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1 17:40: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发展的最强大动力，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蛇年开局之际，云南省农村信用社好事连连、喜讯不断，各项业务实现了“开门红”。截至2月28日，全省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突破4000亿元大关，余额达到4066亿元，成为全省首家存款突破4000亿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创造了农信社改革发展的新辉煌。
云南农信社各项业务快速发展，得益于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厚爱，凝聚着广大干部员工奋力拼搏的心血和汗水，也是全省农信社深化改革、提升服务水平、加快发展的硕果。4000亿元存款，表明云南农信社资金实力明显增强，为更好地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从1952年11月，云南省首家农村信用社——宜良蓬莱农村信用合作社成立至今，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走过了60年风雨历程。2005年3月28日，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成立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服务“三农”的宗旨，践行“诚信服务、合作共赢”的服务理念，始终发扬信合人艰苦奋斗、敢为人先、勇于拼搏的精神，从较小较弱的“草根金融”发展成为云南银行业中机构网点分布最广、存贷款规模最大、支农服务功能最强的金融机构。
全省农信社始终坚持“立足‘三农’，服务城乡，支持中小企业，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市场定位，加大对“三农”、实体经济、民生工程和就业促就业的信贷投入，确保了云南省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建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移民安置、城镇化、产业扶持和省级重点工程及项目的信贷资金需求，为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截至2012年12月末，全省农信社各项存款余额3958.2亿元，比年初净增791.3亿元；各项贷款余额2315.1亿元，比年初净增368.6亿元，存贷款存量和增量稳居全省金融机构第一位；上缴税金29.17亿元，对云南经济发展贡献度持续加大。
全省农村信用社积极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充分发挥小额信贷的优势，推出了林权抵押贷款、抗旱应急水利建设贷款、“贷免扶补”创业小额贷款、农户建房小额贷款、企业经营性物业抵押贷款、小企业联保贷款等30多个新业务新产品，极大地满足了“三农”、中小微企业等客户的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同时，高度重视科技信息化建设，树立“科技领社”理念，举全省农信社之力，从人、财、物、政策等各方面加大科技投入，建设“金农网”工程，推动农信社金融服务实现电子化、多样化、现代化。建成综合业务系统，加入了人民银行现代化支付系统、银联系统和全国农信银资金清算系统，实现了跨省、跨行资金汇划即时到账。发行金碧卡，实现了“一卡在手、神州任你走”；开通96500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并加快推广ATM机具、POS机、自助警银亭、惠农支付服务点等自助服务渠道，让各类不同资源的客户随时随地得到现代化金融服务。截至2012年12月末，全省农信社银行卡发卡量达1360万张，中间业务品种达37个，自助银行近500个，自助设备近2900台，POS机达2万台，惠农支付服务点7256家。
多年来，全省农信社积极参与各类社会公益活动，开展扶贫济困送温暖，为贫困地区修路、建桥、助学、灾后重建等捐款达200多万元，较好地承担了社会责任，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2012年，省联社还捐助“爱心水窑”建设250万元，着力帮助改善边远山区人民群众饮水困难问题。因长期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农信社荣获云南金融博览会颁发的“最佳社会责任奖”。
（郑州大学 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中原城市群不仅是河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也是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原城市群以郑州为增长极，其他城市以环形将郑州紧紧围绕，形成“弱核牵引”“小马拉大车”的经济发展柱石.现阶段，中原城市群面临着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港两大基于，分析中原城市群城市竞争力，有利于抓住机遇提升中原城市群的竞争力，促进其良性发展.
关键词 ：中原城市群；城市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4-0151-03
1 中原城市群发展的优势要素
中原城市群包括郑州、开封、新乡、许昌、洛阳、平顶山、济源、漯河、焦作在内的九个城市.由于周边城市到郑州的通勤半径基本为1小时，又称1小时城市群.
1.1 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
河南是全国铁路网的中心，铁路通车里程居全国第一.郑州位于京广铁路、陇海铁路的交汇处，洛阳位于陇海铁路、焦柳铁路的交汇处，新乡、商丘、南阳等均是重要铁路干线的交汇点.2003年以来，河南积极推进高速公路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高速公路得到快速发展.河南还有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为依托.
1.2 丰富的资源优势
中原城市群拥有铝土、铁等金属矿产，蓝晶石、珍珠岩等非金属矿产，在中原城市群的西南部，拥有煤、石油、天然气三大优势能源，同时由于地层较为齐平，资源开发便利，节约了大量的开发成本，便利的交通条件又为矿产资源的运输提供了优势因素.
1.3 强大的教育基础
中原城市群集聚了河南省大部分高等院校，就2012年而言，中原城市群九个城市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占全省的77.7%，成人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占全省的77.1%，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数占全省的64.9%；技工类院校学生数占全省的80.7%，强大的教育基础为中原城市群的建设提供了大量的高素质优秀人才，中等类专业学校以及技工类学校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输送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以及技术人才.
1.4 经济发展的深厚积淀
中原城市群各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历年来在河南省都是位居前列的，依据2012年河南省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得出，中原城市群九个城市的GDP占全省的58.67%，其中第一产业GDP占全省的36.8%，第二产业GDP占全省的62.1%，第三产业GDP占全省的61.1%，河南省各城市GDP排名前五位的城市中，中原城市群占了4个，郑州更是以经济增长极的身份处在省内经济发展的前列.
1.5 前所未有的机遇
2011年3月17日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点推进中原经济区等区域的发展，2011年10月，中央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将中原经济区的建设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2012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包括建设郑州航空港在内的《中原经济区规划》，政策倾向为中原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2 中原城市群城市竞争力实证分析
2.1 指标的选取
虽然学者关于城市竞争力概念的定义存在差异，但是对城市竞争力的内涵却持一致的看法，由于城市竞争力的内涵十分丰富，包含了社会、经济、科技等方面，笔者结合城市竞争力的内涵，同时遵循科学性、可操性、可比性、层次性以及结合实际的原则,选择了经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开放、科技、教育、文化、环境六个方面具体34个指标来反映城市的竞争力，具体见表1.
3.2 主成分分析过程
主成分分析法就是将原来的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彼此无关，即信息互不重叠的新的综合指标，并根据一定原则和实际需要，从中抽取较少的几个综合指标来反映原来指标所携带的信息量.
3.2.1 数据标准化
根据《河南省统计年鉴》的原始数据，将原始数据录入spss19.0，通过分析、描述统计将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标准化数据.
3.2.2 主成分的提取以及特征值的计算
将标准化的数据进行降维、因子分析，得到初步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前四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2.3%，符合特征根选择>85%的要求，因此提取前四个主成分分析城市竞争力：
3.2.3 主成分得分矩阵
分别将4个主成分的主成分表达系数命名为Fi(i=1、2、3、4)，然后构建主成分得分模型为：
Z1=0.20*ZX1+0.11*ZX2+0.22*ZX3+……+0.20*ZX35
……
Z4=-0.03*ZX1-0.04*ZX2-0.05*ZX3+……-0.05*ZX35
其中Zi(i=1、2、3、4）表示每个主成分的得分，ZXi(i=1、2.....35)表示标准化后的数据.
通过主成分得分模型，计算得到主成分得分矩阵如表3所示：
3.2.4 城市综合竞争力得分
根据相关资料以及所提取的四个主成分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得到四个主成分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的相对重要性，从而建立有关于四个主成分之间的城市竞争力目标层判断矩阵，通过Mathpro软件计算得到各主成分的权重指标.根据层次分析法对判断矩阵的要求，对目标层的4个主成分进行一致性检验，判断矩阵以及一致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的一致性检验结果看出，CR=0.042<0.1，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构造城市竞争力综合得分的模型为：
Z=0.638*Z1+0.182*Z2+0.104*Z3+0.076*Z4
其中，Z表示城市竞争力的综合得分情况.
计算得出城市竞争力的综合得分以及排名情况如表5所示：
3.2.5 中原城市群城市分类
在表6中得到了中原城市群城市竞争力的综合得分以及排名情况，在对城市竞争力综合得分分析的同时，利用spss19.0对中原城市群的九个城市进行聚类分析，
根据其结果将中原城市群的9个城市分为竞争力强的城市、竞争力较强的城市、竞争力一般的城市和竞争力弱的城市，如表6所示：
3.3 结果分析评价
依据以上对中原城市群的城市竞争力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中原城市群各城市之间发展不均衡.中原城市群包含了以郑州为中心的九个城市，但是城市综合竞争力得分情况表明，九个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均衡且差距较大，郑州综合得分7.87，排名第一，洛阳排名1.49，排名第二，前两名之间的得分差距较大，由于郑州是省会城市，无论在经济基础、发展政策上都具有较大的优势，因此竞争力最强.洛阳与焦作、许昌与开封等位于临界点之间的城市综合得分差距也相对较大.这表明，在中原城市群城市之间发展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其次,中原城市群各城市内部发展不均衡.从反映各个主成分得分的表3来看，每个城市的四个主成分得分中（除郑州之外）得分都有正有负，这表明代表不同指标的主成分对每个城市的竞争力的相对重要性不同且重要性差别较大，正是由于城市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才造成了主成分得分的差异.例如开封在客运量和旅游收入载荷相对较高的主成分F3的得分相对高于其他三个主成分得分，这与开封是一个历史名城，旅游业相对比较发达是相一致的.
再次，经济基础对城市的竞争力影响较大.从表5的中原城市群城市竞争力排名来看，郑州遥遥领先居于首位，同时从表3的各个主成分得分情况分析，郑州城市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基础指标载荷相对较大的主成分F1.洛阳由于其拥有基础较好的重工以及机械工业，在城市综合竞争力中，主成分F1在洛阳城市竞争力中拥有最大的贡献率.在一般竞争力的城市中，由于其各有发展特色，但是经济基础相对不是特别雄厚，所以城市竞争力相对不强.在弱竞争力城市中，开封以及漯河，城市规模不大且经济基础较为单一，基础竞争力不强，因此城市竞争力相对较弱.
4 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对策
4.1 把落脚点始终放在促进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上
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实现一体化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中原城市群的良性发展给单个城市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目标和落脚点.中原城市群的九个城市，由于发展基础不同，再加之政策对于一些地区的倾向，导致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4.2 统筹兼顾，充分发挥中原城市群城市之间的示范、互动效应
郑州在中原城市群城市的发展中处于领头羊的位置，加强同其他城市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郑州的模范带头作用.其他各城市之间应加强联系，应积极学习其好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结合自身实际，合理应用到自己的发展当中去.
4.3 着力增强城市经济基础实力以及对外实力
分析表2、3、5，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经济基础实力指标和对外贸易指标在主成分1上占有较高的载荷.表3和表5表明，最终综合得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成分1的得分，因此经济基础实力和对外实力对于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是至关重要的.排名第1/2的郑州/洛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成分1.
参考文献：
〔1〕屈晶.基于因子分析的中原城市群城市竞争力研究[J].经济管理,2009,20(1):78-79.
从2004年开始，随着“民工荒”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我国劳动力可能短缺的趋势，一些机构和学者也纷纷提出中国“人口红利”可能枯竭的诸多预测。
2006年8月3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在青岛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上表示，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将面临剩余劳动力短缺的重大转折。
而2007年3月21日，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局局长伊曼纽尔・吉米内兹也表示，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将于2010年左右在中国消失。
支撑中国经济二十多年快速增长的最重要支柱已经开始倾斜，未来我们该如何应对？
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所谓人口红利，就是一国在生育高峰过后，渡过艰难的高少儿抚养比阶段之后，会出现一个高劳动力人口比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尚未为自己的衰迈做任何防御的青壮年劳动大军十分庞大，但却没有对少儿或者老人过重的赡养负担，他们可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所谓“人口红利”。有研究显示，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因素的贡献比率在1/3-1/2之间。
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和长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在近二十年内人口结构开始变化，劳动力人口比重增大，人口抚养负担较轻，在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提高并不明显的情况下，少儿抚养比（14岁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大幅度降低。这种人口结构为社会供给了充足的劳动力，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大量廉价、有纪律的年轻劳工投入社会，投入建设，使全社会工资长期保持低水平状态，全球制造业由此源源不断转移到中国；而随着大量年轻劳动力进入生育期、储蓄期，拉动了国内需求，同时制造出43%的高储蓄率。高储蓄率带动高投资，资金不断投入生产性支出，从而带动了GDP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业化从轻工业蔓延到电子业，近年更进入重化工业。在1980到2000年间，这种人口红利因素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6.8%，超过四分之一强。
在这样有力的人口红利的支撑下，中国实现了近二十年来飞速增长的奇迹。在中国制造业不断崛起的二十年中，实现了对整个行业的重新定义，世界制造业版图出现了再分割，全球消费者的消费模式也因此而改变，“中国价格”成为影响全球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可以说，欧洲用了100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同样的过程，在中国仅经过一代人便实现了。欧洲经过了100年的变迁，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同样的进程，在中国也仅经过一代人便完成了。就在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企业主还沉浸于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喜悦时，人口老化、劳动力资源短缺的阴影已开始悄然笼罩中国社会。
刘易斯拐点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表示，按照现有的人口发展变化曲线看，我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如下：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4.06亿；劳动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为9.23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预计在2015年前后进入零增长。同时，研究还发现，我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像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很高，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中国家1.1%的平均增长率，仅仅是0.4%。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届时，我国由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到2050年，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国老龄化社会的特征会越来越明显。
就算最为乐观的估计，十年之内，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中国将出现“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这种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稀缺的转变，人口学家称之为“刘易斯拐点”。事实上，“十一五”期间，中国会出现这个转折点。从总量看，2004年至2009年，是我国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平衡期，以后将持续下降。近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也将不再是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而是趋势性的、总量的，从劳动力市场变化也已经可以看出这一趋势。
而这一趋势，实际上也是中国原本扭曲的劳动力价格转变的信号。长期以来，由于就业队伍的庞大，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劳动市场，这些源源不断、廉价高效的民工，造就了中国制造业的辉煌，但是，这些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却只是马来西亚工人的1/4，是美国工人工资的1/40。而在这种国际劳动力价格不平衡之下，中国国内存在着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城乡居民的收入逐渐拉大。长期劳动力价格的扭曲、人力资本的漠视，使得中国的劳动力群体缺乏有效的消费能力和需求，在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及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支出乏力的现实语境下，内需迟迟不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一环，中国经济越来越依靠对外贸易和公共投资，内外经济失衡一步一步地加剧；与此同时，劳动力整体素质差和缺乏可持续发展最终又反过来弱化了人口红利的兑现。
这种种形势，都在向国人表示，靠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在中国已经走到了末尾，在人口红利即将终结的转折点，中国必须寻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未来经济增长靠什么
其实，“刘易斯拐点”的出现究竟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预见到这个转折的到来，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解好这个转折，还取决于我们在政策上如何应对这个转折，是建设和谐社会还是继续剥夺劳动者。
在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中，应当摈弃此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经济发展多快而工资都不会涨的典型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在“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供给不再无限的情况下，中国必须谋求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
未来30年，是确保低生育水平稳定、实现人口由缓慢增长到零增长再到负增长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机制和方法，形成稳定低生育水平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首先，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要素时，将引致资本报酬递减，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因此，我们必须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
第二，要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实际上，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已经得到充分利用，不再有挖掘的潜力。从城市来看，改善就业、再就业和创业的政策环境，加强对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保障和保护，可以在现有格局下增加劳动力供给。最低工资制度等政策手段的运用，应立足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而不应成为人为助长市场低工资水平的扭曲力量。
第三，要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性，促进劳动分配公平。国家应当通过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增强承包土地的流动性、深化普通教育和加强对外出劳动力的培训等一系列措施，扩大城市劳动力供给、抑制工资过快上涨，延缓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丧失的速度，为增长方式的转变赢得时间。同时，要改变城乡劳动力价格差距，逐步实现全国劳动力统一市场的形成。
第四，积极提高人口素质。中国的人口问题，质量问题比数量问题更严重。要尽快改变人口政策中重数量、轻质量的观念，把提高国民素质放在首位，国家竞争，说到底就是人的素质竞争。国家和企业的用人政策要放弃学历第一的观念，要能力第一，这样才能使雷打不动的应试教育逐渐改变。国家应该痛下决心，把1亿多农民工中的大部分转变为真正的产业工人。即出台一系列制度，规定农民工在一定条件下，例如接受多少时间的培训、掌握哪方面的技能等等，就可以转为城市户口，租住廉租房，让能在城市安家落户成为农民工提升自身素质的最强大动力。
产业结构趋于优化，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杭州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全市经济总量连续17年呈两位数增长，1997年突破千亿元，2003年达2092亿元，2006年达3440.99亿元，2007年更是突破4000亿元大关。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2001年、2005年分别突破3000美元、5000美元，2007年超过8000美元，按常住人均逼近7000美元。综合实力呈快速提升势头。
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看，杭州经济发展周期总体为7年，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周期有延长的趋势。第一周期(1975～1982年)：经过前三年的经济回升，1978年起全市经济出现高速增长，1982年进入相对低谷；第二周期(1982～1989年)：1983年经济开始回升，并于次年进入增长高峰期后开始逐步走低。第三周期(1989～1999年)：1989～1992年持续回升，1993～1995年持续增长。因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及洪涝灾害影响，于1999年达到了增长低点。第四周期(1999年至今)：经济回升并稳定增长，2002～2007年生产总值连续出现13％～15％增幅。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看，“八五”时期出现高增长，年均增速达23.4％；“九五”时期处于发展调整期，年均增长12％；“十五”时期出现稳步增长，平均增速达13.6％。“十一五”时期，已实现良好开局，2006～2007年GDP增速均超过14％。目前，受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走低影响，初步呈现增速放缓趋向。
从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呈现不断优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比重较为稳定，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1978年，全市三次产业比例为22.3:59.6:18.1，以1982年后农产品出现“卖难”为标志，杭州开始进入工业化阶段，1985年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17.6:57.6:24.8。以1989年小家电产品出现“卖难”为标志，杭州工业步入由轻转重阶段，1990年产业比例为16.3:50.7:33，1995年农业比重下降至9.3％；1996年能源、原材料出现“卖难”，工业开始由重化转向重加工升级和服务业加快发展阶段。2002年产业比重调整为6.3:50.7:43。2007年，杭州三次产业比重达4.1:50.2:45.7。纵观30年杭州经济发展过程，工业总量多次翻番，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8204.8亿元，增长19.4％，工业成为推动杭州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杭州服务业比重30年增加27.6个百分点，年均增加0.92个百分点，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经过30年的发展，在区域、城市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杭州的经济总量处于全国大中城市第8位、全国副省级城市第3位、省会城市第2位。杭州连续被世界银行评为中国城市总体投资环境最佳城市第1名，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第1名，被新华社《望东方周刊》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第1名，民生质量综合得分居全省首位，还荣获联合国“最佳人居奖”，被世界康乐组织评为“国际花园城市”，被世界休闲组织授予“东方休闲之都”称号。相继获得国家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治安最佳城市、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等多项荣誉称号。
发展方式持续转变，产业转型升级加快
从区域发展模式来看，世界各国(地区)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可分为资源驱动型、资本驱动型和知识驱动型三种。从世界生产过程的总体变化来看，西方工业化国家在经历了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阶段后，已进入技术智力密集型阶段，即知识经济时代。
改革开放30年来，杭州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
资源和劳动密集型阶段(1978～1992年)。激发了农业生产力的解放，至1992年，全市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仍在10％以上。各级党委、政府鼓励与扶持乡镇、村和农民个体积极从事各种形式的加工工业和家庭工业，至1991年底，全市乡镇个私工业企业为3.6万家，实现工业总产值19.64亿元，集体工业企业达1.06万家，实现工业总产值156.6亿元，占全部乡镇工业总产值的88.86％。在1998年前，杭州公有经济比重占76.9％，国家、集体投资及运营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基于区位资源配置的国有工业仍是经济发展主驱动力。这一阶段仍具有较强的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及产品的计划调节色彩，创业与投资仍处于初始阶段，产业具有明确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解放，以及工业化进程的起步，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是这一阶段发展的持续推动力。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初始阶段(1993～2003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加快。在这一阶段，以市场取向为标志的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包括商品流通体制、企业股份制、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经营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等，为加快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提供了重要条件。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杭州商品市场迅速发展，短短几年内，城区出现各类商品市场百余家，成为个私经济的市场聚集地。早在1992年，市委市政府就把要素市场发展纳入工作重点，相继成立了人才、科技、产权交易等要素市场，商品市场流通体系快速形成。1995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99.3亿元，比1990年增长204.9％，2000年比1995年增长71.9％。
从1996年起，杭州在乡镇加快“以明晰产权关系、实现投资主体重组”为内容的产权制度改革，大力推进乡镇集体企业改制，实现向民营、股份制变革的转变。到2000年，全市乡镇企业转制面已达96％，个私工业企业已达5.8万家，占乡镇工业企业的93.28％；实现工业总产值1098亿元，占全部乡镇工业企业的67.85％。同时，杭州在全国率先积极推进以产权制度和用工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有力地推进了国有资产优化和战略性重组。到2002年，市属工交、商贸、园林、旅游和农口系统279家国有企业基本完成改制；除授权企业集团和公用行业外，全市国有企业已基本改制为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
制企业，扭转了亏损局面，激发了企业活力，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奠定了工业兴市的体制基础。按照同一口径计算，改制后企业实现利税总额从2000年的15.9亿元提高到2004年的41.6亿元，年均增长27.2％。
随着政府一系列扶持措施以及改制的深入，企业更加注重技术引进、研发和改造，从而推动工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方向转型。2001年杭州形成了食品、化工、机械、轻纺、电子仪器、医药等主导产业。此外，内资投杭州的主要产业有：房地产、通讯电缆制造、医药等。到2003年，全市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6120家，实际吸收外资56亿美元，外商投资主要分布于机械、电子、化工、医药、食品、轻纺等产业。而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房地产业，在1999年和2000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中均居于首位。因此，这一阶段，杭州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特征十分明显。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萧山、余杭撤市设区，对杭州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优化产业布局创造了新的契机。
资本、技术、智力融合并驱阶段(2004年至今)。这一阶段，商贸等传统服务业得到提升，旅游、金融、电子信息、文化创意、现代物流、房地产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医药化工五大优势主导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量的59.6％。工业技改投入加快，2007年市级重点技改项目增长13.6％，工业投入增幅同比上升近15个百分点，资本及技术投入促进了传统优势产业的提升发展，推动了汽车整车等新型重化工业的加速布局，更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由点到面发展，当年新产品产值增长49，5％。与此同时，城区产业集聚和转移升级步伐加快，下沙开发区、高新区(滨江)、萧山开发区、临江工业园区、钱江开发区、余杭开发区加快发展，2007年主城区市属企业搬迁达12家，全市新建标准厂房319.9D-平方米，盘活存量土地505万平方米。
同时，这一阶段也是服务经济、知识经济加速发展期。2007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6.1％，占GDP的比重提高了0.6个百分点。总部经济、楼宇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信息软件、数字电视、动漫游戏、艺术交易、商务会展、女装设计等行业优势突出。金融业发展迅速，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在长三角城市中仅次于上海。新增上市公司10家，阿里巴巴成为国内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新一轮旅游国际化积极推进，开展三评西湖十景活动，接待国内外游客分别突破4000万和200万人次，分别增长11.7％和14.6％。
值得注意的是，以知识分子创业、文化人创业为主要特征的和谐创业模式，成为引领杭州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以高等教育为例，在杭高校及学生人数由1999年的18所、8.91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36所、37.36万人。目前全市人才总量已经达到80多万，在长三角各大城市中位居第3位，并以每年11％以上的速度增长；每万人口中人才资源数已达到1200人以上，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高级人才指数，在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中，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7位。多年来，杭州不断推进与浙江大学、中国美院等名校大院和国家级科研院所的战略合作，注重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以企业为主体，加强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开发，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杭州科技综合实力和进步水平总量连续10年保持全省首位。2007年，文化创意产值跃居服务业产业之首，实现增加值490.23亿元，增长19.7％，占GDP比重达11.95％，国际服务外包和软件业营业收入达280亿元，软件出口与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总额4亿美元。服务外包、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科技研发等知识型、服务型产业快速兴起，增强了杭州经济集聚辐射功能，加速了杭州经济发展方式向技术智力密集型转变。
体制机制改革走向深入，经济活力持续增强
在顺利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1999年以来，杭州其他领域的改革也不断深化，并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改革的重点逐步由经济转向与社会、生态、文化并重：二是政府职能从促发展转变为与造环境、保民生并重，通过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利益平衡机制，推进综合配套改革，不断强化公共服务。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注重发展战略的前瞻性与全面性。从2004年起，市委、市政府实施“五大战略”，破解“七大问题”，引领“和谐创业”，促进社会和谐。2007年，市第十次党代会提出了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的总目标，将战略目标由经济增长转变为与以民为本并重，促进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环境五大品质的同步提升。
注重区域联动发展和城市集聚辐射功能提升。以长三角率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契机，市委市政府提出大力推进杭州国际旅游休闲中心、全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心，长三角创新创业中心、综合交通物流中心、先进制造业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和全省科教文化中心建设。从而开始由城市单一发展向区域联动发展的转变。
注重民外合璧，增强经济活力。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扶持力度，积极创造公平竞争的体制环境，坚持“非禁即入”，大力消除市场准入的制度障碍。经过多年努力，杭州实现了由省内“国有经济第一大市”向“民营经济第一大市”的历史性跨越，民营企业进入全国民企500强数量连续五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杭州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建立了贸易关系。“十五”期末实际利用外资比“九五”时期增长1.4倍，利用外资结构不断优化，外资进入领域逐步从制造业向第三产业延伸，着力构建公平、公正的多元竞争的市场格局。
注重持续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并强化公共服务。1999年，杭州市在全国率先开通了“12345市长公开电话”；2000年，又在全国率先推行市直机关满意不满意单位评选活动，同年10月成立了市投资项目集中办理中心，实行一站式服务。2002年7月，开通了96666效能投诉公开电话，接受社会各界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态度和办事效率等不良作风的投诉。在此基础上，2005年起，组建了市行政服务中心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推进区、县(市)和乡镇招投标统一平台建设。还推进了国有资产管理改革，调整并组建了工业、商业、城建、交通、旅游和教卫文体等领域的国资营运机构。此外，还积极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申报工作。深入推进乡镇综合改革、行业协会和事业单位改革。基本完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从试点向面上推进，文化创意产业方兴
未艾。经世界银行评定，2006年度杭州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平均时间最短(仅8.1天)。公平为本、公开为重、效能为先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格局在杭州加快形成。
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加快杭州产业转型升级
2007年，杭州常住人口人均GDP接近7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设定的标准，已进入中上等发展水平。从国际经验看，预示着经济发展开始向后工业化、知识经济阶段过渡。这一阶段，知识、创意、技术和信息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快，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比重不断提高(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约为80％，生产业占服务业比重为60％～70％左右)，并逐渐成为主导产业。而生产业、信息、创意产业的发展，以及环境、人才的竞争，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重点。因此，杭州要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实现突破。
加快发展生产业。生产业是知识型、科技型、资本型密集领域，是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主导方向，是新型城市业态发展的沃土、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点。生产业需要人才、资本、技术、创新体系的支撑，因此，应重点推进创新、实用、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推进以创业创新扶持、风险投资、直接融资为重点的资本市场的培育，推进政产学研合作等创新体系的形成；另一方面，应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省会经济、总部经济、楼宇经济、研发经济以及现代物流、金融、空港经济、旅游综合体等新型城市经济业态。
加快推进信息和创意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息产业和创意产业是生产和生活的催化剂，是受众范围大、资源能耗低、融创造与消费于一体的产业，也可以称之为“以人为本”的产业。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网络经济热潮，使科技设施、技术手段、传播方式等工具问题得到了革命性破解，加之信息产业对传统产业具有强大的改造提升功能，因此日渐成为发达国家的核心产业之一。后因产业内容的虚化而一度衰退。1997年起，创意产业从英国兴起，并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经济学家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一书中指出，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并以5％的速度递增。而美英两国的增速分别达14％和12％。这一产业以“人脑+电脑”方式，致力于产业、文化、消费的创造，属于典型的内容产业，从而赋予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以丰富的内涵和发展空间。创意经济多以个人或少数人为核心，可以迅速将独特创意转化为具有知识产权的成果、设计或产品，在具体领域形成鲜明特色和市场竞争力；可以提高城市比较优势的质量，扩大城市无形资产价值，加快吸引人才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英国议会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人民的想象力是国家的最大资源。想象力孕育着发明、经济效益、科学发现、科技改良、优越的管理、就业机会、社会交流和更安稳的社会。”总之，作为创业创新的高度结合体的信息和创意产业，杭州应给予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全力加以推进，以此作为引领未来发展的两大支柱产业，为实现向杭州创造和杭州服务的转变提供强大动力。
一、有关“反欧洲中心主义”及其对明清历史重估的理解
欧美人看历史中国的好与坏，撇开因人而异、从来就非铁板一块的复杂因素外，从主流意识上说，它是因时而变，重心多次发生变化。无论是在中世纪晚期、启蒙时代或者“工业革命”时代，时高时低的评价，多般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境遇，“以我为主”，为其所用。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评价的取向与重点发生重大转移，才有了今天所说的“欧洲中心主义”居主流的中国观。19世纪60年代后，中日两国学界对此的反应颇为不同。似乎日本学界也有“以我为主”的意识，在“明治维新”成功后，对“欧洲中心主义”有所抗争，有“东洋史”等等话题的提出。
同样，20世纪后半期开始发生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转而对明清历史有诸多好评，中国学者也首先应当设法寻求理解。这里，除了西方社会内在的思想分化或思想变迁以外，2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极大地帮助了一些“反欧洲中心主义”者树立信心。因此，由他们引起的众多“问题意识”，除了历史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联外，也还包含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现实世界的关联。对后一点，有些史家注意不够。
“反欧洲中心主义”史学的代表性的人物、多卷本《现代世界体系》的作者华勒斯坦，在《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一书里，通过其写作的长文，发出了对现实的强烈反诘：“西方是否真的兴起过？或者说西方事实上是衰退的？它是否曾是一个奇迹，或者是一个沉重的病症？它是一项成就，或者是严重的失误？是理性的，或者是非理性的实现？是不寻常的突破，或者是不寻常的崩溃？我们是否需要了解其他文明以及其它历史系统何以会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加以限制？而这是预先设定好的状态，或者纯粹是意料之外的？（注：卜正民、Blue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第二章“西方、资本主义与现代世界体系”（华勒斯坦），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最后一句，特别提醒：对于抑制资本主义出现的文明系统（华氏显然首先是指中国），要另眼相看。这里，华勒斯坦要表达的是有没有可能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另一条历史通道。至今为止，国内赞同“反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历史重新评价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一思想背后的思想倾向，似是不应有的疏忽。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对这种史学思潮可能产生的现实导向，有没有清醒的认识，以及如何明智地应对。
我们对“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应对，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研讨。
第一，基于事实的层面：“反欧洲中心主义”有强烈的重新解读历史的冲动，因此他们在重新解读甚至想颠覆欧洲史旧体系的时候，特别注意吸收近年欧洲史研究对其有用的新成果。同样，他们也对中国历史的光明面、积极的成果非常敏感，很想把被“欧洲中心主义”遮蔽了的东西，展示于阳光之下。这两者对我们都有历史认识方面纠偏补全的冲击作用。由此启发，若要全面地进行明清史再认识，则需要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双向互动，难度将大大增加。
由于“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提醒，我们确实有必要重新反思，力求更全面地看待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但是，应该引起警惕的是，不能以一偏纠一偏。对“反欧洲中心主义”背景下出现的许多新的历史判断，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事实层面上需要独立地省视，应该有自己的主见，注重实证，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在实证方面，我们应该拥有西人难以替代的本土优势。这种新的西潮，应该成为激励我们更细致全面考察国史的强大动力，而决不是跟风而进，单纯变成另一声音的消极代言人。
第二，基于价值认同的层面：无论叫“资本主义”还是叫“现代性”，都不是完美的，它本身已经带来的社会病症，或者可能有的未来隐患，“反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棒喝，并非全然是危言耸听。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惊叹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断然丢弃长期学术积淀形成的历史比较“规则”，我们对历史发展的把握，会不会变得无所适从？至于更宏观的道德诉求，诸如物质与精神、效率与公平等等的不和谐，恐怕是一个永恒性的难题。在史学上过度的执著，会不会再度激活出新的“乌托邦”倾向？例如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后来有些国家找到了较好的内部解决办法，但它往往又是以把贫困包袱甩给别的国家为代价，转换成国际性的困局，从人类历史全局来看，仍然是一个大难题。因此，当我们进入历史评估时，往往需要有历史主义与价值观的平衡，而非执著一端。
历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需要冷峻地“秉笔直书”，需要有一种超乎情感之上的，实证地描述历史变迁的职业意识——不论中西，任何历史都是连续的，是连续中的发展。历史轨迹的明晰，是每个国家发展自己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学独立的认识价值，就在于它是为“现在”而提供“过去”的情景，过分注重对“未来”的设计，会使历史学走向“过度诠释”的歧途。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价值观的分歧，必然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史家对历史描述特别是评估的主观取向，这是史学上的一个吊诡。学术上如何处理，也需要史学界进一步研讨。
二、关于明清历史再认识视角的变化
1840年开始，中国一再受挫于列强的“船坚炮利”，原有“天朝优越”的自信力终于遭遇到了严重的动摇。史学家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法则中，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有难以自存以至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样的情景下，回溯明清历史，关注对政治史的批判，认定明清已经走到“前现代”的尽头，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占据着主流的地位。现在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恰恰是针对着这种史学倾向而来的挑战。
当前，我们对明清史进行再认识，自然就会产生许多新的检讨角度。择其要者，大致有两方面的观点值得注意：
首先，对“革命”做法的检讨，觉得它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缺乏同情地理解的态度——一个国家，不要说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大国，它的存在，总有一种“历史精神”在支持；它曾经采取的治国方略，总有它存在的一定“合理性”，也包括当时不得不如此做的原因。否则，它的存在，就成为不可理解的怪物，而想要前进，要摆脱困局，也不容易找准入手的路向。推倒一切重来的“革命”不是好办法，后遗症严重。受此苦痛，史家意识到有必要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更全面、更深入、更细致地鉴别分析明清历史的实际运作状态，特别是挖掘这些运作的“历史土壤”有否改良的可能，而非脱胎换骨，“只争朝夕”。这种时候，久被压抑的历史连续性问题，与过去总期望历史突变不同，成为了考察历史不可或缺的另一视点。
这里，思考的难点，是如何把“合理性”变成动态的概念，由此回答连续性与社会变革的契合关系在哪里？否则，“长期停滞论”很难以从根本上被驱赶出去。易言之，当变革实际上还没有获得根本性的突破之前，“长期停滞”的提示，在思考中国长时段历史上，会不会仍然有其认识论上的价值？
其次，与前述相联系，历史考察的视域必然地要有所扩展。近20年来，这方面的进步还是比较快的。原来史学的重心始终是政治史和人物史，现在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等，都逐渐在深入展开。站在历史前台的是事件和人物，但事件与人物背后，或者说海平面以下的，是所有人与人相处关系的社会规则，以及由规则“丛林”构成的结构性历史。因此在研讨“前现代”或向现代过渡的时候，经济史与社会史的作用必然要被突出起来。总体上说，在中国，目前专史、断代研究的力量较强，成果多，而跨朝代的、连贯的研究难度高，一时还跟不上来。但少了这种延续性的通贯研究，就很难准确定位断代史，更难把握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以及它连续而非断裂式发展产生的路向。
在“现代化进程”的讨论中，曾经有一种意见很受大家重视，那就是“整体的、全面的、协调的同步发展”。其实有哪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转型”过程（请注意，这里说的是过程，而非最终结果）真正全面协调得那么顺利？西方专家提出的静态“现代化理论”不仅太理想，而且也与各国历史实景不是很吻合。在各国现代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大凡经济推进的欲求最强，共通性也最大；其次是政治，政治与经济的匹配，恐怕有许多绕不过去的相关性，但其间不仅滞后是经常有的，而且也表现出某种为许多理论家不可思议的妥协性与灵活性，两者的匹配有本土的特点；意识形态的通约程度就更要低一些，民族文化的特色往往会表现得最为强烈。因此，同是走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因子的匹配，具体的对应组合方式，实际是相当机灵和多样的，是随机性的，也可以说是创造性的。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这样说：现代化没有标准模式。只有在各种模式的整体效果上，是可以比较甚至评判的。但即使效果最佳，其他国家也往往很难“克隆”，往往也是“一次性”的。因此，放到“前现代”中国历史的考察中，学界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前现代”社会中，有没有应该被发掘出来的“现代化资源”？假若有，是哪些？但从实际历史运行来观察，又会纠缠于前述三者互动节奏的“合理性”在哪里？实际上却缺乏明晰的判别依据。因为讨论到突破的环节，什么时候以什么最佳，史家多般无从主观下断。在这里，我们只能隐约地感到，历史从来很难服从理论，而理论却必须依据历史来修正。这样，问题又回到需要对中国历史进程进行全盘性的总体思考上来。
三、关于明清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
如果回到长达五六百年明清经济史叙事的角度，确有相当多的史料能够证明，中国的经济主体——无论是工商业者还是农民、手工业者——不缺乏经济理论的考量，也没有停止过它自身的经济上升运动，所谓“长期停滞”是一种受“欧洲中心主义”影响的偏见。但即使是“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家，也都认为19世纪之后，中西历史发生了“大分流”，中国沦入了真正的“停滞”。对于后一说法，我们似乎把它忽略了，未能认真地予以正面回应（注：参见王家范：《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第4期。）。
笔者以为，由于各断代经济史微观研究深入的结果，事实上已经把“长期停滞论”撕成了碎片，伤痕累累。由宋入元，由元入明，由明入清，由前清至晚清，乃至晚清至民国，经济都不曾有过真正的停滞。微观或断代研究不足的地方，就是各代说各代的，不能顾此及彼，把连续发展在时段上系统化，用以论证中国经济发展整体状态的趋向，揭示它的发展以及不发展两面。但是，明清经济史的考察，即使发掘的光明面再多，也无法绕过一个巨大的障碍：如何通解过去说的“中国近代的落后”？这是与西方国家、与日本比，要否认也很难。那么这种“落后”与“前现代”的历史有没有关联？可以把这种原因仍然单纯地归咎于“列强侵略”（“反欧洲中心主义”就有类似暗示性的倾向）吗？恐怕很少有人会这样认为。
对明清经济发展状态的估量，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主要谈两个问题：
其一，在历史上，讨论经济发展的水准，最容易成为观察“社会进步”与历史分期标志的是工具、能源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开发、物质增长的速率。它们都是非常醒目的标志，判别上最不容易出现歧见。“前现代”与现代，在这方面的分水岭便是以煤为能源的蒸汽机的使用（所谓“煤铁联合”）。中国“前现代”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人力资源与手工机械。为什么它向现代“煤铁联合”的机械化生产转变反应慢而效率低？这是很需要费心回答的大关节。
与此相关联，笔者以为许多学者对“人口”的正面效应估计不足，不顾国情的不同，片面执著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口多，当然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相冲的危机；但人口多，强大的生存欲求，也能促发各种经济开发的努力，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发展总量的增长。因此，直到清亡为止，从“前现代”经济的特性上衡量，中国是不是到达了“人口危机”的临界点，变成了消极的因素，还是相反，劳动力丰厚与密集恰恰是宋以来经济能长期连续发展的基础？这需要讨论。当然更关键的，被西方视为现代经济转变标志的那种技术进步，为什么不能发生在中国，以及即使后来学到的、使用了，发展得也很慢，比日本都差得太多（我曾经比较了19—20世纪中日棉纺织业的不同发展态势（注：参见王家范：《发展与忧患：明清史再认识》，《解放日报》，2004年8月8日“思想者”专版。））？这就启示我们需要从经济总量以外的角度思考问题，需要关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的其他要素。
其二，不管“反欧洲中心主义”如何颠覆传统的中西比较，也不可能取消中西历史比较作为方法论存在的意义。他们中有些人一直认为，那种把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的分析，意义不大。例如在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欧洲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很强，国家对工商的掠夺也很突出。甚至也可以这样发问：发展经济的效率，能说集权制国家一定比分权制国家差吗？但，这些能否构成把政治制度与经济变革截然分开的充足理由？显然站不住脚。
把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考察时，两者互相作用的联接点在哪里？国家财政政策的考察是个突破口。说具体些，财政政策，会影响到经济资源的支配与使用状态，国民生产总量的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以及它造成的最终利益格局，特别是政治主体与经济主体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些都会反过来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编者按：
美国是世界上创新水平最高、成果最多、转化应用能力最强的国家。目前，美国正在加速全数字化转型，加快培育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持续更新创新发展新模式，培植独特创新生态系统，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商业创新、融资创新、人才激励等方面，都有可资借鉴的做法。
日前，国务院研究室工交贸易研究司副司长张泰先生参加了国家发改委组织的第八期政府工作人员创新领导力研讨班，在美国创新要素最为密集的圣何塞、波士顿等地参加培训，深入思科等著名高技术公司调研，集中了解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了报告。从本期起，该报告将分上、下两篇，连续在《中国经济周刊》刊发。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以数据为生产要素的新经济模式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和竞争优势，全数字化成为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支撑；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信息经济快速兴起，形成经济新增长点和发展新模式。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引领着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分享经济等新技术、新模式发展，始终处于创新的前沿。其主要原因是，美国把人才、教育、资本、技术、理念、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与联邦政府以及州等地方政府的扶持与引导，有效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良性运转的创新生态系统，为创新活动以至技术和产业变革持续提供强大动力。
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高度关注创新商业价值实现。创新本质上是以企业为主体、以技术为基础、以盈利为目的的活动，创新特别是重大关键创新能够在什么方向突破、创新成果能否顺利转化为新产品、创新产品能否取得商业成功等，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是政府难以有效控制和引导的。美国特别是以硅谷为代表的高技术活跃区域，企业始终是创新活动实施的主体，主导着从科技创新到商业创新和产业化的全过程。美国的高技术企业与高校联系紧密，高校的原始基础创新，经过企业进一步的商业创新（包括颠覆式创新和改良式创新等），研发出新产品新服务，培育出新产业新业态，有效促进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实现了科技与经济、创新与商业的紧密结合，确保创新活动在每一个环节都创造新价值，形成良性循环，可以持续开展。
第二，拥有完善的创新资本体系。健全的创新资本体系，是确保美国创新生态系统活力和效率的核心要素。
一是构成多元。美国创新资本体系构成多样，各具功能和优势。例如，硅谷信息产业的腾飞以及世界级IT企业的不断涌现，主要得益于以市场为主导的风险投资体系；波士顿的生物医疗等新产业的蓬勃发展，则主要依赖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组成的创新资本体系。
二是民间资本“唱主角”。美国民间资本实力雄厚，在科技研发资助、初创企业培育等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提供丰富多样的投资品种，可以有效满足投资者和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资金需求，实现资本与创新的有机融合。
三是形成完整链条。在美国创新生态系统中，公共和私营研究机构、企业、风投资本、专业配套服务，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紧密合作，形成一条独特的价值链。高校、研究机构和创新型企业是创新活动的“发球手”，风投资本则是“接球手”。美国2015年风险投资的金额达到600亿美元，其中47%投向硅谷。特斯拉、脸谱、谷歌等著名企业，在发展初期都得到了风险投资家的青睐，经过多轮融资发展成为国际大公司。风险基金、投资基金的介入，大大推动了创新技术转移和技术成果转化。
四是投资方深度介入。投资方积极参与从科技创新到商业化和产业化的全过程，这既可以促使创新活动尽快出成果，创业企业能够快速成长，也能够显著缩短创业投资回收周期。思科、特斯拉等大型企业不断收购发展前景良好的初创企业，或通过投资新的企业开展专项技术或者产品研发和攻关，一方面增加了尖端技术来源，另一方面扩大了管理和技术人才来源。
第三，实施灵活高效的激励措施。目前，高端人才已经成为国际创新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力量。硅谷创新发展领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吸引和集中了全球顶尖创新人才，这主要得益于其有效的人才激励政策，包括收入高、发展空间广、成长机会多、创新氛围好等。我们在硅谷看到，支撑科研人员和工程师夜以继日工作的基本推动力，仍然是获取更高经济收入，优秀人才除高工资外，还可以通过技术入股、股权奖励等获得持续收入。
此外，硅谷还建立了鼓励创新人才合理流动机制，既支持创新人才在不同企业间流动，也鼓励员工离开企业自主创业。创新人才合理流动，既提升了人才自身价值，也实现了人尽其才，有效配置人才资源。硅谷拥有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硅谷的公司对新员工、新理念、新机遇都持开放态度，企业普遍认为，大多数企业家第一次创业往往会遭遇到失败，并将失败经验作为风险投资评估的积极影响因素。硅谷形成了开放人才理念，面向全球广聚英才，据思科公司估计，硅谷创新人才近80%来自其他国家，其中印度占40%以上，占比最高，并正在带动印度本土IT产业发展。
完善的法律法规直接为美国创新活动保驾护航。例如，美国注重平台经济的法律保障，赋予了其法定优先豁免权，如《美国法典》明确规定“网站对第三方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第47编第230条），这为美国平台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成为其平台经济领先全球的关键因素。目前美国平台经济迅速扩张，已经涌现出若干如搜索领域的谷歌、社交领域的脸谱和推特、电子商务的亚马逊等世界级的平台企业，几乎控制了全球绝大部分相关领域的市场，拥有难以撼动的经济和技术地位，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第四，不断更新创新发展模式。近年来，美国的创新发展模式呈现多元化、多样性趋势，涌现出大企业孵化、创新中心培育等多种新模式，进一步促进了创新成果的转化。
思科公司根据企业发展特点以及技术发展趋势，及时制定了全数字化转型战略，推出了大企业孵化的创新模式，建立企业内部创业机制，支持员工成立类似附属公司的小型自主创业团队，思科公司以投资者的身份帮助附属公司发展，如果创业团队失败，思科公司只损失有限的投资资金和资源；如果创业成功，思科公司有收购附属公司及其技术的优先权，使它成为内部的研发团队。这一机制激励了思科员工的创造力和积极性，进一步提升了技术研发能力。近几年来，思科公司员工外出创业的成功率达到70%以上，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剑桥创新中心位于麻省理工学院校园附近的一个创业园，是校友租赁学院房产建立的创业基地。剑桥创新中心汇集了800多家公司，每年吸引风险投资2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英国的风险投资。剑桥创新中心内部创业者包括个人、初创公司、大型企业和跨国企业，也有创业工坊，还包括创司和国外领事馆等。剑桥创新中心的做法，一是形成了大科学大技术时代个体创新创业者协同创新的机制，有效促进了个体创新、协同创新。二是深化了大学引领产业发展的新途径，加深了科研成果和产业应用的结合。三是建立了高投入创新与低成本社会应用的新模式，有效促进了创新成果转化。
【关键词】 生态旅游;鄱阳湖;SWOT分析
一、引言
生态旅游是针对旅游业对环境的影响而产生和倡导的一种全新的旅游业。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The Ecotourism Society)把生态旅游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笔者用SWOT分析法对九江发展鄱阳湖生态旅游的经营环境进行了分析。
二、九江发展鄱阳湖生态旅游SWOT分析
(一)内部优势(Strengths)
1.区位条件优越,交通便捷
九江“途通五岭、势拒三江”之誉,具有“七省通衢”的战略地位。由于得舟楫之便,加上物产丰富,九江自古就是通都大邑,是人员流和物流中心城市,是长江中游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曾是中国的“四大米市”、“三大茶市”之一。长江是中国最大、最长的东西向水上大通道,京九铁路是我国最长、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南北向陆上运输大通道,两条大动脉在九江市区交汇,九江成为承东启西、引南接北的金十字交汇点。现代水陆空交通网络四通八达,九江港是长江流域十大港口之一,年客、货运量分居长江各港口第二位和第四位。铁路有京(北京)九、武(武汉)九、合(合肥)九、铜(铜陵)九四条铁路相交。公路有福银高速昌九段、杭瑞高速九景段、赣福高速、沪瑞高速以及105、316国道穿境而过。九江机场已经开通到国内主要城市的航班。优越的交通区位决定了九江的可进入性强。
2.生态旅游资源富集,旅游业发达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是国际六大重要湿地之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候鸟自然保护区是世界A级自然保护区,同时被誉为中国最大的“大陆之肾”,是我国十大生态功能保护区之一,是中国唯一的世界生命湖泊网成员,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划定的全球重要生态区之一。鄱阳湖犹如一只巨大的宝葫芦,系结在万里长江的玉带上。世界文化景观、世界地质公园――庐山,中国第一大河――长江,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齐聚九江,构成了中国罕见、世界闻名的山江湖旅游奇观。
九江市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魅力城市,2005 年,所辖的庐山风景区被评为“联合国优秀生态旅游景区”。近几年来,九江市的旅游总收入一直位列全省首位,2007年,入境旅游收入为5566万美元,国内旅游收入84.35亿元,占同期全省旅游收入的比重分别达到28.5%和18.8%,甚至远高于同期省会城市南昌的2555万美元和64.78亿元。从全省看,九江市旅游业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这为进一步发展鄱阳湖生态旅游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客源基础好,市场容量大
九江旅游业的主要客源地集中于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并呈现出持续快速发展态势,这两个地区日渐成为全国综合经济实力最强、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由于上述地区人口众多,生活富裕,出游意愿高,消费能力强,这为九江发展鄱阳湖生态旅游提供了持续稳定的客源市场。
(二)内部劣势(Weaknesses)
1.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部分地区旅游接待能力不足
九江属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例如2007年,九江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1272元,远低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13786元。据统计,九江市域内环鄱阳湖地区共有旅游景区景点近30处,其中滨湖地区初步形成旅游接待能力的景区景点只有10余处;星级旅游饭店18家,其中四星级5家,另有星级农家饭店3家;旅行社11家。这与庞大的游客数量相比,仍凸显不足。
2.旅游产品单一,形象不突出
没有充分发挥生态旅游资源的功能和效应,仅仅停留在普通的大众化观光旅游方面,没有明确的生态主题形象,没有设计高品位、高档次的生态旅游主体产品,也没有对旅游资源和景区景点进行组合, 形成系列配套旅游产品。
3.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偏低,专业人才匮乏
与旅游业迅速发展的现实相比,旅游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主要表现为:在旅游活动过程中,一方面难以针对游客提供优质的个性化的精神服务,使游客得到高品位的享受;另一方面缺乏相应的生态知识,难以正确的引导旅游者,控制游客对生态环境破坏。虽然九江从事旅游业的人并不少,但大多对生态旅游缺乏科学的、长远的认识,没有接受系统的教育和培训,专门从事生态旅游的人才少。
(三)外部机会(Opportunities)
1.良好的发展前景
生态旅游重视旅游地的环境、质量和生态,以保护旅游地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为前提,力求为当地居民谋取福祉,改善其生活环境,提高其生活质量。近年来,我国生态旅游快速发展,业已成为一种增进环保、崇尚绿色、倡导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旅游产品类型。2009年国家旅游局将全国主题旅游年确定为“中国生态旅游年”,主题口号为“走进绿色旅游、感受生态文明”。九江发展鄱阳湖生态旅游作为一种负责任的旅游开发模式,它体现了一种全新而健康的消费理念和自然伦理观,既满足了人类回归自然的愿望和需求同时也顺应了国家旅游发展战略,相比较其它旅游方式而言,生态旅游更具有优势和发展潜力。
2.江西省获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
2009年12月16日,从北京传来让4400万江西人民欢欣鼓舞的特大喜讯――国务院12月12日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标志着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九江市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主战场,共有12个县(市、区)被纳入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重点规划范围,占所有规划县、市数量的近三分之一;九江470万人口中有近400万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发展生态旅游作为该规划的18个专项规划之一成为省政府重点发展战略。这为九江发展鄱阳湖生态旅游提供了坚实的战略支持和强大的发展动力。
(四)外部威胁(Threats)
1.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大
旅游开发将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在没有周密的调查、系统的分析、科学的规划和严格的执行情况下的旅游活动,大量的游客进入,尤其是游客流量超过了旅游环境容量时,将对旅游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九江生态旅游主要是沿鄱阳湖开展,鄱阳湖是是江西人民的“母亲湖”,也是周边城市的饮用水源地,江西主要的五条河流,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均汇入鄱阳湖并最终流入长江,保护好鄱阳湖的水质不仅仅关系到江西4400万人民饮用水的安全,也事关整个长江下游的水质安全,所以九江对鄱阳湖生态旅游的开发建设首先要注重的是对鄱阳湖水质的保护。
2.周边城市的激烈竞争,可替代性不容忽视
上世纪90年代“生态旅游热潮”兴起,生态旅游在全国各地都受到重视,江西邻近省市更是如此。环顾省内,随着《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除九江所辖的12个县(市、区)外,涵盖在规划范围内的南昌、景德镇等26个县(市、区)都在积极谋划生态旅游的开发,同时,由于周边省市的生态旅游资源同九江的生态旅游资源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受近邻生态旅游地替代性竞争的威胁非常大。
3.生态旅游开发在我国处于初始阶段
目前,在我国开展生态旅游没有明确的技术标准,特别是生态旅游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指标,对生态环境的评估,旅游项目和设施建设的环境评价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及技术指标等都是空白。
三、九江发展鄱阳湖生态旅游SWOT分析结论
九江发展鄱阳湖生态旅游虽然存在着部分地区旅游接待能力不足、旅游产品单一、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和专业人才缺乏的劣势也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大、周边城市竞争激烈等威胁,其生态资源和交通区位等方面的优势是明显的,同时诸多的发展机遇特别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实施也为九江开发鄱阳湖生态旅游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笔者认为九江发展鄱阳湖生态旅游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江西省统计局.江西统计年鉴(2008)[M].南昌:统计出版社, 2008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关键词：国有企业 财务分析体系 构建 完善
一、引言
财务分析是指运用财务报表数据对企业过去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一种评价，通过这种评价，为企业决策、计划提供一定的依据。建立科学完善的财务分析体系是企业评价财务状况、衡量经营业绩的内在要求，是改进管理工作、实现企业目标的基础工作，是企业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步骤。没有一个科学、完善的财务分析体系，就不可能发挥财务分析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作用。因此，建立和完善企业财务分析体系是当前我国财务管理改革中的首要任务。
国有企业是主导我国经济的重要组织形式，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通过对国有企业财务分析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对国有企业实施有效的财务控制模式，能有效提高国有企业财务治理的效率，同时也是推进我国国有企业发展和壮大的必由之路。
二、国有企业财务分析体系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经济给我国国有企业财务分析工作的改进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财务分析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目前综合性最强并且运用最广泛的财务分析体系为杜邦分析体系，传统的杜邦分析体系的核心指标为权益净利率，并通过对该指标的逐层分解，形成多项财务指标的乘积，从而实现对企业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及相互之间关系的全面评价。但是由于传统杜邦分析体系存在种种局限性，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杜邦分析不断得到改进，最后得出改进后的杜邦财务分析体系。改进的杜邦分析体系能克服传统杜邦分析体系的缺陷，但总的来说，目前的财务分析体系还存在很多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分析指标体系的局限性
目前，国有企业的财务指标体系缺乏统一的标准，大都只采用一些片面的、行业性很强的分析指标，给外部信息使用者以及国家的统一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目前国有企业财务分析指标体系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只包括企业财务方面的信息，而忽视了对非财务信息的利用
现行的财务分析主要是利用财务数据和资料，通过对企业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等内容构成的指标体系进行分析，从而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然而，财务指标反映的是企业过去的经营业绩，衡量工业时代的企业尚能满足要求，但是目前是信息时代，供应商、顾客、技术创新等因素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越来越大，现行分析体系无法分析这些因素对企业的影响，不能对企业进行全面分析，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2、忽视了对企业人力资本、无形资产等信息的利用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的竞争更多的是企业人才和创新能力的竞争，现代企业对知识和技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企业对人力资本和无形资产的投入越来越多，这些都将成为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但现行财务分析体系对企业人力资本和无形资产的分析较少，企业智力资本、知识产权和自创商誉等信息在财务分析中得不到利用。
3、忽视了对企业未来价值的预测
现行的财务分析过分重视企业资产的账面价值，而忽视了企业将来因继续经营而增加未来价值的能力，比如有些企业拥有良好的商誉，仅凭其产品的品牌就有很强的融资能力；有些高新技术企业在发展初期各项财务指标可能并不如意，但因其拥有高技术人才队伍和专利技术能够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利益和价值。但是这些信息在财务分析体系中却未得到充分利用。
（二）分析数据来源的局限性
财务报表的数据是财务分析资料的主要来源，而目前财务报表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财务数据是以历史成本报告资产、以币值不变为前提计价，这就使得财务数据忽视了技术水平、供求关系等因素对资产价值的影响；其次，由于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及其他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使得财务报表数据隐含着资产升值或贬值的情况；再次，目前我国的财务报表没有包含对人力资本等内容的计量和评价，而这些内容对企业决策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最后，财务报表存在人为粉饰的现象，这将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而影响财务分析的有效性。
（三）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首先，国有企业目前存在的财务分析方法主要采用的是比率分析法，而外部的信息使用者在使用比率分析法对企业进行比较前，必须先识别不同企业在会计政策和程序上的差异，并对这些差异进行调整，而普通的使用者很难做大这一点。其次，由于大量的重要信息未包括在公司的财务报表中，比如技术的发展、企业管理层的变换、竞争对手的活动等，这些信息对企业经营至关重要，这些信息无法进行定量衡量，而现有的财务分析主要采用的是定量分析法，这也将影响财务分析的准确性。
三、国有企业财务分析体系的完善
（一）加入人力资本分析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的竞争本质上就是人才的竞争，企业应当加强对人力资本的重视，并对企业人力资本进行科学有效的分析，正确认识企业的竞争力。对企业人力资本的分析可以通过量化指标和非量化指标进行分析：量化指标指相关人力资本投入产出比，通过分析人力资本投入后的产出效果，进而分析人力资本自身的能力和效率，以及人力资本为企业创造的价值；非量化指标则包括对员工的年龄、学历、拥有的专业技能等，对这些非量化指标进行分析，了解企业员工所具备的综合素质，定性分析其能给企业带来的竞争力。
（二）重视无形资产分析
在现代市场环境中，企业的专利权、商标权等无形资产对企业的长期竞争力至关重要，目前的财务分析体系没有考虑无形资产，忽略了无形资产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重要性，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务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在对企业无形资产进行分析时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1、定量指标
一是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很多企业对无形资产的投入比重远远超过了实物资产，尤其是对于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其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已达到50%-70%，可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无形资产越来越成为衡量企业长期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二是研发投入在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只有具备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研发投入在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能够反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企业在某一领域的持续发展能力。
2、定性指标
对于无形资产财务分析的定性指标包括企业创造的商业信誉和品牌价值等，这些定性指标是衡量企业无形资产的重要标准。在进行财务分析时，应当充分考虑这些指标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三）加强对非财务信息的利用
国有企业目前的财务分析体系只包括企业财务方面的信息，而忽视了对非财务信息的利用。企业内外部非财务信息的对企业的经营决策也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企业应当加强对这些重大非财务信息的利用，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综合分析。例如，可以与企业经营情况相结合对企业进行分析，一般来说，仅从企业财务指标数值上无法看出企业经营的具体情况，并且这些数值本身的意义也是有限的，只有详细分析董事会报告以及其他信息来源中与企业经营情况有关的信息，把企业经营情况与财务指标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对企业财务报表数据做出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也可以关注企业的顾客、供应商、竞争对手行为等信息，用以辅助企业的财务分析。
四、结论
总之，企业的财务分析体系的构建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科学、完善的财务分析指标体系能使企业正确认识自身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应当充分利用改进后杜邦分析体系，并针对现有财务分析体系的缺陷对其不断完善，包括在指标体系、分析数据来源以及分析方法方面的完善，使得财务分析工作更加健全、有效。
参考文献：
[1]陈华丽.构建企业财务分析体系的理性思考[J].财经界，2012；6
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党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各级公安机关要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强大动力，以“坚持科学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全面推动新一轮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发展进步，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以科学发展观推动新一轮公安工作发展进步，必须坚持把推进警务创新作为龙头
改革创新是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时代精神、所彰显的实践特质。就公安工作而论，改革的程度、创新的力度,决定了警务革新的幅度。为此，公安机关必须进一步增强解放思想的坚定性，进一步培养战略思维的能动性，进一步提升改革创新的自觉性，不断推动公安事业的长远发展进步。
观念创新。公安工作要适应形势的新变化、顺应群众的新期待、呼应社会的新需求，必须把创新的重点放在思想理念、思考模式、思维角度上,不断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民警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创新勇气。尤其要树立目标管理、科学用警、合理考核观念，强调精确打击、精密控管、精细服务理念，确保警务投入与效益产出形成合理正比；树立“有限政府、有限公安、有限行政”的思想，增强按政策办事、依制度行政的意识,确保该管的坚决管好、该放的坚决放开，真正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
机制创新。紧紧围绕落实“第一责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反应灵敏、运转协调、便于分散执勤与合成作战的公安工作运行机制；建立与公安工作运行机制相衔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分级负责、事权划分明晰、机构设置科学的公安管理体制；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符合事权划分基本原则，有利于公安机关职能作用充分发挥的警务保障机制，不断提升警务效能。
科技创新。公安机关必须大力推进警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不断提高信息服务实战的水平；必须坚持向科技要警力、要效率，不断加大科技建设投入、科技人才引进的力度；必须扎实推进“金盾工程”建设，依靠公安科技破获疑难案件和重大积案，不断增强公安工作的科技含量，真正实现警务由行政命令驱动型向动态警情驱动型、由案件主导型向情报主导型的转变。
二、以科学发展观推动新一轮公安工作发展进步，必须坚持把维护可持续稳定作为重点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是公安机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直接、最实际、最关键的行动。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维稳形势，公安机关必须拓宽维护稳定的视野，找准维护稳定的重点，强化维护稳定的措施,确保实现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动态性、可持续性稳定。
深化对敌斗争求“快”。公安机关必须进一步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进一步落实维护国家安全的措施,切实做到信息灵、反应快、应对及时、措施妥当，牢牢把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绝不允许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员形成组织，绝不允许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形成气候。
矛盾纠纷排查求“细”。公安机关要积极协助党委政府、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健全重大项目、重大决策维稳评估制度，落实维稳职责，堵塞管理漏洞,扼制矛盾根源。要健全统一指挥、协调有序、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处置突发事件工作机制。要从排民忧、化民怨、促民和出发，坚持和完善领导接访、领导包案和首接责任制，减少和化解涉法案件，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打击违法犯罪求“严”。要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把打击的重点指向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财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积极开展命案攻坚、打黑除恶、查禁“黄毒赌”等专项行动，最大限度地发挥严打整治效能，最大限度地挤压违法犯罪空间。要认真总结奥运/，！/安保工作经验，把非常态情况下形成的工作经验固化为常态工作机制，严防社会治安形势出现反弹。
三、以科学发展观推动新一轮公安工作发展进步，必须坚持把促进规范化执法作为关键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为此，必须以规范化执法为目标，进一步改进执法方式，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进一步提高执法质量，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社会平安、公平正义、公共服务的新期待、新要求。
以完善执法制度促规范化执法。要针对容易发生执法问题的重点岗位、关键环节，进一步严密各个执法领域、执法环节的实体性、程序性制度，健全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的执法工作机制，有效防止民警滥用自由裁量权，任意降格处理或顶格处理，切实消除执法上的漏洞。要全面清理现行公安行政审批事项，坚决取消缺乏法律法规依据的审批项目，使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以改进执法方式促规范化执法。要在执法中体现为民、在管理中体现利民、在服务中体现便民，重点解决执法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问题。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急需的事情入手,探索延时服务、错时服务、免费服务，推行“零距离”服务、“一站式”服务、“一条龙”服务。要进一步减少办事环节、缩短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进一步增强公安机关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软实力”。
以强化执法监督促规范化执法。公安机关要实行“阳光管理”，所有行政管理窗口单位除法律规定不能公开的事项外，依法向社会公开办事制度、工作程序、收费标准，让群众有更多的知情权、审议权、发言权和监督权，做到既管理有序、又透明高效。要严格落实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健全完善向人大、政府报告和接受质询制度，健全完善特邀监督员制度，拓宽和畅通监督渠道，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四、以科学发展观推动新一轮公安工作发展进步，必须坚持把打造和
谐型警队作为根本
在高举伟大旗帜、推进科学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道路上，公安机关担负着建设者、捍卫者的神圣使命。公安机关必须围绕打造和谐型警队的目标，不断提高队伍管理的精细化、科学化、现代化水平。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要教育引导广大民警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不断增强民警的宗旨意识、群众观念，使广大民警始终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作为永恒追求，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
[论文摘要]要使推进素质教育的改革更有针对性，就有必要实行换位思考即分别站在经济社会、国家、基础教育部门以及学生及家长的立场上审视作为素质教育对立面的应试教育，找到倾向应试教育人们思想动机后面的物质根源、制度背景，完整地把握应试教育的形成机制。
近年来基础教育旨在推进素质教育克服应试教育弊端的教育改革成效不够明显：应试教育批而不倒仍未得到有效遏制，素质教育倡而不立未能取得重大突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弄清作为素质教育对立面的应试教育的来龙去脉，实行换位思考即分别站到经济社会、国家、基础教育部门特别是学生及家长的立场上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应试教育，找到倾向应试教育的人们思想动机后面的物质根源、制度背景，从而把握住应试教育的形成机制，并以此为据有针对性地规划我们推进素质教育的改革。本文就此做些探讨，以就教于大方。
经济社会——国家双层诱导结构
教育是有功利性的，其功利性可区分为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个层次：其一，职业功利性。教育使人获得文化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及技能，从而具有从事一定工作的职业素质。其二，社会功利性。教育使人在政治思想素质、道德素质、身体素质等方面获得进步，有助于形成基本生活技能和社会交往能力，形成科学精神、民主法制观念、良好心理素质和行为习惯等，对成为合格公民具有重要意义。其三，人自身发展的功利性。教育促使人情感、趣味、特长、爱好、丰富个性的发展，虽就直接意义讲并无明确的功利性，但就其代表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和人自由全面发展未来前景以及这样那样地给予包括职业活动和社会生活以积极影响来说，也在无用外观下有着“无用之大用”的功利性。对于这三个层次的功利性，虽然国家与用人单位（经济社会的微观主体）有明显的态度差异，但综合起来又过分地向职业功利性倾斜，这就形成了应试教育的基本制度背景。
用人单位，无论是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还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为了实现其效率、效益的目标，都必然倾向于片面强调人素质中的一小部分，即与细密社会分工相联系而被高度强化了的人的职业素质，对人才选择持工具主义的立场。其实，工具主义立场对教育的影响是一以贯之的：中国最早的教育家孔子办教育是为实现其社会理想而培养人才，其实就是要把人打造成最好的政治工具；近代西方普及义务教育是为了适应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发展对有文化劳动力的需求；当代出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趋势，从根本上来说也不是出于人文关怀而是满足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对大量高职业素质人才的需求；即便现在人们批评应试教育忽略了人的身体素质、操做技能、道德情操、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工具主义的影响，是在抱怨现实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工具还不够精巧、强大、功能全面、适应性强等等。很显然，在要不要人的素质全面发展的问题上，用人单位实际倾向于为我所用的片面发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是社会阶层分化明显并频繁流动的社会，而支撑不同社会阶层定位的主要因素正是从事不同工作人们的职业素质，社会流动的主体则是正在谋取职业的青年一代。对渴望实现向经济收入、政治待遇、工作环境、社会声望、生活质量都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的青年一代来说，最现实的途径是求职，最基本的凭借是职业素质。对于无法以工作经历证明其职业素质水平的他们来说，相关学历就成了最主要的砝码。本来，高学历并不等于高职业素质，但用人单位在有选择余地的场合，都宁愿采用“用人高消费”的策略，其想法是经过教育体系内部有公信力的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以及其他各种考试层层筛选出来的高学历者必将具有超出一般人的职业素质或潜质。不仅国内用人单位这样看，连跨国公司来到中国也会入乡随俗专门挑拣名牌大学毕业生，就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于是，青年一代试图跻身于高社会阶层的竞争就被归结为争取进入高职业层次的谋职竞争，谋职竞争又被进一步归结为上大学的竞争、上优质中小学的竞争等等。在经过一连串的竞争、选择、淘汰之后，青年一代各自社会阶层定位的雏形也就显露出来了，配合并支持这一竞争过程的教育模式就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围绕高考所展开的教育教学过程不过是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争取进入以一定职业素质为支撑的高社会阶层竞争的预演版。
党和国家站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立场上，要求全面、均衡地实现教育三个层次的功利性，要求尽最大可能实现人全面素质的发展，并为此采取了不少措施。然而，应试教育还是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症。究其根源，从国家这方面讲，在制度安排上存在难以超越的现实局限性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其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任务使国家举办的教育对人才工具性的考虑不能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顶住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并实现振兴繁荣和走向现代化的目标，迅速发展经济成了当务之急。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要求教育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要讲求成本效益要首先满足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就成为必然的了。而经济社会发展向教育提出了多层次人力资源结构的需求：最大量需求的是受过义务教育的普通劳动者，接下来是大批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及其他形式培训的高技能型人才，再有就是少数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各类专门人才，最后才是极少数读过硕士、博士的高端人才。国家所构建的学校体系经过层层选拔挑选出“最适合教育的儿童”直到人才培养金字塔顶端这种制度安排，虽然不能将相差悬殊层次分明的以职业素质为支撑的社会阶层完全复制出来，但无疑能给众多受教育者阶层划分以一个大致的轮廓,于是应试升学就有了与社会地位提升相近似的意义。其二，国家举办教育的资源分配向顶端倾斜强化了人们上大学的渴望。在现实中，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可以享受到他只读过初中的同龄人几十倍上百倍教育资源的支持，让他日后在职场上具有后者无法企及的竞争力从而实现向高社会阶层的跨越。这样如何能抑制住人们不顾一切上大学的冲动呢？其三，国家举办的大多数中小学的现有条件难以兼顾应试与全面素质发展。我们是穷国办最大的教育，这个大主要就大在义务教育阶段。按现在大多数学校的办学条件，离实现全面素质教育的理想实在还相距甚远。必须承认，应试教育是一种比较“便宜”的教育（尽管存在淘汰过程中浪费大量人才的“外部不经济”现象），而素质教育则是“昂贵”的教育。素质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要有高超的教学艺术和管理水平，要在教会课本知识以外更强调发展动手能力、培养创新能力，要在智育之外强调身体素质提高和道德境界升华，必须以应试、素质两不误为前提。这一切都既需要国家和经济社会直接向学校大量追加投资，还需要国家和经济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间接地向学校提供有利条件。显然，这些都是今天所难以想象的，就如同我们难以想象大批农村中小学连基本教学条件都难以保证的条件下素质教育能有重大进展那样，就如同我们不能设想在社会上就业门路狭窄的状况下能使学生心平气和地接受高考落镑或进入末流大学现实那样，就如同我们不能希望在用人单位只认文凭不给低学历者展示才华机会以及用人单位重用人轻培训做法普遍存在情况下学生能不倾向于通过应试教育考大学那样。
高考——应试教育的导因
上大学尤其是上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的诱人前景对莘莘学子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求多供少、竞争激烈的局面可想而知。而现行高考恰恰是解决矛盾平衡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有效手段：其一，符合效率的要求。实践证明，高考能将考生中基础知识最扎实、学习能力最强的一部分人选，从而为高校教育质量提供生源方面的保障。同时，统一命题、标准、考试、阅卷、评分的高考组织形式，也能使大规模人才选拔成本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其二，符合公平原则。在中国这个最讲人情、关系的国度里选拔人才，必须最大限度地压缩主考方的自由裁量空间，必须摒弃一切人情、关系的干扰，把一切交给六亲不认的书面考试，才能保证应试者不因地域、出身、外貌、言谈、贫富、人缘而受到区别对待，从而才有选拔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其三，具有强大的学习动员功能。以高考为核心，中国基础教育才建构起包括高考前的模拟考试、初中升高中考试、期中期末考试等在内的强有力的以考促学的体系，经常不断地督促青少年努力学习。近三十年来，老百姓节衣缩食望子成龙，孩子们起早贪黑无怨无悔，甚至把智力开发延伸到幼儿园、婴儿摇篮，中华民族有史以来还未曾有过如此遍及全民的尊重知识、尊重教育的景象。如果没有1977年恢复并持续举办的高考，这一切难道还能想象吗？
高考的内容仅涉及若干核心课程，在这根无形的指挥棒下，核心课程受到高度重视，其他课程则被冷落。那么，这里有什么道理呢？笔者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其一，核心课程是进一步学习各类专业知识技能从而最终形成职业素质的基础，这个基础越深厚越扎实，则大学培养人才的效率就越高。如果过分扩大高考涉及的范围，不仅会削弱这个基础，同时也会更进一步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因此是不可取的。其二，全面素质教育强调的许多内容无法以书面考试加以衡量。比如说我们不能根据考试成绩判断考生是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无法认定他是否具有科学精神，更难以推断他融入社会时是否会发生困难。其三，以少数核心课程为高考范围，一定意义上还是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考生的保护，以免他们落入更加不利的竞争地位。然而，高考决非尽善尽美，它在给基础教育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也引发了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在以若干核心课程为内容、以统一标准书面解答为形式的高考面前，素质不如能力更不如知识，全面素质发展敌不过考试本领高强。于是，应试教育的局面就被现实功利驱动下的人们所共同打开了。
学生及家长的理性应对与基础教育的现实抉择
在现阶段，人的成长与谋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人们总是根据谋生利益最大化来规划其受教育过程的。既然社会上越来越多被看好的职业岗位设置了学历高门槛，那么必将引导人们选择上大学上好大学来圆自己的人生梦，引导人们在高考前的十余年间，争取上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并力争成为一次次考试成绩的领跑者，如此一来就是片面发展的应试教育而不是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更适合普遍的需要了。上有以不同职业素质为支撑的阶层差异，中有以高考成绩为依据的大学教育资源分配，下有应试学习与应试教育，这是合乎逻辑的。
应试教育根深蒂固、素质教育举步维艰，与当今青年一代对通过应试实现人生价值的高度路径依赖密不可分。其一，应试教育成了出人头地的主渠道。与前、中大为不同的是，现在大学招生逐年攀升，已由恢复高考之初的20多万人猛增到2005年的475万人；党提出了选拔使用干部的“四化”标准，大学学历已经成了提拔重用的必备条件；知识分子也不再是被重点改造的“臭老九”，其经济、政治地位已今非昔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规模庞大，要求也越来越高……相形之下，以往通过入党、当劳模、参军提干获得提升等老路子反倒越来越不好走了。其二，应试教育路径透明、公平、速效。在青年一代看来，在高考中胜出，只要靠考分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争取到人生的主动，与其他人生阶段其他形式的竞争相比，高考的成功率相对高、付出相对小、收益相对大。
在以往讨论推进素质教育问题时，有两点经常被忽略：一是提高素质的教育条件，二是实现素质价值的舞台或资格。如果注意到它们就会发现，原来上大学上好大学竟是如此重要：大学能给任何中小学所无法给的发展综合素质的优越环境，特别是帮助人具备专业职业素质的条件，大学能让人获得在有严格学历要求的高层次职业舞台上展示才华的资格和机会。完全离开应试上大学的制度背景来推进素质教育，就会面临“要素质而素质发展不可持续”的窘境。2004年，被公认为素质教育搞得有起色的南京市高考成绩大幅下滑，在江苏省位列倒数几名，其结果是应试教育全面反弹、“县中模式”大行其道，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最后我们再来看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小学。
必须承认，一切合格的、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都会自觉地担当起教育的社会责任，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努力贯彻党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但在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又要担负对一个个学生人生未来的责任，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将少不更事的孩子交到手里时，他们感受到的定是沉甸甸的托付。近年来，社会竞争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明显拉大，即便那些学业有成找到不错工作的年轻人都感到成家、买房、治病、养老等来自生存的压力，更别说那些考不上大学在家无所事事的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了。在如此背景下执教的教育工作者顺应潮流也就很自然地将应试教育看成了教书育人的题中应有之义。进一步看，先有应试学习后有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真正的主导方是学生及家长，把批判应试教育的主要矛头对准教师、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实在是找错了对象。亿万学生及家长接受基础教育最普遍最真实的动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学习决定考试成绩，考试成绩决定未来命运。学生及家长为了职业理想、经济理想、社会地位理想和家庭生活理想而数十年如一日地苦学、苦熬，付出金钱、人力、情感的高昂代价，很自然地会倾向于选择那种能配合其实现理想的教育形式，选择那些最符合要求的学校、教师，选择那些最与实现理想紧密相关的学习内容。人望幸福树望春。正是来自民间分散而又汇集起来的这种教育价值选择趋向的力量，强制着中小学必须跟着走而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谁要是应试不力，学生及家长就“用脚投票”不再给他经济赞助，学校就没有声誉招不来优秀学生，教育主管部门就脸上无光就不待见他，地方政府就没有政绩就不给他充分的财力支持。应试教育就是这么来的。你可以对应试教育批判、改造、完善、扬弃，但不能对它置之不理，除非你能取消高考并彻底堵住由社会基层向上流动的这条道路。
参考文献
[1]秦纳.透视学历社会[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50.
2006年，企业对于IT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信息化将进入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在采购模式上，用户日益迫切的需求是整合性的解决方案而非单个产品。
飞利浦多媒体显示设备事业部中国区总经理 郭元龙
我们对2006年大屏LCD的市场前景非常看好，这一年将成为大屏LCD的主流年。我们相信，2006年会是19英寸的天下。国内家庭大屏LCD市场将迎来“雪崩”时代。
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林正刚
在2006年，一直到可预知的未来，我们会看到，利用基于网络的虚拟技术将不断推动变革以提升生产率，帮助国家和企业在全球市场中获得竞争的优势地位。虚拟技术将成为推动未来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福建星网锐捷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中东
绝大多数企业和行业用户已经从业务运营和内部管理方面都实现了网络化。因此，企业和行业对网络设备的需求正不断扩大，安全、可信已经成为2006年以及未来几年网络信息化建设的重点。
浪潮ERP市场总监 高传贵
2006年,符合客户管理特性的分行业ERP和集团管理软件（GMC）仍会是管理软件的市场重点；中小企业用户的需求也将由厂商营销进入到自我需求驱动的阶段。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 牛岛升
2006年，中国信息化建设会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在此基础之上，环保公益、中小企业和技术创新将成为明年的产业关键词。IT产品也呈现出体积更小巧、使用更方便、价格更便宜、速度更快、外观更时尚的发展趋势。
联想中国商用台式电脑营销部整合营销高级总监 汤捷
我们认为，2006年PC市场将继续保持增长趋势，中小企业市场将逐渐成为成长潜力最强的板块。 虽然PC市场已经是成熟市场，但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仍能为这一市场提供强劲的成长动力。
方正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施文洪
IT行业的发展趋势是技术走向融合，在这种融合的大趋势下可以预见，2006年以及未来的信息安全产业发展趋势是软件安全产品硬件化、产品功能合一化（UTM）与硬件平台多元化。
北京海龙资产经营集团公司董事长 鲁瑞清
未来几年，行业洗牌在所难免。也许就在2006年，我们会看到不少IT卖场重新整合的局面出现。当然，电子市场行业也会因为这样的优胜劣汰而继续朝着更理性、更规范的方向发展。
浪潮(北京)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副总裁 彭震
2006年，服务器市场将呈现理性、平稳增长的势头。在产品方面，双核和刀片服务器会继续成为整个行业的热点。中小企业市场将持续增长，用户将更注重应用和服务，因此，2006年国内服务器厂商应该走技术创新，细分差异化市场的健康发展道路。
富士通个人电脑大中华区总经理 蔡慧思
展望2006年，笔记本电脑市场的容量将继续扩大。对于厂商来说，与其追赶一时的潮流，不如踏踏实实从用户需求出发，为市场提供高品质产品，以优质的服务体系为后盾，创造渠道伙伴共赢的局面方为长期发展之道。
Sun数据管理事业部大中国区总经理 Brian Knott
IT管理已经从“IT设备为中心”向“数据价值与流向为中心”转移。我们相信，2006年，企业将更加关注端到端应用，从最初的具体应用产生到最终归档的信息生命周期管理，以及采用身份验证、权限授权、管理、审计等技术来保证数据安全，降低运营风险。
戴尔中国市场总监 阚孝全
2005年，双核处理器的闪亮登场对PC行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此，戴尔适时推出了双核台式机产品，以满足用户对设备平滑过渡的需求。展望2006年，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现有技术的日益成熟，PC行业的标准化进程也必然进一步提速，戴尔公司将继续积极参与到标准化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进程当中去。
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林杨
2006年，分销行业会继续呈现增长势头，会有很多兴奋点产生。我们可以看到有太多机会要把握，有太多事情可以做。对于神州数码来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顶住这种诱惑，对业务理智地进行取舍，坚定地不去涉足某些业务。
曙光渠道拓展事业部总经理 任京
各行各业的信息化建设正走向深化，由此带来对中高端服务器产品的需求增加迅猛，双核服务器将对此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2006年，曙光预计，基于双核的机群、四路乃至八路的产品份额将迅速提升。在此过程中厂商基于自主创新的中高端产品研发能力、与大型软件供应商的协同能力、持续增强渠道合作伙伴技术实力的能力将成为能否赢得机遇的三大关键。
北京江民新科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陶新宇
2006年杀毒市场竞争会向规模化、品牌化、本土化、专业化发展，实力弱、品牌知名度低的厂商将会被淘汰，一些产品线过长的厂商也将处于竞争劣势。在产品方面，2006年杀毒产品的需求将会更趋于多样化，同时，智能手机的普及也将带动手机杀毒软件市场的形成。
专家视角
行业信息化市场潜流涌动
文 易观国际IT产业研究总监 杨青峰
行业信息化加速变革
在行业改革和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随着IT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从2006年开始，行业信息化将出现以下的变革趋势：
改变应用深度：商业智能技术的发展，行业决策方式的变化，使原来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深度应用从必要性和充分性两方面成为可能。行业IT应用将从传统的注重功能实现到信息内容挖掘应用发生转变；
改变应用主线：各大行业都先后走向了全面市场化，要使“以客户为中心”的要求落地，信息系统的建设就需要从原来的以业务为主线构建转向以客户为主线来构建；
改变应用主导权：软件的构件化实现了应用主导权向用户转移。对于用户来讲，以往是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信息系统提供商，现在构建新系统更加灵活，带给用户更多的自由选择。
改变应用广度：企业间竞争转变为供应链竞争，企业信息化建设已经延伸到企业的外部，构建基于供应链的信息系统成为必然，行业信息化应用将由企业内部应用到供应链应用进行延伸。
改变应用完整性：应用的完整性包括业务重组、系统整合、信息深度挖掘、供应链信息整合等等。行业信息化的发展对应用完整性提出了新要求。要求不仅仅表现在功能方面，还将改变企业经营与信息化的基本观念，由原来想好管理，再进行信息化，到现在呈现出不考虑信息化就想不好管理的趋势。由此，信息化的实施方法和过程在今后五年将有所突破，不会完全再是BPR――IT规划――系统实施的老路。
从增长率角度来看，随着以上改变的加速，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同时行业改革的继续深入，也将带来行业的需求变化，行业信息化市场在这两个因素的促进下，将加速增长。2005年行业信息化整体规模将达到2695亿元，到2009年市场将达到4274亿元，年平均增长率将达到12.6%。
四大行业信息化增长最快
研究显示，伴随行业改革和IT新技术应用，银行业、电信业、物流业、中小企业将成为今后五年行业信息化成长最快的领域。
银行业：银行业IT投资规模随着中小银行系统建设新的出现在高速发展。另外，银行新的需求也纷纷出现，如银行核心业务系统加强对混业经营与股改的支持；银行决策的量化以及信息系统智能化；银行风险增加要求加强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数据大集中之后的灾难备份与数据恢复；IT外包服务等。
电信业：在IT咨询领域，电信业的咨询业务主要集中在系统规划、流程重组、应用集成、高端应用系统的实施、3G牌照发放后运营商对业务的整合等方面。在集成与开发领域：高端应用系统（CRM、BI）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运营商对安全风险问题（如容灾、收入保障）也更加重视；企业管理的信息化（财务、人力资源等）等需求强劲。在IT服务领域：国外网络代维运作经验的继续引进，数据中心、容灾中心的大量建设都对IT外包服务提出了新需求。
[关键字] 生物制药；行业现状；发展
中图分类号：R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6）08（b）-0000-00
生物医药是现代生物技术生产中的重要产品，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生物技术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生物制药产业是制药业中发展最快、活力最强、技术含量最高的领域之一。我国把生物技术列为一门“前沿技术”，加强生物技术各领域的应用，把生物技术作为未来高技术产业赶超的重点。生物医药和生物制药领域是重点发展的领域，我国生物产业发展必须加快其规模化、集聚化和国际化进程。目前，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已经具有良好的基础，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生物医药产业相比还存在差距，必将经历从科研到产业化的艰难之路。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力度支持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创造出巨大的市场空间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生物制药技术基础及产业链
现代生物技术也可称之为生物工程，是新的科学技术支柱之一。生物技术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在医药卫生领域得以广泛应用，并取得显著成效，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迅速成长。生物制药这一制药技术，以基因重组、单克隆技术为代表，通常在大规模、集中化的发酵工厂进行，它的生产过程既不同于传统的化学药物，也不同于从动、植物中提取的药物。生物工程技术制造药物，首先通过基因工程或细胞工程培养出“工程菌”或“工程细胞株”，然后再利用现酵技术进行大规模的培养，从中提取出所需的药物。生物药在分子结构、物化特性、制备技术等方面与化学药不同，综合利用了微生物学、生物技术等科学的原理和技术，从生物体、细胞、体液等提取制造一类用于预防、治疗和诊断的生物工程制品。这一制品具有高效性，对疾病也具有鲜明的针对性。生物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新科学知识的产生与应用，生物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生物产业正加速着新的技术时代。
生物制药业作为典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技术、投入、收益、风险四高及低污染的特征。制药行业产业链可以简单分成研发、测试、上市销售三个阶段，组成生物制药产业链的各环节与传统制药行业基本一致，但在每个环节上的技术基础差异很大，主要的生物制药技术如基因重组、单克隆等均源于上世纪对细胞内部结构的突破性发现。生物工程药物的发展，给制药工业带来一次革命性飞跃，将在持续提升人类的医疗保健水平上发挥重大作用。
二、国内生物制药行业发展现状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庞大，但自主研发能力仍很薄弱，药品生产以仿制为主，原创性药物较少，生物医药关键技术和国际水平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培育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并大力促进整个产业参与国际竞争，将成为提升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关键。
（一）行业起步较晚，行业产销均保持较快增长。
在市场需求旺盛和政策大力扶持等利好因素的推动下，2012年我国生物药品制造业实现工业销售收入1775.43亿元，同比增长19.42%；2013年生物药品制造业需求稳定增长，实现销售收入2381.36亿元；2014年我国生物医药行业虽然受到药品持续的降价和医保控费政策的双重影响，实现销售收入2749.77亿元，收入和利润增速远超当年GDP增速，分别达到13.95%和11.82%，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2013-2015年，我国生物医药产业产值年均增速达到20%以上，这不仅推动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投放到市场，还集聚形成一批年产值超百亿元的企业，大大提高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集中度及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
（二）行业技术落后于国外技术，行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大型企业占比偏低。
我国生物药品制造业中，产品多集中在较为低端的仿制疫苗、血液制品行业，技术壁垒较低。支持我国生物技术产业化的设备、技术落后及生物技术的产研脱节等因素是导致我国生物技术产业化水平低的主要方面。2012年，我国生物药品制造业总资产达1848.07亿元，同比增长14.9%，小型企业资产占比为38.02%，大型企业资产仅为17.17%，大型企业占比明显偏低。我国生物技术公司特别是创业型企业面临众多压力，缺乏拳头产品，企业发展规模小，产品产业化程度低下，众多问题都在制约我国国内生物制药行业的发展。
（三）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已经具备较强的基础。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生物技术领域的基础技术和实验室阶段等都已接近国外先进水平，明显缩小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国际上，美国、日本和欧洲是生物制药业的主要集中地，所开发的产品及市场销售额都占居全球优势。美国作为生物制药的发源地，拥有经费投入、产品开发和研制、产品生产和市场上的国际领先优势。多年来，政府支持、国内外风险投资的增长、大量跨国生物制药公司进入中国，这些都为中国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我国必须通过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物制药，进一步完成医药行业的产业升级换代，占领未来全球生物制药制高点。
三、生物制药行业要以高端生物仿制药和CRO为发展突破口
生物类似物是我国生物制药表现最为活跃的领域，是CRO（新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快速发展的要素之一。现阶段在生物制剂市场上，跨国制药企业占据垄断性地位，拥有绝对的技术优势，成为中国企业在行业发展中的巨大障碍。中国生物医药行业仍存在多重瓶颈有待突破。国内生物制药行业以高端生物仿制药和CRO为短期内最有希望取得关键性突破的环节。生物仿制药和CRO共同的特点是需求增长较快、前景明朗，国内的成本优势明显；不同的是CRO未来市场规模较为有限，而生物仿制药市场规模较大，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支撑作用。
（一）高端生物仿制药
生物仿制药特别是单抗等高端生物仿制药的技术壁垒较高，未来需求巨大，在一定程度上对仿制药企业的利润水平和发展速度提供了保障。目前全球对生物药的需求巨大，但是生物药的价格较为昂贵，对其普及造成限制。我国生物制药产业起步晚，发展快，但当前许多前沿生物技术仍落后于欧美等国家，通过仿制药物仿创结合，加以系统集成，既能实现技术上赶超的目标，也能满足当前我国防治重大疾病、应对突发疫情及处理重大卫生事件的用药需求。我国要改善生物制药行业所处法律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快中国版生物仿制药审批通道，为国内高端仿制药发展扫平道路；加强对生物制药产业链监管的整合，改变目前各个环节互相分割的监管现状，进而加速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化进程。
（二）CRO
CRO是一种学术性或商业性的科学机构，是通过合同形式向制药企业提供新药临床研究服务的专业公司。CRO 作为制药企业的一种可借用的外部资源，其显著的作用就是能降低整个制药企业的管理费用并大大提高效率。CRO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组织起一个临床研究队伍，该团队体现出高度专业化及丰富的临床研究经验。由于目前生物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和风险不断扩大，生物医药企业无法具有产业中所包含业务的全部优势，必须借助外部资源即专业的研发机构才能促进生物医药的发展。近年来，中国行业发展迅速，成为世界医药外包的热土，已经超过印度成为亚洲研发外包首选地。未来，欧美市场的增长率预期会下降，而亚洲新兴市场的增长率将不断提高，这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随着人力成本的提高，中国CRO企业的成本优势逐渐削弱，国内企业未来发展必须在提升研究品质和为客户提供定制服务两方面需找突破口。
四、生物制药行业前景展望
面对产业竞争和发展的新要求，我们要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用改革创新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在医疗改革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国家持续增加对全民大健康产业的投入，这为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预测，2020年我国生物医药市场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生物医药市场，仅次于美国。生物医药在治疗肿瘤、冠心病、神经退化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及血液替代品的研究开发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我国“十三五”期间，生物医药产业将重点确定为大力发展重大疾病化学药物、生物技术药物、新疫苗、新型细胞治疗制剂等多个创新药物品类。这充分表明我国将加大生物医药的研发力度，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未来的市场潜力必将十分巨大。
产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产业政策对生物制药形成了较大的支撑，生物医药产业被确定为我国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一。生物制药是生物技术的重点应用领域之一，我国未来医药工业要实现升级发展，关键是要落实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逐步缩小与制药强国在创新能力上存在的差距，既要把创新摆在医药工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也要把增强技术实力作为建设医药强国的战略支点，不断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进一步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规模化、集聚化和国际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马丽梅，赵洁.《生物制药技术探析》.中国科技博览第18期，2011.
