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8 17:09:1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治理流程，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引言
对企业本质特征的熟悉是企业治理理论的基础，企业的基本单元及其抽象是什么，不同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治理学派均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比如社会系统论观点、规模经济和交易理论观点、人与组织互动观点等，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企业本质分析及其相关治理问题提出了各种解答。其中基于流程的视角是近些年来快速成长的一个观点，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们尝试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企业的整体和组成、企业的物理基础设施和抽象的信息、参与企业运作人和所有运作资源、以及企业间的关系统统归结为流程，即全面流程治理思想。在这一思想体系下企业的一切皆是流程，从最高层的全行业完整的多组织价值链，到中层的各种运营治理，直到底层的操作活动，均被看成是不同层次、不断交户、具有移动特征的流程。企业的竞争力被看成具有差异化优越特征的流程及其治理能力。在更为激进的观点中，原来意义上的产品和服务统统被看成是流程的副产品，而流程才是企业真正的产品，竞争能力的产生就是依靠流程并产生流程（forprocesses,byprocesses）。比如Microsoft之所以在桌面软件领域取得无以伦比的竞争力，并非因为制造了windows操作系统和office系列套件，而是因为它拥有产生这一软件的卓越流程；GE公司之所以取得电气行业的一流地位，并非其制造了某个具体的产品，而是因为其拥有了具有不断创新能力的价值增值流程，或者说是拥有以可持续价值增值流程为表现的企业能力载体；在服务型企业，流程视角更加轻易理解，服务本身就是一种流程，外包服务本质上就是提供流程租借。部分流程基因观点还认为流程好比生物的基因，基因与生物环境交互从而决定了生物的特征，而流程（企业基因）与企业环境交互则决定了企业的绩效表现，核心价值链流程相当于企业的关键基因；非核心流程则被认为是产生企业非本质特征的辅助基因资源，比如基础设施或一些行业共享资源的相关流程。流程视角的支持者们认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必须建立在优越的流程资源动态交互组合基础上，价值链流程是所有其他流程的演化依据，或者说是种子（seed）流程，其他流程围绕价值链流程并响应环境变动因素演化出新的流程，即流程变革或流程优化，企业的生存就是流程互动演化进程。基于全流程治理的观点，尽管目前未必会被所有治理理论和实践者所完全接受，但这一视角至少为进一步深入熟悉当今组织灵敏互动、边界模糊、快速变革环境下的企业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概念思考方法，正如物理学的大统一理论未必可以直接用于设计制造汽车，但却从根本上影响了整个物理学理论的演进。基于全流程视角的治理理论认为企业的各种运作均被统一于“流程”概念，尽管这一全流程治理理念未必需要在企业实际运营的每个具体的日常活动中当作标准化的思维模式，但却至少为高层治理提供了一种战略思维演进依据。基于波特价值链模型思考的企业价值形成分析方法是现代基于全流程治理思想的一个标志性起点。在此基础上，流程思想向外延伸到企业间协作关系，向内深入到具体的底层运作分析。国外部分研究机构,比如BPMI组织正在尝试研究解决如何克服中间层企业元素的复杂性问题，试图将高层的波特价值链流程模型与底层的RobinMilner移动流程演算体系相结合，参照关系数据治理系统原理，建立全面的流程治理系统，被认为具有严密数理逻辑基础的流程观点。尽管过去认为严密的数理逻辑并不一定导致有效的企业治理，但缺乏数理逻辑必然是现在很多治理理论的硬伤。事实上目前的数理逻辑之所以难以直接支持企业高层治理，是因为环境的复杂性和决策的紧迫性，支持能力的瓶颈在于计算能力和环境分析能力的不足，随着IT技术的不断发展，数理逻辑方法与高层治理的距离正被不断拉近，严密的数理逻辑方法被认为是未来治理的潜在趋势之一。
目前引入基于流程的新型思考模式并非企图采用大统一方法完全取代以前所有的经营治理理论，一般认为流程思考模式为以往的经典治理理论提供一种新的诠释视角和优化思维方法。比如，流程治理思想将原来的资产治理进一步深化理解为“流程资产”，企业的人、财、物、基础设施和知识积累均可以被归纳到不同的流程中，企业的资产治理就是流程的治理，企业之间的兼并运作就是企业间各种流程的交互合并或演进过程，用学术化的词语表达，即：“流程演进(processevolving)”，企业的各种要素被进一步被抽象为：移动流程（mobileprocess）。企业的流程资产通过各种流程移动获得资产积累和快速变革能力。基于全流程的治理理论尚未完全形成体系，本文仅尝试探索在全流程治理思维模式下如何进行企业流程资产治理，既考虑环境变革促动下的流程创新，又兼顾保护和发掘现有流程资产的潜力。这一思路的实现一方面起源于经济环境需求的拉动因素，一方面是流程支持技术能力的推动作用，企业需要有能力以根本性的全局价值链增值流程为基础导向，对作为企业能力载体的流程资产进行交互演进和动态创新。文章先回顾了业务流程资产治理的演进历程，然后分析新型电子商务的经济与技术环境下企业流程资产治理的新需求的和技术可能性，最后展望了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以及未来可能的趋势，旨在为治理理论研究者和企业实践者提供一种新的审阅企业流程资产治理战略实施的参考型框架。
二、业务流程治理思想及其支持技术的演进
业务流程治理本身并非新概念
，从广义的业务流程概念来说，自从有了社会组织形式就有了治理，也就有相应的业务流程以及对业务流程资产优化组合及其相应的治理，业务流程是对组织内外各种资源间运作逻辑的抽象和视图刻画，企业所有运作资源均分别分布于各种具有动态交互能力的流程上，流程是各种资源资产最自然的动态有机组合方式，流程更加强调了是资源组合的动态特征。正式成为治理理论的流程治理思想则起始于以追求作业效率为首要目标的泰勒和福特时代，这一时代采用手工化的流程资产治理及局部优化为主要实现手段。流程治理理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而日渐丰富，信息技术逐渐成为流程治理的重要支持手段使在信息时代初期[4]，信息技术先是作为流程资产自动化协作的使能器(enabler)，将原来部分依靠手工实施的流程治理转化为自动化流程。随着信息技术进一步发展和企业运营环境变迁，流程治理目标逐渐向追求流程资产的价值效果提升转变，出现了以客户为导向、以企业价值增值分析为主要手段的业务流程资产改善与重组技术，但这一阶段的流程治理技术仍然停留于流程固化集成思想框架下，而非柔性集成，流程资产的动态优化能力不足。当市场需求出现高频率波动甚至市场方向发生根本转变时，流程固化集成技术的弊端逐渐显露。进入21世纪，由于信息技术能力初步显示成熟期特征，并逐渐成为可迅速供给、日趋廉价的普通商品，同时企业间跨组织流程交互活动更加频繁复杂，企业意识到单凭信息技术对流程资产进行自动化改造和固化集成都难以应对市场波动和来自更广范围的竞争，企业间协作伙伴关系顺畅化治理难度陡增，这些问题均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因此目前的流程资产治理及技术方法均期待着新的突破，企业治理者和理论研究界正努力探索适合多方参与者、跨业务平台、高动态协作环境，且可直接支持战略的高效可灵敏扩展型流程资产治理技术，新型的流程治理技术还被要求对既往流程资产进行新环境下的价值挖掘。业务流程治理在目前的环境中出现了全新的特征。2003年NicholasG.Carr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撰文指出现在的时代是“ITdoesn’tmatter”[16]。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企业新型竞争力的来源？第三代流程治理技术的倡导者HowardSmith和PeterFingar认为“ITdoesn’tmatter，BusinessProcessesdo”[9]，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本载体是卓越的流程资产治理能力。回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流程治理，当时以IT支持下的流程资产变革治理为主线，在取得以BPR理论为代表的理论突破之后，却又迅速遭遇阻碍，高达70%的BPR失败率促使研究者们对流程资产治理与优化变革理论本身进行反思[3]，预示着流程变革理论及其支持技术自身同样需要重大的优化和变革（reengineeringthereengineering）。流程治理的演进历史到目前为止可以概括为三大阶段：
1、泰勒和福特时代的流程资产治理技术：局部流程的手工化结构改善.
早在上个世纪初，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治理学派就开始了对企业流程优化治理的理论探索，当时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底层作业流程资产运作效率的提高，提倡以科学明确的治理规程替代过去的经验治理，将流程中原来分散隐性的经验资产集成提炼。同时代的福特在泰勒单工序过程活动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单一化大批量生产的特点，对汽车制造流程进行并行化协调优化，首先创建了第一条大规模生产流程（流水线作业模式）。泰勒和福特时代的流程治理技术旨在解决企业内较低层次的车间操作控制流程问题，主要方法包括：减少产品类型，以较少数量的流程实施大规模生产；通过零件标准化提高互换性，降低流程治理的复杂度；通过流程的专业化分工，固化流程内专业知识，如车间职能专业化、机器工具专业化、工人作业专业化；采用简单反复的作业与工序，组合成较大规模的企业内机械结构类型自动化流程。泰勒与福特时代的流程治理标志着现代高效率工业的开始，这一时代的探索为今天的流程治理技术积累了不少有效的基本思想与方法，如隐性经验知识向显性流程知识转化、流程细分、并行协调、反馈控制等思想至今仍然有效，并被后续的研究者逐步理论化。由于技术背景的局限性，尤其是缺乏信息技术的支持，当时的流程治理能力非常有限，期待着突破性技术的出现，计算与通讯技术的发展是泰勒与福特时代流程治理向信息时代流程治理的主要推动因素，带来了流程治理能力的一次阶跃。
2、信息时代初期的流程资产治理技术：从流程自动化到流程再造
上世纪中叶计算机发明，标志着信息时代开始，计算、存贮、通讯和微控制等技术迅速发展，信息技术很快被引入流程治理领域，这个时期的流程治理强调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流程的自动化改造，从底层的车间操作流程自动化逐渐延伸到中层的部门级运营流程集成、参谋部门辅助流程集成、再到高层决策与协调流程集成。信息时代初期60年代的业务流程治理并未改变当时广泛流行的阶层制组织结构，流程治理边界主要局限于阶层型组织的各级单元内，以单元自动化为特征，信息技术的主要作用是将单元流程内原来依靠手工完成的计算、信息传输、工序编排等作业任务逐步自动化，以高效的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获得某个局部领域暂时相对的效率优势。例如当时闻名的Sabre系统用数据实时更新技术突破性地实施了对美国航空公司订票流程的自动化改造。70年代流程治理开始出现跨部门信息共享特征，如IBM采用多部门共享的公共制造信息系统，辅助其计算机制造的组配流程，大大缩短了制造周期；而美国AHS（AmericanHospitalSupplier）的ASAP（AnalyticSystemsAutomatedPurchasing）系统则利用了当时相对强大的远程通讯能力在采购治理领域首先实施电子化和自动化改造，ASAP可支持分布式采购流程治理，取得了长达将近10年的竞争优势。随后由于信息技术在这些局部流程治理应用中所取得卓越绩效的示范作用，信息技术被很快引入更广范围的流程治理，数据处理系统被提升为治理信息系统，并试图对各种业务流程进行信息化改造。这一时代出现的主要的信息化流程治理技术，如MRP、MRPII等被应用于车间调度、库存治理、猜测项目治理、质量治理、服务中心批处理等局部流程领域。到了80年代，信息技术逐渐向全企业战略级流程支持能力发展，出现了以信息技术支持下的JIT、TQC、FMS、CAD/CAM等计算机集成制造系
(CIMS)为主导的流程治理支持技术；跨组织流程的信息则出现了EDI支持技术，以电子化商业语言的标准化沟通方式协调企业间业务流程协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Hammer等提出了业务流程重组（BPR）思想[7]，这一理论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流程治理理论的飞跃和创新，另一方面也暗示着当时的流程资产治理领域进入了瓶颈阶段，紧迫需要变革。起因是全球化经营环境巨变使得一些原来沿用多年的流程基本逻辑本身已经过时，信息技术单凭对原有流程资产的自动化和模拟型优化已经难以满足环境变革因素造成的对新型柔性动态多参与方业务流程治理的实际需求。业务流程资产重组要求重新审阅过去曾经代表着高绩效、被沿用多年的流程逻辑，通过分拆原有流程组件的逻辑交织关系进行创造性重新组合，以价值增值为目标，删除不利于整体价值增值的环节，增添新型流程联结机制和新的流程组件业务逻辑，寻找解决流程失效的新方法[6]。BPR理论一般只被认为是一种思想，或者说是用于指导流程治理变革的一般性原则，而并无具体的实施体系。BPR理论出现的目的是希望能解决流程治理实践需求与理论缺乏之间的冲突，旨在对企业现有流程资产运作的合理性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彻底的再设计，以组织和信息技术为使能器，以求企业整体运营绩效指标得到巨大和突破性的改善提高。然而在实际BPR项目实施中，高达70%的失败率，促使更多地研究者对BPR这种反思理论本身进行反思。大多数BPR项目失败的原因一般被归结为在实施中难以处理与“人”有关的因素，同时该理论本身作为一种剧烈型变革的指导思想与原则却同样缺少严谨的理论支撑体系，尤其是它忽视了对既往流程投资的保护和再利用，这些既往投资被称为legacyprocess,这些流程包括了以人为中心活动因子的财务、基础设施、运营知识等重要的企业竞争力基础资源。与BPR理论同时出现的还有业务流程改善（BPI）、全面质量治理（TQM）、SixSigma等，这些理论可以被看成是防止BPR高风险的补充形式或风险弱化形式，以缓和渐进的方式从局部领域开始，逐级对流程资产进行优化。90年代流程治理实施技术以ERP为代表，早期的ERP属于局部流程固化的企业内部集成技术，在模块选择与参数设置方面已经具有微动态柔性特征，ERP的实施一般需要在BPR的辅助下推进。BPR理论的发展是信息时代初期结束的标志，虽然BPR理论被许多企业所抵触，然而BPR理论的失效现象却意味着新一代流程治理技术的诞生。
3、流程治理技术第三波的兴起：以流程资产重用技术为基础的流程创新
90年代ERP系统进入鼎盛时期，而互联网技术也同时迅速在全球普及，企业以ERP系统作为内部流程资产集成的主要工具，全球大多数先进企业进行了适合信息时代加速期运营环境特性的流程调整或重构，互联网强大的全球通讯能力使得复杂型跨组织流程成为可能。到了90年代末期互联网成为全球通讯技术的基本标准，称为“全IP化”(everythingoverIP,IPovereverything)，基础设施的一体化互联促进了业务流程在全价值链范围(end-to-end)柔性动态集成治理设想的实施。企业间的流程联结系统在通讯底层尽管实现了无缝流畅互联，但由于在过去30年，企业各自为了形成竞争优势而建成的各种应用系统之间却存在巨大差异，形成了中间层各种多样的异类应用系统（heterogeneoussystems），它们之间存在不同的技术与业务语义本体（ontology）差异，其互操作连接成为高层流程集成治理的主要障碍，甚至在单个企业内部由于系统实施的时代和技术选择差异也同样存在异类系统的集成难题。针对这一问题，先后出现了middleware,EAI,Workflow等系统或流程集成技术。在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或部门间的协作型流程集成则以基于服务的SOA（ServiceOrientedArchitecture）结构为基础，出现了WebService、Biztalk等技术与语义标准。在具体的行业或业务类型领域还出现了企业间流程的接口标准或参考体系，如电子器件行业开始的RossettnetPIP标准、供给链治理领域参考模型SCOR等。这些新兴技术、标准和参考体系部分解决了特定的异类系统和流程间的集成问题，但仍未从根本上消解异类动态型流程的集成问题，缺乏普适性和动态柔性。在企业内部流程集成方面，ERP、EAI等技术，尽管声称具有柔性，它们只是相对于过去非组件化的信息系统是一种飞跃，这些系统的柔性仅仅体现在实施之前，即在实施之前可以根据具体的需求特征柔性地选择实施模块、灵活设置模块和系统的技术与运营参数，但这种柔性在系统实施之后则基本消失，被PeterFingar等称为“湿混凝土型一次性柔性”，因此不具备灵活动态的流程资产重用能力。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曾试图以循环反复的BPR加以解决，但实际上每一周期的BPR的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投资，尤其是对既往流程资产投资的破坏作用巨大，企业难以承受如此伤筋动骨的不断巨变型改造，因此BPR快速反复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很小，企业只能在基本框架流程不做重大调整的前提下进行BPR之后的BPI，仅在局部对流程进行微调，或者对流程的部分参数进行重设置，这些调整尽管起到了局部绩效改善的效果，却难以从根本上在全价值链范围取得灵敏适应动态变化的柔性能力，难以既保护过去的流程投资又能及时响应客户需求的最新变化。针对这些涉及组织内外动态协作环境变化因素的流程治理新问题，国际上众多流程治理研究者和机构分别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新一代流程治理体系被PeterFingar等研究者称为“流程治理的第三波”[8]，实现以流程资产重用为基础的流程创新，相关研究正在全面推进。按照Gartner等组织猜测，新一代较为成熟BPM技术将在5-10年内出现，HowardSmith认为现在BPM的发展将决定今后50年IT在企业治理中的应用趋势。
三、新型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全流程资产重用与价值再现
在全球化经营和互联网逐渐普及和能力提升的今天，企业运营所处的社会和技术环境发生巨大变革。市场需求因素是新一代流程治理技术产生的根本拉动因素，如全球化、大规模客户化背景下，客户需求多种多样、波动因素复杂，企业难以猜测市场变化、难以实施平缓治理、跨组织协作关系频繁、参与者关系多变、需要在全价值链范围进行流程资产的动态治理，依靠旧有技术难以有效协调。信息技术的发展是新一代流程治理技术产生的推动因素，如：更高
的计算与存储能力、更强的网络沟通能力、以及新型信息资源治理技术、平台技术、流程智能技术、流程元模型技术、系统集成与多方动态协调等技术的出现，使得市场因素带来的新型流程治理难题得到可能的解决方案。正因为新型业务流程治理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和信息技术支持体系能力的提升，未来的业务流程资产重用技术至少需要具备如下几种能力特征：
1、直接支持企业战略目标的流程资产治理能力
按照哈佛学者诺兰（RichardL.Nolan）的信息技术被业务系统吸收演进模型[12]，由于信息技术支持能力的渐进性，业务流程治理技术的发展历史遵循着由底向上逐步延伸集成的演进模式，即最先从车间层具体作业流程的自动化开始发展，先后经历了部门内集成、跨部门流程集成、企业内全局流程集成、再到目前跨组织流程整合，因此以前大多数流程治理支持技术在起源上存在缺乏全局思考和难以直接支持战略目标的局限性，缺乏战略资源的思考理念。尽管企业在进入全局流程集成阶段以后，流程资产治理已经开始日趋强调客户导向和企业价值增值目标，但这一目标的实现仍缺乏有效的实施技术支持。在过去普遍流行的阶层制类型组织结构体系环境下，流程治理与企业战略的对应方式通常是：高层战略目标按照阶层型组织结构逐级向下分解到底层流程的运作目标，而后再由底向上沿着组织结构的框架逐级组配集成，组织结构中的中高层战略治理层与底层运营层之间的层次距离造成具体流程与企业总体战略对应上的间接性，这种非直接的对应形成方式使得具体流程的实际运营状况与企业战略存在脱节风险。因此新型的流程治理需要具有从企业战略到业务流程的直接转化能力，并可支持实时动态的流程资产变化与重用治理。
在流程运作与企业战略之间形成直接快速对应能力改造的初期，企业流程治理实践开始试图突破原有的企业组织结构形式的限制，按照企业战略目标、对企业内的价值链增值环节进行分析、直接设计出一些按照客户价值导向为依据的跨部门流程。一开始企业内这些按照价值链设计的跨部门流程的运作依靠多部门间的协作参与完成，企业原有的组织结构可能会作适应性调整，但并不需要作根本性的变革；而后随着企业跨部门间流程的数量增多和交错关系复杂化，导致原有的阶层型组织控制结构难以同时为多条复杂交错并行的价值链流程提供有效的资源支持和能力协调机制，企业中高层治理重点逐渐转向了基于价值链能力的战略治理，原有的部门界限被逐步模糊化，组织结构需要按照价值链的自然形式重新划分整合[22]，而非过去层次型组织结构中的按照职能的专业化划分。这也转变也正是大多数BPR项目的主要任务和难点。与跨部门间价值链交错复杂化趋势相伴随的是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企业组织可视性结构的扁平化是企业内价值流程优化整合的外在表现，扁平化分布结构是信息技术支持下企业价值链流程动态能力整合的结果也是其后续改造的基础。组织扁平化最重要的贡献是企业高层战略目标与底层运营能力单元的距离被拉近，能力单元自身即为流程或企业总体流程的组件，企业更加有效地实施基于战略价值的流程资产治理，战略与流程的对应直接化。在21世纪，这种组织部门单元间的边界模糊化趋势扩展到企业级组织间的边界模糊化，跨组织运作关系由原来零碎的简单信息沟通和孤立的交易转变为正式完整的跨组织流程，企业间多角色协作战略的实现同样需要企业间的跨组织流程具有迅速直接与之对应的能力。
企业竞争优势有生化（vitalization）并非来自于战略本身，而是如何执行战略，即具有准确有效快速直接战略对应能力的流程资产治理，以应对大规模客户化情景（scenario）和复杂动态环境下，客户价值变迁、流程导向转变、参与者更换、运营资源变化、流程结构变更等多方面的“实时变革”（changeonthefly）问题。相关支持技术刚刚起步，理论和实践上均期待根本性的突破。在一些支持流程治理与战略直接对应的治理技术与工具研究中，尝试先在扁平化组织、网络化组织内提供支持高层战略对流程运营体系的直接操控治理能力，而非过去手工化漫长的逐级流程治理意图传递与分解。中高层在流程治理系统的辅助下，可以根据企业战略意图设定，利用流程资产积累与创新，直接自动部署具体的业务流程排布；在其成熟之后还将可以依靠流程治理系统屏蔽组织结构间的差异，对各种类型企业进行战略到流程的直接排布，并积累不同环境的流程知识。目前出现的部分探索性实现策略与技术包括：高层视图技术、高层流程监控接口技术、流程外包决策支持技术、流程设计与实施并行工作技术、流程组件低耦合热插拔技术、基于Pi-calculus的流程移动交互行为表达技术等，而其核心引擎为流程治理系统(BPMS，BusinessProcessManagementSystem)。同时为了避免底层具体的常规化非战略性流程干扰高层战略流程的决策，底层将通过透明化公共流程规范化将底层的复杂度屏蔽，避免底层非关键复杂度因素上浮到高层流程与战略决策。好比赛车手主要关注于提高驾驶能力而并不需要具体了解汽车复杂的发动机制造技术一样，企业治理者将可以专注于战略的中高层治理，而并不需要知道底层通用的非战略流程的实施细节。这一机制的实施主要依靠底层流程的专业化外包或产业的公共流程服务体系，租借外部流程资产实现。BPMI组织于2000年起，开始以业务流程资产重用与协作为出发点对这种基于BPMS的流程治理技术进行了探索，2001年公布BPML（BusinessProcessModelingLanguage）草案，2003年公布了BPQL（BusinessProcessQueryLanguage）草案，正寻求更广范围的探索改进，目前尚未完全成型，这种技术设想的起源是受关系数据库技术(RDBMS)对关系数据治理原理的启发，BPMS用流程（过程）演算数学体系表达流程间复杂的交互行为和状态变迁，并对高层透明。BPMS作为流程治理引擎，对流程资产进行全面治理，支持高层流程设计与底层流程布置的直接并行工作，通过提供高层视图对战略语义进行转换，旨在实现流程战略表达对流程直接实时操作的动态治理。该方法具有对流程资产进行动态灵敏实时地发现、设计、布置、优化、变革等多方面直接并行操作等能力。这一技术目前尚处于试验阶段，相关的流程语义等技术标准需要产业间多方漫长的协商方可建立，其核心引擎需要进一步优化，真正实现流程资产的灵敏重用创新，并与企业战略进行直接对应还需多年的努力。
2、支持流程资产的全价值链全生命周期治理
全价值链流程资产治理：波特的价值链模型为企业价值与客户导向的战略级流程资产集成提供了参考性思考框架，企业熟悉到局部流程资产的优化未必带来全局的价值优化，单纯的流程运作效率不等于运营效果。在信息技术促使企业扁平化的趋势之下，企业业务流程资产集成逐渐突破部门界限，企业内跨部门的全企业范围流程资产整合成为克服过去企业内信息与流程孤岛危机的主要手段，下一步将继续迈向整个产业相关范围的跨组织流程的互联互操作整合，以追求协作化网络绩效为导向，把产品（或服务）的最初原材料供给商到最终客户的整个价值链参与者有机整合起来，产业价值链范围成为流程治理的新边界。未来的企业运营需要更多地考虑产业全局价值链因素。在整个产业价值链上运作的流程治理，需要充分利用客户、各级供给商、协作伙伴、分销商的以各类流程为载体的核心能力资源（尤其是信息资源）。各方通过流程资产能力的有机整合，应对客户动态需求变更，降低整个价值链的波动风险，并以此作为流程资产价值增值的主要手段之一。BPR理论的发起者Hammer等在近两年发表的文章中均指出了在跨越整个产业价值链范围实施流程治理的紧迫性、Champy在2003年则提出了X-engineering的概念，强调企业应围绕客户需求拉动为核心，从整个价值链、需求链上进行流程治理，以更低价格，更高质量、更好的服务满足客户动态的需求。随着价值链的交错延伸，企业实际运作在价值网之内，在网状企业协作关系环境下，还要求流程治理系统具有网络化流程治理能力[17]。尽管波特的价值链模型在企业价值形成机制的高层描述了企业全局流程资产分析的基本框架，但这仅仅有助于企业在高层形成非常抽象概括的增值流程思考的参考模型，如何将高层概念化的价值流程模型具体化为可操作的运营流程，并自动转化，是未来流程治理技术需要解决的又一重要问题。全生命周期流程资产治理：未来的流程资产治理在要求流程治理在具有综合性、全局性的同时，还需要具有时效性、动态性，以获得对环境变化因素的灵敏响应能力。因此流程治理不但需要实现空间坐标上的全价值链流程（end-to-end）整合[13]，而且要在时间坐标上实现流程生命周期内(lifecycle)的价值整合。在对全价值链流程的全生命周期治理中，流程的跨组织、跨地域、跨技术种类特性均已成为流程治理的常态特征[23]，处于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各种流程系统之间需要进行频繁的并行协调。以往的流程治理以由内向外的延伸集成为主要步骤，而在全价值链环境下，流程的参与者更多、更复杂，并且由于分布在各处的各个参与者流程资产可能具有各自独立的产权属性，过去在“一致所有权”环境下的流程资产集成与重组方法部分失效，流程治理呈现以由外向内协调治理为主的趋势。一般认为未来的流程分布与集成模式是：在高层价值链治理上的集成化，在底层价值增值环节的分布化。面对这一趋势需要在底层实现流程资产的组件化，形成具有柔性和移动特征的流程能力单元，能力单元之间表现低耦合特征，方便实时无延滞的动态重组（changeonthefly）；在高层则完成各种流程能力单元之间的协调型有机整合，通过高层整合并实施实时化的动态调整，取得整个价值链生命周期的动态适应性，满足多变的大规模客户化需求。克服以往的ERP系统仅仅具有流程实施前柔性、而缺乏实施后柔性的缺点，实现全价值链全生命周期的柔性能力特征。流程资产的生命周期治理包括：在全局流程范围内进行流程发现、流程设计、流程部署、流程执行、流程交互、运营、优化和分析。新的流程治理技术必须能支持生命周期各阶段并行工作（designbydeploy）。
3流程资产重用和潜力挖掘
多年来在流程治理领域同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又具有互补特征的治理方法：以TQM、BPI为代表的渐进型流程改善和以BPR为代表的扬弃型流程治理。BPR强调直接以高层价值链导向为目标进行根本性的流程剧烈变革，彻底否定现有的业务逻辑，因此一般较少保护既往的流程投资。而BPI则以现有的流程资产为依据，在接受目前基本业务逻辑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流程资产的局部优化。BPI尽管保护了既往的流程资产却忽略了流程基本逻辑过时情境下的变革需求，难以应对环境的巨变，或者说长期微小量变积累成的环境质变。研究者们努力尝试对两者的优势进行融合，最初的尝试是BPR之后进行BPI，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再次进行BPR，并不断循环。这一方法的确既保护了流程资产的既往投资又考虑了变革因素，但却难以适应高速变革的动态经营环境。在高速变革环境中，这一方法的使用使得BPR周期缩短，结果就变成了以旧式流程技术支持下的频繁BPR，企业难以承担经常性的彻底变革压力，因此使得此方法在快速动态环境中失效。针对这一问题，新型的流程治理技术试图将高层流程变革与底层流程运作分开，称作为透明化的流程变革，即：将企业的各种流程看成能力资源，底层具体的流程单元运作基本不变，当高层出现战略流程重构时，只需对高层流程进行组件化重新排布，包括流程间的切换和流程间连接关系的路由，因此可以充分利用既往的流程资产，在底层的实际操作者甚至感觉不到企业整体流程已经发生的变化，从而克服了BPR中最难以解决的“人”的因素。这一方法运用的前提是：底层运作流程的效率经过多年优化，已经几乎没有进一步可改善的价值，并形成具有卓越运作效率特征的组件化分布流程资产，企业的价值增值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高层价值链关系的重设来获得整体经营效果的提升。事实上以往的BPR理论出发点就是高层的价值链导向，然而却缺乏底层可重用高效率分布型流程资产进行支持，原来的BPR实施被迫牵涉到底层流程资产的彻底打乱重建，既往的流程资产投资极度受损。新型的流程治理技术试图将高层流程变革与底层分开，组件化的插拔特征，使得高层可以通过流程资产的重用，直接快速应对环境的变化因素，而底层则可以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在高可控的局部范围进行绩效改善。这一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人为的流程变革难题。可支持流程重用的流程资产治理技术已成为市场的迫切需求。
四、新一代流程资产重用与价值再现的支持技新型业
业务流程是企业人财物以及知识资源的长期积累，是企业资产的一种组件化动态视图。在新型电子商务环境下，市场需求拉动因素和技术能力成长推动，促使原务流程资产所处的信息技术环境：目前的企业信息环境经历着整个体系结构的变化：底层的基础设施层，正朝着以网格(grid)[11]和peer-to-peer技术为代表的分布计算和分布存储发展；网络向自组织结构发展；移动网络将更多分布流程中的流程单元、组织、机器系统、人汇合进全球网络；主动服务系统(proactiveservicesystem)可以提供实时的监控、协调、进程控制、意外处理等。尤其是grid的出现使得信息技术服务成为较为廉价的商品，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可以像电力能源一样即用即付(pay-by-use)。在软件应用层面，软件的可视性加强；组件化结构使得即插即用型应用服务得以部分实现，用户对流程中组件的运行具有更高的可视性；WebService技术使得各类应用服务可被全球企业网络间更广范围的用户（流程）所调用，实现异类分布应用和组件网络之间无边界化且具有互操作能力的无缝联接；尽管WebService属于SOA（ServiceOrientedArchitecture），离理想化的完全POA（ProcessOrientedArchitecture）[19]体系尚有距离，但它作为POA的先导，已经成为跨系统、跨部门、跨组织业务流程联接的有效手段之一。其他一些原来的主流应用软件也逐渐向网络化发展，比如传统的以企业业务集成为主的ERP系统内增添了网络组件以支持部分跨组织、跨系统的应用集成或协调治理；随着应用层的网络化，应用层的安全和服务治理变得更为重要。在业务流程治理技术层面，则利用底层基础设施和中间应用层的网络化支持能力进行新的流程设计、运营和治理。业务流程治理支持技术的不断演进使得企业高层可以更有效增强以卓越流程为载体的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具有标准化的流程治理平台和流程描述方法正在形成，新的流程治理网络化平台使得业务流程可以实现快速设计、布置、重用、互联，具有跨越部门、企业、地域、异类系统本体（ontology）差异的互操作能力，更强的即插即用、随时可变、可扩展等能力。[21]
【关键词】互联网；政务服务；政府治理
2016年4月，为深化政务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的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政府在继《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后推出了《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信息惠民试点的实施方案》。该《方案》具体阐述了“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的实施步骤与保障措施，大力推进了中国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政务服务不仅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也是系统性的惠民计划。将“互联网+”引入政务服务系统能最大力度的促进简政放权并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对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大数据时代政府服务的趋势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平台的广泛应用在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都展现出强大的生产力与创造力，充分发挥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功能。“互联网+”的引入毋庸置疑驱动了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方案》的推出反映出大数据时代政府服务模式的发展新趋势已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大数据作为政府治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资源，随着它的广泛应用，政府服务模式展现出以下几大趋势。
（一）集中化
与手写记录的分散化不同，互联网平台能够将政务服务体系中相关证明信息数据化和集中化，并逐步构建庞大的政务服务信息库。统筹的信息库中将包含人口、地理、证件照等各种基础信息，有利于完善政务信息目录并优化服务质量。建立全国性的数据共享平台能够整合跨部门、跨地区的政务信息并实现信息资源的互享互通。
（二）标准化
一直以来地域差异是阻碍政府数据实现标准化的关键。互联网的使用推动了政府数据公开透明化与标准化的进程，有利于促进行政审批服务系统实现规范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将构建公共服务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审核标准化、服务标准化与管制标准化，进而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政府服务。
（三）精确化
随着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政务服务平台的构建，信息平台将彻底落实数据整合与共享。政府部门将原来的被动服务模式转变为主动服务，通过主动地搜集与分析用户业务信息，解决人民群众“找谁办”、“去哪办”以及“怎么办”的难题，并满足他们个性化与多样化的需求。因此，大数据背景下互联网的运用为政府服务工作提供了新的活力，政务服务将从粗放型供给升级为精确型供给，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
二、“互联网+”对政府治理的影响
（一）有利于实现政府整体性治理
在大数据背景下，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碎片化”问题被不断放大，“信息孤岛”现象日益严峻。各级政府、各大部门以及各业务流程间信息资源无法互享互通导致政府重复建设与严重浪费，拉大了各部门间距离。这种缺乏整体规划的政府治理方式正被时代所淘汰，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整体性治理才是基层群众的期盼。新治理理论的产生是为了解决治理“碎片化”问题，即通过对各大部门以及政府与群众关系的整合，搭建一种新型的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依靠机构间的协调合作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构建一个全新的具备包容性的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的推广消除了政府部门、区域与阶级的限制，为政府业务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一个优化平台。该模式的出现为提供全面、无边界的整体性治理奠定基础。“一网式”平台的构建能有效集中孤立、分散的政务信息资源，真正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全天候受理与“一站式”办理。高效优质的数据共享平台将提高服务效率与水平并实现政府整体性治理。
（二）有利于推动政府开放性治理
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组织亲民、互动与包容，即构建开放性政府。开放性治理的基本内容包括信息透明公开、满足基层群众需求以及吸纳社会公众意见等。“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的落实有助于推动政府开放性治理。首先，“互联网+政务服务”有利于实现政府信息透明公开。信息透明公开是开放性治理的重要前提，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开放往往是建立在公开信息的基础之上。假若群众不能获取政府政策以及执行结果的信息，就丧失了监督权与决定权，因此开放就无法得到彻底落实。其次，“互联网+政务服务”有助于满足基层群众需求。开放不仅要求政府能够主动分享相关信息，还要求政府关注群众焦点，适应环境变化，解决社会问题，承担政府职责。最后，“互联网+政务服务”有利于吸纳社会公众意见。政府决策过程是多方利益博弈过程。政府无权在只考虑自己利益情况下独自做出决策，霸占话语的制高点甚至实现公共资源垄断。开放性治理要求作为中间人的政府协调各方利益，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达成政策共识。互联网平台是获取公民建议的重要来源，也是群众参与政策决定的主要手段。因此，“互联网+政务服务”有助于推动政府开放性治理。
（三）有利于促进政府协同性治理
协同性治理指多元主体针对某一决策能达成共识，是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必然条件。协同性治理不仅能够解决中心主义政府模式面临的问题，还能改善制度规则，最大化治理效用。“互联网+政务服务”为实现协同性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依靠互联网技术能建立一个便捷灵活的交流互通平台，确保多方主体间的信息沟通与数据共享，进而实现协同性治理。协同治理打破了“信息孤岛”的限制，还能促进跨部门跨区域合作完成业务。传统政府治理能高效处理固定步骤的简单政务，然而随着科技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业务已经突破部门内协同的约束，业务范围与流程发生了很大改变，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需要各部门间合作完成。单一部门或机构不可能独立提供政务服务，机构间的合作逐渐受到重视。
部门内业务转变为跨部门合作，不变流程转变为可变流程，静态管理模式升级为动态协作模式。动态协作模式是指跨部门跨层级的多系统合作，意味着组织结构分散、业务流程多变。随着静态管理模式升级为动态协作模式，政府业务流程必须引入“互联网+”才能将各行政部门信息互通起来，并进行合作。综上所述，“互联网+政务服务”不但能解决独立的政务服务难题，而且能将公共服务流程的所有环节链接起来，便于上一部门的处理结果自动转到下一个部门，推动不同职能部门的政务合作，提高政务服务效率。
三、对策与建议
《方案》的推出彰显了国家政府大胆摒弃碎片化政务服务的勇气，显示了政府治理走向整体性的决心。为确保《方案》的全面贯彻落实，本文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一）建立顶层制度设计总框架
在推行《方案》的初始阶段，国家政府应该关注跨层级、跨部门和跨地域业务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各试点城市正式落实《方案》前，政府必需构建顶层制度设计总框架，推出相应的数据共享政策，标准化信息共享环节，规范有关技术和公共服务标准，促进各部门机构的业务合作与协同，领导跨层级、跨部门和跨地域政务服务的紧密衔接。构建顶层制度设计总框架将成为“互联网+政务服务”按预期实施步骤与实施时间全面贯彻落实的关键。
（二）加强试点城市间交流合作
《方案》内容涉及“两年两步走”计划，在两个步骤中，成功完成第一环节肯定是完美踏入第二环节的前提条件。但是，假如各个试点城市只顾自己，闭门搭建本区内部的一窗、一网系统，那么就无法达到协同性治理的目标，不同城市间的证件照电子库、信息交流平台以及政务服务体统将暴露无法兼容的问题，进而《方案》中提到的第二环节很难完成。为防止出现以上问题，政府必须加强试点城市间交流合作。试点城市间良好的交流与合作能有效避免面临各自为政所导致的跨省整合难题以及陷入全国性推广困境。
（三）搭建统一的政务服务信息系统
电子证照库与数据共享平台是建立统一的政务服务信息系统的基础与前提。电子证照库指将社会公众办理公共业务时所涉及的证件、证照、证明等电子化，建立相应的统一数据库。建立数据共享平台的目的是实现跨层级、跨部门和跨地域的数据共享，降低数据搜集、重复建设的成本。政务服务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实现政务服务信息采集与的电子化，强化各级政府机构间，政府与社会间信息交流与数据共享。从功能来看，电子证照库、数据共享平台与政务服务信息系统存在重叠部分，并且后者的功能既涵盖又多于前两者的关系。因此三者间关系必须严谨处理。电子证照库与数据共享平台作为建立统一的政务服务信息系统的基础与前提理应优先搭建，但当信息平台已整合统一为政务服务信息系统之后，考虑到功能重合问题，电子证照库与数据共享平台应该取消。
综上所述，“互联网+”引入政务服务是大势所趋。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时，应构建顶层制度构建总框架、加强试点城市交流与合作并建立统一的政务服务信息系统。
参考文献：
[1]李勇.“互联网+政务服务”：打造整体政府和协同治理[J].领导科学，2016，（12）
摘要：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前，我国社会组织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加强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已迫在眉睫。
关键词 ：治理；社会组织；能力
一、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内涵
组织能力在管理学中与组织、组织绩效、组织的内外部环境相关。广义的组织能力体现在环境、输入、转化、输出和反馈各个环节；是指社会组织利用资源，形成、制定、组织和有效实施组织的愿景、战略、使命和目标，为社会提供非营利性质产品和服务，形成组织与环境的良性互动，获得竞争优势，确保组织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潜能和素质。狭义上仅指组织将投入转换为产出的能力，是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能力。为系统了解社会组织能力，本文从广义上理解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从主体讲，既涉及各级社会组织，也涉及社会组织的领导成员、会员；从内容讲, 既指推动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管理能力，也指社会组织履行职能完成任务能力。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包括：组织的基本制度的完善、组织与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和媒体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和互动能力，应对危机的能力、筹资能力、项目执行能力、公众动员能力，志愿者协同能力等，而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是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关键。
二、社会组织治理能力中的现状与问题
表1为香港《大公报》援引清华大学NG0研究所的调查，列举了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主要分布领域。
表1 表现的社会组织的能力：一是一些行业协会承担了部分政府转移出来的行业管理和事务性工作，通过开展行业管理、行业服务、行业自律和行业维权等活动，弥补了政府和市场的缺位，促进了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二是一些学术性社会团体利用自身人才荟萃、信息灵通、知识密集、经验丰富的优势，奉献聪明才智，促进了经济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三是一些社会福利和慈善组织通过动员社会力量，筹集一定社会资金，实施社会救助，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公平，维护了社会稳定；四是一些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广泛开展社会公共服务，丰富了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五是一些专业经济协会通过开展农业技术和农产品产供销服务，帮助农民增产致富，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我国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仍存在很多问题。
1.内部治理问题
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是由志愿者组成的，对新型社会组织管理者和领导者行为进行内部约束和监控。由于我国志愿者的参与比例偏低，在我国新型社会组织董事会和监事会构成上也存在严重不足。很多民间机构要找到合适人员，形成一个规范的董事会或监事会是较困难的事。志愿参与的不足又进一步扩大了新型社会组织董事会和监事会对组织管理人员行为控制的难度。部分社会组织行为不规范，主观随意性较大。有的社会组织活动不正常，甚至名存实亡。有的不按时换届，长期处于无人理事状态。有的例会制度不健全，多年不开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只有一两个人在苦苦支撑。
2.人才缺乏
我国新型社会组织规模小、资源有限，无法吸引专业优秀人才加盟，相当部分社会组织，特别是学术性学会无专职工作人员、无专门办公场所、无开展活动经费的“三无”，领导班子年龄偏大、组织队伍老化、工作方法老套的“三老”问题突出。人才的瓶颈问题，制约了新型社会组织发展。同时，由于资金缺乏，待遇不优，公益组织还遭遇严重的人才流失。2010年《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显示，有56.5%的公益机构人员流失。NGO从业者月薪资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约占90%,2000元-3000元段最为集中，无固定收入和月薪资在1000元以下的占18.4%，近四成机构未给员工上社会保险。公益组织或是社会组织成员都缺乏参与社会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无益于新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
3.资金匮乏
目前，我国企业、公民捐赠能力和捐赠意识较弱，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非常有限，政府购买服务的推行力度尚待加强，社会组织普遍面临资金困境。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2000年对全国社团组织抽样调查，“缺乏资金”被列为面临的诸多困难之首。缺乏活动场所、办公设备和人才，实质也是缺乏资金的另一种表现。由于组织身份的瑕疵，新型社会组织资金来源少的问题更为突出。
4.法制观念淡薄
少数社会组织法制观念淡薄，自律机制不健全，有的缺乏社会公益、社会责任、社会服务、社会诚信和自觉接受监督意识，且有不当营利行为，社会形象差，公信度不高。
三、加强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1.社会组织要加强内部治理能力
内部治理是是区别人员、资金、办公场所、设备等硬件设施的软件设置。内部治理主要包括规范的治理结构，完善的管理制度，科学的业务流程等。它是社会组织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科学、严格、规范的内部治理机制，是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组织提高自身能力的主要任务。
（1）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确立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是保证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组织架构的重点在确立分工与制衡的组织机制。主要组织架构应包括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
（2）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管理体系。管理制度是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核心内容。完善的管理制度是社会组织开展工作的依据，是规范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准绳。抓好社会组织制度建设，一是制订全面科学的管理制度，包括会员意愿反映制度、民主集中制度、重大事项公示制度、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内部矛盾处理制度等。社会组织是社会成员为实现共同意愿而自愿组成、按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会员意愿反映制度，是社会组织真正实现其宗旨的必然要求；民主集中制是实现社会组织目标的重要手段；重大事项公示制度是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有利于规范社会团体内部各参与者，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符合社会团体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内部矛盾处理制度有效处理内部各种矛盾，保证组织目标的有效实现；二是着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三是根据外部环境和工作情况的变化，及时修订组织管理制度。
（3）建立科学合理的业务流程。业务流程设置是社会组织内部治理重要支撑。科学的业务流程通过项目运行打破部门界线，建立PMO（以项目管理为核心）组织，按流程进行规范化操作、按项目发展配置资源。日常工作中，建立项目管理体系模型，为组织的持续发展和实现战略目标提供管理保障。
总之，良好的自律机制是社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内部治理结构是社会组织实现自律的重要内容。通过建立各自独立、协调运行、相互制衡的内部治理结构，新社会组织的自律机制必将日益规范，它的力量和作用也必将日益增强。
2.政府要支持、帮助社会组织提高治理能力
一要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政务公开机制、行政决策机制、社会舆论监督机制。
二要加强对社会组织引导与组织。党政有关部门要帮助提高社会组织的政治素质，积极开展社会组织的人才培训，提高社会组织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
三要明确社会组织的法人地位。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管理“规制匮乏”问题突出。虽然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管理条例》，民政部出台了《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等。但社会组织法律体系仍存在数量少、立法层次低、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导致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中，身份不明确，政府与社会管理得不到理顺，社会组织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所以，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大局出发，加快立法步伐，不断完善社会组织的法律体系。
四要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一是财政投入。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投入，包括对社会组织的人力与物力的直接投入，通过税收减免政策，或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方式间接投入。二是社会募捐。鼓励社会和群众对社会组织募捐。
3.政府和个人监督社会组织的治理行为
一要实现监管手段多元化。既要有法律手段，也要运用经济、行政手段。比如，完善社会组织的年检工作，建立社会组织年检、评估联动机制、社会组织信息平台，方便社会监督。
二要改革监管体制，逐步建构分类监管、行为控制和资源引导的新型管理体制，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诚信自律建设
三要完善现行社会组织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任何政府管制行为必须置于法制轨道下。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实现法治监管全覆盖，保证社会组织的监管不“越位”“错位”和“缺位”。
参考文献
[1]马庆钰,等.社会组织能力建设[M].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4-1.
[2]张华林，关于提升社会组织能力的思考[J]社团管理研究，2008（08）.
然而，国企“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为国企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带来了新的契机。过去常说“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很多国企的管理者觉得最耽误事的就是“婆婆”太多，不过“婆婆”一旦真的没有了也很麻烦。过去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一个重大项目的上马都要经过层层审批；除了这些审批之外，招标选型之类的决策流程也都要置于纪检党组的监控之下。
一旦走出国门，“婆婆”们确实都不见了；可问题是谁能证明海外公司管理者的决策经过了公正公开透明的流程呢？“中航油”事件不能简单归结为陈久霖以个人的问题。市场如战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预测和判断永远正确，有些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本来就是应该集体决策的，可是在国内所依赖的那一套体制突然消失，这时候该怎么办？只有靠公司治理了。
当然，公司治理下的董事会决策流程并不是把决议拿到董事会上让董事们举个手那么简单，国企原有的决策流程与公司治理环境下的决策流程的衔接其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以笔者任职的中国移动通信巴基斯坦公司为例，中方的管理团队自接管之初就面临着公司治理方面的两个问题：
问题一是中国的二元制公司治理模式与巴基斯坦一元制公司治理式之间的冲突。巴基斯坦过去是英属殖民地，其法律体系基本上沿用了英属殖民地环境下的普通法体系，其公司治理模式是公司的董事会集经营权和监督权于一身，不设立与董事会相平行的监事会，这与国内的公司治理模式有很大差别。
问题二是原有的决策机制与董事会主导的决策机制之间的冲突。这并不是中国移动一家的问题，而是国企的普遍问题。毕竟从公司制一直到公司治理都是舶来品，难免会有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
除此之外，前面一直是在一个狭义的范围内讲公司治理，即公司治理是外部投资者藉以防止权利被内部人剥夺的一套机制；从广义上看，公司治理也可以被看作是管理和控制公司的一整套流程和制度，公司治理同样也可以对优化企业的管理水平起到积极的作用。公司的管理体系基于下级服从上级的管理层级而建立，这种结构具有一种天然的趋同倾向：不管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一旦某种思想被确认为企业的指导思想，想要在这种思想之外听取独立的声音就很困难。
因此在管理层之外的独立外脑就显得尤其重要，它能够防止思维的单一化，控制头脑发热情况的发生。通过独立董事的身份吸收管理专家和决策专家到决策过程中来，这也正是独立董事制度诞生的初衷之一。
中国移动在海外业务拓展正是推动公司治理结构逐步完善的一个良好契机。中国移动通信巴基斯坦公司正在通过董事会的本地化运作来充分发挥董事会的作用，通过董事会的高效运作来实现海外决策的公开公正和透明。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结合当地的监管规则，考虑吸收巴基斯坦当地管理精英作为外部董事加入到公司董事会中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扩大规模的董事会之下设置专门委员会，可以有助于董事会决策的公允性和专业性。
当然，制度建设是一个方面，管理层意识的转变同样重要。一名合格的董事应当对所在企业有强烈的责任感，同时又具备承担责任的主动性和能力，很多国企的管理者们尚未真正形成这种意识，或者说在国内还不具备形成这样意识的氛围。这就好比将一个美国公司出色的CEO放到中国恐怕不会是一个称职的国企党委书记一样，他必定不懂得“讲政治”的要义。当一名尽职尽责的董事，意识的培养和形成才是真正任重而道远的。
网友评论：
一、指点思维和总体目的
1、指点思维：以科学开展观为指点，以树立掩盖城乡的人力资本社会保证系统为目的，进一步整合伙源，强化本能机能，完美设备，增强保证，具体提拔效劳才能和程度，为全市城乡居民供应标准、便捷、高效、均等的公共效劳。
2、总体目的：各县（市、区）在现有基层劳动保证任务平台的根底上,依照统筹规划、分步施行的准则,进一步增强基层人力资本社会保证效劳平台建立，在2012岁尾前全市一切的乡镇（街道）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平台到达效劳场合设备完备、效劳功用完美、效劳程度分明提拔的标准化建立规范,逐渐推进社区、行政村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平台建立。在三年内，全市一切乡镇（街道）、社区（村）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平台,要悉数完成公共效劳标准化、专业化、信息化和收集化,确保城乡居民可以就近享用到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
二、基层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平台建立根本规范
基层人力资本社会保证效劳平台建立要对峙“六个一致”，即一致称号和标识、一致治理体系体例、一致效劳场合、一致任务准则和流程、一致任务内容、一致信息化治理。
1、一致称号和标识。乡镇(街道)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平台统称为“乡镇(街道)人力资本社会保证效劳所”；社区(行政村)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平台统称为“社区(行政村)人力资本社会保证效劳站”。全市一致效劳标识，由各县（市、区）人力资本社会保证部分一致制造并吊挂于办公场合。
2、一致治理体系体例。乡镇(街道)人力资本社会保证效劳所归入财务全额供应事业单元治理局限,由各县（市、区）人力资本和社会保证局垂直治理。社区(行政村)人力资本社会保证效劳站承受乡镇(街道)人力资本社会保证效劳所的营业指点,居委会、村委会赐与积极支撑。
3、一致效劳场合。以知足任务需求、便利群众和经济适用为准则，综合思索效劳对象数目、地舆交通、效劳内容等要素,连系本地经济开展程度,恰当思索将来开展需求,合理设置基层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场合。
4、一致任务准则和效劳流程。制订一致的人力资本社会保证效劳岗亭责任、目的治理、效劳承诺、跟踪走访准则和效劳流程治理方法,标准效劳行为,任务准则和效劳流程上墙公示。
5、一致任务内容。基层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平台的任务内容是：一致展开律例政策宣传、搞好就业效劳、做好社会保险经办治理效劳任务、促进劳动关系调和不变等四项内容。
6、一致信息化治理。全市依照“金保工程”规划,装备和完美基层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平台必需的信息化设备、收集设备,运用全省一致的使用软件,积极与省联网，完成省、市、县、乡四级营业联网,全市到达收集健全、信息传递疏通、营业之间协调处置和信息共享、信息资本充沛应用、全体效能可以获得充沛发扬、掩盖全市城乡的信息化和收集化目的。
三、发扬基层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平台的本能机能效果
各基层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平台要依照任务内容要求，充沛发扬本能机能效果。
1、仔细展开律例政策宣传。鼎力宣传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律例政策，把有关人力资本社会保证的各项律例政策宣传到基层，宣传到群众，让城乡居民实时调查人力资本社会保证相关律例政策、任务准则和流程。
2、积极展开就业效劳。按期展开人力资本供求情况查询,健全完美根底台账；担任就业赋闲注销请求、初审和注销赋闲人员日常治理效劳；展开公共就业专项效劳和全民创业效劳；做好就业坚苦人员就业援助任务；展开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效劳，组织乡村劳动力参与技艺培训，为乡村劳动力供应就业岗亭信息，协助其输出转移就业或就近当场就业。
3、做好社会保险经办治理效劳任务。担任采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适龄人员根本数据；对参保人员的参保资历、根本信息、缴费信息、待遇领取资历及关系转移资历等进行初审；受理告发,供应政策征询和营业查询效劳；告诉并协助参保人员处理缴费和待遇领取手续；做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档案治理、状况公示等任务；做好城镇职工和居民医疗保险相关任务；担任做好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治理效劳任务。
4、促进劳动关系调和不变。积极推进落实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准则,展开劳动关系协调任务，仔细做好辖区内劳动争议调停排查和预防任务；积极推进劳动保证监察网格化、收集化建立,维护用工单元和劳动者的正当权益。
四、进一步增强基层效劳平台建立
要增强基层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平台机构、人员步队、效劳场合和设备建立，不时进步基层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的质量和效率。
1、健全完美机构。当前，全市一切乡镇（街道）已建立了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平台，90%的社区（村）还未建立，已建立的要进一步完美效劳功用，不时提拔效劳程度；依据城市开展规划，需求新增建立的乡镇（街道、财产集聚区）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平台僧人未建立的社区（行政村）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平台，各县（市、区）要依照基层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平台建立总体目的和根本规范，逐渐推进和建立。在三年内，乡镇（街道）、社区（行政村）悉数建立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平台，并完成公共效劳标准化、专业化、信息化和收集化。
2、充分任务人员。乡镇（街道）人力资本社会保证效劳所依照每万名参保人员装备1名专职任务人员的比例装备任务人员。社区（行政村）人力资本社会保证效劳站可设置特定公益性岗亭，聘用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协管员，也可由居委会、村委会任务人员兼职。装备基层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平台任务人员，应优先录用“三支一扶”（支教、支医、支农、扶贫）方案、大学生村官方案等高校卒业生就业专题项目期满人员。还要增强对基层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平台任务人员定岗、定向等多方式的营业常识培训，实在进步任务人员营业本质、操作技艺和效劳程度，起劲打造专业化、多技艺的任务步队，不时进步基层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的质量和效率。
3、加大效劳场合和设备建立投入。加大根底设备建立、根本设备装备等资金投入，所需资金由各县（市、区）当局筹集处理。各县（市、区）当局要高度注重和支撑基层公共效劳平台建立，要积极向上级争夺基层效劳平台建立项目立项，起劲扩展场合规划，整合乡镇办公场合资本，最大限制的供应办公场合，扩展办公场合面积，由县、乡两级共建办公和效劳场合，每所办公场合面积不低于80平方米，有前提的乡镇要沿街设立人力资本社会保证效劳窗口，为城乡居民供应便利、快捷、高效的公共效劳。乡镇（街道）人力资本社会保证效劳所的办公经费，要依照（周政办〔2008〕20号）要求的每年每所办公经费应不少于1.2万元的规范，列入财务预算，有前提的县（市、区）预算可恰当添加。
五、实在增强组织指导
增强基层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平台建立是一项长时间而艰难的义务，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求各级当局和各有关部分的鼎力支撑和亲密共同，合力推进公共效劳平台建立任务。
1、增强组织指导。各县(市、区）当局要增强对基层人力资本社会保证公共效劳平台建立任务的指导，制订方案，落实责任，健全机制，扎实推进。
（一）企业集团公司内部审计管理新问题
1.大量内部审计资源耗费在查错纠弊，增值作用效果不明显
从IIA对内审职能的最新定义来看，咨询职能的确立实际上为内审人员创造了一个管理顾问的角色。然而这种咨询作用并未有效发挥，对下属公司的查错纠弊审计往往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公司高层对内审的战略性定位不高，内审在改善集团风险管理和治理程序等方面的效果并不明显。
2.内部审计组织层级不高，限制了其改善治理程序效果的作用发挥
IIA指出，内部审计要“通过系统化、规范化的方法来改善治理程序的效果”。而内审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进入股东、董事会和高管层这一层次。我国很大一部分企业集团公司并未建立起承担超越公司管理层监管职能的审计委员会，内审部门大多隶属于公司管理层。这种管理方式导致内审的组织层级不高，管理权限受限，严格意义上看并未进入公司治理范畴，无法全方位覆盖集团公司治理活动。
3.审计信息化应用程度不高，内部审计信息系统作用发挥有限
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力推行信息化运营管理方式，已成为大型集团公司一体化、集约化管控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虽然大部分企业集团公司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内部审计信息系统建设，但其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
（二）企业集团公司内部审计管理体系转型与升级的新机遇
1.宏观环境的变化，为内部审计角色转变提供了有利的背景支持
内部审计作为集团受托责任系统中重要的控制机制，定位于评价和改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治理程序的效果。在经营环境不断变化的趋势下，公司高层对内部审计的增值需求将越来越大，内审部门必将成为协助公司高层做出快速反应的“左膀右臂”，并逐渐成为公司培养高级管理人才的基地。此外，法律环境的日趋完善和内审外包业务的管理逐渐规范，也为内审人员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核心业务的改善上提供支持。
2.集团利益相关者需求的扩大，推动了内部审计服务范围的拓展
组织内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产生了对内审更多服务项目的需求。集团公司为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增值需求，所提供的内审服务多种多样。伴随着集团公司社会责任意识和公众权利意识增强，服务范围也不只局限于集团内部传统内审业务，还拓展到风险管理咨询、顾客关系改善等咨询服务，并开始涉及社会责任审计、节能减排审计等领域。
3.信息技术的推广，成为推动内部审计流程再造的强有力手段
随着信息技术在企业管理中广泛运用，集团运营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高度统一的信息化体系下，传统内审管理方式将发生显著改变。伴随着企业集团集中化管理趋势，企业集团公司对改变传统内部审计运行弊端、再造内部审计流程的诉求将越来越大。信息技术的引入和推广，无疑为内审流程再造提供了动力支持。
二、理论框架：基于价值视角的企业集团公司内部审计管理体系
（一）企业集团公司价值特性
1.企业集团公司的价值创造具有战略性
作为产权关系最上层的集团总部本身不从事具体的经营活动，主要职能是投资管理和行政管理。集团母公司管控机制是影响公司整体收益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集团总部的价值创造是战略性的，如公司战略方针、总公司的资金和资产负债结构、公司特殊资源和核心竞争能力等。这些因素也决定了集团公司在战略风险形成、表现和来源方面的特殊性。
2.企业集团公司的价值目标呈现一致性
集团公司处于企业集团最高层次，对集团统一的资本运营活动起着主导作用。不同于单一企业，企业集团对子公司的控制，是为了使单一企业的行动与集团整体战略目标一致。无论是委托关系的存在，还是资本关系的存在，母公司都必须使子公司的利益目标与母公司趋于一致，保证母公司投资的保值增值。努力使下属业务单位成为集团整体战略组成部分，以战略指导企业创造更大的整体价值和竞争优势，往往是集团公司成功的重要基础。
3.企业集团公司的价值导向体现整体性
不同于单一企业，企业集团公司对子公司的管控是从企业集团整体的角度出发实证研究表明，集团利益具有集团范围内的共享性利益关系。各经营单位在集团公司的统一战略框架下，面向市场竞争，创造协同价值，反映公司的价值、信誉和理念。
4.企业集团公司的价值管控对象具有层次性
与一般企业相比，企业集团是多级法人结构的复合体，其特点表现为治理结构横向的完整性和纵向的层次性。按照与核心企业紧密程度的不同，应将企业集团划分为核心层、紧密层、半紧密层、松散层四个层次，在此基础上有重点、分层次地展开集团内部审计。
（二）基于价值视角构建的内部审计管理体系理论框架
1.战略提升：以价值创造为起点
从我国企业集团公司内部审计管理实践上看，高管层对内部审计战略的认识，大多仍停留在单一的阶段性目标制定上，并未建立起系统性的内审发展战略。由于缺乏较高层次的总体性战略谋划，集团公司内审项目的开展，往往很少关注内审项目持续的价值增值，使得目前企业集团公司内审“为组织增加价值”的作用不明显。内审战略作为内审管理的起点，决定了内审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集团公司内审管理的转型，必须从内审战略提升开始。提升企业集团公司内部审计战略层次，是为了从源头上将集团公司的内审工作锁定在与集团“整体价值最大化”相匹配的战略管控重点上，使总部层面开展的内审业务紧紧围绕着集团公司的战略发展需求。结合企业集团公司的价值驱动要素分析，本文认为企业集团公司内部审计战略的提升应该以价值创造为起点。
2.功能拓展：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增值需求
根据IIA2011年对内审“为组织价值增值”的解释，“组织存在的目的是创造价值，或者使组织的所有者、其他股东、消费者以及客户受益”。从企业管理实际来看，内审增值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功能仍需进一步拓展。实证研究表明，利益相关者权益的有效保护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本文认为，企业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功能拓展的方向，是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增值服务，满足不同内部审计服务对象的增值需求。在受托管理责任系统中，内审已经成为高管层的“左臂右膀”、公司治理的组成部分，为满足其增值需求，企业集团公司的内部审计应该站在总部层面，对集团整体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治理程序提供持续评价，并为其改善提供咨询服务。伴随着社会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内审部门应积极通过社会责任报告、开展节能减排审计等活动，加强对社会公众权益的保护，提升集团的整体形象。同时，为满足公司员工对提升自身价值的需求，内部审计部门应积极开展风险控制、经营改善等管理培训，把内审部门打造成为组织培养高级管理人员的摇篮。此外，强调内审部门对监管机构以及外部审计师的配合等，都是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权益，促进企业集团整体价值提升的有效途径。
3.组织变革：内部审计机构价值提升
在企业集团公司管理实践中，科学合理的内部审计管理组织架构，能够确保企业集团公司内部的良好监督管理和复杂层级间的有效沟通。内部审计在组织中的地位，对于其在公司治理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具有重大影响。内部审计为了实现为组织增加价值的目标，必须在股东、董事会和高管层这一层级的受托责任关系发挥重要作用。结合IIA的最新定义，本文认为，通过集团公司内审组织的变革实现内审机构价值提升，进而助推企业集团公司治理优化及价值增值甚为可行。旨在实现内审机构价值提升的组织变革，要求进一步提升内部审计机构的战略层级和服务层次，并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首先，提升内部审计管理层级，维护其独立性，扩大审计职能的覆盖面，使内部审计能参与到企业集团公司最高层面的战略决策中；其次，扩大授权，使总审计师有足够的独立性保障以适应其在更高的战略层面发挥作用，使总审师在评价和改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等方面有充分的话语权；最后，提高内审部门的工作汇报层级，内审部门直接向企业集团公司董事会汇报或通过审计委员会实现同集团董事会之间的沟通，确保内审工作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4.流程再造：内部审计业务流与价值流相互集成
信息系统的引入为集团公司内部审计在收集形成和评估战略、风险评估、控制和组织治理决策等信息时提供了便利。但目前以手工审计为主的传统内部审计业务流程，无法适应信息系统环境，使得审计信息化建设的推进受阻。因此，内部审计流程再造成为推动企业集团公司内部审计管理有效转型的关键。集团公司经营范围广、环境复杂、管理层级多，内部审计流程的创新变革应满足企业集团公司一体化、集约化发展要求，并能够为内部审计工作在多层级、多元化管控背景下带来更多便利。本文认为，将内部审计业务流与价值流相互集成，是推动企业集团公司内部审计流程再造的核心路径。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转变。第一，从单一的静态审计转变为静态审计与动态审计相结合，加强内部审计信息反馈的及时性和内部审计工作的持续性；第二，从单一的事后审计转变为事后审计与事中控制、事前预防相结合，关注内部审计在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增值；第三，从单一的现场审计转变为现场审计与远程审计、非现场审计相结合，满足企业集团公司一体化、集约化、全方位的管控需求；第四，从无序的指令性工作安排转变为有序的审计目标规划，使内部审计工作在把握目标制定、跟踪实施、反馈结果上形成联动。
5.保障优化：全面支撑增值目标实现
萤石矿产同其他矿产一样，一般采用露天和坑下两种开采方式。本文以湖山白坛下选矿厂为例，对萤石矿选矿工艺流程及其技术指标做以探析：该选矿厂为矿山联合配套工程，选矿中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方案的编制原则，充分利用已有设施，减少投资，降低成本；充分结合现行的生产工艺，确保技术可靠，经济合理，生产安全；充分利用资源的原则，提高选矿回收率；严格执行有关法规，因地制宜制定环保措施，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二、选矿工艺流程分析
1.选矿工艺
本选矿厂已建成投产多年，其产品质量符合酸级萤石精粉质量标准要求，选矿回收率达到85%以上。选矿指标方面符合相关要求，现有的工艺流程成熟：破碎为二段闭路破碎流程；磨浮采用一段闭路磨矿、一粗六精二扫浮选流程；精矿脱水采用浓缩过滤两段脱水流程。
2.工艺流程
原矿经二段一闭破碎筛分后，经给矿机——皮带输送入球磨机磨矿。球磨后的矿石排入分级机，分级后粗粒返回球磨机再磨，分级溢流物加纯碱和油酸、水玻璃搅拌进入粗选，分级溢流物经一粗六精二扫（2系列一粗五精二扫）的选别作业后，生产出制酸级萤石粉精矿，经六（五）段精选后的萤石精矿由输送至浓缩机，经浓缩过、真空过滤后包装存放。
3.工艺路线
本选矿厂的工艺流路线是破碎、脱水共用，球磨、浮选两个系列。
3.1破碎筛分：采用二段一闭一开破碎筛分流程。
3.2磨矿：采用一段闭路磨矿流程。
3.3选别：系列采用磨后一粗二扫、六次精选，精选依次返回的浮选工艺流程，扫选精矿依次回流；系列采用磨后一粗二扫、五次精选，精选依次返回的浮选工艺流程，扫选精矿依次回流。
3.4精矿脱水：采用浓缩、过滤两段脱水流程。
4.选别指标
根据入选原矿的品位，依据本选矿厂多年的生产实践，本着可靠、先进的原则，确定工艺技术指标，选别指标计算见“选别指标计算表”。选别指标计算表
5.脱水设备能力校验
5.1脱水工艺流程
选矿厂采用浓缩、过滤两段脱水流程，符合工艺要求。三班工作制，每班八小时。
5.2小时处理量
小时处理量
Q浓——浓缩、过滤小时处理能力，t/h；
Q——年精矿量，33967.6t/a；
ta浓——浓缩全年作业时间，7200h。
5.3现有设备与能力校验
5.3.1现有设备现有NSZ-12型、NSZ-12型浓缩机各1台， GW10型真空过滤机2台。
5.3.2浓缩能力校验
浓缩作业所需浓缩机总面积：
式中：A-需要的浓缩机面积，m2；
Gd-给入浓缩机的固体量，4.72t/h（113.25 t/d）；
q-单位处理面积，萤石精矿0.8～1.0t/m2.d
NZS-12浓缩机处理面积为113m2，NZS-9浓缩机处理面积为63.6m2，处理能力能够满足生产要求。
5.3.3过滤机能力校验
GW10型真空过滤机生产能力为3.5t/h，现有设备能够满足生产的要求。
6.选矿辅助设施
6.1破碎辅助设备配置
6.1.1破碎给矿设备：采用600×600槽式给矿机给矿。
6.1.2输送设备：B=500皮带输送机4台。
6.1.3除尘设备：选矿厂除尘设施完善，在粗、细破入矿口、排矿口、筛分入矿口、排矿口等产尘点，设置吸尘罩，现有NO6C型布袋除尘器（含引风机）。
6.2磨矿与浮选辅助设备
6.2.1粉矿给矿：现采用φ600型园盘给矿机给矿，能够满足生产要求。
6.2.2粉矿输送：采用B=500胶带运输机。
6.2.3矿浆搅拌：采用φ1500矿浆搅拌桶。
6.3精矿脱水辅助设备
精矿脱水真空系统，现有PHS-600水喷射真空泵。
精矿计量现有2T地中衡。
成品仓库设有Q=3t的电动单梁起重机。
7.药剂与加药设施
7.1药剂种类与消耗
药剂消耗是本选矿长多年的生产实践确定的，在生产中应根据原矿性质进行调整。
7.2药剂制备
碳酸钠制备布置在浮选间，选用XD-1000搅拌桶；盐酸制备布置在浮选厂房的外部，选用φ1500的耐酸搅拌桶2台，交替轮换使用。
7.3 药剂工作制度、添加方式及设备
7.3.1药剂的工作制度
药剂的工作时间与浮选作业一致。
7.3.2药剂的添加方式
自流添加，采用贝特机械隔膜计量泵添加。
8.技术检查
8.1 技术检查的任务、组成
为了检验生产成果、指导生产，定时或不定时对生产过程的原矿、精矿、尾矿进行计量及物理、化学性质等的分析，对磨矿、分级溢流浓细度，粗选作业的酸碱度及药剂添加量进行检查。
8.2 取样、计量系统的方式和设施
8.2.1原矿计量
外部运入的矿石采用120吨地磅，选矿厂内原矿采用皮带秤自动计量，皮带秤安装在球磨机给料皮带上。
8.2.2精矿计量
在过滤机落矿下部设2t地磅，滤品直接卸料装袋称量。
8.2.3取样
原矿有两种样，一是入选样，二是入磨样。入选样在原矿堆场中获取，入磨样在磨机给料皮带中获取。精矿、尾矿、中间样采用样勺人工取样。
8.3 试（化）验室
8.3.1试（化）验室的任务、范围，化验室主要是承担选厂每天的原矿样、产品样和快速分析样。日常分析元素有CaF2、SiO2、CaCO3等。
8.3.2试验室主要承担原矿性质试验。由于原矿性质变化对选矿影响较大，而原矿来源较多，性质各异，所以生产中应加强对原矿性质的试验。
9.生态环境保护及治理措施
9.1废水治理，本设计采取澄清溢流，回用，实现尾矿水“零排放”。建立定期监测水质制度，根据实测资料采取相应措施，如加氯化铝、氯化钙等，提高水质。
9.2尾砂治理，尾矿进行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已被列为萤石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之一。
9.3粉尘治理，采用洒水降尘和重点部位除尘器除尘等措施后，根据类似选厂粉尘浓度实测资料表明，一般在0.3～1.45mg/m3，再经大气稀释后，对环境没有明显污染。
三、结论分析
1.技术经济结论
本选厂基本利用现有厂房、设备等设施，以现有的人员、管理体系，新增投资少，每年能实现销售收入约6114.17万元、增值税276.62万元，销售税金及附加30.43万元，税前利润1320.15万元，税后利润990.11万元，企业经济效益较好。只要萤石原矿的来源有保证，企业有良好的持续经营能力，能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可为当地的和谐社会建设贡献力量。
2.社会影响效果评价
2.1项目符合国家技术产品发展政策。该项目市场容量和市场潜力之大是保障经济效益的基础，该产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推广使用与销售符合经济发展趋势。以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严格有效保护为核心，充分发挥矿产资源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资源基础和可靠的物质保障。
2.2实现尾矿无害化处理，使企业的生产与经营能够持续稳定进行，并做到了无尾砂外排，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减少了耕地的占用面积，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耐高温布袋除尘器；熔铝炉；废气
中图分类号： TM925.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 烟台某中日合资企业，是专业从事压缩机、蒸发器、冷凝器、空调附件等汽车空调部品的生产，在压铸车间铝熔化工序产生的废气处于自然通风排放的状态，废气粉尘排放超标。该熔铝炉的废气特点是：粉尘细而轻（多为0.1μm～1μm，0.5μm 以下的尘粒占 50%以上）；废气温度高（约200℃）；粉尘浓度波动范围大（一般为300mg/m3～400mg/m3；打渣时烟尘浓度最大，可达1200mg/m3。）；燃料为天然气，所以湿度较大，有一定的腐蚀性。对于较细粉尘的治理须采用高效除尘器，如电除尘器或袋式除尘器。由于电除尘经烟气调质后易结露产生酸雾，腐蚀极板与机体构件，所以不适用于熔铝炉烟气治理，且已有过失败的案例。因此熔铝炉烟气治理比较切合实际的技术就是袋式除尘器，关键是选择合理的机型和合适的滤料。
1 除尘器设计选型
1.1 系统设计参数
设备型号：HYHJ/MDC32-5
设计风量： 9000m3/h
烟气温度≤220℃
含尘浓度≤1200mg/m3
1.2 除尘器选型
袋式除尘器的合理选型是影响除尘器滤袋寿命的关键。除尘器选择过小，将会使滤料的过滤风速提高，从而大幅度降低滤袋的使用寿命。选择过大，则又将增加投资，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我们在选型时，充分考虑烟气性质、粉尘浓度等一系列因素，根据滤料的使用要求，确定过滤风速为＜1m/min，并合理设计了气流的上升速度、出入阀门风速。
1.3 滤料的选择
采用表面易清灰耐高温滤料――氟美斯材质，该材质的滤袋具有耐高温、高强度、抗酸碱腐蚀、耐磨、抗折等特点，还具有易清灰，拒水防油、防静电等特点；其连续工作温度220℃、瞬时温度260℃，适用PH值5--9。广泛应用于钢铁、有色冶炼、化工、炭黑、建材、电力等行业。滤袋上口设计为弹簧形式，弹性好，不易腐蚀，寿命长；滤袋上部和底部设计增加了加固布，增强易破部位的强度，延长了滤袋的使用寿命；滤袋采用专用的三针平缝缝纫机织成，强度高，密封好。
1.4 安全设计
设置管道阻火器，防止火星进入除尘器内引发安全事故，除尘器采用分室设计，并使用防静电滤料，机体具有防爆结构，并设有泄爆装置，具有防爆性能。
2. 除尘的工艺流程
2.1工艺流程简述
废气经集气罩收集，进风主管道，经过阻火器将废气中的火星熄灭，然后废气进入布袋除尘系统，含尘气体从袋式除尘器入口进入后，由导流管进入各单元室，在导流装置的作用下，大颗粒粉尘分离后直接落入灰斗，其余粉尘随气流均匀进入各仓室过滤区，过滤后的洁净气体透过滤袋经上箱体、提升阀、排风管排出，再经引风机至烟尘达标排放。随着过滤的进行，当滤袋表面积尘达到一定厚度时，由清灰控制装置按设定程序关闭提升阀，控制当前单元离线，并打开电磁脉冲阀喷吹抖落滤袋上的粉尘。落入灰斗中的粉尘经由卸灰阀排出后,利用输灰系统送出。
2.2 工艺流程图
3实际使用效果
经调试，并结合建设方改进意见，设备正常运行，烟尘排放浓度低于30 mg/m3，现已连续运行两年多时间，布袋还没有出现破损情况，运行正常。
效益分析
4.1 经济效益
系统耗电功率为11Kw，日运行16小时。除尘器引风机采用变频控制，仅在扒渣操作时满负荷运行（每日一次，每次半小时），其他时候均采用半功率运行，仅此一项，年节约电费2万元。
4.2 社会、环境效益
熔铝炉废气经治理后，废气中各污染物含量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实现了企业社会环境与经济效益双赢。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和市委七届八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牢牢把握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总要求，以解决县域内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脚点，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持的社会治理体系。
在全面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中，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依法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确保我县城市公共环境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二、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以提升党员队伍素质为中心，开创“城市守护者”党建品牌，深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以党建引领市域社会治理，整合各方资源公平公正、务实高效进行城市管理。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围绕提高城市发展质量，优化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城市环境，聚焦全面小康城市品质，科学合理规划，突出时代、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原则，牢固树立为人民管理城市的理念。
三是坚持依法治理。坚持依法规范、执法为民，坚持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过程全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明确城市管理和执法职责边界，制定权力清单，落实执法责任。
四是坚持科学管理。明确城市管理执法的领域，具体实施范围，增强城市管理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变末端执法为源头治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违法违规行为。
五是坚持创新发展。整合城市管理资源，优化管理流程，逐步推行城市管理数字化的原则，加强政策措施的配套衔接，强化部门联动配合，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有序推进相关工作。
六是坚持社会共治。制定相关公共政策和管理服务政策，加强公众监督，公开办事内容、程序、制度，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坚持开展城镇居民卫生意识教育、环境意识教育和文明意识教育，提高广大居民整体素质。
七是坚持科技创新。为城市治理和决策提供支持，加快推动云、网、端等数字基础科技方式，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结合，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三、总体目标
推动城市管理的数字化、精细化和智慧化，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市管理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解决社会治理中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和能力，有效的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在城市管理方面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通过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到2022年，基本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目标、布局、体制、方式、政策、能力现代化。顿利通过中央、省委审核验收，获得“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称号。
四、工作任务
创建试点城市工作任务包括“共性、区域特色、特色和负面清单”四个方面，其中，城建中心共涉及共性工作任务中3个板块、8项重点任务、15项分解任务、23项基本要求：
1.治理体制现代化板块：4项重点任务、6项分解任务、16项基本要求。
2.工作布局现代化板块：2项重点任务、3项分解任务、3项基本要求。
3.治理方式现代化板块：2项重点任务、3项分解任务、4项基本要求。
五、实施步骤
创建试点城市历时三年时间(2020年—2022年)，城市建设服务中心按照上级工作部署，积极开展工作，确保创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工作有序开展。
（一）城市建设服务中心按照《市创建全国首批市域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县实施方案》要求，成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小组。
（二）是根据《市创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县任务分解表》，结合本单位工作职能和特点对实施范围明确的工作事项进行全面的梳理，围绕分解目标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流程。
（三）是按照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全面实施创建，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组建相应机构或专班，制订工作方案、政策意见和相关配套措施，为全面创建试点城市提供助力。
（四）是严把工作进程，实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按照任务分解阶段制定的落实措施和思路，全面实施创建，针对创建遇到的问题开展专项调研，遇到难以解决问题要向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反映，报领导小组研究解决。
（五）积极配合上级创建试点城市考核办法、工作月调度季通报等制度，根据时间节点形成汇报材料，进行工作汇报；根据上级部门督查检查意见，针对问题和不足及时整改，确保全面完成工作任务。
（六）要根据中央、省委和市委政法委验收办法、评分细则等文件要求，对各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全面查漏补缺，就创建试点城市完成情况进行总结、自我考评、材料归档，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自评得分情况，全面做好迎检准备。
六、保障措施
关键词 财务管理 制度创新 对策
一、企业财务管理创新的涵义
企业财务管理创新是指由于企业财务管理在实现了量的渐进积累之后，由于相关因素的影响和改变，实现了质的突变飞跃，这一交替演进过程就是企业财务管理的继承和创新过程。企业财务管理创新是一种更有效而尚未被企业采用的新的财务管理方式或方法的引入。在企业财务管理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总是不断地积累、总结已有的知识成果，同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创新。这个过程是量变和质变、连续性和间断性、渐进性和突变性的有机统一。我国目前正面临着一场历史性的企业财务管理创新浪潮。能否抓住机遇，将影响企业财务管理的发展。传统的企业财务管理伴随着它赖以存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已经走到了尽头。探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本身，就是企业财务管理创新的具体体现。企业财务管理创新机制是竞争机制的升华，是把财务管理要素与生产、技术、经营管理诸条件进行新的组合，并引起原有的财务管理体系的毁灭。在企业财务管理创新过程中，一批财务管理能力差的企业被迅速淘汰，其生产要素被财务管理能力强的企业重新组合起来，实现资本结构的优化组合。
二、中小企业财务的制度创新
1.中小企业财务治理创新
财务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在研究问题的角度、思路和方法等方面必然要遵循、借鉴公司治理理论。一般认为，公司治理产生于问题。在中小企业不同的组织形式中，关系有一些差异。但是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讲，业主往往同时兼任经理之职，因此，中小企业所有者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一般不存在或者很微弱。规模越小，这一关系越淡薄。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将表现出与大企业显著不同的特征。然而，尽管大多数中小企业不存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其他问题也可忽略不计。由于业主和经理是合二为一的，企业的主要财务决策往往由业务一人做出，这样不可避免地使企业的财务决策受业主个人效用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使得个人价值取向和偏好融入企业的财务目标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财务治理实质上是业主主导型的治理结构。但业主的目标与债权人、顾客、雇员、政府等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往往是不一致的。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公司治理应当为利益相关者服务，因为雇员等专业化投资也是风险的承担者。
因此，中小企业的财务治理应当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让关键性资源所有者参与财务治理。关键性资源在不同的中小企业以及不同的成长阶段的含义是不同的，有时是物质资本是关键性资源，有时则是人力资本，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鉴于人力资本在企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作为关键性资源在企业中的“谈判力”正日益加强，因此，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中，有必要让雇员等参与财务治理。关键性资源所有者参与治理也是激励约束机制的一种创新体现，可以大大激励关键性资源所有者专用性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为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投入专业化资源。
2.中小企业财务控制创新
财务控制是现代控制论在财务管理活动中的应用，是财务管理的核心，与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分析与评价一起成为财务管理的系统或全部职能。由于受企业规模和人员素质的限制，中小企业的财务控制存在诸多缺陷，如缺乏良好的现金控制计划、存货控制薄弱等等。对此，中小企业有必要进行财务控制的创新。财务控制创新是财务控制能力的重构和建立。由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财务控制能力原本就处于不同的水平上，因此，大企业和中小企业财务创新的衡量标准是不一致的。只要能够提高自身的控制效率、风险防范能力的新的控制方式和方法都是创新。中小企业的财务控制创新主要包括：一是再造财务控制流程。当前许多中小企业的财务控制流程与业务流程是脱节的，企业无法对业务活动实施实时监控。这样的结果很可能导致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价值链环节的失控。因此，中小企业有必要树立价值链财务的观点，将财务控制流程与业务流程紧密结合起来，让财务人员嵌入业务活动；二是中小企业还需建立全方位的财务控制体系。一个全方位的财务控制体系至少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运用实时的财务控制方法，如预算管理、财务结算中心、财务业绩评价等，从而对业务活动展开事前、事中、事后的监控。另一方面，设立多道财务防线，为财务活动稳健、高效运行提高有力保障；三是注重关键点的财务控制创新。所谓关键控制点是指对该点的控制效果和效率将决定整个控制体系的效果和效率。中小企业的关键控制点在于现金、存货和信用风险的控制。当前许多中小企业财务控制的漏洞就发生这三个关键点上。
三、结束语
我国已加入WTO多年，国内企业不仅是面临着国内市场的竞争局势，也会面临着国际市场上的残酷的市场竞争，都说商场如战场，要想在市场上立足，企业不仅要抓外部的市场环境，更要完善企业内部的管理建设。加强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与控制，做好企业的内部财务管理，这样才能缩短与国际管理水平的差距，更好的在国际市场上立足。财务管理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一个企业是否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依据。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中心环节，越来越得到集团公司的重视。财务管理创新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国企业正面向世界实行走出去战略的同时，却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困扰着企业的发展，企业财务管理严重滞后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发展的瓶颈所在，企业要努力建立创新的财务管理制度，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李心合.知识经济与财务创新.会计研究.2000（10）.
信任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随着全球市场的融合,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增加,只有打通资源流通渠道,获得对方认可和首肯,才能推开商业成功之门。因此,在世界金融市场的价值链中,获取利益相关者信任的能力成为获胜的关键。
CRAFTED原则和 LOGIC逻辑
良好公司治理的实质就是在公司与股东之间建立互信关系,而不是相互妥协、退让,它是一种涵盖了一致性(C)、责任感(R)、义务感(A)、公平性(F)、透明化(T)和高效率(E),浸润(D)于组织内部的文化或氛围(亦称公司治理的“CRAFTED原则”)。
董事会的基本职责在于提供战略指导,对管理层决策进行监督,在必要时完成对高管团队的“换血”,并通过这些行为协助公司完成企业价值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董事会能够以行动落实治理的“CRAFTED原则”,确保公司在作出重要决策时遵循此原则,从可持续角度来讲,这个企业便已成功。
在公司治理框架中,董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高层领导的论调决定着中级管理层的步调。严格明确地划分管理权(讲求主动性和落实程度)和治理权(指导、审批、监督),能够最大程度降低经营管理中的“机构风险”,例如:诈骗,任人唯亲(利用公司资源建立个人领地),不作为(满嘴借口,而非重视结果),风险规避过度,过于大胆冒进。
董事会的构成、议事安排、决策过程等,以及董事会如何在不断学习(L)中完善公司治理水平,都将影响决策的质量和管理水平的高低。董事会的主要职责是为管理层提供有效监督(O)和战略指导(G),而其决策质量优劣则取决于对公司日常运作和管理事项的明晰程度,即董事的知情权(I)。在公司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信任的“桥梁”,关键要为高层定好调,在此基础上,打造一种文化 (C)。以上称为公司治理的“LOGIC逻辑”。
董事会优秀与否,体现为在牵涉到平衡各方利益的复杂形势下,能否作出正确的决断,而利益矛盾往往包括:风险和回报,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和合理激励,社会责任和市场效益,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竞争利益。
概括而言,无论在整个经济领域,还是细化到每个企业,良好的公司治理都是永续发展的基石,要不断完善治理水平,调整治理结构,对良好的公司治理实践范例予以推广。但是,对于无法具体衡量的部分,自然也就无法改善。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广泛认可的模型,来衡量、评估公司治理的水平和程度。
ARGE治理模型
目前,多数衡量治理水平的指标都以公司对一些范例的遵循程度为基准,还有许多评级模型把重点放在治理的内部投入上,考察诸如董事会构成、CEO与董事长角色是否分离等问题,而对信息质量、决策过程缺乏足够的关注,同时也隔绝了治理成效与外部产出效应的关联,如品牌形象、员工和客户满意指数、盈利能力以及价值创造等。此外,现有指标还忽略了对公司提高治理水平积极性的考核。
首先,公司要更加重视董事的经验构成和行为表现类型。简单追求成员性别、国籍或年龄的多样性并不能预示董事会实际运作的成效,只有充分考虑现任董事分别在哪些行业具备经验,才能评估未及覆盖的专业领域,有效预测公司未来可能会面临的风险。
而董事所获取的信息质量优劣,即能否保证董事对公司事务的知情权,也是制约董事会绩效发挥的重要因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公司和管理层应向董事提供相关、及时的信息,附上评判基准、备选方案、假设条件和压力测试结果,并考虑到每个备选方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潜在影响,这些信息都是助力董事会作出明智决断的基础。
此外,除了内部投入之外,还要衡量董事会决策对外部产出的影响。公司治理是为了维持价值链的可持续性,如果新建立的旨在评估治理成效的模型不能诠释与外部产出(不仅限于财务业绩,还涉及客户、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满意程度)的关联,那它的可行性便会大打折扣。
董事会要有高瞻远瞩的眼光,经营业绩确实重要,但取得业绩的途径和方法才是企业发展的精髓能量。骄人的业绩可能来自于某一项风险性举措或者某一段特定时期的优良治理,不具备持续性和传承性。一份详尽丰实的管理提案须辅以开放、透明的组织文化,该文化应鼓励全体组织成员勇于质疑假设,勇于评估各项备选方案的可行性。
然而,决策和实际效果之间存在“滞后效应”,所以,评估董事会的业绩不应该固定在单一的时间点上,放宽置于某一段时间区域内,结果会更准确。
最后一点,鉴于衡量治理成效的目的正是为了不断改善治理,模型理所当然应涵盖董事会在改善治理方面的主动学习性。
根据以上分析,一些专家新近开发了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型――ARGE公司治理模型,它最大程度地规避了上面提及的一些缺陷,实质就是诠释如何在实践中将“CRAFTED原则”运用到公司治理的“LOGIC逻辑”里。该模型的理念不仅融合了董事会构成等结构性要素,也包括对董事会具体行为举措的评估,如董事会提供的备选决策的有效数量、促成健全决策的信息质量、决策成型所处的文化体系、董事实行监督的过程和结果,以及董事会指导功能的发挥程度等。
同时,这一模型还旨在探索是否存在某种健全、一体化的综合型治理途径,该途径是否在不同的流程和组织层级传递之间出现了有效性的流失,最终能否达到经典范例中所预期的治理效果,以及对治理结果能否保持长期监测以臻完善。
对此治理模型的评估,也是此模型的“主干”,主要建立在四方面基础之上:合适的人,合适的团队,正确的流程,对经营业绩的改善。
ARGE公司治理模型针对一系列问题,将公司治理的“LOGIC逻辑”投射到上述四个不同的角度,并从公司治理原则出发,对人、团队和流程予以分析,提供最佳的治理实践范例,不断完善治理机制。公司可以根据这一模型进行自我评估,审视在改善治理的进程中,董事会的结构与实际操作是否具有一致性,即在每一个层面,领导层都要先行确定基调或方向,然后建立一个向下传递的、有效的信息供给渠道,最终确立合适的指导意见和监督力度。
关键词：“互联网+”；智慧治理；政府角色；路径
一、 “互联网+”时代智慧治理新内涵
2016 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及“互联网 + 政务服务”。以“互联网 +”创新和优化政务服务，推行简政放权，提升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这是民之所望，也是施政所向。在“互联网 + 时代”，政务服务与时俱进，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条件，也将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标准。“互联网+”思维作为一种创新思维方式，一种经济发展业态，一种价值理念，因此政府如何把“互联网”思维应用到智慧治理中，实现智慧政府、智慧政务，已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智慧治理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经济、人、管理、流通、环境和生活都是智慧治理的内容，梅杰和罗德里格兹 - 玻利瓦尔（Meijer & RodríguezBolívar）对近年来智慧城市的主要文献梳理后发现，智慧治理至少有四个层面的内容，即智慧城市的政府、智慧决策、智慧管理以及智慧的城市合作。“互联网+”时代智慧治理中，政府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成为我们当前需关注的问题。
二、“互联网+”时代城市智慧治理中的政府角色新定位
“互联网+”时代，城市智慧治理涉及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政府不再是单一治理主体，政府通过“互联网+”等技术，高效率地实现智慧治理。在智慧治理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已转变为多元主体的协调者、网络治理的监督者、法律法规的制定者。
（一）多元主体的协调者
传统的治理结构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主体，政府一揽独大。“互联网+”时代，通过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微信等新媒体的应用，打破了信息透明壁垒、信息垄断，企业、公众可以获取大量的信息，及时了解政府最新的相关的政策规定动态，参与政府决策的制定，参与政府活动的监督，拓宽了参与渠道，形成政府为主体，企业、公众相互协调智慧治理的新局面。
（二）网络治理的监督者
“互联网+”时代，政府进行网络治理主要依托网络平台，然而网络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滋生了诸如网络诈骗、黑客攻击、传播恐怖信息、窃取个人数据、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行为，使得公众对政府不信任，网上政务服务的办事效率并未达到预计的效果。因此，政府应加强监督，重点监测热门网站和互联网企业，给予相关业务指导，提高其安全管理防范能力，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实现网络治理的安全、高效、便民。
（三）互联网法律法规的制定者
目前，虽然2016年政府报告中提出了要加大“互联网+”力度，但具体实施的法律法规还不明确，没有统一的实施办法，与现实发展的需要相比还存在立法层次低、立法分散、立法滞后等不足，因此政府应全面落实网络行政执法责任制，明确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任务、职责和权限，必须进一步加强网络立法建设。借鉴国际先进的网络立法经验，“加快推动制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互联网数据管理、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为实现智慧治理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三、“互联网+”时代政府进行城市智慧治理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降低政府治理成本
由于政府、企业的信息数据整合度低、分散杂乱，各级政府、各部门不能有效利用其数据资源，跨部门、跨区域由于信息链的冗长，上下级信息传递延长，延误了决策的及时制定，必然也增加了治理成本。而“互联网+” 时代，智慧治理通过新社交如微信、微博、云计算等，使我们步入零边际成本的社会，它能挖掘城市治理中深层次的因果关联问题，主动发现解决城市社会治理难题的思路，通过整合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志愿者等多元治理主体的资源，精准地从源头解决问题，大大降低政府治理的成本。
（二）有利于提高政府效能
政府公共服务“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垄断性”，使公众对其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及时不满意，也别无选择，公众不能“货比三家”，无法形成政府服务机构提高服务质量的外部竞争压力。“互联网+”时代，智慧治理充分利用线上线下服务资源，推动线上线下互相融合，实现数据信息资源共享，简化政府办事流程，便利公众，让群众少跑路，数据多跑路。
（三）有利于提供精准化的个
“互联网+”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化、个性化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如何提供符合居民个性化需求的服务务成为基层政府面临的新问题。“互联网+”时代，智慧治理中，政府所面对的服务对象是一个个风格迥异的服务对象，其公共服务需求是多元化的，因此政府应通过线上线下服务，公众的网上渠道反馈，及时获取公众的公共服务的要求，不断改善服务质量，智慧提供精准化的个。
四、“互联网+”时代政府智慧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
（一）树立协同合作的智慧治理理念
“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信息界限，促进了信息的高度融合，在智慧治理中，社会需要的不是主导一切的政府，而是一个倡导、动员和推动跨政府组织边界和跨政府、社会与市场边界开展合作的政府。安提洛克（Anttiroiko）等人认为作为一个重要的未来趋向的智慧治理，它有潜力把新技术、社会系统和生态关怀整合起来，但是，智慧治理若要成为现实，还需要一个整合的或整体的视野与路径（Anttiroiko，et al.，2014：323）。只有树立协同合作的观念，改造政府原有行政流程，才能促使政府、公众、企业，社会组织相互形成协同、便捷、高效的服务局面。
（二）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智慧治理
“互联网+”时代，借助计算机、网络、APP等信息技术手段，政务服务能实现超越时间、空间和部门等分隔的限制，政府应积极对现有信息系统进行改善，增加政府移动数据接口，公众通过微信、微博、政务APP等移动设备，多渠道的通过文字和图片进行信息传递，还可通过语音进行业务咨询，及时反馈政务意见与建议，促使政府全方位地向社会提供优质、规范、透明、便捷、人性化的服务，实现智慧性治理。
（三）加强培养“互联网+”高端人才的开发与应用
在“互联网+”时代下，政府应大力培养“互联网+”高端人才。建立专门的“互联网+”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定期研究制度，协调和推进“互联网+”工作小组。政府要加强对大数据相关产业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建立以企业为核心的“互联网+”产业。实行鼓励机制，加大财政投入，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企业联合开展创新产业技术的研发，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开发智能产品。
参考文献：
[1]童楠楠，窦悦，王建冬. 当前中国互联网治理应坚持的八条原则[J]. 电子政务，2016，160（4）.
[2]龙双喜，周四平. 网络政府治理模式构建路径分析[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30（2）.
[3]蔡旭. 网络强国背景下政府数据开放的探索[J]. 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5，1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