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1 17:27:1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治理理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治理；城市治理；城市规划
中图分类号： TU9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引言
作为20世纪90年代流行起来的理论，“治理”（governance，也译为‘管治’）一词折射了当代经济和社会的重大转型。20世纪后叶，以国家为基本依托的统治体系开始动摇，继市场失灵后，政府也出现失灵，福特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危机使人们意识到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国家主义都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不完善抉择，政府、市场、社会的重新组合势在必行。治理理论就是对于社会转折造成的各种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的回应。
2治理的理念
治理一词较早出现于1989年世界银行的关于非洲问题一份报告中，关于治理的概念有多种定义，其中较为广泛认同的是全球治理委员会给出的定义。即“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协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4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涉及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虽尚无统一定义，但通观各类定义，其概念中所具有的共通特征可简单概括为多元化、网络化、分权化、协同治理等。
城市治理就是治理理念在城市层面的运用和体现。在治理概念本身尚无明确统一的定义的情况下，关于城市治理的概念目前自然也尚无一个权威的统一说法。尽管如此，通观各个学科的讨论，由于都是基于治理的理念来研究城市层面的问题，其基本价值取向是一致，孙荣等将其概括为：公私合作、多元合作、效能公平、止于至善。
3城市治理理念之于城市的意义
3.1城市治理理念之于城市的意义
城市治理理论的首先提醒我们今后城市政府的改革应由原来单纯的行政改革转向治理改革。城市政府为实现善政的目标，之前的改革主要是行政改革，将注意力集中于政府行政内部，旨在提高行政活动的合理化和效率化。这在今后虽仍然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实现善治的基础，但面对日益多样化的社会的需求，即便再善政的政府也同样会出现政府失灵。因此今后的城市改革不仅只是城市政府独善其身的行政改革，更应面向实现城市善治的目标，展开城市治理改革，即将包括市场系统、社会系统在内的多种力量纳入公共管理的视野，使其各司其位、各尽其职，公私合作、多元合作协同完成城市的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运营。
4 基于城市治理理念的21世纪的城市规划
在世界由20世纪的现代社会向21世纪的后现代网络社会转换中，城市规划也需重新调整自身的结构体系，以应对时展。面向解决后现代网络型社会城市公共事务治理问题的城市治理的理念对于21世纪型城市规划体系的构建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基于城市治理理念日本建筑学会会长佐藤滋指出21世纪型城市规划应具有以下4点特征。
首先，应对地域性和场所性，在多样主体的相互作用下，实现城市空间的自然演化、生成。
其次，并非在事前确定城市的未来蓝图，而是通过城市的动态发展过程把逐渐演化生成的城市空间作为城市应有的面貌。
再者，挖掘城市的多样性、复杂性等，实现城市空间的文化魅力。
最后，为引导以上目标的实现，基于地域社会的自律性，来准备多样的制度和方法。
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仍是以行政主导为特点，新出台的规划法虽也在强调公众参与，各级政府部门也开始推动公众参与事业的发展，但目前的参与程度和范围、形式等都十分有限，甚至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行政一元独大的状况依旧十分突出。所以目前的首要任务是限制公权力和创造利于公众参与规划全过程的规划治理体系。
感谢东京大学国际都市规划·地域规划研究室博士孙立对本文资料收集与整理的帮助！
参考文献
[1]王诗宗．治理理论及其中国的适用性[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2]吉田民雄（日）.都市政府のガバナンス[M]．东京：中央経済社，2003．
[3]王郁．国际视野下的城市规划管理制度——基于治理理论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4]孙荣，徐红，邹珊珊．城市治理：中国的理解与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5]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 ]佐藤滋．「21世紀の都市計画の枠組みと都市像の生成『都市計画の挑戦[M]．东京：学芸出版社，2000．
[7]孙施文．关于城市治理的解读[J]．北京：国外城市规划， 2002（1）：1-2．
[8]久隆浩（日）．都市計画のバラダイムシフト[J]．东京：日本都市計画学会・都市計画No.283：5-10．
[9]大西隆（日）．参加型地域振興による格差是正[J]．东京：日本地域開発センター・地域開発2007(11)：31-35．
[10]Catlaw，T，J．From Representations to Compositions：Governance Beyond the Three-Sector Society[J]．New York:Administrative Theory and Praxis，2007，29(2)：225-259．
[11]吴缚龙．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中国城市管治．北京：城市规划，2002，（9）：33-35．
理念创新
引导可持续发展
公司治理的本质在于平衡并构建和谐的多元利益主体关系。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投资者关系管理在强调股东投资回报的同时，也应主动把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和谐统一的追求自觉纳入自身的发展目标，以突出其银行公众属性和社会责任。兴业银行自成立20年来，银行公司治理理念经历了“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兼顾利益相关者――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发展历程。在公司治理理念创新的推动下，投资者关系管理理念也随之历经了三个阶段的提升。
第一阶段是从1988年成立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顺应国家经济金融改革发展的形势要求，兴业银行通过发起人出资设立以及吸收新的投资者入股的方式不断扩大股本，为银行早期的稳固发展奠定基础。此时，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主要内容限于法人股东关系管理，其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并集中体现为始终保持对股东的高回报，让股东分享企业的成长收益。
第二阶段是2000年以来，兴业银行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一家企业的长远发展，应兼顾客户、员工和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利益，而这反过来也会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兴业银行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举措，例如，率先在国内同业提出投保高管责任险和银行财产险，体现了对现代公司治理和投资者关系理念的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理解。
第三阶段是近年来，尤其是以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为契机，在强调股东投资回报的同时，更加注重对银行的公众属性和社会责任，向广大金融消费者、员工、以及客户负责，努力践行社会责任。比如发展能效融资项目贷款，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签署《金融机构关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声明》，加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金融行动；力推银银平台，构建中小金融机构服务价值链；在福建辖区上市公司发起倡议“践行社会责任，构建和谐海西”；把握信贷投向，降低对“两高一资”企业的授信和贷款规模；发展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促进居民改善生活条件，培育壮大中小企业力量，培育市场经济活力；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等。
寓义于利
开展责任营销
投资者关系管理并非资本市场产生时就出现的，而是伴随着公司治理的提出和完善而得以发展的新生事物，是运用金融、沟通、市场营销和信息管理等原理来加强与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沟通，促进投资者对企业的了解和认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战略管理行为。
结合公司治理理念的创新，兴业银行倡导寓义于利的社会责任观，并在业务活动中，要求遵循市场准则，把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金融作为现代银行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导向，通过提供以社会责任为指引的经营管理活动。银行得以开辟出属于自己的“蓝海”，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并最终实现长期且可持续的发展。
作为市场调节机制的补充，政府应行使其经济职能，在市场失灵领域进行干预、发挥作用。其中包括:政府通过行政、法律等手段使外部效应内在化;政府提供市场无法供应的关键公共物品，如国防、大型基础设施等;政府通过行政的强制性禁止垄断，保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政府调节分配状况，促使收入分配趋于公平;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维护经济正常运行，等等。随着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风靡西方世界，政府干预经济成为西方各国竞相效仿的模式，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对西方国家战后经济恢复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由于政府长期干预经济，并日益扩大干预经济的范围、增加干预经济的力度，一系列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逐渐暴露:政府机构日趋臃肿;行政效率不断降低;财政日益捉襟见肘;高标准的社会福利入不敷出。各种危机使人们再一次对行政感到困惑，同时也认识到“政府的行政机制本身并非不需要成本，实际上有时它的成本大得惊人”。既然存在“市场失灵”，当然也会出现“政府失灵”。政府失灵表现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产生低效和浪费、政府决策失误、政府扩张与内部性、官僚腐败与职能寻租等。导致政府失灵的原因有很多:
(1)政府公务员作为自然人的私欲理性产生其对机构规模扩大和增加预算的追求，使得政府行为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2)在政府机构中，很少存在提供同种公共物品的竞争，因此降低了公共部门的效率;
(3)公共部门的低效率和多数政府公务员私人利益的存在，使得政府难以准确掌握市场信息，政府经常在信息不完全状态下做决策。由于存在市场失灵，使得政府介入市场顺理成章，然而政府内在的局限性又造成政府失灵。这使得被马克思•韦伯称为官僚制的公共行政体制陷入困境。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产生的政府干预，促使政府职能不断扩张、分化，由此衍生出的规模庞大、机构臃肿的政府反而在效率低下和的双重作用下对公共管理失调、失控，以致政府形象严重受损，产生信任危机。一段时期内，西方国家为弥补政府失灵进行了很多改革，试图通过精简机构、减少政府职能、调整福利制度等方式来调节政府公共行政，但是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在西方各国不断尝试和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时，一种管理的新视角应运而生———治理与善治(goodgovernance)理论。
二、管理的新视角
在管理的新视角中，统治被治理所替代，这一理念现已被所有文明国家所接受。治理的最高追求就是善治。善治就是在社会管理中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其本质特征是实现政府与公民以合作为基础共同管理社会公共生活，以此来实现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关系的最佳状态。治理和善治理论在以下几方面可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第一，调整政府与市民社会关系。政府在社会公共管理方面应当让渡一些权力和责任，并与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等在合作的基础上共同进行管理。由以往的政府单一权力对社会管理的大包大揽，变为政府主导下的多层社会组织共同完成对社会的自我管理，以此来分担风险、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实现公平。“政府实现公共服务的方式将是掌舵，而不是直接划桨，其控制的权力将从集中走向分散”。
第二，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前苏联解体(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失败)与西方高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使人们认识到不能不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该由市场承担的事务必须由市场来发挥作用和优势，政府应当尊重、保护市场机制，提高市场效率，而不是一味地采取强制干预措施来控制和操纵市场。政府与市场在不同事务、不同领域里调整好主次关系，实现相互合作、相互补台，才能使经济社会良好运行。这是治理理论的重要理念。
第三，调整政府机构自身结构。在传统政府理论的影响下，政府为了加强对市场、对社会公共管理的控制力，不断增设机构、细化分工、累加层级，导致机构膨胀、效率降低，很多环节滋生官僚、官员腐败、寻租等与政府治理目标相背离的现象。善治理论认为，政府机构应当从臃肿的金字塔结构逐渐改变为平板式机构，通过减少层级来规避风险，减少繁琐环节，提升政府能力，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上实现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合作和互动，从而控制政府失灵现象。第四，调整政府行政理念。传统的政府行政理念认为政府通过强制力控制和规范市民社会和每个公民的行为，来实现对国家的统治。当今市场经济需要的是政府行政为市场、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良好的环境，而非强行控制。因此，政府应当将统治性行政转变为服务性行政，实现统治向治理的转变。
三、治理理论与中国
治理理论在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进程中显露成效，颇具影响，已成为时下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学者们研究的焦点。这使得我国很多人开始崇尚治理理论，认为中国目前经济、政治、民主都已达到一定水平，而且既然搞市场经济，就应该效仿西方，完全按照治理理论进行政府行政改革，分解国家权力，实现“还政于民”。我们认为，借鉴治理理论中的一些理念来指导政府行政改革是有益的，但是完全照搬西方的改革模式，不符合我国当前的现实，无法实现科学发展。我国改革开放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社会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目前我国仍处于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发展阶段。在当前阶段，我国还不存在能够推行治理理论的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政府之外的私营部门或非政府组织多以国家赋予权力和资源来运行，因此，只能成为代行政府强制力的政府的附庸组织，不具独立性;甚至一些组织已成为个体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目前我国公民团体数量较少，公民参与政治及公共事务管理的热情不高，仍需在全社会培养能够推行治理理论的民主、协作和妥协的精神，营造能够推行治理理论的政治文化环境。适当的公众参与对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及公共服务战略绩效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的形成与全民政治民主意识的培育都离不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如许多发达国家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样，需要政府全力介入。因此，一元化结构对公共资源的调控在我国当前仍然合理，不应改变，以此来保证我国经济的高速平稳增长，进而逐渐推动政治发展进程。“在中国现代政治还没有完全成型之前，对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的过分呼唤，会使中国重新掉入政治浪漫主义的陷阱，会使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所奠定下来的现代化成果遭致毁灭性的打击”。
治理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运用，显示出其对市场、政府及公民社会之间关系合理安排的重要指导作用;而且，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对我们当前的赶超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因此，治理理论对我国当前的改革与发展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从中可以吸收适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合理的借鉴因素。第一，积极培育公民社会，为政府与社会合作管理公共事务奠定基础。从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中可以看出，许多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公民团体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并承担起很多以往只能由政府来完成的职能。这样的发展趋势能形成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更有效地进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实现公共利益;有效地规避了由于政府强制力的泛滥所造成的政府行政偏离公共利益、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风险。同时，由于公民社会分担了以往政府行政的很多职能，使政府能够专注于关键性公共物品、服务的提供，节约行政成本。可见，培育出一个良性而有效的公民社会对国家长远发展十分重要。我国长期处于强政府弱社会的状态，公民社会虽然初见端倪，但数量、独立性、能力等都还十分孱弱。政府应当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注重培养公民的文化修养、道德修养、法制修养和政治修养，使公民在经济能力提升的同时，逐渐增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意识。当公民的政治素养整体提升到一定的层次，公民社会也将壮大起来，形成“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之外的“第三只手”，真正实现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互动，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善治。第二，维护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决定性地位，实现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规则是自由公平竞争，这一规则是市场机制发挥效用的根本保障。政府应当努力为市场机制运作营造良好的、稳定的制度环境，并与市场保持一种和谐关系，共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1)政府要维护市场秩序，使市场机制在稳定、规范的市场秩序中发挥最大效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即使在推行改革过程中需要政府强制力扶持建立更高层次的市场秩序时，也要慎重处理。要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引发官员“寻租”，抵御由此产生的制度风险。
(2)政府要保护财产权，其中包括保护产权不为盗、抢、骗等手段所侵害，不为政府的随意作为所侵害，以此维护市场的独立性。
(3)政府应提供市场自身无法提供的关键性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如公共安全、教育、治理污染、鼓励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等。
【关键词】高职 办学转型 学生管理
一、高职办学转型的理论实践背景
办学转型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在国外不存在完全对应的事例与理论研究。转型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型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从宏观层面看，办学转型主要是指办学体制的改革。从微观方面来看，高校办学整体转型主要指具体高校在办学水平和办学层次上的质的转变。
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改革逐渐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型，高职教育同样面领着改革发展路径的转变。大众化高职教育阶段，面临着与精英化阶段不同的教育群体，教育对象完全不同，需要高职教育进行变革。另一方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深圳市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提出探索有条件的高职院校开展本科及以上层次应用型技术教育，构建起中等、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齐全的应用型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也就是说，高职教育还面临着从高职院校向职业技术大学的发展转型问题。这对中国的高职教育来说，将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从实践角度看，在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机遇期，在高职院校向职业大学转型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从办学理念到师资配备、教学设施、教学方法课程设置、评估考核、学生管理等方面的转型。在办学转型过程中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它涉及到学校战略转移、业务流程的变革、组织的重构、观念的转变以及权力的重新分配等学校各个层面并要求与外部环境相适应。因此，对高职院校（特别是示范性高职院校）向职业技术大学转型进行研究，可以为高职院校的办学转型实践提供现实指导。
二、高职办学转型条件下的学生管理转型
高职教育大众化和高职教育系统化，客观要求对高职学生管理进行创新。与此同时，自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媒体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其中很多与学生管理直接相关。如，考试作弊之风盛行；大学生同居；大学生深陷传销；奖助金评定引发学生矛盾；学生逃课普遍；心理危机事件和安全事故不断…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网络信息瞬息万变，高教改革持续深入，学生个性日益张扬，学生与学校、学生与社会关系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对当前的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在管理体制、管理方式、管理内容和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严峻挑战。在高职教育迅速发展变革的今天，高职学生管理创新的必然性和紧迫性是客观存在的。
从学生管理实践看，信息化、网络化、多元化发展趋势正严重挑战着注重学校内部和系统自身的学生管理传统；以“校、系、班”为纵向管理框架的学生管理模式在以学生社团、网络等为纽带的新兴群体面前力不从心；传统封闭式的学生管理手段难以应对后勤社会化后复杂的学生管理工作局面；学生规模的急剧膨胀使得全方位、全过程的微观管理举步维艰……这些问题的产生，都实际上与高职学生管理的指导思想和管理理念紧密相关。在转型背景下，高职学生管理的转型，首先是学生管理理念的转型。
从国外学生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来看，“学生消费者第一（student consumerism）”和“学生发展（student development）”两种理论是学生管理的主要思想来源。学生消费者理论视学校学生的事务管理关系为买卖关系，是以满足学生需要为基础的市场管理哲学。存在主义关于人的发展观、以及帕森斯的职业指导运动促进了学生发展理论的发展，成为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专业化的理论基石。西方高校强调学生事务管理具有独特教育功能的观点拓展了我们对学生管理主体、目标、方法的认知和理解，拓宽了我们的学生管理观念和视野。
就国内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看，主要是对管理模式的理论探索，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提出现有管理体制基本不变，通过增加学生服务功能、提高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增强学生管理的整体功能；第二种提出仿效西方，将学生事务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分离，实现学生工作专业化，在管理体制上变目前的“条块结合、二级管理”模式为“以条为主，一级管理”；第三种提出群体与个体自我管理结合模式，即以大学生自治为主体的学生管理模式。总体看，前两种模式强调在尊重学生主体性的前提下，学校主导学生管理；第三种强调以学生为主导，辅之以教师指导。
三、从管制到善治，高职学生管理理念的转型
综合国内外学生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实际看，引入治理理论来创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高职教育特点和学生发展规律的学生管理模式，可以为高职学生管理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改革提供参考。管理和治理存在很大的不同，在主体、权利的产生基础和运作方式、适应范围和组织网络、实施方式上不同。在观念上，从管理到治理，是从行政观念到治理观念、从制度观念到社会观念、从责任观念到互动观念的嬗变；在逻辑上，从管理到治理，是从政府部门到公共部门，从一般公共领域到私领域，从一国范围扩展到全球范围；在方法上，从管理到治理，是从控制到服务，从规制到协调，从法制到回应的转变。总之，治理比管理更具有民主要素和灵活要素，对公民的权力和地位也给予了更多重视，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体现了权力向民众社会的回归。
治理是高校21世纪发展的基本趋势。就管理实践发展演进而言，政府管理职能均权化，大学被赋予更大的自；就微观管理而言，大学的内部管理日趋民主化，实行分权、分级管理。这是高职院校启动管制到善治转型的宏观前提；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生基本素质逐步提高，高校学生自治逐渐发展，高校学生管理逐步走向法治化，为高职学生善治治理的实践转型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基金项目：河北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示范性高职院校向职业技术大学转型路径研究———以邢台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编号：S2011239。
[关键词]治理；善治；公共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020-01
一、治理的内容
管理是指政治统治者的地位保护盒阶级压迫功能逐渐淡化，代之以将行政权力主要运用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利等方面的政治意志执行过程。政治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管理则是这一意志的执行。对于什么是治理，许多机构和学者都作出了自己的界定。比较典型的是全球治理协会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全球治理协会的定义是：治理是个人与机构、官方和私人治理其共同事物的总和，多种多样互相冲突的利益集团可以借此走到一起，找到合法的办法。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可以是对立的或各异的利益彼此时应，也可以是人们同意或接受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安排。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是：治理是运用政治权威管理和控制国家资源，以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体而言，治理是有许多不具备明确的等级关系的个人和组织进行合作以解决冲突的工作方式，它灵活的反映着多样活的规章制度甚至个人态度，以上定义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治理理论的主要特征，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自我调节的协作方式。即国家、组织、个人之间通过谈判实现自动协调目的的方式。
2 多样化的行动者。国家责任范围逐渐缩小而公民享受更多的责任，包括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广大公众都可以参与治理。
3 互动过程。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依靠互相依赖的权利和资源关系实现互相促进和支持，形成协作性的合伙伙伴关系。
4 国家的主导角色。国家在制度设计和战略制定方面具有根本性作用，这是其他机构不能代替的，国家的作用充分体现在其宏观调控和组织协作上。
二、善治的内容
善治是指一种良好的治理。这是治理理念和相关机制建立并运用到实践中所导致的良好的绩效。它应该是社会治理发展的目标。善治只要是指治理能够收获到良好的技校，这种绩效表现在治理的政治效果、管理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方面。整治效果主要是通过治理达到了公民与公共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公民的责任精神得到提升，公民对公共事务有着广泛的参与，社区团结性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管理效果是通过多元角度的参与和互动，社区和组织的治理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形成了共同治理的机制，提供了最大效率的公共服务。经济效果主要是指通过治理直线了社区和组织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并确定了良好的经济收益，给社区居民带来了更好地福利。而社会效果则包括文化观念、环境保护、社区安全、邻里照顾等方面都产生良好的小郭，社区成为安全、幸福和文明的居住地。就一个国家而言，职责意味着国家实现有效的制度构建、公民创造力得到激活、政治文明程度高，意味着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去的稳定而快捷的增长，而且在综合效益上公民生活质量得到了不断提升，社会和自然都实现了和谐共进的目标。
三、公共治理的内容
“治理”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领导和操纵”，和“管理”的最初词义相当。1989年，世界银行会议在讨论非洲发展问题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这种说法。此后，“治理”概念开始广泛应用于各国的政治学、行政学和管理学领域，其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发展中，逐步成为一种被广为接受的理念。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的长篇研究报告，其中将治理的四大特征表述为：“它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上述特征，在教育领域显然也是适用的，它很好地描述了教育的历程（持续性与长期性）与特征（政府-教育局-学校多元主体、校长-教师-学生多方协调、学校-家庭-社会多重互动），这就使得“治理”概念在教育领域的跨界使用成为可能，甚至变成一种全新的理念。虽然要真正实现其内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办“有道德的教育”――追求学校治理的道德目的
（一）“学校治理”首先必须成为“道德治理”
从“管理”到“治理”，看起来只是一字之差，却包含着现代管理理念的重大变化：治理并非废除已有管理，而是更强调管理的多主体性、管理过程的民主性，强调多方协商、合作、协调，以及管理者与管理对象的利益共生和目标共求。教育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担着重要的公共使命，更是涉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因此，“教育治理”必须是“道德治理”，但它无须放弃以往的积累与成就重起炉灶，只是强调应当比以往更加凸显管理的人本境界以及多元共治的可能性，同时也回归道德的本意，即对于管理领域中所有人的有效关注和平等尊重，藉此发挥更大的学校系统效能，使教育“促进人的发展”的功用真正发挥到极致。在教育治理层面上，与其把德育看成学校工作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如把它看成是“有德之育”的缩写，是统领学校教育的最高指导思想与终极目的。
（二）明确德育治理的现实目标：培育合格公民和合格职业人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仍有其合理性，代表着一个人全面发展的方向。其中，德育理应起到定位教育本质的作用。如果学校教育是有道德的，那么它必须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打好基础。因此，德育治理的现实目标是：实现对“应试教育”的大力纠偏，中小学生在校所受的所有教育，不仅是为了成绩去学习、为了升学去竞争。学校德育应当利用其集体教育的优势，帮助学生探讨并回答如下三个问题：“我是谁（自我认知）”“我想干什么（理想教育）”“我能干什么（生涯指导）”，使所有学生在青少年阶段就获得思考自己的社会职责和发现个人职业兴趣的机会与能力，而深入思考并审慎回答这些问题，将能为有效实现教育的长远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即培养合格公民，打造合格职业人。这才是学校为社会和未来培养各行各业人才与接班人的真正出发点。
二、真正实现德育伦理――厘清教育内外部的多重治理关系
作为一种新的管理理论视角，治理理论更多强调了多重权力关系共生共存、相互作用与影响融合的状态，凸显了治理关系优于传统管理关系的优势及其带来的组织活力，这些特征也非常吻合于中文中“伦理”的语辞本意――指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条理，理顺关系、相处和谐即为“善”。因此，实现学校道德治理的第一步是在治理伦理的视角下，对各种教育治理关系予以梳理，使之协调。
（一）政府（教育局）-学校-社会之间的治理关系新形态
1.政府、学校、社会实行“管、办、评”分离。这是近年来讨论最多的教育治理主题，这种新的教育管理循环，即政府管学校、学校办学、社会评价学校教育，为学校能够面向社会依法独立办学打开了新思路。“管、办、评”分离能够成为“学校治理”的重要话题，本身就说明治理理念在教育领域已被普遍接受并正向纵深发展。
2.教育集团化（亦称“教育联合体”）。这一趋势也可以看成是对当代教育治理形态的一种注解。多主体的教育集团通常由地区名校（教育强校）主办，也可以是不同学段的几所名校强强联合举办，并由主办学校引领或与集团内的其他学校分享先进的教育理念、实现师资交流和其他教育资源的集团内共享，切实带动并促进区域教育的同步发展。
3.校际委托管理。这种区域教育共同发展的形态通常发生在办学条件和基础存在差异的学校之间。在委托管理的历程中（通常是2-5年），通过双向、定期的领导沟通、教师团队合作研讨、优质校教师专业带教、两校学生交流，致力于谋求两所学校的共同发展，相互促进。
4.大量新型办学主体的出现。这一变化极大丰富了学校类型，各级各类民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形式的出现，充实了教育供给，活跃了教育市场，满足了百姓的差异化教育需求，在现实中成就了多元主体办学的业态。
上述种种教育治理的新思路和新形态，体现了教育治理的道德本质。因为这些做法本身旨在解决教育治理历程中事关教育德性的紧要问题――办好老百姓需要的教育。与此同时，理顺多元办学主体之间的伦理关系，也保证了多主体办学的可信赖程度与相互支持的可能性，能够充分体现教育的公共使命与服务特质。
关键词：社会管理 社会治理 公众参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决议，这标志着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经开始转型。社会治理是我国一直以来在管理社会事务等领域进行研究和探索的改革目标与方向，意义较为宽泛和富有弹性，对于解决中国现阶段的问题更具有可行性。
对治理的关注，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共管理不能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变化和社会动态逐渐开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多个组织、多个层面形成的网络管理模式，体现的是群防群治的思想。但是社会治理也离不开政府的管理，而是在社会事务的管理和协调中，更多的体现社会组织及其成员自治、自律的活动行为，但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都是一种进步。
一、社会治理的提出顺应了时展的要求
1.社会问题的复杂化的趋势
我国经济社会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然而在社会领域却积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极不协调，并且这类现象越积越多，对经济社会的科学、良性运转有着一定的影响。国家对社会问题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管理，社会管理工作对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维持社会和谐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面对日渐复杂的社会现状，原有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其管理需要，而需要有一种新的模式来取而代之，急需建立一种科学和完善的社会管理模式，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
2.传统的社会管理显现出一些弊端
我国社会管理工作应该是政府管理和社会自主管理的统一体，然而社会管理的行为理念在应对当前的社会现实显得有些滞后。以往的社会管理是以政府管理为主导，但是由于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导致管理中存在着种种弊端，如服务思想不够，甚至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去替代社会管理中的服务环节等。而社会组织由于长期在政府部门的影响和指导下开展活动，要么只有依赖政府部门的行政命令来做一些具体的工作，要么就显得开展工作的力度十分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仍然是政府部门在行使管理职能，无法促进社会组织更好的发挥社会管理的作用。
3.社会治理是更先进的社会管理模式
无论是以往的社会管理还是当前提出的社会治理，都是社会管理一种方式，社会治理并没有脱离以往社会管理的目标要求，只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根据客观实际，在以往社会管理的基础上，对当前的社会现状的治理更加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的一种做法，是对以往社会管理模式的一种提升，消除以往管理模式中的弊端，做到既能维护社会现状，又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模式，社会治理模式的提出并不是对社会管理模式的取代，更不是对社会管理模式的否定，而是我国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新经验、新成果。
二、社会治理比社会管理的优越性所在
1.体现出管理理念的提升
我国对社会治理在先前早已有所研究，在一定范围内也有所实践，虽然只是在近期才作为一种治国体系提出的，但也是在长期的社会管理实践中总结出的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一种管理模式，这种模式能够激励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提高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并且从社会治理的实效来看，也能够提高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运转效率。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到其局限性，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不仅影响了社会组织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和科学性，更是不能有效激发各组织、各阶层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潜能，因此社会治理的提出体现了管理理念的提升。
2.更能体现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传统的社会管理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会显得不够，而社会治理的提出，更多的是强调发挥社会组织和公众的主体作用，体现的是为解决群众民生问题而采取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其方式主要是通过同社会主体之间平等协商来达成共识，这种方式避免了在社会管理中依靠政府的权力进行约束的管理，而是真真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来对待，也是当代民主的一种新的实现方式。通过社会治理理念能够让人民群众知道我国改革的价值理念所在，让大家看到党和政府为了解决疑难社会问题并不回避，也体现出党和国家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在不断地探索和努力，最终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
3.促进民生问题更好解决
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较之以往更多、更复杂，尤其是涉及到民生方面的问题是与人民群众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笼统的社会管理并不能切实有效的解决这类问题，而通过治理的模式则更能体现出在党和国家在管理社会事务和解决社会问题上的务实举措，较传统的社会管理来说，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更具实效性和针对性，可以着眼于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上。社会治理提倡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过程，更多的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将更多的关于社会问题的决定权交由社会组织去解决，这样的方式更能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开展工作，人民群众切实关注的民生问题就会显得更为突出和迫于解决，能够更好地促进民生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
4.治理更能体现多元的参与性
在以往的社会管理中，虽然是有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但是由于政府在管理社会事务的过程中所占的份额和比重较大，而且政府在管理中较为强势，社会组织参与管理就显得有些弱化，同时由于一些传统观念的束缚，政府则不习惯于借助市场的力量和通过协商的方式去管理，而擅长于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解决这类问题，这就体现出管理中存在的弊端，它不能有效激发社会上多种力量的参与的积极性。通过社会治理来发挥社会组织的参与积极性，更需要社会组织和群众之间通过平等协商和沟通的方式来听取群众意见，协调利益和解决问题，尤其是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互联网平台更是可以吸纳众多的群众参与到社会治理工作中去，这些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是需要社会组织切实发挥力量进行实施。
【关键词】治理理论；公共管理改革；管理方式
一、治理理论基本概述
治理理论最早由詹姆斯N罗西瑙提出，他指出治理与政府统治有着本质的区别，认为治理是一种基于共同目标支撑的活动，而活动的主体并不局限于政府，国家没有权利强制实行。因此，可以但从理论上来区分治理与政府统治，前者的内涵显然要更加丰富，既治理既包含了政府，也包含非正式或者政府机构。在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我国学者俞可平对治理理论延伸到“善治”层面，认为治理理论包含了五个基本特征：第一，治理的目的是最大程度的提升公共利益；第二，治理的对象是公众在日程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活动；第三，治理的主体既包括区域政府还包括一些集体组织，比如行业协会、慈善机构、学术团体等，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以此来提高治理的质量；第四，治理的的机构具备相应的权利，为了保证治理责任的落实，应建立责任分担机制；第五，治理的方式与单纯的政府号召与权利运用不同，更多强调理念的灌输，使民众能够警醒，并自觉遵守，通过各组织或者机构的合作，不断创新治理方法与治理技术，以便更好的对公共事务或者活动进行控制与引导。这充分表明治理理论在制度上具有更高的灵活性，以协商、约定等友好的方式，达成实现地区经济繁荣的目标。
二、治理理论对我国公共管理改革的启示
新形势下，基于我国基本国情以及治理理论来支撑我国公共改革，对提升公共管理质量与管理实践成效的提升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具体实施上，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修正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目标，转变传统管理模式
治理理论强调善治，善治的目的在于最大程度的提高公共利益。而善治的本质在于政府与民众的联合治理，并非政府的一手管理，因此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将以往单纯的政府统计变为塑造政府与公民关系上。在政府职能转变上，一定要区分职能转变与职能削弱两种理论，不能将职能转变理解为职能削弱，而是通过优化政府的结构与功能，以提高政府处理政务的能力。同时在政府行为上，要设置合理的边界，将政府不该自己办或者自己不能办好的工作交由社会机构进行管理，将权责转移，实现权责分担，通常而言，社会机构往往具有更高的民众基础，在处理一些事情上远比政府强制处理效果要好的多。在公共管理改革中，要强调公共权利是分散化与多元化的，但是并不意味这政府权利的权威性缺失，而是权利分属政府与社会机构当中。通过公共权利不断完善社会福利及保障制度，使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享受平等的权利并且在权利诉求上具有同等的地位，这样保证在经济差异下，人们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在社会福利上，保障残疾人士、失业人群以及老弱病残等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基于治理理论的公共管理改革，还要求政府在管理方式上进行不断的改革，将传统管理方式主观转变为从控制到服务、从规则到协调、从法制到回应上的转变。
（二）国家资源不应被政府垄断，而是在社会群体间进行合理的分配
保证国家资源的合理分配，不被政府垄断，能够有效方式官僚主义的发生，并且将政府干预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控制在最低限度。通过资源的合理分配，能够使市场竞争更加合理，并且逐渐形成完善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益与质量。因此具体做法为，首先，要将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以及民间组织力量加入到公共管理事项中，通过项目招标、租赁以及公私合营等方式，最大化的提高政府管理职能，以满足公民的需求；其次，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改革与优化资源配置；再次，要实现权力下放，避免主要部门一手抓的情况，是下属机关人员能够有充分发挥的机会，通过层层管理，使领导决策更加合理；最后，要建立绩效评估体系，激励工作人员的创新管理精神，以期逐渐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与质量。
（三）发挥社会多元合作的优势，强调公共管理的平衡
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加强社会各组织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是治理理论的体现，对公共管理效率的提升有重要意义。具体实施上，首先要培育各种非盈利组织、社区企业、行业组织、以及其它社会志愿团体等，鼓励政府与社会组织公职；其次社会组织可以依靠自己的资源优势，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再次，要承认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并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使民间组织真正独立为一种公民组织，为百姓解决实事。在我国行政管理上，一直强调政府管理职能大于社会组织，这对公共管理不利，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就应形成民间组织与政府独立的态势，使两者能够相互约束，最终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相互信赖、相互合作的关系，使公共管理走向善治的道路。
结语
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强调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治理也为公民参与社会事务提供良好的渠道，促进社会民主自治，也强化了政府的责任。公共管理适用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公共事务管理；应用探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机关公共事务治理中二元对立的传统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必然要有所改革或者被彻底打破。当下，二元对立的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多元化治理理念的冲击。
自然辩证法作为哲学的重要成果之一，不仅在社会各个领域发展中得到了应用，且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机关公共事务管理作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常的治理中明显存在治理理念滞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有限、部门不够完善等问题。
因此，为了使这一系列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本文结合自然辩证法对辽宁省盘锦市机关公共事务管理展开研究分析。
一、自然辩证法理论概述
何谓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是哲学与恩格斯思想的自然科学观以及自然观的反映，主要体现了哲学和恩格斯思想的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它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换而言之，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是自然界与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它是对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活动以及成果进行高度的哲学概括和总结的产物。自然辩证法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涉及的领域主要是自然界、科学、技术与社会。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门哲学性质的学科，主要从认识论、方法论、自然观、价值观等多个方面对社会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进行研究，所以自然辩证法作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思维科学交叉的学科，为科学技术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思想指导。
综上所述，自然辩证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 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和自然观是其理论的基石。自然辩证法作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自然观、科学观、技术观、科学技术与社会。
二、当前我国机关公共事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过程。本文以辽宁省盘锦市机关单位为研究对象，对其事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如下。
1.治理理念滞后
由于受到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我国的平民百姓仍然存在服从权威、惧怕权势的现象。在管理系统中，下级对上级也只存在服从或遵守上级指示现象。从另一个层面而言，红头文件早已高过法律法规，官僚利益早已高过人民大众的利益。所以现实中，请客送礼、不守信用等作风盛行，使公共事务管理成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因此，从管理理念上看，我国机关公共事务管理比较滞后，仍然停留在“二元对立”的管理模式。
2.公共事务管理的政府垄断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我国不断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不足，社会依然是“强政府、弱社会”模式。因此，在公共事务管理上，仍然由政府垄断，而非全民民主。各项公共事务的决策权由政府主导，因此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平衡，客观上影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某种程度而言，当前公共事务管理不仅不适应社会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市场化的潮流，而且同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法制化、社会化、市场化取向背道而驰。
3.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有限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但是由于受到公共事务管理理念与实践的重大影响，这一改革进程缓慢。受传统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的影响，市场体制受到过多的行政干预，因此市场体制本身的优势未得以完全发挥。尤其是近年来，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独立性比较明显，并且通过市场机制将部分企业引进来，但这样的管理方法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所以，在当下的机关公共事务管理中，社会市场机制并没有将其作用完全发挥出来。
4.部门不完善
从管理范畴而言，政府是我国第一部门，企业为第二部门，第三部门则在第二部门与第三部门之外。通常，第三部门称为志愿部门，是公共部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第三部门对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第三部门不仅缺乏独立性，而且人力、物力以及设备资源都比较缺乏，法制也不健全。这些条件限制了第三部门的发展以及作用的发挥，所以第三部门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三、自然辩证法应用于公共事务管理
为了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将自然辩证法融入公共事务管理中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本文提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完善。
其一，以科学性为核心，认识论和方法论辩证统一，进行公共事务管理。要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传统的二元对立、政府垄断等治理模式已然没有实践意义。因此，要以科学的观点看待公共事务的管理，抛弃传统的，以认识论与方法论作为指导，由落后的治理观念逐步向责任理念、服务理念、民主理念、法治理念转变。辩证地处理市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关系，构建民主型、法治型、服务型以及责任型机关。
其二，以内在关系说和过程哲学促进公共事务管理。机关部门作为公共事务的重要部门，只有协调好内部组织关系，并注重管理过程，才能够有效地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因此，以政府为例，应加强其结构的完善，一方面，注重服务第一，另一方面，在公共事务管理中鼓励企业竞争发展。除此之外，政府内部应合理分权，激励工作人员提高服务社会的效率与质量，以此实现机关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和谐，也以此促进公共事务在发展过程中发挥职能与作用。
其三，以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历史与实践的统一、唯物与经验的统一，实现公共事务管理的合理性与前沿性。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处理好治理者与被治理对象的关系，遵守事物客观规律，寻求科学的方法与治理经验来管理社会医疗、社保等公共事务。同时，在治理中应注重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并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为下一步发展提供指导。
四、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公共事务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公共事务不仅关系到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同时也关系到社会国家的利益。无论是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离不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多方利益，因此自然辩证法为实现科学的机关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方法与理论指导。本文结合自然辩证法的相关内容，对机关公共事务管理进行了研究分析，对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关键词】元治理；治理理论；善治；公民社会
一、“元治理”理论的内涵及其基本理论视角
治理理论是20 世纪80 年代兴起的公共管理领域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在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的《治理与善治》一书中，他认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共的需要”。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
在治理理论中，“元治理”这一理论尤其引人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互动愈加频繁，国际社会此时呈现的是一种复杂化、动态化和多样化的形态。因此，这时的国际社会要求的不仅仅是依赖和建立在单一主体和单一的治理模式之上的治理，而更要求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的共同协同治理。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治理理论的需求应运而生。由此，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杰索普就提出了“元治理”这一理论。
所谓“元治理”，就是“治理的治理”，它旨在对市场、国家、公民社会等治理形式、力量或机制进行一种宏观安排，重新组合治理机制。这一理论的提出，就是对治理理论的完善。它的进步意义就在于，它更强调政府在治理中的作用，强调政府是治理的三方主体中进行协调的最主要主体。
在保留了原先治理理论的理念基础上，元治理进一步强调了政府在治理中的重要性和地位。杰普索指出：“虽然治理机制可能获得了特定的技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职能，但国家（政府）还是要保留自己对治理机制开启、关闭、调整和另行建制的权力。”元治理理论在治理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政府的角色。元治理认为，政府在新的社会治理的结构中，应该被视为“同辈中的长者”，它的责任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权威的机构，更重要的是指导社会的行进以及为了社会运行确立行为准则，尽管它并不能具有所谓最高的绝对权威。
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一样，政府治理同样也会遭到失败的挑战。因此，在治理的过程中，当治理各方的谈判或者协作遇到了瓶颈，由于他们各自的立场、地位的不同，各自的利益和考虑角度各异造成的分歧。这就会使得原本顺利的治理过程遭遇困境，由此就达不到原先预期的治理目标和目的。治理理论强调的是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要想在这种多元化的治理体系中达到一个平衡和协调，就要有一个机构来协调各方、做好相应的安排工作。这个机构就是政府，由政府担任治理中协调主体的治理就是“元治理”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政府担任这样重要的责任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构建一个至高无上、控制一切的政府，而是我们需要政府担任制度的制定设计、提出远景和规划的任务，使得整个社会体系在良好的制度安排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二、“元治理”下我国政府在“善治”中的作用。
自从有了“治理”的概念，人们便期望寻找到一种途径由“治理”发展成为“好的治理”，这种管理模式往往就被我们称为“善治”。
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治的前身其实是善政，最开始的善政被我们理解为“良好的政府”或者是“良好的统治”。它包括的要素主要有：严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很高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务。而在治理理论的发展下，对善政的要求也慢慢变得更高。由此便产生了“善治”这一说法。善治理论与实践的产生和发展，其现实原因就是公民社会的日益壮大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在治理的过程中，善治其实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还政于民的过程。
从“元治理”的视角下探讨我们的政府如何更好达到“善治”，就必须要明确“元治理”和“善治”这两者的关系，明确“元治理”在“善治”中起到的作用。我们从现实出发，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变，这两大转变就使我们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迸发出了巨大的活力，由此带来的利益追求也由过去单纯的追求国家利益逐渐演化出个人也可以追求自己努力得来的个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社会形势正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和动态的形势，若我国政府想要达到“更好的治理”，就要在治理的改革中注重“元治理”这一理论的加深实践。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在这样多元发展的社会中，我们的确需要多方共同的治理。但是前文也提到过，要达到各方的协调，政府必须作为一个主体来指导工作。我们已经知道，“善治”就是使得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而政府的“元治理”无疑是在这一管理过程中的指导者和协调者。
企业绩效评价制度是任何经济体系的核心问题，成本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和绩效评价的关键内容。绩效评价与成本管理的内在联系因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而动态地向前发展。在当代，知识资本地位凸现、企业竞争加剧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彰显，改变了现代企业经营的基本前提，使得有形资产无法维持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无形资产的开发和利用能力已成为企业塑造核心能力、持续竞争优势和企业活力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经济背景促使传统成本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向现代成本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变迁。本文试图避免单纯研究绩效评价或单纯研究成本管理理论的传统思路，而是对成本管理理论的新进展进行概括并以其为视角来探讨企业绩效评价问题，从而在绩效评价与成本管理理论之间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企业绩效评价这一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点问题。
成本管理理论的新进展
企业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价格的竞争，而价格又取决于成本，甚至可以说，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成本竞争。传统的成本管理是适应大工业革命的出现而产生和发展的，但是，近几年来，企业环境的巨大变化（全球竞争力增强；生产与信息技术的提高；更关注于顾客；新的管理组织形式；企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的改变）已导致了成本管理实务的显著调整。因此，研究成本管理理论的新进展，探讨对其他相关问题产生的影响，为成本管理实务提供理论支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经过研究发现，成本管理理论的新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成本管理的空间范围：由制造成本到社会产品生命周期成本
据国外一家权威机构对其所选的高新企业的统计表明，产品的研发、制造、管理，销售和售后服务成本的比重如下：研发成本占55％、制造成本占16％、管理成本占8％、销售成本占15％、售后服务成本占6％，在这样的成本结构下，传统的成本核算和管理已不能传送准确合理的成本信息，而成本信息是企业高效管理所需的关键信息。因此，为达到成本管理的目标，成本内涵的拓展就必然成为当代成本管理的显著特征，也就是说，成本管理的空间范围由制造成本拓展到了社会产品生命周期成本。
产品生命周期（Life-cycle）是指从产品的产生至消亡整个过程所经历的期间。殷俊明等（2005）从不同的视角将其概括为产品生产周期或制造周期（生产者视角）、企业产品生命周期（企业整体视角）、顾客产品生命周期（顾客视角）和社会产品生命周期（社会视角）。相应地将产品生命周期内发生的成本归结为四个梯次：第一梯次（制造成本）是指制造过程中发生的成本，主要包括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和制造费用等；第二梯次（企业产品生命周期成本）是指在整个企业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成本，主要包括产品策划、开发、设计、制造、营销等过程中的成本；第三梯次（顾客产品生命周期成本）不仅包括上述经营者发生的成本，而且包括顾客使用成本：第四梯次（社会产品生命周期成本）在第三梯次成本的基础上，还将诸如弃置成本等其他社会成员承担的成本纳入其中。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科学技术、市场竞争的变迁，企业组织形态和经营理念的演化，成本管理范畴的内涵与外延依以上四个梯次不断拓展。
（2）成本管理视野：由日常经营管理到战略成本管理
战略成本管理是将企业战略与成本管理结合起来，从战略高度对企业成本结果与成本行为进行全面了解、控制和改善，进而寻求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一种成本管理手段。战略成本管理的基本框架由战略定位、价值链分析和成本动态分析三部分组成。其中战略定位是战略成本管理的第一步；价值链分析是战略成本管理创造和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基本途径；生命周期成本是战略成本管理的立足点，是全员、全面、全过程的统一。战略成本管理是通过战略性成本信息的提供与分析利用，以促进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和成本持续降低环境的建立，是传统成本管理对竞争环境变化所作出的一种适应性变革，是当代成本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甚至可以说，现代成本管理体系以战略成本管理为理念指导，以价值链分析为基础，以作业成本法和成本企画为方法论指导，以全面质量管理为提高顾客价值的目标与保障的一个成本系统工程。
（3）成本控制环节：从下游延伸至上游
被誉为现代成本管理的两朵奇葩的作业成本管理与成本企画，从中游和上游对成本实施“改善控制”与“革新控制”，与传统的从下游入手对成本进行“维持控制”形成鲜明对比。作业成本管理通过尽可能消除“不增值作业”，改进“增值作业”，优化“作业链”和“价值链”，达到最终增加“顾客价值”和“企业价值”的目的。作业成本管理是企业成本管理领域一项革命性变革。“成本企画”是日本人倡导的一种有助于达成高品质、多功能、低成本的成本管理方法，旨在企业策划、开发产品时，设定符合顾客需求的品质、价格、信赖性及交货期等目标，并通过从上流到下流的所有过程，同时实现那些目标的综合效益。“源流”思想与“筑入”思想是成本企画的重要思想。“源流”思想主张在产品的设计阶段乃至企画阶段就开始降低成本的活动。成本“筑入”意味着在将材料、部品等汇集在一起装配成产品的同时，也将成本一并“装配”进去。成本企画着眼于成本的源泉，立足于源泉，作事前的、周密的、全盘的分析考察，把产品的装配成形视为“成本的装配成形”。这是现代成本管理思想的巨大飞跃。
作为两种卓有成效的成本控制模式都立足于竞争优势导向的战略；都脱离了以往单纯从产品，从生产角度控制成本的窠臼，转而对整个企业作业链、价值链的动态业务过程从上游至下游作包容式的经济调整，是对成本从“摇篮”到“坟墓”的控制。
（4）成本管理导向：由“生产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
传统成本管理的基本立足点是生产，是一种“生产导向型”成本管理。现实经济管理要求：成本管理的目标不再仅仅局限于控制价值牺牲这种低层次的认识，而应上升为“用户满意”乃至“社会福利最大化”；成本管理对象由内部资金流向外部环境延伸；成本管理手段出现前瞻性的实体管理等。因其立足于市场来实施全面的成本避免和成本控制，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市场导向型”成本管理。
（5）成本降低形态，由成本节省到成本避免
成本节省是力求在工作现场不徒耗无谓的成本和改进工作方式以节约本将发生的成本支出，它表现为“成本维持”和“成本改善”两种执行形式，是成本降低的一种初级形态。而成本避免的基本思想是立足预防，从管理的源流来挖掘成本降低潜力，属于成本降低的高级形态。“零基预算”这样的成本避免只是局限于单一价值管理的思路，美国的“成本设计”与日本的“成本企画”模式则在成本避免上走出了独特的一步。现代成本避免的实质是“成本革新”。进而形成针对产品全生命周期业务过程以成本节省和成本避免这两种基本思想，综合工程方法、组织措施和会计计量的多样化手段实施成本控制的广义成本控制思想。
总之，在成本理论研究方面，已从“生产型”成本管理向“市场型”成本管理、从内部成本管理向战略成本管理转变，提出了以市场价值链为管理源头的“作业成本管理”模式和以全生命周期成本为基础的成本企画等模式。已有研究的贡献在于将成本管理与控制的范围大大加深与拓宽，从而构筑了“大成本”分析框架。
诚然，成本管理理论取得的这些新进展还不是尽善尽美的，仍然需要向前继续发展，不断完善。比如，产品的研发成本、制造成本、营销成本、顾客使用成本和弃置成本的有效控制，无不与“人”的因素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成本管理应以“人”为中心，人的因素是决定企业成本高低的关键。因此，从各方面充分挖掘人的潜力和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保证成本目标实现的重要前提，忽视人本理念的成本管理在实践中很难达到预期目的，也难以适应需求多变的市场环境。因此，现代成本管理新进展昭示着：大成本分析框架必将与以人为本的理念进行有机耦合！但是，这不能否认成本管理理论新进展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也必将对成本管理实务与企业绩效评价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成本管理理论新进展对企业绩效评价的影响
既然成本管理是企业绩效评价的关键内容，而社会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导致成本管理出现许多新动向，必然要求绩效评价体系做出相应的调整，方能实现绩效评价的目标。现将成本管理理论的新进展对绩效评价的影响分析如下：
（1）企业绩效评价模式：由股东单边治理向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过渡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成本控制的内容由“制造成本”扩展到“研发成本、制造成本、营销成本、使用成本和弃置成本兼顾”，其出发点由“生产者利益”向“生产者利益、顾客利益和社会利益兼顾”转变。成本管理的这一趋势反映了单边治理思想向共同治理思想变迁。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快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对企业绩效的评价不仅企业的“特型财务资本”供给者（股东和债权人）关注，而且企业的“特型人力资本”供给者（经营者和一般雇员）、“特型市场资本”供给者（顾客和供应商）以及“特型社会资本”供给者（社会公众和政府）都关心企业的绩效评价。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如下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模型，为相关利益者分享企业剩余收益提供理论支撑。
假定存在两类利益相关者；一是企业的核心利益者，一是相关利益者，核心利益者需要在市场搜寻相关利益者以获得企业发展，个体需要在给定的市场条件下搜寻企业，两者结合就成为相关利益者并存在“匹配”（Match）问题；搜寻中存在摩擦（Frictions），如果个体不能实现与企业结合，就存在“资源闲置”，如果企业不能搜寻到相关利益者，就存在“资源空缺”。市场上同时存在“资源闲置率”u和“资源空缺率”υ，υ/u=θ称为市场紧度（Markettightness），而q=u/υ=1/θ看成与个体的“企业信息到达率”α[，w]反向相关的指标，α[，e]表示核心利益者接触个体的比率。在Bellman框架下，可以求解来决定市场均衡时个体的资源收益为：
w*=b+ε（q*）（y-b）其中，w*是个体的均衡资源收益，b是个体资源的保守收益，y是企业的产出，是α[，e]（q*）的弹性。一般来说，α[，e]（q*）>0，所以，ε的大小取决于q，而后者又与市场紧度θ成反比。此模型为相关利益者获得企业剩余收益权奠定了理论基础。
既然企业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合约，理论界为各类利益相关者分享企业剩余提供了理论支撑，实务界也逐渐达成共识，那么，绩效评价就必须对此予以关注。因此，我们认为基于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绩效评价模式比基于股东至上单边治理的绩效评价模式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贯穿人本理念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型企业绩效评价模式是未来绩效评价模式的发展方向。
（2）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由财务指标一统天下向财务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发展
成本内涵和外延的扩展、成本管理与企业战略的有机结合、成本管理由“生产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以及成本管理由“成本理念垄断”向“成本与人本理念相结合”转变，这些变化是人力资本地位凸现等社会经济环境的巨变使无形资产的开发和利用能力已成为企业塑造核心能力、持续竞争优势和企业活力的决定性因素的体现。单靠财务指标是无法完成“成本管理”这一绩效评价的关键内容的。
然而，从总体上看，传统的企业绩效评价制度是一种基于价值基础的绩效评价，它侧重于静态的、以财务报表为基础的财务绩效评价，评价体系的重点是财务指标体系的构建。尽管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价值基础的绩效评价必不可少，但是基于历史成本原则和货币计量，财务报表只是讲述企业过去的和有形资产的故事，与现实经济环境格格不入。纵观国内外企业绩效评价文献可以发现：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水岭，绩效评价指标出现了重大变革。之前即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绩效评价研究的重点在于财务评价，着重于考虑利润、投资报酬率和生产率等财务指标以及基于财务指标的评价方法开发等；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人们开始系统地将诸如顾客满意度、战略、创新能力等非财务指标引入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开发出一些不仅包括传统的财务指标，而且包括非财务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如SMART系统、BSC以及PMQ等。研究者普遍认为非财务指标更放眼未来长远的发展，从而能产生更好的业绩。传统的财务指标在越采越多的企业中从根本唯一的业绩评价基础演变为包含广泛的综合业绩指标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3）企业绩效评价层次：由战术评价主导上升到战术评价与战略评价相统一
成本管理与企业战略的有机结合、成本控制方式由下游的“维持控制”延伸到中游和上游的“改善控制”与“革新控制”以及成本管理由“成本理念垄断”向“成本与人本理念相结合”转变，必然要求企业绩效评价由战术评价主导过渡到战术评价与战略评价相统一，由注重结果评价过渡到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
企业战略为管理控制系统确定了目标和运行方向，在一定的战略选择下，实施战略的基本保障在于制度建设，而管理控制系统是企业制度系统的核心，因此，支持企业有效地进行战略管理是现代管理系统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业绩评价体系是管理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与战略的联系尽管很微妙精细，但很有效力。与战略相一致的评价方法不仅可以反映战略是否得到实施，同时还可以促使行动和战略保持一致。
引战投促治理
在兴业银行的发展历程中，公司治理理念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股东利益至上，到兼顾各相关者利益，再到倡导环境、社会、经济的统一和谐和银行可持续发展，基本体现了一家银行在成长的不同阶段对价值创造的认知过程。
第一阶段是从1988年成立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为顺应国家经济和金融改革发展的形势要求，兴业银行通过发起人出资设立以及吸收新投资者入股等方式不断增强资本实力，为银行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此时，公司治理目标主要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让股东分享银行成长的收益，这段时期银行的分红水平很高。
第二阶段是从2000年至2005年。兴业银行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商业银行作为特殊的公众企业，日常经营既得益于股东、客户、员工和社会各界等的支持，经营成果又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银行的治理目标不应只停留在股东层面，还应兼顾客户、员工和社会公众等相关者的利益。
第三阶段是2006年至今。在全球应对气候变暖等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这一大背景下，兴业银行在实现公开上市后，进一步思考履行社会责任与银行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提出“寓义于利”的社会责任实践方式，探索以商业模式创新履行社会责任，构建人与自然、环境、社会和谐共处的良好局面，并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理念。“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做好一家企业很不容易，而要成就“百年兴业”，更要具备足够高的视野和宽广的胸怀。历史潮流，浩浩荡荡，身处一个相互依存、高度复杂的现代经济社会，只有那些真正着眼于可持续发展，能够真正惠及所有利益相关者、惠及全社会的企业，才能经受住历史潮流的考验。
这其中的内在推动力正来自于战略投资者的治理理念共享。从2000年我们第二次扩股引入八家大型全国性企业，到2003年引入包括国际金融公司在内的3家国际性企业，再到2007年成为一家公众公司，每一次股东结构的变化都带来我们对公司治理理念的学习与思考。比如，我们善于学习国际同业在公司治理上的先进理念，在2003年就提出两个转型，即经营方式转型和盈利模式转型。两个转型的重点就在于差异化经营与多元化发展，包括“绿色金融”。今天来看，这日益成为兴业银行与其他银行的显著区别。通过践行绿色金融，深化“赤道原则”的学习和理解，我们进一步升华了自身的公司治理理念，提出要充分考虑多元利益主体的诉求，追求经济、环境、社会、企业的和谐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寻找新的商业机会。
兴业银行一直非常重视战略性股东对于银行发展的实际价值。2000年，进行战略性引资，股本从20亿股一举扩至30亿股；2003年，引入境外机构投资者，股本扩至近40亿股。这两次增资不仅使得我们获得了几十亿元的资本金，增强了公司“底气”，也对我们的公司治理、业务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令我们从原来业务偏居一隅的“福建兴业银行”，跃升为面向全国的“兴业银行”。2007年上市以后，兴业银行成为一家公众上市公司，银行有了更大的发展舞台，也取得了更为优良的经营业绩。（2012年引入人保资产、中国烟草等股东）在筛选投资者时，我们不仅看重资金实力，更看重其自身的资质，看重是否与本行有协同效应，是否认同兴业银行的经营文化与长期投资价值，是否能优化股东结构，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正如早些年我们所引进的那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一样，通过构建资本纽带，此次引入战略投资者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资本，更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全面提升，这对于兴业银行的长远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战略富有前瞻性
董事会是一家企业的决策核心，要善于把方向、定战略、议大事，之后必须留足空间，支持经营层放手执行，才能确保公司治理的各层级各司其职、有效运转，保证银行的长治久安、健康发展。
上市后，机构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对兴业银行的关注多了，评价和议论也多了，时常有人好奇地问：为什么好事都被兴业银行赶上了？实际上，正是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强烈的风险意识，使我们抓住了大的发展机遇，规避了大的经营风险。兴业银行有着十分严谨的风险管理文化，不良贷款生成率稳定在较低水平，不良贷款率连年下降。
兴业银行能持续取得比较显著的经营业绩，首先确实要归功于正确的战略引导。从我个人的体会，兴业战略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富有前瞻性。二是契合中国国情和市场实际。中国具有比较独特的体制、国情和民情，成功的发展战略必须因地制宜，不能简单人云亦云，照搬照套，更不能唯书唯上，唯大唯洋。三是符合中国金融改革发展趋势和商业银行内在发展规律。兴业银行在执行上强调一步一个脚印，每向前进一步都要有坚实的客户、业务和服务基础，最终实现银行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我只是一个协调人
我2000年就担任了兴业银行的董事长，如果想舒服的话，还是一个人说了算比较省事。我一上任，就提出要挑战自我，优化股东结构。2001年增资扩股和2004年引进外资后，均对董事会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包括引入外资董事，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引入经济学家担任独立董事，从而保障了董事会的独立性、专业性。这是一种自我挑战。为何要做这种“不舒服”的自我挑战？这是必需的，也就是说要从根本上、从机制上来建立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包括在决策过程中的自我纠偏能力，从而为兴业银行引好路。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董事会不是行政首长负责决策机制，不能董事长怎么说大家就跟着怎么做。作为董事长，我只是一个协调人，要做好沟通、协调的工作。
当董事会有分歧的时候，我们原则上都不付诸表决。但这并不表明事情就不做了。比如收购佛山商行的事情，开始董事会内部分歧很大，后来经过进一步的深度调研，大家取得了共识，一些董事在调研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在董事会内部有分歧时，如果是决策的时机并不成熟，那么就缓一缓，经过一个协调的过程再来论证，这样是不是叫弱势？最终我们形成了共识，做成了事情，这是不是叫强势？我做事是很快的，我不知道这是否叫强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