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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媒体；赋权；网络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D62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6 ― 0134 ― 02
媒体赋权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对不同阶层社会成员而言具有不同意义。当前，新媒体赋权创生了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新生态，对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媒体赋权现象的产生
传统意义上，赋权是指当权者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的权力再分配，以权力的对外释放和下移为主要标志，倾向于对小群体的沟通和边缘群体的关怀，以适当扩大小群体和边缘群体的权力拥有为旨趣。“2014年中国新媒体发展大潮汹涌。以微博、微信、微视频、移动客户端为代表的‘三微一端’成为网络舆论的重心。媒体的融合发展带来了整个网络格局的联动变化”1，当前新媒体环境下，媒体赋权演变成为当权者的规划活动之外的自发现象，新媒体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社会权力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布，使政治评论和政治参与权力在社会各阶层之间迅速扩散，对现实政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社会权力建构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只有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获取并回归到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才有意义，而新媒体赋权，同时依托于对社会关系网络的极大改变，推动了社会权力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新分布和流动，使网民依托于新媒体获得了更多的网络话语权和参与权，依托于网络话语权和参与权影响社会现实生活。新媒体产生以后，对传统传播格局提出挑战，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为当前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当传播格局被改变，传播载体重新分配以后，建立在传播载体之上的权力也将重要分配，大学生依托于新媒体的赋权在网络政治参与道路上变得更为便捷。
新媒体对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赋权，实质上是传统大学生政治参与权力的扩大化，是社会政治参与权力的下移，依托于新媒体，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实现了自我赋权。新媒体一方面为大学生呈现了海量信息资源，另一方面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多政治言论表达机会和更大政治参与空间。在新媒体赋权下，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渠道变得前所未有的通畅，使大学生的政治表达实现了畅所欲言，然而当大学生人人都成为“政治评论家”和“政治权威者”的时代境遇下，新媒体的伦理困境被进一步强化。值得注意，新媒体赋权扩大了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机会，并不表明这一赋权同等程度上提升了大学生的政治参与能力。大学生在扩大化的政治参与机会中，由于自身政治参与能力并未随之提高，进而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大学生的网络政治活动，使一些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呈现无序、失范等现象，以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新媒体的责任担当提出挑战。新媒体的匿名性、便捷性，使少数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演变成政治暴力、泛政治化或政治娱乐化行为。大学生以满腔热情和个人观点，担负了政治裁判的角色，既可能混淆社会事实，又易于导致对他人生活的暴力介入，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成为一种集体行为和集群现象。
二、媒体赋权对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
作为一种客观社会现象，媒体赋权对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而言既有其积极作用，又有其消极影响。
第一，新媒体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大学生作为重要的社会群体，他们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在大学期间习获知识，接受适当的社会化训练，更大程度上完成自身的社会化进程，是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目标。一定意义上，新媒体、大学生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对于大学生推进自身的社会化进程而言不可或缺。简言之，新媒体在大学生完善自身的社会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大学生参与政治生活、了解社会实际、把握民生国情的重要介体。新媒体对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赋权是一个参与式赋权、融入式传播的渐进过程，大学生在新媒体赋权下，依托于新媒体参与政治生活、了解社会实际、把握民生国情过程中，大学生的个人意识、能力得到培育、强化与持续，有助于为大学生提供源源不断的社会化动力，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为奠基加快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进程，使大学生更大程度上实现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
第二，新媒体创生了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新风险。当前“社会边缘群体正在通过网络通讯媒介广泛地组织和参与，其诉求未必牵扯宏大的政治权力，更多的是他们认为制度与规则的缺失与他们切实的生存、生活需求之间的张力存在，而这种巨大的张力就使得这些边缘群体有了充分聚合和互动的诱因，新媒体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的‘武器’”2，显见，新媒体一旦产生，基于其对社会阶层之间毫无差别的赋权，导致了新媒体天然地具有为边缘群体和小群体提供对抗强大阶层、发泄群体愤怒、宣泄个人不满的潜在功能。同时，正是基于这一功能而使新媒体用户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壮大。一定程度上，大学生群体在社会阶层中隶属于“小群体”，他们的群体权力过于弱小。因而，对于个人而言，利用新媒体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率性而为”，从事一些偏离于政治规范之外的活动，成为一些大学生的“时尚选择”；对于群体而言，新媒体对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赋权，激化了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集群效应。传统政治参与途径中，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群体性被限定于一定领域或区域，在行政区域划分和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下，大学生群体的政治参与被分割为各个相对独立却上海市一致的模块，按照上层政治规划而运行，既便于管理又便于引导。新媒体时代境遇下，大学生政治参与上升为网络政治参与，继而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群体性打破了领域限制和区域限制，以无所不在的网络为链接，变成了全体大学生中具有共同政治热情和政治立场大学生的政治盛宴，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前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风险，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出挑战。
三、媒体赋权境遇下规范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现实路径
第一，提升大学生的媒体素养。大学生的媒体素养提升成为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中不可逾越的重要课题。热衷新媒体是大学生群体的典型特征，新媒体作为一种科技改变生活的时代潮流，已经深入嵌入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对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只能适应不能回避。面对大学生依托于新媒体而日益扩大的网络政治表达空间和网络政治参与机会，提升大学生的媒体素养，是当前适应新媒体发展大潮的题中之义。提升大学生的媒体素养，至少囊括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新媒体，引导大学生科学使用新媒体，规范大学生理性参与新媒体三个层面内容。对于大学生而言，对当前各种层出不穷新媒体的认识还比较粗浅，主要停留于新科技产品的认识层面，他们更多侧重感受这一科技产品所带来的消费体验和生活改变，而至于这些时尚新颖的新媒体对于大学生个人情感、能力发展，对于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影响则思考较少，他们既没有认识到新媒体对个人生活的积极改变，更没有认识到过度沉溺新媒体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没有认识到新媒体可能异化作为主体的人，使大学生沦为新媒体的附庸。引导大学生科学使用新媒体，则是立足于对新媒体的正确认识，有意识地规避新媒体使用中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新媒体的积极作用，让新媒体真正服务于个人发展。规范大学生理性参与新媒体，则是建立健全各种适应于新媒体的网络规范规章，让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能够维持在一定的合理维度内，避免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失范现象的发生。
第二，强化新媒体的责任担当。对于新媒体而言，虽然它作为人类科技发展成果给社会成员带来了良好的科技体验，但它天然在具有媒体烙印，肩负媒体职责，如何处理好新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关系，处理好新媒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关系，是当前强化新媒体责任担当的重要内容。“截至2015年1月，我国移动网络用户总数达8.75亿人，手机网民占网民总数超80%，手机和移动设备成为互联网的第一入口。移动网络初步具备对国家信息与意识形态安全产生全局性影响的能力”3，显见，新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已经成为当前新媒体发展亟待完善的重要环节。现实生活中，一些新媒体片面追求产业属性，放弃了意识形态属性，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放弃了社会效益，导致了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乱象。强化新媒体的责任担当，大力弘扬新媒体坚持真善美、远离假丑恶的职业品质，固守新媒体的意识形态担当，坚持新媒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以社会效益统率经济效益，使新媒体真正成为当前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助力而不是阻力，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第三，建立健全新媒体规范规章。作为一种新兴产物，如雨后春笋秀涌现的新媒体还缺乏相应的规范规章，使一些新媒体得以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忽略了职业操守。新时期新形势下，建立健全新媒体规范规章势在必行。对于新媒体而言，规范规章是保障新媒体自觉坚守媒体道路立场和公益原则的基本前提，是避免各种新媒体打着科技成果旗号一味为了吸引眼球和受众而放弃媒体立场的重要保障。建立健全新媒体规范规章，为新媒体运营确立底限，有助于引导新媒体良性发展，发挥新媒体的积极作用。对于用户而言，规范规章是确保网民理性使用新媒体参与政治生活的必要准备，尤其是对于大学生网民而言，规范规章有助于大学生网民克服自身的认识缺陷和群体冲动，把自身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自觉统一到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上来。
〔参 考 文 献〕
〔1〕光明网舆情中心.两个舆论场加速融合网络舆论日趋理性〔N〕.光明日报，2015-01-09（05）.
新媒体从英文“New Media”演化而来。“New Media”一词源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P?goldmark在1967年提出的一项商品开发计划。1969年，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别委员会主席E?rostow在向总统尼克松提交的报告中多次试用了New Media这一词。从此，新媒体这一概念从美国传播到了世界。就中国目前来看，新媒体是新媒体技术、新媒体组织和新媒体文化的有机统一[1]18。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报告，截至2013年底，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6.1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5.8%[2]。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已经进入了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深刻影响着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新媒体传播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提出了深刻的挑战，促使其产生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一、从“管理”到“治理”：现代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
我国著名学者俞可平认为，英语中的“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但是，自从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以新的含义，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含义也与“统治”相去甚远，逐渐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流行语，广泛应用在政治学、社会学甚至经济学领域[3]。“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作为一种政治管理方式，治理有以下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3]。治理反映这样一种观念：各国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社会上还有一些其他机构和单位负责维持秩序，参加经济和社会调节。现在行使这些职能的是多种多样的政府性和非政府性组织、私人企业和社会运动，它们一起构成本国与国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调节形式。
俞可平总结了治理和统治之间的区别，他认为从词面上看似乎差别并不大，但其实际含义却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治理与统治的最基本、最本质性的区别就是，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其次，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一样。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3]。詹姆斯?罗西瑙和俞可平观点类似，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的治理》中指出：“治理与政府统治并非同义语。尽管两者都涉及目的性行为、目标导向的活动和规则体系的含义，但是政府统治意味着有正式权力和警察力量支持的活动，以保证其适时制定的政策能够得到执行。治理则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换句话说，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4]党的十八大报告用很大的篇幅对社会治理进行了论述，为社会治理创新指明了新方向。新媒体在社会治理创新中起到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二、新媒体在我国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的传播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传播方式从单向到双向的转变。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是单向、线性、不可选择的。它集中表现为在特定的时间内由信息者向受众传播信息，受众被动接受，没有信息的反馈。这种静态的传播方式使得信息不具流动性。而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是双向的，传统的者和受众现在都成为了信息的者，而且可以进行互动。第二，传播行为更为个性化。博客、播客等新的传播方式，使得每一个人都成为信息的者，个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传播自己关注的信息。第三，传播速度实时化。技术的发展使得新媒体可以实现实时的传播，技术的简单便捷使得信息可以在全球实现实时传播。这一优势是任何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第四，从单一到交融。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在传播内容方面更为丰富，它消解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纸、通信）之间的边界，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边界，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新媒体传播方式的这种变更，直接改变了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为管理到治理之间的跨越，提供了一座桥梁。
（一）政府机关由上而下的治理
孙永兴在《新媒体事件：机制、功能与法律规制》一书中，新媒体事件的政治功能分为“向上指向的”和“向下指向的”两种情况。他把前者称为新媒体事件的“社会控制功能”，是指新媒体作为一种市民社会中存在的社会性的制约力量对政治强权和政治权威的制约与制衡；把后者称为“控制社会功能”，是指政治权力通过新媒体对社会的控制和制约，形成有利于统治阶层的秩序和状态[1]136。在我国，传统媒体在实现政府自上而下的治理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通过将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和制定的法律进行传达而实现从上而下社会治理的目的。但我国政府也非常注意利用新媒体的控制社会功能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2005年12月16日在、国新办、信产部指导和支持下，由人民网、新华网、千龙网共同主办的“掌上天下”手机网站开通，标志着国家主流媒体全面进军手机媒体领域，此举有利于重点新闻网站在无线互联网领域新闻、引导舆论和传播先进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手机媒体树立权威可信的形象，对无线互联网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年3月，天津市发生一起恶意牛奶投毒事件，政府紧急部署移动运营商发送手机短信传递信息，及时避免了事态的扩大。4月30日前后，全国各地发生的涉日游行中，相关政府管理部门通过手机媒体平台应用短信及时、准确传递政府的声音，有效化解了此前谣传的“五一”期间北京将有反日游行的谣言。福建省利用手机短信平台台风信息。上海、北京、辽宁等地也都建立了相应的灾害天气手机短信预警机制。2006年年初，北京城区突发路面塌陷事件，交通管理部门及时通过手机短信传递路况信息，有效疏导城市交通。2010年四川巴中“全裸”乡政府的费用公示、江西黎川新任科技干部财产公示，都获得了广大网民的好评。
（二）私人机构由下而上的治理
按照俞可平的观点，从管理到治理最大的区别是治理主题的多元化。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新媒体的发展使这一切成为现实，提供了一个私人进行社会治理的平台。新媒体发展带来的最大变化在于，民众不再只是信息的接受者还是信息的传播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信息资源的垄断地位被打破，民众也不再简单地从传统媒体中获得信息，他们还可以从新媒体和网友获得信息，有时他们还会将自己所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传播出去。信息多元化也使得人们开始对某些政务信息产生质疑，从接受政府管理到对政府的监督，政治学家们往往把传播技术革命促成的这种新的社会结构称之为“共景监狱”。在“共景监狱”的社会信息传播场域下，政府应该改变过去政府包办一切、高高在上的工作方式，而是充分调动民众的智慧，设定规则，让民众在公共民生领域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促进社会自我关照和自我治理的实现[5]。
这种由下而上的社会治理首先表现在普通民众通过新媒体对政治权力的监督，促使其规范运行。在中国，这是新媒体在社会治理方面非常重要的一项功能，也是与传统媒体的重要区别。中国的传统媒体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或者国有单位投资设立的，自然在对政治权力的监督方面存在一定的“先天性不足”。同时，由于我国国情而存在的一些制度也约束着传统媒体对政治权力监督功能的发挥。记者就金浩茶油被传致癌物质“苯并芘”超标6倍一事前往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采访时，被要求填写《新闻媒体采访申请表》，然后回家等消息，等待相关处室负责人、分管局领导等各级层层审批。有媒体记者认为，新闻单位正常的新闻采访似乎成了向湖南省质监局申请“行政审批”。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完全克服了传统媒体的缺陷，在监督政治权力促使其规范运行方面起到了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河南智障者监狱服刑事件、李昌奎案、“临时性强奸”事件、周久耕事件、宋林事件中，新媒体都发挥了正功能，促进了事件的解决，推动了社会正义的伸张。
关键词：新兴媒体；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挑战；对策
一、新兴媒体科学内涵
新兴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是以信息数字化和传播网络化为基础，以有线、无线（基站）、卫星等为渠道，以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为终端，以信息交互传播为特点，以微博、微信、QQ等社交媒体为手段，实现“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
大学生对新兴媒体的关注和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以社交媒体微博为例，截止到2013年6月，我国微博用户达近3亿，目前我国网民5亿多，微博群体占网民总数的56%，其中大学生所占的比例70%，微博逐渐演变成大学生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当前新兴媒体异军突起，与剧烈社会变革相互激荡，与各种社会情绪相互作用，对在校大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而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对大学生的作用和影响却日益淡化，这些变化对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二、新兴媒体信息传播的特征
第一，传播速度的即时性，新兴媒体不断突破信息传播的时间界限，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兴媒体大大提高了信息生成、传播和中转的速度，传播与更新速度更快，信息时效性更强，受众的关注度更持久。面对传播速度的即时性的动态化、全面化、多样化的新兴媒体，传统、静态、单一的传统媒体已经显示出不足，并逐渐失去其魅力，新兴媒体正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
第二，传播空间的开放性，新兴媒体传播范围在空间上具有无限的延展性，任何信息通过新兴媒体传播，就会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新兴媒体互动性、开放性、匿名性的特点，传播空间的开放性，开启了公众话语权的大门，也使得新兴媒体上的各种思想文化和价值取向良莠不齐，正确的与错误的、先进的与落后的、积极的与消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彼此交织，这对大学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
第三，传播角色的虚拟性，虚拟性是网络等新兴媒体得以存在的灵魂所在。人际关系的虚拟化，大大缩小了学生与老师交往的心理距离，减少了彼此间的心理防范，这种虚拟性符号的交往，使得学生能够进行真实心理的交流，敢于发表独立的意见。但也应该看到，新兴媒体虚拟只是社会现实性的符号，与现实社会不是截然对立的，相反，恰恰是以现实社会为基础和前提。
三、新兴媒体对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挑战
在信息化时代，客观上形成了两个舆论场，一个是由报纸、广播、电视、期刊等为主体的传统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舆论场。两个舆论场传播基调和诉求表达长期分离对立，不仅直接挑战党管媒体的原则底线，而且导致社会阶层分裂对峙、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党的执政基础腐蚀削弱 。
第一，新兴媒体上不良信息的泛滥，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娱乐功能日益强化，价值导向功能严重缺失。在传统媒体语境下，大学生更多地接受地信息大大都已经被过滤、筛选和重组过，从而有利于系统地进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各种不良信息的泛滥传播，对大学生树立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严重冲击。
第二，社会现实问题网络化激化不满情绪，随着全面改革不断深化，我国许多社会问题不断凸现，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比如城乡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公众对民主的诉求、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民生建设比较滞后、食品安全信任度低、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很多公众感情焦虑、情绪急躁。
第三，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滞后，当前高校辅导员对新兴媒体知识掌握的程度有限，导致不少高校辅导员对利用新兴媒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够重视，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仍然采用传统的单一灌输方式。与新兴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相比，许多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和手段都显得十分滞后，亟待改进。辅导员必须重视舆论生态和媒体格局的深刻变化，主动适应新兴媒体语境下信息量充分、交互式交流、教学模式生动立体的要求，掌握新兴媒体下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权，正确引导大学生。
四、辅导员加强新兴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对策
随着新兴媒体蓬勃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建好新兴媒体、用好新兴媒体、管好新兴媒体，充分发挥新兴媒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着力提高新兴媒体背景下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力，已成为新形势下辅导员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第一，正确认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二者之间并非一定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应该是在一定条件下呈现“此长彼长”态势。当前，高效辅导员特别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借鉴新兴媒体适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点的语言表述方式和信息加工方式，把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融合新兴媒体的技术优势和传播特点，才能在新兴媒体中国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进一步壮大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大学生的影响力。
第二，强化网络等新兴媒体阵地意识，“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阵地。” “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去占领。” 高校辅导员要主动作为、以变应变，积极抢占新兴媒体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做好新兴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
第三，完善新兴媒体思想政治教育保障机制，按照“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方针，完善新兴媒体思想政治教育保障机制，为新兴媒体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坚强后盾。
一是健全组织保障。高校各级领导应该提高对新兴媒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认识，设立相应的职能部门，专人负责，建立领导体制，明确职责，为对大学生通过新兴媒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支持和保障。
【关键词】媒介权力;政治权力;舆论监督;当代中国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当代中国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大规模开展反对腐败的努力过程中,新闻传媒也无疑承担了反对腐败的重大使命,期间,既有大量的以孔繁森的报道为代表的反对腐败的正面典型宣传报道(朱幼棣,1995:8-10),也有大量的以胡长清、成克杰的报道为代表的反对腐败的反面典型的宣传报道(中央纪委宣传教育室等,2000:34-78),这些新闻报道,表现在新闻媒体和党(政府)的关系上,典型地是党(政府)控制和要求下的宣传报道,是官方所要求的新闻传媒的“规定动作”。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新闻媒体旨在反对腐败的新闻报道却并非完全属于官方所要求的“规定动作”。从1980年7月份《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关于“渤海二号”事件的报道(程金福,2008:36),到20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电视栏目和报纸周刊《南方周末》的一系列报道的问世,到2000年先后刊发于《深圳法制报》和《南方周末》的“地下组织部长”事件的报道(谢春雷,2004:128),再到2001年《人民日报》和人民网关于“南丹矿难”事件的报道(郑盛丰,2003:18),再到2003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阿文的噩梦”节目中关于“长洲戒毒所案”的报道(赵世龙,2004:145)。
上述新闻报道,在报道内容上都是关于官员的腐败行为,属于对于腐败官员的揭露;新闻报道的消息来源都不是官方,而是记者自己的主动发现;从官方于新闻媒体的关系来看,则是官方要求的新闻媒体的“规定动作”之外的“自选动作”,因而显著地区别于官方查处腐败分子之后的新闻媒体的以官方警示教育为目的的宣传报道;从新闻报道的政治社会影响来看,则是先有新闻媒体的揭露报道,后有官方在媒体的揭露报道之后对于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的查处,而官方对于腐败行为的查处又典型地是新闻媒体新闻报道推动的结果。
对于当代中国出现的这一类新闻报道,有学者称之为“舆论监督报道”,也有学者质疑这一概念指称的严谨性(李咏,2002:136);有学者沿用过去的用语称为“批评性报道”,但显然难以涵盖这一类报道的新的特殊性。本文鉴于其属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反对腐败的努力的一部分,而将其称为“揭腐报道”,以区别于官方主导下的“惩腐报道”,譬如关于胡长清、成克杰的报道,后者是官方直接控制的宣传报道的产物,以官方的警示教育为目的。杜力夫认为:“传媒对权力的监督不同于对已决案件的报道。后者是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方式。传媒所揭露的滥用职权或渎职失职案件,其责任者往往是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受到法律制裁。传媒通过公开报道发出警报,提供线索,引起有关国家机关和监察部门的注意,督促并协助国家机关依法对滥用职权或渎职失职的违法行为人进行制裁。”(杜力夫,2004:359)杜力夫所谓的“传媒对于权力的监督”和新闻传媒的具体实践上的“揭腐报道”是非常吻合的。
单从数量上看,和其他报道类型相比,“揭腐报道”在当代中国新闻传媒反对腐败的宣传和报道中是罕见的(柯惠新,2003:501)。但在当代中国媒体的体制框架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罕见的“揭腐报道”?这些罕见的“揭腐报道”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推动下的结果?
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自会有不同的发现与见解。本文试图以政治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理论视角来分析探讨,当代中国的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在结构上发生了怎样的变迁,从而催生了新闻传媒“揭腐报道”的兴起。
二、当代中国研究框架下的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
政治社会学中的国家与社会理论分析框架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的重要分析框架(赵文词,1999:56-66)。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理论界也有不少借用西方的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孔德元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发展分析认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行政权力从社会一经济领域的部分撤退,社会生活的逐渐非政治化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育,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性分化开始进行。“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实质上包含着调整并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内容。”(孔德元,2001:57)陈晏清也认为:“市民社会的建构及其与国家关系的历史性整合,将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轴心,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前景。”(陈晏清,1998:84)对于孔德元、陈晏清等的研究及其发现,邓正来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范式在中国的兴起,可以说是在—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以及相关论者对这些变化的认识和思考。”(邓正来,1997:266)
这样的分析框架是否适用于中国问题的分析呢?有学者以为,西方的理论模型只是在历史意义上说是西方的,但在社会学意义上则具有普世的、超西方的价值(马长山,2002:128-129)。但在我看来,即使我们可以“普世主义”的观点来借用来源于西方的理论框架,以分析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不能“套用”框架,而无视西方和中国的特殊历史境况;否则就难免会陷入林毓生先生所说的“形式主义的谬误”(林毓生,1985:14)。
日本学者竹内郁郎认为:“言论自由是作为市民权利的近代自由的核心,在其构成要素中处于中枢位置的,则是新闻事业的自由——这样一种设想,不管从经验上看,还是从历史看,都有充分根据。”(竹内郁郎,1989:65)竹内郁郎将新闻自由视为市民权利的核心,而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历史中,为新闻自由而进行的不懈斗争的历史,就是反抗国家对媒体控制的历史,换言之,即媒介权力摆脱政治权力控制的的斗争史。而当代中国研究,无论是基于二分法的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关系的分析,还是基于三分法的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和个人力量的分析,都未能如竹内郁郎之见出媒介权力乃市民社会权力的核心这一关键。因而,在当代中国的研究中,笔者未见有将媒介权力作为社会权力的一部分或核心而关注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关系。
倘若以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新闻传媒的“揭腐报道”,正可见出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性特征,“揭腐报道”无疑是媒介权力在实践上的具体体现,而“揭腐报道”在报道内容上所揭露之腐败,也正是政治权力在实践中的一种表现形式,相对于政治权力的廉洁表现。同时,倘若借用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来分析当代中国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变迁以及“揭腐报道”的兴起与发展,那么,至少下面的三个当代中国的特殊历史性特征又是必须要把握的:
第一、在当代中国,“党管媒体”的总体性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这样,在总体上,媒介权力就只是党的权力的一部分,或者只是党的权力的延伸。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有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性变化,都是在“党管媒体”的总体性结构之内发生的。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还不能套用西方国家与社会理论而认为当代中国的媒介权力已成为社会权力的一部分而与国家(政治)权力相对。
第二、在当代中国,党的权力和政治权力是合二而一的。因而,当我们借用政治社会学理论而使用“政治权力”这一概念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的党派性特征。譬如腐败,特别是在官方,是在“党的建设”的框架内来理解的,[1]而不是单纯地在政治理论的框架内将腐败视为政治权力的表现。因此,本文的概念指称将以“党(政)权力”来取代“政治权力”。
第三、在当代中国,新闻媒体是按照中央级媒体和省级媒体等和政治权力的等级机构相对应的媒体权力表现和角色定位,长期以来都是属于各级党(政)机构的下属宣传部门而定位;这样,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在结构上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作为政治权力行使者的党的各级宣传管理部门都没有管理所属地区以外的新闻报道的权力,倘若a地区以外的b地区的传媒机构来对a地区进行批评报道,那么, a地区的宣传管理部门是无权管理的,而b地区的宣传管理部门由于b地区的传媒机构所进行的不是b地区的批评报道,因而也不违背b地区宣传管理部门的管理原则;这样,由于官方对于传媒机构管理权限上的限制,也就为新闻传媒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报道实践空间,有学者称之为“跨地区监督”(孙旭培,2002:52)。实际上,当代中国的“揭腐报道”主要的也正是在跨地区的范围内实现的。
如果我们建立在对当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的把握前提下,借用国家与社会理论的分析框架,我们又可见出当代中国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结构关系的怎样的变迁呢,从而催生了当代中国新闻传媒的“揭腐报道”呢?
三、“党的喉舌”:当代中国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结构关系的初立
当代中国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结构的初立,从时间上看是起于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但在逻辑上却是起于1942年党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改版。1942年3月16日发出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中即提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1990:223)1948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也有学者将延安时期形成的一直延续下来的党关于新闻媒介性质功能等的一系列观念概括为“党报理论”(张昆,1991:1-5)。而其核心,就是将报纸等新闻媒体视为政党的宣传工具。
童兵认为:“改革开放20年以来,关于新闻事业性质有了新的表述,较有代表性的是‘喉舌论’。”(童兵,2002:74)这一“喉舌论”的新的表述主要来源于胡耀邦1985年2月8日在党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因此,从最根本的特征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新华社新闻研究所,1990:288)
一般认为:粱启超最早把报纸性质概括为“耳目喉舌”。梁启超认为:“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之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梁启超,1896:9)而如有了报纸,则情况就会不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梁启超这里所讲的“报馆”的功能,所指的实际上是包括了“一人之报”、“一党之报”、“一国之报”、“世界之报”的报纸的共性,而不仅限于“一党之报”。作为报纸的共性的功能,梁启超认为主要有二大功能,一是“耳目”功能,其比喻所指,即报纸可以提供信息,以便于了解“比邻之事”和“同室所为”。二是“喉舌”功能,其比喻所指,既包含了作为“上”(统治管理者)的“喉舌”,以传达政令;又包含了作为“下”(民众)的“喉舌”,以表达“所苦”。梁启超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在“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之内,犹同室也。”的现代社会环境下,大众传媒(报纸)所能发挥的功能。
将胡耀邦的“喉舌论”和梁启超的“喉舌论”比较,党在对新闻事业的性质的理解上,一方面抽去了梁启超的“耳目”功能,而特别强调“喉舌”功能的发挥。实际上是淡化新闻媒体的提供信息功能,而强调宣传和传播党的政策观念等功能。另一方面,又抽去了梁启超的新闻媒介的共性特征,而特别强调了“党的新闻事业”的个性特征。显然,作为“党的新闻事业”的身份,新闻传媒的性质和功能在定位上也就有理由不同于“一人之报”等其他非党派的新闻传媒。
倘若以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关系的角度来看,在“喉舌论”的形象指称下,党自延安时期形成的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媒介权力一直是从属于政治权力的。由于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直是党政不分的,我们也可以说,媒介权力一直是从属于党的权力的。媒介权力是作为党(政治)权力的延伸、作为党(政治)权力的一部分而形成并发挥作用的。在这样的权力结构关系中,媒介权力是不允许超出党(政治)权力范围之外去发挥其影响力和作用的。也就是说,媒介权力没有任何独立于党(政治)权力之外的权力空间。在这样的结构关系中,媒介权力也就不可能形成任何独立的对党(政治)权力的约束和监督制衡,除非党(政治)权力有利用媒介权力进行自我约束的需要,譬如,党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利用媒介权力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
中国的政治学者蔡定剑认为:“不能要求在战乱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社会上建立宪政制度,因为战争和动乱更需要集权。”(蔡定剑,1999:168)在集权的政治框架下,媒介权力只能是从属于政治权力的。而集权政治之必要,正是由于“战争”和“动乱”的社会土壤。考察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党报理论”及在这一理论之下的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关系在延安时期的战争年代初建,显然是出于战争的需要。当国共两党相争之时,对于政治权力来说,不是制约监督的宪政问题,而是鹿死谁手的生存问题。新中国建立初期,迫切问题也不是如何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的问题,而是如何巩固加强政治权力,以重整社会和建设国家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政治权力的监督与约束问题显然缺乏现实需要的基础,媒介权力从政治权力中生发出来,成为政治权力之外的一种独立力量来监督制约政治权力也不可能。此后的中国社会有先后历经“文化大革命”和“八九事件”的激烈动荡,使得当代中国虽处和平建设时期,但依然仰赖集权以维护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集权政治虽有在战争和动乱时期维护稳定之正面功用,然而,对于已处和平建设时期多年的中国社会来说,集权政治的负面危害无疑也是巨大的,先有毛泽东时代集权的灾难以及邓小平基于历史经验的对于“权力过于集中”问题的反思;后有改革开放过程中日益猖獗的权力腐败。这样,一方面社会的动荡需要集权来维护政治稳定,另一方面和平的建设时期又需要防止政治权力过于集中给社会所带来的灾难。这样的矛盾一直贯穿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发展,表现在官方对于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就是一方面强化新闻媒介的“党性原则”和“喉舌”功能,试图继续维持媒介权力从属于政治权力的结构关系,以防止出现社会动荡,维护现有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开始形成了对于媒介权力的需要,以籍助媒介权力的力量,来发挥对于政治权力的监督制约作用,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正是这后一种需要,催生了当代中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新功能的建构和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结构关系上的历史意义的突破。
四、舆论监督:当代中国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结构关系的突破
中国的新闻改革的提出,是在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林枫,1997:6)。起初只是新闻报道实践的具体微观的改革,譬如,1981年11月,在庆祝新华社建社50周年茶话会上,习仲勋代表中央书记处对新华社的新闻报道提出了“真”(真实)、“短”(短篇)、“快”(时效)、“活”(活泼)、“强”(思想性)的“五字方针”。但新闻改革的思考却并不局限于此。童兵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后新闻界认真思索的一个问题是:今后在党组织特别是党中央犯错误的时候,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党的机关报,能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能不能监督和帮助党纠正和消除错误?”(童兵,1994:211)这样的问题的思考,一方面有1978年《人民日报》刊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具体实践的促动,[2]也和邓小平反思毛泽东时代政治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社会灾难而于1980年8月18日发表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密不可分(邓小平,1983:288-289)。显然,这样的问题的思考已不再是微观层面的,也不再是新闻业务的思考范围。在其实质上乃是动摇了媒介权力对于党(政治)权力的绝对性从属地位,媒介权力是否可以发挥作用和影响力,以纠正党(政治)权力的错误?这样的问题思考,有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就是党(政治)权力是有可能犯错误的,是有着不代表民众利益的现实可能性的。正是这样的逻辑前提构成了对官方“喉舌论”理念下媒介权力从属于党(政治)权力的结构关系的动摇。因为如果建立在一种逻辑前提下,即党(政治)权力的行使始终代表着民众利益,那么党(政治权力)也就不会出现错误,媒介权力也就没有必要摆脱对于党(政治)权力的从属地位,谈什么纠正党(政治)权力的错误。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等,在“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部分提出:
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
刘蓉华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将‘舆论监督’写进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刘华蓉,2001:148-149)李良荣进一步认为:“虽则利用新闻媒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直是我们党报的传统,但系统地全面地提出舆论监督,在我们党的新闻史上毕竟还是第一次。”(李良荣,2004:149)李良荣显然也看到了党在80年代提出的“舆论监督”和50年代提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相关性。丁和根就认为:“而党的报刊上所进行的群众监督(批评与自我批评),正是后来党所倡导的舆论监督的雏形。”(丁和根,2003:15-21)
但是,与20世纪50年代党提出的“群众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3]相比,再进一步分析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的“舆论监督”的官方语境,我们就会发现:
第一、“舆论监督”的提出,是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提出来的。在其提出初期是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诸多制度中的一种——“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一部分被提出的。而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要建立社会协商制度,主要是为了“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其中协调矛盾的主要思路就是通过“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来进行领导机关与群众的沟通,以达“互相理解”。这种对新闻传媒的功能的理解实际上包含了政府信息公开和受众(群众)“知情权”满足的政治意义。“群众”只有知情了解政治权力的行使,才能看清其中的缺点错误,也才能提出有效的“批评”。群众的“意见”可以是表扬意见,也可以是批评意见;但“舆论监督”中所提出的群众意见,则主要是指“批评”意见,以“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以帮助避免政治权力行使过程中的失误。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舆论监督”,实际上明确为新闻传媒所代表的群众对于政治权力行使过程中的“缺点错误”的批评。
第二、从“群众批评”到“舆论监督”,是从党群关系的建构到权力结构关系建构的转变。
“舆论”的西文表述为“public opinion”,西文的解释为:views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中文也翻译为“公共舆论”,在西方的学理上,“公共舆论”是来源于公众,其内涵是公众作为一个集体的意见,因而和个人意见比较,可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这一力量所追求的目标则是维护公共利益,针对着公共利益的委托行使对象——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当其维护了公共利益,则公共舆论会形成舆论支持,而当其侵害了公共利益(即腐败),则公共舆论会形成舆论压力,从而约束和防范对公共利益的侵害。
而在官方的逻辑中,“群众”作为主体,是在党群关系中建立起来的,所以。群众批评只是一种意见表达,批评的对象是党的党员领导干部,批评的内容则是党干部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足,包括贪污和官僚主义等,党将“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其指向是帮助党的干部自我完善,改正缺点和不足,维护党的形象。
而“舆论监督”则是在公共利益和其委托对象的关系中的建构。公共利益和其委托对象(公职人员)的利益并非一定是统一的,由于公职人员个人利益的存在,使得他有可能会出现侵害公共利益的情况。由于更加关注于侵害公共利益的可能性,于是其逻辑指向就是强化对公职人员政治权力的监督和约束,“舆论”成了可以与政治权力制衡的一个重要力量。提出“舆论监督”,实际上是对于公众意见表达的制度上的权力建构,公众意见不再仅仅是一种意见表达,而可以作为一种权力,成为政治制度建设中权力结构的一部分。
从其影响来看,舆论监督的提出一方面动摇了“喉舌论”的关于新闻传媒的单一角色定位,也动摇了媒介权力与党(政治)权力的单一的从属性结构模式;另一方面也开启了当代中国大众传媒“舆论监督”的新功能建构,并为当代中国的大众传媒设置了一个全新的使命,即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对于腐败分子形成舆论压力,以成反腐败的重要一环。它为当代中国的传媒实践建构了当代中国媒介权力监督党(政治)权力的最初合法性。此后的中国,无论是官方规范,还是传媒自身,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理念都无法逃避。
然而,1987年十三大提出“舆论监督”,其突破意义也仅仅停留在传媒实践的新空间的拓展,以及在理念上对“喉舌”论中权力关系的动摇;并没有在理念上建构出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新的明确的结构关系。党在提出“舆论监督”的时候,看到的还只是“舆论监督”的积极建设意义,在认识上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舆论监督”的实践中所隐含的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矛盾。对于新闻传媒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报道实践,也提出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譬如,“舆论监督”作为来自“群众”的一种对于党(政治)权力的“批评”力量,到底是独立于(党)政治力量之外的一种社会力量呢?还是依然作为(党)政治力量之一部分?如果是后者,新闻传媒又将如何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这个问题涉及到与原来的“喉舌”功能的关系调整问题,实质上就是媒介权力于党(政治)权力的关系结构的调整问题。
也由于“舆论监督”的突破之后未能建构起明确的新的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关系,导致了官方对于大众传媒的主动追求的顾虑重重,一方面大众传媒的主动揭露腐败的新闻报道分明有利于党反腐败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如果因此就放弃党的领导,则有可能“添乱”,妨碍党政治合法性的存在。由此,当代中国的新闻传媒在舆论监督的具体实践的历程上也就充满了权力双方的博弈与角逐。
结 论
有学者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媒介体制已不适用于传统的报业四种理论的分类了,特别是在那些发展中国家。不仅如此,自80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媒介功能和对媒介的控制也发生了显著而且连续不断的变化。”([美] 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2000:370)
是的,当代中国的媒介功能和对媒介的控制确实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新闻传媒舆论监督新功能的确立,动摇了“喉舌论”的关于新闻传媒的单一角色定位,以及媒介权力与党(政治)权力的单一的从属性结构模式;也为当代中国的大众传媒设置了一个全新的使命,即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对于腐败分子形成舆论压力,以成反腐败的重要一环。它为此后的中国传媒实践开拓了新路,拓展了空间,也建构了当代中国媒介权力监督党(政治)权力的最初合法性。当代中国新闻传媒的实践中所兴起的“揭腐报道”正是此合法性空间的产物。
如果说,当代中国大众传媒舆论监督的新功能建构,在党更多的是从反腐败的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将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放在“完善监督机制”的政治权力结构的框架中去理解大众传媒的功能和角色的话;那么,对于当代中国的大众传媒自身,则是在一直以来的党传统的“喉舌论”功能定位之外,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自我角色和功能定位的空间。当代中国的新闻传媒在党反腐败的政治需要中找到了自我角色和功能定位的新空间,在这个新空间里,大众传媒的追求和实践,其成功的努力,其悲壮的探索,成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当代中国大众传媒发展道路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近年来,党开始着力以基层民主建设和党内民主建设为突破口,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在此构架下,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构关系又当如何构建,新闻传媒是否可以走出摇摆不定的角色定位?却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注释:
[1]譬如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党内反对腐败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又譬如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关于 “党的建设”部分第三点标题“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提出:“坚持反腐败斗争,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问题。”
[2]1978年5月22日,《人民日报》第二版转载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创了党报史上的一个先例,即在党党中央指导思想(“两个凡是”)错误的情况下,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在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的支持下)为推动错误的改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人民日报》社有人调侃说:“我们犯了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错误”。说是“重大错误”,指的是违背了宣传纪律,是“没有组织纪律性”的表现。由于《人民日报》违背华国锋等人意图,编发了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稿件,批评者指《人民日报》丧失了党性。
[3]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编.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北京: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参看其中收集之:1950年4月19日出台的《党中央关于在报纸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以及1954年7月17日出台的《党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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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体审判的客观存在理论而言,新闻作为媒体传递信息的主要类型,应该是客观中立的,也不容许添加任何的个人意愿.可新闻稿件作为人的精神创作,不可避免的会呈现出明显的个性特征或个体风格.而这种多样性或多元化,恰恰也正是各大媒体能同时并存的一种反映,如若所有的新闻稿都是同一副面孔,恐怕大多数媒体组织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
实际上,过多加载个人意见的法制新闻,确实将公众的思路和判断引向了道德审判,已经影响到了司法公正的实现和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使用,这对于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因而,媒体报道对司法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审判媒体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当一个案件被媒体报道,立即会在一定区域内引起轰动效应,此时,社会大众的舆论压力或多或少都会对案件的最后审结造成一定的影响.作为一种事实,我们无需也无法回避,我们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使案件审结前的新闻报道客观公正.
二、媒体在司法中的价值换个角度来看,"媒体审判"并不像某些学者担心的那样一无是处.它至少可以使社会大众关注中国的法治进程,关心我们的司法公正话题,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推动了中国的法制或法治建设.
对于"媒体审判",我们不能局限于形式意义上的理解,将它等同于对案件结果的提前宣判.我们应当从广义和实质意义上来考察媒体对案件审理产生的实际影响.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媒体审判"是客观存在的,或者说,"媒体审判"实际上是指媒体对案件进展及其结果的间接影响作用,而并非简单强调媒体对案件结果的决定性作用.
当然,媒体在司法中的主要价值在于舆论监督,而不是直接的介入审判过程或企图过度诱导公众的主观判断.司法公正与否的评判是建立在一定客观事实基础和衡量标准之上的主观判断.媒体的作用在于为其提供基础性素材,或进行事后的引导性总结,借以宣扬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进而促进大众形成现代法治理念,加快社会主义法治的进程.
三、媒体的正确定位媒体在司法公正的实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部分媒体、新闻工作者、社会个体对媒体的角色定位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这一偏差,影响了媒体应然价值在司法实践中的有效发挥.
媒体在司法公正中的角色定位宜作如下考量:
首先,媒体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宣传者.媒体作为重要的宣传工具,在普法工作中至关重要.自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至今,不过短短十余年时间.这与几千年的人治历史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尽管这几年我们的法治进程神速,但无法否定的事实是--与真正的"法治"相较,我们目前所处的法律环境,还不够理想,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对于社会大众来说,长期以来的人治思想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予以彻底消除,这需要一个缓慢、渐进的消化吸收"法治"思想的过程.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理念或法律思想的传播和宣扬是首要的.因此,媒体在法治建设中的宣传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法治,不是精英人物的法治,它应是人民群众的法制,它必须依托于社会大众对法治的理解和感悟.要提高大众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我们必须进一步发挥媒体在法律思想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真正的法制宣传者.
其次,媒体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监督者.权力需要监督,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审判权也是如此,司法不公或司法腐败现象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党和国家对此也高度重视.
媒体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客观中立的职业规范使它成为天然的法治监督者.为充分发挥监督功效,媒体应当在法制新闻的报道中,全面而客观的陈述有关信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参与案件的整个过程,及时披露相关资讯.作为监督者,我们应当注意保持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合理距离,正确处理好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自媒体环境；高校思政课；政治社会化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4219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作为高校思政课的主要教学内容，其与思政课紧密相关，且思政课是实现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它在政治社会化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在自媒体环境下，如何优化政治社会化功能，使大学生形成坚定的政治信仰、深厚的政治情感、较强的政治能力，已经成为高校思政课的主要教学任务。
1自媒体环境与政治社会化
自媒体环境指代以个体传播形式为主，借助现代化手段，面向某些人或者某个人传播信息的环境。自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在互联网平台中，通过微博转发、新闻评论、帖子转发等将各种信息资源汇集在互联网中；政治社会化是指在日常社会政治活动中，感知社会政治文化、接触政治知识、学习政治技能、认识政治规范、培养严谨的政治态度、优化政治人格的一种过程。学校是贯彻落实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建立在政治社会化的基础上，它不仅指代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念、政治态度以及情感认知的构建过程，还指代借助社会媒体宣扬政治文化的过程，它主要具有以下特点：政治心理多元化、政治认知差异化、政治意识波动化、政治行为多样化。
2高校思政课政治社会化功能
21获取政治认知，提高政治认同感
政治认知属于政治社会化的必要条件。现阶段，对于各所高校而言，旨在通过思政课指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明确政治范围，学习政治理论知识、国家方针政策、体制与变化规律，熟悉政治常识，增强政治能力，提高政治参与意识。稳定是社会前进的基础保障，而政治社会化在社会稳定中发挥着一定的促进作用，现阶段，向大学生传达政治思想和规范是高校思政课的主要教学任务，帮助大学生形成坚定的政治信仰，养成良好的政治习惯，进而统一协调社会行为。
22丰富政治情感，确定政治取向
待形成一定政治认知，通过校园生活以及社会实践不断丰富政治情感，这与政治态度、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活动紧密相关。通过理论知识的讲解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会逐步形成爱国情感，最终构建正确的政治态度与取向。例如，在思政课堂上，采用案例教学，通过生活实例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感与道德感，指导大学生形成符合道德标准的价值观念，提高大学生对国家的认同与信心，形成坚定信仰。
23培养政治角色，转变成政治人
高校思政课隶属于政治社会化活动范畴，且目标导向明确，它除了要面向全体大学生讲解政治价值规范以及行为准则，使其完成从社会人到政治人的过渡，为政治体系提供更多的政治角色，还应对已经接受初级政治社会化的大学生实施再政治社会化，进而进一步适应新的政治P系，充分扮演新的政治角色。对于大学生而言，政治人格的塑造以及政治技能的强化是政治社会化的主要结果。完整的政治人格应具备良好的政治心理素质、坚定的理想信念。社会、学校以及家庭共同影响着大学生的政治人格，其中学校的影响最为深远。高校是传播主导政治观念、丰富政治情感、培养政治态度、完善政治心理的有效途径，也是冲破传统政治思想束缚的主要场所。大学校园包含丰富多彩的政治文化活动，例如，党团活动，这可帮助大学生进一步认识政治规范，掌握一定的政治生活技能，增强参与能力，进而为社会建设提供更多合格的政治人。
24鼓励参与政治实践，锻炼政治技能
参与政治实践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内容，也是代表性标志。政治参与不仅能提高政治认同感，有利于政治体制的贯彻落实，还能增加政治管理活动中的民主性，促进政治发展进程。现阶段，在高校思政课中均会依据学生自身需求，科学设计，鼓励大学生主动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例如，公益性活动、志愿者服务等，还可借助现代资源模拟政治活动。大学生活以及社会实践活动中包含较多的政治社会化内容，只要亲身参与，便一定能够学习各种政治知识，掌握各种政治生活技能，清晰认知自身角色与责任，进而从认知、感情、意识以及行为层面形成统一的政治信仰。
3自媒体环境对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影响
31削弱政治责任感，限制了政治取向的形成
娱乐是自媒体的主要功能，在传播内容中，以新闻以及娱乐信息为主，主要通过趣味性、娱乐性以及感官化等手段来展现精神世界，有时还会夸大内容，为吸引更多受众，内容浅薄、低俗、谄媚，这对于社会经验较少的大学生而言，无法有效地抵抗各种诱惑，进而弱化政治责任感。另外，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会利用个人网络控制权、自由信息全散播与宗教仇恨与民族歧视相关的信息资源，这在无形之中影响了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可能会出现行为以及政治言论偏激的现象，这阻碍了政治社会化工作的开展。
32分解大学生政治信仰，降低对主导政治文化的认同
自媒体信息资源具有多样化、零乱化、分散化的特点，导致自媒体信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这增加了高校引导工作的难度。在原有社会背景下，高校借助理论灌输以及引导等途径，贯彻落实政治社会化，大学生的政治理念、情感以及信仰等具有统一性。然而，在自媒体环境下，涌现出了多样化的学说，信息资源较多，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以及开发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单项化的政治信仰，分解大学生政治信仰，降低对主导政治文化的认同。
33缩减政治实践机会，阻碍政治参与技能
因自媒体环境所营造的环境是虚拟的，强调精神性、意识性，忽略物质性。在虚拟的自媒体世界中，大学生过度追求功利，只要通过手指运动便可加入到政治活动中。实际上，政治实践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在具体的政治实践活动中，应全面考虑利益矛盾、政治背景、世俗关系等多种因素。由此可知，应将在虚拟世界中所学习的政治理论知识以及掌握的政治技能放到实践活动中，以此来进行检验，不断调整，优化政治角色，掌握政治技能。大学生如若参与虚拟政治活动的情形较多，既会削减参与现实政治实践的可能性，还会增添政治信仰中的理想主义成分，造成角色错位。
4优化对策
41构建自媒体教育平台，拓展思政课教学空间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自媒体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组织机构纷纷注册并开通微博，得到受众的一致好评，政府机构借助微博问政，积极创设亲民形象。在此背景下，高校应正确认识自媒体，有效地利用自媒体的优势，构建自媒体教育平台，以此来填补时间以及空间对思政课堂的束缚，拉近课程自身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例如，要求思政课教师注册并开通政治微博，积极传播主导政治文化，并全面掌握大学生的政治思想与活动，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价值取向，推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进程。
42有效融合自媒体与传统教学模式
在自媒体环境下，传统教学模式逐渐被淘汰出教学舞台。自媒体媒介具有交互性较强、功能齐全、形式精练简单的特点，突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从单向式教学逐渐过渡到双向教学，突显教师的引导地位，强调学生的主体性，注重个性发挥，师生之间有效互动，提高了思政课教学的有效性。由此可知，高校思政课教师应全面认识这一发展方向，更新教育观念，积极探索自媒体教育手段，研制并应用新的教学方法，有效融合自媒体与传统教学模式，确保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正常开展。
43合理设置思政课教学内容
合理设置思政课教学内容，从政治社会化要求出发，注重在政治哲学、政治技能等当面的学习。在教学内容编排中，应依据学生的实际反映，不断调整，逐步推进。另外，还应着重解决重难点问题，获得可观的教学效果。在高校思政课上，不仅要丰富学生的政治情感、端正政治态度、构建政治信仰，还应增强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支持与认可，提高个体参与性。同时，还应认真讲解具体的参与途径、所拥有的权力以及应履行的义务等，将培养社会建设所需的合格政治人作为高校思政课的主要教育目标。
44强化现实政治实践的构建
自媒体环境给当代大学生提供了大量的网络参政议政机会，借助网络平台，可完成投票、评论以及投诉等操作，参与政治活动。然而，建立在自媒体之上的虚拟化的政治活动，无法彻底代替现实政治实践，为规避或者降低虚拟政治活动的负面影响，应为大学生创造更多参与现实政治实践的机会，并鼓励大学生踊跃参加，通过亲身参与，增加大学生的政治知识积累，锻炼政治技能，增强政治素养，丰富政治经验，全面落实政治社会化。
45全面提高教师的媒介素养
自媒体时代，媒介素养是当代思政课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高校思政课教师应具备较强的应对以及综合处理能力，只有拥有优越的信息辩识与加工处理能力，才能全面监管网络舆情，合理引导。媒介素养的提高除了要熟知媒介生存策略以外，还应将其有效传播给当代大学生，增强大学生的政治辨别能力，鼓励大学生参与符合道德规范以及法律准则的政治实践活动。同时，思政课教师在自媒体环境下，还应注重自主学习以及培训，构建网络平台，也可构建专门的教育资源数据库，从整体层面，全面提高媒介素养。
5结论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作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基本组成内容之一，它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政治素养，也是思政课的主要教学目标。自媒体时代涌现出了网络、数字电视等多种新型传媒方式，这严重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与政治取向。因此，我们应明确自媒w环境对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具体影响，优化政治社会化道路，指导大学生形成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正确的价值观念，进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储备更多的人才。
参考文献：
[1]洪明自媒体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及教育应对[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6）.
一 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
新媒体的虚拟性让大学生通过网络来掌握各种信息，让大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大学生利用新媒体来提升学习能力、实践能力、交流能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地学会了展示自我，锻炼社会竞争能力。不过，新媒体也对大学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海量的网络信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如果不能清晰认识、独立思考，就很容易被引向错误的方向，不利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网络新媒体在给大学生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容易误导他们的思想、影响他们对社会现象的正确判断，故而我们要以辩证的态度看待新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
二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1.建设具有新媒体素质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
在新媒体环境下，建设具有新媒体素质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是十分有必要的。新媒体时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应该是这样的一群复合型人才：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要有一定的高度，对新媒体技术有充分的了解，以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走进大学生的思想世界，并且有较高的创新意识。新媒体时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既要有专职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研究者，又要有辅导员以及专业的新媒体技术员队伍。充分利用队伍中不同人才的聪明才智发挥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通过持续的合作来优化队伍结构，以便于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当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平台建设
高校红色网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平台。在多年的发展中，高校红色网站已初具规模和影响，不过一些高校的红色网站内容枯燥、形式单一，没有切实发挥出红色网站的教育作用，也不能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深刻的影响。高校应该丰富红色网站的多媒体内容，以丰富的信息化建设与交流互动性建设来打造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交流平台，提高网站的关注度，尽量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加入到红色网站的活动交流中。利用红色网站提供的大学生交流平台去洞悉他们的思想及心理情况，以便于与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交流，及时辅导他们的思想，疏通他们的心理。
3.注重大学生新媒体素养的培养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重点做好理想与信念教育，不断纠正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前途命运和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引导他们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共同理想。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新媒体时代，将先进理论当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全面武装大学生的头脑，才能有助于让他们在今后的社会建设中坚持远大理想。从教育形式来讲，应根据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的思想认知来进行理想与信念教育，引导他们多接触社会热点，关心社会疾苦，努力解决他们心里的疑惑，使之坚定不移地为社会发展服务。从教育载体来讲，高校必须充分挖掘新媒体的即时性交互交流的优势，运用动态而有趣的新媒体技术手段给学生展示社会主义理论，持续地影响大学生的思想，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4.培养健康的传媒道德
新媒体时代要培养大学生健康的传媒道德，就需要以明确的导向培养大学生高尚的传媒素质。新媒体时代的传媒素质教育不但涉及技术，更关系到道德，大学生必须深刻认识到在网络中传播不良信息不仅缺德，而且违法，因而净化网络环境，需要大学生们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传媒道德素质。另外，要加强新媒体应用的规范，以网络道德规范来约束大学生的网络行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让他们深刻认识到什么是合法和违法的网络行为，要求他们文明上网。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让他们树立慎独思想，自觉律己。自觉律己的慎独观是新媒体时代传媒道德的重要依靠，要让大学生在无人约束的状态下，也能够文明上网，以慎独的道德理念做一名文明上网、自觉遵守网络道德的信息传播者。
三 结束语
大学生是新媒体技术应用的一大群体，新媒体环境对大学生的深刻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要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以新媒体技术开拓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力，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关键词】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5-0064-01
3G网络、博客、微博、微信、虚拟社区等新媒体的广泛运用，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紧跟时展运用新媒体，占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沿阵地，传播积极健康向上的思想文化，是摆在当前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要在继承和发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特点，开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新阵地。
一、新媒体的特点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就目前而言，包括3G网络、博客、微博、微信、虚拟社区等，其具有良好的交互性、有效的即时性、高度集成性与泛在的网络性等特点。由于其具有信息资源丰富、操作方便快捷、平台开放共享、自由尊重个性、交流互动性强等方面的优势，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教育、学习、交流、思考的方式，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效的传播路径和传播模式，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新媒体的先进性和多样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平台。当代大学生成长于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热衷接受新鲜事物、也是新媒体最广泛的使用者。借助新媒体，思想教育工作者可以发挥传统教育方式与网络工具结合的优势，构建全天候立体式的教育平台，以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载体传递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成广阔的教育共享平台。
2.新媒体的即时性和便捷性极大地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由于新媒体传播信息不受时空限制，教育内容可以随时随地借助媒介终端立体传递，实现信息、媒体联动、资源共享。这大大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传播力、辐射力和渗透力，实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员覆盖、全程融入、全面渗透，极大地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即时性和实效性。
3.新媒体的交互性和虚拟性增强了大学生的自主性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信息传播更具有实时交互性，每个大学生都可以是信息的者、传播者、交流者和获得者，使信息交流从单向被动式向多向互动式转变；同时在具有网络虚拟的新媒体环境中，大学生使用匿名方式交流思想、传递情感、宣泄压力，容易形成畅所欲言的氛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及时了解和收集大学生关心的热点话题和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快速全面深入地掌握学生的心理动向和思想动态，有针对性的在网络环境中和现实环境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新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利影响
1.新媒体传播的无限延展性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增加难度。新媒体信息传播超地域、跨文化，具有无限延展性，这同时也导致了其传播内容纷繁复杂且杂乱无序；且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势力都会利用新媒体的无限延展性、输出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甚至腐朽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意图占领青年的思想阵地。而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和稳定时期，其是非观念判断能力也有待进一步稳定，如果长期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干扰和渗透，会导致大学生思想道德滑坡、价值观念混乱、理想信念迷失，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增加难度。
2．新媒体的虚拟性容易引发部分大学生出现认知偏差和人格障碍。新媒体的虚拟性、匿名性给人的行为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度和自由度，但90后的大部分大学生心智尚未成熟，是非辨别能力还相对较弱，容易沉溺于虚拟的新媒体环境中，传播不良信息，出现现实人格与虚拟人格的转换，容易迷失自我，诱发产生心理疾病和认知偏差，甚至导致道德失范、违法犯罪行为；此外，部分大学生逃避现实，沉浸于虚幻的新媒体环境，人际关系疏远，容易出现人格障碍。
3．新媒体传播内容的多元化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效果。新媒体环境下，纷繁复杂的大量信息影响着大学生对信息的正确辨别和选择。尤其是部分新媒体对商业利益的过度追求，充斥着快餐文化、低俗文化，有的甚至触及社会道德和公众价值观念的底线，在一定程度上干扰着大学生的理想追求、价值判断和生活方式。同时，多元化的文化观念、价值视角和意识形态在新媒体中不时呈现，这使部分大学生受众群体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内化为自身价值追求的过程中受到不良干扰，加大了思想政治教育难度，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效果。
三、新媒体环境下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路径
1．拓展新媒体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增强引导力和渗透力。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把主流价值文化、校园文化以及党团组织引入新媒体，做好舆论宣传引导，润物无声的把思想政治教育在新媒体环境中铺开。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利用好微博、微信、朋友圈、贴吧等新媒体平台，及时关注大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有效互动，形成积极向上的舆论导向，有效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外化为大学生的良好行为习惯。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充分把握新媒体的优势，营造积极向上、活泼生动的校园文化氛围，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播环境，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增强引导力和渗透力。
2．提升新媒体环境下的学生信息鉴别能力，打造复合型、专家型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纷繁复杂，高校要加强引导，强化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教育，增强学生的信息鉴别能力。同时，面对新媒体的迅猛发展，高校要紧跟时代要求，注重培养既精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素养、熟悉大学生成长规律，又能熟练掌握新媒体技术的复合型专家型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实现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可持续性。
3．建立健全新媒体信息监管机制，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高校要积极整合新媒体资源，占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新媒体宣传阵地；同时要优化新媒体信息环境，加强信息传播渠道和内容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信息追踪监管机制，形成良好的有机管理链条，增强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机制技术保障。此外，政府相关部门也要强化对新媒体的监管，依法审查过滤信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防御能力，在新媒体环境下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旋律，形成健康的社会舆论，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赵扬.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思考［J］．思想政治研究，2011（12）．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0L]．http：//www．.cn／．2011-07-19．
关键词：新媒体；政治
一、加强对新媒体政治引领的重要性
1、加强对新媒体的政治引领，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做好新媒体的思想政治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必须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党的新闻舆论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要坚持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引导群众澄清谬误、明辨是非。
2、加强对新媒体的政治引领，是引领社会舆论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新媒体工作者应成为的宣传者、引导者、监督者，争当抵制低俗文化、破解网络谣言、净化虚拟空间的先锋，加强对新媒体的政治引领，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原则，切实承担起传递正能量的社会责任，有利于引领社会舆论健康发展，丰富人民精神生活。
3、加强对新媒体的政治引领，是克服新媒体自身弱点的内在需求。新媒体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包容性、交互性，呈现更加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新媒体可以在更大很大程度上满足公众参与社会宣传的需求，但也很容易受到敌对势力的不良影响。在新媒体的宣传内容中，有许多颇具一些个性的表达，也不乏一些有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论。
二、新媒体政治引导工作面临的问题
1、管理部门缺乏有效手段。相关部门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引导工作往往强调单方面灌输，主要采取上党课、下命令、召开座谈会、组织学习讨论和撰写心得体会、评论文章等方式，基本上还是统战部门、宣传部门向新媒体从业人员实施“填鸭式”教育。但这种模式由于不重视网络空间内生、自发秩序的重要作用，变得不受广大年轻网民的重视。有关部门对新媒体的发展趋势及其功能作用缺乏深入研究，对该行业从业人员的思想、心态缺乏深入了解，与新媒体行业的联系还不够紧密，因此，难以采取有力措施有序有效推进工作。
2、从业人员缺乏理性认知。新媒体行业的从业人员以党外人士为主，思想活跃，流动性强，知识层次、专业技术水平较高，社会影响力较大，在政治理念、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标准等方面参差不齐。他们多数对单纯的政治说教和理论灌输比较反感，较难接受强加到他们身上的政治理论的灌输。
3、部分受众缺乏辨别能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商业文化的介入、新闻门槛的降低，新闻、宣传、娱乐与评论的界线逐渐模糊，“准新闻”甚至“假新闻”越来越多。部分青年受众的新闻辨别能力不强，对不同来源的信息警惕性不高，还做不到批判性地解读新闻，对报道的来源是否确切可靠，不会加以检验核实，对报道背后有无其他意图甚至政治倾向，不加以思考，新闻素养有待提高。
三、加强对新媒体政治引领的途径
1、确保各级责任落地落实。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逐步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的政治引导工作机制。
2、丰富政治引领方式载体。要采取新媒体、社会民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摒弃那种居高临下的说教风格，合理运用符合受众心理需要的政治修辞方式，实现核心价值观思想与趣味性的融合，从而不断适应新媒体环境下传播形势的新要求，增强政治理论的创造力和感召力。畅通双向沟通渠道，及时收集和反馈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意见建议，精心筛选一批党性意识强、新闻敏感度高、应变能力突出的高素质人才，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舆情监测人才队伍。开展“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大讨论活动，开设“红色媒体人”论坛，加强与新媒体从业人员的联系沟通。创新政治引领的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适应新媒体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政治引导新格局。
3、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养。要通过集中培训和社会实践等方式，对新媒体从业人员加强政治教育，持续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时政教育和网络舆情教育，引导新媒体从业人员及时感知群众冷暖、密切关注网络舆情，及时发现舆论苗头，研判舆情走势，回应社会关切，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当好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新媒体工作要尽量避免信息失真，规避施加给受众的“伪环境”，保证媒体宣传内容高度的“保真性”和权威性。要特别是要重视信息精英和意见领袖，党政部门在制定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时，可邀请新媒体代表人士参与调研、论证或听证，吸纳他们的有益意见和建议，为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四、结论
新媒体要成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 李雯，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引导问题探究[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3）。
［摘 要］ 网络时代的来临导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复杂化，对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树立会产生不利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找到一条新的途径去适应网络时代的新特点。共生教育强调人和自然、社会、文化的共生，而当前网络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大学生与网络媒体和网络文化共生，而不是一味的去制止和躲避。
［关键词］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共生教育 网络媒体
在新形势下，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的一项重要使命，也是将大学生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确保全面小康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前进的重要保证。然而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开始迈入全新的网络信息时代，网络文化的普及和网络信息的传播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既改善了高校的教育、教学环境，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便利，也给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确立带来消极影响，不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展开。因此，如何让网络媒体和网络信息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为一体，达到一种共同进步、共同生存的目的，是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项新课题。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追溯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目前，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10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5%。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这有利于大学生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成才意识、创业意识，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不够适应，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以人为本的最高境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诉求，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总的指导思想。然而，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的一个分支，是大学生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手段。我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教育发展史上的特定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以“政治”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教育，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陈秉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阶级、政治集团，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和任务而进行的，以政治思想教育为核心与重点的，思想道德和心理综合教育实践。”这就明确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实现一定阶级或政治集团的政治目标和任务。其内容是以政治思想教育为核心，包括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的综合教育。其目的与内容规定了其作用就是对教育对象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培养和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为实现大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3．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首先，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任何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一个由相应要素构成的系统，都具备相同的基本要素，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思想政治教育结果五大要素。这五大要素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缺一不可。思想政治教育者总是依据社会的要求制定教育目标，并要求受教育者能按社会的要求接受教育，以实现最终目标。然而，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受教育者的个人需要与社会要求往往不一致，二者间必然形成一对矛盾。只有当这一矛盾得到了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才能实现。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它总是具有一定的目标性，并为一定的目标服务。德才兼备、身心健康和知能结合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再次，思想政治教育也总是具备一定的功能，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产生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大学生正处于人生的发展关键期，有必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最终实现大学生的人格和知能的全面发展。
二、网络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网络媒体以其信息资源的丰富和交流的便捷性，深受大学生的关注和喜爱，已成为大学生获取和交流信息的重要渠道。网络媒体为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环境和良好的机遇。但网络媒体新技术的出现容易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加之社会生活节奏加快，浮躁心理蔓延，若对一些社会现象缺乏理性思考的话，就不能正确地鉴别和把握其本质。针对网络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思考，认真研究，探索如何利用网络媒体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方法、更新教育内容、拓展教育渠道、创新教育模式，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1．网络媒体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是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的开放性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网络媒体形成巨大的网络体系，具有信息容量大、资源丰富、传输快捷和交互性强、覆盖面广、形式多元等优势，较之以往任何一种传播技术和交流工具，都有根本性跨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可以借助网络媒体，挖掘大量、丰富的资源，吸纳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进行继承与创新；也可以通过网络媒体大规模地、主动地、快速地传播正确的思想、理论与政策，而无须受制度、体制和其它繁琐程序的制约，无论是工作场合和对象、教育方式与手段还是信息获取与传播，都获得了突破性的改善，从而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崭新的、空前广阔的理论与实践平台。二是网络媒体的灵活性和快捷性有利于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长期以来，以课堂教学为主，辅助座谈、讨论、谈心、社会实践等是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手段。而在新媒体时代，手机短信、博客、网络论坛以其灵活、快捷的特点，日益成为一种崭新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并显示其独特优势。网络媒体能够更为方便和快捷地更具个性化的信息，在最短的时间，通过文字、语言、图片或者相互交流等方式，把教育内容迅速传递给受教育者，使思想教育更直接、更深入。通过网络媒体，大学生不必按传统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场所接受教育，而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网络等媒体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时间获取所需的知识和教育，极大提高了思想教育信息的传播效率。三是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的多边和平等性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双方的信任度大为增强。师生之间的信任感一直是影响和制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和质量的关键。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借网络媒体虚拟传播手段与大学生进行双向交流，消除大学生的心理戒备和隔阂，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主导者之间的信任，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同时在网络媒体上，层次各异的文章和图文并茂的资料使不同水平和基础的受教育者在同一时间里都有适合自己的内容选择。受教育者可以在轻松的环境中，自由地选择浏览信息，在主动的探索和寻求新的视觉听觉内容的过程中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潜移默化和不断提升。这种信息传播的双向互动使受教育者由消极被动接受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参与与互动交流，从而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自主性。
2．网络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在网络媒体环境下，信息的自由传播、传播者的平民化、传媒机构的企业化、信息的虚拟化、不良信息泛滥等也会扰乱信息传播环境，造成新媒体的失范，使个人隐私的社会伦理问题、信息的管理与控制问题、强势文化的过度影响问题、现实世界虚拟化问题、舆论导向的偏颇问题等客观地存在。网络媒体的发展开辟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广阔发展前景，也给当代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困难与挑战。一是信息传播的“无屏障性”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增添了难度。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政治、道德与法制观念的教育。网络媒体时代的校园信息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信息传播的“时间无屏障”、“空间无屏障”和“资讯无屏障”状态，信息的和使用空间更加自由。一些落后的、腐朽思想和文化甚至各种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资产阶级消极思想文化的渗透以及泛滥的违公德的信息等利用网络媒体的途径大肆传播，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大学生从网络媒体中获得信息具有不确定性和难以控制性，很多信息能给大学生思想观念和道德认知上带来深刻影响，抵消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部分效果。二是网络媒体的虚拟性和互动性容易引发大学生心理信任危机和人格障碍。网络媒体如手机短信、博客、网络论坛等都具有很明显的虚拟性和互动性，在网络媒体空间，大学生多以匿名或者化名的方式进行交流，网络媒体中的言行无法规范，真实性无法保证，甚至可以公开承认和认可交往者的虚假言论。网络媒体的人际信任危机可能会影响到大学生的现实人际交往，导致现实交往中对他人真诚性的怀疑和自身真诚性的缺乏，进而影响自己与他人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同时交往角色的虚拟和心理交流的间接性也可能使大学生去除承担任何责任的心理负担，因而可能在网络媒体交流表现得异常真实和坦率。而一旦在网络媒体中经常性的表现逐渐固定下来，并与现实具有很大差异时，就会出现个体的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现象。现实人格与虚拟人格如果频繁地转换，必然会出现心理危机，导致人格障碍。三是网络媒体传播的技术复合性与信息传播的快捷性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媒体素养提出新要求。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对新生事物的认同感，使他们成为新媒体最早的接受者和使用、推广者，而教育者却往往处于信息劣势的境地，而且还存在网络媒体技术意识淡薄、网络技术水平差、缺乏接受新鲜事物的敏锐性、观念更新不够等不足之处。因此，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熟悉新媒体、更新知识、提高新媒体素养，是迎接网络媒体时代挑战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新媒体法制新闻对接
法制类媒体尤其是法制报刊是伴随着普法宣传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从“一五”普法开始，全国几乎各省份都创办了法制报，此后，随着电视节目的兴起，法制类节目也陆续开播。但是，近年来，尤其是新媒体出现以来，传统法制媒体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既面临着困境，也有着发展机遇和创新需求。
一、新媒体勃兴助推法制新闻发展
党的十报告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党的十八届三四中全会进一步把法治确立为治国方略，法治事件、法律案件、法治现象关注度越来越高，法制新闻出现了扩大化现象。在宏观环境支持下，法制专业媒体正面报道依然承载着法治任务。
互联网已经成为发展势头强劲的大众传播手段，新媒体环境下，传统法制新闻传播面临着困境和挑战。其中突出的问题表现为：制作成本过高，盈利大幅下降。信息价值缩水，人才流失。新闻业过度饱和，从业门槛不断下调。媒介影响和社会环境改变，导致传统读者流失，传播影响力下降。皮优新闻研究部主任艾米米切尔曾说：“在这一年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技术人员在开发新闻业。”作为专业类的法制媒体，面对技术专业人员的强攻，如何开发新闻，成为了影响法制新闻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法制新闻报道中的误区
由于社会法治进程的不均衡、公众思想观念的芜杂、新闻行业自身的特点等因素，法制新闻报道在具体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新闻报道的选择性、强迫性、遮蔽性、替代性、平庸性和消解性等等。
目前的涉案人群报道，报道议题已经形成固有模式。“案发、破案、审判”三段论更成为了依赖路径。大多数法制类新闻呈现出追逐、刺探隐私现象。这种媒体常态看似完成了新闻传播过程，但是缺乏主题和深度报道，只不过完成了规定动作，进行了例行的社会新闻传播，却遮蔽了更大范围的话题，剥夺了沉默的大多数的话语权，也难以唤起公众更大的兴趣。
在当前的碎片化、同质化、娱乐化的信息传播语境下，新闻报道对象面临着两个遮蔽：一是媒体选择的故意遮蔽，一是大众接受的故意遮蔽。浮于社会现象表面的新闻报道更容易让大众对法治人物形象刻板化和庸俗化。
媒体具有舆论监督的功能，也充当着信息传播的渠道。随着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舆论力量日益为全社会所重视，在这样的语境下，法制新闻报道也更加能够引起公众的关注和回应，媒体也可以赢得公信力和权威性。然而，一些媒体的报道理念有偏差，乐于充当拯救者的角色，无形放大扶弱救助功能，这是对媒体权利的误用和滥用。
新闻报道借助社交、媒体、名人效应，符合新媒体时代传播的特点。但是，由于娱乐倾向的过于突出，一些法制报道更多地聚焦于明星绯闻、名人八卦，更多地炒作争议话题、比拼腐败数字、追逐贪官情人，对法治的精神不理解，对法治事业的发展不了解，对法治的困境不关注，对法治建设事业的探索不跟进，对法治发展缺乏深入思考。
综上，由于法制新闻报道中普遍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导致大多数法制新闻同质化、碎片化、迟滞化，影响着法制新闻的开掘深度和传播力度。随着民主法制进程的日益加速，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无实用性的、粗浅的法律解读，色情血腥的、细节化的案件描写，过时的、官样的法制新闻。法制报刊和法制频道等专业媒体如果不解决权威性缺失、贴近性差等不足，必然导致读者群的流失。
三、改善法制新闻报道的策略
“正义应当看得见。”而这种看得见的方式之一，就是法治建设进程中的媒体监督作用的发挥。作为专业法制类媒体，应该主动应对新媒体挑战，有效做到四个“对接”，增强传播效果，从而更好地普及法治理念，促进社会进步。
一是“官方和大众”两个舆论场对接。近年来，法制类媒体由于社会覆盖面和专业性特点的影响，在重大涉法事件的报道中过于谨慎，在突发事件或第一时间往往观望、失语，被其他非法制类媒体占去先机。在社会转型期，在依法治国被确立为治国方略的大形势下，法制传媒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正确认识法制传媒的公共属性，从行业系统的宣传工具转变为法制建设中的“社会公器”；理性对待复杂的利益关系，传达各方面的声音，调动人民群众关注和参与法制建设的积极性，增强法制传媒的话语权威。
二是“传统和网络”两个信息场对接。“小报改叫自媒体了，算卦的改叫分析师了，统计改叫大数据了，大忽悠改叫互联网思维了。”尽管这是一则调侃，但是媒介融合趋势已经不可避免。
当下法制新闻报道中，由网络强势出击所带来的舆论监督出现了新的格局，司法公开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不可避免地融入了网络世界。网络舆论监督可以促进司法的公平公正，推进司法机关秉公执法，恪守专业职责，但是网络舆论监督往往会因其非专业性而导致丧失理性，形成网络媒介审判，司法公开与网络监督冲突已经成为当下的普遍现象。传播新格局呼唤媒体提升法律专业素养与法治精神，越是众声喧哗的事件，越需要法制类媒体保持冷静与理性；越是社会情绪激烈的案件，越要求法制记者秉承法治精神，跳下道德审判台，回到事件本身，回到对事实与证据的调查与审视中。
三是“专业和市场”两个评价体系对接。传统媒体报道强调内容为王、深度报道、独家和专业，这依然是法制类媒体保持自足的根本。在媒介融合过程中，一些法制类媒体放弃了专业特征，过度以市场为导向，或者过度信赖技术导向，结果导致专业丧失，市场失灵。新的不一定是对的。比如谣言新的不一定是好的。比如心灵鸡汤新的不一定是建设性的。离开专业性，法制新闻必然呈现出不确定性、不可控性，工具论导向也会导致新闻的同质化和失衡竞争，最终结果是法治理念的零产出。
关键词 新媒体 法制新闻 对接
法制类媒体尤其是法制报刊是伴随着普法宣传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从“一五”普法开始，全国几乎各省份都创办了法制报，此后，随着电视节目的兴起，法制类节目也陆续开播。但是，近年来，尤其是新媒体出现以来，传统法制媒体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既面临着困境，也有着发展机遇和创新需求。
一、新媒体勃兴助推法制新闻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党的十八届三四中全会进一步把法治确立为治国方略，法治事件、法律案件、法治现象关注度越来越高，法制新闻出现了扩大化现象。在宏观环境支持下，法制专业媒体正面报道依然承载着法治任务。
互联网已经成为发展势头强劲的大众传播手段，新媒体环境下，传统法制新闻传播面临着困境和挑战。其中突出的问题表现为：制作成本过高，盈利大幅下降。信息价值缩水，人才流失。新闻业过度饱和，从业门槛不断下调。媒介影响和社会环境改变，导致传统读者流失，传播影响力下降。皮优新闻研究部主任艾米米切尔曾说：“在这一年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技术人员在开发新闻业。”作为专业类的法制媒体，面对技术专业人员的强攻，如何开发新闻，成为了影响法制新闻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法制新闻报道中的误区
由于社会法治进程的不均衡、公众思想观念的芜杂、新闻行业自身的特点等因素，法制新闻报道在具体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新闻报道的选择性、强迫性、遮蔽性、替代性、平庸性和消解性等等。
目前的涉案人群报道，报道议题已经形成固有模式。“案发、破案、审判”三段论更成为了依赖路径。大多数法制类新闻呈现出追逐、刺探隐私现象。这种媒体常态看似完成了新闻传播过程，但是缺乏主题和深度报道，只不过完成了规定动作，进行了例行的社会新闻传播，却遮蔽了更大范围的话题，剥夺了沉默的大多数的话语权，也难以唤起公众更大的兴趣。
在当前的碎片化、同质化、娱乐化的信息传播语境下，新闻报道对象面临着两个遮蔽：一是媒体选择的故意遮蔽，一是大众接受的故意遮蔽。浮于社会现象表面的新闻报道更容易让大众对法治人物形象刻板化和庸俗化。
媒体具有舆论监督的功能，也充当着信息传播的渠道。随着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舆论力量日益为全社会所重视，在这样的语境下，法制新闻报道也更加能够引起公众的关注和回应，媒体也可以赢得公信力和权威性。然而，一些媒体的报道理念有偏差，乐于充当拯救者的角色，无形放大扶弱救助功能，这是对媒体权利的误用和滥用。
新闻报道借助社交、媒体、名人效应，符合新媒体时代传播的特点。但是，由于娱乐倾向的过于突出，一些法制报道更多地聚焦于明星绯闻、名人八卦，更多地炒作争议话题、比拼腐败数字、追逐贪官情人，对法治的精神不理解，对法治事业的发展不了解，对法治的困境不关注，对法治建设事业的探索不跟进，对法治发展缺乏深入思考。
综上，由于法制新闻报道中普遍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导致大多数法制新闻同质化、碎片化、迟滞化，影响着法制新闻的开掘深度和传播力度。随着民主法制进程的日益加速，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无实用性的、粗浅的法律解读，色情血腥的、细节化的案件描写，过时的、官样的法制新闻。法制报刊和法制频道等专业媒体如果不解决权威性缺失、贴近性差等不足，必然导致读者群的流失。
三、改善法制新闻报道的策略
“正义应当看得见。”而这种看得见的方式之一，就是法治建设进程中的媒体监督作用的发挥。作为专业法制类媒体，应该主动应对新媒体挑战，有效做到四个“对接”，增强传播效果，从而更好地普及法治理念，促进社会进步。
一是“官方和大众”两个舆论场对接。近年来，法制类媒体由于社会覆盖面和专业性特点的影响，在重大涉法事件的报道中过于谨慎，在突发事件或第一时间往往观望、失语，被其他非法制类媒体占去先机。在社会转型期，在依法治国被确立为治国方略的大形势下，法制传媒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正确认识法制传媒的公共属性，从行业系统的宣传工具转变为法制建设中的“社会公器”；理性对待复杂的利益关系，传达各方面的声音，调动人民群众关注和参与法制建设的积极性，增强法制传媒的话语权威。
二是“传统和网络”两个信息场对接。“小报改叫自媒体了，算卦的改叫分析师了，统计改叫大数据了，大忽悠改叫互联网思维了。”尽管这是一则调侃，但是媒介融合趋势已经不可避免。
当下法制新闻报道中，由网络强势出击所带来的舆论监督出现了新的格局，司法公开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不可避免地融入了网络世界。网络舆论监督可以促进司法的公平公正，推进司法机关秉公执法，恪守专业职责，但是网络舆论监督往往会因其非专业性而导致丧失理性，形成网络媒介审判，司法公开与网络监督冲突已经成为当下的普遍现象。传播新格局呼唤媒体提升法律专业素养与法治精神，越是众声喧哗的事件，越需要法制类媒体保持冷静与理性；越是社会情绪激烈的案件，越要求法制记者秉承法治精神，跳下道德审判台，回到事件本身，回到对事实与证据的调查与审视中。
三是“专业和市场”两个评价体系对接。传统媒体报道强调内容为王、深度报道、独家和专业，这依然是法制类媒体保持自足的根本。在媒介融合过程中，一些法制类媒体放弃了专业特征，过度以市场为导向，或者过度信赖技术导向，结果导致专业丧失，市场失灵。新的不一定是对的。比如谣言新的不一定是好的。比如心灵鸡汤新的不一定是建设性的。离开专业性，法制新闻必然呈现出不确定性、不可控性，工具论导向也会导致新闻的同质化和失衡竞争，最终结果是法治理念的零产出。
四是“新闻与宣传”两个话语方式对接。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的一段关于“模范村”的顺口溜：“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新闻传媒被誉为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其扮演着为“公众代言”的社会角色，其中典型宣传一直是传统新闻报道看中的拳头产品，但是，在新的媒介语境下，新闻如何大众化传播，宣传如何新闻化，已经是所有传统媒体的待解课题。
在今天这样一个新闻媒介日益繁荣发展的时代，人们感受到了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影响力。传媒与司法这两支社会重要力量的冲突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公共事件中，话题、扩散、动员、回应，这种模式已经成为常态，平衡关系已经被打破，媒介审判与司法审判同时争夺大众舆论话语权。在此背景下，法制类专业媒体更应该发挥自身优势，创新报道方法，强化传播力度，抢占舆论话语权、满足群众司法期待，从而为依法治国方略作出应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