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8 17:17:1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微观经济学发展史，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均衡分析；消费者；企业
一、问题的提出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主体内容来源于经济学理论发展史的两次革命（第二次和第三次）。其中“边际革命”（第）产生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凯恩斯革命”（第三次革命）产生了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二战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对这两大理论体系进行了综合，将主要研究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归纳为《微观经济学》；将主要研究总体经济运行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归纳为《宏观经济学》，由此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体系引入国内后，为了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相区分，我国理论界称之为《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大学本科高等教育阶段，《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可以让学生理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掌握经济分析的基本逻辑、思维范式。当前，《微观经济学》已成为经管类专业本科生的经济基础课，甚至成为很多其他专业本科生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但由于《微观经济学》是一个内容繁多、结构复杂的系统性理论体系，对逻辑推演和数理分析能力有一定的要求。该课程教学中，普遍感觉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吃力。对这样一门体系严密、逻辑关联性强的基础理论性课程，教师通过框架式教学，引导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整个理论体系，掌握各部分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思路，为学生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上打下更加扎实的基础。
二、《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与结构
《微观经济学》研究稀缺性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涉及的概念、理论繁多。国内本科教学中该课程课时安排一般在48~72课时之间，教师在教学内容安排上普遍感觉课时不够，为了有效利用有限的课时，不降低课程教学质量，教师需要提纲挈领的把握课程的核心内容，教学的重点应该在主要理论框架的搭建，而不是一味地追究某些具体理论问题的细节。从课程的理论体系和结构的整体来看，《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两个市场上的两个主体”，内容包含“七大主要理论”。
1.两个市场上的两个主体。《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制度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以微观主体行为分析为出发点。经济运用涉及两类市场：产品（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市场交易双方是相同的两个微观主体：消费者和企业。在产品（商品）市场上，企业生产并销售产品（商品）是产品（商品）市场的供给方；消费者购买并消费产品（商品）是产品（商品）市场的需求方。在要素市场上，消费者拥有并销售原始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四类），是要素市场的供给方；企业购买并使用要素进行生产是要素市场的需求方。
2.七大主要理论。《微观经济学》内容丰富，包含众多的经济学理论，但如果围绕“微观主体理及其结果”这一逻辑主线，本课程主要包含以下七大主要理论：供求均衡理论、消费者均衡理论、生产者均衡理论、市场均衡理论、要素市场供给理论、要素市场需求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其中，消费者均衡理论主要分析消费者在产品市场上的消费行为；生产者均衡理论和市场均衡理论主要分析企业在产品市场的供给行为；要素市场供给理论主要分析消费者在要素市场的供给行为；要求市场需求理论主要分析企业在要素市场的需求行为；一般均衡理论探讨所有市场同时均衡的可能性和条件；市场均衡理论阐述了消费者和企业理性选择下供给规律和需求规律的相互均衡。这七大理论基于“经济人假设”，分析微观主体（消费者和企业）理性选择及其后果，从而得出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
三、《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内容
通观《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其核心问题是分析如何实现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对应“两个市场上的两个主体”这一研究对象，资源配置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消费者通过将既定收入在产品市场上进行最优配置以实现效用最大化；二是生产者基于成本收益决定要素的最优使用量（即决定产量）以实现效用最大化；三是消费者将拥有的既定原始生产要素在要素供给和保留自用两种用途上进行最优配置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四是生产者通过将既定成本在要素市场上进行最优配置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四方面的资源配置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即《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均衡分析法，主要内容包括均衡的决定和均衡的变动。以消费者均衡理论为例，消费者均衡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消费者均衡的决定分析及消费者均衡的变动分析。消费者均衡理论通过构建一个简化模型来分析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假定收入既定，消费者将全部收入分配于两种商品的消费上，以获得效用最大化。这部分分析存在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两种理论。
1.消费者均衡的决定。消费者均衡的决定是指如何得到给消费者带来最大效用水平的最优商品消费组合。（1）基数效用论假定效用水平可以具体衡量，可以构建相关效用函数，通过求解预算约束条件下的效用函数最大值，并可得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结论为消费者均衡条件是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即消费者花费在每种商品上的最后一单位货币带来的效用水平必须相等。（2）序数效用论认为效用水平不能具体衡量，只能相互比较高低，因此不能构建相关效用函数。运用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两个分析工具，得到消费者均衡条件为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与其价格之比相等，即两种商品按照效用水平的交换比例与按照价格水平的交换比例必须相等。无论是基数效用还是序数效用论，消费者均衡的决定关注的是达到均衡的条件，以及均衡条件下的均衡状态。对于均衡取得的过程，以及非均衡状态的特征并不关注。两种理论下消费者均衡决定都是采取了静态均衡分析方法。
关键词：经济学导论；问题导向；能力主导；案例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5-0161-02
经济学导论既是经济学科的入门课程，同时又是一门针对非经管大类开设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我们从分析W生学习状况出发，针对学生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环节设计上进行了课程改革尝试，以提高课程内容的实践性和有用性。
一、学情诊断
由于学生的专业背景不同，知识结构、前期积累，甚至学习能力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要满足不同梯度学生的学习要求，使得课程内容有益于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及个人成长，就需要对学习过程中学生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诊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学习目标模糊，甚至学习目标功利化。经济学是一门显学，其研究范畴已涉及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甚至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说。有的学生认为，因为其他同学都在学经济学，所以自己也跟风来选。加之目前经济、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普遍较高，在部分学生中甚至存在着一种误区，认为学习经济学可以帮助就业，学了经济学能够找一个好工作甚至可以挣大钱。学习目标存在偏差将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2.学生对通识教育投入的时间精力不足。一方面，学生的课业压力较大。部分学生的学期平均修读学分在25学分左右，个别学生的学期平均修读学分甚至超过了28学分，学生的课业负担普遍较重。另一方面，学生对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学生认为，学习的关键在于学好专业课，通识课程的内容仅需要了解即可。由于学生在通识教育课程上不愿意投入较多的时间、精力，导致了学生在通识课程学习上缺乏主观能动性。
3.修读专业不同，知识背景多元化。作为通识教育课程，经济学导论的学生专业构成丰富，知识积累水平不同。从初次接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对经济学学习的担忧不同。人文社科背景的学生往往担心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是否涉及大量数学与计算的内容，担心自己的工具学科知识不够扎实；而理工科背景的学生则担心经济学的内容是否需要大量识记与背诵。从另一角度看，不同专业的学生一起学习、讨论也更能产生新思维。例如，学物理的学生会提出如何从实验的角度理解经济学理论，而学法律的学生会思考经济学与法学的联系。
学情分析表明，为了解决选课学生在学习上存在的共性问题，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就需要科学设定教学目标，合理安排教学内容与教学难度，有效设计教学环节与教学进度。
二、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教学目标设定
为了解决学生学习目标模糊，甚至功利化的问题，在教学目标的设定上，仅仅围绕课程的时代性和有用性展开，力图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目标的设定充分围绕学生的学习生活实践以及今后的工作需要展开，分为三个维度：（1）学习宏观经济的基本概念和简单的理论，以使得学生能够正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宏观经济政策。（2）学习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工具使得学生能够理解“稀缺性”，进行权衡取舍。（3）掌握正确的经济学知识，使得学生能够在各种信息中去伪存真，培养学生严谨的学术精神。在第一堂课对课程的介绍中，将这三个维度的目标概括为通过学习本课程，应当具备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修身齐家的能力，明辨是非的专业态度。
三、以内容广度为导向的教学内容安排
围绕经济学导论课程的教学目标以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投入时间、精力有限的问题。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综合考虑知识点的重要性、章节之间的关联性、学习内容的实践性、教学案例的趣味性。
从教学内容的板块上看，主要分为微观经济学部分和宏观经济学部分两大板块。在微观经济学板块中，安排了供求理论、弹性分析、消费理论、企业行为、市场与福利共5章内容。其中，供求理论是本课程的基础性理论，要求学生理解供求规律、价格机制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弹性分析重在要求学生运用弹性的知识分析、解释经济现象；消费理论的内容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学生能够通过多种方式，从多个角度理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等重要理论；企业行为的内容较为抽象，重点要求学生掌握不同市场结构的区别与特点，掌握企业长期决策与短期决策的区别；市场与福利则帮助学生认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宏观经济学板块中，安排了宏观经济运行概览、国际贸易基础、货币银行基础三章的内容。在宏观经济运行概览中，要求学生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掌握GDP、GNI、CPI、失业率等核心概念，纠正容易混淆的知识点，培养学生从经济史、社会发展史的大视角来理解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要学生将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密切联系，充分认识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国际贸易基础中，主要介绍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以及汇率的基本知识。在货币银行中，主要帮助学生认识货币的特点，流动性与货币的划分，货币创造过程与货币乘数，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帮助学生理解经济中各部门的联系。
从教学内容的类型上看主要分为知识点、图形、案例、热点问题四大类。在知识点的教学中，强调学生掌握内容的准确性，通过课程的学习，重点厘清容易被误解或容易混淆的知识点。例如，强调GDP指标的地域概念、流量概念、生产概念，区分失业者与非劳动力等。在图形的教学中，强调定量分析的工具作用，例如要求学生作图分析在不同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的条件下，价格管制带来的不同影响。在案例教学中，强调教学案例的生活化，例如引导学生分析日常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价格歧视的现象。在热点问题教学中，注重教学内容的时效性，根据一周内发生的大事件，或者颁布的最新经济政策，又或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及时补充完善教学内容。
在每个知识点的教学内容安排上，择基础性、工具性、代表性的问题讲解。由于学生普遍存在对通识教育课程投入时间不够的问题，因此需要充分挖掘课堂教学效率，提高学生在课堂上对知识点的识记和理解能力，以减少学生的课后负担。从这两点出发，在课堂教学活动中，设计了大量提问，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巩固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1）比较类问题，这类问题主要为了区分相近的知识点，让学生充分理解两个知识点的区别与联系，避免记忆混淆，如：GDP平减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有何不同？（2）“反常”类问题，这类问题主要甄别人们在学习经济学以前容易误解的问题，例如：充分就业水平下是否仍会有失业存在？（3）实践类问题，这类问题主要将知识点融入到日常生活实践中，例如：全职太太算不算失业人口？（4）拓展类问题，这类问题主要引导学生综合运用各种知识，深入思考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四、以案例为特色的教学环节设计
在教学环节上，充分开展了以小组合作为基础的案例教学。
[关键词]研究性学习；情景；案例
金融学专业的三个方向：银行、证券、保险，以证券方向的实践性要求最高。金融学本科专业证券方向的核心课程《证券投资学》，主要研究有价证券的理论与实践知识。金融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所有参与者都将体验管理与预测，从而进行决策的个体成就感。有价证券市场紧跟国家经济政策的走势，风险与收益并存，可能为个体带来莫大的收益，也可能遭受不确定性的风险。本文将着重探讨《证券投资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方法论的应用环节，力求突破这一课程改革与建设的瓶颈，缩小与学生预期的差距，增强实战的体验感，获得基本分析、技术分析能力的提升，培养优秀的独立实践和创新人才。
一、《证券投资学》课程的教学现状与问题分析
期望值过高，理论难度大，技术分析的前期知识储备要求高，学生隔靴搔痒感明显，是这门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影响教学效果的直接原因。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高等院校的本科生们通过对经管类专业课程的学习对经济发展环节有了一定的认知和理解，尤其是金融类专业的学生往往有一种去有价证券市场进行“大展拳脚”一把的想法，均形成了对该门课程的强烈的学习欲望，问题是这种强烈的求知欲是否能够被充当引领角色的主讲教师延续下去。《证券投资学》以其他专业课程为基础，其先导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基础会计学》、《公司理财》、《财务报告分析》、《统计学》、《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等，涵盖了经济学、会计学和数学领域，要求学生有一定的知识架构做支撑，对学生的知识储备要求较高。大多数高等院校开设的《证券投资学》采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并辅助以实习基地参观和实验室模拟平台开展教学，但仍然在教学效果上达不到理想的目标。教学过程的方法论值得探究。
二、《证券投资学》课程的教学过程目标要求
专业教师的专业水平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条件，然而专业人才难以被复制之说也说明了专业教师的教学过程中的重点应是在普适的教育方法上体现的以学生为主体的独立实践和创新思维方式的养成，而这正是实践性较强的应用经济学课程《证券投资学》所需要的认知。该课程是理论经济学实践性检验的承接课程，同时也为其他金融学的课程例如金融市场、投资银行、投资基金提供先导，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独立的思维范式的养成依赖于一种惯式的方法论，这就是一种捻熟的教学理念的具体实践过程。《证券投资学》的教学过程目标应围绕使学生理解和运用市场运行规律进行管理和决策的独立实践和创新人才。
三、《证券投资学》课程的教学过程方法论实现途径
1.“一以贯之”，以研究性学习教学理念成就科学精神
每一门课程的主讲教师都应在学期开始前做充足的教学设计，有明确的教学思想并通过引领、组织的过程表达出来。就本科教学的要求来说，“研究性学习”是《证券投资学》课程教学理念很好的选择。以问题为核心引领，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展开对问题的分析过程，以大盘的走势作为检验的工具是该门课程研究性学习的过程。宏微观的市场行情趋势预测是引领学生进行基本分析技能掌握的桥梁。例如，美国政府以及欧盟的对俄罗斯从外交、经济、国防、能源等方面进行制裁的决定将对全球的能源需求结构、价格有何影响，与此相关的有价证券市场将会何种反应。该问题紧密联系时事热点，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教师引导学生利用宏微观经济学的知识背景，分析稳定性相对强的外汇市场上相关货币的走势和短期行为见长的股票市场上相关能源产品的价格走势，并以此为例展开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微观结构的关注，进行为期整个学期的基本分析能力的实践过程。思维的连续性和创新性是一个长期过程的累积行为的成果，以研究性学习的理念去指导整个教学过程将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思维养成能力。
2.“无独有偶”，以发展史再现情景的方式学习技术分析
波浪理论、K线图、WMV型等技术分析的形态和MACD、RSI、KDJ、OBV、轨道线等技术指标趋势线单独看来不仅晦涩，且展现不出其意义，利用情景再现的方式能够摒弃以上两种弊端。当然，这对主讲教师的能力要求较高，需要教学团队的分工协作与经验积累。查找出不同时期的个股、板块或者大盘的典型形态作为技术分析内容中形态理解与运用的方法是适宜选用的形式，结合学生的模拟炒股平台验证过程的结果将与学习能力的养成相得益彰。
3.“有的放矢”，微观个案检验学生的独立思维能力
《证券投资学》的案例方法具有特殊性，是所有高等院校本科课程中时效性要求最强的案例，注重微观个股走势和形态的差异而不是趋同或者普适，以情景再现为依托，以模拟平台为工具，指导学生在学期起初选择某一类行业中的某一家上市公司的个股作为观察对象和实践依据，进行证券投资的技能养成过程。每3---5名同学形成学习小组，同一小组的同学所选股票必须属于同一行业。在分组中应注意按行业和不同的板块均应有呈现，小组讨论所选公司的财务报告，重大事项、大股东和董事的稳定性等基本管理层面和财务层面的信息，在比较中预测微观个体的未来发展趋势和股价走势，选择技术指标进行短期预测，形成报告提交给主讲教师，主讲教师于每周进行综合评价，并选取不同板块的个股进行重点点评。从学生选股到实时评析贯穿于整个学期，是该门课程中的复杂案例应用过程。
在具体的授课环节中，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单独的知识点。例如专有名词、专有指标，可选取短小精悍的案例进行单独解析。例如对股票定价的过程学习，债券收益率的计算学习等宜选取具体的案例进行详细的论证分析。对金融衍生工具的收益实现过程宜选取真实的对应品种的交易工具的操作过程进行详细学习。
由兴趣引发的持之以恒的学习热忱和愉悦的课堂气氛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教师的任务是以专业的素养和专业的态度将这个两者延续下去。以研究性学习的教学理念为核心，突出情景再现加深对形态和趋势的理性认识，结合精心挑选与组装的案例保持学生求知的兴趣是教学过程中重要的方法论应用过程。注重实时性、趣味性、衔接性的行业个股和板块的案例选取，增加学生的知识的广度，注重技术分析指标的实际操作，提高学生的知识的深度。
参考文献
[1]李晓莉.“证券投资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01.
[2]于丽红，兰庆高.证券投资学课程研究性学习教学理论与实践[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5.
[3]马文波，蒲涛，蒲适.证券投资学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初探[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107.
作者简介
张薇薇，1982-9-8，女，吉林榆树人，长春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创新创业管理.
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大学
早在11世纪末期，巴黎一大就已具雏形，当时名为巴黎大学，与中世纪西欧的所有大学一样，它开设了3个大系：神学理论、医学和法律。此外还有艺术系。在16、17、18世纪，学校经历了连续几次改革，但内部结构并未大变。当时的巴黎大学只在法律意义上存在：教授们在家中组织教学，并且只有部分学生在一些学院中借宿。后来，为解决行政管理上的困难，各系分别进驻一个学院。法律系占据了塞纳河左岸，圣日内维也瓦山脚的布吕诺学院，并且于1777年迁移到山顶。新校由当时著名的设计师苏扶罗操刀，苏扶罗同时也是法国精神象征先贤祠的缔造者。
1250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指导神父罗伯德・索邦在圣日内维也瓦山翼为神学理学理论建立了索邦神学院。在法国大革命风潮中，索邦神学院和法律大学校分别在1791年和1793年被关闭。1808年，拿破仑建立了一所新的法兰西大学，并且按各学科分类，其高等教育和机构划为文学、法律、科学、医学和药学几大系列。1819年，法兰西大学为扩大规模在索邦神学院设置了两个补充阶梯教室。文学系、科学系以及巴黎科学院在1822年并入索邦神学院。这样的校址布局一直保持到1968年。
巴黎一大汇集了3大系科：法律、经济及人文科学，主要机构坐落于苏扶罗所组建的老法律大学校和索邦神学院两处，现在的校名“先贤祠――索邦”大学就由此源起。如今的巴黎一大又拥有了许多新的校苑，目前共拥有14个中心点。其中最出名的是彼埃尔・孟戴丝法兰西中心，这是一幢坐落于巴黎南部的高达23层的摩天大厦。在新教育体制的影响下，巴黎一大焕发出新的活力，从而成为当代法国的思想之源。
欧洲政治思想之源
巴黎一大最为特色的科系当属政法系，其下属有六个教研室，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政治学教研室、社会学教研室、行政法学教研室、商法教研室。
政治学教研室1969年创立。它是法国国内唯一研究和教授本专业的机构，负责授予硕士与博士学位。
社会学教研室在第一阶段学习中服务于法学专业的某些课程，颁发经济与在社会行政管理学专业的大专文凭，劳动管理与会计学专业的高等科技文凭，劳动顾问证书。在第二阶段，协助有关社会法、社会问题及劳动方面的教学，颁发社会法学士与硕士学位文凭。在第三阶段，负责指导社会法、社会学与社会保障经济学，劳动史及其社会学，人事管理方面的研究。
行政法学教研室负责的研究机构有金融研究中心、宪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其中有一中国法律档案及研究组和城建及环境研究中心。
此外，巴黎第一大学的经济系也格外出名，经济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从巴黎第一大学的研究课题就可以看出。经济系下属共有三个教研室，其研究的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学以及人力资源与劳动，主持有经济学与空间环境中心、运输与发展中心、广告经济学与国营财务研究中心、社会主义经济系统的改革开放、认识论与社会学研究组、应用微观经济学实验室等。教研室与国际研究教研室的经济分支联合颁发文凭：第一阶段有经济学专业的大专文凭。在第二阶段，为修学士与硕士学位，须先完成一些基本科目并取得经济学基础证书，然后再转入专业定向学习。第三阶段为高等深入研究文凭。取得深人研究文凭的学士通过论文答辩后还可取得博士学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巴黎第一大学的法政系已然成为欧洲政治思想之源，从这里走出了许多当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未来它必然会为欧洲世界培育更为的政治人才。
欧洲人文思想之源
巴黎第一大学的人文科学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这里汇聚了法国当代最为重要的学着与思想家。例如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就曾执教于此。人文科学共有5大教研室，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艺术史与世界著名学府学研究室。该研究室主要负责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考古中心。该教研室下属五个研究中心，其中著名的有：史前人种学实验室、让・戴埃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当代艺术研究史研究中心、中世纪考古研究中心等。
在教学方面，第一阶段的文凭有艺术史大专文凭和文物保存修复科技硕士的准修证书；第二阶段的学位分学士、硕士两种。专业有艺术史及考古学、文化社会活动学、视听艺术及电影等。还有艺术品及古迹文物的保存修复方面的科技硕士学位；第三阶段的准备深入研究文凭含有艺术史、考古学、史前史、人种学及人类学、电视电影、环境与考古、现当代建筑史、文化遗产修复技术等专业，并在取得文凭后设博士学位。
哲学教研室包括六6个研究中心：科技发展史及哲学、现代思想系统史、当代艺术哲学、技术与实践研究、中世纪思想研究等。在教学第一阶段设哲学大专文凭；第二阶段设哲学与逻辑学两个专业的学士与硕士学位；第三阶段的准备深入研究文凭有3个专业：哲学史、哲学理论、科学哲学史。这3个专业都设相应的博士学位。
此外，巴黎一大设有一个直属校长管理的定向、资料与职业选择中心服务点，从学生入校开始帮助他们选择专业到毕业后为他们的职业生涯作指导。该校除戴孟斯中心的一大校图书馆外，还有经济学法学图书馆、圣・耶纳维也瓦图书馆、当代国际资料图书馆、艺术与考古图书馆、索明图书馆等。巴黎一大的图书馆，可以媲美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其掌管着300万册的图书以及数量庞大的文献。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经济;设计;竞争
设计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它涉及到社会、文化、经济、市场、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既具艺术性,又有经济性的一种实用的艺术形态。
经济,一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为节省原则,一为物质资料生产运作和发展的体系。微观经济学重点分析这个体系的供给与需求、市场与价格、投资与利润、生产与技术、政府、信息、消费等基本课题。发展经济学重点分析这个体系的经济增长动力、模式、资源、生产、贸易和政府指导等基本课题。
设计界所推崇的设计是为明天的生产而准备的造型计划。经济的核心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而设计的价值又主要在于经济。这就是说,经济和设计之间存在着天然而内在联系。经济所指的节省原则和物质资料生产运作和发展的体系这两个方面都与设计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设计作为生产的准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说,应该为大批量和大规模的生产服务。设计的成果如果不能投入生产,只能算是一种设计师的游戏。而设计的成果实质上是一种造型计划。往往以设计图、工程图、模型和实物样板、或者工程样板出现。在图形的后面,则是一些数据、符号,如尺度、强度、硬度、光洁度、光照度,包括工程概算、预算、成本控制、利润预计等等。这些实际涵盖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微观经济学的;二是发展经济学的;三是工程技术的;四是文化艺术的。
无论是经济还是设计,作为个体来说,本身就有着深奥的学问,而要从经济的角度去认识设计,从设计的角度去看经济,则更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我们通过分析设计与经济的天然而内在的联系,来说明设计对于经济的意义。
首先,从设计与生产方面来看,生产是经济的核心,是把自然的人力和物力转化成社会必须的物质资料的关键环节。如果说经济是基础,那么生产就是这个基础的基础。
设计是先于生产的,是商品生产链条上的第一环。在现代设计没有发生以前,设计与生产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分开,在一般情况下,设计与生产乃至消费集于一身,手工业生产的工人们往往既是设计师,又是工人。只有在皇宫、庙宇、教堂、陵墓、道路和桥梁一类的大工程中,设计才和生产分开。设计先走一步,生产以设计为依据,统一指挥不同工程的工人有条不紊地进行施工。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设计在大批量生产的企业中从生产线上分离出来,但作为生产结构第一环的概念从来没有动摇过。
设计与生产分离,无论是对设计环节,还是对生产环节,都是一种便利,或者说进步。正是这种便利或进步,才促进了二者的快速和更好的发展。然而,这中间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后的一定历史时期,因为设计和生产分离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人们对于设计什么、为什么设计、怎样设计等诸多问题,或没有引起注意,或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因而,设计和产品生产相脱离,一方面,设计师在以何形式风格设计面前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为满足机械化生产的需要,使设计者的创意思维受到限制。正因为如此,所以工业革命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其产品以缺少必要装饰和造型丑陋而著称,没有受到消费者的认同,甚至在当时设计界存在要不要回到手工艺生产时代的设计方式去的争论。争论的结果,终于引发了现代设计的开始。
设计从生产线上分离出来以后,一部分仍留在企业,一部分走上社会,但仍然面向企业,为企业的生产作设计,靠生产转化设计成果,以生产的需要为生计,以生产为自己的价值体现。这种情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现代设计史上表现愈益突出,特别是那些知名企业、品牌产品。总之,设计需要生产是生存性的、价值性的和成就性的。
在设计与技术方面,自古以来,人类一直高度重视技术的发明、改进、传承和发展,并生活在自然、社会和自己创造的技术环境之中。在这个环境中,没有设计就没有生产、技术落后就生产落后。这不仅表现农业、手工业生产领域,而且在机械化生产条件下,始终如此。例如在今天,先进的农业和落后的农业比较,先进的农民凭借知识,可以驾驶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用自动化系统控制排灌,用飞机施肥、除草、杀虫,几个人可以耕种数千公顷的土地。而没有知识文化的农民,靠牛犁田,用锄除草,缺乏肥料,旱涝不保,几个人千辛万苦种不了几亩地。前者的收获可以养活几百个高消费者,后者则只能养活自己或几个人。双方的差别达几百倍,其差距何在?最根本的莫过于技术。因此,可以说技术就是力量,就是生产和经济的力量,就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技术从何而来?怎样才能提高技术?改进技术?这些都离不开设计。如属于运载技术的汽车,它的发明、发展、成熟以及开发出的广泛的用途,全都离不开设计。汽车的发明始于蒸汽力代替马力的概念,这时的发明家同时要兼设计家的职能,把马车变成汽车。经过一百年左右的试验都不成功,发明家便把注意力转移到蒸气机的变革,要它轻,能耗低、能效强,终于发明了内燃机,解决了动力技术的基本问题。这之后,各种各样的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都加进了设计师的行列,一方面改进发动机的技术,另外设计传动、承载、控制和利用技术,改进技术的质量,改变应用的方向,改变应用的技术匹配等等,终于完成了汽车大家族的发明,也缔造了现代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汽车技术文明。从汽车的发明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设计参与了技术发明和发展的全过程,它本身就是一门复合型的技术,又是各类技术的应用媒介。为了生产它适应各类技术,为了创新完善用各类技术,并成为创造最新技术的排头兵。因此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说:设计就是力量,就是生产和经济的力量,就是技术产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必由之路,当然也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现代设计史上,各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升降,实质是各国设计水平的反映和体现。
再来看看设计和市场的关系。在当今这个现代化、信息化程度高的时代,空有艺术性、美的外观,而不能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服务,不能推动经济和时展的设计,在现今是没有市场,是不能为广大所接受的。设计要为发展社会经济服务。社会经济状况的好坏,可以制约艺术设计的发展;艺术设计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具有推动作用,而不能决定经济发展的状况。归根结底,设计的价值必须投入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得以实现。
在现代经济活动中,购买商品、劳动力、资金等的一方被称之为买方,而出卖这些东西的一方则被称为卖方,卖买相互作用,使交换成为可能,这样的人员、环境、行为、性质的交换都被称之为市场,货物买卖是商品市场,政府买卖是政府市场,厂家买卖是企业市场,路边临时交换称之为路边市场等等。设计也需要市场,特别是设计脱离企业,与生产分离,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业以后,其所面对的是为多家企业服务,如果作出的设计没有人采用,被采用投入生产的设计的产品没有人买,设计家或设计组织的服务就成了一句空话,设计师的生存就受到威胁,设计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设计本身就是一种生意,这个生意是否能够成功,不在于设计者,不在于个人观点,而在于它是否能够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在于是否能够被广泛地运用、造福于社会经济生活,为经济的更好的发展所服务。
工业革命对社会经济最大影响莫过于商品生产的快速发展,以及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固化。商品生产以市场为基础、导向,市场决定了商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设计主要的方面是设计市场,设计市场的商店、宾馆、写字楼、贸易公司和银行大厦,设计商标、包装、广告、橱窗和装饰,设计进入市场的企业和品牌形象等。为市场服务,营造环境和氛围,为市场带来商机和商誉,为企业的品牌推波助澜,形成消费时尚和大众文化,使名牌长盛不衰,使意识消费的价值高出物质消费的几十倍、上百倍。这就可以促使市场需要设计,购买设计作品和服务,让设计贯穿市场的始终,成为市场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现代设计发展史上,为市场服务不仅体现在设计的各个方面和整个的发展过程中,而且大凡设计发达的国度,成果出众的设计组织,乃至设计师,都是与市场紧密结合的典范。
最后谈到消费与设计。消费是经济的一个基本环节。生产创造物质资料,包括以物质为形式的文化艺术资料,由流通到分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然后在满足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过程中消费。一个经济循环就这样完成,一个新的经济循环也就这样开始。在商品经济时代,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实质上就是生产与消费的一种总体平衡下不断发展的结果。消费决定生产和市场。消费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市场就买卖什么,这样经济才有活力,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设计师必须非常认真地认识和应用这一真理。深入研究消费,摸清消费结构,找出发展变化的规律。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其设计的目的,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虑:首先为最稳定的消费设计,其次为空缺的消费设计,然后为应该到来的消费设计。现代设计的发展,不仅体现了设计师的这种设计观念,而且把消费作为设计的动力、环境与条件,作为设计灵感的源泉和通向成功的桥梁。
经济水平的高低制约着消费的水平,我们并不倡导设计只为“贵族”服务,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追求美的更多的是“贵族”,他们审视美的存在,重视美的空间,知道如何享受生活如何制作快乐。以他们为定位,能体现现代设计的新时尚,追赶时代的新步伐,与国际接轨,向世界看齐。这样的设计岂止带动一个企业的发展,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也会长足发展。
设计的高定位不是把生活水平较低的群体抛弃,毕竟贫苦的劳动人民还是占了大多数。设计也要掌握这一群体的需求,忽视不得。由于这一群体人数众多,审美观相对较低,要求的设计相对粗糙,设计要向着大批量化发展,以便满足需求。整个民族的设计理念要想整体提升,必须要以高定位的设计为龙头,高精的设计理念为指导,把高消费群体作为设计定位的主要方向。低消费群体需要不断的带动,一步一步提高产品中美的价值,进而提高审美。这样设计才有可能为更多的人接受,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经济价值创造出来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要求的设计也随之提高,设计便走向高层化。
我们这个高度文明的社会里,设计已经作为一门学问和一种文化出现在我们周围。设计的出现本身就代表一种文明的进步与飞跃。尤其是在现实的社会中,这种表现更为明显。而经济又是我们得以发展的制约因素,所以经济的发展状况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正常发展与生活,但是设计的本身就等于经济进步加高度文明。所以经济的发展直接制约着设计的进步。因此,只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反过来才能影响设计的发展。
总体来说,设计和经济虽然具有内在的关联,但是,所有的设计并不一定非要和经济挂钩。因为设计作为一门艺术,是一种文化,但这门艺术、这种文化是要建立在历史的臂膀上,是时间让它得以发芽、开花,直到新的一代降临。这就是一个文明的结束,又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这也是设计与文明的关系。而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也会制约着设计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设计被作成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出售,成为产品设计,也就是工业设计,成了一个用来换钱的工具,可以说,一个好的产品设计就等于经济利益加顾客信誉。这种关系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一个新的文明的开始。所以说,一个好的设计会影响到经济,同时经济的发达程度会直接制约着设计。商家们之所以重视设计,是因为他们需要通过设计,来获得外形的不断创新、结构的不断完善、用途的不断扩展,而提升商品的购买率,达到其经济目的。设计者们之所以从事设计,是因为他们需要通过设计,来使得大众购买到更称心的产品、商家获得更丰厚的利润、而自己得到更多的经济资本。
设计与经济的关系是密切的同时又是简单的。设计不可能脱离经济,而经济也不可能离开设计。如果说设计是经济的翅膀,那么经济便是设计的足。简单来说,就好象一只鸟儿,要想飞翔便离不开翅膀,没有翅膀的鸟儿只有在地下跑的份;而鸟儿没有足同样是可悲的,试想一只只能飞而不能下地歇息的鸟儿会多么辛苦,最后只有累死的份。在现今社会,设计的地位不断提高。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快,设计成为了任何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营销的重要手段之一,成为了树立企业形象的标志。研究市场变化下的消费者与生产营销商的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最经济的设计之产品”来为生产营销商赢得最大利润和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以消费群体公认的且生产商能够满足的“美”来赢得消费者的芳心,是任何一个生产营销商的追求。
设计本身是应用性的,设计不一定是艺术。艺术是艺术家审美理想的物态化,它可以是艺术家个人审美情趣的个性表达,而设计并不是完拟艺术的本身,经济性是其首先要表达的涵义。从哲学上讲,艺术家可以以我为本,可以自己创造个人的唯心世界,不必考虑客观世界的他物或他人的情趣。而设计必须以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分析客观世界,服务真实世界。艺术领域希望有梵高这样生前不受尊重的艺术家存在,但对于设计界绝对不欢迎梵高似的艺术设计家。在经济之中,设计不再是艺术贵族世家的子弟,它已是一个工业大生产无产者。总之,设计是不可能脱离经济的,而经济也不可能离开设计。这是恒久不变的真理。
参考文献:
[1]陆绢.市场营销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尹定邦.设计学概论[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本文作者：章戎1刘文丽2作者单位：1云南大学法学院2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
德国“哲理法学派”予以的昭示
18世纪下半叶，在德国古典哲学基础上出现的“哲理法学派”，顺应了当时德国社会的需要，它以一种极晦涩艰深的方式表达了对革命和社会改良的迫切需要，其法学极端抽象的表达形式，深刻地揭示了法学中的哲学信念。它以强调思想“自由”，尤其是意志自由，表达着对新兴社会的憧憬；它对于以往古典自然法学派所强调的“权利”、“理性”、“公意”、“分权制衡”等“自然理性”已不十分重视，转而以“意志自由”作为自己理论框架的核心概念，从而展示了至今都无以企及的，关于法学对于哲学理性的诠释。德意志人最善于从“意识流”的角度去把握恢宏的时代、叙述悠远的历史，于是出现了康德、黑格尔那样的堪称瑰宝式的人物，之后才会出现，迄今为止奠定了社会主义理论基石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著，以及他们各自及合著的一系列经典之著。虽然德国哲理法学派也沿用了自然法学的思辩式方式，其研究命题也未完全脱离理性法或应然法的窠臼，但却因较看重秩序的稳健，反对动荡的革命，因此，该学派在立论根据、理论核心、抽象程度及其逻辑体系等方面，都超越了原有的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学说。由于“意志自由”概念的引入，使“哲理法学派”不仅深化了法律权利即“法权”观的理论，让自己赢得了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且，为后人提供了新型的认识社会法律现象的思维体系。以至于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法学的阐释，无论他们对以往学说的批判还是继承，都可谓是得益于“哲理法学派”的精髓，都是将德国法哲学的原理和精神运用于认识世界历史及法律现象极其精彩的成果。只不过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方式进行了调整，将原来的思维方式进行了颠倒而已；其核心价值观，却是大大提高了全世界劳苦大众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同时赋以了他们应有的普遍人格尊严，并寄希望于在同一个天平上让全人类都能得到一次真正的解放。其中，不仅道出了现代法学对广大弱势群体宏大关怀的法律情结，而且也昭示了现代社会“人权观”文明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及其法律价值。对于这种精髓的继承和发扬，本应该是中国法学研究的重要使命。中国行为法学的研究，虽然不以意志自由为核心，但确实应以“行为自由”为根基来充实自己的学术领域。虽然法学研究并不应把政治研究作为己任，但却应以“行为规范”作为同一尺度付之一世，以避免徒有虚名的，让人人自危的同时还奢谈着所谓“权利论”的高调。如，因南京“彭宇案”引发的，在中国千百年历史上早已经解决了的是否应该扶老、携幼的行为评断，竟然成了现代中国人全民纠结不清的问题！诚如当代德国法哲学家阿图尔•考夫曼所言：“个人，也包括法，是给定的，同时也是自我创设的，是不可以取消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合体，既是个性形成过程的‘内容’，也是‘方式’，通过此形成过程，人和法达到其具体的此在形式，而不是该过程的产品。”①所以，通过对人的行为及其法律行为的探究，我们应该给定实体（人）之上的法律程序正义，使人与法达到更真实更具体的一致，这应该是中国行为法学研究中必有的题中之意！
美国“经济分析法学”给出的提示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利用法学的规范性理论，对人们的经济行为进行分析，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由产权制度引出的激励机制与人们经济行为的关系；又如，因产权结构形式对规范制定的要求，及其资源配置行为的影响，等等。②“产权”本来是地道的法学概念，被经济学家借用后，不仅让人们了解了经济行为的法律性质，而且使“产权”这一法律概念的含义在法学以外的其他领域中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因为，按照西方世界以往的传统，欧美人常常忽略法律与经济的内在联系，他们认为，法律解决的是“公平和正义”问题，是在社会各成员之间，即在各法律主体之间寻找合理正当的“权利和义务”问题，而经济解决的是社会整体的“效益和利润”问题，即如何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尽快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问题。因此，法学与经济学的论题基本是不搭界的。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产生的“制度经济学”，运用制度—结构的分析方法断言，人类的经济活动不只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同时还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因而必须通过人的行为，研究人类社会的制度变迁史，只有这样才可找到答案，次而才能合理地阐释法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趋势。由此，他们展开了有关人的行为与制度关系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是J•罗杰斯•康芒斯，他特别强调法律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并将法律制度看成是协调冲突的规则体系。他不仅承认并且强调发生在制度内的个人经济行为，并把这种行为称为在控制、解放和扩展个人行动方面具有集体行动的性质。然而，经济体制发展和运转的关键是政府，政府又是采取集体行动和进行变革的首要力量，因此，他探寻了思想观念方面的开放，希望能够得到企业、劳工和政府的支持，通过制订一些规定，找出问题并寻求能为各方接受的解决办法。由此，他建立了一种把政府作为对抗利益集团的调解人，把政府机构作为冲突利益集团谈判场所的“制度理论”。在他的《制度经济学》中提出了“法制据先于经济”的观念，他甚至认为，正是法律和法律制度，促使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康芒斯的思想对以后的“制度经济分析法学”有着极大的影响，他们都主张，应该通过揭示法律和经济演进过程的规律，去帮助人们选择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机制——法律制度。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法学家运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及其价值观念，来分析和评价各种现行的法律制度及其社会功用，致使“经济分析法学”在美国异军突起。此学派认为，仅仅注意资源对经济行为的约束是不够的，还要密切关注社会制度及其法律制度的因素，社会法律制度的约束已然成了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的焦点。因为，一切现代社会的经济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法律制度制约下进行的。例如，在应用产权制度的许多重要经济领域、在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分析、对国外土地制度安排的分析等大量经济活动及研究中，美国学者发现，由于所有的法律制度在运作和履行中都会给行为者带来收益或成本，因此，完全可以用经济学的“效益原则”来描绘和解析法学及其法律制度，甚至阐析法院的判例。由此也产生了一门新兴的学科——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学科，这一学科在美国大学各法学院成为了一门颇受欢迎的课程。另外，美国大多数联邦法院的官员也都接受了法和经济学的正规短期培训，后来精英辈出。《法律之经济分析》一书的作者理查德•波斯纳就是在此类的短期培训中脱颖而出的一个典型人物，①并成为了美国经济分析法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有人说，卡尔•马克思应作为经济分析法学的鼻祖，因为在其《资本论》中关于社会经济行为的法学式论述比比皆是，以及其所证成的法和经济学的结论，不仅折服了许多经济学家，而且使法学家们难于望其项背。虽然历史的发展未必像自然科学那样，让《资本论》在100多年的社会现实中得到一一验证，但是，它却一直接受着历史的检验。其中的核心价值体系在160多年的全球发展史的检验中，大部分得到了应证。难道现今我们力图寻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经典理论中的价值观有着本质区别吗？20世纪20年代西方社会的经济危机，与21世纪初期的这场由美元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总之，就当代国外法学流派而言，新自然法学派重提法与道德的关系，从而升华了人类理智，锤炼了对人类终极关怀的问题；新分析法学派以法律规范及法制结构的研究为出发点，对法律的逻辑形式和规范手段进行了更新的，甚至量化的分析处理，增强了人们对法律规范外在结构的了解，强化了社会的守法意识和司法观念；社会法学派从法的社会实效着眼，努力阐释法或法律在现代生活中从静态到动态的运作及其形式，增进了由立法到“活法”的兑现；②经济分析法学站在经济发展与法律效益的角度，利用经济学的术语、实证性的手段，揭示了法律的又一价值要素——效益（效率），从而给古老的法学注入了新的时代基因；法人类学的研究，则提示人们从更广阔更宏观的角度去考察和认识法和法律的起源、本质及其形态；总之，各种法学流派，均在不失自己的特定领域中为法律的社会价值取向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同济大学学科设置涵盖理、工、医、文、法、哲、经济、管理、艺术、教育学 10 个门类，优势专业主要有建筑学、城乡规划、土木工程(类)、交通运输(类)、环境科学与工程、海洋科学与地球物理学、车辆工程、经济学(类)、管理学(类)等。学校努力使培养的每一位大学生成为具有工程基础、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国际视野四方面综合特质的"专业精英，社会栋梁"。我校积极拓展国际合作，在对德为主的合作基础上以对欧洲为中心，拓展北美、辐射亚非，先后建立中德、中法、中意、中西、中芬等 8 个国际化合作平台学院，与 200 多所海外高校签订合作协议，与众多跨国企业共建了研究中心。
秉承"与祖国同行，以科教济世"的优良传统，同济大学积极为国家和地方重大需求、项目及社会经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我校与校区所在地方政府联合推动建设"环同济知识经济圈"，产值从不足 30 亿元发展到 2014 年的280 多亿元，开创了校地合作的典范模式。
同济大学国际班简介
本留学语言培训针对的英国、美国、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高校均得到我国教育部认可。学员通过在我院培训半年或一年达到留学语言要求后，申请赴海外知名大学进行深造，经过3-4年的海外学习，毕业后获取中国教育部认可的学士学位。项目全程由中外教联合授课，师资配置优秀，教学严谨，管理严格，确保每一位学员都能够学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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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模式
学习阶段
学习地点
学习
时间
主 要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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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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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68000元
宿费：3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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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空调）
第二阶段
海外大学(英国、澳洲、北美等)
3-4年
大学本科主要专业课程
15-25万元/年（含学费、生活费，受国家、地区、汇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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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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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高校介绍 In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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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介绍详见网站 tj-l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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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招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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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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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梳理西方经济学收入分配的理论渊源，阐明西方收入分配理论的历史变迁与演进。本文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对古典经济学以来的收入分配理论进行剖析与批判，并阐释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精髓。
关键词 收入分配理论 劳动价值论 理论批判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的演变与争论
古典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可追溯到18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由于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价值理论的逻辑延伸，所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早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理论，阐明了劳动是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承认劳动者在生产中创造财富的作用。但是斯密的价值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二元论性质，一方面他承认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即工资是劳动的收入或报酬；利润和地租是非劳动收入，是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三种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价值，并提出工资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利润是资本的自然报酬，地租是土地的自然报酬的论断，也被称为“斯密教条”。
马克思早就对此进行过批判，马克思认为斯密的这个论断的错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他混淆了价值源泉和使用价值即财富的源泉；二是他混淆了价值的生产和已经生产出来的价值的分配；第三，工资+利润+地租=V+M，是新创造的价值而不是全部价值，全部商品价值中还应包括转移到商品中的旧价值C。亚当•斯密的二重性价值理论成为西方分配理论发展史中重要的理论分歧根源。
大卫•李嘉图比较彻底地贯彻了斯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成分，在承认劳动者在生产中创造财富的决定性作用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收入分配理论，即“生存工资”理论、利润理论和地租理论。他认为劳动者的工资只是维持最低基本生活的费用，利润和地租都是商品价值中扣除工资后的余额，从而提出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地租和利润的对立的基本命题，在一定限度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之间经济利益上的对立性。但是，李嘉图并未深入研究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起源和实质，将它们看作自然规律（他们把市场经济运作看成是自然规律）的结果。同时，他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归结为分配问题，也为后来的庸俗经济学开了方便之门。
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两重性造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分配理论的产生。一是马克思的分配理论。马克思在继承和发展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合理性和剥削的实质，并提出资本主义私有制被社会主义主义公有制所取代以后，提出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形成了与西方经济学相对立的分配理论。二是以萨伊为代表的一部分西方经济学家沿袭了斯密价值理论的庸俗成分，形成了以效用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的西方分配理论，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运用各种理论分析工具来论证资本主义分配理论的合理性，其中主要以法国萨伊的“三位一体”分配理论、马歇尔的供求均衡价格分配论和美国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为代表。
在经济学说史上，法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萨伊将“斯密教条”的价值理论充分发展，创立了效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三位一体”的分配理论。萨伊认为“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而物品的价值就是财富所由构成的①。”因此，萨伊提出三要素的所有者应分别依据各自要素提供的生产获取相应的收入或报酬，即劳动的所有者得到工资，资本的所有者得到利息，土地的所有者得到地租，从而形成他的“三位一体”的分配理论。
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马克思对萨伊的“三位一体”分配公式进行尖锐的批判。首先，“三位一体的公式”在逻辑上是混乱的、不成立。这是因为资本、土地和劳动分别属于完全不同领域，“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②。”资本是社会生产关系，而与资本并列的土地则是“无机的自然界本身③”，劳动是人类共同具有的活动。其次，“三位一体的公式”从根本上否定了劳动是价值的真正源泉。最后，“三位一体的公式”彻底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成为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理论。利润、利息、地租是资本家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无偿瓜分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马克思指出：“这个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④。”从而挑起了的分配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一次大论战。
二、以“边际革命”为切点的收入分配理论的新发展
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边际革命”使西方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有了新的分析工具。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他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为基础，对萨伊的效用价值论和要素分配论作了创新性地阐述。
首先，克拉克继承了萨伊的效用价值论，以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为前提，得出劳动生产力递减规律和资本生产力递减规律。其次，他用劳动生产力递减和资本生产力递减两个规律引出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从而得出在所谓静态经济条件下，三个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正好等于它们各自的边际产量，它们在分配中的收入正好等于它们各自边际产量的结论。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分别得到与它们各自创造的边际产量相当的份额。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后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分配理论的支柱，但事实上依然是萨伊的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的变种，他们都从本质上将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分配、财富与价值、使用价值与价值混淆一谈，力图论证资本和劳动一样可以创造价值，资本主义生产不存在剥削的理论。
此后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他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提出一套所谓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理论―生产要素价格论，即关于国民收入如何在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分配的理论。他运用了均衡分析的方法，即先把各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转化为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再用它们的边际生产力来说明其各自的需求价格，用生产要素（土地除外）的生产费用来说明它们的供给价格，最后用它们各自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的均衡来说明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的量的规定。这样，从国民收入分配的渠道到国民收入分配主体所得份额量的规定以及收入分配的杠杆，他都作了较为充分地论证，从而形成一整套完整的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不仅如此，马歇尔还发展了萨伊的三要素说，提出生产四要素论，即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共同创造财富的学说。
以边际革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基础由劳动价值论转向要素价格论，从而脱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这种转变是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论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性，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
三、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
马克思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并不将分配问题归结为经济利益问题，而是将其引入社会生产条件，乃至社会和生产方式，从而更加深入的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本质。马克思认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特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的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是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⑤。”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详细地考察了剩余价值如何在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之间分割的过程，从而揭示利润、利息和地租的本质和来源。根据劳动价值论，全社会生产的年产品价值是由三部分组成即C+V+m。C是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也是过去劳动创造的价值，V+m是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其中V在生产结束后转化为雇佣劳动的工资，即劳动者在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而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m，则由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瓜分，并以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银行利润、地租、农业利润等不同的形式分配于剥削阶级之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重点是资本、土地生产要素所有权对剩余价值的分割。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合一的条件下，各个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通过部门之间竞争形成平均利润率，从而使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二是在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产业资本经营土地使用者的土地条件下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分割，产业资本家获得企业利润，借贷资本家获得利息，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前提条件和实现形式。提出以劳动力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即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分配原则。他提出只有“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才能实现“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交换⑥”。“社会根据个人的劳动量直接进行分配，而不需要其他的中间环节；作为分配媒介的，是最能直接表现社会主义分配关系性质的劳动或劳动证书⑦。”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设想的未来社会的一种公平、理想的分配形式。马克思并不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的存在，但由于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剩余劳动不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出现，而以剩余产品的形式出现。这些剩余产品是对全部劳动产品进行的扣除：作为扩大再生产基金、社会后备基金、社会福利基金、社会救助基金、国防费用、社会管理费用等等，但这些剩余产品最终归属于所有劳动者。
总之，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是一以贯之的坚持劳动价值论，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视角来诠释收入分配形成的阶级根源，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是具有说服力的。马克思的公平、正义的分配原则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应逐渐回归分配正义的原则。与此同时，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也悄然发生变化。
注释：
①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59.
②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920.
③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920.
④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939.
⑤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998-999.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89-90.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11.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2]汤在新,颜鹏飞.近代西方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洪银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人资本及其收入的属性.中国社会科学.2002(4).
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和管理科学的发展,是影响管理会计发展的两个主要因素。安东尼(Anthony)对管理会计发展的评论进一步指出:衡量任何管理会计思想的尺度是企业管理者对这一思想的应用。管理会计是对优秀管理实践的吸收、提炼、改进与传播。
一、管理会计的萌芽阶段
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导致了工厂制度的出现,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过程。为了适应企业价格决策和业绩评价的需要,产生了作为管理会计萌芽的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形成的历史源流正是来自于成本控制思想及其相关理论的产生,以及早期成本控制行为的发生。当人们的思想、行为开始由成本计量、记录方面转向成本控制方面的时候,管理会计创立便处于萌芽阶段。
20世纪初期,美国人在其得天独厚的经济环境与科技环境的影响之下,率先在成本控制方面寻找到拓宽会计参与公司管理的通道。紧接着,通过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发达国家中的会计师与工程师的共同努力,终于在20世纪会计的发展中出现一个新的突破一管理会计产生,一门在20世纪与财务会计并驾齐驱发展的新兴分支学科管理会计建立起来了。
之后,管理理论的迅速发展,大大丰富了会计科学中专门用于内部管理部分的理论和方法,使得管理会计的内容逐步丰富、完善起来。管理会计形成与发展的基本框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执行性会计阶段和决策性管理会计阶段。前者是以经营决策方案经济效益的分析评价为核心;后者是以责任会计为其核心,着重于对经营活动的进程和效果进行评价与控制。
二、执行性管理会计阶段(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
在西方,这一阶段是以泰罗的科学管理学说为基础形成的会计信息系统占主导地位的时期。
继发表的“计件工资”及“车间管理”着作之后,泰罗于1911年发表了《科学管理的原则和方法》一书,开创了企业管理上的一个新纪元。书中对标准化管理制度的确定,为“标准成本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及理论基础。随后,“标准成本控制”与“预算控制”制度、理论及其“差异分析”方法的产生,便为管理会计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从1885年美国军械师亨利。梅特卡夫的《制造成本》、1887年英国电气工程师埃米尔。加克与会计师M.费尔斯合着的《工厂账目》,到1911年E.韦伯纳的《工厂成本》这些书主要讲的还是产品成本计算问题,但其中已开始涉及到一些成本管理方面的问题,这些书在一定程度上已由单纯的讲成本核算向兼顾论及成本管理问题过渡。1880年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成立,它的成员诸如泰罗、埃默森等工程师开始超出工艺技术范围研究产品成本问题。尤其是在1886年工程师H.R.汤在协会的年会上发表题为《作为经济学家的工程师》的论文之后,工程师便更加注重从解决产品成本问题着手研究公司经济效果问题,正是围绕着这方面的问题而展开的深入研究,促使美国的科学管理运动处于酝酿之中。
科学管理运动为管理会计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契机,泰罗(Frederick Taylor)等工程师以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为目的,进行了工作分析和时间、动作研究,建立起特定单位产出所需的人工和材料的科学标准,开创了将间接制造费分配给产品成本的实务,并形成了费用预算、标准成本法和差异分析为主的,具有科学管理特性的会计管理技术方法。泰罗科学管理学说的核心是要求企业把生产经营中一切可以避免的损失和浪费尽可能缩减到最低限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在管理上要求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度”。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度”当时在会计上主要是通过科学的制定“标准成本”,严格的执行“预算控制”和“差异分析”来体现,这是会计为配合泰罗制的广泛实施,在计算和监督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特别是它把严密的事先计算引进到会计体系中来,实行事先计算、事中控制与事后分析相结合,可以看作是管理会计乃至整个会计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管理会计的发展提供7契机,也为会计直接服务于企业管理开创了一条新路。
三、决策性管理会计阶段(20世纪50年代后)
战后时期的资本主义现代科技突飞猛进,使得生产力发展十分迅速,资本主义企业也进一步集中,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经营日趋复杂,企业外部的市场情况瞬息万变,竞争更加激烈。这些新的条件和环境,对企业管理相应提出了新的要来。泰罗的科学管理学说着眼于对生产进程进行科学管理,把重点放在对生产过程的个别环节、个别方面的高度标准化,为尽可能提高生产和效率提供条件,但对企业管理的全局、企业与外部的关系则很少考虑。而且泰罗的科学管理学说不把人当作具有主动性、创造性的人,而是把人当作机器的努力(附属品),强调管得严,才能提高效率。这使得泰罗的科学管理学说无法适应战后资本主义新的条件与环境。
以泰罗制为基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标准成本系统,虽可视为管理会计的一个起点,并成为至今流行的管理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是以服务于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经济效果为核心的,这与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管理会计仍有区分,现代管理会计是一种全局性的、以服务于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的会计,即以“决策会计”和“执行会计”为主体,并把决策会计放在首位的决策性管理会计。
现代管理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对决策性管理会计的形成和发展,在理论上起着奠基和指导的作用,其中,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的管理决策理论对决策性管理会计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西蒙在管理学方面所研究的主要是生产者的行为,特别是当代公司中的组织基础和心理依据。西蒙的公司行为理论对微观经济学中简单追求利润最大化假设的经济人模型提出挑战,强调7大公司中复杂的内部结构,其目标和子目标的多重性,提出了理性人——具有“有限理性”的人——即基于“令人满意”而不是“最优”方案决策模型。他借助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决策过程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概括出了他的决策过程理论。在西蒙提出的决策模型中,其目标函数以效用函数取代价值函数,可以适应目标多样化的要求,非物质因素(精神因素)也可用“效用”的形式表现;在决策方法上,以满意性准则取代原来奉行的最优化准则,即企业中的各级决策人,从“主观的理性”出发,在决策中寻求的是他们自己认为“满意的解”,而不是从“客观的理性”出发所要来的“最优解”。把决策人看作是“寻求满意的人”,而不是寻求“最优的人”,在决策中会更加符合或接近客观实践。管理会计由此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发展、提高,决策目标从单一向多样化转变,决策方法从最优准则向满意性准则转变。企业管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解成不同的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从总体上来说目标是一致的,但有时也会发生矛盾,这就要求必须把企业管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只有整体的目标才是系统的最高目标,只有整体最佳才是最优的管理对策。管理会计必须根据上述要求,树立整体观念,从整体上去分析和评价企业的管理活动。整体观念的树立,有利于增强企业内部的协调运作,增强内部组织间的目标一致,减少内部职能失调。为此,管理会计的控制不能仅仅停留于对结果的分析,而要通过对过程的控制将企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和企业整体目标相联系,为寻求企业整体的竞争优势服务。决策贯穿于管理的全过程中,而许多决策都要利用成本数据,人们开始认识到成本数据的收集与分配应根据决策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因为实际上并没有一种对所有决策都适用的成本分配方法。为了进行科学的决策分析,必须采用不同于对外报告所使用的方法来收集和计算成本数据,以供内部管理使用,于是,变动成本法就应运而生,并成为现代管理会计中规划和控制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
四、现代管理会计的新发展——战略管理会计阶段
【摘要】如何构建会计基本理论的结构体系是贯穿会计发展史全部过程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以自然科学完成理论构建所使用的公理化方法的起源观念为基础,结合会计学作为社会科学的自身特点,探讨了公理化方法在会计应用中的可能贡献并提出了用公理化方法重构会计基本理论结构的理论框架与具体思路;在此基础上,以稳健主义在构建公理化的会计基本理论中的特殊作用为例,具体说明了会计基本理论公理化过程的实现途径。
会计基本理论的结构问题贯穿于会计发展史的各个阶段。理论方面,对于会计基本理论整体结构的宏观认识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会计学学科的发展方向,深化对学科相关知识的理解。实践方面,会计规则的质量不高是国内外众多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存在会计信息的规则性失真(吴联生,2002),而会计基本理论中的诸多内容都直接影响着会计准则的制定方向。从会计理论中稳定的核心观念出发,建立一个具有开放性的会计基本理论结构,使理论在发展完善过程中不断与外部进行信息交换,将有助于解决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的问题。本文拟以自然科学完成理论构建所使用的公理化方法的起源观念为基础,结合会计学作为社会科学的自身特点,提出用公理化方法重构会计基本理论结构的理论框架与具体思路;在此基础上,以稳健主义在构建公理化的会计基本理论中的特殊作用为例,具体说明会计基本理论公理化过程的实现途径。
一、公理化方法的核心思想及其在会计研究领域应用的可能贡献
公理化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自然科学独立学科知识系统化的过程之中,是一种关于整理科学理论知识结构的方法论。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在他的《几何原本》中,从已有的相对分散的几何学定理中选择少量原始概念和不需证明的几何命题作为定义、公理、公设,使之成为全部几何学的出发点和逻辑依据,然后运用逻辑推理演绎得到其余所有几何命题;欧几里得由此创立的演绎体系称为实质公理系统,而他用来对几何学知识体系进行重构的方法就是公理化方法(张家龙,1983)。希尔伯特(David·Hilbert)后来进一步提出了形式公理系统,与实质公理系统相比,涉及的概念是未加定义而由公理加以刻画的初始概念,对初始概念进行不同的解释,一个形式公理系统可以有不同的论域②。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为公理化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公理化方法的应用之一是利用形式逻辑建立学科理论知识的关系。关于形式逻辑在会计基本理论发展中的作用,利奥·A·施密特教授曾做过有益的探索。他提出,演绎逻辑是“通过显示讨论中的某一现象是一种公认判断的特定例证或应用,从而形成结论的过程。公认判断在专业上称为大前提,特征事实的表述则称为小前提。”而且,他还尝试着列举了三个会计方法中的大前提以及如何运用三段论式的演绎方法表述存货计价的方法。他在研究中将演绎的方法引入会计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其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他仅仅看到在会计师的日常工作中的确存在着一些观念性的公认的前提,而他们所做出的判断又往往是基于某种前提的暗示,但是对于这种暗示的实质并没有加以揭示。而且,他没有具体解释这些前提在会计基本理论结构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理论本身发展所可能遵循的途径。他的观点还停留在对会计活动的直观感受上,而尚未将其与公理学以及数理逻辑的研究成果相结合,上升为一种系统化的理性认识,因此也没能指出会计学演绎方法的本质。
本文之所以要借助公理化方法的起源思想重构会计基本理论,主要基于两点理由。原因之一在于公理化方法自身的一些优点:首先,公理化方法保证了定理的逻辑层次性。定理都是从公理出发通过严密的推导而得到的,每一个次级定理又都是从上一级定理演绎而来,从而有效避免了理论表述中可能存在的循环定义问题。其次,公理化方法保证了定理的正确性。人们只需验证少数几条公理就可保证定理的正确性,弥补了人类经验的不足,为理论发展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形式。通过形式系统构建的理论能够揭示出各学科对象领域中丰富的逻辑联系,使研究者在现有的知识框架和体系范围内对理论做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发展知识,对该领域中的事物和现象做出合乎逻辑的预言和猜测(郭泽深、周肆根,1995)。再次,公理化方法有助于学科结构的简单化。简单程度是理论自身完善的一个主要标志,“科学的实际进展是受着经济和简单这一准则支配。”“新理论要是不具有一定程度的简单性和美观,也决不会被接受。”(菲利普·弗兰克,1985)恩斯特·马赫则提出思维经济原则作为科学事业的调节原理。他指出,“科学本身……可以看作是一个尽可能用最少的思维最全面的描述事实的极小值问题。”(约翰·洛西,1982)如果对其思想加以批判地继承,显然,公理化方法在这方面显示了突出的优越性。
原因之二,也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本文之所以提出借用公理化方法的起源观念对会计基本理论进行重构,而非直接照搬自然科学公理化的现成方法,是考虑到会计学目前还不能够用规范和严格的形式化语言来描述(这是公理化方法应用于科学知识重构的重要条件),但是从公理化方法的起源探寻其核心思想,可以看到其在会计基本理论结构的构建中仍具有应用的可行性和很好的启示意义。公理化方法根源于古希腊人的一种认识,即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且始终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人们不仅可以探求自然界的底蕴,还可以预测它的未来(朱家生、姚林,1999)。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同样存在着一种秩序,它并不以某种社会现象的形式出现,而是表现为人们对某一现象所持有的可以达成共识的观念或态度。这就是博兰尼(M.Polanyi)所谓的自生自发形成的”多元中心秩序”(polycentricorder)。他指出,“当社会的秩序是通过允许人们根据他们自发的意图进行互动的方式———仅受制于平等一致适用于人人的法律———而实现的时候,我们便拥有了一种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的系统。我们据此可以说,这些个人的努力是通过他们发挥其个人的主动性而加以协调的,而且这种自发的协调又通过其对公益的助益性证明了这种自由的正当性。”(哈耶克,1997)具体就会计学而言,这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就表现为会计基本理论中稳定的核心观念。
二、会计基本理论公理化的理论框架与具体思路
本文研究的问题不是会计基本理论的内容应该做如何的修改和补充以及怎样实现这些任务,而是侧重于会计基本理论的结构问题,寄希望于描述一种具有可行性的知识增长方式。对于会计领域的知识而言,其发展进程大致遵循如下路径:最初,由那些经常处理会计业务的早期会计师们积累了对于会计学的直觉了解,而后,人们从中概括出一些规律性的知识总结并按照某种方法或依循某种途径将这些分散的知识系统化,使之组成具有比较严密的逻辑结构的会计理论体系。在对知识进行系统化的过程中,公理化方法是进行知识重构的重要方法之一。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弄清会计学中的公理是什么,具体应该如何进行推理。
用演绎的公理化方法对现有的会计基本理论进行解构和重构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首先要完成对现有会计基本理论的筛选和排序的工作。公理系统中初始概念和初始公理来源于对已有的某一知识领域所有规律的筛选和比较,从中找出更为基本和原始的规律作为其他规律的出发点。这样,就要求一门学科公理化前应当完成相当程度的知识储备,即已经总结出了大量的规律可供选择以构建逻辑系统。回顾会计学发展史,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应用理论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建立和一些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为公理化做好了准备。需要注意的是,“初始”的含义具有相对性,一些在经济学中需要定义的概念可以作为会计学中的初始概念出现,这并不会影响到会计公理系统的逻辑性。比如“经济资源”,在经济学中,我们将其定义为用于生产经济物品的具有稀缺性的资源。而在会计学中,我们将会用这一概念定义资产和负债,但显然经济资源本身并不需要精确的定义。寻找会计学的初始概念和公理,近似于研究会计基本理论的逻辑起点问题。对于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问题目前有如下七种观点: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动因起点论、会计环境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会计职能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吴联生,1998)。从公理化方法的角度分析,会计基本理论的逻辑起点应该具有公理的性质。笔者认为,会计惯例可以成为会计公理的组成部分。利特尔顿(1989)认为“惯例”是一种习惯性的规则、法规或要求,它们或多或少地通过共同的赞成或默认来确定。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会计惯例指那些抽象的偏好而非具体的会计实务中的惯用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用“会计偏好”来取代会计惯例可能更容易避免误解。只有在会计基本理论的实质及其内在联系成为人们思维方式的一部分而不再被当作仅仅是一种文字表述时,它才可能较好的指导实践。无疑,会计惯例(会计偏好)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公理系统的一大特点是在后面出现的定义和命题总可以由前面的定义和命题推导出来,因而概念和命题的出现顺序显得尤为重要。具体而言,要重视会计概念结构的层次性及其内在的逻辑性,相对更加根本的会计定理应该排在靠前的位置予以阐明。这一点,就像我们在定义无形资产之前应当明确资产的概念一样。
其次,尽可能将会计语言变成能够量化的语言,只有在会计基本理论中出现函数形式,其公理化进程才能取得较为深入的发展,这对于会计国际化问题也不无裨益。会计和数学的产生都是源于满足人们生产、生活中对经济活动记录、计量的需要,在古代会计产生的最初的几百年里,簿记与数学并没有如今天这样明显的区别。而后来,数学更加倾向于抽象的逻辑推理和证明,而会计则专注于对具体经济业务的记录。但是,不可否认,会计中的很多概念都具有函数的性质,即代入有关的变量可以得到唯一确定的值来反映某一特定情况下的函数值。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确定函数的表达式。后文中笔者将尝试用模糊数学的一些方法来处理关于稳健主义是否遇到事实反驳的度量问题,希望可以对以后的研究有所启发。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由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环境的相互影响决定,用公理化方法处理会计基本理论问题应当通过事实反驳建立开放的演绎体系。在自然科学中,事实一般是指客观的自然现象,事实反驳通常表现为按照理论推导的结果与实际观测的结果不一致;而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将秩序定义为人们自生自发的选择,当我们按照某种既定的方式行动而遭到广泛的反对或者得出的结果与我们预期的结果不一致时,这种秩序的存在才真正为人们所意识到,于是我们说出现了事实反驳。李未(2000)认为:事实反驳的概念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假说是否成立取决于从假说中推出的每一结论是否与人们的观察与实验一致,而这些都来自形式系统外部,与逻辑推理无关,这正是建立开放的逻辑演绎体系的原因。开放的演绎体系意味着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并且这种交互作用的影响可以精确地描述。这样一种与环境相调适的秩序,显然不可能通过集中指挥的方式得到建构,因为关于这种环境的知识乃是由众多的个人分散掌握的。这种秩序只能产生于作为社会要素的个人间的相互调适以及他们对那些直接作用于他们的事件的回应的过程之中。
三、会计基本理论公理化的具体尝试
会计基本理论中的“秩序”在会计中可以表现为人类一种本能的需要。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很多会计准则中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稳健主义的倾向。斯托布斯(Staubus)在调查了财务呈报准则后得出结论:稳健主义大约是1/3的会计准则的主要构成。在自愿性惯例中,也存在稳健主义,如选择后进先出法(LIFO)计价存货或采用比经济折旧更快的折旧方法(威廉·H·比弗,1999)。稳健主义的理论来自于中世纪早期被审计的庄园管家的自保对策(迈克·查特菲德,1989)。稳健主义被众多会计信息披露者所采纳,并不是因为其被列为会计规则中会计信息披露的一个重要原则,而是因为它的确是出于人的本能的一种需要。因而,在这个意义上,稳健主义可以成为会计基本理论公理化系统中的一条公理,因为它的存在是不可解释和不言自明的,换言之,它具有公理的初始性。其次,这种秩序也可能近似地表现为利益相关人公共选择的结果,作为整体性社会秩序的“公理”不仅是由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达成的,而且更是由行动者于表现为一般性抽象结构的社会行为规则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的(哈耶克,2001)。由于与这种秩序有关的知识被每一个社会成员分散的掌握,而且有一部分知识并不能为语言所表达出来,即存在哈耶克所说的“默会知识”,公共选择的效度和信度成为某个会计学命题能否作为公理的约束条件。
经济学中,詹森不等式常用来描述风险规避的决策者,其基本意思是风险规避的决策者总是感知到某个无风险货币量比等额的有风险货币量带来的效用大,其芬纽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是一条上凸的曲线。而曲线的曲率,即阿罗-普拉特绝对风险规避系数越大,表明该风险规避者越趋向稳健。行为主体对于稳健主义的偏好程度可以用绝对风险规避系数代入隶属度函数求得,结果是一个小数。A·卡夫曼在其著作《模糊子集引论》(1975年版)中列举了14种隶属函数,我们可以根据每种隶属度函数的性质和公理的特点选择使用。
对于已知的若干公理x1,x2,x3……(稳健主义只是其中之一),公认的秩序偏好用A表示,每个决策者都会有一组自己的偏好B,n代表该决策者对相应的公理的偏好程度,即代入隶属度函数求得的结果,这样,就构成了两个模糊集之后,我们可以用闵可夫斯基距离或者贴近度(闵珊华、贺伯雄,1985)来衡量该决策者的决策与秩序偏好的模糊度,即在多大程度上该决策者的决策与整个秩序的偏好是一致的,从而判定是否出现了事实反驳。因为根据对稳健主义偏好程度的不同,我们会有一些已经积累的与之分别对应的备选方案,例如会计计量和会计确认中的各种可能手段,当出现了事实反驳时,有必要考虑对现有的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应用理论进行修正。实际上,会计基本理论的初始的公理系统就是长期会计实践中形成的一套会计偏好,随着会计环境的发展,通过新假设和事实反驳,处于自我完善中的会计基本理论构成了一个渐进的知识序列。可以预见的是,这个序列的极限将收敛于会计学的“真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从社会秩序的角度所论述的将公理化方法应用于会计基本理论的解构与重构的理论基础和可能的实现途径,仅仅是公理化方法在会计学领域中应用的冰山一角,目前只是一个大胆的设想,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同时,本文也仅仅是提供了一个认识问题的角度,在演绎方法之外,还有归纳、试验、比较等许多研究方法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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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簿记与资本主义
在韦伯的庞大思想体系中，复式簿记与理性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其财会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可从复式簿记的含义、复式簿记产生的原因和复式簿记与理性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三方面进行梳理。
（一）簿记与复式簿记 原始社会后期，原始文字、计数制度和实物计量单位越来越落后于社会交换和消费的发展速度，原有的计量记录方法已不能表示新出现的复杂经济事项，簿记记账方法应用而生。受当时社会经济条件发展程度限制，人们主要关心经济活动的结果，不关心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原因，体现在记账方法上，只把经济事项发生的结果记录在一个会计账户上，这种早期的簿记记账方法被后来的会计学研究者称为单式簿记。
十三世纪后期，意大利中部地区的商业逐渐发展，经济事项也趋于复杂，原有的只记录经济事项结果的单式簿记已不能满足需求。意大利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地区相继出现了既反映经济结果也反映经济过程的簿记方法，其主要特点是“每一笔经济业务均要同时在相互关联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科目中进行双重平衡记录和反映”。即“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复式簿记记账原则。韦伯也对簿记进行阐述并提出自己的概念。韦伯认为，西方很早就有簿记，早期的簿记属于文书性质，而复式簿记是“以进位记数法的熟练为基础”，“在一个持续的赢利企业的情况下，通过对开始以及结束时的结算进行比较，对一个计算周期的赢利机会和成果的估计和检验”。“事前核算”和“事后核算”是理解韦伯复式簿记的两个基础概念。如果事后核算在扣除借贷资本利息之后比事前核算时资本有多余，多余数则是利润数，反之则是亏损额。复式簿记根据来源地和记账特征的不同可分为“佛罗伦萨式、热那亚式和威尼斯式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表现形式”。
（二）复式簿记产生的原因 韦伯认为，“簿记是在贸易组合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起初，家庭是世界各地贸易活动的最古老单位，交易内容比较狭窄，交易内容也非常简单，因此，记账就没有必要。随着贸易的发展和繁荣，家庭贸易组合扩大到家庭成员以外的贸易组合。贸易组合的第一种形式是卡孟达（由国内集资而在国外进行贸易活动的一种临时组织形式，一般只有单帮的货物，账目一趟一结），在卡孟达组织中，由携带货物出海进行贸易的合伙人在海外出售货物，并以所得价款购买其他货物运回本港后估价出售，最后以事前协议按双方出资比例进行利润的分配。韦伯认为，“这种业务的特点是资本主义会计制度的首次应用：把经营结束时的资本同开始时的资本加以比较，算出盈余，然后作为利润加以分配”。由于卡孟达贸易组织形式的复杂和利益牵涉的多方性，原有的单式簿记记账方法已不能使用，因此，必须采取更加科学的记账方法，复式簿记应运而生。
（三）复式簿记与理性资本主义 复式簿记作为一种现代会计（簿记）技术的问世，对西方近代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桑巴特提出的“复式簿记与现代资本主义”命题吸引了众多学者进行探讨，韦伯也不例外。韦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合理资本会计制度作为一切供应日常需要的大工业企业的标准”。复式簿记可使参加卡孟达贸易组织的商人明确计算出每一个（或每一次）商业冒险活动所带来的利润，促使商业形成明确的经营利润观，推动了临时性的卡孟达组织贸易组织形式的演变，产生了采用复式簿记记账核算经营利润的常设企业组织。同时，复式簿记所导致的经营利润观也促进了家庭财产与企业财产的分离和会计分期思想的萌芽。早期卡孟达贸易组织形式的参加者由于是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参加的，具有临时性特征，贸易活动的利润核算没有对家庭支出和资本交易进行任何区分。随着常设工业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企业主体也日益明确化，家庭财产和常设工业企业的财产分离成为进行利润核算的重要前提，因此，复式簿记促使了产权的分离，推动了大规模股份有限公司的产生和发展，也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韦伯认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形式理性，包括技术上可能的计算和真正应用的计算程度。体现在企业中，则是采用理性资本核算，理性资本核算的基础是复式簿记技术。复式簿记本身的特征满足了形式理性的要求，促进了理性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西方理性资本主义产生的最基本前提条件。
二、经济社会行为与财务主体思想
追逐利益是人类的天性，人类为追逐利益而形成各种组织形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种资本核算。经济行为主体不同，核算形式和核算内容也不同。在阐述不同经济行为具有不同核算形式的过程中，韦伯的财务主体思想开始萌芽。
（一）经济社会行为 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是以对个人行为意义的分析为起点，逐步扩展到对经济行为和以经济为取向的行为的分析。韦伯认为，“一个行为，只要当它根据其所认为的意向，以设法满足对有用效益的欲望为取向时，就应该叫做‘以经济为取向’”，而“‘经济行为’应该叫做一种以经济为取向的支配权力”。经济行为中，不使用暴力且其指向主要是经济目的；以经济指向的行为中，既有经济目标且使用了暴力，也有虽然并无经济目标但却有经济上的考虑。以经济为取向的行为又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并非首要地指向经济目标，但仍有经济考虑的行为；第二种是直接指向经济目标，却使用暴力手段攫取的行为”。在明确“以经济为取向”行为内涵后，韦伯强调了经济行为应该叫做主观的和主要的经济取向的行为特征，并阐述了经济行为概念的三要素：试图以和平方式获得控制和处置权；此行为是指向提供有用效用的某种机会而非消费需求及其满足；此行为以他人的行为为指向。
（二）财务主体思想 财务学是经济行为主体或财务主体根据财经法规制度，按照财务管理的原则，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而财务主体是“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管理、在不确定情况下跨时间配置有限资源的经济机构”。因此，财务主体以“经济人”身份独立进行本金投入和收益活动，并以追逐利益为目标的各种经济社会行为主体。随着社会分工发展和私有制的确立，财务主体也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结合我国学者郭复初的财务主体理论思想与韦伯经济行为主体思想，可把韦伯的财务主体思想分为财务主体类型、财务主体发展演变过程以及不同财务主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
（1）财务主体类型。韦伯财务主体类型思想与其经济社会行为类型相关联，在阐述其经济社会行为思想的过程中，把经济社会行为的行为主体分为家庭或个人、国家或政治团体以及常设工业企业组织三种类型。家庭或个人以及政治团体的财务活动称为预算或预算管理，常设工业组织的经济活动称为赢利。预算是指“持续地使用和获得产品”，主要是以自给自足为目标，产品供贵族及其人民消费，收入和财富是预算的两种基本范畴。收入“指在合理估计下，曾经提供使用的数额或本周期或未来的一个周期预计有机会拥有的数额”。财富是在一个预算单位支配权力下，用于持久直接利用的或者用于获得收入的货物的估计额。与预算不同，“赢利应该叫做一种以赢得对货物拥有新的支配权利的机会为取向的行为。……经济赢利应该叫做一种以和平机会为取向的赢利”。资本和利润是赢利的基本范畴。资本是指需要支付利息的构成资本赢利经营对象的借贷，利润是借贷资本所获得的收益减其资本利息后的剩余，如果无利可图，可称为亏损。韦伯认为，赢利和预算管理具有不同的目标或财务目标，以预算为基础的家庭或个人和国家或政治团体的财务目标主要是满足一定的消费，而以赢利为基础的常设工业组织的财务目标是获得利润。
（2）财务主体的发展演变。韦伯以贸易组织形式的历史发展阐述了从家庭财务主体到企业财务主体的演变过程，但没有论述社区或政治团体财务主体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从家庭或个人贸易活动开始，经历了家庭合伙制和临时性的卡孟达贸易组织形式，最后发展到常设工业组织形式，财务主体也相应从私人或家庭财务主体发展到企业财务主体。韦伯认为，最古老的商业是建立在以农民或家庭为单位生产的剩余产品在异族部落之间进行的交换，接着出现了包括坐商和行商的职业商人阶层。家庭是这一阶段贸易活动的基础单位，财务主体属于私人财务或家庭财务主体。在第二阶段，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海上贸易逐渐发展。韦伯认为，不同于贸易第一阶段中以家庭为主体的群体贸易组织开始出现，起初，“所有参加这种冒险社团的商人都亲自携带货物出海，参加者都是贩卖自己商品的小商人”。后来，卡孟达委托制开始出现，卡孟达贸易组织形式由早期全部合伙人都提供商品进行海外贸易冒险活动发展到部分合伙人只提供商品而另一部分合伙人只提供资本以参加利润的分配。信贷资本的参加加剧了家庭逐渐退出卡孟达贸易组织形式的速度，常设工业组织形式开始获得发展，以企业为主体的理财活动或企业财务主体也相应出现。
（3）不同财务主体之间的关系。韦伯认为，家庭财务和企业财务活动并没有排它性，国家财务和企业财务也没有明显的边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的结合变得越来越普遍。这种结合在其财务目标上体现更明显，“地主、寺院和王公们为了利用自己的农林产品，整个工业就这样在一些不自主的和他治的副业中产生……形形的企业已经构成尤其是社区的，然而也包括国家的预算单位的组成部分”，可知，韦伯很早就提出了企业财务目标在国家财务和私人财务活动之间相互渗透的观点。
韦伯时期并没有成熟的财务学学科体系，更没有系统的财务主体理论，但在阐述经济社会行为类型和贸易组织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论述了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关联性及财务目标不同，隐含了现代财务主体理论思想。
三、企业价值最大化与新教伦理的经营观
韦伯时期的财务学还没有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财务管理理论也不成熟，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中企业的经营目标却与现代财务管理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
（一）企业价值最大化 利润最大化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传统的西方经济学都假定企业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财务目标的经济实体，“以利润最大化这一标准来分析和评价企业的行为和业绩”。利润最大化观点认为，通过计算一定会计期间企业投入和产出相抵消的利润代表了企业新创造的财富，利润越多则企业的财富增加得越多，越接近企业目标。由于利润最大化的财务目标没有考虑企业资本结构、企业价值和企业持续发展能力，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发展，财务目标也经历了利润最大化、经理效用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转变。最终，“Anthony 1960年提出的建立在从传统的企业股东至上模式提出的将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财务目标的财务目标理论被财务管理界接受”。基于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基础上的股东财务最大化财务管理目标的提出之后，其他财务目标如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企业股价最大化、股票价格最大化、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等，也相继被提出，但只有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表述被学界接受。傅元略把企业价值最大化财务目标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相结合，提出了以企业利益相关者为基础的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企业财务目标。
（二）新教伦理及其经营观 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目标并非是古典经济学的企业财务目标，而是在1960年才明确提出。但韦伯新教伦理观支配下的清教徒企业主的经营观也涉及到企业价值最大化思想。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贸易组织形式发展、复式簿记会计制度、家庭财产与企业财产产权分离及其他因素之外，基督新教的宗教伦理也是影响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因素。新教的宗教伦理包括路德宗的天职观、禁欲主义运动中所形成有条理的生活方式和预定论，以及在其基础上相结合而形成的清教天职观。路德赋予了“天职”明确的含义，但在路德的天职观中，教徒只能由上帝摆布，个人的命运无法挽回。清教发展了路德的天职观，认为“个人的蒙恩状态是通过认真尽责来证明，信徒凭借这一认真尽责和小心仔细与有条不紊来从事他的天职”，提出了判断职业天职是否有用的三个标准：道德上取悦上帝的能力、世俗职业中获得财富的重要性或财富的数量、个人经济获利的可能性。清教的天职观把上帝的恩宠和世俗职业中的获利相联，以获利数量多少作为唯一尺度。同时，有条理的生活方式为个人尽可能地实现财富最大化提供了途径。韦伯认为，具有清教伦理的现代雇主为了谋取最大可能的利益，将采取新的技术手段，如计件制、薄利多销、遵守与客户的合同与约定，制定适销对路的产品以迎合不同消费者的需要等。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获得长远的发展并尽可能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
韦伯并没有专门阐述其财务与会计思想，但在论证理性资本主义的产生条件和发展过程中，明确涉及到簿记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财务主体类型和财务主体财务目标等思想，通过对新教天职观的阐述，也间接隐含了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目标思想。梳理并阐述韦伯的财务和会计思想，有助于完整理解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和会计思想史。
［本文系漳州师范学院科研基金（项目编号：SS09037）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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