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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与课程建设情况
金融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随后理论界开始不断地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金融学中的均衡与套利、单期风险配置以及跨期风险配置、最优投资组合、最优消费与投资、证券估值与定价等,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门崭新的经济学与金融学交叉性的学科。在20世纪50年代前,金融学作为经济学二级学科,其学科体系层次是单薄的,其内容主要是货币银行与经济的关系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宏观金融学,其研究方法论与当时研究实质经济的方法论相同,以定性的思维推理和描述分析为主,数理与计量分析均以实质产品为研究对象,还未涉及到金融服务与产品,这与当时的经济和金融实践是相符的。以哈里马柯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为标志,现代金融研究在内容上从宏观进入到微观,金融产品本身成为研究对象,方法也上引进了数理分析工具,此后金融学科层次内容和分析方法渐渐丰富发展起来,到20世纪90年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金融经济学家,这表明金融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重要的地位。
金融经济学是现代金融的理论核心,主要研究微观经济主体(个人与公司)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金融决策行为及其结果,是一门分析金融市场均衡机制的具有较强理论性的金融学专业基础课。金融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是无套利假设和一般经济均衡框架,所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在不确定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对金融资产定价,其核心理论包括资产定价基本定理,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市场有效性理论、利率期限结构等都是这一框架中的组成部分。根据金融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其研究的核心内容是金融市场的均衡机制,除了研究传统的一般经济均衡框架(竞争均衡机制)外, 金融经济学更注重研究无套利均衡机制,这是金融市场特有的均衡机制,因此《金融经济学》既包含一般均衡定价机制的内容,也包含金融市场的特殊均衡机制即无风险套利均衡机制的内容。由此,可以学习和研究金融市场资产定价的两种基本方法:均衡定价法和套利定价法。
金融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是微观金融的基础理论课,为其它相关课程提供分析方法、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是对学生有关微观金融运行逻辑和方法的培训。鉴于金融经济学所涉及内容在微观金融中对金融市场均衡及资产定价研究的方法论、逻辑思维和基本模型的重要性,在金融市场、证券投资和金融工程等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中,目前国内外大学均将《金融经济学》作为研究生的一门重要的主干课程进行设置,国外如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等非常重视此课程的教学。国内的一些重点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也在本科和研究生的培养中引进《金融经济学》课程。目前,现代金融理论与实践发展已形成两条主线,一是针对实质经济运行,主要研究金融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的宏观金融,另外就是针对虚拟经济以金融产品和金融投融资为研究对象的微观金融,这二者之间有很深的紧密关系,但二者的运行机制越来越呈现差异,因而研究的方法也越来越具有相对独立性。对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运行机制的研究,需要在理论上确立二者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并对其加以比较,以深刻了解和把握现代金融经济的实际运行。这种对现代金融经济运行分析方法和分析框架的培训和教育,完全应该也可以在本科教育中就开始进行。因此,经过几年的努力和精心准备, 《金融经济学》课程正式纳入北京林业大学金融学专业培养方案,作为金融本科学生的专业基础课。
2 金融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与教学质量分析
北京林业大学于2009年在金融学本科正式开设《金融经济学》课程,经过一年的教学实践,《金融经济学》课程内容引起同学们较大的关注和兴趣。在这一年的课程教学实践中有诸多体会与感受:第一,《金融经济学》课程涉及很多金融定量分析模型的教学内容,如金融资产定价和金融风险识别与计量等, 在教学方法上,除了课堂上的理论介绍外,在教学内容注重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证研究能力培养,这不仅是本课程应有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并且这样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传统金融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可以使定性的思维和定量的分析有机统一,同时也使得数理思维方法与经济学、金融学的教学和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系统地可操作性地解决金融问题。第二,本科生阶段《金融经济学》涉及大量的数理和计量金融,同学们接受能力欠佳,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此前缺少有关《金融经济学》基本方法和逻辑的训练和培养,在微观经济学中涉及的数学模型方面的知识较少,特别是部分文科学生数学基础较为薄弱,学习金融经济学时较为困难;第三,由于用很多时间讲授应在此前学习的内容,而占用了本科生本应该学习的更深入的金融经济学的内容;第四,现有课程体系中,微观金融方面仅开设了金融经济学和公司理财两门课程,金融工程、风险管理等微观课程尚未开设,金融经济学难以与其它微观课程形成良性互动,金融经济学作为基础课程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未能达到预期教学效果。
为全面分析教学中的问题,总结教学经验和评估教学效果,我们针对2007级金融专业70名本科生进行了教学情况问卷调查。通过问卷分析,我们了解这一课程对本科层次学生的教学信息包括学生的学习兴趣、对课程的接受能力、教师的教学水平等,以此评估整体的教学效果,具体情况如下:第一,学生普遍认为授课教师的学术水平与专业知识比较高,认为“较好”或“很好”的超过95%以上。第二,学生普遍认为教师授课方式较好。超过90%的学生认为教师在 “明确的教学目标,并能够根据教学目标安排和组织教学”方面“较好”或“很好”;92%的学生认为教师在“与学生进行交流”方面“较好”或“很好”;96%的学生认为教师在根据教学情况,主动有效地调节课堂节奏方面“较好”或“很好”;第三,学生普遍认为授课教师的授课水平较高。94%的学生认为“较好”或“很好”;第四,学生普遍认为教师的教学手段较好;第五,学生普遍认为教师上课表现很好。96%的学生认为教师“在上课过程中是否情绪饱满, 注意调动学生的情绪和情感”这方面“较好”或“很好”;98%的学生认为教师上课时的仪表和教学态度“较好”或“很好”;96%的学生认为教师在上课时" 声音洪亮、口齿清楚"方面“较好”或“很好”;第六,学生对授课内容的理解一般。约有45%的学生认为能够很好理解所学内容,33%的学生认为能够较好理解,17%的学生认为只能一般理解,还有5%的学生认为理解不了;第七,学生肯定教师在课前准备和授课内容安排上所作的努力。96%的学生认为教师备课情况“较好”或“很好”;93%的学生认为在授课内容充实方面为“较好”或“很好”。
除了上述几方面以外,学生认为该课程知识量和信息量较多,希望能结合一定的实例进行深入讲解,对于涉及到数学模型的内容,希望能够有机房提供在电脑上模拟的机会,建议在大二下学期开设此课程,并希望能够加强微观经济学教学深度,尤其是在数学模型和理论框架方面,以此为金融经济学的学习奠定基础。同时同学们也充分肯定了该课程开设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认为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微观金融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方法。
3 金融经济学课程的建设目标及主要任务
金融经济学本科课程的开设为研究生阶段金融学经济课程开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开展此课程建设和研究,特别是在这一年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在教学上力求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形成一套既规范合理又具有创新精神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在今后的几年中,《金融经济学》课程建设的主要目标和后续任务是:
第一,明确课程性质和定位,界定课程教学主要内容。如何更好地开设本科生的《金融经济学》,明确本科生《金融经济学》课程性质和定位。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进行专门研究,以此确定本科生《金融经济学》的教学目的和指导思想,界定《金融经济学》的教学内容。鉴于本科阶段《金融经济学》教学的基础性,现阶段可以将本科课程内容定位于金融经济学基础理论介绍分析,重点突出本课程教学的目的性,增强学生学习的趣味性、操作性和感性认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性,拓展学习的深度与广度。
第二,做好教学自评和考核工作,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每学期对课程进行自评,以便对教学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分析,查找教学过程中的难点问题,对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做出总结分析并不断改进,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来增加课堂教学信息量,使教学内容生动、形象,以提高教学效果。一是加大案例课程的比例,通过对各类典型案例的分析与讲解,可以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专业理论的理解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切身体会,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应对、解决各种错综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任课教师提高参与业务实践的自觉性;二是增加专项问题研讨,在教学过程中增加学生的参与度,强化学生学习的自主性。课堂上可以采取教师引导与师生讨论、学生自问自答相结合的方式,课堂下教师以引出问题、提示思路、激发兴趣、指导查阅参考书目等为主要手段,强化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思辨性,增强教学的广度和深度。
第三,编写金融经济学课程教材,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选择和使用高质量的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实现培育目标的重要步骤,目前还没有适合本科层次使用的《金融经济学》教材。我们按照选用教材、自编讲义、编写教材的步骤完成该课程的教材建设。随着高校对微观金融教学的重视,《金融经济学》的国内版教材和引进教材很多,一些投资学和金融工程教材也有大量的内容与金融经济学相关,这些教材或多或少有些作为本科生教材不适合的地方,如编排体例没有照顾本科生教学的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和基本逻辑的分明和突出,对金融经济学的整体框架和分析方法的介绍不够等。因此,在未来教学过程中,需要对教材使用和课件教案使用情况做出分析,将有益的心得、经验和学生所提有价值的建议在编写教材中体现出来。总之,在选择和使用教材上我们应坚持教材编写内容与金融实践的变革同步,并具有超前性,注意不断更新,以保持教材的先进性。
第四,加强课程资源库建设力度,增加学习的广度和深度。由于金融经济学课程的理论性与复杂性,需要建立丰富的资源库供学生学习参考,比如讲义、课件PPT、案例库、习题库、论文素材库、名师讲解视频库等。通过对案例汇编成集,一方面可供教室上课讲解之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于课堂讨论和学生自学,扩大知识面与实践能力;习题库里的习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难度适中,可以作为教师检验教学成果、学生复习备考之用;论文素材库中的资料作为学生写论文和研究报告的参考,有助于增强学生的理论素养及写作能力。总之,课程资源库的建设,不但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与学习积极性,同时也提高了学习的效率,扩大了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也为学生课外自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金融危机 新凯恩斯主义 政府干预危机原因
中图分类号：F65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9)07-016-05
一、父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将经济学一分为二，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经济学的教学也划分为微观课程和宏观课程。学生首先学习亚当·斯密(Adam Smith)“看不见的手”和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而在接下来的宏观课程中，他们则被告知各种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在纠正这些失灵中所扮演的角色。微观经济学家批评宏观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缺乏严格的理论基础；而宏观经济学家则谴责微观经济学家沉迷于不现实和不适应的理论之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所以不完全令人满意，也正是因为人们希望对该理论某些核心假设做进一步解释，尤其是价格和工资的黏性。通过两种方法可以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重新连接起来。宏观经济学可以引入微观经济学，反之亦然。新古典经济学选择了第种。这种方法的支持者试图从理性、企业和消费者的最大化行为等基本原则出发，来推导经济加总的动态行为。这个学派意识到了经济动态在理解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预期在形成经济动态中的核心地位。另一种方法则尝试将微观经济理论引入宏观经济理论。为表述方便，学术界将其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出现主要是应对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面临的理论危机。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曼昆和罗默参考某一特定理论对下面一组问题的回答来判别其是否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问题1，此理论违反了古典二分法吗?即货币是非中性的吗?问题2，此理论是否认为经济中的实际市场不完全性是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在主流经济学派中，只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失业、信贷配给和商业周期等经济现象与标准微观理论的结论并不一致，新凯恩斯主义的目标就是发展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微观理论。如果考虑其最宽泛的内涵，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很多分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不完美信息和不完备市场的研究。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基于凯恩斯主义基本思想的，但新凯恩主义者意识到应该更为彻底地远离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并且应该对由信息成本所引起的资本市场的不完美性及其后果做更深入的研究。效率工资理论。资本市场的不完备，信贷配给以及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修正观点是新凯恩斯主义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效率工资模型
效率工资是指劳动生产率依赖于工资水平。效率工资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工人特征的相关信息不完美。工人的行为不能够被企业完全地观察到，因此，企业无法制订有效的合约来保证工人承担他们行为的后果。因此，劳动质量和生产效率(因而企业的利润)就有可能因为企业支付更多的工资而上升。同样，人员更替也会因为工资上升而减缓。正是因为意识到降低工资可能会降低生产效率，增加人员更替，从而减少利润，所以，企业面临大量失业时，并不一定降低工资。在这种理论中，市场上也有很多企业，企业之间是存在竞争的，但是至少在一定范围之内，企业是工资的制定者。如果瓦尔拉斯工资(出清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太低，那么，企业可以选择提高工资来增加利润。当然，效率工资，也就是最大化企业利润的工资，会因为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效率工资并不意味着工资水平一成不变，但却说明了工资水平为何不一定会降低到出清市场的水平。
效率工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工资不能出清劳动力市场。类似的模型也可以解释利率不能促使信贷的供给和需求相等的原因。更一般地，阿克洛夫和耶伦(985)指出，即使应该改变工资，企业也愿意支付额外的费用来保持工资不变。他们证明这种近似理性的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利润损失很小，但是，社会成本却可能非常高昂。事实上，如果企业是风险厌恶型的，并且改变工资的后果存在某种不确定性，保持工资不变是完全理性的。
(二)资本市场的不完备
资本市场不完备起源于信息不完美。在企业经理人和潜在的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这种不对称会导致所谓的“股权配给”(equity rationing)。股权配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意味着如果企业希望获得更多的资本用以投资或者增加生产，它们必须借入资金。即便它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它们也会面临不可忽略的风险，包括破产风险。要分析企业行为，就必须关注企业是否愿意承担这些风险。企业生产资本不可预期的改变(比如存货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对它们承担风险的意愿有显著的影响。
(三)信贷配给
尽管有时企业对潜在风险的考虑降低了企业愿意生产的数量，但是，在其他时候，企业获得资本会受到限制，市场上存在信贷配给。资本供给者在面临过度资本需求时不提高利率的考虑和企业在面临过度劳动供给时不降低工资是相似的。原因在于选择效应(申请者的构成发生反向变化)或激励效应(借款者从事风险更大的项目)，提高利率可能反而会降低资本供给者的期望回报。
(四)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修正观点
货币政策起作用时，它并不是通过调整个体持有的货币余额，而是通过影响信贷的可获得性来影响经济活动的。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意味着如果某一家银行决定减少提供贷款，那么，市场上一定不会存在其他的潜在贷款提供者可以对这笔贷款进行完全的替代。货币政策当局可以采取某些措施来影响银行的贷款意愿(或者影响银行愿意贷款的条件)。当然，某些条件下，其他的贷款提供者可能会采取某些行为来抵消货币政策的影响，但总体而言，货币政策的作用不会被完全抵消。
二、当前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
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是解释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的一个重要视角。新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上世纪30年代，鉴于929年－933年大危机的教训，罗斯福政府要求国会通过“证券交易法”，阻碍了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使美国经济的的金融化进展受到阻止。而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过程明显加快，这也加剧了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和传递。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注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性，是观察和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产生和传递的重要视角。从美国的次贷市场和次级债市场以及金融衍生产品来看，都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首先，发放次级贷款的银行或公司与次级贷款借款人之间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发放次级贷款的银行或公司不如借款人自己对其个人信用和还款能力清楚。其次，次级贷款被证券化后变成了次级债产品，次级债券投资者与出售次级债券的投资银行之间在次级债风险水平上 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最后，次级债券衍生产品的投资者与出售次级债衍生产品的投资银行之间也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可见，美国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
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就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在这次次贷危机中我们会看到，这种道德风险问题，不仅仅集中在大型金融机构的高管人员身上，实际上几乎处处都是，包括借次贷的老百姓，向老百姓发放贷款的银行，从银行手里购买次贷证券的金融机构，乃至最大的金融机构，都存在着道德风险。换句话说，从最底层的次贷借款者，层层往上，所有的债务人和债权人都显示了特别强的道德风险问题，大家都不顾一切地举债，每一层金融机构都有特别高的杠杆率，债务杠杆程度空前之高，这也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个重要原因。
美国政府为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以拉动美国经济增长。在连续多年房地产信贷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并不提高房地产信贷的利率，导致美国家庭负债大幅度提高。从2000年到2005年，美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91.0％上升到120.0％。家庭负债与家庭资产的比率从13.3％升为16.9％，债务实际支付比率从12.6％升至13.7％(Dayid M.Kotz，2006)。过高的家庭负债对这次次贷危机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金融危机中若干经济现象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
(一)金融危机到来后大部分企业都选择推迟投资
在资本市场不完备的股权限制模型中，投资的波动要大干产出的波动。原因在于金融危机来临后，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推迟投资是企业在财务状况恶化时，能够采用的所有降低风险的决策中成本最小的一个。如果由于需求冲击，企业财务状况恶化，那么，此时增加新的投资的边际成本，以及由此带来的边际风险会显著地上升。企业能够随时间积累资本意味着平均而言，此种风险会随着时间减少。因此，在金融危机到来后，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时，推迟投资对企业会有好处。这与我们观察到的现实是基本一致的。危机到来以后，很多企业的老板都选择了推迟投资。
(二)在金融危机到来后，企业选择“减少雇佣员工的数量，但小减薪或小幅减薪”的策略
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模型中，实际工资的确像现实中一样呈现出顺周期变动，原因在于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会降低劳动的边际产出(考虑到增加产出所带来的风险)。效率工资理论认为劳动生产率往往因为实际工资的上升而上升，结果削减工资对企业而言反而是不利的。高工资能够通过吸引高质量的劳动力，或者通过激励出更多的努力程度，或者是降低劳动替换率(从而降低培训和雇佣成本)来增加劳动生产率。效率工资的存在又使得工人在面临劳动需求变化时离开劳动力供给曲线。这导致就业水平较大变动，而同时实际工资变动较小，对短期调整而言尤其如此。这就是我们看到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广东，江浙等省份的企业大量裁员，造成大量的农民工提前返乡的现象。由于这些在岗的工人的工资水平本身就不高，所以，在岗的工人并没有被大幅降薪。因为这些企业的老板认为调整劳动力使用数量所产生的后果比调整工资(由于效率工资的原因)所产生的后果更加确定，那么，企业所进行的调整就更多地采用调整雇佣数量来实现，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解释的。
通过效率工资的方法所引入的工资刚性，能够像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假设名义工资刚性一样，在劳动力需求发生变动时产生出就业波动和非自愿失业。既然劳动力边际产出的持续性波动来自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持续性变化，新凯恩斯主义预测失业是一个持续性的现象。与传统的隐性合同理论不同，效率工资理论至少部分地揭示了，为什么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企业采取解雇而不是减少工作时间的形式。
(三)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内部，不同的流派一般采用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 第一种强调现实市场经济与阿罗一德布鲁(Arrow-Deb rau)理想状况的最重要的区别是名义价格刚性(nomIRal price rigidity)。他们认为，如果不存在名义价格刚性，那么经济就能够迅速地对它所受到的冲击进行调整，并通过这种调整来保证充分就业和市场效率。这方面的早期研究主要在于建立包含名义价格刚性的一般均衡模型。另一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重视凯恩斯的另外一个思想价格和工资灵活性的增加反而有可能加剧经济的衰退。这意味着工资和价格的刚性可能不是唯一或者是最重要的导致对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偏离的因素，也不是唯一与经济波动性相关的因素。很显然，新凯恩斯主义的上述两个分支对宏观经济的运行有着不同的看法。第二类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模型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它们都是以信息不完全和不完全合同为基础。它们分别是风险厌恶的企业，风险厌恶的银行通过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给予配置信贷资源的机制，以及包括效率工资理论和内部人一外部人模型的新劳动力市场理论。这些基本要素有助于解释为何灵活的价格反而会增大经济波动幅度并导致非自愿失业的存在。特别地，前两个因素能够解释为什么小的经济冲击会引起大的产出波动，而新劳动力市场理论则可以解释产出的波动是如何导致失业的(通过引起劳动力需求的变动)。风险厌恶的企业将会对任何与风险有关的行动都小心翼翼。
1 风险厌恶的企业
企业在这些不确定状况之下所表现出的风险厌恶特性是企业“资产组合理论”(portfolio theory)的基础。在此理论中，在考虑到各种行动的风险(以及它们的方差和协方差)和期望回报的同时，企业选择合意的行动组合，这些组合包括定价、制定工资。雇佣工人，生产等。经济环境的变化总会导致企业采取某些行动。如果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向左移动，那么企业一定会改变其商品的售价，或者改变生产的数量，或者增加存货的持有。如果其售价不变，那么就一定会有数量调整，反之亦然。
企业的行为会因为“手段不确定”和各种资产价值的不确定的原因，而受到它们自身对风险感知的影响，至少有三个因素可以影响企业面临风险以及它们承担风险的意愿。第一个是经济的总体状况。当这次金融危机到来后，全球经济进入衰退，企业对未来的发展前景很悲观，或者企业变得更加担心风险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第二个因素是企业的现金流状况。企业的流动性决定了为保持正常生产活动企业必须从外界借入资金的数量。企业的流动性还受其利润的影响，因为利润是生产剩余，因此小的价格变动就有可能导致利润、从而企业流动性的较大变化，在杠杆率高的行业尤其如此。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金融机构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紧缩信贷，资本市场投资者缺乏信心，因此，企业的流动性会受到影响。同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一些产品价格下跌，进而影响企业的利润，从而也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流动性。第三个因素是价格水平的变 动。因为几乎所有的债务合同都以名义量来记价，价格水平的变化将会极大地影响企业的流动性和实际净价值。这样，关于风险厌恶的企业理论就可以用以解释为何企业的供给曲线。以及社会总供给曲线一每个价格水平上所有企业愿意生产的产品数量一在衰退时期剧烈地移动。因为在衰退期，生产的风险增大，企业承担风险的意愿和能力下降。
2 信贷市场和风险厌恶的银行
经济学的最新进展揭示了在信贷市场上，信贷资源并非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拍卖过程来配置的(出价最高的人获得贷款)。事实上，贷款提供者必须考虑贷款无法归还的风险。相应的机构，比如银行，必须对贷款申请者的资格进行审查，并监督贷款的使用。新凯恩斯主义者研究了信贷市场不完整性的后果，这种不完整性使得厌恶风险的贷款人通过将资产组合转向比较安全的项目来应对经济衰退。格林瓦尔德和斯蒂格利茨(990)引入风险厌恶的贷款提供者的分析框架。正如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受到股权限制的企业一样，受到破产风险威胁的银行同样会表现出风险厌恶的行为特征。银行的这种风险厌恶的行为会放大经济最初受到的逆向冲击，导致衰退程度更深，时间更久。本次金融危机起源于次级贷款和次级债，当银行认识到次级贷款的风险后，银行减少或停止这项业务的贷款，当银行认识到次级债风险严重后，就会减少对次级债的投资。当经济状况较差时，银行会认为提供贷款的风险增加，因为企业净价值减少，拖欠贷款的概率增加，企业承当风险的意愿也减少。这样，企业要获得贷款变得越来越困难，企业的流动性受到影响，最终，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影响，金融危机最终影响了实体经济。
某种冲击影响了企业的生产资本，即使是企业能够自由进入信贷市场，它们愿意借贷的数量也会因为它们承担风险的意愿而受到限制。借贷合同的约束力意味着随着可以获得的生产资本数量减少，在任何借款水平上的风险(破产概率)都会增加。因此，如果它们的生产资本数量减少，那么，企业意愿的生产水平也会减少(假设它们并没有承诺销售固定数量的商品)：而且，生产资本恢复到正常水平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理论不仅解释了为什么无论是总量冲击(例如由于货币政策导致的不可预期的价格水平下降)还是部门冲击(比如不可预期的需求减少，或者石油卡特尔组织的突然成立)都会产生总量效应，最终使实体经济陷入长时间的衰退。
四、各国政府应对策略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
(一)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需不需要政府干预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伊始，对于政府应不应该采取行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成为学术界和政界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7因为新凯恩斯模型认为波动是无规则的和难以预料的，所以，他们不会积极支持政府试图“精确微调”的宏观经济行为。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如曼昆)接受货币主义者的旧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也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有关动态一致性的一些批评。政府为应对经济总量波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采取自由裁定的财政和货币行动，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新凯恩斯主义观点。然而，由于市场的失灵，尤其是深度衰退的时候，绝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者承认需要行动主义的政府采取某种形式的干预。例如，泰勒认为，虽然财政政策通常应该应用于长期目标如经济增长，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当名义利率降为零时”就有充分理由去明确地使用财政扩张政策。由于经济将来可能遇到的问题的不确定性，新凯恩斯主义者不支持货币政策的固定规则方式，这种方式是由弗里德曼及7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均衡理论家如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巴罗等倡导的。新凯恩斯主义分析为政策干预提供了理论支持，特别是在持续的巨大冲击下，因为市场经济调整过程运作缓慢，政策干预成为必要。
这次危机开始时，以财政部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其政策在方向上一直摇摆不定，力度也相当欠缺，还有很大的随机性，但最终选择了政府干预主义。危机开始时，财政部置身其外，协调行业超级基金计划、救助贝尔斯登，后来放任雷曼兄弟破产，设立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为避免经济衰退加剧和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相继又推出两大救市方案。财长盖特纳于2009年2月10日宣布了总额高达2万亿美元，核心为拯救深陷困境的银行的“金融稳定计划”。与此同时，经过多轮的辩论与协商后，美国国会于2月13日终于通过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可见，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周期变化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
这种新干预主义和传统凯恩斯主义本质相同，那就是在市场失灵时由政府出面，帮助市场恢复信心，恢复市场正常运作。但不同的是，它的干预建立在对市场经济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旨在帮助市场经济更好地发挥作用，其手段也远远超出了凯恩斯当年的设想。例如，在危机冲击下，对若干主流金融机构实行部分国有化：在工会，债权人、企业管理层等各方之间斡旋，在企业重组破产这一微观层面上进行干预；通过印钞或发债等方式购买低质量的金融资产，以支持金融业的运行，从而降低社会的贷款成本。这种扩大到金融刺激以及部分国有化的做法，远远超出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干预，这就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方法。
(二)财政货币政策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有效吗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基本上认为增加政府开支会改变经济运行的结果，在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工资削减也不是有效的，利用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开支应该是应对金融危机，增加就业，减缓经济衰退的有效举措。2008年11月5日召开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到20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这是我国政府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思路比较一致。
在货币政策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投资依赖于利率的程度，要小于对获得贷款能力的依赖，获得信贷能力的变化可能比利率的变化要显著得多。中央银行通过两种手段影响获得信贷的能力，一是通过银行发放贷款的意愿，二是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当银行没有储备，则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起作用：改变限制条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支持货币主义者的如下观点：货币政策并不是主要通过利率机制发挥作用，利率并不是货币政策的良好目标。因此，通过调整利率应对金融危机的效果应该是非常有限的。如日本上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后，不断降息至“零利率”的水平，仍无法诱发企业接受贷款进行投资，史称空白十年。利率太低时，人们宁愿持有现金，最后扩张性货币政策失去了作用。2008年底以来，美国的联邦基准利率水平已经接近于零，虽然我们还很难断言美国会陷入“流动性陷阱”，但通过零利率的货币政策不太可能让美国摆脱经济衰退。中国的货币政策仍有不少空间，政府促使银行扩大信贷的能力要大干西方国家。
新凯恩斯主义赞同凯恩斯主义者关于货币政策起作用的主要途径是它对投资和企业生产的意愿。能力所产生的效应。关于货币政策如何影响经济的具体方式，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货币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不是通过交易机制，而是通过信贷机制发挥作用。从2008年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对策来看，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让商业银行迅速扩大信贷规模，提高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来实现的，提高企业生产意愿和生产能力。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到来以后，政府也是通过扩大信贷规模来刺激经济，产生了比较积极的效果。
五、结论
我们认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注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性，是观察和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产生和传递的重要视角。对于在金融危机到来后，大部分企业都选择推迟投资，企业选择”减少雇佣员工的数量，但不减薪或小幅减薪“的策略以及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等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能进行较合理的解释。对于各国政府该不该干预，财政，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提供了理论分析，而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也基本符合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参考文献：
【关键词】网络金融 契约交易 信用货币
一、信用契约与货币的关系
货币是在人类社会活动中产生的，信用自身并不能生出货币，马克思指出：“金银做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1]代表人类社会关系的货币是由这些关系端点的人创造出来的，可能它的创造并不是由于某个人的意志和活动却与每个人的意志和活动密切相关，由此按照信用的主体不同，经济学中通常把信用划分为个人信用、商业信用和国家信用。如果我们从商品流通的角度来考量信用，就能看到价值信用、财产信用和法律信用的内在联系。它们产生于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买与卖的分离过程。当一种商品使用价值的让渡与另一种商品使用价值的获得不同步时，信用被用来解决其中时空上的不匹配问题。“价值信用”采取的方法是由一种商品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商品所有者让渡商品使用价值时得到商品的价值（一般等价物），由此保障商品交换的实现。“财产信用”采取的方法是由财产的所有者（商品的购买者）与商品出售者订立契约，商品所有者让渡商品使用价值时得到未来获得商品价值的保证，由此保障商品交换的实现。“法律信用”采取的方法是由国家政权创造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价值符号，商品所有者让渡商品使用价值时得到这样的价值符号，由此保障商品交换的实现。由于使用价值的获得是商品交换的最终目标，当商品经济中使用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直接交换采取了价值中介这种迂回的方式时，信用便成为完成这一迂回过程的驱动力，而货币或信用契约是这一驱动力的载体。
二、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契约交易与网络金融
（一）财产信用与契约交易
民间借贷的历史要远远早于现代金融，“我国的民间金融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2]民间借贷起源于商品经济中有限的实物货币与日益繁荣的商品交换之间的矛盾，是人们利用财产信用弥补价值信用天然缺陷的产物。现代金融之前的民间借贷从某种意义上发挥着现代金融同等重要的作用。较之现代金融，民间借贷以一种更加自由的非正式的方式配置货币的分布和流向。
私有制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前提，在私有制条件下财产所有者往往是支配商品流通的商品活动参与者。当一个私有者缺少货币却要买进商品时，由于财产信用的存在，可以创造出货币类似物（财产信用契约），这种货币类似物可以执行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甚至使货币回归其本来的商品面貌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对象（货币借贷）。也就是说民间借贷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某个人主观上受到利益的趋使，而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信用与货币的天然联系促使人们自发的运用手中的财产信用力量通过创造货币类似物的方式去完成商品流通使命的产物，它是对货币缺陷的弥补，是商品经济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契约交易与网络金融
如果我们用一元人民币换一元人民币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是完全相同的东西，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正是因为它们是相同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交换能够发生。信用是货币的本质，各种类型的信用契约有着内在的共同性，这成为信用契约之间相互交换的基础。
在目前的金融实践中人们按照各种信用契约与货币的相似程度不同，将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分为M0、M1和M2。M0指的是流通中的现金，也就是法币，属于主体为国家的法律信用契约；M1（狭义货币）指的是M0和企业活期存款，企业活期存款属于主体为银行的财产信用契约，它是银行以自己的财产担保向存款人签发的契约；M2（广义货币）指的是M1和准货币，准货币包括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这三类存款也属于主体为银行的财产信用契约；另外还有M3，它包括M2、金融债券、商业票据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金融债券属于主体为金融机构的财产信用契约，商业票属于主体为商业组织的财产信用契约，大额可转让存单则是主体为银行的一类特殊财产信用契约。所有的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对象中，只有M1在现代社会是名符其实的货币，其执行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包括活期存款在内的各种财产信用契约则执行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和货币的其它职能。
上述各种信用契约可以按产生方式不同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直接充当实物货币替代物的法律信用契约，第二种类型为充当国家信用货币流通媒介的财产信用契约，包括各种类型的银行存款和债券，它们产生于财产信用契约和法律信用契约的交换过程，第三种类型为充当商品流通媒介的财产信用契约，主要是各种商业票据，它们产生于财产信用契约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过程。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虚拟经济中发生着大规模的信用契约交易活动，从更本上讲，这一类交易是以国家信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各类信用契约之间的相互交换。正是在这一类交换中产生了金融风险和政府对金融的监管需求。政府甚至为了维护金融秩序而试图禁止大规模的民间借贷，但是只要合法的金融活动不能满足全部的商品流通要求，民间借贷便会自然的出现，因为信用是货币的本质，商品从一出现就是由信用而不是由法律信用来完成流通使命的。从另一个角度讲，需要禁止的是通过信用契约交易过程的买卖价格差而获利的虚拟经济交易行为，因为这一类交易行为从本质上讲是通过纯粹的交易活动把财产信用契约转变成法律信用契约，这是对商品经济信用的滥用，必将影响商品经济信用的正常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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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晚霞.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的抑制及对策[M].生产力研究，2014（1）：158-160.
关键词:MFS;制度需求;制度供给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10-0010-03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
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准则――“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tistics Manual”(《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简称MFS)｡此前,尽管联合国和IMF等国际组织颁布了多种宏观经济统计的国际准则,如《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国际收支手册》(BOP)和《政府财政统计》(GFS)等,但都没有一套系统的货币与金融国际准则｡MFS的出版,填补了货币与金融统计领域国际准则的空白,对世界各国的统计､金融事业及宏观经济管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接轨应该是以MFS为蓝本,其中的制度变迁同时成为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从制度经济学解释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问题,既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中国际接轨的认识,也有助于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框架的总体设计｡
一､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改革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科斯的解释,“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宪法秩序｡宪法“是用以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的基本结构”｡它包括确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它的约束力具有普遍性,是制定规则的规则｡第二,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在宪法秩序下界定交换条件的一系列具体的操作规则,它包括成文法､习惯法和合同法以及自愿性契约等｡第三,规范准则｡这是构成制度约束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来源于人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一致的意识形态可以替代规范性规则和服从程序,降低交易费用｡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它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也可以被解释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生产过程｡林毅夫在突出强调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时区分了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并用“供给―需求”这一经典的理论框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进行了分析｡用“供给―需求”的理论框架对制度变迁进行分析,需要具体说明哪些是内生变量,哪些是外生变量,新制度经济学一般把制度安排及其利用程度作为内生变量,把宪法秩序和规范准则作为外生变量｡宪法秩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一旦形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不易显著变动的,而可把它们视为外生变量影响制度创新以及制度的需求和供给,把制度安排看作是内生变量,是因为在现有的宪法框架内,在制度的成本与收益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制度安排是一个相对活跃､相对“革命”的因素｡制度中的供求关系比较复杂,人们根据不同条件找到问题的“主导”方面,由此就有了需求诱导型制度变迁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划分｡
当前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接轨,可以说是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一次制度变迁,而且是一次需求诱导与供给主导共同作用的制度变迁｡下面我们将具体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两方面来论述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的形成机理｡
二､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需求与供给
(一)制度需求｡对制度安排的需求,可简单地归结为:按照现有制度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或外在利润)｡制度创新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制度安排,他们能够获得在原有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一切的制度安排都有可能影响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制度需求的因素有很多,它们使得改变制度安排所产生的预期净利益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了对制度变化的需求,具体说来有:第一是相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相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激励结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讨价还价能力的变化导致了重新缔约的努力｡因此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可视为制度变迁的源泉｡第二是宪法秩序｡宪法秩序的改变,即政权的基本规则的变化,它能深刻影响创立新的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和收益,因而也就深刻影响对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第三是技术｡技术发展水平及其变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交易费用并使得原先不起作用的某些制度安排起作用｡第四是市场规模｡市场规模扩大对制度需求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市场规模的扩大,固定成本即可以通过很多的交易,而不是相对很少的几笔交易收回,从而降低了固定成本阻碍制度安排创新的可能;其次,市场规模的扩大使一些与规模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得以创新,如股份公司制度､跨国公司制度等;再次,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一些制度的运作成本大大降低｡
影响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需求的因素可以从技术和市场规模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1.技术｡一方面,随着中国近年来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和深化,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些金融工具陆续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出现,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工程研究也已经起步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新金融产品的出现,不仅有利于降低中国金融资金的借贷成本,也有利于开辟中国金融资金融通的新渠道,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借鉴国际准则的统计技术,探讨中国金融衍生产品等金融创新产品的统计问题｡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努力,中国的金融统计虽然已初步建立起来由货币统计､经济统计､信贷登记等多个系统组成的分级管理集中汇总的统计网络,基本上实现了金融统计的电子网络化,但与信息网络化时代信息化､网络化､社会化的未来金融统计模式相比仍相距甚远,这也对当前中国的金融统计提出了与国际接轨的需求｡
2.市场规模｡亚当・斯密曾分析过,分工的发展受市场规模的制约,市场规模越大,社会分工也就越细｡在中国金融市场日益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中,不仅涌现出许多新的金融工具,也建立了诸如货币市场､股权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实务期货市场等｡这些市场的建立,使得中国的金融市场逐步得以细化,不仅大大降低了许多金融交易的固定成本,也极大地降低了中国金融统计制度的运作成本,促进中国参照国际货币与金融统计框架,来建立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
(二)制度供给｡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拉坦认为,重要的制度创新的供给,必然包含政界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诸多政治手段的动用｡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影响制度供给的因素主要有:第一,宪法秩序｡宪法秩序从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础的难易程度､制度安排的选择空间等方面影响着制度供给｡第二,制度设计成本｡每一项能预期带来收益的制度安排都需耗费成本｡制度设计的成本,取决于设计新的制度安排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的要素价格｡第三,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拉坦认为,正如当科学和技术知识进步时,技术变迁的供给曲线会向右移动一样,当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的商业､计划､法律和社会服务专业的知识进步时,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也会向右移动,进而言之,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第四,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制度从潜在安排转变为现实安排的关键就是制度安排实施上的预期成本的大小｡一些好的制度安排因实施的预期成本太高而无法推行｡第五,现存制度安排｡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第六,规范准则｡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反复强调制度安排应与文化准则相和谐,否则就使一些制度安排难以推行或者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大大地提高｡第七,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对制度供给的影响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集权程度,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对制度供给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影响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供给的因素可以从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现存制度安排､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1.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中国的金融统计体系经过50多年的由创立到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期间经历了数次重大变革,对国内比如实行了全科目报送制度,建立了非现场监管统计制度,实现了以会计为基础的统计信息归口管理等等;对国际比如国民经济核算正在实行的与SNA接轨,国际收支统计基本上实现了与BOP的接轨,以及中国正式加入GDDS等等｡每次的变革都是一次伴随着知识积累和知识进步的过程,长此以往,为中国的金融统计积聚了丰富的知识存量｡这些知识存量能为中国提供一个有关金融统计制度环境､各种可能的金融统计制度安排及其功效的详尽､透彻的知识,这为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依据,大大降低了此次制度变迁的供给成本｡此外,中国现有的金融统计知识存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和各金融机构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所应具备的货币与金融统计知识,这将降低或减少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被采纳､应用的阻力,其被执行的成本也会因此而大大降低｡
2.现存制度安排｡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而难以扭转,即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中国金融统计制度以往的历次制度变迁也存在着“路径依赖”性,虽说期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的来说还停留在一种形式上或外延性改革的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虽已暴露但远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现有的金融统计制度被“锁定”(lock-in)在一种低效的状态中｡而要摆脱这种由“路径依赖”所导致的低效状态,如诺思所言,则要借助于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目前中国正在实施的宏观经济统计国际接轨恰好为中国的金融统计摆脱“路径依赖”,构建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提供了一个机会｡
3.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构建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将能促进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控,并能和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对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进行有效的防范,这不仅能够减少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市场运行所带来巨大损失的风险,也能维持中国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能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的预期净收益｡
三､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供给者和需求者
(一)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需求者｡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接轨可以视为一种制度变迁,即从原来的金融统计体系向以MFS框架为主的统计体系转变,制度的变革不仅是变化环境的要求,也是制度需求者的要求,新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框架将为其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流｡为此,我们将集中讨论谁将从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获取收益｡
1.国际组织｡世界上所有的国际组织,如果按照其对组织内成员国的行为的影响来看,都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对成员国的行为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它的建立,只是为成员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提供一个畅通的渠道;另一种国际组织对其成员国的行为具有直接的指导､约束甚至规范作用,如联合国､IMF等｡中国是IMF的成员国,有义务按国际准则向其报告中国的金融统计数据,与此同时,IMF也需要通过及时了解中国的金融统计数据,来了解中国金融市场运行的现状,防范中国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巨大的冲击｡
另外,中国新近加入WTO,使得作为服务贸易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业必须按WTO的服务贸易规则对外开放:首先是外资金融机构将按协议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同时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将更多地进入世界金融市场,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事务,这意味着中国的金融统计不仅需要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在本国的业务,也需要区分本国金融机构的国内业务和国外业务,这就需要建立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其次,透明度作为贯穿于WTO所有协定和协议的基本原则,要求基本的统计制度和统计数据必须公开､透明,中国的金融统计数据不仅要对国内社会公开,也要对国际组织和外商公开,这也要求中国的金融统计信息必须符合国际惯例,要采纳国际通用标准｡
2.政府｡20世纪90年代世界一些地区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直接暴露在世界金融市场的冲击之下,中国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依靠政府的严格管制来避免世界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政府只能遵守世界金融的游戏规则,通过构建完善的风险控制系统来提高中国的风险防范能力｡这也迫切需要中国政府借鉴国际上较为成熟的金融统计研究成果和经验,加强对中国金融经济的宏观管理和监控,而要想达到有效的宏观管理和监控,除了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以外,最首要的就是要建立能够满足金融监管要求的信息系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货币与金融统计｡
3.金融机构｡在中国的金融机构中,主要有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对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有着巨大的需求｡金融统计是中国中央银行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中央银行一方面需要利用自身的金融统计资料和一系列的经济数据进行加工整理,并进行相关的分析来对经济金融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科学地制定货币政策,适时地调整货币政策;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也需要金融统计为其金融监管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这是中央银行确立正确的监管策略的前提条件｡中国商业银行的金融统计是中央银行金融统计的基础,因此商业银行金融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直接决定着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开展以来,原有的几大专业银行经历了向商业银行的转变,成为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主体,在面临国内外商业银行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它们也开始注重对金融统计数据的分析和预测功能,也需要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统计｡
(二)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供给者｡按照西方产权经济学的理论,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物品等的存在是“搭便车”现象产生的根源｡所谓的“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成本)的情况下而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收益)的行为｡公共物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性质,决定了它一般地由政府来提供,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并不表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高,而是因为由私人提供无法收费,或者说无法克服“搭便车”的问题｡货币与金融统计是一种公共物品,因为由私人提供基本的金融统计数据无法向所有的使用者收费,从而不可避免地存在“搭便车”的问题｡为了克服这种“搭便车”,我们认为应由政府来提供基本的金融统计数据,而为了满足各种金融统计信息需求者的不同的特殊需要,可以由各商业银行或其他的金融机构提供特殊的金融统计数据来满足这些特殊的需求,并可以相应地收取一定的费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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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毅夫.后发国家究竟是有优势还是劣势?[J].经济前沿,2002,(10):11-12.
[5]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发展；金融深化；金融效率
引言
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是金融学较基础的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都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国外学者侧重于理论构建，国内学者侧重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由于以文字段落形式总结显得杂乱，不易于比较归纳，本文以表格形式对这些理论进行列举概述，梳理出该领域的研究发展脉络和异同。
1.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国外基础研究概述
国外金融学家对此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非常微小，只是实体经济的附属；而现代经济学家则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有明显的作用，二者存在着互动关系。
2.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证研究文献概述
我国的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主要从实证分析角度出发。我国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中国经济发展对金融发展有单向作用，然而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不明显，其原因是由于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历史和国有经济垄断资源过高，造成的市场经济不够完善。最新近的研究也发现了两者的双向互动关系，这可能是由于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金融发展也开始对经济发展有了正向的作用。总体上讲，中国金融发展中，金融中介，即间接融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正面影响更大，远大于金融市场，即股市融资的影响。
3.金融发展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概述
近年来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实证研究，这也是基于我国二元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现实，是研究金融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关系的必然趋势，总结概述如下两个表：
综合以上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
我国不同的区域的金融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落后地区，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国有经济占比例比较大，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还不够显著，表现在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正向作用十分微弱，金融中介对私营经济的支持也不够力度。区域市场经济发展如果进入比较完善的发展阶段，长期看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但是在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正面作用又不够显著，但是在经济发达地区，保险业的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4.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4.1落后地区，首先考虑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建设，提高经济增长水平
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已经证明，如果落后地区的市场经济不够完善，效率不足，那么无法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也无法带动金融体系的发展，最后也无法使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所以对于落后地区，应当优先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建设，包括促进市场经济的法制化建设，市场环境建设，打破垄断，存进公平竞争，消除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资源使用分配上的不公平现象，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激活落后地区的金融需求。
4.2发展中地区，加快金融发展的进程
对于发展中地区，加强金融深化、提高金融效率、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具体做法有加大存贷款的数额和规模，积极发展股市的规模和市场建设，积极鼓励金融机构大力发展表外业务，进行金融创新，发挥资产的使用效率。使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积极双向促进效应得到发挥。
4.3经济发达地区，应大力发展保险金融业，同时引导资金向落后地区配置
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地区，金融体系已经非常完善和成熟，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应当大力发展保险金融业，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使其有信心，有能力进行消费，进而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同时应积极引导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本流向落后地区，促进落后地区的金融供给能力和效率，先进带动落后，帮助落后地区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陈福中，吴秋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以长三角为例进行实证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6).
[2]韩廷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1，(3).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综述
1、前言
自银行产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思考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Alexander Hamilton (1781)指出:“就刺激经济增长而言，银行是已被发明的最令人愉快的引擎。”而每次的经济危机出现之后，人们都会思考一个问题——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辩证关系才能保持经济、金融持续、稳定、良性发展?
综合前辈们在此方面的研究，我们发现金融的发展研究包括金融体系的发展与金融服务的发展研究。前者着重于理论研究，而后者着重于实证研究。不管出于哪一方面的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关键在于两者之间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国内外学者都试图从这两个方面论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但都存在证实与证伪的困难。
近年来， 虽有不少国内学者也做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综述， 如张晓晶（2001）、孔凡保（2003）、谢亚轩（2003）、周立（2003）、谈儒勇（2004）、朱闰龙（2004）、张旭军（2007）等， 但归纳得并不全面。近年来该领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因而对这一领域的文献进行系统的归纳、综合就显得很有必要了。本文主要将国内外学者从金融服务的发展与金融体系的发展两个方面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文献分别系统地进行综述，并给出相应的评价。
2、金融体系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是否相关？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肯定的，如R.Levine(1997)、Demir-guc-Kunt&Levine(1999)是肯定金融体系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但在西方学者中，否定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学者也大有人在。如Lucas(1988)认为经济学家们夸大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认为经济发展会创造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这种需求导致金融部门的发展， 因此是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而不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显然，在金融体系是否促进及如何促进经济增长问题上存在分歧。目前的研究阶段集中于金融体系在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上的创新。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发展给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撑手段。
2.1国外关于金融体系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2.1.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Lucas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Phillips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2.1.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 麦金农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 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他认为，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 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 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 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金融体系的存在是由于在现实经济生活当中存在信意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金融体系的差异与一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
2.2国内关于金融体系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 相对不足， 但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如袁志刚等( 1999)、谈儒勇等（1999），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方法开始突破传统的跨部门、跨国界的平均分析，并转向单个国家的时间序列分析。
现在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处在发展之中，国内外成熟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高比例储蓄转换为投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储蓄率等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 经济增长也会引致和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大量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以及单个国家所进行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上述看法。但是上述研究都是从某个或某些国家这一大的宏观层面上来研究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宏观性的，这样的研究结果就不一定适用于一个国家的某个地区。
2.3一些创新手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体，内生金融市场等并入到金融发展模型之中，对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以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做出了逻辑严密的数学模型解释，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形成了所谓的“内生金融发展理论” ( Pagano ( 1993)、Maxwell( 1994)、Levine ( 1997)、Lewis ( 1995) )。按照内生增长理论，现有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增加储蓄率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二是资本积累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根据国外的理论，南京大学的沈坤荣和张成把金融发展纳入内生增长模型， 并就来自中国各省各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他们认为内生金融发展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的机制尚存在障碍，金融机构的低效率成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绊脚石。
一、引言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家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也是经济学中经久不衰的研究领域，从哈罗德—多马模型到索罗模型再到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不断深入，但是无论经济学家对增长理论的研究如何深入，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始终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中心，那就是资本。在索罗模型中，人均资本量决定人均产出，但是技术水平却由外生给定;在内生增长模型中不但产出水平由资本决定，而且技术水平也由资本决定。因此资本形成便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焦点，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无不紧紧围绕着资本展开。
而在决定资本形成的诸多因素中，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影响一直都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领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究竟谁是因谁是果、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所发挥作用的机制机理却众说纷纭，存在众多分歧。熊彼特(Schumpeter)较早地、正式地提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熊彼特认为金融体系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原因在于金融中介能够提供储蓄动员、项目评估、风险管理、监督经理和便利交易等服务功能，而这些服务对于经济持续增长是不可或缺的;其次，银行体系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具有积极作用，银行通过甄别并且向具有创新技术和更高生产率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来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活动以提高生产率。可见熊彼特当时已经意识到金融在两大方面促进着经济增长，一方面是金融发展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金融发展促进了整个社会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的提升，即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1]。熊彼特之后，Patrick提出了著名的供给引导与需求跟进假说。这两种假说最早系统提出了金融体系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所谓供给引导就是金融业发展先于经济增长，因而是金融体系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而所谓需求拉动则是金融业发展是实体经济部门发展的结果，经济增长需要更加健全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服务，金融体系的发展只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引导作用[2]。这两种假说成为后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长期争论的焦点。Hicks在分析英国经济史时也指出，英国高效的金融体系在激发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为许多重大工程筹集了巨额的资本[3]。这之后，麦金农和肖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Mckinnon认为发展中国家总是存在金融结构扭曲，这种扭曲使得金融体系受到抑制，而这种抑制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所以要想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必须实行金融自由化，取消金融抑制[4]。而Shaw也提出了相似的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脆弱、金融结构扭曲是由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造成的，要想使经济得到发展就必须消除政府干预，使利率自由化、资金配置市场化[5]。
二、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
国外学者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戈德·史密斯于1955年发表了《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于金融形态的比较》一文，这篇文章正式拉开了经济学家对金融结构研究的序幕[6]。1969年戈德·史密斯出版了其著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在这本书中戈德·史密斯明确提出了金融结构的概念，一国的金融结构即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它包括各种现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经营特征和经营方式，金融中介机构中各种分支机构的集中程度等，还特别强调金融工具的相关比率是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重要指标[7]。同时，戈德·史密斯还强调一国的金融结构并非一成不变，它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金融结构的发展总是与经济的发展保持严格的正相关关系。戈德·史密斯还认为所谓的金融发展就是一国金融结构的升级，世界各国的金融结构都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过程会逐步并入一条共同路径上。这就是金融结构理论的起源，之后，经济学家在更广的范围内对金融结构理论展开研究，其基本命题围绕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Bank-Based Financial System)与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Market-Based Financial System)孰优孰劣、哪种体系更有利于一国经济增长展开。最初这一研究是为比较英德两国经济增长的差异，通过金融结构来解释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高速经济增长。随后关于金融结构的研究扩展到美英德日四国，英美可以说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代表，而德日一般被认为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代表，但这四个国家都是发达国家，而且其经济增长率从长期来看有着趋同的趋势，仅仅研究这些国家很难得到特别有价值的结论。其后经济学家针对这一问题在更广的范围内展开讨论，其基本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
第一，银行主导占优论。这些经济学家认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更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部分经济学家更多强调银行的正面作用，其主要理由有：(1)由于银行与企业有着长期的借贷合作关系，银行更容易获得企业和其经营者的信息，降低管理成本，有助于资本高效配置和公司控制。(2)能够更好地控制跨期流动性风险，因此提高投资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3)银行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能够动员更多资本。同时，支持银行主导占优论的经济学家还指出了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之不足，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在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中信息搜集过程中出现的“搭便车”问题，Edlin and Stiglitz就指出发达的金融市场使得信息迅速传播，这将产生严重的免费搭乘问题，从而弱化了投资者在获取信息方面的激励，将使市场融资变得无效率[8]。但银行却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它与企业存在长期合作关系，这可以克服其“搭便车”的倾向，也可以防止其他人免费搭乘。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所面对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高流动性所带来的公司治理激励的降低，由于投资者可以方便地将持有的证券变现，所以很少有投资者关心公司治理和风险控制。投资者往往更倾向于短期投机，这实际上不利于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没有促进而只有阻碍。而银行恰恰能够弥补这种不足，银行可以更有效地监督企业，甚至参与企业治理，以降低自身债务偿还的风险，特别是在一些契约执行不力的国家和地区，银行的作用更为突出。
第二，市场主导占优论。这些经济学家往往更加支持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更有利于一国经济增长，与支持银行主导论的经济学家相反，他们更多强调市场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积极意义，批评银行在融资和治理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阻碍作用。(1)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更能激励投资者对企业信息进行调研，正如Holmstrom & Tirole指出的那样，在大的流动性强的市场里，信息能够给投资者带来利润[9]。(2)Jensen & Murphy则认为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可以通过接管机制来改善公司治理，外部接管对管理层形成潜在竞争，促使管理层改善公司治理[10]。(3)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还能改善风险管理，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中可以通过改善投资组合来控制风险，这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同时，支持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经济学家还指出了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所存在的问题，这种体系将使企业从内外两方面失去活力，从而阻碍经济增长。从外部来讲，银行特别是大银行往往拥有一定的垄断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使银行从企业抽取大量佣金，只留给企业很低的利润空间，这大大减少了企业的资本积累，阻碍经济增长。从内部来看，银行更容易与企业管理层进行合谋，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阻碍更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降低公司运营效率。此外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往往会迫使企业投资于低风险、低利润的项目，这既遏制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也限制了企业的竞争力。
第三，金融功能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结构本身与经济增长并无关系，而由各种金融安排(如银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相应监管)所构成的整个金融体系所发挥的功能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无论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还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都属于这一体系，他们发挥着自己特有的功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服务。(1)金融体系改善资金的流动性，降低投资风险。因为许多高收益投资项目需要长期的资本投入，而这与资本流动性之间就产生了矛盾，增加了投资风险。而金融体系的发展则改善了这种状况，它能够增加资本流动性，降低投资风险。Levine就曾经指出，股票市场通过交易减少流动性风险，而银行系统则通过吸收存款并重新进行投资组合来减少储户的流动性风险，同时也促进高回报项目的长期投资。而在高风险、期限长的投资中，技术开发占有很大比重，所以一个高效的金融体系将有利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通过改善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11]。(2)良好的金融体系还有利于搜寻投资信息、高效配置资源。单个投资者搜集信息的成本往往很大，而对于金融中介来说，搜集信息则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花费固定费用所搜集的信息可以为所有投资者服务，降低单个投资者的搜寻成本。(3)完善的金融体系还可以监督管理层并对公司实施治理。Stiglitz & Weiss指出如果没有加强公司控制的金融体系，将不能够动员到足够的存款[12][13];Merton & Bodie认为金融中介监督可以降低总的监督成本，促成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有利于促进专业化生产、发挥比较优势[14];Jesen & Meckling认为除了银行等金融中介，股票市场也可以实施公司治理，因为在股票市场，企业存在被接管的压力，这促使经营者协调与所有者的利益[15]。(4)良好的金融体系还有利于动员存款，为了能够让储户放心以动员到足够存款，金融中介必须完善自身体系，建立良好声誉让储户放心。(5)发达的金融体系还有利于促进交易，交易技术的进步能够促进交易，而交易的增加又能促进专业化分工，从而促进整个生产力进步。持有金融功能论观点的经济学家从以上五个方面论证了金融结构本身并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真正促进经济增长的是金融功能的提升和完善。
第四，金融法权论。金融法权论可以说是金融功能论的一个重要分支，但是他们更强调产生某种金融体系的法律基础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他们认为不同的法律体系对投资者和债权人保护程度的不同直接影响到金融结构的选择、企业融资方式以及公司治理机制，从而影响到金融体系的发展和经济增长。金融法权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LLSV)的一系列文章。LLSV将法律体系分成两大渊源，一是普通法系，起源于英国;另一个是大陆法系，其包括三大分支，分别是法国法系、德国法系和斯堪的纳维亚法系。这两大法系通过殖民地统治、帝国主义和其他国家模仿学习等途径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现今英国法系、法国法系和德国法系在世界上最为普遍。LLSV认为在给予投资者保护方面大陆法系不及普通法系，在大陆法系中斯堪的纳维亚法系和德国法系又要高于法国法系，所以在股东和债权人保护方面普通法系最强，其次是斯堪的纳维亚法系和德国法系，最次是法国法系[16][17]。Rajan & Zingales认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在法治比较弱的国家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因为银行可以迫使企业披露信息、改善治理、偿还债务;而法治非常健全的国家，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则更具优势[18]。LLSV，Levine和Barth，Caprio and Levine的研究都显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并不是区分金融体系的最好方法，也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只有完善的法律环境和对投资者权益的有力保护才是促进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金融法权论者强调金融体系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而这些契约的效力和执行则由法权及其实施机制决定，所以一个功能完善的法律体系将有助于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运转，有助于金融服务功能和水平的提升，从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19][20][21][22][23]。因此，LLSV认为法律体系及其实施机制才是区分一国金融体系的有效途径，Rajan & Zingales对金融法权论进行了补充，认为在决定一国金融结构方面，政治因素可能比法律体系更为重要，一国的开放程度和政治集权程度对金融结构具有决定性影响，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三、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实证层面，自戈德·史密斯研究了35个国家金融结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之后，国外和国内学者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工作，相关文献浩如烟海。实证方面的研究基本集中于两大领域，第一个研究领域集中于跨国比较和国别分析，如King & Levine的一系列文章构建了新的金融结构指标，并控制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考察了80个国家1960-1989年的情况，测试金融结构的发展是否能影响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24]。此外还有Cameron
et al检验了英国、苏格兰、法国、比利时、德国、俄国和日本七国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5]。Mckinnon对巴西、阿根廷、智利、印尼、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二战后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金融体系越是完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可能存在着不一致，但是总的趋势基本一致，金融体系成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第二个研究领域则考察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的各个指标之间的关系。Levine & Zervos研究了49个国家股票市场的交易率和周转率，发现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与未来一段时期的资本积累率、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成正相关关系。Levine构造了一系列指标来考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结构，然后对这些国家的金融结构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对市场主导型、银行主导型、金融功能论和功能法权论进行全面检验。最终结论是既不支持银行主导占优，也不支持市场主导占优。Stulz从公司金融角度考察了金融结构和企业治理以及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非常相似的结论，即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的相关性并不大，而与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金融背后的法律体系的相关性更明显[26]。Beck，Demirguc-Kunt，Levine & Marx Norwich则从产业层面研究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其结论也倾向于金融结构与产业成长和经济增长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而金融功能和法律环境与其相关性更为明显[27]。
Demirguc-Kunt和Huizinga则将研究视角转向微观领域，研究银行业利润和净利息收入与一国金融结构之间的关系。他们利用1990-1997年44个国家的银行总资产、利润等数据与这44个国家的金融结构指数进行回归分析，并没有得出银行的盈利性与金融结构之间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其研究发现银行业越是发展，银行利润和净利息收入越低，在不发达的银行体系中银行的利润和净利息收入反而更高。如果控制金融业发展水平这一指标，金融结构与银行的利润的相关关系则不明显。在发达的金融系统中，无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还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银行业的利润差别并不大。可见银行业的利润由金融业的发展程度和竞争程度决定，在发达的市场中，银行间的竞争更加激烈，银行效率更高而利润更低。总之，他们的研究结论证明金融结构本身并不能影响银行的净利息收入和利润，而由此推论金融结构本身也不会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那么金融结构本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并不显著[28]。
Domowitz，Glen & Madhavan选取了8个发达国家和22个新兴发展中国家1980到1997年的数据，对企业的融资行为进行检验，研究制度因素、金融结构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进行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行为的影响。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的融资选择受到制度、宏观经济环境、私有化程度和金融结构的影响。至于金融结构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则又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在新兴发展中国家，市场主导型体系中企业对股票的依赖和对债券的依赖都要小于银行主导型体系，而在发达国家则相反。由此可见，金融结构本身对企业的长期融资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制度因素、宏观经济的稳定和金融发展水平才是影响企业融资的重要决定因素[29]。
Schmuler and Vesperoni同样也研究在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条件下企业的融资行为，作者选取了2个银行主导型国家和5个市场主导型国家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800多家企业的数据，研究企业的融资结构与企业的性质、一国金融结构、金融自由化程度和宏观经济稳定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与银行主导型或者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相比，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和金融自由化程度对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更大。而金融自由化、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对银行主导型体系和市场主导型体系中企业融资的影响非常类似，银行主导还是市场主导之间的区分并不重要。最后作者的结论是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的区分是次要的，而主要的是金融自由化程度，这能够让企业以低成本在国际市场进行融资[30]。
四、评论性结论
金融体系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早已被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明，但是不同的金融结构能否带来不同的经济绩效却很难形成统一的结论，每一个经济学家都从不同的视角证明自己的观点。概括起来，大部分经济学家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都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证的：
第一，从动员储蓄的能力来看，一派经济学家坚持认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具有更强的储蓄动员能力，银行的规模效应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动员更大规模的储蓄。而另一派经济学家则认为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交易成本更低，股票市场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动员更多的储蓄。
第二，从控制风险的能力来看，银行主导占优论者认为银行能够更好地控制跨期流动性，从而能更好地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效率。而市场主导占优论者则认为，在股票市场中投资者可以以更加灵活的投资组合规避风险，从而提高投资效率，激励投资者的投资意愿。
第三，从降低信息不对称、改善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银行主导占优论者更看重银行的监管能力，银行与贷款者保持长期合作关系，银行有激励也有能力了解企业经营状况，改善企业治理结构，增加企业的盈利。而市场主导占优论者则强调股票市场的接管机制和“用脚投票”机制能够更好地激励企业改进治理结构、提高经营效率，从而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来自国外的实证研究却既不支持银行主导占优也不支持市场主导占优，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结构本身并不对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影响。从宏观角度来看，金融结构并不影响一国的资本积累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可见金融结构的不同并不能从总体上影响经济增长。从微观角度来看，金融结构的不同对企业融资选择和财务结构比例的影响也不显著，可见无论在银行主导型体系中还是在市场主导型体系中，企业的融资行为更多的受到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宏观经济稳定性和市场自由程度的影响。
在传统研究中所提出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国的金融体系从银行主导型转变为市场主导型并不能证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金融结构的转变和经济增长可能受到共同因素的影响，这一影响因素可能来自其他制度方面的变革、企业性质的改变、金融体制的深化、法律制度的健全，也可能来自更加自由开放的市场环境。这些因素一方面促进、改善了企业治理结构，降低了信息问题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提高了交易效率和储蓄动员能力，增加了企业的流动性，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也改善了股票市场的交易效率，动员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股票市场，从而促进了股票市场的发展，改变了金融结构。可见金融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增长都是内生的结果，如果在其他外生条件没有改变的条件下，将一国金融体系通过外力从银行主导型转变为市场主导型未必真正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关键词：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VAR；脉冲响应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1005203
1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湖北省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GDP从1990年的824.3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5806.09亿元，与此同时金融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所有金融机构存贷款同期的1139.33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5704.89亿元，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金融资产大幅增加，金融系统逐渐健全，为湖北省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最早追溯到Schumpeter（1912）的研究，他认为发展较好的金融系统为创新型企业提供了融资，进而促进了科技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经济发展。其后很多学者只进行了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很少进行实证性分析。但自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提出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以来，经过金融理论界共同发展完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逐渐成为经济学家们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焦点。国外学者针对两者关系进行大量研究：king和levine（1993）发现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先导因素。Arestis和Demelriades（1997）研究发现美国与德国银行发展对经济的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在美国没有足够证据显示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效应。Hassan，Benit（2011）根据区域划分选取把发展中国国家依据经济综合实力划分问几个区域，利用面板数据得出结果。显示多数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在最贫穷的两个区域显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健全的金融系统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近年来针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不断出现，但由于采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陈国伟，张红伟（2008）利用多项金融指标建立回归模型并运用了VAR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韩廷春（2001）通过建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有关数据得出金融深化理论与利率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不能只追求金融发展与资本市场的扩张，应更加注重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周立，王子明（2002）通过1978-2000年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一个地区若没有健全的金融系统对其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利，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是经济增长的必经之路。闫丽瑞，田翔宇（2012）运用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显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各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综合国内研究来看学者们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动态方面的实证分析较少，而且多是对于区域层次的研究，很少具体到某一省份，由于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也存在很大的不平衡，因此我们选取湖北省这一中部大省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目前对于湖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学者们多停留当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上，而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动态计量分析，并且由于金融本身是经济的一个部门，金融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的动态关系，因此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具有严密性，我们选取湖北省1990-2010年相关数据，运用动态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VAR模型、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进行实证研究，力求得到更具说服力的结论。
2实证分析
2.1研究模型构建与变量
由于湖北省1990-2000年的证券市场数据无法获得，所以我们计算金融发展指标主要是考虑金融机构存款数量，而且我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体系仍然在金融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我们选取湖北省金融发展指标以所有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贷款余额之和与GDP之比表示是合理的，用FIR表示：
FIR=（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的性质以及构建模型的需要我们在模型中采用LnFIR这一变量表示； 同时我们选取湖北省人均GDP的自然对数表示经济增长速度，用LnGDP表示。对LnGDP、LnFIR进行动态计量分析。
2.2数据选取与处理
我们的数据均来自1991-2011年的《中国金融年鉴》以及同期的《湖北省统计年鉴》并进行了相关整理。我们的研究主要采用目前最常用的ADF单位根检验，然后进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最后通过建立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动态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湖北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研究，实证过程均通过Eview6.0软件操作实现。
金融本身是经济的一个部门，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在湖北省内，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的动态关系，针对这一点我们建立两向量VAR模型如下：
lnGDPt和LnFIRt分别表示当年湖北省经济增长和金融相关比率，进行单位根检验并建立该模型后就可以做脉冲响应和方差分析，研究湖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冲击形态、冲击方向、冲击时间等。
2.3实证检验
（1）ADF单位根检验，见表1。
根据以上检验结果，LnGDP、LnFIR是非平稳的，而经过一阶差分变化序列变得平稳，但变换后的序列仅仅是各变量增量间的相互关系，不具有直接的经济意义，化为平稳序列建立的时间序列模型不具有很强的解释意义，因此需要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我们采用EG法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知lnGDP、lnFIR都是一阶单整序列，首先运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协整回归，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注：根据AIC和SC值得最小为准则，应该选取3期为最佳滞后期。
由表2可知残差序列e的ADF检验统计量为-4.0417，小于1%显著水平的临界值-3.8573，说明残差e序列没有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这表明LnGDP，LnFIR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模型1是对LnGDP，LnFIR长期均衡关系的数学描述，具有明确的经济意义。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ADF单位根检验的平稳序列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我们检验三组变量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第一组是LnGDP与LnFIR，分别代表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水平；第二组是DLnGDP与DLnFIR，分别代表滞后一期经济增长的变化水平和金融发展的变化水平。第三组是DDLnGDP与DDLnFIR，分别代表滞后二期经济增长的变化水平和金融发展的变化水平。
注：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确定各变量的滞后阶数均为2。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湖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还是金融发展变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变化水平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说明无论从存量上还是流量上，金融发展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体系效率不断上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但从滞后一期二期来看，湖北省经济增长对本省的金融发展尚不具有因果关系，说明湖北省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存在很长的滞后性，短期内不显著。
（4）VAR模型、IRF图与方差分解分析。
由于LnGDP，LnFIR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故可建立VAR模型，在进行VAR模型的参数估计时，首先根据AIC和SC最小准则确定合理的滞后期。经过试算，由下表可见，在进行LnGDP、LnFIR指标建立VAR模型中，应该选取滞后2期为最佳滞后期。
用Eview6.0软件输出参数结果写成VAR方程如下：
LnGDP = 0.7173LnGDP（-1）- 0.1814LnGDP（-2）+ 0.3076LnGDP（-3）+ 0.8599LnFIR（-1）- 0.4130LnFIR（-2）+ 0.3908LnFIR（-3）+ 1.4313
LnFIR = 0.1476LnGDP（-1）+ 0.0358LnGDP（-2）- 0.0625LnGDP（-3）+ 0.8182LnFIR（-1）-0.1868LnFIR（-2）- 0.08131LnFIR（-3）- 0.7666
从方程中可以看出，金融深化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变化影响显著，在滞后一期弹性就达85%，且方向为正，之后两期也分别达到了41% 和39%，充分体现了湖北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作用。
在VAR模型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绘制脉冲响应函数图（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ξt（被称为“新息”）的一个标准差冲击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
图1左图是LnGDP对一个标准新息的的响应情况，右图是LnFIR对一个标准新息的的响应情况。脉冲响应函数显示湖北省经济增速变化量对金融发展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有强烈的反映，滞后一期后产出增加5.1个百分点，在滞后七期更是达到了最高点9.3个百分点。
进一步对lnGDP进行方差分解，将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随机扰动项相关联的各组成部分，进而了解各随机扰动项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方差分解如图2所示，从第四期开始方差分解的结果就逐渐趋于稳定，LnFIR对LnGDP预测误差项的贡献程度达到了20%左右，进一步验证了湖北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3结论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良好的促进关系意味着，经济水平发展较高会支持金融体系的充分发展，而金融发展又为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若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很低，那么会使金融体系受到限制，阻碍了投资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限制了经济增长，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一系列动态计量经济学分析结果显示湖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并且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是有滞后期的，持续时间较长。经济增长在当期显著的促进金融发展，但在滞后期作用则很不显著，没能显著的促进湖北省金融发展，说明湖北省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存在较强的滞后性，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本省金融水平的发展，达到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短期相互均衡促进的状态，将是今后湖北省工作的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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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闫丽瑞，田翔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2，（03）.
关键词：金融支持；县域经济
一、金融支持理论的发展趋势
研究金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关系，早已成为金融实践研究领域之焦点问题。且已在以往诸多经济学家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被充分证实。
(一)金融发展理论概述
1955年，E·S·肖以名为《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的著作，格利以名为《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的著作，开启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先河。E·S·肖和格利构建了金融发展的模型，此模型具有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到繁变化的特征。该模型论证了经济发展阶段与金融作用成正相关的命题，即经济发展阶段越高，则金融发挥的作用越大。
1966年，帕特里克在其论文《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充分论证了许多金融问题，核心问题为货币供给和需求推动。研究表明，金融体系通过刺激投资和储蓄的方式。来制约资源配置和改进资本构成。如在实践中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政府会运用金融优先发展方式，去推动货币供给总量，从而拉动社会经济增长。
1969年，在35个国家100年经济发展信息基础之上，戈德史密斯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重要结论，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相关率正相关。这一重大结论奠定了金融发展的理论根基，为今后的金融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础参考和分析方法，很有积极指导意义。
经济在发展。科技在进步。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渐拓展，其研究结果说明金融要素、金融体系的完善在经济成长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要研究经济的发展，必须从金融领域人手，以这些理论为依据研究金融体系的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金融体系改革，减少金融抑制，最终实现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
(二)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关系理论概述
就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国外学者理论研究结果的借鉴学习基础之上，我国的一些学者进行了分析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列举如下：
1995年，张杰提出金融成长的定义，指出金融成长范畴有两个方面，即金融发展与金融增长。张杰从金融努力、经济结构和经济状态三个角度研究了其对金融成长的影响。最后提出金融成长的内生分析框架理论。
1997年。王光谦提出金融对经济增长有三方面的贡献。贡献之一：金融借助高科技，以提高生产力和实现资源再配置及规模效益的方式，作用于国民经济增长。贡献之二：金融借助经济转型，来提高储蓄一投资要素，拉动经济发展。贡献之三：金融产业借助自身价值创造。为国民生产总值做贡献。
2003年。计承江提出发挥金融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杠杆”作用，需找准均衡点。需借助金融“杠杆”找准城乡统筹建设的着力点。找准发展现代大农业建设的支撑点，来促进农村信用体系的完善。
2004年，周小川强调了农村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在风险防范基础之上，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合力，加大对农民农业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
(三)县域经济和县域金融两者关系的理论概述
党的十六大会议正式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之说，此后。在我国各地有很多专家就此问题展开了细致深入的研究。
2007年，郭建民和蔡国华指出，金融抑制现象在我国各地县普遍存在。其具体表象是县域资金外流和信贷投入总量不充足的问题。他们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县域特色金融。实现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职能。来体现合作性金融的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去克服县域金融抑制的现象。
同年，另一学者李文森指出。“三农问题”的发展面临的困境本质上是县域金融所面临困境。因为县域经济范畴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弱势群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在经济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状态良好，反之则较落后。解决县域金融问题的重点是解决好两组矛盾：即金融企业商业化运作和县域经济效益不高之间的矛盾，及民间金融良性扩张和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之间的矛盾。
如今，在我国学术领域针对县域经济的研究还较少。还未构成科学、系统的理论框架。县域经济发展的科学研究还不系统、全面。这就需要对县域经济与县域金融的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
二、金融支持理论综述
金融支持指国家和各级地方金融机构借助多种金融工具，来推动某个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的活动。其途径是借助金融体系与金融工具的综合利用。来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区域经济发展和金融支持的关系十分密切，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金融支持的力度越大。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越快。反之亦然。所以。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业也很发达。
(一)金融支持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般而言，金融支持水平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直接制约。当金融发展到相当水平时，就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金融的发展要求金融机构能高效运行，金融工具需多样化。金融的发展会导致金融机构增多，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交易成本也会降低。
(二)以金融推动主体不同的分类
以金融推动主体的差异，将金融支持分为两类，即政策性金融支持与市场性金融支持。
1.政策性金融支持
学术界对政策性金融支持理解有异，存在国家金融支持、制度金融支持、政府金融支持等不同认知。政策性金融支持不是根据一般认知的效率准则去实施。而是根据政府政策目标而制定的。相关金融领域的政策支持，它较好的兼顾了社会的效益与政策的。
2.市场性金融支持
市场性金融支持是将市场机制做为前提，各产业通过金融机构来取得资金支持的一种融资方式。市场性金融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它以社会存款为资金来源，借助负债完成信用创造，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目标等特征。从而实现资金支持各类企业，提供完善的融资服务。
经济发展需要金融支持。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程度和经济的宏观调控息息相关。
(三)以金融支持形态不同的分类
以金融支持形态的差异，把金融支持分为：金融制度支持、金融总量支持和金融结构支持三类。
1.金融制度支持
金融制度支持是研究各种金融制度、政策对经济所产生作用的理论。主要内容有：区域金融政策、金融开放程度、金融法律和金融组织的形式等方面的制度。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一、国外研究综述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界永恒的话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两者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
（一）国外理论研究综述
熊彼特（1912）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从金融与创新的视角探讨了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企业家的创新，而企业家要实现这一职能，要有金融体系的融资服务。Patrick（1966）提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两种模式。1973年，Mckinnon和Shaw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以使实际利率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自动的趋于均衡水平，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内生增长研究的兴起，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契机。Romer（1986）和Lucas（1988）等人把货币金融因素引入了内生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生的因素，而不是外生力量推动的结果，尤其强调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Levine（1999）指出政治、法律、管制及社会其他因素都是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而这需要更为广泛的、包括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在内的跨学科研究。
（二）国外实证研究综述
Goldsmith（1969）是进行两者关系实证研究的第一人，通过对35个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活动的有关数据，得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认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一般伴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高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相关实证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主要有：King（1993）和Levien（1993）搜集了80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他们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跨国的回归分析，得出金融中介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影响经济增长。Stiglitz（2001）利用6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表明金融运行效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Rousseau（2009）通过计量经济学图形化方式来研究当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对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高通货膨胀会抑制金融业发展。
二、国内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我国大量的学者也加入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伴随着计量经济学和统计方法的进步，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的研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一）基于国家层面研究
谈儒勇（1999），运用1993～1998年数据通过OLS方法，对我国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检验，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而股市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不明确。史永东等人（1999）利用我国1978～1999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并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后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曹源芳（2010）基于月份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相互背离的。
（二）基于区域层面研究
随着国内研究的深入和我国各地区间的巨大差异，国内学者将研究视角逐步转移到了具体区域上来，尤其是近几年研究区域进一步细化。艾洪德等人（2004）在对我国区域性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中西部地区存在负相关关系，过度开放金融市场和推行金融自由化反倒对落后地区不利。肖建国（2004），运用多变量向量自回归（VAR）方法，研究了中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发现了东部和中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杨胜刚（2007）基于中部六省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表明中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能够为中部崛起提供有利的支持，但在短期则无明显关系。匡飞华（2007）实证研究表明，广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利用VAR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发现广东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除了对省域的研究，最近国内学者还将研究视角放在了县域，魏雪洁（2012）对浙江省近58个县（市）金融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支撑作用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县域金融发展水平是影响县域经济长期发展收敛性的重要因素。
三、总结与启示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成果，可以看出国外学者早期主要从定性方面进行研究，后期主要是进行实证研究，我国学者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对我国整体和各区域进行了实证方面的研究。国内研究主要存在以下缺陷：第一，研究手段比较单一，未突破国外现有理论框架；第二，指标选取比较单一，由于指标选取的差异，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第三，基于区域间差异的比较研究较少。随着经济发展资本化和金融证券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和复杂，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关注理论方面的探究、方法的改进和指标选取的丰富化，注重区域的差异化与比较，将金融制度创新和契约架构加以考虑，才能使研究更加规范全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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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艾洪德，徐明圣，郭凯.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4 （7）.
关键词：金融机构活跃度；经济增长；格兰杰检验；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2-0047-05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区域内各省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也极不平衡。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西部面临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旅游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卫生事业等艰巨的历史任务，同时还面临着由此而带来的巨大资金需求与资金瓶颈压力。甘肃省是我国的西部老工业基地之一，要加快甘肃省老工业的改造、提升和发展，就必须加大投资力度,特别是国家投资的力度。与此同时，营造优化投资环境，促进投资体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历史数据表明，金融机构贷款总量不断增加，促进了各地区经济稳步增长。本文用现金支出来表示甘肃金融机构活跃度，现金投放（支出）是一定时期内商业银行通过各渠道向社会投放现金的总量，包括工资支出、收购农副产品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等项目。现金投放量与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上涨有密切关系。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和物价涨幅加大，现金投放量也加大。本文将通过格兰杰检验和协整分析导出金融机构活跃度与甘肃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文献回顾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较为关注的一个议题。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可以参见谢亚轩（2003）［1］，毛秋蓉、李萍（2005）［2］，王琛（2006）［3］，周波（2007）［4］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他们对国外学者对该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很好的综述。而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主要沿着以下三条路径来进行：基于中国全国的数据和全局的视角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基于区域（或者省区）的视角分析各区域（或省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区域分异；基于农村的视角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或农民收入增长）间的关系。
在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路径中，从全局视角来分析二者关系的路径占据主导地位。其中，饶晓辉、王启亮（2003）利用多元回归的计量经济学单方程模型证明了实际利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为负；［5］丁晓松（2005）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探讨了1986～2002年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但经济发展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大；［6］杨晓华（2005）利用协整及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 金融中介和国内信贷通过转化为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而金融业的深度发展则对经济的增长有一定的副作用；［7］张晓强（2005）用修正后的AK模型建立经济增长与二元金融市场(信贷市场、股票市场) 之间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并借助1994～2004 年的季度资料,探讨了我国金融发展中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途径，结果表明信贷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正效应，股票市场的发展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则不显著；［8］王一峰、董丽、杜哲卿（2005）利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从金融的作用角度，建立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回归方程式，并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相互促进的关系；［9］王琛（2006）应用协整、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 深入分析了1978～2004 年我国GDP 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10］梁琪、藤建州（2006）采用多元Near-VAR方法对我国1952～2003年间的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以及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在样本期内，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有经济增长向金融发展的单项因果关系；［11］宋利民（2006）利用1979~2004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对二者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指出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力度有限；［12］林志伟（2007）基于VAR 模型,利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 因果检验法,对中国1982～2004 年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金融发展规模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负相关,且前者也是后者的Granger 成因，金融发展效率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负相关,并且两者具有双向的Granger 因果关系。［13］
其次，研究路径中较为重要的是从区域（或省区）的视角来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区域视角来看，张海波、吴陶（2005）从中观层面以中国各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探讨了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增长有促进作用；［14］冉光和、李敬、熊德平、温涛（2006）基于中国东部和西部的省级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对东部和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而无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双向长期因果关系和双向短期因果关系；［15］焦兵（2007）基于中国东部和西部的区域数据, 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对东部和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和因果方向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的各项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东部地区也仅仅只有农村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16］从省区的视角来看，李忠民、刘创刚（2005）基于陕西省1984～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运用多变量VAR 系统分析指出陕西省的金融发展没有带动经济增长；［17］郑长德（2006）利用四川省金融发展数据,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比较研究，指出四川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互制约作用,而且表现出很强的结构性特征；［18］刘红、叶耀明（2006）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AK模型) 出发,利用上海有关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Johanson 协整检验和VECM模型分别研究了金融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三种途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认为上海金融业发展主要通过将储蓄转为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 而提高储蓄率和边际资本生产率未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19］邱新国、陈源媛（2007）以1985～2004 年间重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为基础，结合Granger因果检验、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指出重庆市的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20］
当然，从农村金融视角来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成果也不少。姚耀军、和丕禅（2004）基于VAR 模型, 利用Granger 因果检验, 对中国农村1978～2001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并没有起到“供给主导”作用, 而是处于一个严重滞后的“需求遵从”地位，并指出农村正规金融相对于农村经济增长是缺乏效率的, 而农村非正规金融值得关注；［21］李刚（2005）以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理论为分析依据, 对我国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而农村金融发展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仅存在弱相关关系；［22］刘旦（2007）运用1978～2004 年的统计数据,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23］张颖慧（2007）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1978~2004年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指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经济增长却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24］
综上所述，不管是从全国的视角，还是区域的视角，抑或是农村的视角，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无外乎是利用计量经济学相关方法论（即便在方法和数据的使用上或有所不同），而结论基本上可以统一，即金融发展将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本文并不打算对该问题进行简单重复，而从金融机构活跃度的视角切入分析金融机构的活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说这既沿用了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第二条路径，也同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2.数据收集及初步分析
为了分析甘肃金融机构活跃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将选择金融机构现金支出来表征金融机构活跃度，同时，以国内生产总值表征经济增长状况。从相关《甘肃年鉴》 ①中获取两组序列的数据，分别记为CIt和GDPt,如下表1所示：
以上表数据为基础，分别作两组序列CIt 和GDPt时序图、一阶差分后的对数值的时序图、对一阶差分对数值进行差分后的值的时序图，如下图1、图2和图3所示：
图1中CIt和GDPt 两组元序列伴随着时间变动明显上升，不具有稳定的水平趋势；图2中ΔCIt和ΔGDPt 具有伴随时间变动的长期上升趋势，不具有水平趋势；而在图3中将ΔCIt和ΔGDPt 作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值Δ(LOG(ΔCIt))和Δ(LOG(ΔGDPt))随时间变动呈现水平变动，可以认为是平稳序列②。对数据初步分析以后，我们大致认为序列CIt 和GDPt具有长期的稳定关系。这也是我们进行长期关系分析的基础。
3.金融机构活跃度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分析［24］
根据上述关于金融机构现金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原始数据，进行两者间的协整分析，也即是分析金融机构活跃度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首先，我们通过Granger causality test检验序列CIt 和GDPt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因果关系检验的结论如下表2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α=0.1下，序列CIt 的组合均不是GDPt的组合的格兰杰原因。为此，我们设法调整两组序列，用各自的差分序列代替原序列，分别记CIt 和GDPt的差分序列为ΔCIt 和ΔGDPt，对差分序列的组合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下表3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α=0.1下，ΔCIt 和ΔGDPt 、LOG(ΔCIt )和LOG(ΔGDPt)间具有较好的因果关系。利用ADF检验判断序列 ΔCIt 、ΔGDPt 、LOG(ΔCIt )、LOG(ΔGDPt)的单整性，结果如下表4所述：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ΔCIt 、ΔGDPt 、LOG(ΔCIt )、LOG(ΔGDPt)分别是I(2)、I(1)、I(1)、I(1)阶单整序列。结合单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分析的结论，建立以LOG(ΔGDPt)为被解释变量， LOG(ΔCIt )为解释变量的模型如下：
LOG(ΔGDPt)=0.983529+0.633954×LOG(ΔCIt )
T=(4.0953) (12.2514)
P=(0.0004) (0.0000)
R2=0.8621 F=150.098 D-W=1.4096 P(F)=0.0000
以上模型的回归方程能够通过方程显著性检验、变量显著性检验和拟合优度检验，且D-W处于(dl,du)之间（其中dl=1.30，du=1.46），则不能判断随机误差项序列是否存在自相关性，从而上述模型存在伪回归的嫌疑。将金融机构现金支出的实际观测值代入模型求出残差序列 ，并对该序列进行ADF检验，结果如下表5所示：
表5 残差序列μ的单整分析结果
变量ADF检验类型（C,T,*）T统计量5%的临界值
μ（0,0,0）-4.6456-1.9556
从表中可以看出残差序列μt为0阶单整序列，即 I(0)，所以，原模型变量LOG(ΔGDPt)和LOG(ΔCIt )构成(1,1)阶协整关系。这是进行两组序列协整分析的前提。而回归方程LOG(ΔGDPt)=0.983529+0.633954×LOG(ΔCIt )也反映了金融机构活跃度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即金融机构现金支出的差分后对数值每变动一个单位，将会引起国内生产总值差分后对数值变动0.633954个单位。两者关系的实际值和拟合值之间长期关系如下图3所示：
图4 LOG(ΔGDPt)和LOG(ΔCIt )长期关系实际值、拟合值关系示意图
从图4可以看出，模型的实际值和估计值的变动趋势具有很好的一致性。从而说明该模型较好的阐释了两者之间长期关系。
4.金融机构活跃度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分析 ③
由于序列LOG(ΔGDPt)和LOG(ΔCIt )构成(1,1)阶协整关系，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构建误差修正模型来揭示两变量之间的短期关系以及长期和短期之间的修正关系。以ecm来表示上述协整回归中的残差序列ut，并作为非均衡误差建立ECM模型，通过以LOG(ΔGDPt)为被解释变量，逐步引入常数项、emc(-1)、ΔLOG(ΔCIt )、ΔLOG(ΔGDPt)(-1)、ΔLOG(ΔGDPt)(-2)、ΔLOG(ΔGDPt)(-3)、ΔLOG(ΔCIt )(-1)、ΔLOG(ΔCIt )(-2)、ΔLOG(ΔCIt )(-3)，通过综合判断方程显著性、变量显著性、拟合优度以及D-W数值建立模型式如下：
ΔLOG(ΔGDPt)=0.280954×ΔLOG(ΔCIt )+0.543049×ΔLOG(ΔGDPt)(-2)+0.263993×ΔLOG(ΔGDPt)(-3)-0.806307×ecm(-1)
T=(3.216) (-4.7612) (1.546) (-4.4639)
P=(0.0054) (0.0052) (0.1417) (0.0004)
R2=0.5953 D-W=1.9505
以上模型中的变量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除ΔLOG(ΔGDPt)(-3)仅能通过α=0.15的显著性检验外，其余变量均能通过α=0.05的显著性检验），拟合优度也较高，同时，D-W处于(du,4-du)之间（其中dl=1.00，du=1.68），所以随机误差项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性。将误差项ecm(-1)=-0.983529+LOG(ΔGDPt)-0.633954×LOG(ΔCIt )代入上述模型中，可得到反映序列LOG(ΔGDPt)和LOG(ΔCIt )之间的短期关系以及长期和短期之间修正关系的模型，如下式所述：
ΔLOG(ΔGDPt)=0.280954×ΔLOG(ΔCIt )+0.543049×ΔLOG(ΔGDPt)(-2)+0.263993×ΔLOG(ΔGDPt)(-3)
-0.806307×(-0.983529+LOG(ΔGDPt)-0.633954×LOG(ΔCIt ))
该等式即是LOG(ΔGDPt)和LOG(ΔCIt )两组序列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其中0.280954、0.543049、0.263993为两变量之间的短期关系参数，而-0.633954为两者之间的长期关系参数。而两者关系的实际值和拟合值之间动态关系如下图4所示：
图5 和两者动态关系实际值、拟合值关系示意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模型的实际值和估计值的变动趋势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同时，模型的残差值较小，表现得比较平稳。
5.结论
本文以上讨论阐释了金融活跃度对甘肃经济增长的作用，考察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测算了1978～2005年甘肃金融机构现金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结论是无论长期或动态情况下，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均显著，现有数据表明，甘肃金融机构现金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直接推动作用，本文建议适度地扩大金融机构的现金支出：首先，固定资产投资和农副产品采购是现金支出的主要渠道，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增加，必然拉动现金需求的增加。甘肃省金融机构信贷仍然是“银行主导型”，今后在银行贷款上应投向基本符合甘肃省产业调整的方向，防止信贷资金通过银行流向沿海发达地区。其次，居民由于受理财渠道狭窄、购房、养老、医疗、教育子女等预期开支的影响，大部分闲置资金还是选择存入银行，为此我们应该努力把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充分考虑有价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变动对现金流动的影响，开拓更多的理财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经济增长，这些都有利于长期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对于甘肃省内金融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地区，我们应该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增加金融机构网点，根据实际情况按季节性投放，支持农户的发展，给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良好的影响。总之，甘肃金融机构现金支出对持续性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是值得重视和进一步的探索。
注 释：
①甘肃年鉴编委会.甘肃年鉴：1978-2006［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②覃思乾.中国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J］.统计与决策(理论版),2006,(08).
③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运用及实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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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维邦，男，兰州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导师，甘肃省国资委副主任；乔华利，男，兰州大学经济学院2005级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
一、金融发展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即研究金融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优化金融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并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早进行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应该从银行出现开始，研究银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对金融进行专门研究，只是把金融作为促进交易的工具，直到二战后，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短缺影响到部门国家经济增长的现象明显显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也形成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萌芽。这个阶段典型代表是格利、E.S.肖和帕特里克。格利、E.S.肖分别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专著中提出金融发展是金融机构、金融制度、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发展，金融的作用的是实现资金的顺利流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资金，从而提高生产资金，提供社会经济增长。
二、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的增长，即一个国家或地区潜在国民产量或潜在实际GNP的扩展。经济增长既可以是国民收入的总产量，也可以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解释经济增长规律和影响制约因素的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有资本、技术、土地、分工。代表性的有古典经济学鼻祖斯密，他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两种途径是劳动数量和劳动效率。之后不断有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包括了在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基础上哈罗德和多马提出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成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该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和储蓄率成正向关系，和资本与产出比成反比关系，资本是经济增长主要决定因素。但该模型基于储蓄率和资本与产出比不变的假设，存在缺陷，麦金农对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储蓄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之后经济学家又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索洛模型为代表，他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各自的产出弹性以及技术进步决定了经济增长率，同时技术进步是随时间变化的。金融的作用仍然没有提及。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分析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大量的经济学家进行了研究，但是都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研究的成果和结论大体分为以下几种。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只是促进交易的工具，对生产和经济增长没有作用，计量统计中的相关性仅仅是金融对经济的反映和体现而已。经济学家托宾和熊彼特从货币功能角度认为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和流通功能影响社会储蓄增加资本，满足了企业信贷需求，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等人认为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发展。原因是社会经济规模的扩大客观上要求相对应和匹配的金融市场建立，促进了金融的发展。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相促进：良好的金融市场能够降低投资者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有利于促进社会投资，最终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客观上要求与之对应的金融市场建立，促进了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凯恩斯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则认为金融领域的过度投机等行为导致了金融风险的产生，有可能影响实体经济领域导致经济危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显著的相关关系。 一是从我国各省份的总体情况分析，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较明显的正面影响，且金融发展得越好经济增长越快。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规模与效率在促进经济实现规模增长与质量效率提升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完善金融服务功能、丰富金融服务产品、提升金融运行效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 二是从我国各省份不同时期时间序列分析，1995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变化，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步加大，且经济发展阶段越高作用越强。 三是地区经济越发达，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与自身实际禀赋，采取不同的金融发展政策，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四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金融发展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通过乘数效应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循环增长模式。金融通过影响、调节固定资产投资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因此，金融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
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机理分析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大家关注的都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论证.而较少关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即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问题。所以其作用机理分析主要是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变化规律，分析内在作用机制。即研究金融功能如何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增长又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
金融机构可以以专业化和规模化的优势帮助金融交易双方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通过金融市场帮助资金流向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和单位，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也正是由于金融系统规避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特点，金融市场的机构和制度可以以其专业化和严格的审查帮助储户分散和降低风险，增加储蓄，同时帮助投资者提供长期流动性使企业获得资金，高效促进社会资金流向投资领域促进经济增长。为了降低交易和信息费用，金融市场会在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上下工夫，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交易工具创新，使金融交易更加高效，加速资金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存在和参与，金融制度加强了对公司的监督和监管，避免了委托风险和道德风险，改善公司治理，促进资本更快积累和长期增长，最终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根据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资本的投资效率、储蓄率以及制度安排，金融系统通过上述资源配置、降低风险和交易成本、增加储蓄、创新交易手段和改善公司治理等功能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