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1 17:26:4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纠纷特点，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对经济纠纷有个准确的了解是我们分析并解决经济纠纷的前提和关键。何为经济纠纷？我们知道经济纠纷，又可称之为经济争议。而具体的定义则是：因经济义务以及经济权利的矛盾而引起的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间的争议，其意指为经济纠纷。所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和法人、公民或者是在其他组织作为行政管理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因行政管理所引发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且主体间是平等的。这也称之为经济纠纷。可见，经济纠纷的纠纷内容是多样性的，则也就决定了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
2.对于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经济主体为实现各自的经济目标，必然要进行各种的经济活动。但又由于彼此都以维护各自独立的经济权益为主要准则，又伴随着经常变幻莫测的客观情况，因此会发生无法避免地各不相同的经济权益争议，在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下，从而便产生了我们口头所说的经济纠纷。一般解决经济纠纷的途径包括和解、调解、仲裁以及诉讼的这几种方法。具体如下：
2.1和解
和解是完全由双方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简单、灵活、迅速的解决纠纷。在经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如果当事人双方彼此产生意见分歧时，当事人应当在进行充分协商以及互相谅解的前提下自愿达成和解。当然，达成和解的前提是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及公共利益的的基础上才可通行的。而这个基础是双方当事人都能充分协商和相互理解，并最终使经济纠纷得以解决。而很多问题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更多其它的方式。
2.2调解
当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彼此间发生了争议、且不能相互达成和解的情况下，这时候，就需要用到调解途径。进行调解可向当事人双方的上级单位、合同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进行申请，并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来达成调解协议。
2.3仲裁
在当事人双方未能协商成功达成和解或者进行调解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可根据合同所订立的相关仲裁条款及其他书面形式，即其在纠纷发生前后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向仲裁机关申请进行仲裁。当前我国仲裁实行的制度是一裁终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前提是，在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相关条款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规定的这一前提下申请执行仲裁。
2.4诉讼
如果当事人双方所订立的合同中并未订立相关仲裁条款，且发生纷争后也未能达成仲裁协议时，合同当事人则可将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除以上所述情形外，部分合同还是具有其自愿的这一特点，如解决时可能会引用外国法律、而不是中国相关的合同方面法律的涉外合同纠纷。当事人也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条款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产生的经济合同纠纷，经人民法院调解无效的，法院可以依法对其作出裁定或判决。在我国，解决其经济纠纷的途径以及方式有如下几种，其最主要有民事诉讼、仲裁、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当经济纠纷发生在当事人均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时，解决这种经济纠纷的方法首选的是民事诉讼或者是仲裁的方式来解决。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侵犯时，可采取提起行政诉讼又或者是申请行政复议的方式予以解决。
3.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
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即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这一研究是由不同方法所构成的，与学科、理论及实践并重的综合性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纷争及其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就已备受各国法学界关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法社会学和司法实践研究领域。不得不说，国外有关经济纠纷解决的研究现状与成果，到现今为止已有大量介绍，此处便不再累赘复述。在国内，近些年来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方面的研究已较有成果，其发展相对较快，大量出版物也相继问世。国家教育部、司法部以及社科基金等也加大了对这一领域科研的投入。由此可见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已引起社会和学界的极大重视，尤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对多元化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这一制度构建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自觉意识。但是，目前我国所参与的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相关理论研究、制度构建、程序设计、立法以及实践的主题皆较为集中于法律界，因而，法学界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成果也居于首位。
4.对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
人民法院在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时必须运用适用于案件的法律，同时在依照相关法律条文来处理民事案件时，是必须要在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宪法和民事诉讼法中都相当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法律原则不但适用于人民法院的判决工作，也同样适用于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诉讼带有一定的成本，这里不仅是法院和当事人的开支，也包括诉讼可能带来的当事人的名誉损失等。因此，找到最有效的解决途径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通过对以往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了解与分析，本文认为，由于，经济纠纷内容复杂，在主持和解、调解等活动的时候，应当做到以下几点：①人民法院在主持相关调解活动时，必须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调解。②当事人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条文的规定。在进行调解活动时也必须严格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调解准则。③对当事人的处分权既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不违反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也不会对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是在当事人自愿为前提条件下，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适度干预，这就是调解协议的达成。在司法的实践过程中，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民事案件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这种结案方式已经越来越受到司法工作人员的重视，通过调解来结案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司法资源，从而提高了司法效率。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历来对法院的调解都是相当重视的，并且这也是法院对民事纠纷进行审理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解决方式。并且，从审判务实这一角度来看，调解也是法院进行案件审理时运用最多的结案方式。相对于判决，法院在对民事争议进行处理时，调解则具有较大的优越性，通过调解有利于矛盾的化解，从而促进当事人双方的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将民事权益争议更及时、更彻底地解决；有利于进行法制宣传，预防以及减少民事诉讼；有利于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秩序的维护，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5.总结
我国经济诉讼的现状分析
由于经济法的学科体系受不同时期经济政策的变化影响，再加上制度上实证法律规范的缺失、诉讼机制以及司法实践的诸多障碍，因而导致了经济立法上的迟滞，随之也就影响了经济诉讼管辖案件范围的确定，与这种不确定性相伴生的则是没有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目前，对经济纠纷的处理是借助于现存三大诉讼制度来实现的。而现有三大诉讼制度的实现模式，能否适应经济法的特殊性，体现其价值，发挥其特殊功能，已日益受到挑战。法具有可诉性的前提在于一套健全的诉讼程序能保证其实现。经济法在理念和制度体系上已形成基本共识，能够成为一门法律学科。然而，“经济法为满足经济性———协调性的要求，不仅采用公法的规制，同时也采用私法方面的规制。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法正是跨于公法、私法两个领域，并也产生着这两者相互牵连以至相互交错的现象”［1］(P33)，正是由于经济法是界乎公、私法之间和跨部门的综合性的法律，导致了“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不可诉的规范较多。［2］(P49)近年来，我国经济法律纠纷数量急剧增加，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假如某政府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制止不力时，则无法对其提讼。类似于这些缺陷的大量存在，一方面迫切需要建立一些弥补缺陷的诉讼制度来息诉;另一方面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是否建立独立经济诉讼制度之争。
当前学术界对我国经济诉讼实现方式的观点及评析
(一)学术界对当前我国经济诉讼实现方式的观点
现有诉讼模式的局限性以及所谓的“现代型诉讼”带给诉讼法的冲击，学术界早已是争得沸沸扬扬，并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将这些观点大体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肯定说。以“独立经济诉讼说”和“综合经济诉讼说”为代表。这两种学说致力于建立区别于传统的三大诉讼制度的经济诉讼制度。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学者就以专著的形式探讨了经济诉讼问题，认为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将会应运而生”。［3］(P2)这些学者的理由是:一是经济法作为实体法客观上存在着需要之相配套的独立的经济诉讼法;二是实践中大量现存诉讼制度所无法解决的纠纷客观上要求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二是否定说。以“大民事”诉讼说和完全依附说为代表。他们的主张大致概括为现存的诉讼制度基本上是可以处理经济诉讼纠纷，“我国应建立‘民众诉政府’的民诉制度和‘政府诉民众’的公诉制度，通过正当且及时合法有效的途径，来处理包含有行政及公共因素的经济纠纷。”［4］(P53)这一学说的理论前提是认为经济法仅为民事法律制度或行政法律制度的一个分支。三是折中说。以经济公益诉讼说和特别诉讼制度说为代表。这两种学说又有较大差异。前者认为“经济法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法，违反经济法，侵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要通过法院追究违反经济法、侵害社会公益行为的法律责任，就必须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进行诉讼制度上的变革。［5］(P85)后者认为“在现有的诉讼制度的基础之上构建一套与经济法相适应的诉讼制度，通过创设若干特别诉讼制度明确规定相关的诉讼程序把经济诉讼案件交由普通法院审理”［6］(P365)。前者的理由是:在经济法领域内，出现了大量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差异明显且与社会公益相关的案件而现有的三大诉讼制度却无法解决，进而产生了对传统的三大诉讼制度进行改革的需要。后者的理由如下:①特别诉讼制度并不影响经济法这一独立部门法的地位;②现有的诉讼制度经过改良可以基本满足实现经济法可诉性的要求;③可以充分利用既有的诉讼制度资源，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7］(P85)这两种学说的共同点是在现有三大诉讼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
(二)对学术界关于当前我国经济诉讼实现方式观点的评析
笔者认为，“独立经济诉讼说”这种激进式的做法很难协调好与三大诉讼制度的关系，如果建立，很可能在实践中产生的混乱。“大民事”诉讼说对法的性质及其社会关系的调整作“一刀切式”的划分，主张凡“刑”之外的法都是属于“民”，而不局限于“私”的关系或“私事”，这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模式。我国的许多制度是建立在我国现有的法律部门的划分的基础之上的，采用“大民事”制度与我国国情不符。“综合经济诉讼说”因欠缺对经济诉讼的特有属性及与其他诉讼的区别研究，因此，对经济法的诉讼问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完全依附说与经济法学界所认同的经济法是区别于民法、行政法的一个独立部门法的观念存在实质性分歧，难以被学术界所接受。“经济公益诉讼说”的合理性在于指明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特殊之处。经济公益诉讼的重要特征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因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公益受到侵犯时，可以作为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代表国家经济违法行为的侵权主体。该学说设定了较低的原告资格，设立了奖励制度等相关制度，从而体现经济法理念，适应经济法纠纷的特殊性，这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从实质上来说，只能是一种补充性的，无法与三大诉讼制度并列的诉讼形式。其弊端主要表现在经济公益诉讼极易发生“滥诉”现象，避免“滥诉”现象的发生又必须对条件从严管制，那么其适用面将会变得非常窄。特别诉讼制度说是现行制度下的一种改良，这种模式既能满足经济法纠纷的特殊性对其诉讼机制的特殊要求，又可以很好地与三大诉讼制度衔接，具有较大的可行性，最大可能地利用既有司法资源。它有以下优点:(1)恰当地将特别诉讼制度与现有的三大诉讼制度衔接，避免制度上的重叠，既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又有利于降低制度成本。(2)巧妙地绕开纠纷类型性质的识别和诉讼程序选择这一难题，有利于实施。这一模式明显要比移植或重新建构一套诉讼制度在实践上更为可行。
关于当前我国经济诉讼模式选择的探讨
(一)经济诉权理论的发展仍不成熟
大多数经济法律、法规对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规定的比较详细，但对权利救济的相关规定则极为稀少;使诉权的实现陷入困境。在适用法律过程中，行政机关经常参与司法事务，司法权受制于行政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导致行政与司法混同，这妨碍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相对人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讼，而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则不能提讼。尤其是在宏观调控领域中，行为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因此，对于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往往无法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实体法的发展总是要引起程序法的发展，经济诉讼所解决的经济纠纷应当是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以及强制性规范所导致的冲突;而民事诉讼所解决则应是违反民事法律规范所导致的冲突。此外，经济法在调整方法上的特殊性也严重影响了经济法的可诉性。经济法在调整方法上有大量的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并存的特点，尤其是偏好采用提倡性规范。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在国家经济调节行为的指导性、提倡性的作用下经济纠纷产生的可行性减少，运用诉讼手段解决纠纷的需求并不急切，这对经济法的可诉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制度成本的增加
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则，并不为某一人的利益服务，它总是为一个群体所拥有。任何制度的兴替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实践是对本国现行的诉讼制度进行改良和修补从而解决当前经济纠纷，我国若打破现有的诉讼制度进行重构，必定增加制度成本，此外，诉讼法学界亦未形成通识也影响了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的建立。那么，当前我国应该寻求哪一种最佳的经济诉讼模式呢?笔者认为，对于经济纠纷的解决不应该采取上述诸种模式中的一种，搞“一刀切”。毕竟，经济法在我国现在的历史背景下的发展以及经济法自身的特殊性导致了现在对经济诉讼模式探求应该是“博采众家之长”，所以，笔者建议:应该以特别诉讼制度为基础，把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明文列入在民事诉讼法或者行政诉讼法之中，以私益的形式提起经济公益诉讼。具体来说，当前经济诉讼模式的构建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层次(见图1):首先，作为解决经济纠纷重要救济渠道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应明确规定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被调节主体之间签订仲裁协议或在发生经济纠纷之后可以选择仲裁。其次，经济纠纷中的案件能由既存的三大诉讼法来调整的，则不将其归入经济诉讼的范畴。再次，值诉讼法修改之际，笔者建议，应将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明文列入在民事诉讼法或者行政诉讼法之中，以私益的形式提起经济公益诉讼。也许有学者会认为，既然股东派生诉讼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是有违实体公正价值的，将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列入民事诉讼法之中与前述分析岂不矛盾?值得说明的是，笔者认为，股东派生诉讼的性质是属于经济公益诉讼，但目前经济公益诉讼与既有的三大诉讼制度不能相协调，此建议是从归类角度出发，把经济公益诉讼划归到某一程序法的考虑。法律的核心理念是权利。“无救济就无权利”。因此建立一种完善的权利救济制度，使缺损的权利得到及时的救济，意义特别重大。［8］(P445)经济分析法学认为，决定法的内容和发展的因素不仅确实存在，而且不能在法的内部而必须在法之外去寻找。因而它主张去分析和研究现行的实在法中所内含和体现的经济效益问题。它认为，经济效益是法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法为之服务的目标，法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做出有效益的选择。法律的目的就是使行为的社会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实现社会最佳效益。对于权利救济而言，一种合理的救济制度可以有效地配置各种救济资源，使其效用达到最大化，既可以满足社会对权利救济的潜在需求，又可以防止盲目寻求救济，从而节约救济资源。所以笔者认为，在经济诉讼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既能保证股东权利得以救济，又能节约制度成本。当然，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中设立经济公益诉讼，只是适应当前需要，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这种制度配置不能给经济纠纷提供充分的救济时，独立经济诉讼制度的建立是有可能的。维护私人的权益始终是诉讼最根本的动力源泉。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受案范围包括以下9个方面:(1)环境污染;(2)消费者权益保护;(3)侵犯国有资产;(4)政府;(5)政府不作为;(6)侵犯社会福利;(7)侵犯平等权;(8)破坏社会公益事业(主要包括文教医卫等);(9)侵害其他经济公益等。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学者提出任何公众、社会团体、人民检察院都可以提起公益诉讼。②笔者则认为应当由公民个人向法院提讼，法院经审查后通过一定期限公告的方式通知不特定的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人，判决不服公告期限届满，由这些利害关系人推选一定数额的代表参加诉讼，不服一审判决的还可以提起上诉，终审判决以公告的方式公布，以避免以后他人针对同类纠纷再次提讼，另外，如果原告一方胜诉还应给予一定数额的奖励。这种方式的优点有四点:(1)既节约了制度成本又有效地防止了“滥诉”;(2)有利于防止单个公民因势单力孤难以与公益损害主体相抗衡，承担败诉的后果;(3)有利于防止公民在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提讼时，因检察院怠于行使或不予受理，导致公民申请救济途径无门;(4)以公告的方式通知不特定的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人可以使法院了解公众对此类公益损害案件的关注程度，还可以形成一种舆论压力，避免公益侵权的发生。最后，对于现行的三大诉讼法和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仍不能解决经济纠纷的案件，人民法院内部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立若干专门法庭如反垄断庭、反不正当竞争庭等来审理此类案件。
随着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人们的精神物质水平不断地提高，传统的婚姻模式和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随之而来的家庭的矛盾增多、离婚率上升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现对近年来本地一些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问题的案件进行了分析比较，得出以下一些粗浅的看法和建议。
一是双方相处的时间较短即步入婚姻的，离婚率比较高；
二是双方结婚时年龄较小的，离婚率较高；
三是同等年龄但是独生子女的，离婚率较高；
四是提出离婚诉讼的女性高于男性。男方提出离婚的主要原因有：性格不和及无感情基础、经济纠纷及对当前生活不满；而女性提出的离婚理由主要是：丈夫虐待妻子、性格不合、丈夫有外遇及经济纠纷。
农村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在群众中的被认知率还是较高的，他们普遍认为：1、调解可以赋予双方当事人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发挥当事人的主导地位作用；2、调解可以减少诉讼过程中的冲突。由于此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要么是夫妻，要么是父子，要么是兄弟姐妹，亲情一旦变成法庭上的针锋相对，对任何一方都是极大地伤害，而调解则可以避免此种情形，有利于在解决此类纠纷时维护双方当事人的长远利益和友好关系；3、调解可以使这类纠纷的解决程序更快速、更简便、更经济，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4、调解达成的协议是以合意为基础的，更易为当事人实际履行，可避免以后执行的困难，实现了调解与执行的有机统一。
一是提高认识。婚姻家庭案件特别是离婚案件涉及个人隐私，在调解家庭矛盾纠纷时，往往采取不作褒贬，息事宁人的中立态度，因此只要当事人提出离婚诉讼，对方同意离婚，不管是否符合判决离婚的条件（夫妻感情完全破裂，调解离婚的除外），一律判决离婚。但婚姻家庭纠纷往往是种种情感纠葛，调解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双方得不到及时的调解，一朝发泄，做出非理智的选择，影响社会的稳定。
二是注重方法。调解人员在调解婚姻家庭纠纷时，对每一案件的婚姻基础、婚后感情、产生矛盾的原因及家庭生活的现状都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同时要注重调解方法，提高调解质量。如因双方当事人自主意识过强引起的纠纷，采取分析过错法，指明各自的过错，让当事人对纠纷的处理进行自我估量；对曾有深厚感情基础的夫妻，采取唤起旧情法，寻找矛盾调和点，选准感化点，用他们之间尚存的真情，唤醒双方的良知和理智，化解矛盾；对因一方具有明显的违法性，同时在道德上也具有强烈的可谴责性引起的纠纷，采取批评教育法，促进当事人反省以达到调解的目的；对因家庭小事日积月累引起的纠纷，采取耐心倾听法，让当事人先把心中的怨气发泄出来，当事人在充分发表意见后，气就消了大半，这时候，再引导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剖析，一般情况下，当事人都会反省自身，另一方见对方认识到不对，也会顺着台阶往下走，调解工作自然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三是健全机制。婚姻家庭纠纷具有广泛性、复杂性、群体性等特点，有时仅靠一个部门，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家庭暴力、婚外情等现象。要建立相关部门联>！
“我不能成为首富，但我可以绑架他儿子。”每到失意或兴奋时，“小炮仗”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口上。“小炮仗”最大的人生目标是成为绑匪。
“小炮仗”是四川人，2005年10月，他将迎来20岁生日。他没有社会认可的正规职业，靠混迹江湖为生。
中国对绑架犯罪行为的惩罚十分严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9条规定，构成绑架罪的应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致人质死亡或杀害人质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如此严重的惩罚，难道没有吓住像“小炮仗”这样的蠢蠢欲动者吗?那些绑匪，真的是被少数人认为的所谓“侠匪”吗?
2005年4月，《望东方周刊》记者见到了“小炮仗”这位对“绑匪事业”充满憧憬的年轻人时，他叼着烟、喝着酒，在宁波月湖边的一家小酒店里做着当绑匪的“白日梦”。
绑匪是好逸恶劳、祸害社会的人
“小炮仗”17岁那年高中辍学后，来到浙江宁波等地“闯荡江湖”。三年来，他一直以边缘职业为生。平时，他喜欢跟着还算不上黑社会的“混混”出入各种娱乐场所，收些“闲钱”；偶尔还帮赌徒看看场子、望望风，拿些小费；有时还会成为警方、媒体的线人；每到年关、暑假，他就在宁波、上海等地火车站卖黄牛票。
但让“小炮仗”留下“江湖名声”的，当然不止是这些杂活。他每逢春节年关，还会和一群人，在浙北、苏南和浙东一带的乡村，拿着炮仗、烟花，到当地富豪家门口放“炮仗”，主人受惊走出房门时，一群人和“小炮仗”一起，盯着主人邪邪地笑。这些富豪多半会以几百、上千甚至更多的钱买下他们手中不值百元的炮仗烟火。“小炮仗”尽管年龄不大，但团伙中经常由他探路、摸底，而且拜年屡屡得手，也就留下“小炮仗”的绰号。正经人都对“小炮仗”这种做法，非常厌恶。
尽管“小炮仗”没有固定职业，但由于许多偏门邪道都挺来钱，所以他自称2005年春节回家过年时，带子四万多存款回家。
“谁都希望成为富翁，我当然也想。在我看来，只有绑架富豪才能快速致富了。现在看场子呀，放炮仗呀，卖火车票呀都是在做小事，都是在积累经验，但愿有一天能成大事。”
尽管《望东方周刊》记者多次向其指明，他的“梦想”一旦成真就是严重犯罪，是罪大恶极、没有翻身希望的罪行，但“小炮仗”却似乎并不为所动，“要回报总会有风险。哪有做强盗的肯定不会被抓呢?”
言谈中，“小炮仗”对打工很不屑。据了解，像“小炮仗”这样好逸恶劳、不愿吃苦而企图通过不法手段走捷径赚大钱的人，占了绑匪的绝大多数。
贫穷不是产生犯罪的土壤
一份绑架案的研究论文对绑架犯罪分子的成员特点作了这样的总结：“作案成员多以男性为主，文化程度较低且趋向低龄化，一些犯罪成员个性上表现出明显的性格缺陷和心理障碍。职业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告诉《望东方周刊》，应该承认，不少绑匪是所谓的“三无”人员，经济上属于低收入人群。
7月10日，在成都召开的“和谐社会成都论坛”上，有专家指出，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由十大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其中，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包括失业、失地、待业的人员等，他们首次成为一个阶层。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保护低收入阶层的权利，而这个阶层中的绝大部分人，遵纪守法，在逆境中自强不息。“中国的穷人是最具有忍耐性的，最安分守己的。那些绑匪和他们本身所处的阶层并没有直接联系。”江西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法律系主任邓国良教授告诉《望东方周刊》。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于海教授告诉《望东方周刊》，中国实施绑架的人群，大体上可分为：亡命之徒；想入非非的年轻人；利益当事人。他说：“绑架案件的形成，主要还是犯罪分子自身原因。”
温州商人许明同意于海教授的观点，他说，仔细观察，多数绑匪是因为经济纠纷、赌博、吸毒等原因而实施犯罪行为的，或者是与心理变态扭曲、社会风气差等有关。从目前来看，绝大多数不甘于现状的底层民众，选择走的是合法致富的道路，比如考大学、学手艺、打工、自己做小老板等等。
他特别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这两代富豪，特别是东南沿海白手起家的这批富豪，本身就是从底层民众个人奋斗才致富的。宁可穷死也不做绑匪杀人，这是底层民众的主流心态。
不过，专家还是提醒必须关注产生绑匪的复杂原因。中国公安大学公安学教授王大伟表示，对绑架犯罪进行深入的分析，需要建立成因模型，要从社会震荡源和社会生态系统两个层面去分析。
“一些社会现象非常容易影响到孩子。”周孝正对记者说。他认为，“抬头向钱看，低头向钱看”正在局部地区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资本可以进入任何领域，却不能进入灵魂。
张昌荣也表示，学校对于品德教育的忽视，教材脱离实际生活，社会某些领域的功利主义倾向，致使很多实施绑架者，没有畏惧感。
经济纠纷：制造绑匪的重要原因
2005年6月，上海的蔡先生遭遇了一起熟人绑架案。绑匪索要43万元，让蔡先生赎其儿子。
在警方的努力下，这起案子在三天内就告破。警方发现，这起绑架案的绑匪原本与蔡家有经济纠纷，多次索要不成，绑匪才决定实施绑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陈刚表示，目前，因为债务，合同，拖欠工资等经济纠纷所引发的绑架案件正在逐年上升，绑架金额增加，从早年的三五万元，到现在的数十万、数百万元之巨。
另外，地下金融组织中的“抬会”、“标会”等组织的崩溃，也会导致绑架、非法拘禁等案件大幅上升。
1985年9月，郑乐芬夫妇合谋组织了“民间金融互助会”。这两位连小学文化都没有的农民，在资金稀缺的80年代中期，就控制着上亿元的资金。
1985年“抬会”被取缔后，在乐清县引起了一场巨大骚乱，会员急于向中小会主索回会款，甚至采用绑架人质、非法拘禁等手段，造成了三人死亡、53人被绑架和非法拘禁。不仅在乐清，平阳也先后发生过两次“会案”，共涉及资金几十亿元、造成几十人非正常死亡。
“经济起步阶段，矛盾比较多，容易引发绑架。”张昌荣告诉《望东方周刊》，在2003年的福建绑架案发生地的排名中，福州、莆田位居一二名，泉州、临清并列第三。张昌荣教授特别注意了临清，他表示，临清地理位置偏僻，经济落后，却上升为绑架案的高发区，与当地经济起步，容易产生动荡有关，由经济纠纷产生的绑架案逐步增加。经济的大起大落，债务纠纷增多，也容易发生绑架案件。
除了经济纠纷之外，各种违法犯罪案件常常是制造绑匪的直接“幕后指使人”。
关键词：经济法诉讼制度 可诉性 缺陷 完善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6-0008-01
一、经济法的可诉性
从法的可诉性的概念可以得出，经济法可诉性是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经济纠纷的属性。这种属性本身不存在缺陷与完美之分，只是其实现的诉讼机制具有缺陷和完善之别。因此，可以说经济法可诉性的缺陷就是其实现的诉讼机制存在缺陷。
二、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模式
为弥补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的缺陷，经济法学者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一）大民事诉讼说
这种观点主张应将国家及其政府在履行各种经济管理职能时发生的纠纷通过民事诉讼予以救济。也就是说经济法的诉讼纠纷应该归于民事诉讼范畴。
（二）独立经济诉讼说
这种观点主张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和方法，因此需要独立的诉讼制度。另外，实践中新产生的法律责任形式也超出了现行三大程序法的调整范围，因而有必要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
（三）经济公益诉讼说
由于经济法的诉讼目的通常具有公益性，为了方便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公众或社会组织人能以原告的名义对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人提讼，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有很大一部分学者提出建立经济公益诉讼。
（四）特别诉讼程序说
有学者认为由于少数经济纠纷尚无法利用既有的诉讼制度解决，因此应创设若干特别诉讼程序予以解决。特别诉讼制度可以在诉讼当事人范围、若干诉讼程序、审判组织等方面做出不同于既有诉讼制度的规定。
以上几种观点有其合理的地方，但也有明显的不足。笔者认为，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必须从整体上对完善我国的经济法诉讼制度进行思考，完善我国经济法的实体规范和诉讼程序上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三、经济法诉讼制度的缺陷
我国现行诉讼制度并没有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对于解决各种经济纠纷，我国是在三大诉讼法中做出相应的规定。但纵观三大诉讼法对于经济诉讼的相关规定，其中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一）行政诉讼对抽象行政行为无能为力
我国行政诉讼受理的都是具体行政行为，将抽象行政行为拒之门外，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中的很多不合法的抽象行政行为得不到有效规制，因此行政诉讼也就不能担当起解决市场经济中的所有因行政行为所带来的纠纷的重任。
（二）民事、刑事诉讼对公益诉讼无能为力
在民事、刑事诉讼制度中，一般来说提讼的主体都是具体明确的，而在市场经济中一些危害公共利益的经济行为很多时候侵害的是不特定主体的利益，而这种损失往往又不易精确计算，这样的诉讼应该由谁来提起，民事和刑事诉讼显然是无法解决的，但我国经济法也并没作出规定。
（三）经济法规中诉讼制度自身存在缺失
我国经济法对经济主体的权利（权力）义务规定的十分详尽，但对权利的诉讼救济却很少作具体可行的明确规定。经济法规范由于缺乏可诉性的实现途径，以至于法的效果未能实现，并不能实现立法者的初衷。
四、经济法诉讼制度的完善思考
为了使经济法更具有操作性、时效性，需要明确经济法责任的适用，赋予主体经济诉权，规定权利救济、特别是司法救济途径。
（一）明确规定经济诉权
经济法诉讼制度中应该赋予广泛主体以经济诉权。将享有经济诉权的主体扩大至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公众，包括社会公众、消费者团体、行业协会、现实的潜在竞争者及有相关职责的机关。调动社会公众的公益法律意识，为当事人提供更为全面的权利救济。
（二）明确经济法律责任
经济法律责任是专指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所持有的责任范畴，它具有公、私法责任的特点。在对违法经济法的行为追究责任时不能只追究其民事、刑事和行政责任，还应该追究相关责任者的经济责任。只有明确经济法律责任才能有效的制裁经济违法行为、解决经济冲突，节省诉讼资源，体现经济诉讼的诉讼经济。
（三）创设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由于传统的三大诉讼对一些特殊的经济诉讼纠纷无能为力，我国有必要创设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创设经济公益诉讼可以说是对传统诉讼法进行理念性更新。经济公益诉讼对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有很关键的作用，因此立法有必要对提起公益诉讼有一定的激励机制。
（四）创立经济派生诉讼制度
除了建立经济公益诉讼之外，还应该建立经济派生诉讼，即在团体利益遭受侵害、而团体怠于行动时，允许团体成员代表团体提讼。
（五）完善现有经济诉讼程序
作为独立的部门法，经济法应该利用好传统的三大诉讼资源，同时还应该尽力完善经济诉讼制度。
首先，应该对经济诉讼当事人的范围、诉讼对象的规定、诉讼目的、诉讼费用的承担以及举证责任的分担等方面作出不同于既有诉讼制度的具体规定。
其次，明确规定相关的诉讼程序，在有关经济法规中明确规定有关诉讼程序，确立特别的诉讼程序或者对既有的诉讼法规定进行补充或变通；另外在必要时可以制定一些单行的经济诉讼程序法。
再次，根据需要设立专门的诉讼法庭。考虑到经济诉讼案件在内容上和某些诉讼程序上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内部可根据实际需要成立若干专门法庭如反垄断法庭等审理相关的经济诉讼案件。
参考文献：
[1]刘沫茹，安龙.《论我国经济法可诉性及其制度构建》，载《法制与社会》，2007年5月.
[2]雷兴虎，张明华.《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之构建》，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6月.
[3]史际春，孙虹.《论“大民事”》，夏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一、涉油侵权案件的基本情况 二、涉油侵权案件的成因分析
一是油田在征用土地补偿、污染赔偿方式方面的问题。长期以来，油田在征用土地补偿、污染赔偿等方面，由油田工农科与当地政府油区办协商处理。油田对所征土地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等往往通过政府或村委会转手补偿给当事人。但是这种赔偿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油田补偿损失是法律规定的民事行为，应由油田和被征用土地、污染的单位或个人协商，协商的内容包括赔偿的支付方式、支付途径、支付数额等。油田单方决定赔偿款，没有征求被赔偿人的意见，且没有直接支付给被赔偿人，这种赔偿方式容易引发矛盾。
二是村务不公开带来矛盾。油田赔偿款数额较大，群众相当关注。但是个别村庄村务不公开，群众即使拿到赔偿款也认为赔偿的数额少或者分配不公平。这种问题成为群众阻拦油田生产的借口，有的借此与油田单位发生纠纷，阻碍油田生产。
三是新油区群众不知如何处理油田赔偿引发的矛盾较为突出。随着油田生产开发范围的拓展，形成了一些新的油区村庄。这些新油区的群众对处理征地、污染赔偿款方面的方法、途径、赔偿计算方法、数额等不了解，容易造成矛盾。有的当事人“漫天要价”，有的村庄男女老幼都参与到纠纷中。如胜坨海西村以油田施工影响其庄稼排水淹灌了庄稼为由强行阻拦油田生产，有几百人参与了纠纷。
四是油田污染引发了新型的排污纠纷。如环境噪声影响纠纷案件。有的群众提出油田生产噪声影响了其养殖的家禽、牲畜的生长，而油田单位不接受该类型的索赔。群众往往采取阻拦油田生产、扣押车辆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使小纠纷引发成矛盾，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今年，垦利县法院受理了2件此类案件。
五是个别村委领导班子软弱涣散导致矛盾纠纷迟迟不能解决。涉油纠纷发生时，有的油区村庄村委不出面，任凭事态发展。参与纠纷的群众更没有统一、明确的处理意见，导致无法协商解决纠纷。
六是法律宣传针对性不强，群众法律意识淡薄。面向油区群众的普法宣传重点不突出，对涉油纠纷的处理途径、国家对征用土地、排污赔偿等方面的具体规定宣传力度不够。
三、解决涉油纠纷案件对策
三、解决涉油纠纷案件对策
油地纠纷的解决，必须本着“防重于治”的原则解决，否则经济损失大，矛盾加深，诉讼成本也相应增加，应重点从以下方面抓起：
（一）理顺油区综合治理关系，成立专门处理机构。东营区政法委成立了专门处理油地问题的“油区治理指挥中心”，一切“涉油”问题均由其处理。可以借鉴东营区的做法，成立专门的机构，充分发挥统一的组织和协调功能，健全规章制度，逐步建立起处理“涉油”问题的长效机制。
（二）依法建立、健全、强化村领导班子。油地纠纷能不能顺利解决，有一个代表民意的坚强的村领导班子很关键，因此，应进一步加强群众民主政治建设，把那些有威望、有知识、有文化，识大体，顾大局的成员选进领导班子，并由有关部门进行指导，有助于涉油纠纷解决。
（三）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建立、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由司法机关帮助培训、指导人民调解员，提高人民调解员依法调解的能力和水平，发挥他们在调解涉油案件纠纷中的作用。对发生的涉油纠纷，有关司法行政机关应主动及时地帮助指导，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的作用，防止事态扩大。
（四）建立油地经济纠纷的新协商机制。改革传统的赔偿方式，在涉油经济纠纷经常发生的村庄，尽力促成群众选出代表，或有村委代表群众出面，建立一个油田和地方的对话协商机制，把纠纷摆在当面，说在明处，使双方在互谅互让中解决。
（五）继续深化村务公开制度。对群众关注的油污赔偿问题，由村委采取多种形式使村务公开、公正、透明。油地赔偿的协商，要有受赔偿人参加，村委成员可以提供协助。
（六）抓好宣传教育，重点抓好对新油区群众法制宣传工作。
油地双方可以对赔偿标准、赔偿范围、赔偿程序等问题，共同进行分析研究，制定统一的规范性文件，使各项问题规范化，有明确的依据，对征地、排污赔偿方面的知识重点宣传。在油田搞好开发建设前，必要的油污赔偿宣传工作更要走在前头。把法庭工作职责、工作制度打印成宣传材料，在农村集市上设立咨询台，分发宣传材料。组织干警深入到油田企业以讲法制课的形式进行普法宣传，使他们初步掌握一些基础性的法律知识。
（七）对以身试法者从严惩处。在涉油纠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对妄图索取巨额赔偿，甚至借机闹事的，对触犯法律但没有构成犯罪的，可由公安部门给予行政处罚，对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锐意创新，大胆进取，建章立制促稳定。从以往油区中涉油案件发生纠纷的情况看，涉油案件往往是因污染、侵权、征用土地等而产生的纠纷，争议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复杂，难以协调，有的纠纷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油区秩序的稳定。因此，法庭为适应油区案件的特点，采取以下工作方法：一、巡回法庭审理油区案件中，除特殊情况外，一律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周期要求简易案件一月内审结；复杂案件三月内审结；二是油区巡回法庭在工作中本着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解决纠纷，情况比较紧急的采取诉（庭）前处理的办法；三是从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角度出发进行诉前调解，四是关于无理妨碍油田施工的纠纷，可以按照“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予以提起民事诉讼。并可以申请先予执行；五是在施工准备阶段，经做工作当事人无理阻碍油田企业正常施工，可以按照“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提起民事诉讼，并可以申请先予执行。通过采取以上方法，旨在更好的发挥巡回法庭的审判、服务职能作用，充分维护油田企业的合法权益。油区巡回法庭在成立后，针对涉油案件多次召开专场分析会，了解涉油案件的事件起因、特点、矛盾焦点，为顺利审理案件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涉油案件往往具有牵扯人数多，争议数额大，利益关系复杂、难以处理等特点，对涉油案件重点调度，明确干警职责，以稳定油区工作大局，促进油区经济发展为工作的重点，初步制定出“调解为主，判决为辅，主动处理，化解纠纷”的工作目标，审判员多年来在油区腹地从事审判工作，积累了处理油地纠纷案件的丰富经验，为充分发挥法庭职能打下基础。2003年，我庭严格按照我院制订的油区巡回法庭工作方针，认真审理涉油案件，慎处油地纠纷，力求既要保证油田的正常生产，又要不使矛盾激化。
油地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是几十年来双方形成的良好的传统，必须正确对待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油地经济密切结合，共同发展的关系只能加强，不能破坏，否则对双方都产生不利的影响。作为法院，更要全面分析涉油案件的新特点新情况，积极总结审判经验，以良好的审判促使经济的良性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
民间借贷案件的特点和规律
·案件数量急增，借款规模大，利率高
2008年1—8月，上虞法院共受理2257件经济纠纷案件，其中民间借贷案件1159件，占民商事案件总量的51.35%，同比上升81.66%，远远超过买卖合同、借款合同、农村承包合同等传统经济纠纷案件，总体上表现出民间借贷案件急增的态势。
2008年1—8月受理的1159件借贷案件，诉讼标的总金额达2.12亿元，同比上升了444%，这些案件基本上借款规模都很大。其中，被执行人为绍兴萨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和上虞市萨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的47件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中，涉执行标的3000多万元。再如龚某民间借贷纠纷系列案，共有案件15件，合计标的达3500余万元。
国家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利率不得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按目前银行贷款年利率7.5%计算，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月利率不得高于2.5%。然而，大部分民间借贷案件中双方约定的月利率基本上都在5%至10%之间，有的甚至出现日息1%的约定，部分案件还出现逾期归还则每日借款总额1%的违约金这种变相高利贷的现象。
·借贷行为中违法、非法情况突出
部分当事人是为了赌博才借款的，但在借条中不会注明，庭审又拿不出证据，因此法院也很难查明。民间借贷的违法性主要体现在高利贷上，几乎所有的借贷都是超过国家规定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有的还会再约定高额违约金。这类违约金都是以每日百分之几来计算，与利息无异，实际上是变相高利贷。还有，很多借条上只写明借款数额，没有写明利率，诉讼时当事人也不主张利息，只要本金，但实际上贷款人在给付现金时已经将利息扣除，这也是违法的，违反了民间借贷不得提前扣除利息的规定，提前扣除的利息要从本金中扣除。
讨债中的违法现象更是普遍而触目惊心。部分担保公司、私人借款往往与黑社会势力有联系，因索取债务而导致的非法拘禁、扣押人质甚至绑架案件增多，成为危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民间借贷形式下，还隐藏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金融犯罪活动。
·涉诉的濒临停产倒闭企业日益增多
2008年1至8月，我院共受理因民间借贷而濒临停产倒闭的有8家企业共164件诉讼案件，涉案标的达7954万元。具体为，绍兴萨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涉案标的2802万元，上虞市辉瑞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涉案标的2212万元，上虞市恒迪光电有限公司涉案标的1200万元，上虞市五车堰纸箱厂涉案标的605万元，上虞市鼎鑫模塑厂涉案标的485万元，上虞市崧厦吉利羊毛衫厂涉案标的达335万元，上虞市萨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涉案标的190万元，上虞市崧厦龙凯伞厂涉案标的125万元。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国际、国内两个因素。国际上，全球经济不景气，美国的金融危机产生全球性经济危机，更使中国今年出口贸易量大幅下降，严重影响了上虞市外向型的民营企业，很多企业因产品销路问题而停产倒闭。在国内，我国经济也遭遇寒冬，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中小企业的生存日益艰难，以致出现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停产倒闭的现象。
·案件送达难，被告多不出庭
借贷案件多是贷款人多次催讨无着、借款人债务累累不得不外出逃债才进入诉讼程序的，这时的被告往往是下落不明。被告不出庭对案件的审理产生很多不利影响。
在程序上，因为被告外出逃债，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往往失败，法院不得以只能改用公告送达。由于我国法律规定，公告送达的时间为两个月，这样再加上案件的审理时间，一个民间借贷案件最少需要两个半月才能审结，这在如今诉讼爆炸、案多人少的环境下，占用了很多审判资源，也容易使案件超出审限，这正是造成法院现在 “三多”局面中“未结案多”的重要原因。
在实体上，因为被告不出庭，对案件的审理影响更大。被告不出庭，使得庭审中质证、辩论两阶段原告方一方主导，具体可能会产生以下不利影响：借款是否用于赌博等非法活动难以查清；只写明借款数额未约定利息的借条难以认定贷款人是否已将利息从中扣除；是否为“阴阳借条”也不易认定；对借款本金利息是否已有部分归还难以认定。
应对民间借贷案件的策略及措施
笔者针对民间借贷案件本身的特殊性，认为当前应在把现有审判制度用好、用尽的前提下，探索制度创新和审判思路创新，具体可以采取以下策略和措施：
加强学习和调研，深入研究新类型、复合型案件。
首先，着力提高审判人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引导审判人员牢固树立公正司法的理念，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尤其注重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慎重审理涉及困难企业的诉讼案件，着力促进社会稳定。
其次，大力提高审判人员的业务能力，练就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火眼金睛。通过召开庭务会，组织干警调查研究、交流经验，共同提高业务能力；认真学习法条和法律精神，保证法律准绳的公正性；同时在细节上下功夫，深入调查，增强对借条、当事人陈述真假的辨别能力，针对被告不到庭、难以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必要时主动调查取证，坚决查清是否为高利贷、资金是否用于非法活动。
·充分运用调解制度、简易程序，最大程度减少社会矛盾
大多数民间借贷案件本身属于邻里纠纷，适用调解能让这种纠纷化解于和气之中，大大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而且有利于节约审判资源。针对民间借贷案件的特点，我们应在立案、审理、执行的各个阶段，都积极主动适用调解制度，同时，与指导民间调解有机结合，与人民调解室形成互动，拓宽调解辐射面。实践证明，运用调解制度解决民间借贷纠纷十分有效。
部分民间借贷案件事实清楚，标的也小，在不影响案件公正的情况下，我们提倡与诉讼机制相结合，积极扩大简易程序审理范围，最大限度促成当事人对话和沟通，节约司法资源，这样也能大大提高审判效率。
·注重社会效果，慎重审理涉及困难企业的案件
鉴于这些企业在市民就业、发展经济、促进社会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不影响公正司法的情况下，发挥能动司法作用，对有发展前景的困难企业予以适当的扶持，是十分必要的。
对涉及有发展前景的困难企业的借贷案件，我们在依法审理和执行的前提下，应慎重采用财产保全措施，尽可能采用调解方式化解纠纷，尽可能减少有挽救希望企业的关门倒闭，尽可能适用司法重整和和解程序。
能动司法，积极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
纠纷特点
涉案人数多,主体难以确定。彩礼的给付并不是男女之间的事,而是牵涉两个家庭甚至两个家族。起诉时,原告往往不仅将对方女子列为被告,还将对方父母作为被告,甚至将媒人做为第三人。我国相关法律只是规定,给付方可以请求返还彩礼,但实践中,收受彩礼的可能是女方或女方父母抑或共同收受。被告主体的不确定给纠纷的处理增加了困难。
礼金数额大,名目品种繁多。彩礼数额少则三五万,多则七八上十万,是一个普通家庭一年收入的数倍,除正常的订婚礼金和简单的衣物外,现在已发展为要有项链、戒指、耳环、手镯等金银首饰,有的还要求有房有车。
言词证据多,礼金数额难查清。男方在支付礼金的时候,往往是直接交给女方父母或女方,不会要求女方写收条。在一方不承认收到礼金的情况下,法院难以查清。有些虽是经过媒人交付礼金,但媒人一般都是双方的近亲属或朋友,一旦发生纠纷,媒人肯定是站在一方当事人一边或者干脆置之不理,不出庭作证。
情法冲突多,矛盾难以化解。按照农村风俗,如果是男方提出解除婚约,女方无需返还彩礼,反之,女方要自动返还彩礼。这种习惯在农村根深蒂固,导致居中处理纠纷的法官十分被动,调撤难度很大。而给付彩礼一方当事人极容易因彩礼给付导致家庭困难,甚至举债。该类纠纷处理不好,不仅会引发给付一方与他人的经济纠纷,而且会因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演变成两个家庭甚至家族的矛盾,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
遏制对策
要切实解决农村地区返还彩礼纠纷日增的态势,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加大法治宣传。应深入乡村广泛开展法治宣传,通过巡回审判、典型案例,以案说法,并制作专门宣传资料散发群众,教育村民树立正确的恋爱、婚姻、家庭观,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新风尚,弱化甚至摒弃女方索要彩礼的思想。
引导当事人注意保存证据。结婚前,如有彩礼给付,应提前准备一份礼单,将订婚仪式及日常往来的彩礼数额及项目一一记录,男女双方要签字证明真实有效。这种做法虽然看似不近情理,但可保证纠纷发生后双方能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避免矛盾激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和各项法律法规的日益完备，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涉及法律的事务越来越多，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也日显重要。因此，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和企业家对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也格外重视。他们不仅聘请专业律师担任企业的法律顾问，甚至还成立专门的法律事务部门，聘用专业法律人员处理企业的法律事务，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法律与企业经营、管理的关系
企业经营、管理等活动与国家法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
一、依法治国已经作为国家的基本方针写进了《宪法》。在现代法制社会，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主要通过各种法律法规的实施来实现。企业作为国家经济活动的基本主体，必然也在国家法律法规调整的范围之列，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各经济主体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的。各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国家的法律法规，所以说所谓市场经济也即法制经济。参与市场经济的企业，如果不知法，不懂法，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之间因违法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在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也往往会由于不懂法而错失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机会。而知法守法的企业，则完全可以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使之免受任何不法侵害。
三、企业经营、管理的整个过程，从宏观上看，也可以理解为即各种经济合同的谈判、签订、履行、解决纠纷的过程。企业的经营目标，主要依赖各个经济合同的正常、实际履行来实现。而各个经济合同的谈判、签订、履行、和纠纷的处理，均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
四、企业依法签订的经济合同，是确立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也是企业实现其经济目的、解决经济纠纷的重要依据，所以，经济合同也可以理解为是国家法律法规在该企业的具体延伸。签订经济合同，对企业来说如同立法一样重要。所以，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如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或专业的法律工作者的参与，经济合同签订不好，企业的经济目的也往往难以顺利实现。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特点
企业作为国家法律调整的对象，企业法律事务工作必然有着不同于国家司法机关的自身的特点：
一、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企业领导重大决策过程中的法律事务。包括企业的设立，投资项目的选择、谈判，重大经济合同的签订，企业的改制、上市，企业重大问题、突发问题的处理等。主要涉及企业法、投资法、公司法、合同法、金融法等内容。
2、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法律事务。如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劳动人事的管理，经济合同的管理，金融税收的处理等等，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相关的法律问题。
3、解决各种经济、民事纠纷过程中的法律事务。除经济、民事纠纷涉及的有关经济、民事法律问题外，还有关于仲裁、诉讼、执行等程序性法律问题。
二、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不享有任何的执法的权力，而是着重与知法守法，防止发生法律冲突，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三、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主要以预防为主，以避免发生法律纠纷为目标，其次才是依法解决、处理已发生的法律纠纷。
四、企业法律事务工作涉及面广，涉及的部门、人员较多，涉及的工作内容复杂，企业法律事务往往处于配角地位，带有服务性质，所以要求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人员除必须掌握全面的法律知识外，还必须有高度的服务意识和良好的协作精神、奉献精神。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功能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功能主要三项：
一、预防功能
通过为企业领导进行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就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意见，参与、协助企业领导和员工的有关工作，起草、审查企业的经济合同和有关法律事务文书，解答企业职工的法律咨询等，使企业依法进行各项经营、管理活动，防止出现违法行为和各种法律漏洞，预防企业发生法律纠纷，避免企业经济损失。
二、挽救功能
在企业发生法律纠纷或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企业进行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活动，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避免或挽回企业的经济损失。
三、宣传教育功能
法律与企业经营、管理的关系
企业经营、管理等活动与国家法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
一、依法治国已经作为国家的基本方针写进了《宪法》。在现代法制社会，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主要通过各种法律法规的实施来实现。企业作为国家经济活动的基本主体，必然也在国家法律法规调整的范围之列，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各经济主体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的。各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国家的法律法规，所以说所谓市场经济也即法制经济。参与市场经济的企业，如果不知法，不懂法，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之间因违法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在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也往往会由于不懂法而错失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机会。而知法守法的企业，则完全可以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使之免受任何不法侵害。
三、企业经营、管理的整个过程，从宏观上看，也可以理解为即各种经济合同的谈判、签订、履行、解决纠纷的过程。企业的经营目标，主要依赖各个经济合同的正常、实际履行来实现。而各个经济合同的谈判、签订、履行、和纠纷的处理，均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
四、企业依法签订的经济合同，是确立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也是企业实现其经济目的、解决经济纠纷的重要依据，所以，经济合同也可以理解为是国家法律法规在该企业的具体延伸。签订经济合同，对企业来说如同立法一样重要。所以，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如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或专业的法律工作者的参与，经济合同签订不好，企业的经济目的也往往难以顺利实现。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特点
企业作为国家法律调整的对象，企业法律事务工作必然有着不同于国家司法机关的自身的特点：
一、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企业领导重大决策过程中的法律事务。包括企业的设立，投资项目的选择、谈判，重大经济合同的签订，企业的改制、上市，企业重大问题、突发问题的处理等。主要涉及企业法、投资法、公司法、合同法、金融法等内容。
2、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法律事务。如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劳动人事的管理，经济合同的管理，金融税收的处理等等，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相关的法律问题。
3、解决各种经济、民事纠纷过程中的法律事务。除经济、民事纠纷涉及的有关经济、民事法律问题外，还有关于仲裁、诉讼、执行等程序性法律问题。
二、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不享有任何的执法的权力，而是着重与知法守法，防止发生法律冲突，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三、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主要以预防为主，以避免发生法律纠纷为目标，其次才是依法解决、处理已发生的法律纠纷。
四、企业法律事务工作涉及面广，涉及的部门、人员较多，涉及的工作内容复杂，企业法律事务往往处于配角地位，带有服务性质，所以要求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人员除必须掌握全面的法律知识外，还必须有高度的服务意识和良好的协作精神、奉献精神。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功能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功能主要三项：
一、预防功能
通过为企业领导进行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就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意见，参与、协助企业领导和员工的有关工作，起草、审查企业的经济合同和有关法律事务文书，解答企业职工的法律咨询等，使企业依法进行各项经营、管理活动，防止出现违法行为和各种法律漏洞，预防企业发生法律纠纷，避免企业经济损失。
二、挽救功能
在企业发生法律纠纷或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企业进行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活动，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避免或挽回企业的经济损失。
三、宣传教育功能
关键词：强化执行力控制法律风险
中图分类号：C9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公司管理制度是为进一步深化企业管理，充分调动发挥公司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防范企业风险，切实维护公司利益和保障员工合法权益，规范公司全体员工的行为和职业道德，结合国家法律、政策等相关规定建立的一整套的制度体系。
公司管理管理制度具有以下功能：（1）依法制定的管理制度可以保障企业合法有序地运作，将公司的法律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2）好的企业管理制度可以保障企业的运作有序化、规范化，降低企业经营运作成本；（3）规章制度可以防止管理的任意性，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4）优秀的规章制度通过合理的设置权利义务责任，使职工能预测到自己的行为和努力的后果，激励员工为企业的目标和使命努力奋斗。（5）良好的规则制度为企业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企业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
因此，一个规范的企业，特别是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无不把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恪守视为企业经营与发展的生命线，并对其不遗其力地加以完善和维护。随着建筑市场的不断变化，各建筑施工企业在坚持原有各项规章制度的基础上，瞄准国际先进技术，立足于做好各项工程，不断拓宽施工领域，各级管理者不断地查找预期计划和实际结果的差距，并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弥补这些差距，保证施工企业不断走向成功。
有研究表明：一个企业的成功，30%靠策略，30%靠制度，40%靠执行。迈克尔．戴尔说：“执行力就是在每个环节都力求完美，切实执行”。GE的总裁杰克．韦尔奇说：“一个公司的效率不在于它的大楼，也不在于它的人员，更不在于它的会议，而在它的贯彻力度”。这都是在说执行力。就是说在执行制度上，力求切实有效地执行。这样整个企业自然会欣欣向荣，呈现一副朝气蓬勃的斗志，勇往直前的局面。
1：强化公司管理制度执行的必要性。
笔者所在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是始建于1952年的一家大型国有建筑施工企业，他拥有着辉煌的历史和光辉的业绩，曾被誉为“共和国建设的摇篮”。这样的企业其管理经验不可谓不丰富，管理制度不可谓不健全。包括营销管理、财务管理、施工生产管理、劳动关系管理、法律纠纷管理等规章制度800多项，并已形成标准化文本，且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与其他一些企业相比，应该说有着很强的管理优势。然而这样具备深厚管理底蕴的企业，近年来却不断地遭受经济纠纷的困扰。单就法律纠纷来看，2008年初到2010年底，公司就发生了诉讼纠纷75起。其中：建设工程合同纠纷23起；劳动争议纠纷13起；买卖合同纠纷10起；承担合同纠纷8起；租赁合同纠纷7起；人身侵害赔偿纠纷7起；商誉权侵害纠纷4起；借款合同纠纷2起；物权确认纠纷1起。涉案标的额达14485万元。笔者作为上述案件的承办人之一，曾对以上的纠纷案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思考。上述经济纠纷的发生，普遍存在着公司管理人员在不同程度上没有严格执行公司管理制度，造成了施工企业执行力的弱化。执行力的不足，必然增大企业的法律风险。
2：执行力的弱化是法律风险的成因。
一个企业如果没有管理制度，也就没有管理。但有了管理制度不能有效地恪守和执行，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是形同虚设。虚设的制度必然导致法律风险，我们必须对症下药，有效地控制企业的法律风险。
2.1：市场竞争不规范弱化了执行力，使企业面对无法回避的法律风险。进入市场经济后的国有建筑施工企业，与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施工企业处于一个竞争平台，面对不规则或是充斥着畸形现象的建筑市场，他已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尤其是在开发承揽建筑工程过程中，更是举步维艰。在签约中出现了“坚持自己经营底线，你就饿死；放弃经营底线，你就要承受有风险”的尴尬局面。因而，面对企业求生存的境遇，施工企业常常无奈地选择了风险。
2．2：管理者管理素养不高，整体管理执行能力不强。施工企业的各级员工基于行业的特点，大多为工程技术专业出身，各级管理人员多数是由工程技术岗位逐步转向项目管理岗位，普遍缺乏管理知识和管理能力。法律意识淡薄，管理手段陈旧，管理方式单一，削弱了企业整体执行的能力，造成了企业法律风险的隐患。
2.3:资源配给不能满足执行需要，种下经济纠纷的祸根。各项目部在施工过程中，都需要有相应的资源配给，资源不足或不及时，不仅会影响执行力，更重要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有很多项目在施工中给予的人力、财力、设备、材料等资源往往达不到要求，至使有关制度无法贯彻执行，只能绕道走，由此形成了法律风险。例如，我公司发生的多起买卖合同纠纷，基本都是资金不足，导致项目部委托施工人采购或赊购材料发生的纠纷。
2.4:不关注制度的执行过程,导致执行结果的偏差。公司相当一部分管理者养成了“只要结果，不管过程”的领导作风。对下属的执行细节、工作中所需要的资源及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完全漠视，这样公司的计划目标就难以实现。例如：几年前我公司为了占领更广阔的施工领域，抽调一部分“能人”，每个人发放50000元自找门路，各自发展，争取在全国建立分公司。这些人为完成目标，依托社会各类人员找门路，找市场，将企业的各种资信资料传捣到各个角落。最后是一个也没站住脚，但社会人员却拿着我们的资料，成立了若干个假公司，以我公司的名誉开展经营活动。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经济案件，给我公司带来了极大的信誉和经济上损失。前年在四川广元的一个假公司，引发了11起案件，涉案总标的额达1200多万元。
2.5:不按制度办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种情况相当的严重。主要表现在：
2.5.1:超越企业授权。如2010年某分公司依公司的授权承揽了北京房山区的办公楼工程，在未经公司允许的情况下便将其工程全部转包了一家没有资质的个体建筑商，并擅自授权他以公司的名义施工，结果未待工程完了，该建筑商便欠下多笔货款和租赁费，最后债权人将三冶公司诉上法庭。经调解公司虽未承担经济责任，但企业的信誉却因此受损。
2.5.2:不遵守合同规定。2010年4月下属公司完成了山西介体某电厂工程后，因业主不支付工程尾款，便扣下竣工资料不予移交，后双方诉至法院，经法庭审理确认为双方违约，判令公司承担相关责任，给公司造成400多万无的经济损失。
2.5.3:违反劳动管理规定。从2010年到现在，公司共发生了13起劳动争议案件，主要原因也是一些下属公司在劳务使用过程中没有遵守公司劳务使用的有关规定，特定情况下为确保工程而不管不顾，采取了非常规的操作手段，给劳务的使用上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同时在施工中又管理不善，发生事故而形成的人身伤害赔偿的纠纷。
2.5.4:反合同担保的管理规定。2006年下属公司为承揽大连木子别墅工程，在未对被担保方大连樱花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资信情况做充分调查的情况下，便为其提供贷款担保。后因工程没有合法立项而告停，结果被担保方携款逃逸，最后银行将三冶公司告上法庭。虽因合同存在严重问题使公司未承担责任，但其教训是深刻的。
2.5.5:对管理制度的执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管理制度的保障性、针对性、有效性勿庸置疑，但怎样来确保它的贯彻实施呢？我们现在很多工作在执行过程中没人监督,也没有监督办法。监督就是追踪考核，确保目标达到和计划的落实。监督是执行力的灵魂，很多事情就是因为没有监督与控制而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有效时机，小问题变成了大问题，管理问题转化为法律风险。现在各个层面都在讲执行企业制度，但执行的好坏没人管理，或是职责不清，无法考核。在制度执行过程中，考核非常重要，对执行效果好的要表扬，要总结成功的经验。对执行不利的要批评并及时的纠正，同时追究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效地执行力，才能营造执行的文化氛围。
2.5.6:教育培训滞后,风险意识缺失。企业的每个经营活动都是机遇与风险共存的，每个员工每天的工作也是如此。只有深入地感觉风险，才能有效地防范风险。而在这一点上公司显然还存在着诸多的缺失。首先，公司没有将制度执行力教育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对不同岗位及不同层面的的员工如何开展教育，公司没有一个切实规划。其次，更多的管理人员是凭经验或感觉管理工程，对制度的要求说不清楚，同样对下属的工作也没有按制度标准进行考量。第三，具体的施工人员不了解自己的岗位应遵守什么，执行什么，只是按上面安排来完成工作，至于什么是制度，不按制度操作可能带来什么后果却全然不问。由此可见，对全体员工加强执行力教育势在必行。
3：强化制度执行力度，是企业法律风险控制的保障。
我们很多管理者非常疑惑，为什么非常健全的各项企业管理制度，在执行过程中还会偏离，还会经常出现法律风险，主要因为执行力的不足。一个企业的成与败，归根到底要看其执行力的强弱。那么怎样加强施工企业执行力度，确保执行力贯彻始终？把握执行力不畅的病因，笔者认为必须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3.1:各级管理者对执行力要常抓不懈，要把对管理制度执行力的监督作为日常管理的首要任务。要坚决克服经验至上的思想，对重大的经营活动和重大的经济合同，要加大风险预测防范，搞好过程控制，建立有效的防控机制。对各项制度的贯彻执行要有布置、有监督、有检查，克服检查工作时前紧后松。管理者还要率先垂范做出表率。在执行过程中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量化的问题尽可能流程化、规范化和标准化，这样就会大大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3.2：选择好项目管理的“领头羊”。项目经理是项目管理的第一责任人，是执行力的关键人物，是站在法律风险前沿的指挥官。选择一个好的项目经理，可以带动项目管理团队在执行中少走弯路，减少执行偏差。尤其是在合同的管理中，对涉及合同履行中的设变、工期、索赔等变更事项，应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收集好相关的证据，以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法律风险。
3.3:事前控制,抓关键性细节。营利是企业的最终目的，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细节决定成败，执行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不注重细节，执行力往往会大打折扣。施工项目各项决策、各项制度的有效执行，需要执行者不仅要把握大方向，抓主要问题，更要考虑关键细节，以及要有较强的事先控制和驾驶能力。要加强过程控制，及时发现问题；跟踪过程监督，及早暴露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强大的执行力，才能避免法律风险的发生。
3.5:建立和完善企业经营活动的监督机制，实施全过程控制。监督机制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确保合同履行的每个过程、每个环节，都能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二是完善合同履行中的监察职能，以公司的管理制度和施工合同为依据，实施过程控制，充分行使即时纠正职权，将合同履行中的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三是依靠制度实施全员制管理和按标准经营的管理模式，通过强化规范管理，保证合同目的最终实现。
3.6:加强以管理人员为主的全员风险意识教育。一个有着丰富管理底蕴的企业，一定是个有着完善管理制度的企业。企业管理制度是企业精神与企业文化的结晶。要通过定期培训、专家辅导、业务考核等形式，加强制度执行力教育，使每一名员工了解和掌握企业的制度，并在工作中自觉的执行。要让员工知道如何通过正确的执行制度，取得最佳的工作成果，从而减少法律风险。这是一个企业的长期任务。企业领导者为此要有卧薪尝胆的精神，通过采取一切有力的措施，协调各个部门、方方面面，力争在不同的管理岗位都能培养出更多的精英人才。只有企业全员素质的提高，企业的管理才能真正迈上新的台阶。
3.7:弘扬企业精神，凸显文化主题。要通过宣传教育培育依法治企业的理念，使员工们懂得，能熟练掌握和正确执行企业的管理制度，是企业对每名员工的基本素质要求，增强员工执行制度的自觉性。通过奖励、表彰等激励措施，激发全体员工模范遵守制度，从而提高制度的执行力。要针对不同人员给予一种“激励”，让他们感受到在平凡管理岗位上忠于职守的成就感。相信通过浓厚的法治管理文化和模范的执行指引，会更大程度的调动员工们的工作热情和执行制度的主动性。这样在执行过程中才能达到执行的预定目标。
法务会计作为高层次复合型专业人才，需要掌握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包括会计、审计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辨别舞弊的知识，法律法规知识，尤其是证据规则知识，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同时要具备高度的职业分析判断能力。这种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必将在许多领域发挥重大作用。
企业需要法务会计
因商品购销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需要法务会计人员运用会计、合同法、证据学等方面知识收集证据，以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因纳税方面原因引起的税务纠纷，需要法务会计从会计、税法方面提供专业支持，确认应纳税款：如今会计处理的网络化、信息化、适时化、前瞻化等特点，使企业内部舞弊行为变得更加复杂和隐蔽，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与会计有关的法律纠纷更需要法务会计人员作出审查和判断。
法务会计走俏中介结构
近年来，随着企业对一门式服务需求的增强，社会中介组织跨业经营趋势日趋明显，如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聘请大量律师为职员，以弥补其法律方面的不足；律师事务所吸纳大量具有财会经验的复合型人才，以弥补其会计方面的不足；而税务师事务所亦在竭力寻求既具有扎实的财税理论知识又精通相关法律法规的法务会计人才。
会计师事务所拓展业务的需要
目前，法务会计已经成为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一项重要业务，他们致力于培养法务会计人员，从事法务会计鉴定服务。反观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其业务主要还停留在审计、验资等传统领域，而较少涉及法务会计业务，仅少量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司法会计鉴定工作。面对激烈的竞争，会计师事务所必须积极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需求日益增长的法务会计无疑是具有会计和管理咨询专业优势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较优选择。
律师事务所开展业务的需要
律师在法律上很精通，但法律和会计毕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律师对企业的运作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不可能准确地解读企业的会计凭证、账簿、会计报表以及会计核算的全过程，对企业舞弊的手段、方式也不够熟悉，而法务会计在这一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于是，律师事务所对法务会计产生了需求。
当接收案件涉及会计事项时，法务会计人员可以协助律师从会计角度分析当事人在利用会计信息方面存在的弱点，评估有利事实，在会计问题上制定出有效的诉讼策略，以争取胜诉机会：在经济案件中，诉讼当事人需要相关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而这些证据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相关会计记录，法务会计人员熟悉会计记录的具体产生过程，通过取得必要的凭证包括其他市场或者行业信息，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或反驳对方当事人的主张，也可以协助律师获取、鉴别、组织和解释这些会计信息。
税务师事务所开展税收策划业务的需要
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税收筹划反映出综合性和专业性的要求。在国外，许多企业都聘用税务律师、会计师、国际金融顾问等高级专门人才从事税收筹划活动，而且很多个人也需要这些专业人士提供的涉税服务。
合法性是税收筹划成功的首要和关键因素，这使得财税律师在税收筹划领域得以大展身手。他们除精通法律外，还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注册税务师资格。这些“会算账的律师”，‘在税收筹划中直接给企业带来安全、合法的效益，被企业家们称为“财税与法律的优美结合”。由此中国的财税律师宣告诞生。实际上，他们就是财税服务领域的法务会计人员。
财税律师通过对不同的经济法律关系进行权衡、比较，变通处理相应的法律关系或稍稍调整某些经济活动，改变其在征纳关系中的法律性质，以寻求税务筹划的最优方案。譬如，在房产税税务筹划中，经常遇到以房产原值还是以房租作为计税基础的问题，若经综合考察认为后者较优，则需进一步考虑为企业拟定一份房屋出租合同。财税律师特别注重方案合法性的考量，仔细甄别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注意尺度的把握，在作业方式上表现为调查取证、寻求低税负法律依据：同时他们也注意研究不同方案的账务处理效果，仔细甄别不同方案可能达到的经济效果。
经济类司法鉴证需要法务会计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经济犯罪案件日渐增多，贪污金额日益加大，舞弊方式也日趋隐蔽和复杂，我国投资人对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的质量也日渐不满，涉及虚假会计信息披露而导致投资人遭受损失的法律诉讼不断出现。司法机关在审查处理这些案件时，必须对以下问题作出判断：
会计信息是否虚假。专业人士判断的依据是会计准则和制度，认为只要按照会计准则和制度进行会计处理和披露，提供的信息就是真实的。非专业人员判断的依据是发生的事实，认为只有反映事实的会计信息才是真实的。可见，两者对同一案件作出的判断结果不一致。
虚假的会计信息是故意、一般过失、重大过失还是欺诈。故意和欺诈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而过失只承担民事责任，依据不同判定结论所作出的法律判决是有区别的。
虚假的会计信息给使用者带来多大损失，在实际操作中，如何认定这些损失存在很大的困难。
除了上述问题外，经济纠纷案件还常常涉及舞弊、会计信息的披露是否充分、有无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内部控制建立的完善程度、会计政策的选用是否合适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法律人员依据专业知识所能确定的，必须由法务会计人员来对此进行审计和判断，并出具书面鉴定结论供司法机关判断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