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1 17:26:0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经济基础，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学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提出了经典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影响了欧洲传播学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霸权理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文化研究学派都受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我们有必要梳理思想在传播学中的贡献，以便更好的理解和新批判学派。
一、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了经典的二元框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提倡：“在任何社会，获取生活必需的基本资源的不平等，不可避免的造就了引起社会冲突的文化。”这句话批判了社会的不完美，需要加以改变。在经济基础方面，没KESI区分了资本家和工人，并指出资本的力量使资本家能够剥削受众，获取更多资本以便扩大再生产。为了维持剥削，他们使用暴力压制的手段。形成了国家。
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军队、法庭、政治制度、学校、教会成为资本家的保镖，通过各种手段影响人民，压制人民的反抗。其中，大众媒介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同样起到压制大众的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经典思想，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提出了文化工业论等一系列理论思想。传播政治经济学同样秉承“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框架，提出受众商品论、文化帝国主义等一系列独到看法。阿尔都塞本质上仍然持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暴力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对民众产生决定性的控制作用。霸权理论走出了决定论的藩篱，开始关注民众的能动性力量。然而，完成彻底的转向的，还是文化研究学派。
文化研究顺着葛兰西再进一步①。他们深度挖掘了意识形态作用机制。众所周知，媒介对受众产生影响的渠道是文本。通过文本（文字、图像等等）传递信息，信息到达个人之后，还得经过人的解读。即“传播者意义编码文本解码受传者意义”的过程。弗洛伊德最早研究了意识形态作用机制。但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决定了前意识，而意识形态影响了潜意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带有一定程度的潜意识决定论色彩，意味着人无法抵抗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潜意识。但该理论因为过于绝对而遭受批评。
文化研究早期学者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的决定论影响。但已经发现文化并非精英主义的特点。仍然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框架的角度来看，威廉斯提出“文化唯物主义”，多少有一些经济基础决定论的含义。但他也提出了“文化即生活”，意识到文化并不一定是由上层建筑所控制和影响的。“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的集合。”因此威廉斯转向了葛兰西的霸权争夺思想，认为文化不一定是完全受到统治阶级的控制，而是有反抗的余地。
霍尔就此扛过研究意识形态作用机制的大旗。霍尔认为，意识形态是否起作用，应当和受众的解读方式联系在一起。受众存在了反抗的余地。在《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中，霍尔充分肯定了大众媒介的重要性。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基础上，霍尔进一步指出：大众媒介是主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但霍尔同时认为，意义在解码过程中具有多样性。因此，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论点不同，霍尔认为受众的反应不是被动的，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对“统治话语”加以解码。在《电视话语的制码与解码》中，霍尔指出，电视话语的生产流通分为三个阶段：制码阶段：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即节目原材料的加工阶段；成品阶段：节目完成后，“意义”已经注入节目。此时意义以语言和规则的形式客观存在，尚未被解读；
解码阶段：观众必须解码才能够获得意义，否则观众就没有消费。在观众解码阶段，霍尔提出观众有三种解码模式，即“霍尔模式”：偏好阅读：受众以编码者预设的意义来解读信息，制码意图与解码意义完全一致；妥协阅读：讯息编码与解码者讨价还价，观众与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始终存在矛盾；对立阅读：尽管观众看出电视话语制码的意义，但是观众故意解读成其他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霍尔模式已经超脱了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决定论的含义，开始走向了关注受众的解读与反抗的层面，开始跳脱出二元框架之外。
文化研究的另一位学者大卫•莫利创新的使用了民族志研究方法证实了该观点。早期的《举国关注》研究采用焦点小组座谈、团体访谈的方式，得出阶级立场决定解读，和文化唯物主义的含义相近。但莫利使用民族志法进行了家庭电视研究，将研究从访谈的“非自然语境”转向家庭的“自然语境”；对受众解读意义从“阶级向度”转向“性别向度”。他深入家庭内部，分析家庭环境中权力的性别化并得出结论：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关系对受众的解码有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除了“阶级立场”这种因素之外，“生活情境”也是解读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在霍尔的三种模式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游离于二元框架之外，从生活情境而非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角度关注媒介内容的解读问题。
思想最激进的，是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费斯克提出“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电视节目作为商品，生产和消费是两个经济系统：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金融经济：媒介生产节目，观众付出金钱消费节目，这个过程重视交换价值；文化经济：观众生产（观看商品的），并解读出自己的意义。这个过程重视使用价值。第二重文化经济更重要，因为它受观众的直接控制，进行创造性或抵抗性消费。费斯克对意义解读的极端强调使得文化研究彻底抛离了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决定论，完全跳脱于二元框架之外，也打开了传播学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霸权和文化研究的脉络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马克思没有主要研究意识形态的部分。他更多研究经济基础方面对民众的剥削。法兰克福学派则开始关注意识形态的部分，借助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指出文化工业在剥削民众的商业价值的同时，文化工业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也在传递意识形态，起到“意识形态水泥”作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秉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分析，并运用到媒介产业（经济基础-民众这条线）分析，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并不多。只有赫伯特•席勒在后来作出了突破（研究上层建筑-民众）。阿尔都塞则提出多元决定论，认为意识形态力量同样强大，继而也在上层建筑-民众这条线上研究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较之马克思，法兰克福、传政经、阿尔都塞、霸权、文化帝国主义几个流派学者都或多或少有改变，但唯独文化研究，尤其是费斯克直接研究受众解读，从而完全脱离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决定论的二元框架。完全转向“文化主义观点”或者说“能动性观点”，认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文化，能够“能动的”反抗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也引发了后人的更为深刻的思考。
关键词：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改革；教育方法；改革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5-0-01
一、会计素质教育的界定
会计素质教育是指学习者的分析、综合、解决会计问题能力、有效传输会计信息能力以及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继续学习会计知识能力为目标的会计教育方法、手段的总和。具体的说，作为会计专业人员首先应具对一般经济事项分析、综合问题的基础能力，这就需要其具有较为宽广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然后是信息处理能力，也是会计人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三是具有较为深厚扎实的宏观、微观经济基础知识并且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也是其为可持续发展必须具备的一种潜能。
二、会计学科体系改革
我国现行会计学科专业知识课程多且导向不一。现行会计市场对会计人才的要求也从传统的单一会计操作转向管理、咨询、企业诊断等，所以教学要求也由应试模式转向素质教育模式，因此会计学科体系的改革必须提到日程上来。在会计学科课程体系的改革上，笔者赞同可分为三部分：一般基础知识、相关商业知识和会计专业知识。各部分所包括的内容应根据现行会计职业的发展和素质教育的要求循序渐进重新改革。
1.一般基础知识
会计学科一般基础知识与其他经济类学科基本类同，主要包括英语、汉语写作、哲学家学和社会主义建设、政治经济学、数学、计算机、统计、法律等课程。一般知识课程的学习目标是让学生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掌握历史、社会文化、经济学等基本知识，培养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形成良好的理解、分析能力和交流沟通技能。笔者认为，对一般知识课程体系应进行如下改革：首先将汉语写作提高到语文文学高度，以提高学生人文素质修养，加厚其文化底蕴；二是增加自然科学知识和工业技术基础知识，以利会计人才掌握相关知识，胜任会计工作；第三，适当删减和合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建设课程，以增强这些课程的科学性和可读性；第四，作为会计专业的计算机课程，应当缩减其篇幅和课时。经过改革后的会计学科一般知识体系由以下课程构成：英语、汉语言文学、哲学及政治经济学基础、数学、计算机、自然科学基础、工业技术基础、统计、音乐、美术和法律。其所占课时比例宜保持在40%左右。
2.经济基础知识
现行会计职业早已超出记账、算账的范畴，成为一个开放系统。在经济基础知识课程体系设置上，应明确，一是企业理财和税收应属于会计学科专业知识体系范畴，企业理财技能是会计人员基本要求。管理咨询、企业诊断及企业财务报表离不开企业理财知识的运用，企业理财知识贯穿会计业务始终。同样，税收知识也是会计职业中的基本技能。这两种知识不是对会计人员素质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是会计人员职业生涯中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因此这两项课程内容应纳入会计专业知识体系中，同其他会计课程体系一起进行规范管理；二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政府管理手段从直接型的行政管理转向间接型的经济调控，会计人员必须更清楚地了解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经济的影响，这一知识结构也应是会计素质的必备要素，会计学科课程相关商业体系中设置完整的宏观经济学很有必要；三是随着企业经济业务的日益发展和注册会计师管理咨询业务的兴起，会计职业更多地深入到企业管理内部，全面的微观经济知识也是会计人员必不可少的会计素质，与宏观经济学相对应，微观经济学开设也十分近切。因此会计学科一般商业知识应由国际贸易与金融、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微观经济学基础、市场营销、组织行为学、宏观经济学等构成。其所占比重宜保持在25%左右。
3.会计专业知识
在会计学科改革之中，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是会计专业知识课程。现行会计专业课程体系存在较大的重复，如管理会计、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等等。特别是管理会计与成本会计的重复至少达到30%以上。会计学科中的企业管理应立足于管理咨询、企业诊断和经营审计，课程编写应不同于其他经济学科和企业管理类管理课程。为了提高学生分析、综合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应在会计学科体系中尽早开设《会计案例》课程。案例的设计应与经济情况仿真为宜，由于现实经济情况的复杂性，因而案例编写综合性较强。这样素质教育下的会计专业课程体系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企业理财、企业管理、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税收理论与实务、审计、会计电算化、国际会计、政府会计、会计史、会计学习方法学、会计案例、会计职业道德实习等，其占课时比重仍保持在35%左右。
参考文献：
[1]罗宏，朱开熹.“不做假账”与会计学素质教育[J].会计之友，2002（1）
[2]殷国滨.浅谈新经济下的会计人员素质[J].现代会计，2002（2）.
[3]李泰峰，周通德，.国家精品课程网络教学资源管理系统的研发[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6（1）.
单项选择题
1、政治经济学最主要的理论来源是( B )。
A.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理论 B.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C.资本主义庸俗政治经济学 D.重商主义理论
2、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 D )。
A.社会生产力 B.社会生产关系
C.社会生产方式 D.物质资料生产
3、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 B )。
A.生产力 B.生产关系 C.经济基础 D.上层建筑
4、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时，必须联系( B )。
A.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构 B.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状况
C.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 D.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利益
5、构成生产关系的基础并决定其物质的是( A )。
A、生产资料所有制形成 B、生产资料的占有、支配和使用关系
C、产品的分配和交换关系 D、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6、社会生产在生产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环节是( C )。
A、交换 B、消费 C、生产 D、分配
7、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原因和依据是( A )。
A、生产力发展状况和要求 B、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C、科技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 D、社会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和内在矛盾
8、生产的社会条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 B )。
A、政治法律 B、生产关系 C、历史文化传统 D、伦理道德规范
9、马克思指出：“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这段话说明(A )。
A、价值的存在以物的有用性为前提 B、价值的存在与物的有用性互为前提
C、只要有物是有用的，它就有价值 D、物越是有用就越有价值
10、作为商品的计算机软件，其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是( B )。
A、软件磁盘本身 B、软件的有用性
C、购买软件的货币 D、应用软件的计算机
11、马克思在研究商品时，之所以考察商品的使用价值，因为使用价值是( D )。
A、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 B、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
C、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实体 D、商品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12、马克思说：“我们从小麦的滋味中尝不出种植小麦的人是俄国的农奴，法国的小农，还是英国的资本家”。这句话是说明( C )。
A、使用是不同质的，可以满足不同的物质需要
B、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就没有价值
C、使用价值虽然是社会需要的对象，但它并不反映任何生产关系
D、使用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体现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
13、商品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它是在( A )
A、同类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中实现的
B、不同商品的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中实现的
C、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中实现的
D、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竞争中实现的
14、投入某种物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量不变，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单位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数量和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之间，两者的变化表现为( C )。
A、 商品的数量增加，价值量不变 B、商品数量不变，价值量增大
C、商品数量增加，价值量减少 D、商品数量增加，价值量增大
15、个别劳动的社会性质通过( C )。
A、商品的有用性来表现 B、商品的广告传播来体现
C、商品的交换来体现 D、商品的质量鉴定来体现
16、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其完备的外在表现是( D )。
A、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对立 B、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之间的对立
C、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 D、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对立
17、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是( C )。
A、剩余价值学说 B、生产价格理论
C、劳动二重性学说 D、劳动力商品理论
18、商品的价值是( B )
A、生产商品的实际劳动耗费 B、商品中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
C、生产商品的有用劳动耗费 D、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耗费
19、商品价值量与生产它的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是( C )
A、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商品的价值量不变
B、劳动生产率降低时商品的价值量不变
C、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它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D、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它的劳动生产率成正比
20、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 A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87211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0732005)；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何轩(1976―)，上海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师、管理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商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公司治理、家族企业治理和创业研究。
摘要：在目前关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亟待开发的理论空间――发展中国家企业1句发达国家的国际化。文章介绍了目前国际学界以工业经济基础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制度基础理论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框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和作用机制引起了极大关注，文章的主题是目前国际局势下的关于国际化研究的新方向，也为实践提供了建议。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工业经济基础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制度基础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6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5-0015-04 收稿日期：2010-02-22
一、引言
在目前关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亟待开发的理论空间――发展中国家企业向发达国家的国际化。而现实中，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和作用机制，同样也引起了极大关注。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习惯性地把目光聚焦在发达经济体企业向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化进程，即使涉及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向外扩展，也只是关于极少数国有大型企业的国际化并购。而对于占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绝大部分比重的中小型企业，对于他们国际化导向的战略与创业，特别是本文集中关注的向发达国家进军的国际化，却几乎没有触及。是什么因素驱动着占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绝大部分比重的中小型企业向发达国家迈进?我们在本文中，将介绍目前在国际学界该领域的前沿理论――工业经济基础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制度基础理论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框架。
发展中国家企业向发达国家进行国际化战略型投资和创业活动，被称为充满机遇和风险的另一条路线(Oviatt&McDougall，1994；Zhou，Tse&Li，2006：Yamakawa，Peng Deeds，2008)。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06年的统计数据，截至2005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已经占到全球FDI数据的17％(从50亿美元上升为1330亿美元)，而其中20％是投向发达国家。如果等2010年统计数据颁布，这一比重极有可能是直线上升的。而且最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巨额的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额中，大量来自一些不知名的中小型企业。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竞争能力和整体实力不如发达国家的同行，对于其中的中小型企业来说就更是如此。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选择向发达国家实施国际化战略?下面我们分别从工业经济基础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制度基础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阐述分析。工业经济基础理论侧重对于企业外部条件的分析(Porter，1980)，资源基础理论侧重于企业内部层面的分析，而制度基础理论关注的是社会层面的因素(Peng&Jiang,2008)。将三大理论体系结合，才能够全面地进行理论阐述(Peng,2006)。最关键的是，运用这综合框架，我们不单单只是对于已经发生现象的描述，而是可以在此基础上做更为深入和详尽的，对于未来情况的预测性工作(Alvarez&Busenitz,2007)。
二、工业经济基础理论的视角
工业经济基础理论(industry-based view)是以Porter为主要代表的一个理论流派，通过关注企业外部客观存在的一些机遇和威胁，对企业国际化战略进行分析。在Porter理论基础上，有学者研究后提出，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行业国内市场竞争的过度紧张，会引起其向外扩展，寻求新的机会(Dawar&Frost.1999)。但这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是向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Yamakawa，Peng&Deeds(2008)分析后认为，主要应该是总体风险的下降和市场的可挖掘潜力高这两方面的原因。
学者们都认同，在发展经济体中，外部因素的某些无序性对于中小型企业生成和初期发展是有正向效用的。比如说低廉且缺乏监管的劳动力市场，为企业提供了大量超低成本的人力资本。又比如不完善的消费市场，要求不高且自我维权意识不强的消费者，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产品(质量并不要求很高)吸收空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无序性带来的正向效用逐步萎缩，而其他方面的风险却是在逐步显著地影响着企业。比如，腐败和企业资产被侵占的风险：相对来说，发达国家的腐败程度低，所以企业资本受到保护的程度高。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所以相对于留在母国和到另一个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会比较倾向于选择向发达国家国际化的路线：另一方面，虽然发展中国家国内有较大的市场，但是相对发达国家来说，这些都是比较低端的市场，企业可获得的利润比较薄弱。而发达国家的市场，存在着高额和持续性的利润，而且可以避免在发展中国家市场普遍存在的高度同质化和无序性恶性模仿的竞争模式。以上是基于工业经济基础理论进行的分析，下面我们再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做阐述。
三、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
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view)认为，企业拥有的资源不同，资源组合和管理方式的不同，会对企业产生重要的影响。企业不只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企业必须在契约化的同时，通过获取资源、组合资源和管理资源来创造利润。
(一)学习能力的获取
学习，是资源基础理论的关键概念。在发达国家的国际化投资，是众多发展中国家中小型企业一个关键的学习过程，这样可以有机会接触国际高水平的技术创新(coombs，Mudambi&Deeds,2006)。联想对IBM公司PC业务的并购，吉利对于沃尔沃品牌的全面收购，都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在现代高度发展的全球经济中，仅仅着眼于资产是不够的，技术的掌握才是掌握了根本的财源。在联想并购IBM公司PC业务的初期，受到了大量评论的诟病。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分析，即使还不能说该项并购是完全成功的，但是联想在其中学习能力的提高，和对国际化高水平研发能力的掌握，无疑来说是受益匪浅。在当下进行的另一场也被喻为蛇吞象的博弈中，吉利汽车完成了对沃尔沃的股权收购。同样，吉利看重的并不是沃尔沃的资产，也不仅仅是沃尔沃的品牌，最关键的是吉利有机会接触“世
界最安全汽车”的核心技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以技术为主导的企业并不一定能占有市场势力，在发展中国家缺乏市场势力的中小型企业，往往可以通过向发达国家进军，掌握核心研发技术，充实自身的技术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Dalgic,2004；Autlo.Sapienza&Almeida，2000)，然后“曲线救国”，返回母国。学习的重要性使得Mathews在0IJI(ownership.location，learning)模型的基础上修改，建立了FDI理论新的LLL(1inkage，leverage，learm’ng)模型(Mathews,2006)，特别强调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培养自身对连接并杠杆性运作自身资源的学习能力。相对于大型公司来说，LLL模型更适用于分析中小型企业的国际化。
(二)战略性的合作
与发达国家的风险投资机构合作，以及与发达国家同行的战略性合作，都是克服企业资源欠缺的方法。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风投机构进入发展叶国家，在将资金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他们也吸引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到发达国家进行合作发展。这是因为，风投机构具有敏锐的分析鉴别能力。当他们评估并发现了某些发展中国家企业具有高价值的核心能力之后，认为结合发达国家的完善外部环境，将更有利于培养企业的核心价值，以及盈利能力的提升，所以他们会极力为这些发展中同家的企业创造条件。这是因为除了可以快速提升价值与能力之外，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些风投机构更加了解成熟经济体的市场运作规则。这也符合资源基础理论对于资源的组合管理观点，相同资源，在不同组合方式和管理方式下，产生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例如一些主要依靠于个人人力资本的创意型企业和研发型企业，如果能够结合风投机构和自身能力在发达国家投资创业，或者与发达国家的同行合作，他们的人力资本能够获得杠杆性的扩大。很明显，这样比向同样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化，更加能够获取动态管理企业资源所产生的利益。印度软件公司与日本软件公司的大量合作，就是很好的例证。印度自身技术人员拥有开发能力，而相对来说，日本因为语言与成本的原因，虽然有良好的发展环境但是却没有核心开发能力。于是，有大量印度软件公司向日本市场国际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的印度软件公司在日本开设海外公司，为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动力。
(三)创业精神的发挥
Penrose和Chandler都认为，企业家、企业家团队、高层管理团队的个体特征在企业演进过程中的作用不能被忽视。以米塞斯、哈耶克和柯兹纳为代表的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也认为，市场过程是追逐利润的企业家在非均衡状态下推动的知识积累和机会发现及利用的动态竞争过程。Barneyf20011指出，企业资源最关键的独特性源于企业家精神。所以，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完善体制和环境下经历磨练的企业家，所具有的最有价值的独特性资源是创业精神和创业意愿。自发性、主动性、创新性、风险偏好和发展雄心，都成为了向发达国家进军的非常具有特质性的企业能力。而且只要合理发挥和运用，发展中国家企业家的企业家创业精神，相对于“循规蹈矩”的发达国家企业家，能够发挥超出想象的效果，并谋求到更广阔的舞台。
四、制度基础理论的视角
制度基础理论中所指的制度，采用的是诺斯的定义(North，1990)，包括所有社会中的游戏规则(rules of the game in a socm‘ty)，亦即所有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在最近几年，有一批学者认识到制度视角在企业国际化战略和创业研究中的重要性，极力在推动制度基础理论(institution-based Vl‘eW)的工作(Busenitz&Spencer,2000；Peng,2003)。
(一)制度的推出和拉动效用
相对来说，在发展中国家创立与经营企业成本比发达国家要高很多，例如创立一个企业在俄罗斯，平均要花费国内人均生产总值的43％和57个工作日，在印度是88％和77工作日，而在中国要5l％和92工作日(Djankov，La Porta，Looez-De-Silanes&Shleifer,2002)。而且在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大型企业，而相对于中小型创业企业来说，并不存在鼓励其发展的友好型政策，反而在税收和市场管制方面带来诸多的阻碍因素。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政策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外部环境，成为了企业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关键变量。如果母国政府没有能够跟上经济发展调整相关产业政策，一些企业会寻求出走，这也就是制度的推出效用。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选择向另一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化发展，那么该企业可能要承受来自两个不稳定经济体的制度不确定性，企业的风险可能会急剧上升。中国贸易公司在俄罗斯的发展就是这方面很好的例证，俄罗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灰色地带，以及政府政策的骤变，给大量的中国贸易企业带来巨额损失。
在此同时，存在着发达国家良性制度所产生的拉动效用。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变量，制度设置通过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而对企业经营产生影响。相对来说，在发达国家，政府设租然后通过官商协助进行寻租的情况很少，整体经济是建立在高度市场化的自由竞争体制之上的。企业可以大量减少花费在非市场化行为上的成本，而将精力放在核心技术与能力的形成和提高上，从而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为企业发展积累更多的资源。
(二)企业合法性的获得
Pfeffer&Salancik(2003)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源依赖理论的4个重要相互联系的假设。首先，组织最重要的是关心生存；其次，为了生存，组织需要资源，而组织自己通常不能完全提供这些资源；第三，组织必须与它所依赖的环境中的因素互动，而这些因素通常包含其它组织；最后，一个组织的生存依赖于与其他组织关系的控制，组织必须去试图满足环境中其他组织和个体对自身提出的要求。组织需要的资源包括人员、资金、顾客、技术物资投入等，而社会合法性是所有这些的基础。新制度主义学派也认为，存在于制度环境中的组织是制度化的组织，制度要求组织服从“合法化”机制，接受和采纳公认的做法或“社会事实”。资源依赖理论关注企业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认为组织的运营依赖外部的资源，需要适应环境变化，积极管理外部资源。同样，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企业寻求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向发达国家进行国际化战略，获取国际社会合法性，成为必经之路。
一方面，通过向发达国家进行国际化投资和战略联合，企业可以获得国际化的“背书”，产品的信誉度和美誉度在母国都将大大提高。母国消费者对于能够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企业，增强了对于企业的技术能力和国际化管理能力的信心，从而可以巩固和扩展产品在母国市场的占用率。另一方面，通过在发达国家设立海外公司，让外国消费者可以亲自接触到企业，这样可以对于国际上流传的很多诸如“血汗工厂”等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获得合法性的不实流言，起到一定的遏制和澄清作用。
(三)非正式制度下的国际化情结
一、评估行业存在的基础
评估行业存在的基础是什么？这是一个关乎行业前途命运的根本性课题。多年以来，很多评估人习惯于告诉外界：之所以要评估，是因为根据某某法律法规或文件规定，必须进行评估。然而，众所周知，法规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行业存在的基础如果仅是若干法规或文件的条文规定，则该行业的生存与发展将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知道，以公司设立为评估目的的业务是评估行业的重要业务之一，其主要法律依据是公司法。公司法中对股东非货币性资产出资需要评估作价进行了明确规定。2005年公司法修订时，对资本制度的选择曾经产生很大的争议，部分专家认为应仅要求对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进行股东评估（即股东内部协商评估），并主张将法定资本制变更为授权资本制。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公司法坚持了独立第三方评估的要求，认为这比较适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部分采纳了授权资本制的内容，实行较为宽松的法定资本制。尽管继续坚持了以资本信用为基础的法定资本制，但很多专家也认同以资产信用为基础的资本制度的设计与实施是未来的总体发展方向，因为从国际实践经验来看，该制度更为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法定评估”之一的以公司设立为目的的资产评估，其法规依据在未来是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资产评估的固有基础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关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求相应的法律制度与之相适应，上层建筑总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来适应经济基础持续发展的要求，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与适应的过程。公司法要求对股东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进行独立评估是根据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确定的，该规定是与我国现阶段实行法定资本制的基本经济制度相协调的。
因此，从表面上看，资产评估似乎是因为法律法规的要求而产生，然而，深究其实质，我们就会发现，资产评估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基础并非是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资产评估具有深刻的经济学基础。
二、资产评估的经济学分析
笔者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深刻认识与系统分析资产评估的最重要的经济学原理。新制度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中最为重要的经济学理论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占据了最为显著的位置。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研究资产评估，可以奠定资产评估的经济学基础，明确资产评估行业的发展方向。
（一）新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
上世纪中后期以来，以罗纳德·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利弗·威廉姆森（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经济理论的三大传统柱石是——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新制度经济学家向人们证明，制度是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制度问题，不仅提出了交易费用等革命性概念，而且对经济学分析的一个重要前提——人的行为特征作了重新界定。简而言之，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作为当今最为重要的经济学领域，其主要分支学科有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经济史学等。
（二）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罗纳德·科斯教授在其1937年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先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新制度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费用，即为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责任等所花费的费用；二是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所花费的费用。最后，交易费用概念扩展到包括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和提供交易条件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交易合约的费用，执行交易的费用，监督违约行为并对之制裁的费用，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等。
亚当·斯密时期的经济学家们在构造经济学模型时忽略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所产生的交易费用，但现代经济学家们再也不能忽略数额巨大的交易费用了。据道格拉斯·诺思教授估测，1970年美国交易部门构成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5％，另一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香港大学的张五常教授估计交易费用占香港国民生产总值的80％。这包括了全部第三产业以及第一、二产业的监管费用，诺思认为，这些交易费用是决定一种政治或经济体制结构的制度基础。
因此，现代经济运行中，研究与解决交易费用的问题是重要的课题之一。由上述交易费用的分析，不难发现，资产评估作为现代服务行业，在产权交易与资源优化配置的各主要环节中，都能够有效发挥节约交易费用的重要作用。在产权交易过程所涉及的各主要环节，如交易前期的价格谈判、价格确定，交易实现中的交易条款设定，以及签约达成以后的签约调整、违约赔偿等环节，优质的估值工作都能够发挥重要或者辅助的作用，其中，有的作用是资产评估自身功能所直接决定的，比如发现并达成交易价格，帮助订立交易条件、违约赔偿等；有的作用则是在资产评估服务过程中派生出来的，比如交易谈判，度量、界定产权和提供交易条件等。高质量的资产评估能够有效节约交易费用，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资产评估是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选择。
1、指标选取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是通过构建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对金融生态发展状况的一种综合性研究，构建的指标系列应尽量客观、准确地反映甘肃省14州市金融生态环境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和运行程度，以方便科学指导金融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对甘肃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进行测度及对结果评价，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甘肃省发展年鉴》和《甘肃省金融年鉴》。由于农村数据琐碎复杂，可得性较差，而且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所需数据涉及到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本文经过理论分析和数据处理及筛选，在不影响实证结果并遵循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对指标数据进行简化。另外，各地市农村在人口数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为消除这种影响，本文所选的指标为人均值指标。
借鉴李扬（2005）、蒋满霖（2010）等学者有关金融生态环境评价因素的论述，结合甘肃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现实，本文将从农村经济基础、农村金融运行状况、农村政府服务、农村信用和法制环境、农村社会保障等六个方面进行论证。
2、模型选择
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较为复杂，需要进行评价系统的建立，而这类评价系统往往是多指标、多层次的。目前国内常用的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方法主要有：移动几何平均法、层次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移动几何平均法虽然简单易行，但是其缺点在于指标的权重赋值很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结果产生偏差。层次分析法往往用于结构较为复杂的层次系统的研究中，但是该方法在对各层次因子进行赋值时，也很容易受主观因素影响，从而产生较大的非客观性。因子分析法主要是利用数理经济统计学中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该方法的主要操作步骤是在与目标相关的众多变量因素中提取出其中的相同因子，将分析重点集中在这些重点因子上。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使分析更加简便但偏差不会很大，因此完善了上述方法的不足。
3、测度结果
根据SPSS因子分析法所得出甘肃省14个州市的综合因子的得分，目前对于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相关研究中，关于综合因子的得分区间划分的临界值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所以本文在参考其他研究的基础上，以综合因子的得分为基础，选取0.5为区间划分值，即以0.5及其倍数为区间的临界值，把各省综合因子的得分值分为五个区间级别：Ⅰ级：F?R1；Ⅱ级：0.5≤F≤1；Ⅲ级：0≤F≤0.5；Ⅳ级：-0.5
4、评价分析
结合上述对甘肃省各农村金融生态的评估，对比分析各样本农村金融生态的状态、主体、环境等指标，发现甘肃省农村金融生态体系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1）从总体上看，不同地区之间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差异大。嘉峪关市、酒泉市和金昌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占据甘肃省前三。嘉峪关由于酒钢集团的带动，工资性收入为6021元，全省最高，由于发达的旅游业使酒泉在家庭经营纯收入中以6785元独占鳌头，嘉峪关市和金昌市金融发展因子（F2）得分靠前，相对较好的金融业发展为当地居民的资本性收入提供了保证。这些优势促使这三市处于综合因子得分的第一梯队。张掖市、兰州市也由于具有较大规模的国企带动和旅游优势分列二三级，剩余的州市，如临夏州、陇南市可耕地面积较少，农业基础薄弱，农民人均收入很低，经济基础较差，不能很好的促进当地的金融业发展，社保环境也得不到保证，只是综合得分处于末级。
农村经济并不是仅仅依靠农业发展，更多的是依靠第二、三产业，所以需要政府完善各项经济政策，优化甘肃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2）甘肃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综合得分由地理位置的东南部向西北部逐渐递增。由表3综合因子得分可知，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金融发展或者社保环境，甘肃省东南部的城市都处于落后位置，虽然已经加快了改革步伐，但是与西北部城市的金融生态水平依然有一定的差距。但西北部城市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并非全面优于东南部，如原始数据存贷比显示，西北部城市如酒泉市，在农信社的存贷比比东南部的大部分城市还要高，某个程度上说明甘肃省西北部城市的资金外流率比东南部还要严重，所以甘肃省应该调整农村扶持重点，倾斜扶持政策，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使甘肃省整个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呈现平衡发展的态势。
（3）在影响因子方面，各州市农村经济基础对甘肃省农村金融系统影响最大。利用回归法估计出的各因子得分，以各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的贡献率的比重为权重，进行各州市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汇总，经济基础因子的权重为61.033%，远高于金融发展水平因子和社会发展水平因子。由此可见，发达的农村经济是构建农村地区良好生态环境的关键。良好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为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建设提供了稳定的发展依靠。
（4）在整体得分方面，甘肃省各州市总体呈现得分偏低的特点。14个州市中，只有4个得分超过了0.5，9个得分低于0分。这是由于甘肃省经济发展受到自然环境恶劣以及传统工业基础薄弱的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农业现代化处于起步阶段，统筹城乡进程相对落后。
二、结论
一、理论基础与协同机理分析
( 一) 理论基础
1． 生态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生态经济是一门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系统运动规律的科学，其内涵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转化、信息交流和价值增值规律及其应用［1］。而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1966 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 Kelineth Boulding) 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2］。1988 年，以国际生态学会( ISEE) 创立生态经济学为标志，生态经济学才真正作为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关系的一门学科走上国际舞台［3］。生态经济学在国内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70 年代末，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如何实现二者协调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4 －7］。
2． 文化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新经济增长点
文化产业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 1947 年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其著作《启蒙辩证法》中提到 Culture Industry，直译为文化工业，即文化产业。作为介于文化与经济之间的特殊形态，文化产业被不同的国家诠释为不同的含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业的解释为: 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8］。我国对文化产业做出清晰的界定是在 2004 年，国家制定出台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其中明确指出文化产业就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文化产业更是成为经济腾飞不可或缺的部分。
3． 协同理论
协同理论( synergetics) 源于 1971 年，是由著名的物理学家哈肯( H． Haken) 提出的。哈肯认为，以开放系统为前提，大量不同的子系统间通过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形成新的复合系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个系统间的非线性关系使得整个开放系统从无序演化为有序，同时产生了“1 +1 ＞2”的效应，即所谓的协同效应［9］。也正是基于这种非线性关系，两个开放系统的协同作用产生的效应要比这两个系统间简单相加产生的效应大。一个生动的例子是“蜜蜂与花”的启示。蜜蜂采蜜是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的手段，但是在蜜蜂采蜜的过程中，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帮助花传粉授粉，由此花可以继续繁衍。有了花的存在，蜜蜂的生存更是得到了保障。而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如“花与蜜蜂”的行为正是两个正外部性系统叠加带来放大效应的结果。
( 二) 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相互作用的机理分析
1． 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相互促进
( 1) 生态经济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生态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经济系统的变革，这个变革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随着人类认知而发展的一个漫长过程。从物质基础角度看，生态经济的发展为人类生存提供最基本的生命物质保障，而这些保障从最根本上给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温床。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文化产业是生态大环境孕育的，但是生态经济的发展从物质保障方面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如果从更深层考虑，生态经济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人类理念的转变，即从“对自然的无度索取”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转变。文化产业是文化事业产业化的表现形式，是文化事业大繁荣的结晶，是从对资源能源依赖的发展模式下脱颖而出的新的发展形式。而这种新兴产业的发展是需要以生态经济的发展理念为基础的。
( 2) 文化产业的发展为生态经济的更好发展提供动力。一方面，文化产业做为一种“绿色产业”具有能耗低、环保、产业附加值高等优点，做为朝阳产业，表现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文化产业自身具有的特点使得其产生很大的溢出效应，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转变旧的经济发展模式，促使传统产业升级蜕变。同时，文化产业直接和间接产生的就业岗位对社会问题都会带来正的效应，而这些都会为生态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为生态经济的发展提供源动力，为生态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和魅力; 而生态经济的发展又从各个方面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这样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形成了生态经济和文化产业的正相关连续上升螺旋。在这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文化产业的溢出效应不断在其上升“路径”中对其他产业的发展起到催化作用。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生态经济的外延性和各个产业之间的关联性为其整体发展指明方向。据此，文化产业和生态经济的协同发展机理开始凸显。
2． 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相互约束
( 1) 生态环境的恶化将抑制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经验证明，一国或地区如果受到某种外界因素的刺激( 比如工业革命) ，从而大大提高了该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能够支撑更多的人口生存发展，导致人口激增，进而需要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而当地原有的朴素自然文化观念受到冲击，“人定胜天”的意识逐渐泛滥。同时，为了发展经济，人们开始滥伐森林、掠夺资源、毁林开荒，从而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打破了原有的低水平均衡状态，生态经济发展更加恶化。由于当地的投资环境恶化，文化根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传统的文化事业不能得到弘扬，文化产业也难以发展，从而陷入“生态破坏投资环境恶化经济发展受阻文化产业滞后加剧对生态环境的掠夺和污染生态进一步恶化”的恶性循环怪圈中，使经济社会处于一种低水平陷阱而难以摆脱。
( 2) 文化产业发展的滞后制约着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一个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如果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和浓厚的人文气息，就不可能有稳固的文化根基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另一方面是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如果经济基础薄弱，人们的消费水平不高，就不易于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因而难以实现文化产业化经营和产业结构调整，也就制约着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良好的人文环境才能培育出积极的环保意识，促使人们自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文化产业具有高附加值的特性，其发展壮大有利于引导低附加值部门的产业转型，加速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降低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部门的产出比重，增加环境友好型部门的产出比重，从而促进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3． 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目标———生态社会生态系统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人类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孕育出来的; 人类意识形态的出现慢慢形成了文化，而文化从某些层面上催生出了经济制度、经济体系，形成了现在的经济结构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主要依赖生态圈的各种资源，慢慢形成了最基本的三角塔形构建，即最简单的从生态到文化到经济再到生态的基础循环［10］( 如图 1 所示) 。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相互影响，打破了人类从生态系统中无度索取资源的过程，人们努力的寻求经济和生态之间的平衡点，生态经济就此应运而生。文化经济的形成则是基于人类文化自身与经济系统结合的产物，在此我们把文化经济具象化为文化产业，就是人类文化产业化的一种经济形式，在人类文化与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过程中，也会衍生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化形式，我们暂且把这种形式称作生态文化。生态经济、文化产业、生态文化的协同发展必定能够催生出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的社会形态，即生态社会。在最基本的三角塔形构建中，人类一直延续着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从污染到治理到再污染再治理的恶性循环，人类社会文化就在出于恶性循环的经济基础上得到了畸形发展，生态系统作为最基础的构建为一切的发展提供最基本的支撑。而生命供养系统中的资源是有限的，这种恶性循环也终将走向枯萎。随着认识能力的提升，人类意识到了从污染到治理的循环弊端，所以生态经济的出现替代了最初从污染到治理的发展模式。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发展模式基础上，社会文化也得到了进一步演化，文化产业化的出现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产业和生态经济是从两个不同的层面对现代经济的发展发挥加速作用，这种高速的和谐的增长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生态社会。而生态社会无论从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上，生态利用与保护的均衡上，还是人类对精神世界的探索与解读上，与现代的社会发展模式相比都将更加完美与和谐。
二、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是甘肃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抉择
生态经济和文化产业作为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二者的协调发展不仅对经济发达地区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对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 甘肃省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相互约束
1． 生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约束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
根据《2011年11月甘肃统计月报》的数据，甘肃省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15． 29∶ 55． 03∶ 29． 68，其中工业所占比重为44． 78%。石化、有色、电力、冶金、食品、装备制造和煤炭作为甘肃省的支柱产业，其增加值总量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92． 13%，是甘肃省工业发展的中坚力量，目前甘肃省经济结构仍然以重化工业为主。由表1可知，除了生态用水占用水总量的比重、R＆D 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率指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主要生态经济指标［11］甘肃省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说明目前甘肃省经济结构仍以高耗能、高排放、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为主，生态经济发展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其呈现出的一系列负外部性问题客观上约束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甘肃省具有丰富多彩的历史民族文化资源，但是由于地处偏远，远离全国经济文化中心，文化产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如表 2 所示，甘肃省文化产业指标总体低于全国相应指标，除人均拥有杂志册数和每万人电视节目制作时间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指标都与全国平均水平有明显的差距，特别是在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和文化传播业整体水平方面差距较大。甘肃省文化产业发展滞后的状况说明其对当地文化资源的开发不足。而对于甘肃省这样的文化大省，文化资源没能得到充分的开发，文化没能产业化，从最根本上不利于甘肃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其经济的发展。经济的落后又迫使人们走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的经济发展道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经济得不到发展。生态经济的落后又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从而使甘肃省被迫进入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模式。
( 二) 甘肃省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相互促进作用
1． 甘肃生态经济的发展为文化产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虽然，近年来甘肃省已经在生态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主要生态经济指标仍与全国平均水平有一定差距。如果继续实施降低单位能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单位经济效益等一系列措施，提高生态经济发展水平，则不仅可以节约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还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增进全社会的福利水平。一方面，更多节约的经济资源可以用于支持其他行业如文化产业的发展，投资环境的持续改善也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从而逐步孵化出本地文化品牌; 另一方面，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会增加对文化产品的消费，带动文化消费市场的扩张，从而带动本地区文化资源的产业化经营，为实现甘肃省从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产业强省的转变奠定坚实的基础。
2． 甘肃省文化产业发展对生态经济的促进作用
甘肃省拥有享誉全国的天水伏羲文化、敦煌莫高窟、嘉峪关长城等具代表性的文化旅游胜地，黄河文化遗址、古生物化石遗址、祁连山沿线河西走廊文化风景线等独特风貌。甘肃省又是途经的主要省份，革命文化底蕴厚重，同时，甘肃省也是多民族聚集地区，民族民间文化丰富多彩，丝绸之路横穿甘肃全境，历史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孕育出了以《读者》、《丝路花雨》等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品牌，深受全国人民的喜爱。基于国家大力倡导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及甘肃浓厚的文化底蕴，甘肃省政府提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出加快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临夏民族文化产业园、庆阳民俗文化产业园和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建设，努力将甘肃打造成为省级、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大力开发文化产业势必会为甘肃生态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为转变旧的经济发展模式，促使甘肃传统产业升级蜕变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从而促使甘肃经济进入生态经济和文化产业的正相关连续上升螺旋，使得其向更高的社会经济均衡点迈进。
( 三) 甘肃省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重大意义
面对既要保护生态环境又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艰巨任务，甘肃省极易陷入恶性循环的低水平陷阱。甘肃在发展过程中应注重生态、文化、经济三者之间的基础关系，利用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协同机制，使二者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协调、互相促进。而生态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则无疑具有正外部性相互叠加的放大效应，一方面发展了以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服务业为代表的生态经济，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基础;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也将进一步引导其他低附加值产业的转型，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促进生态经济的发展，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逐步向生态经济和文化产业的高水平均衡过渡。而生态经济和文化产业作为生态社会最基础的构建，二者的高速发展势必会推动甘肃省走进一种文化底蕴浓、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生态环境优、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社会形态。
三、甘肃省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路径探索
( 一) 积极运用生态补偿政策，建设“绿色甘肃”
生态补偿政策是生态经济和文化产业相互沟通的桥梁，可以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减轻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步改善生态环境，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为生态补偿的长期实施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从而有利于生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生态经济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双赢局面。由于生态补偿所需初始资金投入较大，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且见效缓慢，因此在实施生态补偿项目过程中，政府应充分发挥公共职能作用，以建设“绿色甘肃”为目标，为生态补偿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保证，从而逐步把生态经济和文化产业带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 二) 因地制宜，分地区分等级有序发展
结合甘肃地处偏远，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特点，在生态经济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进程中，应该充分结合各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共同发展。依据甘肃各县市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民族文化底蕴，结合国家大力支持西部开发的相关政策，将甘肃划分为不同的发展级: I 级———文化底蕴丰富，经济基础较好地区; Ⅱ级———文化底蕴较丰富，经济基础相对落后地区;Ⅲ级———文化底蕴不足，经济基础薄弱地区。采取优先发展 I级，辅助发展Ⅱ级，带动发展Ⅲ级的方法。将有限的经济资源利用在 I 级地区，Ⅱ级地区协调发展，同时注意不要产生经济的两极分化，所以特别强调对Ⅲ级地区的带动作用。
( 三) “点—线—轴—网”逐渐过渡发展
甘肃位于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三大高原交汇处，地貌复杂多样，版图呈西北向东南方向倾斜状，地形狭长。由于受地貌地形的限制，经济发展很难形成具有规模的大都市商圈。结合甘肃的地形状况，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应走“点—线—轴—网”逐渐过渡的协同发展路径( 如图 2 所示) 。a 点—轴 b 点—线—轴 c 点—线—轴—网图 2 甘肃省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点—线—轴—网”协同发展路径例如，适度选取生态经济发展试点城市 A 和 B，大力开发文化产业，发挥二者协同发展作用机理，打造生态试点城市增长极。利用铁路、公路的纽带作用，带动 A，B 试点城市之间的地区发展。发挥增长极的辐射效应，各自以 A，B 为中心向外扩散，带动毗邻的 C，D，E，F 城市发展，形成轴线带的发展局面。最后，形成以交通为纽带的多城市协同发展经济网，推动整个甘肃生态经济的腾飞。
( 四) 以循环经济项目建设为重点，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并驾齐驱
应紧密依托《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以循环经济项目及园区建设为重点，作为带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途径，实现文化产业与循环经济的相互促进和发展。同时，应以生态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在循环经济与文化产业项目的遴选、设计、建设过程中，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加大对生态工程的资金投入，使生态经济和文化产业并驾齐驱，从更高、更深层次上实现甘肃的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 法与经济 民事诉讼目的观 权利保护 程序保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整个法律体制的变革，民事诉讼目的论是民事诉讼立法与实践活动的起点与归宿，一种新型目的观的产生必将带有时代的印记。本文试图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民事诉讼目的观进行重塑，并阐释新型民事诉讼目的观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一、法与经济的一般关系
在探讨如何实现法律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前，必须首先厘清两者的基本关系，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归结起来，法与经济的一般关系如下:
1.经济决定了法的产生、存在状态、发展走向。法律的产生与私有制的产生是不可分割的。当原始社会的守则业已与私有财产、阶级斗争不相适应时，整个社会都呼唤着一种新的调控手段出现，于是法律应运而生。不同的社会形态孕育了不同的法律制度，先后经历了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法和社会主义法四种历史类型。经济基础的不同，决定了各个历史类型的法具有各异的性质、特征、价值取向、保护对象。正如马克思所说：“法没有自己的历史。”它是顺应经济基础的变迁向前推进的。
2.法服务于、反作用于经济。一方面，法律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它表现在：严肃、人性化的法治带来和谐的秩序，为经济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法律通过承认某种经济关系，认同某种经济权利的存在而确认并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法律通过保护合法行为、制裁违法行为为经济主体提供行为模式；“没有合适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就不会产生任何体现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
另一方面，法律也存在一定条件下的对经济基础的消极作用。“一定条件”，如：当法律由于滞后性而与经济发展趋势相违背、保护落后生产方式、忽视新生经济利益时，法对经济发展就会产生反向钳制力。
由此,经济基础的性质、经济发展的趋势必将在法制上折射出自己的影子,而法制的科学与健全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亦将起到巨大作用。如何达到法与经济的完美契合,是应该慎重思考的课题。
二、市场经济呼唤现代法治――以新型民事诉讼目的观之确立为视角
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观念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折射在法律上,也带来了法制的新取向,尤为突出的是公民权利意识增强,运用法律保护经济权益的频度越来越高。“现代生活的一个后果是陌生人之间的互动不断增加……这样的互动使人们感觉到需要法律。”具体到民事诉讼领域，以往认为“打官司”就是为了解决纠纷的想法已不能用来概括许多个案。譬如当前热门的公益诉讼,其中一些案件并无十分明确的“纠纷”双方。在这类案件里，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上述“公共利益”,而非解决矛盾。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为例,对于受到商品或服务侵害却并未直接的那部分消费者来说,很难说这种诉讼是为了“定分止争”,但其结果在客观上维护了这部分消费者的“权利”。此外,许多“一元诉讼”也是公民权利意识增强的现实例证。通过民事诉讼单纯请求经济补偿、赔偿的传统观念受到了现实冲击，权利意识逐步被唤醒,民事诉讼恰恰为也应该继续为权利申张提供契机。
与民事诉讼当中权利意识增强相关联的是当事人对诉讼程序性的关注。民事权益受到侵害后，当事人之所以选择诉讼方式予以救济，往往是对诉讼的某些特质有所青睐，如程序进程中相对严格的制度安排、处理结果的权威性、严格的时限等，这些特质也越来越成为了公民对民事诉讼制度设计合理与否的评判标准。
基于此，很多学者指出：民事诉讼应以程序性的强化、以为公民权利保护提供程序保障为追求，即民事诉讼的目的应界定为权利保护与程序保障。惟有如此，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为其发展提供有序环境、开拓广阔空间。
三、新型诉讼目的观为市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遵循法与经济一般关系原理，我们说顺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而产生的新型民事诉讼目的观必定对前者的发展产生能动作用。
首先，民事诉讼之权利保护目的观的确立，将对市场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民事诉讼的主旨在于保护经济交往中的合法权益，为民事权益受损方提供司法救济，给予其经济补偿、赔偿，同时恢复其商业信誉；另一方面，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参与经济往来的各类主体提出了新要求，起到规范其经济交往行为的作用。
其次，民事诉讼之程序保障目的观的确立，必将对具体程序制度的设计提出新要求，譬如程序的及时性会被突显。这就要求对民商事主体条件的审查不能过于繁琐；要求案件的审理必须严格遵循审限，不能过分迟缓和拖延；要求裁决及时做出，不给当事人增添诉累；要求判决的执行必须及时，不使正义迟来。程序及时性的要求能够确保经济主体在运用司法资源救济自身经济权益、恢复商业信誉的同时又不必长期纠缠于诉讼之中不得脱身，为其进行他种经济交往、参与他种市场竞争创造条件。
综上，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对法治提出了新要求，而现代法治的完善同时会对市场经济稳步推进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本文以新型民事诉讼目的观的确立，以及它对市场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为视角证明了该命题。
参考文献:
关键词：山东省；主成份分析；聚类分析；经济协调发展
一、引言
一直以来，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一直都是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差距，是各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普遍现象。适当的区域经济差异有利于资源要素流动、产业空间转移，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但过大的差异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隐患，根据区域经济差距优化调控区域协调发展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二、研究区域及研究方法
1.研究区域概况
山东省是我国东部沿海比较发达的省份之一，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吸引着国内外人力、资金的涌入，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经济主要指标居全国前列，成为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大省：2014年，全省GDP为59426亿元，占全国的9.33%，位居第三位；人均GDP 60879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3倍；城镇化率为55%，高于全国的54.8%。尽管大部分经济指标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影响山东省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调整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现状，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将为山东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契机，为山东省在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积蓄力量。
2.研究方法
主成份分析是将原来的多个指标重新组合成新的相互不相关的综合指标，但同时又能保留原变量大部分信息的降维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处理指标间的相关性。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得出相关系数矩阵，对其特征方程求得特征根，将指标的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前m个定为主成份。根据主成份的总得分将17地市进行大小排序，即可排列出每个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而找到影响不同地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因素。
3.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经济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任何一个单一指标都无法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本文从经济基础、港口外贸、经济强度、工农生产等角度，选取多个能代表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和各个产业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具体分析，以期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各地区的发展差异（见表1）。
数据来源：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山东省统计年鉴，原始数据略。
三、山东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聚类分析
利用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对山东省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计算，得出特征值、主成份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见表2）。由表中数据看出，前4个特征值的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7.602%，表明前4个主成份可以很好地解释影响山东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根据旋转后主成份载荷矩阵可以看出：（1）第一主成份F1在X10、X12、X13、X14、X15上载荷较大，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金融集聚程度和科技发展潜力，因此可以定义它为“创新潜力因子”。（2）第二主成份F2在X5、X6、X11、X16上载荷较大，这些指标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因此可以命名为“开放因子”。（3）第三主成份F3在X1、X3、X4、X7、X8上载荷较大，其中X1、X7、X8反映了第一产业的情况，X3、X4反映了地区生产和城市发展情况，因此可以定义为“经济基础因子”。（4）第一主成份F4在X2、X9上载荷较大，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程度，因此可以定义它为“工业因子”。
根据计算各地市经济水平在4个主成份上的综合得分，可以将山东省划分为经济发达地区（得分值≥0）、次发达地区（-1≤得分值
利用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对17地市进行聚类分析，从所得聚类图谱上可以看出，山东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青岛、烟台、威海；第二类是济南、淄博、东营；第三类是泰安、临沂、枣庄、莱芜、日照；第四类是聊城、菏泽、德州、滨州、潍坊、济宁。这说明山东的经济发展既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也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从全省的角度进行分析，山东属于双核结构，以青岛为龙头的沿海经济带和以济南为中心的工业城市群，这一聚类分析结果与前文主成份分析所得出结果基本吻合。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17个地市的经济发展影响因素进行主成份分析可以发现，山东经济较为发达、产业结构层次较高的区域位于东中部，而经济比较落后、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的区域位于西部。东部地区以青岛、烟台为核心，辐射威海、潍坊、日照等地区，这一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强、沿海区位优势明显，开放程度较高，吸引大量外资，利用港口、交通的便利程度发展经济，适宜发展先进制造业，着重开发新领域；中部地区以省会济南为中心，带动周边淄博、东营、泰安、莱芜、滨州等地市的发展，借助济南这一山东科研技术中心的优势加之资源储备较丰厚，适宜发展钢铁、化工、机械制造等产业；西部地区第一产业比重偏高，第二产业比重较低，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占比更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但是该地区土地、人力资源丰富，地价和劳动力成本低，应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发挥后发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尽快跟上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发展步伐，减小地区间的不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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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经济，在人类产业发展从而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事件，这是一场基于上一世纪在计算机——通讯技术以及相关技术基础之上引发的经济革命。网络经济不是一般意义科技进步带来的变革，它在经济社会中引起的变革具有深刻、深远的意义。网络经济，现已成为一个经济范畴，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范畴。它的内涵，几乎包含了自20世纪最后20年来以计算机——通讯技术引发的产业革命带来的经济领域各种新嬗变；它的外延，现今可以说在一切产业中都获得了自己的地盘。最新的技术发展甚至展示，人作为有生命的肉体本身，也正在被置入储存特定信息与设计程序的芯片。作为一个范畴，它的重要性表现在它表达了新产业经济的本质，表达了新产业经济发展的内在趋势，表达了劳动者乃至整个人类在经济活动面临的新命运。
然而，人们震惊地看到：科学家在短短的年代中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上给予了世界一个因特网络，给予了网络经济的运作平台，网络经济如此迅猛地在全球展开，然而经济学家却还没有来得及对其进行那怕是粗浅的研讨！这便是我们选择这一课题的意义与初衷。
令人欣慰的是，在实证调研方面，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从1999年开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传播政策研究中心启动“全球互联网项目”(WorldInternetProject)，旨在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中国互联网中心CNNIC自1997年起开展互联网调查，迄今已公布了14次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中心从1999年夏天开始准备加入“全球互联网项目”，于2000年底至2001年初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长沙实施了问卷调查并于2001年5月向社会了研究成果。
全文共分一个前言与五部分内容，前言是对本研究成果的一些约定与说明；第一部分“世纪之交：互联网引致网络经济”；第二部分“石破天惊：互联网的革命性昭示”；第三部分“互联共享：认识网络经济新本质”；第四部分“论道经邦：点解网络经济面临的难题与对应措施”；第五部分“传承经典：网络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挑战探微”。
“互联网”、“网络”概念，无疑是世纪之交的第一关键词。迄今为止，互联网的普及率，是以往任何一种事件无法比拟的。它是空间拓展远远超越时间的一个典范。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1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04年6月30日，我国上网用户总数为8700万，上网计算机达到3630万台，跻身于世界第二网络大国。全世界亿万个终端同在一个互联网上传递交流信息、运作种种事务，刹时间，前所未有的网络企业、电子商务、网上销售、网络教育、电子货币、网上资讯等核爆炸式地在互联网上展现，形成一种基于国际互联网的壮观经济现象，真可谓石破天惊。网络如此快捷地结缘经济，新的网络经济现象如此快捷地在全球开展，新的理念、新的商务模式、新的经济机制如此快捷地被创造出来。在15世纪，全球人均收入年增长仅0.1%，在此后5个世纪中人均收入小有上升，在20世纪下半叶接近3%，而2000年美国在这一年就上升22%。这就是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时代的辉煌，就是计算机网络时代的辉煌！事实上，世界正在进行一场计算机网络经济革命，这场革命给予了每个国家、每个区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千载难逢的挑战与机会。尽管经历了世纪之初网络经济的“寒夜”，但如今网络经济的辉煌再次闪耀。
网络经济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其根源在于国际互联网的革命性意义，那么它究竟给予我们何等昭示？第一，互联网络显示了前所未有的特征，它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一个虚拟而又真实的世界，一个崭新的统一的网络国际社会，大体可以从以下9个方面理解网络的神奇：无差别化，数字化，互联实时化，人本化或智本化，资源共享化，虚拟化，高速化，全球一体化，综合化。第二，基于这样的特征，它最终将成为带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引擎，它曾经创造了这样的奇迹，而今经历了重新融合后的网络经济正在创造新的奇迹。第三，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国际互联网络及其网络经济，之所以说是工业革命以来最为重要的产业革命事件，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来透视它震撼全球的影响力：一是它的影响广度，它几乎布线于全世界各个角落；二是它的影响深度，它在微观上改变着人类行为各个方面，在宏观上改变着现行社会体制、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三是它的影响速度；四是它的影响长久度。第四，基于当代计算机、光缆通讯技术之上的网络经济，是工业革命以来最为伟大的产业革命，它事实上已经构成第三次产业的科技基础。几乎可以说，正是网络经济的出现与形成，使得自上个世纪初叶出现的三次产业分化真正完成。可以预料，扎根于新技术基础之上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前程似锦。第五，互联网产生的信息服务社会。如果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资本社会，那么互联网产生的则是信息服务社会，或者说是信息社会。
正是互联网产生的上述革命性意义，它给予了互联网络下的新经济获得新的本质，或者说发生着本质性嬗变。第一，一种崭新的网络企业诞生。所谓网络企业，是互联于因特网络中的各类企业，是由于网络经济拉动起来的企业系统。在网络经济中的企业，已经可以完全实现：“无论你在天涯海角，企业在你掌控之中”。第二，以网络企业为基础迅速形成网络经济，网络经济由于互联网的特征而有力地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革命。大量网络企业的诞生，大量网上经济活动的涌现，从而形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网络经济”现象。所谓网络经济，是指建立在由现代通讯网络、电子计算机网络所形成的信息网络基础之上的一切经济活动，即基于互联网基础上发生的经济行为以及网络的上游、下游经济活动。第三，比之传统经济，网络经济具有如下新的本质：它是人本经济，它是和谐经济，它是可持续经济，它是低成本经济，它是互惠经济，它是一体化经济。第四，在这个新兴的经济体系中，智慧资本、知识资本最终获得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因为，知识经济时代价值的增值因素、倍增因素的重点在于智慧劳动。第五，在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平台上，体现不出人们的社会差别（阶层、民族、区域、地位、性别、身份、年龄等等），它甚至跨越了时空界限，将劳动者之间的差别简化为人们能力的差别，简化为人们利用自己的知识在这个平台上创造价值、服务企业的差别。这便为劳动者平等地、自主地展示能力提供了无拘无束的时空，就是说，劳动者迈向自主劳动的路途坦荡。第六，网络经济的发展，将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次上打造出新的经济机制，而且最终会形成一整套与新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新机制系统。
基于以上对互联网及其引致的网络经济的探讨，我们对网络经济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但是，目前网络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很多，处境也是十分困难的。本研究论文中，作者对其中最为紧要的几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应对策略或者政策建议。第一，作者告诫，网络经济发展到今天，如果想减少市场的盲目性带来的损失，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需也必须介入了。必须制定给网络经济基础产业中的每一块均衡发展的政策，也就是说，政府应该通过政策来调节网络经济丰厚利润与赶超利润的分配。第二，针对我国大批网络企业不能赢利的根源，作者强调，网络信息产品的商品化是关键，为此建议：对信息、网络产品要区别对待。软件、专用信息、经过研究加工过的信息，必须将其产品商品化。商品化的惟一出路是给出产品的边界，使其具有排它性、独有性。而对公众信息，不足以商品化的产品，要另起思路，不能勉强打包成品。目前成功的做法是，以公众信息为平台，提高点击率即赢得人气后，再以广告销售、网上产品销售为盈利点。第三，互联网经济决不是一个产业的“专利”，不是技术的副产品，更不是个别产业部门的特权。互联网将引发各行各业的变革，因为必须明确认识到，发展网络经济必须发挥传统产业的作用，只有当网络经济与传统产业相结合了，网络经济才找到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第四，虽然网络经济是一种创新经济，但决不能忽视自身的创新，而且网络经济的生命就在于不断创新。第五，作者还对新近发表的“第1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若干重要数据进行了解读，并藉此给出了若干政策建议。比如，加快农村与西部互联网络的发展，政策要倾斜；对.CN域名的开发战略要再认识；要加强对网络安全的关注，加强研究投入；提高对网络信息利用的深度；网络企业要以诚信取胜。
另外，作者对网络经济引发的对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问题的挑战，给予了经济学的诠释与回应。面对网络经济，传统的经济学方法显得力所不逮，应当与时俱进地吸收西方经济学与其它科学的方法；知识、信息商品的出现，是对传统商品理论的补充与拓展；同时，也引起了对传统使用价值的补充与拓展；网络经济的出现，并没有否定劳动价值论，种种挑战都未能动摇这一理论的真理性；智慧资本、知识资本作为一种资本的新“品种”，丰富了资本理论；由于网络经济的调整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新机制的形成，已经构成对传统增长理论与经济周期理论的挑战，所以必须发展原有理论；在分配理论上，网络经济的出现与发展，为分配的多元化创造了经济基础。
本项研究成果，在学术上的创新之处有以下几点：第一，这是一份以政治经济学观点，对当代网络经济的发展给予的比较系统、比较深入的分析研究，作者所持立场、观点与方法，具有新意。迄今，尚未见有类似成果发表。第二，文中提出的下列观点应具有新颖性、原创性：“互联网的划时代意义，为第三产业奠定了技术基础”；“如果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资本社会，那么互联网产生的则是信息服务社会，或者说是信息社会”；互联网的九大显著特征与网络经济本质特征表现的七个方面；轻视、忽视马克思关于产品转化为商品的理论，可能是导致全世界在网络经济发展中损失千万亿计资本的理论原因；等等。第三，在对网络经济的系统分析中，作者十分重视对经济现象中的关系分析，特别是对自主劳动的历史命运的分析，并且得出网络经济下的社会主义劳动具有自主性与雇佣性二重特征的结论。
本项研究成果，同样给出了若干具有应用价值的政策建议。其中需要强调的有：第一，在宏观政策上，政府应该区分网络经济中不同产业分区实际谋利份额，而政策调节使网络经济产业的结构平衡发展。第二，依据最新调查显示的数据表明，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支持农村与西部互联网络的发展，使之落后地区直接加入到网络经济中提升产业。第三，政府的政策，还应当将鼓励网络经济与传统产业对接这一要害作为一个重点，大力扶持，没有这一对接，网络经济将成无源之水。第四，社会必须关注劳动者在网络经济中的历史地位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劳动者生存状况的关切，弘扬自主性，遏制雇佣性。
统计学就是收集数据、整理数据以及分析数据的方法论学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持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保证其能够对所需要应用的数据进行有效整理与收集，进而形成统计思想，达到预期的研究目的。
关键词：
经济学；研究；统计学思想
在对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统计学思想是至关重要的部分，其中包含着估计思想、拟合思想、均值思想等，有利于提高经济学研究效率，凸显出经济学的研究价值，为其后续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1经济学中统计思想分类
1.1统计思想之估计思想
统计思想是一门具有综合性特点的学科，其涉及的内容较广，研究重点有所不同，使得主要的思想部分受到广泛关注。然而，在统计思想中估计思想是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因为估计思想是一种认识方式，能够将利用样本对统计的总体进行预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提高预测准确度。与此同时，样本是统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显示总体属性的基础上，可以利用样本的研究结果预测总体概况，但是，统计样本很容易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导致统计数据与总体数据出现偏差。
1.2统计思想之拟合思想
拟合思想就是在统计期间，能够对不同类型的事物的表象关系进行分析，保证能够拟合出事物的前后顺序，使得错综复杂、难以分辨的信息规律凸显出来，进而形成良好的发展趋势。
1.3统计思想之均值思想
对于统计思想而言，均值思想就是根据统计学的基本特征凸显出事物的一般性规律，使得经济学研究人员可以全面了解事物发展规律，避免出现各类干扰因素影响其统计准确性，进而提高经济学研究质量。
1.4统计思想之联系思想
经济学研究中各类事物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应用统计联系思想，才能保证人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可以注意事物之间的联系，提高变量考察效率[1]。
1.5统计思想之差异思想
统计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概括性，与差异思想存在密切的联系，主要因为差异思想可以引导经济学研究人员能够根据事物之间的差异，对事物进行统计与概括，进而形成良好的数据研究体系。
2经济学研究中统计思想的应用路径
2.1经济学研究风险决策时应用统计思想
在经济研究决策期间，经常会存在不确定的因素，使得经济活动承担一定风险。由此可见，在经济研究决策之前，必须要利用科学的方式制定工作制度，保证能够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首先，在日常经济活动中，企业要利用正确的决策规避盈利亏损。其次，企业要正确估量经营中可能出现的经济损失，保证能够制定完善的措施规避企业的损失。最后，企业可以利用统计学的概率论原理，形成竖形图像实施分析工作，进而提高企业的发展效益[2]。
2.2经济学研究市场调查中应用统计思想
经济学研究人员在市场调查过程中，必须要全面分析统计学的应用特点，保证能够有目的性的对市场调查内容进行分类，并且提高数据记录效率，使其达到系统性目的。同时，经济学研究人员还要正确分析所搜集的市场信息，及时发现企业的缺点，并采取有效措施弥补，为企业在市场中的发展提供正确方向。另外，经济学研究人员还要利用统计学思想全面判断市场需求，提出更多的可行性战略条目，例如：取样调查、抽样调查等，使得统计思想能够更好的应用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为其发展奠定坚实基础[3]。
2.3经济学研究经济预测时应用统计思想
在统计学理论中，经济预测与风险预测是有所不同的，经济预测就是对未来各类不确定的经济因素进行分析，保证能够利用科学的手段实施经济预测工作，避免对经济进行臆想与胡乱猜测[4]。同时，在经济预测期间，不可以出现利用直觉与经验预测的问题，必须要根据经济预测要求，科学、精确的实施计算工作，在搜索各类相关资料的同时，不断分析与判断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企业决策者可以利用统计思想中经济预测手段加深对企业未来经济的了解，以便于做出更加完善的决策。经济预测指标包括以下三种：一是经济预测范围。二是经济预测时效。三是经济预测性质。每个标准都有自身存在的意义，可以促进经济学研究效率的提高。
3结束语
在经济学研究期间，相关研究人员必须要全面分析统计思想，确保能够将其有效应用在研究工作中，在提高研究质量的基础上，凸显经济学研究价值，为其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作者：许欢 单位：唐山人民医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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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筑设计创新与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向上联系法律、政治、哲学及意识形态，向下联系环境、资源、文化、历史、心理等，其横向构成生产关系以及人际关系，并联系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同样，由于建筑学交汇科学与艺术，横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与以上的方方面面都有着紧密独特的关系。在建筑设计创新的过程中，经济问题一直都是一个实际的、必须加以充分考虑的重要因素。建筑设计创新不可能脱离区域经济这一大环境：政策法律、经济制度、市场与中介、基础设施资源环境。经济效率、政府效率、经营效率、科研投入与知识积累等，也直接影响着建筑设计创新的产生、规模、影响力、甚至影响建筑师的学识素养等诸多因素。国民经济、价格水平、贸易交流等宏观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直接影响建设投资规模、技术可行性、信息交流等与建筑设计创新相关的诸因素。定价、产量、效益、客户这些微观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也与建筑师的收入、作品数量、公众接受度等关系密切。“经济学所有的东西都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原则上：就是激励作用。”激励的变化改变做出特定决策的成本和收益，改变人们的行为。经济学可以解释在建筑设计创新过程中创新者的行为。建筑学与经济学理论发展轨迹有很多相同，都是从开始关注“物”转为后来关注“人”，从关注建立理想化的形而上的理论转为关注于现实的复杂性与可操作的实用性。最终，都关注如何才能满足“人的幸福”。对建筑设计创新而言，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进行交叉性研究，一直是建筑设计创新持久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
1.2研究的意义
1.2.1为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建筑设计创新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许多建筑学理论中，对建筑设计创新的分析常会考虑建筑史的传承影响、形式、功能、技术、场地、文化甚至是政治状态，但经济因素常被忽略。实际上，在建筑设计创新中，经济因素常会对以上因素产生重要的影响，并对建筑师本人的心理意愿、个人行为产生影响，同时也影响着社会大众的心理和审美趣味。以经济学作为着手点研究建筑设计创新，可以进一步全面深入了解前人的设计思想及作品产生背景、完善建筑设计创新的分析方法。
1.2.2从经济学的角度解析建筑设计创新的产生
建筑设计创新的产生脱离不了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建筑设计创新的产生需要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内因”指建筑师个人的学识素养、性格天赋等，“外因”是指实现建筑设计创新的社会环境条件。这些社会环境条件与经济有着紧密的关联。建筑师需要透视世情、掌控“外因”、因时而动、因势而发，才能发挥其“内因”。理清经济对于建筑设计创新“内因”、“外因”的种种影响，可以从新的角度更加深刻地探究建筑设计创新的生成机制。
1.2.3运用经济学方法丰富建筑设计创新理论及策略
对于建筑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设计创新方法理论的研究，应该顺应社会以及建筑学科发展的潮流。在全球基本已步入到工业化商品社会的今天，建筑设计创新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从经济学角度探研建筑设计创新方法，伴随采用模型、图表、公式等科学理性手段，并力求使该方法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可以使建筑设计创新方法理论研究更加贴近于现实、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为建筑设计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有益的可能途径。
1.2.4以经济学视角深入分析建筑设计创新的应用
在近现代经济社会中，建筑设计创新成果已经成为了一种商品或带有经济属性的产品，不仅与市场有关，还涉及需求(客户)、供给(创新者)两个方面。其中的需求包括购买愿望、购买能力、炫耀性与基本性消费、需求量、潜在的偏好(生活方式、宣传、消费风气)、消费预期、其他产品价格等；其中的供给包括创新的目的、设计管理水平、设计手段、收入、投入、生产要素的价格等许多经济因素。只有了解建筑设计创新所面临的复杂社会现实，才能有效地将建筑设计创新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建筑设计创新。
2建筑设计创新经济学研究的可行性
2.1研究方式的可行性
以经济学视角研究建筑设计创新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建筑设计创新能否用经济学的方法如数字、符号、公式等表达及研究。有人认为在建筑设计创新中包含着某些神秘微妙的心理活动或情感活动，用公式等方法是难以描述的。但事实并非如此：1)意识问题。人们很难洞悉他人的内心活动，但很多人可以通过自我的“意识”感知自身内心活动的复杂与微妙，进而推论人的心理活动是神秘的，但现代心理学、神经生物学的研究表明，“意识”是一种不存在的幻觉，人也很难正确地感知自身的心理活动，所以由此断定人的心理活动神秘不可测度并不正确。2)生理属性问题。虽然数字符号确实无法准确、全面地表达人的思想，即哲学的“能指”与“所指”的不同，但由当代对于人脑独有的：生成性计算、不同概念的融合、运用精神符号、抽象思维的研究表明：通过语言、文字、符号来思维和表达是人的生理属性。3)直觉灵感问题。建筑设计创新中，确实存在着灵感、直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也难免会怀疑其产生的过程和效果能否由符号、公式或语言等来表达清楚。经济学家卡尼曼(Gamener)认为人的直觉可以处理知觉、概念并被语言唤醒。直觉既受物理背景影响，也受与历史背景相关的选择性注意影响，是可以用科学形式研究与描述的。现当代一些哲学家对科学方法论的批判和反思，其主要指向的不是手段方法的错误，而是指向结果的不完整和应用的轻率。在建筑设计创新研究中引入经济学方法具有可行性。
2.2指导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2.2.1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的契合
建筑学与经济学在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上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和共通之处。1)研究内容相近。经济学产生于“稀缺性”(相对于人的欲望，经济物品或资源总显得不够)及由此所引起的“选择”的需要。建筑设计创新产生于如何运用现有的科技、材料、资金，更有效率、更好地构筑能够满足人们生活、生产、精神心理等需求的实体空间。2)研究目的相同。建筑设计创新与经济学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的现实性需求和欲望。早期经济学关注于“物”的生产、交换、分配，建筑学关注房屋的建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科的深入，它们都发现了相同的目的，即“人的幸福感的满足”。3)价值取向相同。在经济社会中，建筑设计创新的过程是产品(建筑物)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学所研究的关于产品的种种理论，对于建筑设计创新而言，即使不是全部，但是大多会是适用并具指导意义的。4)创新研究契合。经济学与建筑学的契合，还体现在对于创新的重视。建筑设计创新研究是为了更进一步、更好地满足社会对建筑的效用需求，侧重于具体创新实践方面的研究；经济学中对于创新的研究则更侧重于创新对生产、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作用。
2.2.2研究问题方法大同小异
建筑学与经济学的研究历程与研究方法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总体而言，二者都经历了：1)从求索整体性解决问题的“公理”到承认解决问题方法的多样性；2)从力求简单、明确到承认复杂性与多元性；3)从侧重神性、物性的分析到侧重人性的分析；4)从重视概念性、总体性的“人”到重视个体性的、活生生的人；5)从学科内单一语境研究到交叉融合其他学科的多语境研究；6)从简单的因果论分析到对复杂的关联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这一历程中，主要、基本的研究方法是科学分析的方法，建筑设计创新研究最终必须应用于实践，需要具有相对广泛的指导性、条理性、可操作性，必须是一种科学化的表述。经济学常常运用数学等科学的方法来分析问题，这可以减少研究者的主观因素，更加客观、理性。在建筑、经济所处的复杂社会现实中，对于复杂问题中关联要素提炼和简化后再加以分析研究，是可行及有益的。虽然人们已经知道其分析结果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主观倾向也仍或多或少地有所体现，但是这些不完善是可以改进的。
3以经济学视角研究建筑设计创新的途径
3.1建筑设计创新的产生机制
通过研究建筑设计创新产生的经济环境与条件，如社会需求与供给，思想与科技变化的影响，建筑师的个体性动力，与政治经济制度、市场及服务，以及与经济基础、环境资源的关系等，在此基础上，经过归纳、提炼，参考经济学知识生产函数，如Griliches-Jaffe与Romer等知识生产函数，充分考虑到建筑设计创新的特殊性，可以建立一个建筑设计创新产生模型，并对该模型的数据选取、实证方法、误差校正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应用这些理论和模型可以进一步切实可行、科学理性地评估一定社会区域中建筑设计创新的产生能力及可能存在的相关问题，对于进一步做好建筑设计创新、创造适合建筑设计创新产生和发展的环境，提供比较科学的、具有启发性的指导性意见。
3.2建筑设计创新的策略
由建筑设计创新的目标与策略之间的关系入手，在建筑设计创新目标研究中，首先分别研究建筑设计创新的经济目标和建筑目标，并通过研究经济学的建筑成本最小模型与建筑效用最大模型来分析建筑设计创新的经济特殊性。以此为基础，针对建筑设计创新的建筑目标，从建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建筑要素入手，分析、阐释、论证建筑相关要素与设计策略的适合性问题。然后，以建筑要素目标和设计策略作为变量，以建筑设计创新目标与策略之间的适合作为变量之间的关系，借鉴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数理推导建筑设计创新目标与策略相适合的最佳状态。由此提出新的建筑设计创新适合策略，揭示设计策略与创新目标适合的条件，以及创新成本与技术有效性的最佳化选择。为建筑设计创新提供具有启发性的新途径。
3.3建筑设计创新的应用
通过揭示实现建筑设计创新所面临的现实环境及其经济复杂性，研究实际设计中影响建筑设计创新实现的经济现实：创新风险、经济外部性、创新交流、选择机制(公共选择机制与民主参与机制)、信息不对称(预期效用、有限理性、信号作用)等方面，以此为基础，运用数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采取分阶段建构模型再汇总的方式逐步深入探研：第1阶段模型研究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对设计单位的设计过程如何进行有效监督管理；第2阶段模型研究建筑师的创新风险厌恶度；第3阶段模型研究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对客户建筑效用预期掌握及反映的有效性；第4阶段模型研究建筑设计创新如何有效并具责任感地协调社会公共方、客户方、设计方的利益诉求。最后，综合以上模型，构建一个“影响建筑设计创新应用的数理模型”，为建筑设计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供现实可行性。
4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