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4 17:27:3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天人合一以道驭术经世致用止于至善
一、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和，而后周公制礼作乐，礼乐文化中的这种礼仪被称为“周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影响巨大，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用其毕生的心血诣在呼吁恢复周礼，足见对其重视。虽然到了近代，“礼”开始束缚人的发展而变成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的礼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礼文化是贯穿中国文化发展始终，它从萌芽生成之日起便一直都维系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中华民族也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而这种礼仪也源于对天地秩序的模仿。礼文化其实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物质外化。
从汉字“天”的写法中可以窥测出，“天”本来就是和“人”相通的，在“天人合一”思想中，“天”并不单指天空，更指的是天地万物，指包罗万象、天长日久的自然母亲。人类从自然中来，是大自然孕育并养育了人类文明，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
人类从自然中来，最终还要回到自然中去，所以天人合一首先指的是天人的共通性，中国传统文化很早便对此有着一致认同。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特点。文化上的主导所带来的效应是巨大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是不可超越的存在。
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包含了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互相联系、休戚与共的整体，亦即“万物一体”。在天地万物的整体结构中，诸个体间相互依存、相得益彰。首先，天地对人和万物有养育之恩；其次，中国古代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只有人类才知道应该关爱自然，善待自然界中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自然物，真正做到“与万物合而为一”。
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不仅深深渗透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三大学科农学、中医、天文学中，而且还影响中国文化的走向与发展与国民性格的形成，这里不做赘述。
二、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以道驭术
道在中国文化中最为著名的意思是“道德”，对于这个词语的解释可以追溯到道家元典《道德经》，道家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并不亚于儒家，如果说中国文化有着儒家的翩翩外衣，那么道家的思想则是中国文化的深邃灵魂。我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重视农业，对待“百工”等手工业者或者商业的态度则有所限制。以道驭术思想在道家那里体现为“道法自然”，强调劳动者与工具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李约瑟曾经这样评论先秦道家的思想：“他们看到，用以统御无生命界的工具可以转过来对付工具创造者的血肉之躯。他们的洞察力是人与机器的整个关系史的一部分：这种关系有时是增进人的健康的，有时是压抑人的，有时又是致人于死命的。这是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出公正论断的社会主题之一。”
纵观中国传统科学技术长期发展的历史，以道驭术始终是贯穿始终的伦理指导方针，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医学、算学、天文学四大学科领先于世界，陶瓷、丝织、建筑三大技术成果的美名远播，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有力推动，这些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辉煌见证，也体现了以道驭术的科技伦理思想对科技发展所起的积极指导作用。
以道驭术的思想与西方用伦理道德约束技术活动观念不是等同的，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道”和“德”的理解与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思想内涵上有一定区别，从老子《道德经》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道德关爱天地万物，关心个人社会国家的命运，而且非常强调个人修身，因而在对技术活动的约束机制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三、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经世致用
宋元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开始慢慢落后于西方，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也由于种种阻碍而进程缓慢，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中国传统科技伦理价值观也出现曲解和滥用，逐渐体现出其不利于文化交流与科技进步的方面。
天人合一思想，以道驭术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被滥用与曲解。以道驭术的含义是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驾驭和制约，这里的科学技术关系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而“奇技巧”不在其中，“奇技巧”指的是容易使帝王“丧志”，或使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所以以道驭术思想并不是鄙薄科学技术，而是在近代被滥用，由于重重阻挠，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步履艰难，直接导致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缓慢。
四、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中关于善的释义
“止于至善”语出《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我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在中国传统文化萌生的先秦时代，礼乐文化是整个文化的主流，礼乐文化中包含着孕育生灵的大自然的崇敬，反映人类刚刚脱离蒙昧时期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止于至善”思想的具体体现。
真善美是人类的共同追求，科学追求真，道德追求善，艺术追求美。一般来说，西方文化把真放在第一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把善放在第一位，中国传统科技伦理观把善作为科技发展的最高价值评判标准。
止于至善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度”有很好的启示，现代社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同步并行，但是其引发的问题却令人堪忧，追求利润是既是人之常情，又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传统文化中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体现了经济良性发展的一般原则。同样，科学技术的进步更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幸福和利益为代价。
参考文献：
[1]吴国盛.科学的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通常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即是精神文化史,主要包括科学技术史、学术思想史、文学艺术史、宗教史、社会史、教育史等等。此文中初中历史课标中的文化史主要是指以上狭义的精神文化史,所包括的“内容标准”或“课程内容”,也兼及考古发现的史前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社会生活与习俗等。
价值取向,就是人们在一定场合以一定方式采取一定行动的行为倾向,它来自行为主体的价值体系、价值意识[1]。文化史“内容标准”呈现的内容是课标编制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多种历史观选择的结果,如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文化史观、社会史观等,体现了现代化、国际化、社会化、政治化等文化价值取向。比较古今中外各类文化史,其中存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科学与人文、社会与政治等文化价值取向差异。
一、分布情况与统计分析类目、单位的确定
(一)分布情况
旧初中历史课标中文化史内容要点以主题的形式集中呈现,其中中国与世界的古代、近代、现代六个板块都有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学习主题;新初中历史课标中文化史内容要点则是按照历史朝代的时序性分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课程内容”之后,分散呈现。
(二)统计分析类目
根据初中历史课标的内容呈现,可以将文化史分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化史、世界古代文化史、世界近代文化史、世界现代文化史六个板块,每个板块又分为学术思想、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社会生活六类。
(三)统计分析单位
以课标中的具体“内容标准”(或“课程内容”)为单位,如旧课标中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知道孔子,了解‘百家争鸣’的主要史实”就是一个单位,包括“孔子”、“百家争鸣”两个知识点,统计分析以上各类文化史的内容标准条数和知识点个数及其所占比例。
二、统计数据结果
新旧课标中呈现的文化史内容标准的条数以及知识点个数统计结果如表1:
根据表1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化史的内容标准条数及其所占的比例都在减小,其中中国古代文化史减少幅度较小,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减少幅度较大,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初中历史课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世界古代文化史个数有所增加,世界近代文化史下降的幅度最大,表明目前对世界近代文化史的关注减弱、重视世界古典文化是学界的共识;中国文化史减少的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在中国史中的百分比仍然小于世界文化史在世界史中的百分比,由此可见,国际化的文化意识比较明显。
从表2、表3我们可以发现,新旧初中历史课标中国文化史知识点个数从古至今的变化呈平行下降的状态,世界文化史知识点个数从古至今则是古代不变、近代增加、现代下降,近现代的下降也处于平行的状态。新旧课标比较,中国文化史下降的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外现代文化史的知识点个数都是最少,比例也最小,由此可见,现代文化史的内容比较薄弱,有待增加。
根据表2、表3,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中的比例最大,占主要地位,由此可见,隐含着重视科学技术史的思想,有偏重科学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其次是文学艺术,排第二位,其用较大比例突出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成就,因为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和延续,反映出了注重文化的传承。
中国近代文化史中近代科学技术从有到无的变化,表明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远不及思想政治、社会等领域重要。加之,近代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具有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时代情怀,其中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新文化思想”“革命文学”等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政治性的文化价值取向很明显。社会生活的百分比虽减少,但仍体现了关注社会生活的文化价值取向。
中国现代文化史中社会生活的百分比大幅度下降,思想文化大幅度上升,科学技术略有上升,可见科学技术仍然受到重视,同时与人们生活相关的社会生活史也受到了关注。然而,文学艺术与教育知识点的缺失,显示了在现代精神生活价值取向的模糊性和对教育追求的迷茫性。
世界古代文化史中三大宗教的地位不可动摇,世界古典文化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文学艺术下降的比例最大,但关注到了教育(中世纪的早期大学)。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知识点缺少,使得学生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世界地方古代的社会生活。
世界近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占的比例最大,突出了科学技术在世界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由此可见,科学化的文化价值意识在世界近代文化史中占有主导地位,而教育、社会生活等知识点的缺失,反映了价值取向的偏颇会导致对历史文化认知的偏颇,在工业社会里科学技术的作用最为关键,但是同时期教育作用的发挥、社会生活的变化、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是不能忽视的。
在世界现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代社会日益突出的问题更是关注的重点,社会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日益明显。
三、结论与思考
(一)结论
1.传统的文化价值取向不可动摇
对新旧课标古今中外的文化史内容标准条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文化史在中国古代史中所占的比例大于中国近代文化史在中国近代史中所占的比例和中国现代文化史在中国现代史中所占的比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非常的明显。世界古代文化史在世界古代史中的比例大于世界近代文化史在世界近代史中的比例和世界现代文化史在世界现代史中的比例,重视世界古典文化的价值取向也十分突出。中外古代文化史是人类早期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在古代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来以至今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的价值要求。因此,重视传统文化史的文化价值取向不能改变,也不可动摇。与此相比,中外近现代文化史在近现代史中的百分比则较小,受到重视的程度不如古代文化史,现代化的文化价值取向较弱。
2.国际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日益突出
中外文化史内容标准条数及知识点个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史比例下降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在中国史中的比例小于世界文化史在世界史中的比例,世界文化史受到的重视程度大于中国文化史,重视中国本土文化的意识弱于重视世界文化的意识。在学习世界史的过程中多学习世界文化史,体现了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意识,也体现了当今时代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的要求。
3.科学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时代的主旋律
科学技术在近代文化史中所占比例最大,占据主要地位,在现代文化史中关注的重点虽有所转移,但是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各类文化史中科学技术的比例最大,而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已经深深植入历史课程中,这凸显了崇尚科学这一时代主旋律的文化价值取向。
4.社会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关注的生长点
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关注的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问题,还包括一些与人们生活接近的社会问题。相关的知识点在中国史中古今都有,世界史中则是古代、近代没有,现代有;中外比较中国史中较多,世界史中较少。社会问题等相关知识点的出现,有助于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历史社会、现实社会及文化史的社会性。从社会的角度去认识和关注历史,反映了社会对学习者的新要求。
5.政治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灵魂
政治是文化产生的重要背景,也是文化史选择的重要背景,新课标明确提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使学生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以“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2],可见政治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指引着文化史内容的选择,渗透于整个历史课程。
6.人文精神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归宿
选择历史文化的精华让学生学习,是为了学生不仅能够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还能够全面发展。文化史中有很多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无穷智慧的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着作等,是提高学生人格魅力、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的好素材。文化史本是有智慧之人的创造杰作,也是培养有智慧人的源泉,从人类的智慧中吸取精华,使学生得以更加全面地发展。这些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根本精神,也就是文化史价值取向的归宿。
(二)思考
新课标中文化史的价值取向多元,主要包括上述几种价值取向,然而受课程观、学生观、教学观、历史观、编写体例等因素的影响,各种文化价值取向会有所偏重,难以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或者应然的状态,这就需要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在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趋势的今天，人类可能遭遇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复杂，就风险的来源而言，既有与人类行为无关的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有因人类行为导致的人为风险，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就是典型的“因为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对自然界的影响而引发的风险”，在当代，这种风险的影响已经不断地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领域向文化领域渗透。对这种文化风险，20世纪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了深人批判与反思。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话语中，科学技术发展所产生的技术规范不仅是技术本身的遵循，也成为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和行动规则。技术进步与生产进步的融合，在有效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逐渐成为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控制系统。科学技术带来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断丰富的同时，却又使人类的思想日益受到禁锢，思想的自由本性受到压制。然而，法兰克福的这种文化批判仍然聚焦于哲学话语的抽象叙事和负面效应之中，对科学技术可能产生的风险，尤其是文化风险缺乏更有说服力的说明。随着上个世纪中期新一次技术革命的发生，核技术、电子技术、基因技术等新技术进人人们的生产生活过程并产生革命性影响，核技术风险、化学产品风险、转基因食品风险、工程风险等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进人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但这些研究的核心仍然在于经济利益和自然环境的破坏，即集中于物质性损失的关注，对文化风险，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带来的影响则缺少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显然不适应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所谓科学技术文化风险，指科学技术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及其成果应用过程中，由于科学技术内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和人为因素对人类文化发展产生的威胁以及使文化发展偏离正常轨道的可能性。在当代，科学技术文化风险随着风险的扩展也日显突出，表现出与其它风险不一样的特征。
(一)内隐性
就科技风险发生与传播的时空界限而言，传统科技风险往往局限于一定的时空界域，因而很容易被人所感知，但随着全球化大潮的推进，科技风险的感知度则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而逐渐减弱，在文化领域的风险则隐藏在技术的光芒之中，如网络技术所带来的文化危机常常被人忽视;就科学技术在不同领域的风险感知而言，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可认知性显然高于文化领域，新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技术风险很容易被感知甚至被计量，但文化风险，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风险由潜在性向现实性转变的时间较长，并且要通过各种物质形式和人的行动来体现，因而这种风险不容易被人觉知而具有突出的内隐性。
(二)广泛性
在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中，全球化的发展使风险社会的出现成了可能。全球化的核心是资本和技术的跨国流动，国家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在这样的技术与社会背景下，过去局限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风险就很容易跨越政治地理边界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而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渗透到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其风险所波及的范围自然涉及人类文化的各个层面，对人类社会进步和个人全面发展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三)多样性
文化的内容是丰富的和多样化的，加上科技风险本身具有的复杂关联性，因此，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化和复杂的，从风险的认知程度看，许多风险已经通过负面效应被人们普遍认知，如核技术风险，但某些技术，尤其是新兴技术本身被公众认知的程度较低，对文化的威胁更加不能被有效认知，如转基因食品技术;从风险所涉及的范围看，科技文化风险已经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在每一个领域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这种多样性必然带来风险认知与风险防范的难度。因此，认识风险的发生机制并规制风险势在必行。
二、当代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表征
长期以来对科学技术风险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利益的权衡，随着科技风险向文化领域的拓展和对科学技术风险认知的推进，人们开始关注科学技术产生的文化威胁，综合各种观点，我们认为，当代科学技术的文化风险主要表现在:
(一)人对自然的态度随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存在异化的风险
人与自然的关系理念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元素，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地位和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知，这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认知前提。马克思在《isa}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这样描述到，“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n[2](P.53)但自近代以来，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日益提高，从原始状态下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到与自然的“分离”，再到对自然的超越与控制，每一个阶段的变迁，科学技术都扮演着决定性的力量:电力开发使人类获得了新动力，汽车的发明使得世界四通八达，化工技术的进步满足了人类对自然物加工和再造的欲望，核物理的突破性进展展示了人类科技发展最辉煌的一页，网络技术实现了时空的跨越，然而，这一切都埋下了巨大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隐患，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人—自然关系的错位，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也对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提供了支撑，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勤俭节约等优良品质的继承与弘扬带来负面影响。
(二)文化遗产受到破坏所带来的文化符号消失的风险
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积淀物，是人类发展的历史见证，特定地域的文化遗产总是同该地域的民族历史与文化相对应，是文化的物质符号，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当前正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据资料显示，印度泰姬陵由于周围工厂排放大量有毒气体导致酸雨过多，原本洁白的泰姬陵出现片片黄斑。中国的世界遗产有多处受到空气污染的危害，象龙门石窟、武陵源、乐山大佛等均处于酸性物的污染之中。人类物质文化遗产存在消失的风险，面对历史，我们有可能失去证据，没有证据的一切辩驳，都将显得无力，文化的说服力，也将变得虚弱无比。
(三)文化主体一人的全面发展面临新的风险
科学技术活动就其终极目的而言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与手段，从原始技术到当代高新技术，从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科学技术越来越昌盛，作用领域和影响范围越来越大，从人对自然的认知和应用能力的视角，人的主体性确实得到了增强，人依靠科学技术的手段不断克服生理上的局限性，不断提升人的认知能力，努力地接近真实的自然。然而，当技术手段成为人们的唯一选择的时候，人事实上成了被技术控制和支配的对象，理性成为人类行动的绝对遵循，人的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灵光咋现的灵感，都很可能被一项项技术规则和标准所湮灭。在当下，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但随之出现的网络依赖、手机控等问题无疑给人的全面发展敲响了警钟。
(四)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断受到来自新技术的威胁
新技术，尤其是新媒体技术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改善有目共睹，但这种改变所带来的一系列新思想、新价值交互作用可能引起价值观念混乱的风险日益显现，精神迷惘和“意义危机”成为当下精神领域存在的社会性危机。在新媒体时代，先进通信网络的形成使传统大众传媒走向没落，新媒体话语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电子媒体已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主宰社会舆论和引导话语权的工具。然而，这种文化生态所体现的文化样式对传统价值产生了颠覆性挑战，当社会主流价值取向不能主导的时候，价值多元化带来的价值观念混乱出现的概率显著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将受到严重威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有被技术焕发出来的魅力所消解的危险。
(五)技术突破使伦理道德底线不断受到来自技术的挑战
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等新技术领域的发展来看，技术进步的步伐越来越快，技术被突破的时间越来越短，技术突破的空间不断向人类道德底线所能承受的空间视域逼近，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道德问题。如克隆人技术的发展使我们面临了许多道德难题，迫使我们做出道德决定，人类遗传规律受到来自自体繁殖的挑战，人类婚姻家庭伦理准则也由此而受到被颠覆的危险，依托于克隆人技术而滋生的人的生存准则和交往方式也将受到威胁;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技术的不断突破，一方面拓展了人的生存空间，丰富了人的生活内容，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人类传统道德无法跟进不断改进的技术成果，对网络世界的许多事件难以进行有效的道德规制，因而出现了对人类生活带来困扰和精神污染的网络事件，所以吉登斯这样认为，“一方面，互联网带来了探索世界的令人振奋的新机会，另一方面，它也成为毁坏人类和社区关系的威胁。
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人类伦理道德底线的这种逼近对伦理道德的冲击是巨大的，如果不加约束，人类本身会逐渐沦为技术的“奴隶”和“牺牲品”，科学技术也就背离了造福人类的发展方向。
三、当代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规制
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规制需要通过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内部控制和外部治理两个方面来实现，只有依靠内外兼治，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文化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并从根本上消除科学技术发展对文化构成的威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科技文化风险的内部控制
科学技术成为“重要的风险源”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早期，虽然科学技术也存在风险，但由于科学技术应用的范围较小，危害性极其有限，因而风险也不突出。但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决定力量，科学技术的风险就突显出来了。其内在原因在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对自然和社会规律把握的局限性，并由此带来风险由可能J性向现实性的转化。要防止这种转化，必须提高人类认识规律和运用规律的水平，加强对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预测研究，提升科技风险的辨识能力，完善现有技术体系，提高科学技术运用系统的稳定性，减少因为技术本身的不稳定性所导致的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出现，尽可能减少科学技术风险的发生。
加强对科学技术风险的评估是近年来控制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建立风险评估机制的目的在于对风险发生进行科学的评判，进而实现有效的预防。在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中，首先要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科技风险的不确定性，将不确定性定位于一种潜在的威胁;其次要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其中，转变科技专家和公众在风险分析与评估中的不平等地位，允许公众的合理建议和现实诉求反映到技术评估的具体实施中，进而提高针对不确定性科技风险决策的合理程度，维护广大公众的利益。最后，从评估取向上支持和鼓励那些能实现长期社会和生态价值的技术，彻底放弃那些可能招致人类灾祸的技术。
科技活动主体—科技工作者对于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规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中，专家系统对于风险的预防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就科技风险认知而言，专家系统与普通公众间的信息具有不对称性，公众对专家系统产生了建立在“依赖”关系上的信任，就其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对于“知识基础”的模糊不清和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在这种信任关系中，作为被依赖方的专家系统处于主动地位，掌握着科学技术及其风险的主要信息资源，而作为依赖方的公众则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因而，专家系统的风险认知与规避，主要是发挥专业技术优势展开的技术创新与风险回避，对于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规制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科技文化风险的外在治理
在当代，政府治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主导性作用，政府治理所具有的资源集中性和强制性的特点是其它治理不能比拟的。就风险治理而言，国家、市场和社会对于科技文化风险的规制无疑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风险的政府控制已成为风险理论研究中的共识，政府作为现代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最主要倡导者，对科学技术的良性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为了避免技术发展产生危害性后果，相关政府部门必须加强管理，合理规划，遵循真、善、美相结合的价值选择标准，鼓励科学技术向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进步的方向发展，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尤其是抓住新媒体技术在信息传输上的便捷性特点，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尽量控制和约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科研方向和技术应用领域，同时设立风险评估机构，将风险评估纳人科学技术发展战略规划和技术应用评价之中。
在科技文化风险的外部治理体系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带有根本性的关系，它决定着政府与社会，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由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再到生产越来越集成化和短时性，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科技活动与生产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科研部门由原来的纯科研机构向多元化方向转化，生产性科研机构和民间科研机构大量涌现，因此，市场往往成为科学技术，特别是新技术发展的直接动力，不断催生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出现。市场的这种刺激作用在推进科学技术活动与生产的紧密结合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往往也是科技活动无序化的推手。因此，要发挥市场在科学技术文化风险治理方面的作用，必须实现“两只手”的有效结合，即把政府的正确引导与市场的内在需求有机结合起来，鼓励科技资源向有利于文化安全的行业与技术研发领域转移，鼓励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技术应用，通过市场的有效调节实现科学技术文化风险治理。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融合不断加深。科学技术的风险也随着这种深度融合而不断扩散与放大，特别是在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传播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快，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影响范围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广，所以风险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当今世界称之为“全球风险社会”。他认为，随着技术变革的进程不断加快，人类将面临许多共同的风险，许多新的风险形式也随之产生，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风险已经不受时间、空间和社会的限制，所有国家和所有社会阶层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事实上已经无法避免风险所带来的影响〔}l(P.sa)。当前应该通过增强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和科技文化素养，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密切注意科技风险并主动采取防范行动，不断地提高分析预测、评估和抵御科技风险的能力，形成良好的科学文化与科学伦理氛围，形成全社会维护文化安全的自觉意识。
1建设生态科技文化的现实必要性
1．1生态科技文化是生态文明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生态科技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的精神积淀，是人类不断觉醒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生态科技文化作为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理性结晶，既提升了文化的科学技术含量，又增强了科学技术的文化气息，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人类对生态的保护，归根到底是基于维护和创造人类共同生活的美好家园。生态文明源于现代工业化文明对绿色生存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类对回归自然的爱慕与向往，它是“现代性危机”的必然产物，是人类在“类同一性”原则支配下对自身行为反思的必然结果，是对工业文明的积极扬弃［4］。当今世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只有使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对于生态科技文化相对匮乏的中国而言，将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的结合是时代的呼唤。因此，生态科技文化是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发展生态科技文化，弘扬生态科技文化，努力把生态科技文化有机地融入现代文化之中，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提出的历史性课题。
1．2生态科技文化是当代中国科技文化成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逻辑展开科技文化是伴随着近代科技的兴起而形成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中国科技文化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取得了一些科技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科技文化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科技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建设和发展科技文化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研究中国科技文化发展战略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经济领域的一场变革，也是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其他领域的一次重大调整。生态科技文化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表现和主要标志，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发展的动力。当代中国科技文化成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生态科技文化的应有之义，特别是将生态的科技文化融入到当代中国科技文化成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在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提高人的素质，潜移默化中发挥其他文化无与伦比的作用，成为现代文化建设的先导。因此，生态科技文化是当代中国科技文化成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逻辑展开。
2建设生态科技文化的基本路径
2．1可持续发展观的建立当前，许多人已经深刻认识到了造成社会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的真正原因，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防止人们将科学技术滥用，将科技项目置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努力改变人们过去陈旧的科学技术观念，建立基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观。随着人们对社会进步、生态和谐和科技发展的重要性的深入认识，一种崭新的、能够与维持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科技发展观有效形成并为人们所全面接受。这样一种全新的科技价值观是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努力关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关注科学发展的问题。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以人类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生态环境的保护为基础，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将注重科学技术在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态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按照生态文化丛林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向来进行科学技术的深入开发、利用和研究。生态科技观的建立，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把握，第一，国家和相关政府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资金和技术的投入;第二，利用网络、电视媒体技术加强宣传力度。生态价值观努力寻求将科学技术作为当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手段来开发，以科学技术的方式方法来使人们的发展建立在有效整合资源和环境得以保护的前提下。
2．2在宣传思想文化教育工作中不断推进生态科技文化传播当前，我国面临人口较多、资源缺乏、经济相对落后、环境污染严重的境况。严格来说，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实际上是国民的意识危机。人们要保护我们共同面对的又赖以存在的地球，必须从以自我为中心和物质利益至上的意识当中解脱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抛弃那些“反自然”的存在方式，创建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需求，最终能做到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又能切实地对自然进行保护，从而达到兼顾人类生存发展和自然界的和谐发展，实现和谐与统一。人们如果能集中最大的力量去培养和完善人，而这种人又会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争取个人和集体利益的解脱，这种教育就可以对改变社会和使社会具有人性做出巨大的贡献。生态科技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宣传思想文化教育的工作，我们只有将生态科技文化与宣传思想文化教育工作相结合，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全社会的生态科技文化素养，从而达到增强人们努力发展社会循环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社会大力倡导群众性生态科技文化活动。人们在强化公共社会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要特别体现生态发展的要求、将生态科技文化的理念融入到群众性文艺活动中，不断更新群众文化活动的载体。开展“社区生态科技文化艺术节”、“生态科技节”等广大群众参与和喜爱的文化项目，努力将生态科技文化知识渗透到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中，让广大的老百姓在参与中能得到熏陶进而陶冶自身的生态文明情操，在文艺活动中提升自身的生态科技文化素质。大力发展生态科技文化产业。生态科技文化产业是一种以精神文化产品为依托，努力向消费者传播健康、文明、积极、有益的朝阳产业，是一种低消耗、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产业。
2．3生态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发展首先，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对生态科技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评价系统必须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其次，建立的这个体系应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评价体系必须适合生态科技发展方向、具有远瞻性，最终能够真正解决生态科技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和麻烦;最后，生态环境评价过程主要是看该技术对我们的生存环境是否产生了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生态科技日渐成为科技发展的主流，这种变化是基于人类思想观念的重大变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通过新的生态科技观的建立，生态科技文化的教育普及和强化、科技成果的生态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生态科技文化必将得以高度弘扬。
作者：何奎 单位：宁波大红鹰学院
[关键词]宋代 科学技术 原因
中图分类号：TP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30-0115-01
一、前朝的积累
任何时代的科技发展都离不开前期的积累，宋代科学技术的兴盛也与之前的积累有着密切的关系，积累和继承是科技不断发展的前提。宋代之前，古代的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宋代科学技术繁盛正是在前代的科技遗产基础上形成的。例如，宋代指南针的发明正是以战国时期的“司南”为基础的；火药的原料中的硝石、硫磺也早在稀罕时期就已经被发现；印刷术也是在唐代就已经成熟的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发明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宋代的科技水平正是在不断继承和发展中兴盛起来的。
二、政治统治的需要
宋朝统治者在通知初期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变革土地占有方式等，形成的大一统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也要求宋代在科技方面取得一定的发展。另外，宋代的科技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与统治者的消费需求相契合，例如：宋代的手工业作坊中分工细密，生产技术较高，而这些作坊多服务于皇室家族。宋代在扩大文官制度的同时还重视科技发明，对发明创造者给予奖励，这方面也激励了发明者，激发了他们的创造热情，大大促进了科技的进步。例如：《宋史》中记载“太祖太宗下诸国，其伪命臣乃忠于所事者，无不面以奖激，以至弃瑕而用。”由此可见宋代对科技发明的重视。同时，宋代的募兵制也推动了手工业及相关技术的发展，这种制度的实行使得兵民分离，广大生产者脱离“征伐之苦”。宋代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也促进了医药、军械、火药等的发展，例如苏颂领导了研制水运仪象台。
三、经济关系的新变化
宋代实现了土地占有方式的变革，农民对生产具有了更大的支配权，生产积极性大大增加，农业的繁荣为科技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例如：宋代时期垦田达到了524公顷，发达的农业促使秧马等先进农具的出现，南方在农业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农书》这样的总结耕种技巧的书籍。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商业经济的产生，反过来商业经济的发展又促使农业和手工业飞速发展，，社会生产的发展不断对科技水平提出新的要求，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宋代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新的雇用关系的产生，许多生产者获得人身自由，可以受雇于手工业作坊，这一生产关系促使工人生产熟练程度的提高，进而促进生产技术的提升。
四、学术思想的进步
在宋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学术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哲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宋代张载和二程的“气”、“理”思想都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着重要作用，推动了科技的研究。二程的思想中强调“格物致知”，这些思想对于良好的学风的形成、唤醒人们求知欲望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次，宋代的思想家强调知识分子应该多研究学问，以达到博闻广记，“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身，聚众材然后知作宝之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宋代出现了诸多广识博闻的人才。最后，宋代思想中逻辑方法也对科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沈括曾谈到，他运用二程的归纳推理的方法来预报天气；秦九韶的《求一术》、刘汝楷的《如积释锁》中的数学方法也受到周敦颐《太极图说》中的象数推衍原理的影响。
五、注重教育
宋代科技兴盛与社会重视教育密切相关。首先，宋代实行分科教育的制度，这种制度下，一些学科能够直接置于相关部门的直接引领下，这样就能够使学生边学习边实践。其次，宋代的教育思想也是比较活跃，科技教育的思想也由此产生。例如：胡瑷创经义与治事的思想，主张“体、用、文”来培养学生；陈亮、叶适针对道家思想的弊端提出了“一艺一能”的教育理念。这些思想的提出对宋代的教育制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相比于其他朝代，宋朝也更为重视科技教育。最后，宋代统治者提高医学校的社会地位，这推动了医学的兴盛。王安石变法期间，太医局开始从太常寺中分离，并规定副职需由“知医事者为之”。这样，医学教育便突破了原来的社会地位，宋朝也在医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六、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推动
宋代时期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科技成果之间的交流也推动了科技的兴盛。首先，宋代重视民族交流，其中在东京汴梁设置了许多的接待机构，专门接待外来使者，这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原。其次，宋代航海技术发达，与国际间的贸易频繁。在广州、明州等地设立专管朝贡事项的市舶司，并对外来商人优厚待遇，对外贸易的发展丰富了宋代的科技文化内容。在中外交流中，数学和医药W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此期间，阿拉伯的“土盘算法”传到我国，扎马鲁丁等人带来了阿拉伯的天文仪器；宋代时期，外国朝贡中由相当比例为药物，这些要求传入宋朝并刘汝民间，推动了当时医药水平的提升。中外科技的交流为宋代科技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是科技兴盛的外部原因。
结束语
综上所述，科技的兴盛并不仅仅只是某一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各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宋朝统治者维护统治的需要、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及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等因素，都为科技兴盛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并最终推动了宋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这其中的经验教训，不仅仅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对今天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王艳.北宋的科技奖励[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1）：128-133.
【论文关键词】生态文学批评；人类中心主义；基督教；科学技术
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面临着空前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如果危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在不远的将来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群将有可能从地球上消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全新的文学批评理论：生态批评应运而生。生态批评的主要诉求是重审人类文化，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生态思想家沃斯特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生态批评以当代生态整体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视角探讨文学、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雄辩地揭示了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文化的危机。反对简单地将生态问题还原成经济问题或技术问题。要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仅靠自然科学技术或经济手段远远不够，必须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积极广泛的参与和引导。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打破基于二元论、机械论的传统学科的界限，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视角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对策。
生态批评家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是根植于西方文明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就是人类中心主义，所以要想彻底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多视角、深层次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分析和批判。
一、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它把人看成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是一切价值的尺度。自然及其存在物不具有内在价值而只是工具价值。因此，人类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只能是人的利益。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排除在人的道德关怀范围之外。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和生命伦理相对立。
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是人类中心主义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科学史家林恩·怀特是第一位抨击基督教的生态思想家。1967年，他发表了颇具影响的文章《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怀特认为，犹太一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它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我们的科学技术，赋予人类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掠夺、统治自然的神圣权利。首先，从教义上看，基督教把人看成是上帝创造的最高产物，是自然的绝对主人，对人来说任何存在物都是为他安排，归他统治的。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造人时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地上的所有动物及地球上的每一个爬行动物。”这段话暗示了人的超自然性。人通过命名所有的动物而确立了对他们的统治。其他生物除为满足人类的目的外没有任何价值。其次，基督教通过摧毁其他宗教的万物有灵论，通过自然的祛神化手段，实现了人类把自然视作没有生命、没有情感的物质而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的目的。人类曾经怀着敬畏之情看待自然，但这种感情遭到基督教的排斥。基督教禁止将自然赋予神性，摧毁了古代宗教的万物有灵论。从此，人类剥削自然的禁令也随之消失了。自然被祛神秘化为以后的科学世界观奠定了基础，科学世界观将自然看作是非神秘性的、消极的，适宜于被人操纵、控制的。可以说，科学技术主宰自然的思想基础就是基督教的祛神化的自然观。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期间，基督教统治自然的思想影响深远，主宰着欧洲与美洲的历史、文化、艺术及科技等方面。人类中心主义，人的优越性，人对自然的征服与统治是最常见的主题。在欧洲，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活动的目标是征服自然。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现代科技开始壮大。培根的名言“knowledgeispower”，翻译成“知识就是权力”似乎更贴切，其实质是，科学为人类统治自然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成为现代科学基础的笛卡尔哲学。笛卡尔哲学认为，人与其他存在物的区别在于人具有理性和语言能力，人的优越性证明人统治自然的合理性；动物由于缺乏这些品质，只能被看作是自动机器，只有人兼有物质的肉身和理智。笛卡尔凸显人与自然的区别、人对自然的优越，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相吻合，其目的是为人对自然的统治提供哲学思想上的依据。在其文章中，怀特还提出了仅靠科学技术解决生态危机的片面性。
西方现代科学源于基督教，其目的是强化人对自然的统治，因此，现代科技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恶化，相反，赋予了人类主宰自然的无穷力量。怀特指出了解决问题的两个办法。一个是跳出基督教的圈子，从其他宗教寻找生态智慧，另一个是挖掘基督教的生态资源，绿化基督教。人类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人必须从主宰地位退出，赋予万物主体性，用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平等的观念代替人对自然的统治的人类中心思想。
二、科学技术——社会危机与生态危机的根源
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在张扬人性、提倡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影响和推动下，科学技术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反宗教和倡理性的革新进程，赋予科学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重大意义。对很多人来说，科学是现代的宗教，是永远正确的，永不犯错的。但事实是当代科技不仅成为统治自然的工具，而且也变成统治人和社会的工具。科技的发展不仅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也造成了严重的人文危机和社会危机。主要表现在技术导致自然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性异化，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从而导致整体生态系统的崩溃。
生态批评家指出：科学不仅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疏离，导致生态危机，而且成为统治人、压迫人的工具，造成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人与社会的异化。这一切都归因于现代技术的四个特征：技术的齐一化；效率的追求；非人化和技术失控。首先，技术的齐一化，即现代化大生产制造标准化产品，均质化的民族文化，单一二的工业化使得个性丧失，地区差异消失。其次，对效率的追求使得人的价值被忽视，数量替代质的东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另外，技术社会的关系是专业化和功能化，真正的人际关系受到威胁。技术创造各种方法操纵人，人被客体化，人成为物体。最可怕的是技术的失控。当各种技术形成一个复杂、交错的网络时，它们仿佛有了生命，成为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技术最终控制了人与自然，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和人文危机。
科学技术造成了人与自然的进一步疏离。由于现代工业的发达，宗教的衰落，人的自然观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人类依靠技术的力量在远离自然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人的灵魂似乎达到独立自主的境界，导致人与自然的疏离日益加强，人与自然成为了相互对立的主客体。另外，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变得更加傲慢，认为自己是万能的，凌驾于自然之上，从而忽视了自然之根。但是当人类认为自己已经征服自然，成为大地的主人时，自然却对人类进行了无言的惩罚，生态危机出现了。自称灵魂超越自然的人类，其肉体却不能脱离自然，所以人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人与自然再次发生冲突。
[关键词] 中关 传统文化差异 影视作品 影响
中国与美国的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差异，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处处都表现出了保守与怀旧：而美国的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要素是科学、冒险、探索和创新。两国的影视作品不可避免地深受本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走出了两条不同的创作之路。美国创作了一些对未来进行思考和探索的科幻类电影和电视剧：而中国人却创作了大量具有怀古倾向的历史片，古装戏。在信息化社会下。青少年儿童是伴着电视和电影长大的，深受影视作品的影响。由于影视题材所传达的文化信息不同，对儿童的影响自然不同，这种不同的文化信息又反过来强化了各自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影视作品在这种交替影响中，使中美两国近代走着不同的发展之路。尽管造成国家之间差距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但电影电视这一现代文化因素无疑在影响社会进步与发展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守思想对影视作品的影响
中国影视作品始终难以超越传统文化的约束，这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传统文化浩如烟海，但保守与怀古却是各种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中国人的保守与中国古代农耕文明过度成熟有关，“早期相对封闭的农耕文明一旦进入成熟阶段，全社会对于创新的历史需求就会降低。”人们越来越依赖经验，越来越趋于保守。中国人的保守反映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比如在建筑上，中国的小屋殿顶式建筑。四平八稳。与西方哥特式建筑之高耸相比。就反映了中国人求稳的思想。还比如在交通工具上反映出的保守，中国人从开始时骑马，到后来坐轿。追求的就是安稳，不冒任何风险。中国人最大的保守还反映在众所周知的防御性工程――万里长城，以及近代清政府的“禁海”。类似反映中国人保守的传统文化不胜枚举，这种保守思想不可避免的反映在中国近代的影视创作中。
受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影响。中国的影视作品对人的关注重于对自然和科学的关注。由于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深厚，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足够的内容让影视创作人员去展示和挖掘。他们不用去思考未来。也不用去刻意编制什么故事。用回忆和怀旧的方式就有足够的电影题材。诸如《康熙大帝》、《戏说乾隆》以及反映近现代历史题材的影片。像类似题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这些影片中主要反映了有关历史人物的故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关注人，而非自然，所以。同期创作的与科学技术与发明创作有关的影视作品并不多，于是人成了影视作品的核心内容，而科学技术与探索类创作却很少进入影视创作人员的视野。
二、美国传统文化中开拓进取、探索与创新思想对影视作品的影响
与中国悠久的历史相比，美国是一个历史很短的国家，他们的文化积淀与其发展历史密切相关，美国短暂的历史是开拓的历史，是进取的历史。是发明创造的历史，是崇尚科学的历史，这些成了美国传统文化中核心要素。
美国影视作品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创作了大量美国人开拓创新与崇尚科学的影片。诸如《西部往事》、《蔓延的山艾树》、《决战犹马镇》、《西部牛仔追杀令》、《机器屠夫》、《星球大战》《超人》、《终结者》等，这些都表现了美国人的开拓精神或科学探索精神。这些影片反过来又激励了美国人，使开拓进取以及崇尚科学的精神得到强化。这种开拓精神一直持续激励着美国人。使美国在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方面长时间走在世界其它国家的前面。当国土面积不能再继续增加后。美国的开拓精神又指向了海洋和太空。与美国展示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影视作品相比。中国的电影表现更多的是中国人历史上保家卫国，如何抵御外来侵略的影片。前者向人们传递的是探索、进取与改变的文化信息：后者向人们传递的是如何守候自己的家园，很难让人联系到探索与创新。正是美国传统文化中开拓与进取的因素。成了今天美国人支持政府对外用兵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影视作品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与更新
事实上影视文化对传统文化起着更新与改造的功能，影视作品中所展示的东西。一开始可能成为被青年人模仿的流行文化，伴随时间的推移，就变成了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美两国的传统文化不同。直接影响了各自在影视创作上的风格。中国的传统文化反映在影视上，就是创作了大量以人为本，以反映历史为题材的古装电影和武侠电影。而美国电影则以科幻电影为主。中国的怀旧影视作品，古装戏引导着人们面向过去，而科幻类影视作品引导着人们面向未来：怀旧作品只能让人们“看三国留眼泪，替古人担忧。”而科幻电影却有可能激发人们的灵感和创新欲望。
青少年看着什么影视作品长大，就有什么样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中国的孩子都是看着武打或古装电影长大的，于是他们多的是想入非非或多情善感。而美国的孩子们是看着科幻电影长大的，于是就多了一些发明创造的冲动。美国影视作品里反映出来的开拓、创新、科学以及求新求异的精神熏陶着美国人，锻造着美国人，让美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代代相传。
关键词：科技；伦理
1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2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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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詹颂生.科技时代的反思[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大椿.在真与恶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一、新形势下世界农村科技文化对本国农业的大冲击
1.科技冲击
日新月异的科技文化水平，不仅为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不同程度的便利，对工业社会发展有了长足的助推，更是不断深刻的影响着农业农村科技文化的不断发展。新的农村农业运作方式已经开始覆盖越来越多的农业区域。我国作为自古以来的农业大国，对这样的新形势科技文化冲击有着无法回避的接触。新型的耕作方式及理念，创新的农业农村科技运用，以及现代化的智能管理，已经开始向传统的农村农业形势发起了强大的冲击，目前我国农民对于新的科技文化知识虽然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尚不足以形成有效的农业生产力，更无法创造出更加高效的经济产出模式。
新形势下的科技运用手段已经在发达国家开始进行尝试性的运用，作为当今世界一个举足轻重的农业大国，我们在不断的向工业大国迈进，但是作为工业大国的地基，农业科技发展有着极为关键的地位，科技的不断革新，也必须要与农业相结合。
2.文化冲击
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农业文化正在逐渐的向着城镇化发展，新的农村文化正在悄然的发生着改变。虽然我国目前绝大部分地区还处在相对落后的阶段，但是新的农业农村文化形式已经开始了萌芽，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逐渐开始影响到农村文化发展的进程。在过去的几十年内，我国农业和城市经济都处在改革开放时期，现在以及将来也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处在改革阶段。
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仅仅是针对城市文化，对农村的乡镇、村落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农村对于新形势下的科学技术冲击，带来的不仅仅是对农村新技术的了解和掌握，更是带着新兴科技文化的一种冲击，在了解科学技术的同时，也是对世界农业文化的一种触碰，科学文化冲击对农村目前阶段的文化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对待新事物接纳的一种积淀，没有新的科技文化冲击，对农村农民掌握新的科学技术有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新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有了技术创新、掌握、发展的一个冲击，更有对于时代科学技术文化的冲击，这样的冲击对农村的生产生活影响是相当巨大的，对农民的切身利益也是至关重要的。
接受来自科技水平提高，带给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这一文化冲击，是农村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的一大考验，也是农村科学技术再教育的一个新课题。
3.政治冲击
农民科学技术教育在保障农民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权利和全面开发人力资源这两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不能说有了农民的科学技术教育就有了教育公平，但是可以肯定，没有它是绝对不能有农民教育公平的。
农民科学技术教育通过传播现代文明信息和进步思想观念，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引导农民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引导农民群众开展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和谐文明的精神风尚。
4.经济冲击
中国是一个国际公认的农业大国，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很多时候都无法跟上世界农业经济发展的步伐，在建国初期，我们仍旧处在满足对内农业农产品需求的阶段，目前虽有所改善，但对外农业经济的发展已经滞后于世界诸多农业大国，对新兴农业科技的需求，已经是迫在眉睫，对提高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也进入了一个阶段，对于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而言，要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使得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农产品在满足对内需求的大前提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对农业农产品的经济发展进程，有了一个全新的考验。目前，要在这一工作上取得较好的成效，首先就要不断的吸取国际上先进的农业农村科学技术，用好的方式和方法来进行农业的生产创造，这是一个必须面对和进行的过程。但是目前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不足以承载新的农业农村科学技术，必须要对农民进行新的科学技术传授，这样才能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上取得更加良好的效果。
5.生态建设冲击
合理的农业生产必然伴随着土壤、水利、气候及生态环境等自然条件的良性循环，农业具有保持和改善生态平衡、净化空气、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等协调人与自然体系的功能，从而表现出良好的生态作用。农民科学技术教育的另一综合功能便是从环境保护、生态农业、科技农业等角度出发，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为了从市场角度推进可持续发展，建立推动环保农业的市场机制，一些国家建立了环境标签和审查制度，并为有利于环保的农产品加注特殊的“生态标志”。
发展新的科学技术可持续农业、建设生态环境友好的农村，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广大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使命。农民是生态农业、高效农业的直接实践者。因此，农民科学技术教育对农村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农民接受更多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能够使农业在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上更快更好地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态素养，能够使他们自觉抵制那些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从而成为农村生态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内在可持续的动力。
二、农村农民科学技术再教育的困难及解决办法
1.文化素养不高，对新知识的接受程度不够理想
现阶段对于农村的教育力度还远远不够，很多地区还存在文盲或半文盲（即只认识简单有限的汉字），这对于科学技术再教育无疑是一个难以突破的关卡。但是目前大学生进村和返村的现象已经开始了一定程度上的涌现，这对解决农村农民文化素养不高的问题有了希望。进村是指国家通过各种形式指派大学生前往农村辅助当地进行科学技术培养，从而达到促使当地农民文化进一步培养的功能。返村是指一部分大学生通过从农村考大学考进城市接受高等教育，毕业之后重新返回家乡，帮助家乡进行建设的大学生，这部分大学生对于家乡的建设热情更为高涨，充分利用这部分大学生在高等教育过程中掌握到的新兴科学技术对家乡进行“反哺”建设，这对于促进当地农村经济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当地政府能适当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就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2.着眼点偏差，工作不到位
思想政治教育没有把握住农村和农民的脉搏，而是搞形式主义的东西。教育内容与农村的现实情况和农民的现实思想不合拍，有的调子太高，把道理讲空了，讲偏了，不切实际；有的口气太大，理不在点子上，话不在心坎上，农民不入耳；有的上下一般粗，对干部和农民要求一个样，农民接受不了，所宣传的与农民所思、所盼、所求的相去甚远，因而收效甚微。
一、传统文化“重政务，轻学术”的传统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虽不绝然否定科学和技艺的作用，甚至还包含了某些科学方面的知识，但却是贬低科学的实用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国家政务，轻视对自然的探索。儒学事实上就是如此，它认为科学和技艺只是“小道”，“雕虫小技”，解决不了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君子不可沉溺其中，君子应潜心于仁义道德的研究。《新唐书·方技列传》说：“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2]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且认为技艺会使人丧志，于国事无，并把它归于不道德的功利行为，从而也抑制了技艺的研究发展。而中国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以来，儒家经典获得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春秋战国时代那种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气氛荡然无存。历来的统治者又都把科学技术诬为“下九流”、“奇技巧”。道学也具有反科学主义的特点。道学追求回归自然，但它不主张探索自然和改造自然，这就必然不推崇科学技术。可以说道学创始人老子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反科学、反理性主义体系，他的“无为而治”看似进入超脱一切的境界，本质上这是一种“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学无忧”[3]的蒙昧主义的纲领和“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4]的愚民国策。佛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蕴涵着一定程度的理性思想，但是，基本上具有非理性本质。禅宗吸取老子“不言之教”的思想和道家悟性直观思维传统，主张以悟性思维顿悟本真的佛性并且不立文字地去洞察世界的本质，从而具有浓重的非科学特质。
二、逐渐教条化的科举制度和封建制度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作为中国古代封建政治产物的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生了重要作用，但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所以只能培养出背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闭门穷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且做学问只是注释、考据先贤的著作，极少创新。他们把毕生的精力埋于古籍堆中，只继承不创新，只完善不突破，思想受古经束缚很大。到了元明之际，科举考试内容仅限于八股文，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完全排斥了科学技术内容，使古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得不到继承和发展。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终生致力于国家政务，自然知识、生产技术等科学技术为他们所不齿。这不仅摧残了知识分子的身心健康，更严重的是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程朱理学”的兴起，更加深了对人们心灵的摧残。封建的纲常名教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也束缚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我国古代是官本位的社会，除了做官，大部分游散于民间的知识分子（士）和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他们由于行走于国家政权之外，科学研究是得不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的，所以很大一部分研究开展不下去。比如说墨家，墨家的阶级基础是手工业生产者，除了一部分手工业者积累起了充分的财富而参与政治生活等之外，另有一部分手工业者则因拥有财富而有条件从事与手工业、商业等有关的独立的学术研究，进而推动了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可惜的是，战国之后，手工业者由于社会地位低下，经济上没有大的实力，所以，已无能力研究与他们手工业有关的科学了，这样，墨家及其传统在后世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况且，墨家一直受到儒、道、法诸家的摈斥，在中国传统文化演进中几乎中断、绝响。
三、中国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与他们科学的研究方法密不可分。西方科学注重分析，在研究一个具体事物或事物的某一局部时，总要把它从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分离出来，独立地考察它的实体和属性。中国传统科技则与西方科技截然相反，注重整体思维缺乏个体逻辑分析，是注重综合，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
这一整体思维方式是以忽视部分乃至否认部分和部分之间的区别而强调由整体分解出部分、进而由整体的性质来决定部分的性质，这就必然要以思辩和直觉来维持。人们往往不通过逻辑推理的过程来看待自然界和自然现象，而是借助于直觉洞悉自然，而这种直觉往往与日常经验或类比推理联系在一起。一旦对自然现象提出的疑问与人们的直觉相悖，或者超出了人们所能直觉的范围，这时人们往往就会否定这一疑问，而不是进一步加以研究。
这种整体性在中国的医学、农学、天文学，甚至中国的逻辑学中，则表现出一种没有经过逻辑分析的总体观念。所以中国科学文化中对大自然的理论性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古代科学一直也没有形成完整的自然科学体系。中国传统科学研究往往由于缺乏形式逻辑及其分析的研究必然带有思辩性和猜测性，这显然不利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古代科学技术向近代科学技术的转化。
四、中国科学研究重实用不重理论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科学的繁荣是应用技术和理论研究的共同兴盛，近代西方科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与重大的科学理论被发现有关。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等三大理论的发现，揭起了近代西方科学大发展的序幕。但是中国的研究往往与生产、生活密切联系，而进一步的理论则是无人问津。中国古代注重对人与社会的研究，忽视对人、社会以外的大自然的研究。儒家始终抱定一种坚定的态度，“认为只有人与人的社会才值得研究。”[5]道家甚至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在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只有彻底地杜绝机械、机事、机心，才能使全社会还朴归真。墨家虽然研究了大量的光学、力学、数学等问题，且这些工作大都是开创性的，但是，它也不重视对自然的一些普遍问题的研究，而注重的是社会上发生的实际问题，如技术问题，这就是说，它也没有自己的自然哲学，即对自然界根本性问题进行研究的哲学。同时我国发达的兵、农、医、艺四大实用科学传统，都是为现实的政治伦理和社会生活服务的。如天文学的研究，历代王朝都设立专官观测天象，修改历法，而历法的制定和修改与皇权神授的政治目的相联系，把天象作为社会人迁的重要征兆。科学著作基本上也是看到什么就记下什么，对看到的事可以想些什么就很少有人去探究了。农学著作主要是记述生产经验，很少提出规律性的认识；天文学主要是记载观测数据及观测到的现象，对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原因就不再追究，以至于哈雷慧星从春秋到清末被记录31次，但发现其出现平均周期的却是十七世纪科学家哈雷；医药学也是经验的汇编，缺乏自身的理论体系；而《齐民要术》、《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重要著作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实用科学著作，对科学理论却极少涉及。
实用理性的知识趣味，决定了中国人对自然奥秘的探索，主要是来自于那些经验的实用技术，以直接满足日常生活和政治统治的需要，但是并不热心于没有“急功近利”的公理系统，以及仅仅为证明理论的科学实验，这恐怕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之一。重技术、轻理论的学术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代科学向高级形态的发展。
五、结语。
科学追求的是事物的根本道理，科学精神即自由探索的精神、理性的精神、追求真理献身真理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批判和大胆创新的精神。西方近代科学精神赋予理性至上的权威，在科技方面表现为大胆假设，细心求证，而且科学发展重视以实验为主，所谓科学实验就是对假设理论进行检验。实验的过程不但可以检验其正误，往往还可能提升或这个理论。正因为这些文化传统，西方人士比较习惯大胆假设，小心论证，因而产生了许多重要的、革命性的成果。相反，中国科学的发展由于缺乏科学论证的态度而最终不能实现向现代科学的转换。
目前，我县村级领导干部有相当一部份仍属于半文盲或准文盲，他们缺乏相应的文化基础，难以吸收科学技术知识更是无法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在今天突飞猛进的科技时代里，他们更是科技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各行各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技术这根杠杆，尤其是欠发达、欠开发的边远落后地区。要使城乡经济和谐、协调发展，要改变欠发达、欠开发的面貌，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为基础，不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不运用科学技术这根杠杆是不行的，尤其是村级领导干部。要使我县农村经济出现质的飞跃，促进城乡和谐、协调发展，提高村级领导干部素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且势在必行。
首先，选准一个好的村级干部领导班子是前提。
村级领导干部应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排头兵”；应是村民群众可以信赖的有能力、有信心、有决心带领村民发展农村经济的强人与能手。因此，在村级领导干部的选取问题上首先要行成良好的选人用人机制和导向，不能凭领导个人好恶或一己之见去决定村级领导干部的选取。要上下左右联动，多方位考察，发扬民主，尊重民意，从认真、细致、负责的高度把那些德才兼备、作风过硬、思想超前、思维活跃、进取心强、责任心重、有文化、有能力、敢抓敢管敢带头、办事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干脆利落的人选进村级领导干部队伍中来。俗话说，把住茅厕不拉屎，不能让那些平庸的人老是把住位子，一事无成，而那些有文化、有能力、想干事又能干事的人却远离施展抱负和才华的平台。
同志说过：“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惑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孰优孰劣，谁最有资格、最有能力作为他们的带头人，群众心里有杆秤，他们心里最有数。绝不能流于形式，徇私情、拉关系、走过场、搞不正之风，应把村级领导干部——村民群众的带头人的主要决策权力真正交到人民群众手中。
要使我县农村改变欠发达而落后的面貌，选准村级领导干部尤为关键。李瑞环同志说过：“一只羊带领的一群狮子永远也打不过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羊”。
其次，着力强化村级干部队伍的培训是基础。
蓄电池是要充电的，通过充电，才有可持续性，如果不加以充电，则能量是有限的，用完辄止。时代是发展的，科技是进步的，知识是随时需要更新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选准选好了一支强有力的村级干部领导班子之后，着力强化村级干部队伍培训是提高村级干部队伍素质的坚实基础。
一是要提高他们的政策理论水平。要用政策理论武装他们的头脑，使他们具有熟练掌握政策和运用政策的水平和能力；二是要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有人说过：“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不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军队”。同样，一支没有文化的村级干部队伍是愚蠢的干部队伍，不是一支特别能搞好建设和发展的干部队伍。文化知识水平得不到提高，要想接纳科学技术并将之运用于实践，那是十分值得惑疑的。三是要丰富他们的科学技术知识。除农村现代远程教育外，还应聘请农业技术专家举行专业农业、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让他们真正掌握几门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真正拿到合格证书；在实践中能真正具体运用并指导实践；真正成为技术能手。四是要培养他们扎实的工作作风，端正工作态度，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思想、精神和顾全大局而不谋私利的观念，屏弃只顾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狭隘思想意识。在发展中要有人口意识、科技意识、环境意识。五是要给他们提供外出考察、学习、“取经”的机会，让他们开阔视野，看看外面的世界。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发达，什么是落后，取回“真经”，然后“虔诚念经”。应优化村级干部学习、工作的条件和环境，使他们学有所成，学有所用，有施展技能的平台。六是要将提高村级干部素质的措施制度化、经常化，不能犯“冷热病”，时而“热”，时而“冷”，更不能一哄而起，一哄而散，要使之经常、持久地开展下去。.
要树立他们“敢”字当头，“勤”字领先，“实”字为要的思想；要培养他们有“铁肩担道义，妙手做`文章`”的理念，勇于思考，勤于探索，敢于创新，扎实工作的作风；要优化他们的知识结构，提高他们的整体综合素质。提高村级干部的领导能力必须建立在提高村级干部综合素质的基础上，否则，综合素质得不到提高而要提高其领导能力，那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最后，实施村级干部考核制度是保障。
没有考核机制作保障，制度的建立，目标的制定和实施都将会是一纸空文，绝不能决心在嘴上，行动在会议上，落实在纸上。
论文摘要:池田大作对现代科技对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深刻的认识，其科技伦理思想建立在生命的世纪和整体方法论基础之上。他认为发展科学技术要以人为本，自然科学的发展要以伦理思想作为内在精神核心;他主张保护环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池田大作的科技伦理思想是西方工具理性的解毒剂，是东方自然知识体系现代化的思想指南。
一、池田大作对现代科技负面影响的深刻认识
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科技与伦理的冲突一直没有停止。科学给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波兰尼说:“纵观整个现代史，科学给普通民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人们对科学的热衷也一直盛兴不艾(如果不说它最强的话)，正是科学里的知性因素，尤其是牛顿力学中的知性因素唤醒并悦服了广大民众。回顾刚刚过去的四个世纪，不难发现，每个思想门类都在科学发现的影响下进行着渐进式的彻底革命。”但是，另方面，现代化至少给人类带来两个很大的问题:一是环境问题，“土地越来越贫痔，天空弥漫着烟雾，河流充满污染”;二是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科学给人性和人的精神生活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这被莫诺称为“一个更阴险、更深层次的罪恶”。胡塞尔曾经指出，“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人沦落为理性和机器的奴隶:科技本是为人造福的，理性本是人高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然而，社会历史和现实却使科技和理性走向了人的对立面:理性变成了纯粹的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变成了部分人掠夺他人的御用工具。马尔库兹指出，当代工业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成功压制了这个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则成为单向度的人。他说:“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生活形式似乎调和着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和统治、获得自由的历史前景的名义而提出的所有抗议。”
池田大作对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起码表现在二个方面:首先，科学的出发点是为了人的利益要去征服和利用自然，这种态度是目前出现严重的环境危机，使现代的自然和人类的协调关系崩溃的一个原因。现在频繁出现的天灾，诸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大气污染、水土流失、动植物资源的丧失、水旱灾害等，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自然和人类的“力关系”的逆转所造成的。他认为，“就世界目前的现状来看，‘富有’并不是科学赠给人类的惟一礼品，它似乎还给我们带来了某种时代的危机感。”其次，池田大作意识到了科技进步带给人类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对人的“摧残”，表现之一是生命力的退化。在《人生问答》中，他指出:“问题是在这种科学进步的背后，忘记了人自身的变革……人的异化在可怕地发展。我认为今天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感到人的生命力的衰落和时代的衰微。种“摧残”还渗透到了人的情感领域，“如同现代文明疏远、最后破坏了丰富的大自然那样，偏重物质的思想在人自身的心中也排挤、压垮了同情、诚挚、爱等人固有的丰富的感情。他把这种变化称之为“人的异化”或“人的精神空洞化”，指出:“我认为最不能忽视的问题是，科学的发达所带来的人的‘外在世界’的发展并没有同‘内在世界’的扩大联系起来。这是由于没有充分洞察人的内在世界。也可以说是由于没有把对人的生命彻底洞察的哲学放在科学技术发达的核心的地位。
二、生命的世纪—池田大作的科技伦理思想的源头
作为一个时刻关心人类命运的思想家，池田大作对现代科学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作了非常深刻的思考，池田大作的科技伦理思想建立在他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生命和整体是其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池田大作认为，新世纪的特点是从科学的世纪发展到生命的世纪，在《法华经的智慧》一书中说道:21世纪的关键词是“生命”以及“生命力”。他认为只有“生命”和“生命力”才是构筑新世纪的关键词，这必然要经过确立起以“生命的尊严”为规范的过程。池田对生命有深深的热爱和敬畏，他认为一颗生命的分量比地球还要重。在《我的人学》中，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在人的生命的深处，有着比大海、比太空更辽阔的无限的世界。在穿过苦恼和痛苦的云层的对面，是一片无穷尽的蓝天。池田大作正是在对生命尊严的深刻理解之上，对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反省，这是其思想的震撼力根源所在。他说:“从根本上说，社会上的所有活动，都必须是使人的‘心’充实、闪光生辉的手段，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经济和政治才成为极其重要的人的活动。他认为新人道主义世纪的根本特征是，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目的，绝对不可将之变成手段。
与生命的世纪思想相适应，池田大作主张一种整体方法论。他批评近代科学方法论是以“要素还原主义”和“分析加算主义”为特征的，这种方法失去整体性。他认为:“实际上，那产生于我们周围的事件或事物，没有一个是孤立存在的。世上一切事物，都是以某种形式保持着关联，构成一个整体。智慧”乃是一种整体性的“知”，这种整体性的“知”不是由各要素之和构成，而是由要素之间及事物之间的“关系性”构成。佛法中的“二因说”就是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池田认为，最早对于这种“知”的觉悟者是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以生命理念和整体方法为核心，池田大作建立了其科技伦理的基本思想。
三、池田大作对科技伦理本质的认识
从生命的世界观和整体方法论出发，池田大作深刻揭示了科学的伦理本质。他认为，自古以来，科学与世界观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批评现代科学随着上帝的失落，树立世界观的愿望完全丧失，仅剩下物资世界的论理，因此，现代科学的发展需要有新的世界观，要从人的生命的内部寻找科学的根据和目标。具体说来，现代科学的发展要摆正科学与生命的关系，发展科学技术要以人为本。
1.发展科学技术要以人为本。池田大作说:“科学从人出发，还要回归于人。”闭他主张实现“知识价值的革命”，认为如果没有后一种革命，则无论知识怎样发达，都将于人类幸福无益，相反还将对人类幸福有害。“要抑制人的欲望，争取‘为人的科学’，而不是‘为科学而科学’。而要抑制人的欲望，就要确立人的内在的精神力量，找到新价值体系的立足点，这就是人自身的生命之法，因此，池田的结论是，“要清除公害，除了依靠‘依正不二’的理念之外，别无他途”。他把依正解释为“依报”和“正报”，“依报意谓环境，正报意谓生命主体。‘不二’就是‘二而不二’。其中的‘二’是指明环境与生命主体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创造状态。因此，“依正不二”的原理，就是主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人和环境最终是要融为一体的，这样才能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中走出来。池田大作认为，科学家必须具备人文关怀，例如医生不仅要能够借助医术治愈人的疾病，更要去掉人内心的烦恼，这就需要医务人员更深刻理解人学，“建立一种‘不以医学为中心来看人，而是如何以人为中心来看医学的观点。
2.自然科学的发展要以伦理思想作为内在精神核心。在科学与伦理思想关系的问题上，池田大作认为宗教应该有领导科学技术文明的地位和作用。他提出，在现代社会，为什么人类道德水平随技术的进步而反而有所降低?“这是由于人的愚蠢造成的。人们有一种错觉，以为从技术进步所得的力量，可以代替道德所完成的任务。我认为从这种错觉中解脱出来，是解决人们自己招致的现代危机的出发点。他认为要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首先要用宗教的理念来谋求现代人的思想转换;然后，这些经过变革的人们再以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为核心，谋求把科学技术恰当地应用于环境;以此为基点，再进一步去谋求新阶段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依靠“宗教来领导科学技术文明”，给科技工作者提供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才能防止因科学技术所导致的“人灾”。当然，池田大作并不是浪漫主义者，他并不简单反对科学，而是认为科学与道德是可以达到一致的，如果说宗教的根本作用是着力于终极关怀，那么科学则是达到终极目的的手段或必要途径，二者存在着依存、互补的关系。
四、池田大作的环境伦理思想
池田大作的环境伦理思想以全新的眼光来解释世界，以人与自然调和、共存的道理为核心，提出一种以自然为中心的共和主义、调和主义理论，把自然、人和社会所构成的整个世界视为一个辩证发展的整体，在整体主义的理论框架中重新认识自然的价值，使自然获得应有的权利和道德关怀。
1.世界环境是一个整体。池田大作认为，人类的自然环境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有生物都是地球苦心经营的漫长历史的产物，“在自然与生物、生物共同体的内部以及各种生物与人的生命之间有一种绝妙的关联性。伤害了其中的一根生命线，其影响也会遍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所以环境保护不是个别的国家或地区所能够完成的，而必须是全人类共同的任务。他说:“自然界的行为是没有国界的。西伯利亚的寒流会支配日本的冬天，赤道下的太平洋所产生的台风会经历数千公里的旅程来袭击日本。墨西哥湾的海流在左右着欧洲的气候。美国的农作物如果歉收，全世界的粮食都会发生困难，地球是一个整体，全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他提议创设“环境联合国”，来共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2.限制对自然的无止境的发掘，保证自然的平衡。池田大作认为，由于人类追求物质的丰富，不可避免导致对自然的破坏，许多物种被灭绝，石油、矿产等不可再生的资源也日益减少，所以当务之急是限制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因而，对于一切生物或非生物的资源，我们人类有必要确定它们可以维持现状的极限，自我警戒，不作更多的侵犯。关于鸟、兽、鱼类、海兽等，尤其需要采取紧急的对策。关于无生命的物质资源，也应当考虑不要因采掘而破坏自然的平衡。”要限制放射性物质等各种有害物质的污染，遏制地球的沙漠化，使自然保持其生命力。池田大作建议建立一种新的自然学，使人类利用自然限制在大自然内部的“自然恢复力”或“修复力”的范围内。
3.限制人口的增长，保持人与环境之间的平衡。池田大作认为环境的破坏与人口的增长有直接的关系，他的人口思想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限制人口数量的增长，二是减少人的物质欲望。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应当以该国生产的农作物所能养活的人口为基准，同时，一个国家应该把生产粮食的产业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4.保护动物，关爱自然。池田大作认为人类受到大自然的无数恩惠，应当怀有感谢之情。他把动物当作与人同样具有心灵的生命，他认为近代以后强调人的尊严，认为动物只是依靠本能行动，把人的地位置于动物之上，这是人类对动物采取斩尽杀绝的残酷行动而不感到任何良心谴责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佛教主张所有生物都有佛性，强调对万物的慈悲，人的正确的生活态度就是要为环境和其他生物作出贡献，对所有的生物施加仁慈。池田大作对目前世界上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出现的大规模砍伐森林的现象深为忧虑，认为这将对21世纪的气候造成严重的影响，他提出保护人类生存的地球的环境，是我们对下一代所负的责任。他主张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援助，这是为了保护人类生存的基础不可回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