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4 17:25:2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区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城中村；泉州城东片区；状况；对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1-17-02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用地的外拓，过去处于城郊的农村逐渐被纳入城区的范围，最终为城市所包围，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城中村”。“城中村”脱离了传统的农村生活和生产方式，受到城市生活的巨大影响，但在土地权属、管理体制以及思想观念上仍然保留着农村模式。“城中村”在城市发展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比如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居住环境差、管理存在漏洞、治安问题突出等，严重阻碍着城市的发展步伐。对“城中村”的有效治理，是一项严峻的现实问题，也是一项值得研究的理论难题。
本文以泉州市城东片区中的四个社区：华大社区（华侨大学社区）、城东社区、南浦社区、浔美社区居民委员会为访谈调查对象，深入了解“城中村”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分析“城中村”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并提出“城中村”治理的对策和建议。
一、泉州城东四社区“城中村”治理的基本状况
城东片区是泉州中心市区的重要板块，是泉州市“东进、南下、西拓”城市发展战略中“东进”计划的主战场，自2005年10月开发建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经初具现代化宜居新城的雏形。但是，城东片区作为原城乡结合部基础之上建设起来的新区，存在一些典型的“城中村”。这些“城中村”内部存在很大的问题，影响着整个城东片区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城市的发展与形象。通过对城东片区四社区的访谈调查，了解到这些“城中村”存在的以下主要问题与困境。
（一）经济问题
1、“城中村”治理所需资金不足
“城中村改造最大的难题是资金问题。”[1]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资金有限，往往会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城市重点建设区重点项目，对“城中村”问题无暇顾及，当资金充足时，“城中村”问题已经变得很严重，治理难度大。华大社区与城东社区处在政府建设目标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现代住宅建设，被征用土地居民会得到一定的补偿，同时对该社区的治理也是街道办重点扶持对象；而浔美社区和南浦社区则没有在建设计划之列，仍然保留着原有的土地与生活方式，“城中村”问题依然存在，并且短时间内不能得到有效解决。这就会形成一种现象或者认识“一区得道，鸡犬升天”。
2、社区居民经济来源种类有限，生活水平较低
城中村的经济成分比较复杂，既有农村中的集体经济，个体经济，也有民营经济、外来经济等，各种经济成分所占的比例因村而异，彼此间差距较大。据调查所得，四大“城中村”基本上不存在第一产业，大部分居民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比较突出的第三产业，以房屋出租、餐饮小店和零售为主，科技含量低。同时限于文化水平与思想观念，居民很难在城市中找到工资较高或者科技含量较高的工作，这就制约了“城中村”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政策问题
困扰四大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是缺乏统一政策支持。“城中村”的治理是一项新问题，又是一项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土地利用制度、财政制度、投资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虽然许多地方政府要求治理改造坚持“一村一策”、“一村一例”，符合坚持实际、因地制宜，但也相应的增加了改造的难度。目前泉州市政府没有明确统一的治理规定，在实践中也没有统一的执行标准。制定的政策往往是领导的“新官上任三把火”或者是朝令夕改式的。同时政府的政策倾向是有特殊照顾对象的，而“城中村”内部治理政策只是泛泛而谈，没有具体的操作文件或者方针，因此缺乏实用性。
（三）社区管理问题
1、城市农村双重管理体制并存
“城中村”虽然被纳入了城市的管理范围，但是在实际管理方式上仍然保留着农村的管理体制。城市居民委员会是负责管理和服务社区居民等常规性工作。在日常工作中却承担着各项政治、社会职能、村民就业、生活保障、社会福利和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治安、计划生育、文化卫生等农村居委会式的工作，造成城乡两种管理体制责任不明。很多“城中村”管理机构直接由原来的农村居委会直接改制成社区居委会。同时“城中村”管理者往往与本村村民血缘密切，是村中大族姓成员，这使他们在管理时总是会优先照顾本族居民，容易造成“管而不治”“治而不严”的局面。
2、管理人员自身定位出现偏差
原来的农村村民委员会承担农村集体管理所需的一切费用，拥有对集体实物的管理权，包括土地管理、人口管理、宅基地使用等，有很高的自主性。而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则只是城市基层政府派出机构，政府承担社区居委会管理费用，只负责社区管理与服务功能，以服务为主的辅工作。因此，一些社区人员特别是原村委会人员就会认为社区居委会只是“上级信息传达站”，没有发挥自身才干的机会，甚至认为社区居委会没有存在的价值。偏差的自身定位难免造成消极怠工、影响社区管理与服务水平与质量。
（四）社会问题
1、规划不合理，布局混乱
主要表现在四大“城中村”内部存在没有规划的建筑群和违章建筑物。社区内居民有的只是在原有宅基地上进行翻盖，部分用作住房，部分用作出租，用地方式杂多。同时建筑群密度较大，参差不齐，布局十分混乱，容易给居民带来生命和财产隐患；在规划管理上，政府乃至街道办把重点放在新开发建设的新型居民住宅区，而没有把社区内部纳入城市统一规划和管理范围；城中村的绿化建设（华大社区内华侨大学除外）更是无从谈起，严重影响了城市面貌。
2、公共基础设施落后，交通建设滞后
衡量一个城市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便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衡量社区建设。“城中村”内居民所需的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设施配套不足，缺少文化娱乐设施，老人活动、儿童游戏场地和公共绿地等更是不见踪迹，环境卫生、生活服务等公共配套设施缺乏，供水、供电、排水系统不完善。同时交通建设滞后，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调查中，泉州城华北路，作为一条城市主干道，存在很多的问题，如路面磨损严重、立交桥太少、不利横穿马路、违章摩托车过多等等。严重的交通问题不利于居民的出行，威胁到居民的生命安全，加大了“城中村”治理的难度。
二、“城中村”治理对策分析
“城中村”治理是一项复杂、艰辛的过程，需要政府、开发商、居委会、村民等各种组织团体共同努力。
关键词：社区管理；社区服务；政府
一、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现状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很多城市在社区治理实践中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至此各地区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鲜经验，基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街居治理新格局，初步实现了政府依法行政管理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具体而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与基本经验可归纳如下：
1、初步实现了城市公共部门依法治理与城市社区依法自治的衔接与互动。自2011年以来，我国很多城市进行了街居管理体制改革的尝试，力图规范街道办事处与社区的角色职能，让社区自治组织从行政性事务中解脱出来，全力做好居民自治工作街道办事处集中做好行政工作。
2、突出了民生导向加快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民生建设是社会建设与社区治理的突破口。近年来，我国城市政府高度重视民生工作，以街居公共服务改革为突破口，城市公共服务向社区延伸和下沉加快。当前，我国城市区和街办两级在加快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通过设立区、街办、社区三级公共服务中心和便民服务站，加快了行政和其他便民服务下沉社区的广度和力度。
3、高度重视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社区公共文化是社区治理的软实力之一，是社区发展的动力基础，是一个社区区别他社区的本质表现。近年来，我国不少城市在大力打造社区环境文化的基础，上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通过开展一系列居民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增强社区发展的软实力。
二、当前国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在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社会转型时期，承担着社会治理使命的我国城市社区，受传统街居管理路径和居民素质的影响，在社区治理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还需要我们以与时俱进的实践精神不断地发展与完善。
1、社区承担了太多社会事务职责，但管理权力却未得到相应调整。各条线在社区各设一套班子，对社区服务建设总量不少，但因是“小而全”，相互之间没有实现充分整合。如民政部门重视对老年人口的生活照料服务，卫生部门大力推进社区卫生康复治疗服务；文化部门提倡社区文化设施的充分使用，教育部门要求发挥社区教育功能等等。这些社区服务具有很大的共通性和重复性，这其实是旧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的矛盾在社区管理体制未得到充分完善时期的表现。对社区服务资源的优化整合，将是进一步完善社区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进一步发挥社区服务功能的关键问题。
2、政府部门在社区管理中存在“越位”问题。有些政府部门仍在行使本应由社区企业行使的职能，有些政府部门承揽和包办了许多本应由社会自治组织办理的事物，街道办事处直接领导和管理居民委员会工作的现象还较为普遍的存在，街道办事处还时常干预社会中介组织行使社会职能。
3、社区治理的规章制度不完善。社区治理要发挥合力功能，必须有一系列的规范、制度、秩序与运行机制。既要确定各组织及其成员相互交往和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又要规范对越轨者宽容的限度。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制度设计的主要缺陷在于：一是对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还没有明确界定其行政服务和管理的范围；二是区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分别受各自条条的领导，按条条的指令行事，与街道办事处之间的关系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往往造成在社区事务上相互推诿扯皮；三是社区内的各种社会组织也没有形成有效的行为规范，让社区成员来共同遵守。对于社区行为越轨者，社区组织也缺乏行政上或法律上适当而有效的惩罚；四是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尚未形成条块结合的监督机制，有关专业管理部门权力过于集中，对它们的工作质量和一些不正之风难以进行监督与制约。
4、社区管理工作人员队伍薄弱，整体专业化程度偏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力资源“下沉”基层社区的动力基础与体制机制不够完善，我国社区社会工作者严重不足，社区人才总量缺乏。一方面，城市社区依然存在着不少街居干部由老、弱、妇组成的状况，已不能适应社区治理的新需要，迫切需要文化层次较高，经过专业培训，懂得现代社区治理，熟悉市场经济的社会工作者等各类人才来充实城市的社区治理工作。另一方面许多青年人不愿意到社区工作，即使是那些通过“一居一大”等方式到社区工作的大学生们，也只不过把社区作为自己的“跳板”，很少有安心社区工作的。
三、解决社区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妥善解决上述问题，是城市社区治理工作的必然要求。我认为，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应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1、深化社区体制改革。深化社区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认真转变职能，真正做到“小政府、大社会”，进一步理清和街道办事处职责定位和相互关系。一方面要努力完善自身职能，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确立街道办事处对辖区治理负总责的地位；另一方面要从深化“服务”入手，充分调动辖区居民和非政府组织开展社区工作的积极性，使街道办事处对社区是工作上的指导和监督、资金上的支持和政策上的引导。尤其要彻底废除街道办事处随意向居委会下派任务的制度根源，使街道与社区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真正落到实处。
2、转变政府职能。要进行社区治理首先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转变职能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的职能，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下改上不改”的现象，社区治理才能取得成效。就马村街道办事处的工作实践来看，各个职能部门还是把街道办事处看做是自己的下一级政府，想方设法的推卸责任但是却要揽权。而街道办事处自己的人员配置都有限，最后就把工作又压给社区。所以社区治理的头等大事就是政府部门职能转变，这也是最关键、最困难的一环。
3、建立“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模式。在下放工作职能的同时，要明确社区工作经费拨付标准，社区为有关职能部门代办业务时，可以按规定向服务对象开展有偿服务。总的看来，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存在四种方式：一是政府部门只出人不出钱，政府部门向社区派驻人员完成部门职能。二是政府部门只出钱不出人，政府部门筹资向社区居委会“购买服务”，社区居委会招聘人员完成。三是政府部门向社区居委会放权，社区居完善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委会自主管理和自我服务。
4、组建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社区的需求也出现了多样化。过去那种以退休老人为主体的居委会成员结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社区需求。因此，应将社区工作者及相关的社区工作纳入到正规的职业范围，促进社区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刁‘投身到城市社区管理。同时要加强社区工作者的学历教育、岗前培训、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使社区工作者队伍尽快专业化。
关键词：创新；社会治理
一、对社会治理的概念和内涵的认识
党的十以来，就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在这样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崭新概念和重大任务。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基层单元，是社会治理的工作重点。国家治理必须突出民主与法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市场、法治社会、法治公民一体化建设。
在我国，社会治理就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吸收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以及个人等多方面社会治理主体参与，通过多种管理手段和方法，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规范和管理的过程。按照十报告，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总体格局下运行，努力形成党政善治、社会共治、基层自治的社会治理良好局面。
二、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基本问题
（一）基层社会治理行政化、机关化现象严重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强，“单位人”大量地转变为“社会人”，社区成为我国社会服务和治理的新载体。然而，事实上我国社会管理整个体系中，行政部门的职能并未削弱，甚至呈现相反的倾向，在政府的职能没有彻底转变的情况下，政府的职能部门仍将社区居民委员会当成是基层行政部门，他们承担着大量的社会和行政事务，社区居委会全部工作几乎都要接受上级党委、政府等各部门的监督和考核。
（二）基层社会治理忽视了社会组织的作用
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需要我们继续协调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充分释放社会发展的活力。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兴盛是社会前进源源不断的动力，更是基层自治最直观的表现。从社会协同方面来分析，我国的社会力量还没有被充分地组织起来。随着当前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断发展，不同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所代表的是利益诉求，不同的主体就有了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途径，这样会有效的在社会矛盾转化为政治矛盾之前，通过诉求的合理表达以及协商的方式将矛盾化解，面对不同群体日益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公共需求，不同的社会组织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要。但是，基层组织结构过分行政化、机关化抑制了基层社会力量与社会组织的生长和壮大，进而影响到基层社会组织服务和治理职能的发挥。
（三）基层社会治理所需财政资金的投入不足导致基层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
健全的基层服务体系必然包括政府、市场、基层自治三方服务体系，基层公共服务供给“往往不能适应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基层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在覆盖率和供给上依然处于老旧和供不应求状态，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基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的最直接原因是财政资金的不足。
（四）基层社会治理缺乏相关的法律支持
十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法律是社会管理最根本保障。然而，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我国在社会管理的途径和方式总体相对单一，很多时候采取的是强制性手段和行政性手段来解决问题和矛盾，忽视法律规章制度的建设。目前，我国正处于加快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相应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及时作出对应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创新社会治理的发展进程。
三、新形式下创新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一）社会化运营
在发展基层社会组织时，要有效利用社会力量，使得社会上的资源得到较好利用，形成多方参与的良好局面，从而建立起良好的共建机制、协调机制和市场机制。既要发挥出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和加速要素流动上的作用，同时还要发挥出政府的服务作用，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和激励政策，有效利用社会性资源，让更多的企业、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
（二）组织化拉动
探索组织服务组织的工作模式。要对社区内的高端公益事业性组织机构和基础性组织机构进行必要扶植，常见的有社区组织发展中心、社区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等，让这些组织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特别是在策划公益事业、扶助社区组织和培训相关负责人等方面有明显的效果。要号召社会组织通过建立起公益组织孵化器的方式，给被孵化的社区组织提供必要的创业资源，帮助社区创立的公益组织更好地成长起来。
（三）多元化发展
社会组织服务要适应多元化的趋势，建立更多的社会组织类型，以此满足不同阶层居民对多元化生活的需要，从而让更多的居民参与到社会组织建设中去，真正把社区当成“家”。此外，还要加强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和联系。社区在发展社会组织时，要通盘考虑，突出重点，推动社区治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区内的社会组织要有“走出去”眼光，加强与其它社区的交流学习，让活动样式更加丰富，同时为广大居民参与活动搭建更大的平台，让社会融合力和多元发展格局得到有效拓展，让社区居民更好地融入社会。
（四）法制化监管
建立与社区组织发展相适应的法规制度体系，并加大和推进法制化建设的落实力度，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对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制度进行改善，帮助社区组织更好地发展。同时，还要加强自我约束机制的建设，让社区组织自我评估意识得到不断强化，内部监管得到有效加强，让社区在财政收支、社会捐赠等方面的信息更加透明。注重互律机制建设，加强社区组织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切实通过相互的交流、监督和合作，实现社区组织共同发展、全面进步。
关键词：三社联动；社区管理；功能；问题
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日益提高，中国城市社区管理出现新的问题，为更好地管理社区，新的管理模式诞生了，即“三社联动”的管理模式。“三社联动”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协调统筹，整体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人才队伍，使之融合渗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活动，有效发展和开展社会工作，满足社区居民需求，解决社区的问题，不断完善社区管理的过程。为了使“三社联动”的社区管理模式更好地发挥效用，需要结合实践活动，对其功能进行定位，并深入剖析其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以促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区管理。
一、“三社联动”模式在社区管理实践中的功能定位
“三社联动”中的“三社”指的就是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这三者需要扮演好各自角色，明晰自己的职责，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形成资源共享和互补，达到互相促进的良好局面。在“三社联动”模式的实际操作前，需要对“三社”的角色进行细致分析。一般而言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不存在“三社”当中的一种，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引入缺少的角色；第二种是存在“三社”，但是，“三社”之间形成了强弱关系不对等的情况，导致其中一方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效果；第三种是存在“三社”，但是，三者未能充分发挥各自的功效，三者之间也未能形成强有力的联系[1]。
（一）社区在社区管理中的功能分析
社区主要是指生活在一定的地理区域，有一个共同的关系，相互作用，也有一个服务体系的人群。从这个界定可以看出社区是相对独立的生活共同体，社区内的社会组织、社会群体、机关团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社区管理过程中，社区是最为主要的资源提供者，社区资源是社区管理体制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依托，部分社区资源也是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发展的重要成果。社区有着各种各样的资源，有政府资源，例如政府对社区的政策支持。
（二）社会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功能分析
社会组织也称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是指以服务大众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志愿性、公益性和自治性的正式组织。在社区管理过程中，政府进行职能转移，通过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让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建设，把部分社区事务转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并根据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质量，按照一定标准进行评估并支付服务费用，从而发展壮大社会组织，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需求，公益创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
（三）社会工作者在社区管理中的功能分析
社会工作者是社区服务的直接提供者，通过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介入帮助有需要的服务对象，为其提供专业的服务。社工提供的服务是直接面对面地与居民交流和接触，通过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采用个案、小组、社区等社会工作方法提供必要的服务。这些是社工直接参与提供服务，而这些服务正是服务对象所需求的。
总而言之，正确地把握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社区管理中的功能将有助于促进“三社”的联动，有助于社区管理中“三社联动”模式的运行[2]。社区、社工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动关系，是一个系统，三者之间都应该是一个平衡状态，不管是日常的运作还是针对具体问题的时候，都应该在职责明确的基础上，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促进社区的发展和建设。
二、“三社联动”模式在社区管理实践中的问题反思
“三社联动”模式在社会管理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仍有一些问题存在，值得人们深入思考，寻求更好地解决方法，其问题主要体现在角色不清、功能障碍和环境不良三个方面。
（一）角色不清
多方参与社区管理是社区建设和发展的趋势，是政府职权转移的趋势，是回归社区居民自治的良好信号。但是前提条件是参与社区自治的各方需要认清角色，各司其职，互相配合，避免角色职能交叉，才能让社区管理往利好方向l展[3]。
1.政府及其各部门角色不清。政府及其各部门对社区管理的认知不到位，尤其是街道作为第三级行政部门，街道理应也是中国的最后一级行政部门。由于体制原因，以行政为主导的社区建设的烙印一直存在，街道一直把社区作为自己的下属机构，也就是“第四级行政部门”，街道及其部门领导一直没有抛弃这个观念，随着政府职能转型，街道名正言顺地把更多的事务下放到社区，社区不但没有获得更多自治的权利，反而加重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任务，使得社区居委会在很大程度上忙于应对街道交予的任务。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在做街道的事务。不转变街道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观念，不厘清他们的角色，社区管理的道路始终将隔着一层面纱，前进的步伐也会受限。
2.社区居委会角色不清。居委会作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性质和法律地位在我国《宪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现实中，居委会扮演的角色最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因为人员经费和工作任务主要来源于政府部门，作为自治组织的居委会的角色扮演存在角色不清问题。
（二）功能障碍
合理地界定社区居委会的功能，理顺社区居委会与政府、社区居委会与其他各类社会组织的关系，赋予它与其自治性质相吻合的职责权限，才能使社区、居委会的功能既不萎缩，又不膨胀；使社会组织得以有发展的空间；使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能茁壮成长，既避免以政代社现象的产生，又防止以社代政倾向的出现，社区发展才能在确保自治这一基本方向的前提下健康、有序地推进。
1.社区居委会过于全能。“全能”对于社区居委会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功能的发挥需要建立在明确分工且专一的基础之上。通过实践活动探索“三社联动”社区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发现社区居委会在面对居民提出的建议和问题时会力不从心，久而久之，居民会降低对居委会的信任。
2.社区组织自治不足。社区组织是多元社区管理主体之一，在社区建设中充当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它带动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与之所形成的市民社会是政府和市场的缓冲地带，能有效弥补政府和市场出现失灵的状况，尤其是社区组织作为社会力量参与到社区建设中，能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发挥社区组织应特有的作用[4]。但实际情况是社区社会组织自治能力不足，未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功效，阻碍了“三社联动”的发展。在现在的社区中，文体类社区组织相对较多，其它类似维权类的社区组织明显不足，而且文体类社区组织大多只是以兴趣小组的形式存在，并没有真正发展壮大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社区组织。
（三）环境不良
良好的环境是社区建设与发展的保障，在实践活动中，发现“三社联动”社区管理模式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环境不良因素，主要包括政策法规滞后和社区居民意识淡薄。
1.政策法规滞后，国家及政府制定政策及法律法规，其实施路径是自上而下的，效果也是很显著的。第一，目前社区管理缺乏法律依据，对于新的社区管理理念，在缺乏政策指引的前提下，不会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自然也就不会将社区管理的理念付诸实践。第二，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职能及工作内容需要法律、法规做出明确规定，需要不断进行细化，现在的社区居委会所做的工作内容和承担的职责过于繁重和杂乱，致使社区居委会的工作没有重心，甚至已经偏离了重心，需要用政策法规等形式重新界定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及工作。第三，缺乏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法规，随着政府职能转移、权力下放、费随事转等原则的出台，过多地把行政性事务下放给社区，而不是把部分社区事务交给社会组织，特别是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成为了实际意义上街道办事处的下属机构，事务繁多，却未能给予社会组织更大的发展空间，致使很多社会组织有心而无力。第四，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发展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分别由上级三个不同的管理部门管理，虽然三方各有分工，但是没有形成有效的联动，应出台政策或者制度助推“三社联动”职能管理部门之间的联动。
2.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淡薄，保持社区发展的活力，主要在于社区居民的参与。社区居民自治是社区居民依法对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决策、管理和运作的过程，这就要求社区居民积极主动地参与社区事务，而不是消极被动接受他人的相关指令[5]。激活社区居民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在于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利用社会资源。只有在积极主动的参与中才能使社区居民的力量和资源真正地发挥出来，通过居民积极主动地参与，每个居民在享受着社区建设共同成果的同时，分担着社区的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物质、精神和政治生活等方面的需求，使自身的素质不断提高。但是在项目运行过程中明显发现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不强，主要体现在社区居民参与率比较低、居民参与的方式比较被动、社区居民参与的强度比较小、居民参与的层次比较低这四个方面。譬如社区居民参与率较低，在社工进入社区倾听居民心声，收集民情信息的时候，部分居民即使有问题也不反映，因樵谒们的印象中，即使反映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
三、结语
“三社联动”的社区管理模式，是顺应时代潮流应运而生的，自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三社联动”刚刚出现不久，必然存在较多问题。因此，要以辩证的方法看待“三社联动”模式，要明确其对社区管理带来的巨大益处，对其存在的问题，要采取有效地措施进行解决，这也是社会管理者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也是本文的探究重点。
参考文献：
[1]王德明.“三社联动”背景下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研究[J].中文信息，2016，（08）.
[2]孙涛.以“三社联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J].理论月刊，2016，（10）：148-152.
[3]闫薇，马晓晗，汪昊.“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新机制[J].中国社会工作， 2015，（33）：8-11.
【关键词】居委会；社区；社区自治；基层民主
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社区治理、社区服务以及社区居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等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一直以来，我国社区居委会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角色错位，给社区管理和基层民主建设等方面带来严重的影响。定位好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的角色，能促使居委会更好地发挥作用，对加强社区建设、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基层民主制度完善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应然视角下社区居委会角色
应然视角下的社区居委会角色就是指在现行法律法规或社会规范下，社区居委会在社区治理和基层民主建设中的所应具有的特征和作用。我国现行的对社区居委会角色及作用做出明确规定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宪法》和《城市居委会组织法》。这两部法律从居委会的建立与组成、作用内容与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规定，成为我们了解并定位居委会角色的基本依据。
（一）法律法规规定的社区居委会角色所应具有的特征
我国《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明确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我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也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居民委员会协助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从以上法律法规条款可以看出，居委会的在社区治理中主要扮演着自我监督者的角色、自治主体角色、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
（二）法律法规规定的社区居委会角色所应具有的作用
根据《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根据《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居民委员会的任务体现在以下方面：宣传法律、法规和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依法履行义务，开展社会文明建设活动；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协助行政部门做好各项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工作，如社区环境卫生、社会保障、社区居民教育等；向行政部门汇总并反映社区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对行政部门的行动改进建议等。
二、实然视角下社区居委会角色
实然视角就是将一个事物放在社会历史这一大环境中，根据它在这一大环境下的运作方式、状态表现及其与周围事物的关系来定义这个事物的性质，说明其实际状况是怎么样的。实然视角的社区居委会角色，就是考察社区居委会在实际的社区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基层民主建设中所承担的角色。通过对社区工作流程的考察和研究，居委会的实然角色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
（一）政府行政任务执行者
为充分了解当前社区居委会的实然角色，笔者对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某街道办及其所管辖社区进行了考察。岳阳楼区社区各居委会在职能部门的设置上，与街道办的市政科、卫生科、民政科、治保科等部门相对应，居委会设有综合治理、计划生育、卫生工作、居民调解、文体娱乐、老龄工作、社区服务等各个小组，由居委会成员专人负责。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大部分都是受是街道办的命令。每个星期，各个居委会的有关人员都要按时到街道办去开工作例会，向街道办领导汇报工作并接受街道办领导对居委会的工作指示。在接到市、区级工作任务通知时，街道办的各个部门人员还经常通过电话或到居委会直接指导工作或分派任务。同时，街道办也通过评比以及各种创建活动对委会的工作进行考核并分出排名先后，排名靠前的居委会，街道办就会发给一定数额奖金。不难看出，现在的街道办事处基本上已经成了居委会的直属上级部门，居委会也成了街道办的行政任务执行者。街道办通过掌控居委会的财权，对其发号施令，将使之不完全再是自治性的组织而是听令于街道办下属行政机构。同样的现象不只存在于岳阳地区，全国也屡见不鲜。比如，深圳市罗湖区湖景居委会只有6个编制，却挂有45个牌子，大约平均每人要顶8块牌子。据统计，深圳市内各社区居委会实际上承担着计生、治安等至少28项本应归于街道办的政府职能。这些现实都无疑论证了居委会作为政府行政任务执行者的角色。
（二）社区居民非真实意愿的代表人
通过对社区的考察，我们也发现了现今社区居委会的一个更加明显的角色特点：居民会虽然仍然代表社区居民表达意愿，但是更多时候却并不真实，它所表达的意愿通常都是经行政部门“过滤”后的居民意愿。
比如，在街道办进行人大代表选举中，居民委托居委会来选举人大代表。由于受到第一个角色的影响，行政化了的居委会由于受到“上级”街道办事处的制约，在选举的过程中，参与投票的居委会成员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投票方案，而不是遵从社区居民真实意愿的投票方案。在这里，居委会虽然形式上还代表着社区居民行使选举权力，但是实质上却并不能真实的表达居民的意愿了。显然，一个不能真实表达居民意愿的居委会，是很难真正为社区居民们表达意愿与诉求的，此时的居委会成了居民非真实意愿的代表人。
（三）社区关系的协调者
社区管理需要一些社会民间组织和政府官方组织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处理好这些组织之间的关系。社会民间组织中，除了社区居委会外，还有如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等等组织。但现阶段，社区管理面临的显著问题之一就是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等甚至是一些政府组织都未能合理定位自身角色和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且各种组织之间的功能作用多少都有重叠交叉。社区居委会在这里就可以扮演一个很好的协调者。社区居委会的成员是由本社区居民组成的，与社区居民联系密切，但是又由于它是已经行政化了的组织，使它与街道办等政府部门也密切相连。这样一种“双面人”的地位无疑能使它在社区各种组织力量之间斡旋，发挥很好的协调作用。
三、居委会角色错位所带来的问题
社区居委会角色的错位虽然为上级行政机关的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也省去了不少事情，但是造成的问题远远超过它所带来的“方便”。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阻碍基层民主建设进程
居委会已趋于行政化，与社区居民的联系逐渐拉远，不再是“听令于”社区居民的组织。因而实际上对于社区居民来说，就失去了表达自身诉求的有力途径，使得居民不再能很好的通过社区居委会来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治理，使得社区层次的基层民主建设失去了它最可靠的组织基础，直接阻碍了整体的基层民主建设进程。
（二）社区居委会工作不堪重负
后果就是不可能很好地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完不成，上级政府部门又将责任推卸给居委会承担，居委会在此时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工作而且还要面临责罚的困境，极大地打击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因此，时下一些城市社区居委会干部戏称自己为“小巷总理”，意思是什么都管，简单罗列一下他们的工作，大的不下十几项，小项多达百余个。
（三）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人浮于事
基层政府（街道办）将工作交由居委会去执行，导致居委会工作量的膨胀的同时也必然是基层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人浮于事，办事推脱。一般而言，只要有机会，人们都会将自己的任务推给别人去完成，而社区居委会的存在及其与基层政府的渊源（听令于基层政府），使得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没有理由不将工作任务推向居委会这一机构。
（四）居民监督失效
居委会成员是由居民选举产生的，从理论上讲，居委会成员的业绩的考核应该由居民或居民代表来执行，基层政府只能对其考核程序与结果等提出建议或提供帮助。但在现实中，基层政府的考核和监督的效力及执行力远远大于居民。因此，从对居委会的监督的角度看，与广大居民群众对居委会的软弱无力的监督相比，基层政府可以对居委会的监督更加有效力。
四、社区居委会角色的矫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本应作为社区居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居委会蜕变成行政任务的执行者，使得居委会在社区治理和社会基层民主建设上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问题日益凸显。本文从治理理论出发，提出采取如下对策来矫正社区居委会的角色：
（一）正确定位政府和居民委员会在社区管理中的角色
依据治理理论，在社区治理中应当追求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正确定位政府和居民委员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寻求政府、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主体关系的和谐。政府是当前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它的职能是宏观性的，主要在于制定社区建设规划、培训社区管理人员、帮助社区完善必要的服务配套设施、培育社区中介组织和整合社区资源以促进社区发展。政府在对社区事务进行管理时不能将居委会管得过死，应转变管理观念和管理方法，改变惯用的领导、命令、控制等行政化管理手段。街道办事处应回收本应由其承担的却已转移给居民委员会的行政工作，下放一部分社会管理权给居民委员会。
（二）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技能
依据治理理论，在社区管理中应当追求社区管理主体间责任界限的模糊性，强化各主体的责任意识。因此，实现居委会角色的矫正，就要在加强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其管理技能和责任意识上努力。居委会和基层政府的工作人员应该提高自身的责任意识，要建立科学高效的绩效评估体系和责任到人，避免人浮于事和推脱工作的现象，防止他们将工作和责任推给居委会。
（三）培育和完善社区居委会的独立性
治理理论要求平衡主体间权力的互相依赖性和互动性，为此，政府必须要逐步授权给社区居委会，使之摆脱政府的主导，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要用法律法规进行制约，提高居委会自治与自律能力，建立基层政府与居委会的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将居委会的财源从基层政府剥离开来，使居委会在行事时不再受到基层政府的制约，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本身应该发挥的作用。
（四）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互动关系
基于治理理论关于自主自治的网络体系的建立和政府作用范围及方式的重新界定的要求，必须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关系，以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社区居委会是公民便利直接地表达自己意愿的有效机构，为恢复居委会这一角色的作用我们还必须重视教育，加强宣传，这是能够有效提高居民积极参与民主治理的意识，实现转变社区居委会角色良性转变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的一条重要途径。
五、结语
实践证明，定位一个正确的居委会角色，能够使居民通过社区居委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来行使自身民力得到保障，从而使我国的基层民主制度更趋完善。现在，虽然居委会的角色定位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坚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社区居委会在社区中的角色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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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卫生服务；非营利组织；组织融合
中图分类号：F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2-0160-02
引言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是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新一轮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仅着重强调了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属性，也将社区卫生服务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当中，提倡政府、非营利组织和社区公众自身的多元化参与，主张政府、市场与社会从资金、更高效的服务和更具科学性的管理模式等多方面对以社区卫生服务为代表的公共卫生提供支持。在新一轮的医改中，突出强调了社区卫生的公益性，强调要改变过去的“以药养医”现象，实行药品低差或零差政策以及加大公共卫生服务的覆盖面，因而社区卫生机构本身已经日益趋向于成为非营利组织。然而，由于目前的社区卫生公益性改革还处于初步的试水阶段，社区卫生机构在迈向全面公益性、非营利性的道路上还存在着机构自身公益服务功能单一等突出问题，因而通过引入社会第三方力量来加快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变革已经成为了共识。由此，讨论社区卫生服务当前与社会第三方力量、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互动融合关系也颇具现实意义。
一、理论构建
本研究以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将协同治理主张的多元主体参与和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性、大众性结合，导入社区卫生服务这一基础性层面，对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卫生服务深度融合的可行性框架进行建构。
（一）理论基础
协同治理不是仅指一个理论，而是将协同学和治理理论相结合。协同治理将协同学的基本思想应用到治理领域，强调政府、社会和公民个体等多元主体相互协调合作，组成和谐有序高效的公共治理网络，协同互动，从而有效地处理公共事务。吴春梅等在对国内协同治理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包含三大关键变量、三类影响因素以及三条实现路径的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为我们在公共管理领域应用协同管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理论框架。在吴春梅等看来，协同治理的实现有赖于网络、协作、整合等关键变量作用的发挥，而这些变量深受利益状况、社会资本、制度和信息技术等因素影响。由此，协同治理实现的关键便是对上述变量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控，为此需要做到激发显性因素表达，优化网络结构；注重隐性因素培育，深化协作互动机制建设；加大共享因素供给，促进整合功能发挥。
（二）理论与研究的适用性分析
本研究旨在探讨当前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卫生机构的融合关系，隐含了非营利组织对社区卫生服务提供、运行等的影响和支持，社区卫生服务对相关非营利组织的反作用，社区卫生与非营利组织间的互动关系及其相关的制度保障等要素。这种融合互动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具体可见于社区卫生服务的多元提供与保障、资金的多元化筹集以及社区卫生机构服务人员的来源、人力资源开发培训以及社区卫生机构自身管理模式与能力的提升等。应该说，这种互动融合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中更加倾向于非营利组织对社区卫生服务的单向倾斜支持。而协同治理理论主张通过多主体协作、合作的方法，在一个动态开放的社会系统中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协同治理强调的是动态性、开放性、多元化、管理方式网络化以及组织结构弹性扁平化等。在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卫生服务的融合互动中，其实质就是要通过发挥非营利组织的社会优势及其广泛的涉及面，为社区卫生服务注入更多的可能性，同时也要保持其公益性。这与协同治理所主张的协作合作从而达到共同治理乃至善治不谋而合。协同治理是一门交叉融合型理论，而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卫生服务这两项的融合操作也恰如协同治理理论所倡导的各利益方为了一个共同的更大的目标而相互交融、共同合作。
二、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卫生服务的融合关系的实践启示
虽然目前在学术界关于非营利组织和社区卫生服务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还较为少见，但实践已经走在了前列。现今国内乃至世界各国都已经就应该广泛发挥社会第三方力量的作用、让更多主体参与到社区卫生的层面上达成了共识。这不仅是现在多元社会协同治理的需要，也能够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使基层卫生回归公益。具体说来，当前的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卫生服务主要通过以下路径进行融合互动。
（一）基层卫生公益理念传播
社区卫生服务根植并发展于基层，是实实在在地致力于为了民众福祉的惠民工程，公益性是其本质属性。然则，我国的社区卫生服务经历过20世纪90年代的过度市场化、“以药养医”的阶段，现在的基层卫生百废待兴。在目前我国社区卫生服务水平还较为低下，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健康需求的矛盾张力下，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再一次被重新审视。非营利组织以其非营利性、社会性著称，可以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民众间起到沟通协调的桥梁作用，同时也处于民众、营利组织对政府利益诉求的过渡地带。社区卫生服务应该回归公益属性的观点毋庸置疑，但公益化的道路仍阻力较大，其中一个较大的难点就是现在的公益改革打破了原先的“以药养医”的链条，使得各方利益被重新划分，艰难险阻也就不言自明。而非营利组织由于它本身便是公益性组织，其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那么由非营利组织来参与社区卫生服务，传播其公共性，让公益的理念深深地根植在社区，这样不仅与其组织本身的宗旨相契合，同时相比于政府直接“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更容易让全社会接受。
（二）扩宽社区卫生服务的资金筹集渠道
不可否认，当前新一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打破之前“以药养医”利益链条、纠正医疗机构“乱开检查”的同时也规定了必须由政府财政为社区卫生服务提供更多的支持，因而社区卫生服务的资金来源主要还是应该依靠财政作用的发挥。然而，这似乎形成了一种困境，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公共性问题都应该由政府财政来保障，类似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等等，单纯地依靠财政似乎已经不具备十足的说服力。而社会第三方的力量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支持作用显然也是有限的，但是其发展和上升的潜力空间却是巨大的，因为当社区卫生服务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与更多的非营利组织进行资金筹集的协作时，就意味着两者之间有了更多的协同治理空间，而不是单纯地犹如财政对社区那般单向的补贴支持。具体说来，非营利组织在扩宽社区卫生服务的资金筹集方面除了有我们所熟知的利用相关组织资源争取合作空间以筹集资金、发动其他组织和相关人士捐款之外，一个值得一提的措施就是通过公立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之间的探索合作来进行筹资。公立医院本身也是非营利性组织，考察目前国内外部分地区已有的做法，一个较为普遍的措施办法就是以项目为引导，通过医疗卫生健康项目来连接公立医院和社区卫生机构，以此互利共赢。然而，由于公立医院与社区卫生机构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休戚相关的关系，因而在探索两者之间的合作筹资机制时，其配套机制也是值得重视的。总而言之，非营利组织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资金筹集支持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受其组织本身的公益属性影响，它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因而非营利组织和社区卫生服务之间的资金融合还需要一定的“磨合”和增进。
（三）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的功能体系
我国的社区卫生服务长期面临着一个较为低水平的阶段，机构服务功能还比较单一，现在也是以单纯的看病、开药为主，在机构还可以深入挖掘的康复、养老、预防、健康教育等方面的建设还参差不齐，有些地区甚至比较落后，社区层面开发“医疗旅游”则更是几乎处于空白阶段。非营利组织对社区卫生服务功能方面的介入，比较容易突出发挥作用的是养老康复和健康教育等方面。近年来，关于医疗卫生和健康等方面主题的社会组织例如行业协会正在迅速崛起，这些行业协会很多以相关医学类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为主导成员，具有行业示范性和带头作用。以社区卫生服务的健康教育功能为例，除了可以邀请相关医疗健康行业协会的专家教授来社区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和论坛之外，以社区为单位的健康类培训班、社区医生与健康组织专家之间的轮流交互式学习也是今后可以重点开发的合作项目。可以说，类似的健康行业协会为社区卫生服务的功能开展提供了额外的智力支持。
（四）提高社区卫生机构的管理水平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在社区卫生机构的管理水平方面比较常见的是机构的人力资源管理。由于在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社区卫生机构回归公益，但并不代表着机构的人员激励要回到20世纪80年代“吃大锅饭”的时代，而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激励与培训开发甚至更为重要。在机构人员的专业知识技术的培训方面，健康行业协会、高校和科研院所这样的非营利组织的巨大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同时，对于广大非营利组织本身而言，因其不以营利为目的，其组织的运作和人员的开销都需要依靠自身科学的管理模式来实现，这对于社区卫生机构的管理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结语
综上所述，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卫生服务之间的融合关系，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社会性组织对社区机构的支持帮扶力度更大一些，两者之间的融合也更偏重于社会性组织对基层卫生服务的倾斜支持，毕竟就当前社会现实来说，以社区卫生服务为代表的基层卫生在机构资金和人员配置等多个方面还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所以，只有通过发挥更广泛的社会非营利组织的力量作用，才能逐步增强社区卫生服务的功能作用，达到协同治理的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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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社区；治理；公民参与
农村社区的治理问题始终是影响我国农村进一步建设与发展的重要问题，当前，农民的普遍参与性不积极，造成工作进度停滞不前，因此如何将公民参与的问题融入到农村社区治理中应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心。只有在各个方面如经济、文化等方面加强该类工作的进步与创新，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实现根本性的变革。
1 公民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1.1 农村社区公民参与的体制
要想在社区中实现善治的目标，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是关键。农民的积极性不高是有原因的，当前没有一项合理的制度能够保障我们能够实现善治的目标，缺少了能够支撑其目标的理论依据，就会影响最终目标的实现。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村委会是承担选举事务的主要机构，并且肩负着处理农民大事小情的任务，但是当前村委会普遍存在着管理机制与现实选举之间不符的情况。农民虽然有心想参与其中，但是在实际的选举过程中却缺少有效的措施能够保障其合法权利，长此以往，农民在以后参与活动时的积极性就不在高涨，从而在根本上影响到农村的政治体制建设，不利于社会的整体发展。
另外，村委会与党支部是各司其职，各自具有其应完成的工作或任务，但是当前，经常存在的问题是其职责划分不清，这样农民就无法经常参与到各种活动中来，没有一个部门来管理这方面的事务，造成部门与部门之间没有统一的协调性，影响工作的顺利进行。一旦发生问题时，各部门之间又相互推诿，无法担当起相应的职责。各部门之间本应是相互协作，共同将农村的各项建设发展得又快又好，但是这一目标就目前来看很难实现。并且从根本上来说，在无形之中又为农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带来很大的障碍。
1.2 农民参与渠道不畅
农民要想积极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中，首先就要明确其应该如何参与进来，即参与渠道是什么。但是相关部门并没有重视这一问题，因此造成农民参与的渠道不顺畅，阻碍重重，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农民参与其中的积极性。这种渠道的不顺畅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法律方面，当前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农民参与的权利，有些地区因为选票问题而发生严重的暴力事件，致使人心惶惶，如果没有严格的法律作为支撑，农民对参与权缺少应有的信任，最终就会影响农民的参与性，农村的政治建设因此也不会得到发展。其次是行政方面，公民参与权是国家赋予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应该受到尊重。在国家的建设中，特别是农村建设中，需要每一位公民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将社会发展得越来越好。但是，政府没有将公民的参与权当做建设的重点环节，甚至忽视了其参与的能动性，造成很多决策是由领导决定的，没有充分考虑到人民的意见，这样就造成整体的满意度不高，影响长远的发展。第三，获取信息的渠道不顺畅。笔者认为，这也是公民参与不顺畅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政府的相关部门没有做好沟通，将政务信息广而告之，公民就不会有效的参与其中，尤其是农村地区，信息的传播并不发达，可以说处在闭塞的环境之中，如果没有对相应的政策或方针有所理解，就不能够参与其中，更不必说行使其参与的权利了。综合上述三点我们得出结论，农民要想积极地投身于社区治理中，还需要相关部门将工作做到位，保证农民参与活动的进程以及最终效果。
1.3 乡镇政府越权干预现象严重
乡镇政府是最基层的一级政府，也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枢纽，国家意志主要是通过乡镇政府传递到基层社会当前，我国农民的组织性还不强，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政权对农村公民参与的态度。第一，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不是简单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第二，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一级行政组织，乡镇政府不能把大量的行政工作下压给村委会，更不能代替村委会做决定，只有确保村委会的基层性、群众性和自治性才能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目的。
2 原因分析
2.1 经济因素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正的相互关系。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地位。因为经济发展带来国民收入的增长，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政治参与的机会。当前，我国是一个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尽管国民经济建设取得不少成就，但生产力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社会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低，这些因素在客观上阻碍了我国公民有效地参与集体公共事务的治理。
2.2 政治制度因素
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有序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的稳定性的过程。可用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四个指标来衡量。由于一些具体制度上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制度化程度不高，乡镇政府干预，挫伤了村民对基层民主选举的热情，形成政治冷漠现象。有的地方在选举后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村民议事制度，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务公开制度，或者这些制度存在重大缺陷，使村民无从参与决策。
2.3 文化因素
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指的是“政治文化”。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长期以来，小农经济、血缘宗法制度以及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相互融合形成了一整套传统的、封闭的政治文化体系。在农民身上就突出地表现为权威崇拜、清官思想、与世无争、臣民意识等。这些思想渗透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扼杀了农民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村社会公共空间和公民的主体地位的生成。
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知，让农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与长期以来我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具有直接关系，并且与我国的政治制度紧密联系，由于不同的原因导致了农民参与性不高涨，造成农村政治建设发展缓慢。但是只要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改善其中存在的问题，就一定能够促进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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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服务；农村新型社区建设；问题；解决思路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4—0092—05
2009年，中央在大力推行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提出要建设农村新型社区。新型农村社区，不同于单纯的农村人口聚居，它是在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所提出的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目的，实现集约化经营为主导，以移民搬迁和住房建设为契机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和基层治理模式的一次彻底的变革。在这次变革中，成都和济宁两地做了有益的探索。借鉴其经验的同时，也可以看到，新社区建设不可避免会陷入如何处理新的社区生产、生活方式与原有农村基本的经济、组织制度的关系的困境，而且自组织程度不高已成为社区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面临的挑战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实现城乡公众共同享有公共服务的重要保障。然而,在现实的社会发展中，公共服务的供给却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特别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已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并已成为影响社会公平公正的焦点问题之一。［1］因此,统筹城乡背景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探索,需要对基层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及基本路径加以探讨，以期找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路径。
政府必须履行好公共服务责任，这是当今社会的共识,也是现代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所在。然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的需求具有多样性和无限性，而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则始终是有限的。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只能提供市场经济无法提供的公共物品和私人无力从市场上获取的私人物品。这也是政府必须履行的公共服务责任。公共服务与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政府行动。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村庄形态的开放性。农民的活动空间已大大超越传统的村庄地域界限，村庄间的流动与土地的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是乡村呈现出一个信息开放、社会多元的状态。二是人口迁徙的自由性。农村人口不再限于本乡本土生产生活和从事农业生产或产业，而是大规模、高频率地劳务输出或者从事新的非农产业。三是生活方式的变化性。农村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农民已不是从前那种千百年一成不变的小农形象，而是边在田野上耕作，边打手机的新式农民。四是村庄结构的异质性。农村社会的变化使传统农村社会迅速解体，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及各种要素在道德、价值、情感方面不断改变着旧有的传统状态。这些变化在带来农村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使得乡村治理也陷入了困境。［2］
而与此同时，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呈下降趋势，主要表现在村委会职能弱化。村委会对乡村公共事务和公共设施建设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大量基于乡村内部，需要以自治的方式加以处理的公共事务常陷于无组织依托的困境。农村有效资源大量流失。劳动力大量外流，常住人口减少，留守儿童、老人、妇女成为乡村的主体；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耕地减少，农村经济基础被不断蚕食，发展缺乏动力；村集体经济空壳化。2004年以来，随着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提出，农村的三提留五统筹、农林特产税、农业税相继取消，村集体的机动地、集体林地等也都陆续承包到户，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经济部分逐渐消失。
乡村社会的剧烈变化对我国的乡村治理以及公共服务的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2006年中央l号文件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措施，农民收入得到较快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也成了题中之意。但由于我国各地区农村普遍存在村庄多、规模小，位置分散的特征，各地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了投入成本过高，投入分散，投入效率低等问题，新建的住房、活动中心等往往处于闲置状态，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国家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加快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农村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已成为农村发展的趋势。为了寻求解决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途径，2009年，国家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的试点工作。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发展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农村在向城市社区化管理方向发展。但是当前中国各地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条件差异较大，农村社区建设在范围、内容和模式上都需要不断探索与实践。
义乌作为一个县级市在城市急剧扩张中，对城区7个街道的社区管理作了规划与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是，在义乌城区之外的一些街道及乡镇并没有实现社区化管理或者在农村社区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为了确实的让农村社区服务于民，研究义乌农村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到相应的对策，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义乌农村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1、未充分实现村民自治
社区村民自治的实质就是按照村民自己的心愿，选择大多数村民都认可的人来担任村干部，决策村民自治范围内的重大各类事务，规范各种行为。村民自治是农村社区治理的方向，也是推进农村社区民主自治的重要前提。但是义乌农村自治实施中发现很多问题。（1）村民自治发展不平衡。村民自治的改革实践滞后于立法，有法不依，村民法制概念薄弱，参政议政积极性不足造成如：竞选的条件、规则、选票的制作程序做没能做到完全公开公正；唱票和计票的规则、方法、方式么能做到公开、透明。对村委会选举中贿选、补选的处罚没有落到实处，对罢免缺乏可操作性的规范。（2）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尚未理顺。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不明晰，乡镇政府行政控制与村委会自治权利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乡镇政府把村委误作为自己的行政下级或派出机构。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关系不协调。村党支部过多干预村民自治。（3）农民政治意识薄弱。一方面农民对权利迷信、盲从。对政治生活缺乏责任心和关注度，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参与村里的政治活动中，对政治评价不倾向不抵制。另外，民主选举与民主决策程度低，理性弱，民主监督没有发挥该有的作用。
2、农村社区没能给村民带来认同感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农村生活方式的解体，新的生活方式还未健全的前提下，乡民各顾各，乡村日益变得一盘散沙，农村社区认同感不强。农村不再是老树、黄昏、昏鸦，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设计风格 统一的建造经营理，村村专业街，到处是作坊的建造模式，人们过往的记忆都被“农村社区建设取而代之”。农民很难融入到新的乡村生活中，无法对乡村文化产生亲和力、归属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富裕了，人心却散了，失去了原有村落共同体赋予的安全保障。另外，义乌外来人口的价值观、宗教信仰、人生观、风俗习惯等都与本村农村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农村社区在传统文化和新进外来文化的双重作用下，原有的村约、规范对农民的约束和影响能力下降，农民集体意识和道德责任感不强下降，不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崇尚实用主义，顾“小家”忘“大家”，农村社区已经没有以前淳朴特质；反而人际关系资本化和利益化得到放大，大大降低了农村社区凝聚力和感染力。
3、未充分发挥社区功能
村民家庭住宅建设后，人们的住宅形式、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但生活习惯仍保持着原来的作风。依靠农业收入也转变成了租金收入，闲余时间越来越多，社区管理人员没有充分发挥引导与指导作用，导致村民部分村庄改造后，村民仍然过着“耕地种菜”的纯农民生活，绿化带里种菜，车库里养鸡，耕具随处放等情况时有发生，不仅有碍于整体环境的保护，也不利于社区统一管理。另一方面，部分村民对于社区化管理存在观念偏差，不愿交物业管理费用，认为是不必要的支出，粗放的生活方式没有得到有效改变，这也制约了农村社区化管理的进一步深化落实。
4、农村社区自身的定位不明晰
通过走访、调查发现上级有关部门办一项活动，盲目下达农村社区治理任务，他们明确要求制度上墙，新成立的组织更是要“挂牌子”，似乎有了牌子一切事情就成了。为了迎合上级各部门的要求，部分社区也只能“热衷于”制度上墙、挂牌子等表面文章，钱花费不说，真正能起作用的并不多，大多数的治理只是形式而己。
通过调查发现，对于居民而言，有些居民认为农村社区治理是主要靠政府投入和上级管理为主，自己的主动参与很不适合时宜，对很多公共性事务采取不闻不问、也从不干涉。对于政府这边而言，如何治理社区认识还不够清楚。对于农村社区的建设和治理还没有成熟的理论和政策，都在摸着石子过河，没有固定的模式，要搞好搬经镇农村社区治理，首要问题是对社区进行了定性和定位。根据各社区的特点，发展自己有利的项目，来带动群众致富。
三、义乌农村社区治理对策研究
1、不断创新“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制度，是中央提出的新要求。在社区自治过程中要不断优化运行机制，使社区自治适合社区的实际，逐步建立社区内民间自治组织、社区中介组织，健全村企与村民之间的协商机制，即通过政府指导和协调。一般而言，只有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人人起来负责，这样才不会人亡政息，农村社区治理最终才能达到善治。例如：社区民主选举过程中，以居民自治为核心，要规范居委会民主选举程序，社会组织广泛参与，不能只讲口号，做做表面文章，尽量减少行政干预。
2、要围绕农村社区文化、改善社区人居环境等建设，以增强居民以社区为家的理念，“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让居民觉得有一种归属感。搬经镇通过社区品牌的建设，提出“一村一品”，也采取和利用送戏下乡等文艺汇演?矸岣蝗褐诘木?神文化生活，大力弘扬农村文明道德新风尚，努力满足农村社区文化发展的需要，让社区居民充分参与其中，营造文明和谐的社区文化氛围，感受到社区治理自己也是其中一员，而不仅仅是党委政和居委会的事情。
3、首先明确功能定位、完善管理体制。建立村民广泛参与的社区服务管理的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地方政府将用人权利、工作经费按工作业量下放到各社区；进一步加强社区共建机制建设，做到把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作为社区共建的主要目标；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不断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其次优化农村社区生活环境与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村庄集镇规划，保护农村社区的自然环境，维护农村社区生活环境，努力保持村容整洁、乡风文明促进人与自然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另外建立并完善社区公共服务，通过影视、广播、戏剧等形式传播政治文化思想，提升农民的政治素养，积极推进农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努力建立农村就业指导与服务，积极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农民提供基本保障，使农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4、随着义乌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对农村社区管理方式和治理机制也提出了新要求，各级党委也需要深化认识，把统筹配套改革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来抓，建立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构建在社区党的组织领导下，以地区、乡政府管理为基础、居民自治为核心、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建立起农村社区管理绩效评估的机制，将农村社区治理纳入到年度目标管理考核中，并且考核结果与村干部报酬直接挂钩。通过一级抓一级，层层落实，形成区县政府统一领导、民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各镇负责、社区主导、群众参与的良好格局，合力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长效机制。
四、结语
【关健词】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模式;治理绩效评价
一、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的特殊性
古村落旅游公司，是经营以古村落旅游资源为吸引物的古村落文化体验型旅游产品的旅游企业。它具有般的旅游企业的特征，即旅游产品的综合性与生产、消费的同时性。此外，它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旅游企业。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绩效评价是一般公司治理评价在古村落旅游公司的应用，同时还要考虑到古村落旅游公司作为旅游企业治理的特殊胜。自然型旅游景区可以脱离于社区，景区公司的治理可以较少考虑讨社区的影响。而古村落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关系到某一区域居民的生活环境、资源开发和保护等问题。其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营产品和经营目标的特殊性。古村落旅游公司经营的是文化体验型旅游产品，其经营目标为收益性与保护性并存。这意味誓占村落旅游公司既要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同时又要保证对.资源、环境的有效保护，最终实现社区经济、社会、环境利益的三者最大化。第二月拼t区的高度依赖性。由于古村落旅游景区与村民生活的社区高度叠合，它既要满足村民日常生活需要，又要满足游客对古村落文化旅游的体验需要。古村落村民实际上扮演着三重角色，一是古村落村民因为拥有古民居产权而成为古村落旅游公司的股东，二是由于旅游业较快发展而影响当地村民正常生活秩序等，使村民成为古村落旅游发展的重大利益相关者，三是古村落旅游紧密依托村民生活的社区而成为旅游产品的生产者。这三重身份决定一个当地村民在公司重大问题上应该拥有参与决策权、对公司管理人员的监督权和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等相关权力。因此，经营者应该建立起与居民代表对话协商机制，充分尊重当地居民的权益和意见。第三，委托一关系的复杂性。对于一般公司而言，信息不刘称主要表现在股东与公司之间，委托代（）理关系表现在股东与董事会、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一般公司的公司治理的主要治理对象是经营者与董事会，目的是消除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古村落旅游公司的委托关系除了面临着内部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外，还表现在外部治理中的社区与旅游公司之间、政府与旅游公司之间，因此古村落旅游公司还需解决社区、政府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是除了社区以外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在竞争性企业中，政府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关系不很密切，对竞争性企业只做宏观上的经济指导。而在古村落旅游公司中，政府与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表现在其既是旅游景区的管理者，旅游政策、法律法规的制订者，又是当地旅游对外宣传的推广者、促销者等。古村落旅游公司的这几方面的特殊胜使得公司在治理中，必须关注社区、政府、旅游者等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二、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与数据处理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DECD公司治理原则》，并针对古‘村落旅游公司在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分析，借鉴国内外专家、学者.提出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在实际应用中的优点和缺点，本文提出了一套专门针对.古村落旅游公司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这套公司治理评价体系暂时没有考虑公司治理的国家环境评价，因为这一套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应用目标主要是国内景区公司，不包括国外的公司。刘于所有的国内景区公司，都是在同一国家环境条件下，主要在于公司内部治理的差别。
古村落旅游公司与一般公司类似，它不仅仅是股东的公司，而且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公司的治理机制也不仅限于以治理结构为基础的内部治理，而是利益相关者通过一系列的内部、外部机制来实施共同治理，治理的目标不仅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且是要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从而实现公司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公司治理质量的好坏体现在公司是否具有一套完善的决策与监督制衡机制。因此，公司治理绩效的评价要素必须考虑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的状况。古村落旅游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政府、社区、游客。
(一)指标体系的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一个完善的评价系统是完善的评价体系与科学的评价方法的完美结合。通过借鉴现有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研究成果，结合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环境的特点，笔者试图构圣全一个能评价各种不同类型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模式的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指标体系采用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第一层:即目标层，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绩效，用A表示。
第二层:即准则层，将从股东(B1),董事会(B2)、监事会(B3)、经理层(B4)债权人(B5)、员工(B6)、社区(B7)、政府}B8)与游客(B9)九个方面综合评价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绩效。
第三层:即指标层，包括股东收益权(C1)等3S个具体的定性和定量指标构成设置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债权人、员工、社区、政府、游客九个方面的评价内容，每.评价内容由一系列的评价指标组成。
三、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绩评价
1、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常用的有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专家打分法等。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根据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出各层次指标的权重值。
2、指标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为了便于比较、减少主观性（），指标体系尽星选取定量指标，经过计算处理且都为正指标，也即数值越大越好。为了消除各定量指标不同量纲对训算值的影响，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采取直线型标准化方法中的Z-Score法对数据进朽韦示准化处理。
3、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绩效综合评价
由于指标层中的绝大部分指标值都难以从企业、政府相关部门直接收集到，因此，本文采用德尔菲法，首先选择从事古村落旅游经营、管理、研究的10名管理人员、研究人员，根据每个指标优劣程度赋予0——10分，即非常差1分、很差2分、差3分、较差4分、一般5分、稍好6分、较好7分、好8分、很好9分、非常好10分，分数越高说明指标值越优。把ZG,LM,NX三个古村落旅游公司的背景资料、各指标评分标准、要求等资料发放给10位专家，请各位专家分别对ZG,LM,NX三个古村落旅游公司的35个指标进行评分;第一轮评分后，经过统计处理汇总的专家评分以及评分要求再寄给各位专家，请专家再进行评分;第二轮评分后，经过统计处理汇总的专家评分以及评分要求再寄给各位专家，请专家进行第三次评分;通过三轮的评分，绝大多数指标的评分结果基本趋于一致。然后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ZG,LM,NX三个古村落旅游公司35项指标的最后得分。
四、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绩效的比较分析
现拟对ZG,LM,NX三个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效的进行综合评价，各古村落旅游公司对应的治理评价指标见表。
从评价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出，三个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综合得分均不高，分别为6.435,6.162和5.335，说明三个古村落旅游公司在考虑主体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的时候，还不够充分，NX公司重点考虑了股东、董事会及经理层等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利益要求，而忽视了员工、社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利益要求;ZG公司重点考虑了社区、经理层及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利益要求，而忽视了董事会、监事会、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利益要求;LM公司则重点考虑的是政府、经理层及游客等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利益要求，而忽视了员工、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利益要求。
关键词：社区卫生服务；运行现状；多方治理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3-0144-02
引言：
自2009年医改实施以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全面推进，初步建立了基本药物制度，构建了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基层运行新机制。然而，医改实施的成效到底如何，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进行调查研究的。本研究着眼于《关于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的意见》下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运行现状，以W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例，探求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新问题并提出建议，构建政府、社区、居民三方的合作治理方案，以促进其发展。
一、研究方法
调查中我们主要采取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编写《关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问卷》、《关于基层医疗服务工作的问卷》、《关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满意度调查》，了解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运行情况及居民对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的满意度，从而发掘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供给与居民需求的矛盾所在。
2.个案分析法：对单一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而具体的研究，分别以医护人员、居民、就诊人员为对象进行调查。
3.访谈法：对医护人员、居民、就诊人员进行访谈式调查，了解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的质量及医护人员的待遇、居民满意度。
4.文献研究法：参考新公共服务理论、自治组织理论和社区管理理论相关书籍，为调查提供理论支持。
二、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针对居民进行的满意度调查，共发放120份问卷，有效问卷112份；针对就诊人员调查，共发放120份问卷，有效问卷112份；针对医护人员进行调查，共发放20份问卷，有效17份。
1.存在的问题。国内许多学者都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运行状况做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了一些问题，如：投入经费不足、医疗人员素质有待提高、人才匮乏等。根据调查，我们发现了一些新问题。
（1）基本药物使用率低，采购不规范，定价不合理。首先，基本药物范围小。至2012年为止国家基本药物种类已经扩大至520种，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药物仍然满足不了居民的需求，据调查，有39.3%的居民表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药品种类不齐全，同时，基本药物使用率仅为70%。其次，基本药物采购不规范。有关部门指出“坚持以省（区、市）为单位网上集中采购，落实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双信封制、集中支付、全程监控等制度”。据调查，中心的药物都是自行上网采购的，虽然政策已经颁布并开始实行，但是地方对政策的落实出现了滞后的现象。最后，基本药物定价不合理。中心的基本药物对居民实行零差价销售，但是仍有不少居民表示基本药物价格太高。这是因为基本药物采购方式不规范导致药物价格存在偏高的情况。基本药物属于准公共产品，政府可以运用其“暴力潜能”降低界定、谈判和实施作为经济交换基础的契约所引起的费用，并且取得相对合理的价格。但是若由基层医疗机构自行采购，则会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医疗机构在药品流通供求中的双重垄断地位，扭曲药品的价格。此外，在调查中，有35.7%的居民认为药价不合理。同时，也有医生表示基本药物的价格甚至高于正常药物，导致医生看病开药无从下手。
（2）计划生育指导、健康教育指导工作不到位，健康档案建立难度大。在调查中我们发现75%的居民没有接受过计划生育指导、健康教育指导工作。同时，健康档案的建立也由于政府宣传不到位、居民防保意识未跟上、医护人员缺乏等问题导致困难重重。
（3）10元诊疗费迟迟未落实。《意见》规定“全面实施一般诊疗费，各地结合实际合理确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般诊疗费标准，原则上10元左右”。调查显示，由于当地卫生局没有下发文件要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10元诊疗费政策，因此中心也没有实施这一项政策，75%的居民都不知道这项政策。
（4）政府拨款不及时。根据调查情况显示，政府对中心拨款不及时，有医护人员在调查中表示几乎每个月的工资都会有拖欠情况。我们了解到，中心的政府拨款由财政部拨给卫生局，再由卫生局下发给卫生服务中心，这一做法增加了财政流转的中间环节，使得资金落实存在时效性问题。
2.原因分析。
（1）政府政策制定程序的漏洞。政策规划应注重可行性分析认真考虑主客观多种因素。“10元诊疗费”难以贯彻实施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在制定政策过程中缺乏相应的合理性。从总体来看，诊疗费10元包干，对于患者是则可以降低不少费用。但是，这是从整体考虑的。一旦分摊到人均次上，一些利好就会被大众化，毕竟，有些患者在门诊中并不用接受输液等相关治疗服务。所以，一些患者自然就会觉得多掏钱了，自然就不会接受这项政策了。
（2）社区卫生服务供给中的市场缺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多由政府进行投资创办，缺乏市场竞争机制，导致社区卫生服务供给缺乏活力。同时，基本药物采购目前仍是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行负责，使药物供给缺乏竞争，最后导致价格扭曲。
（3）社区动员力度不足。所谓社区动员，指的是把满足这区居民需求的社会目标转化成为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的社会行动过程。社区动员对社区卫生服务供给的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缺乏与社区的合作，导致宣传不到位，动员力度不足，使居民的保健意识不足，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缺乏信任，最终导致相关服务功能的不到位。
三、对策及建议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展对国家的基层医疗具有深远意义，为了进一步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运行活力，解决现存的问题，我们提出了以下的对策及建议。
1.坚持政府在社区卫生服务供给中的主导地位。
（1）增强政府政策规划可行性。政策规划应注重可行性分析，认真考虑主客观多种制约因素，特别是人员方面的因素。凡是涉及民众合法权益有重大影响的政策都应该举行听证会，征求群众意见。
（2）拨款及时完整。政府从本国现有国情出发，结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展，安排财政拨款。虽然拨款远不能满足中心需要，但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资金超过规定实效，从而影响中心部分计划的开展和落实。特别突出的是医护人员的工资到账问题。这不仅会影响其工作积极性，还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合法性。
（3）加强药物采购的监管。监督管理必须采取政府和居民相结合的办法，没有政府参与，监督就没有权威，管理就没有效力；没有居民参与，监督不能及时发现问题，不能表明问题是否具有严重性和普遍性。对于药物采购问题，可以定期举行听证会，同时定期公布药物采购清单，设置反馈专线或专栏，最终达到监督实效。
2.积极利用竞争机制健全社区卫生服务供给。奥斯本认为“竞争是促进革新的永恒动力，而政府通常是缺乏这种动力的”。在竞争的市场中，市场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社区卫生服务市场也是如此，只有社区卫生服务主体多元化，引导社会多方力量参与，通过政府、社团、居民群众、个人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有序竞争，才能使社区卫生服务焕发蓬勃生机与活力。当然，竞争也不是放任自流的东西。奥斯本认为，不经规范的竞争很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公共政策必须建立竞争规则，防止垄断或其他不公平的出现。
3.发挥社区在配合卫生服务中心服务功能实现中的作用。社区卫生服务主要解决社区的卫生问题，关系到社区居民的利益。因此，要加强社区宣传，增强社区居民的防保意识，提高居民对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的信任度，这必定能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档案的建立以及相应功能的实现减少阻力。同时，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综合协调，组织动员，积极参与社区健康活动。
四、结语
从分析W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状出发，通过调查研究并结合公共管理理论提出合作性治理的解决策略以解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运行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性治理要想实施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无论从法律上还是政策上，在履行各自的公共责任的同时，形成多方治理的局面，为切实解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运行困境而共同努力。
近年来，鉴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来的新的要求，不少高校已经开始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及实践教学模式，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可以说，针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及其模式进行的诸多有益探索为高校进一步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奠定了基础，总结来看，当前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取得的主要成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及其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面对新时期社会发展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提出的新的要求，不少高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及其模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对思政教育实践教学的课时安排、师资力量、教学方法、内容、评价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并有明确规定，进而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有效运行奠定了基础。
2.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迈入实质性阶段。不少高校在探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建立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例如延安大学就利用当地红色革命圣地建立了“延安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安康学院在大汉滨区大竹园镇七堰社区建立了“安康学院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教育基地”等，还有的高校与当地的一些法院或者监狱等单位联合建立大学生法治教育基地等，这些思想政治实践基地大大推动了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质量。
3.思想政治实践教育方法逐渐丰富、教学模式从单一走向多样化。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不少高校的思想政治实践教学的教学方式逐渐多样化，从校内的专题教育、讨论、辩论赛、案例教学等逐渐转向校外实践参观、社区服务、大学生志愿者活动等，进一步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实践教学。
然而应该看到的是，虽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发展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其存在的一些较为广泛的问题主要有：
4.高校及一线教师对思想政治实践教学的关注度和重视程度依然不够。不少高校虽然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对实践教学的课时安排以及教学等做出了详尽的安排，但是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中属于公共课，往往是不同的专业、班级的学生在一起上“大堂课”，实践教学的组织难度很大；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这一块仍然缺少严密的组织、管理等，种种因素导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最终流于形式。
5.实践教学缺乏严密的组织性，较为混乱。不少高校的思想政治实践教学依然缺乏较为严密的组织性，教师在进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一定的随意性，同时，在师资配备、教材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不少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实践教学的过程中甚至没有教材，学生在实践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被忽视，积极性不高，导致学生的课堂参与性不高，实践课堂收益的也只是少部分的学生，大部分的学生无形之中被排除出实践课堂，脱离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初衷。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探析
近年来，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已经出台了各种关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指导性的方针，来进一步加强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如国家在2004年、2011年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这些都为进一步加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因此，高校未来应该以这些意见为指导，进一步丰富和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需要指出的是，“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并不意味着一味创新新的实践教学模式，而是要一方面对原有的教学模式进行改进、修正，使之真正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在改进现有实践教学模式的基础上适当创新新的实践教学模式，在实际中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不可偏废其一。
1.进一步完善现有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针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使用的各个教学模式中所存在的问题，各个高校要结合自身实际找出实践过程中的问题采取有效对策来使之不断完善，真正发挥其作用。例如，当前不少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实践教学的过程中使用“社会集中实践模式”，即学校统一组织学生到校外进行实践活动，如参观历史博物馆、参观革命遗址等，这种形式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富有感染力，在学生中也极易受到欢迎，但是由于高校中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是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经常采取大班授课，组织管理的难度很大，所以这种模式经常使得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不高，思想政治的教育目的往往难以达到，因此，针对这种现状，高校应该积极采取适当措施，来有效解决这种模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可以采取将原来的大班统一参观按照专业进行细分，进行分散实践，来扩大这种教学模式的实践效应。
2.因地制宜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以往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所采取的如课堂实践教学模式、校园实践模式等教学模式虽然都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但是这些教学模式往往都采取大班授课的方式，即全班统一行动，学生的个性被忽视，而这也是这些实践教学模式所存在的问题的源头之一，因此，今后高校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进行创新时，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差异，照顾到大部分学生的兴趣、爱好等，因地制宜从学生实际、从高校实际出发进行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例如将那些爱好户外的学生组织起来参与社会实际参观；为那些性格较为孤僻的学生首先进行课堂实践模式的教学模式；对一些能力较强的学生干部则可以和当地社区等联系，让其作为志愿者到社区中去进行磨练；而对一些家庭较为贫困的大学生，则可以将他们的思想政治实践教学和一些勤工俭学的岗位结合起来等等，总之，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模式创新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学生群体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新模式，不断提高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