界的发展逻辑，从而实现“共同体”（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的美与和谐。实践智慧是一种关于人类践行的知识，并以在具体事物中的践行作为自身的目的，它不是通过单纯学习和传授而获得的，经验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并要求我们身体力行地去实现人类最大的善。所以，一个具有德性的人，是不会知善行恶的，因为他始终都能坚持内在于实践的善。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实践所追求的善，所追求的道德是整体的、融贯的、内在的、自足的。只有具有这种道德的教师，才称得上是智慧的或德性的教师。
2.情境性
“情境”是指一个人在进行某种活动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人们社会行为产生的具体条件。情境性是指角色所面临的多重环境和多种问题情境。实践不是独立于学习的，而意义也不是与实践和情境脉络相分离的，意义正是在实践和情境脉络中加以协商的。“社会实践”既是“社会的”，又是“实践的”。所谓“实践的”，表明其所隐含的对善的追求，对道德的追求；所谓“社会的”，要求的是与构成社会的人、物、时、空密切相关的。就像无法预知道德践行的情境一样，我们无法确定在未来的社会情境中将会有怎样的境况，因而也就难以对这种境况中的行为或事件予以准确的认定，并先行制定合理而有效的应对策略。因此，教师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能停留在从实践中获得感性认识，还要运用系统的理论知识，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通过对具体的实践情境和现实事件的关注和反思，将感性的、表面化的经验提升，使其内化为教师的实践能力、实践智慧。
教师不是置身社会情境之外的，他不仅是社会情境的参与者，也是社会情境的调控者。这双重身份决定了他必须在社会情境之中去解决其中所蕴含的实践问题。实践中的智慧是对教师实践的超越，也是对教学理论的超越，它渗透在教学理论的具体应用之中，将理性原则的普遍性与实践感觉的特殊性有机结合在一个既定的教学情境中，使教学理论得以情境化和具体化。实践智慧作为教师对教学整体的直觉认识，是内隐的，对教学过程而言，实践智慧表现为对知识传授的超越。拥有实践智慧的教师在教学中不是用书本上的知识去教育学生，而是用自己对人生的体验、对世事的洞见以及饱满的激情、活跃的灵魂去影响学生。正如美国学者维拉(villar，l .m. )所说：“教学不是一系列技术的、固定的、设计好的活动，而是一门技艺的过程。
而且，它是一种直觉的、创造性的、即兴的活动，是一种需要批判性思维的道德事业，这项事业旨在以特定的语境为依托，建构良好教学实践的理论。”
3.实践智慧的源泉
实践智慧不同于纯粹科学，是因为它研讨的对象不是不可改变的东西，而是可改变的并且是我们能做到的东西，因而它无需严格的科学推理程序和严密的证明形式；对于它来说更重要的乃是关于具体的特殊事物的知识以及经验，只有通晓特殊事物并具有丰富经验的人才能具有实践智慧；与单纯追求真理的纯粹科学不同，实践智慧所关心的是在人的具体生活中去追求对于人类整个生活有益的最大的善，必须在具体的实际情况中去探索和摸索，因此实践智慧不光是一门只求知识的学问，还有它的目的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去实现最大的善。实践智慧所关注的是具体的实践活动，由于实践的具体性，它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因素的“聚集”，实践智慧就体现为审慎而妥善地驾驭和协调这些相互矛盾因素的能力。有一定的实践积累，才能拥有实践智慧，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并不是青年人一般可学习的，青年人可以通晓几何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并在这方面卓有成就，但他们却不能达到实践智慧，“其原因在于，这种实践智慧不仅涉及普遍的事物，而且也涉及特殊的事物，人要熟悉特殊事物必须通过经验，而青年人所缺乏的正是经验，因为取得经验则需较长时间”。
4.以理论为依据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对实践起着指导作用。只读理论书籍不参加社会实践是不可能完全懂得理论深刻内涵的。只有既读书又参加社会实践，才能真正懂得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实质。教学理论的价值在于为教师提供关于教学实践的各种知识，帮助教师理解和把握教学实践中的规律，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从而为更有效地进行教学实践活动奠定思想基础；而实践智慧的价值就在于其自身，因为实践智慧的践行就意味着教学实践活动的有效展开。
理论虽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却能为处理问题提供某种可能性，因此对实践问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教学理论同样如此，它构成了实践智慧的基础，是形成实践智慧必要但不充分条件。说“不充分”是由于教学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教学过程的变动不居，而新问题和新情况的不断涌现使得严格遵从教学理论的理性原则变得不可能，因此教学必须结合自己长期以来的工作经验和社会实践随时调整教学行为，以期做到“随机应变”、“急中生智”。换言之，实践智慧是对教学理论的超越，它渗透在教学理论的具体应用之中，将理性原则的普遍性与经验感觉的特殊性有机结合在一个既定的教学情境中，使教学理论得以情境化和具体化。
四、加强社会实践，提高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的实践智慧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规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传播者，要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高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做教书育人的表率，做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并且还明确要求“所有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都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增强社会责任感，成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邓小平同志指出，“一所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于教师”，“要提高教师的水平，包括政治思想水平、业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作风等”。
教育实践活动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教育首先通过培养社会实践所需要的人来成就、丰富自己与社会发展的联系，其次通过培养具有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的人来推动社会发展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使教育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了独特的意义。教师，是进行课堂教学实践的“总设计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的能否达到不仅仅在于教师对知识的传播，更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政治敏锐度和觉悟。青年大学生有一定程度的可塑性，教师的一言一行对他们有相当的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理想信念、理论功底、学识水平、人格魅力、表达能力、教学方法、授课艺术、爱生情感，这些都会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高校思政课教师对教材、教学内容理解和把握的到位程度决定担当思政课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教学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而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师缺的就是社会实践，尤其是那种和自己教学科研对口的主动性社会实践，比如有些教师对“保障农民工权益”感兴趣，可以和当地工会组织取得联系做其兼职工作人员，然后，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一系列的社会调查活动。实践出真知，社会实践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也是知与行的结合过程。因此，我们认为，社会实践是高校思政课教师提高自身素质的有效形式。只有深入社会、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并充分合理地运用实践智慧要素———深思熟虑、机敏、顿悟等，善于体会、观察、总结实践的全过程，使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力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其次，要强化实践教学，加大社会实践力度。教师的社会实践经验是强化实践教学、加大社会实践力度的先导。有了教师的社会实践经验，才能充分利用大学生实习实训时间和寒暑假期间，有效地组织、引导大学生深入企业、农村、社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通过开展教学实践、专业实习、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社会活动，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也才能强化课堂教学所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提高自己的实践智慧。因为对于实践智慧来说更重要的是关于具体的特殊事物的知识以及经验，只有通晓特殊事物并具有丰富经验的人才能具有实践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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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政治；民主；信息技术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3－0005－06
一
真正的哲学是智慧之学——使人智慧的学问，但并不是“给”人以智慧的学问。如果某种哲学自以为可以“给”人以智慧，这种哲学也就还不是真正的智慧之学，传授这种哲学的哲学教育也不会使受教育者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智慧。
智慧是人的最重要的能力——“人的最高思维能力”[1](p.70)、“人的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2](p.1624)，与人同在，不能离开人而独立存在。人的智慧是人类文明的永不枯竭的动力与源泉，蕴涵无限的创造力。一切文明创造——畜牧、耕种、建筑、文字、宗教、哲学、教育、艺术、医学、城市、法律、国家、科学、工业等——都凝聚着人的智慧。然而智慧一旦离开了人，客观化在人的创造物中，也就失去创造性，不会再产生出新的发明创造，不能再让人们正确辨析判断那些以往没有但在文明发展中却必然不断涌现出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文明的存在、延续，人的智慧需要不断客观化为人的文明创造，凝聚于科学、技术、艺术、制度等人的创造物之中。文明的发展、进步，则要求每一代人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智慧，创造性地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仅依赖于前人的智慧。任何历史上已有的发明创造、思想理论，即便凝聚最伟大的哲人智慧，也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文明发展却潜存无穷未知因素。如果人们自己缺乏智慧，不能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正确辨析判断自己的生存境遇，正确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只是一味照搬凝聚前人智慧的思想理论，就必然为文明发展进程所淘汰，正如伟大政治家邓小平指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3](p.143)
智慧是人的最高思维能力，孕育于人的头脑，产生于人的意识。每个人都可以是智慧的，但人们又不会自动成长为智慧的人。真正的哲学是使人智慧的学问，所有人都应当学习，并非只有专业学者才会感兴趣。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深入人心，通俗易懂，人人都可以从中得到教益，并不是少数专家学者才能够理解的高深学问。真正的哲学可以使人智慧，却不能直接“给”人以智慧。智慧是人的最高思维能力，并非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因此也不能像传授知识或买卖商品那样，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智慧孕育于人的头脑，并不存在于哲学的教材、专著里。哲学可以“给”人以哲学知识，但传授哲学知识并不是“给”人以智慧。
有学者指出：“整个当代中国哲学教学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把哲学教育视同知识教育、知识传授的问题。”[4]追溯根源，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代中国哲学误以为自己就是“给”人以智慧的学问——“哲学是给人以‘大智慧’、‘大聪明’的学问。它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以特有的方式帮助人们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集中体现了人类的智慧”[5]；“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它是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理论，它为人们提供理解和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相互关系’的‘大智慧’和‘大聪明’”[6]。其实，即便帮助人们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的世界观理论，也同任何科学理论、哲学理论一样，只是凝聚了前人的智慧，并非智慧本身。传授这种世界观理论的哲学教育只是向受教育者传授了有关这种世界观理论的哲学知识，并没有直接传授给人们以现成的智慧。自以为“给”人以大智慧的哲学教育，其实只是传授哲学知识的知识教育。因此可以说，不根本改变这种主导中国哲学教育的哲学观念，中国的哲学教育就永远只是知识教育，永远也不会成为使人智慧的哲学教育。事实上，有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的哲学知识，来自不同文明、不同时代的不同哲学流派，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存在着争议与矛盾。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如果想要依据这些哲学知识来理解和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首先就要对相互矛盾的哲学知识做出自己的正确判断，就是说，人们要有足够的智慧，但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无须再学习这种声称可以“给”他们以大智慧的哲学。
哲学如何成为真正的智慧之学？是当代哲学需要探讨、解决的首要问题。智慧不仅是人的最高思维能力，也是文明发展、进步的动力与源泉。人类缺乏智慧，意味着文明陷入困境，面临危机。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科学越来越发达，知识扩展速度近于“爆炸”，但科学与知识都解决不了那些危及当前人类生存的严峻问题：生态危机、恐怖主义、宗教冲突、南北分化、核战争威胁等。人们曾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的所有问题，现在却发现科学并不万能，而且科学发展还会给人带来新的问题。人们重新寄希望于哲学的智慧。俄罗斯哲学家柳巴娃·莫列瓦说：“在千年之交，人类一直在重新发现某些古老的真理，并且在信息激流的重负下再次看到全知并不必然带来智慧。已知领域以近乎数学的精确性扩展着未知视域，这使今日的知识分子几乎做出这个熟悉的坦白:‘我知道我一无所知’。”[7]掌握全部哲学知识的当代哲学却没有人们期待的智慧，反而同样也缺乏智慧，在期盼真正哲学的归来[8]。哲学远离生活，远离民众，在社会生活中日益边缘化。德国哲学家托琵西发现：“目前哲学的基本任务是与哲学是否多余这样一种观念进行斗争。”[9]有学者说：“哲学的危机在于哲学常常在做非哲学的事情。”[10]（p.3）如果哲学总以为传授哲学知识就是“给”人以智慧，以为哲学的社会功能就是生产那些既无实际用处又让人望而生畏的哲学知识，迟早要为历史所淘汰。
二
智慧孕育于意识，意识却不必然产生出智慧。真正的哲学是智慧之学，探讨智慧孕育于怎样的意识，能够产生出智慧的意识又何以使智慧无形湮灭，意识如何才能最终产生出智慧。
智慧孕育于“纯粹的意识”，即摆脱本能束缚的思考、想象。意识是高度发达的物质即大脑的特殊机能和属性。猩猩、猿等动物的大脑虽然没有人类大脑发达，但有关研究仍可观察到其具有意识现象。不过，“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11](p.81)。纯粹的，就是不搀杂丝毫杂质的、真正的……。“纯粹的意识”就是真正的意识。动物有意识，但动物意识还不是“纯粹的意识”，因为动物意识还为本能所束缚，只能意识到本能，只能能动地反映本能，不能摆脱本能束缚而去思考、想象。所以动物没有思想也不能思想。所以动物仍是物，不过会动而已。所以“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11](p.82)。存在决定意识。“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1](p.77)。生产是人驾御、控制自然运动以实现自己目的的自觉活动。人从事生产，因此也就成为“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11](p.81)，人的意识因此能够摆脱本能的束缚，达到纯粹的境界。“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1](p.82)。就是说，这时候起意识才能够去创造、发明，产生出智慧。
智慧是人的最高思维能力，只属于纯粹的人、真正的人，并非人类大脑这种高度发达的物质的属性或机能。人的意识可以达到纯粹的境界，却并不会随生命成长而自动达到纯粹的境界。人类起源于生物进化，“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12](p.442)。人人都可以是智慧的，但任何人也都不会随生命的自然成长而自动成长为智慧的人。人唯有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才能摆脱本能束缚，成为纯粹的人、真正的人、有智慧的人。正如当代人类学家格尔兹所指出：“人，这种会制造工具、会笑或会撒谎的动物，也是不完善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自我完善的——动物。”[13](p.260)这也就需要人的意识升华至超越本能束缚的精神境界，就是说，需要人的意识超越理性而升华出信仰。
人是“理性的动物”[14]（p.32），既是说，人有理性，也是说，有理性的人仍未彻底超出动物的范畴，还不是纯粹的人。理性是人认识并自觉遵循世界必然法则的意识能力。动物意识束缚于本能，动物行为亦决定于本能。本能使动物不自觉地遵循着世界必然法则。人有理性，能够依据对于必然法则的认识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所以，“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5]（p.1）。人类天性好奇，渴望了解宇宙万物的奥秘。“知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成果”[1](p.44)，也是人类理性选择的可靠依据。人类变革世界的实践活动需要无穷无尽的知识。人面对物质世界，知识就意味着力量。希腊哲学家最初以为：智慧来自知识，愚昧无能源于无知。“一个有智慧的人要尽可能地通晓一切”[16](pp.489490)。“爱智慧”就是无止境地追求知识，将世界万物都纳入知识的体系。不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界限，知识也不例外。知识的界限就是人自己。知识所以能够成为人类理性选择的可靠根据，既在于知识正确反映了世界万物的本质与规律，也在于物质运动决定于必然，万物都没有自己决定自己未来的自由。人却不是物。人有自由。人的自由是必然与自由的辨证统一，既包括自主决定按照必然法则行事，也包括“人的活动或在作出决定时不为命运、必然性或环境所控制”[1](p.40)，自主决定无视甚至蔑视必然法则的客观力量，知其不可而为之。因此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知识的力量却在于必然法则的必然实现。在知识的领域里，人是没有自由的物，世界的未来也不会因人的选择而有所改变。人一旦进入知识的体系，知识也就成为了人永远无法逃避的宿命——医学知识揭示了自然生命的必然法则，人也就只能面对生老病死的无情现实。知识的界限亦是理性的界限。理性是人类认识并自觉遵循世界必然法则的意识能力，能够获得知识，但遇到问题也只能求助知识。人是理性的，人必须知道“人”是什么，否则理性选择就没有意义，理性却难以获得能够正确回答“人是什么”的知识。囿于理性，人越是不知道“人是什么”，就越要追求一种确切无疑的人的知识。人对知识的界限的无知因此也就成为人对自己的无知。人因此成为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怪物，终日苦恼于如何给自己戴上自己为自己定制的紧箍咒。雅斯贝尔斯说：“在思维之中我们人类获得了我们最高的可能性，同样通过思维我们也可能陷入毁灭的境地。”[17](p.80)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一味追求知识，犹如堕入吞噬一切的“黑洞”，智慧早已无影无踪。苏格拉底最先意识到知识的界限与一味追求知识的哲学的局限。“苏格拉底是以承认无知之知为基础，继而登上他思想旅程的。苏格拉底清楚地知道，在用实证的方法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正是它的界限”[17](p.67)。苏格拉底“从不探讨其他人热衷于谈论的万物本性的问题；从不思考决定天体现象的规律。相反，他总是极力证明用这些问题烦扰心灵的人是愚蠢的”[16](p.198)。因此雅斯贝尔斯说：“苏格拉底以前的思想是天真的。”[17](p.86)
人的意识惟有超越理性，升华出信仰——对于人的真理的“超越眼前证据的信任态度”[1](p.53)，智慧才能从潜存于意识中的可能转化为文明中的现实。人的真理不同于物的真理，它只是人的真理，只为人拥有，只对人成立，其客观真理性也只显现于人的生命。人作为人而成为人，就在于人的生命不为本能所主宰而以人的真理为准绳。假如宇宙间还存在其他追求真理的智慧生物，一定强调人的真理并非宇宙的普适真理，同时也一定以自己的真理为自己生命的准绳。就是说，人的真理惟有显现于人的生命，才能被证明为真理；人惟有以生命践行自己确信的真理，人的真理才能显现于人的生命。生命短暂。如果人的意识始终囿于理性，永远像追求物的真理那样追求人的真理，在没有确证其客观真理性前就不承认其为真理，人的真理就永远无法被确证为真理，人的意识就永远无法正确领悟人的真理，人就永远无法找到生命的意义。对于人的真理的无止境地追问，并非热爱真理，只是虚度人生。面对人的真理，人只有以自己生命为代价，义无反顾地以生命践行自己确信的真理，人的真理才能被证明为真理，人才能领悟生命的意义。人所以需要信仰，所以需要拥有“超越眼前证据的信任态度”，就在于只有这样才能拥有人之为人的生命准绳，即西美尔所说：“我如果说，我信仰上帝，那么，这就意味着，这种信仰与我坚信存在着以太、月球能够住人、人的本质永远不变等完全是两回事。这不仅是说，上帝的此在虽然不可确证，但我依然深信不疑；同时，也意味着……我把上帝当做生活的准绳”[18](p.10)。拥有信仰，人的生命就拥有了超越本能束缚的精神准绳，人就能够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而成为纯粹的人、真正的人，从屈从于物质世界必然法则的动物性存在而升华为以世界为对象的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世界是不完善的，人的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使世界更完善。人因此肩负永远的使命，生命因此拥有永恒的意义，意志因此可以蔑视一切物质力量，意识因此激发出最高能力。拥有信仰，人就能最大限度地超越个人名利得失的理性计较，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科学研究、艺术创作、社会治理等，智慧也就从意识中潜存的可能转化为文明中的现实。农民有农民的智慧，工人有工人的智慧，科学家有科学家的智慧……“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文明丰富多彩，拥有无限生机与活力。
三
“知人则哲”（《尚书·皋陶谟》）。真正哲学的智慧是让人人拥有智慧的智慧，并非借助创造、发明显示自己有智慧的智慧。真正的哲学是思想的学校，人人都应学习，并非专家的事情。思想健康成长，人人都可以是智慧的。
意识挣脱物质的束缚，升华为拥有无限创造力的精神力量，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既是可能的，却也极为艰难。理性标志着意识的正常状态和人的正常状态——人若失去了理性，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正常意识的能力和正常活动的能力。在人类语言中，“盲”不仅指眼睛看不见东西，也指丧失理性意识能力，“比喻对某种事物不能辨别或分辨不清”[2](p.853)。然而理性却同信仰处处相对：理性只尊重客观证据，信仰仅基于主观确信；对于理性，任何未经经验验证的观念都只是假设，不具有客观真理性，不能成为人的行为选择的可靠根据；信仰之所以为信仰，就在于人仅以自己确信的真理为生命准绳，无视客观证据。而且，文明越是发展，人类所掌握的知识越是丰富，人们也就越是相信、依赖于理性——“据说德谟克里特曾经自己弄瞎他的眼睛，以使感性的目光不致蒙蔽他理智的敏锐”[19](p.10)。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人，如果没有有效的意识引导，超越理性而确信一种无法确证的真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于最先形成信仰的少数人，引导其他人的意识超越理性而皈依信仰的过程，也必然贯穿着信仰与理性的激烈斗争，必然面对人们的种种理性追问：这种不能被确证的观念何以是人的真理？我为什么要确信这种无法确证的观念并以为自己的生命准绳？……这些追问合情合理，却难以依据人们熟悉的理性思维逻辑予以明确解答。在这里，知识已经无能为力。然而信仰超越理性，也就能升华出超越知识的智慧。
面对人们的理性追问，宗教的智慧是“不讲道理”：并不直接回答人们的理性追问，而是示之以信仰，表述人的真理却不做任何解释，笃行主观确信而至死不疑，以者的生命彰显不可确证的人的真理，以直观的生命力量回答人们的理性质疑，使理性自觉自己的有限而信服地皈依信仰。耶稣说：“你们当信我”，“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经·约翰福音》），“不信的必被定罪”（《圣经·马可福音》）；“那对我不疑惑的人多么有福啊”（《圣经·路加福音》）。宗教渊源于远古文明，同时离不开宗教先贤对人生苦难的深刻理解与普渡众生的博大心胸：人在文明中成长成人，已经是人，却为本能欲望所困，不能成为真正的人。宗教现象学认为，“对宗教的任何学术研究都应该探讨拯救问题，……因为它定义了宗教自身的目的”[20](pp.314317)。按基督教的理解，宗教起源于上帝，目的是拯救——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从没有意义和永无终结的欲望操纵中解脱出来。德国学者卢克曼说：“宗教植根于一个基本的人类学事实：人类有机体对生物本能的超越”[21](p.61)。宗教的力量显现于者对于信仰的终生不悔的生命践行。宗教社会学以为：“宗教可以定义为一种信仰和实践的体系。”[22](p.23)英文中“Religion”（宗教）一词的拉丁词根有“联系在一起”（religare）和“演习，痛苦地执行”（relegrre）的意思，隐约再现了人们在意识挣脱本能束缚进程中的执著、团结与艰难。毋庸讳言，目前仍是人类信仰的主要形式。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全球人口约62亿，其中人数约为48亿，占总人数的78.52%。“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23](p.32)，绝非偶然。
“知人则哲”。哲学表述于哲学知识的体系，哲学如果“不讲道理”就不是哲学了。然而哲学要通过“讲道理”完成宗教“不讲道理”所完成的事情——引导人们超越理性而以无法确证的人的真理为生命准绳，哲学就需要超越知识从而也超越一味追问宇宙万物之究竟的自己，拥有知人的智慧。当代人类学发现：“成为人类就是成为个人，我们在文化模式的指导下成为个人”[24](p.60)。人不是物，因为人成长成人于文明，已经是承载文化的存在。所以人有良知，有超越本能的情感——恻隐、羞耻，“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25]，所以人的眼睛才蕴涵种种超越本能的神情——淳朴、善良、谦和……。就是说，人的真理就在人的生命之中，人虽然困惑于“人是什么”，人的真理在人的意识中却并非毫无印记，人并非对于人的真理毫无知觉。一味追问宇宙万物之究竟，以为这样才能最终发现人的真理，其实却南辕北辙，离真理越来越远。苏格拉底是最先试图揭示超越知识的真理的西方哲学家。“他认为……他的使命是在人群之中探寻真理。他自己也是一个人。……认识必须由每个人在自己内心之中去发现，它不像一件商品一样可以传递给其他人，而只能在内心深处予以唤醒”[17](pp.6769)。中国哲学是真正的知人之学。孔子洞悉人的精神世界：人在文明中成长成人，人的真理就在人内心之中，无须解释，无须论证，人亦不会质疑；但人要成为真正的人，又需明确、巩固、强化内心已有的理念，使人的真理成为时刻审视自己思想言行的生命准绳。《论语》只讨论何谓君子，何谓小人，如何成为君子，并不探讨人何以一定要成为君子，并不论证人何以不能做小人。孟子将孔子思想凝练表述为人性本善，教化成人的哲学理念：“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四端扩充”，“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尽心下》）。中国先哲的思想同唯物史观并不矛盾。马克思恩格斯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11](p.72)。聆听先哲教诲的人们，无论学生还是民众，头脑都已不是一张一无所有的白纸。在他们或长或短的人生中，人的真理早已通过长辈教诲、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等，悄然潜入他们的头脑，终生难以磨灭，只需要巩固、强化，正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三字经》）。当然，人不是机器。在人的精神世界里，逻辑的力量毕竟有限。人讲道理，人的意识却只归宿于信仰。一种哲学理论无论多么严谨、完备，如果“讲道理”的哲学家并不身体力行自己所讲的“道理”，这种哲学也不具备引导意识超越理性而确立信念的精神力量。面对头头是道却只停留在口头上的哲学道理，人们无力反驳，却口服心不服。因此，真正哲学的“道理”必然同时也是哲人身体力行的生活信念。雅斯贝尔斯说：“原本的哲学思想是不可以与对它进行思考的人相分离的。相分离后依然作为客观陈述的哲学不再具备相同本真的意义了”[17](p.34)。中国哲学拥有知人的智慧，明确论述了人们生命中的真理；中国哲人亦以自己论述的真理为生命准绳，终生谨言慎行。金岳霖先生强调：在中国，“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对于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26]。所以辜鸿铭说：“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27](p.41)。冯友兰先生说：“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习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而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28](pp.316)。两千多年来，中国哲学始终承担着引导中国人意识超越理性而升华信念的文明使命。中国文明是世界诸文明中唯一的非宗教性文明，当代美国学者艾森斯塔特称其为“专注于现世的文明”[29]（p.309）。
当代哲学既得益于科学，拥有苏格拉底与中国先哲所无法想象的大量知识，却也为知识的魅力所惑，像苏格拉底以前的思想一样天真，以为“爱智慧”就是没有止境地追求知识，追问宇宙万物之究竟，因此拥有全部哲学知识却反而缺乏智慧。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传统的今天的存在论的根本缺陷是双重的：1从一开始，它的主题就是对象的存在：即，一定对象的对象性和无差别的理论意义的对象，或与确定的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相关的物质对象，而且通过这些对象领域涵盖世界。……2由此而导致的后果是：在哲学问题中，它阻断了走向这样一个决定性的在者，即此在的通道，而哲学就‘是’来自于此在和为了此在的”[14]（p.3）。意思是，传统的今天的存在论自以为第一哲学，将人与物都归结于统一的存在，永无止境地追问存在的本体、本原，以为发现存在的秘密也就揭开了宇宙万物之谜，因此也阻断了知人的通道，然而哲学却是既产生于人也为了人而存在的。当然，在西方国家的学科制度中，哲学只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难以承载信仰，因此海德格尔晚年对哲学深感失望而寄希望于宗教：“哲学到此结束”，“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30]（pp.13061307）。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念和实践的思想体系，并不仅仅是帮助人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的世界观理论。应当在真正哲学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名言：“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1](p.55)就是说，人的思维能否发现人的真理，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人应当以自己的生命践行来证明自己发现的客观真理性。讨论离开生命践行的思维能否发现人的真理，不过是没有意义的烦琐论证。
哲学发展中产生了语言哲学、政治哲学等多种哲学，但真正的哲学永远是智慧之学，属于那些本身就是强大精神力量，能够引导意识达到拥有无限创造性的精神境界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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