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经济学范文1

 

1 金融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与课程建设情况

 

金融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随后理论界开始不断地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金融学中的均衡与套利、单期风险配置以及跨期风险配置、最优投资组合、最优消费与投资、证券估值与定价等,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门崭新的经济学与金融学交叉性的学科。在20世纪50年代前,金融学作为经济学二级学科,其学科体系层次是单薄的,其内容主要是货币银行与经济的关系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宏观金融学,其研究方法论与当时研究实质经济的方法论相同,以定性的思维推理和描述分析为主,数理与计量分析均以实质产品为研究对象,还未涉及到金融服务与产品,这与当时的经济和金融实践是相符的。以哈里马柯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为标志,现代金融研究在内容上从宏观进入到微观,金融产品本身成为研究对象,方法也上引进了数理分析工具,此后金融学科层次内容和分析方法渐渐丰富发展起来,到20世纪90年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金融经济学家,这表明金融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重要的地位。

 

金融经济学是现代金融的理论核心,主要研究微观经济主体(个人与公司)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金融决策行为及其结果,是一门分析金融市场均衡机制的具有较强理论性的金融学专业基础课。金融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是无套利假设和一般经济均衡框架,所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在不确定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对金融资产定价,其核心理论包括资产定价基本定理,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市场有效性理论、利率期限结构等都是这一框架中的组成部分。根据金融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其研究的核心内容是金融市场的均衡机制,除了研究传统的一般经济均衡框架(竞争均衡机制)外, 金融经济学更注重研究无套利均衡机制,这是金融市场特有的均衡机制,因此《金融经济学》既包含一般均衡定价机制的内容,也包含金融市场的特殊均衡机制即无风险套利均衡机制的内容。由此,可以学习和研究金融市场资产定价的两种基本方法:均衡定价法和套利定价法。

 

金融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是微观金融的基础理论课,为其它相关课程提供分析方法、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是对学生有关微观金融运行逻辑和方法的培训。鉴于金融经济学所涉及内容在微观金融中对金融市场均衡及资产定价研究的方法论、逻辑思维和基本模型的重要性,在金融市场、证券投资和金融工程等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中,目前国内外大学均将《金融经济学》作为研究生的一门重要的主干课程进行设置,国外如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等非常重视此课程的教学。国内的一些重点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也在本科和研究生的培养中引进《金融经济学》课程。目前,现代金融理论与实践发展已形成两条主线,一是针对实质经济运行,主要研究金融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的宏观金融,另外就是针对虚拟经济以金融产品和金融投融资为研究对象的微观金融,这二者之间有很深的紧密关系,但二者的运行机制越来越呈现差异,因而研究的方法也越来越具有相对独立性。对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运行机制的研究,需要在理论上确立二者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并对其加以比较,以深刻了解和把握现代金融经济的实际运行。这种对现代金融经济运行分析方法和分析框架的培训和教育,完全应该也可以在本科教育中就开始进行。因此,经过几年的努力和精心准备, 《金融经济学》课程正式纳入北京林业大学金融学专业培养方案,作为金融本科学生的专业基础课。

 

2 金融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与教学质量分析

 

北京林业大学于2009年在金融学本科正式开设《金融经济学》课程,经过一年的教学实践,《金融经济学》课程内容引起同学们较大的关注和兴趣。在这一年的课程教学实践中有诸多体会与感受:第一,《金融经济学》课程涉及很多金融定量分析模型的教学内容,如金融资产定价和金融风险识别与计量等, 在教学方法上,除了课堂上的理论介绍外,在教学内容注重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证研究能力培养,这不仅是本课程应有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并且这样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传统金融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可以使定性的思维和定量的分析有机统一,同时也使得数理思维方法与经济学、金融学的教学和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系统地可操作性地解决金融问题。第二,本科生阶段《金融经济学》涉及大量的数理和计量金融,同学们接受能力欠佳,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此前缺少有关《金融经济学》基本方法和逻辑的训练和培养,在微观经济学中涉及的数学模型方面的知识较少,特别是部分文科学生数学基础较为薄弱,学习金融经济学时较为困难;第三,由于用很多时间讲授应在此前学习的内容,而占用了本科生本应该学习的更深入的金融经济学的内容;第四,现有课程体系中,微观金融方面仅开设了金融经济学和公司理财两门课程,金融工程、风险管理等微观课程尚未开设,金融经济学难以与其它微观课程形成良性互动,金融经济学作为基础课程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未能达到预期教学效果。

 

为全面分析教学中的问题,总结教学经验和评估教学效果,我们针对2007级金融专业70名本科生进行了教学情况问卷调查。通过问卷分析,我们了解这一课程对本科层次学生的教学信息包括学生的学习兴趣、对课程的接受能力、教师的教学水平等,以此评估整体的教学效果,具体情况如下:第一,学生普遍认为授课教师的学术水平与专业知识比较高,认为“较好”或“很好”的超过95%以上。第二,学生普遍认为教师授课方式较好。超过90%的学生认为教师在 “明确的教学目标,并能够根据教学目标安排和组织教学”方面“较好”或“很好”;92%的学生认为教师在“与学生进行交流”方面“较好”或“很好”;96%的学生认为教师在根据教学情况,主动有效地调节课堂节奏方面“较好”或“很好”;第三,学生普遍认为授课教师的授课水平较高。94%的学生认为“较好”或“很好”;第四,学生普遍认为教师的教学手段较好;第五,学生普遍认为教师上课表现很好。96%的学生认为教师“在上课过程中是否情绪饱满, 注意调动学生的情绪和情感”这方面“较好”或“很好”;98%的学生认为教师上课时的仪表和教学态度“较好”或“很好”;96%的学生认为教师在上课时" 声音洪亮、口齿清楚"方面“较好”或“很好”;第六,学生对授课内容的理解一般。约有45%的学生认为能够很好理解所学内容,33%的学生认为能够较好理解,17%的学生认为只能一般理解,还有5%的学生认为理解不了;第七,学生肯定教师在课前准备和授课内容安排上所作的努力。96%的学生认为教师备课情况“较好”或“很好”;93%的学生认为在授课内容充实方面为“较好”或“很好”。

 

除了上述几方面以外,学生认为该课程知识量和信息量较多,希望能结合一定的实例进行深入讲解,对于涉及到数学模型的内容,希望能够有机房提供在电脑上模拟的机会,建议在大二下学期开设此课程,并希望能够加强微观经济学教学深度,尤其是在数学模型和理论框架方面,以此为金融经济学的学习奠定基础。同时同学们也充分肯定了该课程开设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认为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微观金融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方法。

 

3 金融经济学课程的建设目标及主要任务

 

金融经济学本科课程的开设为研究生阶段金融学经济课程开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开展此课程建设和研究,特别是在这一年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在教学上力求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形成一套既规范合理又具有创新精神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在今后的几年中,《金融经济学》课程建设的主要目标和后续任务是:

 

第一,明确课程性质和定位,界定课程教学主要内容。如何更好地开设本科生的《金融经济学》,明确本科生《金融经济学》课程性质和定位。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进行专门研究,以此确定本科生《金融经济学》的教学目的和指导思想,界定《金融经济学》的教学内容。鉴于本科阶段《金融经济学》教学的基础性,现阶段可以将本科课程内容定位于金融经济学基础理论介绍分析,重点突出本课程教学的目的性,增强学生学习的趣味性、操作性和感性认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性,拓展学习的深度与广度。

 

第二,做好教学自评和考核工作,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每学期对课程进行自评,以便对教学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分析,查找教学过程中的难点问题,对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做出总结分析并不断改进,充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来增加课堂教学信息量,使教学内容生动、形象,以提高教学效果。一是加大案例课程的比例,通过对各类典型案例的分析与讲解,可以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专业理论的理解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切身体会,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应对、解决各种错综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任课教师提高参与业务实践的自觉性;二是增加专项问题研讨,在教学过程中增加学生的参与度,强化学生学习的自主性。课堂上可以采取教师引导与师生讨论、学生自问自答相结合的方式,课堂下教师以引出问题、提示思路、激发兴趣、指导查阅参考书目等为主要手段,强化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思辨性,增强教学的广度和深度。

 

第三,编写金融经济学课程教材,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选择和使用高质量的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实现培育目标的重要步骤,目前还没有适合本科层次使用的《金融经济学》教材。我们按照选用教材、自编讲义、编写教材的步骤完成该课程的教材建设。随着高校对微观金融教学的重视,《金融经济学》的国内版教材和引进教材很多,一些投资学和金融工程教材也有大量的内容与金融经济学相关,这些教材或多或少有些作为本科生教材不适合的地方,如编排体例没有照顾本科生教学的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和基本逻辑的分明和突出,对金融经济学的整体框架和分析方法的介绍不够等。因此,在未来教学过程中,需要对教材使用和课件教案使用情况做出分析,将有益的心得、经验和学生所提有价值的建议在编写教材中体现出来。总之,在选择和使用教材上我们应坚持教材编写内容与金融实践的变革同步,并具有超前性,注意不断更新,以保持教材的先进性。

 

第四,加强课程资源库建设力度,增加学习的广度和深度。由于金融经济学课程的理论性与复杂性,需要建立丰富的资源库供学生学习参考,比如讲义、课件PPT、案例库、习题库、论文素材库、名师讲解视频库等。通过对案例汇编成集,一方面可供教室上课讲解之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于课堂讨论和学生自学,扩大知识面与实践能力;习题库里的习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难度适中,可以作为教师检验教学成果、学生复习备考之用;论文素材库中的资料作为学生写论文和研究报告的参考,有助于增强学生的理论素养及写作能力。总之,课程资源库的建设,不但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与学习积极性,同时也提高了学习的效率,扩大了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也为学生课外自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金融与经济学范文2

关键词：金融危机　新凯恩斯主义　政府干预危机原因

中图分类号：F65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9)07-016-05

一、父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将经济学一分为二，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经济学的教学也划分为微观课程和宏观课程。学生首先学习亚当·斯密(Adam Smith)“看不见的手”和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而在接下来的宏观课程中，他们则被告知各种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在纠正这些失灵中所扮演的角色。微观经济学家批评宏观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缺乏严格的理论基础；而宏观经济学家则谴责微观经济学家沉迷于不现实和不适应的理论之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所以不完全令人满意，也正是因为人们希望对该理论某些核心假设做进一步解释，尤其是价格和工资的黏性。通过两种方法可以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重新连接起来。宏观经济学可以引入微观经济学，反之亦然。新古典经济学选择了第种。这种方法的支持者试图从理性、企业和消费者的最大化行为等基本原则出发，来推导经济加总的动态行为。这个学派意识到了经济动态在理解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预期在形成经济动态中的核心地位。另一种方法则尝试将微观经济理论引入宏观经济理论。为表述方便，学术界将其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出现主要是应对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面临的理论危机。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曼昆和罗默参考某一特定理论对下面一组问题的回答来判别其是否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问题1，此理论违反了古典二分法吗?即货币是非中性的吗?问题2，此理论是否认为经济中的实际市场不完全性是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在主流经济学派中，只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失业、信贷配给和商业周期等经济现象与标准微观理论的结论并不一致，新凯恩斯主义的目标就是发展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微观理论。如果考虑其最宽泛的内涵，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很多分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不完美信息和不完备市场的研究。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基于凯恩斯主义基本思想的，但新凯恩主义者意识到应该更为彻底地远离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并且应该对由信息成本所引起的资本市场的不完美性及其后果做更深入的研究。效率工资理论。资本市场的不完备，信贷配给以及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修正观点是新凯恩斯主义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效率工资模型

效率工资是指劳动生产率依赖于工资水平。效率工资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工人特征的相关信息不完美。工人的行为不能够被企业完全地观察到，因此，企业无法制订有效的合约来保证工人承担他们行为的后果。因此，劳动质量和生产效率(因而企业的利润)就有可能因为企业支付更多的工资而上升。同样，人员更替也会因为工资上升而减缓。正是因为意识到降低工资可能会降低生产效率，增加人员更替，从而减少利润，所以，企业面临大量失业时，并不一定降低工资。在这种理论中，市场上也有很多企业，企业之间是存在竞争的，但是至少在一定范围之内，企业是工资的制定者。如果瓦尔拉斯工资(出清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太低，那么，企业可以选择提高工资来增加利润。当然，效率工资，也就是最大化企业利润的工资，会因为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效率工资并不意味着工资水平一成不变，但却说明了工资水平为何不一定会降低到出清市场的水平。

效率工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工资不能出清劳动力市场。类似的模型也可以解释利率不能促使信贷的供给和需求相等的原因。更一般地，阿克洛夫和耶伦(985)指出，即使应该改变工资，企业也愿意支付额外的费用来保持工资不变。他们证明这种近似理性的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利润损失很小，但是，社会成本却可能非常高昂。事实上，如果企业是风险厌恶型的，并且改变工资的后果存在某种不确定性，保持工资不变是完全理性的。

(二)资本市场的不完备

资本市场不完备起源于信息不完美。在企业经理人和潜在的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这种不对称会导致所谓的“股权配给”(equity rationing)。股权配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意味着如果企业希望获得更多的资本用以投资或者增加生产，它们必须借入资金。即便它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它们也会面临不可忽略的风险，包括破产风险。要分析企业行为，就必须关注企业是否愿意承担这些风险。企业生产资本不可预期的改变(比如存货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对它们承担风险的意愿有显著的影响。

(三)信贷配给

尽管有时企业对潜在风险的考虑降低了企业愿意生产的数量，但是，在其他时候，企业获得资本会受到限制，市场上存在信贷配给。资本供给者在面临过度资本需求时不提高利率的考虑和企业在面临过度劳动供给时不降低工资是相似的。原因在于选择效应(申请者的构成发生反向变化)或激励效应(借款者从事风险更大的项目)，提高利率可能反而会降低资本供给者的期望回报。

(四)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修正观点

货币政策起作用时，它并不是通过调整个体持有的货币余额，而是通过影响信贷的可获得性来影响经济活动的。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意味着如果某一家银行决定减少提供贷款，那么，市场上一定不会存在其他的潜在贷款提供者可以对这笔贷款进行完全的替代。货币政策当局可以采取某些措施来影响银行的贷款意愿(或者影响银行愿意贷款的条件)。当然，某些条件下，其他的贷款提供者可能会采取某些行为来抵消货币政策的影响，但总体而言，货币政策的作用不会被完全抵消。

二、当前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

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是解释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的一个重要视角。新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上世纪30年代，鉴于929年－933年大危机的教训，罗斯福政府要求国会通过“证券交易法”，阻碍了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使美国经济的的金融化进展受到阻止。而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过程明显加快，这也加剧了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和传递。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注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性，是观察和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产生和传递的重要视角。从美国的次贷市场和次级债市场以及金融衍生产品来看，都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首先，发放次级贷款的银行或公司与次级贷款借款人之间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发放次级贷款的银行或公司不如借款人自己对其个人信用和还款能力清楚。其次，次级贷款被证券化后变成了次级债产品，次级债券投资者与出售次级债券的投资银行之间在次级债风险水平上 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最后，次级债券衍生产品的投资者与出售次级债衍生产品的投资银行之间也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可见，美国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

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就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在这次次贷危机中我们会看到，这种道德风险问题，不仅仅集中在大型金融机构的高管人员身上，实际上几乎处处都是，包括借次贷的老百姓，向老百姓发放贷款的银行，从银行手里购买次贷证券的金融机构，乃至最大的金融机构，都存在着道德风险。换句话说，从最底层的次贷借款者，层层往上，所有的债务人和债权人都显示了特别强的道德风险问题，大家都不顾一切地举债，每一层金融机构都有特别高的杠杆率，债务杠杆程度空前之高，这也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个重要原因。

美国政府为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以拉动美国经济增长。在连续多年房地产信贷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并不提高房地产信贷的利率，导致美国家庭负债大幅度提高。从2000年到2005年，美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91.0％上升到120.0％。家庭负债与家庭资产的比率从13.3％升为16.9％，债务实际支付比率从12.6％升至13.7％(Dayid M.Kotz，2006)。过高的家庭负债对这次次贷危机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金融危机中若干经济现象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

(一)金融危机到来后大部分企业都选择推迟投资

在资本市场不完备的股权限制模型中，投资的波动要大干产出的波动。原因在于金融危机来临后，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推迟投资是企业在财务状况恶化时，能够采用的所有降低风险的决策中成本最小的一个。如果由于需求冲击，企业财务状况恶化，那么，此时增加新的投资的边际成本，以及由此带来的边际风险会显著地上升。企业能够随时间积累资本意味着平均而言，此种风险会随着时间减少。因此，在金融危机到来后，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时，推迟投资对企业会有好处。这与我们观察到的现实是基本一致的。危机到来以后，很多企业的老板都选择了推迟投资。

(二)在金融危机到来后，企业选择“减少雇佣员工的数量，但小减薪或小幅减薪”的策略

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模型中，实际工资的确像现实中一样呈现出顺周期变动，原因在于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会降低劳动的边际产出(考虑到增加产出所带来的风险)。效率工资理论认为劳动生产率往往因为实际工资的上升而上升，结果削减工资对企业而言反而是不利的。高工资能够通过吸引高质量的劳动力，或者通过激励出更多的努力程度，或者是降低劳动替换率(从而降低培训和雇佣成本)来增加劳动生产率。效率工资的存在又使得工人在面临劳动需求变化时离开劳动力供给曲线。这导致就业水平较大变动，而同时实际工资变动较小，对短期调整而言尤其如此。这就是我们看到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广东，江浙等省份的企业大量裁员，造成大量的农民工提前返乡的现象。由于这些在岗的工人的工资水平本身就不高，所以，在岗的工人并没有被大幅降薪。因为这些企业的老板认为调整劳动力使用数量所产生的后果比调整工资(由于效率工资的原因)所产生的后果更加确定，那么，企业所进行的调整就更多地采用调整雇佣数量来实现，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解释的。

通过效率工资的方法所引入的工资刚性，能够像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假设名义工资刚性一样，在劳动力需求发生变动时产生出就业波动和非自愿失业。既然劳动力边际产出的持续性波动来自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持续性变化，新凯恩斯主义预测失业是一个持续性的现象。与传统的隐性合同理论不同，效率工资理论至少部分地揭示了，为什么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企业采取解雇而不是减少工作时间的形式。

(三)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内部，不同的流派一般采用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 第一种强调现实市场经济与阿罗一德布鲁(Arrow-Deb rau)理想状况的最重要的区别是名义价格刚性(nomIRal price rigidity)。他们认为，如果不存在名义价格刚性，那么经济就能够迅速地对它所受到的冲击进行调整，并通过这种调整来保证充分就业和市场效率。这方面的早期研究主要在于建立包含名义价格刚性的一般均衡模型。另一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重视凯恩斯的另外一个思想价格和工资灵活性的增加反而有可能加剧经济的衰退。这意味着工资和价格的刚性可能不是唯一或者是最重要的导致对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偏离的因素，也不是唯一与经济波动性相关的因素。很显然，新凯恩斯主义的上述两个分支对宏观经济的运行有着不同的看法。第二类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模型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它们都是以信息不完全和不完全合同为基础。它们分别是风险厌恶的企业，风险厌恶的银行通过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给予配置信贷资源的机制，以及包括效率工资理论和内部人一外部人模型的新劳动力市场理论。这些基本要素有助于解释为何灵活的价格反而会增大经济波动幅度并导致非自愿失业的存在。特别地，前两个因素能够解释为什么小的经济冲击会引起大的产出波动，而新劳动力市场理论则可以解释产出的波动是如何导致失业的(通过引起劳动力需求的变动)。风险厌恶的企业将会对任何与风险有关的行动都小心翼翼。

1　风险厌恶的企业

企业在这些不确定状况之下所表现出的风险厌恶特性是企业“资产组合理论”(portfolio theory)的基础。在此理论中，在考虑到各种行动的风险(以及它们的方差和协方差)和期望回报的同时，企业选择合意的行动组合，这些组合包括定价、制定工资。雇佣工人，生产等。经济环境的变化总会导致企业采取某些行动。如果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向左移动，那么企业一定会改变其商品的售价，或者改变生产的数量，或者增加存货的持有。如果其售价不变，那么就一定会有数量调整，反之亦然。

企业的行为会因为“手段不确定”和各种资产价值的不确定的原因，而受到它们自身对风险感知的影响，至少有三个因素可以影响企业面临风险以及它们承担风险的意愿。第一个是经济的总体状况。当这次金融危机到来后，全球经济进入衰退，企业对未来的发展前景很悲观，或者企业变得更加担心风险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第二个因素是企业的现金流状况。企业的流动性决定了为保持正常生产活动企业必须从外界借入资金的数量。企业的流动性还受其利润的影响，因为利润是生产剩余，因此小的价格变动就有可能导致利润、从而企业流动性的较大变化，在杠杆率高的行业尤其如此。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金融机构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紧缩信贷，资本市场投资者缺乏信心，因此，企业的流动性会受到影响。同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一些产品价格下跌，进而影响企业的利润，从而也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流动性。第三个因素是价格水平的变 动。因为几乎所有的债务合同都以名义量来记价，价格水平的变化将会极大地影响企业的流动性和实际净价值。这样，关于风险厌恶的企业理论就可以用以解释为何企业的供给曲线。以及社会总供给曲线一每个价格水平上所有企业愿意生产的产品数量一在衰退时期剧烈地移动。因为在衰退期，生产的风险增大，企业承担风险的意愿和能力下降。

2　信贷市场和风险厌恶的银行

经济学的最新进展揭示了在信贷市场上，信贷资源并非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拍卖过程来配置的(出价最高的人获得贷款)。事实上，贷款提供者必须考虑贷款无法归还的风险。相应的机构，比如银行，必须对贷款申请者的资格进行审查，并监督贷款的使用。新凯恩斯主义者研究了信贷市场不完整性的后果，这种不完整性使得厌恶风险的贷款人通过将资产组合转向比较安全的项目来应对经济衰退。格林瓦尔德和斯蒂格利茨(990)引入风险厌恶的贷款提供者的分析框架。正如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受到股权限制的企业一样，受到破产风险威胁的银行同样会表现出风险厌恶的行为特征。银行的这种风险厌恶的行为会放大经济最初受到的逆向冲击，导致衰退程度更深，时间更久。本次金融危机起源于次级贷款和次级债，当银行认识到次级贷款的风险后，银行减少或停止这项业务的贷款，当银行认识到次级债风险严重后，就会减少对次级债的投资。当经济状况较差时，银行会认为提供贷款的风险增加，因为企业净价值减少，拖欠贷款的概率增加，企业承当风险的意愿也减少。这样，企业要获得贷款变得越来越困难，企业的流动性受到影响，最终，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影响，金融危机最终影响了实体经济。

某种冲击影响了企业的生产资本，即使是企业能够自由进入信贷市场，它们愿意借贷的数量也会因为它们承担风险的意愿而受到限制。借贷合同的约束力意味着随着可以获得的生产资本数量减少，在任何借款水平上的风险(破产概率)都会增加。因此，如果它们的生产资本数量减少，那么，企业意愿的生产水平也会减少(假设它们并没有承诺销售固定数量的商品)：而且，生产资本恢复到正常水平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理论不仅解释了为什么无论是总量冲击(例如由于货币政策导致的不可预期的价格水平下降)还是部门冲击(比如不可预期的需求减少，或者石油卡特尔组织的突然成立)都会产生总量效应，最终使实体经济陷入长时间的衰退。

四、各国政府应对策略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析

(一)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需不需要政府干预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伊始，对于政府应不应该采取行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成为学术界和政界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7因为新凯恩斯模型认为波动是无规则的和难以预料的，所以，他们不会积极支持政府试图“精确微调”的宏观经济行为。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如曼昆)接受货币主义者的旧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也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有关动态一致性的一些批评。政府为应对经济总量波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采取自由裁定的财政和货币行动，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新凯恩斯主义观点。然而，由于市场的失灵，尤其是深度衰退的时候，绝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者承认需要行动主义的政府采取某种形式的干预。例如，泰勒认为，虽然财政政策通常应该应用于长期目标如经济增长，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当名义利率降为零时”就有充分理由去明确地使用财政扩张政策。由于经济将来可能遇到的问题的不确定性，新凯恩斯主义者不支持货币政策的固定规则方式，这种方式是由弗里德曼及7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均衡理论家如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巴罗等倡导的。新凯恩斯主义分析为政策干预提供了理论支持，特别是在持续的巨大冲击下，因为市场经济调整过程运作缓慢，政策干预成为必要。

这次危机开始时，以财政部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其政策在方向上一直摇摆不定，力度也相当欠缺，还有很大的随机性，但最终选择了政府干预主义。危机开始时，财政部置身其外，协调行业超级基金计划、救助贝尔斯登，后来放任雷曼兄弟破产，设立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为避免经济衰退加剧和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相继又推出两大救市方案。财长盖特纳于2009年2月10日宣布了总额高达2万亿美元，核心为拯救深陷困境的银行的“金融稳定计划”。与此同时，经过多轮的辩论与协商后，美国国会于2月13日终于通过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可见，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周期变化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

这种新干预主义和传统凯恩斯主义本质相同，那就是在市场失灵时由政府出面，帮助市场恢复信心，恢复市场正常运作。但不同的是，它的干预建立在对市场经济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旨在帮助市场经济更好地发挥作用，其手段也远远超出了凯恩斯当年的设想。例如，在危机冲击下，对若干主流金融机构实行部分国有化：在工会，债权人、企业管理层等各方之间斡旋，在企业重组破产这一微观层面上进行干预；通过印钞或发债等方式购买低质量的金融资产，以支持金融业的运行，从而降低社会的贷款成本。这种扩大到金融刺激以及部分国有化的做法，远远超出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干预，这就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方法。

(二)财政货币政策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有效吗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基本上认为增加政府开支会改变经济运行的结果，在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工资削减也不是有效的，利用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开支应该是应对金融危机，增加就业，减缓经济衰退的有效举措。2008年11月5日召开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到20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这是我国政府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思路比较一致。

在货币政策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投资依赖于利率的程度，要小于对获得贷款能力的依赖，获得信贷能力的变化可能比利率的变化要显著得多。中央银行通过两种手段影响获得信贷的能力，一是通过银行发放贷款的意愿，二是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当银行没有储备，则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起作用：改变限制条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支持货币主义者的如下观点：货币政策并不是主要通过利率机制发挥作用，利率并不是货币政策的良好目标。因此，通过调整利率应对金融危机的效果应该是非常有限的。如日本上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后，不断降息至“零利率”的水平，仍无法诱发企业接受贷款进行投资，史称空白十年。利率太低时，人们宁愿持有现金，最后扩张性货币政策失去了作用。2008年底以来，美国的联邦基准利率水平已经接近于零，虽然我们还很难断言美国会陷入“流动性陷阱”，但通过零利率的货币政策不太可能让美国摆脱经济衰退。中国的货币政策仍有不少空间，政府促使银行扩大信贷的能力要大干西方国家。

新凯恩斯主义赞同凯恩斯主义者关于货币政策起作用的主要途径是它对投资和企业生产的意愿。能力所产生的效应。关于货币政策如何影响经济的具体方式，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货币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不是通过交易机制，而是通过信贷机制发挥作用。从2008年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对策来看，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让商业银行迅速扩大信贷规模，提高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来实现的，提高企业生产意愿和生产能力。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到来以后，政府也是通过扩大信贷规模来刺激经济，产生了比较积极的效果。

五、结论

我们认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注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性，是观察和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产生和传递的重要视角。对于在金融危机到来后，大部分企业都选择推迟投资，企业选择”减少雇佣员工的数量，但不减薪或小幅减薪“的策略以及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等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能进行较合理的解释。对于各国政府该不该干预，财政，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提供了理论分析，而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也基本符合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参考文献：

金融与经济学范文3

【关键词】网络金融 契约交易 信用货币

一、信用契约与货币的关系

货币是在人类社会活动中产生的，信用自身并不能生出货币，马克思指出：“金银做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1]代表人类社会关系的货币是由这些关系端点的人创造出来的，可能它的创造并不是由于某个人的意志和活动却与每个人的意志和活动密切相关，由此按照信用的主体不同，经济学中通常把信用划分为个人信用、商业信用和国家信用。如果我们从商品流通的角度来考量信用，就能看到价值信用、财产信用和法律信用的内在联系。它们产生于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买与卖的分离过程。当一种商品使用价值的让渡与另一种商品使用价值的获得不同步时，信用被用来解决其中时空上的不匹配问题。“价值信用”采取的方法是由一种商品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商品所有者让渡商品使用价值时得到商品的价值（一般等价物），由此保障商品交换的实现。“财产信用”采取的方法是由财产的所有者（商品的购买者）与商品出售者订立契约，商品所有者让渡商品使用价值时得到未来获得商品价值的保证，由此保障商品交换的实现。“法律信用”采取的方法是由国家政权创造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价值符号，商品所有者让渡商品使用价值时得到这样的价值符号，由此保障商品交换的实现。由于使用价值的获得是商品交换的最终目标，当商品经济中使用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直接交换采取了价值中介这种迂回的方式时，信用便成为完成这一迂回过程的驱动力，而货币或信用契约是这一驱动力的载体。

二、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契约交易与网络金融

（一）财产信用与契约交易

民间借贷的历史要远远早于现代金融，“我国的民间金融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2]民间借贷起源于商品经济中有限的实物货币与日益繁荣的商品交换之间的矛盾，是人们利用财产信用弥补价值信用天然缺陷的产物。现代金融之前的民间借贷从某种意义上发挥着现代金融同等重要的作用。较之现代金融，民间借贷以一种更加自由的非正式的方式配置货币的分布和流向。

私有制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前提，在私有制条件下财产所有者往往是支配商品流通的商品活动参与者。当一个私有者缺少货币却要买进商品时，由于财产信用的存在，可以创造出货币类似物（财产信用契约），这种货币类似物可以执行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甚至使货币回归其本来的商品面貌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对象（货币借贷）。也就是说民间借贷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某个人主观上受到利益的趋使，而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信用与货币的天然联系促使人们自发的运用手中的财产信用力量通过创造货币类似物的方式去完成商品流通使命的产物，它是对货币缺陷的弥补，是商品经济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契约交易与网络金融

如果我们用一元人民币换一元人民币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是完全相同的东西，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正是因为它们是相同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交换能够发生。信用是货币的本质，各种类型的信用契约有着内在的共同性，这成为信用契约之间相互交换的基础。

在目前的金融实践中人们按照各种信用契约与货币的相似程度不同，将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分为M0、M1和M2。M0指的是流通中的现金，也就是法币，属于主体为国家的法律信用契约；M1（狭义货币）指的是M0和企业活期存款，企业活期存款属于主体为银行的财产信用契约，它是银行以自己的财产担保向存款人签发的契约；M2（广义货币）指的是M1和准货币，准货币包括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这三类存款也属于主体为银行的财产信用契约；另外还有M3，它包括M2、金融债券、商业票据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金融债券属于主体为金融机构的财产信用契约，商业票属于主体为商业组织的财产信用契约，大额可转让存单则是主体为银行的一类特殊财产信用契约。所有的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对象中，只有M1在现代社会是名符其实的货币，其执行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包括活期存款在内的各种财产信用契约则执行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和货币的其它职能。

上述各种信用契约可以按产生方式不同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直接充当实物货币替代物的法律信用契约，第二种类型为充当国家信用货币流通媒介的财产信用契约，包括各种类型的银行存款和债券，它们产生于财产信用契约和法律信用契约的交换过程，第三种类型为充当商品流通媒介的财产信用契约，主要是各种商业票据，它们产生于财产信用契约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过程。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虚拟经济中发生着大规模的信用契约交易活动，从更本上讲，这一类交易是以国家信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各类信用契约之间的相互交换。正是在这一类交换中产生了金融风险和政府对金融的监管需求。政府甚至为了维护金融秩序而试图禁止大规模的民间借贷，但是只要合法的金融活动不能满足全部的商品流通要求，民间借贷便会自然的出现，因为信用是货币的本质，商品从一出现就是由信用而不是由法律信用来完成流通使命的。从另一个角度讲，需要禁止的是通过信用契约交易过程的买卖价格差而获利的虚拟经济交易行为，因为这一类交易行为从本质上讲是通过纯粹的交易活动把财产信用契约转变成法律信用契约，这是对商品经济信用的滥用，必将影响商品经济信用的正常功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

[2]刘晚霞.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的抑制及对策[M].生产力研究，2014（1）：158-160.

金融与经济学范文4

关键词:MFS;制度需求;制度供给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10-0010-03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

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准则――“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tistics Manual”(《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简称MFS)｡此前,尽管联合国和IMF等国际组织颁布了多种宏观经济统计的国际准则,如《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国际收支手册》(BOP)和《政府财政统计》(GFS)等,但都没有一套系统的货币与金融国际准则｡MFS的出版,填补了货币与金融统计领域国际准则的空白,对世界各国的统计､金融事业及宏观经济管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接轨应该是以MFS为蓝本,其中的制度变迁同时成为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从制度经济学解释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问题,既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中国际接轨的认识,也有助于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框架的总体设计｡

一､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改革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科斯的解释,“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宪法秩序｡宪法“是用以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的基本结构”｡它包括确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它的约束力具有普遍性,是制定规则的规则｡第二,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在宪法秩序下界定交换条件的一系列具体的操作规则,它包括成文法､习惯法和合同法以及自愿性契约等｡第三,规范准则｡这是构成制度约束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来源于人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一致的意识形态可以替代规范性规则和服从程序,降低交易费用｡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它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也可以被解释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生产过程｡林毅夫在突出强调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时区分了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并用“供给―需求”这一经典的理论框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进行了分析｡用“供给―需求”的理论框架对制度变迁进行分析,需要具体说明哪些是内生变量,哪些是外生变量,新制度经济学一般把制度安排及其利用程度作为内生变量,把宪法秩序和规范准则作为外生变量｡宪法秩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一旦形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不易显著变动的,而可把它们视为外生变量影响制度创新以及制度的需求和供给,把制度安排看作是内生变量,是因为在现有的宪法框架内,在制度的成本与收益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制度安排是一个相对活跃､相对“革命”的因素｡制度中的供求关系比较复杂,人们根据不同条件找到问题的“主导”方面,由此就有了需求诱导型制度变迁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划分｡

当前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接轨,可以说是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一次制度变迁,而且是一次需求诱导与供给主导共同作用的制度变迁｡下面我们将具体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两方面来论述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的形成机理｡

二､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需求与供给

(一)制度需求｡对制度安排的需求,可简单地归结为:按照现有制度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或外在利润)｡制度创新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制度安排,他们能够获得在原有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一切的制度安排都有可能影响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制度需求的因素有很多,它们使得改变制度安排所产生的预期净利益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了对制度变化的需求,具体说来有:第一是相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相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激励结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讨价还价能力的变化导致了重新缔约的努力｡因此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可视为制度变迁的源泉｡第二是宪法秩序｡宪法秩序的改变,即政权的基本规则的变化,它能深刻影响创立新的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和收益,因而也就深刻影响对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第三是技术｡技术发展水平及其变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交易费用并使得原先不起作用的某些制度安排起作用｡第四是市场规模｡市场规模扩大对制度需求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市场规模的扩大,固定成本即可以通过很多的交易,而不是相对很少的几笔交易收回,从而降低了固定成本阻碍制度安排创新的可能;其次,市场规模的扩大使一些与规模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得以创新,如股份公司制度､跨国公司制度等;再次,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一些制度的运作成本大大降低｡

影响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需求的因素可以从技术和市场规模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1.技术｡一方面,随着中国近年来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和深化,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些金融工具陆续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出现,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工程研究也已经起步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新金融产品的出现,不仅有利于降低中国金融资金的借贷成本,也有利于开辟中国金融资金融通的新渠道,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借鉴国际准则的统计技术,探讨中国金融衍生产品等金融创新产品的统计问题｡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努力,中国的金融统计虽然已初步建立起来由货币统计､经济统计､信贷登记等多个系统组成的分级管理集中汇总的统计网络,基本上实现了金融统计的电子网络化,但与信息网络化时代信息化､网络化､社会化的未来金融统计模式相比仍相距甚远,这也对当前中国的金融统计提出了与国际接轨的需求｡

2.市场规模｡亚当・斯密曾分析过,分工的发展受市场规模的制约,市场规模越大,社会分工也就越细｡在中国金融市场日益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中,不仅涌现出许多新的金融工具,也建立了诸如货币市场､股权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实务期货市场等｡这些市场的建立,使得中国的金融市场逐步得以细化,不仅大大降低了许多金融交易的固定成本,也极大地降低了中国金融统计制度的运作成本,促进中国参照国际货币与金融统计框架,来建立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

(二)制度供给｡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拉坦认为,重要的制度创新的供给,必然包含政界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诸多政治手段的动用｡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影响制度供给的因素主要有:第一,宪法秩序｡宪法秩序从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础的难易程度､制度安排的选择空间等方面影响着制度供给｡第二,制度设计成本｡每一项能预期带来收益的制度安排都需耗费成本｡制度设计的成本,取决于设计新的制度安排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的要素价格｡第三,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拉坦认为,正如当科学和技术知识进步时,技术变迁的供给曲线会向右移动一样,当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的商业､计划､法律和社会服务专业的知识进步时,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也会向右移动,进而言之,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第四,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制度从潜在安排转变为现实安排的关键就是制度安排实施上的预期成本的大小｡一些好的制度安排因实施的预期成本太高而无法推行｡第五,现存制度安排｡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第六,规范准则｡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反复强调制度安排应与文化准则相和谐,否则就使一些制度安排难以推行或者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大大地提高｡第七,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对制度供给的影响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集权程度,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对制度供给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影响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供给的因素可以从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现存制度安排､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1.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中国的金融统计体系经过50多年的由创立到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期间经历了数次重大变革,对国内比如实行了全科目报送制度,建立了非现场监管统计制度,实现了以会计为基础的统计信息归口管理等等;对国际比如国民经济核算正在实行的与SNA接轨,国际收支统计基本上实现了与BOP的接轨,以及中国正式加入GDDS等等｡每次的变革都是一次伴随着知识积累和知识进步的过程,长此以往,为中国的金融统计积聚了丰富的知识存量｡这些知识存量能为中国提供一个有关金融统计制度环境､各种可能的金融统计制度安排及其功效的详尽､透彻的知识,这为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依据,大大降低了此次制度变迁的供给成本｡此外,中国现有的金融统计知识存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和各金融机构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所应具备的货币与金融统计知识,这将降低或减少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被采纳､应用的阻力,其被执行的成本也会因此而大大降低｡

2.现存制度安排｡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而难以扭转,即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中国金融统计制度以往的历次制度变迁也存在着“路径依赖”性,虽说期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的来说还停留在一种形式上或外延性改革的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虽已暴露但远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现有的金融统计制度被“锁定”(lock-in)在一种低效的状态中｡而要摆脱这种由“路径依赖”所导致的低效状态,如诺思所言,则要借助于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目前中国正在实施的宏观经济统计国际接轨恰好为中国的金融统计摆脱“路径依赖”,构建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提供了一个机会｡

3.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构建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将能促进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控,并能和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对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进行有效的防范,这不仅能够减少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市场运行所带来巨大损失的风险,也能维持中国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能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的预期净收益｡

三､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供给者和需求者

(一)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需求者｡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接轨可以视为一种制度变迁,即从原来的金融统计体系向以MFS框架为主的统计体系转变,制度的变革不仅是变化环境的要求,也是制度需求者的要求,新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框架将为其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流｡为此,我们将集中讨论谁将从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获取收益｡

1.国际组织｡世界上所有的国际组织,如果按照其对组织内成员国的行为的影响来看,都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对成员国的行为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它的建立,只是为成员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提供一个畅通的渠道;另一种国际组织对其成员国的行为具有直接的指导､约束甚至规范作用,如联合国､IMF等｡中国是IMF的成员国,有义务按国际准则向其报告中国的金融统计数据,与此同时,IMF也需要通过及时了解中国的金融统计数据,来了解中国金融市场运行的现状,防范中国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巨大的冲击｡

另外,中国新近加入WTO,使得作为服务贸易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业必须按WTO的服务贸易规则对外开放:首先是外资金融机构将按协议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同时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将更多地进入世界金融市场,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事务,这意味着中国的金融统计不仅需要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在本国的业务,也需要区分本国金融机构的国内业务和国外业务,这就需要建立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其次,透明度作为贯穿于WTO所有协定和协议的基本原则,要求基本的统计制度和统计数据必须公开､透明,中国的金融统计数据不仅要对国内社会公开,也要对国际组织和外商公开,这也要求中国的金融统计信息必须符合国际惯例,要采纳国际通用标准｡

2.政府｡20世纪90年代世界一些地区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直接暴露在世界金融市场的冲击之下,中国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依靠政府的严格管制来避免世界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政府只能遵守世界金融的游戏规则,通过构建完善的风险控制系统来提高中国的风险防范能力｡这也迫切需要中国政府借鉴国际上较为成熟的金融统计研究成果和经验,加强对中国金融经济的宏观管理和监控,而要想达到有效的宏观管理和监控,除了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以外,最首要的就是要建立能够满足金融监管要求的信息系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货币与金融统计｡

3.金融机构｡在中国的金融机构中,主要有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对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有着巨大的需求｡金融统计是中国中央银行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中央银行一方面需要利用自身的金融统计资料和一系列的经济数据进行加工整理,并进行相关的分析来对经济金融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科学地制定货币政策,适时地调整货币政策;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也需要金融统计为其金融监管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这是中央银行确立正确的监管策略的前提条件｡中国商业银行的金融统计是中央银行金融统计的基础,因此商业银行金融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直接决定着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开展以来,原有的几大专业银行经历了向商业银行的转变,成为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主体,在面临国内外商业银行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它们也开始注重对金融统计数据的分析和预测功能,也需要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统计｡

(二)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供给者｡按照西方产权经济学的理论,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物品等的存在是“搭便车”现象产生的根源｡所谓的“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成本)的情况下而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收益)的行为｡公共物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性质,决定了它一般地由政府来提供,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并不表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高,而是因为由私人提供无法收费,或者说无法克服“搭便车”的问题｡货币与金融统计是一种公共物品,因为由私人提供基本的金融统计数据无法向所有的使用者收费,从而不可避免地存在“搭便车”的问题｡为了克服这种“搭便车”,我们认为应由政府来提供基本的金融统计数据,而为了满足各种金融统计信息需求者的不同的特殊需要,可以由各商业银行或其他的金融机构提供特殊的金融统计数据来满足这些特殊的需求,并可以相应地收取一定的费用｡

参考文献:

[1]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2]Williamson E. Oliver.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Stock, Looking Ahea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Nashvull: Sep. 2000,38(3): 595-613

[3]Malconm Rutherford. Institutions in Economics: The Old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4]林毅夫.后发国家究竟是有优势还是劣势?[J].经济前沿,2002,(10):11-12.

[5]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金融与经济学范文5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发展；金融深化；金融效率

引言

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是金融学较基础的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都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国外学者侧重于理论构建，国内学者侧重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由于以文字段落形式总结显得杂乱，不易于比较归纳，本文以表格形式对这些理论进行列举概述，梳理出该领域的研究发展脉络和异同。

1.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国外基础研究概述

国外金融学家对此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非常微小，只是实体经济的附属；而现代经济学家则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有明显的作用，二者存在着互动关系。

2.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证研究文献概述

我国的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主要从实证分析角度出发。我国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中国经济发展对金融发展有单向作用，然而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不明显，其原因是由于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历史和国有经济垄断资源过高，造成的市场经济不够完善。最新近的研究也发现了两者的双向互动关系，这可能是由于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金融发展也开始对经济发展有了正向的作用。总体上讲，中国金融发展中，金融中介，即间接融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正面影响更大，远大于金融市场，即股市融资的影响。

3.金融发展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概述

近年来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实证研究，这也是基于我国二元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现实，是研究金融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关系的必然趋势，总结概述如下两个表：

综合以上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

我国不同的区域的金融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落后地区，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国有经济占比例比较大，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还不够显著，表现在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正向作用十分微弱，金融中介对私营经济的支持也不够力度。区域市场经济发展如果进入比较完善的发展阶段，长期看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但是在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正面作用又不够显著，但是在经济发达地区，保险业的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4.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4.1落后地区，首先考虑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建设，提高经济增长水平

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已经证明，如果落后地区的市场经济不够完善，效率不足，那么无法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也无法带动金融体系的发展，最后也无法使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所以对于落后地区，应当优先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建设，包括促进市场经济的法制化建设，市场环境建设，打破垄断，存进公平竞争，消除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资源使用分配上的不公平现象，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激活落后地区的金融需求。

4.2发展中地区，加快金融发展的进程

对于发展中地区，加强金融深化、提高金融效率、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具体做法有加大存贷款的数额和规模，积极发展股市的规模和市场建设，积极鼓励金融机构大力发展表外业务，进行金融创新，发挥资产的使用效率。使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积极双向促进效应得到发挥。

4.3经济发达地区，应大力发展保险金融业，同时引导资金向落后地区配置

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地区，金融体系已经非常完善和成熟，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应当大力发展保险金融业，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使其有信心，有能力进行消费，进而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同时应积极引导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本流向落后地区，促进落后地区的金融供给能力和效率，先进带动落后，帮助落后地区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陈福中，吴秋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以长三角为例进行实证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6).

[2]韩廷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1，(3).

金融与经济学范文6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综述

1、前言

自银行产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思考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Alexander Hamilton (1781)指出:“就刺激经济增长而言，银行是已被发明的最令人愉快的引擎。”而每次的经济危机出现之后，人们都会思考一个问题——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辩证关系才能保持经济、金融持续、稳定、良性发展?

综合前辈们在此方面的研究，我们发现金融的发展研究包括金融体系的发展与金融服务的发展研究。前者着重于理论研究，而后者着重于实证研究。不管出于哪一方面的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关键在于两者之间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国内外学者都试图从这两个方面论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但都存在证实与证伪的困难。

近年来， 虽有不少国内学者也做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综述， 如张晓晶（2001）、孔凡保（2003）、谢亚轩（2003）、周立（2003）、谈儒勇（2004）、朱闰龙（2004）、张旭军（2007）等， 但归纳得并不全面。近年来该领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因而对这一领域的文献进行系统的归纳、综合就显得很有必要了。本文主要将国内外学者从金融服务的发展与金融体系的发展两个方面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文献分别系统地进行综述，并给出相应的评价。

2、金融体系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是否相关？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肯定的，如R.Levine(1997)、Demir-guc-Kunt&Levine(1999)是肯定金融体系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但在西方学者中，否定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学者也大有人在。如Lucas(1988)认为经济学家们夸大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认为经济发展会创造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这种需求导致金融部门的发展， 因此是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而不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显然，在金融体系是否促进及如何促进经济增长问题上存在分歧。目前的研究阶段集中于金融体系在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上的创新。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发展给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撑手段。

2.1国外关于金融体系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2.1.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Lucas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Phillips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2.1.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 麦金农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 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他认为，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 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 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 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金融体系的存在是由于在现实经济生活当中存在信意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金融体系的差异与一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

2.2国内关于金融体系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 相对不足， 但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如袁志刚等( 1999)、谈儒勇等（1999），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方法开始突破传统的跨部门、跨国界的平均分析，并转向单个国家的时间序列分析。

现在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处在发展之中，国内外成熟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高比例储蓄转换为投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储蓄率等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 经济增长也会引致和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大量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以及单个国家所进行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上述看法。但是上述研究都是从某个或某些国家这一大的宏观层面上来研究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宏观性的，这样的研究结果就不一定适用于一个国家的某个地区。

2.3一些创新手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体，内生金融市场等并入到金融发展模型之中，对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以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做出了逻辑严密的数学模型解释，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形成了所谓的“内生金融发展理论” ( Pagano ( 1993)、Maxwell( 1994)、Levine ( 1997)、Lewis ( 1995) )。按照内生增长理论，现有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增加储蓄率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二是资本积累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根据国外的理论，南京大学的沈坤荣和张成把金融发展纳入内生增长模型， 并就来自中国各省各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他们认为内生金融发展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的机制尚存在障碍，金融机构的低效率成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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